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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生平十篇

时间：2023-04-08 02:30:16

杜甫生平篇1

杜甫三十五岁以前读书与游历。天宝年间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安史之乱开始，杜甫流亡颠沛，竟为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乾元二年，杜甫弃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称。晚年举家东迁，途中留滞夔州二年，出峡，漂泊鄂、湘一带，贫病而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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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生平篇2

一

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哪位文学家的作品拥有像杜诗那么多的注本。自从南宋出现《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等注本后，“千家注杜”的说法便广为流传了。虽说黄氏注本中实收注家仅有151人，但自宋迄今，杜诗的注家、选家及研究著作确已超过千人，成为文学史上罕见的壮观。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当然不需要读那么多的注本。但如果你想了解到底有哪些有关杜甫的著作的话，也不妨去翻阅一下周采泉《杜集书录》和郑庆笃《杜集书目提要》这两种有关杜诗的目录学著作，它们对本世纪80年代以前有关杜诗的著作有相当详尽的介绍。

在为数甚多的今人所选注的杜诗选本中，山东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的《杜甫诗选》与聂石樵、邓魁英的《杜甫选集》是最好的两种，它们所选篇目数量适中而且有代表性，注释则简明扼要而且比较准确，对初学者很有帮助。但是，如果你想要比较全面地了解杜甫，只读选本是显然不够的，读杜诗全集才是准确的选择。由于由山东大学所承担的《杜甫全集》的校注工作尚在进行之中，我们暂时只能以清人的注本为首选读本。你可以对下列注本进行选择：

一、杨伦的《杜诗镜铨》。这是最为晚出的杜诗全注本，初刻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它的特点是参酌众本之长，又出之以简明扼要，立论则平正通达，是最适于一般读者的杜诗全注本。如果你只想用较少的时间来通读一遍杜诗，那么这是最合宜的一种。

二、浦起龙的《读杜心解》。此本初刻于清雍正三年（1725），它的特点是注释比较简明，不作烦琐的征引和考证，其长处在于解说，尤其是在分析段意方面，颇能提纲挈领，有时还对杜甫的写作意旨有所发明。但是评说章法时染有八股陋习，编次也不够完善。

三、仇兆鳌的《杜诗详注》。这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杜诗注本，初刻于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它的特点就是一个“详”字，几乎可以视作对康熙以前各种注本的集注，对唐宋以来的各种笔记、诗话也收罗甚丰。仇注的篇幅很大，读它需要较多的时间。但读此一本等于读了许多注本，所以还是值得一读的。它的缺点是烦琐，一字一句皆求出处，分析也嫌琐碎。读此书时可以参阅清末施鸿保的《读杜诗说》，它是专门纠正仇注之失的。

四、钱谦益的《钱注杜诗》。此本初刻于清康熙六年（1667），它的特点是注重以史证诗，对杜诗的时代背景有比较确凿的阐明。它的注释以简洁为尚，仅录杜诗白文不加注释的达五百多首。此本的学术价值较高，但对初学者用处不大，如果你想较深入地了解杜诗与唐代史实的关系，则可以参阅。

五、王嗣]的《杜臆》。此书不录杜诗原文，也不对杜诗逐句作注，它的特点是用“以意逆志”之法对杜诗的思想内涵进行评说，颇有精到的见解。王嗣]是明代遗民，入清后拒不降清，所以对杜甫的人格意义有很深的理解。如果你想侧重了解杜甫的为人和杜诗的思想内涵，可以参阅此书。

除了上述诸本以外，宋人的一些注本也值得重视。对杜诗的整理与注解都是从宋代开始的，宋人在杜诗学上取得的成就是清代注本的基础。如果你想了解杜诗注释和研究的历史过程，那么可以读几种重要的宋代注本，例如赵次公的《杜诗先后解》，郭知达的《九家集注杜诗》，蔡梦弼的《杜工部草堂诗笺》，黄希、黄鹤的《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刘辰翁评点的《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等，它们在杜诗学的发展过程中都起过一定的作用。学术总是后来居上的，但是被后人超越的早期著作是不可忽视的学术记录，宋代的杜诗注本仍是值得后人重视的。

二

杜诗向称“诗史”。它具有严格的写实性，是对唐帝国在安史之乱前后由盛转衰的历史进程的全景式图卷，是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在诗人内心所激起的巨大情感波澜的忠实记录。杜诗对诗人自身的生命进程也具有纪实的性质，举凡他的行踪、交游、生活、仕历，都可在杜诗中找到相当细致的叙述。所以，我们读杜诗时绝对不宜像西方的“新批评”派所主张的那样，完全抛开诗人的生平及其时代背景，而只对作品自身进行解读。我们应该结合杜甫的生平、结合唐代的历史实际来读杜诗，只有这样才能对其内涵有较准确的理解。

首先，我们应对唐代的历史，尤其是对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有一些了解。在安史之乱之前，唐帝国基本上还处于盛世，在杜甫的童年时代，他所看到的是一派升平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忆昔》）然而到了安史乱后，唐帝国已经一蹶不振，杜甫临终时所看到的现实是“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在短短的十年间，唐帝国的人口从5190万锐减为1600万，三分之二的人民在战乱中死去了。这是多么可怕的灾难啊！这是多么剧烈的社会变化啊！这个历史事实在历史文献中是有准确的记载的，但是那只是一堆冷冰冰的数字和粗线条的叙述而已。对那段历史作生动、真切的描绘，并进而揭示人们心底巨大伤痛的则有待于杜甫。优秀的诗人都是时代的晴雨表，在社会急剧变动的关键时期出现的大诗人更应敏锐地感觉到时代的脉搏。杜甫就是那个时代应运而生的大诗人，他用其如椽之笔描写了那个时代的种种图景，他用细入毫芒的体会刻画了当时人民的深哀巨痛。杜甫的敏感不仅仅在于对已然发生的现实进行细致的观察，还在于对尚未发生的隐微征兆有先见之明，对暗中运行的历史进程有明晰的理解。所以当其他诗人尚沉浸于盛唐的浪漫主义氛围中一饮千钟时，杜甫却已对即将来临的灾难作了准确的预言。《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兵车行》等诗成为最早游离盛唐气象的作品，它们预告了唐诗将从浪漫想象转向严格的写实，也即从盛唐转向中唐，杜甫是这个转变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如果不了解那一段历史，我们对杜甫的创作及其意义也不可能有深刻的理解。

其次，我们应对杜甫的生平有较深的了解。这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读懂杜诗，另一方面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杜诗的深远意义。杜甫为什么对儒学那样的执着？杜甫为什么被后人尊称为“诗圣”？我们应该对杜甫的家庭传统、平生志愿、所作所为都有所了解，然后才能对此作出较准确的评判。杜甫是一个终生服膺儒术的人，“奉儒守官”是他世代相传的家庭传统，他对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仁政爱民的政治理想是坚信不疑的，所以他在早年就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韵》）的远大理想，以后虽历经磨难而不改初衷，直到晚年漂泊湖湘时仍把这个理想谆谆托付给友人：“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由于在封建时代里实行仁政必须通过君主的途径，所以杜甫对明君寄予极大的希望，这是他的忠君思想的真正本质。杜甫的仁爱之心不仅施于其家人、亲友，而且还推而广之，以及于全体人民，甚至及于宇宙间的一切生命。他把儒家所提倡的“恻隐之心”推广到草木鱼虫：“白鱼困密网，黄鸟喧佳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过津口》）如果说宋儒通过理论抽绎而得出了“民胞物与”的思想，那么杜甫则通过其行为体现了这种伟怀，而且用动人的诗歌把它表达出来了。杜诗中的情感内蕴特别深厚，梁启超甚至称杜甫为“情圣”，原因即在于此。当我们读杜诗时，应该借助于其诗歌编年、年谱、传记等资料，对诗人在何种境遇中写作此诗有清晰的了解，那样才能深入理解其写作动机和主题思想。这方面的参考书有冯至《杜甫传》和陈贻埂抖鸥ζ来》，前者比较简洁，后者则相当详尽。如果你只想大概了解杜甫生平，则读前者即可。如果想知道某一首诗的具体写作背景，则可查阅后者。

