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什么诗人十篇

杜甫是什么诗人篇1

1、杜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2、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汉族，河南府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被世人尊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杜甫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备受推荐，影响深远。

（来源：文章屋网 ）

杜甫是什么诗人篇2

为什么两大巨星的碰撞会如此悄无声息呢?原因在于这根本不是什么巨星碰撞，至少在当时不是什么巨星碰撞。确切地说。是一个巨星与一个具有巨星潜力的小星的碰擦。碰撞会产生爆炸。而碰擦则可能产生声响，也可能没什么动静。这里的巨星非李太白莫属，而具有巨星潜力的小星则是杜甫。在我看来，即使是这次碰擦，在杜甫的心目中，李白还只是个当代的成名人物，并没把他看作是划时代的巨星；同样，在李白的心目中，杜甫可能只是个文学爱好者，还不足以激发其更多的热情与关注。于是乎，这两个古今无双的人物，他们的一场被后世寄予无限期待的巨星级碰擦，居然沦落为一个普通的文学活动，而没有碰撞出激动人心的耀眼火焰。

唐代文学史称，李白是有唐一代唯一在生前死后均享有巨大声誉的诗人，他的崇拜者自然不乏其人。据称，他的成名作《大鹏赋》，当时家藏一本。村夫汪伦为见李白，不惜杜撰万家酒店十里桃花的景李白前往。诗人魏颢更为瞻仰李白的风范，追踪游历了半个中国。此等行为。不禁让人联想到当今的追星族。或许可以据此推断，追星的这种行为并非现今才有，实为自古而然。这也难怪，一个巨大光亮的星体，总是能对一些琐屑的荧火与尘埃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但令人不解的是，李白这个巨大光亮的星体与杜甫相遇时，并没有使杜甫产生汪伦及魏颢对其那样的景仰之情。

天宝三年秋，在京师失意东还的李白路过洛阳遇到杜甫时，前者已是名满天下，而后者尚属无名小辈。李长杜十余岁，但两人一见倾心，情同手足。杜甫有“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之句。从这些诗句中可知，李杜二人相得甚欢，亲密无间到了同被共眠、携手同行的地步。相处数月后，二人分手。现无法推断此番交往对杜甫的成长有多大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从此李白的风范便长驻杜甫心头。与李白结识后，杜甫陆续写下了与李白有关的诗歌十来篇(下称涉李诗)，构成了杜诗的一道风景线，里面表现了杜对李的由衷钦佩与敬仰，而这种萦萦于怀又不假掩饰的仰慕之情，可以说与现下的追星族的执着热烈毫无二致。当然。杜甫的追星又与魏颢跟踪追随式的追星有明显不同，杜甫已领略过李白的才华与风范，所以杜的追星更像是神往。只是这种神往并非发生于两人相识之初，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表现出来。这种情感一经表露出来，就愈发浓烈，不能自己。一旦杜甫将这种神往的景仰之情诉诸笔墨，因其融入了深厚的情感，就将其特有的沉郁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使得他此类文字极具震撼力，以至千载以下读之，仍能感受到这种饱满情感的强烈冲击。

根据创作年代与内容，杜甫的涉李诗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为记录交往，其二为回味与思念，其三为鸣冤。这三类诗又分别创作于交往时、分别不久与长别离三个时段。在这三个时段，杜甫对李白的了解表现为由表入里，最终深入李白的命运深处。而其对李白的服膺之情也从隐至显，从淡至浓，直至无比强烈。与李白结识时，杜甫还只是个未出道的年轻后生。应该说两人在名望上及创作实力上的差距远大于年龄上的差距，但在他稍后时期写给李白的诗歌中，那种崇敬之情反而是颇含蓄的。我们来看，杜甫对李白的赞美开始也不过是“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句中这些我们后人不甚熟悉的名字可能也没留下什么了不得的诗句，用这些来赞美李白，在我们后人看来更像是敷衍。唯英雄能识英雄。当时的杜甫还没成长为一颗巨星，因此可能还认识不到李白的杰出成就。将阴铿、庾信、鲍照诸人加诸李白，或者在杜甫心目中还算是过誉了。如果今天有人用阴、庾、鲍诸人来称颂杜甫的文学成就，可能会被认为比附不当，有贬低杜甫之嫌。想来修成正果的杜甫，也绝不会再用这些人去类比李白。李杜二人不仅年龄、水平有差距，就是精神风采也相去甚远，故李白最先打动杜甫的正是诗才以外的精神气质，他写下了“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狂歌痛饮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赠李白》)的诗句，对李白的刻画人木三分，极其传神。两人分手后，与李白交往的这段时光成了杜甫重要的精神积淀，大概杜甫也渐渐从李白的诗歌中咂出味来。于是乎，李白的形象不时从他心底泛起，并益发高大，令他神往不已。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李杜曾再次重逢，而杜甫对李白的思念之情却与日俱增，历久弥甚。随着杜甫阅历的增长、诗力的提高，他对李白的推崇之情非但没有减弱。反而益发强烈，最终猛烈爆发，发出人们期待已久的巨响。这种情感在杜甫的涉李诗中得到充分体现：“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冬日有怀李白》)就是这种萦萦于怀的真实写照。与此同时，李白令人难以企及的品质也渐渐在杜甫心目中清晰：“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春日忆李白》)“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李白无可匹敌的才情与气拒王侯的风范跃然纸上。

杜甫是什么诗人篇3

一千多年前，一位胸怀巨大抱负，自谓能立登要路，致君尧舜的大诗人杜甫活跃在大唐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关口。然而前不久，沉寂了一千多年的这位被称为“诗圣”的伟大诗人在微博上“复活”了，估计连杜甫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复活”的杜甫不再是诗圣，他很忙，忙着扮演各种角色：他时而骑着摩托兜风，是不是女孩心中的白马王子不好说，时而手持步枪扮演起保家卫国的角色，时而穿起球衣成为球员，时而成为火影忍者，时而成为加勒比海盗，骑着扫把的哈利波特……各种形象如星火燎原之势传播开来，可谓是应有尽有，在这里我不得不承认中国网民的“智慧”。尽管有资料表明这可能是一场人为策划的活动，《中国青年报》依然把它称为“一场快闪式的网络狂欢”。的确，这场网络狂欢是快闪式的。在经历了一阵喧哗浮夸之后，杜甫再次沉睡，不再忙了，重新回到了那个属于他的恢弘贯天的大唐。

