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诗集是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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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诗集是篇1
关键词：陆游；江西诗派；吕本中；曾几
中图分类号：J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3-0014-01
陆游为诗，最初私淑吕本中，后来师承曾几。文集卷十四有《吕居仁集序》云：“某自童子时，读公诗文，愿学焉。稍长，未能远游，而公捐馆舍。晚见曾文清公，文清谓某：‘君之诗渊源殆自吕紫微，恨不一识面。’某于是尤以为恨。”按吕氏卒于绍兴八年（1138年），陆游才十四岁，所以未能亲炙。到了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的时候，曾几除提点浙东刑狱，陆游因得从他受业。文集卷三十二“曾文清公墓志铭”云：“公治经学道之余，发于文章，雅正纯粹，而诗尤工。以杜甫、黄庭坚为宗，推而上之，由黄初、建安，以及于离骚、雅颂、虞夏之际。初与端明殿学士徐俯、中书舍人韩驹、吕本中游。诸公继殁，公岿然独存，道学既为儒者宗，而诗益高，逐擅天下。……某从公十余年，公称其文辞有古作者余风。”吕本中曾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徐俯、韩驹均列名其内。而吕与曾几既以文章道义相切磋，又申之以婚姻（吕子大器为曾氏女婿），时相唱酬，诗法相似，同为宋室南渡以后的诗坛领袖。后村诗话云：“比之禅学，山谷初祖也，吕、曾南北二宗也。”陆游私淑吕氏而师事曾氏，可见他和江西诗派的渊源是很深的。
吕本中诗论重悟人，主活法。他说：“作文必要悟人，悟人必自工夫中来，非侥幸可得也。如老苏之于文，鲁直之于诗，尽此理矣。”又说：“所谓活法者，规矩具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法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如是者则可以语活法也。昔谢玄晖有言：‘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他常与曾几通信论诗，曾氏也有诗寄他说：“学诗如参禅，慎勿参死句，纵横无不可，乃在欢喜处。又如学仙子，辛苦终不遇，忽然毛骨换，政用口诀故。居仁说活法，大意欲人悟；岂惟如是说，实亦造佳处。其圆如金弹，所向若脱兔。……”对吕氏的诗论与诗作，都备致推许，可见曾氏也是主张“悟入”与“活法”的。陆游有追怀《曾文清公呈赵教授》诗云：“忆在茶山听说诗，亲从夜半得玄机。常忧老死无人付，不料穷荒见此奇。律令合时方帖妥，工夫深处却平夷。人间可恨知多少，不及同君叩老师！”诗中所谓“玄机”“律令”“工夫”等等，大抵即“活法”“悟人”一派理论。他又有“赠应秀才”诗云：“我得茶山一转语，文章切忌参死句。”这更显然是他所受于曾几的诗法了。
曾几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之一，他曾因主张抗战，忤秦桧去职。所以陆游也经常从他那里收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文集卷三十“跋曾文清公奏议稿”云：“绍兴末，贼亮入塞。时茶山先生居会稽禹迹精舍，某自敕局罢归，略无三日不进见；见必闻忧国之言。先生时年过七十，聚族百口，未尝以为忧，忧国而已。”曾几茶山集卷五亦有“雪中陆务观数来问讯，用其韵奉赠”云：“江湖迥不见飞禽，陆子殷勤有使临。问我居家谁暖眼？为言忧国只寒心。官军渡口战复战，贼垒淮坝深又深。坐看天威扫除了，一壶相贺小丛林。”这一跋一诗，所记盖同时事。足见他们师弟之谊，不仅是以文字相赏会，而且是建筑在爱国的思想基础之上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师弟情深，水乳无间。陆游自称受茶山之知，“无与比者”；而他对于茶山也终身称道不衰。剑南诗稿第一首即为“别曾学士”诗，结句云：“他时得公心，敢不知所传”，慨然以傅茶山之学自期。后来赵庚夫题茶山集云：“清于月白初三夜，淡似汤烹第一泉，咄咄逼人门弟子，剑南已见一灯传。”便也以能传茶山之学许之。实则以陆游的成就论，不但可作曾几的衣钵传人，而且还是“冰寒于水”的。
和陆游同时同辈而且齐名的诗人，有尤袤、杨万里、范成大、萧德藻等。萧德藻也是曾几的门人，其余三人也都与曾几有相当关系。他们互相切磋，互相尊重，传为南宋诗坛的佳 话。杨万里说：“诗人若范致能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陆放翁之敷腴，萧千岩之工致，皆余所畏也。”尤袤说：“近世士人喜宗江西。温润有如范致能者乎？痛快有如杨廷秀者乎？高古如萧东夫，俊逸如陆务观，是皆自出机轴，有客观者，又奚以江西为？”他们两人品题自己的朋友而没有把自己算在内，实则五人在当时诗坛是并峙的。但尤袤的梁溪集和萧德藻的千摘稿俱已亡佚，今天看起来，只有杨、范、陆三家鼎立了。应该指出的是，这三家学诗的途径如出一辙。他们都是渊源于江西而又渐染于晚唐的。南宋时代，江西晚唐两派对立，势同水火，而杨、范、陆三人却沟通调剂于两派之间，深得相反相成之妙，这也许是他们自具面貌、自成家数的原因吧！
参考文献：
[1]陆游.陆游文集.
陆游诗集是篇2
摘要： 王国维与罗振玉因诗歌结缘，自此两人开始近乎一生的相知相守。罗振玉对王国维《咏史》组诗的赏识，奠定了王国维在罗振玉心中不可移易的地位。罗振玉的诗学根源于《毛诗序》，而涵养于杜甫、陆游二家诗，其崇尚真诚、雅正、自然，反对雕琢、应酬的文学观与王国维有着许多不谋而合之处。特别是对陆游诗歌的共同偏嗜，拉近了他们心性和诗学的距离。虽然陆游在王国维的词学谱系中因为介乎被极度推崇和极度贬抑的两极之间，而未能彰显出特别的风采，但陆游的诗学实际上沉淀为王国维词学的一种底蕴。罗振玉的诗学在这一考察维度中显示出其重要意义。
中图分类号： I207.23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4）01001506
1898年，王国维到上海任《时务报》书记，结识了罗振玉，后入读罗振玉主办的东文学社，又结识了罗振常、刘大绅、沈紘、樊炳清等人。此数人虽皆好诗词，但除罗振玉、刘大绅创作较多外，其余均属偶尔为之，难称专精，似也都无意往这方面安排更多的精力。此数人都活跃在王国维填词创作的高峰时期和词学观念的形成时期，所以彼此的共读、诗词唱和、词学商讨对王国维词学思想的形成具有着重要意义。罗振玉在王国维学术生命中的重要地位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充分认同，但这种认同更多地集中在传统经史、金石文字等研究方面。他们莫逆于心，倾盖谈学，欢若平生。至于在诗学思想上，罗振玉与王国维有过怎样的的交流，却一直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虽然这种诗学交往在王国维早年的词学形成过程中未必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彼此的影响应该是客观存在的。
一、王国维的《咏史》绝句与罗振玉的惊为“伟器”
罗振玉“认识”王国维的特异之处正是通过诗歌。罗振玉在《海宁王忠悫公传》中说：“……戊戌夏，遂立东文学社……公来受学。时予尚未知公，偶于其同舍生扇头读公《咏史》绝句，乃知为伟器，遂拔之俦类之中。”[1]228罗振玉的这一说法得到了王国维东文学社同学樊炳清的佐证，樊炳清在《王忠悫公事略》中也说：“时上虞罗叔言参事（振玉）设东文学社于上海……公来受学。参事见其《咏史》诗，大异之，许为大器，力拔之庸众之中。”[1]224王国维的《咏史》绝句有20首之多，大致作于1898至1900年间。今上海图书馆藏有《高啸桐友朋书札》，其中存有王国维诗函一通，即用东文学社印格子纸誊录全部《咏史》绝句20首。诗末王国维记云：“庚子三月，以事留滞武林，病风苦咳，不能读书，辄拈笔咏古，得二十绝句，录呈啸桐先生正。王国维草。”[2]620庚子（1900）三月，当是此组诗的定稿时间。识语中所谓“拈笔咏古，得二十绝句”，也只是綰合数年间咏史所得诸绝句而言。以此而言，《咏史》组诗当主要创作于上海、杭州二地，而罗振玉在1898年所见题于扇面者，只是先期写作者，当时组诗或尚未完成。
那么，究竟是哪一首诗歌引起了罗振玉的注意呢？樊炳清与罗振玉文皆未言其详。倒是赵万里在《王静安先生年谱》说出了具体情形，其语云：“……时同学仅六人，罗先生偶于其同舍生扇头读先生《咏史》绝句有‘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之句，乃大异之。”[1]408赵万里编订年谱，对罗振玉多有征询，此所记之事或听闻于罗振玉。
“千秋”二句（按，“西头”应作“东头”）出于《咏史》组诗第12首，前二句是“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罗振玉何以“大异”此诗，并由此看出王国维的“伟器”之质呢？此诗前二句比较张骞、陈汤与甘英在沟通汉朝与西域关系中的谋略与贡献大小，甘英作为西域都护班超的掾吏曾出使大秦，虽因海域辽阔、天气恶劣而未至大秦（即罗马帝国），但亦曾抵达临近的波斯属国条支（即今伊拉克），而张骞、陈汤虽也有西征匈奴的经历，但其谋略不过区区西域百城。论其远略，张骞和陈汤自是逊色于甘英。后两句极写甘英东望大秦国时怅然但不失威武之姿乃千秋以来最为壮观的景象。王国维写作此诗的意图当是以汉代的强盛与汉代帝王的雄才大略来映衬当今备受西方列强的现实以及清季柔弱的帝王和国民心态。
要明确这一层意思，可以对勘组诗的第18、19首：“五国冰霜惨不支，崖山波浪浩无涯。当时国势陵迟甚，莫怪诸贤唱攘夷。”“黑水金山启伯图，长驱远蹠世间无。至今碧眼黄须客，犹自惊魂说拔都。”前首言宋朝国势衰颓，故而士大夫高论攘夷；后首称赞蒙古西征乃当时绝无仅有的宏伟霸业。王国维在将组诗抄赠高啸桐时曾在第18首诗下附注云：“尝谓国势愈弱，则恶外人愈甚。宋人甚恶外人，汉、唐、元盛时不然。国朝嘉、道后始恶外人，康熙间不然。”[2]620王国维将国势的强弱与对外人的喜恶直接对应起来，也许显得简单，但王国维应是针对当时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抗拒排斥心态而言的，王国维从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发现了对待外人的好恶往往体现出国家的气度，而这种气度又直接带来国家的盛衰变化。王国维极力称颂汉代甘英的远略，深层的时代内蕴正在晚清这里。因为他自称正生活于一个“欲从鸿鹄翔，鎩羽不能遽”“我身局斗室，我魂驰关山”[3]2224的时代，所以对于“飞扬”的时代和“飞扬”的人物，才如此充满着渴望。罗振玉的“大异”很可能是从年轻而简默的王国维身上居然看到了一种难得的穿越历史时空的锐利之眼、涵括心胸和豪迈气魄，此绝非平常胸襟所能及，故由此看出了王国维之“伟器”潜质。
此诗被罗振玉“发现”后，很可能鼓舞了王国维续写《咏史》组诗的信心。1900年3月完成《咏史》20首之后，王国维除了写赠一份给高啸桐之外，当同时也受嘱将全诗20首写赠罗振玉。所以，1928年11月《学衡》第66期首次发表此组诗时便特别在“编者识”中说明是“辗转得之罗叔言先生”，并称其议论“新奇而正大”。但令人困惑的是，何以为罗振玉如此叹赏的《咏史》组诗，既未入《静安文集》中的《静安诗稿》，也未入后来编订的《观堂集林》？是王国维的历史观后来有了较大的变化，还是这种以议论为主要方式的诗歌不符合王国维追求真景物、真感情交融的诗歌境界？此一时难以追索清楚了。但罗振玉的“大异”使得王国维从此在罗振玉的心中具有了他人难以企及的地位，“厥后所致，公靡不从”[1]224，罗振玉与王国维从此开始了一生难以分隔的学术因缘。1925年，罗振玉60寿辰，王国维赴天津祝嘏，其寿诗便有“卅载云龙会合常”之句，概写两人近30年之交谊。同时，在东文学社开学月末后的“甄别”考试中，王国维虽未能及格，按例不能继续学习，但因为有罗振玉的别具青睐，并向藤田丰八说项，遂仍许入学。
王国维在外出闯荡之初、寂寂无名之时能得到罗振玉如此嘉许，知遇之感自然是十分强烈，所以在戊戌（1898）四月所写《杂诗》之三便有“豫章生七年，荏染不成株……匠石忽惊视，谓与凡材殊”之句，或即在文字隐约之间涵括了这一段因诗歌而结下的因缘。罗振玉也曾追忆说：“（王国维）并赠予诗，有‘豫章生七年，荏苒未成株……匠石忽惊视，谓与凡材殊’之语，以志知己之感。予固非匠石，而公则柟梓也。”[4]10失败后，王国维将此《杂诗》三首抄寄时在淮安省亲的罗振玉，罗振玉曾当着罗振常面对王国维“称许甚至”罗振常《观堂诗词汇编》批语，转引自陈鸿祥《王国维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盖不仅因为此三诗所抒发的情感有与《咏史》可相通者，而且当与其中包孕着罗振玉与王国维的这段相知故实有关。
二、罗振玉与王国维诗学之契合
罗振玉本人对哲学、文学研究兴趣淡薄，但罗振玉对王国维的这种研究嗜好并不干涉。罗继祖说：“观堂治西洋哲学，治倚声，治词曲，皆与祖父异趣，但祖父从无间言。”[5]328此在王国维辛亥东渡日本前，确乎如此。除了让王国维为其主办的《农学报》和《教育世界》或译述或撰述专论之外，罗振玉因为觉得王国维的不同凡响和卓异之姿，只是“为赡其家，俾力学无内顾忧”[1]228而已，这种缟纻之交投分匪浅，体现了罗振玉对王国维学术取向的充分尊重。
但罗振玉的诗学素养其实也堪称深厚的。据罗振玉自述，他6岁即入塾受读《毛诗》，塾师仅授章句，而罗振玉当时未明其义。8岁时侧闻塾师为其长兄讲授，始粗明训诂，对《毛诗序》述及诗教之兴与诗歌之体用关系有所感悟。12岁时，其师罗彦林授读《唐诗三百首》，罗振玉发现唐诗与《毛诗序》所论诗旨“合者一二，不合者恒七八”，其间种种疑问，罗振玉曾求教罗彦林，但罗彦林以“大其问”而未为其解惑。罗振玉转问其父，其父有一番教诲，曾影响罗振玉一生的诗学取向。罗振玉晚年回忆说：