三

杜诗是一座艺术宝库。杜甫在诗歌艺术的探索中呕心沥血，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他自称：“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一部杜诗就是经过千锤百炼的艺术结晶，它上承前代所有的文学遗产，下启后代整个的诗歌发展历程。宋人诗云：“子美集开诗世界。”（王禹《日长简仲咸》）此话并无多少夸张的成分。正因如此，当我们要想对杜诗的艺术成就有所理解时，就不宜仅仅把目光停留在杜诗上面，而应该关注它在整个古典诗歌史上的地位。

大致说来，汉魏六朝诗人在艺术上的追求是为唐诗的全面繁荣作了准备工作。他们在题材的开拓上已经积累了很好的经验，各种题材种类已大致齐备。他们在艺术上的积累则可以归结为两点：声律与丽辞，这直接影响到唐代今体诗格律的完成。入唐以后，诗人们沿着前代诗人的道路继续前进，五七言诗到盛唐已经臻于极盛。然而诗歌史上“集大成”的历史使命则落到杜甫的肩上。杜甫对前代的文学遗产有清醒的认识和虚心的态度，他对前代诗歌既知其长，也知其短，从而以“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的态度对之进行了总结和整合。在杜诗中，从朝政国事到百姓生计，从山川云物到草木虫鱼，整个外部世界都与诗人的内心世界融合无间，并被纳入儒家的政治理想、伦理准则和审美规范的体系之中。在杜诗中，格律严整与气势磅礴并行不悖，字句烹炼与意境浑然合则双美，成语典故与口语俗字并得妙用，泼墨濡染与工笔细描同臻极致。一句话，杜甫对前代诗歌艺术经验的借鉴吸取是全方位的，又是推陈出新的。如果你在读杜诗时注意它与前代诗歌的这种关系，那么对其良苦用心会有更深的体会。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杜诗对后人的启发。杜甫在盛唐的诗坛上并未享有最大的名声，他的地位是从中唐开始才与日俱增的，这说明他对后代诗歌发展具有典范作用，而且这是杜甫作为“集大成者”的主要意义。从中唐开始，诗人们把杜诗视为作诗的范本。元白与韩孟两大诗派虽然在风格上大异其趣，但他们对杜甫的推崇却是不约而同的。在晚唐，李商隐等人对杜甫的沉郁风格有较深的体会，并进行了颇有成效的学习。及至宋代，以杜甫为师成为整个诗坛的集体选择。从王禹到王安石，再到苏轼和黄庭坚，杜甫的地位日益凌驾于李白之上，最终成为唯一的“诗家初祖”。宋人的这种选择当然含有道德判断的成分在内，因为杜甫最符合宋人关于人格修养的标准，但与此同时，这也体现了杜诗在艺术上的启迪意义，因为在对诗艺精益求精的宋人看来，只有千锤百炼的杜诗才是真正的典范，只有杜诗才以其严整的艺术规范而为宋人开辟了道路。所以我们读杜诗时也应该注意它对后代诗歌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对杜甫的历史地位有准确的了解。

当然，我们更应该对杜诗的艺术特征作深入的体会与分析。对于杜诗，只作浮光掠影的泛读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细读深思，一定要反复体会，才可能进入其艺术殿堂。上述各种注本对杜诗的艺术有一定的分析，但还应该参阅一些重要的参考书。例如历代诗话对杜诗艺术有很多的讨论，其中如《瓯北诗话》等几种颇有真知灼见。又如有些关于杜诗的专著对某一个问题有深入的研究，足资参考，像清人周春的《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对杜诗中如何利用双声叠韵来增进音乐性美感有细致的分析。应该指出，前人对杜诗艺术的分析虽然已经很深入，但杜诗实是一座取之不竭的宝库，只要你深入进去耐心挖掘，终会有所收获。而且别人的阅读经验是不可能代替你自己的阅读行为的，如果你通过细读杜诗而有了亲身的体会，你不但将获得难以言表的审美愉悦感，而且也会对古典诗歌的艺术奥秘恍有所悟。

四

阅读杜诗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进行。如果你是为了学术研究而阅读杜诗，那么当然应该遵照学术规范，首先从文献整理入手，对杜诗版本及杜甫研究论著进行尽可能完备的收集，然后再选择适当的切入点。但是本文想介绍的只是一般的阅读。对于这些读者来说，你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获得审美的享受，为了获得心灵的陶冶。清代的读者曾说过他们读杜诗的感受：“《赴奉先》及《北征》，肝肠如火，涕泪横流，读此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忠。”（《杜诗镜铨》卷四引卢世淮语）现代的读者当然没有忠不忠的问题，但是与之类似的是，读杜甫一定要怀着真诚的同情心，怀着与杜甫一样的对人类及一切生命的仁爱之心，这样才可能沿着杜甫的心路历程去体会、感受、理解杜诗。杜甫当年缅怀宋玉时说过：“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咏怀古迹》）我们也应怀着同样的心态来读杜甫。否则的话，你难免会像某个大人物那样，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读出“地主阶级的意识”来，或在“越女天下白”（《壮游》）的美丽诗句中读出什么邪念来。如果我们能以设身处地的方式去理解杜甫，那么对杜诗中经常表现出来的忠君观念当不至严加呵斥。因为在安史乱起、国家危难之际，除了忠君之外，难道还能有更好的方式来表示对祖国的热爱？在封建制度作为唯一可行的社会制度的唐代，难道能要求杜甫通过其他途径来为人民呼吁，而不是希望“几时高议排金门，各使苍生有环堵”（《寄柏学士林居》）？杜甫是有一颗伟大心灵的普通人，他始终以平等的态度与我们交谈，我们当然也应以同样的态度来倾听他的心声。时代不同了，社会形态不同了，但是人类的善良本性不应有什么不同，我们与杜甫是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异代知己的。

杜甫生平篇3

首先想到的是，杜甫和编选者关系，这是从编者审美兴趣的角度切入的。《河岳英灵集》编选者是殷[，他的工作自然可以归入私人行为。杜甫的诗歌不被选入，可能和编选者的编选目的、所收作品的内容和风格不符。这一猜测在逻辑上最为合理，也最易为人们接受。但问题在于，已选的二十四位诗人作品的内容和风格是否排斥杜诗？显然不是，也不可能。这二十四位在成就上基本上能代表一个时代的诗人，其面貌和作品风格是多元的，显示出《河岳英灵集》编选者的高远见识和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在风格、创作倾向方面寻找原因，更不靠谱。这有同于校勘学中的理校，不得已方可用之，而且结论不是唯一的。还有，因为二十四位诗人不可能有共同的风格和创作倾向，而和杜甫诗风、取向毫不相干。

主观的想象和推测无补于事情真相的揭示。有材料显示这与殷[所处地域有关，换句话说，这与杜甫诗歌的传播相关。大历年间，樊晃（曾为润州刺史）曾经集杜甫二百九十首诗为《杜甫小集》，他在《杜工部小集序》中，简略地叙述了杜甫的基本生平，并且提到，杜甫有文集六十卷，在江汉之南一带流传，“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樊晃的话很清楚地说了当时杜甫诗在润州，也就是江南一带的流传情况。而《河岳英灵集》编撰者殷[正是丹阳（润州）人，他为条件所限，不可能全面占有杜甫诗歌材料，所见杜诗只是当年流传于江左的游戏之作，不合其“风律兼备”的标准，只能阙而不录。因此杜诗失去了一次与《河岳英灵集》结缘的机会。这是今天在研究杜诗在当代传播、研究《河岳英灵集》作家群时，深深感到遗憾的事。