这种大肆涂鸦恶搞以及转发的现象背后，同样也隐藏着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杜甫不是被我们以他的诗，他的诗魂来关注他，而是以恶搞来关注他？然而，同样是杜甫，在被“复活”之前为什么就没有被这样的广泛关注呢？又是为什么，使人们的视线在同一时间如此集聚地投向同一处，接着又齐刷刷地散去呢？杜甫真的很忙吗？他在忙什么？

被“复活”后的杜甫，不再是一个诗人，而可能是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化身，他可能是我们生活中任何一个人：骑摩托车、打球、机枪男、送水的，做流行小说、漫画的cosplay……他已经不是那个“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关心国家命运，黎民疾苦的杜甫。时髦的杜甫成为这次“网络狂欢”的主角，而那个真正的杜甫依然在沉睡，被人遗忘在某个不知名的角落。

面对着“忙碌的杜甫”，社会各界有一大部分人忽然慌乱了起来，他们开始担心由此引发的人们对“诗圣”杜甫，对传统文化的亵渎，进而延伸到对当代学生的价值观以及对社会心态的研究和反思。诚然，这种担忧是正当的，在“杜甫很忙”事件过后，“语文课本都卖脱销了！”网络上这样一句感慨似乎也道出了许多人的无奈和忧虑。也许它只是一种夸张的描述，但当人们购买语文课本只是为了对上面的插图进行涂鸦恶搞而非学习课本中的知识时，便正如我们在小时候都学过的那个故事中买椟还珠的人一般，引人担忧和深思也是在所难免了。我们在忙着跟风之余，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呢？

杜甫从来没有复活，只不过想象力极强的国民或者是策划者们凭空捏造出的一个长着杜甫外貌的新生儿。然而，这个新生儿是注定短命的，因为他只是一个空壳，里面充斥着当今国人浮躁而虚伪的文化心态。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他的价值在于他流传千年的诗、思想与精神，所以这样浮华的东西注定不会因为对象是他而产生一点点的变化。当经典被遗忘，当传统文化成为浮华恶搞的背景，民族精神也将渐渐开始流失。

当国人一哄而散之后，浮华而空虚的新生儿也寿终正寝。但是不是像李白、苏轼、李清照、陆游……等一批又一批文人将步其后尘，成为国人一个又一个一哄而上又一哄而散的对象呢？这个不好说。

心不静则难成器，当下的文化心态如此浮躁，原因是各方面的，但结果就是“快餐文化”充斥于社会。那些在网络上点击率最高的小说、文章，营养少得可怜。物欲横流的今天，静心者已难寻。笔者在此只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静下心来用理性来看待问题，学会用自己的眼光看待问题，不要盲目跟风。

杜甫是什么诗人篇4

你是战火纷飞的爱国志士；你是一生胸怀大志而无能报复的人才；你是曾与“诗仙”李太白齐名的“诗圣”——杜甫！杜甫你知道吗，你的诗歌已流传千载，你的胸怀如今已不存在。

我要为你哀其不幸！你的不幸是生不逢时。

杜甫，你的诗历来有不同评价。在你生前，你的诗名远不及李太白，因素多种多样，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时代风气的影响。安史之乱前，正值开元盛世，人们丰衣足食，无忧无虑，所以喜爱李白诗歌里那种潇洒飘逸，纵游天下的诗句，而你老杜一上来就哭丧着脸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不免被人视为诗丐一般，不怎么受人待见。

而安史之乱后，山河破碎，血泪纵横，无论是豪门还是贫苦百姓，都经历了离乱之痛，丧亡之悲；所以读起你的诗句就感同身受，不得不重新定位你诗的价值了。若正值日寇刺刀闪烁背影，喝你的《何日君再来》就不免太不对劲了，而《黄河大合唱》之类的才能代表当时中国人民心情。

嗟乎！老杜，你的生不逢时没能造就你的才能。

中国这个泱泱大国，自唐代起就多灾多难，文人们的境遇也就越发悲惨，像明代狂客徐渭就曾吟道：“彼拾遗者，一见而辄阻，仅博得早朝诗几首而已，馀俱悲歌慷慨，苦不胜诉……今人不相及哉？”意思是：“老杜你一生坎坷，虽当几天小官，写过几首早朝诗，但诗中多悲歌慷慨者居多，和自己境遇相似。正所谓借古人之杯酒，浇心中之块垒。”鲁迅先生曾认为诗人中，陶潜、李白、杜甫都是第一流的，但又说：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稍高一点，这是时代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鲁迅先生所在的时代，杜甫诗中的苦难依旧如昨，所以说杜甫好像“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

在《春望》《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之类的文章中，我看到老杜身处困境却心忧国难，“宁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高尚情怀。此诗平时道来却发自肺腑，非常感人。

杜甫，你真是生不逢时。

在老杜《百忧集行》中最后一句“痴儿未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也许现在九零后的朋友门对父母疾言厉色地乱吼是寻常之事，父母也并不为忤。而古时，特别是三纲五常盛行时代，父亲在家中的权威特别高，“严父慈母”儿女们一般是很怕父亲的，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怕贾政怕得如老鼠见猫一样。但此刻老杜对小儿的“叫怒”，却无可奈何。因为未父子礼的小儿在叫饭吃，是再向理不过的要求。而身为一个父亲，居然让年幼痴儿吃不上饭，又有什么脸面摆起父亲的架子来呵斥他呢？此时老杜也只能“倚杖自叹息”，又有什么办法？

嗟乎！杜甫，生不逢时使你一生孤寂飘零；生不逢时铸就你诗风的孤独和向往；生不逢时使我们永远怀念你——诗圣！

杜甫是什么诗人篇5

论文摘要：本文借助于分析哲学的一种观点，即语词的意义就是语词的使用，一方面澄清了“诗史”一词的特定意味，从而指出历史上杨慎、王夫之对“诗史”的攻击是无效的，另一方面也试图在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更新上作一小小尝试。

