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作品十篇
时间：2023-04-08 03:05:20
柳宗元的作品篇1
关键词：柳宗元；旅游文学；山水文学
一、文学与旅游文学的相关概念
文学主要被看做是审美的语言作品，是指以语言文字为表现形式，反映客观的现实、体现作家心理感受的艺术，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剧本、游记、童话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用不同的形式表现出心里的感情及再现特定地域和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
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文学”这个名词也随之出现。现在的旅游文学是指反映旅游者旅游生活的文学，它以旅游者在旅游活动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作为表现对象，书写旅游者或旅游工作者的感情、思想和审美情趣。其比山水文学的表现对象要更加的广泛，不仅涉及了山水风景、文物古迹而且包括了风土人情等社会事物。
二、柳宗元文学的旅游价值
柳宗元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人物，他是“唐宋家”之一，是文学上的大家，思想上的伟人。柳宗元被贬到偏远的永州和柳州后，虽然政治理想破灭了，但是远离了政治的斗争，他致力于文学的创作，最终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柳宗元的旅游文学作品主要有游记和纪游诗两大类，一般被称为“山水文学”。
（一）柳宗元文学丰富了永、柳二州的旅游资源
永州和柳州两地比之与国内其他著名的旅游地来说，旅游资源比较贫乏。柳宗元的那些经过精心绘制的描写两地自然风光的著名杰作及其带来的深远影响，无疑是他给予两地的一批非常有价值的珍宝。柳宗元文学不仅使两州旅游地的旅游景观更加丰富，还增加了两州旅游地的历史文化内涵。柳宗元没被贬到这里之前，两州的自然山水风景和人文历史景物的品质是怎么样的，我们很少有人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那时候的山水是没有多少人欣赏的，是寂寞的。柳宗元到了这里之后，它才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并逐渐远离“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位置，是柳宗元发现并宣扬了这里奇山秀水的美丽，使它传扬出去广为人知。
（二）柳宗元文学提高了两地旅游资源质量，增加了旅游资源文化内涵和旅游吸引力
在中国的旅游资源中，因为文学是非物质的，是一种语言，所以，它往往是融入其他的旅游资源之中，增添这些旅游资源的人文色彩，而不是独立存在的旅游资源。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一直是传统旅游的主要参与者，历朝历代因为文人游览而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记游、咏物之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丰富了旅游景观的人文内涵，增加了旅游吸引力，提高了旅游景观的美誉度，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中国著名山水风景和名胜古迹的形成发展，大都和文人创作的文学作品有着密切的关系。
柳宗元文学是永、柳两地的旅游文化的精髓，而柳宗元文学主要是游记和游诗，这些都是在经过实地的游览之后，融入作者的内心感受而创作出来的。
（三）柳宗元的文学无意识地宣传了旅游景观
依照现代传播学的理解，受众对隐性宣传的信赖程度远远超过商业宣传，文学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隐性宣传方法。因为它拥有特别的审美效果和穿越时空的传播作用，使读者阅读文学作品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审美感受。旅游文学是一种表现美的文学，具有非常强烈的美感。作者在创作旅游文学作品时，是出自内心真挚的感情，描绘山川美景等自然风光，没有掺杂任何商业宣传营销目的，因此更能打动读者的心。再加上旅游文学作品中描绘的山水风景是自然景观的真实再现，但是又要高于自然景观，是经过作者文学艺术加工出来的，其与自然景观相比更加具有美感，也更能引起读者到此一游的兴趣。柳宗元文学对于永、柳两州的意义，有很大一部分体现在他对两州美丽自然风光的宣传这方面。客观的景物美要经过“人”的主观加工作用方能更加显现出来，柳宗元曾经说过：“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与空山矣”。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肯定没有料想到，他对于贬谪之地的永州和柳州来说，恰好扮演了他美学理论中强调的“人”这个角色。正是因为有了柳宗元的存在，他所创作的旅游文学作品流传于世后，才使偏远孤陋的、埋藏于荒山野岭的永、柳两州诸多旅游景观传扬出去，广为人知，成为令人向往的旅游地。
在柳宗元的文学作品中，经过其文学加工，永州和柳州不再是贫穷僻陋的偏远之地，而是处处皆是美丽风景的世外桃源，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泉一石，俱是世上少有的美景。小石潭的奇石、西山的奇与怪、袁家潭的山风、钴镯潭的清澈等等，柳宗元在说起这些景物时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而这些可能本来很普通的风景在柳宗元的妙笔生花下，增添了很多独特魅力，让读者陶醉其中，产生到此一游的兴趣。
（四）柳宗元文学是永、柳二州旅游文化的精髓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物质生活已经基本上得到了满足，大家越来越要求享受精神生活。这种现象反映到旅游活动中，就表现为人们渐渐不再满足于一般的纯游览性的观赏自然风景，观光旅游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逐渐开始追求旅游活动中的审美情趣和享受高品位的文化资源，文化旅游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喜爱。
柳宗元的旅游文学刚好能够满足这种需要，它以自身散发的文学艺术魅力和强烈的影响力激发读者的旅游欲望，它是在永、柳两州的奇山丽水之中开出来的一朵奇葩，它理所应当地永柳两州旅游文化的精髓，是两州旅游文化中最具吸引力，最有魅力的一部分。
三、旅游文学在推动旅游业发展中的应用及发展
在文学旅游景观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充分依托景区的文化积淀和历史背景，利用丰富的旅游文学辅之以多种形式的营销方式、手段，向外界介绍景点，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这种借助旅游文学进行营销，迎合旅游者对文化的追求，是比较有特色的一种旅游发展形势。
（一）文学与传媒相结合的营销方式
现今，湖南吉首的凤凰城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但它在90年代末之前并非如此。虽然凤凰城的旅游资源非常有特色风情，而且还有文学上的大家沈从文先生其著作《边城》的独特魅力，但其还是在90年代末借助当地政府与湖南卫视联手打造出了独特的旅游品牌，使文学与影视的影响相结合。自此，凤凰旅游一炮走红，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营销方案。
由此可见，我们也可以把包装对象放在优秀的文学作品和突出的文学形象上，或创办一些专门用来做旅游宣传的节目、频道等。通过对网络、电视、报纸、杂志等多种传媒渠道融合来对文学旅游资源进行包装和宣传。
（二）将旅游文学作品运用到旅游景点的广告语中
广告语要求朗朗上口，语言精练，讲究含蓄且有意境，要能给人以无尽的遐思空间。对于旅游广告语来说，也要重视名人效应。
坡曾以“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是憾事！”来赞美虎丘，虽然对于虎丘的美丽风景和名胜古迹等只字未提，但是却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激发了读者到虎丘旅游的兴趣。流传到现在，这句话已成为了虎丘旅游的宣传广告语。杭州旅游业的广告语是“江南忆，最忆是杭州”，这句就是出自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忆江南》这一首诗。白居易的忆江南词从写成到现在，已经流传了一千多年了，而且还将继续传扬下去。当时，杭州征集旅游广告语，这句词通俗易懂却又意境无穷、有独特的魅力，从众多的广告语中脱颖而出，被杭州市相关旅游部门定为杭州旅游的广告语。因为这句特色的广告语，杭州区别于其他众多的江南旅游城市，在宣传上取得了优势。
这样把文学作品里的某个句子应用作为旅游景点的广告语的例子有很多，而且大部分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此，我们可以深入研究柳宗元文学作品，利用其在文学上的地位及在大众中的影响力，设计旅游广告语，使其在同类旅游中脱颖而出。
（三）模拟文学名著开发景观
模拟文学名著开发旅游景观，通常是以文学名著或以其为蓝本改编的电视剧等在大众中产生了轰动效应为前提。回头看看，这些年来我国模拟文学名著开发的旅游景观，几乎每一轮模拟景观热都与文学名著或以其改编的电视剧等的轰动联系在一起。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我国名著《红楼梦》为蓝本改编拍摄的电视剧播出后，受到了观众的喜爱，因此，先后诞生了北京的大观园、上海的大观园和河北正定县的荣国府。国外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被评为“全球第一大畅销书”，它在全球的范围内有数量巨大的书迷。它不仅吸引了读者的目光，也吸引了旅游开发商的目光。华纳公司与奥兰多环球影城携手在奥兰多环球城内建立一个以“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为蓝本的“园中之园”——“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The Wizarding World of Harry Potter），这个“魔法世界”作为环球影城冒险岛主题乐园的一部分于2009-2010年正式对外开放。
以文学名著为蓝本的模拟景观因其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再加上影视剧播出后产生的轰动效果，必定会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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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的作品篇2
1、了解墓主一生文章震世，轻躁被斥的主要事迹，理解有识之士在封建社会的倾轧中生存的痛苦和愤慨。
2、认识文章夹叙夹议的写法特点。
3、领会作者概括的"士穷乃见节义"的生活哲理和"文穷而后工"的艺术规律。
文言整理：重点实词虚词：因、逮、坐、率、比；古今词义：证据、出入等。
第一课时
教学要点：指导学生读懂文句，理清文章思路。
教学进程：
一、简介。
（一）简介柳宗元。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元和十年（815）春回京师，又出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政绩卓著。十四年十一月逝于任所。被贬期间，写了大量的山水游记、寓言和人物传记。山水游记中以“永州八记”最为著称，其中不但描绘了当地的自然景物的，更融入了遭受政治挫折后内心的苦闷。寓言以《三戒》等最为著名，篇幅短小，文字犀利，极力鞭挞社会丑恶现象。为文主张“文者以明道”，强调文章针砭时弊的作用，致力于文体文风及语言的革新。为人正直，所交皆当世名人。
（二）墓志铭
墓志铭常常由标题、正文和落款三部分组成。
1.标题：一般由死者名和文种名组成。如《柳子厚墓志铭》。
2.正文：一般分为"志""铭"两部分。"志"用散文，记述死者姓氏、仕履及一生主要事迹；"铭"用韵文，表示对死者的赞颂和哀悼。起先，一般将墓志铭刻石，埋入墓中，后来则立石于墓前，成为墓碑。
3.落款：注明立碑的单位名称、撰文者姓名，同时署上成文日期。有的墓志铭立碑单位名称或撰文者个人姓名已写在标题下，所以落款只注明成文日期即可。
（三）与韩愈的交情。
柳宗元与刘禹锡同属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又同时被贬，可以说柳宗元与刘禹锡是志同道合。但是，韩愈与柳宗元作为同期为文者，共同倡导古文运动；作为同朝为官者，政治主张和思想信仰却截然不同。柳在政治态度上属于变革派，韩则是保守的，他对柳宗元参与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很不赞同，严厉指责。柳是信仰佛教的，而韩愈一生以儒家道统观念的"卫道者"自居，极力排斥佛老，他曾因上《论佛骨表》反对宪宗迎接佛骨进宫供奉而被宪宗命令处死，幸得人相救才免于一死，但被贬到距长安七千六百多里的潮州任刺史，直至穆宗即位才又内召为国子监祭酒。韩柳作为同朝的不同政见者，丝毫没有影响他们作为朋友和文友的关系。在《柳子厚墓志铭》中，韩愈对柳宗元的业绩、人品、文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实是"和衷共济"、"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典范。
（四）本文在“重情义”上处处有所突显，是文章一条线索。
二、疏通文句。
1、自读、掌握每段重点词句（提示如下）：
第一段：皇考以事
第二段：逮有子证据率俊杰廉悍踔厉风发屈
