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课郑振铎十篇

最后一课郑振铎篇1

郑振铎的“最后一课”记叙了日本侵略者侵占我国领土，学校决定“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所大学关闭。”在停课之前，郑振铎先生上的最后一堂课的情景以及当时学生们的心情让我感动。

读着这篇文章，我觉得心情异常沉重，文中很多场景打动了我，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终于打败了日本强盗，从此我们的祖国又重新站立起来了！看，我们现在多么幸福，上课时，我们可以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专心听老师讲课，休息时，我们可以挽着父母的手去公园里嬉戏，我们每天都能吃到丰盛可口的饭菜，甚至可以去肯德基享受洋风味的乐趣！你看，我们的城市多么美丽，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一条条马路宽敞笔直，一棵棵树木正茁壮成长，一朵朵鲜花正灿烂绽放。这一切，都来源于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来源于先辈们为之付出的智慧和汗水！

但是，今天，直到今天日本人仍然没有死心。他们仍然想霸占我们的，仍然想侵占我们的东海油田，仍然想篡改教科书企图掩盖那段罪恶的历史，仍然在参拜他们死去的刽子手！面对这一切，我们必须不忘国耻，时刻记住这段令中国遭受痛苦和磨难的历史，面对这一切，我们只有好好学习，掌握知识，钻研科学，为振兴中华作出自己的贡献。

郑振铎先生在这最后一课中所表现出的崇高的爱国精神、报国壮志，深深地教育、影响着我们！

最后一课郑振铎篇2

作为北大学界泰斗，季羡林早年也一度在北大旁听，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北大“偷听生”。

季羡林晚年回忆他考入清华时的情景说：“这一次又撞上了喜神，北大和清华我都被录取，一时成了人们羡慕的对象。但是，北大和清华，对我来说，却成了鱼与熊掌。何去何从？一时成了挠头的问题。我左考虑，右考虑，总难以下这一步棋。当时‘留学热’不亚于今天，我未能免俗。如果从留学这个角度来考虑，清华似乎有一日之长。至少当时人们都是这样看的。‘吾从众’，终于决定了清华，入的是西洋文学系（后改名外国语文系）。”

季羡林除了学习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课程外，还旁听该校陈寅恪先生、朱光潜先生的课程。他回忆说：“反而是我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令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益。旁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选修的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就是美学。”

对于求知若渴的季羡林，清华的课程根本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他还经常到当时的北大去旁听。季羡林回忆说：“此外，我还旁听或偷听过很多外系的课。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谢婉莹（冰心）、郑振铎等先生的课，我都听过，时间长短不等……最成功的是旁听西谛先生（北大教授郑振铎）的课。西谛先生豁达大度，待人以诚，没有教授架子，没有行帮意识。我们几个年轻大学生——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还有我自己——由听课而同他有了个人来往。他同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是当时轰动文坛的大事。他也竟让我们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充当《文学季刊》的编委或特约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对我们来说这实在是无上的光荣。结果我们同西谛先生成了忘年交，终生维持着友谊，一直到1958年他在飞机失事中遇难。到了今天，我们一想到郑先生，还不禁悲从中来。”

试想，当时的北大，如果把校外人士拒之门外的话，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佳话了。

最后一课郑振铎篇3

关键词：相同点 比较 自省 承担

鲁迅先生的《风筝》和郑振铎先生的《猫》都被选入人教版七年级语文教材，虽说一个被选入以家庭、亲情为主题的单元，一个被选入人类的生存伙伴――动物单元，但两篇文章均创作于相同的年代（1925年），从不同角度解读都同样的意蕴丰富，都表达了同情弱小无辜、谴责专制霸道、弘扬公道、民主、博爱的思想，文章结尾都留下了无尽的悲哀与沉痛的反思。二者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相同之处？笔者试着对两文进行了一些比较。

两篇文章都体现出两位先生对往事、小事一丝不苟，严于解剖自己，严于自省，知错必改。鲁迅先生的《风筝》写于1925年，发表于《语丝》周刊第12期，后来由作者编入《野草》。发表《风筝》前，鲁迅先生已结集出版小说集《呐喊》。郑振铎先生的《猫》同样写于1925年，发表于该年11月间出版的《文学周报》（文学研究会会刊），后来被收入作品集《家庭的故事》中。《猫》是郑先生从事文学创作的早期作品。《风筝》通过追忆“我”不许小兄弟放风筝，对自己“精神的虐杀”的行径进行了深刻反思。《猫》通过写“我”凭个人好恶，偏听偏信，对遭到怀疑的第三只猫用木棒追打，致其逃离家门。两篇文章都体现出两位先生严于自省，知错必改，之所以如此的不约而同，除了两位先生人格崇高外，和他们所受的“五四”时期“科学、民主、博爱”的思想影响也有重要关系。

两文都写到了施暴者的蛮横粗暴。《风筝》中弟弟躲在小屋做风筝的秘密被发现后，便“即刻伸手抓断了蝴蝶的一只翅骨，踏扁了”，“我”以摧毁小兄弟的心血为“得到完全的胜利”，“傲然走出”的步态神气活现。《猫》中“我”认定第三只猫嘴里正在嚼一只芙蓉鸟的腿，“一时怒气冲天，拿起楼门旁倚着的一根木棒，追过去打了一下。”而“我心里还愤愤地，以为惩戒得还不够快意。”两文中的施暴者都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无所顾忌，理直气壮。两位先生笔下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无疑在告诉我们，依靠自己的强势暴力进行“快意”的惩戒往往只会伤害无辜。

两文都写到了受虐者自认该罚，毫不抗争。《风筝》中的小兄弟偷偷地做风筝，自己也不认为游戏是“正当”的――落后的观念连儿童也给支配了。小兄弟一旦被兄长发现，“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快要完工的风筝被兄长践踏，只是默默地忍受，不敢抗争，除了“绝望地站在小屋里”，没有一句抗辩的话。《猫》中的第三只猫面对男主人无来由的棒打与驱赶，只是“很悲楚地叫了一声‘咪呜！’便逃到屋瓦上了。”后来，无家可归的它死在了邻家的屋脊上。受虐者的逆来顺受使施暴者肆无忌惮，恣意妄为，让人读后悲从中来。由两文这一处的相同看，无论是施暴者还是受虐者，都需要进步的、科学的思想来充实头脑。

两文都写到了当仁不让的自省与承担。《风筝》中有承担：“我”没有因为自己现在已到中年、时间相隔久远而自我原谅，没有因为自己先前的做法是受了传统观念的影响而自我宽恕，没有因为自己先前的动机是好的就不了了之，没有因为小兄弟的忘却就释然于怀，“我”感觉到“非常的寒威和冷气”，心情因无法补过而“只得沉重着”。《猫》中有承担：“我”反复诉说，“心里十分的难过”，“我”的“没有判断明白”“妄下断语”以及“暴怒”和“虐待”都变成了“针，刺我的良心的针！”最后决绝地付诸行动――“自此，我家永不养猫。”

也许有人以为两位先生的反省有些矫情，太过小题大作，为了区区小事如此大费精神似乎大可不必。笔者以为，我们平常人缺少的正是这种深刻反省、勇于担当的精神，因此我们的精神触角才不能够长远的伸展，我们的心灵也由柔软而变得冷酷和坚硬，我们最终不能成为精神的贵族。或许，两位先生的自省意识和勇于担当的宽厚情怀使他们才能够见微知著，遗留华章烛照后人。或许，两位先生的伟大，就是由这种看似谦卑的自省而开始起步的。