针对杜诗的公认美誉——“诗史”，明中叶杨慎在《升庵诗话》卷四中有段著名的尖锐评论：“宋人以杜子美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本文由中国收集整理。

这段议论很有影响，如后来的王夫之有言日：“论者乃以诗史誉杜，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是则名为可怜悯者”，又有：“咏古诗下语秀善，乃可歌可弦，而不犯史垒，足知以诗史称杜陵，定罚而非：黄”(《古诗评选》卷四、卷一)，显然是对杨慎语意的发挥。杨、王之论的确有力，但却基本上没有扭转世人以“诗史”誉杜的倾向。这就有了一个奇怪现象：一方面，人们推崇“诗史”称号，另一方又似乎无人为此给出一个“合法性”理由，来清晰地回答杨、王的责难。

不是没有人反驳杨慎，如王士贞，但很难说切中要害。杨慎之语，可析为两层。第一，他偏爱“含蓄蕴藉”，鄙视宋人之作，并因此贬低杜甫“直陈时事”之诗；第二，认为“诗史”二字的提法，本身就有问题，将“以误后人”。就第一层义而言，只要指出其偏激就可以了，王士贞的反驳正属此类。如其在《艺苑卮言》卷四中所言：“杨用修驳宋人诗史之说，而讥少陵云云，甚辨而核，然不知向所陈皆兴比耳。诗固有赋，以述情切事为快，不尽含蓄也。”清人朱庭珍的驳议亦属此类：“宋人谓少陵为诗史，以其多用韵语纪时事也。杨升庵驳之云云。升庵此言甚辨，其识亦卓。然未免一偏之见也。”因为“老杜无所不有，众体兼备，使仅摘此数语，轻议其后，则不可”(《筱园诗话》卷三)。不同的诗有不同的体裁、风格，各样的人又有各样的兴趣、爱好，但在审美趣味上，实在不必凭已之私，以贬其余。王士贞提醪媾慎“诗固有赋”，朱庭珍告诫杨慎“老杜无所不有，容体兼备”，均是阅读实践中的纠编之论，并未回答杨慎对“诗史”二字的责难。某种程度上，如王士贞说“其言甚辨而核”，朱庭珍说“升庵此言甚辨，其识亦卓”，实际上是认同了杨慎的“诗史”之见。

杨慎的“诗史”之见，亦即上文引语的第二层含义，实际上包含着这样的看法：何以以史誉诗?史有史笔，诗有诗法，“诗史”一说，混淆二者的区分，是对诗的无知，是对诗的贬低。真是这样吗?“诗史”的名号，确需要一个辩护理由，如果我们仍坚持它是一个褒义词的话。

辩护并不需要争论。常识告诉我们，对于任何问题的争论，往往缘于争论双方对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而当双方真正意识到这一前提性的差异时，争论也就自行消失了——要么达成妥协，要么各持已见罢了，哪里有争论的“焦点”呢?这里的问题也很清楚，杨、王有杨、王的“诗史”，我们有我们的“诗史”——我们这些以“诗史”称誉杜甫的大多数人，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清晰地阐明我们的“诗史”含义，并因此显示其如此使用的合法性所在。

于是，从语义分析的角度人手为“诗史”辩，就是很自然的了。按照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著名观点——语词的意义就是语词的使用…，则我们可以问：当人们用“诗史”一词称誉杜甫的《石壕吏》、《潼关吏》、《悲陈陶》、《哀江头》……等等时，究竟意味着什么?首先应该说，它是一种行为，一种赞叹行为。仔细体会，这种赞叹行为实际上可改写成两个可能的句子(“诗史”虽然是一个词，但在使用中，其实是省略的句子，因为只有句子才能表达人们行为中的意图)。

句，“真是好诗!这是用诗写成的史啊!”B句，“真是好诗!这是对史的反映(或表现)啊!”两句共有“真是好诗”语，这是无疑的，因为“诗史”是褒意，总含着对杜甫诗作的肯定。同时，我们也可看出，称“好”的理由，主要来源于后半句的“史”字，因“史”誉诗，因而以“史”誉诗——诗史。这并非否认杜甫诗艺的高明，如公认的沉郁顿挫的风格，律对精切的造诣，众体兼备的优势等等，但在“诗史”一词中，其实也是对杜甫部分诗作的赞誉中，人们最为看重的，的确是一个“史”字。因此，理解“史”义，是理解“诗史”之义的关键。本文基本上就是围绕“史”字，分析“诗史”之义。两句后半部分的不同，表明的是“诗史”一词可能具有的不同意味。我们比较这不同意味。先看A句部分，“这是用诗写成的史”，此处“史”字，着眼于“文字记载”，但既是“用诗写成的史”，就不等于“一般史书”，即使我们将A句省略为“真是好诗!这是史啊!”，凭直觉也可断定，该处“史”字，绝非“一般史书”，因为无论多么推尊“诗史”二字的人，也不会真的以为杜诗可以并列于二十四史序列。再看B句部分，“这是对史的反映(或表现)啊!”这里“史”字，显然不属“文字记载”，它指向的是“历史本身”——可定义其为“曾经发生的一切(事)”。对此“历史本身”的反映或表现，更不必然是“一般史书”，完全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在这里，就是诗的方式。如此就很清楚，A、B句的划分，并不是任意的，它们正分别对应于通常对“史”字的两种直觉理解：文字记载和历史本身。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由此显示出“诗史”一词所具有的不同意味，但并不是说，此两种意味是各自独立的。毕竟，它们统一于“诗史”这单一的称号中，这是其一。其二，两者本身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历史本身”落实为“文字记载”，“文字记载”溯源到“历史本身”。这样的分析，目的仅在于显示，即使把“史”字单纯理解为“文字记载”，“诗史”之“史”也不等于就是“一般史书”，“诗史”之誉也并非在宣扬以诗代史(或以史代诗)；更进一步，我们并不应该单纯从“文字记载”方面理解“史”字，“历史本身”才是第一位的，对其的“文字记载”已属第二义。当我们以“诗史”称誉杜甫，亦即赞叹其“对历史(本身)的反映或表现时”，有何不可呢?又有什么理由能限制诗歌的表现范围呢?