予惊其不见答，灯下以语先大夫。先大夫曰：“师大汝问而缓其答是也。”因取案上《浣花》、《剑南》两集，曰：“汝读此，久自得之。”予受两集，昕夕披览不去手，久乃返而观之师所授，乃恍然曰：古今立辞之得失，殆诚与伪所由分欤？古人本乎性情之正，为身世遭遇所感触，而倾吐其胸中所蓄，其立言也诚。后世则以此为羔雁充行卷应制科，否则亦以博风雅之名，故模袭前人，依傍门户，第求工拙于字句之间，争得失于声调之末，情不发乎中而出于外袭，此所谓伪也。今读《浣花》、《剑南》诗，所谓“别裁伪体亲风雅”，与古者“六义”、“四始”之旨，古今出一辙矣。[6]158159
从这一节文字可以看出，罗振玉的诗学根柢于《毛诗序》，讲究性情之雅正和真诚，反对模拟、应酬、雕琢的文学。这从其将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和陆游“外物不移方是学”列为“最服膺之章句”[6]159，即可见其诗学的思想宗旨。而《唐诗三百首》因包罗有唐一代，且作者各异，性情思想时有逸出儒家诗教之外者，故为少年的罗振玉所困惑。而其尊人令其阅读的杜甫、陆游两家诗，恰是在精神旨趣上主要承续《毛诗序》诗学一脉。所以罗振玉的诗学思想应该在其16岁前后便已大体成型。罗振玉晚年为长孙罗继祖特编《杜诗授读》《陆诗授读》，以传承其诗学，更可见其少年诗学生命力之强固。
罗振玉根柢于《毛诗序》、涵养于杜甫与陆游两家诗歌而形成的诗学倾向，是否对王国维形成了直接的影响？此虽殊难确断，但也应具一定的考察空间。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主张词人应该不失其“赤子之心”，他推崇李后主的原因固然理出多源，但李后主因为“阅世浅”而带来的“性情真”是带着根本意义的。参见王国维著、彭玉平评注《人间词话》，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4、25页。本文凡引用《人间词话》均出此本，不另注。其境界说的阐释理路也容有多端，但“真景物”与“真感情”始终是其底蕴所在。而“大家之作”的基本特征就是“所见者真，所知者深”。当然，相形之下，王国维的理论要更自觉，更深邃，更有层次，也更具体系性。如罗振玉只是强调诗歌创作“为身世遭遇所感触，而倾吐其胸中所蓄”，此在王国维的语境中只不过是“有我之境”而已，而“无我之境”才是王国维更高远的理论追求。所以，他在《人间词话》中比较李后主与宋道君的词时，认为“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很显然，在罗振玉那里尚显得单一或笼统的身世之感，在王国维的笔下就有了人生境界的大小之分。在艺术表现上，罗振玉只是简单地认同修辞立诚以一倾胸中磊块。而王国维则讲究在表达人生自然之“生气”之外，更要表达超越具体人事的“高致”，“言外之味”“弦外之响”是王国维衡量第一流诗人的重要尺度之一。
此外，罗振玉反对把诗歌作为“羔雁”，或谋求利益，或博取名声。反对模仿和雕琢之风。这些主张都在王国维的《文学小言》和《人间词话》等著作中有鲜明的反映。如《文学小言》第13则就把唐中叶以后的诗和南宋之后的词称为“羔雁之具”，第17则直言“以文学为职业，餔餟的文学也”，第1则也认为哲学与文学在“一切学问”中是唯独不能“以利禄劝”的，第2则也说：“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也。”这些都是追求纯粹文学的言论，与罗振玉之说契入针芥。至《人间词话》反对隶事之句与粉饰之字以及写景言情之隔，也都是反对雕琢之意。王国维曾在前人相关论说的基础上提出过“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文体发展与更替理论，这一理论的形成当然也有很丰富的解读理路，但不可否认的是，文体发展到一定阶段，“染指遂多，自成习套”，模仿也就变得不可避免，而带着模仿和雕琢特点的文学常常渐失真性情，只能以“羔雁”的身份装点门面之时，其生命的光彩也就十分黯淡了。
王国维早年论文学，极重人格人品。其《文学小言》即提出“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之说，将人格置于文学天才的基石位置。《人间词话》评说永叔、少游与美成词，虽同作艳语，但有淑女与倡伎之别。又说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等等。这些都体现出王国维将词人品格胸襟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罗振玉对王国维品格的极度欣赏也屡曾表述。如他在《五十日梦痕录》中说：“予与王静安征君（国维）交亦十有八年。君博学强识，并世所稀。品行峻洁，如芳兰贞石，令人久敬不衰。”[6]88
关于以上的这些话题，究竟是罗振玉影响到王国维，还是王国维影响到罗振玉？现在因为文献的缺乏而无法得出明晰的结论，但至少这种在对纯文学的坚持上，罗振玉与王国维具有着极大的相似性。这种文学观念的相似性无疑对王国维在理论上的坚守具有一定的作用。
三、“宵深爱诵剑南诗”：罗振玉与王国维的陆游情结
关于杜甫的话题，罗振玉除了晚年曾为长孙罗继祖编过一本《杜诗授读》，便是前引《陆诗授读·序》中一番兼谈杜甫与陆游的话题比较集中了。从罗振玉一生诗歌创作的情况来看，其言诗学源流虽是杜甫、陆游并提，但其实更为服膺陆游，因此一度自号“陆庵”。晚年作《心身》诗，仍有“焚香远悼龟堂叟，此老平生最服膺”之句，“龟堂”乃陆游晚年自号。又《读渭南诗》云：“放翁余事作诗人，梦想中原瘁此身。老学庵成祠禄罢，江山半壁太平民。”自注：“放翁有‘生长兵间老太平’句。”或许只是陆游不息的民族情感和爱国情怀感染了罗振玉一生。罗振玉最早作诗之年已难确考，晚年成诗集《辽海吟》时，有小序云：“予不工韵语，少日所作，辄随手弃去。”[6]164“不工韵语”是罗振玉晚年对自己的基本定位，其早年诗作随手弃去，大概也是这种心态所致。现存罗振玉诗歌从1891年之后始多。与王国维早年沉浸在哲学文学之中不同，罗振玉十多岁时就对碑帖金石文字深感兴趣，19岁成《读碑小笺》一种，其序即自称“夙嗜金石之学”，虽然罗振玉在此后的学术研究中领域不断拓展，但这个金石之“嗜”也一直是通贯罗振玉一生的。除此之外，罗振玉早年花费很多精力在兴办农学和教育等方面，所以虽偶有诗作，但就诗学理论而言，确实是不遑多顾的。
关于陆游的话题，罗振玉与王国维应该有过深度的交流。刘蕙孙《我所了解的王静安先生》曾记云：
静安先生本来就好写诗，对陆游诗下了很深的工夫。罗雪堂先生曾拿一部普通木刻本的《剑南诗钞》给我看，说是静安先生送他的。末页有静安先生亲笔题诗，末二句是：“一事与君同一辙，深宵爱读剑南诗。”今诗收王集中。[7]461
今检《静庵藏书目》，列有汲古阁本初印《剑南诗稿》40本，接下便是“又《诗钞》八本”[1]143。这8册本“诗钞”当是《剑南诗钞》的简称，王国维未注明版本，或许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武进杨大鹤选的《剑南诗钞》。书目中一人作品而存两种版本的情况，似不多见，陆游而外，仅有关于杜甫的《读书堂杜诗注》、《玉勾草堂杜诗》与关于黄庭坚的《山谷全集》《山谷文集》各两种。而杜甫与陆游正是罗振玉与王国维共同推许的诗人。王国维既将《剑南诗钞》持赠罗振玉，又专门题诗留念，则两人之间关于陆游的话题在20世纪初一定是经常性的。
其实，罗振玉尊人特别重视陆游也并非完全是一种个人的爱好，而是大体延续了清人前后相承的诗学源流，特别是明末清初因为宋诗的重受关注，陆游成为其中最为特出者。贺裳《载酒园诗话》说：“天启、崇祯中，忽崇尚宋诗，迄今未已。究未知宋人三百年间本末也，仅见陆务观一人耳。实则务观胜处，亦未能知，止爱其读之易解，学之易成耳。”[8]453贺裳主要是批评当时崇宋诗风气中片面追求易解易成的倾向，不遑说宋诗本原尚未悟得，即陆游胜处也未能了解。但贺裳所论客观上反映了陆游在明末诗学转向中的特殊意义。以此而言，李振裕说清初诗坛“《渭南》《剑南》遗稿家置一编，奉为楷式”[9]的情形应该是可信的。
当然，在师法陆游的潮流中，是择取其宋调，还是倾慕其唐风，其间差异因时因人而异，未可一概而论。据蒋寅考察，明末清初崇尚陆游诗风与钱谦益的鼓吹密切相关，而钱谦益又深受程孟阳的影响。从明末天启到清初康熙这一百多年间，陆游在这股崇宋诗风中，其地位堪与苏轼比肩，甚至在一定时期超出苏轼之上。[10]钱谦益由明入清，虽在政治上做了所谓的“贰臣”，但在诗学上的影响却一时称最。而陆游的诗歌既有闲适细腻、曲折隽永的情趣，更有慷慨悲凉、恢复中原的壮志。作为贰臣的钱谦益显然要更为侧重后者以曲写心志，陆游正是在这种诗学和政治的双重选择下异军突起了。清代诗学在康熙之后虽然有了新的变化，但晚清宋诗派的再度勃兴，兼之中外矛盾、民族问题日趋尖锐，也使得陆游在这股风气中重新出现在诗人面前。罗振玉尊人推崇陆游，也可以从这些诗学、政治、社会的多重维度去考察，他嘱罗振玉读杜甫和陆游两家诗，也是因为此二家诗与《毛诗大序》所论宗旨颇为契合之故，而罗振玉读后的感觉正是杜甫、陆游两家诗“别裁伪体亲风雅”“与古者‘六义’、‘四始’之旨，古今出一辙矣”，则罗振玉与其尊人诗学思想固是一脉相承的。
刘蕙孙说王国维对陆游诗很是下过一番工夫，大致是合乎事实的。赵万里也说《静安诗稿》中的诗“闲淡平实处，亦与放翁相近”，又说《题友人小像》中“差喜平生同一癖，宵深爱诵剑南诗”“盖自道也”。[7]320今传静安诗稿中颇多化用剑南之诗者。如《杂感》诗有“驰怀敷水条山里，托意开元武德间”之句，其句式即本于陆游《出游归鞍上口占》“寄怀楚水吴山里，得意唐诗晋帖间”。而“敷水条山”之语也出陆游《睡起已亭午终日凉甚有赋》之“颇闻王旅徂征近，敷水条山兴已狂”。敷水与中条山均为古代隐者栖居之地，这一意思王国维在第二首的结尾再度表述了。赵万里提到的《题友人小像》即王国维书于所赠罗振玉之《剑南诗钞》末页者，后诗题易为《题友人三十小像》（二首），此二诗一度为萧艾等疑为题赠友人陈守谦[3]35。但此诗作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陈守谦大王国维5岁，时年不过27岁，不应先有此“三十小像”。罗振玉生于1866年，时年虽已33岁。但此“三十小像”很可能是罗振玉1896年初抵上海时所摄影，以作三十留念。罗振玉长孙罗继祖曾亲见罗振玉的三十小像，手持一枝兰花，只是此像今已不存了。[5]2451898年罗、王相识相知后，王国维既有诗赠罗振玉，罗振玉将数年前摄之小像请王国维题诗，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所以虽然题诗之时，罗振玉已过三十，但小像摄于30岁之时，这大概是此二诗的创作因缘所在。王国维后来将题诗之一抄录在持赠罗振玉的《剑南诗钞》末页，已足见此诗乃为罗振玉而写的了。二诗除了表示两人在“几看昆池累劫灰，俄惊沧海又楼台”的动荡之世，希望他年相邻卜居，以忘怀尘世之忧的心愿之外，对罗振玉高出侪辈的才华也极致称扬。当然其中更值得注意是两人深宵诵读陆游诗的相同之“癖”，可见陆游确实是王国维与罗振玉彼此相契的重要因缘。
四、陆游在王国维词学中的边缘地位
王国维虽然“宵深爱诵剑南诗”，但他对陆游的喜欢只是限于诗歌而已，而且这种喜欢更多地停留在对陆游创作风尚的追求上面，似乎并没有维持太久。1906年，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称屈原、陶潜、杜甫、苏轼为天才文学家，而陆游不与焉，述及宋代诗人，苏轼之下，也只是提及黄庭坚。显然，陆游并没有因为王国维早年的喜欢而入选到第一流诗人的行列。
在词学方面，陆游的地位也一直不高，属于总体被忽略的词人之列。1905年，王国维批点《词辨》，在跋文中列举所喜欢的南宋词人也仅有辛弃疾一人。1906年，王国维在的《人间词甲稿序》中直言“于南宋除稼轩、白石外，所嗜盖鲜矣”，陆游根本未被提及。《乙稿序》同样没有出现陆游的名字。
在《人间词话》中，陆游依然十分边缘，属于既非高度揄扬的词人，亦非痛加贬抑的词人。提及陆游者有两处：一处批评陆游词“有气而乏韵”，因此而无法与稼轩抗衡；一处引用陆游《花间集·跋》，认为其云晚唐五代诗格愈卑而词道渐尊，是属于文体选择上的“能此不能彼”。王国维显然是认同陆游的这一文体升降理论，为此对《四库提要》非议陆游此论表示不能认同。此外，提及陆游的就是《桂翁词跋》了，其语云：“有明一代，乐府道衰……独文愍（夏言）以魁硕之才起而振之，豪壮典丽，与于湖、剑南为近。”[11]228综合而言，王国维对陆游词的精神气格应该是欣赏的，只是对其未能将这种气格用富有韵味的艺术方式表现出来表示了遗憾；对陆游豪壮典丽的词风，应该也是认同的，但豪壮典丽毕竟无法完全契合他的词学立场，所以这种认同是有限度的。以上两点使得陆游在王国维的词学体系中无法占据核心的地位，因为王国维的词学主要是在两极词人——极度揄扬的李煜、秦观等与极度贬抑的、张炎等之中展开，而陆游介乎其中，或破或立都难以涉及，这应该是陆游游离在王国维词学中心的原因所在。但对陆游文体观的赞同则与王国维文体发展观念密切相关，在《国粹学报》本《人间词话》中，引述陆游《花间集·跋》为第53则，而第54则即是他论“一切文体始盛终衰者”的规律和原因，以此可见陆游文体升降理论对王国维的潜在影响。
关于王国维的词学渊源，就“词学”一端来溯源，当然是最为切近的，所以樊炳清、罗振常、吴昌绶等与王国维的词学因缘，更具有直接考量的空间，特别是罗振常对《人间词乙稿序》的批注、吴昌绶与王国维关于《人间词话》的往返商榷等，在在可见出王国维词学与周边友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但词学与诗学，除了文体形态方面的差异，其在审美观念上的离合之处，也同样值得关注。事实上，《人间词话》手稿的开篇即是将《诗·蒹葭》与晏殊“昨夜西风”数句对照而论，从而揭示诗之“洒脱”与词之“悲壮”的不同。[12]85而整部《人间词话》，诗词对勘更是王国维的基本思路，其相关“词学”理论有不少即来源于“诗学”之支撑。如其论“无我之境”，赖以立说的句例就是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与元好问的“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等等。凡此足以见出诗学在王国维词学中的重要意义。罗振玉与王国维的诗学因缘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中，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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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蒋寅.陆游诗歌在明末清初的流行[J].中国韵文学刊， 2006，（1）.