参考文献

[1]孙绍振 著《名作细读――微观分析个案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06。

[2]倪江 著《理想语文――自由阅读与教学》.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10。

[3]熊芳芳 著《语文不过如此》.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01。

[4]刘祥 著《中学语文经典文本解读――第三只眼看课文》.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3，07。

最后一课郑振铎篇4

关键词：戏曲艺术；水浒戏研究；现代化历程；研究方法；研究体系；跨文化

中图分类号：J80文献标识码：A

以取材于历史上北宋末年宋江农民起义为题材的作品，由于创作者较多、作品数量甚众而自成一类，人们称之为“水浒戏”。通过对比元明清三代的戏曲资料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说，元代都是水浒戏创作最繁盛的一个朝代，水浒戏不仅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而且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有广大学者试图对其认识和研究。明清学者对元代水浒戏的研究，多是在剧目著录、选本收录的过程中，对其做蜻蜓点水式的点评，带有较大的随意性，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研究，真正的学术自觉始于王国维。我们把元代水浒戏研究放在一个大的戏剧观念上来看，他是元杂剧研究的一个子课题，自然是和20世纪元杂剧研究的转化和拓展紧密联系。“关于20世纪元杂剧研究的学术历程，学术界称之为‘现代化历程’，即引进和吸收外国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①从上个世纪初王国维在系统地掌握了西方哲学、美学及其科学方法后对元代水浒戏进行理性的研究开始到现在，从整体上来看，研究工作呈现多元化多角度的局面。观念、方法有差异，研究的问题、角度不同。较多的是侧重文化的、社会的研究，也涉及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新型学科方向开掘，包括生态学、民俗学、观众学、心理学、传播学等等。

一、世纪初的初步构建

文学史家浦江清说：“近世对于戏曲一门学问，最有研究者当推王静安先生与吴先生两人，静安先生在历史考证方面，开戏曲研究之先路；但在戏曲本身之研究，还当推瞿安先生独步。”②王国维是近代用科学方法研究元杂剧的第一人，他在不忽视戏剧诸因素的同时，侧重于文学、文献研究，“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从1908年到1911年，他先后完成了《曲录》、《戏曲考原》、《录鬼簿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曲余谈》、《古曲角色考》等一系列资料搜集研究类著作，并于1912年推出了戏曲现代化研究的开山之作《宋元戏曲史》。王国维在此书中“从《录鬼簿》之次序，并补其所未载者，叙录之”③，指出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李文蔚《同乐院燕青博鱼》、康进之《梁山泊李逵负荆》、李致远《都孔目风雨还牢末》、无名氏《争报恩三虎下山》为元代水浒戏中“我辈今日所据以为研究之资者”。④他的思想认识、戏剧观和科学方法所产生的影响是一个世纪的。

吴梅在《元剧研究》、《中国戏曲概论》、《曲海目疏证》等著作中对元水浒戏剧作家与作品都有所考证，并从传统曲学角度对部分剧目和作家做了简要而精当的点评。如指出李文蔚《燕青博鱼》“描绘市井，声色俱肖，尤非寻常词人所及”。⑤评价高文秀“东平高氏，力追汉卿，毕生绝艺，雕绘梁山”。⑥

20世纪20、30年代以来，研究者们开始注意用社会的历史的方法来研究元代水浒戏，代表学者是胡适、鲁迅、郑振铎。这一时期元代水浒戏研究的最大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元代水浒剧目的钩沉

由于大多数元代水浒戏的作者佚名、有目无篇、不同作者相同剧目等等现象，造成了元代水浒戏数目统计上的困难和分歧，研究者们一家有一家的观点。如上世纪20年代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提出关于梁山好汉的戏目有19种；1929年郑振铎在《〈水浒传〉的演化》一文中对《水浒传》成书之前的水浒戏做了较为深入的考察，认为现存元代及明初的“水浒剧本”共有7种；30年代林培志在《水浒戏》一文中提出元代水浒杂剧30种，明清水浒传奇25种。

2.元代水浒戏和《水浒传》关系研究

这一时期对于元水浒戏的研究主要依附于《水浒传》的研究，偏重于考证，追本溯源，探讨《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并没有将水浒戏看作一个独立的领域来进行研究。代表作品有胡适《〈水浒传〉考证》、郑振铎《〈水浒传〉的演化》、李玄伯《水浒故事的演变》、李逸侯《水浒新序》、赵苕狂《〈水浒传〉考》等。胡适断定元代的水浒杂剧是《水浒传》的一大渊源，但“元朝的水浒故事决不是现在的《水浒传》；又可以断定那时代决不能产生现在的《水浒传》。”⑦“当时的戏曲家对梁山泊好汉的性情人格的描写还没有到固定的时候，还在极自由的时代，你造你的李逵，他造他的李逵。”⑧“当时的戏曲家叙述梁山泊好汉的事迹，大可随意构造；并且可见这些文人对於梁山泊上人物都还没有一贯的，明白的见解。”⑨再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之《元明传来之讲史（下）》一章中说到，在元人杂剧中，“宋江燕青李逵尤数见，性格每与在今本《水浒传》中者差违，但与宋江之仁义长厚无异词”。⑩郑振铎在《〈水浒传〉的演化》中推断元代“一定有一部《水浒传》，有一个完全的水浒故事”，“当时的一种《水浒传》已与今本相差不远，或者今本之中有一种竟是由元人底本演化而来的，而元人的戏曲的叙述则本与这部小说不同。”

最后一课郑振铎篇5

由于中国百年现代化历程的曲折与断续性,当代的诸多文化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需要我们回到上个世纪的历史现场才能理清其内在的演进思路、困境以及可能的解决途径,中国儿童文化产业也同样具有某种历史的积淀和经验。

1904年,商务印书馆以一套在中国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小学教科书为基点实现了从印刷业到出版业的飞越,并由此成为近现代中国影响最深广的图书出版企业。商务的运作思路和它的成功正应和了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观点,“启蒙同时也是一项利润巨大的生意”(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这家深度介入20世纪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民营出版机构在其起步之初敏锐把握了新兴的商业缺口――学校和儿童市场,这一历史记忆可以说为今天的中国儿童文化产业研究提供了值得借鉴与深入思考的早期实践。

商业利益与现代性诉求

虽然中国早在11世纪就发明了活字印刷,但一直到19世纪前叶,中国使用最为广泛的依旧是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的雕版印刷,导致传统中国的书籍阅读和思想传播只能局限于士大夫阶层,而不能扩展到经济能力和阅读能力均贫弱的平民阶层。

1897年,四个中国基督徒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和高凤池带着他们从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所创办的“美华书馆”(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Holy Classic Book Establishment)所学来的印刷技术在上海租界内创立了自己的印刷厂,取名为“商务印书馆”(Commercial Press)。第四年,他们又购入日资“修文书馆”的印刷机器,令印书馆的印刷力量得到及时扩充,成为当时上海拥有最先进设备的国人印刷所。

无论是器物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商务印书馆的诞生都可以被视为晚清社会近半个世纪以来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一个典型结果。同时,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以及投资者之间或血缘或姻亲的联结纽带则呈现了传统中国源远流长的家族文化力量。因此,更确切地说,透过商务的诞生,我们似乎看到晚清中国在经历“西学东渐”的洗礼之后开始寻找本土文化现代化的出路,而其背后的直接推动力则源自世俗的经济诉求。

