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范文10篇

大陆范文篇1

电视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50年代便出现了彩屏电视。

21世纪初的今天，电视遍布世界各地，全球已拥有10亿台，中国便占了3亿台。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在这“神奇的盒子”里收看到丰富的新闻、娱乐节目。每天的时时刻刻，电视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在某些国家、候选人通过电视发表辩论，改变了政治格局。

电视业发展是十分迅速的。美国于1920年首先研试电视机，1936年英国开始在伦敦建立第一座电视台。1940年美国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视，并于1941年播放了第一条商业电视广告，到1954年彩色电视机问世。电视广告的播放，为二战后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业的繁荣、信息的传递，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亚洲的日本，1953年2月，日本nhk电视台首播，同年8月ntv商业电视台正式开播，这是亚洲第一个商业电视台。

在国外，电视业与商业电视广告几乎是同步发展的，而在中国大陆，影视广告的出现却与电视的首播相差了20年！1958年5月1日晚7时，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试播成为中国大陆电视的诞生日，同年9月2日正式播出。然而解放后的中国，由于受计划经济的高度集中化，以及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极“左”思潮演变成“”的影响，电视广告被认为是多余的东西，甚至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倘若播放外商广告更是有着“出卖主权，丧权辱国”的罪名，因而大陆电视广告在当时是绝对没有立足之地的。

在饱受“”的沧桑后大陆经济一片萧条，可能每个中国人心里都在感叹，“我是水里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了，我需要新鲜空气！”从极“左”思想中觉醒的中国人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发展才是硬道理”。

“1979”这个世人瞩目的数字，它不仅揭开一个10亿人口新时代的序幕，而且翻开中国影视广告的第一页。

中国影视广告是解放思想的产物。从1979年春北京市的“民主墙”变成“广告墙”到同年1月上海电视台播放中国大陆第一条商业电视广告“参桂补酒”，标志着在中国大陆社会生活中电视广告已不知不觉地被当成一种时代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以前政治标语和集中化经济不需广告的功能，成为“开放、改革”的象征。[1]

在我国，电视管理机构及性质是：四级办台，均为国有。公有国营是中国电视业的根本性质，其最高机构是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直属于国务院。实行“四级办电视[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州、盟），县（旗）]，混合覆盖”的分层次按行政区域划分的结构体系。在具体的管理方式上，实行的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分级管理的模式。各电视台之间无录属关系，也无直接的商业经济关系，呈一种较分散的协作体。

今天，中国电视台设备堪称世界一流水平是毫不为过的。中国已拥有3亿台电视，并以每年5%的速度递增，全国电视综合的覆盖率为93.7%。现共有354座电视台，还有1400多家县级广播电视台，1000多家教育电视台，3000个以上的电视频道，有线用户已超过1亿户。[2]到目前为止，不包括数百家企业有线电视台，我国现有电视台总数是日本22倍，美国的2—3倍，成为世界上电视台最多的国家。

中国电视业的广告收入：1990年年营业额为5.6亿元，1997年达到114.44亿元，至2001年电视广告营业额为170亿人民币。其中央视98年年营业额为4.95亿美元，99年为6亿美元，2001年为60亿人民币（居当年世界100强中第50名）。2001年中国大陆电视广告总收入却远不及一个国际广告公司——华纳公司的10%。[3]中国大陆电视广告收入微薄！但我们相信：中国是世界上电视机、电视观众最多的国家，有着一流的电视台设备，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电视市场最大的国家，其影视广告收入挖掘潜力无疑是巨大的。

二、中国影视广告的历程

（一）中国影视广告的原始期（1979年——1982年）

影视广告“平反”。电视在中国大陆播放从1979年到现在虽已有20多年的历史，可受“”影响，影视广告一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直到改革开放后，国内广告先行者丁允朋先生在1979年1月14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篇《为广告正名》的文章（如图1），才第一次为当代广告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之后，又在部长的努力下，广告得以恢复其商业性。

“原始”，很容易让人想到纯天然、未有人过多干涉，是最早的、最初的代名词。中国影视广告之所以在此阶段“原始”，笔者认为不仅在于它诞生了国内第一条商业电视广告，还在于此时的中国，政治上，处于一个极从“左”到“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过程；经济上，由集中化向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经济体系转轨，即经济、政治都处在一个转型期。历时十年的深重灾难，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且加上当时全国电视台的设备简陋，电视台经济来源完全依靠财政拨款，因而从中央到地方的财力都难以满足需要高投入的电视事业的发展。就1978年而言，电视台得到日常经费比一部电影的摄制费还少。电视台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看菜吃饭”，给多少钱办多少；一是“找米下锅”，发挥自身优势，自己发展自己。[4]

影视广告在“身正名顺”之初，电视台本身的建设也举步维艰，后来，电视台播放商业广告，却给电视台带来了商业效益。且电视台经营广告也符合中央关于“一切事业单位应该创造条件增加收入”的指示精神。只是中国广告完全是一件新生事物，尤其是影视广告，没有任何的经验可循。中国大陆第一条商业广告“参桂补酒”诞生于1979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一）15时05分，是用16毫米彩色影片摄制长度1分30秒播放的，同年3月15日，我国第一条外企商业广告“瑞士雷达表”也诞生了。[5]虽然在当时大陆影视广告还面临着“一切向钱看，出卖主权”等非议，但更多的人已认为：“播放电视广告同样是为观众服务，因为经营广告会增加电视台收入，可以把荧屏节目办得更好，是符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改变了捧着金饭碗讨饭吃的尴尬局面”。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37天第一条电视广告的播出，国内外可谓一片哗然！人民日报，美联社，路透社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媒体发表信息或文章，认为其成为中国“开放”的信号。同年四月广东电视台开始了广告业务，一年后，中央电视台也播放了广告……从此，电视广告遍及全国各大城市。电视广告成为电视观众获得商业信息的主要渠道，对扩大消费品的国内需求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广告收入更是我国电视业的主要经济来源。实践证明：电视广告业符合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

原始期的中国影视广告，总体上十分粗糙，影视广告版式主要借鉴于平面广告艺术，其原因是人们对影视广告的无知。“信息告白+产品图像”是其主要广告模式。影视广告材料和影视广告制作方式也十分简陋，主要由于国内市场发育的不成熟。只要“计划经济”的有限信息便可给中国产品带来经济效益，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大陆影视广告的主要特征。

大陆范文篇2

电视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50年代便出现了彩屏电视。

21世纪初的今天，电视遍布世界各地，全球已拥有10亿台，中国便占了3亿台。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在这“神奇的盒子”里收看到丰富的新闻、娱乐节目。每天的时时刻刻，电视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在某些国家、候选人通过电视发表辩论，改变了政治格局。

电视业发展是十分迅速的。美国于1920年首先研试电视机，1936年英国开始在伦敦建立第一座电视台。1940年美国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视，并于1941年播放了第一条商业电视广告，到1954年彩色电视机问世。电视广告的播放，为二战后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业的繁荣、信息的传递，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亚洲的日本，1953年2月，日本NHK电视台首播，同年8月NTV商业电视台正式开播，这是亚洲第一个商业电视台。

在国外，电视业与商业电视广告几乎是同步发展的，而在中国大陆，影视广告的出现却与电视的首播相差了20年！1958年5月1日晚7时，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试播成为中国大陆电视的诞生日，同年9月2日正式播出。然而解放后的中国，由于受计划经济的高度集中化，以及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极“左”思潮演变成“”的影响，电视广告被认为是多余的东西，甚至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倘若播放外商广告更是有着“出卖主权，丧权辱国”的罪名，因而大陆电视广告在当时是绝对没有立足之地的。

在饱受“”的沧桑后大陆经济一片萧条，可能每个中国人心里都在感叹，“我是水里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了，我需要新鲜空气！”从极“左”思想中觉醒的中国人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发展才是硬道理”。

“1979”这个世人瞩目的数字，它不仅揭开一个10亿人口新时代的序幕，而且翻开中国影视广告的第一页。

中国影视广告是解放思想的产物。从1979年春北京市的“民主墙”变成“广告墙”到同年1月上海电视台播放中国大陆第一条商业电视广告“参桂补酒”，标志着在中国大陆社会生活中电视广告已不知不觉地被当成一种时代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以前政治标语和集中化经济不需广告的功能，成为“开放、改革”的象征。[1]

在我国，电视管理机构及性质是：四级办台，均为国有。公有国营是中国电视业的根本性质，其最高机构是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直属于国务院。实行“四级办电视[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州、盟），县（旗）]，混合覆盖”的分层次按行政区域划分的结构体系。在具体的管理方式上，实行的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分级管理的模式。各电视台之间无录属关系，也无直接的商业经济关系，呈一种较分散的协作体。

今天，中国电视台设备堪称世界一流水平是毫不为过的。中国已拥有3亿台电视，并以每年5%的速度递增，全国电视综合的覆盖率为93.7%。现共有354座电视台，还有1400多家县级广播电视台，1000多家教育电视台，3000个以上的电视频道，有线用户已超过1亿户。[2]到目前为止，不包括数百家企业有线电视台，我国现有电视台总数是日本22倍，美国的2—3倍，成为世界上电视台最多的国家。

中国电视业的广告收入：1990年年营业额为5.6亿元，1997年达到114.44亿元，至2001年电视广告营业额为170亿人民币。其中央视98年年营业额为4.95亿美元，99年为6亿美元，2001年为60亿人民币（居当年世界100强中第50名）。2001年中国大陆电视广告总收入却远不及一个国际广告公司——华纳公司的10%。[3]中国大陆电视广告收入微薄！但我们相信：中国是世界上电视机、电视观众最多的国家，有着一流的电视台设备，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电视市场最大的国家，其影视广告收入挖掘潜力无疑是巨大的。

二、中国影视广告的历程

（一）中国影视广告的原始期（1979年——1982年）

影视广告“平反”。电视在中国大陆播放从1979年到现在虽已有20多年的历史，可受“”影响，影视广告一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直到改革开放后，国内广告先行者丁允朋先生在1979年1月14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篇《为广告正名》的文章（如图1），才第一次为当代广告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之后，又在部长的努力下，广告得以恢复其商业性。

“原始”，很容易让人想到纯天然、未有人过多干涉，是最早的、最初的代名词。中国影视广告之所以在此阶段“原始”，笔者认为不仅在于它诞生了国内第一条商业电视广告，还在于此时的中国，政治上，处于一个极从“左”到“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过程；经济上，由集中化向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经济体系转轨，即经济、政治都处在一个转型期。历时十年的深重灾难，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且加上当时全国电视台的设备简陋，电视台经济来源完全依靠财政拨款，因而从中央到地方的财力都难以满足需要高投入的电视事业的发展。就1978年而言，电视台得到日常经费比一部电影的摄制费还少。电视台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看菜吃饭”，给多少钱办多少；一是“找米下锅”，发挥自身优势，自己发展自己。[4]

影视广告在“身正名顺”之初，电视台本身的建设也举步维艰，后来，电视台播放商业广告，却给电视台带来了商业效益。且电视台经营广告也符合中央关于“一切事业单位应该创造条件增加收入”的指示精神。只是中国广告完全是一件新生事物，尤其是影视广告，没有任何的经验可循。中国大陆第一条商业广告“参桂补酒”诞生于1979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一）15时05分，是用16毫米彩色影片摄制长度1分30秒播放的，同年3月15日，我国第一条外企商业广告“瑞士雷达表”也诞生了。[5]虽然在当时大陆影视广告还面临着“一切向钱看，出卖主权”等非议，但更多的人已认为：“播放电视广告同样是为观众服务，因为经营广告会增加电视台收入，可以把荧屏节目办得更好，是符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改变了捧着金饭碗讨饭吃的尴尬局面”。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37天第一条电视广告的播出，国内外可谓一片哗然！人民日报，美联社，路透社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媒体发表信息或文章，认为其成为中国“开放”的信号。同年四月广东电视台开始了广告业务，一年后，中央电视台也播放了广告……从此，电视广告遍及全国各大城市。电视广告成为电视观众获得商业信息的主要渠道，对扩大消费品的国内需求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广告收入更是我国电视业的主要经济来源。实践证明：电视广告业符合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

原始期的中国影视广告，总体上十分粗糙，影视广告版式主要借鉴于平面广告艺术，其原因是人们对影视广告的无知。“信息告白+产品图像”是其主要广告模式。影视广告材料和影视广告制作方式也十分简陋，主要由于国内市场发育的不成熟。只要“计划经济”的有限信息便可给中国产品带来经济效益，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大陆影视广告的主要特征。

大陆范文篇3

2011年1月1日，ECFA（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早收清单正式实施，其中大陆方面对于台湾电影在大陆上映再不受进口电影配额之限制。7月12日，台湾电影《鸡排英雄》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享受到ECFA宏利的台湾电影在大陆14个城市上映。本片在台湾本土上映时取得了1.4亿台币的票房成绩，成为继《海角七号》、《艋舺》后，第三部票房破亿元的台湾本土电影。除了指标意义非凡，《鸡排英雄》更希望能够在大陆市场的票房上有所建树，但遗憾的是，《鸡排英雄》上映之后票房惨淡，两个礼拜之后又悄然下线。其实台湾电影在大陆遇冷已经不是头一遭，2009年情人节在大陆上映的台湾电影《海角七号》，虽然在台湾本土曾创下5.3亿新台币的惊人票房，在香港上映也取得4天200万元的不错成绩，但在大陆上映两天也才取得930万元票房，同档期的好莱坞电影《玩命快递3》则是4天2500万元票房、大陆本土小成本电影《爱得起》更是3天1000万元，使得大陆不少院线紧急调整放映场次，从每天7场调整到每天5场。接连两部台湾冠军电影信心满满而来，却铩羽而归在大陆遇冷；血脉相连、同文同种也难敌好莱坞大片侵袭，两岸的审美差异为何差距如此巨大呢？

二、票房“灵药”跨海失效———台湾电影登陆失败原因探究

（一）闽南话为主，易生文化折扣

分析近期两部在大陆上映台湾电影《海角七号》和《鸡排英雄》，无一例外人物语言都是以闽南话为主。闽南话是属汉语方言八大语系之一，是以福建代表，在用语习惯上专指在台湾所使用的闽南语方言，主要分布在台湾、福建、广东、海南等地使用。闽南话发音较为复杂，因此在观看这两部台湾电影时，闽南语地区以外的观众在理解影片上有难度，亦很难产生文化共鸣。例如《鸡排英雄》，这部描写一群在“八八八”夜市的朴实乐天的美食摊主们为了保护夜市不被强拆，联合起来，成为平民的“鸡排”英雄，与恶势力抗争的故事，如此市井气息浓厚的故事情节，人物主要的语言都是闽南俗语，不了解闽南语的观众是无法领悟其中的来源自闽南地区生活的方言意境的，票房打折扣也在所难免。

（二）忽视商业性，大陆观众难共鸣

台湾电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了电影“新浪潮”，并以此确立了以文艺片为主要创作题材，重视影片艺术性和国际声誉，放弃商业票房的风格。其中以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等人最为出名，作为大致出生于20世纪四十年代的群体，新浪潮导演们成长于台湾最为动荡的年月———日据时期结束以及后殖民时期的影响、国民党携大批大陆民众入台、美国军事协防、、二二八事变、白色恐怖时期等一系列政治历史事件，因此他们通常都以社会认同及现实环境关怀作为主题，以充满自传性的电影题材反映历史与现实交错、个人和时代碰撞的种种悲剧性故事[1]。尽管这一时期台湾电影在国际上大奖接踵而至，但文艺气息浓厚、叙事结构缓慢、故事情节不强等特点也严重影响了台湾电影的票房表现。特别是2006年，台湾本土电影仅占整个台湾电影市场总票房的1.6%，而反观在如今商业运作相对成熟的大陆电影市场，大陆观众的欣赏口味早已经被好莱坞商业大片所深深影响，慢节奏的台湾电影显然不能为大部分大陆观众接受，也难怪《海角七号》在大陆上映两天只取得930万元票房，同档期的好莱坞电影《玩命快递3》则是4天2500万元票房了。

