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争的诗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关于战争的诗，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唐·王昌龄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2、《凉州词》

唐·王翰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3、《从军行》

唐·王昌龄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篇2

目前素质教育发展的现状给我们思品教师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我将政治教师的发展定位为素质教育下教师的发展策略与与发展途径两点。

古人曾说过：“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行教化之业者在教师”。今人列了这样一个公式：教学质量=（学生+教材+环境+教法）*教师素质，可见教师素质就象科技对于生产力要素的影响之大一样。因此作为教师的我们必须全方位的通过各种途径提高自身素质，以培养更多的人才。

下面我结合自身的实际谈一下我对教师如何较好的实现自身的发展。我在参加淄博市农村骨干教师培训时有一门课程做《研究型教师》。其中提到了教师专业化发展的九个命题，有一个命题叫“教师专业化发展的主要途径是对教学进行持续不断的实验和批判性反思”。我认为实验和反思的过程即为课改实验和将实验成果转化为教研论文以进一步优化教学实践的过程，而这一过程需要在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吸取别人的一些优秀理论成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以，我认为作为一名政治教师发展的途径与策略应归结为：意识、学习、创新与反思。

谈到发展意识我有自己的亲身体验颇深，作为一名农村中学教师，我以为让他们成人成材的意义重于让他们单纯地掌握书本知识，因此一种发自内心的责任感使我从未也不敢在工作中懈怠。 基于这种想法，课堂内外我总是在行为习惯上对学生严格要求，力求使学生不断获得全面发展。

由于年年担任初四教学，自己的惰性慢慢的变成了一名仅靠经验照本宣科的所谓经验型教师，因而课堂或多或少地带有对学生进行枯燥乏味的说教嫌疑。有人曾把政治比喻为流动的哲学，而我的教学有时不由得就把哲学变成了停滞的政治说教，这就严重束缚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致使课堂教学效率十分低下。有了这样的体会后，我在认真地反思：作为政治教师要想解决上述困惑，自身要不断的学习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以理论指导实践，高屋建瓴的开展教学、驾驭课堂；教师的学习是一个不断充实自身教育教学理论，以指导自身教学实践的过程。

因为，知识的更新是日新月异的，所以教师的知识也必须随时代而更新，教师要更新知识就必须加强学习。俗语说得好：要给学生一滴水教师自己必须有一泉活水；问渠哪得清如水为有源头活水来。作为教师必须要不断地加强学习，要让知识与时代紧密结合，不断快速更新知识对政治教师来说显得尤其重要。教师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够较好的指导、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观点、形成系统的认识思维能力，课堂教学效率和质量才会得以提高。

教师学习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通过听课评课交流、研讨学习，借助网络进行学习，可以通过实地考察学习等，在一系列的学习中不断地取长补短、查缺补漏，在研讨交流中获得心理支持与安慰，在合作过程中产生新想法并能做到吸取集体的智慧。只有学习的精彩生活才会过的精彩，要让不断地的学习伴随自己的一生。

发展的第三种途径是创新，教学是一门艺术，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在目前素质教育和新课改的新形势下，创新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势在必行，在各级主管部门积极倡导的各种教学模式改革中，对于政治教师的教学完全照搬某种形式可能不太适宜，因为学生的学情不同、不同学校的管理模式不同，因而师生的“教”与“学”会有很大的差异。作为教师，关键是要激活学生自主学习的方法与热情，教师要不断地挖掘启发式、引导式教学方法，要善于运用经典性、概括性点拨课堂用语。我在原来的政治教学中，曾经每节课帮助学生分析教材，划分知识点用到20分钟甚至还要多的时间，自从实施新课改以来，教学案改用成导学练案，这就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合作意识，培养并提高了学生的合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最终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提升了教学成绩。

篇3

主题词：公用事业 市政管网 违章建筑 三年大变样 依法拆除 行政手段 长效管理

水、气、热、排水等市政管线是城市最基本的基础设施，它不仅反映了一个城市的城市化水平和现代化水平，也反映了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城市生产、生活的基础和城市承载力的具体体现。多年来，由于少数单位和群众大局意识缺乏，安全意识淡薄，资源意识不够，法律意识不强，造成了占压市政管线的违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并成为全国普遍存在，且多年难以解决的大难题、棘手事。而市政管线是城市生产、生活和运行的生命线、保障线，特别是燃气管线，还是易燃易爆的高危线。因此，占压市政管线，不仅使违章建筑本身具有较大的安全隐患，也对市政管网的安全运行造成了较大的威胁，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城市的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

针对以上问题，邯郸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将清理市政管线占压作为三年大变样拆违的重要内容进行安排和部署，利用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市政管线违章占压的清理工作。现将经验、做法进行交流和探讨。

1、占压的基本情况

邯郸市共有各种管线占压347处，占压长度22863米，占压面积86068平方米。其中煤气管线106处，6347平方米；供水管线193处，32115平方米；供热管线32处，8668平方米；排水管线16处，38938平方米。占压管线的建筑主要是违建、临建，也有部分正规建筑和居民的配套煤房。

2、清理违章占压情况

邯郸市清理管线占压从2009年7月中旬开始，经过全市有关区、县两个月的共同努力，截止2009年9月20日，已拆除管线占压333处，占整个任务的96%，剩余的14处已纳入旧城改造，近期也将逐步拆除。可以说邯郸的市政管线占压基本全部拆除，解决了多年都想解决而未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3、多措并举，强势攻坚

3.1、纳入邯郸市三年大变样的工作内容。

市政管线是全市的保障线，为此，市领导高度重视，将其纳入大变样的内容进行安排部署（三年大变样是河北省委、省政府推进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3.2、成立高规格的领导机构。

由主管市长任组长，相关区县、部门和市大变样办公室共同组成的领导机构，下设四个工作推进组分赴各区县进行督导、协调。

3.3、区县政府为清理违章占压的责任主体。

由于市政管线涉及面广，遍布全市各个角落，且占压管线的人员都有一定的社会关系或者是蛮不讲理者，因此，仅靠市直部门依法清理，多年来收效甚微。邯郸市借全省三年大变样的东风，全面发动，区（县）、乡（办）、居委会层层分解任务，并明确时限，压死责任，限期完成。

承担任务的区、县也都高度重视，成立组织、制定方案、分解任务、动员部署。各乡（办）、村（居委会）也将任务分解到人，并积极做拆迁人的思想工作，强力推进管线占压的清理。

3.4、加强督导，强化落实。

采取多种方式，运用各种机制，调动区县的工作积极性，变压力为动力，变困难为机遇，充分发挥每个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展示各自的能力。

3.4.1、召开调度会。

一是根据清理管线占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组织区县及市政公用局、规划局召开了“清理市政管线占压”调度会，听取汇报，发现问题，统一思想，解决问题，并提出下步工作的具体要求和时限；二是每两天召开一次“四个推进组”组长的碰头会，及时掌握第一手资料，制定下步工作方案。

3.4.2、加强督导。

一是市委、市政府督察室、市三年大变样办公室、市清理管线占压领导小组和新闻单位独自或联合对各区县、部门的工作进行明察暗访，对问题较多，工作不力，进展缓慢的区县，公开曝光或以督导专报的形式直报市主要领导和主管领导。二是分包各区县的“四个推进组”，每天与各区县一起工作，现场督导、现场协调、现场审核，既帮助各县区工作，又形成压力，形成强势，保证清理管线占压拆除到位，且底数清，情况明。

3.4.3、开展日报制和三日比比看。

从7月14日个别区县有进度以来，要求承担任务的区县，每天上报进度，且要求主管领导签字、盖章。每三天进行汇总、排名，开展比比看，并将排名表下发相关区县的区（县）委书记、区（县）长、主管区（县）长、区（县）三年大变样办公室，或者在媒体上公开，使各区县清楚任务，知道差距，变压力为动力，形成“比、赶、超”的浓厚氛围。

3.5、加强宣传。

通过各种媒体宣传管线占压的危害和清理的意义和必要性，赢得全市百姓的认同、理解和支持。同时还通过“百日攻坚专刊”及时报道各区县的举措、进度及好的典型，弘扬正气，打击歪风。

3.6、坚持依法拆除和行政拆除相结合。

按照保护市政管线的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对违章占压市政管线的单位和个人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讲法律、讲政策、讲道理，不厌其烦，和谐工作，直至拆除；对个别有手续的人员，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补偿后拆除。同时对个别蛮不讲理，拒不拆除的人，在依法行政的基础上，采取行政措施加以解决。

篇4

关键词均衡经济增长 科学发展观 要素禀赋

中图分类号：F83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6-1770(2005)11-0039-04

三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我国政府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一直顶住国际上的巨大压力，坚持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今年7月下旬，人民币汇率从原来的1美元兑8.27人民币升值为1美元兑8.11人民币，同时人民币不再单纯钉住美元，而是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并且可以在上下1.5%的范围内围绕1：8.11进行浮动。

然而，人民币小幅升值尽管在短期内缓解了升值的压力，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它在不远的将来仍然会浮现出来，这是由经济增长差异的内在规律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也就意味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民币汇率会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那么人民币汇率调整是否是必要的，它与科学发展观是否有内在的联系？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理解汇率调整的影响，后者与政策调控的目标息息相关。

一、我国政策调控的目标

我国是个大国，人民币升值与否应该以是否有利于我国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实现科学发展观、是否有利于实现工业化、是否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为指针，既不能因国际压力而使人民币升值，也不应因国际上的政治压力和金融投机压力而维持现状。汇率制度改革和汇率水平调整会导致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后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它们是由我国经济的基本因素决定的，因此汇率改革和调整的进程必须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相适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一再强调，汇率调整“要按照内部改革的逻辑和内部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压力，来设计我们所要进行的改革，不管是税收、利率还是汇率”，正是这个意思。

