法律结业论文十篇

法律结业论文篇1

3、法律实践（社会实践）的内容应限定在立法、执法与司法范围内。参加毕业实践活动的学员应根据法学专业的特点，结合毕业论文的选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律实践。实践单位和形式自己选择。4、法律实践（社会实践）的成绩考核以学生提供的书面材料为依据。字数不少于20__字。

5、法律实践书面考核材料经审核合格后给予相应的学分。没有参加社会调查、未交法律实践书面考核材料者后成绩不合格者不计学分。

6、对法律实践书面材料考核的内容有：法律实践时的基本情况与表现：书面考核材料的内容与文字表达。法律实践成绩评定办法：

法律实践书面考核材料由指导教师凭此规定成绩。电大分校负责法律实践书面考核材料的成绩审核。

注：法律专科要求撰写的是：社会调查；法律本科要求撰写的是：法律实践。

二、毕业论文：

1.毕业论文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模式改革与开放教育试点”法学专业本科的集中实践环节之一。

2.学生毕业论文安排在修完全部专业主干课程，已修课程达到最低毕业学分80时进行毕业实践环节。

3.毕业论文是实施法学专业教学计划，实现培养目标的必不可少的实践性环节，是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检验学生学习效果和理论研究水平的重要手段。

4.毕业论文的选题应当在法学专业范围之内，并符合法律专业的特点。选题时应当结合我国司法实践，选择应用性强或者当前司法实践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作为毕业论文的主要方向和主要内容，鼓励学生对我国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探讨。

毕业论文的形式应为学术论文，本科字数不少于6000字，专科不少于5000字。

6.毕业论文的要求：学生应在事实求是、深入实际的基础上，运用所学的知识，独立写出具有一定质量的毕业论文，毕业论文应观点明确，材料详实，结构合理，层次清楚，语言通顺。

7.毕业论文评分标准为：优秀、良好、中、及格、不及格五等，凡是成绩在及格以上者，给予5学分。

（1）优秀：观点明确，论述充分，论证严谨，有一定的独创性，科学性较强，文章结构完整，层次清晰，语言流畅，格式规范，答辩中回答问题正确，重点突出。

（2）良好：观点明确，内容充实，有一定的理论性，论证较为严谨，逻辑性较强，文章结构完整，层次清楚，语言流畅，答辩中问题回答正确。

（3）中等：观点明确，内容较为充实，有一定的理论基础，论证较为严谨，逻辑性较强，文章结构完整，层次较为清楚，语言流畅，格式较规范，答辩中问题回答基本正确。

（4）及格：观点明确材料较为具体充分，能运用所学的知识阐述自己的观点，结构较为完整，层次较为清楚，语言流畅，格式较为规范，答辩中问题回答问题基本正确。

（5）不及格：有下述情形之一者为不及格：观点不明确或有严重的政治性错误，材料空泛或虚假，论证片面、紊乱、无逻辑性、结构不完整、层次不清楚、语言不流畅、文章体裁不符合规定，字数少于要求的字数，有剽窃、抄袭、由他人或者其他弄虚作假的行为，答辩中不能回答问题或者表现出对自己论文的内容完全不熟悉。

注：本科的学生要求100的答辩，并且在答辩时用幻灯片的形式演示自己论文的主要内容。专科的学生不要求答辩，省校对学生的论文按30的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复查，如果有成绩不符者，要求对所有的论文重新进行审查。

三、相关的要求：

1、学生应该和指导教师及时联系，有任何的问题和指导教师联系。

2、学生最好每次给老师提供打印稿，论文要求有一稿、二稿、三稿（定稿）。论文和实践的定稿要求用A4的纸、宋体4号字打印出来。

法律结业论文篇2

素质教育的提出，是针对“应试教育”中存在的弊端而言的。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目前，高教学术界有些论者在探讨论述素质教育方面的问题时，一般将素质教育概括为四个大的方面：即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在高等学校教育中，法律专业教育是指以培养法律专业人才为目标，法律专业的课程设置、教材选择、活动内容，都要直接或间接围绕法律专业的培养目标来进行法律专业教育。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以及世界经济全球化、法律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社会法律行业对我国的法律专业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水平、高质量的法律专业人才必须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才能胜任法律职业工作，公正地执法，实现法律的价值并维护好法律的尊严。因此，法律专业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要以培养高水平、高质量的法律专业人才为主要或首要目的来进行。素质教育中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四个方面正是一个优秀的高级法律专业人才所应具有的综合素质。其中，思想道德素质是方向；文化素质是基础；业务素质是核心；身体心理素质是保障。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法律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法律专业教育对法律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蕴涵在素质教育的本质之中，素质教育的本质要求正是高等教育中各种层次教育及各类专业教育对人才培养要求及标准的总纲。

二、法律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

法律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可以从素质教育包含的四个方面具体展开论述：

在思想道德素质方面：思想道德素质教育保证了对法律专业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正确方向。

在人的综合素质中，思想道德素质居于核心地位。意大利诗人但丁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一个知识不全的人可以用道德去弥补，而一个道德不全的人却难以用知识去弥补。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以德治国”，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有一些以德治国方面的论述：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又如：“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我忧也”（《论语·述而》）等，这些精辟的言论，阐明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对德育教育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在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们的各种交往活动不仅需要法律来约束其行为，而且更加需要道德力量来发挥主导作用。在教育领域，要贯彻落实“以德治国”的思想，并要把“依法治教”与“以德治教”及“以德育人”紧密结合起来。作为法律专业教育，要培养高质量的法律专业人才，首先就要注重培养法律专业人才的思想道德素质。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试想一个法律专业人才不具备优良的思想道德素质，他在今后从事的相关法律工作中，不公正执法，会给他人带来怎样的伤害，在社会上造成怎样的恶劣影响。因此，法律专业中思想道德教

育的宗旨要为社会主义法的实施与实现服务，要同社会主义法的价值相符合，即要同社会主义法的自由价值、法的平等价值、法的安全价值、法的秩序价值、法的正义价值、法的效益价值相符合。我国法律专业人才在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应包括社会主义政治思想道德素质教育与法律专业思想道德素质教育两个部分。法律专业人才不但要加强自身社会主义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而且更要注重加强自身法律专业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政治思想道德素质方面的教育是基础性和通识性教育，本文着重论述对法律专业大学生法律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问题。笔者认为，对法律专业大学生在法律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应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树立追求真理、维护正义的崇高理想。对真实和真理的探求是法律活动的基本特征之一。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是一部法律发展史。人类社会的法律活动是一个不断发现真理并接近真理的过程。同样，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对正义内涵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和完整，并且也越来越得到普遍的认同。人类对真理和正义的探索过程是发展中有进步，前进中有曲折，其总的发展势态呈现出螺旋上升发展状。对法律专业人才法律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要注重培养法律专业人才在法律实践中把对正义的良知和对法律的理解结合在一起，而不能只满足于学习法律的职业逻辑规则和职业逻辑形式，要根据自己的真理观和正义观面对事实作出回答，这是现实社会不容回避的事实。

二是坚定崇尚法律，法律至上的信念。崇尚法律，法律至上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之所在。在依法治国的国家里，法律应该是公意的体现，正义的化身和权威的来源。人类社会除道德舆论评判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外，法律制度应成为评判人类行为的尺度和准绳。回顾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一部充满艰辛和坎坷的法律发展史。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商鞅变法、清朝的戊戌变法等事例都是人类要求变法求进步的血泪史。因此，不畏强暴，不谋私利，崇尚法律，捍卫法律是法律专业人才必备的职业思想道德品质。

三是培养恪守法律职业伦理道德的精神品质。法律职业伦理主要包括崇尚法律真实以及崇尚程序公正和崇尚自律精神三个方面。崇尚法律真实是法律职业伦理道德中最基础的部分。歪曲法律事实所进行的程序公正将会对法律事件作出不公正的评判，更找不到法律从业人员的自律精神之所在。崇尚程序公正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崇尚程序公正是维系法律职业中法官、检察官、律师各角色相互间对法律事件展开抗辩的前提条件，因而也可以说是保证法律正义和法律正当性的前提条件。自律精神是法律职业共同体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自律精神需要通过教育和训练而获得。除注重个人自律外，法律职业共同体更需要注重行业自律，即对法律规范的自觉服从。崇尚自律精神才能突现出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的优秀形象。在文化素质方面：文化素质是法律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基础组成部分。文化素质是一个人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方面的文化素养和品质。它是一个人通过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和人文科学知识的学习和长期积累，逐步内化和升华而形成的。文化素质也是培养法律专业大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的基础。纵观历史，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经历了综合、分化到综合与分化并存的发展趋势。在中外教育史上，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古希腊的”七艺“—文法、修辞、逻辑、音乐、算术、几何、天文都是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浑然于一体的。从历史的和辩证的观点来看，这些教育模式就是为当时的统治阶级培养全面发展的人。50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仿效前苏联的办学模式，设置专业强调按国民经济计划对口培养专门人才，以”专才教育“的思想制定专业培养目标。当时的教育模式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急需的专门人才，是符合我国当时的国情的。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专业教育培养模式已远远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专才教育“使本科专业的划分越来越细，人才培养的口径越来越窄，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不宽，文化素养不高，所培养的专门人才的社会适应性很差。因此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的通才既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符合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需要，也是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改革的步伐以及扩大对外改革开放并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需要。

大学素质教育中的文化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结为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融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可以从三个层面着手：一是科学技术知识与人文社会知识的融合；二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三是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的融合。

在高度发达的科技与经济以及人们的社会交往与信息交流日益频繁的社会里，法律专业人才如果要想在法律社会实践中游刃有余，就必须加强综合文化知识的学习。结合高素质法律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对法律专业人才文化素质的培养应根据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三个层面来进行教育。首先，在科学技术知识与人文社会知识融合的层面上，法律专业学生除掌握本专业所必须学习的书本知识外，在人文社会知识方面，应加强对文学、历史、地理、哲学、美学以及音乐艺术等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在科学技术知识方面，除掌握数学、物理、化学等基本理论知识外（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基础理论的衔接问题不在此赘述），还要掌握现代计算机有关知识并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以后的职业发展方向对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知识有所涉及了解。同时应了解现代科技的最新发展动态与趋势，对现代信息特别是法律专业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势态及发展方向有所掌握，要与社会时代的发展同步，做一个观念先进，思想通达的高素质法律人才。法律专业的学生应努力汲取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明的精华部分及优秀成果，增加对自然界的理解，对人类社会的理解，对人类文明的理解，随时准备在今后的各种法律实践活动中为我所用。其次，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的层面上：作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该努力培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其中，在科学精神层面上就是要培养法律专业的大学生具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不墨守陈规、勇于探索、不迷信权威的大无畏精神和科学精神。在人文精神层面上就是要培养法律专业人才正确地认识和理解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正确地协调好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以及处理好人类社会自身的协调问题，促进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把握社会的发展趋势并深刻理解法律的精神。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正是一个法律专业的学生必须培养和具备的一种经综合了的内化并升华的人格品质。最后，在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融合的层面上：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既包括科学的思维方法又包括技术的研究手段。其中，科学的思维方法包括哲学思维方式、逻辑思维方式和形象思维方式。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益的发展，现代技术的研究手段越来越智能化。因此，科学的思维方法与现代先进技术手段的结合能够促进并加速问题的解决。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历史的、系统的和经验的总结，是人类社会宝贵的财富。在进行法律专业文化素质教育时，要引导法律专业的学生充分加以学习并努力运用于法社会实践中去。

在专业素质方面：业务素质在法律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中是核心部分。高等学校是实施专门教育，培养各个学科领域和各种行业（职业）的专门人才的教育机构。我国高等学校实施专门教育，是根据学科或社会行业（职业）部门分类设置专业的。为了拓宽专业范围，有的大学试行按系科组织教学。但不论按专业或按系组织教学，都是实施专门教育的组织形式，都具有一定的专业目的性或职业倾向性。为了实现法律专业培养目标，要求教学计划的整体要符合法律专业培养目标，然后对整体教学计划进行分解，使每门课程、每种教学活动都要直接或间接围绕着法律专业培养目标来组织。法律专业的设置以培养高素质法律人才为宗旨。我国法律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应根据时展的需要，结合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科学技术的状况，培养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法律专业素质过硬的复合型人才，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法的本质与法的作用的具体体现。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各种信息瞬息万变。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步伐加快。2001年12月11日，中国以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