（三）墙内开花墙外难再香

不少台湾电影先是在本土上映之后反响不俗，才选择到大陆电影市场分一杯羹，其中《海角七号》在上映近一年之后才进入大陆，而许多真正喜爱台湾电影的大陆观众已经通过网络、购买DVD等途径观看过该电影，即便是台湾电影史上的票房冠军，失去了最佳的宣传期，电影票房表现只能差强人意。

（四）选择档期无策略

在大陆电影市场蓬勃发展的今天，即便是票房保证的本土大导演，在选择电影上映时间上也注重策略性，避开好莱坞强档或是同类型影片的上映时间，而上述两部台湾电影的上映时期的选择都不理想，例如《鸡排英雄》7月份在大陆上映之时正是暑期强档，其中两部好莱坞大片《变形金刚3》、《哈利波特7•下》来势最猛。竞争对手如此强劲，以描述台湾夜市摊主们联合反抗黑恶势力的小成本贺岁电影也就只能成为暑期电影市场当中的炮灰了。

（五）过度删减，原味尽失

由于两岸电影审查制度不同，台湾电影在本土上映实行分级制度，主要将电影分为普遍级、保护级、辅导级、限制级；而大陆电影采取“一刀切”的审查制度，因此台湾电影进入大陆上映需要在题材、台词、主要人物的故事走向上严格把控，其中涉及违规部分都会予以删除，因此在大陆电影院放映时，观众看到的常常都不是原汁原味的正港台片。以《海角七号》为例，其中男主演因为在台北打拼事业不顺利，他的口头禅常常都是“三字经”；扮演架子鼓手的女孩每次出场都听着随身听，并唱着一首名为《爱到死》的歌曲，显现她叛逆青春期的独特性格。由于他们的台词内容违反了大陆方面对于电影内容不得“宣扬消极、颓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刻意渲染、夸大民族愚昧落后或社会阴暗面”的规定，经审查后在大陆上映时全部被删除，以至于大陆观众在欣赏本片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严重影响了整体的观影感受。没有了完整的叙事结构，影片原味尽失，观众花钱走进影院，却看了一部看不懂故事情节的作品，票房表现当然会打折扣。尽管台湾本土电影由于其独特的文化特色在大陆难获青睐，但是在2011年———ECFA元年，台湾电影走出本岛，进军大陆的步伐却正在加快，两岸电影人集结各自优势，一股新的台湾电影、两岸合拍的热潮正在兴起并迅速发酵。

三、后ECFA时代，台湾电影两岸合拍新趋势

2011年11月3日，由华谊兄弟公司和原子映像联合出品、根据台湾知名漫画家几米原作改编、台湾新生代青年导演林书宇导演，两岸三地知名演员刘若英、桂纶镁、徐娇等主演的电影《星空》正式上映，这也是两岸在ECFA元年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合拍影片，影片从筹划到上映都集结了一票两岸三地的电影精英。更喜人的是，《星空》首周末即斩获千万票房，在台湾上映也以千万台币拿下新片票房榜冠军；同时影片口碑良好，在两岸、尤其是年青一代受众当中特别受到追捧。为什么横空出世的《星空》能够获得成功？主要原因可以总结如下：

（一）因应两岸“文青”热潮，主打“小清新”《星空》的剧情相当简单，描述了一位13岁女孩在父母离异、爷爷去世后，和同班同学一同出游探险，在旅途中探寻人生价值的故事。对于现今大陆电影市场的主要受众大多是80后出生的独生子女，对于成长过程中遭遇的困惑可谓感同身受：忙于工作的父母无暇顾及生活的细节、年迈的爷爷奶奶年岁已高，无法像童年时候一样体察自己进入青春期的种种困惑……而台湾电影最擅长的就是此类文艺片：在一个平淡的故事主线当中发现生活、生命的真谛。在现今两岸普遍都是独生子女的社会大背景下，影片获得票房和口碑的双青睐也是意料之中。

（二）主创班底强劲，号召力满分台湾影视剧在大陆风靡多年，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台湾的明星偶像效应。而《星空》在演员班底上启用了有“票房保证”之称的刘若英、桂纶镁等知名影星，为影片的宣传造势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而作为华语流行乐坛的中坚，台湾流行音乐的优势一直不言而喻。《星空》此次的原声更是请来了在两岸知名度都爆棚的五月天为其谱写主题曲，在影片上映之前抢先在各大媒体播放，掀起了一波“星空”热潮，更有粉丝提前在各大网站PPS开展影片讨论专栏，提前为影片的上映预热，制片方更推波助澜，将男女主角的片场花絮、微博互动、广告代言一波接着一波在上映之前占据各大媒体版面，最终推动了票房大卖。

大陆范文篇4

电视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50年代便出现了彩屏电视。

21世纪初的今天，电视遍布世界各地，全球已拥有10亿台，中国便占了3亿台。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在这“神奇的盒子”里收看到丰富的新闻、娱乐节目。每天的时时刻刻，电视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在某些国家、候选人通过电视发表辩论，改变了政治格局。

电视业发展是十分迅速的。美国于1920年首先研试电视机，1936年英国开始在伦敦建立第一座电视台。1940年美国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视，并于1941年播放了第一条商业电视广告，到1954年彩色电视机问世。电视广告的播放，为二战后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业的繁荣、信息的传递，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亚洲的日本，1953年2月，日本nhk电视台首播，同年8月ntv商业电视台正式开播，这是亚洲第一个商业电视台。

在国外，电视业与商业电视广告几乎是同步发展的，而在中国大陆，影视广告的出现却与电视的首播相差了20年！1958年5月1日晚7时，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试播成为中国大陆电视的诞生日，同年9月2日正式播出。然而解放后的中国，由于受计划经济的高度集中化，以及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极“左”思潮演变成“”的影响，电视广告被认为是多余的东西，甚至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倘若播放外商广告更是有着“出卖主权，丧权辱国”的罪名，因而大陆电视广告在当时是绝对没有立足之地的。

在饱受“”的沧桑后大陆经济一片萧条，可能每个中国人心里都在感叹，“我是水里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了，我需要新鲜空气！”从极“左”思想中觉醒的中国人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发展才是硬道理”。

“1979”这个世人瞩目的数字，它不仅揭开一个10亿人口新时代的序幕，而且翻开中国影视广告的第一页。

中国影视广告是解放思想的产物。从1979年春北京市的“民主墙”变成“广告墙”到同年1月上海电视台播放中国大陆第一条商业电视广告“参桂补酒”，标志着在中国大陆社会生活中电视广告已不知不觉地被当成一种时代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以前政治标语和集中化经济不需广告的功能，成为“开放、改革”的象征。[1]

在我国，电视管理机构及性质是：四级办台，均为国有。公有国营是中国电视业的根本性质，其最高机构是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直属于国务院。实行“四级办电视[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州、盟），县（旗）]，混合覆盖”的分层次按行政区域划分的结构体系。在具体的管理方式上，实行的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分级管理的模式。各电视台之间无录属关系，也无直接的商业经济关系，呈一种较分散的协作体。

今天，中国电视台设备堪称世界一流水平是毫不为过的。中国已拥有3亿台电视，并以每年5%的速度递增，全国电视综合的覆盖率为93.7%。现共有354座电视台，还有1400多家县级广播电视台，1000多家教育电视台，3000个以上的电视频道，有线用户已超过1亿户。[2]到目前为止，不包括数百家企业有线电视台，我国现有电视台总数是日本22倍，美国的2—3倍，成为世界上电视台最多的国家。

中国电视业的广告收入：1990年年营业额为5.6亿元，1997年达到114.44亿元，至2001年电视广告营业额为170亿人民币。其中央视98年年营业额为4.95亿美元，99年为6亿美元，2001年为60亿人民币（居当年世界100强中第50名）。2001年中国大陆电视广告总收入却远不及一个国际广告公司——华纳公司的10%。[3]中国大陆电视广告收入微薄！但我们相信：中国是世界上电视机、电视观众最多的国家，有着一流的电视台设备，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电视市场最大的国家，其影视广告收入挖掘潜力无疑是巨大的。

二、中国影视广告的历程

（一）中国影视广告的原始期（1979年——1982年）

影视广告“平反”。电视在中国大陆播放从1979年到现在虽已有20多年的历史，可受“”影响，影视广告一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直到改革开放后，国内广告先行者丁允朋先生在1979年1月14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篇《为广告正名》的文章（如图1），才第一次为当代广告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之后，又在部长的努力下，广告得以恢复其商业性。

“原始”，很容易让人想到纯天然、未有人过多干涉，是最早的、最初的代名词。中国影视广告之所以在此阶段“原始”，笔者认为不仅在于它诞生了国内第一条商业电视广告，还在于此时的中国，政治上，处于一个极从“左”到“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过程；经济上，由集中化向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经济体系转轨，即经济、政治都处在一个转型期。历时十年的深重灾难，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且加上当时全国电视台的设备简陋，电视台经济来源完全依靠财政拨款，因而从中央到地方的财力都难以满足需要高投入的电视事业的发展。就1978年而言，电视台得到日常经费比一部电影的摄制费还少。电视台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看菜吃饭”，给多少钱办多少；一是“找米下锅”，发挥自身优势，自己发展自己。[4]

影视广告在“身正名顺”之初，电视台本身的建设也举步维艰，后来，电视台播放商业广告，却给电视台带来了商业效益。且电视台经营广告也符合中央关于“一切事业单位应该创造条件增加收入”的指示精神。只是中国广告完全是一件新生事物，尤其是影视广告，没有任何的经验可循。中国大陆第一条商业广告“参桂补酒”诞生于1979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一）15时05分，是用16毫米彩色影片摄制长度1分30秒播放的，同年3月15日，我国第一条外企商业广告“瑞士雷达表”也诞生了。[5]虽然在当时大陆影视广告还面临着“一切向钱看，出卖主权”等非议，但更多的人已认为：“播放电视广告同样是为观众服务，因为经营广告会增加电视台收入，可以把荧屏节目办得更好，是符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改变了捧着金饭碗讨饭吃的尴尬局面”。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37天第一条电视广告的播出，国内外可谓一片哗然！人民日报，美联社，路透社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媒体发表信息或文章，认为其成为中国“开放”的信号。同年四月广东电视台开始了广告业务，一年后，中央电视台也播放了广告……从此，电视广告遍及全国各大城市。电视广告成为电视观众获得商业信息的主要渠道，对扩大消费品的国内需求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广告收入更是我国电视业的主要经济来源。实践证明：电视广告业符合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

原始期的中国影视广告，总体上十分粗糙，影视广告版式主要借鉴于平面广告艺术，其原因是人们对影视广告的无知。“信息告白+产品图像”是其主要广告模式。影视广告材料和影视广告制作方式也十分简陋，主要由于国内市场发育的不成熟。只要“计划经济”的有限信息便可给中国产品带来经济效益，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大陆影视广告的主要特征。

大陆范文篇5

「商人」一词，在近代汉语中含义甚广，几乎包播了各种与民生相关行业的经营者。[1]但大陆学者在对其进行具体研究时，采用的概念往往并不都是「商人」二字．而是随著考察时代的更替有所变化。如於明清时期便径直用「商人」称呼研究主体，清末民初后则多根据阶级分析法，将工商业者归入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亦有称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等。此种分析明显带有先入为主的政治判断，对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颇为不利。近十多年来，这类状况有了改观，一些论者开始使用具有限定意义的替换概念来指代商人阶层，甚而直接使用「商人」。下面即是三种常见於大陆书刊者，且试作介绍：

1．绅商。此概念多见於晚清商人之称呼。如马敏即认为「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形成了一个与半殖民地半封建过渡社会形态相适应的绅商阶层」，其标志是「1905年左右各地商会的普遍设立」。[2]其「社会阶级属性」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早期形态」。[3]徐鼎新把绅商阶层视为「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代表」、「最早出现於我国的民族资本人格化的具体体现者，[4]同时其身上还带有「崇尚名弟、联结乡谊、信义经商、因果报应J等传统价值观念。他认为上海总商会以1920年会长改选为界，其前为「绅商领导体制」时代，其后则为「企业家时代的开始」。[5]朱英则指出：「绅商」实际上就是正在形成的新兴资产阶级。[6]至於绅商的形成，则多认为或「由绅而商」，或「由商而绅」，后者被称为「逆向社会流动」．具有消极意义。[7]贺跃夫则不同意将绅商视作新兴的社会阶层或资产阶级．他认为绅商阶层包含不同性质的份子，其社会属性不可等量齐观。[8]章开沅亦曾提醒大家：很难把清末所谓「绅商」群体截然界定於某一单纯的阶级或阶层概念之中。[9]

2．早期资产阶级。马敏和朱英均曾以这一概念为标题著成专书。[10]马敏主要以「早期资产阶级」指19世纪60年代至1913年左右正处於「形成或转化过程中的资产阶级」，尤其是构成其主体之「工商资产阶级」。其特点为：原始统一性、特殊软弱性、严重的不纯粹性。[11]而朱英在其著作中并未就该概念之使用作具体说明，但他认为「1904年以后各地商会的相继建立，当可视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初步形成的一个重要界标」，而1912年全国商会联合会之成立则「标志著中国资产阶级完整形态的最后形成」。[12]很明显，以上二位在使用此概念时，所指并非完全同一。

3．资本家阶级。近十年来这个词在大陆史学界颇为流行。其内涵，按丁日初的解释，即「同在华外国资本家集团相封而言的民族资产阶级」[13]，他判断上海的资本家阶级产全於19世纪下半叶对外贸易发达之时。[14]张亦工、徐思彦则认为「严格意义上的资本家阶级，指有经济地位的资产者群体，包括金融家、实业家、近代商人等等，而不包括属於资产阶级范畴的知识阶层」。[15]马敏在199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亦采用该概念指构成「资产阶级主体」的工商资产阶级，并以「早期资本家阶级」一词代替了他先前使用的「早期资产阶级」。[16]

与概念的更替使用相似，大陆学者在近代商人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亦日趋多元化。虽然传统的阶级分析理论仍广为使用，但最近十年来，不少学者为解决问题於研究中引进了多种社会科学理论，其中较为重要的有：

1．现代化理论。虞和平综合西方各派现代化理论，提出「所谓现代化就是人类社会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他认为中国自1840年至1949年为早期现代化过程，其核心涵义是资本主义工业化与民主化、民族化。据此，他探讨了近代商会於此进程中的自身现代化及在本国早期现代化中的地位，并得出「近代商会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一个失败承担者」的结论。[17]

2．政治文化理论。张亦工、徐思彦曾采用阿尔蒙德（GabrielA.Almond）在《公民文化》（TheCivicCulture）一书中关於「政治文化」的定义及理论架构，对中国20世纪初期中国资本家阶级的政治理念及行为作过一定分析。他们认为资本家阶级对政治的认识和介入，往往是以自身经济利益关系为基点，这「一方面保证了资产者从事政治的韧性」，一方面「又使资本家阶级缺乏政治眼光」。[18]

3．结构功能理论。如桑兵运用此面社会学理论从城镇社会结构和功能变化的角度分析了清末商民罢市爆发频繁这一历史现象。[19]虞和平、朱英等人在晚清商会研究中充分运用了这一方法，他们通过对近代商会组织结构及功能的解剖，就资产阶级形成过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20]

