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论文十篇

自媒体论文篇1

近年来，有关中西方新闻媒体自由现状的争论较多，但是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方学者往往都过多关注本国媒体利益并为之辩护，结果使得这样的讨论变得情绪化，达不到相互沟通的目的。为了使中西方能就新闻自由等问题相互沟通、相互理解，本篇论文试图从以社会平衡发展的观点出发，本着实事就是的精神，来分析中西方新闻媒体自由现状并探讨产生中西方新闻自由异同的成因，也期望能从讨论中得到一些可供我国借鉴的启示。

关键词:新闻自由社会平衡发展中西方媒体

今年四月，笔者参加了一次中美可视电话讨论会，由美国驻沪领事馆文化处组织。讨论会主要有关新闻自由，中方参加者是近二十名媒体记者和高校学者，美方主要是倡导新闻自由民间机构的两名负责人。这场二小时的讨论会后来演变成了一场中西方有关新闻自由的争论，因为双方各执一词，相互都无法说服对方。

这样的争论大概已不是第一次，而且也不限于讨论会的形式。不过，争论的焦点一般都包括以下两方面：

（1）如何看待像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中的新闻媒体自由？西方人士总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指出像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中一些不符合西方新闻自由的做法,并认为中国新闻媒体没有新闻自由，因为中国媒体是受政府控制的。按照他们的传统观点，只有完全脱离政府控制的新闻自由才是真正的“新闻自由”。

（2）中方人士则指出在标榜新闻自由的西方国家新闻媒体尽管在所有制上不受政府直接控制，但他们也不享有绝对的自由，只是新闻自由的受控制的方式和手段不同而已。

概言之，就目前来说，西方学者往往把新闻自由问题当作靶子，试图通过指出中国媒体新闻的“不自由”的状况，攻击中国的现行政治制度，这一点已昭然若揭；而我国学者当然也不甘示弱，要揭示出西方新闻自由的虚伪性等。在这样的争论中，双方往往针锋相对而且有时会变得较情绪化，一般不可能达成共识，最后通常不了了之，较难达到东西方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的目的。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这都是与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新闻自由观以及中西方之间不同社会背景产生的对新闻自由的不同理解相关。正因为如此，上述这样的讨论从一开始就缺乏交流的基础，最后不欢而散也就不足为怪。

本篇论文试图从以社会平衡发展的观点出发，本着实事就是的精神，来分析中西方新闻媒体自由现状，探讨产生中西方新闻自由异同的原因，期望能从讨论中得到一些可供我国借鉴的启示，同时也使中西方能对新闻自由等问题能更好相互理解。

一、中西方新闻自由的现状

中西方在新闻媒体自由的认识存在如此巨大的鸿沟是很容易理解的，“从根本上讲，新闻自由是一个政治命题。”[1]要求新闻自由似乎是全世界的共识。然而，给谁自由，多大程度上的自由，却决不是纯粹个人的或抽象的问题，而是与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传统方面等密切关联的。

1．如何看待西方国家新闻媒体自由

首先，应该承认，西方国家从总体上讲，历来有尊重新闻自由的传统，比较重视以法律的形式来处理涉及新闻自由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新闻自由是保障一切自由的前提。另外，西方国家的现行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传统以及其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等因素也使新闻自由这样的观念能在整个社会中普遍接受。大多数人（包括多数政府）都认为新闻自由应在尽可能范围内得到尊重，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国家和个人的总体发展，这些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尽管如此，新闻自由观念在西方国家的普及过程也是曲折的，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也是残酷的。只是到了近代，才逐步把这种观念正在变成为一种政府和国民的自觉行为，并逐步深入人心。事实上，新闻自由概念的形成和实践在美国远不如某些美国政客、媒体精英鼓吹的那么悠久、牢固，而是一个缓慢、曲折的变化过程。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西方国家一味地否定中国的新闻自由发展过程，实际上也否定了西方新闻自由本身也是一个发展的动态过程，很多西方学者的这种偏见本身是自相矛盾的。

同时应该看到，西方国家也存在对新闻自由的控制；只是控制手段、方式和程度不同而已。随着政府与媒体集团利益的不断磨合，现在的西方国家媒体和其政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往往会表现出惊人的默契，而且这种默契由于是通过市场规律而取得的，同时在表面上政府和媒体之间又不存在所有关系，使得政府和媒体之间这样的默契变得无可挑剔。这也许可以为我们解释为什么西方国家在标榜新闻自由的同时，也会不自觉地成为政府地应声虫和传话筒；解释好了这个问题也许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西方的新闻自由会有所帮助。

前一两年，西方国家对南联盟轰炸的报道便是一例。在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那段时间里，北约对新闻的调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面对北约的新闻调控，一向标榜完全自由独立的西方媒体的宣传步调和北约极其一致。西方媒体当时扮演的角色甚至引起了本国读者的质疑，法国的一期《快报》周刊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中说，“法国媒体怎么能够把南斯拉夫形式说得象牛仔片中那样不是黑就是白呢？难道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媒体还要由北约来控制吗？”[2]

事实上，只要我们对西方新闻自由的实质略加分析，我们就大可不必对西方媒体表里不一的做法大惊小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新闻事业的本质差别主要在于媒体的所有制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媒体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讲由私人所有，为大集团所控制，为垄断集团及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资本主义制度服务，则是他们天经地义的事。若要反其道而行之，恐怕新闻媒体生存基础就没有了，也无从谈新闻自由。因此，在西方国家里，新闻自由尽管被标榜为一切自由的保障，但必须服从于生存和发展这个大前提。换言之，在理论上讲，新闻自由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成为实现某一目标的工具的。

在实践中，西方国家政府确实也没有完全放弃对新闻媒体和新闻自由的控制，有些国家甚至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一旦新闻媒体的自由状态伤及到了国家安全，政府也就会撕下平日温和的面纱，毫不犹豫地执行起新闻控制的功能。英国就规定在战争状态下，政府有权取消新闻自由，实行军事管制[3]，只是历届英国政府自二战以来从来没有动用过这样的权力。这倒不是英国政府不想动用，而是没有这个必要。这说明两点：（1）新闻自由有可能会在一定的条件下对国家的发展和利益构成威胁，所以要授权英国政府在一定的条件下有权取消新闻自由；（2）历届英国政府自二战以来从来没有动用过这样的权力说明英国现有的新闻自由体制能较好地适应其政治、文化、经济体制，其新闻自由体制没有对国家发展构成威胁，所以没有必要实行紧急管制。这在客观上给人没有侵犯新闻自由的感觉，但是这并不表明新闻自由在英国这样的西方国家是绝对的。

此外，在近20年中，尤其在冷战之后，西方国家在倡导新闻自由同时已带上明显的政治目的，开始作为影响和干涉他国的一种手段。出于其全球战略考虑，美国成了这种做法的积极推行者。他们以西方国家新闻自由相对较高为由，要求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不同的东方国家（例如中国）也要按照他们的新闻自由模式推行西方式的新闻自由。

由于目前在国际信息传播过程中基本上是西强东弱的态势，东方国家要求按照本国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来实行符合其本国的新闻自由体制的呼声基本上听不到，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东方国家不尊重新闻自由的不公平现象。

2．如何看待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新闻媒体自由

中国的新闻媒体自由现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时代的发展使像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越来越认识到了新闻自由的重要性，尤其在我们今天这样的信息时代，正确的新闻自由观已成为任何社会不断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环。此外，中国大陆经济上取得的重大成功也带动了媒体的发展。如果以西方的眼光来看当今中国大陆媒体的发展，他们也许还是能够提出诸多不足。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今天大陆媒体的现状，那么，应该承认大陆媒体的变化是巨大的[4]。这无疑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积极的影响，包括新闻媒体的自由度的扩展。正如许多学者注意到的那样，“在当代中国，特别在当前，新闻自由言说逐步被新闻法治言说所取代，新闻自由言说正实现从对新闻自由为言说中心向其制度化形式-----新闻法为言说中心的转向。”[5]但在这样一个转向的过程中，国人会面对诸多的问题。

新闻自由这一概念，我国只是在近代才逐步开始从西方引入的，说到底新闻自由是一种舶来品。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化底蕴的国家，这五千年底蕴既是一种财富，也是一种负担。尤其是对于新闻自由这样一个与意识形态密切关联的概念，在其引进过程中的问题主要是能否适应本土社会环境的问题。像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就出现过为了引进新闻自由概念而引进的现象，或是为了改变社会现状而引进的局面，或只是一种空洞的口号而已。总之，在多数情况下，中国社会整体上还缺乏对新闻自由尊重的传统习惯，法制化程度也相对较低。

有时，即便有法可依，但无法较好执行。有时，尽管国家对新闻自由概念已达成共识，也认为从长远来讲这样的理念有利于国家发展，但是在实践过程中还可能出现反复。这里具体可以表现为：新闻自由的稳定性相对较差，政府对新闻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较敏感，把媒体的作用会看得太大，因此不太愿意受众接受多源信息，害怕这样会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不利。受这种氛围的影响，受众中往往会产生一种所谓的“温室效应”，由于受众对多源信息认同度较差，受众在心理上有时会经不起多源信息的冲击，或者说，对于多源信息所造成的信息冲击波抵御能力相对较差。

就我国新闻媒体近二十年的新闻自由度而言，应该说是在不断扩大而且在不断推进社会的发展[6]。但总体而言，我国新闻媒体尚处在一种高度自律的模式下运行，有时会考虑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成分偏多，会牺牲一些新闻自由，更多强调宣传价值，较注重在新闻价值和宣传价值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有时，这种自律模式是必要的，但有时则会走向保守，把新闻自由流于形式。这里一个度的把握是十分重要的。

二、对新闻自由观的理论思考：中西方不同的新闻自由观源于中西方各不相同社会环境

1．新闻自由是全人类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是一种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概念[7]，因为这种理想境界在现实生活中总要打一定的折扣。在现实生活中，其相对的程度以各个社会的总体环境而定。中西方对新闻自由的不同表述就与他们的不同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新闻自由观的社会整体性是较理想的、无形的，但其个体的操作性却是看得见的，必须为人们所接受。理想的整体性在哲学层面是可以理解的，但一旦到具体操作层面身处不同社会环境的人们就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意见，而且这些不同的人们会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来理解新闻自由观并决定新闻自由的在现实中的存在形式。

对于这个问题，很多明智的外国学者也有相同的意见。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资深教授约翰.梅里尔就认为，每个国家的新闻制度都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来制定。梅里尔教授说，按照欧洲自由主义学派的传统观点，个人意志应该超越国家和集体的意志，美国的新闻自由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的。但在中国，按照孔子的观点，集体比个人更为重要，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上建立的新闻制度，当然应该有别于西方。新加坡实行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并没有全盘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所以，对新闻自由的理解和运用，也应该视各个国家的不同情况而定。[8]

2．同新闻媒体一样，新闻自由也具有双重性，即自由和制约两方面。笔者认为其理论源头源于新闻媒体的双重性，媒体的商品性和工具性决定了新闻自由的自由和制约两方面。新闻媒体本身是资本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要适应市场的需要，新闻媒体要求最大限度的自由；与此同时，新闻媒体的自由同时也是“资本的无上特权”。[9]新闻媒体与其出资者的所属关系决定了新闻媒体不可能享有绝对的自由。这一点与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埃弗里特.丹尼斯不谋而合。丹尼斯认为：“美国新闻界生活在各种规定和规则、惯例与限制当中。从世界标准看，它是相对自由的，尽管附带有所有这些对其自由的限制。即使对美国新闻界所处的这些条件作最浮光掠影式的表面审视，也会告诉我们它不是真正自由的。”[10]

可以这样说，自由和制约两方面是相互依存、相互伴随而发展的。新闻自由一方面保障行为主体所具有的自由权利；另一方面，也设定了自由所不可逾越的边界。“在任何时候的自由系统总是在那个时候存在的限制或控制系统。”[11]所以，新闻自由是相对的，绝对的新闻自由无论在中方还是在西方都是不存在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相对新闻自由的提出不但没有损伤到新闻自由，反而是对新闻自由的理性尊重，也不会导致绝对新闻自由的丧失。

3.上文谈及对新闻自由的控制在中西方都存在，所不同的只是控制手段、范围和方法而已。就控制手段而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李良荣教授认为主要有法律、行政手段、经济和暴力等四种模式：

（1）法律控制模式是看得见的，但程度有大小，目前主要包括隐私、侵权、保密法规等。这种模式有一定规则，往往经营权和编辑权分离。西方国家多数实现这种模式，由于其在新闻自由方面有着良好的历史渊源，在法律控制过程中往往运作良好，这使得西方国家新闻媒体的新闻自由体制显得有规可循，有较强的法制性。此外，西方国家新闻媒体自由的法制性与其整个社会的法制化相得益彰，成为整个社会法制版本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2）行政控制模式也是看得见的。其特点是政府或老板可以根据形势和工作需要，对新闻媒体运作进行干涉。我国现行新闻自由体制主要通过行政手段模式进行。行政手段模式对新闻自由的干涉在程度和范围以及手段上有较大的随意性，经营权和编辑权往往不分离。有时这种控制的氛围是无形的，会促使媒体单位产生一种过分的自律感（或恐惧感），使得新闻自由的理念不能达到一种在法制化的规范程度。但是不应忽略的一点是，行政控制手段并不仅仅在中国存在，在新加坡（本文在后还有详论），甚至在自诩完全新闻自由的西方国家行政手段也并没有完全绝迹。在很多西方国家，行政手段对新闻媒体自由的干预往往体现在对国家安全的保护上。美国学者沃伦.布里德说，“在价值观发生冲突时，大众媒体有时为了尊重社会习俗、公众行为和秩序安定而牺牲了重大事件报道的准确性。”布里德进一步解释说，任何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都在于维护秩序与社会内聚力。[12]

（3）经济控制模式：主要通过广告和投资方式来控制，控制手段也看得见，但规模往往较小，主要看经济实力。这种模式在西方国家较流行。目前，随着资本渗入媒体的趋势日趋强烈，经济控制模式也必将发挥越来越巨大的作用。尤其在中国入世后，这种模式会更加凸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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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暴力控制模式：主要通过恐吓记者来达到控制新闻的报道内容，或使批评性报道很难开展。有时，也可能是一种犯罪行为，多为黑社会势力所为。这种控制模式不同社会环境中都会出现。[13]

从上述对这四种新闻自由的控制模式的分析，大家可以看出，任何一个社会在对待新闻自由这个问题时都不可能光采取一种单一手段。通常来讲，在同一社会环境中往往是多种控制手段并存的局面。

4．新闻自由的两方面（自由与控制）正好与媒体合政府密切相关：与新闻自由相对应的是媒体；与新闻制约相对应的是政府。政府的本能是要控制新闻自由，使其成为相对的新闻自由；而媒体的本能是要获得绝对的新闻自由，希望不受任何的控制。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中；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政府和媒体对新闻自由的不同需求达到的和谐程度和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当然，达到和谐的标准要看新闻自由能否“维护秩序与社会内聚力”，即维护国家稳定和社会平衡发展。这一说法与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六原则之一不谋而合：“改革是否成功，关键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看能否增进各族人民的团结，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看生产能否得到持续发展。”[14]

三、社会平衡发展原则对新闻自由观的启示：新闻自由观发展必须遵循社会平衡发展原则

1．新闻自由的发展不应该以破坏社会次序为前提。按照西方社会学的观点，社会是一个整体。它的一切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而不是孤立存在的。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是一个整体。社会整体的和谐性表现为社会秩序，不和谐则表现为社会冲突。因此，社会秩序是社会最基本的整体性特征[15]。正如前文提到过的，任何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都在于维护秩序和社会内聚力。新闻媒体作为社会整体的子系统，也不应该违背这一原则。事实上，社会稳定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人们的普遍愿望，而且也是西方“丰裕社会”中人们的一种强烈愿望。对于新闻自由在我国的发展过程，可以套用邓小平同志谈到民主时的一段话，“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用那一套，非乱不可。”[16]