法律结业论文篇3

[关键词]小微企业;法律风险文化;培育与推动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2)09-0020-05

在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以及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力相对较弱的小微型企业面临更大的挑战。进入21世纪之后,企业竞争已进入“文化制胜”时代,小微型企业应该加强企业文化的建设以提高自身实力。企业法律风险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中,一直被忽视。为此,笔者通过实证考察方法对广东省小微企业进行了调研,一方面了解小微企业法律风险文化建设状况;另一方面为其法律风险文化建设提供一条可行路径。

一、问题设计与调查方法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为全体员工所认同并遵守的、带有本组织特点的使命、愿景、宗旨、精神、价值观和经营理念,以及这些理念在生产经营实践、管理制度、员工行为方式与企业对外形象的体现的总和。[1]从广义角度企业文化一般分为四个层面,即企业物质文化、企业行为文化、企业制度文化和企业精神文化。优秀的企业文化应当是四个层面的有机协调和统一。企业物质文化是一种以物质形态为主要表现对象的表层企业文化,主要包括企业生产经营所创造的物化成果、企业环境、承载企业历史的展示场馆等。企业行为文化是指企业员工在生产经营、学习娱乐中产生的活动文化,主要表现为企业人行为、企业模范人物行为、企业员工群体行为。企业制度文化,包括企业领导体制、企业组织结构和企业管理制度等方面,是一种约束企业和员工行为的规范性文化。企业精神文化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精神成果和文化观念,包括企业精神、企业道德、企业价值观念等内容。如果企业文化由多个分支文化构成的话,企业法律风险文化应当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分支,依照逻辑推理,企业法律风险文化也应当包括上述四个层面。为了对小微企业法律风险文化建设做一个全面的了解,笔者课题组基于分层抽样样本选取方法,在广东全省抽取了八个小微企业较为集中的市或县,涉及企业200家;调查问题涵摄企业法律风险文化四个层面的基本问题并据此设计问卷。问卷包括了23个问题,内容覆盖企业交易项目,投资项目可行性论证,资信调查,项目担保,合同审查,知识产权风险防范等诸多业务环节和管理流程,涉及工业企业、建筑业企业、批发业企业、零售业企业、交通运输业企业、住宿餐馆业企业等。此次调查发放调查问卷200份,收回问卷186份,其中有效问卷171份,有效回收率85.5%。与此同时还对部分企业高层和中层管理人员进行了单独访谈,访谈笔录54份。通过调研获得了丰富的调研数据,问卷调研情况具有一定的覆盖率和典型性。

二、调研结果分析与结论

结合问卷统计结果,笔者拟从企业法律风险文化表征的四个层面对小微企业法律风险进行分析诊断,以求得小微企业法律风险文化建设状况。

(一)小微企业法律风险意识不强,精神文化缺失

法律结业论文篇4

关键词：经济法；司法考试；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2－0240－02

经济法是一门理论性与实务性较强的学科，具有公法与私法相融合的特性，注重法律与经济的结合，涉及内容极其广泛。在司法考试背景下，经济法教学中应本着理论联系实际、兼顾基础与技能的原则，使学生对经济法律制度的掌握既全面又有所侧重；在保持课程基本内容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兼顾内容结构的开放性、实用性，达到课程内容整合、体系优化，形成知识、能力、技能并重的教学模式，实现经济法课程教学与国家司法考试的相互协调与良性互动。

一、经济法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济法》课程是高等院校本科学生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它具有理论性强、涉及面广、实践性要求较高等特点。在经济法教学过程中，由于经济法课程介绍的法律规范繁杂、知识记忆点繁多，容易陷入死记硬背的误区。

（一）重理论轻实践，职业技能培养欠缺

传统的经济法教学过分注重向学生传授系统的、逻辑严密的经济法学理论知识，而忽视了学习过程中学生内在智力的开发以及法律思维素质的培养，使得很多学生缺乏思考和解决经济法律问题的能力。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传统教学模式和师资的缺乏是其中的两个主要原因。传统教学方法强调经济法基本理论、法律条文的传授和讲解，忽视将知识内化为学生能力与素质的提高，使得学生解决经济法律实务问题的能力欠缺，更谈不上运用经济法理论去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复杂的经济问题；而师资的缺乏，特别是双师型教师即具有高校教师资格和律师资格的法学专业教师的缺乏，使法律职业技能的培养缺乏主导性，客观上制约了职业技能培养的实现，而师资力量的加强非一朝一夕能解决的。

（二）经济法教学内容与法律职业培养目标脱节

司法考试直接影响着大学法学教育和法律人才的培养，法学教育永远是国家司法考试的基础，没有完备的、成熟的法学教育，国家司法考试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要在充分考虑国家司法考试这一因素的前提下，提出科学有效的改革方案，但不能以司法考试为指挥棒，更不能仅局限于司法考试。在培养和选拔法律专业人才方面，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任务是共同的，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之间应构建一种新型良性互动。

（三）教学方法单一，师生交流互动不足

由于采取传统的教学方法偏重于讲解的多，忽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主动性与创造性的发挥，再加上经济法理论和条文很多，因此教学过程枯燥，教师无法有效地在短期内使学生进入学习情境，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低落，处于被动学习的心理状态。尤其是对非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说，要求他们对一门从未接触过、并且处处遇到法学专有术语和各种需要记忆的法律条文的学科产生十足兴趣，则更是困难重重。同时，学生参与实践的机会偏少，最终导致培养出的学生知识面窄，综合素质较低，甚至高分低能，很难融入社会。

（四）实践教学体系不够完整，法律技能锻炼缺乏

经济法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这就要求在经济法教学中体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与技能的结合，而实践教学作为加强法学专业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途径之一，已被广泛运用于法学专业教学中，为培养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法律人才起了重要作用。但有一个现象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即实践教学发展至今已出现了形式化和走过场的倾向。因此，有必要对法学实践教学问题进行全面、深刻的反思，加大法学实践教学创新的力度， 不断整合优化实践课程与理论课程的教学内容，构建以实践能力为主的经济法课程体系，从而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法律人才。

二、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辩证关系

司法考试是一种职业技能考试，其目的在于选拔法律职业专门人才。而法学教育的侧重点是法学基础理论、人文修养、政治素质以及学术精神，目标是培养法律人才。司法考试在对法律职业体系的统一、法律职业人才的选拔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法学教育产生了冲击。首先，有可能形成所谓“双学校现象”，各种专门讲授“考试秘诀”的“法学教育”会使本来就浮躁的法学界更加浮躁，不利于法学教育的稳步发展[1]；其次，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是从事法律职业的“敲门砖”，过高的职业门槛可能使法学教育重蹈应试教育的覆辙。

法学教育不是司法考试的应试教育，更不能等同于司法考试。因此，法学教育和司法考试在性质和目的上是不同的。法学教育不仅向学生讲授法律专业知识，而且要着眼于其综合素质和理论水平的提高，着眼于法律人的培养。作为特殊的职业群体，法律人不仅要拥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及对法律制度的熟练掌握，还要有正确的价值判断能力和坚定地政治信仰，这是法学教育的责任和使命，也是法学教育区别于法律职业培训的显著特点。法学教育必须要注重学生的人文精神、政治信仰的培养和对法律价值认知的提升，要避免将法学教学蜕变为应试教育。因此，法学教育的独立地位不可动摇，不能将法学教育和统一司法考试混为一谈。

法学教育是司法考试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发达的法学教育，司法考试将缺乏优秀的应试者；而司法考试是法学教育质量的重要评估因素之一，也是法学本科学生走向职业道路的重要关卡，法学教学质量必须接受司法考试的检验。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结构性调整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法学教育应尊重司法考试的本质与规律，司法考试的具体应试科目和命题方式客观上要求法学教育在教学理念和授课方法上有必要根据司法考试的要求进行适当调整，法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将会更加切合实际。一方面，司法考试对理顺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关系颇有益处；另一方面，法学教育的发展则必然促进司法考试制度的不断完善。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之间必须协调发展，只有准确把握二者的关系，才能做到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三、司法考试对经济法课程教学提出了新要求

法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紧密结合的社会科学，由此决定了法学教育教学不仅承担着传授、整合与创新法律知识的基础，而且承担着训练和提升法律技能、养成和改善法律思维方式的操作[2]。司法考试作为一种职业技能考试，更多地以现行法律规定、实务中的具体操作问题为重点。而高等法学教育的优势和侧重点是基础理论、人文修养、以及学术精神。司法考试的命题特点与考核目标对我国法学本科教学提出了新要求，法学本科教学必须与国家司法考试形成相互协调与良性互动的关系。经济法教学应定位于培养、训练法学专业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和提高他们的法律职业能力，应以培养学生经济法律信仰、经济法律意识、经济法律思维、经济法律能力为主要目标。要实现这些目标，可通过改革经济法教学内容、经济法教学方法、经济法实践教学等路径来实现。

（一）经济法教学内容的改革

不可否认，司法考试的内容对经济法教学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导向性作用，但经济法教学毕竟不是司法考试的强化教育，不能一味以司法考试为指挥棒，既要避免出现“唯司法考试论”的倾向也要避免学生从未接触过考试内容“学而无用”的现象，要避免这种恶性互动，建立和谐的良性互动关系，必须从以下方面入手：

第一，将司法考试的内容及时补充到日常教学中，有针对性地进行讲解。如2009年经济法考试内容新增加了《食品安全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以及新《专利法》；2010年经济法司法考试内容新增加了《城乡规划法》等。经济法教材及教学内容相对稳定，而司法考试内容更新较快，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些变化，这就需要教师对司法考试相关内容长期进行跟踪，及时将新内容融入课堂讲解中，使司法考试与经济法课堂教学融为一体。

第二，注重经济法基本理论，遵循司法考试内在规律。司法考试作为职业资格考试有其内在规律和特点，如更加注重法律的实际应用，知识点细化，案例化等，重点考核考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经济法课程更偏重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基本制度基本概念及法律精神的讲解，同时辅以法律的应用，否则将使法学教学职业化。

第三，注重知识点之间的横向联系。经济法学具有体系庞大、结构松散、综合性、动态性等非常鲜明的特点。司法考试的经济法题目中，很少有一个题目只考察一个知识点的，而且一个题目考察的多个知识点一般也不会只集中在同一节、同一章。这就需要在授课时，加强知识点之间的横向联系，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二）经济法教学方法的改革

司法考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题目案例化，重视考生灵活运用法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法条是司法考试的核心与灵魂，然而机械地背诵法条并不一定能够取得好成绩。近年来，司法考试“案例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以案例形式出现的试题占据了绝对的比例。司法考试案例往往以实践中常见的或可能发生的情况为背景，聚焦司法实践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将司法考试与司法实践和社会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司法考试的这一特点敦促我们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实施案例教学。

（三）经济法实践教学的改革

经济法实践教学通过学生积极参与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推动了学生将理论知识学以致用，进而有助于培养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以及适应社会等综合能力。经济法实践教学是启发学生积极思维，培养学生应用能力的有效途径。

除社会调查、专业实习、毕业实习等实践教学外，课堂教学中模拟法庭教学模式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实践教学环节。在模拟法庭教学中，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形成指导排练、模拟审判与评点总结相结合的训练模式，使实体法和程序法有机结合，知识与能力有机结合，理论与实战有机结合，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法庭辩论能力。

司法考试背景下本科经济法课程教学的改革应以规范和实践为重心，着重培养学生分析应用能力和法学素质素养。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究竟如何“改革”？不能完全以司法考试为“指挥棒”，还要兼顾学科的特点以及学生的实际情况。但无论如何改革，都不应偏离司法考试关于学生具有真才实学，能够解决实实在在的社会法律问题的基本要求。