杜甫在他生活的当时，其诗歌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即使在政治中心长安奔走十年也未寻找到好的政治出路，其日子颇为艰辛，一言难尽。据他自己说：“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裘何啻联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也就是说，自己贫困潦倒，饥饿的时候就去睡觉，不去麻烦别人，衣服破了就破了，也不去缝补了。像自己这样一个腐儒穷愁饿死，早晚去为我通报死讯吧。可见，杜甫在当时诗名未显。可以说，困守长安十年，他不是为了写诗，而是为了政治前途。

值得注意的是，从《饮中八仙歌》也可以侧面了解到杜甫在长安时的心理状态。《饮中八仙歌》诗中描写了八个酒仙。第一个是贺知章。他在唐代名声很大，官做到秘书监，性情豪放，晚年行为放旷不拘检，自号“四明狂客”。据说李白在长安拜见他，他很高兴，“解金龟换酒为乐”。诗中说他喝多了酒，骑在马上摇摇晃晃犹如乘船，醉眼昏花，跌入井中，甚至在井里睡着了。描写虽有夸张，估计离事实不远。第二个是李Q。他是唐玄宗的侄子，很受宠幸。所以他敢饮酒三斗去朝拜天子，也只有他贪酒才敢想改换封地到酒泉。第三个是李适之。他在天宝元年为左丞相，天宝五载被李林甫排挤罢去相位，在家与亲友会饮，并赋诗一首：“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杜甫“衔杯乐圣称避贤”就是化用其诗。接下来是崔宗之。他是吏部尚书崔日用之子，一位潇洒美少年，端起酒杯，白眼望天，有如玉树临风。第五个是苏晋，他一方面嗜酒，一方面斋戒坐禅，但在酒面前，他经不住诱惑：“醉中往往爱逃禅。”第六个是李白，这是诗中重点写到的人物，用了四句来刻画。一是因为李白天宝初入长安，名声很大，后玄宗“赐金”让其“还山”，杜甫对李白印象最深，并将李白被逐美化为“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二是杜甫是诗人，对李白心存敬仰，故诗中盛赞：“李白斗酒诗百篇。”第七个是张旭。他以书法名世，故突出其醉书，他三杯入口后，便会脱帽露顶、乘兴挥毫。第八个是焦遂。他以雄辩称，乘着酒兴，思如泉涌，妙语连珠，惊动四座。

杜甫生平篇4

关键词：《戏为六绝句》;杜甫;思想内容;艺术形式

（一）《戏为六绝句》的阐释

《戏为六绝句》写于唐肃宗上元二年，可以说是杜甫十轮主张的集中体现。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杜甫的写作思想主要是忧国忧民、关心国家的政治，他的创作中，很少对诗歌的理论提出明确的看法和见解。但是在这六首组诗中，杜甫却明确的表明了自己对前人有批判、有总结的继承。作者前三首对庾信和四杰作了评论，后三首解释了自己的创作宗旨。这六首诗歌前后贯通，互相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作者诗歌创作观的精妙阐释。《戏为六绝句》的关键点在一个“戏”字上，杜甫的诗有“史”的称誉，但是在文学创作观上却用了一个很不严肃的“戏”字，难道是这个伟大的诗人一时头脑发热，对做文章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吗？纵观杜甫的生平创作和经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也就是说这个“戏”字是作者有意为之。我认为，通过这个字反映了诗人豁达的胸襟。结合当时诗学界所存在的贵古贱今、好高骛远、夜郎自大的风气，作为一个有深重责任感的人，杜甫不是用“论”、“评”等等字眼，这也恰恰说明了他清楚地认识到对诗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创作观我们不能轻易的就说它是对是错。作为后人，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到那种在如今看起来不合时宜的创作观为什么会存在，而它又在哪方面值得借鉴。对于当代人的创作，他也深刻的认识到不是所有人都是只能跟在古人的后面走，有些人的创作水平远在古人之上，必须要予以重视并加以提倡。

（二）杜甫的生平——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

杜甫（712—770），字子美，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肃宗时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而又称杜拾遗、杜工部。杜甫一生主要生活在穷困之中，为了理想和生计，曾东征、北征、西征、南征，最后凄凉的死在南征的途中—洞庭湖的一条小船上。杜甫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忧国忧民情怀的现实主义诗人。其诗有“诗史”之称，其创作被闻一多称为“顶峰上的顶峰”，其人有“诗圣”之誉。他对诗歌的看法也达到了当时最高的思想水平。①杜甫对诗歌的看法是辩证的、正确的、全面的。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至于子美，概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利，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从之所独专矣。这里，元稹对杜甫的评价可以说是很全面的，从中可以看出杜甫全面的客观的分析，他将古人的优点集于一身，是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

（三）《戏为六绝句》中透漏出的思想内容

在思想内容上，从第一首诗他对庾信文章的肯定可以看出他注重现实的思想倾向，这其中的原因是因为庾信的文章在经历了国破家亡之后，文章的思想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最初艳丽的宫体诗歌转为一种抒发国破家亡、身仕异朝的苦闷和怀念故国的相思之情。由于庾信在南朝时有过对宫体诗的创作经历，再加上后期的思想内容变得深沉而有意义，所以，杜甫才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这个“老”，就应该是诗在思想内容转变后的文章。从这首诗中，也透漏出了杜甫的创作观，他不仅追求语言的华美，更看重文章的内容，要言之有物，不能再像宫体诗那样，只是华丽而空泛无情。再看杜甫对四杰的态度，这表现在第二三首诗上，可以明显看出作者对他们持肯定与褒扬的态度。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称：“四杰是唐诗开创期中负起了时代使命的四位作家，他们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因为行为浪漫，所以受尽了人间的唾骂，因为遭遇悲惨，所以也赢得了不少的同情”②。这其中指出了一点，四杰“官小而名大”，所以他们不平，他们心里有一种怨愤要抒发，因而那些华丽的描写根本不适合他们。可以说，身份的低微在当时令他们抑郁不已，可是也成就了他们，让他们在文学史上留名。

（四）纵观《戏为六绝句》及杜甫在诗歌艺术形式上的主张

纵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前三首可以分为一个整体，即杜甫对古人的借鉴和肯定，主要体现在对诗歌内容方面。这前三首分别是：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这三首是杜甫对庾信和四杰的评价，并且从中反映出杜甫对前人的认识是清醒的、辩证的，他不是一味的否定，当时的人们，对齐梁浮华的诗风大都深恶痛绝，认为他们毫无可取之处，于是只要是齐梁诗风就是糟粕，就必须摒弃，他们不是厉声斥责，就是肆意否定，表现的很偏激。他能深刻的认识到前人的优点，但是，对他们的不足他也能够客观委婉的给予评价。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对一些人骄傲自大，诽谤古人的做法他毫不留情的进行了批判，并且为当时的文坛敲响了警钟，诗歌在思想内容上必须务实，不能空泛肤浅。庾信的文章能够取得成就，在于自身的转变，四杰能够在当时产生巨大的影响，在于诗言情，抒发了他们的不平，也走在了他们所处时代的最前沿。

后三首可以看成是杜甫的诗歌创作观，这主要表现在诗歌的艺术形式上，当然，形式必须是在为内容服务的基础上的。这三首分别是：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这后三首诗歌杜甫就更为明晰的阐明了他在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方面的主张。“才力应难跨数公”，这个“数公”指的就是庾信及四杰。“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这两句是比喻的说法，见得今人小巧，不及前贤之大。是说当时摹写景物，研揣声病的作品，还可以看到些，至于反映巨大的社会现实的作品，那在这以前就办不到了。这首诗里反映出了诗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创作观上看，也折射出诗人以反映现实为主要内容的主要倾向。在诗歌的艺术形式上“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所谓清词丽句必为邻就是说诗歌要语言精练，不能因为只重内容而放松对形式的重视。这在杜甫的其他创作中也有体现，杜甫的诗以七律为主，合辙押韵，达到了诗歌的完全成熟阶段。另外，杜甫诗中的炼字、用典等等形式上的创作对后来的诗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后来的江西诗派发展在字上的重视又达到了雕琢的地步。