因此，笔者认为衡量新闻自由的标准主要看其对社会平衡发展是否有利，即社会平衡发展原则：自由与制约两方面的平衡，媒体的商品性和工具性的平衡，市场和法律的平衡，政府和媒体之间的平衡。总之，只有当新闻自由这样的概念适合于社会总体平衡发展原则才会有利于社会的本身发展，当然反过来，也会促进新闻自由这样的理念向更高层次发展。

媒体的发展和影响力（媒体之所以能起如此重要作用）都脱离不了社会的整个运作体系。媒体本身只是整个社会体系中的一个分子，也必须从社会的平衡发展中才能取得发展，必须在社会整个体系正常运作之时中才能发挥其有利于这个社会发展的作用。反之，就有为了获取新闻自由而获取其形之嫌，流于形式。

说到底，新闻自由的发展必须考虑一个社会环境的历史发展进程、经济水平、文化传统、民族和国家利益。任何为了偏袒新闻自由而忽视其他社会体系子系统的做法都将违背社会平衡发展的原则，到头来，“新闻自由”也就不能成为真正的新闻自由。真所谓“皮（社会环境）之不存，毛（新闻自由）将焉附”！

2．鉴于新闻自由这样的理念对中国来说是舶来品，因此在新闻自由观本土化的过程中会有阶段性和反复性，这一点已在中国历史和现实得到证实。但从反正的角度讲，笔者认为这种阶段性和反复性恰恰说明中国不是在排斥新闻自由理念，而是在根据自己的本土环境是新闻自由这样的理念能符合中国的国情。这一点正好也吻合了笔者上述提出的社会平衡发展的原则。作为对于这一原理的验证和阐释，本文将通过以下两个案例分析加以说明。

个案一：新加坡尽管在经济上完全实行自由化，基本上与西方国家接轨，但是在政治上却相对“保守”，确保新闻自由的理念能与本国的文化传统、经济水平、国民教育水平能有机结合。新加坡议会最近通过的反对外国电视媒体报道本国事件的议案便是一例。即使是对于新加坡国内的媒体，政府控制也相当严格，要求各个媒体与政府步调基本保持一致。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新加坡在其相对的新闻自由观之后较好地保持了自身独有的文化传统，社会发展一直较为平稳。新加坡的新闻控制的成功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很多学者的认可。毕竟，以社会动荡的代价去换取不切合本国实际的所谓新闻自由是得不偿失的。

个案二：前苏联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一夜之间完全实行“民主化”，新闻自由也在一夜之间完全实行全面西化。现在的俄罗斯无疑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制度转型国家，在对政治制度进行根本改造并按自由主义市场模式改造整个经济体系的艰难进程中，社会的震荡与冲突此起彼伏，矛盾与危机接连不断，而作为社会一个子系统的俄罗斯新闻事业也在国家转型期谋求生存、痛苦探索。从目前的结果来看，俄罗斯新闻业完全西化的结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相反是“促进”了社会的进一步动荡，这可能和它一夜之间突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关。目前俄罗斯新闻业面临巨大的危机，新闻秩序极其糟糕，“俄罗斯的新闻记者在面对各种困难的同时，还被无情地置于恐怖氛围之中，要时刻警惕对自己人身安全的威胁，甚至于暗杀。”[17]非常可悲的是，俄罗斯新闻“突进”并没有赢得西方的青睐和认可，相反，西方国家还在各个方面不断挤压前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

新加坡和俄罗斯两国的个案从正反两个方面展示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新闻自由是一个绝对相对的概念。它既要受到时展的限制，也要受到空间的限制。任何国家的新闻自由都会不可避免地会烙上本国的特色，也只有保持适当的本国特色才能保证新闻自由在当地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施，使得这个国家享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自由；反之，则必然会使本国人民和国家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个道理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发展中大国是有启迪意义的。

四、结束语

新闻自由作为一种理念，尽管源于西方，目前已成为全世界不同社会体制国家的共同追求。但是在追求新闻自由的本土化过程中，新闻自由的存在方式和表现形式均有所不同。不过，凡是在遵循社会平衡发展原则的国家，新闻自由不但能促进这个国家的更好发展，而且也会使新闻自由真正成为这个国家和国民的自觉行为，使新闻媒体享有真正的新闻自由。这一点在西方国家和某些东方国家（如新加坡）中已经得到验证。

因此在共同追求新闻自由这一大前提下，新闻自由的理念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会表现出多样性，这样才符合这个多样世界的特性。我们很难想象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新闻自由都被贴上一个统一化整的标签。无论是用中国的新闻自由观去衡量西方，还是用西方的新闻自由观来衡量中国，都会有失公允。新闻自由这一特性决定其必定是一个有棱有角的本土产物。

对西方国家而言，新闻自由之所以能在他们国家被普遍认同是因为新闻自由有助于他们社会环境的稳定和发展，而且这种“有助”状态本身也还在不断变化之中。所以，任何企图用新闻自由为借口从事政治性目的的活动都会妨碍国际社会的正常交流，无助于中西方之间达成共识的同时又能尊重各自的本土性。

对现实中国而言，应该承认我们的新闻媒体自由尚有不完善之处，需要不断改革，但是也应该反对那种脱离中国现实的新闻自由观念。为了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应该重视新闻自由在我国平稳适度的发展，这既是现实的要求，更是历史的呼唤，同时也符合长治久安的国策。新闻自由的恰当发展也必定会给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带来更大的活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即将加入WTO。对于中国来说，WTO决不仅仅意味着加入一个经济组织。它的影响一定会涉及到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像对新闻媒体自由这样的意识形态理念的冲击将会超越人们的想象，因此所产生的影响也是目前无法估计的。不过，只要能遵循社会平衡发展这一原则并大胆探索，我们相信WTO极有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外在推动力，将中国的新闻自由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度，也会使中西方更好地相互了解，不再出现本文开头提及的没有结局的争论。

注释：

1．《新闻传播学》，黄旦P105，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2．《文汇报》99/04/21

3．GlobalCommunicationinthe21stCentury,RobertStevenson,LongmanPublishingGroup,NewYork:1994，P.151-152

4．MediaDevelopmentinChinaSince1978,GuoKe,JournalofDevelopmentCommunication,1999

5．《新闻传播学》，黄旦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6．MediaDevelopmentinChinaSince1978,GuoKe,JournalofDevelopmentCommunication,1999

7．《报刊文摘》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出版，第1546期，2001年5月24日

8．《宣传通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11卷；179页

10．EveretteE.DennisandJohn.Merill,MediaDebates:IssuesinMassCommunication(NewYork:kongman,1991，pp5-6.

11．《新闻传播学》，黄旦P106，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12．《新闻知识》2000年第9期，9页

13．李良荣教授访谈，2001年4月20日

14．《报刊文摘》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出版，第1546期，2001年5月24日

15．《西方社会学理论》，宋林飞著，P12，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

自媒体论文篇2

论文摘要：我国对媒体权利的认识是从媒体当被告开始的，媒体权利的实现既需要立法的系统完备，更需要媒体权利意识的“觉醒”。虽然目前我国的媒体实行有条件的准入制，但媒体正在按照“大众需求”的市场法则采运行。因为媒体的权利事关各社会主体的利益，所以，媒体的立法并非可有可无。当前亟待明确的是媒体的市场主体地位平等权、传播信息报道权、批评权和出版发行权。媒体败诉多由行使批评权引起，对媒体批评权的保护有待于法官和全社会对媒体批评权认识的法律精神提升。现实将不断证明，媒体对自身权利的行使愈充分，就愈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论文关键词：媒体权利批评权法律

在我国，对法治意义上媒体权利的认识和讨论是从媒体上法庭当被告开始的。1987年1月1日生效的《民法通则》规定了一系列公民的人身权利，自此以后媒体便常被公民以名誉侵权等告上法庭。

公民的权利应该保护，那么媒体的权利呢?法律界、新闻理论界和实务界在思考如何保护公民权的同时，也在思考媒体究竟有哪些权利。尽管这种思考从保护公民权的角度去考虑的多些，但从媒体上法庭当被告开始的对媒体权利的认识和讨论，至今也是卓有成效的。它加深了媒体对新闻报道以真实为生命的认识和新闻报道形式的创新，引申出了诸如“媒体言论权”、“舆论监督权”、“记者采访权”等有关媒体权利的“准法律”概念乃至新闻立法的再次呼吁；对如何平衡媒体的权利特别是在媒体批评权与保护公民人身权之间达成了基本共识。

当前，媒体的运作日益市场化，媒体也成为市场竞争中利益的一方主体。一方面，在社会关系中，媒体与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关系需要明确的法律来确定、划界和协调，而我国的媒体立法还很不完善；另一方面，由于来自非市场和非法制因素的影响，媒体在“新闻产品”的“生产经营”上还不能完全按照“大众需求”的市场法则行动。采访也时常受到非法限制或抵制，必要的信息还不透明，报道不受欢迎，甚至有的媒体“生计”都出现了问题。因此，充分认识特别是媒体人充分认识媒体自身的权利，从而更好地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媒体、媒体权利的概念和人权

媒体，参照1998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换发全国统一记者证的通知》中列举的范围，包括报纸、新闻性杂志、通讯社、广播、电视、网络和新闻性电影，即通常所说的狭义的媒体。媒体出现以后发展到今天，普遍的共识是媒体是大众传播的工具。

权利是个法律概念，从法理学上说它是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和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以此来理解，媒体的权利就是隐含在媒体法律规范中、实现于媒体法律关系中的，媒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和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那么，媒体的利益是什么?从媒体的概念可以看出，媒体是一种工具，这种工具既产生于又实现于大众传播的需要(利益)，所以。媒体的权利和利益与大众的权利和利益紧密相关。媒体依靠利益集团，容易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忽视大众传播的利益；媒体成为市场主体。需要正确处理自身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的利益和实现大众传播利益的关系。

对媒体的权利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它可以被理解成为一种行动的资格，媒体享有了某项权利就有了某种作为和不作为的可能；它也可以被理解成一种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可强制执行性的主张，侵犯了媒体的权利，媒体就可以向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机关按照法定程序提出主张，要求恢复或补偿自己的权利和受到的损害；媒体的权利还是一种自由，获得了某项权利，媒体就获得了在这项权利许可的范围内自由行动的选择；媒体的权利也是一种用以享有或维护媒体利益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法律背后国家强制力的支撑。所以，我国媒体权利的实现，目前既有待于立法的系统和完备，更需要媒体权利意识的“觉醒”。

二、我国媒体的现状

我国现行的媒体大多诞生于党领导武装斗争时期，是党争取统治地位的斗争工具之一，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不过，党取得统治地位后，正如党领导市场经济是个新课题一样，如何在国家体制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领导媒体，也是一个新的课题。

目前，我国的媒体实行许可制。广播电视台一律由政府开办，报刊的准入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媒体的改革伴着市场的脚步进行。首先，媒体的市场主体地位已经确立并被认可。从媒体的地位来看，尽管我国的新闻立法还比较滞后，现有的对媒体地位规定的法律法规位阶还比较低，却也不难找到对媒体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确认。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我国《民法通则》颁布实施后出现的媒体当被告热，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国务院1997年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对出版单位的设立、法律责任的规定等，都赋予了媒体市场主体地位的资格。而且，当前正在进行的新闻体制改革，新闻、出版集团的组建乃至上市，报社设立股份制的试点，印刷、出版物发行、零售允许外资的进入，处罚媒体的行政决定日益规范，这些都说明媒体正在被当成真正的“市场人”来对待。

其次，从媒体参与市场竞争的程度上看，虽然还没有建立媒体竞争的汰出制。但媒体也正越来越按照“大众需求”的市场法则运行，媒体的生存状况也越来越靠市场来确定。当今中国媒体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制度、市场和技术的催生下，媒体在当代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再也不限于传统上的或宣传工具，而是更贴近于媒体本身的基本职能。

三、媒体立法并非可有可无

如前所述，媒体是大众传播的工具。依笔者的理解，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大众”而不仅仅是几个媒体人在运用媒体这个工具进行信息传播。二是传播的内容和目的是为了满足大众获取信息，实现公民权利。因此，媒体的权利事关大众的权利。从权利背后是利益的角度观察，因为媒体人也要生存生活，当媒体不再依靠政府拨款时，媒体的权利不仅包含媒体自身的生存发展利益，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媒体这个工具最大限度地实现公民的权利和利益。既然这种工具的作用如此巨大和重要，从法律上对媒体与其他社会主体的关系(权利和义务关系)进行确定、划界和协调，就显得十分必要。因为在国家管理中，统治阶级总是通过对重要的社会关系进行法律上的权利义务的划分和规定、使处于不断矛盾和冲突的社会关系中的利益关系得到规范、调整和协调，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

从法的历史和发展来看，实行法治和不断扩大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范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专制社会法的特征规定的义务较多，强调的是服从；文明社会法的特征规定的权利多些，强调的是国家的权力服从服务于公民的权利。公民享有的权利多了，其享有的自由就更充分，表明每个人的发展更全面、更充实，由此体现了人类的文明进步。所以，首先从媒体立法上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出版自由权和规范媒体的权利义务绝非可有可无。

四、亟待明确的几项媒体权利

针对我国媒体的发展现状，笔者认为当前媒体的市场主体地位平等权、传播信息报道权、批评权、出版发行权亟待明确。

市场主体地位平等权，就是媒体在市场竞争中地位一律平等，平等地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和承担法律责任。自由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是市场主体在商品交换中的地位平等。如果地位不是平等的，你的东西我可以随便获取，便无法进行交易。在媒体越来越成为名副其实的市场主体的今天，认识和规定媒体的市场主体地位平等权有利于媒体在“生产经营”“新闻产品”上享有自。纸质媒体在发行上应该拒绝任何行政命令式的“权力发行”。

传播信息报道权是指媒体依法享有的传播各种信息，进行观点式报道的权利。媒体是传播各种信息的载体，但同时也应当允许媒体在传播这些信息时带有媒体观点的报道，事实上，除了法律的禁止性规范以外，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媒体都进行了选择。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任何出版物不得含有下列内容：

(一)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二)危害国家的安全、和领土完整的；

(三)危害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

(四)煽动民族分裂，侵害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破坏民族团结的；

(五)泄露国家秘密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该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出版物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公德的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内容，不得含有恐怖、残酷等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也就是说，除了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所规定的媒体报道“”以外，媒体都有按照各自的选择进行报道的权利，一切干扰媒体报道，指定媒体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的行为都是不符合法律精神的，媒体都有权进行抵制。只是，媒体的报道如果侵犯了其他权利，它应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而已。

媒体行使传播信息报道权的难点当前在于如何实现我国宪法关于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等政治权利的规定。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对新闻自由发展过程中从自由主义到社会责任的理论，值得我们借鉴参考。我们既不能采取媒体上的“自由主义”，但也不能过多地对媒体传播信息报道“自由”加以限制，而且政府还应该主动地事关公民权利的一切信息。总体上，媒体要正确处理所享有的传播信息报道权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现在，在媒体传播信息报道权的行使上，现行法律法规中义务性的规范比较多，政策性的限制也不少，这就需要媒体人在认清媒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基础上去依法把握。

在实现我国宪法关于公民政治权利的规定方面，互联网技术带来了革命性的效果，而纸质媒体中，《南方周末》开全国的办报先河，将自己的评论版从一个版增加到了四个版。还需要指出的是，在满足公民的公共事务知情权方面，我国正在不断地取得可喜进步，国务院颁布了《信息公开条例》，政府各部门建立了不同级别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甚至国防部也在2007年年底宣布要设立新闻发言人，定期国防军事信息。

笔者认为，采访权是传播信息报道权派生出来的权利。行使传播信息报道权，满足公民获取信息和享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少不了专门的人员运用专门的工具，进行信息收集和选取；具有了传播信息报道的权利，也就具备了通过一切法不禁止的方式收集信息的权利。新闻理论界关于偷拍偷录(录音录像)是否合法的争论，笔者以为是对传播信息报道权缺乏充分认识引起的。只要媒体没有将法律禁止的涉及国家机密和安全的信息、公民的个人隐私等公之于众，都应当允许和宽容(使用窃听、窃照器材等为法律所禁止的工具除外)。当然，采访权的行使也不是为了满足记者个人的“偷窥欲”。