陆游诗集是篇3
[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陆游有诗云：“据鞍千里何曾病?闭户安眠百病生。”身体不活动，反而容易生病，力所能及的劳动对老年人来说，不仅创造价值，同时由于活动筋骨，还能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陆游回到山阴村居住后，投身田间劳动，像一个老农那样，扶犁把锄样样都干。后来随着岁数的增大，田里的活儿不干了，就力所能及地帮助家里做点事，例如种菜、种药材、打扫卫生等。
[保持童心和平静的心境]
心态对人的健康有很重要的影响。人老首先是心老，如果能保持天真活泼的童心和自然平静的心境，就能有促进健康、祛病延年的功效。陆游深谙这一养生之道，这从他的许多诗中都可以看到。例如：“老翁垂七十，其实似儿童”，“花前自笑童心在，更伴群儿竹马嬉”，“九十衰翁心尚孩，幅巾随处一悠哉”。陆游是很乐观豁达的人，他曾有诗云：“人生只要常无事，忿欲纷纷喜见侵。赠子秘传交乐法，秋毫莫遣动吾心。”“灵府不摇神泰定，病根一去脉和平”。陆游晚年自号“龟堂”，希望自己像顺应自然的乌龟一样长寿。
[注意饮食起居的保健卫生]
陆游的长寿与他注意饮食起居的生活习惯也是分不开的，他晚年喜欢吃蔬菜和鱼，吃容易消化的软饭和粥，还喜欢饮茶。陆游青壮年时嗜酒，进入老年后，他喝酒十分节制，“饮酒可不病，自酌随浅深”。陆游还很注意吃饭定时，每日不吃得过饱：“食饮从来戒失时，衣裘亦复要随宜。老人最索调停处，正在初寒与半饥。”
[生活充实，有精神寄托]
陆游特别喜欢读书，他的藏书之丰在当地是有名的。他在一首题为《读书》的诗里说“放翁白首归剡曲，寂宽衡门书满屋。藜羹麦饭冷不尝，要是平生五车读”。他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老学庵”，在《题老学庵壁》中写道“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陆游文化生活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写诗，他曾说：“偶尔得一语，快于疏九河。”写诗是他人生的一大快乐，经他自己精心挑选编集付梓，从而得以流传至今的就有9 000首之多，这个数量在古代诗人中是首屈一指的。
[主动与人交游、沟通]
陆游诗集是篇4
[关键词] 陆游；书法；美学思想
abstract：as a well-known poet and patriot，lu you ranks high in the field of calligraphy. in this article the aesthetic principl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u you’s calligraphy is analyzed with the supplement of preface，reader’s remarks on his poetry and handwriting；meanwhile，comments is maded on importance and value of lu you’s calligraphy.
key words：lu you；calligraphy；aesthetic principle
“放翁不以书名，而草书实横绝一时。……是放翁于草书工力，几于出神入化。惜今不传，且无有能知其善书者，盖为诗名所掩也。”这段话引自乾隆三大家之一赵翼所著的《瓯北诗话》卷六。这段话中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赵翼对陆放翁的书法(草书)评价颇高，认为“实横绝一时”，达到了“出神入化”之境；其二，指出放翁书名少为人知；其三，推测其“不以书名”的原因是“为诗名所掩”。www.133229.Com
陆游的书艺特征如何，呈现出怎样的风格面貌，是否达到“出神入化”，最直接的证物即其墨迹。然可惜真迹多亡佚，流传至今的极少，仅能从有限的几幅行书尺牍简札如《与仲躬侍郎书》、《拜违帖》、《与原佰知府书》、《焦山题名》等中略窥其书艺风采。
与陆游同时代的人及后人对其书法也极少提及。唯有朱熹、陈鹄、李日华、陶宗仪等人对其书法表示过关注和欣赏。但也只是片言只语，点到即止，可见，其“书名少为人知”确是一事实，赵翼之语不假。
陆游书法少为人知，赵翼以为是为诗名所掩，这一推测恐难以使人信服。历代名人中以兼善诗、文、书、画而留名于世者不乏其人，苏东坡即是一例。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陆游书法作进一步地了解，但正如前文所述，基于墨迹的稀少和旁人对其品评的不足这两个不利因素，我们把视线转入陆游自己的诗稿文集。纵览《剑南诗稿》，有关书法艺术创作、艺术特点的咏书诗(包括夹有咏书诗句的诗)，据笔者统计，共有八十余首，另外，《渭南文集》及佚著辑存中所收的书帖题跋有四十余篇，其中的内容是颇为丰富的。
本文试以陆游咏书诗作为论述的出发点和主要依据，辅以题跋、旁人的品评、墨迹作补充，来探寻其书法美学思想、书艺特征，并对其书法艺术的地位、价值作一评价。
一、 以瘦为贵
陆游咏书以瘦为贵，反对因肥而失真。
“墨翻初若鬼神怒，字瘦忽作蛟螭僵。”
“纵酒长鲸渴吞海，草书瘦蔓饱经霜。”
“黑蚁常翻鲁壁简，瘦蛟时落越溪藤。”
“老蔓缠松饱霜雪，瘦蛟出海拿虚空。”
(陆游《陆放翁全集》，北京市中国书店出版，1986年版，第33、179、56、120页)
陆游强调字应偏倚于瘦，避免肥。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书法史)上，“瘦”与“骨”这一概念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所谓“膏腴害骨”[1]，是指肥腴多肉，往往会损害“骨”所具备的坚强、清劲、瘦硬这些审美特点，使字迥弱无力。古代书论中也多有论述，卫夫人《笔阵图》云：“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2]22，张怀瑾《书断》引韦诞云：“杜氏杰有骨力，而字笔画微瘦”[2]154。可见，骨的外在形相偏瘦，而不是偏肥。陆游评唐古石兰亭刻本胜过中山旧本，认为“可作兰亭祖”，正是因为“此本得具瘦”。
然而，陆游并不过分强调“瘦”，亦反对骨架毕露。其《学书》诗曰“老蔓缠松饱霜雪，瘦蛟出海拿虚空”，放翁以“松”来形象比拟书之“骨”，“老蔓”和“霜雪”则可分别与“筋”、“血”相对应。“骨”和“筋”作为人体的不同组成部分，各具功能、特性，当它们衍化为美学范畴时，其引申含义也不同。刘熙载对这两者作了确切的区分：“字有果敢之力，骨也；有含忍之力，筋也。果敢，指其坚硬性、果断性，偏倚于一种刚性之美。含忍，指其坚韧性、忍耐性，偏倚于一种刚柔相济的弹性之美。”[2]681松的坚挺、锋芒毕露正体现了骨力之果敢，而老蔓的遒劲婉曲则体现了筋力之含忍、这两者虽特性不同，却彼此有联系，放翁以一“缠”字点出了蔓依附于松即筋依附于骨的特点，他对书法“筋骨”的关系的理解以“老蔓缠松”这一对自然物作了恰当的形象的表述。至于以“霜雪”喻“血”，即指字不宜过分枯涩，须水墨相润。
“筋骨”与“力”又是密不可分的，“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2]681，“字有果敢之力，骨也；有含忍之力，筋也”。因此，放翁对“瘦”的追求，即是对“筋骨”、对“力”的追求，他推崇的是瘦硬、劲健的风格。
陆游尚瘦的美学思想和追求是有其渊源的。瘦硬、劲健是中国历代书论中一个重要的审美标准，是历代书艺作品体现出的一种重要的审美特征。从商周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直至唐宋，瘦劲一派书艺一直延续、发展，形成一系统脉络。尤其是唐代，不仅在实践上欧、虞、褚、薛等初唐诸家“皆尚爽健”，更在理论上对瘦劲美予以充分重视。杜甫在其《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明确提出“书贵瘦硬方通神”一说，把“瘦硬”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陆游受传统书学影响颇深，就其咏书诗来看，他所睹所见亦多为瘦劲之作。如在《剑南诗稿》中他写到：“‘奇文粲可辨，高古篆籀杂。’(《黄牛峡庙》)‘峰山访秦碑，断裂无完笔。’(《古筑城曲》)‘午窗弄笔临唐帖。’(《冬日》)‘得意唐诗晋帖间。’(《出游归鞍正中占》)”
骨具有刚劲、端直、强健的审美特点，在中国书法批评史上，艺术鉴赏和人物品藻往往相互影响，紧密联系。宋代提出的“书如其人”说，如果不对它作狭隘的理解，不要求书品消极地依附人品，直接以人定书，那么它是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的。书法在一定程度上能表现出艺术家的人格、品行、性情、修养，同样，艺术家的人格也会在书法中有所反映。南宋是面临内忧外患、找不到出路的时代，朝廷上下主张向金称臣的媚软卑弱之士与主战派形成尖锐对立。陆游正是以其铮铮铁骨，以其刚正端直的人格精神力量反抗世俗媚态，他的这一美学思想具有深刻的社会性、现实性。
二、 以阵喻书
陆游咏书诗中有不少诗篇充满英雄气概和战斗激情。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书学思想中，作为武艺的战阵和作为文艺的笔阵——书艺之间是相附相生，相契相通的。其咏书诗具有一个鲜明特点：以阵喻书。
“胸中磊落藏五兵，欲试无路空峥嵘。酒为旗鼓笔刀塑，势从天落银沙倾。端溪石池浓作墨，烛光相射飞纵横。须臾收卷复把酒，召见万里烟尘清”。
“还家痛饮洗尘土，醉帖淋漓寄豪举。石池墨渖如海宽，玄云下垂黑蛟舞。太阴鬼神挟风雨，夜半马陵飞万弩。堂堂笔阵从天下，气压唐人折钗股。丈夫本意陋千古，残虏何足膏砧斧。驿书驰报儿单于，直用毛锥惊杀汝。”
(陆游《剑南诗稿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81页。)
陆游在用笔之道和作战之理中找到契合点，并非他的首创。早在唐代，于马上得天下的太宗李世民著有书论《论书》，其中有一段话：“执金鼓必有指挥，观其阵即知强弱。……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唯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2]120李世民联系自己临阵指挥作战的体会，强调笔阵之说，其所悟之理可归纳如下：(1)“求其骨力”，军队具有强劲的战斗力即战阵的骨力所在，是关键。对于书法来说，骨力具有重要意义。(2)“执金鼓必有指挥”，一军之中将帅的统领举足轻重，书法创作亦有一指挥，此即“心”。
陆游对李世民“以阵喻书”之观加以吸收和继承，从本文前部分所述可知，陆游作书也重骨力，可见，其以阵喻书不仅和太宗的以阵喻书类同，而且和他自己的“以瘦为贵”在“重骨力”这一点上是相契相合的。同时，陆游对李世民的作书要“以心为指挥”这一点也有所继承，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蕴含的美学思想作了丰富和发展。
李世民的“以阵喻书”与“以心为主”是交相为用的。“夫心合于气，气合于心。神，心之用也。……及其悟也，心动而手均……思与神会，同宇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矣。”[2]121李认为作书时要妙用笔墨，随手挥运，心须要心有所动，以心驱物，即有诸中而形诸外，得于心而应于手。这强调了书法美是人心的自然流露。
无论是李世民的以阵喻书，还是陆游的以阵喻书，归根到底，他们都是强调了书艺创作中“心”的作用。但若我们继续挖掘下去，发现他们的区别在于：李世民从“以心为本”出发，强调的是“虚静”之心，而陆游则强调“亢奋激动”之心。
“夫心合于气，气合于心。神，心之用也。……思与神会，同乎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矣。”“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妙。心神不正，书则攲斜；志气不和，字则颠仆。”[2]117从上面的文字可知，李世民认为欲书之时的最佳心态是绝虑凝神后的高度宁静平和、摒弃了私心杂念的心态。然而我们从陆游的很大一部分咏书诗中看到的是与之截然不同的创作心态，他一反“虚静契妙”，把“书法以抒情表意为王”这一特征加以更大程度上的发挥，强调书法创作(尤其是草书)是情感的向外喷涌，显现为亢奋激迫的外化行为。其咏书诗多次描述自己在酒醉颠狂的状态下挥毫，所写之字攲侧诙诡。如：
“朱楼矫首隘八荒，绿酒一举累百觞。洗我堆阜峥嵘之胸次，写为淋漓放纵之词章。墨翻初若鬼神怒，字瘦忽作蛟螭僵。宝刀出匣挥雪刃，大舸破浪驰风樯。纸穷掷笔霹雳响，妇女惊走儿童藏。往时草檄喻西域，飒飒声动中书堂。……”
“朝作一池墨，弄笔招羁魂。初若奔騄骥，忽如掣蛟鲸。鬼神森出没，雷雨更晦明。飞扬兴已极，投笔径就床。”