第三段：用事者例出务记览泛滥停蓄
第四段：不足因其教禁质钱子本相侔令书其佣比一岁
第五段：亦在遣中白其大人拜疏以柳易播改刺连州士穷乃见节义亦可以少愧矣。
第六段：勇于为人故坐废退贵重顾藉推挽穷裔自持
第七段：立然诺尽竟
第八段：嗣
2、朗读、翻译全文。
三、理清文章思路
1、思考：文章各段分别写什么？可分为几部分？
2、讨论：
全文八段，可分为三部分；
（一）（1）写死者家世。
（二）（2-6）选取柳宗元一生五个主要方面叙写：少年才俊、出仕被贬、柳州政绩、以柳易播及文学成就。
（三）（7-8）写子厚之死、归葬及铭辞。
布置作业：通译全文，整理重点实词。
第二课时
教学要点：重点体会本文议论与叙述相结合的特点，体会柳宗元的为人正直重情的高尚品"以及“士穷乃见节义”的哲理
教学进程：
讨论一：文章从哪几个方面写柳宗元的为人的？摘出具体语句。（文后练习三）
（一）小结：主要从他为人的品格、学业成就和做官的政绩等方面加以介绍。
（二）给你印象最深的是柳宗元怎样的为人？选取文章精彩语段，说说柳宗元令你敬佩的地方，赏析作者写人的方法。
1、第五段――以柳易播这一典型事例，柳宗元自身被贬，处境困窘，――据说这次他被贬还是因为刘禹锡写了一首诗，叫《玄都观看花诗》，触怒了执政，柳宗元也跟着倒霉，但柳不但不怨刘，而是关心朋友，真诚体贴到神情――为之“泣”下，举动――冒死以请，为朋友如此笃情重义，如此舍己为人，怎不让人感动。难怪作者称赞之余要借题发挥，写下一段抨击世态人情的话。对比柳年轻时“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现在被斥了，无人愿意出面为他讲一句话，世风不古，人情浇薄，世态真真炎凉至极！作者在这里活画出那些唯利是图、重利轻义的小人的丑陋嘴脸，出语严峻，痛快淋漓。作者虽然对柳宗元参与的改革持反对意见，但不影响他跟柳宗元之间的个人感情。他对柳在重情重义品格高尚这一方面是多么敬重啊！
2、齐读体会作者寓于其中的感情、感慨、感叹。
二、贯穿文章诸多材料的主线是什么？文章各段是怎样体现这一脉络的？
提示；以朋友之义为主线：
第一段写死者家世中对其父柳镇强调了两点：一是孝道，这与下文对刘禹锡母亲的关切相呼应；二是刚直，表明品格，这是暗为柳宗元参与王叔文改革辩白。
第二段，写他俊杰廉悍，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等语，都写暗示他的为人正直磊落。
第三段，写他骤升，远贬。升，不是柳钻营得来，得罪用事者，一贬再贬，同样不是他的过错。写他的为人正直。
第四段，写他设计赎归奴婢，关心百姓疾苦，写他给衡、湘地区士子口讲指画为文，写他关心人，乐助人的品性。
第六段，写他少年勇于为人，坐废退，没人举之，没人推挽，暗写他不愿与权贵交结，没人提携，“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
第七段并非闲笔，回应了前面议论交谊的话，裴行立和卢遵在费用和人力方面的帮助，紧扣朋友之义这一主线，比衬柳生前为人之正直，借以鞭挞世俗的丑恶风习，使文章更进一步，突出了文章主旨。
第8段铭文语短情深，因为死者生前曾以无后为忧，而死后孩子又特别小；所以铭文是对死者最大的安慰，同样表现作者对柳的一往情深。
三、略议文学创作的规律“文穷而后工”这一规律。
作者说“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你能“辨之”吗？和同学交流你的意见。
作者是倾向于“为将相于一时”未必是得。如果被排斥的时间不长，如果困厄不沉重，柳未必能下苦功学习，寄情于文章，取得流传于后世的成就，这是毫无疑问的。司马迁说过，富贵而名摩灭者，不可胜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说的正是这一道理。文穷而后工，这是文艺创作的一条规律。历史多少豪杰志士的成就证明了这一点，你能举出一些例子吗？
――屈原、苏轼、梅尧臣、曹雪芹等等。
柳宗元的作品篇3
一、“永贞革新”的措施
1、在政治方面。
一是革新派针对宦官专权、掠夺人民的暴行，下令取缔“宫使”，禁止“五坊小儿”为非作歹。所谓“宫使”，就是主持皇宫中的采购物品的宦官，他们常以“宫使”的名义，在市场上克扣价格，变相掠夺财物，百姓怒不敢言。贞元年间，这些宦官“用百钱买人值数千物”的现象，社会上随处可见，极大地降低了朝廷在百姓心中的形象。所谓“五坊小儿”，是指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中，专门为皇帝饲养打猎用的鹰犬等动物的人。这些人仗着皇帝的权势，敲诈百姓，胡作非为，无恶不作。
针对宦官专权的暴行，革新派下令停止了以宦官郭忠政为首的19人的俸钱，对这些凶残的“宫使”和“五坊小儿”，进行了严厉的打击。
二是针对藩镇军阀割据分裂国家的现状，提出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主张。
唐德宗贞元15年(即公元799年)3月，藩镇军阀淮西(今河南开封、汝南、许昌一带)节度使吴少诚叛乱，派兵袭击唐州(今河南泌阳)，朝廷下令要求各道节度使出兵讨伐。但各道藩镇阳奉阴违，按兵不动，唐德宗毫无办法。在朝廷任职的柳宗元激于义愤，写了《辩侵伐论》的文章，揭露藩镇叛军的阴谋罪行，呼吁八方镇压叛乱。
三是在用人路线上，坚持任人为贤，坚决打击分裂势力，严惩抗拒朝廷的官员。
革新派以朝廷的名义，重新起用了因反对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而被贬为忠州别驾的原宰相陆贽；重新起用了被贬为道州刺史的原谏议大夫阳诚等人。
在坚持任人为贤、起用重要贤臣的同时，又严惩了抗拒朝廷、贪暴成性、民愤极大的皇族宗室、道王李实，把他远贬到四川省的达县一带。
对革新派的正确用人路线，朝野内外十分赞赏，人心大快。
2、在经济方面。
一是革新派以朝廷的名义颁布政令，加强盐税管理，整顿财政；二是规定在全国各地整顿税率；三是减少宫廷费用支出。
3、在军事方面。
一是设法委派素有威望的老将范希朝，担任右神策统军；二是任命韩泰为行军司马；三是准备在铲除恶势力的同时，进而削平藩镇，维护国家统一，巩固中央集权。
“永贞革新”是中唐时期，一次由一个皇帝支持，又很快遭到反对势力的反对，寿命短暂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在短短的146天内，如此迅速的革新，对胡作非为的宦官、世家官僚、地方藩镇割据势力，给了沉重打击。这次革新对维护国家统一，巩固中央集权，推动社会进步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由于反对派的种种阻挠和破坏，这次革新没有能够实现，最后以失败告终。
二、“永贞革新”失败的原因
1、革新派势力薄弱。
“永贞革新”针对的对象是宦官、世族官僚和割据一方的藩镇军阀。如果革新成功，他们就不再能称王称霸。于是，他们内外勾结，相互串通，相互配合，结成同盟，攻击革新派。他们在朝廷中央，由宦官俱文珍(又名刘贞亮)、刘光琦、薛盈珍、尚衍、解玉等为首，并伙同大官僚高郢等人与地方割据势力结成联盟，一起多次上书给皇太子李纯，并“请皇太子监国”，把李纯抬出来，对革新派进行反攻。宦官和藩镇势力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力量，比革新派占有绝对优势。势力的悬殊，决定了这次革新失败的必然。
2、革新派社会基础薄弱。
“永贞革新”是依靠一个皇帝寡人进行的。而革新派寄予希望的那位顺宗皇帝，却是一个身体不好的病人。他在当太子的时候就得了半身不遂，做皇帝以后，病情更加严重，后来连话都说不太清楚了。他虽支持革新，但力不从心。在强大的反对势力的包围、威胁下，连他自己的皇位也难以保住，又岂能保住革新成功呢!
3、革新派没有掌握军权。
在军事上，革新派准备夺取宦官和藩镇手中的军队，但这些具体措施和部署，由于反对势力的阻挠破坏，都没有能够实现。革新派面对掌握军权的地方藩镇与朝廷宦官强大势力的勾结，赤手空拳，只能归于失败。
顺宗在反对势力的包围、威胁下，终于不得不把皇位让给了太子李纯，即宪宗。这场轰动一时的革新，终于化为泡影。
三、“永贞革新”给柳宗元带来的灾难与成功
1、灾难
宪宗是个专听宦官话的人，公元805年8月5日即位，8月6日就下令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王侄为开州司马。随后又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柳宗元被反对派看做是党人中罪状最大的一个，9月被贬为邵州刺史。11月，柳宗元刚走到半路，因为反对派觉得这还不解恨，又下了一道令，改贬他到永州作员外司马。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即今湖南零陵，在唐朝是个边远贫困地区。柳宗元33岁任永州司马，一任就是10年。柳宗元在永州是受歧视的，其妻早亡，再次成家，当地仕宦缙绅人家之女不肯嫁他，只好娶了个农家姑娘。元和10年(公元815年)，43岁的柳宗元同“八司马”中的同伙一起，从贬地被召回京城。柳宗元本以为他们受惩罚够长久了，也许可能给重新安排好一些的职位。但没想到，朝廷再一次把他们派到比永州更远的地方去了。柳宗元被派到广西柳州当剌史，虽职务提升了一点，但任地更偏远，实际上是又被贬了一次。他在柳州过了4年，就病死在那里了，死时只有47岁。
2、成功
苦难是一件坏事，但苦难也可以造就成功。柳宗元在政治上的革新失败了，但在文学、诗歌创作上，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这方面来讲，“永贞革新”是柳宗元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没有“永贞革新”的挫折，“唐宋家”中，也许就少了一个柳宗元。
柳宗元在文学方面有哪些成就呢?
一，他写了不少优秀的政论文和哲理散文。这些文章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无神论的观点。
在《封建论》中，他透彻地分析了秦汉之间，由分封走向郡县制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同时又对现实的藩镇割据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在文章中尖锐地指责那些窃居高位的腐败官僚，是“不肖居上”，对“八司马”这些贤者受迫害的遭遇，认为是“贤者居下”。
在《非国语》一组文章中，他明快地表达了其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观点。在《天对》这篇文章中，他运用朴
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站在科学的高度，回答屈原《天问》中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宇宙和人类历史方面的问题。
二，他写了许多人物传记体散文。这些文章或对一些下层的劳动人民寄予深挚的同情，或对一些正直的官吏、人士予以赞赏。
在《捕蛇者说》一文中，他描述了一位姓蒋的捕蛇人，三代捕蛇。其祖父、父亲都被毒蛇咬死了，可他为租税所迫，只好还在捕蛇。文中写道，捕蛇固然会被咬死，但不捕蛇也要被租税逼死，所以宁肯去捕蛇。柳宗元说：孔子说过“苛政猛于虎”，过去我不大理解，现在看来，这话很对，因为我了解到租税之毒，甚于蛇毒!写得多么深邃、入木三分!文中一字一句，无不渗透着作者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关心与同情。
在《种树郭橐驼传》中，从一位工匠栽树的原理，写到治理社会的法则规律。在《童区寄传》一文中，从描写一名少年的机智勇敢，体现了作者正直的思想品质。这些文章，不仅反映了柳宗元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也深切地抒发了他强烈的政治主张和深刻的思想内涵。
三，他的山水散文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永州八记》可以说是我国散文史上备受推崇的名作。在永州的10年生活中，柳宗元写了许多山水散文。他用多种多样的笔法，生动、细致、深刻地描写了自然风光。在描写自然风光的同时，他往往把自己横遭贬谪、饱受压抑的思想情感渗透其中，借景抒怀，寄情于景，情景交融。应当说，这比单纯地写景要好得多。在这方面，柳宗元对以往山水散文在写作内涵上，是一个发展和拓宽。
四，他是一个写寓言故事的高手。
他以毒蛇比喻那些作恶多端的贪官污吏，他写毛驴、写熊罴、写老鼠，并拿它们影射现实，十分生动有趣。这些文笔，含义深刻，锋利无比，无论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在文学史上都是独树一帜的。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文章中曾这样说：“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
五，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之一。
中唐时期，文学家韩愈大力提倡写“古文”，柳宗元从理论上、实践上给予紧密配合，遥相呼应。在“古文运动”中，韩柳一向并称。从影响方面来说，韩愈比柳宗元影响大，但从文学创作成就来说，无论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柳宗元都超过了韩愈。
六，他在诗歌创作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柳宗元在被贬永州之后的10年漫长岁月中，心情虽抑郁悲愤。但始终并未屈服。他写了不少诗歌，抒发自己的悲愤不平。如《江雪》一诗这样写道：“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诗的第一句，是远景。写鸟雀飞绝，人踪绝迹，千山万壑，大雪漫天，空中不见一只飞鸟的远方景物。
诗的第二句，是中景。写万条道路，行人无踪，足迹泯灭的眼中所望见的中部景物。写雪不见雪字，但满眼所至尽是雪。使人倍感眼中雪花飞舞，凛冽空旷，无处不荒寒，无处不飞雪，一片空旷寒冷景象。
诗的第三句，是近景。写孤舟小船，独有一老翁，披蓑戴笠。在诗的前两句描写远景、中景的基础上，描写了近处，在寒冷的江上，几乎看不到生命活动，却独有一个披蓑戴笠的老翁。他在孤舟上想什么呢?令人心中凄凉万状。
诗的第四句，是写诗人自己的内心深处。写孤舟蓑笠的一位渔翁。独自在寒江上垂钓，不怕顶风冒雪。一个坚毅不阿、顽强刚正、敢与恶劣环境孤身抗争的渔翁，这不正是诗人自身内心品格的写照吗?