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政策调控的四大目标。由于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它们不可能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的阶段不同、国情不同、形式不同都会影响政府对这些目标的偏好。当价格稳定更重要，当局就会偏好能够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工具，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英美政府；当充分就业更重要，当局就会偏好能够促进就业的政策工具，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当外部均衡相对于内部均衡更重要，这大体上只存在于那些规模比较小的经济体中，此时外部均衡实现与否是内部均衡实现与否的先决条件，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会更偏好那些有利于外部均衡的政策工具；如果经济增长的要求压倒其他目标，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工具和选择就成为政府的首选，如二战后日本和韩国成功实施的产业政策。

由于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需要根据具体国情和经济增长的具体阶段对政策目标的选择进行具体分析。那么，我国的政策目标是什么呢？

我国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经济的现代化，而现代化某种意义上就是工业化，实际上如果没有工业化，那么经济增长就缺乏坚实的基础。首先，工业化具有规模效应，而只有当经济增长具备相当规模的时候，占人口绝大部分的人群才会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其次，工业化是其它产业产生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尽管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第二产业也即工业和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但它们无一例外是以发达的工业为基础的。没有发达的工业，人们的收入水平就会偏低，自然不会出现对服务业的需求；第三，工业化对其它产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工业会为其它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先进的设备，也会解放更多的工业人口和农业人口，他们会投身于第三产业，也会形成新的产业，这些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经济增长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受限制的。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限制条件是通货膨胀，如果经济增长的速度过快，它必然会催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会破坏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这种关系在我国也是存在的，超过资源承受能力的经济增长往往引起通货膨胀，而要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部分地牺牲经济增长的速度，1988年和1992年的通货膨胀都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经济动荡，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制止通胀的恶化以维护经济在合理水平上的增长。因此，经济增长的上限就是不催生通货膨胀的增长。

经济增长的第二个限制条件是就业率。尽管各国政府都追求充分就业，但充分就业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定义和比率，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要求。我国劳动力规模庞大，如何使更多的公民尽可能地享有工作的权利是政府不得不时时刻刻挂在心上的事情。显然，没有经济增长，也就没有就业。为了使就业率维持在某个水平上，就需要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的水平。这也就同时决定了经济增长的下限，即使就业维持在某个水平之上的增长。

通货膨胀和就业是政策必须兼顾的两个目标，尽管有时候政策会偏向于其中的一个，但同时却不能不同时考虑另外一个，即如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造成的失业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引发社会问题；反之亦然，即如果为了促进就业而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就会形成不稳定的预期，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

由通货膨胀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上限和由失业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下限会构成一个闭区间，可以将处于这个区间内的经济增长定义为均衡经济增长。当经济处于均衡增长状态，既不会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经济衰退和大规模失业，这就是均衡的含义所在，它是平稳的经济增长，是在比较长的时期内能够持续的经济增长。均衡经济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模式与要素禀赋是一致的，因为只有与要素禀赋相一致，经济增长才会是最集约、付出成本最小的。经济增长也才既不会催生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高失业率，它既能保证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能保证经济增长的质量，从而是可持续的。从这个角度讲，均衡经济增长就是与科学发展观相一致的经济增长。

当然，经济增长会改变要素禀赋，经济增长的方式应该随着要素禀赋的变迁而改变。均衡经济增长不但是与要素禀赋相适应的经济增长，而且应该是随着要素禀赋变迁而变化的经济增长，这也就是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增长。

将经济增长与价格以及就业联系起来并非是我们的首创，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弗里德曼（1968）和费尔普斯（1967）就分别独立地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这实际上是限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后来，莫迪利亚尼（1975）又提出了“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IRU）的概念，它是指不催生通货膨胀或者不使通货膨胀趋于恶化的失业率，它同样是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我们提出的均衡经济增长与自然失业率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区别。相同之处在于都结合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来规定经济增长，即经济增长都是有条件的受到限制的经济增长。区别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不但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还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下限，这是根据我国国情对经典的自然失业率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理论的发展；二是价格和就业不再完全是一体的，而是分别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和下限，这样就避免了菲利普斯曲线斜率变化的影响，可以使政策工具的选择更灵活。

二、汇率调整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实现

在开放经济下，要素的供需不仅仅由国内要素的价格所决定，还会受到汇率的影响。汇率是决定国内外要素相对价格的最重要因素，不同汇率水平下，国内外要素的相对价格是大不一样的。由于均衡经济增长是一个区间，与经济基本面（我们称它为要素禀赋）相对应的最合适的汇率水平必定也是一个区间，并且是有限的区间，这个区间对应的汇率可以定义为均衡汇率。如果现实世界中的汇率处于区间内，那它就是与经济基本面相一致的，是不偏离的；如果它处于区间之外，那么汇率就与经济基本面不相一致，是偏离的；距离区间越远，偏离程度越大，国内外要素价格的差异也就越大。国内外要素价格的偏离，就会出现对要素进行套汇的空间，对国内外要素的需求就会出现差异。

要素禀赋是不断变化的，象我国这种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要素禀赋变化得尤其剧烈而快速。

经济增长初期，由于资本等要素相对稀缺，劳动力和资源是相对丰裕的，为吸引资本、技术、知识等经济增长必需的要素的一个可行的选择是低估本币，以外币计价的本国劳动和资源的价格相对便宜，这就会吸引其它要素进入本国，也会促进本国资源的利用，这种经济增长是由最初的要素禀赋决定的。

经济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改变要素禀赋的过程。经济增长会降低资本、技术和组织管理等要素的稀缺性，同时提高资源的稀缺性。这种相对变化必然会改变不同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科学技术和资源等的相对比价，也只有要素的相对比价随着要素禀赋的变迁而变化，它才能使资源实现最优配置。

然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是相对稳定的，其调整必然会滞后于要素禀赋的变迁，这就会使国内外要素的价格出现偏离，这种偏离就产生了对要素套汇的空间。当本国要素价格偏低，本国资源是套汇的对象，会导致对本国资源的过度利用，并导致经济的过热；当本国要素价格偏高，外国资源是套汇的对象，本国经济又会陷入萧条。这就意味着，汇率的不适当定值是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自2002年以来的经济过热是国内要素价格偏低的结果，其传导机制有两种：（1）将低估资源用于出口的机制。当资源价格低估，将资源用于生产贸易品出口到国际市场上就会因要素价格的低估而享有价格优势，这必然会促进贸易品部门的发展，也会促进出口的增加，结果会出现持续的贸易顺差。（2）FDI对资源进行套汇的机制。由于资源价格是低估的，FDI就会积极流入本国以对资源进行套汇，尤其会大量进入贸易品部门，因为这可以对资源价格低估进行双重的套汇。这两种机制的共同结果是对国内资源的过度使用，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从而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背道而驰。

汇率调整可以矫正要素价格和要素禀赋之间的关系，使要素价格能够反映要素禀赋的现状，使要素禀赋能够得到最有效最集约地利用。具体说来，如果汇率不根据要素禀赋的变迁而调整，那么以前不怎么稀缺现在却很稀缺的资源如原材料，由于其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的差异，就会受到过度使用，未来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进口目前正在过度使用的资源，这必然会危及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相反，以前由于资本相对缺乏而不能满足的需求，如专利和科学技术在汇率不进行调整的情况下，它们的人民币价格必然会较高，这就需要花费较多的资源才能换得回来，这对于科学技术的利用从而经济结构升级是不利的。显然，汇率调整是使要素价格与要素禀赋相适应从而使各种要素都能得到有效利用的重要条件，从而也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或许有人认为，汇率低估会使我国的贸易顺差增大，这就相当于持有更多的对国外资源的要求权，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原材料，以此保证我国经济增长所需资源的供给。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市场经济体系下，经济主体必然是以利润为导向的，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必然结果是我国资源的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上同类资源的价格，这就会产生套汇的空间，是不同于对货币性资产套汇的对实物性资产的套汇，这种套汇方式更多地集中于贸易品部门，因为成本是用人民币计价，而销售价格却可以用外币如美元计价，这里面除了由市场决定的平均利润外，还有不同货币计价产生的套汇利润，这必然会导致对本国资源的滥用，而不可能依靠利用国际市场上的资源维持经济增长。

由此可以推论，并不是任何类型的贸易顺差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有利于提高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科学发展观实现的贸易顺差才是有利的；并非任何类型的汇率低估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能够提高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科学发展观实现的汇率低估才是有利的；在汇率低估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时，就要选择汇率升值，通过汇率调整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现。

三、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与政策建议

我国的贸易依存度一直是比较高的，一直稳定在40%左右，这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升值主要通过对进出口部门的冲击影响我国经济，而这种冲击又主要集中在出口部门。因为我国对进口品的需求弹性比较小，而外国对我国出口品的需求弹性却比较大，汇率小幅度升值对进口的影响要小于对出口的影响。

笔者事前曾经就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出口部门尤其是出口部门的冲击作了小范围调研。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人民币升值尽管会加大出口成本，但幅度在10%以内不会造成根本性影响。由此可见，尽管汇率升值对出口的影响要大于对进口的影响，但2%的升值是我国出口部门能够承受的。然而，他们又都表示，尽管小幅升值不可怕，但汇率浮动却是他们难以承受的，因为我国缺少成熟的外汇市场，也缺少相应的避险工具，汇率波动让他们很难锁定成本，而如果不能锁定成本，收益就是很不确定的。

显然，汇率制度由原先钉住美元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并允许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浮动对出口商的影响要远大于2%升值的影响。以前，中央银行承担了全部的汇率风险，企业可以集中精力做好产品和市场开发。现在，中央银行将一部分汇率风险分散给了企业，这尽管对于长远的人民币外汇市场的建立有积极意义，但企业在目前的情况下却很难通过远期交易锁定生产成本，因此会时刻面临着汇率变动的冲击。这种冲击并不会因为汇率波动幅度较小而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企业经营的绩效是按照“年”这个单位来计算的，但汇率波动却时刻都在发生