(陆游《剑南诗稿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3、174页。)
当然，在陆游咏书诗中，“虚静契妙”亦有所反映：“芭蕉绿润偏宜墨，戏就明窗学草书。”(《雨后散步后园》其二)[3]375“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临安春雨初霁》)[3]437“藤纸静临新获贴，铜瓶寒浸欲开花。”(《南省宿直》)[3]524作者在静谧的环境、闲适的心境中忘却忧愁，信手弄笔，墨润笔畅，所书之作亦该是不激不厉、平和冲淡。
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黄子久以狄阿理素斯(dionysius)的热情深入宇宙的动象，米友仁却以阿波罗(apollo)式的宁静涵映世界的广大精微，代表着艺术生活上两种最高精神形式”[4]，“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5]。陆游以其草书实践向我们展示了两种不同的创作心态。“虚静”在书法创作中绝不是唯一的或正宗的，艺术抒情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在陆游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的恰恰是喷涌式的创作心态。从其两类不同内容的咏书诗中就可看出，就数量来看，反映情感喷涌而作书的比反映“虚静契妙”的诗多；就质量即诗的内容含量、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来说，前一类诗也要强于后一类。陆游咏书诗中体现出的书法创作理论与李世民的理论相比较，显然更为全面。
三、 法与无法
陆游咏书诗句“挥洒淋漓”、“吴笺蜀素不快人，付于高堂三大壁”的外在行为描写，并非指草书可以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信手涂鸦，“最伟大的艺术力量要得到恰如其分的显示，就需要有与艺术力量相当的第一流的技巧。”[6]陆游就很重视“师法于古”，重视通过“临池工夫”悟得古人的书艺技法。例如：“窗底自用十年功”、“草书学张颠，行书学杨风”“学书当学颜”等，晋书唐帖都是他倾心追慕之作。他认为“书家以钟王为宗”[7]73，尤其是对于二王书迹喜爱至极。仅关于《兰亭帖》的题跋就有12篇之多，其中对不同的兰亭传刻本的优劣评判，显示出陆游在书法品鉴方面颇有见地。陆游认为，不可以“流”、“湍”、“带”、“右”、“天”五字是否残阙定刻本之真赝、优劣，而应以骨气、风采为品评标准。如：“观此本《兰亭》如见大勋业巨公于来央庭中……风采凛凛”[7]75，“此唐人响拓，乃独纵横放肆，不为法度拘窘，犹可想见茧纸故书之超轶绝尘也”[8]325，“右定武旧本兰亭，骨气卓然可见”[8]341。因此，他对于中山古本不以为然，而以冯达道定武旧本为佳，陆游此类见解须是以对古帖古法的深入研习为基础的。
然而陆游师古却不泥古，这从他对兰序诸本的评判中就可略窥一斑，他更注重自我意识情感的自由流露和个性精神的展现，弱化了法度、技巧的重要性。“一杯弄笔元无法，自爱龙蛇入卷声”。 “虽无古人法，简拙自一家”。 “聊复取一快，讵必师钟张”。 “心空万象提寸毫，睥睨醉僧窥长史”。
陆游在这类咏书诗中表示出不必独尊前人，甚至在钟繇、张旭、怀素等书法大家面前也表现出自信和狂傲的姿态。当然所谓的无法并非真正地完全脱离书法艺术创作规律，违背艺术特性，而是变法出新意，提倡有别于他人的个性、风格和艺术上的创新。
通过前面的论述、分析，可知，陆游咏书诗中所反映出的书法美学思想是颇具内涵与深度的。然而陆游在宋代书坛和整个书法史并没有特别突出的地位，这除了“书名为诗名所掩”、南宋战乱频繁、诗篇手迹大量亡佚等原因之外，另一重要原因即是：陆游的书法理论及创作还未达到“成一人之奇、开独造之域”的境界。
书法发展到宋代，不论是实践还是理论都已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对于书法艺术的创作过程、书法家的创作心态等问题的理论探讨在整体上已具备了较高的水准，并达成了普遍的共识，它表现为：轻形式、卑法度、提倡即兴挥写，要求点画线条体现出更多的主观意味和情感价值。陆游关于抒情表意与点线技巧、守法与无法等关系的认识与宋代许多书法家一致。再如，虽然宋代各大书家表现出的风格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各不相同，苏书飘逸、黄书奇宕、米书恣肆，他们强调个性、自我，这正是崇尚晋人风韵——“自由精神”的表现。所以他们要求创新，要求毫不做作地表现个性真情。在这一点上，陆游显然又是与之相契合的。因此，在宋代整个水准都较高的基础上，陆游书学思想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在他之前，欧、苏、黄、米等已从多角度提出了书法创作主张，陆游更多的是吸收和继承了前人的理论。
至少陆游的实际创作，朱熹赞曰：“笔札精妙，意改高远”[9]27，陈鹄曰：“笔势飘逸”[9]98，明代的李日华称：“行草烂漫，如黄如米”[9]63，陶宗仪云：“书迹飘逸”[9]132，所谓精妙、飘逸、烂漫，皆是自然挥洒、以手相应、意态无穷之意，都认为陆游在书法创作上颇有造诣。陆游在咏书诗中称自己的书法受晋、唐、宋诸人影响，如二王、钟繇、张旭、杨风子、怀素、颜鲁公等，而实际上，就其留存的行书简札来看，苏轼、黄庭坚、米芾对他的影响更为明显。如其《与原知府书》，沈培方先生评：“其中端正的行楷，宛然黄庭坚嫡乳而萧散有余纵逸的行草，则磊磊落落，直可也苏轼《黄川寒食诗》媲美。”[10]陆游之书不乏个性色彩，然而终究有受传统帖学影响过深的遗憾，以及苏、黄、米对其影响过于明显造成的不足。
毕竟，“成一人之奇、开独造之域”是极高的要求，也并非具备了个人素质和修养就能达到这一高度，还有时代、社会、历史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应该说，陆游作为一名人人皆知的爱国主义诗人，即使出现在宋代书坛上也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他关于书法艺术的见解以及他的书法美学思想对于后学者仍有指导作用和许多值得借鉴之处，他在创作过程中展示出的勃勃生命力和精神追求足以使后学者获得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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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诗集是篇5
[关键词]《陆游与唐婉》；历史人物创作；求变；史实；平衡
前不久在中央电视台看到新版越剧《陆游与唐婉》，颇为感慨。该剧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出。创建于1984年的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是中国当代颇负盛名的女子专业表演艺术团体。《陆游与唐琬》是剧团演剧风格转折时期的代表作之一，曾荣获文化部颁发的“文华新剧目奖”。2002年初入围“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该剧讲述的是南宋大诗人陆游因恨秦桧妒贤误国，不得伸恢复中原之志，抑郁愁闷中春游沈园，与爱妻唐琬商议欲往福建结交忠义志士，共图恢复大业。陆母因爱子心切而力阻陆游远行，嗔儿子陆游抗命、怪儿媳唐琬忤逆，却信托刚刚高升礼部主事的堂侄陆仲高为陆游谋划前程。陆游鄙视陆仲高依附权势，作诗讥刺以拒。陆仲高恼羞成怒，宴席不欢而散。陆母盛怒迁恨于唐琬，逼迫陆游“出妻”，闹成僵局。陆父怜唐琬无辜，为儿策划瞒母留婉于小红楼。深秋，深明大义的唐琬独处小红楼日益绝望，深怜陆游受累而求离去。陆游爱妻情深意切，决意邀请岳父前来调解。谁知调解不成亲家决裂。陆游赶来，人去楼空。内外交困，爱恨交织的陆游修锦书一封，托卖花三娘致唐琬，约相守三年。三年后，陆游自福建归来重游沈园，惊闻唐琬改嫁赵士程。陆游与唐琬相见不能语，陆游悲愤题“钗头凤”于粉壁。
“红酥手,黄酒，满城春色宫墙柳……”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故事随着这首《钗头凤》流传千古。
近些年来在历史人物创作上，呈现多种状况，创作者们力图寻找既往创作思路的突破，有的着力书写以往被史家忽略的部分，有的以所谓的“民间视角”解读为大多数人们所熟知的史实，有的对既有史家结论予以颠覆性重述。为了迎合受众，有的胡说或戏说历史或历史人物，并造成一些纷争。比如电影《霍元甲》的创作就被霍氏后人指责违背史实而提讼。笔者认为根据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改编的小说、戏剧或电影，都是可以加工再创作的，但不论虚构还是戏说，在最关键的地方必须尊重历史事实，更不能胡说八道。这就要在求变与不变间找到平衡，找到合适的度。历史题材电影或戏剧重要的不是历史本身或历史人物本身，而是透过历史、透过历史人物体现出丰富的人性内涵和人文内涵。《陆游与唐婉》的编剧对陆游理解很准确到位，不是天马行空的臆想。
陆游一生坎坷艰辛，真正影响陆游心智情怀的事情，不可胜道，然而在笔者看来，要真正理解陆游、研究陆游，必须重视几次变故对他的影响。
一、爱情的悲剧
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陆游赴临安考进士，未被录取，因而滞留临安过年，新春上元节，在临安观灯，南宋的灯节盛况空前。陆游正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舅舅――唐意（字居正）的女儿唐婉，不久便喜结秦晋。尽管陆游与唐婉燕燕，伉俪情深，但陆游的母亲却对自己的这位侄女(儿媳)十分不满，竟至非要陆游与之离婚不可的地步，陆游与唐婉对此也作了最大可能的抗争，终于还是迫于在当时来说不可抗拒的压力，伤心地分手了。这一次失败的婚姻对陆游的打击是巨大的，此后的几年中，刚逾弱冠的陆游便在失去爱情的同时，也失掉了青春，逐渐地感到了垂暮将至的悲凉。10年之后，这难以愈合的创伤又被不期然地重新撕开。在山阴城东南四里的禹迹寺南面有一座沈园，是山阴有名的胜迹，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陆游与唐婉夫妇在沈园不期而遇，他们在这分离的岁月中，虽有朝思暮想的点点滴滴，林林总总，但各自都有了自己的家庭，所以他们相对默然，怅然分离。唐婉的丈夫赵士程这位江南才子是细心、敏感的，他理解唐婉与陆游之间过去的那份情意，在陆游无语伤神的时候，治办了一份酒菜给他送了过来，陆游看到丰神饱满、风采依旧的唐婉，回想她过去的细心和温存，陷入了沉思的苦境，对着粉墙题下了《钗头凤》一首：“红酥手，黄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据说这位多愁善感、多情多义的唐婉，不久便抑郁而死，她留给陆游一辈子温馨的旧梦，终身难以抚平的创痛，直到三十多年之后，诗人已六十有八，他还在追怀着这段往事，曾写诗一首：“枫叶初丹槲叶黄，河阳愁鬓怯新霜。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蒲龛一炷香”。 即使在陆游八十多岁的时候，在他的心灵深处还常常记起唐婉的“惊鸿倩影”。这一次恋爱的悲剧对陆游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在于诗人的感情方面，即在诗人对人生社会的看法、理想人生目标的确立方面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通过这次感情的变故，家庭在陆游的眼里只是一种义务和责任，他的全部身心只在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方面。这次变故让诗人的情感更易受到伤害，也更能适应来自事业挫败的各种打击；家庭的悲剧，让诗人受伤的灵魂无所逃遁，诗人在人生的风雨历程中没有避风的港湾，以至在人生失意的时候，沉溺于醇酒妇人之中，放浪形骸，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诠释。
二、陆游的应试被黜
