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翻译十篇

世说新语翻译篇1

【关键词】翻译 英译汉 文化 二十世纪

一、晚清及时期翻译的发展

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又蕴藏潜力。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迅速更迭使得传统的社会准则退出历史舞台，各种新事物应运而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投向翻译领域，向西方学习以求得出路。而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国内的学者一直抱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他们对国外的语言及文化并没有过多的兴趣，更不愿向西方学习。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几乎都是一些非汉语母语者在从事着从外文到汉语的翻译，而汉语母语者只是协助他们翻译或者与其合作进行翻译。由于当时一直实行的闭关锁国的政策，到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军事显然已落后于世界，屡屡战败于西方列强及日本。战败后，随之而来的震惊、屈辱使得清政府改革派及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国家学习，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引进学习西方的地理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医学等等学科。该时期即洋务运动时期。与洋务运动的口号相吻合，这一时期的翻译作品也主要是集中在“自强”与“求富”为目的的译著。到十九世纪末，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外国知识的学习由漠然变为趋之若鹜，并逐渐开始有汉语母语者开始专门从事翻译的实践，甚至出现以严复为代表的汉语母语者深入翻译工作。这一时期的翻译的诸多作品对中国思想进步的人士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促进了国内文化由腐朽到崇尚民主和自由的深刻变迁。

二、新小说运动与小说的翻译

随着运动的失败，清政府内部的改革派被守旧派所压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年轻的维新改革者开始向平民大众寻求支持。随后发起了新小说运动，该运动使得作为明清新兴的文学形式的小说，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小说由此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意义，成为一方民族复兴的良剂。一方面，通过小说的教化作用来实现社会变革在西方有过成功的先例。另一方面，此时的小说对于大众的影响以及其普遍性远远超出古典文学及历史文学，并且对于大众的思想及生活习惯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基于以上两个方面，小说被视为民族振兴的一种理想途径。翻译的英文作品成为一种“参考材料”，不仅让中国的改革者有章可循，而且也为国内的新生小说作家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文体模板，使他们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与此同时赋予他们全新的写作视角。由于翻译的英语作品具有如此种种特点，二十世纪初期，英汉译著的数量远远超出了汉语创作的小说的数量。而小说翻译运动也促进了翻译工作的形式的变化，由于小说要求译者有更好的汉语驾驭能力，这使得从事小说翻译的非汉语工作者难以胜任。因而这时小说翻译工作者主要是以汉语为母语者，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写作功底。

除了具有教化意义的小说外，此时给大众提供娱乐消遣的小说也很流行：侦探故事，探险小说，爱情小说。类似题材的小说译文也越来越受到大众的青睐。

三、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概况

以后，国内思想文化经历了一场声势浩荡的大变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官方开始废弃古汉语，提倡使用白话文。译著的形式也不再是古文，而是以白话文的形式展现出来。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鲁迅、周作人、徐志摩也均从事文学翻译，以求开辟一种新的白话文学。他们认为白话文的权威性、灵活性需要进一步加强，以更好的传播西方知识；既然要摒弃文言，读者和作者就有必要都去适应西方的文学体裁；白话文尚未成熟，人需要不断地发展、细微的调整。因此，翻译被视为解决问题的良策，通过翻译创造新的文学形式、新观点、新的规则，并且吸收新词汇、新句法。虽然意识形态不同、文学喜好不同，知识分子对于翻译依然采取的是极其实用性的态度------提升中国文化水平，改变中国社会面貌。

新中国成立之后，翻译的体裁越来越广泛，译者翻译时的目的也变得多样性。以消遣为目的的小说的翻译突破了越来越多的限制，成为大众喜好的读物。翻译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但同时翻译的体裁又受到国内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二者互为制约，又相互促进。

随着中国的发展，翻译工作的内容不再是仅仅单方面的把外文转换为汉语，而是越来越需要把中国的著作译为外文。一般而言，译者都是把外文译为自己的母语，但中国国内却出现相当数量的译者把自己的母语译为外语，但其中不乏泛泛之辈。

四、翻译与英语学习

1862年中国同文馆成立，随后才正式开始了外语的教学。同文馆后来改名译学馆，由此可以看出外语教学自古就与翻译密不可分。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对翻译的巨大需求，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之后，开始新的教育体系。英语学习成为中学的教学大纲，学习英语更加方便了。清政府被之后，外语教学的承担机构由政府变为教育机构。此后，去国外求学的学生人数逐步增加，这也为今后的政府部门和贸易领域的交流服务培养出了一大批潜在的优秀译者。

翻译和英语学习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传统意义上翻译一直被视作英语学习的一种方法，但也有西方学者质疑这种说法，他们从外语教学法及翻译研究的角度批评“翻译”可以作为英语学习的一种工具”这种观点。之所以会有这两种不同的观点，是因为学界对“翻译”这一概念的理解区分有所不同。翻译到底是一种语言习得的工具，还是一种专业的或者类专业的行为，只是这种行为中包含了大量的非语言因素。这样的讨论无异于又回到最初的关于翻译的各种定义的争论上，就学术而言区分不同的定义，有助于获取细微的差别，从而以更好的理论分析解决问题。就实践而言，无论怎么样去定义翻译，翻译实践的过程必定有助于更好地体会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别，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语言学习方式。翻译实践在国内的英语教学互动中得到了普遍的应用。而翻译能力作为英语掌握程度的重要指标，也被广泛运用在英语学习者的各类水平测试中。

世说新语翻译篇2

不管史学家们对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现实给出怎样的理解和判断，对于“转变”二字的确立，他们都拥有共识。对任何一个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转变”充满精神挫伤。可以说，是一种“被迫的”突破。新文化先驱完全取道西方，反叛传统，以全新的角度建构新的文明和历史。西方观念和理论成为新型实践的话语资源，成为构建“现代的”民族国家动力。这样，新文学翻译就不能是单纯技术性的传导工作，而是直接参与“破旧立新”这一文化冲突的重要角色，并表现出新旧文化和政治性对抗。翻译活动不能不成为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行为。

一、名著翻译与新文学生产

随着20世纪30年代上海民族经济的全面崛起，出版业也因排字技术、纸张和印刷术的改善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它`不仅拥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这样的大型印刷企业，而且图书、报刊出版也占全国的90%和80%左右，当之无愧地成为全国印刷出版中心。其中翻译产业占了中国出版业的半壁江山，据许敏在《上海通史•民国文化》中统计，1912年至1935年，中国350家出版机构、团体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的译著为13300多种，仅商务印书馆就占3350多种，这其中哲学译著占同期同类出版物的34%，经济学占26．2%，史学占36．6%，文艺理论占同期同类出版物的46．3%①。

翻译产业的兴盛，说明随着新文化成果的推广，现代教育培养了层次更高的读者群，他们对现代知识特别是西方的文化形态深感兴趣，而物质条件的发展，又缩短了新思想与接受者之间的传达时间和空间，使新的社会意识一旦被印刷业接受，就能迅速转换成物质成果，进入流通环节，这样翻译就能满足现代知识者对于一个上海之外的“西方世界的”了解。李欧梵教授曾提出:“为什么这么小一群中国知识分子在那样匮乏的一个时代，却成功地译介了这么丰富的西方文学作品?一个方便的回答是，当时的城市阅读群体显然对此有需求，不管这个群体相对于整个中国的人口而言是多么微不足道。更重要的是，大量的翻译和创作文本帮助了营造文化空间，而世界主义的各个方面就应该在这样的文化空间里被考察。”②

另一方面，文化人的南下和上海独特的租界生存环境，造就了上海高质量的译者队伍，他们不仅仅把翻译作为谋生手段，更将之看做是振兴民族文化及与人类进步思想和情感相互交流的桥梁。因此，他们的翻译活动具有主体精神，也更加注重系统性和前瞻性。20世纪20、30年代，西书中译迎来了它灿烂的黄金时代，译作层出不穷，1934年和1935年都有所谓“翻译年”之称。特别是1935年郑振铎主持的《世界文库》由生活书店出版，成为当时翻译界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郑振铎先生以他宽阔的文化襟怀和独到认识，阐明了他具有新型意识的翻译追求，他要求《世界文库》在编辑上:一，力求全面而系统，从埃及、希伯莱、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到现代的欧美日本，凡第一流的作品，都被包罗在内，他预计至少将有二百种以上;二，突出计划性，其文库介绍的世界名著，“都是经过了好几次的讨论和商酌，然后才开始翻译的。对于每一个作者，译者都将给以详尽的介绍;译文在必要时并加注释”;三，加强研究的意味，将以前的部分译文(比如林纾的古文)进行复译或整理，并在序中加入对所介绍名著的新的看法③。

《世界文库》的翻译出版得到当时著名翻译家和作家的支持，被认为是“全国作家的总动员”，“1935年的伟大工作”，参加者多达百余人。它对以后翻译文学的体例、编纂方案具有启发性，使翻译纳入到新文学生产机制中。新文学语境中从事翻译的工作者，他们对此工作的态度和观念与清末民初的翻译家们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清末民初，以那些为西方传教士作口译的笔述者为主要组成部分的译者队伍中，翻译的行为常常是被动的，体现出强烈的被殖民色彩，译者他们`既是合作者，又是对峙的一方，“他们有本文化的自尊，又往往会对科学和真理折服，在这种与他们思维方式和人生价值产生激烈冲突的传媒活动中，他们不断地省察传统，回应西学，不仅输出新信息，同时自己也积极地摄取新思想，在文化传播的流程中痛苦地思索、徘徊和前进。就是在这种矛盾交叉与错综复杂的历史运动中，他们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的捍卫者，一方面又是向传统提出挑战的特定领域的‘意见领袖’”④。而至二、三十年代，翻译家常常又是作家学者，他们的翻译行为表现出很大的主动参与性，从篇目的选择到印行，时时处处渗透着他们对当下国内文坛及世界文学的关注和理解，对于民族文学发展来说，他们不仅是意见领袖，还是行动领袖。由此可见，面向世界的文学实践已经来临，翻译和创作在相互渗透和共同探索中迈向了“现代性”的指向。