4．社会心理学理论。马敏曾利用社会心理学结构理论系统论述了早期工商资本家的心理特征。[21]莫世祥、温小鸿等人亦以此角度分析了粤港商人在民初20年中与以孙中山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之间关系的嬗变。如温小鸿即认为广东商人「对新的强力中心的企盼」是导致其於不同时期心理变化的主因。[22]

5．市民社会理论。近年来，北美学界围绕「公共领域」（PublicSp[]ere）与「市民社会」（civilsociety）两个概念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适用性发生的辩论引起大陆学者的关注。其中有不少人对此持肯定态度。如王笛即认为清前期的长江上游地区曾出现社会重建过程，并已初步产生了公共领域。[23]而朱英则认定中国在20世纪初期便开始萌生出市民社会的雏形，主要体现在众多具有近代色彩的新型民间社团的诞生、民间公共舆论的形成以及市民阶层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24]马敏亦持相似观点，他并且强调20世纪初年「刚刚显露出来的雏形」主要出现在若干商业发达的城市之中（尤其是那些作为通商口岸的较大都市）。[25]

可以看出，十年来，大陆史学界关於近代商人之研究正趋向多姿，概念的转换、各种方法的尝试，都在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氛围活跃起来。

二、几个主要研究层面及其成果

据笔者统计．最近十年中，大陆学者出版有关中国近代商人研究之专书16部，发表相关论文170余篇，涉及到此一研究领域的各个层面。以下试择其要者略作介绍：

1．商人群体。此为学者们讨论得最多的一个问题。近代商人群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一条由商帮到行会再到商会，最后被党化权威整合的曲折道路。其中商会是论述的焦点，分别有四部专书问世：徐鼎新、钱小明著《上海总商会史》；马敏、朱英著《傅统和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虞和平著《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朱英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徐、钱二位之合著以时间为序，对上海商会之发韧及组织演变、其於清末民初的经济活动、与本世纪初30年中国政治变迁之关系等均有较详叙述；马、朱之合著则以苏州商会档案为主要资料来源，从社会史角度探讨了苏州商会之创设、组织系统、社会职能及性质、与清末反帝爱国运动、与捐税斗争、与辛亥革命等七个方面的问题；虞著为通论性的商会研究专著，他把商会置於中国早期现代的框架中进行考察，提出了不少富有新意的论点；朱英新著则以市民社会理论为研究工具，以商会为研究主体，阐释了近代中国转型时期社会自身的发展变化以及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除了上述专书外，讨论商会的论文还有多篇，如胡光明对清末及北洋时期天津商会之研究、屠雪华对苏州商务总会性质的分析、梁洪生对江西吴城镇商会历史的发掘等均颇见功力。[26]

商帮研究主要集中於徽帮、晋帮及宁波帮。专书主要有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之《中国十大商帮》（合肥：黄山书社，1991年10月）及张海鹏与王廷元合编之《徽商研究》（合肥：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4月）、张正明著《晋商兴衰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前二种均为集体合作之成果，张著则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自明初至清末500余年的发展史。宁波帮迄今尚无通论性专著问世，但有关论文为数不少，[27]虽不及徽帮、晋帮。其他如苏州洞庭帮、江右商（江西帮）等亦曾有。[28]李华则以「清代地方商人」为主题，撰写了若干篇论文，对湖南、湖北、厂西等省简人有所采讨。[29]

大陆学者对近代行会之研究相对较为薄弱，仅见数篇论文。[30]作者主要从行会的近代化、商会与行会之联系及区别两个角度来加以论述。至於被党化权威整合过程中的商人群体，主要有张亦工一篇＜商民协会初探＞。（载《历史研究》1992年，期3）。他考察了商民协会在中国国民党导下成立最终又被其解散的短暂经过，认为「商民协会主要是国民党试控制资本家阶级的一个临时性“党化”工具，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商民”的利益集团。

另外，朱英在其专书《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中介绍了各类新式商人社团，他认这些新式社团既具有民主性和开放性，亦残存著某些封建性的落后因素。

2．商人与政治。大陆学者最初是从中国资产阶级发展史的角度来研究商人的，因此带有很浓的政治色彩。尤其对晚清商人的研究，更是被置于辛亥革命史的框架中来进行。但最近十年来，关於这个题目的讨论有了少新的进展，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

（1）商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张亦工、徐思彦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在20世纪初期正处在政治启蒙时期，刚刚从不问政治，不知政治为何物的状态向关心和参与政治过渡」，1922年的国是会议是资本家阶级政治参与意识初步形成的标志，但政治能力感、党派意识与政治社团、领袖的缺乏，使他们最终未获成熟的政治发展。[31]其表现之一便是他们不能有效地运用经济力量来谋取政治权利。[32]马敏认为近代绅商日渐明显的政治参与意识源於抵制外货挽回利权的经济斗争。[33]虞和平、朱英指出，只有在商会产生之后，商人有组织的政冶参与才成为可能。[34]但政治文化为质的相对低下，则使商会无法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目标。[35]

（2）商人与政府之间关系。研究者们讨论得较多的是商人与1912－1916年袁世凯政府以及与1927－1937年的国民党政权之间的关系。马敏、朱英认为1913年商人在「二次革命」中支持袁世凯是资产阶级的阶级主体与其政治代表相脱离的「政治大滑波」。[35]至於其原因，徐鼎新指出：商人对袁政权支持与否，「是以这个政权是否体现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和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为前提的」。[37]其他几位学者认为：趋安厌乱，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是决定商人们政治态度的首要依据。[38]对袁政府如此．对1937年后的国民党政府亦如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民族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权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冲突。有人甚至指出「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在“一．二八”战争期间已从国民党的同盟者或国民党政权的支持者，转变为政治舞台上的一股既不附和革命，又不依附反革命的独立力量」。[39]但不少人仍习惯从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来论述二者之间复杂的关系。[40]

（3）商人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大致上在学者们笔下，对商人们在晚清至民国20年之叫政治表现的评价呈「M」型，即认为商人们在1860年代后政治上日趋活跃，至清末立宪运动及辛亥革命达到第一个高峰，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辛亥革命的结局，但后来由於反对「二次革命」，政治上出现倒退。1915年后，政局日益混乱，商人们的政治表现又呈上升势头，如1915年反对二十一条，1919年参加五四游动。到1920年代中期．达到第二个高峰，甚而有组织「商人政府」之企图。但不久又以自己的经济力量支持国民党反共，建立新政权。这亦未给他们自身带来稳定的秩序和优惠的工商政策，其政治活动能量反倒被一点点榨干，最终丧失了「政治自主性」。[41]

3．商人与经济及社会变迁。与概念的使用密切相关，大陆传统史学著作一般都认为「民族资产阶级」遭受「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榨，「在夹缝中求生存」，因此资本主义经济不能获顺利发展。这种提法在最近十年开始有了动摇。丁日初等人即指出应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当作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由此出发．他认为应著重论述近代资本家努力奋斗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事迹。而马敏根据他对绅商阶历的考察，认为其近代经济活动既有顺应近代化潮流，推动晚清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面，又有依附於传统，使近代社会经济转型变得复杂而迟缓的一面」。虞和平、朱英等人则就商会的经济功能作了探讨．认为商会通过参与经济法规的制订、实业教育的提倡、国际交流的开展等活动，维护了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於多种因素的制衡，并没有完全朝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走上快车道。[44]

同时，学者们亦注意到商人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马敏在其论著中反覆强调：正是过渡型社会结构对阶级发展形态的强大制约，才导致中国早期资本家阶级（或称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无法完成其承担的近代化主干载体的历史使命。[45]桑兵认为到辛亥革命前夕．我国传统的城镇社会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商人比重日益增大，稳定性加强，并取得了超出封建势力的优势，加上其所具有的连锁辐射功能，这便为「城镇商民与封建阶级的公开对抗提供了主客观条件」。[46]虞和平、张海林等人则注意到在民国初年，「士农工商」的座次己大为变动，商人地位上升的标志便是其社会活动范围的扩大及其功能的强化。[47]

4．商人思想与「商人文化」。为了深入探讨商人的角色行为，不少论者从其思想意识入手，做了有益的尝试。如朱英等人认为民族观念的进步、合群意识的萌发与清末民初绵延不绝的反帝运动尤其是抵货运动便密不可分。[48]相有人根据对若干近代商人的个案分析，认为锐意创新、积极进取是企业家精神在他们身上开始得到体现。[49]亦有人就晚清商人的教育思想、尚武思想等作过一定分析。[50]。

近年来，「商人文化」一词经常出现相关著作中。其涵义界定似乎并不明确，如唐力行曾如此表述：商人文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资本主义萌芽同质的，它跃动着早期启蒙的曙光，是资产阶级启蒙文化的先导。[51]但他对「商人文化」的探讨主要是建立在明清时期徽州商人研究之基础上，某些结论颇值得推敲。如朱英即认为唐用胡适的思想来说明徽州商人文化的发展未免使人有牵强之感．[52]他提出「商人文化」的考察对象应包括商人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家族与家庭、生活方式、心理结构、文化教育观、思想意识、社会团体、经济活动、政治参与等方面。[53]可以看出，他主要是把商人文化当作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自1987年以来，大陆史学界於近代商人之研究比此前无疑有了较大进步。但全面仔细地观察，却会发现数量颇多的成果中，质量参差不齐。作精深慎密分析者少，泛泛之论者多，甚至低水平的重复制作亦夹杂其中。而於研究格局、视角、方法等更存在不少问题：

1．格局分布不太合理。时间上研究者们的视线多集中於明、清两代（尤其以晚清为还）。在170余篇论文中，属于这个研究区间的占70％强，有120余篇。而讨论1912年后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时期商人的文章不到20％，共32篇。其余为通论性质或综述性文字。大致上，侧重於明清时期的多为讨论商帮或地方商人者，而属意於晚清者多为治商会史者，然而自1912年后的近代中国正是风质变幻、社会急剧动荡之时，考察商人於其间的心态及表现具有重要意义，故亟待加强。

空间上论者们多集中於几个特定区域，特别是对晚清商人之考察基本上以苏州、上海、天津、广东、武汉等几个地方为主。当涉及到北京政府或南京政府时期，则大多只能举天津、上海等地为证。这种现象固然与资料利用有关，但仅依靠一、二城市的观察，视野未免狭隘。

3．微观考察过於欠缺。研究商人必不能离开对一个个单独的人的微观考察，但大陆学者似乎擅长於从宏观上去把握，於商人个案分析甚弱。除了「南张北周」及几位有名的「官僚或买办商人」（如盛宣怀、唐廷枢、虞洽卿）或被官方承认的「民族资本家」（如刘鸿生、卢作孚、穆藕初）外，别论者每每谈到具体的商人，只好去从「文史资料」中寻求帮助。

对商办企业的个案研究亦极少，几乎找不到正式成果可供介绍，相对於1980年代初期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对企业史研究所作的卓著努力，最近几年是大大忽视了这个领域。

商人社团研究除了苏州、天津、上海等地外，其余地区亦有待加强。而且研究对象除了规模大之商会，宜将触角深入到更小的商人群体。

3．方法仍嫌陈旧。虽然已有若干垃学者开始引用一些新的理论架构来阐释近代商人历史，但就整个研究领域来看，传统的解释框架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如关於「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下层论」、「两面性论」等。而受革命史观的支配，对商人在历次政治变助中的表现仍有人动辄以「革命」或「反革命」来作价值评判，离冷静、客观的标准尚远。

四、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说现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商人研究在大陆还刚刚起步。1960年代后，商人一直被冠以种种特定名号或贴上形状不一的政治标签，而从中立的学术立场来作客观的研究基本上无从谈起。令人稍觉宽慰的是，最近20余年来大陆的学术研究环境渐趋宽松。经济体制的转型使商人地位有了很大提高，他们甚至开始影响新的社会价值标准之形成；私营工商业亦正成为大陆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切无疑有利於近代商人研究工作的开展。从众多相关论文的发表我们可以感受此一研究领域正在升温。但研究人员的观念与素质、档案史料的发掘与开放程度、自由讨论空间的大小都在制约著此项研究工作的成效。我们期待著在未来的日子里，近代商人研究能获得更有意义的发展。

注释：

[1]1914年3月2日由北京政府公布的（商人通例》规定商人为商业之主体，而商业则包括以下17类；买卖业、赁贷业、制造业或加工业、供给电气煤气或自来水业、出版业、印刷业、银行业兑换金镶业或贷金业、赡承信托业、作业或劳务之承揽业、设场屋以集客之业、堆褛业、保险业、运送业、承揽运送业、牙行业、居间梁、业。参看张士杰编，《商人宝鉴》（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7月初版．1935年5月增订第1版），页425；陶汇曾编．《商人通例释义》（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1O月），页13；刘绍基编，《商人要览》（南京：南京书店，1933年4月），页14-25。

[2]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页93－97。

[3]同上书，页206。

[4]徐鼎新，（清末民初上海绅商阶层面面观＞．《档案与历史》．1988年．期3。

[5]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7月）．页247－251；徐鼎新，＜近代上海新蚕民族资本家深层结构的透视——从二十年代初上海商会改组该起>，《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8年，期3：徐鼎新，<从绅商时代走向企业家时代——近代化进程中的上海总商会>，《近代史研究》，1991年，期4。

[6]朱英，《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页35。

[7]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页86；徐鼎新：＜清末民初上海绅商阶层面面观＞。

[8]贺跃夫，（晚清绅商群体的社会构成辨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期4。

[9]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7月），＜序言＞，页4。

[10]即马敏著，《过渡形态：中团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4月）及朱英著：《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

[11]马敏，《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页28－38。

[12]朱英,《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页21．

[13]丁日初．《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家阶级》（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页128。

[14]同上书,页147。

[15]张亦工、徐思彦．＜20世纪初期资本家阳级的政治文化与政治行为方式初采＞，《近代史研究》,1992年期2.