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陆游凭着满腹经纶，为博取功名，赴临安参加这一年的省试，不巧当朝丞相秦桧的孙子秦埙，这位在门荫制度下已官至敷文阁待制的新贵，也要希图通过省试、殿试，博取状元及第的荣誉。主持这年省试的两浙转运使陈子茂（字阜卿），量才取士，擢陆游为省试第一。但是，由于秦桧的恃势弄权，在次年殿试中，陆游被借故黜落了，这让他再一次真正尝到了人的命运常常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滋味，感受到社会对人的不公不平。诗人十分愤慨，在愤愤不平中也潜藏着无可奈何，他在《和陈鲁山十诗》中写道：“言语日益工，风节顾费竞，杞柳为杯ǎ此岂真物性。病夫背俗驰，梁甫时一咏，奈何七尺躯，贵贱视赵孟！”这次打击对陆游的人生历炼来说也十分重要，首先这次人生失意对于形成诗人沉郁顿挫的性格和诗歌的雄豪郁愤的风格，完成诗人从江西诗派蜕变而为陆游风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这次打击，考验和磨炼了诗人的意志，使诗人能够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经受住历次打击，忍受住长期沉溺下寮、投闲置散的寂寞凄悲，并在饱尝人生凄悲和世事苍凉的岁月里，敢于直面现实的冷暖不平，积极面对人生，用一支饱醮人世甘酸苦辣浓汁的如橼巨笔去抒写人生，干预生活，现照历史和未来，成就了诗人的陆游。
三、南郑的军旅生活
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三月十七日陆游到达南郑前线四川宣抚使王炎幕府中，开始了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得偿夙愿，实现其走上前线，恢复中原，杀敌立功，报效祖国的理想抱负的历程。朱东润先生称诗人这一段时间的生活经历为“生的高潮诗的高潮”。走上南郑前线后，诗人便积极向王炎陈进取之策。作为宣抚使幕府的干办公事，他亲自走上了抗金的前线，他的足迹遍及了南郑前线的各主要关隘。在南郑前线，尽管王炎并没有（当然在当时的客观形势下，也不敢）轻开边衅，但适度的试探战还是有的，陆游所经历的就有两次：一次是他渡渭水作战，一次是他参加大散关的作战。在南郑时期，诗人除了在幕府之中为王炎北定中原、中兴国家出谋策划、作战和为了练兵的需要打猎而外，就是浓墨大书或掉头狂吟。他看到了北定中原、中兴国家的希望，因此，他的诗歌是沉雄、轩昂的。然而，并不等于说诗人的南郑生活是欢快轻松的，他与王炎之间，既有“宾主相期意气中”的默契和相互认同，也有“画策虽工不见用”的不快。诗人的“画策”不为王炎所用，而诗人和王炎共同的筹画更不为南宋朝廷所用，但总的来说，南郑的军旅生活让诗人时时处在兴奋之中。从此诗人的诗歌便以慷慨激昂为主旋律，即使在芳烈的醇酒、轻盈的歌女中寻找安慰的时候。这一经历在诗人的尘封世界里，成为永远追忆、讴歌的题材，以至到死还写出《示儿》的临终绝笔。
以上是解读陆游时不可忽视的几件大事。对历史人物的解读，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站在不同的角度，见仁见智、各抒己见。该剧编剧不追求历史事件的完整性，也不追求对历史事实的无感情的机械罗列，而是首先抓住陆游一生最有影响力的事件――陆游与唐婉的爱情，这同时也抓住了受众的审美心理，因为爱情是人们永恒的话题。编剧借着历史的真实，尤其是借着陆游与唐婉忠贞的爱情，不拘泥于历史，进行想象并融入到剧中叙事，使得叙事本身充满了情感冲击力，用现代视角演绎出一个回旋曲折、婉转动人的故事。其次，把时代风云融会到爱情线索中。编剧截取陆游一生中的一个重要的横截面，把其他重要事件糅合在一起，如陆游科场失意、南郑的军旅生活等糅合在与唐婉的爱情这一主要故事中，立体地展现了陆游爱祖国、积极抗击外敌的远大抱负，把当时官场的黑暗腐败，把家事、国事、天下事和谐统一起来，充分展示了陆游的境遇、生存状态及其抗争。第三，在人物塑造上突破了旧有模式，具有新意。编剧把唐婉、陆母形象作了重新审视，把千百年来已成定论的受封建礼教迫害的爱情悲剧上升到人性和人文的高度，写出了把历史上处于配角地位的陆母和唐婉特有的光彩，充分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性、人心、人情的巨大影响，是现实中人复杂真实的再现。
总之，新版《陆游与唐婉》立意独标一格，代表着“诗化”越剧的开始，它不再停留在讲述故事的美学追求中，而是从整体上关注越剧艺术在现代语境中所具备的独特话语权。结构空灵，符合人物情感、生理节奏。该剧不是靠反传统、胡说或戏说吸引观众，而是通过充满越剧艺术灵感的不动声色的舞台艺术，润物细无声地让观众体会美。在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处理上，抓住了关键，在求变与不变间找到了平衡，找到了度；既以陆游唐婉爱情的千古绝唱为依据，又超越陆唐情事本身；既有文人戏剧的特点，又符合平民审美习惯，堪称雅俗共赏的经典力作，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因此笔者认为，无论什么题材的电影电视，只要能感动人心，就是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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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诗集是篇6
关键词：《明湖居听书》 水仙祠 联语
《明湖居听书》为清末小说家刘鹗所著谴责小说《老残游记》中的一个经典片段，长期以来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沿用至今。作者沾溉传统，富于底蕴，在极尽描摹中为读者展现了一幕让人心驰神往的艺术现场。然而，这篇文章所蕴含的精华远不单单止于此。如鲁迅称赞《老残游记》“叙景状物，时有可观”，《明湖居听书》里作者所呈现的大明湖胜景正是“可观”一词的极佳注解。那么，今且随刘鹗生花之笔，于大明湖畔举眼舒襟，移步换行，借其中水仙祠联语之精妙，来领略作者写作功力之深厚。
本文所指水仙祠楹语便是为后人所广为称道的“一盏寒泉荐秋菊，三更画船穿藕花”这一联，其在教学识记中亦是重点。该联语出自《明湖居听书》一文中的如下段落：
绕着曲折的回廊，到了荷池东面，就是个圆门。圆门东边有三间旧房，有个破匾，上题“古水仙祠”四个字。祠前一副破旧对联，写的是“一盏寒泉荐秋菊，三更画船穿藕花”。过了水仙祠，仍旧上了船，荡到历下亭的后面。两边荷叶荷花将船夹住，那荷叶初枯，擦的船嗤嗤价响;那水鸟被人惊起，格格价飞;那已老的莲蓬，不断的绷到船窗里面来。老残随手摘了几个莲蓬，一面吃着，一面船已到了鹊华桥畔了。
对这十四字的楹联作初步的解读便可知，“一盏寒泉”暗喻泉城济南，说明了地点;“三更画船”托出泛舟游迹，说明了行为;“秋菊”和“藕花”则照应四时之景，说明了时间。泉城、泛舟、秋菊、藕花，作者可谓是写尽了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于是在这花香萦绕的泉城之中，落寞孤单的古水仙祠因此联语而焕发风采，融入了美不胜收的明湖景致之中。
到此，一切似乎便可随渐远的游船而去。但纵使船过水无痕，这样一幅神秘的楹联总还是会掀起心头的一阵涟漪。它在所言景致之外，是否还有更深一层的涵义？它究竟是何人所写，又有何特别的典故？这些问题都十分值得探讨。
通过进一步的检阅资料，我们不难发现，这幅联语使用的是古代诗词中常见的一种创作手法，谓之集句，即从古人诗词文章中的剪辑匹配出上下两句。好的集句作品，既能合时应景，又自有渊瀚，同时出句对句，承接稳妥巧妙，仿佛一手写出。而这样的绝妙联语，不仅能反映出集者的文心巧慧，同时也能体现其淹通书史、博览群籍的功夫。故在诗词大行其道的年代，集句成联这种文学形式在文人中间一直风行不辍。
回头再看水仙祠的这一联，其集者恐怕从作者行文之中已无从稽考。但上下两句却是出之有据，值得进行一番正本清源的工作。
“一盏寒泉荐秋菊”这一句出自北宋诗人苏轼的《书林逋诗后》，全诗这样写道：
吴侬生长湖山曲，呼吸湖光饮山渌。不论世外隐君子，佣儿贩妇皆冰玉。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由俗。我不识君曾梦见，瞳子了然光可烛。遗篇妙字处处有，步绕西湖看不足。诗如东野不言寒，书似西台差少肉。平生高节已难继，将死微言犹可录。自言不作封禅书，更肯悲吟白头曲。我笑吴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盏寒泉荐秋菊。（原注：杭州西湖有水仙王祠。）
林逋是北宋初年著名的诗人，他志向高洁，不肯与流俗同污，隐居在西湖，过着“梅妻鹤子”的生活。他的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堪称咏梅的绝唱，不仅将梅花的卓姿奇气描写得脱俗隽丽，同时也寄托了他自己如梅花般隐逸的情怀。苏轼曾经两次任职杭州，第一次是在北宋熙宁四年（1071），调任杭州通判（一州的副长官）;第二次是在元v四年（1089），担任知州。在任职期间，苏轼施行了许多惠民的政策，特别是对西湖的治理，更是立下了很大的功劳――苏堤便是利用湖中淤泥所筑。到任杭州，是苏轼一生中重要一段经历。西湖美景让他流连忘返，“淡妆浓抹总相宜”，他把西湖比做西施，洋溢着曼妙的姿容。而这里的乡贤林逋，更是为他所仰慕，在读过林逋所遗的诗篇后，他不禁挥笔写道“遗篇妙字处处有，步绕西湖看不足”。林逋去世后，杭州士民自发纪念这位高风亮节的诗人，所以便有了苏轼诗中的：“我笑吴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清代刊刻的《试古堂书画汇考》中记录了明代文学家王世贞鉴赏《书和靖林处士诗后帖》的跋语，其中提到：
始，钱唐人即孤山故庐以祀和靖，游者病其湫隘。因长公诗后有：“我笑吴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遂徙置白香山祠与长公配，迨于今香火不绝。
《浙江通志》里记载道：
三贤堂祀白苏林三公，三桥曰望山，斜对西岸。四桥水曰花港，旧有雪江草堂，四桥曰压堤，对西岸第三桥，旧有崇真道院，石台笼灯以照夜船，有水仙王庙，一名龙王祠，以乐天、和靖、子瞻附祀，两庑井曰荐菊取苏诗“一盏寒泉荐秋菊”。
《西湖志纂》里记载道：
龙王庙在白沙堤孤山路口，旧在宝石山下，名嘉泽龙王祠。梁大同间建号钱塘湖龙君。吴越钱氏表请封广润龙王。乾道五年安抚周淙以祷雨应徙建于压堤桥，名水仙王庙，后以乐天和靖子瞻三贤y祀庙中。淳佑八年安抚赵与篑建亭，其前之井，曰寒泉名，曰荐菊，取苏轼诗“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盏寒泉荐秋菊”之义，后废别祀三贤于孤山。
最初，祭祀林逋只是把他的故居开辟出来，但是场地狭小，所以苏轼才在诗中写道：“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盏寒泉荐秋菊。”林逋应该与湖上的水仙王一样，享受香火。水仙庙因这首诗而名声大作，所以人们便把这三位诗人置于水仙祠祭祀，还把庙中的井命名为“寒泉”“荐菊”。想象在月白风清的夜晚，酌甘冽的“荐菊”“寒泉”井水，拈一朵清洁馨香的，来祭祀三位诗人，或许能更深地感悟到他们的诗意与人生。后来龙王庙废弃，人们便把祭祀林逋和苏轼移到孤山白居易的祠庙，也就是南宋时期的西湖三贤堂。这里游人如织，风景如画，在饱览秀色的同时，诗人的遗迹和精神，也浸润在每个人的心头。正如清代学者阮元的诗句：“欲共水仙荐秋菊，长留学士住西湖。”
“三更画船穿藕花”这一句则出自南宋诗人陆游的《同何元立赏荷花追怀镜湖旧游》，全诗这样写道：
少狂欺酒气吐虹，一笑未了千觞空。凉堂下帘人似玉，月色泠泠透湘竹。三更画船穿藕花，花为四壁船为家。不须更踏花底藕，但嗅花香已无酒。花深不见画船行，天风空吹白声。双桨归来弄湖水，往往湖边人已起。即今憔悴不堪论，赖有何郎共此尊，红绿疏疏君勿叹，汉嘉去岁无荷看。
宋孝宗乾道九年（1174），陆游调任嘉州知州。此时距离他离开处在抗金第一线的南郑幕府，还不过半年，可是陆游的心境已大不复前时的振奋。“细雨骑驴”穿过剑门，远离了军营的鼓角金戈，离开了“戎装射虎，帷幕策画”使他兴奋和激动的抗金前沿，转而却是“冷官无事”的消磨和颓唐。乾道九年（1174），陆游在蜀州、嘉州、成都之间频繁调动，在繁琐的公务中，唯一可以消遣的便是蜀中的佳景了。这年夏天，嘉州的荷花开得格外明艳，陆游流连其中，思绪却回到了他家乡越州的镜湖。镜湖便是驰名的绍兴鉴湖，因为长期住在鉴湖边，陆游描写鉴湖风光的诗歌，比任何一个诗人都丰富。乾道二年（1166年），陆游还于镜湖三山筑起居所，老年卸任也一直居住这里。
在这首诗里，陆游望见荷花，想起远方的家乡，同时也想起自己年轻时快乐的生活。那时陆游和妻子唐婉缱绻情浓，鉴湖的湖光山色，到处都留下了他们伉俪赏玩的足迹。于是，“凉堂下帘人似玉，月色泠泠透湘竹。三更画船穿藕花，花为四壁船为家。”便是那时游玩的生动写照。陆游与唐婉的爱情凄婉而真挚，远在蜀中的陆游，看到绽放的荷花，自然而然想起与唐婉夜泛镜湖，徜徉在藕花深处，无忧无虑快乐的时光。他深切地眷恋着唐婉，直到老年，还不曾消减。宋人周密在笔记《齐东野语》中记录陆游的这些心路道：