二、新文学翻译的主体性特征

清末民初的西方小说译者，虽然也有“新小说”观念，主张“开启民智，教化社会”，但译者的翻译活动所表现出的文化认同却是要求符合传统文化体系，翻译过来的文化思想和道德风尚也要与传统价值观相吻合，翻译使用的语言或者文言，或者文白相间，其修辞效果满足的是文言文的语感状态，这样，即使西方文学作品所表达的观念和内容与我们的文化有天壤之别，也会被译者以一种迎合市民读者的方式将之纳入到符合传统文化体系的接受习惯之中，使之获得合理性。有学者在研究福尔摩斯在晚清的被译状况时指出，译者对其中女性外貌的描写、书中有关各人物之间的关系和性格的描写，都完全脱离了英国文化环境，而变成符合当时中国市民读者审美趣味的逻辑载体，“并一再强调福尔摩斯故事本身的社会及教育价值，其中最常提到的是科学的查案方法和福尔摩斯重道德、维护法纪的精神。”⑤对于1903年刊于《绣像小说》的《华生包探案》，译者为突出故事大纲，把一些“枝节”全部删掉，比如，把书中六个故事开场时提到有关福尔摩斯的背景、习惯、怪癖及华生追忆二人关系的描写全部删掉，除此以外，译者更删掉了华生作为叙事人的身份，故事由中国传统所没有的第一人称叙事，变成中国读者熟悉的叙事方式⑥。这样，福尔摩斯原本的文化意义被彻底颠覆。《福尔摩斯侦探案》在英国不仅是一个探案故事系列，而且是体现英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文本，福尔摩斯这一人物塑造体现了英国传统文化中对绅士风度、智慧和神秘性的向往，其中的人物性格和关系，也与英语文化体系的审美习惯形成密切的映照关系。事实上，正是福尔摩斯典型的英国化塑造和行为方式，他才以英语文化中的典型模式对世界文学产生了影响，其独特的外形装扮，幽默的语言风格，诡异的行动方式，成为世界公共艺术的表现，这个人物也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典型形象。不能否认，这个过程中各国的翻译对推动英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具有重要贡献，但福尔摩斯在中国的境遇，却模糊了国人对英国文化的认识和了解，成为用于“教化”、全然为满足消遣目的的一个简单媒介。可以说，在清末民初的新旧文化交替中，被译成中文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强调了娱乐功能，而刻意削弱了异域文化对中国读者的吸引力，降低了本土读者对异域文化了解的渴望程度，这样，翻译活动就体现出面对西方文化的闭塞心理和狭隘性。至林纾翻译热潮出现之后，他的汉语思维和文言叙述，完全把西方叙事纳入到传统“史传”叙事中，忽视了原作中的人道主义倾向和自由精神，乃至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他以儒家道德范畴阐释西方文学与西方风俗人情，使中国人在自我“共性”上认同了素与中国暌隔的西方人伦风俗，暴露出晚清子民“妄自尊大”的遗风，并以这种风气作为救国方式。其翻译与后来的新文学翻译活动具有本质不同，新文学翻译虽然也承担着“开启民智”的作用，但它是借助西方“民主”与“科学”的工具，发现人性，解放人性，以达到启蒙的目的，新文学先驱摒弃了“教化为先”、“文以载道”的翻译观，在尊重西方文化的前提下，提倡全面、同步地译介西方人道主义、现代主义作品，文学翻译不仅在翻译方式和技术上对以往形成反动，而且树立了全新的反传统、反专制的翻译文化环境，将翻译文学塑造成一种建构新的思想范畴、话语意义和修辞实践的力量。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发生在具有传统文化教养的第一流知识分子身上，他们大都有过留学经历，是学贯中西、思想开放、感情丰富的先进组合，他们拥有外语技能，再也不会像林纾那样献身译著却不谙外文。这一中西合璧的文化知识结构，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担负者具有不受本土文化约束和限制的开放性，同时还表现出他们能将外来思想和话语逐渐改变、吸收，以在本土生成新型话语系统的能力。新文化运动由具有这种知识组合的群体发动、提倡，也是现代知识体系本身进行选择的结果。在白话文思想确立之时，没有胡适对英美意象诗的翻译、思考、模仿和推广，就没有白话文理论的雏形。胡适在西洋文学和中国现代白话文之间找到了对应关系，同时在白话和新思想之间也发现了对应关系，而白话文学在传统文学中却一直处于非中心的位置，要想使它担负起摧毁传统文言系统的责任，必将借助外力激活自身，以获得“反动”的力量。这样，翻译就不仅承担起媒介性的传导力量，更担负着摧毁旧系统、建设新系统的主动性力量。

新文化精英参与翻译活动的自觉性改变了整个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形态，而新的知识话语和思想又塑造出新的译者主体性特征，借助于广泛的新文学媒介，新型翻译所代表的“西方的”文本显示出优越价值;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到新月社、语丝社、浅草－沉钟社，它们都是在外国文学思潮影响下建立起来的相应的流派;他们参与文学活动的阵地，即新文学杂志和报刊，也与文学翻译形成紧密关系，新文学杂志除改变创作风格，以示文学之“新”外，还大都面向海外，大量刊载翻译作品，设立诸如“海外文坛”、“海外通信”这样的专栏，同步传达世界文艺消息。对外国文学大规模的译介和对外国文坛的关注，形成新文学媒介区别于旧文学媒介的重要特征。

三、新文学翻译中认识世界和反思自我的方式

新文学翻译改变了读者认识世界和反思自我的方式。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和读者在阅读译作中建立了与世界先进文化和文学的联系，不再以“抱残守缺”、“妄自尊大”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同时，在与世界文化的联系中形成对话契机，虽然这样的对话是单向的，我们主要靠“拿来”而几乎没有“输出”来对话，但这是创造性转化生成的必要前提。

鲁迅在谈到《狂人日记》的写作时说:“大约所仰仗的全凭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⑦这其实是他在1907年《摩罗诗力说》中“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具体化实践。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所论人道主义文学的依据，是欧洲文学的发展脉络，虽然周作人所说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与欧洲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不能完全划等号，但这已形成其人道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并且这个认识强烈地影响着新文学人道主义观和文学实践，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又与早年与鲁迅合译域外小说是分不开的，在《域外小说集•序》中周作人说:“这三十多篇短篇里，所描写的事物，在中国大半免不得很隔膜;……同是人类，本来决不至于不能互相了解;但时代国土习惯成见，都能够遮蔽人的心思，所以往往不能镜一般明，照见别人的心了。幸而现在已不是那时候，这一节，大约也不必虑的。”⑧这里周作人道出了对翻译能打破成见、沟通心思的认识。了解人心，是周作人对人道主义认识的开始。

受具体的翻译实践影响，新文学形成不同的思想倾向和美学方式，比如，对19世纪文学名著的译介，使中国作家们注重对人道主义的宣扬和对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仿效;俄国文学和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又是交互渗透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是多种文学观念和审美风格的综合呈现，在翻译界，既有对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富有人道主义理想关怀的作家的翻译，又有对安特列夫这一“奇诡而厚重、怪谲而深邃的”独具姿态作家的关注，特别是后者，曾引起鲁迅先生的极大重视，他曾将其作品《谩》、《默》翻译成中文，收入《域外小说集》，安特列夫对人们内心世界具有自觉性的关注，超过了一般作家对于人生的关注，他对艺术灵魂的重视，使其作品充满多种艺术形态综合性的尝试，他在新文坛的被译介，显示出创作者对新型文学思想和审美形态的好奇及借鉴的渴望;而无产阶级文学的兴盛，更是通过翻译形成文坛主流，从对这种新兴文学的初步认识，到将之作为本土文坛的主流创作思想和方法，翻译行为之迅速与准确，可以说与苏联文学的发生是同步的。对欧洲弱小民族国家作品的翻译是新文学译学中的重要内容。鲁迅在《域外小说集•略例》一开头就说:“集中所录，以近世小品为多，后当渐及十九世纪以前名作。又以近世文潮，北欧最盛，故采译自有偏至。

惟累卷既多，则以次及南欧暨泰东诸邦，使符域外一言之实。”⑨这里，鲁迅把“域外”的意义赋予北欧和南欧的弱小民族，除英、美、法、俄等大国外，波兰、波斯尼亚、芬兰等国家的作品也受到重视。鲁迅在晚清时代对域外小说篇目的审慎选择以及其直译方法的学术性，显示出他对异质文明的态度，即“拿来”思想需以求实的科学性为依据，这对晚清“唯我独尊”的译学流弊是一种纠正。说到俄国文学作品，鲁迅说“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鲁迅说这话的时候，能让我们体会到一个被压迫民族的知识分子所担负的精神重负，一个半殖民地身份的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只能面对西方强有力的文化现实，在“他者”话语中寻找前行的动力和反观自身的途径，他们别无选择地以摆脱民族化的方式寻求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方案。一方面，他们在西方列强的优势文化中实现着现代性的梦想;另一方面，又在被压迫的反抗中找寻着民族自尊，这正是新文学译者和作者沉重的双重命运。鲁迅在《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中也有类似感慨:“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⑩这种“被压迫感”对中国新文学作家来说，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也是文学翻译中时刻被意识到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所说:“诸如民族国家、文化、传统、历史与现代之类的词语范畴，不仅仅是对宗主国欧洲理论的翻译，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也是传介的表达形式，而这些形式承担着这些民族在体验一个整体化的西方时，必须忍受的重负。”因此，相对于对西方强国文学的翻译，对于弱小民族国家文学的译介，更能使本民族文学在一个世界语境中产生“相关性的”体悟与联系。

四、翻译对确立新型审美形式的影响

西方名著翻译对新文学的直接影响是帮助本土作家形成新型审美方式，即具体的文学表现形式。新文坛第一个翻译高潮是对易卜生作品的译介。茅盾曾说:“易卜生和我国近年来震动全国‘新文化运动’是有一种非同等闲的关系，六七年前，《新青年》出‘易卜生专号’，曾把这位北欧大文学家作为文学革命、妇女解放、反抗传统思想……等新运动的象征。那时候易卜生，这个名儿萦绕于青年的胸中，传述于青年的口头，不亚于今日之下的马克思和列宁。总而言之，易卜生在中国是经过一次大吹大擂的介绍的。”瑏瑢易卜生主张“生活中充满戏剧，戏剧中充满生活”，这使他的创作一直保持与实际生活的密切联系。这个实际生活具有当代性，即当代生活中的摩擦、冲突和潮流。他的剧作不仅取材于当代生活中敏感的“问题”，而且人物性格也来自日常生活合乎逻辑的对话与行为;易卜生强调，戏剧创作不只是娱乐，而应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他的好友勃兰兑斯则把这个想法扩大到对整个文学的认识:即“文学要成为自己时代富有活力和不可或缺的促进推动因素，就必须提出问题，展开辩论。”易卜生从“问题”出发，描写现象真实及突出时代特征的理念，与五四知识分子寻找思想启蒙的途径和“人之发现”的人道主义相一致，直接影响了五四时期现实主义审美特征的确立，五四时期“问题戏剧”、“问题小说”广为流行，成为现实主义第一个创作高潮。作家对“问题”的捕捉，来自对于社会、家庭、婚姻、伦理等方面的关注，他们建立了问题、人生与文学的联系，在互动关系中生成现实主义文学的审美体验。

世说新语翻译篇3

关键词：莎士比亚 外国文学 哈姆莱特 译本

中国最初的莎士比亚戏剧译本都是根据英国散文家查理士兰姆和他的姐姐玛丽兰姆改写的《莎士比亚故事集》，以复述的形式翻译过来的。光绪29年（1903），上海达文社首先用文言文翻译出版了名为《英国索士比亚著》，其中的第十章为《哈姆莱特》，译者翻译为《报大仇韩利德杀叔》。紧接着1904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林纾和魏易用文言文合译的《莎士比亚故事集》的全译本《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其中《哈姆莱特》被译为《鬼沼》。而第二种用文言文翻译的《哈姆莱特》是商务印书馆在民国13年5月出版（1924）、列为“说部丛书第四集第二十编”的邵挺译《天仇记》。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又在“万有文库”中，出版了邵挺翻译的《天仇记》。由此，在莎士比亚戏剧翻译中，《哈姆莱特》共有两个文言文译本，这“两大文言文译本”是莎士比亚《哈姆莱特》早期翻译的特殊成果。

一、《天仇记》以及其他文言文译本的意义

林纾翻译《天仇记》前后，用文言文翻译外国文艺作品形成了一定的气候。当时“翻译语言多用古文，甚至是桐城古文”。但在“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冲击下，虽然新文学的建设还没有被放到议事日程上，“五四”先贤们已经把眼光投向了外国文学，用大量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为中国新文学提供借鉴。