虽然已经具备当时编撰教科书的诸多有利条件,但是商务依旧经历了在“启蒙与生意”、“引导与迎合”、“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等一系列彼此依赖又彼此对抗的因素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的艰难磨合来确立自己的文化理念与商业品牌。

从商务诞生到初期的发展,外来技术、资金乃至文化一直是其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当年的日本元素为《最新教科书》的高质量铺垫了扎实的基础,而商务其怀抱世界又不失自我的格局则别有一番勇气和承担。日本的小谷和长尾提出,“教科书插图极为重要,须请第一流画家绘制。这意见受到商务印书馆当局高度重视。”(,《中日出版印刷文化的交流和商务印书馆》)虽然日本的出版技术与理念在总体上均领先于中国许多,但商务编译所的中国学者并不曾失去自信与独立,正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双向交流为商务的《最新教科书》带来富有生命力的本土气息。

商务教科书编撰工作的推动力之一是1902年清廷颁布的学堂章程,但是1904年1月(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清政府颁布的“癸卯学制”却给这项工作的前景抹上浓重的阴影。在面对外部压力时,商务内部的不同意见颇能反映出版社这一文化实体其本质的矛盾性,如果经济利益与文化责任不能兼而得之,孰为先?幸运的是,当时孱弱的清政府已失去对民间的掌控,商务冒险按照自己教育理念出版的第一本《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获得学校与读者的热烈回应,“未及五六日而已销完四千部。现拟再版矣”(汪家熔选注,《蒋维乔日记选》)。随着商务国文教科书的行销全国,政府的癸卯学制居然在无形之中被废弃。而不久以前商务所面临的那种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内在紧张戏剧性地成为一种鼓舞人心的双赢。

一间民间出版机构成功对抗了政府意志,开创出中国教育的现代气象,这不能不说是在特殊时代语境下商务印书馆所创造的一个很难复制的文化与商业奇迹。

强烈的“产业”意识

1904年伊始,商务创办了《东方杂志》。在创刊号上,《初等小学堂国文教科书》的广告赫然在目,预示了商务将以改造成人教养儿童的方式为中介全面塑造新都市儿童文化的雄心,而其实践的策略便是对教育的多层次、全方位的深度介入。

1905年7月,商务设立小学师范讲习所;同年底,续办第二届小学师范讲习所,两届讲习所共毕业小学教师80名;1910年7月,创立师范讲习社,编印师范讲义13种;1918年,第三届师范讲习社毕业,人数为580余人……无疑,不断增多的从讲习所毕业的小学教师将成为商务《最新教科书》的有力传播者和使用者。与此同时,商务致力于创办一系列教育实体来扩大和提升社会影响力。创办于1905年的尚公小学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所学校。

除了自上而下拓展教科书的受众群体外,商务还在1909年创办《教育杂志》,成功营造出多元教育思潮并争的大众言论空间。如,1913年第5卷第5号刊发了《编辑小学教科书商榷书》,就如何改进教科书中的宗旨、程度、形式、时间分配和教授书等五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向社会各界征询意见。这种向大众打开专业门户、鼓励不同意见的编辑思路,不但赋予了商务各种教育实践、实验的理论合法性,而且最大程度吸引了新兴都市文化阶层对商务以及它所推行的文化产品的关注与认同。

以教科书为起点,商务对儿童的关注从课堂教学延伸到日常生活中,出版了许多在当时中国均极具开创性的儿童课外读物:1906年创刊《儿童教育画》;从1909年开始,共出版《童话》丛书102种; 1911年创办《少年杂志》;1914年创办《学生杂志》;1922年创办《儿童世界》《儿童画报》;1923年出版百科小丛书;1937年出版《幼童文库》和《小学生文库》……在出版时,编辑们既重视儿童的年龄、学科的分类、阅读的目的、图书的价格等因素构成儿童读物的差异性,同时也始终与教科书的内容、进度以及精神主旨等各方面保持紧密的衔接,呈现出市场细分与整合的专业策略。

对商务而言,儿童文化市场的空间有着多种向度的延展区域,它不仅意味着精神启蒙还意味着提供一系列有益或无害的娱乐。除了在《儿童世界》《少年杂志》等各种刊物上开辟笑话、漫画、游戏等栏目外,商务还出版了《活动影戏》二辑12种、《活动变形人》《儿童游戏丛书》《儿童游艺丛书》等读物。随着图书的出版,商务还适时跟进儿童玩具、教学器具等物品的制作,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也正是这种敏感使得商务在1917年开始进入电影业,成立“活动影戏部”。不久,商务拍摄了《盲童教育》《慈善教育》《养真幼稚园》《女子体育观》《技击大观》《驱灭蚊蝇》《养蚕》等一系列教育片,进一步呼应了教科书的内容与商务的新教育理念;1919年,商务制造了第一台中文打字机,并同时拍摄了中国第一部动画广告片《舒震东华文打字机》……通过电影这一新型媒介再次实践了启蒙、生意、娱乐之间的互动与互补。

成人是必经“通道”

所有这些围绕着教科书而展开的文化产业活动“既抓住都市市场的新部分――孩子(以及他们的母亲),同时教程外的出版物也早就超越了学校体系的局限,进入了因为谋生而失学的都市成人世界中”(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商务以新教育为核心所建造的现代性景观成功打破了儿童-成人之间某种天然的文化隔阂,这正是商务定位儿童文化的独特之处。

商务在化领域内的专业与前沿地位对它所从事的儿童文化产业以多层面的丰厚回报。首先是商务的儿童文化产业始终获得深广的文化底蕴的支撑,其标志之一便是商务从事儿童文化产业的编辑人员的学养背景以及抱负,如:“编写教科书的一批人像庄俞等,就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杜亚泉可以与陈独秀进行中西文化的论战,也是当时学者型的编辑和思想型的学者。”(王建辉,《出版与近代文明》)“童话丛书”的开创者孙毓修是目录版本学家、翻译家和藏书家;《儿童世界》的创办者郑振铎后成为中国著名学者、文学史家;“儿童教育画”丛刊创办者伍联德在1926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大型综合性画报――《良友》;《儿童世界》美术编辑万籁鸣依托商务提供的平台开创了中国动画电影;青年茅盾曾担任孙毓修的助手,撰写了《大槐国》《千匹绢》等17本童话……

可以这么说,所有在商务从事与儿童文化产业相关的人员都不是固守“儿童”这一领地的“专业”人员,他们之所以加入这项工作也怀有不同的目标或抱负:对张元济、高梦旦、杜亚泉等知识分子而言,投身儿童文化产业不仅仅是为了开拓一个全新的市场,更是晚清民初中国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启蒙诉求;对郑振铎、茅盾等年轻人来说,在商务编辑儿童读物不但解决了自身的谋生需要而且获得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上述从业人员的非“儿童”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商务的儿童文化产业始终具有成人-儿童的运作思路和精神气质。为了让成人在最短时间里成为《儿童世界》的积极订阅者和推荐者,主编郑振铎还充分利用商务多元化的杂志平台,分别向《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学生杂志》等订户赠送非卖品《儿童世界》创刊号。在这种有效运用成人-儿童的广告策略中,《儿童世界》以其最大可能性获得了成人世界的关注。