柳宗元所处的时代，是8、9世纪之交的中唐时期。这是一个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社会矛盾尖锐、唐王朝开始由盛而衰、不断走下坡路的时代。“永贞革新”是时代进步的一次必然之举。然而，这一必然之举，却终归于失败。
柳宗元的作品篇4
关键词：柳宗元；文学教育实践；文学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1206.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1)05-0102-06
收稿日期：2010-10-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6JA75011-44004)；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6BaWY020)
作者简介：康震，男，陕西绥德人，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学教育，是指“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相互之间，经由文学文本的阅读、讲解与接受，丰富情感体验，获得审美愉悦，培养语文能力，进而传授人文知识、提高文化素养、陶冶精神情操的一种教育行为。”简言之，文学教育就是培育、养成文学现象与文学主体的教育思想理念与教育实践活动。它对于文学主体的成长、文学现象的形成、文学风格潮流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唐代的文学家当中，柳宗元的文学成长首先得益于他家族的文学教育环境，其次受益于他与文学同道之间的沟通交流，对后进之士的培育、教诲。在这一过程中，柳宗元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文学观、教育观，从一个文学教育的受教者转变成一个文学教育的施教者，他的文学教育理念、文学教育实践活动，对于唐代文学家的成长以及唐代文学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
柳宗元出身河东柳氏望族。从南北朝至隋唐之际，柳氏家族发展壮大，初唐高宗时期，柳夷的外甥女王氏贵为高宗皇后，柳本人也官至宰相。后来柳氏家族政治势力逐渐减退，诸柳所任不过府县僚佐。但其间却涌现出不少善文能诗之人：“柳氏兄弟者，先君族兄弟也。最大并，字伯存。为文学，至御史。病瞽遂废。次中庸、中行，皆名有文。成为官，早死。柳登、柳冕者，族子也。自其父芳，善文史，与冕并居集贤书府。冕文学益健，颇躁”。柳并曾在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幕府任掌书记，其女嫁与陆参，与梁肃、权德舆等文坛名流有很深的交往。柳中庸是萧颖士的女婿，与李端、皎然、陆鸿渐等文学名家友善。这样的家族交游传统必然形成充分的文学教育环境，为柳宗元的文学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氛围。
这其中，父亲柳镇、母亲卢氏以及岳父杨凭对柳宗元的影响最大。柳镇乃明经出身，文学与政能都很出色。杨凭与兄弟凝、凌“皆孝友，有文章”。杨凭曾与柳镇同在李兼幕府供职，柳宗元随父亲在李兼幕生活了一段时间，结识了杨凭，深受其文学素养的熏习。卢氏出身范阳卢氏，家学渊源，善诵诗书，对柳宗元的影响也很大：
尝逮事伯舅，闻其称太夫人之行以教曰：
“汝宜知之，七岁通《毛诗》及刘氏《列女传》，斟
酌而行，不坠其旨。汝宗大家也，既事舅姑，周
睦姻族，柳氏之孝仁益闻。虽恶少食，不自足而
饱孤幼，是良难也。”又尝侍先君，有闻如舅氏
之谓，且曰：“吾所读旧史及诸子书，夫人闻而
尽知之无遗者。”某始四岁，居京城西田庐中。
先君在吴，家无书，太夫人教古赋十四首，皆讽
传之。以诗礼图史及剪制缕结授诸女，及长，皆
为名妇。
柳家在长安善和里有旧宅，收藏有祖辈积累的3000卷藏书。所有这些都促使柳宗元的文学与学问日有长进：“下笔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灿若珠贝。”家族仕宦不绝的传统也赋予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答贡士元公谨论仕进书》)“变诚明，达德行，延孔氏之光烛于后来。”考中进士后，柳宗元被任命为集贤书院正字，得以广泛阅读皇家丰富的藏书，大大提升了他的学问与文学素养，在朝野上下享有很高的声誉：“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众多京师学子争相到他门下求教。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柳宗元“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慕之”。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柳宗元的角色开始发生转变，从之前的受教育者，开始成长为一个文学教育的施教者。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国子司业阳城遭到御史台的弹劾，被贬为道州刺史。太学生数百人上书请愿挽留阳城。柳宗元不惧牵连，主动写信给太学生，高度评价太学生的正义之举及阳城在太学的成就：
今乃奋志厉义，出乎千百年之表，何闻见之
乖剌与?岂说者过也，将亦时异人异，无向时之
桀害者耶?其无乃阳公之渐渍导训，明效所至
乎?夫如是，服圣人遗教，居天子太学，可无愧
矣。
贡士沈起曾向柳宗元投献诗文50篇，柳宗元在《答贡士沈起书》中，对沈起的文章大加褒扬，积极勉励沈起继续创作更多的兴寄之作，认为这样的诗文乃是有功于世的作品：
得所来问，志气盈牍，博我以风赋比兴之
旨。仆之朴呆专鲁，而当惠施、钟期之位，深自
恧也。又览所著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琅壁
之宝甚厚。……嗟乎!仆尝病兴寄之作，堙郁
于世，辞有枝叶，荡而成风，益用慨然。间岁，兴
化里萧氏之庐，睹足下《咏怀》五篇，仆乃拊掌
惬心，吟玩为娱。告之能者，诚亦响应。今乃有
五十篇之赠，其数相什，其功相百，览者叹息，谓
予知文。此又足下之赐也。幸甚!幸
甚!
唐顺宗永贞元年(805)，柳宗元因“永贞事变”被贬永州，其后再贬柳州。永州、柳州的生活与文化环境都比较恶劣。为了寻求精神慰藉，柳宗元将主要精力转向文学创作与理论思考。他说：“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贬谪意味着柳宗元政治生命的终结，却是他文学生命的新开端。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逐渐成熟，并以此为契机，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文学教育活动。
在永州时期，柳宗元创作了大量的山水游记与杂记文。他的山水游记将山水景致内化为个人操守与身世情怀，具有强烈的自传个性。他的杂记文将佛家典故融入其中，以寓言的形式组织篇章，大大的拓展了散文的内容与形式。柳宗元在柳州时期的创作也极富创新性。这一时期的作品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描绘西南少数民族生活和当时风光的作品。”“柳州山水诸记，能引人人胜，千载之下，读者立觉当时之人与地宛在，而己若有物焉，导向使与会。”新的题材、新的阅历，使柳宗元的诗文呈现出新的境界：“余尝以三言评子厚文章日：其大体如纪养斗鸡，在中朝时虚骄而恃气，永州以后犹听影
响，至柳州后，望之似木鸡矣。”“木鸡”的境界便是成熟而臻于化境的境界。这些文章在传播的过程中，成为同辈与后进学习的典范，在客观上发挥了文学教育的作用。
被贬时期，柳宗元政绩突出。初至柳州，柳宗元叹日：“‘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柳州当地重鬼神而信鸡卜，有祛病杀牲占卜的恶俗：“病且忧，则聚巫师，用鸡卜。始则杀小牲，不可则杀中牲，又不可则杀大牲，……以故户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柳宗元利用佛教“事神而语大”的影响禁绝杀牲害农的行为，并“援佛入儒”，在当地传圣人遗教而兴王化之道，让民众“去鬼息杀，而务趣于仁爱。”他还重振府学。重修孔庙，发展教育。在《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中，柳宗元写道：
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庙屋坏，几毁神位。刺
史柳宗元始至，大惧不任，以坠教基。丁未奠荐
法齐时事，礼不克施。乃合初、亚、终献三官衣
布，洎于赢财，取土木金石，征工僦功，完旧益
新。……卜日之吉，虔告于王灵日：昔者夫子尝
欲居九夷，其时门人犹有惑圣言，今夫子代千有
余载，其教始行，至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于
儒。孝父忠君，言及礼义。
柳宗元的为政之道也深得柳州民众的称道：“三年，民各自矜奋，日：‘兹土虽远京师，重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则非人。’于是老少相教语，莫违侯令。凡有所为，于其乡闾，及于其家，皆日：‘吾侯闻之，得无不可于意否?’莫不忖度而后从事。”与之前的寥落相比，柳州的面貌焕然一新：“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鸭鸡，肥大蕃息。子严父诏，妇顺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条法，出相弟长，人相慈孝。……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树以名木。柳民既皆悦喜。”柳宗元之治深得民心。
二
由于政声颇佳，文名益振，很多同道、后学或与柳宗元通信，或前来求教。永州与柳州因此成为元和时期思想与文学教育、传播的一个重要源地。
韩愈与柳宗元虽然政见不同，却同为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柳宗元被贬期间，二人多次通信，广泛讨论文学与学术问题。韩愈曾介绍韦正卿之子韦珩向柳宗元学习为文之道。韦珩年少名高，学识渊博，“穿穴古今，后来无能和”，与年轻时的柳宗元很相似。柳宗元因此告诫他“不患不显，患道之不立尔”，“此仆以自励，亦以佐退之励足下”。还是在这封信中，他称赞韩愈的文学成就堪比司马迁，远胜扬雄。对韩愈《毛颖传》诙谐戏谑的独创笔法也著专文大加称赞。而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他又尖锐批评韩愈推诿史官的行为，详尽论述史官一职对于传道者的重大意义。他撰写《段太尉逸事状》并寄给韩愈，希望能够弥补正史中段秀实事迹不足的遗憾，光大“史道”。
柳宗元与刘禹锡是政治、文学的同道者。刘禹锡主张文章“以才丽为主”、“似识度为宗”，这与柳宗元“文以明道”的主张一致。柳宗元曾作《筝郭师墓志》，刘禹锡读罢产生强烈共鸣，认为郭师的筝曲：“能令鄙夫冲然南望，如闻善言，如见其师。寻文寤事，神骛心得。徜徉伊郁，久而不能平。”这样的感受是因为他们二人有着共同的身世遭遇与思想情感。在给柳宗元的信中，韩愈认为上天是有意志的，因此能够对人“赏功伐祸”，而柳宗元认为“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刘禹锡赞同柳宗元的观点，认为：“余之友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韩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余作《天论》以极其辩云。”柳宗元对此也深表赞同：“凡子之论，乃吾《天说》传疏耳，无异道焉。”
柳宗元与中唐著名思想家吕温同为“二王”集团成员，有着共同的政治追求。吕温主张“文为道之饰，道为文之本；专其饰则道丧，返其本而文存”。这也与柳宗元“文者以明道”的思想一致。柳宗元曾有感于《国语》“文胜而言龙，好诡以反伦，其道舛逆。而学者以其文也，咸嗜焉，伏膺者，至比六经，则溺其文，必信其实，是圣人之道翳也”。于是作《非国语》67篇。“黜其不臧，究世之谬”，但是作成之后却“怏怏然不喜”，因为世之知己并不多，而好《国语》的习气也并不容易改变。只有吕温可以“成吾书者”，或可以光大自己的学说。
除了这些同道者，还有不少的后进之士深受柳宗元的影响。柳宗元被贬后，“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柳宗元师法”，而“衡湘以南为进士者，……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凡经其门，必为名士”。如吴武陵，曾坐事流永州，“宗元贤其人。及为柳州刺史，武陵北还，大为裴度器遇。每言宗元无子，说度日：‘西原蛮未平，柳州与贼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优游江湖。’又遗工部侍郎盂简书日：‘古称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且程、刘、二韩皆已拔拭，或处大州剧职，独子厚与猿鸟为伍，诚恐雾露所婴，则柳氏无后矣。柳宗元充分肯定吴武陵的文学成就：“去年吴武陵来，美其齿少，才气壮健，可以兴西汉之文章，日与之言，因为之出数十篇书。庶几铿锵陶冶，时时得见古人情状”。“一观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仰视白日之正中也。”柳宗元与岳父杨凭的儿子杨诲之也交往甚笃。在《说车赠杨诲之》《与杨诲之第二书》等书信中，柳宗元一再告诫杨诲之做人要圆外方中，借说车而告之以圣人之道，言语恳切，发人深省。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荆州人杜温夫一连三次给柳宗元写信，“书皆逾千言”，并把所作文稿10卷寄给他，请求修改指导。身染重病的柳宗元给杜温夫写了封近700字的回信，告诉他“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观之矣”，进而指出杜文中若干不妥当的观点，甚至一一指出杜文若干用词与文法的不当之处：“所谓乎、与、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今生则一用之。宜考前闻人所使用，与吾言类且异，慎思之则一益也。”柳宗元与白衣秀才娄图南的交情也很好。在永州期间，他们常常在一起游山水赋诗文。柳宗元将娄图南引为同道之人：“娄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术未用，故为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辞。以余弟同志而偕未达，故为赠诗。”在《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序》一文里，柳宗元则希望他放弃道教长生之术，笃“行尧、舜、孔子之道”，发挥聪明才智，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此外柳宗元还有《酬娄秀才将之淮南见赠之什》《松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人道序》等文。可见二人交谊之厚。