批评权是指媒体对违反人权、国家利益和公序良俗的现象和行为进行批判、评论和建议的权利。对批评权也有论者称之为舆论监督权，参照我国宪法的规定以及我国的现状，笔者认为明碗媒体享有批评权似乎更加合适和准确。

媒体行使批评权与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的性质并不矛盾。党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身的利益。一方面，党和政府的各级机关及其组成人员都有犯“错误”的可能。另一方面，在党领导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随着我国法律的不断完善，在各方面正在变得有法可依，而法律则为媒体行使批评权提供了很好的标准。理论上讲，只要是不符合法律的行为媒体都可以进行批评。据统计，改革开放30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已经制定了229件现行有效的法律和170多件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制定了700多件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7400多件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制定了660多件现行有效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宪法为统帅，由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法与非诉讼程序法七个法律部门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三个位阶层次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如前所述，法律是对重要社会关系和利益的划分和规定，法律的每一项规定背后都涉及党和人民的重要利益，媒体对一切违法行为行使批评权都是在维护党和人民的重要利益。笔者认为，媒体对批评权的行使还不仅仅限于此，媒体还应该站得更高，以是否有违人权、国家利益和公序良俗为标准，来评判社会现象和一切行为。由此看来，对媒体享有批评权的认识还远远没有到位，媒体的批评不是多了，而是还远远不够。当然批评的方式方法和社会的承受能力则是另外一个话题，本文不再讨论。

媒体的诉讼多由行使批评权引发。现在，学界和实务界已经形成普遍的共识，当媒体侵权的对象是一般公民时，在保护媒体的权利还是保护一般公民的权利上，向一般公民倾斜；当原告为公众人物或报道内容涉及维护公众利益时，在保护媒体的权利还是保护“公众人物”的权利上，向媒体倾斜。更有学者主张，在批评“无失实”中心区周围应该有一个“安全失实”区，只有在媒体超出该安全区时媒体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只要媒体作者不是出于故意，而是那种只要是正常人都可能发生的无意的言论失实，媒体都应得到“安全失实”区的保护。根据案情的不同“安全失实”区应该大小不同。然而，现实却不容乐观。笔者认为，这些现象有待于法官和全社会对媒体批评权认识的法律精神提升。

出版发行权，是媒体对自己的出版物享有的向大众推介发行的权利。由于这一权利比较明确易解，笔者在这里不再赘述。但由于我国的法律对出版发行权也缺乏明确的规定，现实中，也不断出现媒体在行使批评权时，媒体的出版发行权遭到侵犯的事情，比如有的地方“封杀”某期报纸杂志。地方广播电台、电视台在中央广播电台、电视台播出时插播是否侵犯播出权的问题，也值得进一步商榷。

自媒体论文篇3

自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话语权困境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深水区”，自媒体时代高等院校的治理模式受到极大挑战，新的思想潮流、制度变革和教育问题不断涌现，思想教育工作者逐渐面临失语困境。

1．知识失语

知识是思想教育工作者话语权的重要源泉。思想教育工作者话语权是以知识的筛选、传播与分配为基础对学生产生的影响力。自媒体时代，“人人皆为记者”，信息获取的多元化，使思想教育工作者不再是思想政治教育、德育知识获取的主要来源，网络为代表的新型信息传播手段成为大学生“观点自由市场”的新空间，以“秒互动”的方式，形成面向社会和公众获得话语权的“公共能量场”。思想教育工作者的话语在频率、权威、数量、形式等方面都难以抗衡“网络领袖”的话语，其撕心力竭的知识性“呐喊声”往往被淹没或隐匿。

2．角色失语

思想教育工作者在高等学校中扮演思想政治教育、学生管理和服务育人的复合型角色，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但由于自媒体时代去“中心化”和“多元化态势”的日益确立，思想教育工作者在实际的工作中，这三种角色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呈现出一个“树状结构”，反而像来自三个不同方向的直线相交汇在思想教育工作者处并向外散发出去，致使思想教育工作者经常以“变脸”的方式转化身份，进行话语调节以适应不同的角色。自媒体时代思想教育工作者角色的频繁转化，将会使其职业化、专业化的发展更为艰难，并且逐渐模糊角色，迷失自我。

3．公信力失语

自媒体时代，大学生一般采用论坛、跟帖、留言板、微博客等载体来关注校园热点、焦点问题。但思想教育工作者对自媒体工具运用技术和操作能力远不如大学生，网络舆情应对能力相对欠缺，不能及时准确回答学生质疑，传播效果反而偏弱，学生对思想教育工作者产生一种“不信任”，并逐渐演变为“网络暴民”。思想教育工作者渐失公信力，“民怨四起”又不能得到有效排解，只能在激愤中形成“大学生”和“思想教育工作者”两个舆论场的隔阂和对峙，并持续把这种对峙情况融入到了现实的校园生活中，影响和谐师生关系的建构。

4．理性力量失语

思想教育工作者话语权更深刻地源于自身理性力量的展现。思想教育工作者作为独立个体，更多以理性判断和理性能力发展为源，指导大学生自主地面对社会现实，获得社会经验，增强社会生存能力。然而自媒体时代，大学生对网络环境异常敏感，并具有一定的洞擦力，他们并不完全接受思想教育工作者的价值观念，会根据自身观察和切实经验形成自我价值观念，选择性地接受指导，这种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削弱思想教育工作者话语权的生命力。倘若思想教育工作者以话语暴力代表权威意志或者不容置疑的价值判断，只能显示其话语理性的苍白无力，也就逐渐丧失了其话语理性的指导力量。

二机制探究

自媒体平台的双重主客体自媒体时代信息技术的普及，高校师生参与意识的觉醒与操作技能的掌握，为自媒体工具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生存的土壤，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与大学生更加自觉地运用自媒体工具进行网络参与、表达以及监督，充分实现话语权。自媒体工具兼有双重主体和客体，其角色的确定是依据思想教育工作者与学生所承担的责任来界定的，一端是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话语体系，一端是大学生话语体系，交叉着“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博弈机制，形成两条主线，即以思想教育工作者话语体系为主导的自媒体平台和以大学生话语体系为主导的自媒体平台。第一条主线:以思想教育工作者话语体系为主导的自媒体平台。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思想教育工作者作为自媒体平台主体，关注学生，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日常行为管理和人生指导工作，密切关注网上动态，加强同大学生的沟通与交流，通过自媒体平台及时回答和解决大学生提出的问题，加强网络舆论引导，严防各种有害信息在网上传播，积极开展网络教育，形成网上网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拓展思想教育工作者在自媒体空间的话语权，增强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话语权的生命力，达到新的“纳什均衡”状态，最终实现思想教育工作者和大学生的正和博弈。第二条主线:以大学生话语体系为主导的自媒体平台。大学生作为自媒体平台的主体，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塑造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必要条件。自媒体平台上大学生通过自身的洞察力和社会经验，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进而表达诉求，评判学校的发展和举措;关注教师，尤其是思想教育工作者的言行举止，做人做事风格，寻找榜样的力量。大学生年轻、敏感又极具活力，通过自媒体平台，完成触发、表达、聚焦、沟通、转化五个环节，拓展话语权，设置议题，评论转载，经过价值观念碰撞，形成思想教育工作者与大学生“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进行沟通的“公共能量场”，并将博弈结果及时反馈给对方，实现自身诉求。

三策略选择

自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话语权重塑思想教育工作者话语权的加强和重塑在于其对大学生的导引力，而不是迫于某种制度安排或赋予强制力的约束。

1．扩展知识来源

增强思想教育工作者话语能力。思想教育工作者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使用者和表达者。自媒体时代，思想教育工作者应借助自媒体平台学习网络基本规范和常识，熟悉网络用语，强化自媒体工具应运与操作技能，扩展业务知识;主动关心时政和社会动态，善于总结思考，能结合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召开主题班会，增加社会共识，扩展时事知识;借助网络远程教育，接受网络培训，扩展心理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知识，并借助微博客、微信、状态等自媒体形式分享自己所学知识或心得体会，敞开心扉与学生进行网络交流，提高应用能力，扩展学科知识;通过自媒体群组，注重与同行交流，借鉴学习先进管理经验，扩展经验知识。为此，可强化思想教育工作者在“公共能量场”中的影响力，实现思想教育工作者话语权的主导性和权威性。

2．重塑主体角色

强化思想教育工作者主导作用。思想教育工作者借助自媒体平台，形成独立的人格和风格，有立场，讲原则，注重参与型文化建设，鼓励学生在一种相对理性、成熟的网络环境中“参政议政”，培养学生敏锐的社会洞察力，自觉从“愤青”走向“智者”，以理性克制情感，实现虚拟到现实回归，网民到学生的回归。结合学生实际和自己的经验知识，形成富有感召力和生命力的话语，消解自媒体平台中的话语霸权，均衡各种话语比重，尊重大学生表达权和话语权，平等对话，通过自媒体平台找到与大学生的相容点加以引导，顺势而为，消除大学生的心理隔阂和对峙，把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权，共同推进协商，达成共识。

3．强化公信力

提升思想教育工作者媒介素养。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的公信力是一种无形资产，体现了思想教育工作者的权威性、信誉度以及影响力。思想教育工作者必须塑造个体的人格魅力，学术魅力、思想魅力，注重涵养，深化知识，提高综合素质，成为自媒体时代教育管理工作的开拓者和实践者。学校应该完善晋升制度、激励制度、考核制度，鼓励思想教育工作者发展走职业化、专业化发展道路，增强职业认同感和幸福感，提升思想教育工作者公信力。面对网络舆情时思想教育工作者应积极转变教育管理思路，增强媒介意识，积极占领自媒体文化阵地，开诚布公，慎待话语，做好信息传递工作，防止因个人言语不当或解释不力，被放大为学校言行，损伤师生关系。积极、妥善面对学生质疑，不盲目批评或指责，对自身有错误的要敢于道歉，有误解的即刻澄清，纯粹情绪性的声音必须坚持以静制动“冷处理”，第一时间抢占舆论的制高点，主动、客观、公正地权威信息，赢的话语的主动权，真正做到潜心“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

4．唤醒理性自觉

强化思想教育工作者理性力量。思想教育工作者话语权的理性发展应注重理性研判和理性能力发展两个方面。通过自媒体平台，积极对学生实施公民意识教育，把学校的规章制度融入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去，鼓励学生文明、有序、理性地表达自身利益诉求，自觉维护并优化网络环境，唤醒学生的理性自觉。同时，思想教育工作者要倾注思想和情感，强化自身责任意识，主动克服一些意识淡薄的网络行为，自觉抵制一些未经证实的言论、违背现实的言论、甚至低俗的言论，不肆意传播，不妄加评论，将表达权和自身行为控制在法律给予的自由限度内，不超越法律准则的边界，创新思想教育工作者话语权，以喜闻乐见地方式牢牢占领大学生的舆论阵地，赢得话语权。

四结束语

自媒体论文篇4

关键词：英语教学；多媒体网络；教学模式；自主学习

Abstract:Thecombinationofthenetworkteachingmodeandstudents''''autonomouslearningshowgreatadvantagesonthestudents''''Englishlearning.BeginningfromtheintroductiontothecurrentsituationofcollegeEnglishteachingandlearning,thispaperdiscussesthenecessityofautonomouslearninginthecontextofmultimedianetworkteachingmode.Besides,someteachingapproachesthathavepositiveimpactsonautonomouslearningcapabilityareintroduced.

Keywords:Englishteaching;multimedianetwork;teachingmode;autonomouslearning

2004年教育部颁布《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以下简称《要求》）,明确提出要确立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要能使学生自主选择适合自己需要的材料学习，朝个性化学习、自主式学习方向发展。［1］提出多媒体网络化自主学习的教学模式，标志着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进入正式实施阶段，并建议“各高等学校应充分利用多媒体和网络技术,采用新的教学模式改进原来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一课堂教学模式”。

新的教学模式应以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多媒体网络技术为支撑,使学生在进行英语学习时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朝着个性化和自主式学习的方向发展。2005年，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各高校开始在英语教学过程中广泛运用多媒体网络技术和网络资源，为英语教学提供了大量丰富多彩的网络教学资源以及多种生动活泼的学习形式。

一、自主学习

20世纪50年代以来,英语学习理论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即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和建构主义。

行为主义强调学生所学的知识是客观的，教学就是教师把知识直接传授给学生的过程。它强调精熟学习(masterylearning),保证学习者在真正掌握某个学习项目之后才可以进入下一个项目学习。认知主义学习理论更强调学生的认知主体作用,强调教学既要重视外部刺激和外在反应,又要重视学习者内部心理过程的作用,它认为教学就是要通过安排适当的外部刺激来影响和促进学习者的内部心理过程变化。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两大学习理论都强调知识的传授和迁移,强调“教”,强调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中心主导地位。现代建构主义作为“教育中的新认识论”问题，是学习理论中行为主义发展到认知主义以后的进一步发展。［2］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生的认知过程存在个性化差异,学习结果是不可预知的,因此教学要促进学习,而不是控制学习。它强调教学的根本任务是营造支持性学习环境,使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借助社会交往与周围环境的交互解决实际问题,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主张由学生自己控制学习进程,自我建构学习目标。

自主学习是以建构主义认知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为基础的。自主学习主要具备能动性、有效性和相对独立性三个特征。自主学习作为一种个性化学习，体现了建构主义理论关于学习者在已有知识基础上创建个人意义的理念，以及以罗杰斯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的重要思想，即强调学习者学习过程的主体地位（以学习者为中心），重视学习者的积极自发学习，强调自我评估的重要性。国内外教育界越来越意识到“语言教学的实质不是向学生机械地传授语言本身的规律，而是要创造适于语言学习的条件和环境，为学生主动地利用语言进行交际提供便利”。教学过程中的自主学习强调学生是语言学习活动的主体，强调学习者的自我监控、自我指导和自我强化，突出学习者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强调学习者自己对自己负责。我国大学英语教学长期以来的现状使得自主学习这一学习理念在外语教学领域引发了一场教育变革。Holec是这样界定的:学习者自主就是学生自我负责管理语言学习的能力,具体地讲,就是能够自己决定学习目标、确定学习内容和进度、选择学习方法和技巧、监控习得过程及自我评估学习效果。［3］因此，学生在进行自主学习的同时要具备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学习者必须有能力负责管理学习；第二，必须有一个学习机构，从而，学生能够在这个机构里自己支配学习。教师在帮助学习者实现自主学习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教师从以教授知识为主,变为以指导、辅导学生的学习为主,由舞台上的主角变成幕后导演,成为学生建构意义的帮助者、指导者。这种帮助、指导作用体现在:（1)激发学生兴趣,帮助学生形成持久的学习动机；（2)通过创造符合教学内容要求的情景和提示新旧知识之间的线索,帮助学生建构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3)为了使意义建构更加有效,教师应在可能的条件下组织合作学习,并对合作学习过程进行引导

。［4］

目前东北农业大学试点班学生自主学习的教材正是一套基于多媒体网络(MultimediaNetworkInstruction,MNI)技术的网络交互式视听说自主学习教程,由学生自己掌握时间登陆校园网进入课程系统进行英语学习。在网络环境下的自主学习中，学习内容更加丰富，学生可以通过超链接获取相应的英语学习辅导材料。在学习过程中，学生还可以参考答案反馈、录音文字和相关语言文化背景,随时进入个人课程管理档案,了解自己的学习进度以及成绩等,并且可以通过网络学习平台中的“我的问题”向任课教师或同学进行提问。因此，学生只要确定了学习目的，就能够根据自身情况设立学习目标，选择需要的学习内容，逐步完成学习目标，最终达到自己的学习目的。在多媒体网络化的自主学习过程中，教师通过网络能够监督学生的学习过程，及时评价学习结果，给学生提供有利的反馈，从而方便学生调整学习方法，帮助学生逐渐形成高效的个性化的自主学习方式。二、自主学习与传统教学模式的综合应用

这里说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就是指语言交际能力，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语法能力(grammaticalcompetence),即与某种语言的词汇、语法、音系和语义相关的知识。第二,社会语言学能力(sociolinguisticcompetence),指关于语言和其非语言环境的关系的知识。学习者应学习如何使用不同的言语行为,如道歉、请求和邀请等,并对其做出相应反应,要知道对不同的说话者在不同情境下采用什么称谓形式等。第三,话语能力(discoursecompetence),知道如何开始谈话,如何结束谈话。第四,策略能力(strategiccompetence),即关于交际策略的知识。［5］长期以来，我国大学英语教学中采取的传统教学模式过分强调对学生语法能力的培养,而忽视了其他方面能力的培养,以致学生在实际交流中不知所措。针对这一具体问题,《要求》提出：“各高等学校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本校的大学英语教学目标,设计各自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以确保不同层次的学生在英语应用能力方面得到充分的训练和提高”［1］5。

以现代教育技术支持的自主学习理念有助于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既能充分体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又能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既有老师课堂上的讲解,又有自主学习的机会,我们可以自己练习听说”，“每周的课堂口语活动有利于培养我们的实际交流能力”，“现在教学模式很好,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学习”,这些是已经参加试点教学、进行自主学习的学生们的真切体会。

三、结语

大学英语教学应该为学生提供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充分利用多媒体网络技术,改进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填鸭式”课堂教学模式。自主学习是解决我国目前大学英语师资和其他教学资源不足的有效途径,也是培养个性化人才的一个重要手段。自主学习已成为当今教育界一个重要的研究主体，它充分体现了信息时代对大学生学习的要求。它不仅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也是一种学习能力。在这种学习理论的指导下，充分利用以多媒体网络技术为支持的语言学习环境，已成为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发展必然趋势。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有效提高已经成为衡量大学英语教学和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基于我国目前大学英语教学的实际情况，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多种教学模式并存的现象仍然还会存在,这也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调整各种教学模式,发挥其优势,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自主学习习惯，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的能力,使他们真正地掌握英语这门语言，从而达到提高大学英语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2］叶增.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与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关键特征之比较［J］.现代远程教育之研究，2006(3)：64-66.