通过成人向儿童传达商务新教育的理想可以说是《儿童世界》一个非常关键的思路。在《〈儿童世界〉宣言》一文中,郑振铎向父母和教师们全面陈述了刊物的宗旨、内容分类、资料来源、处理资料的方法以及适宜的儿童读者年龄,并且还援引西方儿童文学、儿童心理学的观点来消除普遍存在于当时中国父母和教师们心中对童话的疑虑,实现了对成人的儿童观乃至儿童文学观的启蒙。《儿童世界》大规模发行后,编辑与成人教育者之间的互动联系则以刊登读者来信和编辑回复的方式得以不断加强。

最后一课郑振铎篇6

关键词： 现代诗歌教学 朗读教学 教学方法

一、高中语文现代诗歌教学现状

多元媒介飞速发展的时代给青少年的阅读带来了强大冲击与挑战，学生的文本阅读时间越来越少。现代诗歌作为一个特殊文体，青少年阅读起来是有难度的，尤其是中学教师对现代诗歌的认识也有局限性，导致学生对现代诗歌的隔膜越来越深。而且现代诗歌普遍被认为过于朦胧和晦涩，教师在教学中难以把握，往往会强行给现代诗歌扣上大而无当的标签，于是现代诗歌变成了师生共同面对的难点。

二、如何有效地进行现代诗歌教学

（一）朗读教学不可少

新课标对学生阅读的要求是：有些诗文应要求学生诵读，以利于丰富积累，增加体验，培养语感。教师应着力将学生置于阅读的主体地位，以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出发点，让学生边读边体验，在自由朗读中感受诗歌的优美，使学生通过朗读入情入境地体验作者的情感。

现代诗歌可以说是一种诉诸耳感的声音的艺术，它的恒久魅力和声音密不可分，是和节奏、韵律或内在的音乐性结合在一起的，甚至和其“语感”、“语调”和“语气”有一种不可分离的联系，所以，在中学现代诗歌教学中要注意朗读（美读）的重要性。只有通过引导学生“念诗”或朗诵诗，才能使他们切身体会到诗歌的那种直击人心的力量。这实际上正是一种“回归”：回归“语文”本身，回归文学本身，回归语言本身。中学生正处在人生的花季，身心都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引导学生朗诵阅读这样的诗歌作品，对学生认识自身、认识社会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现代诗歌教学中，朗读法是最实用也最重要的，在一堂课中应该至少有一次策略、方法、技巧的指导和示范，否则便是有缺憾的诗歌教学。诗歌朗读是一种操作性很强的行为，除了教师引导学生体会诗歌情感来强化朗读外，高深宏大的理论指导无济于事，唯具体的操作策略才能导入正轨，叶圣陶所提倡的“美读”对于新格律诗和基本押韵的自由诗的教学都是很有益处的，如九年级教材中选入的诗人余光中的《乡愁》就十分适合这种美读的教学方法，可由教师深情地范读，也可学生自由读，合作读，反复朗读之后，诗中的意境和情感自然便流淌在学生心头了。再如，我在执教里尔克的《秋日》时也曾大量运用朗读这一手段帮助学生更好更快地进入诗歌意境。

（二）破解现代诗歌中常用的矛盾修辞

“矛盾修辞”，是指在文学修辞中把相互矛盾、冲突、不协调的东西或“异质”的东西组合在一起，从而取得特殊的修辞效果。例如，里尔克的《秋日》中，“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为什么没有房屋却不建筑？孤独却不寻找伴侣？可见这份孤独让诗人痛苦吗？孤独时，诗人“就醒着，读着，写着长长的信”，“在落叶纷飞的林荫道上游荡”，对此诗人似乎并不觉得痛苦，虽有落寞不安，但是是一种享受，享受一个人的时光。诗人是在用孤独谱写美丽的诗歌，用诗歌展现孤独的美丽。

（三）互文本的合理运用

在具体教学中，受到学生和课时安排及教师个人阅读面的种种限制，现代诗歌教学往往是“单一”式的视角。换言之，就是缺乏丰富的视野，最行之有效又简单的方法就是互文本阅读，简单地讲就是比较阅读，让具有相同质素（人物、主题、题材、技巧、语言、结构）的文章同时呈现。比如教学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讲授时就可以与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及食指的《相信未来》进行比照和互文阅读，找出其中的相似点和差异。

在实际教学中，可以进行比较阅读的范围很广，如王家新的《在山的那边》与韩东的《山民》的阅读，同题散文诗如高尔基的《海燕》和郑振铎的《海燕》的比较阅读，余光中的《乡愁》与席慕蓉的《乡愁》、李广田的《乡愁》诗的比照阅读，都会取得相当有效的阅读效果。在进行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和郑振铎的《海燕》的比较性阅读的时候，可以考虑从氛围、主题等方面进行比较。讲授王家新的这首《在山的那边》如果说能够和与教材配套的《语文作业本》上课外阅读韩东的《山民》及著名作家贾平凹的散文诗《地平线》比较的话，就能够比较容易比较有效地从这些相关作品的主题、立意、情感、形式、语言等方面的比较中找出重点和有效切入点。

如，在执教里尔克的《秋日》时，教师可借鉴阅读美国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课后我又推荐学生阅读这首诗的其他翻译版本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和阅读范围，满足学生的阅读期待，又可使学有余力的学生有所提高。因为这首诗是奥地利诗人的作品，国内较有名的翻译版本就有十多个，可以让学生阅读体会，感受不同的翻译风格所呈现出的不同味道。同时初中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逐渐形成的重要时期，对人生有许多朦胧的认识，通过拓展阅读，开阔眼界，让学生在更多的阅读中对人生有更深入的思考，有助于学生树立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

比如，现代诗歌和古典诗词都是相通的，尤其是在意境上，如果教师能将二者融合起来，那么在教学中肯定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如著名郑愁予的“我打江南走过/那留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错误》）与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中的诗句“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在诗意上就有融合之处。

总之，教师如果能够在日常的现代诗歌的教学与阅读指导当中有意识地进行比照和互文性阅读，则一定会有效地提高学生的阅读广度和水平，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同时这种对比阅读对于提升教师的水平尤其是关于现代诗歌及文学的教学经验也会起到相当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只要我们一直走在探索的路上，并紧紧围绕以学为中心，充分发掘教师的智慧，用心为学生搭起阅读理解现代诗歌的桥梁，就能逐渐构筑起“学为中心”的更有效的现代诗歌课堂教学。

参考文献：

[1][奥地利]里尔克，著.冯至，译.秋日.

[2]语文课程标准（2011版）.

最后一课郑振铎篇7

《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是女作家丁玲的著名小说，曾荣获1951年斯大林奖金二等奖，被译成10余种文字。2002年1月，丁玲的丈夫、年逾80岁的陈明先生来到国家图书馆，当他在时隔半个世纪后重新又看到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手稿时，激动不已，忍不住热泪长流。这部朴素熟悉的手稿，勾起老人对那段难忘生活的深切回忆。小说手稿共三册，第一册是用白报纸订成，纸又簿又脆，据陈明先生介绍，当时条件十分艰苦，能找到可以习字的纸已经非常好了。后两册是日本人丢弃的记帐簿，质地较好，是丁玲的孩子从废品堆里拣回来的。这三册故人的手稿，让老人又回到了当年虽然艰苦但充满激情的岁月，回忆起丁玲与他讨论小说人物如何出场及埋头创作的情景，因此情绪格外激动，这就是手稿的独特魅力。

手稿是作者亲笔手书的文稿，包括诗稿、日记，书信、读书笔记、采访笔记，题词等，是最具个性化的书写和创作。一份名家手稿，包含了作者思考、创作、书写、修改并从心到手的劳作过程，正是这种可以看到整个过程轨迹的“手工制作”，才是研究者、收藏者最看重的，从中既可以感受作者的写作习惯、思维方式，又可以欣赏每一位名家不同的书写个性和书法技艺，这是“机器生产”所不能的。

