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小升初十篇

昆明小升初篇1

昆明小升初报名时间大概在6月16日至6月18日。市区小学毕业生、跨区报名的学生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报名的方式不太一样。

报名要带什么：

1、所送材料的目录(一页纸);

2、素质报告书复印件(只须复印5～6年级的每一页);

3、5～6年级期间的各类获奖证书复印件(由高到低顺序);

4、特长生(体育、艺术、科技、棋类)相关证书复印件;

5、一寸近期证件照片一张。

6、学生需提供户口簿复印件。

报名方式：

（一）市区小学毕业生报名。市区小学毕业生报名由各毕业学校在各区报名点集体报名。

（二）跨区报名者，在毕业学校填写《就近入学报名登记表》，经毕业学校、所在区中招办和接收区中招办签署意见后办理报名手续。

（三）调郑干部、职工随迁子女和在外地借读的有本市常住户口的小学毕业生，由本人或家长携带有关证件直接到家庭住址所在区报名点报名。

昆明小升初篇2

空气动力学诞生之初，科学家就注意到昆虫的飞行有点诡异。早期研究表明，昆虫是通过快速拍打它们的翅膀来飞行的，可这种力量太小，依据它们的体重与飞行力量比率，科学家根本不可能制造出人类的飞行器。

1934年，科学家安托万・马恩莱和安德烈・桑切斯古进行蜜蜂的飞行研究。他们应用数学分析和已知的飞行原理来计算蜜蜂的飞行，得出的结论是，理论上说“蜜蜂飞行是不可能的”。自那以后，蜜蜂成了不遵守空气动力学原理的典型。

科学家下此定义的原因是，他们不可能制造出可以闪动翅膀的飞机。要产生30万倍的呼吸效率，对于人类而言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昆虫翅膀溯源

昆虫飞行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3.5亿年前的古生代，那时候的地球是沼泽的天下。沼泽又是昆虫的理想乐园，所以，那时候的地球到处是昆虫，但都是没有翅膀的，它们当时还不需要这样累赘的东西。世界著名昆虫学家马修・道格拉斯在堪萨斯大学所进行的研究证明，那时的昆虫只有附翅，这是长在昆虫胸腔部位的小小的翅状突起，也叫垂下物。它们的功能本来是用来吸收太阳的热量，这样可以在气温下降时提高昆虫的体温。

到了古生代的石炭纪，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两栖类动物和爬行类动物开始大量登陆，它们均以昆虫为食。这样一来，除了原先的天敌蜘蛛和蝎子以外，昆虫又有了第三类致命的敌人。起先，昆虫是用跳跃的方式来逃脱两栖动物的袭击的。幸亏昆虫胸部的垂下物能使它们腾空而起，尽管距离很短，却足以使它们死里逃生。

符合适者生存的进化法则，活下来的昆虫其附翅就逐渐开始发育，而且逐渐形成翅膀的雏形。昆虫学家们推测，有一些昆虫在拼死逃命而跳跃的时候，会拍打它们那小小的翅形垂下物，以便使自己能滑翔得更远些。最后，这些垂下物就发育成为展开的漂亮的翅膀。昆虫用胸部强劲的肌肉来扑动它们的翅膀，因而可以飞得很远，使食肉动物可望而不可及。

妙不可言的气旋

波音747飞机不会像昆虫一样扇动翅膀，却同样可以飞起来，这是因为它使用350吨的爆发性能量，并在机翼形状设计上下了足够的功夫，所以才能够获得巨大的上升力。如果飞机像鸟和昆虫一样振翅的话，周围便会产生空气漩涡而造成失速和坠落。

对于只有0.056克的纹白蝶来说，它的飞翔方式却是无法用这个定理来解释的。若以流体力学来解释的话，也会得到“昆虫会掉下来”的结论。

直到1998年，英国剑桥大学的理查得・亨廷顿教授才清楚说明了飞机和昆虫飞行方式的不同。秘密就蕴藏在神奇的气旋中。

空气是什么？空气可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么无所谓，它可是既有体积又有质量，而且还是具有一定黏性的东西。例如，乘坐云霄飞车时，由于风压所以整个身子会向后仰。重量轻的纹白蝶，当它起飞时，能量一下子就会用完。然后它会用肌肉搅动有黏性的空气，让翅膀周围的空气产生漩涡，并藉由此产生的反作用力，以盘旋而升的气流力量让它得到上升飞行的能力。当翅膀由上往下拍打时，身体便往上浮起，翅膀举起的时候便开始了飞行前进。情形和道理颇像是人类的碟泳前进。

为了更详尽地揭示蜜蜂等昆虫的飞行奥秘，亨廷顿教授团队花费近一年的时间，制作出一只个头稍大些的机械天蛾，它具有用微型电池提供动力的翅膀，扇动力度和角度与真正的天蛾基本相同。研究人员把它放进风穴中，然后用超高速摄像机拍下它飞行时翅膀表面烟雾移动的三维画面。一些未知细节让大家眼前一亮――娥和蜜蜂等昆虫在起飞时，它们翅膀的前缘处会产生一个急转的螺旋形气团，正是这个气团给了它们一种额外的升力。

仔细观看三维影像画面后，研究人员发现当昆虫向下振动翅膀时，气流上升到翅膀以上，并在整个翅膀前缘部位形成一串圆筒状气旋。这个气旋是个圆锥形螺旋，翅膀根部的螺旋很小，越到翅尖，螺旋越大。

整个气旋与翅膀前缘保持水平，并紧贴前缘。从翅根到翅尖，这个气旋强度逐渐减弱、消失，接着被另一个新产生的气旋所取代。气旋移至翅尖后又延伸到昆虫的尾部，循环往复，这样一来，两个翅膀振动所产生的气旋就构成了一个环形。昆虫每振翅一次，就在双翼前缘处形成一个气旋，然后又冲出这个气旋。此时它翅膀处在气团包裹中，但翅膀的下一次振动所形成的气旋却再次为它提供升空的动力。

亨廷顿教授兴奋地说，飞行试验证明，这个气旋在昆虫的翅膀上空造成了一个低压区，在周围高压的推动下，处在低压区中心的翅膀就会被吸引上升。每个低压区都会被周围的高压区所托起，使处在低压区的昆虫获得上升的力。

以前，空气动力学家怀疑昆虫振动翅膀产生的前缘气旋可以获得足够上升的力量，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这个气旋的细节，而过于保守了。

亨廷顿团队的发现获得了学界权威的首肯，他们认为这一发现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次证实昆虫翅膀前缘处的气旋是螺旋状的，呈圆锥形由翅根向翅尖推进。这种移动方式使整个气旋保持稳定，推迟了气旋与翅膀相分离，使气旋尽可能长时间地给昆虫提供上升的推力。

在揭示神秘气旋之前，亨廷顿还阐释了为什么昆虫长时间飞行却不会疲劳的奥秘。原来，绝大多数昆虫都在胸部长有8至10对气门，也称呼吸口。它们虽然没有肺，无需通过血红蛋白，却可以直接将氧气输送给肌肉，这种供给效率竟然是人类的30万倍。所以，它们可以长时间并轻松地扇动翅膀。

昆明小升初篇3

一、高点定位：开启县域基本现代化新征程

深切发展脉搏，破解第二个率先跨越的核心问题。昆山在夺取第一个率先胜利后，市委市政府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从第一个率先迈向第二个率先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量的扩张，更是质的飞跃。核心问题是实现经济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相协调，否则就是片面的现代化。面对收入增长的公平性问题，防止财富向少数人倾斜和贫富差距拉大；面对突出的民生问题，满足群众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面对趋紧的资源瓶颈制约，坚持绿色增长，发展低碳经济；面对社会发展滞后，立足公平正义，加快社会结构转型。总之，昆山从经济发展“一枝独秀”到“全面转型”，从第一个率先到第二个率先，面临着发展理念、发展路径的一次质的飞跃，必须以思想观念转型，带动全面转型新突破；以发展方式转变，破解发展瓶颈新制约；以全面协调发展，解决社会转型新矛盾，闯出一条县域基本现代化新路子。

参照国际水准，创建第二个率先跨越的指标体系。拔新领先，事预则立。2009年，昆山与南京大学成立了现代化课题组，参照国际、国内和全国百强县评比指标体系，以欧洲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水平为水准，初步制定了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随后，又对人才国际化、政府公共服务等4个指标进行了调整充实。2010年岁末，中央领导李源潮同志和省委书记罗志军亲临昆山视察，对指标体系给予高度评价和精心指导。2011年，经过省内外专家学者反复研究论证，形成了五大类28项34个指标，并在国内同类城市中首家了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具有国际可比性，反映中国特色，体现昆山特点。一是科学性与导向性统一。人均GDP、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等6个经济指标仅占权重的25％，而城乡居民收入等7个人民生活指标权重高达26％。与人紧密相关的社会进步、民主法治、生态环境三大类指标各占权重的21％、13％和15％，把人的现代化放到核心位置。二是国际化与本土化统一。人均GDP、R&D支出占GDP比重、城市化率、基尼系数等主要发展指标及目标值与国际标准接轨，不低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适当增加了经济开放度、新兴产业占比、人均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等地方特色指标。三是普适性与特殊性统一。考虑推广适用性，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经济开放度等指标均低于昆山当前发展水平，同时体现了标准值高于全国、快于江苏的要求。

统一思想共识，凝聚第二个率先跨越的精神力量。昆山人以创业的豪情、创新的激情、创优的热情，上演着争先领先率先的精彩华章。共同的思想基础――共谋第二个率先。科学发展观是实现第二个率先最根本的思想保证。昆山人想在先、干在前，不自满、不停步，整体发展学新加坡、产业提升学韩国、自主创新学台湾地区，推动昆山制造向昆山创造转变，形成以改革开放为特色、以科学发展为特征的新时期昆山之路。共同的价值目标――同享第二个率先。把建设率先与享受率先结合起来，增强群众是建设者与享有者相统一的主体地位，把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融入昆山精神，构建基本现代化共建共享机制；铺筑人们成就理想的现实路径。共同的理想愿望――共建第二个率先。这是各级领导的殷切期望、全市人民的迫切愿望，更是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总书记、时任总书记的和、李源潮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昆山实现两个率先寄予殷切希望和深切关怀。省委书记罗志军、省长李学勇等领导同志，勉励昆山继续当好科学发展排头兵，为全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样本和示范。领导的嘱托也是百姓的期盼。要通过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共同的理想汇聚成率先发展不懈怠、科学发展不动摇、和谐发展不折腾、实现基本现代化不松劲的强大精神力量。

二、创新试水：探索县域基本现代化新路径

富民优先与人的全面发展协调推进。基本实现现代化关键在富民，根本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富民是昆山最壮美的诗篇。坚持以富民优先为第一导向，创业富民、就业富民、物业富民、股份富民、社保富民、帮扶富民“六管齐下”，使整体收入水平明显提高，收入来源结构优化，中等收入户比例扩大。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分别达35100元和20200元，差距缩小到1.74：1；低保家庭人均年收入6180元，超过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在全国率先统一城乡社保标准，社会保险综合覆盖率超99.9％。人的全面发展是昆山最大亮点。健全高质量的教育体系，2010年教育事业主要指标基本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每万人大学生人数121人，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增幅高于一般预算支出6个百分点。提升人才国际化水平，人才保有量从2005年的9.6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24万人，每万人拥有人才1509人。提高人才创新能力，R&D支出占GDP比重从2005年的1.6％提高到2011年的2.5％。提高居民综合素质，2010年居民文化素质和文明水准综合评分达到80分。昆山把富民与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勾勒出现代化建设由浅入深、相得益彰、梯次提升的发展轨迹。