乙亥岁也，翁居鉴湖之三山。晚岁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胜情。尝赋二绝云：“梦断香销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怅然。”又云：“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无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盖庆元己未岁也，未久唐氏死，至绍熙壬子岁，复有诗序云：“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词一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三易主读之怅然”。诗云：“枫叶初丹槲叶黄，河阳愁鬓怯新霜。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坏壁题词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蒲龛一炷香。又至开禧乙丑岁暮夜梦游沈氏园又两~句，云：“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
“一盏寒泉荐秋菊，三更画船穿藕花”，这一联初看之下只觉描景之清隽可爱，细究之下竟然还包含着两段蕴藉如诗的故事。故事里不仅有北宋和南宋文人的身影，还有高洁的志向，抑或凄美的爱情。这一切随着这神秘的联语一同浸润在大明湖的粼粼波光中，为这里的景色又增添了一抹历史的厚重，也随着《老残游记》的风行广布，而为人所传诵。以至于后来民国文人陈重庆对景生情，寻意探胜，在题扬州瘦西湖的观荷景致“梅岭春深”时，学人集句道：“四面绿荫少红日，三更画船穿藕花。”通过小小的联语将西湖、鉴湖、大明湖，林逋、苏轼、陆游，刘鹗这些胜景文渊注入到眼前的妙境当中，让人们在流连荷浦中回味无穷。同样的道理，或许我们在教授《明湖居听书》这段美丽的文字时，厘清这幅联语背后的历史与文化，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相信能获得更好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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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诗集是篇7
关键词：陆机；赠答诗；思想感情；研究
一、陆机赠答诗的概况
陆机一生之中写了很多首赠答诗，本文以金涛声点校的《陆机集》为主要参考文献，并参考了刘运好的《陆士衡文集校注》所辑佚的陆机的赠答诗，共找到陆机赠答诗三十五首，分列于此：《于承明作与士龙》《赠冯文`迁斥丘令》《答贾谧并序》《赠尚书郎顾彦先二首》《赠从兄车骑》《赠冯文`》《赠弟士龙》《祖道毕雍孙刘边仲潘正叔》《赠顾交趾公贞》《答张士然》《答潘尼》《赠潘尼》《赠纪士》《为陆思远妇作》《为顾彦先赠妇二首》《为周夫人赠车骑》《赠弟士龙诗十首并序》《赠顾令文为宜春令》《赠武昌太守夏少明》《赠斥丘令冯文`诗》《赠顾彦先诗》《为顾彦先作诗》《赠潘正叔》《赠潘岳诗》。
二、陆机赠答诗内容研究
（一）与兄弟故友之间――追忆往昔，思乡怀旧，感慨世事
陆机的赠答诗中有一部分是写给自己族中兄弟的，这部分诗中，以追忆往日家族荣耀，感慨家族败落，并抒发离别思念之情为主。他写给弟弟陆云的《赠弟士龙诗十首》是目前陆机所存赠答诗中最长的一组诗，这组诗从东吴建国、陆家为东吴建功立业讲起，一直到东吴被灭、家族衰败结束。充满了“昔我斯逝，族有余荣。今我来思，堂有哀声。我行其道，鞠为茂草。我履其房，物存人亡。”的悲怆。陆机与陆云兄弟之间的赠答诗是手足真实情感的互动交流，字字句句都是由血和泪凝练而成，史诗般的家族回忆录让二陆兄弟在以后生活中政治欲望更加强烈，复兴家族的荣耀始终缠绕在心中。
（二）与同僚之间――歌功颂德、称扬赞美
在陆机的赠答诗中有一部分称颂赞美对方的内容，这部分诗包括《答贾谧并序》、《赠顾交趾公贞》、《答张士然》、《答潘尼》、《赠潘尼》等。这些诗又可以根据赠答对象分出两小类。一种是赠与当时权势集团的中心人物，赞美他们的美德。这部分诗以《答贾谧并序》为代表，诗中充满溢美之词，虽不至于阿谀奉承，但确实有攀附之嫌。陆机以“亡国之余”的身份入洛仕晋，这种身份使得他在入洛之后遭受了一部分北方士人的敌视，在这种情况下，陆机不得不依附于一些权势集团之中，来实现自身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这首诗正是作者这一行为的表现。另一种是写给从东南而来的南方文士。陆机入洛后与同是入洛仕晋的东南旧识保持了亲密的关系，为了使自身在政治上立足，陆机创作了大量赞颂对方功德的赠答诗，如《赠顾交趾公贞》。他同东南士族的入仕之人相互赠答唱和巩固了这个群体之间感情和利益联系的纽带。
（三）与朋友之间――互相鼓励、互道思念
除了对同僚友人赞美颂德之类的赠答作品外，陆机也创作了一些以抒发彼此之间情谊和思念之情为主的赠答诗。陆机入洛后虽然遭受了一定的敌视，但张华、潘尼、冯文`等为数不多的北方士人给予陆机很多的帮助和庇护，并与陆机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他们政治上互相提携鼓励，文学上互相交流。陆机与北方文士之间的赠答诗中有不少诗句中流露出他们倾心相交的真实感情。《答张士然》、《赠尚书郎顾彦先二首》等诗的赠答对象是南方士人。这些诗的内容以描写眼前之境抒发离别思念之情为主。为了在西晋有所立足，实现政治上的追求和人生的理想，他们不得不互相提携、互相帮助，从而形成了深厚的友谊。在赠答诗中他们也互相鼓励，互相安慰。
（四）代人赠答
陆机的赠答诗中也有几首思妇诗，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几首诗是陆机以“代言人”的身份所写的，如《为陆思远妇作》《为顾彦先赠妇二首》《为周夫人赠车骑》，陆机以“代言人”的身份，代他人赠答，并在写作过程中加入自己的经历、感情，结合自身宦游情况，用“思妇”的口吻写出了陆思远妇和周夫人对“游宦”丈夫深刻的思念之情。陆机代顾彦先赠妇的两首赠答诗《为顾彦先赠妇二首》，以“代赠”的形式，开创了赠答诗的新局面。
三、结语
历来对陆机的研究都集中在他的作品《文赋》上，对陆机赠答诗的研究以及相关的论文都很少，与它的研究现状相反的是，陆机的赠答诗很有研究价值。在这些与兄弟、朋友、同僚往来的赠答诗中，我们可以根据诗作的年代和诗歌的内容来探究陆机当时的心境和情感，甚至可以通过对陆机赠答诗的研究，对陆机情感的探究来捕捉那个时代的一批入洛的东南士人的复杂曲折的心境，这对研究西晋时期的社会历史都很有帮助。在诗酒应酬比较多的西晋时期，文人们热衷于彼此唱和赠答，赠答诗是陆机诗歌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对这部分诗歌的研究可以结合其他诗歌的研究，对研究太康时期社会状态和文人心态都很有帮助。
参考文献：
[1]金涛声.陆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3]姜剑云.太康文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3.
[4]张凯.陆机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3.
陆游诗集是篇8
【关 键 词】《陆游与唐婉》 陆游 人生
以历史人物为原形创作的戏剧或电影，不少创作者为了刻意寻求创作思路的所谓突破，或着力宣染野史趣闻，或以个人视角曲解为大多数人们所熟知的史实，甚至于对既有史家定论予以颠覆性重述、戏说甚至胡说，以致纷争不已。笔者认为，文学作品包括影视剧中历史人物的塑造，虽可转喻多方、适当虚构，以感染受众，获得审美愉悦，但应以影响历史人物的客观史实为立足点，其所反映的主要人物和事件必须有根有据，对涉及人物的基本事件应尊重历史事实，以期在残缺的历史真实中求得完美的艺术真实。在历史事件与现代情感和价值取向的契合点上进行合理的虚构，让人物形象鲜活起来，达到引起受众情感共鸣的目的。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出的电影越剧《陆游与唐婉》的编剧和导演，通过传统戏剧的艺术创造，体现了对陆游思想情感的准确理解和把握，以爱情为中心线索剪裁情节，在充分展示陆游作为诗人和词家的才情风华的同时，凸显其一贯的爱国主张及其与当道的冲突，鲜活地再现了在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历史场景中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的卓立傲岸，抒发了其爱情婚姻的挫折、人生命运的坎坷和投闲置散的失意，在引起我们低徊共鸣的同时，完成了陆游历史面目的现实重见。
一、以陆游与唐婉的爱情婚姻悲剧为中心剪裁情节
情节是叙述性文艺作品描写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一系列生活事件的关键，由展示人物性格、表现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具体事件构成。陆游是南宋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词家，赵翼在《瓯北诗话》卷六中是这样评价他的：“放翁以律诗见长，……实古来诗家所未见也”。[1]然诗人的一生坎坷悲辛，而且影响诗人心智情怀的事情，不可胜道。导演在繁多的历史素材中，着意表现陆游与唐婉的爱情婚姻悲剧，这是独具慧眼的。因为由此便抓住了人物的个性和命运的关节点，抓住了真正理解陆游、研究陆游的关键，成为电影《陆游与唐婉》的一大特色。电影在情节的剪裁上独具匠心，中心突出。对陆游与唐婉相识相爱的过程作了最大可能的省略，如对他们在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的临安邂逅，一个可以大作文章的情节，编剧和导演大刀阔斧予以删除。电影一开始就把陆游与母亲的爱，妻子的爱和国家的爱的冲突直呈出来，这可以说就是陆游生活和生命的全部内容。陆游与妻子，舅舅的女儿唐婉伉俪情深，但陆游的母亲却对自己的这位侄女、儿媳十分不满。母亲的爱，妻子的爱，本是不相冲突的两种情感，可陆游却身陷两难。陆游的母亲，以“爱”的名义，以儿子“功名仕途”的名义破坏儿子的婚姻。据说在陆游出生的前一天晚上，他的母亲曾梦见过秦观，陆游故而表字务观，可见母亲对陆游的期许甚高。因而偏执地认为唐婉误了陆游的前程，亦或是影响了母子之情。唐婉的爱对陆游是一种知己之爱的欣慰，而母亲的爱则寄寓过多世俗价值观的期许，这两种爱的交织冲突必然会酿就一场人生的劫难。陆游的心始终被痛苦撕扯着。爱情与事业，仕途与爱国情怀，母亲与妻子的微妙关系等等多种复杂的情感纠葛在越剧电影《陆游与唐婉》的第一场就初现端倪。矛盾从陆游要到福建引出，陆母爱子心切而专断，阻陆游远行，要托刚刚高升礼部主事的堂侄陆仲高为陆游谋划前程。陆母把陆游远行违命这个主意的策划归罪唐婉，盛怒之下迁恨唐婉，竟致以“七出”之罪逼迫陆游休妻。尽管陆游与唐婉对此也作了最大可能的抗争，终于还是因陆母的计谋劳燕分飞。这一次失败的婚姻对陆游的打击是巨大的，这难以愈合的创伤此后又被不期然地重新撕开。让诗人的心上重新渗出了腥红的血汁。在山阴城东南四里的禹迹寺南面的沈园，陆游与唐婉夫妇在此不期而遇了。唐婉的丈夫赵士程治办了一份酒菜送给他。陆游陷入了痛苦的沉思，对着粉墙，题下了《钗头凤》：“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析。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2]电影化用蒙太奇手法，陆游与唐婉二人同时出现在舞台两侧，将陆游的题诗与唐婉的和诗交融一体：“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3]《钗头凤》由此成为传诵千古的爱情绝唱。激愤的、一气贯注的胸臆，由“黄藤酒”的催生，蒸腾迸发，不尽的韵味流传千古。唐婉留给陆游一辈子温馨的旧梦，终身难以抚平的创痛。电影在恍惚迷离的光影中，空留满壁墨痕，让人唏嘘而终。
直到三十多年之后，诗人已六十有八，他还在追怀着这段往事：“枫叶初丹槲叶黄，河阳愁鬓却新霜；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坏壁题词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蒲龛一柱香”。[2]八十多岁的时候，还常常记起唐婉的“惊鸿倩影”。婚姻的悲剧对陆游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应该这样看待这次感情的变故：通过这次感情的变故，家庭在陆游的眼里只是一种义务和责任，他的全部身心只在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次变故让诗人的情感更易受到伤害，也更能面对事业失败的各种打击。家庭的悲剧，让诗人受伤的灵魂无所逃遁，诗人在人生的风雨历程中没有避风的港湾，在人生失意的时候，沉溺于醇酒妇人之中，放浪形骸，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诠释。