参考文献：

法律结业论文篇5

关键词：律师人员素质；律师人员稳定性；律师服务市场业务量

一、绪论

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的律师服务行业也同时面临改革开放的机遇与挑战。不仅仅外国的律师事务所与公司可以进入中国的法律服务市场，而且中国的律师事务所也可以进入外国的法律服务市场，从而增强与国际法律服务相互互动的机会。中国的法律服务市场也有原来单一的内需拉动转变为内外互需的驱动型。目前已经有一百多家的外国的律师事务所走进中国，他们纷纷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的城市设立各类形式的代表处。他们利用他们手里雄厚的资金优势、科学的管理制度，诱人的薪酬制度等在中国吸收大量优秀的高素质的法律人才，这相对于中国的律师事务所而言无异于人才的流失，同时对于中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的发展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截止到2008年底，中国共有14425家律师事务所，其中有28家的律师数量超过101人以上，有149家的律师数量在51人到100人之间，有471家的律师数量在31人到50人之间，其余的13777家的律师数量都在30人及以下。到2009年，中国30人以下的律师事务所的数量占据所有律师事务所的百分之九十五。到2010年，中国的律师事务所已经上升到1.69万家之多，执业律师20.4万人左右。中国律师事务所的数量主要以中小型为主，数量比较庞大，但是由于资金投入有限、律师人员队伍的建设与管理不是很科学有效、律师事务所的业务量或案源不是太充分等原因，导致其在中国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制约。

二、文献概览

标题：“律师成员的素质、律师成员的稳定性、市场业务量、律师事务所的内部管理制度与中国中小型律师事务所的发展程度”之间的关系。

张引驰（2010）在中国的“黑律师”一般是指受过法律教育，掌握一定的法学理论和法律技艺，但是没有通过律师考试或通过考试后并没有取得执业资格证书的，通过加入其它律师事务所进行执业的“黑牌律师”，他们对外多以律师助理自称。虽然中国诉讼法规定公民可以把诉讼权委托给人或亲属执行，但是在目前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对这种与被的关系，根本无法进行资格审查，这就为资格不良、素质低下的黑牌提供极大的空间。这些黑牌律师在从事法律服务谋取经济利益后，不但不向国家缴纳任何的税款，而且还扰乱了法律服务市场的正常秩序，这对于中国律师事务所的发展自然也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曲伶俐（2002）为适应中国律师业国际化和专业化竞争的趋势，提高法律服务的质量，需要在律师产业化的道路上扶持和大力培养一批律师事务所以具有国际水平，从而发挥榜样的作用以促进中国律师事务所规模化经营。虽然中国社会从整个律师行业的规模化角度来看，法律服务市场是巨大的，但十分缺乏高素质高水平的法律服务者和高素质的律师队伍，导致中国律师事务所在国际法律服务市场的竞争环境中处于劣势。中国只有形成市场竞争力、提高律师行业的整体水平、建立高水平高素质的律师队伍、扩大规模，才可能进一步的开拓法律服务市场。中国中小型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才有可能进一步的提高。

梁良（2011）在中国除去一些大型的律师事务所之外，大部分的律师事务所同外国法律服务市场的律师事务所相比，在人员稳定性、内部管理方面都均处于较低水平阶段，可以说是比较的混乱。中国的律师事务所大部分合作化程度较低、“形合神不合”，律师对于律师事务所的认同度和忠诚度较低，以及低程度的合作关系，让律师事务所很难进一步的扩大业务关系。陈宜（2010）75%的受调查的律师事务所人员非常稳定，36%没有人员的进出，39%每年进出3人以下，为10人以下的大多数律师事务所的人员极为稳定。约14%的律师事务所每年进出3-5人，约5%的律师事务所每年进出5人以上。约占调查问卷的60%的反馈认为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没有的影响，调查问卷的40%左右的反馈认为律师事务所的发展受到受到律师事务所人员流动的影响。根据调查显示在北京有55%的被调查者认为年轻刚执业的律师很适合在中国中小型律师事务所的发展，但是很多中小型律师事务所认为自己辛辛苦苦用3到4年培养起来的律师助理、年轻律师、实习律师等刚刚能够为所里承担独立的工作就会流动到大型的律师事务所去，从而认为自己是大型律师事务所的培养基地而抱怨不断。长期以往，中国的中小型律师事务所就很难获得更好的发展。

李姗（2011）中国大部分中小型律师事务所必须压缩在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人员队伍等方面的教育培训及奖励等工作，因为中小型律师事务所的资金投入方面不多，否则律师事务所将无法继续存在下去，然而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在职业培训方面的严重不足则会进一步妨碍其工作业务能力的提高。当青年律师日益成为律师事务所的主力，却不能够担当起律师事务所所赋予的使命，根本原因还是其本身业务水平的问题；无法让律师事务所在对外业务联系、市场开拓等方面取得进步，这也就造成没有充足的动力之源维持律师事务所的后继发展。律师事务所的业务量越多，事务所的创收也就越多。事务所根本的经济来源是对外业务量或案源，事务所的创收越多，对律师的教育激励上就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目前中国中小型律师事务所形成一个不良性的循环，由于先期匮乏投入资金，导致律师事务所的业务量越少、律师事务所的收入也就越少、则相应的培训激励投入也越是少；反之，律师的培训激励越是少，则律师事务所的业务量也是越少、律师水平无法提高，这样就造成目前中国诸多中小型律师事务所长期徘徊停滞不前的现状。梁良（2011）市场业务量或案源是律师事务所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外在的“物质条件”，是律师的生命线。法律服务市场也是市场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律师事务所作为法律服务市场的主体，其必须面临案源或是市场业务量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案源的档次与质量反应了律师事务所的品牌与社会地位。在现阶段，律师事务所之间的竞争是接案能力与各种社会关系的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办案能力的竞争。对于中国中小型律师事务所而言，加强自己的接案能力、扩大案源已经成为其能否进一步发展规模的关键影响因素。

温丽媛（2010）中国律师事务所按照产业化发展的要求衡量，其面临的障碍主要包括：律师事务所内部分工不明确、律师事务所缺乏产业化的资本运营机制、律师事务所的产权机制与分配机制不完善、律师事务所的规模普遍偏小，律师事务所缺乏职业的管理人才、缺乏竞争力、管理水平简单低下，市场营销、成本核算、利润管理等管理制度与管理理念。陶光辉（2010）中国的一些中小型律师事务所在内部管理的薪酬的设计基本缺乏科学依据，基本是主管人的主观经验与感觉，其随意性很强，往往都是只注重部分岗位的薪酬规定与约定，基本很少形成书面的形式的制度，更是无从谈论体系管理。在律师事务所的激励方面，完全由律师主观决定，缺乏透明度，基本也不存在相应配套的绩效考核体系；同时律师的薪酬高低也与律师事务所的效益基本没有任何直接关系，这样的内部管理制度下的体系根本起不到任何的激励作用，律师事务所的员工普遍工作积极性不是太高，这最终会导致律师事务所业务量或案源的流失，从而进一步的影响律师事务所的发展。

从上述文献回顾得知：律师成员的素质、律师成员的稳定性、市场业务量、律师事务所的内部管理制度影响了中国中小型律师事务所的发展程度。

三、研究方法与设计

本论文采用商业研究方法论中常用的访谈法与定量研究和演绎推理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第一手的原始数据作为本论文的研究数据来源，第二手数据作为参考资料的来源。

本论文使用的研究工具是参照李克特测量量表形式而编制的调查问卷。

本论文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分配比例为：执业律师180份、律师助理60份、专业管理人员60份，有效回收总计286份，有效率为95.3%，误差率为4.7%，完全符合论文设计要求。

四、数据分析

信度分析：

“北京市中小型律师事务所发展程度、律师人员的素质、律师人员的稳定性、法律服务市场的业务量、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制度的Cronbachα系数值结果分别是：0.748、0.757、0.754、0.768、0.791，上述信度数值都大于论文设计的最低数值0.6，完全符合研究设计要求，说明研究数据可以采用。

效度分析：

通过对测量工具的结构效度进行因子分析的方式，主成分分析法得出的因子载荷值为0.675-0.780，超过0.5，这表明测量量表中各个题目与其相应变量之间均存在较大的相关性，辅合效度符合论文设计要求。旋转成份矩阵把本论文的研究变量分为五个成份，基本验证了本论文测量量表的各题目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判别效度符合设计要求。

描述性分析：

总体均值中最高的是律师事务所的业务量（4.1320），其次是中小型律师事务所发展程度（3.7588），第三是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制度（3.5341），第四是律师人员的素质（3.5315），第五是律师人员的稳定性（2.9633），其中应答者对律师事务所的业务量的评价得分最高，对于律师人员的稳定性的评价得分是最低的。

标准差中最高的是律师人员的稳定性（1.08458），其次是律师人员的素质（0.96491），第三是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制度（0.91268），第四是中小型律师事务所发展程度（0.85003），第五是律师事务所的业务量（0.68453），其中应答者对于律师人员的稳定性的意见分歧最大，对于律师事务所的业务量的意见最为集中。

二元相关（皮尔逊）分析：在显著性水平为0.01（双侧）时，自变量“律师人员的素质、律师人员的稳定性、律师事务所业务量、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制度”和因变量“中小型律师事务所的发展程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55、0.445、0.596、0.583，介于0.40-0.60之间，说明这四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正的中等强度的相关性；所有自变量相互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24-0.135之间，均小于0.4的相关性。

五、 结论和建议

本论文通过对于相关研究文献的概览和相关研究数据的结果分析，对北京市中小型律师事务所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这对于本论文提出的研究问题给予了回答，并且验证了研究假设。即对于“律师人员的素质、律师人员的稳定性、律师事务所的业务量、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制度”与“北京市中小型律师事务所发展”之间具有中等强度相关的研究假设是成立的。

（1）扩大法律服务市场调查研究对象的覆盖面，使得不同年龄段和社会职业的研究对象具有更为广泛的代表性，同时要考虑关于法律服务市场的项目在其它地方的相关研究，让关于法律服务市场方面的研究结论具有更为普遍的适用性。

（2）建议在以后的研究中实行纵贯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以研究在不同时间、空间，这些因素（包括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变化发展的。

（3）建议在日后多增加一些对中小型律师事务所发展有影响的其它因素（自变量）的研究，以降低研究结论在实践和理论研究方面的局限性。

参考文献：

[1]纳雷希.K.马尔霍特拉.市场营销研究：应用导向[M].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

[2]唐纳德.R.库珀＼帕梅拉.S.辛德勒.商业研究方法[M].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温丽媛.我国中小型律师事务所的发展研究[D].2010.5.

[4]陈宜.我国中小型律师事务所发展初探.中国司法[J].2010.1.

[5]梁良.试论英国新型律师事务所对我国的借鉴意义[D].2011.3.

[6]曲伶俐.“入世”后中国律师业的发展方向.理论学习[J].2002.5.

[7]陶光辉.SD律师事务所薪酬体系设计研究.中国司法[J].2010.5.