也许有人立即要说，杨、王之论并不是要限制诗歌的表现范围，他们不满的是杜甫“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不符合“含蓄蕴藉”的艺术标准。这的确是他们的明显意图，而且我们一开始就说了，这属各人的审美爱好，不值得争论。杜甫的诗艺，即使限制在最能代表其“诗史”名号的那一类诗作中，其固有的沉雄博丽，造语精切等也为世人所公认，“直陈”也不必然“无味”(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语)。因此，本文不为杜甫的诗艺辩护，不为审美兴趣争论，只为“诗史”二字正名。杨、王固然可以有自己的喜好，但由此进一步贬斥“诗史”之誉，就有点限制诗歌表现范围的嫌疑了，这是我们不妨指出的。

嫌疑还只是嫌疑，杨、王之论的明显误区在于单纯地认“史”为“文字记载”，进而为“一般史书”。举前引杨慎语“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为例可知，他们的“史”，就是《尚书》、《春秋》那样的“一般史书”。这是一种直觉，是他们看到“诗史”二字时的直觉。杨、王由此出发，认定“诗史”的名号，抹煞了诗、史两种文类的界线，是宋人乃至世人糊涂、鄙陋的表现。

当然，诗如果写成“一般史书”，或宣扬诗与“一般史书”没有区别，那肯定是诗的不幸，他们的不满有道理。但问题是，如上分析，“诗史”之誉，并不包含这样的意味。因此可以说，杨、王之指责“诗史”，有点无的放矢。

不过，我们还应该设身处地地代杨、王立言。他们可能会反驳：即使考虑到“史”字有两个范畴义——“文字记载”和“历史本身”，仍可以从此两方面追问，为什么“诗史”之“史”不是“一般史书”以及为什么“对历史本身的反映或表现”就是“好”诗?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关的。我们也必须给予明确的答复理由，否则就是满足于我们自己的直觉。先探讨第一个问题。它是在追究“诗史”之“史”的特定意味。关于这个“特定”，首先有一个诱人的界定思路：“这是用诗写成的”，或“以诗的方式反映或表现”。但我们不打算采纳这条追“诗”的道路。

理由有四：一，对于“诗史”名号而言，这是一个明显事实，我们不再饶舌。二，同时，此思路也隐含着陷阱。循此思路，极易堕入对诗的本质、定义的争论，这早已是无休止的老生常谈。这又导致理由三，如此“争论”往往又演变为对兴趣、爱好、品味的注解，这是本文力图避免的。实际上，杨、王当然知道“诗史”之“史”包含有这种“特定”，但出于对“含蓄蕴藉”的偏爱，恰恰认为如此写“诗”，“诗”就不是诗了，这“特定”。循此思路，最终就是对杨、王的审美爱好纠偏，而这是王土贞、朱庭珍早已做过的工作。还有最重要的理由四，“诗史”之誉中，“史”字为意味的重心。

所以，我们不以“诗”字修饰，去界定“诗史”之“史”的“特定”，那样的话，是在讨论“诗”，而不是“诗史”。我们仍然追问“史”字自身：这个“文字记载”的“史”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本身”落实而来的?这需要我们回到“诗史”一词诞生的历史事实，亦即它的最初的历史使用中去寻找。

并非是宋人“撰出诗史二字”，这是当今学界常识。晚唐孟柴《本事诗》“高逸”中记载：“杜逢安史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此处“当时”云云，似乎说杜在天宝末年即以“诗史”成名，这是不确的，因为这不符合关于杜甫生平的一些基本事实(如杜甫《南征》就自云“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而且也无任何其他文献佐证，故只可存疑。唯一可确证的，至迟在晚唐时杜甫开始享有“诗史”称号，《本事诗》本身即证明这点。

对此事实，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杜甫而不是白居易享有此名?至少乍一看，这不是没有可能的。杜甫以“三吏三别”、《哀江头》、《兵车行》……等诗赢得“诗史”之誉，白居易也最为看重这些诗，并且认为杜甫写得还不够多：“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与元九书》)。白居易的《新乐府》、《秦中吟》，显然是对杜甫“即事名篇”之作的发扬光大，数量上并不输于杜甫。那么，质量上呢?拿白居易的《卖炭翁》、《新丰折臂翁》同杜甫的《兵车行》，《石壕吏》等诗相比，如果我们掩上作者的姓名，悬置杜甫的“伟大”，不考虑时代背景等等，纯粹进行一种文本的比较，恐怕面对这些同样令人耳熟能详之作，区分质量高下是很困难的。像现代——比如说在一些常见的文学史教材中，比较出杜甫的“现实主义艺术手法”比白居易的更高明，往往是事先认定杜甫伟大的追认说明，并非真正文本上的诗艺高低。因为，根本就没有绝对好的“手法”，再好的“手法”也不能保证写出哪怕是像样之作。我们当然知道，杜甫的“伟大”地位是在北宋中期才真正奠定，现在我们谈得是晚唐的杜甫，把“伟大”暂时悬置是有理由的。

也就是说，单纯从文本上看，白居易的《新乐府》、《秦中吟》是有可能取代杜甫“即事名篇”之作而易当时的名气，有迹象显示在老杜之上。

尽管从中唐开始，杜甫已获得很高名声，如韩愈《调张籍》曾宣称的：“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但从中唐至晚唐乃至北宋初年这一段时间，我们甚至可以说杜甫又渐渐被人淡忘了，因为在此期间的文献材料上很难找到杜甫的名字。对于白居易，则至少可举三点以说明其名声很大。其一是元白诗派的形成，这当然意味着白居易受到了其他诗人的追捧。其二，白诗的广泛流行，不局限于文人圈子。《与元九书》中白氏就自云：“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师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其三，直至北宋初年，学白仍是诗坛一大流派。