［3］华维芬.试论外语教师在自主学习模式中的定位［J］.外语研究，2001（3）：76-79.

自媒体论文篇5

[关键词]听说能力自主学习多媒体技术

大学英语一直是我校的一门重要的基础主干课程，是培养学生综合语言能力和提高综合素质的主要课程，教学涉及面广且量大。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新经济带给我们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我们的大学英语教学必须跟上时展的步伐。近年来，随着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学生层次的差异也日益拉大。面对这种情况，如何进一步搞好大学英语教学，提高学生英语水平，是关系学生与学校利益的一个重要课题。在目前大学英语教学中，笔者认为教师要重视对英语听说能力的培养，注重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应用以及鼓励自主学习。下面将从这几个方面进行简要阐述。

一、培养听说能力

1.听力是决定英文水平的要件，它反映了一个人的英语交流能力，也是英语学习最具有实用性的。听力的提高代表着英语综合能力的提高，即发音、词汇、词组、习语、文化思维等诸方面能力的提高。在教学的过程中，积极鼓励学生利用一切机会，多听、勤听。听力形式以精听为主，泛听为辅，精泛结合。材料的选取要难易适度，并且要特别注意趣味性。补充一些学生感兴趣同时又贴近生活的一些资料，既提高学生的听力，又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同时也活跃课堂气氛。

2.四、六级考试改革中，衡量英语口语水平有四大要点：(1)语音、语调是否正确，口齿是否清楚；(2)会话的流利程度；(3)表达当中语法是否正确，用词是否恰当，是否符合英语表达习惯；(4)内容是否充实，逻辑是否清楚。

要提高口语表达能力，笔者认为在教学中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加强文化导入，创造浓厚的英语文化氛围。第二，学生要熟练掌握口语，就必须掌握范围广阔的、基本得当的日常用语，以服务于交流目的。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明确自己是会话的主体，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口语的练习中，而不是被动的被老师提问。第三，复述是提高英语口语能力的一条有效途径。学生在复述过程中，将听到、看到和读到的内容经过思维加工，用自己的语言口头表达出来，进行口语实践。最后，教师还可凭借现代多媒体教学手段，运用图像刺激，培养创造想象能力，创造出一个图文并茂，绘声绘色轻松愉快的教学情景。

二、广泛使用多媒体技术

多媒体技术可以保证学生有足够的练习时间和练习量，计算机对他永远是耐心、严格、可信赖的“教师”，这一点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教师能与之相比。同时多媒体系统能为因材施教提供最大限度的可行性。众所周知，不存在毫无因素差异的学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才智、思维方法和学习习惯。教师在课堂上不大可能分别对待，一一照顾，也不可能对症下药地针对每个学生给予不同的作业和辅导。认为课堂集中教学压抑、限制了学生的才能是不无道理的，但是在计算机上每个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能力和意愿选择适合自己水平的难度和速度，用自己感兴趣的材料和方法进行训练，这样能够满足不同听力水平学生的需要。除此之外，多媒体系统还具有即时反馈功能，这不仅能起到核对、督促的作用，而且使学生感到亲切、有趣，增强听力课堂的亲和力，从而使学生产生更强烈的学习欲望。

这种教学模式以计算机网络教学为主，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课堂辅导，对知识要点或存在的问题进行集中答疑或讲解。教师通过互联网和校园局域网进行引导性授教，学生根据自身情况设定学习计划内容，并通过网络与教师进行互动；教师根据学生提交的学习计划建立数据库，并对学习情况进行定期反馈，对学习效果进行量化考核，对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集中式的课堂授教；最后结合传统考试和自动化的网上考试形式，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严格评估和反馈。它便于实行因材施教的教学战略，便于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便于节省教学成本、提高效率，有助于教学管理和教务管理水平的极大提高，充分实现了学生、教师、教务管理之间的立体式互动。

三、鼓励自主学习

大学生拥有较多的业余时间，可利用的课外资源也比较丰富；他们拥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学习目标和职业目标也更加明确，所以他们有充分的自主学习的条件。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通过不断联系和摸索，我认为培养大学生英语自主学习能力可从下列几个方面做起。

1.确立目标，制定计划

教师应担当起帮助者和监督者的角色，指导学生根据自己的英语基础、能力水平、个人兴趣、专业特点和未来发展的需要制定学习目标。

2.学习并运用学习策略

目标制定出来之后，就要付诸实践，采用适合自己认知特点和学习风格的方法和策略非常重要，正如研究者坎迪所说：“如何学和学什么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学习者所采取的总体方法将极大地影响他的学习结果”。因此，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对英语学习中的强项和弱项进行自我诊断；让他们对自己熟悉的策略和新习得的策略进行比较、试验；让他们自己决定以什么策略完成一项学习任务；给他们机会尝试将以往的成功策略用于新的学习情景。这些对学生更多地控制自己的学有益处。策略渗透最好在英语课堂上长期进行，针对学习内容和学习活动随时给学生介绍相关策略，并指导和监督他们使用，同时对个别学生进行个别指导。需要注意的是，策略培训的最终目标是让学生有自觉的意识使用策略，知道在何时使用何种策略，而不是以传授具体的策略为重点，因为它们可能难以穷尽。

综上所述，在教学中教师应该合理运用教材及各种信息，因材施教，通过不同方式把课内外英语学习结合起来，让每一个学生都投入到活动中去，让他们真正成为知识海洋中探寻知识的快乐使者。

参考文献：

[1]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工作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Z].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高远，周流溪等.高校英语教学改革笔谈之二(四篇)[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

自媒体论文篇6

（编者提示：人教版自然第7册第4课 金属）

自然是小学阶段一门综合性的基础学科，它担负着向学生进行科学启蒙教育的任务。

当前，课堂教学设计的改革仍然是教学改革的关键。如何促进课堂教学结构各个要素之间的有机结合，促进小学生认知心理和智力的和谐统一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地对课堂教学设计进行探索和研究。

进行课堂教学设计，是将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各个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让其发挥最佳的教学效果。各个要素间相互联系形成系统的教学结构，不同的课堂设计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在小学自然教学活动中，运用“教师、媒体、学生”三维双向反馈构成的信息交换系统促进课堂教学的优化组合，这一系统反映了主导、信息、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课堂教学设计必须考虑教师的教学活动，学生的学习活动，教学媒体的选用等方面的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现以《金属》一课的教学设计为例，谈谈小学自然课堂教学设计。

一、教师的教学活动设计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教师要避免单纯地靠一本教科书来灌输知识，必须把它转化为利用投影、实物、标本等多种教学媒体启发、引导学生掌握知识。通过教师的引导、主持、评价来激励和指导学生学习，完成教学任务。

1、指导观察，分组实验。教师首先要展示四幅反映实验内容的图片，指导学生仔细观察，然后让学生进行分组实验，寻找铜、铁、铝的四个共同特征，激起学生的求知欲。

2、启发引导，设计实验。教师要善于借助实验提出问题，启发学生根据已经掌握的第一组实验方法自行设计第二组实验，研究木棍、粉笔、瓦片与铜、铁、铝不属于同一类物体。这样，由浅入深地引导学生开动脑筋，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

3、组织讨论，归纳总结。在学生已经完成两组实验的基础上，组织学生分组讨论，金属有哪些共同特征。这样，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调动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各实验小组讨论完毕之后，教师进行归纳概括，总结出金属的共同特征。

4、强化记忆，扩散思维。为了进一步掌握金属的共同特征，教师运用了投影与实物相结合的教学手段，让学生从多种物体中辨别金属，既做到了新授知识与生活实践相结合，同时，也扩散了学生的思维，使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得到了提高。

教师的主导作用在教学活动中主要是通过指导学生分组实验、激发学习兴趣、启发设计实验、组织观察讨论、归纳概括总结、强化记忆、扩散思维等活动中完成。

二、学生的学习活动设计

学生是课堂教学活动的主体。在自然课的教学活动中，应该通过学生多动手、多动脑、多动口、亲自动手参与做实验的活动，使学生更加热爱大自然，喜欢到大自然中去观察、分析、探索、研究，学会进行科学试验的本领，使学生在课堂教学中成为真正的主体。

1、观察思考，分组实验。学生对教师展示的四幅反映实验内容的图片进行认真细致地观察，并大胆地进行实验。

2、自行设计实验过程。学生由第一组实验获取的知识联想与第二组实验之间的关系，然后各实验小组展开讨论，自行设计实验过程进行实验，汇报实验结果。

3、小组讨论，大胆发言，由于学生在获取两组实验结果的基础上，掌握了知识，有话可说，就会踊跃回答教师提出的各种问题，主动参与实验小组的讨论，发表自己的见解，从而形成一个课堂教学高潮。

4、运用概念辩别金属。众所周知，教学目的就是要使学生熟练掌握知识，在自然课《金属》中，教学目的之一，就是要求学生学会识别金属，由于教学活动组织得充分，学生掌握了金属的特性、共性，根据金属的共性、特色，学生能够很快从多种常见的物体中辨别出金属，并说出辨别的方法，教学目的实现就成为一种可能 。

5、阅读教材，提出质疑。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认真阅读教材，及时发现问题，提出质疑，并在教学活动中，不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以掌握新授知识，完成教学任务。

学生的主体作用在教学活动中主要是通过阅读教材、提出质疑、分组实验、观察思考、设计实验、小组讨论、大胆发言、辨别金属等活动中完成。

三、教学媒体选用的设计

教学媒体是传递教学信息的载体。在教学活动过程中经常要用语言、板书、挂图、模型、实物以及幻灯、投影、录音、录像等来传递教学信息，它们都是必不可少的教学媒体，具有生动、形象、感染力强等特点，适合小学生的年龄特征。合理的采用媒体既可以丰富教学内容，又可以开扩学生的视野，充分调动学生的视觉器官和听觉器官，能够极大地提高感知效果，有利于对知识的理解和巩固。

自媒体论文篇7

关键词：传媒经济 理论结构 广播电视 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我国城市广播电视传媒现在的结构模式基本上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渐形成的。具体来说，1983年，国家广播电视部根据党的第十二届代表大会的要求，召开了中国第十一届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提出了“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开展多种经营”和“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方针。现在，我国的城市广播电视传媒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发展起来的。可见，第十一届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既是我国广播电视传媒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我国广播电视朝着产业化方向发展的一盏指路明灯。正因为这样，第十一届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以后，一方面是广播电视广告业得到了发展，另一方面是由于报业经济理论研究的率先起步促进了广电人把广播电视经济研究提到了议事日程，并于1984年开始了“广播电视经济”的研究。到1990年，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经济理论体系的雏形已基本形成，但是真正科学的、完整的中国广播电视经济理论体系以及结构模式是在2000年以后逐渐形成并快速发展。

一、广播电视经济理论结构模式

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经济理论结构模式与我国的宏观传媒经济理论结构模式一样，它们是一个共同的整体，所谓广播电视经济理论结构模式也就是我国的传媒经济理论结构模式。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三十多年间，在我国传媒人的共同努力下，我国“1+2+1”的传媒经济理论结构模式已基本形成。其中的第一个“1”是指传媒经济中枢理论，“2”是指传媒经济造血理论与传媒经济输血理论，第二个“1”是指传媒经济纳新理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依据“1+2+1”的传媒经济理论结构模式的要求更快、更健康地发展我国的整体传媒文化产业。

传媒经济理论系统涵盖的十大基础性理论是引领我国传媒经济发展的核心理论、路标性理论。这十大基础性理论主要是：传媒二重性理论、传媒生产力理论、传媒结构理论、传媒产业资源理论、传媒产业经营与管理模式理论、传媒产业集团化理论、传媒资本运营理论、传媒多种经营理论、传媒市场营销理论、网络经济的本质理论等。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1+2+1”的传媒经济理论结构模式。

传媒经济理论基础体系中的传媒二重性理论、传媒生产力理论、传媒结构理论、传媒产业资源理论等四大理论系统相互作用构成了传媒经济中枢理论。传媒经济中枢理论是一种引导性理论、灵魂性理论、宏观性理论、聚集性理论、共享性理论、中心性理论、主导性理论，它一方面告知传媒人应该如何科学认识传播媒介和科学开展传媒经济活动以及其他的相关活动，另一方面又告知传媒人应该如何科学感悟传媒现象和自己的传媒行为。传媒经济中枢理论是阐述传媒的性质、功能、走势等传媒的重大理论问题，不是阐述传媒运作的具体技巧，但是它可以引导传媒人通过自身对传媒经济中枢理论的感悟而创造出具体的、具有特色的传媒经济的运营技巧。

传媒经济理论基础体系中的传媒产业经营与管理模式理论、传媒产业集团化理论、传媒资本运营理论、传媒多种经营理论等四大理论系统相互作用构成了传媒经济造血理论。血对于人体是何等的重要，同样，对于传媒产业来说，它的生存和发展同样需要“血”。传媒产业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血”是从哪里来的呢？简单地说是从传媒产业经营活动中来的，若从理论的角度来说，它是由传媒人在传媒经济造血理论的引导下创造出来的，是以传媒产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传媒经济输血理论――传媒经济理论基础体系中的传媒市场营销理论。传媒经济输血理论与传媒经济造血理论是传媒经济生命理论链条上的两个环节，传媒经济造血理论是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传媒产业如何创造价值（造血），传媒经济的输血理论是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传媒产业如何实现价值（输血）。传媒经济输血理论是从医学中的“输血”理论发展而来的一种新理论。输血理论是当代医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它包括采供血理论和输血理论两个部分。传媒经济输血理论的实质就是借鉴医学领域中输血理论提升传媒市场营销理论的地位和作用，它的任务主要是：（1）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传售各类传媒产品；（2）监督和检查传媒产品的质量；（3）实现传媒产品的价值，保证传媒产业功能和传媒事业功能的实现。