外向带动与内生驱动协调推进。外向型经济是昆山最大的特色。在选资引智中领跑。昆山从引资转变为选资，从引资提升到引智，从产业集聚人才转向人才引领产业，为驱动经济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吸引56个国家和地区的6700多个外资项目，总投资731亿美元。拥有国家“”人才31人，省“双创”人才34人，五年引进各类人才14.5万人。在内外配套中联姻。加强与外资大企业联盟、配套，先后与便和松下、索尼、朗迅等著名外资企业结成战略联盟，在参与国际竞争中链接健壮网络，产生巨大系统效应。目前配套内资企业2436家，配套项目3431个。在昆山外资企业像月亮，顶天立地；民营企业像星星，铺天盖地。在大榕树下繁衍森林。昆山内外资企业形成“榕树经济”的共荣生长态势。从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到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从软件园到传感器产业基地，从模具工业园到光电产业园……产业集群、花团锦簇。从外资驱动到外向带动、再到内外共荣，实现“三级跳”，取得了外企

生根、民企升级、内外双赢。

转变方式与现代产业提升协调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叠加”，提升产品竞争力。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叠加，有力提升了制造性企业劳动生产率和产品竞争力。全市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先进制造业为基础、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现代都市农业为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电子信息和通用设备制造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66.7％，新兴产业产值比重超29％，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每年增加1～2个百分点。自主创新催生“蝶变”，提升国际竞争力。以打造创新资源、科技人才、成果转化、科技金融“四个高地”为关键，实现创新资源、高端人才、创新成果融合互动。构建以工研院为核心，以清华科技园等为支撑的区域创新体系，推进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优势叠加”，技术创新链和产业链“双向融合”。创新能力连续四年位居全国县级市第一。考核创新“激励”，提升转型能力。以科学政绩观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科学政绩考核体系，重点考核转型升级、创新能力、服务业水平、节能降耗、居民收入、教育水平等指标，创建以绿色GDP为核心的国民财富增长体系。以思维方式转变引领发展方式转变，以发展方式转变提升现代产业水平，以科学政绩考核保障第二个率先，实现了发展速度、质量、效益有机统一。

统筹城乡转型与社会转型协调推进。以城乡转型提升“三化”水平。围绕提升城市现代化、国际化和城乡一体化水平，打造国际现代产业名城、中国和谐幸福名城、江南人文宜居名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产业布局、公共服务、生态建设等“八个一体化”新格局，实现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传播，城市生活要素向农村辐射，使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精彩。以社会转型提升和谐发展境界。优质发展社会事业，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健全市级医疗集团、专业医院等服务网络。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优化社会收入结构。全市人均纯收入超万元的农户80％以上，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下降到40.1％，投资性、经营性、资产性收入上升到43.7％。率先社保制度并轨，实现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目标。创建法治昆山、平安昆山，群众对治安满意率95％以上。城乡转型和社会转型，保障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公正，体现了城市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公共性、公正性、服务性的更高要求。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协调推进。构建低碳发展的绿色经济体系。以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为核心，优先发展节能环保技术和产业，引导企业开展节能技术改造、低碳技术研发、关键技术攻关。加快低碳城市和生态园区建设，鼓励生产和使用节能节水节材产品、可再生产品，构建绿色产业链、资源循环利用链和生态工业网络。构建永续利用的资源保障体系。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健全节能降耗长效机制，实施结构、技术和管理节能三措并举，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培育循环经济试点企业10家，新增清洁生产企业83家、国际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企业50家。构建碧水蓝天的生态环境体系。实施调水引流、河道清淤、生态修复工程，断面水质达标率、污水管网接管率和生活污水处理率分别达80％、100％、95％。推进生态市建设，森林绿化和城市绿化覆盖率分别达25％、43.8％，环境质量综合指数提高到91，荣获国家生态市、联合国人居奖等称号。实践表明环境是生产力，更是可持续竞争力。昆山应对人口规模、资源需求和环境压力的挑战，探索了生态现代化新路子。

精气神引领与软实力助推协调推进。以思想领先引领率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党员干部群众，践行昆山特色价值观，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目标追求、道德规范。弘扬“三创”精神和“开放、融合、创新、卓越”的城市精神，铸就了“敢于争第一、勇于创唯一”的新昆山精神，发挥思想文化的引领作用。昆山人见快思超、见高攀上、见强思争，在江苏领跑、全国领先。以文化产业提升率先。以“文化+科技”、“文化+时尚”、“文化+旅游”为特色，发展创意设计、动漫游戏、数字出版等产业，推进创意城市建设。依托文创园、软件园等重点园区，集聚一批重大项目和优秀人才，发挥文化产业在转型升级中的强劲拉动作用。以文化创新升华率先。在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快三秒”的昆山人总比别人醒得早、走得快、干得实，以开放创新的实践形成了原创风格。大家筑巢引凤，昆山率先亲商安商富商；大家优化环境，昆山率先配套市场和产业链；大家完善产业链，昆山率先引进先进制造业，然后依托制造业发展现代服务业。实践表明，先进的思想催生先进的实践，昆山有经济硬实力，更有文化软实力，如同两翼展翅飞向第二个率先。

三、境界升华：彰显县域基本现代化新价值

明晰了中国特色和江苏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主方位。从历史方位看，昆山现代化实践，既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经验，又规避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相伴生的贫富分化、生态危机等社会问题，初步验证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既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前后继起，又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判断。从实践方位看，符合邓小平同志“三步走”战略构想，顺应江苏“两个率先”总体部署，是科学判断所处方位和发展趋势作出的战略选择。凸显了在党的领导下，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全面提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水平的鲜明导向；反映了以人为本，促进共同富裕、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从价值方位看，增强发展的协调性，缩小城乡、区域和贫富三大差距，走向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突出人民当家作主、社会和谐发展、人民生活幸福，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三创”精神的引领作用，体现了昆山特色价值观凝心聚力的实践价值，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承前启后的新探索。

展示了以人为本为核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主旋律。昆山现代化实践，体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主旋律，探索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拓展了人的发展空间。昆山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开阔了人们的国际视野；开放条件下的自主创新，增强了人们的创新能力；文化科教不断发展，提升了人力资本价值；昆山特色价值观的具体践行，提高了全社会道德水准，使人的潜能得到最大程度发挥。满足了人的幸福期待。坚持富民优先，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统筹城乡发展，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环境保护，营造生态宜居家园；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把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与人的全面发展有机融合，彰显了发展的目的就是满足百姓的幸福期待。归位了人的民利。富民优先、改善民生，还权于民、让利于民，把

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的一系列重要决策，转化为全市人民的意志和共同奋斗的目标。全面小康和基本现代化建设的评判，实行“一票否决”，由百姓说了算，实现了从为民作主向由民作主的转变。

深化科学发展观内涵和凸显了开放创新主动力。昆山现代化实践，是一个由“更高水平”向“先进发达”，由“均衡发展”向“全面发展”，由“更加文明”向“现代文明”升华的过程，是科学发展观内涵的生动诠释。开放创新驱动。昆山既利用外资推动经济发展，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推动转型升级，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和价值分配链中占据上游，成为发展的最大动力。自主创新驱动。从传统加工制造业起步，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华丽转身”，再到文化产业和现代都市农业“锦上添花”，不仅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而且增强了产业转型、动力转型、载体转型的创新能力。从引资转向引智，从制造变为创造，为现代化建设注入不竭动力。政府创新驱动。精简政府机构、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营造优良环境，形成“富民、亲商、高效、廉洁”的政府价值观，使政府成为推动理念、体制、政策和文化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打造了服务昆山、效能昆山、法治昆山的金字招牌。

拓展了县域基本现代化建设实现路径的主渠道。昆山在基本现代化建设上率先破题，提供了实践样本，有利于其他地区学习借鉴，在激励示范引领中推进现代化进程。融合富民与人的发展，找准了第二个率先推进的根本切入点，把实现共同富裕与人的发展融入到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融合外向带动与内生驱动，发挥了昆山现代化建设的最现实优势，形成了外企生根、民企升级、内外共生共荣的发展态势。融合转变方式与现代产业提升，激活了产业转型、动力转型、载体转型等核心要素，增创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领先优势。融合城乡与社会转型，以城乡转型和社会转型，促进城市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和谐发展。融合环保与可持续发展，应对人口规模、资源需求和环境压力挑战，探索了生态现代化的新路子。融合精气神引领与软实力助推，以思想领先引领率先、文化产业提升率先、文化创新升华率先，撑起了现代化建设的“主心骨”。

四、趋势前瞻：孕育县域基本现代化新特征

生动的实践，崭新的探索。经过七年艰苦奋斗，富有中国特色、江苏特征和昆山特点的现代化动人画卷，在昆山大地渐次铺陈。对照昆山基本现代化指标体系的5大类28项34个指标，2010年实现程度达到89.3％，其中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社会进步、民主法治、生态环境五大类实现程度分别达到80.4％、87.7％、95.7％、100％、88.7％；2012年预计实现程度达98.2％，初步形成基本现代化的形态；2015年总体发展水平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一个中国县域基本现代化的现实模样在这里初见端倪。

共同富裕的幸福家园：以民生为根、人人有工作，以民富为要、个个有收入，以民智为先、家家有技能，以民享为重、人民有尊严。

公平公正的社会形态：城乡发展更均衡、分配结构更合理、公共服务更均等、科教体系更先进、社会保障更完善。

迈向高端的现代产业：优质、生态、安全、时尚的高端农业，自主化、尖端化、低碳化的高端制造业，人力资本密集、产品品质优良、投入产出高效的高端服务业。

人文宜居的江南名城：开放融合、现代文明的人文魅力，安居乐业、舒适便利的生活环境，水绿相依、城林交融的水乡风貌，充满活力、人才荟萃的创业名城。

昆明小升初篇4

昆曲长期流行于江苏昆山一带，以昆山方言吟唱，故名为“昆山腔”。经历代艺人口传心授，干有余年，脉络清晰，斑斑可考，是中华戏曲文化的活化石，被尊为“百戏之祖”。

追根溯源

昆曲之源头，最早可追溯到唐玄宗李隆基时代。据清康熙《昆山志》载：“陶岘，唐开元中(726年前后)，家昆山……生知八音，撰《乐录》八章。陶岘有女乐一部，善奏清商之曲。”文中所谓“八音”者，指古代制造乐器的八种物质，即金、石、革、匏、土、木、丝与竹也。“女乐一部”则指家伎之属，即当今之乐队。可见当时昆山一带的民间音乐便已初具规模。

比陶岘稍晚者，有黄幡绰。明人魏良辅所著《南词引正》谈道：昆曲“唯昆山为正声，乃唐玄宗时黄幡绰所传”。清人刘亮采所辑《梨园原序伦・论四方音》则云：“黄幡绰，昆山人，始变为昆腔，其取平上去入四声，正而无腔，字有肩，板有眼，阴阳清浊。”