法律结业论文篇6

关键词： 性别 法律职业 法律建构 性别思维

本文所讲的法律职业是从宽泛的角度去界定的，不仅包括从事司法实务的法律工作者，也包括从事法学的学者。当然，为了论证的需要，本文更多的是以律师和法官为例，这不仅因为律师和法官在法律职业中的典型代表性，更主要的是，在这两种职业中，女性的缺席更为严峻！

一、 女性与法律职业的分离及其传统解释

在法律职业队伍中，女性究竟占有多大比例，古今中外，虽具体比例有所差异，但“极低”总是不争的事实。英国在1919年就颁布了《反就业歧视法》，强调了妇女成为律师的权利，但是，直到1923年，才被允许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位女律师（solicitor）。虽然以后逐年有所增加，但提高得非常缓慢，到1997年，成为barrister的女性也只有2272人，占24%；到1998年，成为solicitor的女性也只有23700人，不到33%.[1] 即使在律师职业十分发达的美国，女律师也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而且几乎总是局限于办公室的工作。律师是一种相对自由的职业，其性别比例与性别结构尚且如此，在官方严格控制的法官职业和检察官职业队伍当中，女性所占的人数比例与职业位置就更可想而知。

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性别结构表现为女性总体人数偏少，并且职称头衔越高，女性所占比例就越低，形成一个以男性为顶端、女性为底层的金字塔形的结构。这种现象称之为“女性与法律职业分离”。“女性与法律职业的分离”与女性接受高等的人数和专业直接相关。一般来说，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总是远远低于男性，并且，其选择的专业往往集中于语言、文学、等领域，而、和法律等职业一向被视为男人的世界，女性很少涉入。而且女性在这一职业中地位不高、收入偏少等因素也反过来制约了女性在这一职业中的成就动机和奋斗精神，从而最终了两性在法律领域中的参与和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地位。

对于女性与法律职业分离的现象，传统解释最有影响的是生物决定论。生物决定论认为法律职业中的性别结构是由于女性生理上的先天劣势所导致的。生物决定论认为男女先天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生物基因。一般来说，男性气质中包含积极、主动、进攻、坚强、权力、客观、理性、抽象等特征，而女性气质中则含有被动、消极、退缩、柔弱、情感、直觉、主观等特征。这种对立的性别特征决定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角色分工和职业地位。比如男人被认为比女人更富于进取心、更容易做出客观判断，因而适合于从事各项公共活动并成为其中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而女人被认为更富于同情心、更容易受情绪左右而无法理性地思考和判断，因而更适合于个人的情感活动，她们更加关注具体的家庭、孩子、自己的身体感受等属于私人世界的东西，从而成为男人世界的附属品。[2]因此，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关于性别的职业分工在此也就具有了生物学上的依据。

60年代美国著名神经生家R.Sperry和他的助手通过对“裂脑人”的研究，发现人的脑半球的不对称现象，亦称大脑单侧化现象。其中左脑活动与语言能力、理性的、线性的逻辑思维能力相关联，右脑活动与情绪、直觉、能力等相联系。这一发现使R.Sperry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其理论也被一些科学家用来解释两性认识能力与智力能力上的差异。1968年心理学家Jerre Levy认为大脑单侧化程度越高，视空能力越强。由于女性在大脑两半球都具有语言能力，大脑单侧化程度低于男性，语言的双偶功能干扰了右脑的视空功能，因而，女性的视空能力低于男性。但是，也有不同的解释。1972年心理学家Anthony Buffery和Jeffrey Gray就认为大脑单侧性程度越高，视空能力越差。由于男性的语言和视空功能都是双偶性的，而女性则为单侧性，因此，女性的视空能力弱于男性。两者的解释尽管矛盾，但都认为女性的视空能力比男人差。[3]

生物决定论认为，女性因视空能力差而导致其不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因而女性思维总是表现为形象性、主观性、情感性、直觉性，总之，其思维的特征总体倾向于非理性。而法律是理性的，严密的、抽象的、客观的、中立的。一个法律人必须摆脱主观情感的干扰，保持理性的头脑和客观的立场，一个法律人必须以抽象的概念为思维的起点，运用判断与逻辑推理的能力，作出独立的结论。法律职业思维的上述特点与女性立足于经验与直觉、情感与主观的思维气质相互排斥，其结果是女性与法律职业不容。法律职业虽然与性别无关，但与性别的思维相联系，因此，女性与法律职业的分离不是法律的不公，而是造物主的疏忽。生物决定论假以科学为旗帜，为性别与法律职业的分离找到了“科学”的依据，于是，在这种科学理论的掩盖下，女性挑战法律职业就是反科学、反理性，尊重科学就是承认女性与法律职业分离的合理性与现实性。于是，女性与法律职业的分离就不再是一个需要纠正的法律，而是一个无法更改的生物性的事实问题。

对于女性与法律职业分离的生物决定论，从一开始，其“科学性”就遭到人们的普遍质疑。“除了我们已知的男女两性之间生物性的生殖器不同外，我们在短期内将无法弄清他们之间是否生来就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内分泌学和遗传学不能提供确定精神感情差异的确凿证据。”[4]神经生理家R.Sperry获得诺贝尔奖的发现，只是表明大脑结构与思维能力相关，但并没有发现男女大脑结构的不同。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男女两性在组织语言时使用的都是大脑的额叶前部的皮质层。至于大脑单侧化及男女视空能力的关系，本身也是一个不确定的、有争议的结论。即使Jerre Levy和Anthony Buffery、Jeffrey Gray都认为女性视空能力低于男性，但他们的所谓“科学解释”也是相互矛盾的，这更说明了其结论的不可靠性。 事实上，所谓生物决定论本身就是建立在性别偏见的基础上，并以科学的面目而被人们所接受，这反过来进一步地强化了女性与法律职业的分离。因此，与其说生物学为性别分工提供了依据，还不如说是文化中的性别偏见解释了这种生物性的基础。从其论讲，生物决定论只是解释性的，而不是证成性的，并且颠倒了因果关系，其思维过程本身就与其严谨的“男性思维”不符而坠入以主观、感知为特征的“女性思维”之中。

与生物决定论不同，性别偏爱论则将女性与法律职业分离的原因归咎为女性自身的选择，女性倾向于选择传统岗位，而不是非传统岗位。根据这种解释，女性与法律职业的分离，法律本身并不存在歧视，法律唯一的过错就是尊重了早就存在的妇女自身的就业偏好。女性的兴趣是在独立于并且优先于工作社会的私人领域中形成的。与生物决定论不同，性别偏好论没有将女性的就业兴趣归结为生物原因，而认为是社会造成的。“妇女在开始工作或者是寻找工作之前，就已形成了对传统的或非传统的工作的固定的看法；她们的工作偏好则是构成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起预定作用的输入元。” [5]

性别偏爱论在解释性别就业偏爱的原因与女权主义的性别建构论不谋而合。即：女性气质和女性就业偏爱与女人身体并不具有直接的生物联系，而是社会造就的。因此，所谓女人思维方面的特点以及就业偏爱方面的倾向，如果有，也是后天由男权文化的系统而历史规制的结果，其本身就是在男子专权的社会要求下，不断演绎，不断训练的产物。但是，与女权主义的性别建构论不同的是，性别偏爱论将法律建构与社会建构分离，认为“法律在构建——或改变——导致性别隔离的原动力上几乎毫无作为。”[6]性别偏爱论从“前工作市场”的假定出发，在法律职业之前已经安置了一个身份已被形成和固定的女性主体。其结果是使人们深信法律职业中的性别结构是法律之外的社会原因造成的，法律职业本身的平等性与开放性并没有拒绝女性，因此，女性要进入法律职业或者是女性改变其偏好或者是改变社会对女性的塑造，而不是改变法律。最终，性别偏爱论与生物决定论的结果一样，都通过拒绝接受法律改革，以改变女性与法律职业分离，而使这一“分离”合法化了。

二、 法律职业是如何建构为男性的

女性思维是否具有感性、直觉与主观的思维特征，这里存而不论。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即便是女性具有感性、直觉与主观思维特征，为什么就一定与法律思维是对立的？或者说，法律思维为什么就一定是理性、抽象与严谨的男性思维？生物决定论和妇女偏爱论在女性与法律分离这一问题上都将原因归为妇女自身或者法律之外的原因，却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有意的视而不见）法律的主动远离。事实上，正是所谓法律理论的男性建构为这一分离提供了合法性与正当性。

西方法学理论对法律本质的认识，派别林立，观点纷呈，其中“暴力论”与“理性论”在将法律建构成男性职业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暴力论认为法律是一种命令，是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理性论则认为法律是理性思维的结果，具有理性的特征。无论是“暴力论”还是“理性论”均将女性排除于法律职业的领域之外。

将法律视为一种命令，这一观点始于奥斯丁。奥斯丁说“我们所说的准确意义上的法，是一种命令。”一个命令的表达是“如果一方不服从另外一方所提出的意愿，那么，前者可能会遭受后者施加的不利后果。”“这一不利后果就可以被称作‘制裁’，或者叫作‘强制服从’（enforcement of obedience）。也可以这样认为，命令或者义务，是以制裁作为后盾的，是以不断发生不利后果的可能性作为强制实施条件的。”[4] 正因为这种强制性，奥斯丁眼里的法律与强盗的命令也就有了联系，“一个强盗进了一家银行。他持枪对着银行职员咆哮道：”把所有钱都拿出来交给我，否则我就一枪毙了你。‘按照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强盗对银行职员所说的话，是不是一种法律？“ [7] 如果是，那么法律也就带有了暴力的基因。尽管哈特已经注意到了法律命令与强盗命令的不同，强调了法律命令的普遍性，[8] 但这并没有改变法律的暴力属性。只不过，法律的暴力与强盗暴力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普遍的命令，而后者是一个具体的命令而已。就这两种暴力的共性而言，都是强权者针对弱者所施加的痛苦与威胁。

正因为法律的“暴力性”，而使诉讼程序演变为战场拼杀的疆域。对抗制程序就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特点。“对抗制的模式以其对‘热情辩护’和‘胜诉’的强调，鼓励了法庭上一种‘雄武的职业伦理’。” [9]威吓和进攻成为律师操纵别人和主导战事的主要谋略，而法官的角色相当于活动的裁判者。诉讼的运作折射出竞技格斗的“雄性”的英武，“胜诉”、“败诉”的法律职业话语透露出战场的硝烟与残酷。正如美国一位律师所言“诉讼就是一场格斗，律师就是一名角斗士，他的目标就是铲除对手。” [10]于是在大众文化中，法律职业者往往被塑造成坚韧不拔、勇猛顽强的形象。“暴力和好战的男性形象——毁灭、摧毁、撕碎、杀戮、埋葬——被不断用于形容律师与其法律上的听众之间的关系。” [11] 在我国，法律是“刀把子”的思维一直挥之不去，人民法院在过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今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的“利剑”，法律的暴力得到了极大的张扬。法院中的许多设施如警车、镣铐与警服都成了张扬暴力的道具，而法官职业的形象也以身高和外形作为就业的格式化要求，黑脸包公的威严与不屈成为法官形象的艺术写照。于是，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法律领域都被建构成了合法施展暴力的“场”；于是，在“战争让女人走开”的伦理关怀下，法律领域谢绝了女性的进入，女性也在这种信息的反复贯输下主动远离了法律却还怀揣着感恩的心情。

法律的“暴力论”在今天法治化进程中不断受到质疑，因为“暴力论”在导致法律职业男性化的同时，也会助长政治统治的专横与武断，成为政治独裁者的帮凶。基于历史的教训，“暴力论”逐渐为有识之士所摒弃，法律领域中的暴力因素也不断得以剔除，对抗制的诉讼程序也开始接纳调解、仲裁、谈判与和解的非诉讼程序。在我国，以张扬武力为职业的军人也在法律职业的专业化要求下逐渐淡出，法袍也代替了警服。随着法律“暴力论”的声音的逐渐衰微，“理性论”渐渐成为强势理论而受到学术界的肯定。

理性论提倡对他人的尊重与自我欲望的约束，这对于拟制专制与暴力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理性论在给法律注入道德性的同时，也将法律的理性虚构为严谨抽象的逻辑推理，认为只要运用人的抽象的推理能力，便能够建构出普遍有效的和完善的法律制度及其所有的细节。[12]并在假想的女性思维与法律思维相冲突的判断下，维持职业水准就被证明为排除女性进入法律职业的最好理由。[13]

理性论在认识论上认为法学理论符合科学的理论标准。[14]强调法学理论的科学性，这对于拒斥强权意志的“律学”，推动法学理论的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科学被假定为理性的、严密的、非个人的、非情感的和竞争性的，而女性被认为具有相反的特质，成为科学家就意味着成为男性化的，因此，科学领域中的女性在同一时刻面临着相互排斥的矛盾选择：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就是非科学的，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就是成为非女性的，她们不得不在这两个世界框架和双重角色身份中作出调停。” [15] 于是，科学的法律理论最终也将女性“科学”地挡在了法学研究的大门外面。