传媒经济纳新理论――传媒经济理论基础体系中的网络经济的本质理论。传媒经济纳新理论是根据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常态现象以及传播媒介生存、发展、壮大的实践要求形成的一种理论。我国有一个成语，即吐故纳新，其原意是指人呼吸时，吐出浊气，吸进新鲜空气。后来，人们常常把扬弃旧的、吸收新的行为称为吐故纳新。一个组织要永葆青春，就应该不断地吐故纳新。同样，传播媒介作为一个实体也必须吐故纳新，只有这样传播媒介才能永葆青春，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才能充分地、更好地发挥传播媒介的作用。但是，传播媒介的吐故纳新既是一般意义上的吐故纳新，又是具有传播媒介特点的吐故纳新。所谓具有传播媒介特点的吐故纳新，主要是指传播媒介实体应根据传媒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调整那些不适应传媒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传媒生产关系，绝不是取消某些传媒实体。比如我国的报刊、广电等传统传媒可以借用网络技术和网络传媒的孵化器作用，推动传统传媒实施吐故纳新，一方面提高了传统传媒的网络技术含量，实现了传统传媒的吐故纳新，另一方面借用网络技术实现了整体传媒文化的融合，为推动我国整体传媒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全方位地发挥整体传媒文化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做好了传媒体制上的准备。

二、广电经济理论结构模式形成过程

（一）广播电视经济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广播电视传媒始于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到现在可区分为两个阶段：1.广播传媒单一事业功能发挥作用阶段。1940～1980年的40年间，我国广播传媒和1958年5月1日开播的电视传媒（1958～1978年称为北京电视台，1978年后改称中央电视台）只执行单一的事业功能，否认广播电视传媒的产业功能。2.广播传媒事业功能与产业功能共同发挥作用阶段。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率先播出了中国大陆第一条电视广告以后，我国广播电视传媒在功能上开始由单一的事业型功能转变成为两种功能――事业功能和产业功能。可见，我国广电人对于广电传媒二重性的认知是从认知广电传媒的事业功能和产业功能开始的。广电传媒的事业功能和产业功能是一种传媒现象，广电传媒二重性是传媒本质的体现。根据认识论的本质要求，人们对于任何事物的认知都是从其现象开始的。可见。广电人对广电传媒二重性的认知过程，是认识规律的一种体现。

随着广播电视传媒产业功能作用的发挥，在广播电视传媒领域内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广电经济学理论开始萌芽。1979年初，当我国的电视传媒广告经营问世以后，电视传媒产品经营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为了保护具有中国特色的广电经济的萌芽，1979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明确肯定了传媒恢复广告的做法，并作了具体规定。1979年12月，中央电视台开办了《商业信息》节目，开始集中播送国内外商业广告信息。1980年1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该台有史以来的第一条广告。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均先后开办或恢复播出广告节目。

在此情况下，人们对广播电台、电视台能否创收（即经营收入）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传统观念开始动摇。正当广电人困惑和徘徊的时候，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于1983年3月13日～4月10日在北京召开。会议认真总结了第十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的经验，讨论和确定了广播电视传媒改革的基本方针，会议指出：要“自己走路”，要“以宣传为中心”，要“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要“四级办节目、四级混合覆盖”，要“开展多种经营，广开财源”，开创了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1985～1991年的六年间是我国整体传媒经济元素发现最多的六年，也是广电传媒经济发展最快的六年。在这六年间，就传媒经济元素问题学术界进行了认真讨论，进而科学地确定了哪些是传媒经济元素，哪些不是传媒经济元素。比如新闻就不是传媒经济元素，它是新闻学的核心元素，但是，也是发展传媒经济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六年间，在广电传媒经济理论上确定了广播电视也是生产力理论、传媒二重性理论等传媒经济理论元素；在广电传媒实践上，于1986年12月15日，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经广播电影电视部和广东省委的批准成立，其办台方针是：“大众型、信息型、服务型、娱乐型”；呼号为：“珠江，珠江，珠江通四海，经济第一台！”从此时起，中国大陆第一个直播电台――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用全新的广播方式开始了播音。1990～1993年，我国相继成立经济广播电台14家、经济电视台10家、有线电视台12家。

1992～1995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广电传媒开始进入了市场。

1996～2002年，中国传媒经济理论博弈进入高潮。1996年5月29日，全国首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事业集团宣告正式成立，并宣布从即日起中国传媒业走上了集团化发展的道路，同时在传媒理论界也开始了中国传媒集团应该是产业性还是事业性的博弈。1999年6月9日，中国第一家城市广电集团――无锡广播电视事业集团宣告成立，此后，中国传媒集团性质的博弈进入高潮。2000年12月27日，中国第一家省级广电传媒集团――湖南广播影视事业集团宣告成立；2001年12月6日，中国最大的传媒事业集团――中国广播影视集团挂牌，标志着我国广播影视事业管理体制和事业性运行机制“重大改革”的全面展开，广播影视事业集团化运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003年以后，一方面广播影视事业集团的弊端日渐暴露，另一方面广播影视产业的优势在“夹缝”中有了一定的发挥。为了促进广播影视产业的发展，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明确提出“产业化年”的口号。2005年1月，广电总局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不再组建广播电视事业集团，对已组建的广播电视事业集团改为“总台”，同时对“总台”进行“产业化”改革，并恢复了建立“制播分离”制度的政策。2005年以后，广电总局没有审批一家广播电视事业集团，但是有相当多的省市成立了与“总台”并行的“广播电视台”。2010年，国家广电总局批准安徽、黑龙江、湖北等省成立了网络广播电视台。现在，我国的广播电视传媒正朝着传媒融合化、一体化以及整体文化的方向稳步健康地发展。

（二）广播电视经济开始走向成熟

我国广电传媒经济同我国整体传媒经济一样，是逐步走向成熟的。

1.广电产业经营已市场化。自1978年以来的三十多年间，我国广电传媒产业从“无”到“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再到产业化经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在它的变化过程中，我国广电传媒人创造了许多广电产业经营市场化的经验，其中有两种广电传媒产业经营的经验是一定要写入传媒经济发展史的，因为它体现了广电产业发展的一种规律。这两种广电产业经营的经验是：一是由央视传媒人创造的黄金传媒资源广告招标式的广电广告产业经营模式；二是由湖南广电传媒人创造的用广电经济活动塑造企业形象的传媒产品经营模式。

2.广电传媒经济政策已逐步走向完善化、科学化。从整体传媒经济来看，比较完善的、科学的传媒经济政策体系已基本形成，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科学实施这些政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多年间，如果把我国制定的传媒经济政策细分一下，大致可分为四类：其一，辅助类政策，即新中国建立初期，为解决报纸所需资金短缺问题所采用的政策；其二，事业类政策，即1956年我国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22年间制定的关于传播媒介的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其三，“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类政策，即1978年国家财政部批准的《人民日报》等八家在京新闻单位可试行的一种办报模式；其四，产业类政策，即在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类政策的博弈中以渐进式态势逐渐走向完善化、科学化的传媒产业政策。这类传媒产业政策体系的形成大致可区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83年中央37号文件确定的“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二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定；三是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十报告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一条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之路的论述。十年来，我们在认识上的一大突破就是将文化区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双轮驱动，两手抓，两加强等，并在党的重要文献中，全面阐述了我国传媒文化产业政策。

3.广电经济理论已体系化。基于整体传媒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广电经济理论也已体系化。所谓理论体系一般是指基于某一公理的演绎。传媒经济学是一门社会学科，它的理论体系就是基于传播媒介的特点和运营规律而形成的一种被社会认可并能指导传媒组织或机构实体依据传媒运营规律持续发展的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传媒经济理论基于的一种“公理”。对于传媒来说，这一“公理”就是传媒二重性理论，它是实现传媒经济平衡发展的支点理论。不管是人类社会还是自然界，只要发展，就必须保持平衡。因此，保持传媒活动各要素的平衡、有效开发传媒资源是传媒人追求的基本的价值目标。但是传媒活动各要素的平衡是相对的，是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传媒人为了促进传媒业的发展，必然追求新的传媒平衡并努力保持这种平衡，因为平衡可以表明传媒业已实现了一定意义上的统一、和谐、一致，标志着传媒业已在原有平衡的基础上，经过平衡与不平衡的博弈进入了一个高水平的平衡。传播媒介同其他事物一样，就是不停地从不平衡进入平衡，循环往复，进而促进传媒业的发展。可见，传媒经济理论体系化必须具有三组基本的传媒经济理论系统，即传媒二重性理论系统、传媒资源理论系统、传媒平衡管理系统。传媒经济理论体系内的这三组基本理论系统的科学结合度是决定传媒产业发达度的重要因素，也是检验传媒经济是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指标。

4.广电经济活动制度化。长期以来，我国的传媒制度是单一的、“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特别是广电传媒更加强调公有制。后来，随着我国传媒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和发展，除在传统传媒领域仍然坚持公有制外，在新兴传媒领域采取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

就传媒经济活动制度来说，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传媒经济活动的主体已经多样化，既有公有制性质的实体，又有集体性质的实体和个人。但是大部分传媒经济活动是由传播媒介主办和发动的。

就传媒管理体制来说，当前的传播媒介基本上是以事业性管理为主，产业性管理所占的比重还不大。但是，从传播媒介的发展趋势来看，传媒文化产业在整体文化产业中的主体地位决定其产业化管理所占的比重将会增大。具体来说：（1）报业传媒将实施“三分开”的管理体制，即产事分开、产政分开、管办分开。通过“三分开”的管理体制的实施，一是改变报业的高度垄断状况，二是纠正“千报一面”的现象。从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开始实施“三分开”管理体制以来，虽然推广较慢，但是效益还比较理想，因为“三分开”的管理体制，有利于报业尽快转企改制，有利于更充分地调动报人办报的积极性，有利于更好地利用报业资源，有利于改变过去“千报一面”现象，是报业传媒体制改革的最佳途径。（2）广电传媒应实施“制播分离”制度，这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业界率先提出来的改革设想。经过18年的反复实践，证明这是广电传媒实施管理体制改革的最佳选择。（3）我国的网络传媒应建立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结构，实施传媒产业化经营，充分调动各类网络传媒的积极性。

总之，根据我国传媒产业制度的特点，要解决当前我国传媒产业机构中存在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经营好公有制传媒产业的同时，支持和扶植民营传媒产业公司的发展，以便更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促进我国传媒经济的发展。

5.广电传媒经济教育规范化。传媒经济理论作为一门专业课走进大学课堂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其中作为一门知识课较早走进大学课堂的应该是《广播电视经济学》。所谓广电传媒经济教育规范化就是说《广播电视经济学》作为一门新专业不仅已经走进大学课堂，而且从1995年起，我国的一些高校已根据国家教育部的统一规划开始招收传媒经济学类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2002年，中国传媒大学还招收了我国第一位传媒经济学博士后。从此，传媒经济学就成为我国高校的一门常设课程，既有规范化的《传媒经济学》专业课程设置，又有相应的《传媒经济学》教材建设，传媒经济教育已被纳入到了我国规范化教育的行列。

三、未来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模式

基于我国已形成的广播电视经济理论结构模式和我国广播电视经济开始走向成熟的传媒环境，未来我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应该是：建立整体文化框架下的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模式，即树立科学的整体文化观，深化城市广电传媒体制改革，加快实施转企改制，促进广电传媒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城市广电传媒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这是我国未来城市广电传媒发展的一种科学的发展模式，只有从整体文化的角度和整体传媒文化的视野去改革城市广电传媒、去发展城市广电传媒，我国的城市广播电视传媒才能够快速发展，才能够大发展，否则，企图把城市广电传媒做强做大是不现实的。现在，根据我们党和国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深化整体传媒文化体制改革的社会环境、技术环境、政策环境、理论环境都已具备。对于我国城市广电传媒来说，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抓住机遇，既要在宏观上弄清楚我国“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大好形势，又能从本地实际出发，科学地实施转企改制，不断“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这样，不久的将来，一个具有中国整体文化特色的新的城市广电传媒将会出现在世人面前。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战略思想，它一方面科学地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对于文化体制改革以及文化管理体制、文化生产经营机制、文化法制建设、文化市场培育等都作了全面部署；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命题，并把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首次作为中央全会的议题进行了讨论；党的十再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一定“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已进入了快车道，有关“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战略思想日渐明确，推动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政策日渐完善。这种宏观的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已为深化我国传媒文化体制改革、解放传媒生产力做好了准备。

从文化和文化产业理论的角度来看，人们不仅在思想上认识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在理论上弄清楚了文化也是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弄清楚了要增强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就必须推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就必须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就必须大力发展重点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传媒文化产业。

任何一种传媒产业都是传媒文化产业，都是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支柱性文化产业，其发展受着两种力量的支配，即受传媒发展规律的支配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支配，特别是受传媒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支配。传媒经济活动是所有传媒活动基础，因此，传媒经济的发展同样受传媒发展规律的支配和社会生产力以及传媒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支配。作为传媒发展规律对于传媒经济的支配力量是永恒的，但是传媒发展规律对于传媒经济活动的支配力度是同传媒人对于传媒发展规律的认知度和驾驭度相联系的。那就是说，传媒人对于传媒发展规律的认知度越深、驾驭度越娴熟，传媒经济发展就快些，反之，传媒经济发展的速度就慢些。但是，还应该明白：从总体上来看，不管传媒人对于传媒发展规律的认知度如何，传媒发展规律对于传媒经济的支配作用是不会改变的，这是真理，是不可怀疑的。作为社会生产力对传媒经济的支配力度通常是指社会生产力对传媒经济的影响力，其核心是传媒自身的力量，即传媒文化生产力或传媒技术的作用力。比如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不仅产生了许多新传媒，而且也促使传统传媒焕发了“青春”，衍生了新的生命力。现在，我国的传媒经济在传媒发展规律和社会生产力的支配下，不仅得到了健康、快速的发展，而且它正在促使我国的分散性的传媒文化、“独立”性的“传媒小文化”朝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整体传媒大文化的方向发展。分散性的传媒文化造成了我国传媒文化机构“林立”和在传媒资源利用上的浪费；“独立”性的“传媒小文化”造成了传媒实体的“小而全”“大而全”和“重复建设”，严重影响了整体传媒文化功能的发挥。造成我国传媒文化的分散性和“独立”性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于我国的传媒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渐进性，二是由于观念更新的滞后性。传媒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渐进性造成了我国长期的单一纸传媒文化独占鳌头的传媒文化模式，不会与新传媒合作，更不会与新传媒分享传媒资源，于是，当一种新传媒产生以后不得不另立炉灶，实施分散化独立运营。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新传媒越来越多，形成了我国目前多传媒并存的局面，或者说是多传媒割据的传媒结构。观念更新的滞后性造成了我国传媒文化组织职能发挥的局限性和组织职能的相互制约性，使本来就具有局限性的我国传媒文化组织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内耗，既影响着传媒文化组织职能的发挥，又影响着我国传媒文化的发展。根据我国传媒文化体制改革实践提供的经验，要改变目前我国传媒文化现状，必须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基本精神，不断提高传媒融合的品位，在实现传媒高层业务融合的同时，积极推进传媒文化机构之间的融合和传媒文化机构与相关宏观文化机构的融合，逐步改变我国分散性传媒文化和“独立”性“传媒小文化”的现状，努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文化”，即整体文化。

实现分散性传媒文化和“独立”性“传媒小文化”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整体“大文化”的转变，是传媒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聚合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的结果，也是未来我国传媒经济理论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过去，对于传媒文化经济与我国宏观文化产业经济的关系问题研究的较少，只是在传媒经济学体系的研究中、在传媒经济整体理论体系的研究中以及传媒经济发展走势的研究中，对于整体传媒文化经济的发展及其在我国宏观文化产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理论分析，其目的是为了给未来我国传媒经济的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从现在起，特别是党的十以后，传媒经济理论研究的任务是：在已创立的传媒经济基础理论的基础上深化研究整体传媒经济理论和文化产业经济理论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用科学的“大文化”观统率传媒经济理论研究、指导传媒文化经济理论研究，从“大文化”的角度去解决传媒文化经济活动中的一切问题。这既是传媒经济理论研究的重心，也是我国传媒经济运营的重心。