透过戏为六绝句，传达出了杜甫在思想内容上崇尚现实的思想内容，在艺术形式上要求语言的精炼。通过这组诗，他为诗学界的讨论有了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从而将诗的发展推向了顶峰。（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杜甫生平篇5

摘要：《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留给世上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也是过程中可以称之为学术的唯一著作，不仅是研究郭沫若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那个灾难的时代思潮的宝贵文献。本文将以《李白与杜甫》这部作品阐述郭沫若晚年的文学思想。

关键词：文学思想；郭沫若；晚年

《李白与杜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出版。是书为研究李白与杜甫生平、思想、创作活动的专著，重在评析李白与杜甫之优劣。全书三章，即关于李白、关于杜甫、李白杜甫年表。重点探讨了李杜生平、交游、思想信仰、诗歌创作等多方面的问题。此书为十年“”中中国大陆出版之唯一李白杜甫研究专著，影响极大。对李白研究多所创见，对今天的李白研究仍有参考价值。但因其有明显的抑杜扬李倾向，故出版后反映强烈[1]。

一、《李白与杜甫》创作的背景

这部著作，正式出版于1971年10月。其写作时间还没有定论，一说从1967年酝酿到1969年正式写成，一说《英译诗稿》完成后，就开始写作，到1970年初夏完成。对于《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出版问世情况，知情者寥寥。该书既无前言，也无后记，故其写作动机、写作过程之类情况，人们自然无从得知，猜测亦颇多。这部著作为世人所知，是因为中苏两国在珍宝岛的武装；中突。当时苏联为侵华罪行辩解，诡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域，在18世纪40年代就臣服于沙皇。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副部长余湛，就此历史争议问题，奉命走访郭沫若，郭沫若告知唐代大诗人李白出生于碎叶的证据和相关材料。外交部在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外交部文件――驳苏联政府1969年6月13日声明》中，就用上了郭沫若的学术成果：“八世纪，中国唐朝大诗人李白就出生在巴尔喀什湖南的碎叶河上的碎叶。”以铁的史实，驳斥了苏联人的叫嚣。由此，人们也知道郭沫若写了一部《李白与杜甫》。

郭沫若的晚年，经历了严峻的考验[2]。初期，野蛮的绑架和殴打，就夺去了他的两个儿子的生命。他虽然内心万分悲痛，却仍以国家利益为重，坚持工作和斗争。他的儿子郭世英，因为揭露、陈伯达的罪行而遭北京农大的一帮歹徒非法绑架关押。第二天，郭沫若并未向总理提起此事。当第四天郭沫若一家赶到农大时，郭世英已经遍体伤痕，血肉模糊，含冤死去。郭沫若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以特殊的心情写成了《李白与杜甫》。在写作过程中，他力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从多角度对李杜进行全面的比较，企图彻底结束“千家注杜，一家注李”的局面。全书虽然对李杜的局限均进行了严格的批评，但由于作者把重点放在反对新时代杜甫研究中“全面颂扬”、“藻饰”杜甫为“人民诗人”的倾向，因而对杜甫进行了比李白更为严格的批判。

二、从《李白与杜甫》管窥郭沫若晚年的文学思想

郭沫若在童年接受传统的“诗教”的时候，就必然地“遭遇”上了李白和杜甫，从那时起，出于少年倾向于自由的天性和对人生、艺术粗浅的理解，对李白便比较喜欢，不太喜欢杜甫。他那时无疑读了许多古代诗人的诗，能够让李白、杜甫在自己脑海里留下印象，已说明李白、杜甫的诗对他产生了影响，引起了他的思考，并给定了大致的审美判断[3]。他说“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恨韩退之。”这话出自（fz的童年》，写于1928年。距他出版《李白与杜甫》的1971年有43年之久。这一最基本的史实可以说明，他的“扬李抑杜”的倾向并非得之于“”中某某领袖的指令，而是自己早年读诗时形成的一种“审美体验”。彼时郭沫若自然很幼稚，但这幼稚中却有的是真纯，缺的是虚伪乃至功利意识。然而临到晚年，郭沫若仿佛又回归到童少年时期的幼稚，忘却了自己曾在“成熟”时期所说的“我们要向杜甫学习，也要向李白学。

《李白与杜甫》的出版，颇令时人侧目。但在文禁森严的时代，鲜有公开评价者。结束之后，论者骤增，但多为批评之声，盖源于该书对“诗圣”杜甫的贬低，以及对该书写作动机的猜测。时至今日，对《李白与杜甫》辩驳和评论，仍屡见不鲜。统观之，多数论者着眼之处，是该书鲜明的“扬李抑杜”旨向。有人说，喜欢“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而不喜欢杜甫，郭沫若“扬李抑杜”，是打着反潮流的旗号，投上之所好。有人反驳说，郭沫若本身就一贯喜欢李白而不喜欢杜甫，早就反感“千家注杜，一家注李”的学术局面，故而大做翻案文章，与关系不大。还有人说，郭沫若对杜甫也有过公允的评价，但因反对把杜甫当作“圣人”、“图腾”，故有矫枉过正之举[4]。

可以说在此问题上，论者纷纭、莫衷一是。粗略来看，人们的观点可大致分为两派：一派以同情的态度追源溯流，为郭沫若的“扬李抑杜”辩解；一派因《李白与杜甫》的“抑杜”和“悦上”倾向，痛加驳斥。可以说，不论是褒也好、贬也罢，人们是围绕着对“李、杜”孰优孰劣的评价，来切入这部著作的。或者说，大多数人是从学术的视野，以专业的眼光来考量《李白与杜甫》。因为在人们眼中，《李白与杜甫》首先是一部学术著作[5]。这当然没有什么错。看看该书对李白出生地、家世的考证，对李白家室的索引，对李白政治活动的梳理，对李杜思想和信仰的考释，甚至对李杜疾病和死因的研究等等，无一不是学术问题。

结论

总之，《李白与杜甫》，是一部寓复杂人生况味于学术的真诚反思之作，是仕途疲倦、步履蹒跚的郭沫若，在进退两难的宦海浮沉后，做出的清醒自嘲与内省。这，是感时伤世、感时伤怀的郭沫若，面对大浪淘沙的历史风流人物，发出的遥遥心灵感应！这，是朝如青丝暮成雪的郭沫若，面对悠悠千古的长空皓月，发出的世事沧桑、人生无奈的万般感慨！（作者单位：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刘茂林.如今了然识所在――再论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J].郭沫若学刊，2010，（2）.

[2]中国郭沫若研究会.郭沫若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3]郭沫若.李白与杜甫[M].西安：中国长安出版社，2006.05.