新文学家们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文言译本，采取了基本否定的态度，这与他们在对待外来文学的态度上显示出的强烈的主体精神、开放气度和宽容心态形成鲜明对照。胡适强调：“莎士比亚和‘伊里沙白时代’的无数文学大家，都用国语创造文学。从此以后，这一部分的‘中部土话’不但成了英国的标准国语，几乎竟成了全世界的世界语。”胡适认为：“现在中国所译的西洋文学书，大概都不得其法，所以收效甚少。”他主张：“全用白话韵文之戏曲，也都译为白话散文……林琴南把莎士比亚的戏曲，译成了记叙体的古文！这真是莎士比亚的大罪人。”陈独秀、胡适认为：“用文言文翻译莎士比亚戏剧不但对中国的新文学建设毫无用处，而且是对提倡白话文学的一种反动，对于传播莎士比亚来说，其消极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在他们看来，莎士比亚戏剧的文言文译本，全译也好，节译也罢，译述也好，翻译也罢，都是他们一概反对的。林纾等人的主张和译品正好成为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靶子，而邵挺在1924年出版文言文的《天仇记》时，新文学运动已近尾声，其译本已经难以引起新文学批评家们的注意了。但是，从新文学家对林纾等人翻译外国小说的批判态度来看，我们不难推测出新文学家对所有以文言文形式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包括对邵挺翻译的《天仇记》激烈的批判态度。他们忽视了其中还有用文言文翻译“莎士比亚诗剧”这样一种翻译形式，在已经出版的翻译史、翻译与翻译家词典中，也没有邵挺和《天仇记》辞条，这不能不说是翻译史特别是莎士比亚翻译批评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缺失。

二、形式美的语言魅力能使我们对《哈姆莱特》获得新理解

自莎士比亚创作出世界文学史上的不朽作品《哈姆莱特》以来的几百年，人们对这个人物形象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毋庸讳言的是翻译者的不同，译作的不同，对原作某些关键性的字、词、句或总体认识的差异，是造成人们认识不相同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从邵挺所译《天仇记》的译本中抽出几个关键性的地方，揣摩译者的用心，我们就会对文言文译本《天仇记》那带着镣铐跳舞的优美舞姿有一个新的认识。

身世飘零、命运多舛的哈姆莱特在第一幕第二景中的首次亮相，就相当明确地表现出来遭受父死母嫁失掉应得王位打击后的内心世界，并且极力掩饰自己悲哀的心绪。邵挺在翻译的同时，对克劳狄斯和哈姆莱特的对话以及人物形象进行了评析，并对自己的译文作了说明。黑蒙勒第一次出场，今王和他有一段对话，邵挺译为：

王：“胡为浊云尚医障汝”，黑蒙勒：“否。我主。某光明如太阳。”

黑蒙勒一开口，邵挺就赞美道：“黑蒙勒极富哲学理想。思虑极灵敏。言多深思奇妙而妥帖。此即一端。案英文太阳与子同音。意本双关。兹仅能译其一。不能译其二。读者谅之。”在这一句中，克劳狄斯主要是在试探哈姆莱特，哈姆莱特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的仇恨隐藏起来。邵挺在译文中带给我们的理解是，面色不好，是不是有心事，“浊云”一词使我们体会到“汉语的音象与汉诗词曲本身要求的情韵味之间”的“先天性契合”贯通，何况，莎剧原来就是诗剧，译者采用长于诗歌的文言翻译，形式与形式、形式内容契合，给读者带来了审美的愉悦。而对于黑蒙勒回答我光明正大就像太阳一样，邵挺老实承认，对于双关语只能译出一种意思“太阳”，并请读者原谅。“医”通“翳”，“翳障”即障蔽。《西京杂记》卷四：“茂陵轻薄者化之，皆以杂错翳障，以青州芦苇为弩矢……”在此，读者也可悟出，王子是被今王的卑鄙“障蔽”了。

在《哈姆莱特》研究中，“生存还是死亡”一句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相当多的研究者也对它作出了不同的解释。有的人从这句话中看到了哈姆莱特对充满欺骗、暗杀的封建腐朽社会的绝望；有的人从中看到了哈姆莱特对人和人世的极端厌倦，乐观的人生态度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由享受生活的淳酒变成了厌恶人世。这一段邵挺译文为：

[黑蒙勒]噫此躯壳太―――太坚“悲愤交集。出辞不相接”不能融化露水也。上帝未尝立法。禁人自戕也。唉、天呼。斯世于予。何其倦惫平淡也。世其无福哉。吁。无福哉。荆天棘地。满目蓬蒿。竟至若斯。“痛其父之死。恨其母之婚。百感萦怀。觉此世之无味。故一切乐观。尽成悲观。然谁可告语者。号泣于天而已。”

“汉语言文字它是一种综合性很高的语文……它那个信息量负载量很大。”汉语言文字的诗歌性质，可以淋漓尽致地挥洒在莎氏诗剧译文中，而文言文又把这种信息量、负载量发挥到了极至，邵挺的这段译文在所有译文中是最经济的，从哈姆莱特呼天抢地的呼喊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他对这个世界已经彻底绝望了。从邵挺的译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自戕”、“自戮”都是这个意思，准确地体现出了哈姆莱特在看透这个世界的同时，也准备与这个世界同归于尽。邵挺译“倦惫平淡”语气不够强烈，两个“无福哉”的“福”为幸福的意思，对于黑蒙勒来说“无福”就是“没有幸福”。文学语言要充分体现其美学效果，诗歌的语言美在于承载它的言词，尽管是文言文，邵译文不但在审美上达到了一个高度，而且较好地传达了原作的意思。而且，他在译文中的评点也一针见血地点出黑蒙勒由于“悲愤交集”，上句不接下句，面对父死母嫁的现实，已经由一个开朗乐观的王子，变成了一个悲观的厌世者。邵译文的“躯壳太坚”也较好地体现了第一对开本中的这个意思。

三、结语

邵挺翻译的《天仇记》是《哈姆莱特》文言文译本中的最后一个译本，它的出现标志着采用文言文翻译《哈姆莱特》的终结。又是《哈姆莱特》三大文言文译本中在形式上和译文上最接近原本的一个译本，它不是译述形式的散文、故事译本，而是真正以戏剧（诗剧）的形式翻译的莎士比亚剧本。对它的研究有助于填补翻译文学史、中外文学关系史、中国莎学史研究的空白。

参考文献：

世说新语翻译篇4

论文摘要:翻译教学是大学英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现状出发,以教学法的视角分析了翻译教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不足和存在的问题,提出新时代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学在加强听、说、读、写语言基本功训练的同时必须加强翻译教学,并从三个方面讨论了大学英语教学应加强翻译教学必要性。

引言

21世纪是一个快速多变,改革创新的时代,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国际化正成为新的时代特征。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和提高国际竞争力,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开始采取措施,加强外语教育,特别是英语教学,其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培养出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能力的人才。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目前我国英语教学中存在的“聋子英语,哑巴英语,四不像英语”现象已严重影响了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这种现状也引起了国家教育部的高度重视。鉴于此,2003年3月教育部部长专题会议讨论通过启动“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总体方案和基本思路,2004年1月教育部正式颁发了新制定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以下简称《课程要求》),作为高校组织非英语专业本科生英语教学的主要依据。《课程要求》明确指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英语综合能力包括听、说、读、写、译五个方面,翻译是有效进行口头和书面交流信息的重要技能。学习英语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用英语,而翻译能力是英语使用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课程要求》理清了大学英语教学和翻译的关系,为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然而在教学实践中翻译教学还存在不少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英语综合能力的发展。

文章从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现状出发,以教学法的视角分析长期以来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不足和存在的问题,提出现阶段大学英语教学在加强听、说、读、写语言基本功训练的同时必须加强翻译教学,并从三个方面讨论了大学英语教学应加强翻译教学必要性。

一、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现状

所谓现状,概括起来讲就是“四不”,即考试不考,教材不编,教师不讲,学生不练。[1]以目前发行量较大的《新编大学英语》和《全新版大学英语》为例,虽然在每单元各编有一些汉译英或英译汉的练习,但实际上这无非就是一种变形的造句而已,目的是促使学生掌握课文中所学的词汇与句型,至于有关的翻译知识、翻译技巧只字未提,如何使用,由教师全权处理。此外,四、六级考试对学生英语实用能力检测不够,虽然四、六级新题型中把翻译纳入为固定的题型,但是比重仅占5%,和其他几种语言技能相比,还存在很大的不足,这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应试教育的风气,使得一些学校的老师把重点放到了追求通过率和应付考试上,客观上降低了对学生实用英语能力的要求。所以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过了四、六级后连一个简单的说明书都翻译不了。因为考试不考,教材不编,这自然而然地导致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不讲”,忽视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翻译能力,学生本身也不重视翻译教学的现象。一句话,翻译教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处于非常不受重视的地位。

二、外语教学方法与翻译教学

外语教学方法是随着外语教学活动的产生而产生的,并不断发展变化。随着教学实践的日益深化,教学方法也在不断的推陈出新,从19世纪中国英语教学展开以来不断有西方先进的教学理论和方法引入我国。从最早教会学校使用的语法翻译法到直接法、听说法以及近些年流行的交际教学法等,这些教学方法都因某方面的优势而特别流行过,在教学中教学法对翻译和翻译教学的看法和重视程度也不同,这里主要涉及对中国外语教学影响较大的两种教学法:语法翻译法和交际法,旨在说明翻译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作用和地位。

1·语法翻译法与翻译教学

语法翻译教学法(Grammar-Translation Teaching Method)在所有的教学流派中具有最悠久的历史,也是外语教学界近50年来争论比较多的一种教学方法。语法翻译法,顾名思义,即以讲解语法为核心,以翻译为手段,翻译既是教学手段又是教学目的。[2]语法翻译法在教学中的特点是:详细地分析语法,通过练习掌握语法规则,应用所学知识把外语译成本族语,主张两种语言机械对比和逐词逐句直译,在教学实践中把翻译当成教学目的,又当成教学手段;语法翻译法重视阅读、写作、翻译能力的培养和语法知识的传授,忽视听力、口语的培养,句子是教学和语言练习的基本单位,大多是为翻译服务的;用母语讲解新的知识点,并把外语和学生的本族语进行比较。当然,语法翻译法也有其局限性和弊端:过多地强调语言知识。在课堂上以教师讲授语法、词汇、语言点为主,忽视了语言能力的培养。学生只能讲出语法规则,参加测试,却难于张口用英语交流;教师讲解占主导,容易导致教师与学生之间缺乏沟通,学生反馈不及时,因而教师也不能及时发现学生中存在的问题,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单一、重复的语法翻译训练,致使课堂气氛低沉,学生积极性不易被充分调动,有可能产生事倍功半的效果;忽略语言的社会功能作用,从而无法准确地、恰当地、连贯地使用语言。

虽然传统的语法翻译法培养了无数外语人才,这一点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得了证明。但是面对崭新的时代背景和要求,翻译法局限性越来越凸现:即过分强调翻译。单纯通过翻译手段教外语,使学习者在使用外语时过分依赖翻译,这不利于培养外语交际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此外主张两种语言机械对比和逐词逐句直译,没有系统地传授基本的翻译知识和技巧,该法教出的学生不仅容易养成使用外语时依靠翻译的习惯,不利于培养学生用外语进行交际的能力而且也不利于翻译能力的提高。