城市广电传媒是我国广电传媒产业的基础性产业，它具有数量多、差异大、资源丰富等特点，它既是我国城市文化事业的主力军，又是我国城市文化产业主体产业。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我国整体文化实力和竞争力过程中，城市广电传媒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建立整体文化框架下的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模式，无论是对于整体广电传媒文化的发展，还是对于整体传媒文化的发展以及整体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因此，要建立整体文化框架下的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模式，当前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其一，在思想认识上，一定要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把握文化、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把握我国已形成的广播电视经济理论结构模式和我国广播电视经济开始走向成熟的传媒环境对于建立整体文化框架下的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模式的意义；把握传媒生产力就是传媒文化生产力，它是我国文化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在理论上，一定要明确城市广电传媒文化产业是我国文化产业的主体产业，是实现城市传媒资源整合的一种主导性力量。

其三，在资本运作上，一定要面向资本市场，充分利用传媒文化产业的技术含量高、产业链长、盈利点多、资源广泛等优势，有效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促进城市广电传媒文化产业的发展，提高社会资本的利用率，满足社会投资者的需求。

其四，在广电传媒产品的经营上，一定要提高传媒产品品牌的影响力。广电传媒产品经营者可以借助于传媒产品品牌的力量占领市场、获得盈利，促进广电传媒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提高传媒产品品牌的影响力，必须强化品牌策划，必须打造那些具有本地特征的传媒产品品牌，打造那些贴近本地受众文化心理和审美诉求的传媒产品品牌，用这些品牌产品提高城市广电传媒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其五，在城市广电传媒资源开发策略上，一定要注意其层次性，既要重视对重点资源的开发，又要避免对资源的浪费；一定要注意提升城市广电传媒文化产业的规模化，这是实现城市广电传媒优势资源科学开发利用的关键。

自媒体论文篇8

[关键词]日本媒体；独特性；NHK；启示

今年1月25日，NHK新任的会长井胜人在就职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声称：“慰安妇哪个国家都有”、“国家让你向东你总不能往西吧？”NHK经营委员长谷川三千子、经营委员百田尚树也先后发表“不存在什么南京大屠杀，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才是大屠杀”之类的言论。井等人言论一出，立即让东亚各国感到震惊和愤怒。作为日本主流媒体的NHK，其主要负责人的言论极具挑衅性，高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侵略行径，践踏了亚洲其他国家形成的有关二战历史的共识。

美国也对NHK高层的言论表示失望。美国驻日大使馆发言人为此事专门发表谈话，指责百田尚树“没有常识”。美国政府希望日本有责任的人物不要发表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言论。2月25日，NHK电视台10名理事集体辞职，新任会长井胜人也确定即将辞职。“NHK信任危机”终于告一段落。

对于“NHK新高层言论事件”，仅从道义上、情绪上进行批评还不够，我们需要对日本媒体的独特性进行分析，探求该事件的发生是建立在怎样的文化土壤上。

一、日本媒体的独特性呈现

（一）法律保障媒体言论自由，但政府又直接或间接控制媒体。1950年，国会在盟军的压力下通过了有关无线电管理的“电波三法”，强制广播电视向民间开放，保障广播电视的言论自由。然而，媒体向民间开放并没能让媒体变得公正，今天的主流媒体NHK日渐右倾化。尽管《广播法》规定政治人物不能干涉媒体的独立性，但安倍首相安置自己的拥趸主掌NHK，操纵媒体。《日本经济新闻》评论道，安倍政权动摇了NHK的公共性。

（二）日本媒体市场化程度高，垄断性强，资金雄厚，但国际化程度低，对外传播力不足，国际传播理念较为落后。高度的垄断使得日本5家主流纸媒的发行量占到全国发行量的一半还多，广播电视也只有5家在竞争。尽管背靠强大的资本，日本却没能在对外传播能力和国际话语权上占据和英美媒体一样的地位。我们能听到来自日本媒体的声音少之又少，日本媒体的国际化之路充满波折，未来的国际化前景也不明朗。

（三）在资本运作上，国内垄断资本占绝对主导，极少进行跨国经营，国际资本很少投资日本传媒市场。除时代华纳、新闻集团微量投入日本有线电视网络和卫星电视，欧美大公司没有在日本传媒业投资。[1]

（四）日本纸媒整体风格偏向严肃，未呈现英美国家精英媒体和大众媒体明显分化的态势。英美纸媒在商业化演进中出现分化的现象，英国和美国的高级报纸和大众的报纸在读者定位上有很明显的区别，但对于日本报纸而言，这种定位非常模糊。

（五）纸媒发行量极高，受新媒体冲击相对不大。2006年，日本日报发行量就已经高达6970万份，千人拥有量680份，居世界第二。媒体广告收入6万亿日元，也居世界第二。[2]

二、独特性呈现的原因

（一）强权政治下缺少独立自由的土壤。日本现代媒体事业起步很晚，其发展历程伴随着明治维新的改革进程。明治维新是日本统治阶级在西方文明影响下，主动实施改革、全面西化的历程，西方的现代新闻事业和新闻理念在改革中迅速被日本复制。

现在新闻事业的产生既要有言论自由的理念，也要有市场经济的物质条件，但这两点日本都不具备，这种西方文明的产物到东方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变异。现代媒体事业被引进日本后便立即为国家控制，纳入天皇专制的轨道。言论从开始就被严格控制，新闻界的产生和发展没有言论自由的土壤。1918年出现的 “白虹贯日”事件就是政府对新闻界的惩罚，这是日本新闻史上最为严重的笔祸，争取言论自由的新闻界从此开始向当权者屈服。

政府对媒体地控制在侵略战争中最为明显，公共广播媒体NHK完全被军部利用。NHK的成立正好赶上了日本社会开始军国主义化的昭和时代，公共媒体成为战争的帮凶。在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的战争中，HNK为日军通过节目形式传递密码，而同为公共传播机构的BBC并没有被英国政府控制，BBC在战争中始终保持中立，甚至对英军都从来没使用过“我军”这样的称呼。[3]

战争结束后，盟军占领日本。麦克阿瑟将军强力推行“电波三法”，日本才不得不开始保障言论自由。

（二）财阀大量投入让传媒迅速走向垄断。日本媒体的迅速发展不是因为自身在市场竞争中成为竞争主体，而是得益于战后日本经济的井喷式发展。日本的财团掌控大量资本后开始投入媒体，控制媒体的言论，媒体自有的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少之又少。

媒体资本的结构造成日本媒体在没有经历自由经济时代下的竞争式发展，直接进入垄断阶段。刚刚从政治控制中解脱出来的日本媒体又开始为资本所控制。所谓的兼并和竞争，无非是披着媒体的外衣下各大资本财团之间的竞争。也就是说，日本媒体强力发展的背后是经济的狂飙和资本的兼并。

媒体的垄断式发展客观上也阻挡了国际资本进入日本传媒业和自身的国际化。战后，尤其是60年代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经济总量激增，报纸的发行量、广播电视的覆盖率随着国民日益富裕迅速上升。日本媒体在经济总量已经可以和西方媒体相匹敌。日本媒体在西方媒体开始集中化、商业化、全球化之前，就已经在规模上发展得很强大，财力十分雄厚，市场化程度很高。这无疑给本想试图进入日本市场分一杯羹的西方媒介资本增加难度。尽管在随后的几十年，西方各大媒体相互渗透，采取兼并、联合的方式进行跨国经营，但日本媒体始终能保证几乎所有的媒介资本都为自己控制。

同时，由于日本媒体资本都是国内的垄断产业资本，而这些资本进入的目的是控制媒体而不是发展媒体，所以对外投资、主动创新的动力明显不足。在外来资本难以进入、本土资本也无力流出的条件下，日本媒体俨然成了强大而孤独的巨人。

（三）“非主流”的文化环境。传媒产业同样是作为一种文化产业而存在。媒体毕竟不是汽车，很难做到跨文明传播。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非西方文明国家。日本虽然在经济和科技上跻身西方国家行列，但其文化在国际文化舞台上仅属小众文化。

日本文化中的集体观念、等级观念、隐忍性格等和占据主导地位的、强调自由平等的西方文明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同样表现在传媒产品之中。西方媒体极少关注日本，人们也难有动力主动通过日本媒体理解日本文化。再加上日语在世界上只有日本一个国家使用，学起来困难，使用的几率小等原因，导致这些天然的和人为的壁垒阻碍着西方人了解日本。另外日本主流报刊文字仍是以竖版为主，横竖结合的排列，这让绝大多数国家的读者难以习惯。

这样，背靠小众文化，秉持独特价值观，使用独特语言，经营上高度垄断化、资本化的日本媒体就成为发达国家媒体中一片既独特又独立的风景。

（四）独特的企业管理模式。作为企业的日本媒体在经营管理方面也有独到之处。这在报纸发行制度上体现最为明显。日本国土狭小，城市化率极高，人群居住密集，受教育程度高，这给报纸发行提供了便利条件。日本媒体企业独创的宅配制发行制度、再贩制度和营业权制度使得报纸发行规范化，为读者提供便利的阅读条件。[4]日本的报纸发行系统最具典型性地体现出注重细节、完善服务产业链、培养忠诚度等独有的企业文化。

日本企业的管理体系的层级制也使得日本媒体整体创新力缺乏，自我改革的动力和进程相对缓慢。日本媒体管理层一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行事古板，接受新事物（新媒体）缓慢。在信息化浪潮中，日本在新媒体创新上落后于欧美国家。不仅在媒体领域，前些年日本手机产业败退中国市场也体现出这一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日本社交媒体在近些年发展比较迅速，但对传统媒体的冲击与欧美相比不算严重。这是因为日本传统媒体有众多的信息源来保证内容的质量和可靠性。同时，日本拥有健全的著作权法，对媒体内容的转载权有严格的规定，新媒体难以在内容质量上对传统媒体造成冲击。在日本的社交媒体中，私人的情感交流的信息居多，很少涉及时政和社会信息。这种格局使得日本各类媒体少有功能重叠的现象，传统媒体和新兴的社交媒体各自都有自己的定位，传统媒体的核心竞争力还未遭到造成根本性冲击。

三、“NHK新高层言论事件”个案分析

NHK是公共广播机构，其运营费用主要是来自听众交付的“受信料”，一般是一个同居家庭为一个合同单位，每月的电视费用为1275日元（约合75.8元人民币），卫视为2220日元，这个收入占了NHK收入的最大部分。以2012年为例，NHK全年收入的6997亿日元中，受信料收入是6725亿日元，占到了总收入的96.11%。尽管NHK的经费是自己收来的受信料，但是如何使用这些钱的预算却要经过国会的批准，如果国会不喜欢NHK的立场，只需要在预算的通过程序上玩弄一下小动作就能让NHK吃不了兜着走。[5]

NHK受到控制主要是人事方面。NHK是由一个12名成员组成的“经营委员会”主管运营事宜，这12位经营委员由首相在得到众参两院同意之后任命，任期3年，会长必须得到首相任命和议会多数通过。所以NHK实际上并没有做到完全独立，政府可以用各种迂回的方法控制NHK。NHK近期的人事变更以及新高层的言论都具有安倍色彩，新上任的新社长井胜人、经营委员长谷川三千子、经营委员百田尚树实际上都是安倍首相的心腹，右翼政客在几十年里从未放弃过改造NHK。许多业内人士指出，高层的言论已经影响了节目制作。日本上智大学媒体学教授田岛泰彦认为，NHK现在已经逐渐偏向政府并且越来越忽视核实的责任。

在国内的一家独大和在国际上的懦弱无力是以NHK为代表的日本媒体的真实写照。近期“NHK新高层的言论事件”表明，标榜中立的NHK实际上既受国内资本和政治势力的控制，也要面对外界声音的谴责，而来自外界的反对声音既是对该机构言论不负责的惩罚，也是对日本媒体世界话语地位的真实检验。不难看出，日本主流媒体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羸弱，与其作为发达国家的国际地位严重不符。在这种情形下，随意发表歪曲言论必然要承受国际主流话语排挤的压力，让自己陷入“话语孤立”和“文化孤立”。

四、教训与启示

日本的媒体的发展史是在西化的外壳下，被政治势力和垄断资本控制的发展历史。日本媒体高度垄断化而低度国际化，资本雄厚却影响力薄弱的现状主要是由自身的历史文化原因造成的。日本媒体急需在全球化时代，特别是在“NHK新高层言论事件”后，思考自身未来的发展道路。日本新闻界需要意识道，经济强大不代表话语权强大，财力雄厚不等于影响力广泛。徒有巨额资本和高科技的日本媒体，在国际话语平台上也难逃被冷落的命运。

当下日本媒体需要吸取现实教训和历史教训，重新对媒体进行整改。要鼓励大量社会资本、民间资本进入媒体，只有媒介资本的多元才能保证媒体言论的自主、多元和平衡。日本媒体走出去应该需要借鉴日本动漫产业的发展道路。同为文化产业，日本动漫产业远比传媒产业在国际上有影响力。其中根本原因是动漫作品能把视角放眼世界，把素材选择放眼全球，尽可能摆脱资本的控制，秉持全人类都认可的价值观，用日本眼光借助动漫的形式去思考全人类的问题。以吉卜力工作室为代表的日本动漫产业始终向世界的观众呈现鲜活的作品。例如早期的《天空之城》探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获得2001年奥斯卡最佳动画奖的《千与千寻》是对人类贪婪行为、拜金问题、心灵问题的思考。这些全人类都关注的问题被宫崎骏用日本式动画的方式加以讨论，获得世界观众的普遍认可。日本媒体走形世界也需要找到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共同话题，构建能与世界和谐对话的渠道，再用日本民族的风格表现出来。

与日本文化相似的中国正处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中，在全球化进程逐渐加深的时代，中国的发展需要有利于自己的国际话语环境。中国在近些年一直在争取国际话语权，而主流媒体是话语权输出的重要渠道。面向世界、逐渐开放的中国媒体要吸收日本的教训，日本媒体现存的问题多半是中国媒体未来将要面对的。

中国作为文明国家，与民族国家（德、日等）相比拥有更多元的文化资源，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媒体需要在展示和接纳中做到兼收并蓄、包容开放。媒介国际化，首先要开放言论市场，而言论开放的前提是媒介资本的开放。中国的新闻媒体要进一步开放媒介资本，允许民间资本和境外资本进入媒体，激活媒体竞争力。同时，我们急需建立健全新闻评议制度，保障言论负责和言论理性。在对外传播的技术上，发展双语、多语文字媒体和多声道视频电视。让官方媒体和商业媒体，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共同向世界展示多样的中国。

参考文献：

[1]李良荣等.当代西方媒体[ M].上海： 复

旦大学出版社，2010.50～51页.

[2]李良荣等.当代西方媒体[ M].上海： 复

旦大学出版社，2010.49页.

[3][5]俞天任、马连鹏.NHK：政客之舌[N]，

中国经营报，2014，（2049期）.