杜甫生平篇6

其实，以戏曲的形式表现诗圣杜甫，本可以有多种写法。然而剧作家党小黄却是以正面表现的手法予以史诗般的强攻，这既可以表现人物一生大起大落的悲剧命运，也更能全方位地表现杜甫一生中的悲剧精神和悲剧人格。对于杜甫来说，一生经历了开元盛世和天宝之变，也经历了肃宗继位之后的平叛和代宗的中兴，经历了四个年号并目睹了大唐王朝的由盛至衰的全过程，因而在他的人生感喟中就会有诸如少年时期的踌躇满志、中年时期的人生磨难和老年时期的落魄潦倒，因而杜甫的一生可以用生不逢时来简练概括。而作为戏剧创作，我们没有必要做深沉状，也没有必要非要将政治家和文学家所进行的深刻思辨作为表现的内容，那样，观众会经受不了你的哲理思辨而远离剧场。好在剧作者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抓住了杜甫人生中几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并以大的历史事件为脉络，以贯穿杜甫人生经历中的几个大的回合，从而展示作为一代诗圣始终与民族共患难的文化品格，显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人精神。

笔者以为，《杜甫》的作者党小黄基本完成了这样的艺术表现。

一

戏曲是以演员的唱念做打来实现作家的艺术构思的。同样，戏曲更需要作家对剧情做能够为观众所接受的合理虚构。在秦腔《杜甫》中，作者着意安排了年轻杜甫的踌躇满志，笑傲江湖。但这种笑傲不是李白那种“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的自信，也不是中晚唐诗人那种小心翼翼地投石问路，而是一种介于盛唐和中唐之间的迷茫，正是这种迷茫，使作家在不自觉地运用戏剧创作中的凤头之笔，为杜甫后来的人生跌宕作铺垫。壮游是盛唐诗人能够胸襟开阔、写出豪情万丈诗篇的主要原因。在杜甫一生中，有壮游，有漫游，也有不得已的漂游。壮游作为盛唐诗人人生必不可少的人生阅历，对杜甫来说，则是把壮游作为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重要步骤，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必由之路。在泰山之巅，几位诗友海阔天空地表述自己的人生追求，而泰山老道带有箴言意味的人生预测，似乎为我们展示了一代诗圣的人生坎坷。正是这一看似可有可无的序曲，揭开了杜甫一生的命运帷幔。我们不必去追问这种人生箴言的合理性和可信性，也许这正是作家的故弄玄虚，或者是作家为剧作展开故事情节而作的铺垫。然而，正是这次泰山漫游，一曲《望岳》的五言律诗，引领起了杜甫的人生壮剧，更为他与郑虔、王g、严武等众多诗友的日后谈话出了一个大致的命运曲线，与红颜知己娇娘的失之交臂提供了一个灵魂相遇的时空。在正史中，看不到一生身体力行着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杜甫与异往的绯闻，但是作为艺术，这却是作者一个不错的艺术构思。因为戏剧本来就是以表现人生错落跌宕的命运坎坷及表现在命运坎坷中的人格精神作为最根本的精神指归的表现性艺术，任何人物和故事情节的设置。都必须为表现人物在与命运抗争、与社会抗争、与朋友交往、与异性的情感交织中展示人的文化人格服务，从而表现作为讴歌对象的人的精神情怀和价值取向。在《杜》剧中，作者着力展示的是杜甫一生郁郁不得志，但却一直昂扬奋发地实现着自己的人格理想和理想价值，虽历经挫折，但是不改对社稷的一腔热血，不改对朋友的义气衷肠，不改对拙妻的一往情深。不改对娇娘那种说不清是师生情谊还是男女恋情，抑或是作为对杜甫的崇拜者和精神信徒的人生关怀。正是在这几种交织着友情、仕途、师生情、社会人生不同理解和追求的情感中，作者所表现出的杜甫，才是一个具有旺盛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杜甫一生中所经历的是大唐帝国由盛至衰的全过程，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使得杜甫的性格发展必然经历着精神人格的巨大失落，也必然要表现他从对仕途的热衷和坚信自己的人生目标到对盛世王朝的质疑，从质疑到最后对自己毕生追求的质疑，再到精神人格的大彻大悟，从而完成杜甫作为诗圣的文化人格升华。在这样的艺术虚构中，可以而且也完全能够展开的是杜甫作为人的情怀。作为诗人的正义感，作为文人的人格价值，作为儒家文化造就的知识分子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追求。他不是王g，也不是郑虔，更不是严武。在这样一群诗人当中，王g可以曲径通幽，成为朝廷命官；昔日泰山之巅那些意气风发的诗友十年之后再度相聚于曲江池畔，严武、王g、郑虔似乎都获得了自己的人生坐标。然而。杜甫依然卖药于曲江池畔，依然“朝叩富儿门”无法为对自己心仪已久的徒儿解决卖身葬父的生活窘迫。十四年一梦，其实并没有击碎杜甫的宦海跋涉之醉心，他依然渴望能够获得一官半职以便为黎民、为朝廷奉献出自己的智慧，即便是在多次碰壁之后，依然不改初衷。尽管他已经看到了飘摇欲坠的大厦将倾，看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盛世隐忧，然而在获得左卫率府胄参军之后对自己人生的可怜安慰，儒家文化教导出来的报国情怀还能使他在回家之后对小儿的饿死、对多年在外求官而不得，愧对老妻幼子的为人夫、为人父的愧疚而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尽管经受着丧子之痛，忍受着妻、子的冻赢，在闻知安史之乱爆发、肃宗登基之后，依然痛别老妻幼子，踏上了“布衣寻天子”的西行之途。

在剧中，作者着力表现杜甫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表现土人的民本精神，表现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主人公的治世情怀。因而，一切个人荣辱和恩怨，都被这种情怀所消解。并且执著而可怜，专注而无奈，卑微而高尚。其实这正是儒家文化在杜甫身上所表现出的无意识自觉精神，也是中国文化的脊梁精神和人格魅力所在。固然，我们可以说杜甫一生求官而未为官，一生追求清风明月的理想境界而未能实现。但是，正是他在对理想的追求中所显示的对社会人生的冷静思考。对民生的无意识关照。使得他由执著于仕途。沉迷于官场到自觉自愿、心无旁鹜地以如椽巨笔，忠实地记录下大唐帝国由极盛转至极衰这一历史巨变过程中民众所饱受的灾难，才能使我们由衷地感受到诗人人格的高洁与伟岸，一个正直知识分子在个人仕途与民生困顿面前的两难选择。正是杜甫这些饱蘸笔墨抒写的人生挫折与壮志未酬的艰难竭蹶中所表现出来的治世精神、入世情怀，才使剧作在结构上呈现出猪肚般的充盈，人物塑造上渐趋丰满和有血有肉。

二

杜甫的人格精神，无疑是千百年来儒家文化所造就的知识分子命运遭际最真实的映照，也是作家着笔最多的地方。尽管长安一梦十四年，尽管多年求官而未得，但不改对朝廷的一往情深，不改对民众生存状况关心，这既是杜诗中最具感染力，也是后世儒家知识分子把杜甫奉作“诗圣”的根本原因。正因为如此，在杜甫被安史叛军羁押，安禄山用郑虔画作、杜诗换取娇娘一笑的人生之大节的重要关头上，身为杜甫至交的王g宁可咬舌自尽也不愿出卖知己和自己的人格良心，已经身陷囹圄的郑虔宁可不认杜甫也不愿出卖朋友，杜甫宁可装疯卖傻也不愿屈己而卖身投靠，娇娘宁愿破相也不愿为叛军卖笑这些情节的处理上，显示了剧作家对儒家文化的深刻理解，对杜甫儒家人格文化精神的高度赞誉。固然，由君不君而引起的臣不臣历来不被后世耻笑，甚至还对这样的行为进行褒扬。然而，在正统文化那里，忠君即是爱国，忠君即是爱民，对君王的背叛也就是对民众的背叛。正因为如此，王g的咬舌自尽是一种壮烈。郑虔的变节而不出卖朋友是一种义气。娇娘的认师为父、宁愿破相而不出卖自己的人格是一种民众之节，杜甫宁愿装疯卖傻而不愿与叛军同流合污则是一种君臣大义和民族气节。郑虔被授伪职而托病拒不赴任，拼命要送杜甫逃走，并献以破敌妙策而显示出自己的无奈与悔过，其实都在展示儒家文化造就的社会文化品格，都在以杜甫作为自己人格的参照，进而宣示出一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儒家文化精神。