[16]马敏，＜早期资本家阶级与近代中团社会结构演化＞，《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期3。

[17]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页4、336。

[18]张亦工、徐思彦，＜19世纪初期资本家阶圾的政治文化与政治行为方式初探＞．

[19]桑兵，＜论清末城镇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商民罢市＞．《近代史研究》．1990年，期5。

[20]虞和平，《商会与中国资产阶级的“自为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91年，期3；朱英，＜从清末商会的诞生看资产阶级的初步形成＞，《江汉论坛》，1987年，期2．

[21]马敏，《过渡形态：中国早期实产阶级构成之谜》，页191－206。

[22]莫世祥，＜孙中山与资产阶级在一九二三年＞，（近代史研究），1987年，期1；温小鸿，＜“商团事变”前后广东商人的心理变化＞。《学术研究》，1988年，期6。

[23]王笛，＜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历史研究》，1996年，期1。

[24]朱英，＜关於晚清市民社会研究的思考＞，《历史研究》，1996年，期4。又请参阅氏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5章，页105－162。

[25]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页283。

[26]请参看胡光明，＜论清末商会对长芦盐务风潮的平息＞，《历史档案》，1994年，期2；又＜论北洋时期天津商会的发展与演变＞，《近代史研究》，1989年，期3；屠雪华，＜论清末苏州商务总会的性质＞，《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期2；梁洪生，＜吴城商镇及其早期商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期1。

[27]如张守广，《明清时期宁波商人集团的产生与发展＞，《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3期；黄逸平，（近代宁波帮与上海经济＞，《学术月刊》，1994年，期5；姚玉明，＜近代“宁波帮”文化心态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期2。

[28]如范金民，＜洞庭商人的经营方式与经营手段＞，《史学月刊》，1996年，期2；马学强，＜一个传统商帮的近代变迁——苏州洞庭帮在上海＞，《史林》，1995年，期3；方志远、黄瑞卿，＜明清江右商的经营观念与投资方向＞，《中国史研究＞，1991年，期4。

[29]主要有＜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期2；＜清代湖南的外籍商人＞，《清史研究》，1991年，期1：＜清代广西的地方商人＞。《历史档案》，1992年，期1；＜清代湖南商人的经商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期1。

[30]如虞和平，（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行会的近代化＞，《历史研究》，1991年，期5；朱英、马敏，＜浅谈晚清苏州商会与行会的区别及其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期3；唐明锋，＜清代行会的性质和作用＞，《史学月刊》，1988年，期4；孔祥毅，＜晋商行会：自治自束自卫的商人机构＞，《文史研究》，1994年。

[31]张亦工、徐思彦，<20世纪初期资本家阶级的政治文化与政治行为方式初探＞，《近代史研究》，1992年，期2。

[32]徐思彦，＜20世纪初期资本家阶级经济力量的手段问题＞，《文史哲》，1992年，期5。

[33]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页328－329。

[34]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页275；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还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页298。

[35]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页281。

[36]参看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页432－446；朱英，《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页104；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页350：《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页136。

[37]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页179。

[38]吴伦霓霞、莫世祥，＜粤港商人与民初革命运动＞,《近代史研究》，1993年，期5；马敏，《宫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页356。

[39]朱华，＜一二八战争期间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政权态度的转变＞，《档案与历史》，1988年第2期。

[40]参考曹必宏，＜九一八前民族资产阶级与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史学集刊》，1989年，期1；《九一八后民族实产阶级与国民党政权关系＞，《民国档案》，1989年，期4；张义渔，＜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与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史林》，1992年，期1。

[41]请参看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页254－276：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第5、7、9、11章；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页241－290；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页328－367；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页391－446；丁日初，《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家阶级＞，页180－284；徐思彦，＜20世纪初期资本家阶级经济力量的手段问题>，《文史哲》，1992年，期5。

[42]丁日初，《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家阶级》，页8－11；154－159。

[43]马敏，＜晚清绅商与近代经济发展＞，《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期3。

[44]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页202－275、366－388；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页163－215、587－589；赵洪宝，＜清末民初商会对政府制订工商政策的影响＞，《学术界》，1994年，期2。

[45]马敏，《早期资本家阶级与近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化＞，《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期3；又氏著《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页234－242。

[46]桑兵，＜论清末城镇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商民罢市＞，《近代史研究》，199O年，期5。

[47]虞和平，＜民国初年经济社团考察＞，《东方》，1996年，期2；张海林，＜论本世纪初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江海学刊》，1996年，期4；丁日初，＜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家阶级＞，页159－165。

[48]参看朱英：《早期资产阶级概论》，页236－237：又氏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页95－99；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页304－328；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页335－365；乔志强、赵晓华、＜清末民初资产阶级心态初探＞，《山西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期4。

[49]徐鼎新，＜从绅商时代走向企业家时代——论1920年上海总商会改组＞，《近代史研究》，1991年，期4；马俊亚，＜中国近代企业家的文化类型和精神境界＞，《史学月刊》，1995年，期4。

[50]乔志强、赵晓华，＜清末民初资产阶级心态初探＞；朱英，＜晚清商人的教育思想及其兴学活动＞，《长白学刊》，1996年，期5，又＜晚清商人尚武思想的萌发及其影响＞，《史学月刊》，1993年，期3。

[51]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页199。

大陆范文篇6



中国大陆电影的国际化语境



电影的诞生和发展，正是中国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专制王朝裂变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时期。中国电影的出现，不仅意味着电影形式本身是一种舶来品，而且也意味着它一开始就是在一种世界性的国际背景下产生的，所以，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北京丰泰照相馆1905年摄制）的出现仅仅只是在卢米埃尔兄弟的实验性影片出现后10年，而西方各国的电影在当时几乎可以同步进入中国电影市场。尽管如此，由于各种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当时的中国电影却并没有赢得一种国际性的声誉，所以，在西方各国权威的世界电影史中，我们很难见到关于中国电影的评述，亚洲电影只有日本偶尔还有印度电影得到了世界关注。随后，由于东西方两大政治阵营的对立，中国大陆电影则走上了一条独特的自足的政治电影的道路，以一种叛逆的姿态傲立于世界电影舞台，拒绝着西方世界的承认。

但随着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向世界开放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特别是由于全球化的经济交往和信息传播的发展，世界成为一个互动的网络，环环相扣、息息相关，世界在涌向中国，中国也在奔向世界，于是国际化意味的不仅是一种背景而且也是一种动力，交互作用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因而，中国大陆电影的国际化语境首先就是80年代以来一种全球化的互动的语境。

但这种互动并不是一种势均力敌的平衡的互动关系。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上的优势，形成了一种国际关系中的强势力量，这种强势力量不是以其军事上的征服而是以其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渗透和诱惑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产生社会影响的。正是这种被称为"后殖民"图景的不平衡互动性带来了"第三世界"国家一种普遍的民族情结：走向世界。而所谓"世界"在很大意义上就是支配世界主导经济文化秩序的西方发达国家，而所谓"走向"则意味着试图受到西方本位的世界主流经济文化秩序的接受和肯定。因而，"走向世界"这一提法本身就意味着，自己处在世界之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处在世界的主流或中心之外，在这一情结中已经自然包含了对自己的弱势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强势的估计，因而在发展中国家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对所谓西方世界的趋和和对本民族意识的压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电影的国际化语境是一?"后殖民"状态的语境。

因而，互动性和后殖民状态使中国电影在国际化背景中表现出对经济/文化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一定程度的依附性和趋从性：在投资上，中国电影需要从海外获得相对于本土投资更为雄厚的制作经费以提供能与世界电影发展相适应的制作水平；在市场上，中国大陆电影需要开发比本土虽然广阔但却廉价的市场更具回收潜力的海外市场，以从有限的海外发行收入中获取利润；在途径上，中国大陆电影不得不依靠各种国际性电影节来获得世界的命名和被世界所认可，从而具备一种国际化的通行权；而在制作上，中国大陆电影不得不按照一种所谓世界性的标准来进行意识形态/文化/美学的包装和改造以首先获得国际电影节的接纳然后得到西方电影观者的接受。

如果说，从陈凯歌的《黄土地》（广西电影制片厂1984年出品）到张艺谋的《红高粱》（西安电影制片厂1987年出品），这种依附和趋从还是偶然的、被动的和不自觉的的话，那么由于张艺谋拍摄的叙事流畅、感性奔放的《红高粱》，把一个西部狂野的故事与民族抗日战争嫁接在一起，用一个民族的英雄寓言掩饰了观众力比多的释放，这一电影策略，意外地被西方人读解为发生在一个陌生、神秘、原始的东方世界的浪漫爱情故事，从而被西方人所接受，获得了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开启了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频频获奖的通道，从此中国电影对所谓国际标准的趋同就成为了一种自觉。

随着张艺谋的《菊豆》（西安电影制片厂1989年出品）、《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国电影合拍公司1991年出品）、《秋菊打官司》（西安电影制片厂1992年出品），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北京电影制片厂1992年出品）等纷纷成功地"走向了世界"，一种"国际化电影"类型便开始在中国大陆出现。这种类型为中国最优秀的电影导演提供了一个填平电影的艺术性与商业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鸿沟的最有效的手段，同时也为自己寻求到了获得国际舆论、跨国资本支撑并承受意识形态压力的可能性。"国际化电影"模式在呗陨系某晒Γ魑恢值挡蛔〉挠栈螅共簧儆判愕佳菽阜敢蛳募苫洌卜追撞狡浜蟪尽?于是，在滕文骥的《黄河谣》（西安电影制片厂1989年出品）、何平的《双旗镇刀客》（西安电影制片厂1991年出品）等等影片之后，经典"国际化电影"创造了它的新的摹本：在黄建新的《五魁》（西安电影制片厂1993年出品）中，我们看到了对《红高粱》的叙事结构和影像造型的临摹，在何平的《炮打双灯》（西安电影制片厂1995年出品）中，我们看到了《红高粱》、《黄河谣》、《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各种文学元素和电影元素的奇特的混合，在周晓文的《二嫫》（西安电影制??994年出品）中，我们看到了对《秋菊打官司》的有意无意的重复，还有《桃花满天红》（西安电影制片厂1995年出品）和青年导演刘冰鉴的《砚床》（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1995年出品），都走着几乎同一条国际化的道路……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大陆电影的国际化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成规化的策略，正是这些策略使中国大陆电影获得了一种公共形象走向了世界。



中国大陆电影的国际化策略



当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由于经济/政治的弱势而缺乏充分的自信时，国际化是一种巨大的诱惑：它意味着通过国际认同，能够为自觉或不自觉地用所谓国际"它者"参照来评价本土化文化的大众乃至社会精英提供一种价值判断的暗示，对于电影来说，就是通过国际化使电影制作者获得一种想象中的世界性声誉和地位，最终使影片获得能带来经济效益的国际/国内市场，同时使电影制作人获得一种投资信任度以从事电影再生产。

所以，从80年代中期以来，正如在大陆召开的一次关于90年代中国电影发展态势的研讨会上一些批评家所指出，一些中国大陆电?"在影像造型和意识形态策略上都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迎和倾向，它们热衷于用西方人的''''他者''''眼光来叙述中国的民族生活……从而形成了一种相对模式化的''''立足传统文化，面向西方大国''''的以争取跨国认同为目标的电影类型。"（2）所以，对于中国大陆电影来说，国际化策略主要指中国大陆电影以外国、主要是西方国家的电影鉴赏者或普通观众为"隐含"接受对象，试图获得国际认同而采用的意识形态策略、文化策略、艺术策略和经济策略。



I意识形态策略

对于相当部分具有所谓"国际"意识的西方人来说，他们不仅热衷于用西方式的人权观念来看待东方历史上的专制主义，而且也往往用西方式的民主体制来衡量中国现实。因而西方人所接受的中国电影常常可能是对于这种东方专制主义的揭示，是东方专制主义的一种电影寓言。杰姆逊（F.JAMESON）曾经说过："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象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3）这实际上，也正是西方知识分子阅读中国电影文本的一种基本方式。所以，中国电影在他们的阅读视野中首先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寓言。而许多国际化的中国大陆电影也就自觉不自觉地采用各种意识形态策略来与西方的寓言期待相契合。

在中国大陆电影所提供的那些中国寓言中，最集中的大概就是鲁迅所谓的"铁屋子"的寓言。这一铁屋子的意象是由那些森严、稳定、坚硬的封闭的深宅大院，那些严酷、冷漠、专横的家长，那些循环、单调、曲折的生命轨迹所意指和象喻的，正如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经对张艺谋影片所分析过的那样，这些影片消除叙事的时间和空间的确定性，它们都选取远离现代政治生活中心的边缘空间或处在非现在时态的空间，谈化历史的参照和现实的确指，来表现生机勃勃的感性生命力与至尊无上的专制秩序之间的对抗，影片既通过时空的模糊避免了对现实权力的干预，又消除了民族间的隔膜，创造了某种世界通用性，它们处理的都是包含了以"家"为中心场景的某种"弑父"原型的故事：专制者/父亲（麻疯病人、杨金山、陈老爷、村长）剥夺或践踏了幼小者/父之子（我爷爷、杨天青、陈之子、秋菊之夫）的权力，于是，在被占有者/母亲（我奶奶、菊豆、颂莲、秋菊）的主谋或参与下（在多数影片中，尽管是由父之子对被占有者的窥视而开始叙事的，但故事中真正的行动主体却是被占有者自身）发起了向专制者的挑战并对父亲权威进行了亵渎，在短暂的自由狂欢之后，这种谋反行动最终受到了代表父权的专制秩序的否定和惩罚（4）。这些传奇故事，一方面，对于观众来说，满足了观影者的弑父快感，另一方面，对于西方视野来说，它暗示了对东方文化和秩序的某种意识形态理解（5）。这批关于"铁屋子"寓言的电影正是以这样的意识形态策略获得了国际地位和承认，使它们顶戴着从西柏林、威尼斯、嘎纳得到的光彩熠熠的桂冠高就于中国电影殿堂。以至于后来何平《炮打双灯》中那个民间艺人与女东家偷情的故事，黄建新《五魁》中那个土匪抢亲的故事，刘苗苗《家丑》（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1993年出品）中那个少东家、长工与女仆之间的三角恋爱的故事，王新生《桃花满天红》中那个皮影戏戏子拐带女东家的故事，张艺谋《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上海电影制片厂1995年出品）中那个帮主的情妇偷情的故事，直到刘冰鉴《砚床》中那个女东家与长工从"换种"到坠入情网的故事都是这一铁屋子寓言的各种翻版。欲望与专制的角斗，秩序对个人的践踏使这座铁屋子象一个巨大的血淋淋的火球，为那些看惯了好莱坞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情节电影的西方观者和专家提供了一个东方梦魇，于是他们将那些鲜花和奖赏与无量的同情、理解一起给了这些中国电影。

当然，重复意味的往往是贬值。当许多后来者还在孜孜不倦地编织那些对于西方人来说也已经并不新鲜的"铁屋子"寓言时，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则又提供了一个新的更加具有现实感和时空感的受难的寓言原型。紧接着，田壮壮的《蓝风筝》（1992年摄制）、张艺谋的《活着》（1994年摄制）等都采用了与之相同的传记式的叙述方式，在长时间跨度中展示普通中国人本世纪以来的苦难命运,这些苦难寓言似乎基本上可以看着是一种政治寓言，它将人生苦难相当简化地与政治变迁重叠在一起，尽管似乎它们具有一种历史的批判性，而且容易以其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和对中国历史的人权批判获得西方认同，但是由于它们通过大量偶然性的戏剧情节对其实远更纷纭复杂的人生命运作了相当即兴的政治图解，似乎又使这些作品的人性深度和美学深度受到了损害，同时这些影片也因为它们过于明显的意识形态所指受到了执政者的排斥。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意识形态策略似乎陷入了一种迷途，因而近年来无论是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或是陈凯歌的《风月》（北京电影制片厂1996年出品）都没有能找到与国际期待相契合的意识形态兴奋点。