着，企业经营的绩效是按“年”这个单位来计算的，但汇率波动却时刻都在发生着，企业经营的成本也就时刻在变，如果企业总是在高点买入而在低卖出，那累积起来的损失也是非常可观的。因此，企业就不可能完全不顾汇率波动而只关心经营、开发和销售这些实际事务，还要关心货币事务。

我国现代化的关键是生产能力的形成，这又必须依靠企业的壮大。汇率升值尽管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但汇率波动显然不利于企业经营。由于未来20年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如何采取有力措施冲销汇率波动的影响，从而为企业成长创造一个平稳的货币环境，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是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首先，为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更集约的经济增长，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现，要灵活利用汇率工具。具体而言，就是在时机成熟时主动小幅升值，同时辅之以利率小幅调整的货币政策，使人民币汇率在经济的稳定增长过程中稳定地升值。汇率升值不是坏事，它是对有效率经济增长的褒奖，汇率贬值才是对低效增长和不增长的惩罚。

其次，要致力于建设一个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外汇市场。所谓深度，就是市场规模应该足够大，不是一般规模的资金就能控制、操纵得了的，这样才有利于汇率稳定；所谓广度，就是市场覆盖面要足够广，交易主体是多元化的，只有这样，预期才不至于是同一方向的，只有当预期是多元的且能在某种程度上互相抵消时，预期才可能是稳定的，它对经济的冲击也才会最小（李天栋等，2004，2005）。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外汇市场是企业能够避险的必要条件。

再次，要致力于金融工具的建设，只有当金融工具是多样化的，既能覆盖即期交易，也能覆盖远期交易时，企业才能通过外汇市场进行避险（李天栋等，2004）。其中，远期金融工具尤其重要，因为它是锁定成本、规避汇率风险的主要工具。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其它股份制银行如招商银行都可以进行远期交易，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品种单一、市场规模小，当然，企业缺乏相关意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尽管汇率制度改革对企业有许多负面影响，但却能够促使企业更多地关注汇率风险，也有利于外汇市场、交易主体和金融工具的培育。当然，企业也会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政府一方面要实行积极而稳定的汇率政策，避免汇率剧烈波动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要着力创造能够平滑汇率波动的外汇市场和金融工具。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够适应汇率升值和波动的影响，也才能保障现代化的实现。

四、结论

本文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政策目标是实现均衡经济增长的观点，它是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经济增长。然后，本文分析了汇率调整与均衡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是汇率升值能够促进均衡经济增长，从而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实现。最后，本文分析了汇率及其制度调整的影响，并在政策搭配和制度建设方面提出了应对的建议。

参考文献：

1.Friedman, M. (1968),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ch.

2.Modigliani, F. and L. D. Papademos(1975), “Targets for monetary policy in the coming year”,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3.Phelps, E. S. (1967), “Phillips curves, Expectations of Inflation and Optimal Unemployment over Time”, Economica, August.

4.Phelps, E. S. (1968), “Monetary Wage Dynamics and Labor Market Equilibriu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ugust.

5.李天栋、柯梅：《FDI、预期与汇率稳定》，《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年第8期。

6.李天栋、薛斐：《制度安排、预期形成与固定汇率制度选择》，《世界经济》2004年第9期。

篇5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面板协整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392（2011）08-0008-05

一、引言

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已有的文献中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根据计量方法的不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潜在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可分为跨国回归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Arestis 和Demetriade，1997）。

跨国回归方法的主要不足是不能够讨论数据的单整和协整特性，更不能够考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因果关系的方向；对于时间序列研究来说，虽然能够确认因果关系的方向，能够把数据一阶单整性质考虑在估计方法中，但由于数据较短而得到不可靠结论的可能性（Pierse and Shell，1995）；最后面板数据为了控制上面两种方法可能的缺点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其一考虑了增长的其他决定因素来避免由于缺失变量所造成的有偏估计；其二运用了工具变量法和GMM动态面板方法消除多重共线性；其三控制了不可观测的国家效应。然而他们却忽视了数据的单整特性。

针对GMM动态的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没有考虑数据的单整和协整性质的不足，Christoponlous和Tsionas（2004） 在多变量VAR框架下运用面板数据单整和协整分析方法研究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对于他们所研究的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说，Christoponlous和Tsionas发现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冉光和等（2006）基于中国东部和西部的省级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误差纠正模型，对东部和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Apergis等（2007）在Christoponlous和Tsionas的基础上，既考虑了发达国家又考察了发展中经济体，在采用多种指标来反映金融发展水平的同时，又结合动态最小二乘法的运用，得出的结论支持了在金融发展指标经济增长和一系列控制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同时也得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双向因果关系的结论。

本文沿用上述的面板数据分析路径对中国西部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之所以选取西部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从理论意义方面来看，在国内金融体制尚不健全，金融部门还不能充分发挥其为经济配置资源功效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与金融获得了“同步”的发展（Chen HAO，2006）。同时，研究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必须注意中国经济的特殊性（冉光和，2006）。因此，本文仅利用西部省级数据来检验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给出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模型的设定和指标选取；第三部分介绍了本文所采用的计量方法；第四部分是实证研究结果；第五部分总结全文。

二、模型设定、指标选取

本文选取西部省级层面数据实证分析西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主要原因，是因为：（1）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水平在省际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因此，省级数据包含了较多的有用信息；（2）Boyreau－Debray（2003）认为资本在中国省际之间流动的几率是比较小的，这就使得分析当地金融发展对当地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有意义的；（3）国家层面的时间序列分析由于序列期限较短而可能得到真实可靠的计量分析结果，同时，省级数据的使用不仅增加了金融发展指标选取的多元化，而且有效地扩充了样本大小。

（一）模型设定

在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中，所用的实证模型都是大同小异（冉光和，2006）。本文计量模型设定的目的是为了考察西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根据内生金融理论并结合中国西部的具体实际，本文采用如下模型及方法来检测西部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

yit=α0i+α1i Fit+α2i Xit+uit（1）

其中，下标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uit为随机扰动项，服从独立同分布。

yit是i省t年的真实人均GDP的对数值，Fit表示金融发展指标，Xit是一系列控制变量。

（二）指标选取

1.经济增长变量。在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中，经济增长变量大多采用真实人均GDP（King and Levine，1993；Apergis、Filippidis and Economidou，2007；Christopoulos and Tsionas，2004）。因此，本文以西部各省市真实人均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变量。

2.控制变量。本文采用大多数研究文献中普遍使用的变量，具体包括：（1）资本形成率，即西部各省市资本形成总额与本省GDP的比值（Christopoulos and Tsionas，2004；冉光和，2006）；（2）通货膨胀率，即西部各省市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减（Christopoulos and Tsionas，2004；冉光和，2006）。

3.金融发展指标。依据我国金融发展的历程，本文选取如下三个指标来反映西部金融发展水平的三个层面：

（1）西部各省市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其GDP的比重（用bank表示）。这一指标用来衡量银行部门的规模（Guariglia and Poncet，2007）。贷款余额占GDP的比值上升，反映了金融机构对当地经济的支持力度，因此有可能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2）各省金融机构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其GDP的比重（用savings表示）。这一指标排除了容易受中央政府的信贷政策影响的公司存款，Chen（2006）指出居民储蓄是基于居民自己的决定，与贷款相比，受中央政府政策的影响小的多。存款余额占GDP的比重的提高，更多的反映了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财富的增加，也有可能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孙力军，2007，p84）；

（3）各省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中国内贷款与国家预算内资金所占份额的比率（用loan/budget表示）。中国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之一主要是通过固定资产投资中政府预算对贷款的替代来实现的（Chen HAO，20006），这一指标主要反映了以市场化为主要目标取向的金融交易状况（Guariglia and Poncet，2007）。

三、计量方法

（一）面板单位根检验

开始协整检验之前，我们首先需要考察模型中的变量是平稳的还是非平稳的，即每个序列是否包含有单位根。Levin，Lin and Chu（1993）建立的LLC方法是面板单位根检验的早期版本，也是应用比较广泛的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Im、Pesaran and Shin（1997）提出了异质面板数据（Heterogenous panel data）的单位根检验，简称IPS检验。IPS单位根检验与其他面板单位根检验相比存在较少的限制和更有效的优点。IPS检验的检验式为：

yi，t ＝ri yi，t－1＋a fij yi，t－j ＋zi，t g＋ei，t（2）

其中：yi，t代表模型中的每一个序列；zi，t是一系列包含固定效应或时间趋势的决定变量。IPS检验放松了各横截面时间序列的一阶自回归系数必须相同的这一约束条件，当拒绝了零假设时允许仍有一些纵剖面时间序列含有单位根，即IPS检验的零假设是：

H0：ρi ＝0（i＝1，2，…，N）

备择假设：ρi ＜0（i＝1，2，…N1），ρi＝0（i＝Ni＋1，Ni＋2，…，N）。

IPS统计量在是对单个ADF检验平均的基础上构造了如下统计量，Im，Pesaran and Shin（2003）证明标准化后统计量渐进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二）面板协整检验

单整阶数确定后，运用面板协整方法考察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虽然近年来面板协整检验的理论研究文献众多，但是就如同Breitung and Pesaran（2005）指出的一样，“与面板单位根检验比较，面板协整检验仍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所以本文采用由Pedroni（1999）提出的面板协整检验方法，是因为Gutierrez（2003）指出当T变大时，Pedroni检验比Kao（1999）和Larsson等（2001）检验更有效。Pedroni检验对不存在协整关系零假设的检验主要是通过计算假定协整回归的回归余项。Pedroni 以回归残差构造了七个统计量，其中前四个是用联合组内维度（within dimension）描述，记为Panel v－Statistic、Panel rho－Statistic、Panel PP－Statistic、Panel ADF－Statistic，这四个统计量是假设不同横截面具有相同的自回归系数，即原假设是H0：ai＝1（无协整关系）和备择假设H1：ai＝a＜1；另外三个用组间维度（between dimension）描述，记为Group rho－Statistic、Group PP－Statistic、Group ADF－Statistic，这三个统计量是假设不同的横截面具有不同的自回归系数，即备择假设为H1：ai＜1。