从中唐到晚唐，白居易的名声很大，并且“以韵语纪时事”之作并不输于(至少不明显输于)杜甫，但偏偏是杜甫最终享有“诗史”称号，最简单也是最合理的解释：杜甫生在“安史之乱”的时代。

这是富有意味的，我们太习惯于“时代造就杜甫”之类的说法而往往放过这个意味：安史之乱是史，白居易身处的“和平时代”不是史——不是“诗史”所指的“史”。白居易无论怎样“纪时事”——假设比他现在的作品更加贴切、细腻、深刻、动人……，恐怕都难以获得“诗史”的称号。

“诗史”所指的是什么“史”?这个问题就变得迫切了，因为这也意味着，我们上文指出的“历史本身”，只是笼统的说法，需要更加细致地确定其意义。是否可以说，“诗史”之“史”乃指“重大事件”?固然可以这么说，但“重大”含义有点模糊。安史之乱当然是“重大事件”，但白居易时代的丞相被刺算不算“重大事件”?唐末的朱温代唐算不算“重大事件”?恐怕很难说“不”，但似乎又非安史之乱那样“重大”，不足以成为“诗史”所要求的“重大事件”。

那么重大的标准如何确立?

仔细观察安史之乱的特征，由此可给“重大事件”下一个这样的定义：急剧地改变几乎所有人的生存状态的事件。以此衡量“刺杀丞相”与“朱温代唐”这两件事，就可以把它们(以及类似它们的历史事件)排除在“重大”范围以外了。因为前者与天下百姓并无直接联系，尤其在一个地域广大的传统的农业社会，恐怕大部分人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件事，而这件事也不会对他们产生值得重视的影响。后者属改朝换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影响了天下人的生存，但这个转变是晚唐以来社会长期动荡酿成的结果，对“小民”而言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性质，并非急剧地改变人们的生存状况。

这样，“诗史”之“史”的特定含义就非常清晰地展示出来了，而且可以说，将其定义为能“急剧地变几乎所有人生存状态的重大事件”并非我们的主观任意，相反，它是在反思“诗史”这一名号诞生的初期，在它的历史使用中，通过杜甫、自居易同类诗歌不同命运的比较而自行显现出来的，是客观的。

这一定义也非“深刻”之见，它很表面，人人都知道的安史之乱本身就直接显示着这个特征。但是熟知并不等于真知，杨慎、王夫之贬低“诗史”称号，除了硬性认定“诗史”之“史”为“一般史书”外，也不自觉地将其当作笼统的历史。再举前引杨慎讥讽杜甫“直陈时事，类于讪讦”句为例，且不论“直陈”如何理解，对杜甫诗艺的评介是否公允，单就“时事”而言，就暴露出杨慎无意识的对“史”的一种笼统认定。事实上，“诗史”这一名誉称号并不接纳“直陈时事”——自居易就是例子，它需要的是特定时事。正是“特定”的存在，使得以“诗史”誉杜甫和杨慎、王夫之对“诗史”的贬斥成了两不相干的事。杨、王严格辨析诗、史两个文类的界线，鼓吹诗的独立价值，自有其意义，但这不妨碍人们赞扬杜甫以诗歌的形式去反映或表现“重大事件”；正是“特定”的客观性的存在，使得人们即使对其没有理性上的自觉，也直觉到其褒义性，决非王夫之断言的“足知以‘诗史’称杜陵，定罚而非赏”。“客观的特定”最终使得杨、王从“一般史书”、“笼统历史”的“史”之理解出发的攻击，变得无效了。

至此，我们通过回答第一个问题，一方面为“诗史”做出了有力的辩护，另一方面也做好了准备，可以直接回答第二个问题了。“为什么对历史本身的反映或表现就是好诗”?此问题现在即可代换成“为什么对重大事件的反映或表现就是好诗”?对此的回答也是从正面为“诗史”名号的以史誉诗提供合法性理由。

“好诗”之“好”当然离不开杜甫诗艺的高超，但正如我们前文已指出的，“诗史”的称誉中，“好”很程度上来源于“史”。我们撇开人所共知的杜甫诗艺，只关注这个“史”。

初看之下，这似乎不可能，单独的“史”或“重事件”怎会产生诗之“好”?“一般史书”照样记载、从而“反映或表现重大事件”，可它们连“诗”都不是，更别说是“好诗”。

可是，我们都知道，最好的史书——《史记》，无可争议地置身于中国古代最好的文学作品行列，更享有众所周知的鲁迅美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在这里是以诗誉史，诗也可以构成史之“好”。

这提醒我们，在某种最高的程度上，而不是从一般的文类着眼，诗、史是相通的。正是这种“相通”，使得诗、史通过互喻而互誉，指示着那种最高程度。这就是以史誉诗、以诗誉诗的合法性所在。

哪种最高程度?我认为可借用海德格尔的“存在”一词说明。

杜甫是什么诗人篇6

大家好，你们知道唐代的诗圣是谁吗？哦，是杜甫。那么大家知道杜甫的脍炙人口的名诗是什么吗？哦，我知道了，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吗？当然是呦！这是杜甫生平第一手快诗，所以男女老少都会背这首诗，很有名的！不给大家说那么多了，现在我来改写一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吧，大家不要介意哦！

一天，诗圣杜甫正在家里写诗呢，很专注，不易打扰。就在这时，他的妻子对他说：“杜甫，该吃饭了，别再写了。”杜甫说：“一会儿再吃，我现在又不饿，再等一会儿。”就在他说完话的时候，剑门关外忽然传出收复蓟北的消息，杜甫听到，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杜甫回头看了看妻子和孩子，只见妻子眉开眼笑，孩子一蹦三尺高，于是他就不哭了。他胡乱地把诗书一卷，高兴的简直要发狂了。他对妻子说：“趁着这美好春光的陪伴，我们今天要好好大吃一顿。”于是，杜甫就开始饮美酒、吃饭。吃完饭以后，他问妻子：“蓟北收复了，也代表我们可以回家了，我们马上回家好吗？”妻子高兴地点了点头，于是他们拿着一些衣物，便坐着小船从巴峡穿到巫峡，顺流而下，一过襄阳便直奔向洛阳。