理性论在强调法律理论科学性的同时，强调法律推理是严谨的逻辑推理，其极端者更是虚构了审判三段论的神话。三段论是一种必然性的推理，即结论是从前提中必然推出来的。其有效推理的公理依据在于：凡对一类事物有所肯定，则对该类事物中的每一事物也有所肯定；凡对一类事物有所否定，则对该类事物中的每一事物也有所否定。[16]由于三段论推理的有效性与严密性，而被学者顶礼膜拜，奉为圭臬。在法的推理和议论中，许多学者坚持认为，法律家通过其角色活动体现出来的最基本的思维形式，迄今为止仍然是逻辑演绎。因为法典主要是由一定的行为构成要件和一定的法律效果结合而构成的假设命题，这就促使法律的适用按照形式逻辑三段论的格式进行——法律的规则为大前提，法庭认定的事实为小前提，推理的结论便是判决。[17]审判判决的获得是通过严格的三段论的演绎推理而获得的，法律实证主义者更是认为，“法官的作用就是对于法律进行逻辑操作，法官是一部一切按照法律条文含义适用法律的机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司法擅断，保证法律适用的普遍性。[18]

三段论是一种典型的抽象思维，它依赖于思维者严格而系统的逻辑训练。理性论对审判过程中运用三段论不适当的强化，其结果是将建立在经验与价值权衡的不确定性思维从严密的逻辑推理中予以了排除。而女性思维是情感性、经验性、直觉性的，无论这种女性思维是生物决定的，还是后天塑造的，女性思维作为一种事实存在与法律的理性运作思维格格不入，甚至冲突。法治与男性思维天然合一，而女性思维只能导致人治。

理性论是建立在认识论与性别两分法对应的假设上，将男性气质与科学认识的理性相统一，而将女性气质与科学认识的理性相排斥。认为男性思维具有严谨性、抽象性和规范性，而女性思维的特点是感性的、具体的和浪漫的。女性思维特征使其对于语言、舞蹈及时装设计之类的职业情有独钟，而对于抽象的理性缺乏热情。[19]这种不对称的二元结构在西方史上有悠久的历史。早在亚里斯多德那里，男人就被视为具有理性能力而成为完整的人，女人则被视为缺乏理性能力而成为有缺陷的人。也就是说，理性及与之对等的男性气质是优等的，非理性及与之对等的女性气质是劣等的。在笛卡儿那里，对于“清晰明白的”知识的追求必须建立在理智与情感、心灵与物质的分离和对立基础上，必须在精神世界中抛却情感的、感官的、想象的、冲动的等被认为与女性相联系的特征，这样就导致与理性的意识形态相联系的“理性”（ Man of Reason）的极化发展（Lloyd，1992）。[20]这种理论假以科学的名义伪装了其隐藏的性别歧视，将女性排除出法律领域之外。“这种歧视一方面反映了公私领域划分的观点，同时也反映出男性力图维护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行业思想，” [21] 以及其优势地位中所具有的“个人的利益”。 而女性在男人塑造的法律“科学”的神话面前也逐渐毁灭了进入法律领域的信心，女性主动后却的结果又反过来支持了女性不适合从事法律职业的判断，并进一步强化了女性与法律职业的分离。于是，尽管理性论者一再声称法律的中立性和客观性，但却在其法律“科学”的旗帜下制造了性别权力的分配和性别等级的格局。这种理性论与暴力论相比，因为其借用了“科学”的名义，因而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如果说，暴力论是以暴力和权势将女性强行驱赶出法律领地，那么，理性论就是以阴谋与诡计巧妙地将女性从法律领域中诱骗出。

三、 撩开法律的面纱

法律是什么，法学家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但由于“暴力论”有为统治阶级的权力与专制粉饰之嫌，导致阶级对抗，而为现代法治所唾弃。但理性论却在男权文化的精心构思下将法律伪装成与女性对立的科学世界。因此，揭示女性与法律职业的关系就必须首先撩开笼罩在法律之上的这一面纱，还原法律一个本来的实在。

法学是科学的吗？认识这一问题必须首先从法律的本质谈起。法律的本质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理解，因而，关于法律的认识具有多样性，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法律就其本身而言，只不过是一种人际交往的合作规则而已，它是在人类交往过程中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它是一个社会的历史、民族、文化、经济等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法律“如同社会中的语言，是天下之公器，并不是某个或某几个天才的创造，而是公众以他们的实际行动集体塑造并在行动中体现的。” [22]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法律规则的产生可以看作是公民“重叠共识”的结果。[23]每一个公民都可以看作是法律的参加者和建设者。虽然，在历史上，法律的“重叠共识”排除了女性的参加，但这并不能否认法律是“重叠共识”的应然性。

法律是人际交往的规则，建立在法律规则之上的法律理论也就只不过是一种解释而已。[24]这种解释可以根据解释者自己的立场、观点加以诠释以求获得他人的认同并期望对立法与司法施加影响。这种解释可谓各抒已见，众囗不一。我们不否认这种解释与论证充满了理论与思辩，但理论与思辩只不过是论证手段的水平高低而已，很难冠以“科学”的名义。学者为论证法律理论是一门“科学”而归纳的法学理论所具有的抽象性、一般性、客观性、可检验性和开放性特征，其实也只不过是指法律理论的“应然”，而非“实然”。事实上很多学者也大都是从法学应该成为科学去论证法律理论的科学性的。因此，如果一定要说法律理论是一种“科学”，那也只能是一种人文学科，因为，人们所业已接受的人文学科也只体现“应当是什么”而非“实际是什么”的价值指向；其运用的方法也重在“理解”而非“描述”。[25]因此，法学研究中除了充斥各种各样的见解外，也就不存在有什么可以求证的真理，普遍为人们接受与认可的法律理论也只不过各种学说的“重叠共识面”而已。法学理论的“科学化”不仅掩盖并强化了法律与女性分离的事实，而且也造就了法律与普通百姓的距离。

法律是人类交往的规则，因此，诉讼纠纷的解决也就是规则言说的过程，司法的领域也就不是施展暴力的“场”而是说理对话的“场”。问题是，司法审判中说理一定是严格运用三段论的逻辑推理吗？审判三段论必须预设法律是周全而无缺陷的“自足”的封闭系统，这本身就是法律的神话。审判三段论也无法解释法官造法的现象，而这在司法中却是极为普遍的事实，因为法官不得以法无规定而拒绝审理。

推理与数学推理之不同在于，前者以确定的案件事实为思维的起点，而后者则是从已知的公理或条件出发。在法律推理中，法官面对生动繁杂的案件事实，总是依据其法律背景而对案件事实进行剪裁，以发现能涵摄案件事实的法律。法律的发现往往是一个比较的过程：以格式化的案件事实与类似的法规相比较，以决定案件事实是否能被这一法律所涵盖。法律的发现是一种生活事实与法律规范相对应的过程：一方面，生活事实必须具有规范的资格，必须与规范发生关系，必须符合规范。这一“必须”就要求对案件事实进行格式化的筛选。另一方面，规范也必须与生活事实进入一种关系，它必须符合事物，这一过程就是对法律的解释。因此，法律推理并不是僵化的三段论式的演绎，而是丰富的法律资源与生动的案件事实之间的一种对话与交流，正如德国学者考夫曼所说：“只有当规范经由对制定法的建构变成符合事实，而且案件也经由对制定法的建构变成符合规范时，也就是从规范建立一个构成要件以及从案件建立一个”事实“时，生活事实与规范两者才能进入一种对应中，规范与案件是不同的（前者是一个当为，后者是一个存在），它们必须在法律发现中被等同处置。” [26]

在考夫曼看来，“法之发现是对演绎—归纳进行类比发生的。”[27] 类推就是“根据两个或两类对象的某些属性相同从而推出它们在另一些属性方面也相同的推理。”[28]事物之间的同一性是类比推理的依据，而其差异性又决定了其结论的或然性。法官就是依赖于将本案的事实与先前的法律涵盖的事实作比较，以观察并认识两者的同一性与差异性。这个比较的过程往往交织着对案件事实的格式化处理和对拟引用法律的理解与解释，以决定两者是否具有对应的关系。即使是这样，类推中隐含的仍然是对该规则的普遍性程度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是不可能由类比来决定，而只能由当时的政策或者是公认的伦理价值来决定。

显然，同一性与差异性取决于思维者的主观认识，案件事实的格式化处理和法律发现的过程往往受制于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法官的专业前景、法官对事实的认识、法官的道义与良心甚至法官的情绪与心理。对此，美国大法官霍尔姆斯法官有一段精彩的论证：“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总的来说，确定性是一种幻觉，宁静是人类的命运，逻辑形式背后隐藏的是一种判断，是对针锋相对的各种立法考虑因素的相对价值和重要性的判断，尽管这些常常是不清楚和无意识的判断，但它是真实的，是整个诉讼程序的根基和叶脉。” [29]

审判三段论的真实情形是：审判结论一旦得出，“它常常能够以三段论的形式加以表述，然而在得出结论的过程中，大小前提往往是到最后才形成的。所以说，三段论并不是一种在法律推理中很有用的模版。它的功能只是表明某个推理过程是正确的而不是确立定过程的结果的真理性。”[18] 因此，审判三段论在判决书中的大量运用与其说是在推出一个新的结论，还不如说是在论证法官业已存在的结论，让人们相信其判决是在严密的演绎推理中逻辑地得出，并在这一虚幻认识的基础上说服当事人及其他相关人接受其判决。正如麦考密克所认为的，正当化过程运用的其实是“说服的技术”， 严格的演绎推理的运用并不具有普遍性和连续性。“法律工作者不可能像一架绞肉机，上面投入条文和事实的原料，下面输出判决的馅儿、保持着原色原味。” [30] 人类并不是在冷冰冰地着的、追求逻辑的目的中行动并作出反应。他们的行动往往起源于冲动而不是逻辑。

审判三段论的神话虚拟了一个不同于日常思维的封闭空间，它以严谨抽象推理的形式遮掩了法官不确定性的经验与情绪等大量的主观因素对判决的，并进而使其在主观上不确定性因素所导致的判决获得了正当性。也正因为判决结论并非是由严格的三段论逻辑地推出，因此，判决的结论至多具有正当性和可信性，而并非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动摇性。

审判三段论的神话割裂了法律推理与日常推理的联系，并在女性不具有抽象推理的生物性假设的基础上，以保证法律推理的严谨与缜密为借口，对女性永久性地关闭了法律职业的大门。

四、 女性与法律职业的亲和

法律的“正当化过程”是依照一定的法律准则和程序进行充分的讨论辩驳后做出决定的过程。 因此，法院的判决与其说是司法推论的结果，勿宁说是复数参加者合意的结果。拒绝女性进入法律职业，无异于否认女性作为合意的主体，而将女性处置于法律适用的对象，并将男性的价值强加给女性。民主制度中，女性已经在宪法层面上被赋予了参与决策合意的权利，却在诉讼判决的合意过程中却遭到了排挤。其排挤的理由之一“暴力论”在法治社会的今天，虽然从观念的层面上已变得臭名昭著，但在司法实践中仍然没有彻底根除这一的暴力基因。从法院的道具到对抗制的程序，一直弥漫着强制与暴力的信息。然而女性具有天然的去暴力的特性。因为，“女人为做母亲而接受的训练和做母亲的经历决定她们寻求非武力的解决冲突的手段。她相信维持儿童生命的工作和哺育儿童的工作给予妇女拒绝战争的独特动机以及维护和平、以非暴力形式抵抗压迫的独特实践。” [31] 因而，妇女更适合剔除司法程序中的残存的暴力因素，将解决纠纷的司法程序改造为对话的，而不是对抗的，是理解的，而非压制的诉讼程序。“男性倾向于逆境氛围，女性则倾向于在合作氛围中茁壮成长。” [32]因此，“女性的声音在法律职业中的不断加强，可能将对抗制变为一种更为合作、少有争斗、讼争双方的交流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是在相互之间具有共识的情况下解决的，结论不是外人命令的，更不是胜利者强加给失败者的。” [33]因此，非正式纠纷解决程序的展开，契合了女性的特点或者说是得益于女性的加盟。