2·翻译教学与交际教学法

交际教学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或TheCommunicative Approach)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英国应用语言学家坎德林(Christoper Candin)和威尔森(HenryWiddowson)等人提出的一种教学法。当时,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之间在文化、经济领域中的交际,尤其是人际交际日趋频繁,语言隔阂构成了人际交往的重大障碍。正是这种社会需求促成了交际教学法的产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交际教学法是我国外语教学中的主流思想,传统的外语教学法受到新的教学法思潮的挑战,翻译首当其冲,致使翻译的作用逐渐淡化,翻译教学受到冷落,甚至被看成“落后”、“过时”、“陈腐”。交际教学法特点为:教学中只用外语讲述;只教日常所用的词汇和句子;在小的、集中的班级里老师和学生通过问与答的形式培养口头交际能力;用口语讲解新的知识点,完全不借助于翻译;教授具体的词汇可通过手势、动作、表情、实物、图画等直观手段,抽象的词汇用相关的词组解释,要求外语与思想直接联系。

随着交际法的兴起,语法翻译教学在外语教学中的地位有所削弱,翻译活动也彻底退出了教学舞台。实践证明,交际法并非完美无缺。相反地,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学生语言质量普遍下降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人们终于意识到了削弱语法翻译教学的弊端。在外语教学中如果一味的排斥翻译及翻译教学法,完全使用交际法,其结果是:学生几乎能够像美国人一样用英语思维,但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能力,那就是在中英文之间架起桥梁。很显然,这并非我们的目标和方向。

三、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必要性

1·翻译教学是当前形势的需要

语言是人类社会交流的工具,英语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能使用英语进行跨文化交际。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北京申奥成功,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对翻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经济的发展急需大批翻译人才。只靠规模有限的英语专业来培养翻译人才,显然无法满足国家在这方面的迫切需求。翻译课不再是专业外语的专利(蔡基刚,2003)。[3]新时代背景下社会对翻译交际能力的需求再也不是少数外语专业的学生能够满足得了的。它要求一大批有着这种应用能力的人才。事实上,目前从事翻译工作的许多人都是非英语专业的。通过实践的磨炼,他们逐步胜任了工作需要。清华大学外语系罗选民教授指出,他们“曾对中国铁道部下属的翻译做过一些调查,发现在他们的雇员中,百分之五十以上毕业于非外语专业,可以肯定,将来许多翻译人员将来自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如果我们重视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就可以使大多数的大学生受益。”[4]如果我们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为非英语专业的学生打下一个良好的翻译基础,他们就能更快、更好地适应今后工作的需要。因此,大学英语教学应当承担历史赋予的重任,加强翻译教学,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

2·翻译教学有利于语言知识的掌握

翻译教学通过母语和外语的互译与对比,可以加强学生对所学语言材料的准确理解,是全面检验和提高学生英语水平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通过翻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英汉两种语言在表达方面的异同,加深对英语特有表达方式的认识,提高他们掌握和运用所学语言知识的能力。因此,翻译教学在整个大学英语教学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3·翻译教学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

在英语教学中教师要尽可能的为学生创造较好的语言环境,在最大程度上用英语授课。但同时也应考虑学生实际的英语水平,对于非英语专业的低年级的学生来说,要求他们完全用英语思维或教师完全用英语释义的方法来理解复杂难懂的英语长句是不合实际的。此外对于一些专业术语和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抽象名词,即使老师煞费心机的用英语来释义也会让学生云里雾里,弄不清就里。

结尾

任何一种教学法产生都有一定历史背景,都是社会需要的反映。语法翻译法最初是中世纪欧洲人教拉丁语时所使用的教学法,当时人们学习外语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阅读外语资料和文献。19世纪下半叶,随着欧洲国家交往的不断扩大,对外语口语能力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而交际法正是西欧的外语教学改革运动的产物,进入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性、地区性、区域性的科技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涉外活动与日俱增,要求更多的人更好更快地掌握外语的交际能力,适应国际化、全球化发展的要求。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以及主办2008年奥运会,国内急需一大批有专业技能的翻译工作者,这一点是英语专业学生无法满足的。因此,在外语教学中,我们既不能像交际教学法盲目的排斥翻译教学,也不能像语法翻译法中那样,以翻译为手段,把翻译既当教学手段又当教学目的,我们应该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形势发展的需要,适度的进行翻译教学,同时发挥师生在翻译教学中的积极作用,“真枪真刀”地干,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在实践中逐渐提高翻译水平。

参考文献:

[1]尹汝昭.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之我见[J].山东外语教学,2004,(6).

世说新语翻译篇5

关键词： 奈达 翻译论 翻译研究 影响

一、引言

尤金・奈达这个名字在翻译研究界以至语言学界，现已广为人知。他是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主要代表，也被誉为西方“现代翻译理论之父”。奈达在其学术生涯中，从事过语言学、语义学、人类学、通讯工程学等方面的研究，还从事过《圣经》的翻译工作。奈达的理论就是西方现代翻译研究领域中的突出代表之一。他的“功能对等理论”也尤为著名。他的翻译理论也是我国学术门户对外开放后较早引进的当代外国人的翻译理论，他的翻译观也是国内译界评价较多的。

二、奈达翻译理论简介

（一）奈达其人

尤金・奈达（Eugene A.Nida）1914年出生于美国俄克勒荷马州，当代著名语言学家、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也是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主要代表，被誉为西方“现代翻译理论之父”。尤金是当代翻译理论的主要奠基人，其理论核心是功能对等。尤金于1943年获语言学博士学位后长期担任美国圣经协会翻译部的执行秘书，主持翻译部工作，并曾任美国语言学会会长。

尤金先后访问过90个国家和地区，并著书立说，单独或合作出版了40多部书，比较著名的有《翻译科学探索》、《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等，他还250余篇，是世界译坛的一位长青学者。他还参与过《圣经》的翻译工作。他与塔伯合著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对翻译界影响颇深。此书说明了中国与西方译界人士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别：前者是静的，崇尚“信、达、雅”，讲究“神似”，追求“化境”；后者是动的，将语言学、符号学、交际理论运用到翻译研究当中，提倡“动态对等”，注重读者反应。中国译论多概括，可操作性不强；西方译论较具体，往往从点出发。他在该书中提到了动态对等，详细地描述了翻译过程的三个阶段：分析、转换和重组，对于翻译实践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二）奈达对翻译的定义

按照奈达的定义：“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风格）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其中，“对等”是核心，“最切近”和“最自然”都是为寻找对等语服务的。奈达从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交际功能的观点出发，认为必须以读者的反应作为衡量译作是否正确的重要标准。翻译要想达到预期的交际目的，必须使译文从信息内容、说话方式、文章风格、语言文化到社会因素等方面尽可能多地反映出原文的面貌。他试图运用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建立起一套新的研究方法。他根据转换生成语法，特别是其中有关核心句的原理，提出在语言的深层结构里进行传译的设想。

奈达提出了词的4种语义单位的概念，即词具有表述事物、事件、抽象概念和关系等功能。这4种语义单位是“核心”，语言的表层结构就是以“核心”为基础构建的，如果能将语法结构归纳到核心层次，翻译过程就可最大限度地避免对源语的曲解。按照4种语义单位的关系，奈达将英语句子归结为7个核心句：（1）John ran quickly.（2）John hit Bill.（3）John gave Bill a ball.（4）John is in the house.（5）John is sick.（6）John is a boy.（7）John is my father.

（三）奈达翻译理论的经历阶段

奈达翻译理论的发展经历过三个阶段，分别是描写语言阶段、交际理论阶段和和社会符号学阶段。

第一个阶段始于1943年发表《英语句法概要》，止于1959年发表《从圣经翻译看翻译原则》。这一阶段是奈达翻译思想及学术活动的初期。

第二阶段始于1959年发表的《从圣经翻译看翻译原则》，止于1969年出版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主要著作有《翻译科学探索》、《信息与使命》。在这10年中，奈达确立了自己在整个西方翻译理论界的权威地位。1964年出版的《翻译科学探索》标志着其翻译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里程碑。

第三阶段始于70年代，奈达通过不断修正和发展自己翻译理论创建了新的理论模式――社会符号学模式。奈达在继承原有理论有用成分的基础上，将语言看成一种符号现象，并结合所在社会环境进行解释。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一书中，奈达强调了形式的重要性，认为形式也具有意义，指出语言的修辞特征在语言交际及翻译中的重要作用，并且用“功能对等”取代了“动态对等”的提法，是含义更加明确。

三、对奈达翻译理论的评价

（一）贡献

奈达是一位硕果累累的翻译理论家。可以说，在两千年的西方翻译思想发展史上，奈达的研究成果之丰是名列前茅的。他的研究范围从翻译史、翻译原则、翻译过程和翻译方法到翻译教学和翻译的组织工作，从口译到笔译，从人工翻译到机器翻译，从语义学到人类文化学，几乎无所不包，从而丰富并拓展了西方的翻译研究领地。

奈达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他帮助创造了一种用新姿态对待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气氛，以增进人类相互之间的语言交流和了解。他坚持认为：任何能用一种语言表达的东西都能够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在语言之间、文化之间能通过寻找翻译对等语，以适当方式重组原文形式和语义结构来进行交际。因此也说明，某一特定民族对世界的认识能力，并不会因为该民族所使用的语言结构“落后”而受到“制约”。奈达产生这种翻译观，与他虔诚信奉基督，长期从事圣经翻译研究不无关系。信奉基督的翻译工作者有一种信念，认为上帝的信息是一种普遍真理，应当而且能够译成万国语言，并为“万国子民”所理解。基于这样的信念，奈达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尊重接受语的特征，不要一碰到困难就想自己创造语言，而要尽可能地挖掘接受语的表达潜力，因为每种语言，包括所谓的“原始语言”，都有丰富的手段来表达思想；因此，译文应当尽量使用译文接受者喜闻乐见的、符合接受语表达规范的言语形式。这就导致了他关于“最切近的自然对等”即“动态对等”，以及后来的“功能对等”一说的提出。奈达还在其理论著述中谈到读者反应的问题。他认为，翻译的服务对象是读者或言语接受者，要评判译文质量的优劣，必须看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如何，同时必须把这种反应和原作读者对原文可能产生的反应进行对比，看两种反应是否基本一致。奈达的这个观点无疑是有其道理的。翻译如果不考虑读者因素，不估计或者测验读者的反应，就可能产生对牛弹琴的译文。比如，把“四书五经”译成现代汉语，如果为了强调原文的古味，而在译文中采用古英语或中世纪英语，一般现代英语读者又怎么能够接受？

（二）不足

当然，奈达的理论和著述远非尽善尽美。奈达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角度进行的，探讨的是普遍原理，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忽略在微观层面上对具体技巧的研究与探讨，得出的理论也就远离实践。