（三）面板协整估计

给定变量存在协整的情况下，本文运用Stock和Waston（1993）提出的动态最小二乘法来估计这种长期关系，主要是因为协整回归方程的最小二乘法估计由于内生变量和序列相关等问题会导致估计值有偏（Apergis，2007）。

四、实证结果

（一）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经济增长变量（人均GDP）、金融发展指标（bank、loan/budget和savings）和全部控制变量（资本形成总额、通货膨胀率）的水平值与一阶差分值进行了检验。从表1中可以看出，当所有的变量是水平值时，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但当取一阶差分之后，人均GDP和城乡居民储蓄与GDP之比序列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其他变量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可以认为所有的变量序列是以I（1）为特征的，有必要进一步验证是否确实存在协整关系。

（二）面板协整检验结果

从表2中可以看出：当用银行规模指标来衡量西部金融发展水平时，组内统计量Panel v－Statistic和Panel rho－Statistic两个统计量没有通过10％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而PanelPP－Statistic和Panel ADF－Statistic两个统计量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组间统计量Group rho－Statistic没有通过10％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而Group PP－Statistic和Group ADF－Statistic两个统计量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当用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中国内贷款与预算内政府支出的比例指标来衡量西部金融发展水平时，组内统计量Panel v－Statistic和Panel rho－Statistic两个统计量没有通过10％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而PanelPP－Statistic和Panel ADF－Statistic两个统计量分别通过了10％和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组间统计量Group rho－Statistic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Group PP－Statistic和Group ADF－Statistic两个统计量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当用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指标来衡量西部金融发展水平时，组内统计量Panel v－Statistic和Panel rho－Statistic两个统计量没有通过10％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而Panel PP－Statistic和Panel ADF－Statistic两个统计量分别通过了10％和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组间统计量Group rho－Statistic没有通过10％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而Group PP－Statistic和Group ADF－Statistic两个统计量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Pedroni通过蒙特卡洛模拟发现，在小样本的条件下，组间统计量比组内统计量有更好的检验力度，而且在Pedroni 检验中Panel ADF－Statistic和Group ADF－Statistic两个统计量较其他统计量有更好的小样本性质。因此，考虑到本文数据的小样本性质，所以本文的协整检验统计量中主要参照Panel ADF 和Group ADF 统计量来判断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在由经济增长变量、金融发展变量和一系列控制变量所组成的系统的协整关系Pedroni 检验中， Panel ADF－Statistic和Group ADF－Statistic两个统计量都通过1％显著性水平的检验。因此可以判断出，在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一系列控制变量之间拒绝了无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三）面板协整估计结果

下一步就是对上述的协整关系进行估计。采用动态的OLS方法估计方程（1），就可以得到存在协整关系变量的动态OLS估计结果，见表3。

在表3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列，在协整回归方程中分别引入了金融发展水平的三个变量。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指标与GDP的比例和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内贷款与预算内政府支出的比例指标两变量在协整回归方程中，回归系数不仅是正的，而且是显著的。这一结果显示西部金融中介发展通过转移居民储蓄和国家贷款对国家预算内资金的代替两大途径来对西部经济增长产生正的积极的影响作用。然而，在协整回归方程中，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与GDP的比例变量的估计系数是显著的负数。这意味着在我国由国有银行部门所主导的贷款资源配置是无效率的，因此消极地影响着经济增长。另外，出现这一情况的解释是那些经济增长速度快的省份较少的依靠银行贷款，而是较多的依靠其他来源的资金。

在表3的第四列，在协整回归方程中同时引入了全部的三个金融发展指标。我们也得到同样的结果。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与GDP的比例变量的系数在协整回归方程中是显著为负的，而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与GDP的比例和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内贷款与预算内政府支出的比例两变量在协整回归方程中，回归系数是正的，且分别在10％和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五、结论

本文以综合了截面和时间序列两方面的数据信息的面板数据分析计量方法重新考察了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与大多数的跨国回归分析结论一致，本文发现西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长期和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国内贷款对国家预算内资金的代替和居民储蓄存款的转化来实现的。但是，西部贷款规模的扩大并没有显著地促进这一地区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由于贷款金融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以前有关中国的一些研究未能得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显著地促进作用的结论，主要是因为这些研究仅仅关注了中国金融发展的一个侧面，即贷款规模的扩大，而忽略了我国金融发展的其他更多的层面。

本文的结论意味着提升中国金融中介的效率显的非常重要也非常紧迫，尤其是西部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我国的金融中介组织必须实行更严格、更深入的改革将金融资源转化为我国经济增长更加有效的引擎。这就要求，我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应尽可能的转型为独立的商业银行，而且应该保证所有金融中介所做出的信贷决定都是基于纯粹的商业标准考虑的。加大非公有制经济部门对金融资源的获取机会也是非常关键的。这就要求法律体系应该通过法律手段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而且，非公有制经济部门应该积极构建现代企业制度，加强企业自身管理，明晰产权和法人制度，尽可能实现企业资金来源报告的透明和公开。

参考文献：

[1]Chen, H., 2006.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Chinese experience. China Economic Review ,(17):347362.

[2]Cheng, X., Degryse, H., 2006. The impact of bank and non-bank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n local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Discussion paper No.171, LICOS.

[3]Alessandra Guariglia , Sandra Poncet .,2007. Could financial distortions be no impediment to economic growth after all?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3):1-25.

[4]Levin, A., Lin, C.F., 1993. Unit root tests in panel data: asymptotic and finite sample properties. Mimeo(September).

[5]Im, S.K., Pesaran, H.M., Shin, Y., 1997. Testing for Unit Roots in Heterogeneous Panel. Department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6]Pedroni, P. ,1999. Critical Values for Cointegration Tests in Heterogeneous Panelswith Multiple Regressors.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1 (SpecialIssue):653-678.

[7]Gutierrez, L.,2003. On the Power of Panel Co-integration Tests: A Monte Carlo

Comparison. Economics Letters ,(1):105-111.

[8]Shan, J. Z., & Morris, A. G. ,2002. Does financial development ‘lead’ economic growth?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2):153-168.

[9]Shan, J. Z., Morris, A. G., & Sun, F. ,2001.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n egg-and-chicken proble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443-454.

[10]Cull, R., & Xu, L. C. (2003). Who gets credit? The behavior of bureaucrats and state banks in allocating credit to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533-559.

[11]Beck, T., Levine, R., Loayza, N. ,2000. Finance and the sources of growth.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261-300.

[12]Luintel, K. B., and M. Khan (1999). A Quantitative Re-Assessment of the Finance-Growth Nexus: Evidence from a Multivariate VAR.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381-405.

[13]冉光和、李敬、熊德平、温涛，《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基于东部和西部面板数据的检验和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6（2）：102－111。

篇6

[ 关键词 ] 市场竞争 营销战略

面对市场竞争的新形势,企业必须采取相应的营销战略,才能在新一轮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本文试图提出以市场竞争为导向的企业营销战略变革,并从营销观念、业务运营、企业组织三个方面展开探讨。

一、营销观念变革

营销观念是指导整个企业经营活动的思想观念,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都应贯彻执行。尤其是对于企业营销战略来说,如何从宏观上深刻认识和把握企业营销战略所涉及到的重大问题就显得更为关键了。

1.对于企业竞争优势的认识

目前,学术界对于应该奉行核心能力战略还是以市场驱动作为行动指南从而取得企业竞争优势还颇有争议。不少学者认为核心能力是企业战略的中心主题,是战略形成中层次最高、最持久的单位,企业只有培养并充分利用自已的核心能力才能取得竞争优势。而有的学者认为只有“市场驱动”的企业才能取得竞争优势。

本文认为,以资本的流动规律来看,只有将核心能力战略和市场驱动观念有机结合才能获得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核心能力战略主要是内向,“市场驱动”主要是外向的,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才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有从资本经营出发,解决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才能在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并向消费者提供适当的产品。

2.营销价值观

营销价值观就是对“企业是什么”、“企业是干什么的”的认识和态度。这集中体现在营销主体(企业)对自身与消费者、竞争者、内部员工和政府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认识上。目前,“顾客就是上帝”、CS战略、4Cs战略等营销观念被企业界和理论界炒得火热,这对从传统体制中走出来的我国企业来说无疑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然而,这些观念也受到了来自现实和逻辑的双重挑战。在市场日益深化的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以消费者为中心营销策略往往得不到消费者的认可即所谓的“营销失效”现象;在逻辑上,这些观念也存在着固有的缺陷。

1992年,营销学泰斗菲利普•科特勒提出了跨世纪的市场营销新观念――整体市场营销,他认为,从长远利益出发,企业的市场营销应囊括构成内外部环境的所有重要行为者,即供应商、分销商、最终顾客、职员、财务公司、政府、同盟者、竞争者、传媒和一般公众,这种营销观念实际上是对关系营销、内部营销、整合营销、社会市场营销观念进行整合的结果,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可惜理论界和企业界并未足够重视这一新发展。

3.对自身资源结构的认识

企业营销战略的运用总是以一定企业资源结构为基础并不断优化其资源结构。企业资源可分为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有机结合,以无形资产为主的市场营销。具体说来,重视科研投入提高的科技含量并带动产品的创新;提高服务、品牌价值在产品价值中的含量;重视人力资本,不断吸收、培养、重用优秀人才;注重创造需求、引导消费,占有市场主导权等;这种市场营销观念已经在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逐步形成和发展了设计营销、形象营销、服务营销、名牌营销四大基本模式,以及从中演变发展了文化营销、公关营销、直复营销、基准营销四大衍生模式。