此外，中国大陆电影中还有一些影片是因为其制作方式上的意识形态特征而进入西方视野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张园的《北京杂种》（1992年摄制）和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1992年摄制）。前者多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而后者则在纪念世界电影100周年时被英国广播电视公司（BBC）作为中国电影的两部代表作之一选播。这两部低成本、半业余化制作的影片之所以在国际上获奖，除了艺术上的实验性和边缘性之外，更主要的则是因为它们完全脱离了中国大陆合法的电影制作体制而代表了一种叛逆的姿态，正因为如此，一些西方人喜欢将这些影片称为"地下电影"。受这一国际化途径的启示，相当一批刚从事电影制作的年轻一代都曾经或试图拍摄同样的背离主流电影机制的影片，以相当冒险的代价来通过国际认同确立自己的地位，以获取与其它导演、特别是已经在国内外确立了地位?"第五代导演"们分庭抗礼的资格。后来，这批年轻导演终于从"地下"合法地进入"地上"，拍摄了象《头发乱了》（浙江电影制片厂1994年出品）、《周末情人》（福建电影制片厂1995年出品）和《谈情说爱》（上海电影制片厂1996年出品）等与第五代那种民俗化、乡土化、历史距离化的策略不同的影片，它们大多是?缘贝鞘猩畹男鹗觯蠖急硐殖龆员臼兰鸵岳淳貌凰サ恼稳惹榈氖枥耄逑至艘恢肿巫尾痪氲那嗄耆说某鲜担恢侄哉媸档幕乖宥恢侄匀松闹泵嫒惹椋庵殖宥呦蛄肆礁霾忝妫阂皇嵌陨刺幕乖?-它们以开放性替代了封闭性的叙事，用日常性替代了戏剧性，纪实风格、平民倾向造就了一种朴实自然的形态、平平淡淡的节奏，叙述普通人特别是社会边缘状态的人日常的人生、日常的喜乐哀怒、日常的生老病死，表达对苦涩生命原生态的摹仿，突出人生的无序、无奈和无可把握；一是对生命体验的还原--它们不热衷于结构一个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故事，设计换取观众廉价的眼泪的煽情高潮,而是用迷离的色彩、MTV似的跳动的结构、富于装饰性的造型、摇滚的节奏、传记化的题材、情绪化的人物，还原他们自己在都市的喧哗与骚动中所感受到的那种相当个人化的希翼、惶惑、无所归依的生存体验。但这些影片却并没有能得到国际认同。这一点再次表明受西方中心主义潜意识支配的所谓"世界"接受的中国电影，常常可能主要是这些电影中能够被他们读解和辨认的意识形态所指。

II文化策略

西方世界对东方电影的接受其实往往是与西方人的东方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正如赛义德（E.SAID)所说："东方几乎就是一个欧洲人的发明，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浪漫传奇色彩和异国情调的、萦绕着人们的记忆和视野的、有着奇特经历的地方。"(6)所以，中国电影进入西方世界的一种重要而有效的策略，就是按照西方人的东方主义视野来展示一个具有异国情调的东方。陈凯歌在《霸王别姬》以前，一直没有得到来自重要国际电影节的充分承认，他的《孩子王》、《边走边唱》虽然在文化上深深地浸染着东方人文精神，在影像景观上提供了奇特的叙述空间，但因为它们缺乏浪漫传奇性，缺乏被西方人能读懂的东方奇观而受到了"授奖权威"的拒斥。所以，中国大陆电影走向世界、走向国际，并非因为它们所传达的东方人文精神，更重要的在于它们提供了一种东方浪漫传奇。

大陆范文篇7

关键词：独立纪录片；特点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社会透明程度的提高，一种兼容并包的思想氛围正在形成。在这种思想氛围中，整个社会对一些非主流意识形态可以容忍了。因此出现了文化、艺术的多元化。在文学、音乐、美术等领域，这种现状已经是不容置疑的现实。就属于影视艺术的独立纪录片来说，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点：许多怀有艺术理想的人在先锋艺术领域“独立和自由精神”的倡导下，自愿脱离公职，专注于自己的创作，成为生活在社会边缘的“自由艺术家”或文化“盲流”；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实现个人化的影像写作和表述的一种渴望。这是由早期独立纪录片的作者的特殊身份决定的，他们多少都曾与电视台有过某种工作或合作关系，但是在为电视台制作（纪录片）节目的过程中，他们感到了相当程度的束缚与制约。于是，独立创作纪录片成为他们实现艺术理想的最好选择。

独立纪录片是从“个人立场”出发，透视不同阶层的人们的生存诉求及其情感方式。它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补充和校正。他们的创作没有商业化和播出的压力，往往把镜头对准中国社会体制之外的边缘人，倾听他们的隐蔽心声与情感陈述，贯注着人道关怀精神和个性特征。尊重自由表达的权利，象征着个人化创作方式。独立纪录片创作者往往兼具导演和制片人双重的身份，一般不属于体制内。独立纪录片的作者挑战传统的表现手法和表达题材，想在平常中寻觅新奇。比如英未未的《盒子》，大胆的把镜头对准了一对女同性恋，观众对此充满好奇心，作者通过对内部的深入挖掘，使同性恋的成因呈现出完美的社会学意义。

我国现在的独立纪录片的发展属于“小荷才露尖尖角”，生存在体制中有一种尴尬。中国大陆的独立纪录片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阶段。

诞生：1988～1993年，主要有吴文光、温普林、蒋樾等人早期的“记录”行为，80年代末期，在北京出现了一个流浪的艺术家群体；1991年6月成立了“结构．浪潮．青年．电影小组”，即SWYC小组，并在12月举办了“北京新纪录片作品研讨会”。中国大陆的第一部独立纪录片是吴文光的《流浪北京》（1990），记录了五位自由艺术家80年代末在北京的一段生活。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以前的工作不同，但是他们的目的大致相似，即为了在北京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他们活在自己的梦想里面，在艺术的海洋里他们看到的都是阳光，但是现实却是残酷的，他们在生活的巨轮前无力的挣扎并最终选择了不同的生活。

发展与探寻：1993～1999年，1993年参加山形电影节后，大陆的独立纪录片作者开始有机会接触到国外的纪录片；1994年广电部下发通知，就一批导演私自参加鹿特丹电影节举办的中国电影专题展一事予以处罚，1994年多少有些孤寂与落寞，这年不甘寂寞的张元与段锦川合作拍摄了一部35毫米的胶片作品《广场》；1995年，蒋樾历经两年的《彼岸》拍完；1996年，段锦川的《八廓南街16号》由西藏文化交流公司出品；1998年，李红的《回到凤凰桥》（曾获1997年山形电影节“小川绅介奖”）被英国BBC公司以25000英镑的价格收购，这是大陆独立纪录片中首次被国外电视媒体购买的作品；1999年，由“疯狂英语”发明者李阳出资，张元创作完成《疯狂英语》，这是一部艺术水准和商业利益双赢的纪录片。

蓬勃兴盛：1999年以后。1999年，《老头》和《北京弹匠》双双获得日本山形电影节“亚洲新浪潮”优秀奖；2000年2月，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上，雎安奇的作品《北京的风很大》获青年论坛单元大奖；2001年9月下旬，由北京实践社和《南方周末》报联合发起的首届民间独立映像展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此次映像展，堪称独立纪录片的一个狂欢式盛会，五十余部长期散居民间的独立纪录片作品同观众见面，实现了一次规模空前的会师，在参与竞赛的纪录片中，杜海滨的《铁路沿线》因对铁路沿途流浪群体的平视与深入荣获最佳纪录片奖，英未未的《盒子》和朱传明的《群众演员》也以其鲜明的个性特点受到了关注。

一、创作上自主意识加强

（一）主动参与

独立纪录片产生前片子大都是体制内的，专题的倾向比较大，在这里面的创作者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物质条件的完备，人们有了越来越多自主选择的权利，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能将自己的声音记录下来，他们积极主动的参与独立纪录片的创作。在独立纪录片的创作中有很多的作者都没有受到过专业的训练。

段锦川的《八廓南街16号》、康健宁的《阴阳》、杨天乙的《老头》、朱传明的《北京弹匠》、雎安奇的《北京的风很大》、杜海滨的《铁路沿线》、王芬的《不快乐的不止一个》、赵亮的《纸飞机》等等，这些纪录片在短短几年内不断涌现并在国内外名目繁多的纪录片奖项中得奖。其中有好多制作人都是第一次拍纪录片，而且不是专门的纪录片工作者。和1990年早期的“独立纪录片运动”不同的是，当时的纪录片工作者，无论是吴文光、段锦川还是蒋樾等人，大都有在电视台工作的背景，他们是苦于不能在传统体制内进行真实的表达，才选择了独立制片的道路。而当下年轻的纪录片创作者们则多半不在专业影视从业人员之列，他们或者是还在电影学院读书的学生（如朱传明与杜海滨，拍片那时尚未毕业），或者是流浪北京的青年，甚至是像杨天乙那样原本对影视制作一窍不通的门外汉。杨天乙的《家庭录像带》是从自己想要知道的问题出发，20年前父母为什么要离婚，通过镜头，我们看到的是20年后的平静，而且母亲弟弟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愿意将家庭暴力这事说出来。独立纪录片的创作者们将镜头对准了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生活，而且很主动的将这些东西表达出来，而不再是直到被迫表达。拍《姐妹》和《邝丹的秘密》的章桦，她曾经是发廊妹，这可能让她有了低人一等的感觉。刚开始是为了生活才拿起摄像机，希望有一技之长，但是久而久之，她爱上了摄像，而且积极主动的拿起摄像机来记录自己与身边朋友的生活。（二）关注自己

独立纪录片是将视线转入了自己身上，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把发生在自己身边自己想要表达的事情都记录下来，通过这些，人们对日常的事物有了新的看法，引起社会上有相同问题人们的关注。

《盒子》记录的是一对同性恋的生活思想，通过对她们的挖掘，展现在人们眼前的并不是对她们的歧视，相反有了社会学的意义。又比如唐丹鸿的《夜莺不是唯一的歌喉》，这部独立纪录片记录了在中国四川成都的三个人在1999年末到2000年初这段时间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他们中的崔莺是一位画家，她感到自我正在遭到践踏而痛苦不解；尹晓峰的油画曾经充满了力量和激情，现在他一直做着与盲人有关的行为艺术；唐丹鸿是一位诗人，她在严重的抑郁症里挣扎着，已经到了崩溃的临界点。当遇到心理医生张血曦女士后，在治疗过程中，作为对那段时间的清理，拍摄了这部片子。唐丹鸿通过对自己的关注，通过对小人物的关注，将人真实的内心展示在观众的面前，他们的苦恼，抑郁很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王芬的《不快乐的不止一个》作者关注的是父母的生活。宋田的《天里》通过关注农村改换村主任的事件把中国普通的一个村庄村民的日常生活呈现在观众面前，作者在这里面贴近了村民，把自己融入在这当中。我们从这些独立纪录片小人物边缘人物的身上看到作者所关心的问题，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自己的身上，拍出来的不是历史片或者是政论片，而是大多数人们所关心的题材。

（三）理性写意

2001年9月22日首届独立影响展组织者说过：“我们不仅是在自觉的展示作品，更为主要的是想介入理论思考、充满反思精神的学术评论，从而让本次影展上升到学术层面上进行。”而独立纪录片从理性写实转向理性写意，指的是通过写实的手段来表意。纪录片的特点是要完完全全的真实，不带有任何的感情色彩。作为纪录片一种的独立纪录片一开始也没有摆脱这样的套路，但是随着独立纪录片逐步的发展，人们的目光更加的开阔，拍摄更加的自由，拍摄的局限被打破，用独立纪录片来写意的作品越来越多。比如说杜海滨《铁路沿线》中的十几位盲流，作者用一种平视的眼光看这些社会最底层的人物，对他们的关注没有只停留在生活现象的层面，而是直入精神世界，并且与他们的精神世界有了对话，片中的“小新疆”、“李小龙”等人通过他们真诚的讲述呈现了丰富的个性，赢得了观众的尊重。还有《盒子》，作者通过与她们精神世界的沟通让人们看见的是美。陈晓卿的《沙与海》写的是内蒙与宁夏交界处沙漠边缘的农民的生活状态，人们看到的是长期封闭带给他们的一种状态。

二、资金上自行筹措

目前中国唯一一家专业纪录片商零频道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郑琼认为国内独立纪录片制作人的生存状态比起外国同行要差许多，这归因于中国纪录片仍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方案预售机制，同时又没有来自国家、社会的纪录片的基金，独立纪录片的制作者们无法靠记录片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吴文光认为：“你可以在某个领域是一个专业的人，所以你必须做其他工作来解决你的生活问题，结果拍记录片就像业余去做一样。”吴文光的独立纪录片《操他妈电影》是他2000拍的素材，但是到了2005年才拿出来剪辑完成。

体制以外的独立纪录片人拍摄时的资金需要自行筹措，拍摄资源无从获得，加上国内相关政策不明朗，只有少数幸运者能得到在电视台播放的机会，或在国际大赛中有所斩获而在海外市场销售，更多的则可能因为不能通过审查，或找不到适合的电视台播放而被彻底湮没。

旅日人士张丽玲自行筹资、策划并组织拍摄的《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历时四年，跟踪拍摄66人，采访数百人，用尽1000多盘素材磁带，斥资6400多万日元。不过在发行上，这部独立纪录片比较成功，先后在上海、重庆、南京、香港等地播放，并引发收视热潮。王兵在制作《铁西区》的过程中，常常很窘迫。他的资金来源是不固定的，并且由于《铁西区》片长达九个小时，没有音乐，没有故事，现代很少有人能够完整的看下来，艺术价值高，但是发行很不成功。张以庆的《幼儿园》花费了大量的资金，要是没有强大的资金做后盾，他根本没有办法获得成功，在艺术上，他是成功了，可是在盈利上，他是失败的。像他这么幸运的人可以说是很少的。资金上的自行筹措导致了很多的导演一闪即逝以及拍摄者身份界定等问题。

文章对独立纪录片的特点进行了论证。不管公众对独立纪录片持什么样的态度，它已经浮出水面了，虽然说它现在的处境很艰难，但是独立纪录片肯定会有一片属于它的市场，并且最终会走进公众的视野。

参考文献：

1、张明博.她们的声音——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独立纪录片女导演创作概述[J].新闻大学,2007(6).

2、孙霁,张爱华.DV纪录片的题材[J].新闻传播,2007(6).

大陆范文篇8

关键词东海大陆架中间线原则公平原则自然延伸原则《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正文

2004年5月，日本对中国开发“春晓”油气田的反应逐步升级，中日东海油气田的争端再次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中日海洋权益争端的关注。其实，中日东海资源之争并非始自今日，早在1968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了，中日之间的东海是另一个波斯湾，该海域拥有众多被埋藏的宝藏，比如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之后，中日就东海大陆架的划界问题一直存在争端。

一、国际法上关于相向或相临国家间大陆架划界的规定

（一）大陆架划界在国际法上研究的必要性

沿海国的大陆架是在其领海以外由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边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1）大陆架作为蕴藏资源丰富及开采相对便利的海域，加之其所具有的重要军事意义，从20世纪中叶起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在海洋中争夺的焦点之一，也随之出现了大陆架划界问题。目前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对大陆架外部界限采取了各取所需的态度，致使海域划界纠纷迭起，双边和多边矛盾不断产生，据统计，全世界144个沿海国家中，海岸相向或相邻的国家间有380多处海洋边界需要划定，目前只解决了约三分之一。（2）因此，解决好相向或相临国家间大陆架划界的问题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二）国际法上关于相向或相临国家间大陆架划界的规定

国际社会关于相向或相邻国家间大陆架划界的原则和方法一直存在严重分歧。（3）根据1956年《大陆架公约》规定的“协议——等距离——特殊情况”规则：大陆架划界应由有关各国协议解决。倘无协议，除因特殊情况应另定界线外，相向国家之间应以每一点均预测酸梅异国领海宽度基线上最近各点距离相等之中间线为界线，相邻国家之间的界线应适用与测算每一国领海宽度之基线上最近各点距离相等之等距离原则决定。然而，该规则只是适用于大陆架划界的条约规则，而非习惯规则。随后“公平原则”作为海洋划界习惯法规则首先在国际法院的判例中得到确认（4），接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83条对其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即：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大陆架的界限，应在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所指国际法的基础上以协议协定，以便得到公平解决。）。

二、东海大陆架划界争端的各方主张

（一）东海大陆架划界争端的背景

东海海域东西宽约300至500公里，南北长1300公里，总面积约77万平方公里，是中，日，韩三国陆地领土环绕的一个半封闭的海域。东海海底有大约2/3为大陆架，水深不超过200米，面积达52万平方公里。在东海东部的大陆架上，中日、中韩、韩日存在大片重叠区。