排挤女性进入法律领域的另一个理由为“理性论”。虽然，三段论理论一直受到理论界的质疑，但关于法律是与理性的观点却一直根深蒂固。理性论以女性思维是感性的而非科学的与非理性的为借口，将女性与法律进行隔离。本文的论证表明，女性思维即使是感性的，与法律职业也并不对立。博登海默的就发现，理性并不是绝对可靠的。由于人和事物的关系往往是复杂的和模糊不清的，而且人们还会根据不同观点对它们进行评价，所以在多数情形中，人之理性根本不可能在解决人类社会生活所呈现出的疑难情形方面发现一个而且是唯一的一个终极正确的答案……[34] 这种理性思维的不足往往依赖于感性思维的弥补。

如果说男性思维只是理性，而非感性，那么，法律职业过分男性化，就会使法律推理堕入程式化、工具性、甚至沦为功利主义的泥淖，其追求的正义也至多是形式正义；与理性思维相对，感性思维以其经验的、具体的特点关注个体的命运。女性以其孕育生命的体验因而更加尊重人的生命；女性以其受压迫的体验因而对抽象的平等与正义始终抱有警觉，也就因而女性更加注重个人的需要，而不是形式化的程序。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母亲们实行的是关怀伦理，而不是公正伦理。[35] 女性关怀伦理在法律推理中是通过实际推理法来展开的。女权主义实际推理法认为，法律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对具体问题的实际的考察和反应，而不是在相互对立和矛盾的观点中进行静止选择的推理方式。[36]正如女权主义学者尼古拉？拉瑟所批判的，传统法律推理强调法律的效率与公正，否定道德选择与关怀伦理在法律推理中的重要作用。

女性们所持有的关怀伦理正是男性抽象的公正伦理的补充，有助于防止规则的僵化所导致的实质上的不公平。法律推理中大量运用实际推论法的例子在民事审判中举不胜举，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的及合同履行中的情势变更原则的贯彻均与实际推论方法有关。诚实信用原则的模糊性必须要求结合一个具体的事实进行认定，抽象的规则并不具有直接演绎的能力；合同履行中的合同基础是否落空也必须在具体的个案中才能考量出是否发生情势变更的情形。在对将自己的财产处分给“第三者”的遗嘱是否有效的问题上，法律推理也涉及到利益衡量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男人的判断始终无法代替女性角色的情感体验。[37]“对一个男人是合理的事情，对于妇女可能完全不同。” [38]妇女独特的道德语言强调对他人、责任、爱护和义务的关切，以与抽象的男性道德相区分。女性思维以其特有的敏锐性与经验性在法律推理的时空中自由驰骋，弥补理性思维和不足，发挥着男性思维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然，实际推理并不而且不能排斥规则，相反它离不开规则，规则代表着过去智慧的积累，它们要和新的联系的事实相融合。规则提供要通过法律所要达到的合理的目的和结果的路标；规则防止专断的倾向并使制度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以防止偏见和热情的扰乱；规则是必要的，因为我们不总是好的法官。然而，规则总为新的事实和联系产生的新观点和见解留有余地，女权主义法学只是认为，案件的特殊环境可以支配规则的运用，规则的解释和运用不仅不是而且不应该是预先确定的。女权主义法学并不反对严格的演绎推理法，对于女权主义来说，实际推理和询问妇女问题使她们比其他非女权主义者寻找更多的与案件的解决有关的或本质的事实，例如，那些有关特殊法律规则和法律判决反映了谁的利益，以及谁的利益需要更密切的关注等方面的事实，在女权主义者看来是与妇女权利极其相关的事实。同样，女权主义实际推理也不是男性理性的另一极端，相反，女权主义赋予理性以新的含义。女权主义理性承认人类经验的多样性，承认把相互冲突和竞争的要求考虑在内这种方式的价值性，它力图揭示由道德和政治选择决定的偏见性以及这种偏见性在政权实践中的意义运用和作用。女权主义力图综合感情和智力因素，力图给予人类经验更多的价值。因此，实际推理方法对于通过揭示各种暗含的偏见给妇女带来的不利，具有男性思维不可替代的意义。[39] 因此，女性思维与法律思维并不冲突，甚至契合，以女性思维非理性因而不适应法律职业，如果不是无知，就是有意，其潜意识的是男权主义的私隐在作崇，试图以此维护男性在法律职业中的垄断地位，将女性置于法律的屈从处境。

女性也是法律的建筑师！我们只有在放弃那个在法律“以前”就已经固定的对女性特征的虚构的同时，也放弃在女性“之前”就已经固定的对法律的虚构，女性也许会法律职业所接受。并在这一基础上彻底清除女性与法律分离的障碍，法律走近女性的才能真正来临。而女性与法律的融合，在动摇男性对法律资源垄断的同时，也在性别平等的法律建构中融入了女性的因素。因此，随着女性在公共领域中法律力量的加强，私人领域中平等也就更多能反映女性的诉求。

但是，需要警惕的是，单纯的靠增加女性加入法律职业的人数并不能促使女性与法律真正融合。因为，“法律职业——是男性统治的，而这不仅是由于其中的人，也是由其结构所造成的。”[25] 在传统法律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前，女性的加入并不能改变法律，相反的结果是法律最终改变了女性。 因此，如果不对男权文化塑造的法律结构进行“去男性化”的改革，即使有再多的女法官、女律师乃至女政治家的出现，“在男性世界里做事就要抹去女性痕迹”[40]的压力同样可以迫使女性在法律职业中以男性标准来改变自己，而这显然无助于实现女性与法律的真正融合。虽然妇女已经从事法律职业也有不短的历史，但似乎并没有对这一男性化的法律产生冲击，这一事实就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法律职业的“去性别化”也许更为根本，也更为艰巨。而这，虽然表现为法律问题，但显然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法律的问题，还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注释：

[1] 资料来源于Hilaire Barnett BA，LLM，1988，Introduction to Feminist Jurisprudence，University of London，p49.

[2] 参见吴小英：《。科学、文化与性别——女性主义的诠释》，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46页。

[3] 参见吴小英：《科学、文化与性别——女性主义的诠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4] [美]凯特-米利特：《性政治》，宋文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5] 维姬-舒尔茨：《法律“之前”的妇女——有关妇女、工作与岗位性别隔离的司法叙述》，朱荣杰译，载王逢振主编《性别政治》，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6] 维姬-舒尔茨：《法律“之前”的妇女——有关妇女、工作与岗位性别隔离的司法叙述》，朱荣杰译，载王逢振主编《性别政治》，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7] 参见徐爱国：《破解法学之迷——西方法律思想和法学流派》，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

[8] [英]哈特：《法律的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

[9] [美]博西格诺等：《法律之门》，邓子滨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479页。

[10] 1988年8月5日《纽约时报》，转引自[美]博西格诺等著《法律之门》，邓子滨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483页。

[11] [美]博西格诺等：《法律之门》，邓子滨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485页。

[12] 参见[美]E？博登海默：《法：法律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页。

[13] 参见Hilaire Barnett BA，LLM，Introduction to Feminist Jurisprudence，University of London，1988，p49.

[14] 参见胡玉鸿：《法学方法论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9页。

[15] 吴小英：《科学、文化与性别——女性主义的诠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16] 参见吴家麟主编《法律逻辑学》，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130页。

[17] 参见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5页。

[18] 参见吕世伦主编《现代西方法学流派》（上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页。

[19] 参见徐延辉：《女性学家严重短缺：现状、原因及后果》，《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20] 吴小英：《科学、文化与性别——女性主义的诠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

[21] 吕世伦主编《现代西方法学流派》（上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7页。

[22] 苏力：《反思法学的特点》，《读书》1998年第1期。

[23] 参见[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页。

[24] 德国学者H？科殷认为法学是一种解释学，他说：“为了能够建立规则和案件的这种联系，人们对规则的必须有准确的把握；人们必须理解规则，为了能够正确地应用它，也就是说，使它在各种个案里发挥适用效力——它是为了发挥这种效力才制订的——，必须知道它的含义。因此，在法学的思维里，赋予法律规则的解释以一种很重要的（哪怕最终仅仅是一种预备性的）作用，就此而言，法学属于解释的科学。” 参见[德] H-科殷著《法哲学》，华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页。

[25] 参见胡玉鸿：《法学方法论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26] [德]阿图尔-考夫曼：《类推与事物的本质》，（）学林文化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212－213页。

[27] [德]阿图尔-考夫曼：《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页。

[28] 吴家麟主编，阳作州、石子坚副主编《法律逻辑学》，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130页。

[29] 转引自万斯庭：《美国法官的工作》，宋冰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页。

[30] 季卫东：《“应然”与“实然”的制度性结合》（代译序），麦克密克等著《制度法论》，周叶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版，第2－3页。

[31] 艾莉森-贾格：《性别差异与男女平等》，载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4页。

[32] [美]保罗-布莱斯特、桑福-列文森、杰克-巴尔金、阿基尔-阿玛编著《宪法决策的过程：案例与材料》（第四版-下册），陆符嘉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3页。

[33] 参见[美]博西格诺等：《法律之门》，邓子滨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487－488页。

[34] 参见[美]E-博登海墨：《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页；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页。

[35] 艾莉森-贾格：《性别差异与男女平等》，载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5页。

[36]参见吕世伦主编《现代西方法学流派》（下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7页。

[37] 我国去年发生这样一个案例：一个男子与妻子感情不合分居四年之久，互不来往。四年来一直与一位女性生活在一起并有一小孩，双方感情很好。该男子临死之前，留下遗嘱，将其全部财产处分给了这位女性。后来，该女子与其妻子为遗产发生诉讼，围绕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引起了人们不小的争议。

[38] [美]博西格诺等著《法律之门》，邓子滨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671页。

法律结业论文篇7

关键词：法商复合型；国际贸易；人才培养；实践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1－0243－02

引言

自从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尤其是2004年7月1日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颁布生效以来，我国法律已明确允许所有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随着对外贸易准入门槛大幅度降低，客观上迫切需要大批具有国际思维、熟悉国际惯例和外语熟练的法商复合型国际贸易高素质人才。但高校传统国际贸易专业培养方案一般仅注重于国际贸易理论知识教学，国际贸易专业毕业生普遍知识结构单一，缺乏最基本的与经济贸易密切相关的法律基础知识，与此相对应的法律实践能力更是一片空白，因此，国际贸易专业毕业生的素质与市场对法商复合型国际贸易人才的客观需求之间普遍存在着严重脱节的现象，国际贸易专业近年来也成为中国应届大学生最难就业的十大专业之一。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应当如何改变传统的仅注重国际贸易理论教学为国际贸易理论教学和法学理论教学并重，尤其是在教学活动中如何加强对国际贸易专业学生法律实践能力的培养，更是提高国际贸易专业毕业生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的一个迫切而又重要的课题。

一、法商复合型国际贸易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法及其问题

为了改变国际贸易专业毕业生知识结构单一，缺乏与国际贸易密切相关的法律基础知识和实践能力的现状，目前国内众多高校对加强法商复合型国际贸易人才培养均已有了一定程度的重视。目前，法商复合型国际贸易人才培养模式类型主要包括与专业结合的选修课模式、主辅修双学位模式和专门化班模式三种。与专业结合的选修课模式主要是在国际贸易专业的培养方案中选开《国际商法》、《国际经济法》、《合同法》、《知识产权法》和《公司法》等与国际贸易专业联系比较密切的法律课程方式。主辅修双学位模式主要是国际贸易专业学生在学习本专业的基础上，在大三和大四高年级阶段再同时辅修法学专业，凡修完规定学分并按质按时完成两个专业学位论文者可同时授予经济学和法学双学士学位。专门化班模式是在学生自愿的基础上，在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新生中择优选择部分英语和数学基础较好者，单独制定跨国际贸易和法学两个学科的教学方案进行专门培养。