4.企业的市场定位

市场定位是企业营销战略的核心,不仅主导了市场营销战术组合的创新重组,而且主导了企业生产经营方式和内部管理方式的创新重组,渗透了企业运营的整个过程,以市场竞争为导向的营销战略将消费者导向、竞争者导向和自身资源优势相结合时行市场定位,也就是将资本运动和市场竞争相结合。

二、业务运营变革

企业的业务运营是市场竞争导向战略的实践操作层,为了实现企业资本最大限度的增值,通过资本市场化运动,将企业控制和支配的配置到回报率高的产业和地区,从而实现企业业务结构的优化和资源结构的优化,最终以适当的产品或服务的实体形式推向目标市场,这些主要包括:

1. 调整企业产品结构

调整企业产品结构可以使企业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更趋合理和有竞争力。纵观世界各国企业的发展史,多元化已成为企业成长的普遍方式之一,尤其对大企业来讲更是如此。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企业的多元化程度还很低。TCL集团、海尔集团等选择多元化经营取得了较大成功,这对我国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具有较强的示范意义。

2.调整企业业务运营的地区结构

在国内市场日益国际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企业应根据自身情况努力实现跨地区经营、跨国经营。这是由资本的本性和其运动规律决定的。世界500强企业的发展历史表明。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是从国内市场起步,然后以本国为基础,逐步走向世界,最终成为跨国企业的。

3.调整企业的资源结构

调整企业业务运营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是企业取得成功的基础,同时也对企业资源结构的优化提出了要求,而资源结构的优化所积蓄的能量需要通过业务运营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的优化而获得释放。实现企业业务结构和资源结构的优化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加强内部管理,开发内部资源,主要包括产品、建立独资企业和工厂进入新行业、利用企业技术副产品和与经营主业不相吻合的人才开发经营新领域。二是吸收外部资源,主要包括组建合营企业、吸收外来资本、开发技术转让、建立战略联盟、长期融资、进行兼并与收购等等。我们仍然强调,无论采取上述哪种途径,都要围绕培养、巩固和发展企业的核心能力为核心,以实现资本最大限度的增值为目标,结合市场状况和自身资源优势审慎决策。

三、营销组织变革

市场竞争导向战略对企业的组织变革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钱德勒在其《战略与结构―工业企业发展的历史阶段》一书中提出了“结构跟随战略”、“公司的战略必将决定其结构”的著名论断。以市场竞争为导向的营销战略不仅要求“全员营销”,而且也要求企业组织营销化。实际上,营销不仅仅是销售部门的事,而是整个企业的事。现代企业应对传统组织结构进行改造,构造以营销部门为龙头、适应现代化企业营销大战略需要的组织结构。企业组织包括内部组织和外部组织。

1.内部组织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与帕特里西亚•阿布尔丹指出,企业组织结构改进的方向是告别传统过分集中的多层次金字塔式的体系,代之以灵活精干的组织体系例如专业小组、横向多学科专业小组、网络组织、合伙组织、高级成员组织、生物组织等,以减少中间环节,方便信息流通,简化决策程序,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主人翁精神。现代企业组织创新的主要趋势有:分立化、扁平化、柔性化等。

2.外部组织

企业之间除了竞争以外,其实还存在协作关系,尤其是在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的今天,“强强合作”的现象越来越多。例如麦当劳与迪斯尼公司决定彼此分享在93个国家的独家经销权等等。特别是网络化已经成为当今企业的一种重要成长方式。网络化是指两个以上的企业通过资本与合约关系建立起一个企业群体,其成员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介于独立企业间单纯的市场交易关系与企业内部交易关系之间,从而使原来企业边界模糊化、弹性化。这样不仅可使各成员企业获得所需的经营资源,而且在市场竞争中强化了自身优势,从而使企业竞争方式由独立企业之间展开转为企业群体之间的竞争。其主要形式有:合作营销和战略联盟。

参考文献:

[1]曾晓洋:协同经济与企业运营战略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4).

[2]邓 江:市场深化中的企业营销大战略构思[J].经济评论,2009(2)

篇7

长期以来，在实践美学中，自然作为与社会实践有内在关联的重要一极被充分关注，而在与社会的弹性关系中，自然作为独立它极本身的相对与绝对的意义，作为有生命的与人类历史相对脱离的自发自为的存在物，以及这一孤立的特征对人类的影响尚未充分阐明。这一问题的产生，与实践美学历史发展阶段的限制和自身发展的尚未充分有关系。这一问题的研究与生态问题的探讨成为实践美学研究的时代性缺失。这一相对的缺失成为生命美学、生态美学、后实践美学批判与超越实践美学的依据。

就实践美学已经形成的整体科学体系而言，生态维度是实践美学有待继续补充和发展的部分，而缺失是相对的。由实践美学的代表著作来看（李泽厚先生的《美学四讲》、《华夏美学》、《美的历程》，蒋孔阳先生的《美学新论》，刘纲纪先生的《艺术哲学》、《传统文化、哲学与美学》，以及新实践美学代表人物的作品），实践美学从实践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发展观等原理与原则的层面均蕴涵生态维度的拓展，但由于历史与现实多方原因未具体展开论述。这首先表现为，具备理论基础而引而不发。1.实践美学代表人物均认为自然是人类诞生的前提，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未能将这个前提（自然物质本源）与实践本体完整地联系起来，正面论及这一先于人类的同时又是相对独立于人类的本源如何构成对人类实践本体的影响、互动与贯穿。而这一前提作为生态意义的影响及其实践本体与此的系统性关联，正是实践美学结合生态整体观需要探讨的部分。2.从原理的层面论述人与物的辩证统一，并以此打下了关于“自然美”论证的良好基础，但是具体论证时往往侧重于人的主体性、主动性的一面，以人的目的、主体性为视点囊括自然，对自然的理解多与“工具”、“手段”、“利用”相关联。而在生态整体的维护中，人类往往必须发挥其作为生态“工具”和“手段”的意义。3.对自然客体的探讨侧重于对主体形成“制约”的一面，成为一种对主体的阻碍性的存在，忽视人类对自然所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从生态整体的眼光看来，自然不仅仅是“制约”、是“工具”，同时又是影响、是培育、是引导，参与创造着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而人类对于自然赠予的回报在于“与物为春，开启自然自身的生命”，让自然呈现自然而然的自由本性。本质力量本身也正由自然对象与对人的影响共同构成，由自然的“制约”转化为对自身的制约。4.对自然作为“规律”的内容有待充实。生态视阈中，自然不仅仅是抽象的“规律”或“物质材料”，而是整体运行的生命，具有自生成、自组织、自发展的能力与目的指向。人不再是唯一积极主动的因素，自然也具有某种相应的积极主动性。5.多强调劳动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强调人与动物的差别，以此确定美感的特点，虽然确立了人与自然的不同、分离的基础，但缺失了人与动物相关联的生态完整的部分，以及共同的自然生态本源，缺失了劳动在实践本体意义上对人与自然的新的沟通。实践美学代表作中也常有因论证社会性而出现的较为极端的、类似人类中心主义的发言，忽视了自身提出的自然的前提，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与此相应，“人的自然化”作为实践美学命题也长期处于被搁置的状态，形成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自然人化”观单向的反生态的误解。

本来就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美学思想，其“自然人化”的观点、人与自然关系的双重性观点、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现实性上表现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观点、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统一的观点等直接与生态问题的探讨相关联；其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生态理论的研究更具指导意义。在以唯物实践观为根柢的实践美学框架内，以生态危机、生态科学共同支撑而形成的生态有机整体观必将以其时代意识进入实践之美与自由的追求与创造，促进实践美学更新自身，进一步扩大视野、优化思维、丰富学理、提升境界，积极参与到“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整体建设的现实当中。

（一）扩大视野。实践美学视阈中的自然既非纯粹野性的自然，也非纯粹驯化的自然，而是历史地辩证发展的自然。生态整体有机自然观作为原有基础上科学与现实的新成就，不仅将扩大实践审美的自然对象的范围，并将借鉴生态中心的内容，丰富实践美学审美经验的方式，提升审美自由的境界。

这一视野的拓展，首先表现为自然视野的扩大和对于自然认识的深化。实践美学从前对于“自然规律”的笼统阐述将被生态整体生命观所充实完善。在生态学看来，包含人类在内的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周流、动态连贯、优先于个体的总体生态网络。在这一整体特征之下又蕴含生动发展的各类组成要素（较适者生存，张力聚力，松散的偶然，网络限度，化丑为美的循环，变易发展的中和等），这些要素共同规定了人与自然不可分割的共存性。就自然而言，其范围由从前外在于人类、被改造的僵硬局部性存在扩大到包括人类自身存在的整个生态系统；其性质由不同于人类的仅有物质属性的“规律”认识对象上升为与人类生命存在相同的、并包涵人类的自然生态生命整体，这一整体生命贯穿人与社会和自然整体的关联，并将成为人与社会研究中不可回避的前提与对象。这一整体中的自然既属于人类，更属于自身，既有可被人类认识的规律，更有人类永远无法完全参透的生命最终指向（在生态整体的意义上，自然生命流程的运行和指向具有生态学所界定的“目的性”，为一种关联人类目的又具有特殊独立性的“客观目的”，即蕴涵生态系统质的生命整体发展取向）。生态整体观还自然以先于人类的本源性，以及一直存在的自为性、自我延续性。这一外在于人类的自然生态他者生命超越人的精神性存在之上，以其相对独立的客观主动性力量构成对于人类生活的重大影响。相应的，对于生态整体中的人类而言，必须与之共存的生态自然划定了人类主体性发挥的性质与限度。生态视阈中，自然不再是无限的时空而是有限的存在，包括自然量的有限与和人类张力关系的有限（资源的总量与质量有限，人类个体发展的有限，系统整体均衡的有限）。所以自然视阈的扩大，又表现为对客体自然可利用可扩张范围的缩小。自然环境中的人类，要维持与外界的联系，必须在相互关联的系统中受到自然动态结构的生态极限的束缚，保持在其系统价值的限度内。对于生态自然有限与无限的了解，重新规定了人类种种可能性的范围，在这一范围中，人类不仅仅是目的，同时也应该是自然生态达至平衡的手段；自然规律不仅仅要合于人类的目的，人类目的更要日渐深广地合于自然生态生命的规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不仅仅是单向的“自然的人化”，更是人类主动合于自然的“人的自然化”。“人的自然化”将有助于我们重新摆正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成为生态非中心之中的正确中心。