馆藏特色

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文库，收藏十分丰富，有中国近现代300多位著名作家学者的手稿近5000件，其中很多是手稿中的珍品精品，馆藏具有以下特色：

1．国学大师、文学泰斗的手稿数量多，精品荟萃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和学者。曾就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著述宏富。1954年梁氏家属慨然捐赠梁启超全部手稿。这批著作手稿共393种，包括全部《饮冰室文集》。

章太炎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行者和国学大师。一生七次被追捕，三人牢狱，手稿难有集中完整的保存。然而，国家图书馆却珍藏着章氏的手稿百余件，

我馆保藏鲁迅先生的珍贵手稿百余种，包括先生晚年最重要的杂文集《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朝花夕拾》、《集外集》、《集外集拾遗》等。

国学大师王国维的手稿在我馆有百余种。含有他最著名的著作《人间词》、《人间词话》、《观堂集林》及遗书。同时还收藏了罗振玉、顾颉刚、胡适、梁启超、沈增植，容庚、唐兰等名家在内的50余人的书札近500通，记录了各界与大师的学术交流。

现代著名学者郑振铎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之一，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我国的新文化事业。郑振铎先生的手稿几乎全部收藏在国家图书馆，有300件之多。

著名诗人、学者、民主战士闻一多先生遗稿171种255册。闻先生善治印，书写受篆刻影响，笔法刚劲有力，古朴厚重。正如朱自清所记：“我敬佩闻一多的学问，也爱好他的手稿。闻的稿子却总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工楷，差不多一笔不苟……看了先就悦目。”

现代著名作家巴金先生多次捐赠手稿，馆藏巴金手稿包括小说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及晚年著名作品《随想录》中的几十篇文章。巴老不仅将自己的多部重要手稿捐给国家图书馆，同时也是捐赠其他名人手稿最多的捐赠者。

这些国宝级大师的手稿，哪怕拥有一件都无比珍贵，值得炫耀，国图却几乎拥有他们存世重要作品的全部，其价值真是怎么估量也不过分。

馆藏中有许多文学家、诗人、剧作家的手稿，其中不少是他们的成名作、代表作。如马烽、西戎合著的长篇章回小说《吕梁英雄传》；周立波著名小说《暴风骤雨》，周而复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郭沫若先生在重庆创作的5个历史名剧《屈原》、《南冠草》、《棠棣之花》、《孔雀胆》、《筑》，曹禺剧作《北京人》、老舍剧本《龙须沟》，柳亚子的《南社纪略》、茅盾的《团的儿子》，阮章竞的长篇叙事诗《漳河水》；徐志摩的《爱眉小札》以及傅雷、卞之琳、萧三、罗念生、穆木天等著名翻译家的名著译稿等。

2．历史学家手稿多

在馆藏名家文库中，历史学家的手稿十分引人瞩目，上个世纪许多著名历史学家的论著都可以在这里看到。我馆收有著名历史学家朱希祖、陈寅恪、陈垣、邓之诚、向达、贺昌群以及思想史家侯外庐，中西交通史家冯承钧、考古学家郭宝钧、石璋如，甲骨学大家董作宾、胡厚宣，中国古代史专家李亚农，劳干，岑仲勉、张荫麟、邓广铭、陈述，吴晗、王崇武、李晋华、李光涛、郑天挺，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中国革命史专家胡华、荣孟源，中国古代经济史专家梁方仲、全汉升等几十位历史学家的手稿，其中很多是他们的代表作或是创作高峰期的力作。

3．科学家手稿涉及多学科、多领域

我馆收藏的名家手稿虽以人文和社会科学家的文稿为主，但自然科学家的手稿也不少，且涉及领域广泛：桥梁学、植物学、药物学、土木建筑、地质学，地层学、本草学、生药学、农学，水利工程、天文学、细菌学，以及一些学科史的研究，如数学史、化学史、动物学史、水利史等。馆藏科学家的手稿包括：中国近代著名工程师詹天佑的毕业论文及其日记、信稿，均为英文手书。著名数学家苏步青，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地质学家、地层学家俞建章的论文手稿，农学家冯泽芳的代表作《中国的棉花》，天文学家戴文赛的《普通天文学教程》，著名的文献学家、化学家袁翰青先生将他的20种手稿，分4次捐赠我馆收藏。

手稿数量减少

名家手稿因具有研究与收藏的双重价值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这不仅因为前辈著名学者作家大师们的手稿已随他们的故去成为“不可再生的资源”，还由于现当代作家大多换笔改用电脑写作，手写的文稿已成为“稀缺资源”。更何况所有的手稿原件都是孤本。

随着国家经济的日益强盛和文化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收藏机构及个人认识到名家手稿的重要价值，都在四处搜寻，努力征集。给我们的手稿征集工作增加了难度。过去我馆入藏的手稿，几乎都是名人或其家属子女、出版社、编辑部无偿捐赠的。现在除了接受无偿捐赠，我们也向收藏者购买，还参加古籍手稿的拍卖会。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一些名家手稿走入流通领域，而手稿数量的有限、稀缺，收藏机构与个人的大量人市，使手稿拍卖行情持续走高，对国家收藏影响很大。

国内外收藏机构

在国内，除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中国现代文学馆也是手稿收藏的大户，在数量上甚至超过国家馆，并形成了自己的收藏特色。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网站上，就可看到其馆藏作家手稿、书信的目录。他们在征集作家手稿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最后一课郑振铎篇8

有知识不等于有智慧，知识积存得再多，若没有智慧加以应用，知识就失去了价值。了解你自己在做什么事，知道热爱做什么样的事，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部编版七年级语文上册猫知识点，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欢迎阅读!

部编版七年级语文上册猫知识一、作者简介郑振铎(1898-1958)，福建长乐人。现代作家、文学史家，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他的主要著作有《中国俗文学史》《欧行日记》《海燕》《山中杂记》等。

二、故事背景《猫》是郑振铎从事文学创作的早期作品。在此之前他的其他作品，内容已经触及五四时期青年要求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等问题，即使是对不会说话的猫，因为我”“没有判断明白，便妄下断语，冤枉了一只不能说话辩诉的动物”，感到自己的良心受了伤。这些深表忏悔的话，表明了作者受到了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某些人生观念如平等、公正地待人接物，不伤害无辜，不欺凌弱小的影响。

三、理解词义1.污涩：肮脏且不光滑。2.忧郁：忧伤愁闷。3.毫无生意：没有一点生机和活力。4.怂恿：鼓动别人去做某事。5.提心吊胆：形容十分担心或害怕。6.怅然：因不如意而感到不痛快。7.若有若无：好像有，也好像没有。8.凝望：目不转睛地看;注目远望。9.畏罪潜逃：犯罪后怕受制裁而偷偷地逃走。

四、课文分段第一部分(第①②段)：写养第一只猫的经过。第二部分(第③一?段)：写第二只猫的来历、外形、性格和丟失。第三部分(第15-34段)：写第三只猫被“我”冤枉并打伤，最后死“我”痛悔不已。

猫的问题归纳1.“我家养了好几次的猫,结局总是失踪或死亡。

”这句话在文中有什么作用?这句话是全文的中心句，在内容上交代了“我”家养的猫的结局，为全文奠定了感情基调;在结构上起着总领全文，引出下文的作用。

2.作者是从哪几方面来写第一只猫的特点的?本题可运用内容归纳概括三步法进行分析。

从毛色、形态、性情和动作等方面来写。“花白的毛”“如带着泥土的白雪球似的”，形象地写出了第一只猫的毛色和形态;“很活泼”的性情和“在廊前太阳光里滚来滚去”，扑抢“红带”或“绳子”的动作，都写出了猫的活泼的特点。

3.“我心里也感着一缕的酸辛,可怜这两月来相伴的小侣!