自媒体论文篇9

法兰克福学派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移居美国后便将重心转向了流行文化批判，教育人们在流行文化面前保持理性思考与文化尊严。他们在流行文化批判方面的开创性努力为教育学者分析媒体文化的内涵与影响提供了第一笔理论遗产。事实也是如此，吉鲁(H．A．Giroux)、凯尔纳、麦克拉伦(P．McLaren)等人八十年代起在教育学界发展媒体文化教育学时，都曾到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寻求理论基础，并将法兰克福学派视为媒体文化教育先驱。如马丁•杰伊(M．Jay)所示，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许多知识创造都是为了分析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膜拜”起工业社会新出现的外在“权威”尤其是“法西斯主义”，以及这种膜拜引发的人格与心灵扭曲，进而教导人们在非理性的权威膜拜社会氛围中，保持“康德式的理性自主与尊严”。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美国四十年代崛起的流行文化正是另一种新的“集权主义”形式，它同样可以摧毁人的理性，因此必须发展一种流行文化批判，防止个体被其中隐含的低俗意图吞没，丧失文化上的高贵尊严。［6］言外之意，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其一贯的高贵与低俗、自主与盲从、理性与非理性等两元对立架构，为媒体文化教育预设了合理的价值追求，如果教育学者采纳他们的理论架构，自然会将教师培养成理性自主及高贵文化的捍卫者，激励教师引导学生分析流行文化的“集权主义”本质。而法兰克福学派恰好还为教育学者及教师分析流行文化的“集权主义”本质及其危害提供了一副理论工具。在著名的《论文化工业》中，霍克海姆和阿多诺联手设计了一套“文化工业”理论，意在批判流行文化的企业化生产体系及其“商业化”属性，揭示其生产低俗的“文化商品”来刺激、支配大众，使大众成为低俗的流行文化消费者，从而获取“利润”。这正是法兰克福学派为教育学者发展媒体文化教育提供的基本理论。虽然“文化工业”或“文化商品”理论并不能全面透视成分复杂的媒体世界，但却有助于教育学者针对“商业化”的媒体文化发展出一种有效的课程与教育力量，从而启发教师深入分析这类媒体文化的生产机制及意图。如果将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流行文化批判著作，如《现代音乐哲学》、《单向度的人》等，引入教师教育领域，教师除了掌握法兰克福学派的流行文化理论外，还可能在教育信仰方面被熏陶成高贵文化与独立人格的捍卫者、塑造者，乃至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坚信，教育、文化或艺术“必须超越大众的流行意识”和“单向度”的“市场取向”。［7］

二、伯明翰学派:教师作为大众与青少年亚文化的同情者

继法兰克福学派之后，伯明翰学派贡献了另一种影响广泛的媒体文化教育模式。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总是坚持“高高在上的态度”，［8］自创始人霍加特(R．Hoggart)起，伯明翰学派就对贵族与精英阶层从文化上歧视大众感到不平。在他们看来，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关键在于是否来自真实的生活与情感，例如底层人表达自我的爵士乐，就丝毫不比古典音乐逊色，［9］但大众自身的文化及其内涵在学术及教育界几乎从未得到正视，因此他们试图发展一种以同情、理解为本的大众文化研究，并向中学英语教师推广。伯明翰学派选择这条路径，有其经验基础。即如霍加特，便是成长于二十世纪初期和谐安详的英国工人社区。在其中，朴实的工人群体创造了健康、道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正是这种经验基础，促使霍加特后来决心将工人生活与文化引入历来被精英文化垄断的课堂里，其教育目标是引导学生、教师认识工人阶层创造的诸多美好、有意义的大众文化。然而，这种工人文化其实仅存在于美好的童年记忆中，以之为基础的教育常常只是在培养一种文化怀旧感。连霍加特本人都忧伤地意识到，现实中的工人社区早已被商业化的流行大众文化俘虏和侵蚀了，他的大众文化教育因此陷入困境。［10］后期伯明翰学派(如P．Willis)因此特别关注大众的“抵抗”力，并引入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转向研究中下层青少年如何以自己的“亚文化”，来抵抗或颠覆种种凌驾在他们之上的“文化霸权”，以此建构自我风格和获得。这一转向为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教育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同时有利于教师深入当代中下层青少年的“叛逆”精神世界。不过一味尊重、理解这类青少年为彰显自我、获得而建构的“亚文化”，如雷鬼乐、朋克摇滚乐等，也会引发教育冲突与危机:在这个以理解为本的过程中，“叛逆”青少年的“抵抗”力得到了尽情释放，乃至能让“正派人士气得哑口无言”，但教师的教育责任乃是将他们引向真正“算得上艺术”的文化，而不是姑息他们沉迷于“娱乐”与“堕落”。［11］综上所述，早期伯明翰学派为媒体文化时代的教育学者开辟了一条颇具社会公平和美学意义的大众文化教育途径，由此途径，教育学者即可引导教师走入被商业流行文化淹没的真正的大众文化，反抗精英阶层对于大众的不公文化歧视，而且在理解昔日大众生活及其“情感结构”的过程中，心中还会泛起一种久久难以释怀的美感。后期伯明翰学派依靠“文化霸权”、“抵制”、“自我风格”、“”建构起来的新理论，则为教育学者及教师理解青少年为何“叛逆”、热衷于嬉皮士、摇滚乐等“亚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分析工具，尽管这套理论并未解决怎样让推崇“亚文化”的青少年接受“真正的艺术”和进步的教育。

三、洛杉矶学派:教师作为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媒体文化教育一大引人注目的进展是，吉鲁、麦克拉伦等一批教育学者加入了探索队伍，专业的教育研究与教师教育领域因此出现大众文化或媒体文化转向。在这一理论运动中，表现最突出的乃是洛杉矶地区的教育学者，这得益于洛杉矶特殊的地理文化条件:好莱坞所在地，同时，该地区的两所世界名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ofSouthernCalifornia)，拥有全美最强的媒体文化研究与教育实力。就洛杉矶学派的媒体文化教育探索而言，代表人物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育哲学教授凯尔纳。在近三十年的努力过程中，凯尔纳曾因其杰出成就，被美国文化界誉为“杜威式的公共知识分子”，［12］“媒体政治学批判的领军人物”。［13］中国人文思想界也从十年前开始陆续引进凯尔纳的著作，如《后现论》、《媒体文化》、《媒体奇观》等，近年国内人文学界还推出了研究凯尔纳“重建批判理论”的专著。［14］但这些评价与研究都未从教育学的角度展开，来分析凯尔纳的媒体文化教育学贡献。简单地说，除了在专业的教师教育领域发展法兰克福学派以来的当代文化理论及媒体文化等课程外，凯尔纳最主要的教育学贡献便是以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重建了杜威以来的民主主义教育学传统，其专业使命是将教师培养成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者。由此，向教师及公众示范什么样的媒体文化批判研究，就成了其媒体文化教育学的核心问题。凯尔纳的媒体文化教育学即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从凯尔纳的媒体文化研究著作及教师教育实践来看，凯尔纳的媒体文化教育学主要由以下四块内容构成。首先，凯尔纳深切关注当代美国的种种社会“苦难”，进而转向貌似自由、民主，实际总是对“苦难”避而不谈或持某种偏见的主流媒体文化，充斥着投资、收视率、名利的争夺。正是这种深切的社会关注，促使凯尔纳确立了希望通过媒体文化批判和教育来追求民主的坚定专业决心及志向。［15］其次，在理论基础建构方面，凯尔纳是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的追随者，同时也超越了两派的局限，并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影响广泛的社会文化理论中，吸收合适的理论资源，为发展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与教育奠定知识基础。［16］再次便是对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一系列重大影响的“媒体文化文本”展开批判性的研究，这构成了凯尔纳媒体文化教育学的主要内容。自八十年代好莱坞与右翼政治势力结成合作以来，凯尔纳一直非常重视研究右翼政治势力及其利益同盟在媒体生产中的作用。从1992年推出《波斯湾电视战》，揭示布什政府通过独家授权覆盖全球的电视网(CNN)，将一般公众无法知道的真实的海湾战争，精心制作成对自己有利的“海湾战争报道”，以动员全世界的民众支持其侵略行动;到2010年在《电影战争》中考察小布什政府如何与好莱坞合作，制作对其有利的政治电影，诱使民众支持其战争、反恐等计划，［17］这些研究都显示了凯尔纳执着的专业志向，同时也让他成了为数不多的能自己开发媒体文化课程的教育学家。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示范如何透过电影、电视节目认识美国政治权力的同时，凯尔纳还十分重视研究各种能向美国右翼及主流势力发起挑战的媒体文化，发展有益推进自由、民主的媒体文化。例如，考察麦当娜怎样自由解构、加工美国主流文化、商业文化在女性外表、形象和时尚等层面刻意设置的“本质”或“标准”，创造颠覆意味十足的“主体形式”;分析美国黑人艺术家如何制作媒体文化，表达自己对于美国社会的看法，抵制种族压迫。此外，由于凯尔纳本人有过十多年的独立纪录片制作经历，并因此被誉为“杜威式的知识分子”，所以在他的媒体文化教育学中，还注重选择独立制片人创造的媒体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和课程资源。最后，关于确立基本教学方法，凯尔纳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做法无法认识媒体文化的丰富内涵;伯明翰学派的方式可以深入媒体文化，但容易“一味赞美”，因此需要加以融合。此外，凯尔纳还在媒体教育实践领域发现了三种模式:一是欣赏模式，试图让学生以欣赏“高雅文化”来抵制“媒体的负面影响”;二是创作模式，引导学生理解美学意义丰富的媒体文化，同时向学生传授自我表达的媒体技术;三是批判模式，教育学生对媒体话语保持批判态度，培养批判的媒体解读能力(criticalmedialiteracy)，也强调学会通过媒体表达自我，形成社会行动。凯尔纳向教师推荐的是第三种模式，强调媒体文化教学必须坚持两点原则:一是“传授批判的技巧”;二是引导学生“把媒体当作社会变革的工具”，创造有益社会进步的媒体文化。［18］在大学教育学院进行媒体文化教育时，凯尔纳主要通过课堂发言、话题交流、媒体文本研究、课程论文以及戏剧的应用等，培养未来的“准”教师们在媒体文化教学中形成批判的媒体思考与创造。应该说，能否形成批判的媒体思考和民主的媒体行动，正是凯尔纳评价媒体文化教学的基本原则。总之，凯尔纳不仅在媒体文化研究与教育理论方面贡献卓著，而且依靠从事教师教育培养了许多能对媒体文化做出有力批判、甚至还能通过创造媒体文化推动社会民主的教师。而这一切都首先缘于凯尔纳本人是一位杰出的媒体文化批判者和民主媒体文化创造者。

四、中国本土的媒体文化教育学与教师专业发展

自媒体论文篇10

国外儿童媒体识读教育理论经过了四个发展阶段，包括机械主义媒介教育理论、实证主义媒介教育理论、媒介宏观教育理论和协商性媒体教育理论阶段。国外儿童媒体教育研究的开端是在被动的、不自觉的社会文化道德保守力量的推动下进行的，经历了实证主义运用阶段，确立了儿童的主体地位与社会权力，在当今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借助于网络媒介技术的发展而呈现出更为多元化的文化融合主义范式。

关键词

儿童 媒体 媒体识读教育

媒体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电视透过荧光屏幕日以继夜地传送各种信息及价值观，不但深刻地影响每位观众，更是儿童社会化学习的重要渠道之一。与其担心电视的负面影响，因噎废食地给儿童加上各种被动的媒体保护层，还不如将媒体教育观念传达给我们的下一代。正是在这一积极观念的影响下，很多国家都有意识地发展了儿童媒体教育。纵观国外儿童媒体教育的历史发展过程，事实上，也是其理论框架的构建过程，对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媒体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具有借鉴与启发价值。

一、早期机械主义儿童媒体教育理论

从19世纪20世纪之交到20世纪30年代末，西方媒体得到很大的发展，产生了万能媒体效果理论，强调信息传播完全是根据媒体和媒介内容控制者的意志，以强大的力量去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指导人们的行为。这种观点不是建立在科学调查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报纸、电影和电台这些新媒体的大量普及与观察的基础上，这些媒体同时也闯入了儿童日常生活和识读教育领域。与之相应的主要儿童媒体教育理论是“免疫与区辨”理论和“刺激——反应”机制。前者把媒体看作社会诸种不良影响的罪魁祸首，指责媒体“腐化了一代人”。缺乏辨别能力、易受媒体影响的儿童因为只会直截了当地接收低俗文化的影响，而成为大众化低俗报刊文化的主要受害者。

为避免儿童受到“毒害”，唯有依赖教师给儿童注射“疫苗”，即灌输媒体教育。这一理论主要反映在英国早期的儿童媒体识读教育中。

同一时期，美国儿童媒体识读教育理论主要采用“刺激——反应”机制。这一理论机制与当时西方流行的本能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有密切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本能心理学在美国盛行的时期，这种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受到本能的“刺激—反应”机制的主导，由于儿童的遗传生理机制大致相同，施以某种特定的刺激便能引起大致相同的反应。因此，美国儿童媒体教育者认为面对万能媒介对传统社会文化规范的强大破坏力；儿童在获得了信息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的价值观和行为参照系，失去了传统社会结构对他们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在任何低俗信息面前处于被动或十分脆弱的状态。教育者有责任采取适当保护措施，以免儿童受到媒体负面影响。它采用的方法是“皮下注射法”，本质上属于机械行为主义模式，指的是儿童教育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向儿童“注射”单一的传统文化、价值和情绪信息，并得到预期的反应，以抵抗媒体的消极影响。例如国内关于电视广告霸权对幼儿不良影响的研究如是说：“电视广告除了向幼儿播放精致的有限的信息外，无论幼儿是否需要，始终把内容强加给幼儿的视觉、听觉。它们从一开始就带有强权性质，把‘你就应该如此’的理念灌输给幼儿，逐步成为一种霸权，‘操纵和控制’幼儿。”这一结论的得出即是遵从了“刺激——反应”的机制。

总之，持机械反应理论的学者认为，儿童对媒介信息的注意主要受媒介信息呈现的知觉特征的控制，实际上是一种习惯性的反应，例如儿童在电视机前只能产生低水平的被动加工。由此，这些学者十分强调电视节目的形式特征，因为只有新奇的形式才能吸引和保持儿童的注意，而只有对电视信息的注意才能导致对内容的理解。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媒介预防教育使儿童对信息的接受处于被动区隔的状态中，家长或者教育者既是媒体疾病的诊疗者，又是儿童媒体认知与识读方式的操盘手。儿童在这种媒体教育中实际上完全被机械本能主义的暴力意识边缘化了，丧失了任何主体性。

二、实证主义儿童媒体教育理论

随着西方传播学对“方能媒体效果”研究转入实证探索之后，西方儿童媒体识读教育理论的发展也逐步实证化了，其标志是20世纪30年代早期美国“潘恩基金会”（Payne Fund）的一系列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电影对儿童和年轻人影响力的问题，例如1938年普林斯顿大学关于 CBS科幻广播剧《星球大战》事件的调查研究。这一研究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主要集中在使用电影和其他媒介达到计划中的说服影响和通识教育的可能性。尤其是当电视在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普及开来后，这类研究主要集中于电子媒介对儿童可能造成的伤害性效果，例如20世纪60年代罗尔瑞媒介与暴力研究。这一时期儿童媒体识读教育主要以美国模式为典范，主要特点是对主观的万能媒介效果理论寻找客观的实证评判依据，人们开始从动机与需要的角度实证分析媒体与受众的关系，教育领域对大众媒体、流行文化的态度也发生了相应转变。这一时期与儿童媒体识读教育息息相关的主要理论范式包括：

（一）中介条件理论

传播学者卡兹和拉扎斯菲尔德发现，制约和影响大众传播效果的“中介因素”主要有4种：选择性接触机制（包括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媒介本身的特性；讯息的内容（包括语言与表达等，其方法和技巧不同，效果也就不同）；受众本身的性质（包括受众的文化传统等）。该理论从儿童社会化的基本原则出发，厘清了媒体识读教育中儿童的主体性地位，认为社会性教育应该从儿童的“自然性”出发。人的自然性包含了人最基本的生理、心理需要，包含了人类生存最原始的本性，社会性教育若失去了与儿童的感性和现实基础的联系，则意味着部分地失去了人性，但社会性教育也要“超拔自然”，让儿童在智力、道德、审美等方面和谐、完整的发展，这是儿童构建社会生活的必由之路。根据“中介理论”原则以及信息传播的中介因素与条件，西方儿童媒体识读教育开发了不同层次的媒体识读教育课程，并使之逐步学科化和正规化。教师们已开始利用正规教育时间，与儿童讨论媒体形式及其对个人影响等主题。