自然视阈的扩大，同时构成实践美学自由领域的扩大、审美境界的提升。刘纲纪先生曾认为，“在人类之前，未经人的实践作用的自然界当然也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但它不是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发生了现实关系的物质。……这个在人类实践范围之外，尚未同人类实践发生关系的‘物质’，无疑也决定着作为自然物来看的人的动物生理的存在条件，但它不能决定着人的意识状态，因为它还未通过实践反映到人的意识中来。”[2]现在生态问题让我们认识到亘古的自然依然存在，它不仅影响着人的动物生理的存在条件，而且将决定着人们意识状态的改变、审美观念的更新。在这一点上，生态中心主义所追求的超越人类一己功利的自然观值得实践美学参考、借鉴。“人的人化”是实践美学追求的人真正成为人的境界，是立足现实的基础上人的潜能自由充分的发展。当代生态整体观将继续充实这一发展，继人的社会性超越之后，将人类族类整体对于自身的超越作为自由理想新的内涵。在生态视阈中，理想人格的自由境界必定在与人类――自然的共同体关系中实现，自我实现同时也意味着所有生命潜能的实现，自然他者的自由保持愈充分，人类的自我实现就愈充分，精神的链接就越深远。实践美学的生态维度将力求融汇万物的生态尺度，以自然它者的自由来验证人类自身的自由，将自然它者的整体生命目的置于超越一己目的的位置，在与自然最为深切广大的沟通中探求更高层次、更广空间的审美境界。

时代生态危机，科技与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类对于生态力量被动与主动的体验，给予我们对人类生存状况更为深入与全新的启示，这一启示将促进人与自然更高层次上的融合，并为实践美学以及相关的“自然人化”的研究扩充新的内容。同时，对于实践美学自身而言，其传统研究的视阈和范围也将充分拓展，从以艺术为中心的研究扩大到题中应有的涵盖历史与现实、自然与人生的多极范围，成为一门真正面向生活并介入审美现实创造的实践的学说。

（二）丰富学理。生态问题是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对实践美学而言，对整体生态系统规律与目的的生命理解，将成为新的思想依据，改变对自然传统的认识，形成“人类目的合于自然规律”、“人类手段合于自然目的”的思维转向。实践美学的生态维度研究，将以“人的自然化”向度为重心，探讨人与自然完整的沟通，实现“自然人化”命题时代辩证的转化。

作为以实践为本体的美学，其生态维度将由实践本体――物质生产劳动出发，着重阐释劳动沟通人与自然的方面。从前学者们对于劳动实践本原的解释，常常侧重于人类通过劳动使人独立于自然、分离于自然、区别于其它自然物的方面，并以此为基础张扬主体性、突出社会性。生态维度的研究则将重点放在劳动在区分人类的同时，产生了的人与自然的关联，即人类第一次以属人的性质与自然达成的新的实践意义的关联。在“自然向人生成”、“自然界的人化”、“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等伟大命题中，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自然的本源性，另一方面更体现了生产劳动是人类在真正属人意义上与外部自然相结合的起点。劳动让自然成为人类“无机的身体”，而这一无机的身体正是生态“大我”彰显的空间，将人类的发展与生态它者紧密关联。这一来自实践本体的关联，将在时代生态背景下进一步昭显美学“类存在”、“类意识”的品质，一定程度上克服对象化与自我确立、存在与本质、自由与必然的分离，深入人与自然、人与人矛盾分裂的核心，对人类的主体性从生态的视角重新加以规定，在人与自然的历史互动中建立以和谐共处为中心的思想形态。

人类与自然互动共生的实践本原，必然引发对于自然生态价值的探讨。在生态学家的世界中，在以生态系统的稳定繁荣为阈限的范围内，价值不以人类为中心，凡与生态整体相关、能够维护整体健康发展的部分，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这一整体观超越了人们以往仅仅将非人类生命体看作“工具”、“资源”的片面认识，肯定所有物种对于生态系统的价值，以及由此而来的内在固有价值。人，人类社会，人的生存的发展是生态问题的主要起因与终极目标，而这一问题必须在人类与自然的共存、共生、共赢中得到解决。作为人与自然交流的起源，实践视阈中必然能够扩展生态“大自我”的整体主义价值观念。实践价值以合理的生态价值为基础，肯定自然万物的价值，尤其是超越其工具价值之上的自为价值，以生态他者价值的自由实现确定人类生存、发展与自由追求的价值的实现。

与已有本体论与价值观相呼应，实践认识论也将扩展新的重点，以自然作为自为它者的存在，真正确立对万物尺度的认知。虽然认识只能是人类的认识，但真正属于人的认知必然能兼及万物的尺度，按照他者的尺度来建造。然而在这一建造当中仍然有一个尺度重心区分与合理运用的问题。如果缺乏对于外在于人类的自然生命存在的确认与尊重，在否定自然生命内在固有尺度与目的性的基础上实现人的目的，那么任何物种的尺度也将只是人的尺度。生态整体主义以其多极存在、系统平等的价值观清晰划定了人与非人类生命各自明确的生态位，以及在整体系统中不可替代的功能区分，在这一基础上物种的尺度将不再是人类尺度可以随意改造的对象，人类的内在尺度的实现亦不得超过生态整体张力的范围，必须在充分肯定对象固有尺度的基础上实现万物共有的目的，让万物成为它自身。“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老子》六十七章）生态实践以及生态整体观进一步澄明了尺度认知的内涵，并将促进人与自然生态共同尺度的实现，真正做到“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3]

以生态整体认知为基础，实践辩证的方法必将包括人与社会与自然全面整体的关联。在人与自然双向对象化的互动构成中，物种尺度的生态合理性、危机背景下的生态优先性将成为重点探讨的对象。自然的客观主动性、客体向人类对象化的现实、规律对于目的的划定是实践的生态辩证法理论固有的方向。对于实践本体论美学，生态视阈中人类主动的“自然化”，即更高层次上的“自然人化”，这一思维与存在、历史与逻辑的同一，即为美学实践观中贯穿主观与客观、艺术与现实的真实的辩证法。

在全面吸收人类生态思想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经过美学自身特性的探索，实践美学一定会再次呈现崭新的生命形态与精神风貌，不仅在生态文明的建设中发挥切实的作用，而且能够超越文艺中心的视野，与科学美学的思维成果相互融通，最终成为马克思所期许的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有机统一的一门科学。

（三）参与实践。古往今来，自然生态环境不仅是人类物质生活的家园，更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家园。当今生态环境危机让“自然”的主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衡量人类物质能力、理性能力、审美能力的新的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对应时代生态问题，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美学生态审美观，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而迫切的需要。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付出了生态环境破坏的沉重代价，加之西方工具主义观念、消费主义时尚的流行对中国生态环境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在市场经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本”同时并举的当下，如何协调经济增长与生态平衡、市场竞争与环境代价、超高消费与生态良知之间存在的矛盾成为生态科学与理论研究者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这一课题的研究，既离不开物质生产实践的经验概括与总结，也离不开优秀传统思想的深入发掘，更离不开科学世界观的指引。作为以唯物实践观为基础、全面研究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的美学，中国实践美学将始终“密切关注当代美学的变化和中心问题，不断发展创新，作出与当代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发展方向及广大人民群众审美需要的新变化相一致的回答，以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4]

生态整体美的建设是人类对自然以物质生产改造活动为基础的多层累的和谐统一。它一方面是一种外在性的物质存在，需要政治、经济、科技、法律综合协调的解决；另一方面，从更为本质的意义上看，生态环境更是一种内在的精神性的存在，需要思想文化、哲学与美学的支撑。审美指向人类灵魂最深的理想，是人类自由发展的终极导向，是实践的未来建构中自由创造的精神。一直以来，审美始终具有“启真”、“导善”的重要作用，能够融合真的规律、善的目的达到无为而为的理想境界。实践美学视阈中合于规律与目的、或目的合于规律的生态美建设，不止是功利、效用的对象化观念建构过程，同时又是人类主体知识、智慧、意志、情感、个性、想象等全部本质力量的发挥和运用过程。生态审美实践从人类求生存与发展的实践本性出发，切实把握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探讨符合生态规律的审美活动，建立实践的生态约束意识与合理意识，改造价值观、培养环境素质、思想情操、审美情感、塑造生态深层人格，以主体与客体、人类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展开，以对大自然生机盎然的促进作为人类全面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一健康的生存价值观、生态整体观将成为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生态关系时可遵循的原则，推动人的需求和情趣向生态和谐的方面转化，将人们从征服自然、无尽索取的主客对立中唤醒，在人与自然的交融同一中，复活自身沟通自然它者的审美感官，辅助万物而不争，让生态和谐之美重现于大地。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人类通过自己在地球生态系统及宇宙中的角色的体验，让对生态美的自觉追求融化到人们生产实践与日常生活当中，与其它领域共同促进，实现超越世俗生活的深刻转变，在符合生态要求的前提下去创造健康、丰富的新生活，自觉地促进自然生命力的周期性再生和更新。