卫州人崔黯也曾向柳宗元行卷。柳宗元为他详细阐释“明道”的重要性：“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遣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道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柳宗元对家族成员的影响也很大。他的从弟柳谋曾专门来永州拜访他。柳宗元将振兴柳氏宗族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振吾宗者，其惟望乎尔!”柳宗元的堂弟柳宗一、柳宗直一直追随柳
宗元到柳州。柳宗元对柳宗直期望甚高，特意为宗直做《西汉文类序》。可惜柳宗直“攻文致病，年才三十，不禄命尽”。
除了这些同道者与后进之士，柳宗元还与释道两家有交往。与韩愈不同，柳宗元自幼好尚佛教：“余知释氏之道且久。”“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在柳宗元看来，佛教与儒家思想本有融通之处，两者结合更有利于弘扬圣人之教。他认为佛教的基本教义是“推离还源，合所谓生而静者”。六祖慧能传播弘扬佛法，“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本其静矣”。而“性善”“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也是《孟子》与《礼记》的基本观点。在写给僧人浩初的赠序中，柳宗元进一步阐明了这一观点：“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爽然，不与孔子异道。退之好儒未能过扬子，扬子之书于庄墨、申、韩皆有取焉。浮图者，反不及庄、墨、申、韩之怪僻险贼耶?”“且凡为其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认为佛学中的道理与儒家经典颇多相合之处，应当借鉴佛学思想来为儒家思想服务。僧人方及曾在连州刘禹锡处住了一年，刘禹锡称赞“其词甚富”。后来转而来柳州。柳宗元借赞许方及严守戒律的品德，抨击了“学文章不能秀发者，则假浮屠之形以为高；其学浮屠不能愿悫者，则又托文章之流以为放”的“游民”。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冬，山人贾鹏慕名来柳州拜访柳宗元。与柳宗元作诗酬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柳宗元作《送贾山人南游序》，赞扬贾鹏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博览群书的学习精神。元和十二年(8+17)，山人元集虚来到柳州。柳宗元在《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中再次阐述“三教调和”的思想。文别提出“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并称赞元集虚对杨、墨、申、商、释各家学说“悉取向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与道大适，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袤邪。要之与孔子同道，皆有以会其趣”。
柳宗元在被贬期间，与同道者、后进之士在文学、思想上的交往，乃是中唐文学、思想领域的重要事件。柳宗元其时虽然“身编夷人，名列囚籍”，偏居荒蛮，但其道不孤，他有关文学、史学、儒学方面的思想主张深深影响了中唐时期的一批文人学士，永州、柳州也因此与长安遥相呼应，成为南方培育、教育文学、学术人才的重要源地之一。
三
综上所述，柳宗元在长安时期，在被贬时期，展开了一系列的文学教育实践活动，这些活动集中地体现了柳宗元的文学教育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柳宗元不仅是一位文学家，还是一位优秀的文学思想家、教育家。在教育的目的上，柳宗元强调学以明道：“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学习的目的就是明道、致道，这个“道”就是圣人之道，是尧、舜、禹、汤、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道。只有在圣人之道的教诲下，才能培育出“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的贤者，才能“用贤弃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苏”。在教育的对象上，柳宗元强调“俞、扁之门，不拒病夫；绳墨之侧，不拒柱材；师儒之席，不拒曲士”，这其实也就是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因为重视明道，所以柳宗元也推崇师道。他说：“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韩愈作《师说》倡导师道，遭到流俗的讥笑。柳宗元对韩愈的言行大加褒奖：“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并尖锐的指出：“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在教育的方式上，柳宗元强调顺天致性：“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问养树，得养人术”。
柳宗元对文学的认识也很深入。就文学的类别而论，他认为有著述与比兴两种：“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喻，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策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歌咏，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前者重在讽喻议论，后者重在审美娱情。其源流与风格不同，写作方法不同，产生的效果与影响也不同。就创作目的而言，柳宗元认为文学应当“辅时及物”“有益国事”。以“利安元元为务”。他的《捕蛇者说》《憎王孙文》等散文就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就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关系而言，他强调“文以明道”：“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娘娘，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柳宗元认为文学的内容要大于形式，形式要为内容服务。但他认为形式也有独立的意义：“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也。”
在对教育与文学思考的基础上，在文学教育实践的过程中，柳宗元对文学教育与文学学习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文学教育的步骤而言，他强调要明志：“然则圣贤之异愚也，职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夺，则庸夫矣；授之于庸夫，则仲尼矣”。只有明其志，才有可能“孜孜于嗜学。”其次需要勤奋：“志存焉，学不至焉，不可也”，勤奋不仅仅是针对学习者，授教者也须勤奋。只有勤奋才能有所得，有所积累，才能为人之师：“课生徒之进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庄敬者之流，固不得临于是。”因此，即使身处永州、柳州这样的蛮荒之地，柳宗元依然勤奋学习，“倦不知游息”。明志、勤奋则必然走向博学，这也是文学教育的一个重要内涵：“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必先究穷其书，究穷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他在贬谪时期：“邃于经书，博取诸史群子。”“宗元自小学为文章，中间幸联得甲乙科第，到尚书郎，专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为文之道。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方少得知文章利病。”但博学必须求精求准，不能道听途说：“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必先穷其书，究穷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读韩氏《注》、孔氏《正义》，是见其道听途说者，又何能知所谓易者哉?”更不能尽信书，而要敢于质疑经典。柳宗元因此撰写《非国语》《论语辩》《辩文子》《辩列子》等文章，对儒家经典与诸子之言进行辨伪考究，授予后学以正确的学习内容。
柳宗元还非常重视文学写作的精神状态与思想境界。他认为文学写作应该具有严肃端正、谦和明晰的心态：“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
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不能投机取巧：“夫观文章，宜若悬衡然，增之铢两则俯，反是则仰，无可私者。”所以他勉励吴秀才“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
那么，如何才能进入最佳的写作状态，展开写作过程，如何在写作中体现道的精神与内涵呢，柳宗元认为：“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桓，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新，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苟，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柳宗元还特别强调学习西汉辞赋。他说：“殷周之前，其文简而野；魏晋以降，则荡而靡；得其中者汉氏。汉氏之东，则既衰矣。”他之所以推重西汉，是因为“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
南宋楼在《崇文古诀》评论说：“看后面三节，则子厚平生用力于文字之功一一可考。韩退之与本朝老苏、陈后山，凡以文名家者人人皆有经历，但各有人头处与自得处耳”。确为中肯之论。柳宗元的这段话深入剖析了文学写作的发生过程与文学风格的培育养成。涉及文学写作过程中，情理的交融，是非的判断，言意的斟酌，逻辑的延展，思想的渗透等一系列重要的微观组织问题。在柳宗元看来，儒家的重要经典著作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与文学风格气质的养成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换言之，儒家的经典著作及其精神内涵，不仅仅是文学的内容，也是促进文学气质风格养成的重要因素。因此，柳宗元也很重视作家的主观修养：“文以行为本，必先诚其中。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余书俟文成异日讨也。其归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闲士所懔懔者”。他不仅要求“诚其中”，更提出以“行为本”，把读圣贤书视为“其外者”。他勉励后学读书要专一持久，不要贪快求速：“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道苟成，则然尔。久则蔚然尔。”“成而久者，其术可见”。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一是要注意“悬断”，慎重考虑对方提出的问题，不要轻率地下结论。所谓：“安敢悬断是且非耶?”二是注意“究穷”：“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必先究穷其书，究穷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
柳宗元的作品篇5
关键词：人格魅力;山水气魄;文以载道
一、整体宏观把握文章内容要义，是理解主旨及作者思想的前提
高中的学生对我国唐代伟大文学家柳宗元已不陌生，提到“韩柳”学生们立刻能答出“唐宋家”等相关介绍。 这些推崇古文写作的方家，不空论，不夸饰，不铺陈，不做作，要么借物体志，要么托情于景。柳宗元在其被贬谪古代永州做司马之时，公务之隙，游览山水，意在排遣，文人、政客交叉身份的纠结使其思想在山水间熠熠闪光。
游览山水，对于柳宗元而言，无外乎是想要聊以忘忧。《始得西山宴游记》文章开头即写明柳宗元不幸的政治遭遇和贬谪南荒之后“恒惴栗”那种抑郁、愤懑、不得志的心情，因此“幽泉怪石，无远不到”，认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然而，真的是这样？ 其实，读了文章我们知道，永州的奇山异水他几乎走遍了，却没有带来特殊的感受，他并没有感到有何“怪特”之处。然而当柳宗元“坐法华西亭，望西山”时，那种山登绝顶我为峰、一览众山小的感觉顿时生发。“数州之壤”尽收眼底，方觉西山是任何地方都无法相比的，这高大险峻的西山，卓尔不群的品格，是多么的熟悉啊！渐渐地，作者忘记了归去的时间，忘记了凡俗世界里那些让人困扰的尴尬，作者不知不觉地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那种发自内心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引觞满酌”，沉醉于自然之美中。“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 突然深切体会到天人合一的天地大理。因而，西山成了作者心灵归宿与精神依托的载体。西山的“怪特”又何尝不是其内心的写照呢？