经两宋数百年发展，昆曲至元代已眉目初具。蒙元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将各民族分为四等，原南宋人被划为最低等级。文人士大夫与朝廷感情疏离，大多数隐逸江湖，以诗文、书画、声伎自遣。同时，在思想控制方面，元代却相当宽松。上述两方面共同为昆曲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元后期，江南名士昆山顾阿瑛出现，为昆曲的发展和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顾阿瑛(1310～1369)才性高旷，精于音律，擅长吹、拉、弹、唱，以声伎广交四方宾客。他轻财结客，汇集了一批热心创作、才情焕发的词曲家及杂剧、南戏作家和表演艺术家。外地名士有柯九思、倪云林等。本地名士除主人顾阿瑛外，还有袁华和顾坚。顾坚，昆山千灯人，生活于元末明初，为昆山腔创始人。其“精于南辞，善作古赋”，兼作家、戏曲音乐家、歌唱家于一身。顾坚整理、加工了南曲的不少声腔如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青阳腔等，将当时昆山的歌谣小曲，升华为一种不用乐器伴奏的清唱与和唱的艺术形式，其声腔又是非常悦耳动听的曲调，逐渐形成为“昆山腔”。

简而言之，“昆山腔”也就是用昆山方言吟唱文人的典雅之词，通常还有笛子等乐器来伴奏，可称清客、清曲，一般为坐唱，并不上台表演。顾阿瑛及其同道雄厚的财力和高雅的性情，加之对艺术的痴迷与执著，是昆曲成长的基础。

登堂入室

真正的戏剧，必须有台上的正式表演。明嘉靖十年至二十年间(1531～1541)，居住在太仓的魏良辅借张野塘、谢林泉等民间艺术家的帮助，总结昆曲演唱艺术的成就，吸取海盐、弋阳等腔的长处，对昆腔加以改革，总结出一系列唱曲理论，从而建立了委婉细腻、流利悠远，号称“水磨调”的昆腔歌唱体系。但这时的昆腔也仅仅是清唱。其后，昆山人梁辰鱼等对昆腔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改革。隆庆末，他编写了第一部昆腔传奇《浣纱记》。这部传奇的上演，扩大了昆腔的影响，文人学士争用昆腔新声撰作传奇，习昆腔演唱者日益增多。由是昆腔遂与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并称为明代四大声腔。到万历年间它的影响已从吴中扩展到江浙各地。万历末，已是“四方歌曲必宗吴门”，并且“声各小变，腔调略同”，形成了众多流派，一跃而居诸腔之首。昆腔传入北京，又迅速取代了当时盛行于北京的弋阳腔。它不仅为士大夫所喜爱，而且也深受群众欢迎，遂逐渐发展成全国性剧种，称为“官腔”。

作为戏曲，唱腔是最重要的因素。就当前而论，黄幡绰所传的昆曲早已失传，顾坚所创的昆曲也已成绝响，今人已难以评点其唱腔的优劣。但透过史料记载的蛛丝马迹，从“善发南曲之奥”(明・魏良辅)、“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明・顾起元)、“听之最足荡人”(明・徐渭)，还是能体味出昆曲的艺术优势。在此基础上，明代魏良辅锐意革新，贡献实多。他的具体做法一是“尽洗乖声”，即清除违背音律的“倒字腔”，以达到字正腔圆的艺术效果；二是“调用水磨”，即把曲调设计得委婉细腻，像“水磨”的效果那样软绵滑润；三是“拍挨冷板”，即制订舒缓的清唱板式，并交给鼓师指挥，使唱腔优美动人。此外，还将昆曲语言改为“中州官话”，因而去除了大范围传播的障碍。他还选定曲笛作为昆曲的主奏乐器，与“水磨腔”珠联璧合。经魏良辅一系列的改良，昆山腔脱离了里巷歌谣、村坊小曲式的低迷阶段，成为可登大雅之堂的正声。一时昆曲名望陡增，知音者众，出现了“四方歌者皆宗吴门”的繁荣局面。

盛极而衰

经魏良辅对昆曲的锐意革新，昆曲进入蓬勃兴盛的时期。至清朝中叶，昆曲达到鼎盛，已从坐唱的形式发展到舞台表演，产生了更诱人的艺术魅力。

初期，昆腔班多演出全本传奇，一本有四五十出，须两晚或更多时间才能演完。明代末叶，弋阳诸腔的传奇演出风行南北，以大量新编历史故事戏及生动的情节，热烈的场面吸引广大观众，倚重生、旦格局，讲究曲词典丽的昆山腔传奇难以匹敌。于是明末清初的艺人通过演出实践，对整本名剧紧缩凝炼，删除枝节；同时，又从剧中选其特别精彩的一出或数出，加以充实、丰富，使之成为可供独立演出的短剧，这就是“折子戏”的诞生。

折子戏以其生动的内容，细致的表演，多样的艺术风格弥补了当时剧本创作冗长、拖沓、雷同的缺陷，给乾隆、嘉庆年间的昆曲活动带来了生动活泼的局面。如《断桥》、《游园》、《惊梦》、《山门》等，都是观众百看不厌的精品。然而单演折子戏也带来了一些弊病，如造成大量整本传奇的湮没，使剧目锐减；表演凝滞，唱做过分持重，束缚了创新；剧目陈旧，缺乏新鲜气息。加之格律过分谨严，文辞古奥典雅，这就使昆曲逐渐脱离大众，步入萧条。就在此时，各种地方戏曲形式乘虚而入，纷纷吸收昆曲中的精华而有所更张，新的板腔体系逐渐形成，并与昆曲展开生死竞争。

乾隆末年，昆曲在南方虽仍占优势，但在北方却不得不让位给后来兴起的其他声腔剧种。但到同治末，光绪初，以新鲜、通俗见长的徽班与京班相继南下，昆曲不敌对手，处于下风。一度辉煌的昆曲此时在乡间难有市场，在城市难以支撑，昆曲艺人纷纷改行，昆曲团队纷纷解散，已到了奄奄一息、日暮途穷的地步。

枯木逢春

然而，不少昆曲痴迷者仍留恋着经过数百年锤炼的经典艺术，不甘就此任其沉沦。1921年，在昆曲的发祥地苏州成立了“昆曲传习所”，聘请名家教授，招收少年习艺，主学昆曲，兼学文化，打造出富有文化底蕴和艺术特长的昆曲表演人才，使昆曲摆脱了困境，迎来了转危为安的曙光。

新中国成立后，昆曲得到承传。1955年，浙江昆曲团根据清初朱素臣同名传奇改编的《十五贯》上演。针对传奇本语言深奥晦涩、堆砌典故的弊病，改编者又做了通俗化、性格化的文学加工，使作品的舞台搬演变得平易、简洁、清晰又富于表现力。推出后，经久不衰，被称为“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自此，昆曲走向复兴，现在北京、上海、南京、苏州等地均有成建制的昆曲团。

昆明小升初篇5

可以说，中国物流技术装备行业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路突飞猛进。特别是近几年来，各行业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实力逐渐增强，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多的企业越来越重视物流，希望借助改善物流系统、优化供应链网络，增强自身核心能力。客户需求的大幅飙升，给众多国内外物流装备供应商带来发展良机。

在中国物流装备行业急速扩张的过程中，昆船物流凭借不断增强的技术实力、长期积累的客户资源优势、持续创新的品牌形象、倾心为客户服务的专业团队，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内最强、最大的自动化物流系统和设备研发生产基地，并跻身中国软件百强企业，“昆船牌仓储自动化物流系统”也于2007年9月被评为中国名牌产品。预计到2010年末，昆船物流承揽的项目合同总额将达到60亿元，可谓业绩骄入。

昆船物流是国内物流装备企业自主创新求发展的样板，一直受到业界的高度关注。记者曾多次走进昆船，探究昆船物流取得成功的关键。今年7月下旬，记者专访了昆明船舶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洪波先生。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访谈，记者再次深入解读了昆船物流做强做大的历程与经验。

经营开拓屡获商机

记者：我们知道昆船自1996年跨入物流装备领域以来，率先实施了多个大型卷烟生产企业物流系统项目。其中包括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红河卷烟厂自动化物流系统”。近年来，昆船物流市场开拓屡获突破，已成功进入了十几个行业领域。我想首先清您就公司的快速发展作个介绍。

王洪波：的确如你所言，昆船物流的发展起步和立足于烟草工业，在该领域经验非常丰富。这与昆船的发展改革密不可分。昆船是国内最强最大的烟草制丝和打叶复烤成套设备供应商，因此，昆船物流最初是为卷烟厂提供卷烟成品、辅料、配方、备件自动化物流系统，近几年又增加了烟叶醇化、片烟存储、成品烟丝、卷烟嘴棒等自动化物流系统，满足了卷烟厂大规模生产过程中的物流精细化、自动化、信息化的需要。截至目前，昆船物流先后承接承建了青岛、红河、玉溪、宁波、南京、许昌、龙岩、合肥、成都、兰州、昭通、济南、延安、徐州、淮阴、宝鸡、北京、新疆、常德、昆明、青州、张家口、滕州、遵义、广州、汉中、天津、上海、毕节、长春、武汉、杭州、曲靖等33家卷烟厂120个自动化物流系统，巩固了昆船物流在烟草工业的优势地位。尤其是我们承揽的上海卷烟厂“中华专线”自动化物流系统，合同总额达3亿多元，为目前国内烟草工业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占地面积最小的综合自动化物流系统。

在烟草工业站稳脚跟之后，昆船紧紧把握住烟草行业工商分离、大力发展现代物流的契机，在几乎是一片空白的烟草商业物流领域取得了突破：从承担国内首个卷烟配送中心――深圳烟草物流配送中心开始，经过几年来的不断探索发展，昆船可以为不同规模的烟草配送中心提供半自动、全自动、高度信息化的设备和系统，已承建了深圳、长春、大连、长沙、曲靖、青岛、思茅、丽江、昆明、桂林、郑州、红河、吉安、鸡西、文山、嘉兴、南宁、合肥、大庆、包头、呼和浩特、威海、巴彦淖尔、鄂尔多斯、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赤峰、海口、菏泽、乌鲁木齐、西安、成都、大理、厦门、咸阳、呼伦贝尔、乌海、日照、武汉、广州以及广东全省其他地市级的烟草物流配送中心共70多个。在所有项目中，年配送量60万箱的成都市烟草公司配送中心颇具代表性，从卷烟仓储、备货到分拣，在各个环节采用了大量的新技术，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和信息化，其中单线实际分拣能力达到18000条／小时以上，是目前国内技术最先进、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卷烟配送中心，它的建成使用将对国内大规模的烟草配送中心建设具有示范和借鉴意义。

记者：烟草行业可以说是昆船最为关注的行业。在与烟草行业长期合作的过程中，昆船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经验，取得了技术水平的大幅提升。但是，你们并没有就此满足，而是继续向其他行业拓展。

王洪波：是的，目前昆船物流又陆续进入军方、金融、家电、医药、电力、装备制造等十几个行业。

军方：作为军民结合与拥有国家一级保密资质认证的企业集团，昆船时刻关注军方自动化物流方面的需求，把先进的物流技术与军方现代后勤物资装备保障的实际需求相结合，设计开发出符合军方特点的安全、可靠、适用、经济的自动化物流系统，已先后在济南、郑州、青岛、上海、北京、西安、南京、成都、昆明、宁波、广州等地为部队提供了近20座军需、军械等自动化立体仓库系统，提升了军方物资保障的能力。昆船也获得了军方自动化物流系统装备生产许可证，成为军方自动化物流系统的主要设备供货方和系统集成商。

金融：昆船物流认真研究货币的生产、流通、回收等物流过程，设计开发出适合金融行业需要的自动化物流系统。近几年已先后为沈阳造币厂、上海造币厂、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石家庄印钞公司等单位提供了满足货币生产、储存的自动化物流系统，获得了金融行业的好评。

家电、医药、电力：凭借多年来积累的专业技术力量，昆船物流已逐步向家电、医药、电力等行业进行市场拓展，先后为青岛海尔、石家庄神威药业、长沙双鹤医药、天津中新药业、云南白药，以及南京、无锡、安康、滁州、池州、郑州等地的多家供电单位提供了自动化物流系统。

装备制造：随着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兴起，企业对自动化物流系统的需求剧增。昆船物流已先后为洪都航空、一汽红塔、广西玉柴、大连船用阀门厂、上海烟草机械公司、重庆隆鑫、杭州发动机公司、天津SEW公司、常柴股份、宜昌船柴、潍柴华丰、云内动力、云南天达光伏、昆明中铁、上海东航、中国石油广州公司等单位提供了30多套自动化生产和仓储物流系统，满足了这些企业提高生产物流水平和仓储自动化水平的需求。

技术创新永无止境

记者：昆船物流能够在多个不同行业领域屡屡中标，销售业绩稳步上升，体现出强大的技术实力。昆船物流是如何进行技术开发与升级的?