自联合国相关机构公布技术报告（1969年出版，简称埃默里报告）中称“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大陆架可望成为世界上油气储藏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5）以来，油气资源十分贫乏的日本对这一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74年，在未经中国同意的情况下，日本与韩国签订了《日韩东海大陆架共同开发协定》所划定的共同开发区包括了我国主张的大陆架的一部分。日本海上保安厅从1983年起就开始对大陆架的地形、地质和资源情况进行各方面的调查，更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政府决定从2004年度开始用6年时间，投入1000亿日元对其周围涉及65万平方公里的9个海域的大陆架的地形、地质等，进行全面调查和勘探工作，以争取在2009年5月前向联合国大陆架委员会提交有关日本大陆架的测量数据和证明材料的报告，以证明东海大陆架是日本陆地的自然延伸。对日本以上种种行为，中国政府已多次发表声明予以谴责，指出其行为已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在2004年，中国在东海的“春晓”气井采掘成功，并宣布将向浙江、江苏一带提供天然气，日方反应逐步升级，甚至威胁说如果中方今后仍不向日方提供信息，日本就将在“春晓”油气田附近的日方水域进行勘探，并可能中断磋商。（6）虽然春晓气田距离日方划定的“中间线”还有5公里，但是日方仍然抛出了所谓“吸管效应”问题，称中国在这边开采，日本那边的油会被吸过去。对此，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日本问题专家梁云祥副教授反驳说，这种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他说，大陆架是西高东低，油作为液体，即使流动，也是从中国这边往日本那边流，不可能倒着流。（7）至此，中日东海大陆架争端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二）东海大陆架划界争端日方观点

1、关于大陆架的定义和范围问题。日本坚持大陆架为200海里，同时企图把钓鱼岛据为己有。

2、关于大陆架划界的原则问题。日本方面一直以来主张中间线原则（principleofequidistance），该原则即海岸相邻或相向国家间进行大陆架划界时应以一条其上每一点均与领海基线的最近点距离相等的线作为分界线。（8）日方认为冲绳海槽对于东海大陆架划界不是决定性因素，应不予考虑，而以无人居住的小岛男女列岛和鸟岛为基点，按中间线原则划分才是合适。同时，采取一国一半的解决办法，因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大陆架交错的国家应该经过协商解决划界问题，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则依照中间线原则。

3、关于冲绳海槽在大陆架划界中的地位问题。冲绳海槽的存在进一步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冲绳海槽，位于东海东南边缘，大陆架与琉球群岛之间，北起日本九州，南达中国台湾，是西太平洋大陆边缘一个持续活动的弧后盆地。它平行琉球岛弧展布约1200lm，东西宽约100——120lim，海槽主体水深大于1000m，最大水深约2719m.（9）事实上，东海最为富裕的油气产地应位于此，一个沉积许多个世纪的矿床。日本认为中日两国共大陆架，冲绳海槽仅是大陆架连续的偶然凹陷，中日两国的东海大陆架划界应该忽略冲绳海槽的法律效力。

（三）东海大陆架划界争端我方立场

1、关于大陆架的定义和范围问题。中国坚持大陆架是大陆领土的自然延伸，支持大陆架可以超过200海里的观点，认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6条关于“大陆架外部边缘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不超过350海里”的原则是合理的。基于这一立场，中国声明“东海大陆架是中国大陆领土的自然延伸，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东海大陆架拥有不容侵犯的主权。”（10）

2、关于大陆架划界的原则问题。对此中国政府认为，东海大陆架是中国大陆领土的自然延伸，理应由中国和有关国家协商确定如何划分。（11）同时明确表示反对中间线原则，因为中国的大陆架一直自然延伸到冲绳海槽中线。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6条规定，大陆架的边缘是2500米的等深线，而东海大陆架是一个广阔而平缓的大陆架，向东伸延到冲绳海槽，即在水深2940米的断层戛然而止，所以所谓的共享大陆架根本就不存在。“划界应在平等的基础上，考虑一切有关的因素，通过协商加以解决。等中间线的方法只有符合公平原则才能被接受。”（12）即中方在此主张自然延伸原则（principleofnaturalprolongation）（要求在相向或相邻国家间进行划界的大陆架影视有关国家所在大陆向海洋的共同的自然延伸。）和公平原则（equitableprinciple）（是指在大陆架划界中，不管采取何种划界方法都须考虑相关的具体情况，以便找到公平的解决办法或达到公平解决的目的。（13

3、关于冲绳海槽在大陆架划界中的地位问题。中国认为，中日两国已被冲绳海槽隔开，不共大陆架。冲绳海槽是我国东海大陆架和日本琉球岛架的天然分界线，海槽的因素在划界时不应被忽视且必须给予充分考虑。

三、争端解决的可能性办法

关于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的解决，我们不妨参照国际法院的判例，结合国际条约法规定、国际习惯法规则及公法学家提出的学说进行分析：

首先，1969年北海大陆架案使公平原则在大陆架划界中取得显著地位。在荷兰和丹麦诉联邦德国的北海大陆架案中，国际法院认为，可以从《杜鲁门声明》中引申出一个原则即公平原则。法院认为，采用划界方法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按照公平原则，通过谈判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适用公平原则的方式是应使每一个当事国都尽可能得到“构成其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的大陆架的一切部分而不侵犯另一当事国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14）同时考虑其他具体的地理因素，以达到公平合理的划界效果。北海大陆架案是通过国际司法程序解决的第一个大陆架划界案，在此案中，国际法院提出的根据公平原则考虑一切有关情况通过协议解决的观念，在以后的司法实践中得到多次肯定与支持。（15）因此说明，在关于东海大陆架划界的问题上中日双方仍需要进一步就如何实现公平合理的划界进行协商，必要时可能双方都需要有所让步。

其次，英国与阿根廷就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达成的《关于在西南大西洋合作进行近海活动的联合声明》也可以供中日双方参考。比如有学者提出的“双方可将冲绳海槽中轴线与距离日本海岸200海里之间的区域划为合作区”，具体再细分为若干小区，“每个小区适用不同的管理和开发制度。”（16）

最后，根据《海洋法公约》第74条、第83条的要求，在成功划界之前，有关的国家应基于谅解和合作的精神，尽一切努力做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作为该公约的缔约国，中日双方的当务之急是改变彼此间的对立情绪，真诚谈判以达成在此时期切实可行的临时安排。这不仅是中日双方的在国际法上的义务，更是在国际法的规范下，良好解决国际冲突，为维护世界和平局势，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

注释：

（1）马呈元《国际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38页

（2）朱文奇《国际法与中国发展》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法学，2005年第2期

（3）李斌编著《现代国际法学》，科学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

（4）1985年利比亚/马耳他大陆架案

（5）杨金森，高之国《亚太地区的海洋政策》32-33页，海洋出版社，1990

（6）参见《日本威胁开始开采东海资源》，《参考消息》2004年10月29日

（7）《中日东海争端全景》，2005年07月25日15：23：32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8）李斌编著《现代国际法学》354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

（9）研究报告,冲绳海槽中部玄武岩的岩石学和地球化学研究,韩宗珠，于航，赵广涛，吕海燕（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地球科学学院，山东青岛266003）

（10）中国外交部1977年6月13日声明，载《人民日报》1977年6月14日第1版

（11）《论大陆架划界中的公平原则——兼论公平原则在东海大陆架划界中的作用》，李超，

（12）魏敏主编，《海洋法》172页，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

（13）李斌编著《现代国际法学》355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

（14）陈致中编著：《国际法案例》，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页。

大陆范文篇9

一、现在中国大陆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属性题目，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抵牾活动的规律决定的

社会基本抵牾的原理，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源头根基理。它展现了人类社会生长的基础动力。人类社会统统经济、政治、文化征象的孕育发生、生长与变更，都可以在该社会基本抵牾的活动中找到其终极的动因，得到科学的评释。现在中国大陆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属性题目，从基础上讲，也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抵牾活动的规律决定的。

从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基本抵牾活动的规律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连不是青一色的。真相上，现在我国社会的生产关连不再是单一的公有制，而因此公有制为主体、多种全部制并存。众所周知，肯定社会形态的性子是由肯定占统治职位地方的经济基础的性子决定的，也即是说，是由肯定占统治职位地方的全部制的性子决定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其性子同样是由占统治职位地方生产关连的性子决定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即是公有制占统治职位地方的社会。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性子的原理陈诉我们，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其生产关连不行能是纯而又纯的。当一种新的生产要领尚未诞生的时间，新的生产关连，只能孕育在旧的生产要领之中；当着新的生产要领诞生之后，渣滓的旧的生产关连不行能一朝一夕就被扫除，还会在新的生产要领之中生存相当长的时间，由于这种渣滓的旧的生产关连的存在不光是不行制止的，而且大概照旧须要的（不光搪塞一种私有制取代另一种私有制的社会来说是云云，而且纵然搪塞取代私有制的公有制的社会来说也是云云）；当着新的生产关连成熟、生长以至壮盛时期，虽然旧的渣滓的生产关连大概不再存在（着实也不尽然），然而更新的生产关连的发芽会孕育其中；至于当这种社会占统治职位地方的生产关连处于衰落的时间，它自己不光无纯而又纯可言，而且搪塞更新的生产要领来说早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由此可见，同任何事物一样，任何社会形态纯是相对的，不纯是绝对的，决定社会性子的生产关连在该社会中不会是青一色的。否则就没有须要在界定社会形态性子时使用“占统治职位地方”这一看法。因此，我们不能用纯而又纯的眼光看待任何社会，其中也包罗社会主义社会。［2］（P9）

从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基本抵牾活动的规律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不是自觉生长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明确：一方面就经济基础自身而言，其内部诸经济因素之间不行能伶仃生长，而是相互依存和影响的。虽然经济基础中占统治职位地方的经济因素对未占统治职位地方的经济因素具有主导和制约的作用，但这并不评释这种作用即是单向的，更不评释经济基础中占统治职位地方的经济因素越单一越好。同样，未占统治职位地方的经济因素要受占统治职位地方经济因素的制约，但这并不评释未占统治职位地方的经济因素即是无关紧急的。真相上，占统治职位地方的经济因素对未占统治职位地方经济因素的主导和制约作用，即是评释未占统治职位地方的经济因素要反应社会经济的素质，顺应经济生长的要求，增强经济全局的活力。这正是未占统治职位地方经济因素的作用之所在。另一方面就经济基础与上层修建之间的关连而言，经济基础与上层修建之间也是相互依存和影响的。虽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修建，但这种决定作用表如今上层修建的性子取决于占统治职位地方经济基础的性子，上层修建的生长和厘革要与经济基础的要求相顺应，但并不评释这种作用即是单向的，更不评释经济基础的生长可以脱离上层修建的影响而为所欲为地举行。同样，上层修建要与经济基础相顺应，但这种顺应并不评释上层修建对经济基础即是无能为力的。真相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修建，即是评释上层修建要体现经济基础的性子，反应经济基础的要求，促进经济基础的生长。这正是上层修建对经济基础能行动用的体现。说明任何社会形态，其中也包罗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其经济基础，要是脱离上层修建对其所起的代表、维护、范例和促进作用，同样是难以连续、快速、康健生长的。由此可见，我们不能用静止和伶仃的眼光去看待经济基础中诸经济因素的生长。

从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基本抵牾活动规律中所反应出来的这些题目，搪塞科学回复现在中国大陆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属性题目，具有至关紧张的意义。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连不是青一色的，那就评释现在中国大陆私营企业的存在不是人为的，而是具有客观一定性的。否则，为什么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后已经扫除了的私营企业，在事隔20多年后的革新开放时期又出现了呢？同时，它还评释现在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并非是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己气力，而是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长情势，出现于天下经济领域里的。只管私营企业作为以往社会的经济构造情势，是该社会占统治职位地方的经济基础，为社会主义社会相沿后在经济上也“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谁人旧社会的痕迹”，［3］（P304）并非是社会主义社会占统治职位地方的经济基础。但是现在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是在以往社会经济构造情势的“旧瓶”中，装上了社会主义经济内容的“新酒”。它的存在不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而是为生长社会主义服务的。因此，不是要凭据它曩昔的面目来革新社会主义经济，而是要用社会主义经济生长的要求来革新它。可见，现在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岂论其谋划者主观意愿怎样，但是从素质上讲，它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门。

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不是自觉生长的，那就评释经济基础中的诸经济因素的生长都是要受到制约的。因此，现在中国大陆私营企业的生长并不是放任自流的，而是具有范例性的。否则，为什么邓小平同道在南方发言中这样讲道：“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我们有上风，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州里企业，更紧张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4］（P372）这即是说“三资”企业在生长中是要受到公有制经济制约的，是要受到国家上层修建范例的，这是我们的上风之所在。“三资”企业尚且云云，那么，现在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就更不言而喻了。正是由于这种制约与范例，才保证了私营企业沿着积极康健的偏向生长。这正是为什么作为以往社会占统治职位地方经济基础的私营企业在现在中国大陆能够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组成部门的基础依据。简直，现在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在生长中存在着不少题目，尤其是反应在劳动关连上的题目非常突出，以至在社会中造成不良影响。只管云云，但这仍然不能作为否认现在中国大陆私营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组成部门这一社会属性题目的理由。由于要管理这些题目，要害还在于国家自身的管理要跟上，议决完满法制，范例企业举动；议决依法行政，管理企业谋划。要是管理跟不上，那么，不光是私营企业的谋划会违规，而且国有公有制企业的生长也会越轨。

总之，社会主义社会基本抵牾活动的规律，决定着现在中国大陆私营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门。从而为建立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属性题目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现在中国大陆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属性题目，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及其价钱厘革的规律决定的

劳动价钱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克思以此为要害，阐发了被物品外壳掩饰笼罩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连。分析了价钱形成及其生长的历程，发明确剩余价钱规律，构建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体系。从而展现了其时资本主义生产要领的运行特点和基本抵牾，使社会主义从空想酿成科学，为全天下无产阶级解放活动提供了壮大的头脑武器。中国革命的胜方即是包罗劳动价钱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基源头根基理与本国现实相团结的效果。

如今，我们生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首创人其时面临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首先表如今社会劳动关连的基础孕育发生了基础厘革。随着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革新使命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便在中国大陆创建起来。以后，聚敛制度在中国大陆不复存在，聚敛阶级作为阶级也随之扫除。这一深刻厘革，使我国社会劳动关连的基础也随之孕育发生基础厘革。它评释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经济不再是在聚敛阶级与劳动阶级对立中运行的，而是在整个劳动阶级、阶级中运行的。

我国大陆社会劳动关连基础的这一基础厘革，给社会劳动关连带来了新厘革。这种新厘革主要表如今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劳动者经济职位地方的基础厘革。在以往社会中劳动者是隶属于资本全部者的，他们之间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连；克日，中国大陆的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人们之间是同等相助的关连。这种关连，标志着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经济职位地方孕育发生了基础厘革。

二是社会劳动外延的基础厘革。在以往社会中只把从事物质生产的人们作为劳动者。原来，马克思当年就以为资本全部者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具有管理的职能。但是由于其时资本全部者的管理职能是作为得到工人剩余价钱的权利存在的，因此，他们未被加入劳动者的领域。但是，马克思以为，“要是协作，比喻在乐队中，须要有一个指挥，那么，指挥劳动的职能在资本的条件下所接纳的情势与它在相反的场所，比喻在团结体中所接纳的情势是完全差异的，在团结体中，这种指挥劳动的职能是作为一种同其他职能并列的特别的劳动职能”。这即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谋划管理者指挥劳动的职能也属于劳动职能。由于他们已经差异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全部者了，他们指挥劳动的职能“不是作为这样一种权利：这种权利巴工人自己的统一实现为他们异己的统一，而把对他们劳动的聚敛实现为异己的权利对他们举行的聚敛。”［5］（P558）这即是说，社会主义社会谋划管理者指挥劳动的职能，不再具有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全部者指挥劳动职能作为得到工人剩余价钱权利的那种属性了。因此，作为社会化大生产不行缺少的谋划管理者也属于劳动者的领域。