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悲剧，是缘自精神深处的契合与共鸣，两颗不为世俗所容的孤寂叛逆之心，在相知相爱中长成相互交错的滕蔓，亦如生长在驿外断桥边的寒梅。编剧始终把陆游与唐婉的爱情作为中心事件剪裁情节，尤其是把爱情和他的抗金复国的理想交织在一起，抓住了解读陆游思想的内核。如果陆游仅仅是一个为爱情而爱情的情种，没有“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2]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那陆游就不是文学的陆游，历史的陆游，人们心中的陆游。
二、以壮志难酬的人生失意彰显爱国精神
电影新版越剧《陆游与唐婉》的另一特色是，抓住了陆游壮志难酬的人生失意来彰显其爱国精神。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陆游赴临安参加这一年的省试。主持这年省试的两浙转运使陈子茂（字阜卿），量才取士，擢陆游为省试第一，但是，由于秦桧的恃势弄权，在次年殿试中，陆游被借故黜落了，这一次挫折，在电影中是通过陆游与唐婉的对话来展示的，这个沉重的打击让他真正尝到了人的命运常常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滋味，感受到社会对人的不公平的待遇，诗人在愤愤不平中写道：“言语日益工，风节顾费竞，杞柳为木否棬，此岂真物胜。病夫背俗驰，梁甫时一咏，奈何七尺躯，贵贱视赵孟！”[2]这次打击对陆游的人生历炼十分重要。首先这次人生挫折对于炼就诗人沉郁顿挫的性格和诗歌的雄豪郁愤的风格，完成诗人从江西诗派兑变而为陆游风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这次打击，考验和磨炼了诗人的意志，使诗人能够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经受住历次打击，忍受住长期沉溺下寮，投闲置散的寂寞，在饱尝人生凄悲和世事苍凉的岁月里，诗人却能直面现实的冷暖不平，积极的面对人生，用一支饱醮人世甘酸苦辣浓汁的如橼巨笔去抒写人生，干预生活，关照历史和未来。他并不领情于堂兄陆仲高，更不逢迎当道，而是以他的词《卜算子·咏梅》来表明自己不悔的志向。梅的处境就是人的处境，但即便是零落成泥，依然要保持那份清香，保持梅花冰清玉洁的精神世界。所以诗人要积极寻求新的路径，投奔福建，而投奔福建就成了陆母迁怒唐婉的借口。爱情、亲情、爱国之情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陆游的形象十分鲜活丰满。
陆游生于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年代，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常常看到父辈“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他因此终身把驱逐异族，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南宋小朝廷屈膝求和，陆游的北进主张无法实现，因而内心异常苦闷。又因生性耿直、不合时宜屡遭排挤。陆游一生真正为官仅仅20余年，但诗人并没有摒弃尘世，归隐江湖，作红尘无事神仙，而是抒发自己对祖国山河破碎，人民惨遭涂炭的牵怀记挂。空怀报国之志而不被任用的苦楚和投报无路的无奈，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冲突，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始终是陆游诗歌的主题，也是电影《陆游与唐婉》的主题，这是陆游留给我们的最富时代精神的宝贵财富。
电影《陆游与唐婉》抒写了陆游在国家多难，报国无路的困厄中的爱情悲剧。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使陆游格外苦闷，但他并没有自暴自弃。导演以爱情婚姻为叙事线索，反复以陆游的表现爱情的词和表现高洁理想的咏梅词渲染，为我们深入了解一个具有真实性情的陆游找到了契机——至死不渝心许国，一生痛苦是婚姻。这既是电影中陆游形象鲜活感人的关键所在，也是该剧深受受众欢迎的关节所在。
参考文献：
[1]清.赵翼.瓯北诗话（卷六）[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陆游诗集是篇9
关键词：《钗头凤》 薄 恶 错
据宋人周密《齐东野语》记载，《钗头凤》是陆游和前妻唐婉邂逅沈园时所作的一首题壁词。因其感情真挚，用语典雅，韵味隽永，历来为人们所传颂，也成为编撰宋人词集的必选之作。全词共有六十字，分上下两阙：
红酥手，黄g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碰掮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学者对这首词的研究，有对词作的考证，也有人物关系的分析，其中牵涉到对《钗头凤》中若干词义的理解。在这些研究中，由于对词义的解读存在一定分歧，导致对《钗头凤》一词内容理解的差异。以万献初（2008）《陆游〈钗头凤〉韵读的音义考析》为例，就不乏一些不同于前人的新解。我们认为，词义的产生都有其时代性，特别是某一时期文人口中喜闻乐见的常用语和习惯表达，往往都有特定的含义。对于诗词这种在唐宋时期广泛存在的文学体裁，对其词义的考察，也应该突破单篇作品的局限，将之扩展到同时代的其他作品中作全面综合的分析。基于此种考虑，笔者重新考察了《钗头凤》中有争议性的四个词语，分析如下：
一、“薄”并非“短促”
万献初（2008）引用周密《齐东野语》中关于两人“伉俪相得”的记述，指出这是欢情浓厚的表现，所以此处与情感厚薄无关，将“薄”解释为“短暂、迫促”，因为东风强劲而使欢情短促。
首先，“欢情”与陆唐二人情感厚薄无关是对的，以《钗头凤》以及后来《剑南诗稿》中一系列的“沈园诗”为证，陆游与唐婉两人感情的深厚是不容质疑的，所以“欢情”指的是两人在共度的日子里所激发出的那些欢乐的心情，但这种欢情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两人就经历了“人伦之变”，唐婉“弗获于其姑”而被迫与陆游分开。在陆游的《剑南诗稿》中，也常用“欢情”二字。如：
（1）劲酒少和气，哀歌无欢情，故乡不敢思，登高望锦城。（卷六《醉中眉山旧游》）
（2）欢情寂寂随年减，俗事纷纷逐日生。（卷七《出朝天门缭长堤至刘侍郎庙由小西门归》）
（3）明月吹笙思蜀苑，软尘骑马梦京华，欢情减尽朱颜改，节物催人只自嗟。（卷十二《三月二十一日作》）
（4）欢情老去年年薄，困思春来日日添。（卷八十一《春日杂兴》）
例（4）是一个很规范的对偶句，“欢情”和“困思”相对，“薄”和“添”相对，这里的“薄”不可能理解为“短暂、迫促”，而是“微弱、减少”义。例（2）、例（3），都是指“欢情”随着年华逝去而逐渐减少，变得微弱。“欢情”在唐宋诗词中，常见的是和“薄、减、少”组合，反映的是“欢乐的心情”由多到少的一个变化过程，有前后的对比。如：
（5）病久欢情薄，乡遥客思孤，无心同落帽，天际望归涂。（唐・李群玉《九日越台》）
（6）年年老去欢情少，处处春来感事深。（唐・白居易《仇家酒》）
（7）老去欢情少，逢人强自夸。（宋・陈棣《春日偶成再次韵》）
（8）会短别日长，愁多欢情少。（宋・刘敞《寄隐直》）
细读《钗头凤》词中“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可知与唐婉分开后的这几年，陆游满怀愁闷、离群索居，早已远离了昔日的欢乐，所以“欢情薄”当是指欢情逐渐减少而微弱。
此外，从分析“薄”字词义的角度来看，“薄”固然有“靠近、迫近”的动词义和“紧迫、急迫”的形容词义，但并没有发展出“短暂、短促”的含义。万献初（2008）所举的两个例子，《战国策・韩策二》“吾得为役之日浅，事今薄，奚敢有请”，《汉书・严助传》：“王居远，事薄遽，不与王同其计”，都是强调事情的紧急程度，但是紧迫并不一定短暂，目前我们还找不出以“薄”表示“短暂”的其他用例，因此将“欢情薄”理解为“欢情短促”并不合适。
二、“错”不当为“错综复杂”
历来《钗头凤》诸注本对此三字基本理解为“错误”义，但万献初（2008）却将此字解释为“错综复杂”义，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错杂”义古来常用，而“错误”义是新生的口语义，不合全诗古雅的韵味。在唐宋诗词中，“错”字表“错杂、交错”义的确常见，但“错误”义用例也不少，在陆游本人所著的《剑南诗稿》中，就可以看到一些这样的例子：
（9）历尽风波知险阻，平生错羡捕鱼郎。（《荆门冬夜》）
（10）飘零自是关天命，错被人呼作地仙。（《赴成都泛舟自三泉至益昌谋以明年下三峡》）
（11）芋}豆饭元堪饱，错用人言恨子威。（《书怀》）
（12）闲放无忧穷有意，傍人错羡此翁{。（《春村居杂赋绝句之一》）
（13）风扉久呕轧，错认橹声长。（《闲趣》）
（14）黄菊芬芳绝世奇，重阳错把配枝。（《九月十二日折菊》）
（15）志士山栖恨不深，人知己是负初心，不须先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杂感》）
（16）三千界内人人错，七十年来念念非。（《夏日之一》）
（17）劳生常羡髑髅乐，死时却悔生时错。（《对酒怀丹阳成都故人》）
宋代之前一些注疏文字和诗词中，也常见“错”表“错误”之义：
（18）梓慎、裨灶，古之良史，犹占水火，错失天时。（《三国志・刘a传》）
（19）又以慎灶犹有错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审，其理诚然也。（沈约《宋书・礼志一》）
（20）李季节著《音韵决疑》，时有错失。（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
（21）今之所解，或取声韵假借，或推传写错误，因随所见而通之也。（《荀子・非十二子》杨注）“伤疾堕功灭苦”未详，或恐错误耳。（《荀子・臣道》杨注）
（22）错料一生事，蹉跎今白头。（岑参《题虢州西楼》）
（23）流俗多错误，岂知玉与珉。（李白《古风》）
（24）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杜甫《漫成二首》）
（25）自从一见黄龙后，始觉从前错用心。（吕严《参黄龙机悟后呈偈》）
（26）令人错认钱塘城，罗刹石底奔雷霆。（齐己《观李琼处士画海涛》）
可见，“错”作为“错误”释义，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唐宋诗文中使用比较常见，并非宋代新生，也不限于口语。此外，万献初提到口语词有碍全诗古雅的韵味，对此我们也不能认同。蒋绍愚《唐诗语言研究》中将唐诗中的词语分成了三类：古词语、口语词和诗文用语。口语词是诗文用词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唐宋诗词作品中几乎都有口语词。陆游《晚兴》“造物闵怜君会否，放教折臂老新丰”中的“放教”，《满江红》“料也应、红泪伴秋霖，灯前滴”中的“料也应”，《恋绣衾》“说道去多时也，到如今真个是行……你嚎早收心呵，趁刘郎双鬓未星！”中的“也、个、呵”都是口语词，所以，从“错误”是口语词的角度而否定其作为《钗头凤》用语的资格，是行不通的。
第二，万献初认为，陆游对两人的感情，或者对母亲的干涉，都不会冠以“错误”来加以评价。胡云翼《宋词选》、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唐宋词选》均未对“错”字作注，应该是将“错”字理解为“错误”义而无需作注。唐圭璋主编《唐宋词鉴赏辞典》中，杨杰鉴赏云：“究竟谁之错？自己乎？唐婉乎？陆母乎？命运乎？当初乎？今日乎？”对于“错误”的归咎其实是很难落实的，结合上文“一怀愁绪，几年离索”，两人离别几年之后再见，万般愁绪集结心头，欲语而又不能，如明代毛晋《汲古阁书跋・放翁题跋》所言：“放翁咏《钗头凤》一事，孝义兼挚，更有一种啼笑不敢之情于笔墨之外，令人不能读竟。”对陆游来说，此情此景，是不愿意去追究孰是孰非的问题，对于两人的感情，对于母亲的干涉，陆游确实不会以“错误”去评价他人，但言谈中却透露出对过往之事的追悔，这个“错”字一唱三叹，可以看作是对往事和现实处境的无可奈何。
三、“宫”是王宫还是佛寺
对于“宫墙”的理解，最常见的说法是“宫殿之墙”。绍兴是古代越王宫所在，宋高宗也曾以此地为都，所以此处“宫墙”为“宫殿之墙”，暗喻唐氏如宫墙柳可望而不可及。持论者以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为代表，唐圭璋《唐宋词选注》、胡云翼《宋词选》亦同。另一说为山阴县东南二十五里的龙瑞宫。赞同者有孔镜清《陆游诗文选注》、刘逸生《宋词小札》。还有一说指陆游在成都时经常宴游的故蜀燕王宫。吴熊和（1982）《陆游词本事质疑》一文曾提出《钗头凤》实为陆游在蜀时的赠妓之作，与唐氏无涉，其中质疑的一点就是“宫墙”二字。绍兴沈园在禹迹寺旁，不会出现宫墙，所以提出了燕王宫之说。