王洪波：昆船物流始终坚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中心环节来抓，始终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着力推广自动化物流技术在不同行业的实际运用，走过了一条引进、消化吸收、掌握核心技术，集成创新、自主创新，迅速占领市场制高点，谋求做强做大的发展道路。

昆船物流拥有400多人的技术研发团队，可以完成物流系统的咨询规划、方案设计、系统集成、系统调试和技术服务与支持工作，能够针对不同行业与企业的特点规划设计出满足不同需求的技术方案，为生产和仓储、商业分拣和配送自动化、供应链管理、物联网技术应

用等不同领域提供解决方案，打造了一批不同行业的物流专家，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经验。

在研发自动化物流技术的过程中，公司注意了不搞从零起步的技术攻关，不片面追求国产化，产品广泛采用人工智能、图像识别、计算机模拟仿真、红外通讯、激光定位、现场总线、数据库等先进技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产品创新和应用创新，以更宽阔的眼界开展自主创新，使关键物流设备从起步阶段就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目前昆船正在积极跟踪研究物联网技术如何与物流装备和物流系统相结合，有专门的技术人员从事RFID技术及相关设备的研发和生产制造，在如何将昆船研发的各种物流装备和系统改进为适应物联网背景下的新型装备和系统方面，已经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并在一些项目中进行了具有初步物联网特征的应用探索。

记者：据我所知，昆船的堆垛机、AGV(自动导引运输车)、穿梭车、分拣机等核心物流设备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能否请您详细介绍一下?

王洪波：在自动化物流系统核心主机设备的研发过程中，昆船始终追求“高技术、低成本、多品种”的发展方向，在产品的系列化上下功夫，不断丰富产品线，满足市场多样化的需求，在不同行业客户中成功地提升了昆船物流的品牌影响力。

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自主研发，昆船的巷道堆垛机系列产品已初具规模：按结构形式分，有单立柱、双立柱、单伸、双伸、单货位、双货位；按载重形式分，有轻型、中型、重型；按轨道形式分，有直轨、U型轨、转轨、换轨。堆垛机的高度可以达到35米，运行速度可达240米／分钟，其载货能力、调速方式、定位精度、运行速度、噪音、可靠性及安全性等指标均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公司另一拳头产品AGV(自动导引运输车)应用了激光导引、电磁导引、惯性导引等多种导引方式，可以满足不同行业多档次、多品种的需求。针对实际应用需要，昆船在AGV移载技术中成功开发了背辊式、背链式、推挽式、牵引式、龙门式、侧叉式、前叉式、后叉式、三向叉式、升降伸缩叉式等多种移载方式，同时，新型环保电池和快速充电装置的开发使AGV载重／自重比等指标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昆船AGV产品已获得20多项专利和10多项各类奖励。

公司研制的往复式穿梭车、环行穿梭车、空中小车等，可搭载链式、链板式、辊道式、垂直升降式等多种不同功能的输送设备和移载设备，以满足不同系统、适应不同用户的需要。其中，为军方物流专门开发的穿梭车采用一轨双车或一轨多车，既满足了平时物资的出入库需求，又能满足战时大批量物资快速出库的要求，即，可以满足平战结合的要求，受到了军方的好评，成为军方物流建设的标准模式。

此外，昆船还为国内各类型商业配送物流系统开发出立式、通道式、卧式、桥式等多种形式的分拣设备及相关配套产品，如全自动开箱机、多种备货缓存系统、自动补货设备等。这些产品的设计采用模块化思路，可根据不同客户的场地、作业能力和自动化水平要求，组成多种模式的自动化分拣系统，实现了高效率、低能耗。其中，卷烟分拣系统的处理能力不断提高，已从产品开发之初的3000条／小时提升到现在的18000条／d,N寸以上，目前正在开发30000条／小时以上的分拣系统，不但可以满足国内各类卷烟配送物流中心建设的需要，更可以广泛适用于未来区域物流配送的使用要求。

记者：我们知道，物流系统不是各种设备的简单组合，要依靠功能强大的计算机管理调度软件系统来保障其运行和管理。请您介绍一下昆船整体物流集成软件系统的开况。我很高兴你提到昆船整体物流集。

王洪波：成软件。让我们自豪的是，昆船不仅可以生产多种核心物流单机设备，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整体物流集成软件，可以保证整个物流系统安全可靠地运行。长期以来，公司非常注重掌握和提高系统设计、系统集成、整体物流集成软件的能力，其中，昆船整体物流集成软件系统已通过了CMM2级资质认证，公司还获得了国家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二级资质，并连续3年被评为中国软件百强企业。

记者：随着企业的快速发展，昆船物流每年实施的项目数量很多，公司是如何保证各个项目所需设备的生产制造、安装调试和售后服务工作的?

昆明小升初篇6

关键词：果园昆虫；种类调查

中图分类号：S68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2）-07-0181-1

洮南市地处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中心地带,气候和土壤条件为果树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环境。洮南市拥有适宜果树栽植得天独厚的热量资源，全市现有果树1200多公顷，是种植业中仅次于粮食和蔬菜的第三大产业。但是，近年来随着果树面积的不断加大，虫害已成为影响果树生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在生产上对果树害虫的防治以对化学农药的依赖性比较强，而且使用的农资种类非常混乱，用药也不能严格按照使用说明进行，施药次数过频，年均用药次数15～20次，并且每次用药量也比较多，由于连续大量施用农药，易对生产产生不良的后果：害虫对农药的抗性逐渐增加，防治难度加大，农民就会增加用药的次数和数量，这样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给生产带来不良后果；农药残留造成的环境和果实污染；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害虫再度猖獗，已造成恶性循环。搞清果园昆虫种群数量及其变化规律，是目前生物防治及害虫综合治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1 调查方法

自2008年3月至9月，在洮南市二龙乡新政村果树园对昆虫种类进行了调查。调查每周进行一次，标本通过网捕和树上、树下收集的方法进行普查。获得的幼虫和大部分较小种类标本采用双重保存液法保存；部分较小昆虫和较大的成虫标本制作成干制标本保存。标本鉴定仪器为桂林威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化学仪器厂生产的XXL-400型变倍显微镜，采用系统分类方法进行分类鉴定。

2 结果与讨论

2.1 结果

经过一年的调查，初步整理的标本名录如下：

2.1.1 昆虫纲

同翅目 叶蝉科：大青叶蝉

芽科：梨蚜、苹果瘤蚜、苹果黄蚜

蚧科：桃球坚蚧

半翅目 蝽科：蝽象

网蝽科：梨网蝽

鞘翅目 吉丁虫科：苹果小吉丁

金龟子科：铜绿丽金龟、黑绒金龟子、蛴螬

瓢虫科：七星瓢虫、异色瓢虫、龟纹瓢虫

象甲科：蒙古灰象甲、小灰象鼻虫

鳞翅目 斑蛾科：梨星毛虫

刺蛾科：黄刺蛾

卷蛾科：李小食心虫

枯叶蛾科：天幕毛虫

尺蛾科：梨尺蠖

螟蛾科：梨大食心虫

夜蛾科：棉蛉虫

巢蛾科：苹果巢蛾

舟蛾科：舟形毛虫

粉蝶科：山楂绢粉蝶

蛀果蛾科：桃小食心虫

直翅目 蝼蛄科：东方蝼蛄

蟋蟀科：褐蟋蟀

脉翅目 草蛉科：大草蛉

双翅目 食蚜蝇科：食蚜蝇

花蝇科：花蝇

毛蚊科：毛蚊

蝇科：蝇

膜翅目 姬蜂科：姬蜂

蜜蜂科：中华蜜蜂

蚁科：蚁

2.1.2 蛛形纲

蜱螨目 叶螨科：山楂红蜘蛛、苹果红蜘蛛

蜘蛛目 球蛛科：蜘蛛

初步摸清了洮南市果园昆虫种类情况，包括昆虫纲为8个目，30个科，37个种，蛛形纲为2个目，包括蜱螨目和蜘蛛目。调查过程中发现：果园中昆虫群落种类贫乏，益、害虫比例严重失调；天敌昆虫种群数量相对往年明显减少，特别是异色瓢虫数量减少最为明显；果园主要害虫变化频繁，前两年主要害虫为天幕毛虫类，今年蚜虫和红蜘蛛类在一些果园发生严重；个体大、世代长的害虫基本上得到控制；初步摸清了洮南市果园的主要害虫和天敌的情况。主要害虫有天幕毛虫、金龟子、芽虫、红蜘蛛类害虫；主要天敌有异色瓢虫、龟纹瓢虫以及食蚜蝇等。

2.2 讨论

果园中昆虫群落种类贫乏，益、害虫比例失调；天敌昆虫种群数量相对往年明显减少；果园主要害虫变化频繁；个体大、世代长的害虫如食心虫类基本得到控制，而个体小、世代短的害虫如蚜虫类猖獗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是：果园管理粗放，害虫防治基本上为单一的化学防治，而且化学农药施用次数过频，施用时期不当等。在用药频繁的果园中个体大、世代长的种类害虫数量明显减少，而世代短、个体较小的害虫种类，尽管用药一段时间后虫口密度也明显减少，但回升迅速。有些原为次要害虫的蚜虫类逐渐成为主要害虫，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由此可见，果园内某些虫害连年大发生，原因主要是不合理大量施用化学农药、杀伤天敌、害虫产生抗药性的结果。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初步摸清了洮南市果园昆虫种类情况，包括昆虫纲为8个目，30个科，37个种，蛛形纲为2个目，包括蜱螨目和蜘蛛目。主要害虫为蚜虫、金龟子、蛾类以及红蜘蛛类等害虫；主要天敌有异色瓢虫、龟纹瓢虫以及食蚜蝇等。