”这句话包含作者怎样的情感?本题可运用作者情感分析法进行分析。将猫称为伴侣，说明“我”对它有了感情。有了感情，就免不了为它的不幸而难过。“酸辛”，既有对小猫死去的惋惜，也有失去小猫的痛苦。

4.“三妹常指它笑着骂道:‘你这小猫呀,要被乞丐捉去后才不会乱跑呢!’”这句话有什么作用?这只小猫太活泼了，以至于让人提心吊胆，生怕它丢了。

三妹的玩笑话表现了她对这只小猫的喜爱之情。为下文这只小猫的亡失埋下伏笔。

5.“过了二三个月,它会捉鼠了。

有一次,居然捉到一只很肥大的鼠，自此，夜间便不再听见讨厌的吱吱的声了。”这句话有什么作用?这只猫在为“我”的生活带来了乐趣的同时，还为家庭作了贡献，它的活泼、能干，更增添了“我”及家人对它的喜爱之情。

6.“心里便有些亡失的预警。

”这句话能否删去?不能，因为这句话表明由于太喜爱这只猫了，找不到它，心中难免会有不祥之兆，也为下文写小猫的亡失作了铺垫。

7.“我也怅然地,愤恨地,在诅骂着那个不知名的夺去我们所爱的东西的人。

”这句话可以看出，我们都在批评什么人?三妹埋怨邻居家的丫头，“我”诅骂捉走猫的人，实际是批评了两类人：一类是事不关己、不闻不问、麻木不仁的旁观者;另一类是损人利己、自私自利、横刀夺爱的小人。这两类人都会给善良的人带来伤害，而有时这种伤害是长久的。

8.“自此,我家好久不养猫”这句话有什么作用?本题可运用中间句(段)作用分析法进行分析。

这句话写出了作者因守护不住生命而产生的痛心与惋惜之情。那种失落感久久萦绕于心，作者不想再让自己品尝失去美好事物的痛楚。从对上文两只小猫的叙述过渡到对第三只小猫的叙述，结束上文，为第三只小猫的出现埋下伏笔。

9.“张妈便跑来把猫捉了去，隔一会儿,它又跳上桌子对鸟笼凝望着了。

”句中的“凝望”一词有什么作用?两次提到“凝望”,写出了猫对两只鸟的关注,为下文“我们”冤枉小猫埋下伏笔。

10.“自此，我家永不养猫。

”这句话有什么作用?这句话在内容上是对全文的总结。“我”目睹了前两只猫的不幸后，又亲手制造了第三只猫的悲剧，一种负罪感永远不能消除，见了猫就会触发灵魂的伤痛，永远愧对这类生命。“永不”则抒发了决然毅然的情绪。并且这句话与文章的开头遥相照应，使文章在结构上具有了首尾照应的特点。

11.本文用第一人称来叙事,有何好处?作品中的“我”是三只猫的主人，“我”喜欢前两只猫，厌恶第三只猫，“我”是前两只猫的悲剧的目击者，又是第三只猫的悲剧的制造者。

用第一人称叙述，可以极其自然地借“我”之口，抒发真实感情，揭示作品主题，引起读者共鸣。

12.在写第三只猫的结局时，用了什么词语直接描写“我”的思想感情?仔细体味词语的含义。

作者用了“难过”一词来表达自己的痛苦心情。相对以前两只猫的亡失的感情，“难过”所表达的痛苦要强烈得多。因为自己的武断冤枉了第三只猫，“我”深感内疚和自责。越是内疚和自责，痛苦的感情也就越强烈。

13.写第二只猫的文字中还提到了周家丫头和“那个不知名的夺去我们所爱的东西的人”，作者有何用意?“周家的丫头”代表着事不关己、漠不关心的一类人，“不知名的夺去小猫的人”代表着不顾别人，自私自利的—类人。

作者借第二只猫的失踪事件，表达了对那种不顾别人利益而自私自利行为的谴责与鞭挞。

14.本文一共写了三次养猫，删去写前两只猫的文字可以吗?为什么要重点写第三只猫?三次养猫的故事层层推进，写花白猫、小黄猫是为详写第三只可怜猫作必要的铺垫，也是为了与第三只猫形成鲜明的对比。

最后一课郑振铎篇9

臧克家先生先后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名誉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荣誉委员，中国诗歌学会会长，中国诗词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写作学会名誉会长。2004年2月5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臧克家先生以一介文人，活到99岁高龄，其长寿经验值得今人借鉴。

赤诚童心 臧克家先生喜欢孩子们，胡同里的小朋友见到了他，老远就“臧爷爷”喊个不停。他们的臧爷爷也乐于和他们一起捉迷藏或踢沙包，有说有笑，童心不老。这时候，臧老也变成了“老天真”。他在《我和孩子》中写道：“我喜欢这许许多多的小朋友，自己好似也变成了他们当中的一个。”2001年2月，他写道：“我近百岁，但不是‘老翁’，犹有童心，头脑清楚，病体亦平稳。”

永无休止 臧老在文学创作上的追求永无休止。26岁时他报考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闻一多出了两个作文问题，可以任选一题，臧克家两题全作了。在第二题《生活杂感》只有三句话：“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闻一多咏诵再三，拍案叫绝，破例给了他98分的高分。1994年，臧老在谈到杂文时，写了八个字“骨硬笔尖，文短旨远”，其中“文短旨远”精练有力，旨趣高远。85寿辰时，他抄录一首新作摆放在家中客厅，迎候前来祝寿的人们：“同志众朋友，鞭我向前走。愿作老黄牛，拉车到尽头！”91岁高龄时，他把自己的长寿之道归结为一首顺口溜：“思想大门洞开，情绪轻松愉快，锻炼营养药物，健康恢复快哉！”和他交往多年的老友说，他不仅不服老，简直是不知老。他平日接待许多客人，谈话总是充满激情。

坚持锻炼 每天早晨约6点钟，臧老醒来后便在床上做一套自己独创的按摩拍打功。起床后在胡同里来回走约半小时。午饭后和午休后，臧老又到胡同里散步半小时。晚饭后，再做一天中最后一次散步。他说：“只要不是下大雨或刮八级大风，我每天都要坚持，这样可以活动筋骨，加快心脏跳动，有益于血液循环，对身体健康好处很大。”晚年他住院期间，清晨醒来，从上到下轻轻拍打四肢，活动手臂和双腿。只要精力好些，他就让家人搀扶着，坚持在室内走上一圈。气候宜人时，他偶尔也会坐上轮椅，到楼下的小花园逛上一会儿。

生活健康 臧老不吸烟、不喝酒，饮食清淡，顿顿离不开大蒜、大葱、花生米。他常说“常吃葱，人轻松”，葱非常有营养，可防治高血压、糖尿病，令人耳聪目明，还可防治心脑血管疾病，最关键的是可以防癌。蒜可补充人体之阳，具有很强的杀菌力，被称为降脂降压的“植物黄金”。花生米在改善膳食结构、帮助控制体重、减少患糖尿病、降低心脏病率、使人延年益寿等方面，都很有好处。