陆游的同乡，明代绍兴人徐渭曾为自己所居的“一枝堂”撰写对联“宫墙在望居三卜，天地为林鸟一枝。”徐渭《自为墓志铭》：“既而有慕于道，往从长沙公究王氏宗，谓道类禅，又去扣于禅，久之，人稍许之。”在《徐文长自著畸谱》也有记载：“二十八岁，自潘迁寓一枝堂师季长沙公。”“季长沙公”即季本，为王阳明的弟子，卸职还乡之后借住在禹迹寺西林精舍讲学，徐渭因慕其学而往从之，可知徐渭的“一枝堂”也在禹迹寺内。高利华（2011）《陆游是“伪作”吗？――兼谈文本中“宫墙”诸意象的诗词互证》一文引用这首堂联证明自唐宋到明代沈园内都是可以望见宫墙的，否定了吴熊和“疑是陆游蜀中游冶诗”之说，并推断此宫是禹迹寺西南唐浙东节度使董昌所建“第四宫”。
无论是古越王宫还是唐董昌“第四宫”，究竟是否留存到陆游所在的宋代，其实并不可知。据《宋史》记载，宋高宗在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南渡后，仓皇之中逃到越州（绍兴），并辗转于明州（宁波）、定海（舟山）、温州等地，到绍兴二年（1132年）定都临安（杭州），才有“（正月）己未，修临安城”的记载，可见绍兴作为临都的时间非常短暂，期间高宗还四处逃窜，那么绍兴在此期间到底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宫殿，也是一个疑问，所以宋高宗以绍兴为都，也不构成绍兴有宫墙的充分证据。至于龙瑞宫，来源于陆游《春游》诗注：“予年十四，始到禹祠、龙瑞”（《剑南诗稿》卷75），南宋《嘉泰会稽志》有记载：“宫正居会稽山南，峰嶂遒。大抵龙瑞尤宜烟雨中望之，重峰叠t，图画莫及，故邦人旧语曰：‘晴禹祠，雨龙瑞。’”从地势来看，龙瑞宫掩映在重峦叠嶂之中，从沈园是很难看到所谓“宫墙柳”的。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认为，此处的“宫墙柳”并非是指宫殿之中的柳树。沈园中本来就有柳树，《剑南诗稿》中收入的《沈园（之二）》有诗为证：“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此乃诗人晚年游历沈园所作。所以我们推断此处的“宫墙”是实景的描写，应和禹迹寺相关，很可能就是指寺庙的围墙。在唐人的诗句中，可以见到以“宫墙”表示佛寺之墙的例子。如：
（27）井甘桐有露，竹迸地多苔，幡映宫墙动，香从御苑来。（无可《安国寺静居法师故院》）
（28）塔劫宫墙壮丽敌，香厨松道清凉俱。（杜甫《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29）昔人曲水咏觞处，茂林修竹空宫墙。（程俱《同许干誉步月饮杏花下》）
程俱在“宫墙”下自注：“兰亭今为佛宫”，此佛宫即始建于北宋至道二年的天章寺。游国恩、李易合编的《陆游诗选》，程千帆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英华》都认同这种说法，也认为“宫墙”就是指的禹迹寺一带的墙。
四、“恶”是否有“凶恶”义
对于“东风恶”，一种理解认为“东风”暗喻陆游的母亲（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指东风无情（唐圭璋《唐宋词选注》），表示“对破坏美满姻缘的制度表示强烈的抗议”（胡云翼《宋词选》），这里的“恶”通常是贬义，有“凶恶、险恶”之义。另一种理解认为“恶”是表示事物程度的“甚辞”，相当于“太、甚、极、深”诸义，“东风恶”就指春风强劲，没有贬义（李汉超《陆游钗头凤若干问题质疑》）。从宋代文人的诗词作品来看，“东风”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用词，“东风恶”在诗词中很常见。如：
（30）春寂寞，长安古道东风恶，东风恶，胭脂满地，杏花零落。（康伯可《忆秦娥》）
（31）岸芷汀兰曲曲春，v蓑青箬老江澹倚舡三弄东风恶，吹断巫山片片云。（王志道《渔夫》）
（32）晓起东风恶，晴岚忽变昏。船随山共走，雾与水相吞。（巩丰《晓起甘蔗渊》）
（33）无情最是东风恶，l却梨花一片云。（吴惟信《闺怨》）
（34）人来认海棠，却讶枝条弱，G不胜春，生怕东风恶。（洪适《海仙》）
（35）深红落尽东风恶，柳絮榆钱不当春。（苏轼《次韵田国博部夫南京见寄二~》）
（36）伤心二月东风恶，愁向苔阶看落英。（吕浦《梅边稿》）
（37）忽然东风恶，一夜吹石裂。（孙觌《梅仙潭》）
（38）东风恶，一片梅花吹落。（吴潜《谒金门》）
（39）一春长是为花愁，甚夜夜、东风恶。（辛弃疾《一落索》）
（40）昨夜东风恶，芳径满香泥。（张元干《前调》）
（41）一天飞絮东风恶，满路桃花春水香。（朱淑真《鹧鸪天》）
（42）春寂寞，长安古道东风恶。（康与之《忆秦娥》）
（43）叹西园，已是花深无地，东风何事又恶。（周邦彦《瑞鹤仙》）
有时候也用“春风恶”。如：
（44）明朝卷地春风恶，但见v叶栖残红。（苏轼《月夜与客饮酒杏花下》）
（45）常愁春云低，谁料春风恶。摇扇无定响，折干时闻落。（梅尧臣《春风》）
（46）薄暮春风恶，黄尘涨远山。（张浴读⒋汉笠蝗张际椤罚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东风恶”“春风恶”似乎已经成了诗人描述春天天气变化，或者春花凋零的一种固定表达，意思就是春风强劲，“恶”字并没有贬义。在出现“东风恶、春风恶”的描述时，往往跟落花一类事物相联系，这正与后文的“桃花落”相呼应。此外，在宋代崇尚礼教孝道的社会风气下，陆游是不会以“凶恶、恶毒”来批评自己母亲的，至于能从“恶”字看出诗人具有反抗封建礼法制度精神的看法就更属穿凿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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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诗集是篇10
[关键词]陆游 词 艺术特色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是我国南宋时代杰出的爱国诗人。陆游一生文学成就突出,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声誉。
刘克庄在《后村诗话续集》又云:“放翁长短句,其激昂感慨者,稼轩不能过;飘逸高妙者,与陈简斋、朱希真相颉颃;流丽绵密者,欲出晏叔原、贺方回之上。”文中将陆词与其他三大家作比较,并指出陆词风格之多样性且多有溢美之词,为后世陆词的接受者奠定了理论基础。金、元二代及明代前、中期陆词似乎不受重视,论词文字鲜有提及。但从明末始至清一代,论词文字始又及陆,且多将陆词与辛词对比,如:明末毛晋《放翁词跋》论放翁词风格云:“杨用修云:‘纤丽处似淮海,雄快处似东坡。’余谓超爽处更似稼轩耳。”指出辛陆二家风格上的共同点:超爽。至清代词学中兴,更多的将辛陆并比的论述陆续出现,如:曹贞吉、汪森、王渔洋等多将辛、陆并提将陆词列入辛稼轩体。现今的几部文学史也承袭前人之论,多将陆辛视为同一词派的标志性人物。
对于陆游词的前人的评价各不相同,在每个人心中都会有独特的理解,但不管把陆游与谁比较又把其词归为哪一派他都有自身词的特色和多样的艺术风格:
一、清丽缠绵,情致深婉
陆游青年时代,经历了一场爱情悲剧,在他心灵深处留下了不可愈合的创伤,使他抱恨终生。《钗头凤》的“本事”是凄婉动人的,也被编成戏剧写成歌词,广泛流传在明间。
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泡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陆游与表妹唐婉相爱陆游初娶表妹唐婉,伉俪相得,琴瑟和谐。然而,唐婉不如陆母意,以致陆母听信馋言,强迫夫妻离异,后陆游另娶,唐婉亦改嫁他人。几年后的一个春日,陆游心怀郁闷,踬踬独游至城南的沈园,恰遇唐婉与其后夫也来沈园春游,唐婉遣人送来酒肴致意,陆游满怀感伤,挥毫在沈园的墙壁上题下了这首意,陆游满怀感伤,挥毫在沈园的墙壁上题下了这首仅用六十个字的篇幅,就写尽夫妻恩爱,家母相逼劳燕分飞和沈园邂逅,而且是全放在沈园相会时唐婉遣人送酒的片刻去写,落笔便写高潮,然后忽而往事 ,忽而眼前,忽而景物,忽而人事,把一份无与诉说的内心悲苦表达得淋漓尽致。通篇委婉哀怨,缠绵悱侧,如泣如诉,如歌如怨,又迂回跌宕,顿挫舒卷;语言的跳跃性更使词的意境如断山云雾,迷离恍惚,极富摇曳之美;上下片末句迭字的使用仿如悲竹哀丝,凄婉销魂。所以,后人就把这首词归为清丽缠绵,情致深婉词的“典学”。
二、慷慨雄浑,激情悲愤
陆游生活的时代,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金国频频向宋朝发动战争积贫积弱的宋朝丧失了大片国土,被迫南迁,人民生活在战乱和动荡之中,少年路偶不得不跟随家人逃难饱受流离失所的痛苦。陆游从小就受到父亲。强烈的爱国思想的熏陶,很早就养成了忧国忧民渴望国家重建的品格。
陆游是爱国诗人,多抒发爱国思想。这类作品最富时代精神,是陆游留给我们的最可贵的文学遗产,可惜它的数量不多。这类作品表达了作者对驱逐异族收复失地的热切希望,而且抒发了他愿为前驱投身这番大事业的壮志雄心。可是理想与现实总有距离、有矛盾的,陆游的报复不得施展,志愿不能实现,于是,便产生了深沉而幽广的感慨与悲愤。所以,这作品或激越豪迈,或悲壮苍凉,从不同的角度唱出了爱国主义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这首《诉衷情》,追怀当年的匹马从戎,感叹时下的退隐沧州。自从岳飞高唱“靖国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以来,大约六十多年过去了,到了陆游笔下,任然是“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主题没变,基调没变,只是比当年那冲冠之怒、切齿之恨来,更增添几许慨叹、几许无奈而已。陆游这三个短句,极其凝练概括,涵盖非常丰富―正因为涵盖着人所共知的、反复表述的现实生活内容,它才是真切的,质实的,否则,就会流于空泛了。宋南渡以来的国家大事,“胡未灭”三字可以道尽;作者多年的呼号奔走,“鬓先秋”三字足见其徒劳;而其英雄之泪,也只得徒唤咄咄空自挥洒。“此生谁料,新再天山,身老沧州”的结束语更加深沉,报国无门溢于言表。陆游着眼于大处,落笔于实处,漫长的生活经历、深沉的幽愤积郁、不变的爱国情结、难解的人生矛盾,都被写进了匹马梁州、关河残梦、敝裘衰鬓、天山积雪、沧州钓船等等。陆游习惯于在揭示现实的种种不合理现象的时候,总是把他的社会理想、强烈的爱憎和明确的褒贬体现在作品之中。当他目睹国家被侵略、民族在遭殃、权臣在误国的现实时,不禁满怀激愤,渴望上马杀敌,报仇雪耻,然而这样的愿望不可能实现,他又只好假托夜晚的梦境去实现 。
三、寓意深刻,苍凉旷远
陆游的词不是一味剪红刻绿,相反会经常抒发深沉的人生感受,或者寄寓高洁的情怀。不论时间空间的不同笔者都愿意以描写实物来表达思想情感,含蓄而委婉,陆游也是如此,那寓意深刻苍凉旷远就要数《卜算子•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此词呤咏梅花,也抒写胸怀;是赞颂梅花,也是赞人、自赞。驿站之外,断桥之旁,萧瑟荒凉。一株荒郊野生的梅,独自盛开在这里。白日里尚且寂寞孤独,无人陪伴,而黄昏来临之际,风雨来临之时,则更显得怆然凄凉。这首词所以能够出尘拔俗,超越了众人而能自辟新境,在于它寄寓了深切的身世之感。陆游一生力主抗金,志在收复,却屡遭群小的嫉妒诽谤和排斥打击,处地孤危,境遇凄凉,其情形正如那开在驿外断桥边的那株梅花。梅花往往是山村隐士或文人墨客抒发的闲适情怀的对象。陆游的笔下,梅花却涵蕴了一个失意士的秉性坚贞、矢志不渝。所以,前人评价其“末句想见劲节”,“沉沦不遇着,读之一叹”。
陆游是咏梅的高手,在他的《剑南诗稿》中,保存着为数极多的咏写梅花的诗作。陆游笔下的梅花和 一般的文人所写的不一样,尤显自己的特色。我们没有从这首咏梅的词中看到一个“梅”字,但我们始终能从这不带一个“梅”字 的咏梅词,看到了作者和梅 一样高洁的人格。陆游把“扫胡尘”、“靖国难”作为自己生平志事,然而他在政治斗争中却屡次受到统治集团投降派的排挤、打击,而他却生平志事所在,终始不渝。乾道二年(1166年),陆游因“力说张浚用 兵”的罪名,被罢免了隆兴通判的官职,在山阴寂寞地度过了四个年头,然后,开始了西行万里的远游。陆游在这首词里就是用梅花来象征自己的孤傲品格和经得起挫折的斗争精神。词的上阕以梅花独放于冷雨的寒冬昏夜,寂寞于驿外断桥边,隐喻诗人的不幸的遭遇和不得志的心情。诗人虽饱经忧患,可敬的是始终保持爱国情操,不屑与排挤他的官僚们争权夺利。词的下阕以“春”、“群芳”隐喻当时黑暗的社会和苟且偷生的朝廷官员。表现了诗人不同流合污的品格,表达了诗人在黑暗的环境里坚持斗争,即便是粉身碎骨也此志不移的战斗精神。陆游在这首词里用完美的艺术手法,将主客观进行了和谐的统一和完美的结合,将咏物诗词审美意象推到了最高的境界看似写梅,实质是写人;不提一个“梅”字,分明在字里行间都突出着梅花的特性。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