但是，无论是与专业结合的选修课模式、主辅修双学位模式还是专门化班模式在教学方法方面通常采用的仍然是理论灌输式的教学方法。这种传统单一的教学方法既不利于培养学生创造性的思维，也缺乏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更不利于培养学生运用法理独立分析和解决涉外经济贸易法律问题的能力。教育与社会需求实践之间明显相互脱节，因此，加强对法商复合型国际贸易人才法律实践能力的培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国际贸易专业法律实践教学新方法概念、评析及其实施

众所周知，对理论知识的学习同时离不开教学实践活动的检验和领悟。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规定：“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见习、法律咨询、社会调查、专题辩论、模拟审判、疑案讨论、实习等。”这就为我们确定法律实践教学方法改革提供了依据。目前，国内学者和高校对法商复合型国际贸易人才培养中的法律实践教学方法进行研究、倡导和实施的主要类型有案例教学法[1]、冲突辩论式教学法[2]和理论联系实际教学法[3]。以上三种法律实践教学方法固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但同时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缺陷性。如：“首先，案例教学法所遭受的批评，来自于其所使用的素材；其次，案例教学法无法包含法律教育中所可能遇到的一切问题，在职业能力的培训方面也存在着不足”[4]。与此相类似，冲突辩论式教学法和理论联系实际教学法的缺陷也同样不容忽视。为此，笔者提出法商复合型国际贸易人才培养中法律实践教学如下几种新方法。

（一）庭审观摩教学法概念、评析和具体实施

庭审观摩教学法是组织学生有选择性的去当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旁听典型涉外经济贸易案件的审理过程，让学生感受更贴近实际的司法实践活动，使学生不仅能熟悉现实的司法操作程序，而且能引发他们对现实的司法过程和司法体系思考的教学方法。

相对于其他教学方法而言，庭审观摩教学法具有直观和真实的特点，也具有其他法律实践教学方法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学生通过庭审观摩教学法，既可以学习到课堂理论教学中所没有的新知识，还可以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庭审观摩教学法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组织学生去法院现场观摩，优点是现场感强、效果好，但缺点是消耗时间多、经济成本高、参与学生人数有限。第二种方式是组织学生观摩法院庭审录像。优点是可以全体学生参与，成本低，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观摩多个法院的庭审情况，缺点是现场感和效果均差一些。因此，两种方式相比较各有利弊，但笔者认为综合考虑还是应以第一种方式为主并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采用第二种方式。庭审观摩教学法在具体实施中首先应确定欲观摩的对象法院和案件类型；其次应认真做好庭审前的准备工作，包括了解案情、查阅法律法规和制作相关的法律文书；再次是实地观摩庭审，在庭审中应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并形成自己的看法和判断；最后是对庭审进行研讨和总结，研讨的对象主要是法官、公诉人和人辩护人在庭审中的表现，并总结各自的成功和不足之处。庭审观摩后还应组织学生了解该案的后续情况，包括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判决的结果和理由，使学生对该案的观摩有始有终，以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二）模拟法庭教学法概念、评析和具体实施

模拟法庭教学法是教师组织学生对诉讼的中心环节――开庭审理进行模拟实践，通过角色扮演，实践开展庭审中的各项工作，能让学生熟悉法官的工作程序，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合作精神，提高学生操作能力的实践性教学方法。

模拟法庭教学法，把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增强了学生综合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也解决了实体法和程序法相脱节的问题。

模拟法庭在具体实施中首先应科学分组，大致可分为原告组、被告组、人和辩护人组、法官组、书记员组、公诉人组、第三人和证人组并应适当控制每组人数，使每个学生都有演练的机会，并使各组之间能相互观摩，相互评析，以达到提高效率和效果的目的；其次应精选案例，所选择的案例应是现实中所发生过的具有代表性和社会影响力、有一定理论深度或有争议性的新案例为主，当然过去的经典案例也可适当考虑选择；再次就是开庭前的法律文书制作和开庭中法律程序运作均应严格按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三大诉讼法的要求来进行；再次就是在正式模拟开庭中，为营造一种正规的法庭气氛，应布置模拟环境，如学生法官应穿法官服，学生公诉人应穿公诉人服，学生律师应穿律师服，以达到良好训练的目的；最后还应讨论总结，讨论总结的问题既可以是实体问题也可以是程序问题，当然更应侧重讨论模拟法庭中争论的焦点问题和各类诉讼技巧以便改进以后的演练效果。

（三）法律诊所教学法概念、评析和具体实施

法律诊所教学法是以学生为主导，以法律援助为手段，采用开放形式，以实践操作为主，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身临其境，在实践中学习与感悟，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思考能力与实践能力的教学方法。

法律诊所教学法最大的优势是学生通过真实案件的方式来大幅度地提高自身的判断能力和极为有效地训练自身的法律思维，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最佳途径。

法律诊所教学法可以分为内设式诊所和外设式诊所。内设式诊所开设在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内，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为当事人提供直接的；外设式诊所开设在律师事务所内，在专职律师的指导下，学生从事各类法律工作。法律诊所教学法具体实施步骤主要包括积极进行法律宣传、会见当事人、接受当事人委托、集体讨论案情、确定案情核心要点、制定法律处理方案、收集相关证据、出具法律文书、提讼或应诉、准备开庭、参加庭审和辩论、参与调解纠纷、在当事人授权的基础上提起上诉、征求当事人意见反馈、装订案卷、交流办案经验和教训、总结办案经验和教训。法律诊所的案源除了来自于法律宣传以外，还包括当事人主动来访、实践合作单位提供和校内师生亲友咨询等。

三、结论

法律结业论文篇8

关键词:煤炭企业；企业文化；凸显；法治力量

企业文化作为现代企业制度下一种先进的管理理论，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其代表的企业基本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对企业发展也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随着市场竞争不断深入，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已成为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怎样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笔者认为，无论采取什么手段，建设企业文化都离不开法制和法律，都应凸显法治文化的力量。

一、法治文化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

企业文化孕育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由美国科学家总结日本和美国企业经营经验而产生的新的管理科学。作为一种全新的管理理论，中外理论家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仅对企业文化的内涵定义就有100种之多。但无论给它赋予多少内涵，企业文化首先是在市场经济土壤中孕育发展的。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发展要遵循共同的游戏规则，没有共同的游戏规则，市场经济就发展不起来，就会陷入混乱和迷茫。这游戏规则就是法律。法律本身不是企业文化，但依法治企却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特别是在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企业理念、企业制度、企业形象三方面，无不包含法治的关怀。像企业理念中的企业价值观念、企业愿景等，很重要的是法治观念，法律意识；像企业制度中的经营机制、管理模式、营销体制等，很关键的都是法律制度；像塑造企业形象中的品牌、核心技术等维系企业发展的关键都需要法律来维护。因此，纵观各类企业文化的建设，无论形成与发展，内容与形式，虽然都无一例外受到其所处时代经济、政治体制、文化习俗等制约和影响，但是不论哪种企业文化离开法律的护航。因此，建设企业文化，企业法制建设应当同步发展，主动培育企业法治文化氛围。

二、法治文化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法治文化是企业文化建设的组成元素。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从现代企业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法人治理结构下的现代企业制度看，现代企业成于法、长于法、维于法--无论从企业筹组、成立，从日常经营到资本运作，从企业章程到公司各项管理制度，无不以依法而成，以法为壤，以法为矩。可以说，无论法律制度本身，还是法的精神、法的理念，已是现代企业的组成元素。通过企业文化建设中的法治文化关怀，使企业和员工都具有自动识别意识，不超越，不违犯，一切以符合法律要求为前提。通过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中的法治文化建设，企业在全面学习和掌握法律、运用法律基础上，实现依法治企，按章办事，充分保护企业合法权益，有效避免法律纠纷，从而保证企业管理顺利开展，企业经营高效发展。

法治文化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内在推力。企业文化建设是一种现代企业管理方式，它实质是强调以人为本和团队精神，要求企业管理者（包括各级党组织）把职工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作为企业管理体系的措施，通过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增强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充分发挥精神文明建设对物质文明建设的推动作用，促进企业的全面发展。企业文化的直接目的就是通过强化管理激发职工的工作热情，从而加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可以看出，企业文化的约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把法制精神、法治文化纳入企业文化建设，使法治文化转化为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来自外界的、强制性的、被动的法制约束就会变为内在的、自觉的、主动的约束，这种约束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企业和员工来说，在以法制文化为重要内容的企业文化的激励、导向、约束等作用下，企业和员工以合法、守法为荣，其行为和活动将主动建立在合法、守法的基础上。

法治文化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科学规范的企业管理，特别是企业管理制度建设，特别需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中的法治文化建设。首先，企业管理制度的制订、实施以及对违反企业管理制度的行为的处理，都必须以法律为基础。同时，企业管理制度中的任何条款，都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企业管理制度是作为维护企业利益、维系企业有序运行的基本保障，只有在符合国家法律的前提下，才会受到国家法律的承认，企业利益才会得到国家法律的最终保障；任何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企业管理制度条款，都是无效的，企业利益不但得不到国家法律的承认和保护，而且还会因违反法律而使企业信誉和经济利益受到损失。而且，企业管理制度作为企业及其员工的行为准则、行为规范，只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才会得以顺利、有效地实施，才会得到企业所有员工的自觉遵守。通过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中的法制文化建设，为建立健全以法律为前提的企业管理制度奠定了基础，为维护企业根本利益、维系企业有序运行起到了根本保障作用，为确保企业各项规章制度的顺利、有效实施起到了推动作用，特别是为提高企业管理效率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三、法治文化是企业文化建设精神品质的有力支持

一般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包括企业员工的知识和技能、企业的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企业的管理和生产经营能力、企业创造品牌和运用品牌的能力、企业独特的文化和价值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围绕消费者的需求而构建的。而在核心竞争力的这几大构成要素中，最容易为消费者所感知的就是技术和品牌。因为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们最关心的不是某个公司的组织结构、经营战略，而是其生产的产品，更确切的说的产品的技术含量和产品的品牌。不管你的组织结构有多合理、战略有多科学、企业文化有多好，如果你的产品技术太落后或得不到消费者的认同，消费者依然不会购买。所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最终要落实到技术创新和品牌上来。

企业管理理论发展史上经历了四次革命，分别以泰勒制、行为科学、组织行为研究、企业文化等为标志，每次革命都是对原有管理理论和方法的批判继承和最新发展。作为全新的管理思想，企业文化就是从更高的起点来审视、研究企业管理，寻求企业发展的最强推动力。因此，企业文化骨子里充满了提倡创新、发展，倡导培育核心技术和核心力量的精神品质。如何永葆企业文化建设精神品质的青春？如何保护企业知识产权不受侵害？纵观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地都对其进行相关立法，保护知识产权，联合国为保护知识产权，成立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致力于保护企业知识产权，以及为创新项目提供方向，保持研究开发中的领先性和合法性。因此，通过以法治文化为重要内容的企业文化建设，使企业和企业职工都具有主动性法治意识、自觉性法治理念，使知识产权保护成为企业员工的自觉行为，从而为保证企业避免法律纠纷，保持核心竞争力提供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

[1] [美]杰克琳·谢瑞顿、詹姆斯·L.斯特恩：《企业文化：排除企业成功的潜在障碍》，上海人民出版社

法律结业论文篇9

今天，我们选择了做执业律师，就是选择了拼搏，选择了奋斗。因为律师行业是个“三高”职业，哪三高呢？就是高智商、高知识含量、高度竞争。

说律师职业需要高智商，并非自吹自擂。当然也不是说律师的聪明才智都超过了平均数，都比其它人聪明。而是说律师这个职业，是需要高智商的，因为你是律师，必须对社会、对特定的领域有一种哲学性的认识，有一种理性的思考，有一种立体的定位。具备了这些，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律师，因此，律师必须具备高智商。