最后一课郑振铎篇10

商务印书馆还拥有远东藏书最多的图书馆——由原编译所资料室涵芬楼改造而来的东方图书馆。1924年，商务印书馆费银11万余两建造了五层钢筋水泥的大楼，以庋藏日渐增多的各类书刊，并供公众查阅。至1931年，馆藏普通中文书籍已达268000余册；外文书籍80000余册；各类善本古籍35083册；中外版图表、照片5000余种；22省元、明以来方志2641种，25682册，“此中除省志齐全外，全国府、厅、州、县志应有2081种，本馆已收1753种，实已达全部百分之八十四”[2]。中外报刊杂志的收藏亦极完备，其中不乏珍稀之本，如香港出版而久已绝版的《中国汇报》（ChineseRepository）、《哲学评论》（PhilosophicalReview）等全套杂志，甚至远东唯一的孤本——初版全套德国《李比希化学杂志》（Liebig''''sArmclenderChemieundPharmazie），以及我国清末以来出版的《谕折汇存》、《外交报》等大量全套报刊杂志。在张元济、王云五等人的苦心经营下，到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不但在中小学教科书、普及读物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已经出版或正在出版的《四部丛刊》、《万有文库》等大型丛书、《百纳本二十四史》，以及《辞源》等工具书更是影响巨大，其他出版社无与颉颃者。

一

正当商务印书馆业务蒸蒸日上之际，一场巨大的民族灾难打断了这一进程。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本军队突然侵犯上海闸北地区，我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淞沪抗战爆发。次日上午，位于宝山路上的商务总厂和附属尚公小学因遭日机轰炸着火，烧至下午全部被毁。2月1日，曾被火势殃及的编译所（包括附设的10多家杂志社）和东方图书馆又因日本浪人放火，大火再袭，到傍晚焚毁一空。从3月2日日军占领商务印书馆所在的闸北地区，到5月23日由上海撤兵区域接管委员会收回为止，占地80余亩的厂区内，除机器修理部、浇版部及病房几处外，其他庞大的建筑群均成废墟；所有的机器设备、书稿纸张及藏版等均付之一炬；东方图书馆藏书除5000册善本寄存金城银行外，其余亦化为灰烬。据统计，物资损失高达1600余万元。[3]至于无形的损失，更是无法计量。如，时任编译所所长的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何炳松曾计划写一部纵向上通贯古今、横向上包罗万象的通史。据郑振铎说，这个“中国通史的计划，预定请国内若干历史学者们通力合作；那计划是很新颖的，把全书分作了二百多章，每章自成一书。可惜只出版了三四十本即遇到‘一二八’倭变，商务印书馆一炬成灰，这个计划也便无疾而终。然即就已经出版的三四十本书看来，如果这部书能够成功，无疑的将成为中国通史中最好的一部。”[4]郑振铎的回忆略有小误，他将同是何炳松主编的《中国史学丛书》误记为《中国历史丛书》了。《中国史学丛书》所收为年谱，谱主绝大多数为历代学术文化界人物，共出版43种；《中国历史丛书》从1930年7月到1931年9月共出版10种，并无三四十本之众；选题均为中国史的重要内容，而且范围广泛。其中属于政治方面的有《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三国之鼎峙》、《晋之统一与八王之乱》、《义和团运动与辛丑条约》等；属于经济、文化、学术方面的有《西汉经济史》、《宋元经济史》、《东汉之宗教》、《辩士与游侠》、《王守仁与明理学》，值得注意的是，还有近现代选题《日俄战争与辽东开放》。如果能将这些专题研究综合起来，加以融会贯通，做到何炳松极力主张的专史家与通史家的结合，那么，一部优秀的通史将指日可待。令人扼腕的是，一位具有通识眼光的历史学家关于中国通史的精心设计，竟毁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从某种角度看，这类无形的损失，价值并不低于物质的损失。

以后，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成立了以张元济为首的特别委员会，下设善后办事处作为具体办事机构，由王云五等人负责，编译所所长何炳松等原部分雇员为工作人员。当时满目颓垣，百废待举。办事处首先列出了亟待处理的21件事项并作了分工，确定了相关负责人。其中何炳松主持清理存稿存版及版税、清理图书馆、保管和宣传等工作，同时参与清理各种契约及交际工作。不久，办事处正式命名下属机构，任命何炳松为稿版处、保管处、图书馆清理处、宣传处负责人。

商务印书馆遭难后，王云五趁机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组织结构调整。他首先解雇了已经停职的全体职工；接着缩小组织，设立总管理处主管公司行政，自任总经理，统揽一切事务。总管理处下设生产部、营业部、供应部、主计部、审核部、秘书处和人事委员会等7个部门，分管有关工作。与以前相比，最重要的变化是取消了职责重大的编译所，代之以隶属于生产部的编审委员会，并亲自兼任主任，[5]由李拔可、何炳松、庄俞、李伯嘉兼编审员。从机构设置看，编审委员会属于三级机构，地位实在微不足道，但这个三级机构的主管者却是一级机构的总经理，这样的职务安排未免有点不伦不类，出现这种情况与王云五的偏狭有关。

王云五是一位有能力、雄心勃勃的人。1930年2月，他接替年前逝世的鲍咸昌，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为了有所作为，他提出了接受任命的两个条件：实行总经理独断制，将原最高管理机构总务处降格为总经理的办事机构；由馆方出资送他赴欧美各国考察企业管理半年。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同意了这些条件。于是，就任的次月，王云五就前往欧美9个国家，参观了40多家公司工厂及几十个研究所和各种团体，并咨询专家五六十人。9月回国后，他拟定了“科学管理法”，并向下属介绍考察感受和实行新管理法的设想。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王云五正式推行“科学管理法”，并改变商务的组织结构。具体措施包括：改组总务处及改订有关章程；成立研究所并亲自兼任所长；取消编译所及下属各部，代之以编译评议会、总编译部、编译各组、各种编译委员会、各杂志社和事务部等6个部门；同时，公布“编译工作标准章程”。从12月18日他召集编译所各部负责人宣布改组的办法，到何炳松与具体人员谈话、予以落实，整个过程才花了短短的几天时间。这时的王云五，踌躇满志，急于一展宏图。[6]

由于“科学管理法”对编辑工作片面强调量化考核，与脑力劳动的实际情况严重不符，而且每天要填写固定格式的工作情况表，不胜其烦；此外，组织结构的变化也使大家很不适应，结果在编译所内遭到了强烈反对。从次年1月9日开始，短短数日之内，有人愤而辞职，有人罢工，有人则径回原部工作，馆务一片混乱。接着，新任命的编译评议会评议员纷纷辞职。编译所职工会除了召开全体会员大会，议决拒绝新颁布的“编译工作标准章程”，请求何炳松保持所长职权外，还召开上海各界人士招待会，宣言反对“科学管理法”，呼吁社会各界主持公道。同时，向上海市社会局控告王云五。王云五没有料到平时文质彬彬的编辑们会群起反对，一时不肯让步，于是陷入僵局。后来由于局势愈演愈烈，上海社会局不得不出面干预，主持调解劳资双方矛盾。在局面失控、生产几乎无法运转的情况下，王云五才不得不作出让步，于1月下旬同意“在编译所范围内维持原状”，[7]正式宣布撤回“标准章程”。编译所与商务印书馆的其他部门不同，成员都是知识分子，其中不乏高学历、高知名度学者，以及某些领域的专家。因此，原先的工作制度是适合这些人的特点的，即按学科划定各人的工作范围，完成书稿等编辑任务后，个人的科研或写作有着比较充裕的时间。这种弹性工作制的效率主要依靠个人的自觉性和责任感，而不是刻板的规章和严厉的惩罚。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符合编辑工作实际、行之有效的方法，王云五贸然改变一切，遭到反对是必然的结果。