强调农业防治的基础地位，加强果园管理，冬春季刮树皮，合理整形修剪，改善光照条件，合理负载。

必要时使用化学防治，要注意用药的合理性、有针对性地选择药剂品种，合理的用药量，准确的用药时间及交互用药等。

提倡果树综合防治，长期实践证明，利用一种防治手段，不可能达到控制或消灭果树病虫害的目的，因此，必须把几种防治方法配合起来使用。

3.2 建议

昆明小升初篇7

云南陆军讲武堂，建于1907年，至今已有100余年历史。云南陆军讲武堂位于昆明市五华区翠湖之滨，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军事学院。它与天津的北洋讲武堂和风天的东北讲武堂并称为三大讲武堂。

1.1文化底蕴

清朝末年，我国面临着十分严重的民族危机。清王朝为了解决这样的民族危机，学习西方创办了一系列的军事学堂，云南陆军讲武堂就是当时创办的军校之一。清政府开办军校，原本是为了培养为清政府效力的军事人才，但是，让清王朝万万没想到的是，在中国近代革命大潮和一大批文人志士的影响下，陆军讲武堂在创建初期就已经成为了昆明重要的革命据点，为中国革命培养出了大批杰出的军事家革命家，其中包括、、龙云等家喻户晓的革命将领。云南陆军讲武堂引领着千千万万的人民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窘境，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重大的贡献。如今的云南陆军讲武堂，虽然经历了百年的风雨侵蚀，但是以其威武的姿态屹立在翠湖之滨，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它早已成昆明城市最宝贵的财富。

1.2纪念价值

陆军讲武堂早已成为昆明人心中的骄傲，昆明城市的荣耀。昆明人提及陆军讲武堂时，都会掩饰命和护国战争中，陆军讲武堂培养出来的云南陆军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不怕牺牲，为昆明人今天的幸福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如今的昆明人来说，陆军讲武堂似乎成了人们纪念那段历史，那些英雄的唯一途径。陆军讲武堂是昆明人感情的寄托，城市文化的延续，集体记忆的载体。它的文化价值和纪念价值对于整个昆明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

2陆军讲武堂的功能更新

2.1功能更新的必要性

城市的历史的建筑，就像是记录城市发展的史书，记录着城市的沧桑岁月。惟有保护好这些具有特殊历史价值建筑，才会使城市的历史绵延不绝，才会使城市永远焕发悠久的魅力和光彩。可是，时光飞逝，当历史建筑的功能已经不能适应当代社会生活的需要，那么历史建筑的光彩便瞬间变得暗淡。陆军讲武堂也早已丧失了原有的功能，不再是曾经风光的军事学堂，褪去了往日的荣耀与光环，失去了从前的繁华与热闹，陆军讲武堂留下了历史和沧桑。此时，功能的更新就是解决陆军讲武堂“瓶颈”的最好办法。智慧的城市管理者们依然赋予了它新的功能与使命，使这栋拥有百年历史的建筑从来都不曾退出过历史的舞台。

2.2与时俱进的功能置换

清朝末年，清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挽救垂亡的命运，建立了云南陆军讲武堂。清王朝的初衷是希望培养出效忠清政府的军事人才，巩固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镇压各地的爆发的革命运动。但是，云南讲武堂的功能就在不经意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陆军讲武堂开办初期，学校聘请了大量的同盟会会员和留日的文人志士作为学校的骨干和教官，为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功能的改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李根源为首的革命志士，怀着满腔的热血和爱国情怀，带领着讲武堂走上了革命救国之路。从此，陆军讲武堂走上了打倒外国侵略势力和蒋家王朝之路。陆军讲武堂在中国民族的解放事业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抗日战争结束后，云南陆军讲武堂奉命停办。尽管如此，云南陆军讲武堂并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1983年，云南陆军讲武堂被列为省级重点保护对象。1988年，陆军讲武堂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将其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9年10月27日，云南讲武堂旧址正式挂牌为讲武堂历史博物馆。如今，陆军讲武堂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功能，成为广大市民学习近代历史知识的好去处，也成为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们的必到之处。1909年开办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到2014年的今天，走过了105年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陆军讲武堂的功能由原本的军校转变转变为如今的博物馆，为陆军讲武堂的经营管理开创出了新的功能和模式，延续了它的历史使命，从新回到公众的舞台。功能的更新，不仅让陆军讲武堂适应了人们新的生活方式，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中，带给人们不一样的体验与感受；还提升了昆明城城市形象，为昆明创造了更多的经济价值。这种“双赢”的画面，是政府与市民都期待看到的。

3功能更新的经济影响

3.1提升旅游经济价值

战争年代，云南陆军讲武堂，为了人民的安定，民族的尊严，国家的，这里培养出千千万万的爱国志士，为了广大的人民群众而战，使这里成为了正义与希望的讲武堂。和平时期，云南陆军讲武堂适应了人们新的需求，变成了记录历史与文化的“丰碑”。陆军讲武堂深厚的文化内涵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慕名而来，想要一睹陆军讲武堂的风采，为昆明的旅游经济带来不小的影响。云南是旅游大省，昆明也具有良好的旅游资源。云南陆军讲武堂以其天然的建筑魅力进一步丰富昆明的旅游文化，吸引更多游客来昆明游玩。如今的陆军讲武堂博物馆又恢复了往日的人气。据资料介绍，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的年均参观人数达60余万人次。这样的参观大军，为昆明旅游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2带动周边产业经济发展

经过多年努力，云南陆军讲武堂影响力不断扩大，已经逐渐发展成为昆明市一个重要的文化活动场所。陆军讲武堂利用其场地及功能优势，曾先后举办了举办了“世纪回眸———昆明百年老照片”“黄埔军校及世界著名军校展”“怒之江———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展”“纪念中国人民建军80周年书画展”等展览。这些展览的陈宫举办，不仅扩大了陆军讲武堂的影响力，提升了昆明的城市形象，从客观上来讲，也进一步带动了旅游周边产业如餐饮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云南陆军讲武堂在实现自身历史文化价值的同时也实现了潜在的经济价值。

4启示

昆明小升初篇8

关键词： 中成药；制作；起源；昆明

中图分类号： R283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1007-2349（2014）01-0082-03

昆明地区中成药的制作从何时开始出现？在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的82家原始店中，开设年代最早的是哪一家？这是2013年5月笔者整理昆明中药档案资料，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时碰到的问题。经过考证，这一问题逐渐清晰起来，有了可信的答案。

1 调研方法

档案文献整理法和专家访问法相结合。查阅的档案主要有昆明市档案馆档案和原企业保存的职工个人档案等资料。在整理之初，咨询和访问了包括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所原所长张震、云南省中医医院原院长吴生元等专家在内的中医药界前辈，获得了线索。征询了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原厂长赵子信、解放前的药铺学徒昌、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刘珍等老领导和老药工，得到进一步证实。

2 获得资料

这次整理，获得昆明地区中成药制作起源方面的诸多实证资料。

2.1 元代，昆明已出现官办惠民药局，购备药物，择良医主持，为贫病者治病。尚未见成药制售的记载。《云南省志卷七十・医药志》记载：“云南中药经营历史悠久，但宋朝以前仍以农村集市性贸易为主，尚无商号（座商）出现。到了元代，昆明出现了官办惠药局，主掌药品配制并出售，‘官给钞年，月营子钱，以备药物’ 并‘择良医主之，以疗贫民……’到了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省内各路也相继设立药局，并由各路正官负责，所设良医及所给钞本，均按地方行政等级和所辖民户多寡而定。”[1]元代惠民药局所备药物，多为汤剂，尚无成药。这一点，从清代的情形可见一斑。据罗养儒未刊稿《纪我所知集》记载：“云南省城。在清代亦有管医局之设置。……官医局是一施医处，替人治病，无论贫富，都不取脉金，但开药方而不给药。……惟是入局求诊之人不多，因局里医生为病者制方，多是一种好人吃不病，病人吃不好之太平汤剂。”[2]

2.2 明代，昆明出现了中成药的制作和出售，并有明确记载。《云南省志卷七十・医药志》记载：“明清年间，一些随营入滇的军医给偏僻的云南带来了先进的中原医药。如明洪武十四年（1381）随征南右副将军沐英入滇的军医朱双美，曾制售过朱氏善用水酒和小儿化风丹，并将这2种成药给两子分售，历经明、清、民国3个朝代长达500多年，到民国19年（1930年）才停售。”[3]这一记述与《昆明市志长编》的记载是一致的。

根据昆明市档案馆档案记载：后来，朱双美的后代朱亮卿又接续开设。1952年45岁的朱亮卿在昆明市正义路永升巷2号开设“双美号”药铺，制作小儿化风丹出售给用户，并获得昆明市人民政府的批准。[4]

解放后，全行业公私合营后，1958年9月朱亮卿和妻子龚秀珍参加公私合营，进入中国药材公司云南省昆明市公司，被分配到公司下属的金马药店任营业员。

朱亮卿的工作，与受访的赵子信老厂长的回忆是一致的。他说：“朱亮卿，我没有印象。合营时，资产进来了，有的无人进来，或被分去做门市部主任、营业员了。朱亮卿，有可能做这些工作去了。这些属于市药材公司管，不属加工厂管。”（刘云森、杨祝庆、王云鹏《赵子问记录》，2013）当时加工厂尚未独立核算，人财物均由上级公司昆明市药材公司管理。

关于这两项药的功能，赵子信说：“小儿化风丹，治小儿脐风最好。”（刘云森、杨祝庆、王云鹏《赵子问记录》，2013）据《昆明市志长编》称：朱氏善用水酒“主要是医治跌打损伤，痨伤，尿结石和胆结石。”[5]这两项成药的来源，《长编》称：“其制法处方，是南京内府秘方。”[5]

2.3 明代，除了朱氏善用水酒和小儿化风丹外，还有其它的中成药，如小儿救急丹、犀角保童丸和冷水金丹等。据《昆明市志长编》记载：“万松草堂，孙继鲁，……云南右卫人，明朝嘉靖葵未（1523）进士，由澧州知州历任山西巡抚，……子孙设，……创始婴孩丹丸，即‘小儿救急丹’，世其业。”[5]如果按其孙辈计算，该堂设立时间应在明朝末期（1623年前后）。也就是说，明朝末期，万松草堂就创制小儿救急丹。除此之外，孙万松草堂还制售犀角保童丸。《昆明市志长编》另一处记载：“孙万松草堂，系回族，在小西门内售小儿救急丹、犀角保童丸，遍销云南各县，有五百多年历史。他的祖辈还出一名医，叫孙光豫，曾入京当过御医。”[5]《云南卫生通志》称“孙光豫，昆明县名医。因术精而于明思宗崇祯年间（1628～1643）被任命为太医院医判。”[6]

关于冷水金丹的记载，《昆明市志长编》节录《续修昆明县志》卷2之6“慈善”篇称：“冷水金丹，系三丰张真人神方，由前明配送至今，向归三牌坊上街火醮会办。”[7]“前明”指明代，火醮会是一种民间慈善组织，它在明朝就配制冷水金丹。

2.4 就昆明地区中成药的制作历史问题，2013年5月笔者访问了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所原所长张震研究员，他认为：“昆明地区中成药制作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明代是我国科技最发达的时期。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在《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一书中认为，明代中国科技遥遥领先。昆明中成药的制作肇始于明代。”张震研究员的观点，与上述史料记载的时间是吻合的。