因此，宏观上把握作者山水游记中表达的内容，是做好情感梳理的前提。
二、品味手法、结合背景、抓景物特色是分析其人格魅力的重点
在教学中，教学生分析课文时，通常我会告诉学生，品析文章，首先要抓住文章的标题。本文也不例外。“始得西山”一个“始”字，便已经悄然表达出柳宗元那种寻到切合的山水的欣喜与快乐。“宴”，有多种含义，但在本文中，显然只能取其“快乐、闲适”之意。柳宗元虽像以往一样带着酒去，也是喝到醉态纷然，但是，忘归的结果，让柳宗元体会到了那种物我交融的快乐。标题就是文章的眼睛，看准了眼睛，抓住了神采，全篇的精彩便呈现出来。
柳宗元参加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运动，政治上受到牵连，而被贬到地处偏远的永州，这种遭遇无法直接排遣，如果说政治的失意是历史的偶然，那么，借山水的格调写人格的独立，就是文人的必然了。
教学中，我提到了学生熟悉的一首小诗――柳宗元的《江雪》。学生们兴致盎然并十分流畅地背诵了，我问：“你们发现了这首小诗的特别之处了吗？古人云：‘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看看每个句子的开头。”哇，学生们大悟，原来开头藏了四个字：“千万孤独”。那为什么孤独呢？因为没有人能在某个层面上与之共舞！再来结合本文创作的背景，学生们颔首之间，已经理解了文本精神。
柳宗元对西山之景的描摹，从多角度写登西山所见所感，不厌其烦地采用比照映衬的手法，突出其高峻峭拔之状。“萦青缭白，外与天际，青云萦绕，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v为类”，他直接描绘了这种云天相连浑然一体的山势，以突出显衬其高。“不与培v为类”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自己独立西山巅峰，一览众山，气贯山河的感受，就是傲岸独立人格的写照。正是如此，他才能在山水气魄里感到“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
柳宗元的作品篇6
1、唐朝：是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共历21帝，享国289年，是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朝代之一。
2、柳宗元：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祖籍河东，后迁长安，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
3、柳宗元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 柳宗元出身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但其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
4、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上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最为出名的为《河东先生集》 。
（来源：文章屋网 ）
柳宗元的作品篇7
柳宗元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金代元好问在他的《论诗绝句三十首》中，这样评价柳宗元的诗：
谢客风容映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
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
谢客指的是谢灵运，风容的风，指的一种感发的力量，风容的意思是给人感发的力量是从它所写的形象传达出来的。柳宗元的诗的源头，元好问认为是从谢灵运那里来的，是受了谢灵运的影响。他们诗歌的外表都是风容的美，他们主要表现的内容都是一份“寂寞心”，就是说没有人知道，没有人了解他们这样一份心，没有一个共鸣的心。那么柳宗元的寂寞心究竟是怎样的呢？
在这首诗中，柳宗元流露的是被贬远地的寂寞。
唐元和十年（815）正月，在永州过了十年贬谪生活的柳宗元奉诏回京，他满以为会得到在朝中任职，重展才华的机会，心情格外兴奋。岂料三月又被改贬到比永州更加荒远的柳州做刺史。“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对柳宗元来说，这是受到了又一次的排斥和打击，是“官虽进而地益远”（《资治通鉴》）。
唐朝的地理中，全国的州都是按等次分的，有上州、中州和下州，之前的永州位于湖南零陵是中州，柳州比永州还不如，近于原始，那里很荒僻，还未开化。
柳宗元在柳州写的《送李渭赴京师序》中一开头就说：“过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又况逾临源岭，下漓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来吏者，其加少也固宜。”不是被当权者认为是罪重难饶的人，是极少被派到这种偏远落后的地方来任职的。因此，尽管是由永州的员外司马改为柳州刺史，并不意味着境况的改善，而依然是一种严重的打击。柳宗元在柳州所写的诗文中，就说自己到柳州是“万死投荒”（《别舍弟宗》），“败辱斥逐”（《上裴晋公度献唐雅诗启》）。柳宗元是一位有远大抱负，富于济世才华的贤者，遭到如此残酷的打击，胸中的忧郁和愤懑是可以想象的。在他的诗文中，这种深沉的哀怨和强烈的激愤随时都在喷发出来。面对这种遭遇，他满腔悲愤，愁肠百结，痛苦不已。登“城上高楼”，极目远望，只能看见茫茫无边的荒野，那是来时路，也是一段遥远的与朝廷越来越远的距离，面对荒漠的原野只能引起海天一般的茫茫愁思。
作为一个贬官，他在遥远的异乡深深感受到的是不得任用的寂寞。
中国古代读书人都有一个理想意念希望实现，就像晋朝左思说的“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咏史诗八首》），就像李白说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将进酒》），可是没有人理解，没有人任用，这就是文人的寂寞心。
“惊风乱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两句，叙述了美好的事物遭受摧残的情景，暗示了邪恶的政治势力对革新派人士施加的无情迫害。
用“芙蓉”与“薜荔”，正象征着诗人人格的美好与芳洁。风曰惊，雨曰密，曰乱，侵曰斜，“芙蓉”出“水”，何碍于“风”，而“惊风”仍要“乱”；“薜荔”覆“墙”，雨本难侵，而“密雨”偏要“斜侵”，它们在暴风雨中的情状使诗人心灵颤悸。眼前的景物不禁使作者联想起了自己的经历遭遇，怎能不使诗人产生联想，愁思弥漫呢！诗人自己的情感投射于客观事物中，将自己的哀情融入了对景的描写之中，借自然景物抒写自己被打击的经历与无人理解的“寂寞心”。
诗人的寂寞心，在这首诗中更是集中而明确地表现为远离友人的寂寞心。
从首联的“城上高楼”起，作者长途跋涉，好不容易才到柳州，却急不可耐地登上高处，为的是要遥望战友们的贬所，抒发难于明言的积愫，却被“岭树重遮千里目”，尽管有美丽的山，山上有那么茂密的森林，这应该是很美的风景，可是在我看起来，那重重叠叠的山岭，那茂密的森林遮住我怀念亲友的望远的视线。眼前有流动的曲折的江水，如果你快乐，这江水也是美丽的，可是在我看来那是“曲似九回肠”，江水的曲折、千回百转，就跟我内心的千回百转的悲哀和思念是一样的。连这点愿望也无法实现，于是眼前的“江流曲似九回肠”，引得愁肠百结，无法排解。
尾联从前联生发而来，除表现关怀好友处境望而不见的惆怅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望而不见，自然想到互访或互通音问；而望陆路，则山岭重叠，望水路，则江流纡曲，不要说互访不易，即互通音讯，也十分困难。这就很自然地要归结到“音书滞一乡”。
“共来百越文身地”，我们是一样的，都来到了那百越文身的荒远之地。韩泰是漳州的刺史，漳州在现在的福建漳州市（韩哗所在的），汀州在福建的长汀县，陈谏所在的封州是广东的封川县，刘禹锡所在的连州，即是广东的连县。中国古代上古的时候、秦汉的时候管广东福建一带叫做百越，唐朝的时候那里还非常荒远，是很多少数民族所居住的地方。他说都来到这“百越”，这个地方的风俗是野蛮的，没有开化的。“犹自音书滞一乡”，而且我们的书信不能够互相往来，“滞”是说被停留，被阻止，你的信不能寄到我这里，我的信也不能寄到你那里，因为我们都是在荒远的地方。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交通不便利，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不能随便发牢骚，你要被发现了，就会被加上忤逆朝廷的罪名，那不只是贬官的问题了，说不定还要杀头。
诗的最后以“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作结，更是蕴含着无限的寂寞和惆怅。
在平常人看来，柳州附近的茫茫荒野呈现的是一种辽阔宏远的壮丽之美，芙蓉与薜荔是高洁美丽的，平地拔地起的山峰是秀美可爱的，但是，对身处逆境、满怀忧郁的柳宗元来说，却是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不管是永州的山水，还是柳州的城楼，寄寓在或壮美或优美的自然景物之中的，是诗人一种无法排遣的浓重的悲剧意识。
他的悲剧意识体现为我们所感受到的他的身世之悲。其一就是家族期待与自身困顿之间的矛盾纠结。
柳宗元的家族先世地位很高，后来逐渐家道中落，家人对他的期望很高，希望他能重振家风。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就考中进士，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中说“众谓柳氏有子也”。家人的期待与众人的褒奖给了他很大的压力，很多人都认为他应该努力，应该奋发，应该光宗耀祖，所以他对于仕宦是相当积极的。
柳宗元当官的时代，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和政治腐败，对唐王朝开始构成严重的威胁，进行政治改革已是一些士大夫的共识，唐代韩愈《顺宗实录二》：“贞元末，五坊小儿张捕鸟雀於闾里，皆为暴横，以取钱物。”《续资治通鉴・宋神宗元丰八年》：“德宗晚年为宫市，五坊小儿暴横，盐铁月进羡馀，顺帝即位罢之。”
贞元十七年（801年），柳宗元调为蓝田尉，两年后又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时年31岁，与韩愈同官，官阶虽低，但职权并不下于御史，从此与官场上层人物交游更广泛，对政治的黑暗腐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逐渐萌发了要求改革的愿望，成为王叔新派的重要人物。由于顺宗下台、宪宗上台，革新失败，“二王刘柳”和其他革新派人士都随即被贬。宪宗八月即位，柳宗元九月便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刺史，行未半路，又被加贬为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司马。这次同时被贬为司马的，还有七人，所以史称这一事件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永州之贬，一贬就是10年，这是柳宗元人生一大转折。直到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初，柳宗元与韩泰、韩晔、陈谏、刘禹锡等五人才奉诏进京。但当他们赶到长安时，大臣中虽有人主张起用他们，终因有人梗阻，朝廷又改变主意，竟把他们分别贬到更荒远的柳州、漳州、汀州、封州和连州为刺史。
此诗的写作是柳宗元初到柳州之时，当时的他已经四十三岁，而他去世仅仅是四年之后，初入仕途时的“踔厉风发”仅仅是短暂的一瞬，已经是遥远的过去，现实让他感受到的是沉重的压迫，无法改变、无法摆脱的命运安排！诗人的内心，怎么不会有深重的压抑与悲凉？
其二就是壮志豪情与不得任用之间的巨大落差。
少年春风得意的柳宗元文名日隆，直追当时高举古文运动大旗的韩愈，政治上也是踌躇满志，准备一显身手，永贞革新就在这一群志士仁人的热情与豪情之中拉开了序幕，他们惩办污吏，削弱藩镇，整顿财政，打击宦官，雷厉风行的新政给百姓带来希望，给国家带来曙光，这时的柳宗元，肯定也是如鱼得水，期待大展宏图，但是仅仅半年，永贞革新就在唐顺宗病重之时匆匆闭幕。壮心不已的柳宗元和他的战友们一起被贬异乡，从事业辉煌的高峰，突然被一阵旋风扫落万劫不复的深谷，从车如流马如龙的长安，突然被贬到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柳宗元身心两方面所经受的艰难困苦，我们都可想而知。而十年之后的柳宗元只是尝到短暂的回京诏令的喜悦，紧接着又是更大的打击，这种持续时间长、强度不断增加的打击沉重地摧毁了一切，不管是他的身体，还是他的精神！由此我们就不难体会出他的作品中不断流露的失望与痛苦。
愧对家人的情绪，奸臣当道，无法施展才华的落寞已经给柳宗元造成了深深的伤害，而在永州落魄之际曾经获得的友情的滋养也随着再次的被贬已全成空，刎颈之交的几位也散落各处。美国诗人爱默生曾说过：“友谊是人生的调味品，也是人生的止痛药。”柳宗元多么期待友谊能给他的生活涂抹上几分亮色，但被贬到此，“共来百越文身地”，“共来”，不是我们在一起，而是你也是荒远我也是荒远，大家都在这百越文身的地方，如果我们都在柳州或者都在漳州或者汀州，虽然是荒远，我们几个人能够在一起啊，可是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分别贬在荒远的地方。际遇相同，休戚相关的他们，虽天各一方，而相思之苦，无法自抑。登楼怀友，面对满目异乡风物，不禁慨叹世路艰难，人事变迁，故诗中情感多悲凉哀怨。
好的诗歌，里面含有一种感发的生命，就是外在的物与内在的心接触时，引起一种内心的感动，“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外在的事物，不止是眼睛所看见的景物，也包括一些经历遭遇等都会引起世人的情感。每个人内心资质的差异，在这种接触之间所生发出的感应以及诗人感应的态度也不一样，因为柳宗元性格中的不幸的因子，所以在他笔下呈现的自然景物常常染上强烈的悲彩。比如这首诗中的“芙蓉”与“薜荔”，尽管美好，却饱受摧残！
柳宗元的作品篇8