杜甫是什么诗人篇7

【关键词】杜甫 役夫 怨恨 忧患

杜甫的《兵车行》中有一句：“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读到这首诗的人，一般都把这句轻易地放过了。而就这一段的欣赏而言，也是将重心放在“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的反常心理和“君不见青海头，古为白骨无人收”的惨境描写上。其实，倘若仔细咀嚼这一句，也是极有味道的，于中可见杜甫那种深沉的忧患和沉重的悲痛。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你这位长者虽然在向我询问有关情况，但我哪里敢倾诉我的怨愤和不满呢？”一个“虽”字，表现出“长者”的关注和忧心，而一个“敢”字，则表现出役夫的欲言又止，吞吞吐吐，有话难说，酸楚无奈。问者多情，说者多恨；问者什么都想知道，说者什么都知道但却难以说出来。深味其中滋味，令人黯然神伤，悲悯不已。

役夫的这个“不敢”是一惯的。只有一直想倾诉而深知无法倾诉、倾诉了也没有用的人，才会在面临这种场合时表现出这种情态。但他毕竟还是说了一点，那就是赋税的繁重，县官的贪暴。这句“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的力量是很大的，揭露的社会现实也是极为严峻的。联系役夫嗫嚅的表现来看，它至少还有这样的含义：是的，赋敛极为繁苛，县官极为无情，朝廷并不是没有按察使之类的调查民情的人，也不是没有让百姓陈诉的渠道；但一则，你去陈诉那些官员是不听的，不但不听，反而觉得你是无理取闹，扰乱社会，蛊惑人心，这样，你的申诉不但没有结果，而且说不定还会给自己招来祸患；再则，即使一些官员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之下为了收买民心，暂时接纳了你的倾诉，而等到上级官员走了，或者等到眼前的民怨暂时安息了，那么，临到头的报复将会更为惨重。这就是像役夫这样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不敢申诉的原因。惟其不敢申诉，这样的怨恨埋在心里得不到释放和消解。本来生活现实已经够残酷了，而现在却连通过语言的方式说道一下都不能实现。那么，社会的危机就不单是“武皇开边意未已”的战争频仍，还有深埋在百姓心里的仇恨怨愤了。一旦暴发，那是不得了的事情。杜甫的担忧还有这么一层意思在里边。

《尚书・召公谏厉王弥谤》中有句名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百姓受到的苦难是沉重的，而当连倾诉的权力也被剥夺以后，当统治者闭目塞听、无视现实的时候，当百姓内心充满了不敢的意识之后，总有一天由“不敢”会过渡到“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提下马”，到那时，天下大乱的日子也就到来了。

李白的诗歌虽然也关注社会现实，但远远没有杜甫这么深广，所以，他有这样调侃杜甫的诗句：“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李白开玩笑说杜甫之所以这么瘦，是因为“作诗苦”，而我们倘若认真地分析杜甫的诗歌，会觉得那应该也有心灵承担了太多的忧患和痛苦的原因。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他比别人总是站得高，总是看得远。这样的人，他又怎么会不“穷愁”呢？还是顾城说得好：“被人称作诗人的人，他的命运是不幸的。”

参考文献

杜甫是什么诗人篇8

【热点解读】

杜甫走红网络，似乎猝不及防，但恰在情理之中。

试问，有几人在读书时没对课本中的插图“动手动脚”呢？这与在课桌里藏些小动物、在桌面上画个小人儿、在书本间夹枝野花相比，手法并无多大不同；这与趁老师转身写黑板之际抛个飞眼、做个鬼脸、传个纸条、照个镜子相较，性质并不更加恶劣。这仅是课堂上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后果，至多博周遭诸君莞尔一笑，或在多年后同学聚会时，多些谈资罢了。鲁迅先生也曾在三味书屋中玩虫子、描绣像，胡适也曾在小说书上摹英雄绘美人，还有台湾作家简媜在课桌里玩金龟子、蝉、天牛……

那时候打开装着昆虫的铅笔盒就像打开保险柜一般小心，心里痒痒的时候，也只敢凑一只眼睛开一个小缝去瞄几眼。上课的时候，老师在讲台上口若悬河，我们两眼瞪着前面，两只手却翻玩着“聚宝盆”，耳朵专心地听着金龟子在笔盒里拍翅的声音，愈听愈心花怒放，禁不住开个缝，把指头伸进去按一按金龟子，叫它安静些，或是摸一摸敛着翅的蝉，或拉一拉天牛的一对长角，看是不是又多长了一节？不过，偶尔不小心，会被天牛咬了一口，它大概颇不喜欢那长长扁扁被戳得满是小洞的铅笔盒吧！

嚼嚼落在记忆角落里橄榄，品品藏在回忆深处的话梅！

有人说：你不能拿伟人说事！生活太无趣，我们不会自己找乐，那多无奈啊？娱乐本无界，开心则好！

想想网络这些年的“热事”：什么“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今天“抢车位”，明晚“偷菜”——网民太有闲心啦！小鸟愤怒了，凯特猫会学话了，水果可以切着玩了——网民太搞了！ “神马都浮云！”恶搞杜甫有什么稀奇！网络本就是无所事事、无所用心者的方便之所。

谁曾想还有专业的营销团队盯上这活计儿，这就不是玩笑了；沾上“商业”二字，就不娱乐了，是别有用心的恶搞！网络也本是别有用心、不怀好意者的跳梁舞台。

什么都可以拿来炒作？啥玩意都能拿来贩卖？此事须斟酌。

【素材链接】

如果说“ 杜甫很忙”是草根的恶搞，那学者眼中的杜甫是什么样的呢？

学者眼中的“杜甫很忙”

“昨天，接到国内外一些杜甫专家学者电话，问我的看法。我上网一看，不由得笑起来：孩子们太有才了！甚至某种意义上说，对于扩大杜甫在现在学生中的了解度，以及让成年人回味杜甫的生平文章，都有种剑走偏锋的积极作用。” （河南省杜甫研究会副主席、学者程韬光说。）