明代为昆明中成药的制作创造了条件。当时昆明中药的历史背景，正如李约瑟所言：“一直到十七世纪中叶，中国和欧洲的科学理论大致说来还不分上下；只自此以后，欧洲的思想才开始突飞猛进。”[9]十七世纪中叶，若以1644年为界，之前处于明代。明代前期，云南中医药学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出现了兰茂、杨慎、刘寅、杨士元、李元阳等优秀的医药学家，尤以兰茂贡献最大，他所著《滇南本草》比李时珍《本草纲目》早153年。这些医药学家为昆明中成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做出了贡献。

2.5 明代，除朱双美外，随军入滇的著名的军医还有董赐、陈凤典以及昆明罗开泰的先辈。《云南卫生通志》记述道：“董赐，安徽省凤阳县人。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平滇大军军医来滇。赐后定居赵州（今大理市凤仪）。明太祖朱元璋因其治军中疫病有功，赏土地、封世袭医官并赐他的诊所‘济生堂’扁额。”[10]“陈凤典，河南省新野县人。随大西军入滇。疗外伤有奇效。清康熙《云南通志》称他‘受异人传，有接骨神术。凡肠出骨折，苟存余息，皆能医治。甚至易骨缝肠，割肌取镞，皆人所惊见者。后卒于腾越（今腾冲）’。”[10]“罗开泰，昆明人，生于咸丰八年，卒于民国七年（1859～1918年）。其祖先是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来滇的军医，至开泰已历数代。”[10]军医入滇对中医药的传播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为昆明中药的制售奠定了基础。

2.6 明代的医户世袭制是中成药制作得以传承的主要原因。沐英入滇后，明朝在边疆云南实行军屯制度。朝廷命令“天下卫所，一律屯田”，规定边地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耕。[11]军士定点驻屯，遇有战事，军士奉调出征，战事结束返回原卫所屯田。如今云南各地都有称营、屯、旗、庄、所的村名，都是当年屯军军户形成的村寨。[12]明代卫所实行世袭制，“军皆世袭”（《明史・兵志》）一旦从军，终身为伍，即使阵亡或自然死亡，必有其子继承，世代为军。方国瑜《云南地方史讲义》引《大明会典》说：“凡军、民、医、阴阳诸色户，许各以原抄籍为定，不许妄行变乱，违者治罪，仍从原籍。”[12]明代医户世袭等措施的建立，巩固了军队，客观上取到了传承中医药的作用。

2.7 明代在军队里，实行军匠制度。军队所需的一切物品，都由匠户（分民匠和军匠2种）制造。匠户是元明两代的一种特殊制度。[13]军匠大部分属于各地卫所，军匠可以每月拿出10天的时间来应役。在服役时间内，政府发给工资，供给膳食。其余的二十天可以为自己生产。军匠制作的产品可以拿到市场上出售。这样，提高了手工业生产者的积极性。工匠制度的建立，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和劳力。“天干三年，饿不死手艺人”成为工匠们的口头禅。在这种制度的鼓励下，军医及其子弟服役之外，制作中成药在药铺上销售成为可能。

2.8 作为中成药的原料，中草药在昆明立店经营出现于明代。据《昆明市药材公司发展概况》记载：“昆明人喜欢用中草药治病，年代久远。但把中草药立店经营是从明朝的‘临福行’、‘临泰行’、‘临阳行’开始的。”明朝具体的时间，该书透露是明洪武年间。该书前言说：“昆明中药远在明代洪武年间就已立店经营，至今已有六百年的历史。”（昆明市药材公司编《昆明市药材公司发展概况》，1987）明洪武年间，为明朝初期，前后31年（1368～1398），期间中草药的原材料供应，为中成药的制售提供了上游资源。

2.9 明代，昆明中成药的炮炙技艺已有一定基础。那时，中药材加工出现了煨、酿造、蒸、煮等的炮炙方法。明初编撰的《滇南本草》（1436年），记载了酒、散、丸、丹等传统方剂的剂型，这些剂型的制作方法当时已普遍使用。尤其以水酒为引，在该书中使用较多。《昆明史志长编》说：“在《滇南本草》中，有百分之五十用水酒为引。”[14]朱氏善用水酒，就是一种酒剂，它以水酒的酿造技艺为基础。小儿化风丹、小儿救急丹、犀角保童丸和冷水金丹，这些明代中成药，也多采用了丹丸剂型。从《滇南本草》叙述的制法，如杏叶防风“合水酒服或泡药酒”[14]、接骨草“捣烂包患处”[14]、平儿草等“共一处煮烂”[14]、虎掌草“好酒二斤泡，每晚上炖热服”[14]、大一枝箭等“共为细末”[14]、野烟“单剂为末，酒合为丸”，“紫花地丁新瓦焙为末”[14]、“绵大戟为末，米糊为丸”[14]、“黄芩一钱酒炒”[14]、“用石榴皮醋炒”[14]、“响铃草蜜炒”[14]可以推测，当时的加工和制作技术包括泡、捣、煮、炖、研末、焙末、合丸、糊丸、酒炒、醋炒、蜜炒等，中成药的传统加工技艺已得到应用。

3 初步结论

昆明地区中成药的制售肇始于明代初期。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来滇的军医，为云南带来了中医药。军医朱双美，携带南京内府秘方朱氏善用水酒和小儿化风丹，到滇后曾制售。此后，他将这两项成药给两个儿子分别制售，历经明、清和民国3个朝代。解放后，1958年，朱氏家族的后代朱亮卿参加公私合营，把“双美号”药铺及其小儿化风丹等中成药，并入合营后的中国药材公司云南省昆明市公司下属的药材加工厂（现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从明代初年到现在，昆明中成药的制作历史已传承了600多年。

昆明中成药出现时，行医和卖药尚未分开。明代昆明出现中成药的制售，但当时的中成药为良医所制售，行医和卖药兼营，并仍然以行医为主。不管是政府设置的军医，如朱双美、董赐、陈凤典等，还是民间私人的世医，如孙万松草堂等，所制售的中成药都是行医的附带业务，医师主要还是行医诊断。专营中成药制售的药铺尚未出现。不过，医药兼营为清代中叶1826年中成药专营店的开工打下了基础。

明代昆明中成药为手工制售。明朝初期，随着市镇的兴起，昆明出现了立店经营的中草药商铺。药材供应的充足，为中成药的制作提供了条件。从食品制作技术，如酿造、蒸煮等发展而来的中成药加工和制作技术开始分离出来，出现了研末、焙末、合丸、糊丸、酒炒、醋炒、蜜炒等中成药的传统加工技艺。这些手工技艺，在军医药铺或个别诊所，已得到应用。当时手工作坊使用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研钵、杵、铁锅、锅铲等器具。

明代初期昆明出现少数中成药产品。从现有资料来看，明代初期，昆明已制售朱氏善用水酒、小儿化风丹、小儿救急丹、犀角保童丸和冷水金丹等中成药。这些中成药由医生制售。剂型多为内服丹剂。内服丹剂没有固定剂型，有丸剂，也有散剂。中医史上，把药品贵重或药效显著的名之曰丹，如至宝丹，活络丹等。明初昆明中成药之所以多为“丹”，也是因其珍贵而显效的原因。求医者上门来说明病情，医生即给药，带回去供患者服用，较之汤剂，使用更加方便。

鸣谢： 本文承蒙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所原所长张震研究员审阅并修改，特此致谢。[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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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市志长编卷七[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546.

[3]李文辉，李铁军.云南省志卷七十・医药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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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吴晗.朱元璋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5.

昆明小升初篇9

[关键词]曲体；词体；四声规律；音乐文学

[中图分类号]j6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6－0091－04

昆曲不但是一门综合性表演艺术，也是一种有声韵规律的诗歌，与近体诗、律词相类。而作为音乐文学，其字声的运用在符合韵文规律的同时，更须与音乐旋律相配合。文人创作昆曲时，不但要考虑文字内部声韵的和谐，还要考虑字声与音乐配合演唱时的效果。

如此精妙而复杂的声韵格律必定不是突然形成的。在昆曲之前，古典诗歌已经历了数代间诗、词、曲的相继发展，才从平仄不拘进化到简单的平仄相生，再到四声明辨、辞乐相合。而诗词曲三者中，由于年代相近、体制相类，同是音乐格律文学的律词与曲关系更为紧密。可以说，昆曲严谨的四声规律正是以高度发展的词体格律为基础，并对其精细化、规律化才得以形成的。

一、词体为昆曲四声规律提供了发展基础

中国古代音乐文学最初并没有明确的四声规律，因此词体在产生之初并不讲声律，属“以乐传辞”的演唱方式，由敦煌曲子词多不律可证。

词体声律产生，源于文人词对其他韵文种类（主要是近体诗）的模仿。文人开始尝试作词时，只依曲拍为句，不讲平仄。但中晚唐文人已熟练掌握近体诗声律，便很自然地将诗律应用于词的写作。词作最初多为小令，而小令之声律与律诗声律大体相同，如张志和【渔歌子】前两句：“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便是标准近体诗格律。另外，有一些小令如【生查子】、【浣溪沙】等，句式与格律都与律诗相去不远。可知词体声律最初是对律诗声律的学习和继承。

然而，词毕竟是配乐歌辞，不能像律诗一样完全不考虑音乐的旋律。律诗只是对四声进行粗略划分，不细别各声之间调高与走向的不同，故有时会造成字词声律与音乐旋律间的不配合，即文字“内在音乐”与“外在音乐”之冲突。因此，词体对律诗声律进行了突破，这种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是对平仄相生规律的突破。如柳永【定风波】“奈泛泛旅迹”，连用五仄声，蒋捷【梅花引·荆溪阻雪】“梦也梦也梦不到”连用七仄声，其余仄声连用之例，亦所在多有。此类不合律诗声律的句子，在词中却是合乐的。因此为了配合词乐，文人对于律诗的平仄结构进行了大胆的突破。其次，词体对律诗律句间的“粘”与“对”进行突破。例如和绝句相类的【生查子】、【字字双】等词牌，句与句之间失对，联与联之间失粘。体现了词体对律诗轻重音节单一交巷方法的扩大。

最重要的是，词体对汉字四声规律有了更细致的认识与总结。律诗不分四声，仅分平仄，本是为便于对诗歌创作进行规范。但对词体来说，单一的平仄规律已显得生硬而不够使用。四声的音高、音势各有不同，任意两声组合所形成的小旋律片断也会不同。字音配合形成的旋律需与乐音相合，方能令字不改其声而可听。因此，在律词高度发展后，文人开始对四声进行细化。如李清照《词论》云：“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

词体对四声规律的细化，体现于如下数点。首先，仄分上去入。如《乐府指迷》云：“不可以上、去、人尽道是侧声，便用得，更须调停参订用之。”其次，词重去声，多将其用于音乐急转处；该书又云：“腔律岂必人人皆能按箫填谱，但看句中用去声字，最为紧要。”再次，词重上、去连用，多将其用于音调转折处。万树《词律·发凡》云：“盖上声舒徐和软，其腔低；去声激厉劲远，其腔高，相配用之，方能抑扬有致。”另外，词体亦分五音、阴阳。如前引李清照《词论》所言，词至南宋，已注重清