刘禹锡少年时就怀有远大的理想抱负，一生积极进取，勇于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无论在朝还是被贬，他都丝毫不与权贵妥协。他入仕后，努力为革新出力，为百姓谋利，为国家尽责；被贬时也能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生活艰难，他与朋友唱和成为一代文豪；缺医少药，他自读医书成为良医。在他跌宕起伏的一生里，他以豁达面对生活，以傲然面对权贵，以真情面对朋友。
一、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
年轻时的刘禹锡就怀有远大的理想抱负，他出身儒学世家，自己又勤学苦读，使刘禹锡“弱冠即有文名”，并且22岁就考中进士。但当时的唐王朝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后已是一个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颓废朝廷，他入仕之后积极进取，想要改变朝廷现状，得到了王叔文的欣赏与提携。贞元二十一年唐顺宗即位，改元“永贞”。在新皇的支持下，以王叔文为首发动了一场力图复兴的革新运动，史称“永贞革新”，刘禹锡参与其中，他支持新政，着手改革，成为核心人物。可是这场运动没过多久就以失败告终，刘禹锡被贬为连州刺史。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被贬的行进途中，又接到朝廷的圣旨，加贬为朗州司马，并且下诏“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他关注底层百姓，进行改革，每遇灾荒都上书请求减免赋税。在朗州任上他写下了《砥石赋》，其中“雾尽披天，萍开见水。拭寒焰以破毗，击清音而振耳。故态复还，宝心再起。即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瞪视”，让人看到了他百折不挠的劲节、待时而起的雄心。
二、不与权贵妥协的勇气
刘禹锡忠心为国，却无端被贬，并且一贬再贬，他却不与权贵妥协。当和他命运极为相似的柳宗元在寓所写下了一些阿谀权贵的书信以期回京之时，刘禹锡却是宁折不弯。遭受了十年的磨难，终于迎来了返还的机会，但是十年的艰辛并未磨去他的锐气，回京后他写下了著名的诗篇《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以玄都观中灿烂的千树桃花比喻朝廷中红极一时的当朝权贵，“尽是刘郎去后栽”充满了讽刺，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意味，更表现了他不畏权贵的风骨之气。
三、豁达、乐观的品质
遭受贬谪的文人，他们的人格中流露出的首先是凄怨的忧伤。在困境中能保持豪迈达观、积极向上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比如和刘禹锡并称的柳宗元，史书说柳宗元是一个性格执着激切的人，简而言之就是褊狭、想不开，47岁死在寓所和性格有极大关系。刘禹锡在“巴山楚水凄凉地”被弃置了二十三年之久，为什么却在群星耀眼的中唐诗坛赢得了“诗豪”的称号？因为他在命运沉沦中释放出了生命本质中积极向上、乐观豪迈的品质。如《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表达出了诗人对世事的洞彻和达观，既劝慰自己，也劝慰朋友，不必为自己的寂寞、蹉跎而忧伤，面对世事变迁、宦海沉浮，应有豁达胸襟。正像他在另外的诗里所写的“莫道桑榆晚，为霞犹满天”，他这棵病树仍然要重添精神，迎上春光。
四、与柳宗元真挚的友情
刘禹锡与柳宗元是一对年龄、遭遇都极为相似的朋友，他们一并进士及第，从此相识相知而成莫逆之交。刘禹锡、柳宗元这对少有志向，为了匡扶大唐社稷、救生民于水火之中的朋友，一起参加了主张革新的王叔文政治集团。改革失败后，两人一同被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从此，“刘柳”跌至政治漩涡的深渊，也让两人年轻时的理想一步步走上破灭。元和十年他们一起被召回京，又同时再次被贬。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中有记载：刘禹锡与柳宗元于元和十年同被召回京城，不但未被起用反而再度遭贬。柳宗元得知自己被贬至柳州，而刘梦得远谪播州时，不禁大哭起来：“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于是，柳宗元立即“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朋友的每一句话都像是从自己心底涌出，刘禹锡百感交集，遂有《重答柳柳州》、《三答柳柳州》。他们别情依依，彼此倾诉着、安慰着，抒发着郁结在心头的离恨和患难与共的情意。这一次被贬，柳宗元在柳州呆了4年，后发疾病死在寓所，享年47岁。柳宗元油尽灯灭，客死柳州任上后，刘禹锡花毕生之力，整理柳宗元的遗作，然后又全力筹资刊印，使其得以问世，并收养了柳宗元一个儿子。可以说，没有刘禹锡，也就没有柳宗元文集的刊行于世。
总之，刘禹锡一生命途多舛，但不管是少年得意之时还是中年贬谪之中或是老年回京之后，他始终坚持理想，得志之时为百姓谋福利，失意之时也能乐观面对生活。他在政治、文学、哲学以及医学方面都有颇多贡献，因此他的人格为后人所敬仰。
参考文献
[1]刘禹锡 刘禹锡集整理组 点校 卞孝萱 校订 刘禹锡集.中华书局。
[2][后晋]刘煦 旧唐书.中华书局。
柳宗元的作品篇9
关键词：中唐湖南贬谪文学感情基调
贬谪，指封建时代官吏降职，被派到远离京城的地方。中唐时期湖南成为唐代文人主要的贬谪之地。如刘禹锡被贬朗州（今湖南常德）、柳宗元被贬永州（今湖南永州）、令狐楚被贬衡州（今湖南衡阳）、元结、吕温被贬道州（今湖南永州道县）、戎昱被贬辰州（今湖南怀化沅陵县）等等。此外，也有在贬谪途中经过湖南或在贬谪中联想到湖南风物而抒发感慨的文人，如韩愈、元镇。这些贬谪文人留下的作品中体现出各种各样的情感基调在今天看来值得我们的重视。
一、悲怨
“自古以来，放逐之臣，黄馘之下士，不知其凡几，其托诗以抒哀怨者，亦不知其凡几”（纪晓岚《纪文达公文集》卷九），“放臣逐客，一旦弃置于外，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什，特为酸楚”（周辉《清波杂志》卷四）。贬谪使得文人地位、声誉及生活处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其心情的骤变是不言而喻的，其不平怨恨之感更是产生得十分自然，这些情感投入到文学作品中便形成了悲怨的情感基调，这在中唐时期被贬到湖南的文人作品中随处可见。
元和十五年六月，令狐楚因亲信贪污被贬衡州刺史。从宫廷走向市井，令狐楚无法接受，如他的《夏至日衡阳郡斋书怀》：
一来江城守，七见江月圆。
齿发将七十，乡关越三千。
褰帷罕游观，闭多沉眠。
新节还复至，故交尽相捐。
何时阊阖，上诉高高天。①
月亮已经“圆”了七次，自己已经年迈，“罕”去游玩散心，而“多沉眠”。在夏至他起了乡关之思和暮年之叹，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故乡，希望能“上诉高高天”。诗歌基调是郁塞的。
中唐时期贬谪诗人的代表柳宗元与令狐楚一样，诗中的基调大多是悲怨的。“永贞革新”失败之前，柳宗元在仕途上颇为顺利。宪宗上台之后，柳宗元就被发配到贫瘠萧瑟的永州。对于自视颇高,处于权力中心的柳宗元而言，这个打击可谓是巨大而沉重的。面对生活在瞬间的巨大落差，柳宗元找不到原因，这使他产生了无限的委屈感与失意感。在永州所做的《永州八记》就是这种情感的体现。柳宗元带着抑郁走进永州山水，永州山水成了他自己的化身。以《小石潭记》为代表：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洌。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然不动；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②
文章一开始，写发现小石潭时作者的心情是“乐”的。“如鸣佩环”的水声从竹林后传来，清澈的潭水，奇形怪状的石头，清幽美妙。中间写日光下撤时潭鱼的活泼生趣，流露出作者一时开朗明净的心情。然而，“潭西南而望”以下突出石潭的凄清，作者的心境便“忧”了。“犬牙差互”的岸势让人心悸，“寂寥无人”的环境让人突生寒意，作者至于此，方觉“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于是匆匆离去。可以看出，柳宗元被贬后心中是愤懑难平的，因此悲哀和凄凉成为他感情的基⑥调，寄情山水正是为了摆脱这种抑郁的心情；但游山玩水的“乐”，毕竟是暂时的，一经凄清环境的触发，忧伤、悲凉的心境便会流露出来。加之柳宗元多病、丧亲，重重打击下，境遇不可能不差，心情也就无法舒畅。
尽管柳宗元也试图调整自己的心态，企图从这种感伤、失意、抑郁的状态中突围出来，写下了如《江雪》这样超然的诗篇以及表现出积极抗争的面貌的《捕蛇者说》这样的杂文，然而从他贬谪之后的大部分作品来看，他的这种努力的是失败的，他最终未能冲出这种悲剧氛围的包围。
二、爽朗
可以说，悲怨基调在中唐时期被贬湖南的文人作品中是占主导地位的，但也有一些文人在这种基调外独树一帜，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基调是进取的，态度是理性的。如刘禹锡。
刘禹锡二十岁即考中进十，同年又登博学鸿词科，两年后又顺利地通过了吏部取士科的考试，贞元年“三登交科”，可谓少年得志。但授官任职不足十年，即因“二王八司马”改革事件遭贬，来到了荒凉僻远的“荆蛮”之地。论常理，他应有无限的穷愁与怨恨，极易沉沦或遁世，可事实并不如此。虽跟遭贬的文士一样用笔墨倾吐心声，但是他有悲而小哀，有怨而无悔，绝不沉沦生命，在贬谪期间的诗歌表现出他独有的诗风，有别于屈原以来骚怨感伤的迁谪文学传统，有别于同时代文人的价值取向。
与柳宗元的山水诗不同，他寄情的山水多是明快清新的，如《望洞庭》：
湖光秋月两相和，
潭面无风镜未磨。
遥望洞庭山水翠，
白银盘里一青螺。③
湖光月色，绿水青山，相映成趣。诗人的心情是愉悦的。这与“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的柳宗元是大异其趣的。另外，与一般贬谪文人不同的还有，他深信的前途是光明有望的。被贬朗州的第五年，他收到元稹送的一根璧州竹鞭，写了《酬元九侍御赠璧竹鞭长句》:
碧玉孤根生在林，美人相赠比双金。
初开郢客缄封后，想见巴山冰雪深。
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
何时策马同归去，关树扶疏敲镫吟。④
首四句是接到赠物后感谢、想念的意思，也可以说以孤根自喻，表现了自己在朝的背景和贬后的孤独。五六句借咏赞竹鞭，表达自己坚贞、正直的耿介个性。最后与元稹共勉，寄托重返民安的迫切愿望。
三、理智
与柳宗元的悲愤、刘禹锡的乐观不同，中唐诗人戎昱对于贬谪的态度是理性的。戎昱在建中四年被贬辰州，晚年在湖南零陵任职，在湖南写下了一系列的作品，如《塞下曲》：
北风凋白草，胡马日。
夜后戍楼月，秋来边将心。
铁衣霜露重，战马岁年深。
自有卢龙塞，烟尘飞至今。⑤
在唐代，边塞诗作很多，或写气候的酷寒，或勾勒山势的险峻，或渲染战斗的激烈等等，以显征战之苦。而此诗着重在描写人物，通过刻画一位戍边老将的形象，表现了经久不息的残酷战争给边塞将士带来的苦难，寄寓了渴望和平的美好愿望。在战争岁月，遭殃的又何止是“战马”，而战马尚且如此，百姓生活的水深火热就不言而喻了。
在辰州期间，戎昱的诗也表现出了对国事的关心。如《辰州建中四年多怀》中的“主恩堪洒血，边宦更何心”、“无涯忧国泪，无日不沾襟”写出了诗人的忧国之情。这也体现在另一首诗《谪官辰州冬至日有怀》中：
去年长至在长安，策杖曾簪獬豸冠。
此岁长安逢至日，下阶遥想雪霜寒。
梦随行伍朝天去，身寄穷荒报国难。
北望南郊消息断，江头唯有泪阑干。⑦
在贬谪诗人中，戎昱是个性十分鲜明的一位诗人，他既不像柳宗元那样悲情，也不像刘禹锡那样积极，他只是在诗中表现出自身无法报国的无奈。
值⑧得一提的还有展示戎昱真情流露的《上湖南崔中丞》：
山上青松陌上尘，云泥岂合得相亲。
举世尽嫌良马瘦，唯君不弃卧龙贫。
千金未必能移性，一诺从来许杀身。
莫道书生无感激，寸心还是报恩人。⑦
在诗中，戎昱以“瘦良马”“贫卧龙”自喻，说明自己的卑微和被埋没，对崔中丞对自己的赏识和帮助表示了感激。或许作者不是能言善语之人，怕崔中丞不知道自己的感激之情，于是说“莫道书生无感激，寸心还是报恩人。”表达了对崔中丞的知遇之恩。他并没有对崔中丞谄媚阿谀，而是写得不卑不亢，其理性的态度，尽显高洁人格。
四、平和
在中唐被贬湖南的文人中，吕温的诗歌基调也是与众不同的。与很多贬谪诗人不同，吕温在诗中并没有对政治抱有非常大的期望，诗歌的基调比较平和，从而大别于一般的被贬文人。如《岳阳怀古》：
晨飙发荆州，落日到巴丘。方知刳剡利，可接鬼神游。
二湖豁南浸，九派驶东流。襟带三千里，尽在岳阳楼。
忆昔斗群雄，此焉争上游。吴昌屯虎旅，晋盛骛龙舟。
宋齐纷祸难，梁陈成寇雠。钟鼓长震耀，鱼龙不得休。
风雪一萧散，功业忽如浮。今日时无事，空江满白鸥。⑧
诗里写了各个朝代的兴盛与灭亡，“群雄”“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宋齐梁陈连年战乱，致使“钟鼓长震耀”，连“鱼龙”都“不得休”。激烈的战争意义何在？作者笔锋一转，在“风雪”消散之后，“功业忽如浮”。从中可以看出吕温对于历史的认识是很深刻的，所以他对世俗功名是看得很透的。
而造成吕温诗歌感情基调不直白尽露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与佛道之士交情甚笃。如他在被贬衡阳期间所作的《戏赠灵澈上人》：
僧家亦有芳春兴，自是禅心无滞境。
君看池水湛然时，何曾不受花枝影？ ⑨
灵澈是衡阳衡岳寺的僧人，是吕温的好友。这首诗是吕温心态平和的体现：“僧家亦有芳春兴”，僧人与世人一样；禅家不滞春芳，禅家与世人不同。因为在方外之人看来，花开花谢是自然而然的事，不值得高兴或悲伤。然而接下来，世人笔锋一转，借“湛然”“池水”不拒绝“花枝影”来劝诫灵澈上人知道自性本空固然好，但不要过于执着，池水花影相映成趣是妙不可言的，不能因为它会消逝而忽视它的美，而要接受并体会这种禅趣。从中可以看出，吕温的人格修养已经到了很高的境界。正因为如此，吕温才不流连于功名，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吕温的作品中世俗气息不重，诗歌基调比较平和。
参考文献：
[1]曹寅：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刘禹锡：刘禹锡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4]藏维熙：戎昱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胡可先：论中唐南贬诗人的屈原情结[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03）.