在剧作中。作者没有把杜甫塑造成一个道德完人，也没有把杜甫塑造成一个没有七情六欲的圣人，而是一个始终充盈着激情与冲动、木讷与敏锐、既浪漫但又现实的具有诗人气质和灵动的人。他既重友情但始终不失做人的原则；既重夫妻之情与幼子的爱，也重与矫娘的忘年交；既痴心于做官但却对官场游戏规则浑然无知；既拥护王朝的统一和对安史叛军的切齿之恨，但又表现出对战争给民生带来巨大灾难的深深同情，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坎坷的人生遭遇造成了他性格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因而也表现出他在内心深处的矛盾心理。正因为如此，他羡慕王g、郑虔、严武这些当年一起在泰山极顶慷慨豪情的诗友一个个官场得意，既能为好友王g在叛军面前的大义凛然慷慨赴死而长歌当哭，但是也憎恶郑虔的变节行为；既能为郑虔的冒死献破敌之策而深感欣慰，也为他的官复原职当殿争辩。为郑虔被贬出朝廷而冒着丢官的危险仗义送友。在他看来，是非分明、功过分明、爱憎分明、忠义分明应该是人所具有的本质，但却忘记了朝政与友情有时是可置人于生死的官场规则，并因此而丢掉了好不容易得来的左拾遗官职。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对此，杜甫幽怨过，并哀叹自己也像李白当年一样被贬出朝廷，然而，他却因此更多地了解了战争给民众带来的苦难，在这期间，“三吏三别”等传世名作的创作使他加深了对官府本质的认识，也更自觉地用他的如椽巨笔表现了民众的苦难，表现了一个儒家知识分子自觉的民本情怀。

三

如果说，在正史的记载中旅蜀的几年是杜甫一生中最为闲散的时光，并因好友严武的关照而暂获生活安稳的话，那么在戏剧中，剧作家则对杜甫人生作了另一面的展示，表现了主人公不愿寄人篱下的刚直品行。按说，有好朋友的关照，有着一份不菲的俸禄，杜甫完全有可能过上不错的生活，然而，剧作家刻意表现出杜甫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不吃嗟来之食的人格傲岸，为表现杜甫对其妻杨氏夫人的一往深情和夫妻间的灵犀相通增添了一场看似可有可无，实则是最能展示杜甫为人夫的感情场面，尤其是杜甫给妻子吟诵当年所作诗篇《月夜》一诗时所显示的夫妻相濡以沫，柔情蜜意，使杜甫作为丈夫的形象高大而丰满。而老妻在他的吟诵声中溘然长逝，则更把杜甫的悲剧命运从其妻子身上展示得凄凉哀婉，催人泣下。如果说，全剧始终是以杜诗为主线。贯穿杜甫作为诗人不甚得意的人生曲线的话，那么这个情节的设置，则更加深刻地表现了杜甫丰富细腻的情感和对老妻的深情，也使全剧洋溢着浓郁的人情人性和作为诗人的丰富感情世界。

娇娘无疑在剧作中是作者所寄予的一个理想化身。纯洁无瑕，始终追求理想，但始终在追求理想价值的过程中被命运折磨得历尽坎坷，然而不管是自觉被命运折磨得自传或他传，却依然保持着人格的高洁和对理想价值实现的童真，即使被迫卖艺卖身，都依然不亵渎自己人格的高洁，即使在最为关键的时候为了保持老师的贞洁，甚至不惜破相毁容也要维护自己心中的神圣。正是这样的人格映照，折射出杜甫追求理想人格的艰难，也折射出正直善良的精神人格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磨难。

杜甫生平篇7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杜甫受中国和谐文化的影响最深。杜甫的和谐文化精神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渊源；和谐文化精神在杜甫的思想与诗歌中均有强烈体现，并对后世的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全面论述杜甫的文化精神与中国和谐文化的密切关系，对当代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杜甫；中国和谐文化；精神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杜甫是向往和追求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他从小接受的主要是儒家和谐社会的思想和理念，对道家、释家、墨家、玄学及其他诸子中的和谐社会理念也有所吸收。他的一生都在为追求和实现一个美好社会理想而努力。这个理想就是国家统一，民族富强，百姓安居乐业，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杜甫用自己的创作活动，与现实社会中那些破坏社会和谐、分裂民族与国家的邪恶势力与残酷剥削黎民百姓、贪污腐化等丑恶的社会现象作了不懈的斗争。他的这种追求和谐社会崇高理想的精神及忧国忧民的高尚人格，受到历代志士仁人的高度尊崇与继承发扬。杜甫被后人尊为“诗圣”，但他的影响，实际上已超越了诗人的范围，上升到民族精神的文化层次。探讨和研究杜甫与中国和谐文化的关系，发掘杜甫的和谐文化精神，就是弘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传承精神文明，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历史借鉴。

一、杜甫和谐文化思想的历史渊源

杜甫及其诗歌的和谐文化精神，有其渊源。概括来讲，主要有三个方面：历史文化渊源，地域的、家学的渊源和唐代社会的现实渊源。

儒家文化中的“仁爱”思想和“大同”和谐社会的理想，一直是杜甫诗歌中的主调。孔子提出“天下归仁”的思想，指出“仁”的主要含义是“爱人”(《论语·颜渊》)，而实现“仁”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泛爱众”(《论语·学而》)。此外还有儒家的“和为贵”(《论语·学而》)与“致中和”(《礼记·中庸》)思想，形成了杜甫以儒学为框架的“民惟邦本”(《尚书·五子之歌》)的安定和谐的社会理念。《礼记·礼运》中所提出的“天下为公”及“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的大同社会理想，也是杜甫所向往的和谐社会的理想世界。除了儒家的思想资源以外，道家文化的“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顺物自然”(《庄子·应帝王》)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释家文化中“众生平等”《大般若经》卷三五)、“普度众生”(《普曜经》卷三)的慈悲思想及墨家文化中“兼爱”、“非攻”(见《墨子》中《兼爱》、《非攻》篇)的和平理念等，也从不同的思想层面为杜甫的和谐文化精神提供了精神的滋养。

实际上，杜甫所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从中原文化开始的。在中国诸地域文化中，中原文化是中国元文化的渊源和发祥地；无论是儒家文化，还是道家文化，其源头都在中原。杜甫是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市)人，他的青壮年时代，是在唐代洛阳、长安两京地区度过的。他35岁以前，基本上是生活在他的家乡洞南巩洛地区，之后的十多年则生活于长安。黄河流域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包括长安、洛阳两京地区)自周公在成周(今河南洛阳)制礼乐制度以来，两汉、北魏、隋唐都盛行儒风。中原以儒家为主的思想和文化，奠定了他的思想基础。起源于中原的老庄的道家和首传于中原的释家的文化思想，也在中原地区相当流行。中原文化以儒教为本，以道、释为翼的相互补充的思想框架，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思维和文化心理结构。但相对地说起来，儒家思想文化则是中原文化的核心。杜甫的思想基本上在“儒家界内”(叶燮《原诗》)，不能不说是受到了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儒家思想是一种务实致用的文化思想，对现实社会有很强的政治教化作用和现实的实用性。中原地区的文学，自《诗经》、汉乐府以来，就有很强的现实主义传统。中原的史学传统，也是充满着实用理性的。史家的忧患意识与儒家关心现实的人生态度所形成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意识，是推进和追求社会安定与人际关系和谐的思想动力。道家“顺物自然”即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与释家的“一切众生悉皆平等”(《维摩诰所说经》)的平等意识，可谓是对儒家的“仁者爱人”(《孟子·离娄》)思想的重要补充。三者共同构建了中国的和谐文化。中原文化的传统，奠定了杜甫以儒家为主，兼融道、释的文化思想基础，儒、道、释等思想中的和谐文化因素，对杜甫的人生观有着至深的影响。