浊阴阳之辨。

词之声律在突破了近体诗的平仄相生规律之后，又进行了短暂的回归，这主要是由姜夔、杨缵、吴文英等通晓乐理的词人发起的。其原因有三：首先，音乐的旋律千变万化，而字声只有四种，以少就多，规则复杂，令大部分作者无法掌握；其次，汉字本身声有抑扬轻重，若字声与外在音乐配合得当，词句内部的音乐则可能不协调，造成句子“不律”，拗怒出格；其三，处处考虑乐律，难免对文学创作有束缚，甚至词人有时需为了配合字音而改动作品意境。所以，与其让四声去配合音乐，不如先写出符合创作需要的长短句，再以灵活多变之音乐旋律来配合四声，此即“自度曲”、“以字声行腔”的创作方式。

姜夔【长亭怨慢】自序云：“予颇喜自制曲，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故前后阕多不同。”即是此类。分析其自度曲创作规律，发现正是步节与步节之间的平仄相生，加上句与句之间的相对或相粘构成其文字内部旋律。这种组织的手法，其实是对律诗声律规则的一种回归。不过自度曲的声律比律诗更为精细，因为自度曲在符合平仄规律时，还注意到四声的搭配。

综上，词体声律欲摆脱音乐之束缚，却又要利用音乐之旋律造成综合艺术之美感，达到外在音乐旋律与内在字声旋律既和谐又各自畅美的效果，在无数文人的尝试与总结之后，词律历经了对律诗的继承、突破与回归三个过程，终于获得了较为成熟的创作方法。可以说，两宋词人在创作实践中对字声与音乐配合规律的尝试与总结，是昆曲四声规律的形成基础。

二、昆曲对词体四声规律的继承

在昆曲极盛的明代，词律已成死法。但昆曲在改进民间声腔后，就立刻具有了对声律的明确要求，这种成就必定是有所本的。昆曲主要由南曲发展而来，在其雅化的过程中又受到了北曲的深刻影响，沿此二条路线向前回溯即可发觉，昆曲正是通过南曲和北曲对词体的分别继承而间接地、较完整地继承了律词的四声规律。

1.昆曲通过南曲继承了某些已成定格的词体声律

南曲产生于南宋初年，正是词体广泛流行的年代。南曲中有大量曲调直接承袭自词调。据王国维先生《宋元戏曲考》就沈璟《增订南九宫谱》之统计，南曲五百四十三章之中，“出于古曲者凡二百六十章，几当全数之半。”

南曲大量承袭词调的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当时词调在民间犹被广泛传唱。如宋耐得翁《都城纪胜》载：“唱叫、小唱，谓执板唱慢曲、曲破，大率重起轻杀，故曰浅吟低唱。”可见在南曲产生之初的百年内，词调犹未绝于舞榭歌台间，南曲便自然地利用了词调资源。二是南曲与词的演唱方式相近。词唱以鼓板类乐器为节拍，南曲在演唱时亦须按节而歌，明徐渭《南词叙录》云：“今昆山以笛、管、笙、琵按节而唱南曲者，字虽不应，颇相谐和，殊为可听。”三是南曲与词的创作语音系统相近，都有“平、上、去、人”四声，清毛先舒即认为南曲入声单押从词韵而来，云：“又南曲系本填词而来，词家原备有四声，而平上去韵可以通用，入声韵则独用，不溷三声，今南曲亦通三声，而单押人声，政与填词家法吻合，亦明源流之有自也已。”

由于南曲大量继承了高度格律化的词调，因此，纵然南曲属于民间俗文学，但在南戏口语化的创作中仍时时可见其对词调既定声律的继承，这也是文人创作对民间艺术的一种反哺。如《王涣戏文》之【烛影摇红】、《张协状元》二十一出【粉蝶儿】、《张协状元》二十七出【卜算子】等，格律均与文人词调正体相合。可见一部分南曲直接套用了文人词体的体格和声律。这些词调流传已久，传唱较广，便直接从词调过渡入南曲曲调中，同时与之相配的声律也流入南曲，再传至昆曲中。格律完全相同的词调与昆曲曲调数目极可观，可证昆曲中某些较为固定的曲牌和声律是通过南曲承自词体的。

2.昆曲通过乐府北曲继承了文人词体发展出的四声规律

北曲可分为乐府北曲和俚歌北曲。其中俚歌北曲与文人词差别较大，不讲格律，但是乐府北曲声律确是直承词体声律发展而来。这主要是由于律词前鉴未远，文人对声韵规律的总结已有成就，同时北曲与词都属音乐文学，因此，北曲的创作者们受到词律的直接影响，较快形成了乐府北曲的声律。

这一点从词律总结之论著南宋张炎《词源》，与北曲曲律总结之著作元周德清《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之间的关系亦可看出。据学界考证，此二书

相距不超过十年，且二者在某些观点上有较明显的承袭关系。

例如，张炎首先较为总结性地在《词源》卷下提出：“词以协音为先，音者何？谱是也。”并在其后举【瑞鹤仙】为例说明如何下字以协音。而《中原音韵》更是举四十首小令定格，用以说明某处用何字方协。又如，《词源》录杨瓒《作词五要》，第三要云：“填词按谱。……词若歌韵不协，奚取焉！”第四要云：“随律押韵。”而《中原音韵》在“末句”中说道：“如得好句，其句意尽，可为末句。……后云‘上’者，必要上；‘去’者，必要去；‘上去，者，必要上去；‘去上’者，必要去上。”二说都对韵脚提出了严格上去的要求。在词体发展到极盛而将衰时，张炎为挽救词人不通音律、词作不可入歌的现状而著《词源》。时隔未久，周德清便为规范乐府北曲的创作而著《中原音韵》，很难想象这只是偶然的巧合。北曲曲律如此迅速地走向规范化可说是受到了词律的极大影响。

不过，北曲的四声规律相较于词体是有所推进的。因为在此前的词论中，对于四声明辨、仄分上去入的要求只是零散可见，而周德清在《中原音韵》的“作词十法”之“知韵”、“阴阳”、“末句”、“定格”中，以例详细说明四声的使用方法，可见北曲四声规律的总结较词体更为全面、明确、清晰。。

北曲对文人历经两宋发展出的词体四声规律进行了广泛的继承与发展，而昆曲在律化时受到了乐府北曲较大的影响。如昆曲律化的功臣魏良辅，对南曲俚俗不律的现象感到不满，因而在擅北曲的女婿张野塘的帮助之下，“审音而知清浊，引声而得阴阳……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则头、腹、尾音之毕匀。）

因此，昆曲的四声规律是经过两宋词、乐府北曲一步一步发展而来。其声律大致不离词、北曲声律的框架，即以字声配合乐音，使演唱时字声能保持原有的高下起伏之势。如沈璟【商调·二郎神】‘‘论曲”、王骥德《曲律》“论平仄第五”、“论阴阳第六”；沈宠绥《度曲须知》“四声批窾”、“人声收诀”；李渔《闲情偶寄》“音律第三”之“慎用上声”、“少用人韵”、“别解务头”等篇；梁廷枏《曲话》第五卷；清王德晖《顾误录》“四声纪略”、“五音总论”等篇，上述大量关于四声规律的论述，都是建立在词体与北曲对四声规律的总结的基础之上。词体在经历了自柳永至张炎数百年间文人在创作中逐步总结规律、突破传统后，才形成了不同于近体诗，有独特体系的音乐文学声律，为南北曲的迅速律化奠定了基础。

三、昆曲对词体四声规律的发展

昆曲通过早期南曲、乐府北曲两条途径继承了词体四声规律，获得了雅化。而昆曲的创作理论从未停滞不前，曲家对宋元之间已渐成体系的四声规律进行了进一步地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1.对字声进行更加细致的划分

词体格律发展到完备期已经开始仄分上去人、平分阴阳，将汉字声音高下划为五种，《中原音韵》将字声平分阴阳、仄别上去，却又入派三声，反将曲体所用字声减至四种。而昆曲发展自吴中的昆山腔，虽然其语音系统也融合了官话，但仍然与吴语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吴语音调多于北方话，因此昆曲的字声种类更为繁复。

明代曲家认为《中原音韵》对字声的划分远不能满足昆曲唱的要求，因此对四声进行了更细致的辨别。如王骥德《曲律》“论阴阳”云：“字有四声，以清出者，亦以清收，以浊始者，亦以浊敛，以亦自然之理，恶得谓上、去之无阴、阳，而入之作平者皆阳也！”又如徐大椿《乐府传声》云：“字之分阴阳，从古知之。宋人填词极重，……但只平声有阴阳，而余三声皆不分阴阳，不知以三声本无分乎？……盖四声之阴阳，皆从平声起，平声一出，则四呼皆来，一贯到底，不容勉强，亦不可移易，岂有平声有阴阳，而三声无阴阳者，亦岂有平去入有阴阳，而上声独无阴阳者？”再如王德晖、徐沅澄《顾误录·四声纪略》云：“去声宜高唱，尤须辨阴阳。如翠、再、世、殿、到等字，属阴声音，则宜高出，其发音清越之处，有似阴平，而出口即归去声，方是阴腔……”

昆曲演唱时四声阴阳各有其别，不可随意混用。因此清沈乘鮕所著《韵学骊珠》分平上去三声为二十一韵，另将入声单独立韵八部。在每一韵部中，平、去、入三声各分阴阳，上声列为“阴阳通用”。又以反切注音，标出喉、舌、牙、齿、唇五音及其清浊，为便曲家取用。

2.对字声之间的配合方式进行进一步的总结

词体与北曲对字声的配合方式多是举例说明，并没有进行概括与总结，而这一点在各家曲论中就得到了完善。

如王骥德《曲律》总结了字声配合方法数点，首先云：“上上、去去、不得叠用。”其二，“单句不得连用四平、四上、四去、四人。”其三，“大略阴字宜搭上声，阳字宜搭去声。”

值得注意的是，昆曲曲论中的字声配合方式已经不再像以《中原音韵》为代表的北曲曲论一样，将主要精力放在字声与音乐的配合上。观《中原音韵》所举之例，可知周德清是以固定的音乐为标准，来判断一个字的发音是否与腔调相协。四声如何搭配运用，全看音乐如何起伏。而到了王骥德等人处，四声的搭配除了注重音乐，也开始注重文字内部本身的旋律起伏。如他们排斥拗句的使用，不是因为拗句不合演唱，而是因为拗句不符合文人的创作习惯。文人长期浸淫于近体诗写作训练中，培养出了文字需合律的意识。而且他们对音乐的了解显然要少于对文字的熟悉，故此昆曲的声律在文学与音乐之间反而偏向于文学一方。

这种现象也产生于明清两代昆曲定腔逐渐的消解。文人填词时不愿意再被拘束于音乐固定下的四声规律，而倾向以文字本身的高下起伏之势营造音乐效果，这对创作者来说比用四声就音乐旋律要容易得多，也更加能够创作出符合作者心境的文学作品。因此，昆曲的四声搭配规律可以说是穿越了时空，接续了姜夔、吴文英等人词体声律对近体诗声律的回归与完善过程。