柳宗元的作品篇10
一
中国古代绘画在唐代之后大概沿两条线索发展，一为宫廷绘画，一为文人绘画。明清时期这两条线索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并驾齐驱的形势。我们对柳州博物馆所藏明清绘画的介绍主要按照这样两条线索来进行。
明代帝王对绘画比较重视，其时宗室藩邸擅长艺术创作者很多，根据《明画录》的记载，明代宗室藩邸画家数量近二十人。明代宫廷画家的数量也很大，代表画家有赵原、周位、谢环、商喜、倪端、李在、石锐、周文靖、林良、吕纪、戴进、吴伟、王谔、朱端等。柳州博物馆收藏有明乐安端简王朱栱椤的《湖石图》和《山涧群芳图》。朱栱椤（？～1559年），号眠云，乐安端简王（乐安，地在江西），明太祖六世孙。《明画录》说他“写菊石妙绝一时”。柳州收藏家陆昌达在20世纪60年代捐了一批文物给柳州博物馆，《湖石图》和《山涧群芳图》即在其中。这两件作品以和湖石的题材，均有“眠云”款识，且钤有“乐安王章”，可证为朱栱椤作品无误。《湖石图》绘一块湖石和数丛，整幅构图以湖石为主体展开。《山涧群芳图》将放置于更为广阔的空间中加以描绘，白红黄三色盛开于山水之间，一派天机。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件作品上还有明代另一藩邸益王朱翊鈏的题诗。朱翊鈏（1536～1603年），号潢南道人，明太祖九世孙，万历八年（1580年）得嗣益王。朱翊鈏题《湖石图》：“泠泠沆瀣湛金盘，玉蕊瑗葩带月寒。寄语骚人休酩酊，莫教误作白衣看。”白衣即普通百姓之意，这首诗道出了作为明代宗室的无奈情绪，感时伤怀，朱栱椤的处境恐怕也是朱翊鈏处境。朱翊鈏题《山涧群芳图》云：“利利逞红芳，淡抹胭脂递暗香。清劲推杰，封姨一任往来狂。”这首诗写出了宗室藩邸略显忧郁而狂放的心态。从书体上看，益王的书法很显然受到文徵明的影响。因为这两件作品都没有年款，无法确认绘制时代，只能大致推测其流传过程。乐安与益州均在江西，两藩之间经常有来往，这两件作品很有可能是当时两藩之间相互酬答馈赠的结果。
清代宫廷绘画对中国绘画史同样有重要的影响，清代皇室非常重视绘画的教化功能，不仅帝王参与到绘画的创作中来，而且建立了专门的机构招揽画家。清代宫廷绘画在清代绘画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乾隆时期，设立如意馆广收人才，创作了很多纪实、历史故事、宗教及装饰题材的作品，具有特殊的历史与艺术价值。清代宫廷画家的数量也很大，据清人胡敬所著《国朝院画录》记载，清朝画院画家以康熙、乾隆两朝最盛。康熙年间宫廷画家有焦秉贞、冷枚、唐岱等人较为著名。乾隆时期宫廷画家人数最多，先后有丁观鹏、金廷标、姚文翰、徐扬、汪承霈、禹之鼎、周鲲、方琮、徐璋、张廷彦、缪炳泰等四五十人供职内廷。
柳州博物馆藏有清代宫廷画家张宗苍《拟黄子久山水图》一件。张宗苍（1686～1756年），字默存，今江苏苏州人。师承清代娄东画派的传人黄鼎，擅山水画。公元l751年，乾隆皇帝南巡，张宗苍进献《吴中十六景》，深得乾隆皇帝的欣赏，后成为清宫廷画院供奉，是乾隆时期一位重要的宫廷画家。张宗苍的山水画，画风苍劲、用笔沉着，山石皴法多以干笔积累，林木之间施以淡墨，干笔和皴擦的手法相结合，表现出了深远的意境和深厚的气韵，一洗宫廷画院惯有的甜熟柔媚习气，特别为乾隆皇帝所喜爱。《石渠宝笈》收录了他的116幅作品，很多作品上都有乾隆皇帝的题诗。《拟黄子久山水图》近处描绘的是山坡丛树茅屋，远处一峰耸立与前景呼应，自题“写子久笔意”，金禹珍跋：“墨岑张先生为净垢老人高足，实师法于王茂京翁。山石皴法多以干笔积累，林木间笔意简远，神气浓郁，一时咸推逸品。竹懒题倪迂诗曰：木叶萧疏烟雾浓，层层青峰列芙蓉。诗人好句从何得，只在岚光雾影中。”何维朴跋：“张篁村山水出黄尊古之门，而尊古实受法于麓台。故渊源有自，深得金刚杵之传。此幅自题仿子久，虽着墨无多而苍深厚远，令人玩味无尽。痴翁三昧已入毫端。不仅追步司农，洵可宝也。”王震题诗云：“篁村学尊古，笔出尊古上。意蓄子久奇，气逸倪迂样。是帧貌平远，树石颇跌宕。想见供奉时，朝贵皆手抗。岂若鬻画人，涉笔犯魔障。百读见情性，如酒得佳酿。门径阻藩篱，寄托何雄壮。五岳眼底收，万卷胸中藏。安得画中住，我心收其放。”足见对其作品的赞赏。柳州博物馆还收藏有宫廷画家董邦达、杨晋的山水画作品，同样具有很高的造诣。
二
在宫廷绘画不断发展的同时，明清时代的文人绘画也呈现了流派迭出的景象。明中期之后吴门画派占据了主流地位，影响广泛。晚期则形成各种流派纷呈的局面，其中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松江派是比较重要的流派之一。到了清代，各种流派的形成更为主动和普遍。这里重点介绍柳州博物馆所藏明清重要流派代表性画家的作品。
柳州博物馆收藏有明代陈洪绶《山水图》一件。陈洪绶（1598～1652年）明末清初书画家、诗人，字章侯，幼名莲子，一名胥岸，号老莲，别号小净名、晚号老迟、悔迟，又号悔僧、云门僧。擅人物、花鸟、山水，为宫庭画师，师古而不泥古，着重于体会古代画法中的内在精神，大胆突破前人成规并加以融会贯通，富于独创，自成一家。陈洪绶尤工人物画，与顺天崔子忠齐名，号称“南陈北崔”，人谓“明三百年无此笔墨”。陈洪绶画艺画技为后学所师承，堪称一代宗师。陈洪绶虽以人物画著名，但是其山水画也自有风格。柳州博物馆藏《山水图》近处大树参天、笔法细密，远处山峦叠嶂、起伏连绵，山石结构以方硬为多，转折处稍圆润，用笔疏朗，着色浓而不艳，意境高古旷远、清新宁静。
清代初期开始出现了以“四王”为代表的山水画新风。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合称为“四王”，再加吴历、恽寿平又称“清初六家”。柳州博物馆收藏有王原祁《仿董其昌山水图》一件。王原祁（1642～1715年）字茂京，号麓台、石师道人，王时敏之孙。王原祁自幼摹习宋元名家真迹，是当时公认的摹古高手。清代不少人高度评价他的笔墨技巧“熟不甜，生不涩，淡而厚，实而清”，或谓其“气味醇深，元气淋漓，高出诸家之上”。桐城派诗人姚鼐曾写过一首《题麓台山水》，描述王原祁山水画布局造意奇崛，而感到“此图于我情独亲”。这表明王原祁山水画具有可以“卧游”的特点，是符合当时一般文人士大夫审美趣味的。王原祁《仿董其昌山水图》，描绘了清平如镜的湖水、依山傍水的屋舍、秀美的山峦、形态各异的杂树，层次分明，水滨两岸的山峦遥相呼应。此作以干笔积墨法，由淡向浓层层勾皴点染，笔笔生气盎然，表现出了浑厚、隽永的山水意境。这种多层次的勾皴渲染，有骨有肉，浑然一气，富有厚重之美，从中可见王原祁对黄公望、倪瓒、吴镇、董其昌诸家画法的兼容并蓄。款识“乙酉秋日写董宗伯小景”，可见这件作品是由模拟董其昌的画法而来。除王原祁外，柳州博物馆还收藏有王翚的《山水图》等。
清代中期之后，又出现了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具有革新意识的画家群体。“扬州八怪”之说，由来已久，但八怪所指多有出入。据李玉棻《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中的“八怪”为罗聘、李方膺、李鱓、金农、黄慎、郑燮、高翔和汪士慎。此外，各书列名“八怪”的尚有高凤翰、华嵒、闵贞、边寿民等，说法很不统一。柳州博物馆收藏有黄慎《雪梅观鹤图》和《水墨鲥鱼图》两件作品。黄慎（1687～1770年），幼丧父，以卖画为生，奉养母亲。初随上官周学画，后离家出游，曾多次在扬州卖画。所作人物用笔粗犷，顿挫转折，纵横排奡，气象雄伟。其花鸟画笔法洗练，形象概括，画风泼辣；其山水画境界开阔，注重诗意的表达。他的作品受到其老师上官周的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吾门有黄生，犹右军之后有鲁公也。”郑板桥为诗赠之：“爱看古庙破苔痕，惯写荒涯乱树根，画到精神飘没外，更无真相有真魂。”黄慎的绘画创作在雍正年间名扬于世，“尺纸容缣，世争宝之”。《雪梅观鹤图》为深冬景色，天色灰蒙，大雪压石积树，一侍者扶着老者策杖而行，另有一鹤伴随，纵笔写意，气势奔放。《水墨鲥鱼图》则以水墨绘鲥鱼一条，用草穿腮而过，寓意连年有余，笔墨简洁，纵逸泼辣，挥洒自如。
柳州博物馆收藏有高凤翰《芭蕉竹石图》一件。高凤翰（1683～1749年）又名翰，字西园，号南村，又号南阜、云阜，别号因地、因时、因病而变，有四十多个。五十五岁时因右手病废，改号半亭、老阜、废道人、尚左生、丁巳残人等。高凤翰工花卉山水，宋人雄浑之神和元人静逸之气在其作品中同时流露，艺术造诣十分精湛。《芭蕉竹石图》构图新颖，芭蕉竹石，笔墨淹润，奔放纵逸，老辣苍劲。题跋草书，一气呵成，笔拙而有天趣。款识云：“此余旧作也，辛酉得诸箧中，用板桥老友句漫题其上以识老阜左右手之合作也。”辛酉年为1741年，此年高凤翰右手已病废，因此这件作品的绘画部分当是右手未病之前所作，而书法则是左手书。唯“西园翰”数字亦当为早年右手所题。柳州博物馆还收藏有郑燮、罗聘、闵贞、边寿民的作品。
清代中晚期之后，海派逐渐成为当时画坛的重要力量。海派又称“海上画派”或“沪派”，指的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一群活跃于上海地区从事绘画创作的画家群体。海派画家的风格特点一为色彩运用、二为以书入画，他们既秉承传统又接近现实生活，善于将诗、书、画一体的文人画传统与民间美术传统结合起来，描写民间喜闻乐见的题材，将明清以来的写意水墨与强烈的色彩融为一体，形成雅俗共赏的新画风，同时加进了新兴时代的商业性的市民趣味。海派画家群是中国古典绘画向现代绘画过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柳州博物馆收藏有任薰作品《松荫抚琴图》一件。任薰（1835～1893年）字舜琴，又字阜长，其父任椿、兄任熊都是画家。少丧父，从兄学画，青年时在宁波卖画为生，1868年与任颐去苏州，后寓居苏州、上海。任薰作画题材广泛，人物、山水、花卉、翎毛、走兽无所不能，尤擅长花鸟、人物。《松荫抚琴图》描绘的是高士抚琴的场景。高士安详侧坐，随手抚琴，背后两株乔松挺立，营造了一派高洁雍容的氛围。从技法而言，高士的面部和衣服的刻画都细致入微，既突出了人物的特征，又显示了任薰人物造型能力的独创性。任伯年的人物画显然受到了任薰很大的影响。