程韬光还说，实际上，历史上的杜甫就有种自我戏谑、调侃的精神。

如杜甫回忆童年的诗句：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又譬如，他流寓秦川时，写的《空囊》一诗，苦涩而又幽默：“翠柏苦犹食，明霞高可餐。世人共鲁莽，吾道属艰难。不爨（cuan）井晨冻，无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

“ 杜甫很忙”的文化创意够大胆，但商业活动要有尊重的底线。

“杜甫很忙”属营销策划

“杜甫很忙”这场网络风潮的背后是专业的公关团队策划的，国内著名的营销人士薛永昱便是策划者之一。

薛永昱坦言，“杜甫很忙”这组图片大部分都是出自团队成员之手。“这是我们帮一个博物馆做的策划，想引起更多人对那家博物馆的关注。”对于博物馆的具体名称，薛永昱说不方便透露。

对于有人说这是对杜甫的不尊重，薛永昱说，没必要那么上纲上线，“就是娱乐一下，这让大家都记起了杜甫，回忆起初、高中时代，没什么不好……我想这也不会入‘学者’的眼吧，如果有学者出来反对，那是他们在炒作。”

本着娱乐到底的精神，大概名人们都不能幸免吧！

杜甫之后，李商隐也很忙

继“杜甫很忙”之后，恶搞课本插画似乎成了一种风潮，进而催生了“李商隐也很忙”。语文课本中李商隐的插画被网友或加上一双正在跳芭蕾的双腿，或带上一只“伪娘气”十足的花朵，或手背长剑……总之，如同“杜甫很忙”一样，能加上的都给它加上。有网友玩笑说：“红了老杜杜，惨了小隐隐。”恶搞课本插画之风还将吹向何处？终结何处？没人有知道，乐在其中，才是当下多数人所需要的。

民间不乏才人，唱着改装的歌，看着涂鸦的课本，网友自娱有理。

歌曲《最炫杜甫风》

开元的盛世是我的爱，（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 幽幽的蓬门今始为君开。（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 …… / 我们要愁就要愁得更悠哉。/ 你是我身边最美的李白，（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 天子呼唤也不上船来。（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 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杜甫风， / 让诗记录大唐的兴衰。/ 我是你课本最美的男孩， / 我千变万化就是让你猜， / 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杜甫风， / 是语文课本最美的姿态。

【热点速用】

恶搞不是策划

策划，是要新颖、奇特、别具一格，是要一下子抓住人的眼球，但不能靠恶俗的胡搞，不能作践文化名人。

我们自诩文化大国，但我们对自个儿的文化尤其是传统的文化很不尊重，随心所欲地“恶搞”。比如，对成语的肆意乱改，什么“大智若娱”“衣衣不舍”之类。还比如，有文学院教授为了配合电视台的收视率可以“考证”出李清照是集酒、赌、色于一体之徒。再比如，有作家为了写出的书好卖，居然说李白是古惑仔。还有那些戏说历史的影视剧，以及为秦始皇、雍正、康熙等一味评功摆好而不尊重历史的小说等等。

“杜甫很忙”也是一种对名人的恶搞，损坏了他关心民间疾苦的诗人形象。

恶搞之因

一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必然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如“杜甫很忙”这类的网络恶搞层出不穷，其中有网民热衷参与、释放创意的因素，也不乏社会批判意味，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恶搞已成为一些网民宣泄情绪的重要渠道。网络传播有其独特的地方，对于这类网民狂欢，我们不应仅停留在某些义正词严的道德批判上，更应思考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行为背后究竟是怎样一种社会心态。只有把握住这种社会心态，我们对一些现实问题才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穿越”猛于“恶搞”

与其因为“杜甫很忙”而忧虑，不如深入思考和检讨一下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对历史的“穿越”“戏说”。“戏说”也好，“恶搞”也罢，从某个角度看，是对过分坚硬的历史或社会现实的一种努力消解。在一定程度上，它有着解构权威、破除长期僵化的教条观念和强迫性思维定式的作用，让人们在荒谬搞笑里走向心理的轻松自在。这是在“恶搞”事件们背后强大精神动力。

杜甫是什么诗人篇9

【关键词】秋兴八首（其一）；教材分析；教法学法；教学设计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一、《秋兴八首（其一）》的教材分析

《秋兴八首（其一）》是人教版必修三第二单元的第五课《杜甫诗三首》的第一首诗歌。该单元是必修一、必修二诗歌单元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为必修四的诗歌鉴赏打下基础。

从诗词本身的文学价值来看，《秋兴八首（其一）》是杜甫晚年流寓夔州的代表作品，表现出沉实高华的特点。本课选学的是第一首，从命意上看，有领起的作用，可以说给全组诗歌定下了一个基调，那就是抒羁旅之愁，悲家国之事。

从本课在教材中的地位来看，本册的第二单元主要是指导学生鉴赏唐代诗歌。杜甫最高的成就是律诗，本单元精选的杜甫律诗就有3首，这首诗充分体现了杜甫 “沉郁顿挫”的风格，将忧国伤时之感和身世凄凉之情表达到极致。

从考试大纲来看，在各类文学体裁中，靠情感化意象取胜的诗歌最难鉴赏，而《秋兴八首（其一）》就是其中的典范之作，且鉴赏这类的古典诗词又是历年来的高考热点。

二、根据教材的特点和在教材中的地位，确定如下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能力目标

赏析品味作品触景感怀、情景交融的写法。同时学会从借景抒情的角度去鉴赏诗歌。学习小组汇报探究杜甫诗风及成因的结果。又根据新课标要求，培养学生有自己的情感体验，通过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作品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

（二）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

感受诗人深沉的苦痛与忧思，领会诗人感时伤世、忧国忧民的情怀。从杜甫的爱国爱民情怀中汲取一点精神养料。之所以确立如下目标，我的主要是依据是新课标。一是新课标规定：注重语文应用、审美与探究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均衡而有个性地发展；二是必修课程阅读与鉴赏板块建议高中语文教学应“让学生能感受形象、品味语言，领悟作品的丰富内涵”；三是必修三教参，建议进行比较阅读教学，可以结合初中学过的杜甫诗歌，如《望岳》《春望》等，因此可作纵向比较，看看杜甫前期诗歌和晚年诗歌作品风格有什么不同。