除了历史的文化渊源之外，唐代的社会，是杜甫文化思想形成的现实渊源。尤其是唐太宗和唐玄宗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更是杜甫心目中和谐社会的样板。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儒家思想是最务实的一种。儒学主要是以伦理道德来安定社会秩序、协调各种人事关系的学说。但在魏晋以后，儒学渐被以玄谈务虚的玄学所代替，处于边缘的地位。唐代建国之后，唐高祖及唐太宗皆实行重儒政策，恢复了国家和地方各级学校以教授儒经为主的教育制度。唐太宗尤重儒学。他说，“朕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贞观政要》卷六)；但对道、释他也同样加以利用。由于他政治上开明、对中国的和谐文化有很深的理解，故他在对待君臣关系、民族关系及君民关系等方面，都能处理得比较得当。他提倡大臣进谏，和睦群僚，搞好君臣上下的关系。对民族关系，他也处理得比较恰当。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因此被各民族尊为“天可汗”。他把君民关系比做是舟与水的关系，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太宗《自鉴录》，《全唐文》卷一零)，故能均田于民，轻徭薄赋，促进生产

发展，和谐社会关系，从而缔造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唐玄宗在盛唐社会的前期，继承了太宗的开明政治和文化政策，重用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贤臣，兴利除弊，毁玉沉珠，生活节俭，勤政爱民；在经济上采取了与民休息、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缓和了阶级矛盾，提高了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出现了“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忆昔》)的空前的经济繁荣景象；在对外关系上，他采取以和平外交为主的绥边政策；在思想方面，他以儒教为中心，兼倡道、释，还采取了对外来文化开放的政策，使各种文化思想空前活跃，促成了各种文化的和谐发展，使盛唐文化尤其是诗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昌盛局面。那时大唐的综合国力空前强盛，居于世界之首，出现了“开元之治”的又一盛世。厝太宗的“贞观之治”与厝玄宗的“开元之治”使唐朝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后世所企羡的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是封建社会中和谐社会的样板。但是，唐玄宗在天宝后期，逐渐地骄傲自满，腐化堕落；私欲膨胀，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盲目扩边，激化了阶级和民族的矛盾；在思想上迷信道教，使赖以治国安邦的儒学削弱和边缘化，造成了思想的混乱，文化上也失去了和谐。安禄山、史思明等分裂分子野心膨胀，乘机扩张势力，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杜甫生长于盛唐之世，从小就树立了安邦济民之志，把“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的和谐社会视为历史和现实中的理想社会。因此，他在天宝后期及安史之乱后，虽处以乱世，目睹时艰，但却未丧失信心，时时处处都以大唐盛世的和谐社会为理想支撑，加以追怀，并以此作为复兴大唐的思想动力，对社会上出现的一切不和谐的现象进行批判和斗争，力争大唐早日恢复往日的盛世。

除了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的渊源之外，杜甫还有其家学的文化渊源。杜甫出生于_个世代“奉儒守官”(杜甫《进雕赋表》)的家庭，有“传之以仁义礼智信”(杜甫《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碑》)的家风。他的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时期一位对儒学研究造诣很深的将军，著有《春秋经传集解》传世。杜甫的一生都以这位先祖的文治武功尤其是其儒学造诣为自豪，曾自称对其先祖杜预“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祭远祖当阳君文》)。杜甫之尊崇儒家文化是有其家学渊源的。他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朝的著名诗人，虽不以儒学闻名，但其诗中也充满了“抚功衔道义”(杜审言《赠崔融二十韵》)的儒学精神。他的继祖母卢氏，“慈恩穆如”，待审言前妻的子女如同己出。他的叔父杜并，是一位有名的“孝童”(见杜甫《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他的姑母裴氏，是位“鲁义姑”(出处同上)式的人物。杜甫年幼，母死后，即由这位姑母抚养长大。其外祖母李氏也被时人视为“勤孝”(张说《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神道碑》)一类的人物。杜甫在这样充满着儒教仁孝节义的家庭环境及亲戚中长大，自幼耳濡目染，受到先祖的儒学精神和家庭仁爱和谐家风的很深影响。正是在这些历史、现实与家庭的文化氛围中，杜甫广泛地接受了中国的和谐文化，成为中国诗人中最具有和谐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

二、杜甫思想及其诗歌的和谐精神

杜甫的和谐社会和和谐文化的理念，具体地表现在他的思想行动和诗歌创作之中。他的和谐文化思想理念，具体地表现在他的和谐社会理念、和谐诗歌审美观念与诗歌机制方面的和谐等三个方面。

(一)杜甫思想中的社会和谐理念

向往和谐的君臣关系。杜甫特别向往儒家的君明臣贤的理想君臣关系。他心怀稷契之志，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心目中的圣明之君是尧、舜和唐太宗(“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北征》))。杜诗对尧、舜、唐太宗等君臣和睦的关系予以赞扬，而对唐玄宗晚年亲近小人、屠戮贤臣的行为屡加谴责：“忠贞负冤恨，宫阙深旒缀”(《八哀·李邕》)；他对唐肃宗猜忌贤臣也十分不满：“唐尧(指唐肃宗)虽自圣，野老复何知”(《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二十)。他希望能够回到尧舜与汉初“古时君臣合”(《述古三首》其一)的君臣和洽的局面。

建立和谐的家庭关系。杜甫在处理家庭关系方面，可谓是父慈子孝、夫爱妻顺、兄悌弟敬的典范。对子女，他是一位好父亲。他对自己的子女慈爱有加，教育子女读书写诗：“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又示宗武》)，并让儿子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见《催宗文树鸡栅》)。对妻子，他是一位好丈夫，与妻子恩爱和睦，情深意长：“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进艇》)。对弟妹，他也是一位好兄长。在战乱中，他时刻思念身在他乡的弟妹(见《忆弟》、《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等诗)的安危。

主张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他对朋友十分讲诚信，他希望“天下朋友皆胶漆”(《忆昔二首》其二)，都成为管、鲍之交，最恨“翻手作云覆手雨”(《贫交行》)的人。他交的朋友如李白、高适、岑参、严武、郑虔、苏源明等人，不管是对方的穷通遭遇如何变化，他对朋友的友谊都是终身不渝，是一个最忠于友情的人。杜甫还对如李邕、房瑁等正直耿介的年长的前辈，十分尊敬；对年轻的后辈如王郎、司直等人，则奖掖有加，寄予深切的关爱之情。

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杜甫一向主张平等相待。他自己的儿子虽然在贫困中饿死，但比起“失业徒”和“戍远卒”的平民百姓来，自己仍有“生常免租役，名不隶征伐”(《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士族特权，对此他表示十分愧怍；他与羌村的父老一起饮酒，谈论时局(见《羌村三首》)；有客人来访，他请邻家的农家老翁对饮作陪(见《客至》)；他有时还到农家与老农喝酒谈心，与处士山人交朋友，从来没有官人的架子。

对于下层百姓，尤其是对那些弱势群体，杜甫则体现了仁厚的关切同情之心。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天宝末年即写出《兵车行》一类的诗歌，为“或从十五北防河，归来头白还戍边”的远征边塞的士卒鸣不平。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他写道：“庭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供城阙”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尖锐揭露了统治者残酷剥削压榨百姓和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现实。安史之乱后，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他更写出“三吏”、“三别”之类的新题乐府诗，为天下苍生的生死离别为之痛哭。在蜀中，他写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枯棕》等诗，对流离失所的寒士和被刻剥得无以为生的百姓发出深切同情与感叹。在夔州及江湘等地，诗人虽已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却对战乱中无儿无食的寡妇、负薪背盐白发不嫁的夔州女、峡江操舟卖命为生的船夫以及湖湘“杼轴茅茨空”(《岁晏行》)的贫苦人民掬出一把把同情之泪，处处为他们着想，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他迫切希望早日结束战乱，让百姓们过上“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蚕谷行》)的太平日子。他还希望统治者要“行俭德”(《有感五首》其三)，惩贪腐，使“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的清明之治及“男谷女丝行复歌”(《蚕谷行》)的人民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早日出现。