在这场劳资纠纷中，何炳松虽与王云五同为资方代表，但凭着与同事们的良好关系，在王云五与劳方之间转圜，成功地化解了一场长达数月之久的重大危机。由于长期负责编译所实际工作，何炳松深知编辑工作的特点，内心未必赞成取消编译所的做法，但出于随遇而安、与世无争的个性，加上在这场风波中，同人们曾提出拥护自己继续当所长的口号，这就使他更要注意避嫌了，因此，对王云五的做法，他没有公开发表不同看法。

在王云五之前由张元济、高梦旦担任所长期间，总的气氛是和谐的，人们各尽其责，工作效率高又不乏创意，使商务印书馆在竞争中日渐壮大，甚至一枝独秀。当然，在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史上，也发生过劳资争端，但一般都能圆满解决。例如，1925年发生了陈云领导的大罢工，高梦旦的女婿郑振铎是编译所3名职工代表之一，也是罢工执行中央委员会13名委员之一，代表劳方与资方代表高梦旦等人谈判。由于高梦旦的开明和大度，最后化干戈为玉帛。复工的时候，还由高梦旦带领罢工者入厂，成为一段流传的佳话。[8]

淞沪停战后，商务印书馆很快着手恢复馆务。此时工作量十分繁重，据王云五回忆，“以不及从前编译所十分之一的编审委员会同人担任其事（笔者按：指编辑工作）”[9]，而何炳松既是编审委员会编审员，又担任秘书处首席秘书及人事委员会主任，负责处理很多日常事务，如接待各方人士和组织，出席馆内外各种会议，等等。例如，自1932年5月始，他与王康生一起多次代表商务印书馆出席由殷汝耕主持召开的接管战争中被日本侵占的闸北铁路以北区域预备会议，并为此准备了详细材料。次年1月，《上海撤兵区域接管实录》出版，它记载了淞沪战争结束后，中日双方移交被日军侵占的中国领土的经过情况，其中就有何炳松提供的材料。他还写了《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详细记载了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事变”中的被毁始末和遭受的巨大损失。

经过2个多月的紧张筹措，1932年8月1日，商务印书馆正式复业。复业后，除了继续刊印因战争被中断的各种丛书及其他存稿外，还保留部分力量专门用于出版新书，并宣布每天出版1册新书；复刊《东方杂志》等4种定期刊物。接着规划了5项新计划：按照新课程标准编印一套比较完善的中小学教科书，连同教学法教本共300多册；编印《大学丛书》；编印《小学生文库》，共500册；编印《万有文库》未出之书；影印古书，包括《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宛委别藏》及其他善本古籍。这些计划，有的因故未能实现，如影印古书，而已做的之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出版《大学丛书》。

《大学丛书》是为大学编撰的教科书。为保证质量，与全国著名大学和学术团体合作，由各学术领域著名学者51人组成《大学丛书》委员会，除了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何炳松、傅运森、郑振铎等人外，还聘请了蔡元培、胡适、王世杰、朱家骅、马寅初、任鸿隽、李四光、竺可桢、周仁、秉志、李书华、姜立夫、陈裕光、蒋梦麟、刘湛恩、黎照寰、罗家伦、翁之龙等人，其中部分人士为大学校长，约三分之一成员后来膺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应该说，阵容是十分强大的。1932年10月，公布了“《大学丛书》委员会条例”、“印行《大学丛书》条例”，“草拟大学校各学院必修的科目，再分别缓急先后，拟定于五年内编印第一期大学用书三百种”，[10]自次年起每年出版40册。规定凡是收入丛书的书籍必须经过《大学丛书》委员1人以上审定，商务以前出版的书只要符合条件也可纳入丛书。[11]其实，丛书中的相当一部分原来就是大学教材。

为了保证《大学丛书》的质量，必须有一支高质量的作者队伍，何炳松为此付出了很多精力。仅举一例，为组稿等事宜，1934年6月27日深夜何炳松抵南京，次日一早即去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拜访两校校长罗家伦、陈裕光，面议有关《大学丛书》诸事。商定与罗、陈以丛书委员的资格联名具帖，在中央饭店宴请中、金两所大学的教授。下午，又为《四部丛刊》事过访江苏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诒徵，长谈两小时，并商借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所作的《国榷》原稿。《国榷》是一部500多万字的编年体明史巨著，著述严谨，不少记载可补《明史》因避讳而造成的史实缺失，尤其详于清朝初起时的历史，如建州卫、奴儿干都司的设立，等等，史料价值极高。由于此书从未刊行，故商务拟影印出版。之后，他又赴国防建设委员会访张其昀，商谈改编新学制高中中国地理课本事。本来还打算去教育部和编译馆，由于天气炎热而改期。[12]一日之中，连办数事，足见效率之高。除了行政事务外，何炳松还审定了魏野畴翻译的美国俾耳德和巴格力合著的《美国史》，梁思成等翻译的英国韦尔斯的《世界史纲》，均被列入《大学丛书》第一集出版。他所撰的《通史新义》经罗家伦审定后，也被列入丛书第一集；后来，他的《中古欧洲史》又被收入丛书。

《大学丛书》从1933年4月开始出版，到1937年7月约出300种，[13]见诸《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的，达369种。它很快成为商务印书馆的品牌书目，被各高等院校普遍采用。抗战全面爆发后，大后方缺乏教材，商务印书馆驻重庆办事处（实际上的总管理处）决定翻印。由于没有纸型和先进设备，只能用石印机影印，为此特在成都开设印刷分厂，经过反复试验，才印出了清晰的图版。于是添置设备，“日夜三班印刷”。[14]

商务印书馆复业后，随着业务的日渐恢复，主办的刊物也先后复刊。商务印书馆所办的十几种杂志中，比较重要的有《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等。自复业当年先行恢复《东方杂志》、《英语周刊》等4种刊物后，1934年9月，《教育杂志》复刊，何炳松兼任主编，提出要达到4个目标：打倒文盲（即消除文盲）、建设农村、提倡生产教育、提高文化程度。为了办好杂志，他采取了向名家约稿、举办读书运动等措施。在何炳松的精心擘划下，《教育杂志》成为教育界的权威杂志。

由于8年的编辑工作消耗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大大影响了学术研究，何炳松曾决定辞职以潜心学术。1932年5月始，他致函王云五辞职，竟至6上辞呈，还以不到馆上班表示去职的决心；并打算离开友朋众多的上海，携眷返回故乡金华，“专心做三四年翻译西籍的工作”，“绝不兼任他事，以免分心”，同时婉拒了在此前后广东、南京等地大学的聘约。[15]何炳松的辞职，使王云五颇感意外。其实，一年前何炳松就曾与胡适函商，打算离职而专事译书，并得到了胡适的赞同。此时编译所被取消，自己从主管编辑出版业务转为处理日常事务，难免有无所作为之感；另外，多年紧张工作造成的身心疲惫也需调节，他觉得离开的时机已到。不料王云五坚拒其请，甚至7次登门劝留，他终于拗不过情面，无奈之下，只得重违本意，“再进商务”。[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