三、选择科学的教学策略和适合学情的学法

教学策略的选择一定要结合班级的学情，所任教班级的优势是：班级是文科实验班，学生表达能力较强；课前布置预习任务，已经进行相关问题的探究；劣势是知识底蕴不深和人生经历有限，理解、鉴赏能力不佳。鉴于此，为了激发学生的鉴赏兴趣，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我遵循着“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原则，在本课的教学中主要运用了以下几种教法和学法：

（一）教法

教师的教主要采取如下方法，即创设情境法、诵读教学法、讲析法和点拨法、分析讨论法。新课标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所以在本课教学中，我设置了三个探究方向，鼓励学生发表个人见解，进行个性化解读。

（二）学法

就学而言，主要采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提出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多读获得感性认识的同时，教师层层深入，启发学生积极思维，主动探索知识，培养学生思维想象的综合能力。分小组探究预留问题。

四、教学环节设计

根据以上的教材分析，教学目标和重点难点的确立，具体设计以下几个环节，即复习激趣导入、直觉感知、感受深化、拓展学习、课堂总结。

（一）导语

同学们，提起一个人，我们都不会陌生，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关心国家前途，低咏“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他同情人民疾苦，高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就是被称为诗圣的杜甫，今天我们继续与诗圣同行，学习被《唐宋诗醇》称为杜甫“一生心神结聚之作”的名篇《秋兴八首（其一）》（板书：题目及作者放幻灯片），导入之后通过单项比赛的形式构架本节课程：

（二）诵读（比赛第一关）

学生自由诵读；教师指名读；教师点评并进行诵读指导；听名家诵读（播放录音）；全班齐读。

（三）鉴赏

1.口头说画――走近杜甫（比赛第二关：说画）。根据这首《秋兴》口头说画，在这幅画里，你想画些什么呢？要求：每人限说一幅；说明你为什么这么构思。目标：让学生抓住让自己印象深刻的一个或几个意象联系上下句进行理解，并在讨论中深入感受自己原有的体验。

学生交流准备2分钟。学生口头说画。

2.口头作文――我是杜甫（比赛第三关：作文）。要求：化身为杜甫，穿越时空回到766年的四川夔州，走进杜甫内心。目标：引导学生于形象层面上对本首诗歌进行深入解读。突破办法：启发学生运用联想和想象分析、探究。为了学生能更好地完成角色转变，我制作了幻灯片：杜甫766年档案解密。

学生交流准备2分钟。学生口头作文。

设置背景音乐为刘天华先生的《病中吟》本曲曲名即“人生向何处去”之意。以此来切合当年杜甫心中苦闷如病，表达他内心的忧虑与彷徨。（“病中吟”并不是生病的意思，而是心中苦闷如病，有一种内心的失落和彷徨。）

（四）拓展（比赛第四关：探究）

汇报课前就布置的三个探究问题，完成本课学习的拓展环节。袁行沛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自序中说：“诗歌艺术研究的最高层次就是风格研究，风格研究，已经脱离单纯的艺术分析，而深入到人格的领域，是对诗人所做的总体把握。要求：《秋兴》与《登高》作横向对比；杜甫早晚期诗风作纵向对比，并探究其成因。学生分组汇报探究结论；教师评价（学生主要从社会原因探究诗风成因）；教师陈述自己的探究结论。

1.诗风：沉郁顿挫。沉郁：内容厚实丰满，意境恢宏阔大，感情深沉含蓄。

杜甫是什么诗人篇10

因为，最近读了杜甫的几首诗，我感到非常难过。

听周云蓬唱《杜甫三章》，我认为“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这句最好。写这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时，杜甫已经50多岁了，他逃难了大半辈子，眼看“安史之乱”终于平定，可以回家了，所以“初闻涕泪满衣裳”。春光大好，失地收复，杜甫喜极而泣。他快乐吗？我初读时能感受到他的快乐。然而，这首诗，是诗人在“安史之乱”结束时写下的。在这之前，他满怀爱国之情却饱经战乱之苦。“初闻涕泪满衣裳”的快乐，底

下有如此久远和浓厚的心酸和悲伤。

杜甫写笑，比别人写哭更让人难过。《赠卫八处士》明明写的是让人欣喜的重逢，我却总是含着眼泪读完。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梁”，这样仓促，显得乱糟糟的。然而，那个雨夜，主人家因陋就，仓促间只能拼凑起来一桌酒菜，用来招待阔别20年的旧友。“夜雨剪春韭”，没有下酒菜，只好冒着夜雨去剪一点韭菜。为什么煮的米饭里面要掺“黄梁”呢？虽然“新炊间黄梁”表面上看来是为了使米饭更加香甜，但是，之所以这样做，是否是因为大米不够？你看，这就是“诗史”中记载的生活。

他没有写他们对于分别时光里各自际遇的感慨，只是写“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小孩子跑过来，好奇地看着面生的客人，问东问西，还没有对答几句，就又被叫走帮忙。《杜诗详注》里头说，要是让差劲点儿的诗人来写，小孩子问了，下面就该有几句回答。然而，杜甫却宕开一笔，在过去与眼前的事实间回转，写出了人情亲厚，也写出了岁月沧桑。

杜甫之所以写了那么多重逢，大概是因为让人印象深刻的温暖，多半来自不能满足和即将失去。在杜甫之前，曹植写人生如“转蓬”“飘摇随长风”“宿夜无休闲”。所以，每一次相逢，杜甫都那么慎重地记下来。

比如《江南逢李龟年》。这是杜甫很受读者喜爱的一首绝句，也是他最后一首七言绝句。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他也没有写，碰见你真好，我期待下一次见面。他很真诚，认为不可能的，就不说了。那年他59岁，就在那一年冬天，他在长沙去世了。李龟年比他年纪更大些。两个人都知道，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再一次回首少年时代在长安城里参加过的宴会，喝过的酒，听过的歌曲，在那样一个春天里，像是有自我意识的“回光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