3.昆曲发展出了遥承自词体“自度曲”的依字行腔唱法

前文曾述，词律发展到完备期，通晓音律的文人有感于以辞就乐得创作方法的困难，开始了率意为长短句的创作尝试。姜夔的自度曲即是先以改良了的近体诗格律进行创作，再随文字谱曲。如其【暗香】“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一句，音节平仄交替，句与句相粘，抛去内容单看格律，正是“句读不齐之诗”。而、同时姜夔也是作曲家，他依作品的字声配乐，据赵曼初《姜夔词调声辞配合关系浅说》所总结：“平声多配合升降音程、连降音程高唱，上声多配合降升音程低唱，去声多配合降升音程、连升音程重唱，入声多配合升降音程、连降音程、连升音程斟酌唱。”可见姜夔已经开始进行以音乐旋律来就字声的尝试了。

元代的北曲家并没有将词体自度曲的传统发展下去，而是以字声就乐，大致固定每一调的声律。到了明代，文人因要获得在昆曲创作中的绝对主动权，渐渐抛弃了固定的腔调，更注重文字格律。如汤显祖《牡丹亭》第十二出“寻梦”【懒画眉】云：“最撩人春色是今年，少甚么低就高来粉画垣，原来春心无处不飞悬。是睡荼蘼抓住裙钗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向好处牵。”除去衬字，平仄为：“平平（平）仄（仄）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其间步节平仄相生，对句平仄相对，联间平仄相粘，基本符合律诗作法。而【懒画眉】的曲体正格前两句都不是律句，首句甚至连用四平声，在以文字本位的声律论中正是大忌。

汤显祖在创作时按曲调句格自行安排四声，单从文字吟诵的角度看，声韵和谐，起伏流畅，但与音乐难免不谐，故沈璟批评他“挠喉捩嗓”。但正是在汤显祖的推动下，昆曲的依字行腔渐成风气。只因文人不再考虑配合音乐，歌者则必须在演唱时根据字声调整旋律，使听者明白晓畅。故而昆曲发展出了完善的依字行腔演唱方式。不同字声的配合都有旋律的起伏与之相应。

正是由于昆曲作家在创作时更注重文字声律，而唱者在实践时努力以音乐相配，这才造就了昆曲文乐和谐、各自臻美的极高艺术境界。这一过程也必须感谢同为音乐文学的词体在数百年前形成的声律基础。

四、结语

昆明小升初篇10

关键词：西域：汉武帝；求仙

张骞通西域是中西交通史上的里程碑，太史公用“凿空”以示张骞开拓之功，此后“西北国始通于汉矣”。汉武经营西域无疑有“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政治目的，也有“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的军事用意，通西域的这些动机已成史家定论，但这并不排斥存在其他动机的可能性。因为人的行为动机本身就具有复杂性，有的明晰，有的潜隐。而帝王的动机由于随时可以上升为国家意志、体现在经国方略上，私欲不得不被缘饰得冠冕堂皇而变得越发复杂，但通过对史料的分析，我们仍然能够推断出这类潜在动机。汉武帝通西域不但有政治、军事的考虑，也有其私欲——求仙的考虑。

首先，汉武帝出生在一个神仙信仰弥漫朝野的环境中，这是他一生热衷求仙的社会基础。神仙之说起于齐燕，“自(齐)威、(齐)宣、燕昭使人人海，求蓬莱、方丈、赢洲。”此后神仙之说在秦汉之际发生了些许变化，彼世的蹈虚色彩渐变为现世的长生期许。秦始皇称帝后，曾“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人海求仙人”，形成“燕齐之士释锄耒，争言神仙方士，于是趣咸阳者以千数”的热闹场面。经过齐威、齐宣、燕昭、秦始皇等君王的张扬和东方齐燕神仙家的鼓吹，神仙学说蔓延开来。“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神仙信仰的吸引力能让人“苦身劳形……弃二亲，捐骨肉，绝五谷，废诗书”，可见其对汉初社会的影响之大。汉初盛行的黄老思想也与神仙学说有着扯不清的关联，“黄老起于齐，神仙之说与黄老通”。汉景帝时期，黄老之学俨然成了皇家子弟的必修课，“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而此时的汉武帝正处于青少年时期。

其次，汉武帝行事尚功利，思想近齐学。而齐学的根底为邹衍之学，“衍之学盖阴阳五行家言，齐之儒者多承其绪余。”汉武帝之世，表彰五经，外攘四夷，内改法度，集中展示了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性格。基于这种性格汉武帝一直对祥瑞、符验、占卜、巫蛊很感兴趣，这在《孝武帝本纪》《封禅书》《龟策列传》中有大量记载。对待生死，汉武帝一直缺少达观的态度，渴望长生的动机伴其一生。为此汉武帝曾张扬祭祀，据《汉书·郊祀志》载，汉武帝祭祀的次数和规模远远多于其他任何一代汉帝。少翁、栾大、公孙卿等方士先后都曾用相似的手段得到汉武帝的恩宠。谷永在《谏成帝微行》中有这样的描述：“汉兴，新垣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皆以仙人、黄冶、祭祠、事鬼使物、人海求仙采药贵幸，赏赐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累，震动海内。元鼎、元封之际。燕、齐之间，方士嗔目扼腕，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数者以万数。”

汉武帝渴望长生，企慕仙人的动机甚至影响到当时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其一是封禅。钱穆先生认为：“武帝封禅最大动机，实由歆于方士神仙之说而起也。”其二是年号的设立。年号创始于“获麟”，“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畴。获白麟，作《白麟之歌》。”后来定这一年为“元狩”元年，由此倒推上去，把过去的18年划分为三等份，分别名曰“建元”、“元光”、“元朔”。“获麟”之后的第七个年头，在汾阴又掘得一个大鼎，遂改元为“元鼎”。获麟、得鼎，汉武帝都看作是神仙的惠顾，故有改元之举。其三是改正朔，易服色。汉初一直沿用秦之《颛项历》，元封七年(前104)，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上书改正朔，汉武帝企慕“黄帝合而不死”的传闻，改元“太初”，以建寅月为岁首，服色黄，《太初历》由此产生。如吕思勉所言：“武帝之崇儒，在其即位之初，而封泰山乃在其后三十年，改正朔，易服色则又在其后，其非用儒家言可知。武帝盖全惑于方士之言，其封泰山，亦欲以求不死而已。终武帝世，方士之所费，盖十倍于秦始皇。”在这些重大政治事件的背后都隐藏着汉武帝的求仙动机，沟通西域亦不排除有此种可能性。

在汉武帝以前，求仙的场所多发生在海上，目的是东海的仙山，齐君、燕主、秦王莫不如此。汉武帝又把求仙领域扩展到内陆的名山大川，祭祀足迹“遍于五岳、四渎矣。”然而“方士之候祠神人，人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之跻为解，无有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寻找新的求仙方式，拓展新的求仙领域变得越发紧迫，而有关昆仑山的信仰恰好可以提供新的尝试。昆仑山信仰在战国之际已经同东海仙山信仰交融在一起。据闻一多、顾颉刚两位先生的考证，昆仑神仙信仰甚至早于东海齐燕神仙信仰。昆仑山上的黄帝、西王母、禹、羿、帝江等神仙之所以能长生久视，“是由于食玉膏，饮沆瀣，漱正阳，含朝露”。但汉人对西方昆仑山的详细情况所知甚少。《庄子·天地篇》有“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的零星记载；贾谊在《新书，修政》中也曾提及尧帝身涉流沙，经昆仑山到葱岭以西会见西王母；《山海经》中的《西山经》《海内西经》《大荒西经》中也有一些昆仑山的描述，但也仅仅止于此而已。张骞通西域为汉武帝带来了新的希望。

西域未通以前，汉人对其了解仅限于《山海经》《禹本纪》《易》等书上的零星记载。西域诸国在战略上对抗击匈奴意义重大，“汉方欲事灭胡，……因欲通使”，张骞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说服大月氏牵制匈奴，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但除此以外，他是否还肩负着汉武帝别的想法?从时间上来看，张骞第一次出使在建元二年(前139年)，此时汉与匈奴尚处于和亲时期，汉武帝也尚未亲政。元光二年(前132年)马邑之围后，和亲断绝，汉匈战争才开始。张骞第一次出使并没有完成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的使命，但他的西行汇报倒是引起了汉武帝的极大兴趣。张骞描述了亲历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以及间接了解的乌孙、奄蔡、安息、条枝、身毒等国的方位、大小、强弱、习俗等。值得注意的是张骞对殊方异物、海外奇谈的介绍：“大宛……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见。”其中“(于阗)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的描述与“河九折注于海，而流不绝者，昆仑之输也”相吻合。这些内容与张骞出使的主要目的本没有什么关系，不知是汉武帝在临行前有所嘱托还是张骞曲意投其所好，张骞的汇报使“天子欣然”，并即刻命张骞从西南方向寻找通大夏的道路。而大夏并不是此行的主要目的地，况且西南夷在建元末年曾经营过一段，后来因为事难费巨而终止。“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道不通，罢之。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此时在北方，汉与匈奴的战事正是最吃紧时，而西域诸国并没有联汉抗匈的意愿，由此可见大夏诸国对汉武帝的吸引应该另有原因。“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背后不排除有汉武帝求仙的欲望。张骞的第二次西域之行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对匈奴最关键性的战役——元朔五年(前124年)击败右贤王、元狩二年(前121年)收复河西、元狩四年(前119)漠北之役已经结束，“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匈奴对汉的威胁已基本解除。此时汉武帝仍然念念不忘大夏，“数问骞大夏之属”陶并再次令张骞出使，显然有别的目的。“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寞，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日昆仑云。”而再次通使西域诸国的目的很可能就是去探寻通往昆仑山的途经。在汉人心中，昆仑山是与东海仙山并列的仙人渊薮。“天之门在西北，升天之人宜从昆仑上。”这虽是后汉人的记载，但前汉在观念上也同样坚信这一点，《淮南子》曾把昆仑山描述成宇宙的中心：“中央之极，自昆仑东绝两恒山，日月之所道，江汉之所出。”汉武帝探访昆仑山的路径是为可能的求仙做准备。这恐怕才是汉武帝通西域的个人兴趣之所在。

鉴于黄帝有驭龙升天的先例，汉武帝对“天马”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武帝好仙，常庶几天马来，当乘之往发昆仑也。”张骞对大宛“天马”的介绍让汉武帝一直不能忘怀，“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为了得到“天马”，汉武帝“益发使抵安息、黎轩、条枝、身毒国。”“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当听说“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后，汉武帝“闻之甘心，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遭到拒绝后，太初元年(前104年)“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这也是汉武帝发动的最遥远的一场战争，李广利初征失利正赶上赵破奴在浞野败于匈奴，大臣们建议罢击宛军，以专力攻胡。汉武帝以“大夏之属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为外国笑”为由，准备继续增兵再次远征。这种借口显然是牵强的，难道汉武帝初年的和亲政策就不怕“为外国笑”吗?恐怕“宛善马绝不来”才是汉武帝真正介意的。经过元朔、元狩连年的汉匈之战，国库已告罄，此次汉武帝为了伐宛，更是连犯人都用上了。在这只由倾国之力组成的远征军中，有两个特殊的军官值得注意，“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校尉，备破宛择取其善马”。能说汉武帝通西域没有求仙的考虑吗?当初，汉武帝得乌孙马好时，命名名曰“天马”。太初四年(前101)破宛得汗血马后，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并“作《西极天马之歌》”以示祥瑞，这一年汉武帝56岁。此后，汉武帝对仙人的兴趣并没有减弱，还三幸东海、三封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