首先，他的理论过于集中在解决译文的交际性和可懂性的问题上，因而其适用范围受到了限制。在《圣经》翻译领域强调译文的可懂性自然有其道理，但如果在世俗文学作品的翻译中也始终把译文的可懂性摆在第一位，势必导致原作语言的简化，甚至非文学化。英国翻译家纽马克曾经指出：“如果把《圣经》中那么多奈达认为读者不能理解的比喻统统删去，那么就会不可避免地引起意义的大量走失。”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较多地使用比喻的和新颖的语言，作者的真正意图可能要到字里行间去体味、去捕捉。如果把原作中的比喻形象统统删去，把一切联想的意味统统明说出来，那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译文懂是好懂，但却索然寡味，达不到文学的目的。近年来，奈达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不断在修改和完善过去的一些观点。例如，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里，他不再偏重译文的可懂性，而提倡一种“三性原则”，即可懂性、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并重的原则。另外，他不再全盘否定“形式对应”，而是认为翻译中不可随意打破原文的表达形式。为了扩大他的理论的适用范围，他还特别增加了修辞学内容。

其次，奈达曾经提出“翻译是科学”的主张，后来又基本放弃了这一主张。不管是提出还是放弃，他都没有提出充足的、令人信服的论证，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

最后，他所提出的“动态对等”建立在读者会有一致的反应这个假设基础上，但读者反应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一致，因此用此作为衡量翻译的标准难以操作。

四、奈达翻译论对我国翻译研究的影响

奈达的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初被介绍进入中国以来，到现在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中被介绍得最早、最多、影响最大的理论。原因如下：奈达与中国翻译学者们保持着密切往来，并积极参与中国翻译研究，推动了中国现代翻译研究的发展。自1980年以来，他访问中国不下10次。他在中国多所院校作过报告，出版语言学和翻译专著并，甚至与中国学者如谭载喜等合作著书。奈达理论在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与中国的传统译论一样，以原文――译文的比较为重点，强调对原文的理解，不涉及翻译的外部因素如权利、意识形态等，政治上十分安全。而且，它们大多是规范性的应用理论，目标是制定以“忠实”为本的翻译标准，与统治我国翻译领域一百多年的严复的“信、达、雅”标准可以相融，因此对中国的主流文化来说，是比较可用的。

奈达的译论由于有较强的学术性和较新的视角（如奈达理论中的交际、读者、效果等概念），给中国的翻译研究带来了一些冲击，提高了中国翻译研究的学术性，丰富和更新了中国的翻译理论。尤其是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一举打破了中国传统译论中静态分析翻译标准的局面，提出了开发式的翻译理论原则，为建立新的理论模式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奈达理论与中国的传统译论既互相竞争，又互相依存，一起强化了中国的翻译研究的实用主义路向和传统的道德观念。世界的文化不是朝一元化的方向，而是朝多元化方向发展的。当今世界翻译研究理论各派争鸣，不可能有，也不能由只懂得西方语言的人来建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翻译理论。使用不同语言的国家或民族应该按自己语言的特点，建立与发展自身的翻译理论。我们在进行翻译研究中应该从我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中吸取合理的因素，与此同时，也要吸收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及国内外其他有关学科的最新成果。这种吸收不只是牵强附会地把古人的翻译见解或主张与西方人的某些说法放在一起，一比高低优劣。要以我们原有的理论体系为基础，研究我们与西方人在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及语言结构等多方面的差异，实事求是地吸吮有益于我们的养分，取长补短，以此建立我国现代的翻译理论。

五、结语

然而，尽管奈达的翻译思想有这样和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奈达以现代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社会符号学、交际理论学和信息论为指南，采用不同于传统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方法，对翻译理论和翻译理论实践中种种问题都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他作为当代西方学界最著名的翻译理论家之一，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思维活跃，不囿成见，对翻译理论时有新的阐发。因此，从整体上看，奈达的翻译思想不失为翻译思想宝库中一颗璀璨的玉石。

参考文献：

［1］谭载喜.英汉翻译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6-7.

［2］奈达，塔伯.翻译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120-163.

［3］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59-161.

［4］王丽君.在继承中求发展――浅论翻译标准“信达雅”［J］.唐山师范学报，2004，7（4）：24-25.

世说新语翻译篇6

关键词：外语教学 翻译教学法 必要性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逐步形成，有百分之六十的世界人口都在使用双语或多语。这说明世界人口中有很多人会不由自主地用母语来翻译另一门外国语言。虽然许多语言教师认为在教学中使用翻译语言不利于语言学习，甚至不遗余力地禁止这种“坏”习惯，但我们必须承认，翻译仍被视为一种有效的外语教学方法。

一、作为外语教学方法的翻译法

语言教学方法：

1.资料来源和历史

早在古代时期，翻译主要用于古典语言的教学：希腊文和拉丁文。直到18世纪末，很长一段时间，在西欧学校 “外国”的语言和学习拉丁文、希腊文是同义词。而后在18世纪，目标转移到“现代”的语言，如法语，英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等，但都没有外语教学的理论，语法规则也成为第一语言翻译到第二母语的基础。到19世纪，它已成为学习外语的标准方式。在19世纪中叶，是语法翻译法或传统方法使用最为广泛的时期。从1840年到1940年以翻译法为主的外语教学，正在不断修改形式。在当今世界，它继续成为广泛使用的一种方法。

2.批评

从十九世纪末，语法翻译受到不同类型的猛烈攻击，甚至被“嘲笑和无视”。在20世纪，批评语法翻译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它只以阅读和写作作为其主要的重点，很少或根本没有系统地注意说或听。二是它不注重交流。母语只用于教学语言，因此没有什么积极的利用于目标语言。三是个别词语介绍和讲授的形式只是列出了他们的翻译。四是过分强调其准确性。

3.恢复翻译

近年来翻译语言教学进入了一个重新评估的阶段。它的极端反对者最早拒绝承认，其利用了正在升值的翻译。人们认识到，良好的翻译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简单的一种更加熟练目标语言的手段。

二、在中国，翻译法在英语教学中具有必要性

1.外语教学不同于自然第一语言习得

在中国，英语教学不同于中文的习得。汉语为母语，外语是在他掌握母语之后学习的语言 ，所以翻译尤为必要，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规则，英语也不例外，在中国，英语不能回避使用母语中文来翻译。

英语教学也不同于第二语言习得。这里所说的第二语言通常是指同母语一样重要的，甚至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的一种语言。外语作为第二语言通常并不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中国的英语教学中，翻译仍然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取代它。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2.翻译是否必要，是英语教学的目的所决定的

现在中国有许多人正在学习英语，所以英语教学必须遵循务实的宗旨，此时，翻译是必要的，因为无论是书面或口头形式的过程中，翻译都始终存在。通过翻译，人们在使用不同的语言时，就可以相互理解，这是非常实际的，并受到中学和大学学生和教师的欢迎。在中学，英语教学的目的是帮助学生学习基本的英语，为接受高等教育作准备。翻译仍然是教师使用的必要方法，因为它可以帮助学生学习英语和汉语的区别，它还给学生提供了实践机会。

三、现如今翻译法需要进一步的改革

1.的现状在中国学习英语的今天

就目前来说中国在世界上拥有最大的英语学习人口，似乎中国有更多的人学习英语，甚至超过以英语为母语的美国。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年里，强调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中国，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增加率。因为六级考试证书已被证明是不可缺少的就业市场资格。同样是受过同等层次教育的员工，如果他们期望更高的职称和更好的薪酬，他们必须通过国家外语考试。

2.师范大学学生翻译课程问题

我们知道，正常毕业后大学生将成为小学、中学学校的教师。在未来如果他们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现在他们必须是一个合格的学生。翻译是他们在英语教学中必须掌握的技巧。但师范大学学生的翻译能力仍然有许多问题。经过2年的学习，学生已经获得了相当的词汇，掌握了不少语法知识，包括研究不同风格的外国文学的语言，并获得给我们写信的能力，所有这一切都为翻译教学铺平了道路。

2.1教师的问题

目前许多教师教英语，因为他们要满足工作需要。但他们自己很少翻译作品，有知之甚少的翻译理论，他们可以教学生句子和段落，但从来没有教他们原则和方法。迄今为止的评价关键的是：有时翻译不能评为错误或正确，只有好，甚至更好。它们的评价有时限制了学生。另一方面，在教学时间一样的情况下，教师翻译工作太重，他们纠正了大量学生的翻译练习。

就教学方法而言是存在问题的。一是教师没有引入翻译理论，不能引发学生兴趣。二是使用的材料大多脱离生活实际。第三，教师不给学生积极参与课堂的机会。

2.2学生的问题

翻译涉及两种语言：源语言和目标语言。学生任何一种语言不精通都不能做好翻译。一般而言初中学生开始学习英语，当他们在大学的第三年，他们已经有适当的翻译能力。然而，他们还没有受到系统的培训、翻译理论和技能。他们的翻译能力仍然在知觉水平。致使学生不能区分口语和书面语言，这使他们很难独立完成翻译。

3.改革的教师和教学方法

世说新语翻译篇7

    关键词 零翻译 理据 方法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communication in the world politics ,econom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globalization , translation will play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However ,in the course of translation ,translators have to deal with a very practical problem:how to effectively overcome various difficulties to make all the source texts translatable. Thus ,thispaper adopts the concept“zero translation”put forward by Prof . Qiu Maoru ,analyses its motivation of linguistic difference ,cultural difference and neologisms in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divides it into absolute zero translation and relative zero translation. In addition , eight approaches to perform zero translation are discussed so as to inspire and help translators with their translation practice.

    Key words  zero translation  motivation  approaches

    1  引 言

    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活动。它是跨语言( cross-language ) 、跨社会(cross- social) 的特殊文化活动(cultural activi2ty) 。几千年的世界文明史清楚地表明:翻译在增进不同民族的了解和交往,推动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借鉴,促进民族语言的丰富与发展,加速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繁荣等方面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对于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外译学界一直在进行不同角度的总结与探讨。其中,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便是翻译学家们所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些学者持不可译的论点,如18 世纪末的德国着名语言学家洪堡特(1767 —1835)认为“任何翻译毫无疑问都是试图完成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每个译者必然要碰到两个暗礁中的一个而碰得头破血流”,古代意大利的先哲们也曾经断言说“翻译者即叛逆者”。然而,更多的学者则持可译的论点,着名翻译学家奈达(1975 :xiii) 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发现“一种语言能说的话在另一种语言中也能相对精确地表达出来”,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邱懋如教授(2001 :25) 根据他对英汉(分属于不同语系) 之间的对比研究认为这两种语言“都能充分而有效地描写客观的外在世界和表达主观的内心世界。它们之间的共同点远远超出不同点。

    语言之间的共同点使源语( Source Language) 目的语( Tar2get Language) 的转换成为可能。”笔者认为,随着世界各国人民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领域交往的不断扩大和全球化的加速,翻译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一新形势下,肯定和探讨翻译的可译性将更加符合时展的需要,对推动世界的发展会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

    诚然,承认可译性并不意味着不用思考语言不可译性的问题,而是要求译者研究和实践怎样通过一定的手段化不可译为可译。正因为如此,人们在努力摆脱逐词死译和单纯语言对等的束缚,另辟蹊径,探讨功能对等、动态等值、交际同一、美学等效和文化对等的原则和对策,使翻译理论丰富多彩,多维互补,日趋完善。

    2  零翻译的理据( motivation)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可译性问题以适应当前翻译实务飞速增长的需要,邱懋如教授(2001 :24) 提出应该引进“零翻译”这一概念。他(2001 :26) 指出,所谓“零翻译”就是不用目的语中现成的词语译出源语中的词语,这里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指源语中的词汇故意不译;第二层意思是指不用目的语中现成的词语来翻译源语中的词语。笔者通过研究发现“零翻译”概念由三个方面的理据所支持:语言表达差异、文化差异以及源语词汇创新。