柳州博物馆收藏有任预作品三件。一为《芳斋幽居图》，一为《拟大痴笔意图》，一为《拟文伯仁山水图》。任预（1853～1901年），一名豫，字立凡，任熊子。擅画山水、人物、花鸟，在“四任”中最为年轻。由于其父任熊逝世时他仅四岁，因此没有受到其父的直接影响。任预绘画初无师承，尽变任氏宗派，其山水中加人物、树石，配合尤能出新。花卉能为宋人钩勒，根叶奇崛。画女子则秀媚天然，不事绚染，惟素面淡妆而已。《拟大痴笔意图》款识：“曾见大痴道人笔法，雨窗背拟其意。”《拟文伯仁山水图》款识：“惊泉出壑雷奔迅，阁道缘山发绕缠。木桥横水无盈丈，隔断尘区别有天。余曾见文五峰先生小幅，学临一过，未识能形似否？”文五峰即文伯仁。文伯仁字德承，号五峰、摄山长、葆生、摄山老农、五峰山人、五峰樵客，文徵明侄。工画山水，效王蒙，学“三赵”（令穰、伯驹、孟頫），笔力清劲，岩峦郁茂，布景奇兀，时以巧思发之，名在文徵明之下。由此可见任预学古的功力深厚。
清代画坛上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变化是指画的兴盛。指画又称指头画，就是以手指为基本工具，代替毛笔来进行绘画创作的一种方式。柳州博物馆收藏有高其佩指画《水墨鱼乐图》一件。高其佩（1660～1734年）清代官员、画家，指画开山祖。字韦之，号且园、南村、且道人。别号山海关外人、创匠等。工诗善画，所绘人物山水，均苍浑沉厚，尤善指画，晚年遂不再用笔。柳州博物馆所藏其指画《水墨鱼乐图》，浓淡干湿墨色浑然，鱼儿栩栩如生，简恬生动，意趣昂然。
三
明清画坛有一些画家的名气不大，算不上当时的代表人物，但是作品水平高超，其人其艺不应被湮没。同时广西及柳州的优秀画家也应当受到充分的重视。柳州博物馆收藏有蒋蔼《溪山书屋图》一件。蒋蔼，字志和，华亭人，一作虞山人。善画，山水学沈士充，苍劲多用渴笔，规摹唐、宋皆能神合。陈继儒题其画卷云：“自唐、宋、元名家，皆撮其精微，染于毫端，岂惟气吞时流，即董宗伯（其昌）见之，几下卫夫人之叹。”《溪山书屋图》绘高山、流水、树木、书屋，杂树浓密，山峦峻秀，撮其精微，染于毫端，书屋依山傍水，屋中两人在交谈。溪水从远处流来，看不到尽处。整件作品构图奇伟，笔法松秀，墨色华淳，皴染淹润。柳州博物馆收藏有陆伸《轻烟细雨图》一件。陆伸，顺治、康熙时人，字季汶，号绳庵，武林陆瀚之孙，依其亲居塘栖，工人物，愈小愈佳。子斗南，写照亦工。《轻烟细雨图》款识：“轻烟细雨逼春寒，坐对梅花欲别难。杯酒送君无限意，荆溪一望水漫漫。时已酉清和绳庵陆伸写。”由款识可知，这件作品作于已酉年（1645年），正是明清朝代更迭之时。全卷拟宋画风格，近处描绘了丛林中高士清谈的场景，远处则有青峰隐现，帆橹随风。很明显，陆伸的画风受到了明代院画的影响。他一方面接受了宋画的技术，另一方面又营造了与宋画不同的意境。
柳州博物馆收藏有朱轩《山居图》一件。朱轩（1620～1690年）字韶九，号雪田、华亭人。朱国盛次子。少学书于董其昌，学画于赵左。尝谓古人以画为写，必以书入画始佳。其家多收藏，莫不私淑，故其画能兼众长。《秋山图》款识：“癸亥春仲之三日，祝瑞宾年翁五十初度。云间朱轩。”癸亥年为1683年。很明显朱轩的书画风格都受到了董其昌的影响。朱轩父朱国盛，字叔韬（一作敬韬），号云来，亦工山水，宗米友仁，董其昌尝题其画云：“叔韬作米虎儿墨戏，不减高尚书。”
柳州博物馆收藏有蔡嘉《秋雨抄书图》一件。蔡嘉（1686～1779年后）字松原，一字岑州，号雪堂，一号旅亭，又号朱方老民，江苏丹阳人，侨居扬州。所居曰高寒旧馆。与高翔、汪士慎、朱冕为诗画友。花卉、山石、翎毛、虫鱼皆逸品，尤善青绿山水。《秋雨抄书图》描绘了杂树丛竹中高士静坐抄书的情景，既有寂寥的心境，又有恬淡的思绪。蔡嘉与扬州八怪关系密切，但是画风并未受其影响，传统笔墨对他的影响更大。
柳州博物馆收藏有程庭鹭《拟赵大年水村图》一件。程庭鹭（1796～1858年）初名振鹭，字缊真，又字问初，号绿卿，改名庭鹭，字序伯，号蘅乡、公之、红蘅生、因香庵主、忘牧学人、怀橒子、鹤槎山民，晚号篛庵、梦盦。嘉定诸生。早岁问业于陈文述，留吴门甚久。与吴县潘曾莹、杭州钱杜、嘉兴郭容光、常熟蒋宝龄等为诗画友。他仰慕明末嘉定四先生的人格，自号蘅乡，又刻有“小松圆阁”印和“四先生里人”印。居室署名“画山楼”和“小鸥波馆”。他的绘画得钱杜指授，又上追李流芳、程嘉燧，出入王敬铭和张鹏翀，笔墨沉厚苍茫，意境萧疏。能诗词，擅长骈体文。篆刻以丁敬、黄易为法，上溯秦汉。他以艺文之名盛播于江浙。陈云伯评述他“抱鸾凤之姿，挹烟霞之气，诗情画境一如其人”。《拟赵大年水村图》描绘了远中近的三层空间，近处柳丝飘扬，轻舟漫渡，中景则为高士信步赏春日胜景，是全图主体。远处则山河相依，一片悠然，营造了典型的田园意境。
柳州博物馆收藏有张敔《风雨渡江图》一件。张敔（1734～1803年）字虎人，又字茝园，一字芷园，亦作芷沅，号雪鸿，又号木者（一作木香），晚号止止道人，张敔善画山水、人物、花卉、禽虫，白描设色，无不工妙，随意挥洒，笔气豪纵。惜显筋露骨，未脱金陵派习气。其写真尤神肖。往往不携图章，竟率笔作印，亦精妙。兼擅四体及飞白书。至若以左手或竹箸、指头书、画，无不造极。《风雨渡江图》款识：“癸丑首夏，蓉江九兄倩家南游闽中，舟过石城，得与快聚，藉慰离思，江干分袂，忽忽一年，甲寅暮春以书致余，索画风雨渡江图，为纪游志别之意，率成此以答之，亦藉以寄渺渺予怀耳。”当为其纪游志别之作。
其次来看花鸟画。柳州博物馆收藏有马元驭《竹石图》一件。马元驭（1669～1722年）字扶羲，号栖霞，又号天虞山人，江苏常熟人，马眉子。画传家法，而气韵超逸突过乃父，赋性落拓，纵酒逞笔，乃益豪放。写生得恽寿平亲传，又与蒋廷锡讨论六法，故没骨画益工，神韵飞动，不拘陈迹。马元驭自以为得沈周、陆治遗意，其超纵处诚有陆氏风规，而老健远逊石田，盖能品也。兴至之作，逸笔尤佳，多用水墨。书亦隽雅。马元驭的《竹石图》绘竹两枝，黄菊白菊两棵，湖石一块，没骨法绘竹菊，构图疏朗，清新淡雅。款识：“咏春三叔家藏淡游竹石二帧，有天真烂漫之趣，出于笔墨町畦之外。属马元驭抚之。”可见当为拟古之作。
柳州博物馆收藏有改琦《兰竹图》一件。改琦（1773～1828年）字伯韫，号香白，又号七芗、玉壶山人、玉壶外史、玉壶仙叟等，宗法华喦，喜用兰叶描，仕女衣纹细秀，树石背景简逸，造型纤细，敷色清雅，创立了仕女画新的风格，时人称为“改派”。曾画《红楼梦图咏》50幅镌版行世。《兰竹图》描绘竹几枝，兰一丛，正合款识“君看萧萧几片叶，也含风雨作秋声”之意。
柳州博物馆收藏有伊念曾《梅花图》一件。伊念曾（1790～1861年）字少沂，号梅石，福建宁化人。工篆、隶、镌刻，兼写山水、梅花，著有《守研斋诗钞》。《梅花图》款识：“素色可能妆粉似，清香未许蕙兰同。紫芹大兄大人雅属并正，梅石弟伊念曾写，时年六十有七。”虽应酬之作，却也匠心别具。
柳州博物馆收藏有苏六朋《仕女图》一件。苏六朋（1791～1862年）字枕琴，号怎道人，别署罗浮道人。广东顺德人。清代画家，世人称其与苏仁山为岭南画坛“二苏”。苏六朋擅长人物画，内容大多取材于都市生活中的市井风俗、平凡生活，以及市民喜爱的传说故事。他善于画“指画”，作大幅人物画时常以“指笔兼用”。一指一笔相互配合，能“工”能“意”，线条转合流畅，颇具得心应手之妙。苏六朋所作的山水与设色花卉亦以落笔浓淡相宜，变化雅致而为士林赏识。《仕女图》描绘两女子相向而坐，端庄幽雅，清净脱俗。一女子弹琴，一女子吹萧，衣裙线描转合流畅，端秀精细，应为珍品。款识：“法陈老莲意。倚风无力见温柔，初下喧马羯鼓楼。犹向花阴理新曲，君王不惜锦缠头。”可以看出陈洪绶的影响。其他如陈撰、张庚、张赐宁、谢观生、张之万、吴滔等也是值得重视的画家，柳州博物馆均有作品收藏。
最后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柳州博物馆的书画藏品中，广西及柳州贤达名人的作品也占据了一定的分量，为研究柳州地方文化艺术及地方历史积累了重要的资料。柳州博物馆收藏有李秉绶的《墨荷图》《芝仙祝寿图》。李秉绶（1783～1842年）字佩之、芸甫，号竹坪、信天翁、环碧主人。祖籍临川县温圳杨溪村，寄籍广西桂林。曾居官工部都水司郎中，人亦称“李水部”。后辞官回桂林，专心画事。以诗画著称于世，尤擅画梅竹。所画梅竹，兴到落笔，脱弃凡近。其写意杂卉，大约以沈周、陈淳为宗，旁及徐渭、石涛、华喦诸大家。兰石则专师钱载，纵逸秀挺，为世所赏。时人有诗评价说：“风兰雨竹写大意，绿水青山归寓公。都识临川李水部，墨痕犹借绮楼中。”李秉绶不仅在桂林历史上很有名气，他的父兄、子侄等均为名人。他的父亲李宜民以盐业起家，捐钱修建桂林华盖庵，刻《金刚经》和《十六尊者像》，颇得时人称颂。他的兄长秉礼工诗，嗜书画，且好结纳，一时画人书家，皆是他家中的常客。另外两个哥哥秉钺和秉铨，一个工篆隶善山水，一个善篆隶写墨兰。子侄辈中，李宗瀚的书法是李家的一绝，宗涵工花竹、翎毛，宗桂八岁即解书画，竹石亦佳。因而李氏家族在当时有“一门风雅”之称。其中尤以李秉礼、李宗瀚、李秉绶成就突出，最具影响，并称“诗书画三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