说律师职业需要高知识含量，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们大家都有同感，律师职业需要全方位、多层次、立体的知识含量。律师职业最能体现“艺不压身”这句古训。不论懂什么，专什么，会什么，我们都能在律师这个职业中寻找到发挥的空间。同时，律师这个职业会促使它的从业人员去不断地学习新知识、认识新领域。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尤其是北京已经进入学习型社会。“学习”已经成为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必须保持一颗不断学习的好奇心，以探求的态度去了解、掌握知识，只有这样，我们在执业过程中，才会更自由。当前，律师队伍中，有很多律师本身不是学法律出身，他们可能是学中文的、学历史的、学医的、学理工的，他们在律师这个领域做得很好。这就证明律师这个职业，总能让你拥有的这份的聪明才智、专业技能有发挥的市场，你的知识积累总是有释放的机会。大概在十三年前，我原来工作的事务所有一位律师懂考古，恰巧遇到一个诉讼业务，使他的这份知识在法庭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因为那个官司是关于考古施工造成文物破坏的诉讼。平时看起来无关联的一些知识，在需要的场合，就能发挥极大作用。积累足够多的知识量，肯定有助于成就我们的律师事业，你积累的知识在律师业内就一定有展示才华的机会。

那么，作为一个好律师应具备什么素质呢？

1．正直、诚实为律师执业之根本，律师应该恪守职业道德，铁肩担道义，仗义人间

2．博学。法律服务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厚的专业功底、精通法律、博学多才是律师执业的基础和源泉。

3．勤奋。了解案情、牢记案情、研读法律、精心推敲都需要勤奋刻苦的敬业精神，勤奋是律师成功的铺路石。

4．应变。在办案过程中，情况往往瞬息万变，律师必须是头脑灵活、思维敏捷，准确而迅速地对变化作出判断和反应，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小陈老师工作室版权所有

5．口才。语言是心灵的声音，是思维的衣裳，雄辩的口才是律师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不论是提供咨询还是与当事人接触，不论是在谈判桌上还是在法庭上，律师恰到好处的辞令将“强于百万之师。”

6．文才。从谈话笔录到法庭记录，从书写有固定格式要求的合同、分单、状等法律文书到撰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答辩状、词、辩护词，无不要求律师有扎实良好的文字基本功，包括遣词造句、语法修辞、用文说理等运用能力。

7．律文书到撰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答辩状、词、辩护词，无不要求律师有扎实良好的文字基本功，包括遣词造句、语法修辞、用文说理等运用能力。

律师既然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那么就必须具备深厚、渊博的法律专业知识，才是真正的“法律之师”。

律师的知识结构必须是多层次的，一是理论的多层性，包括法学和与之相关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理论，二是实际应用的多层性，包括经验、体会、创见、发展。

从纵向的专业知识即深度来看，律师要精通法律，真正准确无误地理解领会法律每一条款之涵义，以及与此相关的立法、司法解释和党在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要了解透彻，理解精深，以确保在执行职务中运用起来得心应手。

法律结业论文篇10

关键词：法律英语 教学现状

1、前言

法律英语（ Legal English），在英语国家中被称为Legal Language或Language of the Law， 即法律语言，在英语中指表述法律科学概念的用语以及诉讼或非诉讼法律事务时所使用的习惯用语和行话[1]。然而，我国的“法律英语”的定义与英语国家应有所区别。现今国内有不少学者对“法律英语”的范畴做出了不同的探讨和界定，也折射出对其性质理解的不统一，这可以从国内学者不少的比较有影响力的法律英语教材的英文名称可见一斑。例如，何家弘主编的《法律英语实用教程》的英文名称为“Legal English”，而杜金榜、张新红主编的《法律英语核心教程》的英文名称是“Core Course of English for Law”。前者，即“Legal English”或“English of the Law”，指向“有关法律的英语”或“法律领域的英语”。而后者，即“English for Law”，则是指律师、法官、法律工作者所使用的专业语言（又可见于“牛津大学法律英语中心”（“English for Law at Oxford English Centre”）的界定[1]）。它是一种行业用语，是“不同于一般语言的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的法律载体”（杜金榜，2004：1）。就我国法律英语人才培养而言，应译为“English for Law”。

2.国内高校法律英语教学现状分析

目前国内法律外语课程的教学模式主要分为以下三个类型（李剑波，2007）。

2.1.“法学专业（汉语讲授）+法律外语阅读课程”模式

这种模式通常在法律高等院校法律专业的专业外语教学中展开，如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等，针对法律专业学生开展的专业英语课程。

2.2“外语专业+法学课程（汉语讲授）”模式

国内法律高等院校在外语专业包括英语专业和其他外语专业一般都设有专门的法律

外语课程，如西北政法大学英语专业的法律英语课程等。

2.3“法学专业+外文教材（外语讲授）+基础外语课程”模式

国内一些外语类高等院校如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在各自的法学院系设有法律外语课程（主要是法律英语课程）。

3.法律英语教学所存在问题分析

3.1教学目标不明确

误区一：法律英语教学是为了补充大学英语教学。为了迎合学生的需要，教师的教学严重偏离了法律英语教学应有的目标，由此，更谈不上钻研法律英语教学了（任中秀，2006：117）。误区二：法律英语的教学目标就是培养学生达到对英美法有所了解，能借助词典阅读、理解原汁原味的法律文献和原著水平，或者法律英语教学就是学习地道的英美法律制度（周红，2007：127）。

3.2.教学手段、教材教法单一

目前法律英语课程基本停留在传统教学基础上，以传授英美法律知识、介绍英美法律制度为主要教学内容，教学模式以阅读为主，以教师授课为中心，缺乏对法律英语系统的认识，缺乏系统性的听、说、读、写、译的全面训练和培养。

4. 法律英语教学方式和途径

基于以上问题分析，笔者综合国内高校的经验，提出以下思路。

4.1课堂教学

4.1.1文本阅读和讨论分析

在法律英语教学课堂上综合应用文本阅读和讨论分析相结合的教学方式。首先，文本阅读侧重法律制度、中外法律文化差异等法律知识的传授以及术语、句法、文体特征等语言知识的讲解。其次，组织学生针对文本阅读所涉及的主题开展讨论分析。

4.1.2 模拟训练

模拟训练分不仅包括角色扮演、模拟谈判（调解、仲裁）等训练，还应针对教学专题所涉及的内容围绕专业词汇、听力训练、模拟实例翻译、文书写作等展开练习。前者侧重的是专业技能的训练，后者偏重的是听、读、写、译等语言能力的培养。为了补充现实教学中单一讲授方式的不足，达到有限课堂教学时限内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平衡，可以在讲授具体专题的过程中，根据现实需要有选择性地植入角色扮演、模拟谈判等训练，在文本阅读和讨论分析之后加大术语练习、翻译和写作的训练，从而在知识传授和能力训练的动态平衡中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独立思考、有效内化知识、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积极创新探索的热情。

4.1.3 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法”（case method）最早由哈佛大学法学院前院长郎得尔于1870年前后提出，并将其应用于哈佛大学的法学教学实践中。案例教学不同于举例，它强调学生的积极参与，以实际案例的分析作为教学内容。案例教学让学生收获的不仅仅是相关的法律知识和语言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习者学会“如何用精确恰当的法律语言去感受获得这些法律知识的过程，去体验法律职业的思维方法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具体运用[2]。”事实上，案例教学更侧重的是法律思维、专业技能和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据此，在整个学期的法律英语教学中，应当合理分配传统文本阅读教学和案例教学的比例，从而做到四个方面关键因素的平衡辐射与协调培养。

对此广外的做法是一个学期安排1到2个经典案例，并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要求学生阅读案例，整理该案涉及的基本事实，并提出基本立场，总结语言点（词汇）；第二阶段，要求学生找出相关法律依据，对事实进行分析，并证明第一阶段提出的基本立场，着手撰写书面材料， 书面整理语言点（句型）；第三阶段为口头辩论或讨论[3]。此种处理方案的好处是能够合理安排有限学时，有效协调案例教学与传统文本阅读教学的比例分配，从而实现四个方面关键因素的协调与平衡。

4.2课外延伸教学

综合大学本科阶段法律英语课时的有限性以及法律英语本身的实践性等特性，开展形式灵活多样的课外延伸教学十分必要。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延伸教学势在必行。

4.2.1专题讲座

开展课外延伸教学的方式之一就是针对学生的实际需求举办各类专题讲座。在整合人民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高校开展法律英语专题讲座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可以将专题讲座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邀请专家或本校老师开展法律语言学讲座，这类讲座在内容上侧重的是法律词汇、术语、句法、语法、法律文书篇章结构、文体特征等法律语言特征的介绍和相关语言学知识的讲解；第二类是聘请具有丰富实务工作经验的知名涉外法律律师开展法律实务讲座，内容涉及涉外法务工作的方方面面、涉外法律人才的必备素质以及涉外法律律师个人的学习成长经历介绍等；第三类是根据学校现实条件和专业设置，有选择性地聘请国外专家学者作外国法律制度、法律文化、特定法律专业领域前沿动态等方面的学术报告。

4.2.2实践教学

在实践教学方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走在全国高校前列，经验纯熟值得学习借鉴。广外大借鉴美国法学教育中校外实习模式（Externship）（Milstein， 2001）的经验，在校外建立了广州市白云区法院、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北京的Lawspirit法律翻译公司等多个实习基地。例如学生在翻译公司里，可以根据能力分别从事法律文件初译、译审和行业语料库建设等专业对口工作；有本校专业教师带队，实习单位的资深专业人士指导；学生可以向带队老师和单位的专业人士提出问题并每周进行实习汇报[4]。实践证明，广外大的实习基地教学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实习基地的建立往往受到诸多现实条件的制约，因此在其他高校半实践性质（观摩与模拟）的课外教学模式较为普遍，如带领学生观摩涉外案件庭审，并要求学生用英文撰写观摩报告；（人大等诸多高校）利用学校的模拟法庭等设施在课外举办模拟庭审活动；（对外经贸大学等高校）举办法律英语翻译、口译、辩论大赛等。

4.2.3网络教学

法律英语网络教学大致分为三个层面：一个是上传教师授课的PPT教案以及整编后的优秀专业教师的精品课程视频供学生温习所学、总结归纳；第二提供LexisNexis、Westlaw等专业数据库资源和相关网络资源供师生查找判例、法条、期刊论文等专业资料开展科学研究工作[9]；第三是创办何家弘法律英语网等法律英语专业网站、论坛、QQ群等，利用现代化的网络技术手段提供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及校内外法律英语从业人员交流学习的互动平台。网络教学的确从知识扩展和与人互动交流的角度很好地培养了学生有效利用各类资源有针对性地进行自主学习的能力；学生之间可以相互交流经验彼此学习借鉴；师生之间在课堂教学之外形成可控的引导和反馈关系，老师更有针对性地解答学生的疑问，实时予以帮助指导，同时也可以更便捷地获取学生的反馈信息，及时调整完善教学，因此可以说网络教学是课堂教学强有力的辅助和补充。

5. 结语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法律英语教学是一个系统工程。对于法律英语课堂教学而言，应当采用文本阅读和讨论分析为主的教学方法和以精选案例分析为主的案例教学法相结合的教学形式，同时强化教学过程中不同类型模拟训练的合理应用；从课外延伸教学来看，应当以实践教学为重心，举办不同题材的专题讲座，与此同时加强网络资源和网络教学的科学建设，从而在多元化教学方法的协调运用中实现四个方面关键因素的协调与平衡。另外，法律英语教学中四个方面关键因素的平衡并非封闭的、僵死的，而是相对的、动态的和开放性的，因此随着时展，涉外法务工作的发展变化，新的教学理念、教学技术和手段的出现以及学生知识结构和需求的变化，需要不断调整、丰富和完善法律英语教学模式，确保几个方面关键因素的协调兼顾和动态平衡，最终服务于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的基础培养，促就法律英语教学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http：//oxfordenglish.co.uk/nauka-angielskiego/downloads/Law.pdf

[2] 王青梅. 法律英语教学模式的探索——以案例教学法为例[J].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 10）.

[3]http：///jwc/bestcourse/kecheng/35/article_show.asp？id=58

[4] 余蕾. 实习基地模式下的法律英语教学初探[J]. 时代教育：教育教学刊，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