    首先,语言是人类进行交际的最主要的工具。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俗使语言形成了不同的表达方式;不同民族、国别的语言自然具有各自的语言风格。就拿英语和汉语来说,它们分属截然不同的两种语系,因而在表达方式上相差甚远。例如,我们无法在英语中找出一个“兄”或“弟”,“姊”或“妹”的单字;英语中的uncle 到底是“叔父”、“伯父”、“姑父”、“舅父”还是“姨父”,很难分辨;英语中的cousin 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得根据一定的上下文才能分清;汉语中的“万”字到了英语里则成了ten thousand(十千) 。又如,有人叫你去时, 你回答说“来了”,字面上用的是过去时, 译为英语却成了“I’m coming”; 中国人问人姓名用的“请教大名”绝对不能译为Please teach me your greatname1 而只能译为May I know(或ask 或have)your name ? 或What’s your name ,please ?其次,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并对文化起着重要作用。

世说新语翻译篇8

翻译是艺术吗？是艺术！仅就译者必须运用语言重新塑造原文中已塑造出的形象而言，

翻译就应当是艺术。这是无可非议的。但，翻译又不能仅仅是艺术，因为“在艺术世界中，无论是哪一种形态的艺术形象都是以社会生活为自己的生命源泉，都以生动的感性形式去反映生活的本质”’。译者的“生命”源泉仍在于原著之中。即便是文学翻译，译昔对原著的理解也不能只凭直感，任意发挥。这其中还要借助语言、逻辑去正确理解之。况且，翻译除了文学翻译外，还包括科技翻译，政论翻译等等。当然，这类翻译中也有创造，但我们还不至于可以荒唐到或是说这类翻译不是翻译，或是说大量这类的翻译都是艺术的地步吧！因此，无论是文学翻译，或是科技翻译，或其他种类的翻译总还是要讲点科学。关于这个问题，董秋斯先生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一文中已有阐述。至于“翻译学”的提法国内早在本世纪十年代，或是更早些时候已有过，并非像有人所说的是“进口货”’。

此后，许多相关学科的发展，这其中尤其是语言学的发展，促使翻译研究沿着科学方向深入探索。近一二十年，广大译论工作者为建立翻译学大声疾呼、呐喊，作了不懈的努力，进行大规模、有益的探索。译界众多学者对建立翻译学寄以厚望，不少学者也为之付诸艰辛。此类专著、专论大量涌现，蔚为大观，但是，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常常为人们所误解。应该说，研究工作本身也存在一些不够完备之处，使这一仍处于孕育中的学科屡屡遭人非议。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什么是科学？有些人一提起“科学”二字就联想到物理、化学之类的自然科学，殊不知人间除了自然科学之外，还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三类科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及途经均不相同。把翻译学与物理、化学相提并论，不免拟于不伦。依此而否定翻译学是一门科学是不足为训的。

学科概念混淆，把翻译学视为一门自然科学加以理解、运作，在国内外皆有人在，致使一潭清水越搅越混了。

其实，科学是知识的体系，但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立即构成一个体系，一夜之间就使之变成一门科学。正如钱学森教授指出的，“知识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现代科学体系；还有一部分是不是叫做前科学，即进入科学体系以前的人类实践的经验。”“……不管科学还是前科学，只是整个客观世界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而且情况是在变化的。一部分前科学，将来条理化了，纳入到科学的体系里……”依我们之见，尽管人类的翻译活动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基本上是凭借他人或自身的经验进行翻译。现有阐述翻译方法的论著大多还只是这类实践经验的总结。因此，翻译还只是“前科学”。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断然否定它能向一门科学方向发展。世界在进步，学科在发展。客观的事物不能由某人说是就是科学，说不是就不是科学。不能在学术界搞武断，对刚刚才提出对建立翻译学的思考｀时就给予当头一棒，力图抑制她的问世。我们应该允许探索。提出“思考”就意味着是一种探索。所以有人提出翻译是一门正在探索中的科学5，这是较为恰如其分的。

既然是探索，就应该允许人们从多方面，多学科地进行。无端的否定未必即能奏效。即便在自然科学中，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得到了伽利略的证实，成了冤案，却在几百年后才得以昭雪，何况人丈科学乎？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也不能就因此把翻译学说得玄而又玄，似乎说得越玄乎就越高深。译学研究毕竟是源于实践，而后又回到实践来指导翻译实践的一门学问。译学研究不能脱离实践，这己成了译论工作者的共识。当前有些研究似乎已陷入了纯学院式的研究，说三道四、连篇累犊，却于翻译实践无补。拉上几十门学科，标上无数术语，并不表明一个学科之成熟，只会导致许多概念含混不清。这种“理论”显得极其庞杂，但未必有实用价值。又如对翻译单位的研究，按西方翻译理论的说法，划分为音位层、词素层、词层、词组层、句子层及话语层。就连提出这一理论的作者本人

都感到“翻译的基本难点之一，就是如何能在每个具体情况下，从语言学等级体系中找到相应的层次作为翻译单位。”。连这一“理论”的提出者都感到为难，那这类学院式的研究究竟对我国的翻译实践有多大指导意义，就很值得怀疑了。尤其是对于像汉语这样象形文字与西方语言对译中就更难发现其实用价值。继而再进一步探讨什么“必要和足够层次的翻译”或是“偏低、偏高层次的翻译”，势必就成了一纸空谈。

提到建立翻译学，就必定要设计语言学的问题。应该承认，语言学的发展给翻译学的发展开拓出新的思路。一方面，译者从语言学的角度，通过两种语言的话语对比，对语言中的现象及其实质有了更广泛、更深刻的了解，从而能在翻译中更自觉地掌握某些语言对比规律；另一方面，许多译论研究人员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翻译，运用语言学中的术语、概念来阐述翻译实践中出现的语言现象，总结出某些系统的经验，取得了一定成就。这一切都应归功于语言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现在坚持翻译是艺术的学者基本上也还没脱离翻译研究应用语言学理论所归纳出的翻译实践中某些系统经验，就正说明这一点。但是，正如众所公认的，翻译是艺术。艺术创作本无定规。同一个原著的句子在正确理解的前提下，你可以这么译，他又可以那么译。甚至同一译者在不同时期也都有不同译法，均无可指责，全凭译者在上下语境中去“创造”。这是一；其二，正如语言学派代表人物一再申明的那样，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正是研究翻译过程的语言学方面”，“纯粹是就语言学的意义而言”’。很明显，他们研究的是语言，并不注重研究原著作者及译者的主体意识。他们只能对现成的译例在语言上作静态对比，只能考虑其表面现象。因此，就翻译研究而言，他们的研究必有偏失，或显得异常肤浅；其三，现代的语言学理论基本上是以西方语言为研究对象，对汉语的语言几乎未加触及。正如陈望道所指出的：“一般语言学的理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或者说很少能充分地、正确地概括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极其悠久、既丰富又发达的汉语事实和规律”8。汉语语言的起源、语言的总体结构以及语言的运用等诸方面与西方语言截然不同。仅以西方语言模式为基础建立起的语言学套在汉外对译中几乎是行不通的。何况，翻译所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语言问题。为此，语言学对于翻译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妄图在这样的语言学基础上去创立翻译学，“不仅限于找出翻译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规律，而且要为翻译工作者提供某些规范或｀规定’”’，那只能是一场迷梦！

这里还有一个如何对待西方翻译理论的问题。应该承认，我们对国外的译论知之太少。远的不说，仅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引进的国外译论的论著寥寥可数。我们殷切地希望这一状况今后能有所改善，以扩大我们研究的视野，增长我们的见识。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在世界译坛面前不必妄自菲薄。要说我国的翻译事业在人才培养及学科建设上比西方国家落后，这是事实。但是，要说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认识上比西方最起码要迟二十年工｀，我们对此不敢苟同。就文化总体而言，各国文化不是依照同一路线发展，不可能按一个普遍的、等同的阶段进行。世界各国人民生活的文化背景不同，面对的是不同的客观世界，由此提出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所具有的经验也不尽相同。因此，就不可能有个普遍的、客观的价值标准来评判任一传统文化的优劣高下，更不能用某种文化价值观念来评判另一文化标准。很明显，我们同样不能拿某个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翻译理论作为另一文化背景下产生翻译理论的标准。这中间不可能划分时间顺序的先后，而只能是互补、借鉴和相互渗透。

其实，国外的译论也是处于探索之中，也未必已成定论，甚至某些堤法未见合理。翻译学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门正处于探索中的科学，对西方人何曾不也是如此？基于这祥的认识，我们就不至于会把国外的译论奉为至宝，视若·｀圣经，，，或为之惊讶不已。就以奈达为例，他早期认为翻译是科学，到了80年代又强调是一种艺术。这说明人对客观事物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应该允许有所改变。这里并不存在什么“正本清源”1“的问题。也不要因他人观点变了，我们就得跟着转。西方译界的论坛上曾提出过equivalence的问题。这一提法在西方也不是没有争议的。

equivalence在自然科学中译为“等值”是指“量值”或“效应”大小方面的“等”。在某些学科中也就只译为“类”，“代”而已。西方人把它应用到翻译中，传入我国后不知怎么地译为·“等值”。于是就有人便在“等值”上做文章。翻译从某种程度上说本是一项不可为而又不得不为之的活动。它涉及到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风俗习惯以及不同的思维方式等等一系列问题。在东西方之间这一差别尤为显著。为此，在翻译中就存在“不可译”的现象，这其中何曾有那么多的“等值”可言？况且，至今为止，在人文科学中尚无像自然科学中所具有的量化公式。因此，严格来说，翻译中是无“值”可“等”的。又如上文中所提到的“偏低层次的翻译”和“偏高层次的翻译”，只不过是“直译”与“意译”的换一种说法而已，无“先进”，“落后”之分。认识到世界各国都在对翻译学进行探讨，我们就无需对西方的翻译理论顶礼膜拜了。

世说新语翻译篇9

翻译是艺术吗？是艺术！仅就译者必须运用语言重新塑造原文中已塑造出的形象而言， 

翻译就应当是艺术。这是无可非议的。但，翻译又不能仅仅是艺术，因为“在艺术世界中，无论是哪一种形态的艺术形象都是以社会生活为自己的生命源泉，都以生动的感性形式去反映生活的本质”’。译者的“生命”源泉仍在于原著之中。即便是文学翻译，译昔对原著的理解也不能只凭直感，任意发挥。这其中还要借助语言、逻辑去正确理解之。况且，翻译除了文学翻译外，还包括科技翻译，政论翻译等等。当然，这类翻译中也有创造，但我们还不至于可以荒唐到或是说这类翻译不是翻译，或是说大量这类的翻译都是艺术的地步吧！因此，无论是文学翻译，或是科技翻译，或其他种类的翻译总还是要讲点科学。关于这个问题，董秋斯先生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一文中已有阐述。至于“翻译学”的提法国内早在本世纪十年代，或是更早些时候已有过，并非像有人所说的是“进口货”’。 