篇8

一般说来，证券市场与经济发展是正向相关的关系，经济发达则股市兴旺，经济萎缩则股市疲弱，两者之间又时间差，但不会很长；出现的高峰和低谷，往往像两条正弦线一样。而在当前的证券市场，缺出现了一种与中国经济发展相背离的走势，正像有些学者所说的，一边海水，一边是火焰。固然证券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会有时超前有时滞后，不可能在同一时点出现或同一时点出现低潮，但像中国这样二者走势数年严重背离，引发人们的怀疑是很正常的。

正如国家统计局的一位官员在某论坛上谈到中国证券市场时曾说过的：由于上市公司的主体、监管者、投资者三方面都与市场经济的要求有差距，因此，股市至少还不能完全成为宏观经济的晴雨表。为市场经济与证券市场的背离给出了很恰如其分的解释。

本人认为，从一个大的市场环境和长一点的市场周期来看，证券市场与股民经济是积极的正相关的，目前的偏差只是暂时的和阶段性的，是不能完全反映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非出现背离或其他的问题

一、中国的证券市场还是一个不成熟的新兴市场

在发达国家，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都会登陆证券市场，股市总市值占GDP的比例(GDP证券化率)一般都在130%上下，美国更是高达150%，而我国上市企业目前有不到3000家，虽然数量较多，甚至有的宣传已超过美国证券市场100年的发展，但是A、B股市场的流通市值之和只有GDP的10%左右。另从投资证券市场的人数来看，至2011年10月沪深股市共有账户1亿多户，但是持有证券的账户却只有5700多万户，其中还有不少的证券投资基金和机构客户，参与证券投资的人数远低于中国总人口的20%。在发达国家，这个比例通常在60%以上，美国则有85%的人直接或间接投资于证券市场，股市的涨跌对居民消费信心影响颇大，并进而影响经济的运行。

而且证券市场要健康快速的发展必须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也是上市公司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形势下，上市公司不仅不断提高具有核心竞争力、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不断提高诚信度、透明度和规范运作水平，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可纵观我国目前上市公司的情况，不仅当年不现金分红、不送股的企业很多，仅2010年就高达798家，占全部上市公司的37%，而且长期不现金分红、不送股的企业也很多。至2010年末，上市时间超过5年、且5年内从未进行过分红的个股就高达414家，连续10年以上没有分红的企业也不在少数。更重要的是，即使分红，普通投资者获得的利益也十分可怜。据有关资料显示，从1990年末到2010年末，A股累计完成现金分红总额约1.8万亿元，分给普通投资者的红利不到30%，也就是0.54万亿元。而同期，上市公司从市场获得的资金高达4.3万亿元。这也意味着，普通投资者用真金白银参与上市公司融资活动，得到的回报只有12%，平均年回报率只有0.6%，这也难怪出现8成以上的普通投资者都是“亏损户”的现象了。

另外，来自监管机构的调研显示，股票市场投资者目前主要以短线投资为主，缺乏真正的长期投资者。与境外成熟市场相比，目前中国股票市场投资者平均换手率偏高。从投资行为分析，与机构投资者相比，个人投资者更偏向于持有和交易小盘股、低价股、绩差股和高市盈率股，持股时间较短、交易较为频繁。与境外成熟市场同类型机构投资者相比较，目前中国股票市场上的各类机构投资者整体规模偏小，持股期限普遍较短、交易比较频繁，短期投资行为比较明显。

二、中国经济的发展为证券市场的腾飞提供源动力

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经济运行总体良好，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投资、消费、出口稳定增长，内需拉动和支撑作用继续增强，工业生产平稳增长，夏粮生产和农业农村形势向好，财政收支增长较快，货币信贷平稳回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逐步从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这些表明国家关于今年加强经济工作的一系列决策和部署是正确的、有效的。总之，我国仍具备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条件，但也有不少来自国际国内的不利因素需要认真加以应对。

我国经济运行的情况良好，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结构和效益的关系趋于改善，经济与社会发展趋于协调，一些突出矛盾正在逐步缓解。经济增速略为放缓，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调控的结果，处在合理水平，没有超出预期。我们更加注重缓解物价过快上涨这一主要矛盾，更加注重应对各类经济、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冲击，更加注重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较好地处理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三者之间的关系，巩固和扩大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成果。

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依然较为强劲。虽然2011年我国经济出现温和放缓，但工业化、城镇化、消费结构升级、收入增长等经济增长的支撑力量并没有发生变化。目前，农业生产形势良好，价格调控总体有效，市场供应得到较好保障，社会需求基本稳定，结构调整积极推进，重点改革继续深化，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健全，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

三、新兴与转轨的证券市场成为市场经济的助推器

正如原证监会尚福林主席指出的，中国资本市场依然是新兴加转轨的市场，外部环境差距大，必须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建设。作为现代市场经济最为活跃的组成部分，资本市场改革一直处于我国各项改革的前沿，也确实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但是我国资本市场从建立至今不足20年，在发展起点上面临着与成熟市场迥然不同的初始条件和外部环境，资本约束不到位、市场约束不健全、法律制度信用体系和监管模式不完善，市场股权结构特殊，机构投资者占的比例仍然偏低，市场股权文化亟待培育，所以必须充分认识我国资本市场依然是新兴加转轨的市场。

新兴意味着我们还年轻，相对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而言，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去做；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的前途光明，我们用20年完成其他国家100多年的工作，甚至有些方面还超越发展，赶在世界前列。

转轨意味着我们在变，不是一成不变的循规蹈矩，而是随着市场的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随着我们经验和技术的积累，转变思想，转变做法，努力去推陈出新，以更加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转变也创造出新的机遇和发展，正如“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指出的：“深化股票发审制度市场化改革，规范发展主板和中小板市场，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扩大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试点，加快发展场外交易市场，探索建立国际板市场。”

篇9

[关键词] 县域 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Granger因果检验

一、引言

县域经济是指县域经济是指县级行政区划内的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基本单元，是联系宏观和微观、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的桥梁纽带，在国民经济中占极为重要的地位。2005年，全国县域面积超过全国国土总面积的93%，人口总数占全国总人口的73.3%;GDP总值占全国GDP的57.7%。县域经济的发展决定着社会稳定、农民增收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根据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就是资本的投入。要解决县域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促进县域经济的不断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投入，县域金融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融资渠道，也越来越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国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并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明。但就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因果方向产生了较多的分歧，并逐渐形成了几种观点:一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纯属偶然。经济增长的同时，金融机构同样增长，但是两者各自按自身的逻辑发展。二是经济增长导致金融发展，即“需求拉动型”的金融发展。在市场的不断拓展和产品的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金融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起来。三是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即“供给引导型”的金融发展。金融对动员那些阻滞在传统部门的资源，使之转移到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现代部门，并确保投资于最有活力的项目方面起基础性的作用，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四是以“金融风险论”为代表的观点，认为金融发展带来的风险会导致经济的不稳定，由此会阻碍经济增长。五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金融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同时，经济增长也带来了金融机构的发展，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建立，深化了金融创新，从而更大的推动了金融发展，二者之间相互作用加倍的促进了各自的发展。

随着现代经济和金融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起着较强的促进作用。以 Levine(1997)为代表的经济学者认为金融体系主要通过提供五个方面功能来影响经济增长：为可能的投资生产事前信息并进行资源分配；在提供融资后监管投资并进行公司治理；分散风险、管理风险以及便利风险交易；动员储蓄；便利商品以及服务的交易。

以上这些研究主要是集中于国家层次，而我国县域金融发展存在着金融机构数量少，金融产品单一，金融机构服务质量较差，资本市场尚未建立等诸多问题。金融体系的功能还不能完全发挥，因此，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并不能简单应用于县域，对于县域金融发展与县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二、研究方法与模型选择

本文采用时间序列的分析方式，检验县域金融发展与县域经济增长关系，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检验两者的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1.ADF单位根检验

传统经济学理论以序列平稳为前提，Granger(1988）指出，当用非平稳时间序列进行OLS估计时，系数估计量将丧失最佳线性无偏性，同时回归系数的t检验也变得毫无意义，也就是会出现伪回归问题。

如果一个序列的均值和自协方差不依赖于时间，就说它是平稳的。非平稳序列的典型例子是随机游动yt=yt-1+εt，εt是平稳随机扰动项。序列y有一个常数预测值，方差随时间增长。随机游动是差分平稳序列，因为y一阶差分后平稳。yt-yt-1=(1-L)yt=εt，差分平稳序列称为单整，记为I(d)，d为单整阶数。单整阶数是序列中单位根数，或者是使序列平稳而差分的阶数。对于上面的随机游动，有一个单位根，所以是I(1)，同样，平稳序列是I(0)。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及因果关系检验要求每个变量序列都为等阶单整，且齐次的阶数必须大于或等于1。

2.Johansen协整检验

检验变量之间的关系时，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有基于回归残差的Engle-Ganger协整检验和Johansen极大似然法。由于Engle-Granger法在基于残差检验的基础上，附加了“公共因子约束”而降低了检验的势，因此，本文采用Johansen极大似然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Engle和Granger（1987）指出两个或多个非平稳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的。假如这样一种平稳的或I(0)的线性组合存在，这些非平稳（有单位根）时间序列之间被认为是具有协整关系的。这种平稳的线性组合被称为协整方程且可被解释为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协整检验的目的是决定一组非稳定序列是否是协整的。阶数为p的VAR模型可以写成:

yt=A1yt-1+…+Apyt-p+Bxt+εt

其中， 是一个含有非平稳的I(1)变量的k维向量;xt是一个确定的d维的向量，εt是扰动向量。

3.Granger因果检验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是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结构下，检验变量间的影响程度是否显著的影响，从而判断其因果关系。所要检验的参数模型为：

这里m、n、p和q分别表示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εt为白噪声序列。在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中，回归方程中的系数显著性对应着变量之间的 Granger 因果关系(Granger，1969)。原假设为:

H0∶y1j=0,j=1,…,m

检验结果如果认为原假设H0成立，则表明所有前期y3对y1没有解释或预测能力，此时认为两者没有显著的Granger影响。由于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应着模型中部分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因此可以利用模型整体显著性的F―检验进行。