三是劳动者与资产关连的基础厘革。以往资本主义的生产要领，因此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疏散为条件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全部。因此，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营生。正是这种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疏散，使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对立之中。而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复存在，社会生产不再是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疏散的条件下举行的，而是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团结的条件下举行的。这种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团结在差异经济因素中出现出差异的特性：在国有经济、团体经济中出现的是间接团结的特性；在劳动者行使个体谋划、开办企业、储备、购置国债、股票等种种投资要领中出现的是直接团结的特性；在私营经济中则出现的是相助团结的特性。这种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团结的生产要领与社会主义配置目的的价钱取向，决定着劳动者小我私家的财产是渐渐增长的。于是劳动者由无产劳动者向资产劳动者变化，便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生长的一定趋向。

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关连的这些基础厘革，给马克思主义劳动价钱论增加了全新的内容。从研究现在中国大陆私营企业主社会属性题目的角度来讲，这种新内容会团体现为以往资本主义性子的剩余价钱不复存在。众所周知，剩余劳动，是新增价钱的源泉，是社会生长的基础。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人类社会脱离动物蛮横阶段以后的统统生长，都是从家庭劳动创造的产物除了维持自身生存的须要尚有剩余的时间开始的，都是从一部门劳动可以不再用于单纯斲丧资料的生产，而是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的时间开始的。劳动产物凌驾维持劳动的用度而形成的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从这种剩余中的形成积累，已往和如今都是统统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连续生长的基础。”题目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基金都是一个特权阶级的财产，而政治上的统治权和精神上的引导权也和这种财产一升降到这个特权阶级的手里。”这即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钱，被资产阶级无偿地占据了，并得到了上层修建和意识形态的维系。这即是资本主义性子的剩余价钱的内在之所在。但是，恩格斯讲，“即将到来的社会厘革将把这种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即全部质料、生产工具和生存资料，从特权阶级的支配中夺过来，而且把它们变化给全社会作为大众财产，这样才真正把它们酿成社会的基金。”［5］（P562）这即是说，社会主义革命不是要扫除剩余劳动及其价钱，而是要转变这种劳动及其价钱被资产阶级无偿占据的状态，使之真正成为社会的大众财产。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创建后，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扫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不复存在，因此，剩余劳动及其价钱便不再具有资本主义性子的剩余价钱的属性，而以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等情势成为社会的大众财产。

从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及其价钱厘革的规律中所反应出来的这些题目，搪塞科学回复现在中国大陆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属性题目，同样具有至关紧张的意义。既然我国大陆社会劳动关连的基础孕育发生了基础厘革，那么，私营企业主在开办企业之前，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无疑是属于整个劳动阶级、阶级中的成员。他们投资开办企业，体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团结。在企业谋划中，他们与工人之间是同等相助的关连，不再是阶级对立的关连。因此，他们已经不再具有获取工人剩余价钱权利的那种属性了。以是，他们指挥劳动的职能，即谋划管理，属于劳动的职能。这即是说，现在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主属于劳动者的领域，是名符着实的资产劳动者。在配置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奇迹中具有不行替换的作用。在社会各阶级中处于同等的职位地方，享受宪法和执法赋予的同等权利，应该受到社会的充实敬重。

既然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钱论孕育发生了基础厘革，现在中国大陆的剩余劳动及其价钱不再具有资本主义剩余价钱的属性，那么，私营企业主也就不存在聚敛工人剩余价钱的题目。虽然，应该认可，私营企业主开办企业是存在非劳动所得的。但这种非劳动所得差异于以往社会，具体来讲表如今三个方面：一是收入的结构差异。现在中国大陆私营企业主的谋划管理属于劳动，其收入属于劳动所得；私营企业主的投资分红、谋划管理的危害收入属于按要素分配所得。这些收入都不属于非劳动所得，应以后中区别开来。二是收入的性子差异。现在中国大陆私营企业主的非劳动所得不因此其特权阶级的身份获取的，而是依据党和国家的富民政策获取的。这与其他工薪阶级从事储备、国债、股票等投资活动所取得的收入属于统一领域，都是正当收入。三是收入的归属差异。从团体来说，现在中国大陆私营企业主的非劳动所得，并非主要进入其小我私家的斲丧领域。更确切地讲，进入私营企业主生存斲丧领域的收入与其谋划管理的劳动收入是相当的，不属于非劳动所得归属的领域。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凭据第三次天下私营企业抽样视察资料阐发研究的效果评释，私营企业主及其家庭生存资料的主要源头，是他们自己的劳动所得。［6］（P231）于是，非劳动所得便组成扩资性、保障性、管理性、生长性以及公益性的源头。据北京市社科院社会学所2000年对191户私营企业抽样视察的效果评释，这些私营企业主1999年匀称投入生产的资金占纯利润的65.4％。［7］（P18）这评释，这些归属终极也“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职位地方的这个生产者谋优点。”［3］（P303）这正是社会主义社会对剩余劳动及其价钱归属的要求。可见，现在中国大陆私营企业主的非劳动所得不属于资本主义的剩余价钱。

总之，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及其价钱厘革的规律，决定着现在中国大陆私营企业主也是劳动者。从而为建立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属性题目提供了现实依据。

三、现在中国大陆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属性题目，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私营企业生长的规律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生长是自然历史的历程的论断评释，任何社会的经济形态及其具体情势，宛如自然界一样，都是具有不依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经济活动规律的生长历程。它“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执法取消”。［8］（P101）现在中国大陆私营企业的出现及其生长便充实地说明确这一点。

在创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后，私营企业作为未占统治职位地方的经济成份，在我国仍然具有存在的客观一定性。早在社会主义革新使命基本完成确当年，针对“地下工场”、“地下市肆”的出现，同道在同工商界人士的发言中就明确指出，地下工场由于社会有须要，就生长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正当化，可以雇工。只要社会须要，地下工场还可以增长。可以开私营大厂。［9］（P433）遗憾的是，由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厘革以及阐发预计上的失误，致使国内阶级斗争不停升级，终极酿成“”。在这种情况下，私营企业不光未能得到生长，而且不停被看成社会主义的对立物严加警备，以至从反右斗争后的20年间，私营企业在我国大陆不复存在。

革新开放后，随着城乡个体经济的生长，私营企业便在中国大陆开始萌生。1987年后，私营企业便取得正当职位地方。到1997年又被提升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紧张组成部门的职位地方。这统统使得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得到了迅速的生长，成为现在中国大陆经济生长中的一支新力量。

现在中国大陆私营企业就其生长的历程而言，体现出三大特点：一是应运而生。私营企业的出现是革新开放初期拨乱横竖、调解政策的一定产物。由于“”内乱的影响，中国经济濒于瓦解的边沿，屯子贫困、城镇待业，成为其时突出而紧急的社会题目。而这些题目要在原有的全部制结构的框架内是难以管理的。就就业来说，要办该其时遗留下来的綦重繁重的就业包袱，仅靠国家投资是不现实的。而团体、个体经济则具有辽阔的远景。议决这些渠道部署就业，国家不光不花投资，而且还可以增长税收。同时，其时天下商业网点少，服务措施差，给住民生存带来诸多未便，须要加以管理。于是，国家便在坚持国有经济占主导职位地方的同时，接纳一系列政策步伐，勉励和扶持团体经济，适当生长个体经济，从而出现了多种经济情势全面增长的形势。“六五”时期，便部署待业职员3500多万人，［10］（P1870）使恒久遗留下来的就业题目得以管理。就在发挥国家、团体、小我私家多方面的积极性管理就业题目的历程中，人们的头脑不停解放，观念不停更新，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相识不停深化，勇于革新创新的精神不停增强。于是，传统的全部制结构开始突破，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全部制并存的全部制结构款式开始形成。从而奠基了个体经济的正当职位地方，推动着全部制结构以及整个经济管理体制向着更深条理的革新。这统统从观念上、制度上为私营企业的诞生创造了条件。随着都市经济的规复和屯子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验，我国社会生产力迅速生长，人民群众的收入不停增长，生存得以革新，社会需求随之增长。这在肯定水平上从资金、劳力与市场等方面为私营企业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于是，私营企业在个体经济、团体经济之中得以萌生和生长。

二是相助而为。私营企业的开办是革新开放中寻求生长、开脱贫困、创造富饶的劳动群众相互相助的效果。20世纪90年月之前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主主要因此农人为最多，而在90年月之后的业主中，工人、干部的比重便迅速增长。他们最初投资的源头主要靠借贷。此间，私营企业主身份的组成孕育发生了显着厘革，这即是专业技能职员的比例上升。最初受雇于私营企业的劳动者也主要是年轻的农人。他们文化不高，缺乏技能，在屯子资源缺乏、劳力过剩、脱贫困难的情况下，想议决打工来增长收入，开脱逆境。随着革新的深入，部门下岗的国有企业的员工受雇于私营企业的日益增长。正是在出资者与出劳者双向选择的历程中中国大陆私营企业出现了。这说明中国大陆私营企业的出现，既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私营企业生长初期的那种“羊吃人”的血雨腥风，也没有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私营企业生长初期那种以殖民主义入侵为动力的刀光血影。它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为顺应生产力迅速生长的要求，餍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存的须要，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助团结的产物。这评释，现在中国大陆私营企业的劳资关连，只管相沿着以往社会的情势，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具有素质上的差异于以往社会的新的内容。

三是乘势而上。私营企业的生长是由我国诸经济因素相互关连的内在要求决定的。革新开放以来私营企业生长的历程深刻说明，越是革新取得突破性希望的时间，就越是私营企业迅速生长的时间。尤其是革新进入攻坚阶段，生优点于要害时期，这一点就体现得更显着。随着党的十五大对公有制主体职位地方科学内在的深化，在明确公有制主体职位地方内在、要领和实现情势的同时，科学界定了国有经济在黎民经济中的职能，克服了以往在公有制主体职位地方相识上的玄学观念，为国有经济的革新和战略调解指明确偏向。同时也明确了非国有经济在黎民经济中的职能，使包罗私营企业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名符着实地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紧张组成部门，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全部制经济配合生长的基本经济制度，并使之成为推进国有企业革新和生长的第一位的引导目的。这就为包罗私营企业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的生长开发了辽阔的远景。就私营企业而言，国有经济深化革新，须要私营企业为其下岗分流提供就业支持；国有经济战略调解，也须要私营企业为其弥补“真空”；前进国有经济控制力，实验西部开发战略，以及应对入世实验“走出去”战略等，都离不开私营企业的支持和参与。总之，这统统为现在中国大陆私营企业的生长，深化了定位，拓展了功效，开阔了空间，提供了时机。中国大陆私营企业的生长正是在这一系列的配景下乘势而上的。它评释，现在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与公有制经济同是社会主义经济不行缺少的组成部门，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共促生长的。生长私营企业决不是党和政府的权宜之计，而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内在要求决定的久远之策，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生长的自然历史历程之必须。从这个意义上讲，简直“私营部门的出现是中国革新开放进程最紧张的效果。”［11］（P9）

从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私营企业生长的规律中所反应出来的这些题目，搪塞科学回复现在中国大陆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属性题目，更是具有至关紧张的意义。既然现在中国大陆私营企业的出现是在革新开放中应运而生、乘势而上的，那就评释，私营企业的生长并没有对社会主义经济组成威胁。相反，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不行缺少的生长情势，它为社会主义经济增加了活力。这些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迅速生长，国家的综合国力迅速前进，中国的国际职位地方迅速提升。在这方面私营企业功不行没。岂非不正是由于包罗私营企业在内的非国有经济的生长，还不顺应国有经济深化革新和战略调解的须要，而影响我国经济以更快的速率生长吗？私营企业的这种应运而生和乘势而上，体现了私营企业对国有经济的顺应性、依附性和互补性，这既是决定私营企业社会主义经济属性的内在依据，也是决定私营企业劳动关连的经济基础。既然现在中国大陆私营企业的开办是在革新开放中寻求生长、开脱贫困、创造富饶的劳动群众相助而为的，那就评释，私营企业的生长并没有在社会造成尖锐的阶级对立，相反，作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者同等相助的情势，它为人民群众握别贫困、迈进小康、钻营富饶提供了有用的途径。这些年来我国贫困落伍的面目迅速转变，群众的物质文化生存状态迅速革新，整个社会稳固团结。在这方面私营企业同样功不行没。由此可见，同等相助地配置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现在中国大陆私营企业劳动关连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这即是现在中国大陆私营企业劳动关连从素质上不会形成阶级对立的依据。

总之，社会主义社会私营企业生长的规律，决定着现在中国大陆私营企业的劳动关连是同道式的同等相助关连。从而为建立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属性题目提供了实践依据。

综上所述，从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抵牾活动规律、社会劳动及其价钱厘革规律以及私营企业生长规律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私营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生长情势，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不行缺少的紧张组成部门；私营企业主不再是无偿占据工人创造的剩余价钱的聚敛者，而是从事谋划管理的劳动者；私营企业的存在和生长不会形成劳动关连上的阶级对立。基于上述相识，我们以为现在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主，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奇迹的配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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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范文篇10

对于早已对好莱坞模式烂熟于心的西方人来说，他们希望能够从东方电影中看到某种对好莱坞的超越或者背离，因为他们始终是将中国电影看着是一种边缘、一种点缀或者一种补充。因而对于中国大陆电影来说，如何用一种不同的"讲述"来讲述一个发生在东方神秘背景中的故事便成为一种主要的艺术策略。

所以，多数被国际承认的中国大陆电影都在试图寻找一种个性化的表现形式，一种似乎反模式化的艺术电影范型。这一艺术策略主要体现为：一、非缝合的反团圆的叙事结构。象张艺谋、陈凯歌的影片一样，这些影片在叙事上放弃了经典好莱坞那种"冲突-解决"、善恶有报的封闭式结构，往往以叙事主体的被否定为结局，从而形成对人生悲剧现实的理解。二、自然朴实的蒙太奇形态。无论是所谓的中国的"西部片"或是后来的"江南片"，这些国际化影片多数都不采用好莱坞电影那种夸张、跳跃、紧促而戏剧化的蒙太奇形式，不象好莱坞电影那么追求画面外在的运动感和外在的节奏感，而是大多采用一种相对静止的画面，比较平缓的蒙太奇联结，有时甚至有一种中国山水画、水墨画的韵味，画面开阔、造型平缓，具有一种空间感，这与西方文化往往喜欢将东方文化看着一种空间文化不谋而合。三、纪实化风格。有相当一部份得到国际认同的中国大陆影片在叙事风格上都采用了一种反好莱坞的纪实手法，一开始是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然后是宁赢的《找乐》（北京电影制片厂1993年出品）和《民警故事》（北京电影制片厂1995年出品），更年轻一代导演的影片如章明的《巫山云雨》（北京电影制片厂1996年?銎罚┖屯跣∷У摹抖旱娜兆印罚?993年摄制）。一方面是采用长镜头、实景、偷拍、同期录音、非职业表演、甚至黑白胶片等纪实性的技术手段来与好莱坞的浮华伪饰相区别，另一方面也用那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的还原来与主流电影的戏剧性和梦幻感相区别。应该说，国际化背景为中国大陆艺术电影的生存提供了一个缝隙。此外，如象赵季平的电影音乐那样基本模式化的对中国民间民族音乐的使用，对中国造型艺术美学传统的强化等。这种与主流好莱坞电影迥然不同的电影风格，几乎是恰到好处地为欧美主流电影提供了一种复调、一种背景，而中国大陆电影也利用?"世界"这一多元需要，寻找到了走向世界的艺术策略。