此后，许多相关学科的发展，这其中尤其是语言学的发展，促使翻译研究沿着科学方向深入探索。近一二十年，广大译论工作者为建立翻译学大声疾呼、呐喊，作了不懈的努力，进行大规模、有益的探索。译界众多学者对建立翻译学寄以厚望，不少学者也为之付诸艰辛。此类专著、专论大量涌现，蔚为大观，但是，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常常为人们所误解。应该说，研究工作本身也存在一些不够完备之处，使这一仍处于孕育中的学科屡屡遭人非议。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什么是科学？有些人一提起“科学”二字就联想到物理、化学之类的自然科学，殊不知人间除了自然科学之外，还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三类科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及途经均不相同。把翻译学与物理、化学相提并论，不免拟于不伦。依此而否定翻译学是一门科学是不足为训的。 

学科概念混淆，把翻译学视为一门自然科学加以理解、运作，在国内外皆有人在，致使一潭清水越搅越混了。 

其实，科学是知识的体系，但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立即构成一个体系，一夜之间就使之变成一门科学。正如钱学森教授指出的，“知识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现代科学体系；还有一部分是不是叫做前科学，即进入科学体系以前的人类实践的经验。”“……不管科学还是前科学，只是整个客观世界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而且情况是在变化的。一部分前科学，将来条理化了，纳入到科学的体系里……”依我们之见，尽管人类的翻译活动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基本上是凭借他人或自身的经验进行翻译。现有阐述翻译方法的论著大多还只是这类实践经验的总结。因此，翻译还只是“前科学”。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断然否定它能向一门科学方向发展。世界在进步，学科在发展。客观的事物不能由某人说是就是科学，说不是就不是科学。不能在学术界搞武断，对刚刚才提出对建立翻译学的思考｀时就给予当头一棒，力图抑制她的问世。我们应该允许探索。提出“思考”就意味着是一种探索。所以有人提出翻译是一门正在探索中的科学5，这是较为恰如其分的。 

既然是探索，就应该允许人们从多方面，多学科地进行。无端的否定未必即能奏效。即便在自然科学中，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得到了伽利略的证实，成了冤案，却在几百年后才得以平反昭雪，何况人丈科学乎？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也不能就因此把翻译学说得玄而又玄，似乎说得越玄乎就越高深。译学研究毕竟是源于实践，而后又回到实践来指导翻译实践的一门学问。译学研究不能脱离实践，这己成了译论工作者的共识。当前有些研究似乎已陷入了纯学院式的研究，说三道四、连篇累犊，却于翻译实践无补。拉上几十门学科，标上无数术语，并不表明一个学科之成熟，只会导致许多概念含混不清。这种“理论”显得极其庞杂，但未必有实用价值。又如对翻译单位的研究，按西方翻译理论的说法，划分为音位层、词素层、词层、词组层、句子层及话语层。就连提出这一理论的作者本人 

都感到“翻译的基本难点之一，就是如何能在每个具体情况下，从语言学等级体系中找到相应的层次作为翻译单位。”。连这一“理论”的提出者都感到为难，那这类学院式的研究究竟对我国的翻译实践有多大指导意义，就很值得怀疑了。尤其是对于像汉语这样象形文字与西方语言对译中就更难发现其实用价值。继而再进一步探讨什么“必要和足够层次的翻译”或是“偏低、偏高层次的翻译”，势必就成了一纸空谈。 

提到建立翻译学，就必定要设计语言学的问题。应该承认，语言学的发展给翻译学的发展开拓出新的思路。一方面，译者从语言学的角度，通过两种语言的话语对比，对语言中的现象及其实质有了更广泛、更深刻的了解，从而能在翻译中更自觉地掌握某些语言对比规律；另一方面，许多译论研究人员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翻译，运用语言学中的术语、概念来阐述翻译实践中出现的语言现象，总结出某些系统的经验，取得了一定成就。这一切都应归功于语言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现在坚持翻译是艺术的学者基本上也还没脱离翻译研究应用语言学理论所归纳出的翻译实践中某些系统经验，就正说明这一点。但是，正如众所公认的，翻译是艺术。艺术创作本无定规。同一个原著的句子在正确理解的前提下，你可以这么译，他又可以那么译。甚至同一译者在不同时期也都有不同译法，均无可指责，全凭译者在上下语境中去“创造”。这是一；其二，正如语言学派代表人物一再申明的那样，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正是研究翻译过程的语言学方面”，“纯粹是就语言学的意义而言”’。很明显，他们研究的是语言，并不注重研究原著作者及译者的主体意识。他们只能对现成的译例在语言上作静态对比，只能考虑其表面现象。因此，就翻译研究而言，他们的研究必有偏失，或显得异常肤浅；其三，现代的语言学理论基本上是以西方语言为研究对象，对汉语的语言几乎未加触及。正如陈望道所指出的：“一般语言学的理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或者说很少能充分地、正确地概括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极其悠久、既丰富又发达的汉语事实和规律”8。汉语语言的起源、语言的总体结构以及语言的运用等诸方面与西方语言截然不同。仅以西方语言模式为基础建立起的语言学套在汉外对译中几乎是行不通的。何况，翻译所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语言问题。为此，语言学对于翻译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妄图在这样的语言学基础上去创立翻译学，“不仅限于找出翻译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规律，而且要为翻译工作者提供某些规范或｀规定’”’，那只能是一场迷梦！ 

这里还有一个如何对待西方翻译理论的问题。应该承认，我们对国外的译论知之太少。远的不说，仅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引进的国外译论的论著寥寥可数。我们殷切地希望这一状况今后能有所改善，以扩大我们研究的视野，增长我们的见识。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在世界译坛面前不必妄自菲薄。要说我国的翻译事业在人才培养及学科建设上比西方国家落后，这是事实。但是，要说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认识上比西方最起码要迟二十年工｀，我们对此不敢苟同。就文化总体而言，各国文化不是依照同一路线发展，不可能按一个普遍的、等同的阶段进行。世界各国人民生活的文化背景不同，面对的是不同的客观世界，由此提出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所具有的经验也不尽相同。因此，就不可能有个普遍的、客观的价值标准来评判任一传统文化的优劣高下，更不能用某种文化价值观念来评判另一文化标准。很明显，我们同样不能拿某个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翻译理论作为另一文化背景下产生翻译理论的标准。这中间不可能划分时间顺序的先后，而只能是互补、借鉴和相互渗透。 

其实，国外的译论也是处于探索之中，也未必已成定论，甚至某些堤法未见合理。翻译学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门正处于探索中的科学，对西方人何曾不也是如此？基于这祥的认识，我们就不至于会把国外的译论奉为至宝，视若·｀圣经，，，或为之惊讶不已。就以奈达为例，他早期认为翻译是科学，到了80年代又强调是一种艺术。这说明人对客观事物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应该允许有所改变。这里并不存在什么“正本清源”1“的问题。也不要因他人观点变了，我们就得跟着转。西方译界的论坛上曾提出过equivalence的问题。这一提法在西方也不是没有争议的。

equivalence在自然科学中译为“等值”是指“量值”或“效应”大小方面的“等”。在某些学科中也就只译为“类”，“代”而已。西方人把它应用到翻译中，传入我国后不知怎么地译为·“等值”。于是就有人便在“等值”上做文章。翻译从某种程度上说本是一项不可为而又不得不为之的活动。它涉及到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风俗习惯以及不同的思维方式等等一系列问题。在东西方之间这一差别尤为显著。为此，在翻译中就存在“不可译”的现象，这其中何曾有那么多的“等值”可言？况且，至今为止，在人文科学中尚无像自然科学中所具有的量化公式。因此，严格来说，翻译中是无“值”可“等”的。又如上文中所提到的“偏低层次的翻译”和“偏高层次的翻译”，只不过是“直译”与“意译”的换一种说法而已，无“先进”，“落后”之分。认识到世界各国都在对翻译学进行探讨，我们就无需对西方的翻译理论顶礼膜拜了。 

世说新语翻译篇10

关键词　零翻译　理据　方法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communication in the world politics ,econom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globalization , translation will play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however ,in the course of translation ,translators have to deal with a very practical problem:how to effectively overcome various difficulties to make all the source texts translatable. thus ,thispaper adopts the concept“zero translation”put forward by prof . qiu maoru ,analyses its motivation of linguistic difference ,cultural difference and neologisms in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divides it into absolute zero translation and relative zero translation. in addition , eight approaches to perform zero translation are discussed so as to inspire and help translators with their translation practice.

key words 　zero translation 　motivation 　approaches

1 　引　言

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活动。它是跨语言( cross-language ) 、跨社会(cross- social) 的特殊文化活动(cultural activi2ty) 。几千年的世界文明史清楚地表明:翻译在增进不同民族的了解和交往,推动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借鉴,促进民族语言的丰富与发展,加速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繁荣等方面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对于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外译学界一直在进行不同角度的总结与探讨。其中,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便是翻译学家们所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些学者持不可译的论点,如18 世纪末的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洪堡特(1767 —1835)认为“任何翻译毫无疑问都是试图完成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每个译者必然要碰到两个暗礁中的一个而碰得头破血流”,古代意大利的先哲们也曾经断言说“翻译者即叛逆者”。然而,更多的学者则持可译的论点,著名翻译学家奈达(1975 :xiii) 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发现“一种语言能说的话在另一种语言中也能相对精确地表达出来”,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邱懋如教授(2001 :25) 根据他对英汉(分属于不同语系) 之间的对比研究认为这两种语言“都能充分而有效地描写客观的外在世界和表达主观的内心世界。它们之间的共同点远远超出不同点。

语言之间的共同点使源语( source language) 目的语( tar2get language) 的转换成为可能。”笔者认为,随着世界各国人民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领域交往的不断扩大和全球化的加速,翻译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一新形势下,肯定和探讨翻译的可译性将更加符合时展的需要,对推动世界的发展会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

诚然,承认可译性并不意味着不用思考语言不可译性的问题,而是要求译者研究和实践怎样通过一定的手段化不可译为可译。正因为如此,人们在努力摆脱逐词死译和单纯语言对等的束缚,另辟蹊径,探讨功能对等、动态等值、交际同一、美学等效和文化对等的原则和对策,使翻译理论丰富多彩,多维互补,日趋完善。

2 　零翻译的理据( motivation)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可译性问题以适应当前翻译实务飞速增长的需要,邱懋如教授(2001 :24) 提出应该引进“零翻译”这一概念。他(2001 :26) 指出,所谓“零翻译”就是不用目的语中现成的词语译出源语中的词语,这里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指源语中的词汇故意不译;第二层意思是指不用目的语中现成的词语来翻译源语中的词语。笔者通过研究发现“零翻译”概念由三个方面的理据所支持:语言表达差异、文化差异以及源语词汇创新。

首先,语言是人类进行交际的最主要的工具。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俗使语言形成了不同的表达方式;不同民族、国别的语言自然具有各自的语言风格。就拿英语和汉语来说,它们分属截然不同的两种语系,因而在表达方式上相差甚远。例如,我们无法在英语中找出一个“兄”或“弟”,“姊”或“妹”的单字;英语中的uncle 到底是“叔父”、“伯父”、“姑父”、“舅父”还是“姨父”,很难分辨;英语中的cousin 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得根据一定的上下文才能分清;汉语中的“万”字到了英语里则成了ten thousand(十千) 。又如,有人叫你去时, 你回答说“来了”,字面上用的是过去时, 译为英语却成了“i’m coming”; 中国人问人姓名用的“请教大名”绝对不能译为please teach me your greatname1 而只能译为may i know(或ask 或have)your name ? 或what’s your name ,please ?其次,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并对文化起着重要作用。