（二）使用与满足理论

传播学家施拉姆等人在研究中发现少年儿童的电视接触行为与她（他）们在家庭、学校所处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些家境不顺或与同学关系不融洽的儿童倾向于喜欢打斗暴力场面多、富于刺激性的节目，而且主要从冒险情节和场面的紧张感中获取“满足”。这种满足感实质是一种“代替的满足”，因为这部分儿童在现实“欲求”得不到满足时，就寻求虚拟世界的满足感，而电视、动画恰好为她（他）们提供了这些中介。

卡兹等人在1974年发表的《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使用》一文中，将媒体接触行为概括为一个“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媒介期待媒介接触媒介满足”的因果连锁反应过程，提出了“使用与满足”过程的基本模式。1977年，日本学者竹内郁郎对这个模式作了若干补充。

“使用与满足”理论研究过于强调个人和心理因素，使之具有较浓厚的功能主义色彩，但它强调了儿童的主体性地位，认为儿童会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媒体，主动控制传播过程。这一理论也被用于儿童媒体识读教育的开发，重视儿童看电视是为了满足娱乐、寻求信息和社会学习的需要，电视效果实际上是儿童使用电视的结果。媒体对人的影响有赖于个体差异、特殊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网络。这对解放和尊重儿童的主观能动性有积极意义，但儿童心理的复杂性绝不仅仅是从心理需要出发进行选择的一种随意性活动。该研究片面强调儿童使用媒体的主动性，也未能客观反映媒体与儿童之间的复杂关系。

（三）媒介与暴力研究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关于儿童电视暴力效果的研究内容比较成熟，沃特勒（Wartella）等人提出了儿童电视暴力学习和模仿过程的三种主要假设模式：一种是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社会学习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儿童从媒体中学到的行为，有的会受到奖赏，有的会受到惩戒；第二种是预示效果理论。当儿童在观看暴力节目时，会激发或引起其他相关思想与评价，导致儿童将来在人际环境中运用暴力的更大倾向；第三种是修斯曼的“脚本理论”。儿童的社会行为受到如何对事实进行反应的“脚本”控制的指引。电视新闻正是儿童游戏的脚本，孩子们模仿电视中的情节，代替自己创造游戏的生活方式。这将窄化游戏想象的方式与范围，并以最刺激的暴力细节和最能引起好奇感的部分作为游戏内容。

诚然，媒体节目如电视节目制作有不断超越的本质，节目必须日新又新，因此暴力和色情泛滥程度也就越来越夸张。根据统计，美国电视平均每47个节目中就会有4703个暴力场景。在这样的环境里，电视脚本教导儿童“暴力与色情是有趣的”。

效果过程是一个反复暴露于行为再现（“电视行动”）的持续流程；效果必须依赖行为的感知方式、来自情境的输出及表现与展现相关行为的机会。因此，美国儿童电视暴力效果研究采用了一种先后次序的形式。这一过程最初产生于“暴露”在电视行为模式中的“电视行动”。这是学习或模仿所关注行为的一种重要的“第一次”输入。其他相关的输入还包括兴奋与刺激的程度（电视刺激）以及其他行为（电视选择）的程度描述。“电视刺激”越多，“电视选择”越少，可能发生的定向认知就越多。两个其他的调节（输入）与后果的描述（电视感知的后果）和现实的程度（电视感知的现实）有关。积极的后果超过消极的后果越多，电视行为对现实生活来说越真实，认知（电视行动）就越可能发生。如果效果产生的条件并未达到（P=0），那么个人就会回到过程的初始阶段；如果效果具有存在的几率（P>0），那么就会产生行动机会的可能。

媒介与暴力研究使许多媒体教育者将暴力事件频仍归咎于电视媒体并得出结论：第一，电视内容充满了暴力；第二，儿童暴露在暴力内容下的时间越来越长；第三，实证研究表明观看暴力娱乐内容会增加攻击行为的可能性。美国政府成立的“全国暴力原因及防制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也指出，经常观看电视暴力行为对个人（尤其对于儿童）人格与态度均有负面影响，必须加强媒体内容的管制和媒介伦理教育。

三、现代儿童宏观媒体识读教育理论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传播效果理论又出现了一批新的理论模式和假说，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第一，它们研究的焦点大多集中于探索大众传播综合的、长期的和宏观的社会效果；第二，它们不同程度强调媒体影响力的周期性跨度和渐进性；第三，它们与信息高度现代化和社会化的现实结合在一起。与之相适应，媒介教育理论也出现了如下新的理论范式。

（一）社会——文化理论

社会——文化理论是西方文化批判学派的后续发展。20世纪70年代，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是这一研究的大本营，斯图亚特·霍尔是这一派理论的代表人物。该理论关注信息与公众，通过对社会团体实际社会经验谨慎而批判性的理解来说明和媒介相关的选择和反应模式。1964年，霍尔等人提出了有关媒体教学的建议，认为“文化”不是特定的享有特权的人工制品，而是完整的生活方式，文化的形式是多元的，既有高雅、精英的，也有通俗、大众的，并将这种文化观点传播给学校教师。1974年，默多克等人研究发现年轻教师开始把文化研究方法引入课堂教学。他们不再坚决排斥媒体，而以比较宽容、温和的姿态看待媒体文化，认可流行文化的价值，愿意用文化研究的观点和方法来实施媒体教育，将流行文化引入课堂教学。同时英国官方报告也强调教学要向学生日常文化经验开放，努力架起课堂教学与课外休闲之间的桥梁。

（二）涵化分析理论

涵化分析理论研究起源于1960年代后期，由传播学者格伯纳根据其对电视影响的研究而提出，并于70年代盛行于美国。涵化分析理论一方面强调大众媒介在形成社会“共识”方面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传统教育和宗教的作用，同时又认为媒体通过锻造新的符号传统使人们认识社会现实，强化现有社会秩序，使社会成员形成统一的社会态度。格伯纳还认为现代人从幼儿起就与电视在一起，很难把电视世界和现实世界加以区分，因为电视已经在日常生活中获得中心地位，它主宰我们的符号环境，并以有关现实的媒介信息代替亲身体验和其他了解世界的手段。传媒提供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客观世界影响巨大，是一种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教养”过程，它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着人们的现实观。据此，儿童媒体识读教育应以无意识的文化模式化为基本途径，也就是说不是成人教会，或者儿童学会的，而是儿童在一定的文化系统里通过媒介传播和与他人的联系、交往来获得对世界与社会的认识。”

（三）“知沟”理论

在1960年代的美国，学校中贫富儿童在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上的巨大差距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富裕儿童通常在进入小学前就接受了较好的学龄前教育，而贫困儿童因无钱购买启蒙读物，较少机会接触知识读物和媒体，进入小学后，与富裕儿童在学习能力和成绩上自然会产生巨大差距，而且这种差距随着年级的上升而不断扩大，导致升学率、学历甚至将来的职业和社会地位的两级分化。据此，美国学者蒂奇诺等人提出了“知沟”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比低者能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播的信息越多，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就有扩大的趋势。

根据这一理论美国政府推出了一个补充教学计划，试图通过大众传播手段和其他手段改变贫困儿童受教育条件，其中的重大项目之一就是制作一部名为《芝麻街》的儿童启蒙教育电视系列片。利用普及率已经很高的电视媒介来缓解贫富儿童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但是实施结果说明尽管《芝麻街》播出后对贫富儿童都产生了良好的教育结果，但对节目接触和利用最多的还是那些富裕儿童。这部系列片制作的初衷是为缓解儿童受教育条件的不平等，但实际上扩大了两者之间的差距。这说明在现代社会，尽管大众传播将同样的知识或信息传送到每一个家庭和社会角落，人们在接触和利用的机会上并不存在是否平等的问题，然而它的社会结果却是深刻的、复杂的。

（四）“电视人”和“容器人”的概念

不少学者认为，不仅媒介内容，而且一种媒介出现、使用和普及以及由它形成的媒介工具环境本身都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的个性或人格。据此，日本媒体教育家林雄二郎1973年提出了“电视人”的概念。所谓“电视人”指的是伴随着电视的普及而诞生和成长的一代，他们在电视画面和音响的感官刺激的环境中长大，是注重感觉的“感觉人”，表现在行为方式上是“跟着感觉走”。这与印刷媒介环境中长大的父辈重理性、重逻辑思维的行为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日本学者野牧也给出了“容器人”的概念。由于收视行为常常在狭小的空间中进行，这种封闭的、缺少与现实社会互动的环境使大多数经常观看的儿童养成了孤独、内向、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社会责任感薄弱。同时他们的内心世界类似于一种“罐状”的容器，虽然他们为了摆脱孤独状态而渴望与外界、同伴接触，但接触只是一种容器外壁的碰撞，不能深入对方的内部，因为对方都不希望他人深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保持距离是最佳的人际关系选择。

儿童的观察、知觉与模仿能力是超乎我们想象的。电视对孩童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认知发展方面，严重的甚至会形成异常人格或者恐惧症。电视还有可能改变儿童的学习态度，使他们变得只想被娱乐，而不再喜欢思考。近年西方乃至我国不少人关注这一问题，例如电子游戏对儿童性格和行为的影响以及“网虫”的形成等。“电视人”理论对如何开展儿童媒体教育研究和开发相应课程都十分具有指导意义。

四、当代协商性儿童媒介教育理论

协商性儿童媒介教育理论也称为跨文化儿童媒体教育理论。信息全球化的趋势在上个世纪90年代已成为事实。媒体教育理论在现代性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引导下逐步走向多元化和跨文化协商，即多元文化的承认和协商理论，研究中心也转向了避免文化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局限，强调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应遵循三个基本原则：一是平等对待，二是差异化对待，三是文化沟通。文化沟通应该说是儿童媒介识读教育实现的基础。文化间的跨越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难的，所以需要用理性、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异己文化。

协商性理论将儿童多元智力理论试图最大范围地扩展到儿童存在的每个领域里的求知途径与知识形式，试图包含被以往认知研究排除在外的智力活动领域。因此，多元协商理论不是脱离认知，而是包含了更为发达形式的认知（如与他人互动的能力、欣赏艺术品的能力，或者参加运动和舞蹈表演的能力）。结合世界各地媒体教育实践，以“能动受众”为核心，从媒体识读、意识、批判、活动、社会和创造性6个相互关联的维度综合探讨媒体教育。它强调受众研究，力图把媒体教育的中心从“内容分析”转向“受众研究”，主张从多维视角来研究具有能动性的媒体受众，强调受众解读媒体文本的差异性，注重社会学方法，坚持多元的跨文化研究。

例如1983年英国教育及科学部进一步指出，学校只提供媒体教育课程是不够的，教师还应和儿童共同讨沦电视节目。由此可见，媒体教育的重点逐渐由“评鉴区分”转为“欣赏研究”，教师的角色不再只是高高在上的“品味仲裁者”，而是与儿童一起研究、欣赏媒体的伙伴。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社会科学是由各种表达组成的异质体，因此试图使一种“元命令”适用于所有语言游戏是不可能的，试图找出一种所有社会科学家都接受的“范式”也是不可能的。多元文化、多种方法和多角度是媒体教育的明智选择，“多维能动受众理论”（The multidimensional active audience theory）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

目前，国外儿童媒体识读教育是有许多文化触角的，如让孩子了解电视、媒体的制作过程，而不单单去认识电视的负面影响；一些知识性的学习，如科学、性知识教育等都可以是触及的一部份；另外，像教导儿童关怀、包容其他国家的文化等价值观念也较盛行。协商性媒介教育理论体现了全球化的现实，综合社会批判、文化研究：认知心理学和建构主义教育学等领域的成果为媒体教育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多维视角和有效评价方法。

五、对国外儿童媒体教育历史和理论体系的评价

审视整个西方儿童媒体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理论体系的建构，从教育传播学的角度，我们可以对它做出如下客观的评价：

（一）国外儿童媒体教育研究的开端是在被动的、不自觉的社会文化道德保守力量的推动下进行的

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商业主义的廉价报纸兴起，直至1899-1900年间美国黄色新闻的泛滥，从此西方以高雅和精英文化自居的传统文化教育和以高尚宗教道德教育自命的文化价值体系日益式微，转向为以粗鄙、低俗化为特征的大众文化教育的现实。当传统的文化环境和文化秩序得到了彻底的颠覆时，最初国外媒体研究者仅仅只关注报纸的发行量和广告收入，从不关心黄色新闻对儿童传统识渎教育环境提出的挑战，而社会教育人士也只是一味地否定、排斥大众文化教育。因此，传统文化和道德的保守主义色彩是这一时期媒体识读教育的主调。媒体识读教育的历史也是一部文化“战略抵制”的历史，它反映了学校对媒体文化的长期怀疑。由于儿童特别容易受低俗文化的操纵，教给儿童有关媒体的知识，使其了解媒体侵害的本质，被认为是帮助儿童获得免疫文化机能的有效途径。于是，机械主义和本能心理学指引的儿童媒体识读教育理论就大行其道，这种态度是传统封建机械主义教育思想的延续和发展。

（二）实证主义儿童媒体教育理论的发展是实证主义哲学在儿童媒体教育理论中的运用

在英国，基于道德维护和防范立场的保护主义并不十分突出，这与美国的保护主义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在美国，媒体教育的一种颇为强烈的动力来自对媒体传播中性和暴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担忧，并在某种程度上亦是对媒体刺激消费主义和实利主义方面所起作用的担忧。实证主义儿童理论的发展试图在有限的教育实践领地里发现解决一切媒体识读教育问题的灵丹妙药，似乎发现了许多使用规律，却根本没有发现儿童媒体识读教育问题的文化根源，即大众文化发展需要大众文化的儿童媒体识读教育。这也就是说，除了学校正统的书本教育，大众媒体文化教育也应该是现代教育的题中之义。实证主义仅从儿童个体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集体的层面出发；仅从儿童心理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其全面发展的角度出发；从微观的、个体的量化研究出发，而不是宏观文化批判的视角出发，自然无助于把媒体教育的中心从形式转化到内容上来，从外部转到儿童自然发展的规律上来。当然，还是应该肯定实证主义媒体识读教育理论从对媒体影响的关注转向对受众的认知和行为能力发展的研究，本质上体现了媒体教育方法由外塑向内塑的转变。儿童媒体识读教育本质上不是实证的，而是能动的、与人分享的，它鼓励发展一种更加开放的、民主的教学方法；鼓励儿童对自己的学习承担更多的责任，享有更多的支配权；鼓励儿童参与课程提纲的安排和调整；鼓励儿童以更长远的眼光对待和审视自己的学习。简而言之，这一阶段儿童媒介识读教育所采用的工作方法正如它的教育内容一样，都有诸多新的尝试。

（三）儿童宏观媒体教育理论发现了儿童媒体教育的社会权利和主体作用，但偏离了大众媒体文化的现实

儿童宏观媒体识读教育理论找到了从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的框架中寻求当代儿童媒体识读教育的钥匙，发现了儿童媒体识读教育的社会权利和主体作用，但其嫁接在精英文化和传统文化中心主义的框架中，拒斥了大众媒体文化的现实。上个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流行的有关媒体教育作为一种破解意识形态密码的手段或免疫工具的观念已受到了挑战。这种挑战既见之于学术研究领域，也出现在课堂教学实践中。儿童媒体识读教育植根于一种独具特色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认为，现有的知识不是简单地来自教师的传授或儿童的“发现”，它是起点而非终点；它是一门批评性的调查研究和对话的学科，通过这种批评性的调查研究和对话，新的知识和认识被儿童和教师能动地创造出来。儿童媒介识读教育是一种牵涉整体的教、学过程。理想的儿童媒体识读教育意味着以最佳的方式整合儿童与父母、媒介从业者及教师的多边关系。可见，儿童媒体识读教育应当与时俱进，善于应对周遭情势的变化。

（四）协商性儿童媒体识读教育是人本主义精神在人自身文化生产中的基本规律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