三、数据检验

鉴于目前我国县域证券市场发展几乎是空白，县域金融机构也主要限于银行和信用社的实际，本文选用县域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余额作为衡量县域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选用县域GDP指标来衡量县域经济的增长。根据微分近似公式，对数变量的一阶差分近似等于该变量的增长率。因此，对各变量取对数，分别以LNGDP和LNF代表县域GDP和县域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由于县域经济数据统计上的局限性，本文选用辽宁省1997年～2005年的县域金融与县域GDP数据。

本文首先利用ADF检验来讨论变量的单整阶数。利用Eviews4.0

软件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注:D表示一阶差分；DD表示二阶差分；表中临界值均表示拒绝单位根假设的MacKinnon临界值；*、**、和***、表示10%、5%、1%显著性水平下检验值是显著的，无标志说明检验值不显著。

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的对数序列均为二阶单整序列，单整阶数相等，满足了协整关系检验的条件。

在确立了金融发展变量与县域经济增长变量的单整阶数的基础上，本文采用Johansen极大似然法对1997年～2005年间的辽宁省县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变量进行了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

注:假设方程个数中的*(**)表示在显著性水平5%(1%)水平下拒绝零假设。

综合分析协整检验的结果，在显著性水平5%下，选定两个变量存在一个方程(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LNGDP=-2.277639 LNF + 0.095719 @TREND(98)

(1.8E-07)(1.3E-08)

协整模型揭示的是变量之间协同发展变化的长期趋同行为。因此，从长期来看县域金融的发展与县域经济增长呈反向关系。

由于LNGDP和LNF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两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时用LNGDP和LNF两个非平稳序列进行回归时，并不会造成虚假回归，回归结果是有效的。因此可对LNGDP和LNF两个序列进行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无论滞后期为1年还是2年，县域金融发展都不是县域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县域经济增长也不是县域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在县域层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存在因果关系。这与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相一致。

四、结论

本文通过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关系检验对1997到2005年辽宁省县域金融发展与县域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县域层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处于割裂状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既不存在相互促进的因果关系，也不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证明：在县域层次存在着严重的金融抑制。这一结论与我国县域金融体系不完善，金融市场机制不健全，县域经济主体融资难的现状相吻合。导致县域金融抑制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长期的二元金融体制结构。因此，要消除县域金融抑制，发展县域经济，必须要打破二元金融结构，进行县域金融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正规金融机构数量，增加县域经济主体的融资渠道，利用金融市场来实现金融发展与县域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Engle R F, Granger C W J. Cointegration and Error Correction: Representation, Estimation and Testing [J]. Econometrica, 1987, 55: 251 -276

[2]Granger C. W. J., “Investigating Causal Relation by Econometric Models and Cross-Spectral Methods [J]”, Econonmetrica, 1969, 37: 424-438

[3]Granger C. W. J. Some recent development in a concept of causality [J].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88, 39: 199

[4]Levine R.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 Views and Agenda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7, 35: 688-726

篇10

[关键词]　非正式约束;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

经济增长是传统经济学研究的最根本问题。然而传统经济理论在研究区域经济增长问题时，过度分析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和资本)、技术和制度这几类因素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而忽视非正式约束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劳动、资本、技术和制度因素在区域经济长期的历史演进中是相对易变的，尤其是它们都会对空间差异做出适应性调整而发生诱致性变迁。因此，对于长期经济增长而言，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变迁都不足以对国家或地区兴衰的全部历史做出有力的解释。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割裂迫使我们从另一个全新角度寻找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本质。不同区域间的各种非正式约束作为一种历史积淀，其核心价值体系影响着区域经济主体的价值趋向、行为规范，进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增长路径。

一、非正式约束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述评

非正式约束是人们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习俗、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经济行为影响因素集。从非正式约束视角揭示经济增长的文献多以定性方式展开。马克斯·韦伯认为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意义，资本主义的起因应该从西方文化中独具的合理性中去寻找。格雷夫从文化信念与社会组织和制度安排的角度揭示非正式约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经济制度由文化信仰和组织这两个相关的因素组成，制度结构之所以表现出路径依赖，是因为过去的行为、文化信仰、社会结构和组织都影响着价值观念和社会实施机制的发展，从而压制了背离旧有行为模式的灵活性。

哈耶克认为，非正式约束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人为的，既不是通过遗传继承下来的也不是经由理性设计出来的，非正式约束是一种由习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复杂的非正式约束形态的形成往往是一种优胜劣汰的结果。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将经济动机归结为复杂的心理，强调经济活动植根于广泛的社会习惯和文化道德之中。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具有“利己心”，也具有勤勉、节约、慎重、机敏、质朴、用心、周到等若干品德。“经济人”的活动是“经济与道德”的统一。如果不具备这些必要的伦理道德，仅仅追求自利无法促进社会财富的增进。穆勒认为各国的经济情况取决于道德的或心理的因素，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平和相互信任程度对生产要素、生产力程度有较大的决定作用。阿瑟·刘易斯认为，资源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但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经济增长率是人的经济观念、行为和制度决定的。他认为，经济增长依赖于人们对工作、财富、节俭和冒险等等的态度。而人们的不同态度往往与宗教信仰的不同有关。阿马蒂亚·森强调非正式约束对经济发展存在促进作用，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效率运行依赖于强有力的价值观和规范系统。他论证说，一个交换经济的成功运行依赖于相互信任以及对公开的或隐含的规范的使用，即使对机构和制度而言，其运行也是以共同的行为模式、相互信任以及对对方道德标准的信心为基础。转贴于

二、非正式约束与经济增长机制分析

(一)非正式约束是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层次因素

通常利用资本、劳动、技术三个要素分析经济增长是否有效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方向是将经济发展转到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然而，技术和劳动这两个要素深受非正式约束的影响：技术进步需要的是崇尚创造、摒弃简单模仿、包容错误的氛围，需要的是企业家群体的创新精神；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最根本的是知识技能、职业道德、个人操守等多方面修养的提高，可见非正式约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具有重要作用。

(二)非正式约束对经济增长诸因素具有整合效应

非正式约束总是要渗透到经济增长各类因素的作用过程中，从而造成经济增长因素功能和绩效上的差异。非正式约束对经济增长要素的整合，既体现在从工具理性层面把握生产要素的各个环节，也体现在从价值理性层面把握生产要素的各个环节。从工具理性层面看，各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要素的形成、发展和进步过程，是一个区域非正式约束印记不断渗合的过程。从这一点上说，生产要素总是包融在区域非正式约束印记中的；从价值理性层面看，非正式约束整合效应，着重表明区域经济增长诸因素的人文价值和人文信念的回归。生产要素不仅是人们创造有形财富的手段，而且还是人类自身发展的认知成果和创造成果，因而具有以人的发展为向度的价值尺度。一种非正式约束如果无法接受和融合不断创新的科技和制度的进程，就必然要受到由不断创新的科技和制度所包蕴着的文化潜能的侵蚀和创伤，而这又能够刺激该种非正式约束自我革新，重新以积极的姿态接受、融合和拓展科技、制度等因素的发展冲力。

(三)非正式约束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

非正式约束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是能够实现边际报酬递增的稀缺要素。准确地说，非正式约束是能够实现边际报酬递增的稀缺要素。这是因为非正式约束具有自组织能力，它一旦形成就会不断地自我强化，这也是一切非正式约束所具有的特性。一种非正式约束一旦在竞争中被人们接受，它就会竭力形成垄断，排除其他非正式约束的存在。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如果非正式约束的偶尔积累带来了利润，利润会吸引更多的人来迅速学习或复制特定的非正式约束，要想阻拦这种观念的传播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更多的人习得了特定的非正式约束后，该国家或地区的非正式约束似乎被“锁定”在一个独特的路径上并沿着这一方向持续发展下去。而导致经济增长的特定文化资本会进一步同各种相近的思想观念混合在一起，自我组合，互相传递。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非正式约束的自我强化行为，推动着那些有机会进入增长轨道的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人均收入持续增长。

三、基于非正式约束的经济增长一体化模式

非正式约束与经济相互融合的基础是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社会生产力系统的重构。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极大促进了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化，带来了新的文化、经济、科技与信息产业的出现和迅猛发展。社会化生产与交流的发展，使人们经济的需求及其满足程度都有较大的发展和变化，引起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产业发展中的非正式约束因素与日俱增。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原因，在于要素的集聚，也包括非正式约束要素的集聚。非正式约束深刻影响着集群内企业的裂变、要素的流动、创新能力的形成、区域品牌的创立和发展等，由此形成了十分独特的集群特征和竞争力。

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摒弃传统的生产方式，要求以市场为纽带和以市场规律为主导的文化、经济资源的广泛流动和优化配置。这是非正式约束与经济走向新的融合，趋向一体化的基础。非正式约束与经济一体化，不是非正式约束和经济的板块结合，而是非正式约束和经济内在的有机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融合成整体关联的一体化格局。非正式约束和经济原本就是相互联系的，经济活动的主体就是具有非正式约束的人，经济活动的组织和方法就包含着非正式约束品性。非正式约束与经济一体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非正式约束与经济的联系，而是非正式约束与经济突破传统，在理念、实践、模式和制度上的全面创新。非正式约束与经济一体化是非正式约束与经济的生态有机体。非正式约束与经济运行过程和运行机制具有系统性、整体关联性和开放性的基本特征，在非正式约束和经济之间以及非正式约束与经济系统内的诸因子、诸方面之间都存在着共生互动的辩证关系，非正式约束与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也是根据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性协调和变化的动态关系。在社会现实中也有诸多因素和方面影响和制约着非正式约束与经济一体化的形态。

[参　考　文　献]

[1]Krugman P， Fujita M， Venables A. J.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M].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1999

[2]Myrdal G.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M].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