IV经济策略

由于电影的企业化和市场化，中国大陆电影走向世界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行为，而且也是一种经济行为。这不仅表现在大陆电影正在广泛地吸收国外和海外投资，弥补电影资金的短缺，更重要的是它们还试图使中国电影能够进入国外和海外电影市场获得经济效益。

中国虽然是人口大国，电影观众人次在绝对数上也相当可观，但是有两个重要因素制约着中国电影的经济回收。首先，电影平均票价低。尽管中国大都市的电影票价已经达到很高水平，但更多的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的票价依然很低，使电影的票房收入仍然相当有限。其次,中国大陆电影观众平均文化水平较低，艺术电影市场极其狭窄。在大量低俗电影的包围之中，中国艺术电影必须通过境外市场的补充才能维护最低限度的再生产。

走向境外市场的中国大陆电影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较高制作成本的影片，这些影片在制作水平、工艺水准上已经基本接近或达到国际标准，如张艺谋、陈凯歌的影片，如《兰陵王》（上海电影制片厂1995年出品）、《秦颂》等，这些影片试图进入境外国家或地区主流商业发行渠道获得票房收入。尽管在发行规模和效果上，这些影片显然不能与好莱坞黄金大片相比，但由于它们的制作成本也相应较低，其利润回报比率有时可能并不低。另一类是低成本影片，尽管它们在制作工艺上还比较粗糙，但是因为对国际化电影策略的合理利用使之具有某些可以辨认的文化特征，通过各种国际获奖而获得一定知名度。尽管这些影片很难进入主流商业电影机制，但却可能进入一些独立的电影放映院线或者电视播放系统，而因此获取的发行放映权收入相对于这些影片平均不到200万元人民币的成本来说，往往也是一笔可观的数字。

境外的资金和市场对于中国大陆电影的观念、制作方式和生产方式都带来了明显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是促使中国电影在风格形态上更加本土化，以获得国际定位，但另一方面又促使大陆电影在制作观念上更加国际化，以有利于国际交流和国际对话。

应该说，中国大陆电影的国际化策略的探索在80年代以后是取得了突破性成就的。8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电影几乎还与世隔绝，但现在却已经在世界电影格局中占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位置，获得的国际奖项几乎已经难以作出准确统计，包括戛纳电影节在内的世界所有A级电影节的奖杯上都镌刻有中国电影的名字，从《红高粱》以后，柏林（前西柏林）电影节几乎每届都有中国电影获奖，中国大陆电影已经四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提名，张艺谋、陈凯歌，甚至巩俐都已经已经作为国际性的电影艺术家成为各电影节的评委、各种电影专业杂志介绍的热门人物、甚至成为大众娱乐杂志的封面形象，一些获国际大奖的中国大陆影片还作为电影百年的经典进入了各欧美大学的影视课堂，而且在许多国家的商业性电影录相租赁点里也能够找到中国大陆电影的目录。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在书写20世纪末期的世界电影史时，中国大陆电影无疑占有一席之地。



国际电影节：中国大陆电影的国际化通道



中国大陆电影走向世界，获得一种国际性的声誉和地位，应该说是从参加国际电影节开始的，而事实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电影几乎都是以国际电影节为通道获得国际关注的。目前世界各国的国际电影节的数量可能接近三位数，但是真正具有"权威"性的电影节主要还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办的如威尼斯、嘎纳、柏林、东京电影节。电影节是电影的展示场所，是电影的多元文化节，是收集了各种奇珍异宝的电影博物馆。作为一种博物馆，这些电影节大多体现了几个明显的共同性：一、对非主流的具有一定艺术个性的影片的偏爱。二、对非欧美主流的多元文化特别是边缘文化的重视。三、对传统人文主义价值观念的坚持。而这三个特点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许多西方知识分子看来，当今欧美的主流文化和主流电影往往背弃了西方传统的人文主义理想，而恰恰在非欧美主流之外，人文主义价值得到了传播和表达。正因为如此，往往许多热门的欧美电影并不能在这些电影节获奖，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影片却可能获得肯定。这确实为包括中国大陆电影在内的许多经济不发达国家的电影提供了一个获得国际承认的机会。

而对于中国大陆电影导演--正如对于许多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电影导演--来说，国际获奖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是可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正如"居高声自远"的道理一样，知名度的提高可以增强导演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支配力，使他们在电影操作过程中拥有更大的自主能力，同时也增加了他们吸收资金、获得信任的能力。其次是可以增加他们影片的经济效益。国际获奖不仅意味着一定的国际电影市场的潜力，而且也意味着它可以利用发展中国家民众的一种潜在的"崇外"情结在国内市场获得一种相当具有效果的广告功能，得到一种外销/内销的特别价格。

正是因为国际电影节对于中国大陆电影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所以相当多的中国电影导演具有一种自觉的电影节意识。从80年代以来，据统计，中国大陆故事影片在国际上获得的奖项已经接近200项。电影界有个略显夸张的笑谈，说现在我们不必问中国大陆电影获得了那些电影节的大奖，而只需问还有什么电影节中国电影没有获过奖。无论是欧美国家或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只要那里有电影节，那里就很可能有中国大陆电影参加评奖。

那么，这种电影节情结对于中国大陆电影的制作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强化了电影的民族文化意识。许多电影导演都意识到，中国大陆电影很难以其制作规模、常规技巧、主流形态与好莱坞以及欧洲电影竞争从而被国际认可，只有意识到自己的文化边缘状态，用故事、人物、造型、风格和叙述上的民族特色来突出一种民族个性，中国大陆电影才可能以其独特的文化个别性确立自己在世界电影中的位置。应该说，对于西方世界来说，中国电影的确已经具有了一种民族电影的定位，黄土地、大宅院、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的造型，京剧、皮影、婚殇嫁娶、红卫兵造反的场面，与乱伦、偷情、窥视等相联系的罪与罚的故事，由执拗不驯的女性、忍辱负重的男人以及专横残酷的长者构成的人物群像、由注重空间性、强调人与环境的共存状态的影像构成所形成的风格，使中国电影具有了一种能够被辨认的能指系统。正是这种民族性的强化，为中国大陆电影走向世界创造了一种商标或者说品牌。

其次，强化了电影的国际通用意识。国际化使中国大陆电影人意识到电影已经是一种跨国流通的文化产品，因而必须具备一种国际通用性。这种通用性体现在两个基本层面上。一是硬件层面，指电影的制作水平和工艺水平应该达到国际通用标准。二是软件层面，指电影的文化/艺术层面应该能够与国际通用状态沟通交流。正是这两个层面的意识，使那些在国际上产生影响的中国大陆影片在技术指标、叙事形态、人文意蕴、声画质量、电影语言等方面具备了世界流通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基本可能性，从而也带动了中国电影的艺术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发展。

作为一种新电影类型，这些国际化电影因为具有一定的叙事魅力，融合了电影视听艺术的修辞经验，表达了某种现代人文价值观，能有效地吸引投资、并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所以它们对于中国大陆电影文化的积累、对于提高中国常规电影的制作和创作水平、对于通过类型成规来满足消费需要，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值得探讨的是，在我们谈到的这种后殖民的国际化语境中，中国大陆电影的这种国际电影节情结是否也可能会助长一种"伪民族性"的出现呢？真正的民族电影应该是吸取本民族文化精神的精髓，植根于民族现实的土壤，用一种积淀了民族审美经验和感情的艺术形式去关怀民族和这一民族的各个个体的生存、发展、进步。然而，由于世界各国特别是东西方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道路存在着巨大差别或者不平衡，因而处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背景中的人们对于中国的真正的民族文化、民族现实乃至民族电影往往相当隔膜，他们仅仅只能以一种很难避免的西方视野来理解中国的民族电影。例如，我在多伦多作访问学者时，目睹一种现象。曾经在1994年海峡三地电影节上获得最佳故事片荣誉，倍受国内电影界赞誉的黄建新的《背靠背脸对脸》（西安电影制片厂1994年出品）在这座加拿大人口最多的城市放映，尽管这部电影在制作、剧作、表演、摄影等各方面都达到了很高水准，特别是对人物塑造、对社会人际关系的揭示都具有深刻的民族文化意蕴，但是西方观众却反映极其冷淡，相反，几乎同时放映的另一部由台湾出品的制作粗糙、叙事混乱的影片《诱僧》却大受亲睐，甚至出现了难得一见的排队购票的景象，影片中的复仇、武打、和尚与尼姑的偷情似乎更是他们所理解的中国文化。此外，象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由于受到资金和多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不得不采用黑白旧胶片拍摄，电影形态还比较幼稚，但BBC电视二台的节目主管却将这部影片看着中国电影百年经典之一，认为它具有其它电影中一些"前所未有的东西"。尽管这些例子也许有些偶然性，但是我们可以肯定西方人所理解的中国电影或者说优秀的中国电影是从他们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视点上来判断的，因此当中国大陆电影被国际电影节所认可时，往往并不意味着是中国文化对世界的一种胜利的征服，相反却往往可能是被西方文化所招安、所征服，作为被胸怀开阔的西方文化所慷慨"接纳"的来自遥远它乡的一个神秘而谦恭的"他者"，成为一种落入他者囚笼的的囚徒。因而，当中国电影按照这样一种西方人?"他者"期待视野来制作时，一种"伪民族性"在所难免：所以人们才会热衷于编造一个又一个具有西方式"弑父"原型的偷情乱伦的故事，才会热衷于幻想那些豪情天纵的猛男悍妇，才会热衷于将戏剧舞台移植到那些今天已很难寻找到的深宅古刹、曲巷瓦房之中，才会将中国几十年的历史风云简化为一种戏剧性场面来注解人生的曲折……。而这一切，似乎已经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文化与人生隐隐约约地推向了远处，我们很难从中得到一种对于民族的生存现实的体验和认同。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尽管电影的这种"伪民族性"如今仍然为许多后来者摹仿，但是随着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中国电影逐渐进入国际艺术电影的主流，那种"伪民族性"所具备的边缘性优势开始消失，尽管张艺谋、陈凯歌都试图改良他们的国际化电影策略，但是近一两年却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似乎中国大陆电影的黄金时代正在衰落。与那种虔诚的临摹恰成对比，张建亚在他的《王先生之欲火焚身》（上海电影制片厂1994年出品）中调用了《红高粱》的一个经典镜头：用弱不经风的王先生与一风尘女子异想天开的野合场面，对电影的那种"伪民族性"作了一种有意识的滑稽摹仿，作为一种反讽它表明，国际化电影已经成为一种获得定位的电影类型在经受颠覆。的确，随着国际化电影的类型化，它曾经在一定意义上所具有的某些艺术和观念的前卫性和探索性消失殆尽，已经失去了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正在通过不断的自我复制而成为向世界性电影市场批量出售的电影商品。因而，如果期待这种国际化电影继续出现具有精神震撼力和美学震撼力的作品是不现实的。当这种国际化电影因为一遍一遍的自我重复而失去它的陌生效果时，中国大陆的国际电影节出击很可能受到致命的狙击，中国大陆电影的国际化通道将如何开通？



中国大陆电影国际化策略的反思



显然，由于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差距，中国电影正如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一样，是在一种不对等的状态下被放置于全球处境的，因而，我们不可能逃脱"后殖民"的基本现实，不可能脱离边缘化的处境。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可能也不应该与世隔绝，中国电影需要走向世界、走向国际、走向全球。因为中国大陆电影需要一个国际化的交流环境，使之能够与世界电影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保持一种互动关系，从而成为世界电影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大陆电影也需要一个国际化的经济舞台，利用跨国资本加强电影生产的投资规模，走向境外市场获取电影生产的经济效益，促成中国大陆电影的再生产机制；中国大陆电影还需要一个国际化的生存空间，使某些与主流电影运作不一致的影片或者脱离商业电影模式?"作者化"影片能够有更广阔的世界范围的生存可能。国际化语境为中国电影提供了更多的参照和更多的机遇，成为一种动力因素推进着中国大陆电影的步伐。

但是，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它毕竟不是象可口可乐、麦当劳一样的简单功能的消费品，而是负载了一种民族形象、文化精神和意识形态图景的文化载体，特别是在中国，乃至所有发展中国家，电影文化除了其视觉/心理的娱乐功能以外；不可避免地还担负着"再现"民族生活处境、激活民众的现实主义热情、塑造人生理想和民族理想的使命，因而，中国大陆电影在国际化语境中，面对西方世界的文化霸权，的确需要具有一种自觉的独立性，当然，这种独立性不是夜郎自大，也不是固步自封，而是一种清醒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意识。

因此，"走向世界"的中国电影需要一种民族自信意识。西方中心主义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东方主义都会有一种视角偏见和误区，因而西方标准的国际承认并不是判断中国大陆电影的唯一参照，有时甚至也并非是重要参照。近年来有许多优秀的中国大陆电影如《背靠背脸对脸》、《三毛从军记》（上海电影制片厂1993年出品）、《四十不惑》（北京电影制片厂1992年出品）、《心香》（珠江电影制片厂1991年出品），甚至包括陈凯歌早期的《孩子王》（西安电影制片厂1987年出品）、黄建新的《黑炮事件》（西安电影制片厂1985年出品）在国外都没有获得很高的荣誉，但是这些影片却以冷峻的风格、成熟的叙事表现了中国普通百姓日常的人生、日常的体验、日常的欢乐和痛苦，表达着对人生原生态的一种摹仿。它们把这种人生遭遇和人生体验植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背景中，因而使影片中的人生具象为中国人的人生，传达的是一种中国人的人生体验。这些影片因为它更加本土化而不能象那些"国际化电影"那样有效参与实际上被编织进欧美视野的国际电影竞争，也不能象港台商业电影那样尽情地释放观众的潜在视觉/心理欲望，然而，它们却因为对当下中国人命运的关怀而显示出其艺术作为人的艺术所具有的洞察力、同情?暮拖质稻瘢佣氪笾诠蚕矶杂谑澜绾妥晕业睦斫舛牍壑诖锍墒咏绲娜诤稀K裕泄舐降缬安荒芡耆芄驶魇扑圃级鍪踊蛘咔崾拥缬暗谋就列枰捅就良壑怠V泄褂幸桓鍪烤说氖苤谌海泄缬盎褂凶挪豢赏菩兜慕ㄉ栊挛幕南质凳姑泄舐降谋就恋缬盎咕哂锌隙ú挥Ω煤鍪拥姆岣坏那绷颓巴尽?BR>"走向世界”的中国大陆电影的文化独立性还体现为一种民族自尊意识。电影的表意符号具有一种相对简易的世界通用性，因而人们往往通过一个国家的电影来直观地了解和认识这一国家、民族或者文化的历史和现实。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通过民族电影来塑造国家形象和民族形象，如加拿大国家电影局就明确提出，电影是加拿大的眼睛，所以电影应该关注和表述加拿大的历史、现实、政治和文化，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美国电影无论是几年前的《与狼共舞》或是近来的《阿甘正传》也一直在宏扬一“自由、平等、博爱"的美国文化精神。所以，中国民族电影不能仅仅是对西方观众那种猎奇的或者有时甚至充满种族歧视偏见的接受期待的满足，而更需要发掘中华民族文化那种天行健而自强不息的生命力，表达富强、发展、进步的历史趋势，为世界塑造一个真实而坚强的中华民族形象，提高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和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其意义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