有些社会学家认为,语言是文化的冠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从另一方面看,语言又受文化的影响,反映文化(邓炎昌、刘润清,1997 :159) 。由于文化背景不同,有时对于不同社会的人,同一个词或同一种表达方式往往会具有不同的意义,而且有时还会造成语义空缺的现象。例如,邓炎昌等(1997 :167) 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就引用过这样一个故事:罗马有一家鞋店,门口挂着一个牌子,招徕懂英语的顾客。牌子上写道: shoes for st reet e in and have a fit . 这个牌子引起许多懂英语的游览者的注意,他们聚在店前———不是看橱窗里所展出的商品,而是看牌子上的字,看后都哈哈大笑。店主是意大利人,会说一点英语,但他不知道st reet walker 不是“逛大街的人”而是“在街头拉客的”, to have a fit 也不是“试穿”,而是“勃然大怒”。过路人看了这块牌子当然感到滑稽可笑了。

又如,中国文化中,思想往往与腹部联系在一起,像“满腹文章”、“满腹经纶”、“腹稿”、“腹议”、“满腹牢骚”等,英译时若将“腹”译出: a bellyful of essays ,a bellyfulof scholarship ,draft s in the belly ,criticism in thebelly ,a bellyful of complaint s 英语读者会感到莫名其妙,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法将“满腹经纶”等与“腹”联系起来,因此,只好改译为: tohave one’s mind full of essays , to have one’smind full of scholarship , draft s worked out inone’s mind ,silent criticism ,full of complaint s.再次,由于政治、经济、科技的日新月异以及社会生活的飞速变化,在语言交流过程中必须创造新词( neologism) 才能与之相适应,以英语为例,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牛津新词词典》收录20 世纪80 年代到90 年代的英语新词便达2000 余条。汉语也不例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修订的《新华词典》也新增加了新兴、新潮、新奇的富有时代特征的学科基本词汇和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词语10000 多个。英语近年来出现的新词有clintonism , zipgate , euro ,outplacement , dinomania , multimedia , hacker ,virtual reality , drug abuse ,mad cow disease ,ge2netic engineering ,bungee jumping 等等;汉语里的新词则有“中国特色、、一号文件、万元户、小康、倒爷、一国两制、下海、生猛海鲜、减肥、分流、下岗、利改税、费改税、资产重组、回归、东西联动”等等。这些新词在源语中是新创的,在目的语中自然难以找到现成的对等词,在翻译中便免不了要采用“零翻译”的手法。

3 　零翻译的实现手段

零翻译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经历、知识、气质、审美观念、文化修养、双语水平和翻译态度。此外,译者还应把握一定的零翻译的技巧。笔者认为,零翻译可分为绝对零翻译和相对零翻译。绝对零翻译指的是不使用目的语词汇而达到可译的效果,常用的方法有省译和移译两种。相对零翻译指的是通过变通的方式巧妙运用目的语词汇恰到好处地表达源语词汇意思,常用的手法有音译、音义兼译、补偿、象译、直译加注、归化等。下面就英译汉时实现零翻译的种种手段进行简述并例释。

311 省译( ell ipsis)

省译指的是由于英汉语言用法上的差别,有些词(或成分) 在英语中是必不可缺的,但在汉语中却是多余的,翻译时便需要省去不译以使译文更严谨、更精练、更明确。例如:at present , chinese medicinal herbs areused to t reat hepatitis. they prove to be very ef2fective for the disease.目前,中草药用来治疗肝炎,证明非常有效。(省译they)there have been good result s in the experi2ment s that have given him great encouragement .实验中的良好结果给了他莫大的鼓舞。

(省译there have been 和that)there was no snow , the leaves were gonef rom the t rees and the grass was dead.天未下雪,但叶落草枯。(省译f rom thet rees)312 移译( transference)

移译指的是将源语中的词汇直接“移植”到目的语当中。用此法“零翻译”过来的英语词汇常常见诸汉语报端。例如:“《中国的世纪》一书的英文版由美国john wiley & sons 出版公司出版(《光明日报》,2001 年3 月7 日1 版) ”;

“中国在1996 年过渡到符合imf8 条规定的国家,比日本晚32 年(《参考消息》,2001 年3 月4日8 版) ”;“这就是以it 带动web ,web 主导it 的严谨期, ibm 称其为‘电子商务e 代’(光明日报,2001 年2 月28 日3 版) ”;“启迪网日前开展了globalenglish 在中国内地的网上招生活动。此次活动旨在将世界先进的网上学习模式引进国内,为想学英语的人们把‘e- teach2er’请回家。该网站的学员在课程结束后可获得国际权威的英语证书,同时获得美国著名学院contra costa 的英语学分。globaleng2lish 网上英语包括普通英语、商业英语两大类。

(《中国教育报》,2001 年3 月24 日4 版) ”等等。类似的移译还有wto , cd ,vcd ,dvd ,mtv , e-mail , internet , tmd , ip 等,以及一些专用名词。这种“移译”法顺应了时代的前进、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一步全球化,也顺应了东西方交流更加广泛与频繁的潮流,同时也反映了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给语言带来的变化。

313 音译( transl iteration)

音译是根据发音将源语词汇译成目的语词汇的翻译方法。此法常用来翻译人名、地名、品牌名和某些源语创新词等。例如,owen ( 欧文) ,einstein (爱因斯坦) ,bush (布什) , green2wich (格林尼治) ,virginia (弗吉尼亚) ,opec(欧佩克) ,audi (奥迪) ,motorola (摩托罗拉) ,martell (马爹利) ,hacker (黑客) ,cool (酷) ,clone(克隆) , gene ( 基因) ,boeing747 ( 波音747) ,nokia (诺基亚) ,talk show(脱口秀) 等。

314 音义兼译( sound-meaning combinationtranslation)

音义兼译指的是将英语词汇通过模拟原词的部分读音和传达原词的(部分) 意义相结合而译成汉语词汇的方法。例如:pickup (皮卡车) ,aids(爱滋病) ,yuppie (雅皮士) ,genebank (基因库) , internet (因特网) ,bungee jumping (蹦极跳) ,macarena (马卡瑞纳舞) ,nippon paint (立邦漆) ,mini- skirt (迷你裙) ,pizza-pie (比萨饼) ,olympic games(奥林匹克运动会) 等。

315 补偿( complementary translation)

补偿式翻译指的是将源语词汇音译为目的语词汇时兼顾能产生恰到好处的意义,以补偿翻译过程所导致的语义损失。这种译法能给目的语读者产生一定的联想,从而加深对源语词汇的理解和印象。这一方法多用于商标词的翻译。例如:coca cola 被译为“可口可乐”便相当生动地让汉语读者联想到这种饮品给人带来的清爽感、愉悦感———即“可口”又“可乐”,其名其实有一种猝然相遇、默然相契的恰好感;benz最初有人译为“本茨”,纯属音译,毫无喻义,后被译为“奔驰”二字,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汽车风驰电掣的速度,非同凡响; head & shoulders洗发水,原来音译为“海伦仙度丝”,既烦琐又指代不明,远不如现在的译名“海飞丝”形象优美,更能体现产品的特色。类似的还有pepsicola(百事可乐) , goldlion (金利来) ,brandy (白兰地) ,budwiser (百威) , philip (菲利普) ,whisper(护舒宝) , hismanal ( 息斯敏) , nike ( 耐克) ,safeguard(舒肤佳) 等。

316 象译( image translation)

象译指的是对于英语中用以描述某种事物外形的词汇在译为汉语时同样借助具体形象的翻译方法。例如:u- shaped (马蹄形) , parabola(抛物线) , t- bandage (丁字带) , zigzag incision(之字形切口) , i- section (工字形剖面) ,v- band2ing(v 形结扎) ,y-graft ( y形移植片) ,claw-foot(弓形足) , coronary artery (冠状动脉) , crossshapedplate (十字板) ,c network (c 形网络) ,h-column ( h 形桩) ,j- display (j 形显示器) , ishapedst ringer (工字形纵梁) , k- st rut ( k 字形支柱) ,t- nut ( t 形螺母) , t- network ( t 形四端网络) , t-iron (丁字铁) ,u-iron (槽铁) ,u-pipe(u 形管) ,v- belt (三角皮带) ,v- stay (v 形拉线) ,diamond sign (菱形标志) 等。

317 直译加注(literal translation with notes)

汉英两个民族由于、政治制度以及人文历史等方面的不同,难免因文化差异而造成词语空缺现象。在翻译时,如直译恐怕目的语读者难以或不能理解源语词汇所表达的信息,这时便往往需要用加注的手段来弥补可能出现的源语意义在目的语中的缺失。例如:let both sides unite to heed in all corners ofthe earth the command of isaiah to“undo theheavy burdens. . . ( and ) let the oppressed gof ree”. (john kennedy : inaugural s peech)译文:不管我们在地球的什么地方,让我们双方都记住先知以赛亚(圣经人物) 的重托:“卸下重负??让所有受压迫的人都获得自由”。

以赛亚是位先知,出自《圣经》的《旧约》。

他富有教养,才华超人,学识渊博。他不畏权势、临危不惧, 预言以色列总有一天会得救??。肯尼迪在简短的就职演说中提到这个名字,对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人来说,其号召力和寓意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果将isaiah 直译为“以赛亚”而不加以注解,汉语读者便无法理解源语中所蕴涵的那种上帝所赋予的使命感。类似的翻译还有:american dream(美国梦,指美国标榜的立国精神、人人自由和机会均等) ,aunt jemima (杰迈玛大婶,原为美国商业广告中的黑人橱娘,指对白人俯首贴耳的黑人妇女) ,brompton cocktail (布朗姆顿鸡尾酒,实际上指癌症止痛药,因伦敦布朗姆顿胸腔医院首次使用而得名) 等等。

318 归化( adaptation)

归化翻译法指的是用与源语词汇有相近表达功能但往往带有一些目的语文化色彩的词汇来翻译源语词汇的方法。著名的ball mall(香烟) 被译为“顺”牌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

ball mall 原意为“球场”,但ball 谐“波”音,而mall 谐“殁”音,波消浪殁了,大海岂有不风平浪静之理? 而航行在风平浪静的大海上的航船不就一帆风顺了吗? 因此, 将ballmall 译为“顺”符合汉民族讲究“六六大顺”的心理,带有明显的汉文化色彩。又如e &you 这一服装品牌名被译为“伊可爱”,让汉语读者联想到该品牌服饰给人们增添的魅力。美国运动系列产品“nike”可追溯到希腊女神,该词在20 世纪50 年代曾被用于一种导弹的名称,从而使该词含有速度、力量之义。将之译为“耐克”,使其具有经久耐穿的特点,一个“克”字包含了战胜对手、力克群雄,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意思,正好吻合了“胜利女神”的原意。

4 　结　语

翻译在未来社会生活中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零翻译”的提出和运用有助于解决因语言表达差异、文化差异以及源语创新给翻译带来的各种难题,极大地提高了各种语料的可译性,对指导日趋增多的翻译实务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和现实意义。在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中,要实现“零翻译”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省译法、移译法、音译法、音义兼译法、补偿式翻译法、象译法、直译加注法以及归化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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