主张平等相处的民族关系。在这方面，杜甫是深受唐太宗和唐玄宗对各民族平等相待政策影响的。在他的诗中，杜甫对一些少数民族出身的将领，如哥舒翰(突厥人)、李光弼(高丽人)、王思礼(高丽人)等为大唐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都有甚高的评价，并不因其为异族而掩德不彰。他与贺兰杨、宇文晁、斛斯融等少数民族的人也都有诗歌的交往。对唐军中的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战士，他主张应与汉族战士刑赏一致，平等对待：“明其号令，一其刑罚，申其哀恤，致其欢欣，宜先自羌子弟始。”(杜甫《东西两川说》)

主张国与国之间建立和睦相处的关系。杜甫主张各国应各自有疆，互不相犯，和平共处。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保卫国家不受侵犯的基础上，他反对统治者对外扩张，穷兵黩武：“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荀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前出塞九首》其五)即使是卫国战争，在战胜敌人的情况下，他也主张尽量地减少敌人士卒的伤亡，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二)杜甫对待各种文化关系的和谐理念

各种文化关系的和谐，是盛唐文化的一个特色。唐玄宗在盛唐的前期即开元二十三年以前，是很重视各种文化思想的和谐发展的。对儒、道、释三教之间的关系摆得较平。尤其是在开元初期，他尤致力于儒教的思想建设。他特别重视和重用张说、张九龄这样的文儒之士，对韩休、卢怀慎和杜逼这样的孤耿之臣也很重用。开元十年，他亲注《孝经》，提倡儒家的孝道，将儒学做为治国的根本思想。对于道教和佛教，他也视为儒教思想的辅助思想，加以提倡。与此同时，他还对外来文化，如从西方传来的各种宗教文化像大秦的景教(即罗马的基督教)、波斯(伊朗)的袄教、摩尼教、大食(阿拉伯)的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的态度都很宽容；对外来的音乐、舞蹈、衣饰、饮食和风俗，他也持有空前的开放态度，大胆加以汲收，充实中国的文化。但唐玄宗在后期却大力推崇道教，使赖以治国的儒学思想逐渐被边缘化。从儒学的理性向宗教的迷信方面倾斜，导致了各种文化关系的失衡。杜甫是继承了开元前期盛唐文化的基本精神的。杜甫对盛唐儒、道、释等各种文化和谐发展心有独钟，但他并非将各种文化思想平均排列，而是有重心的。他心目中的文化和谐是建立在儒学基础之上的。他特别强调儒家文化在各种文化中的中心地位。他赞颂唐太宗多用儒臣，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行次昭陵》)。他认为严武出镇西川，像汉代文翁一样推行儒家之教化(“文翁儒化成”(《八哀诗·严武》))，非常值得赞赏。他对安史之乱后儒学失坠感到十分痛心和担忧，“呜呼已十年，儒服弊于地。……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他认为，富有理性的儒学是和谐文化的根本和基础，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不致于使文化失去理性的方向。但杜甫并不排斥道、释等文化，因道教所尊奉的老子(名李耳)是李唐王朝自认的先祖，故杜甫年轻时也曾一度热衷于道教。他曾到王屋山访过道士；曾受到李白的影响，想与李白一起“方期访瑶草”(《赠李白》)；还在洛阳拜谒过玄元皇帝庙。虽然后来他信道的热情有所减退，但道家对现实的批判意识和对人与自然的和谐意识，曾给他以深刻的影响。他对唐玄宗晚年的腐败政治以及唐肃宗贬斥贤臣、治国乏术的一系列政策的批判和指责，固然有儒家的讽谏精神，但道家的愤世嫉俗的批判精神无疑也给他增添了批判的勇气。杜甫晚年对佛教的禅宗也很感兴趣，曾写过“身许双峰寺，门依七祖禅”(《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等诗句。杜甫晚年悲悯苍生、爱及“鸡虫”(见杜甫《缚鸡行》、《朱凤行》等诗)的慈悲胸怀，是受到佛家“普渡众生”思想的一定影响的。杜甫的扬善嫉恶、嫉伪存真的批判意识和“众生平等”的仁慈的胸怀，是将道教、佛教中追求社会平等和谐思想的精华，与儒家文化中追求社会和谐理念相融合的。此外，如墨家的“兼爱”、“非攻”的热爱和平的思想，对他亦有甚深的影响；外来文化中的音乐歌舞及外域传来的宝刀骏马(见杜甫《观公孙大娘弟予舞剑器行》、《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房兵曹胡马》等诗)，他也持有很高的兴趣，在他的诗中屡加表现。可见，各种文化的和谐并存，是杜甫所追求的目标之一。

(三)杜甫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理念

杜甫对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有很深的感受，在他的诗歌中有充分体现。中国古代是个农业社会，对天的依赖性很强。风调雨顺，能给农民带来丰收和喜悦；而自然灾害，则给农民带来沉重的灾难。故他的诗中写了许多对和风细雨给农民和自己带来的喜悦之情，如写了许多春雨、久早后的夏雨以及农民求雨的诗。在他的诗中，写有关雨的诗，就有十多首。他对巴蜀的青山绿水、树木花草等，都有一种由衷的喜悦与爱惜之情。他对未受到破坏的大自然风光十分喜爱，而对风雨失调、飓风暴雨、干旱给人民所造成的灾难则表示十分忧心(见《秋雨叹》、《雷》等诗)。尤其是他对当地人砍伐和烧山，人为地破坏自然环境，使“青林一灰烬，云气无处所”(《火》)，因而造成旱灾或水灾，表示非常痛心和担忧。他对大自然中与人类和谐共存的动、植物，如能为人类遮荫纳凉的高大的楠树、挺发向上的小松树、赏心悦目的桃李花、随船嬉戏的小鹅儿、沙上傍母而眠的雏鸟等，都非常关心和喜爱，并反对一些人滥杀野生动物(如“汝休射杀南飞鸿”(《岁晏行》)等)。他还非常重视绿化工作，在成都草堂居住时，他在草堂周围种树植花，绿化家园，美化环境，有相当自觉的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的思想与环保意识。

(四)杜甫审美思想中的和谐理念

真善美的和谐。杜甫所尊崇的主要是儒家的审美思想。儒家的美学观主要是“尽善尽美”的善、美和谐理论。此外，道家的“嫉伪崇真”的以真为美的审美思想，对杜甫也有一定的影响。道家的崇真嫉伪思想与史家的“实录”精神是一致的。儒家的“尽善尽美”和道家的“以真为美”相结合而成的真善美和谐的审美理念，形成了杜甫以道德伦理为价值标准以及写真实的现实主义为主旨的文学思想。

诗教与政教的和谐。《诗大序》中强调诗歌要“敦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将诗教与政教相统一。杜甫的诗歌有很强的政治教化意识，并能将这种政教意识与诗歌审美的特征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尤其是他的新题乐府诗，就是这样的有强烈的反映时事政治意识与儒家忧国忧民道德意识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将诗歌审美的功能与政治教化作用很自然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使诗的“兴”、“观”、“群”、“怨”的各种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儒家的“兴观群怨”的诗歌思想，体现了诗歌的教化功能与诗歌各种审美功能的和谐并用。“兴”是指感物起兴、抒发诗人的情感和思想的自我表达功能，“观”是指诗有“观风俗”的社会功用，“群”是指诗有团结协和群众的政治教化作用和以诗为手段进行社会联络的交际功能，“怨”是指诗有对现实弊病的揭露、批判和参与政治的怨刺讽谕功用。诗的这些功用，都在杜诗中和谐地得到表现。如杜甫的律诗，主要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起着与他人沟通的作用；他的古体诗，尤其是其新、旧体乐府等具有叙事性的诗歌，则既可以“观”，又可以“群”，同时还可以“怨”，表达作者对现实的弊端的揭露、讽刺与批判。当然，从总体上来看，“兴观群怨”是一个整体，诗的各种功能在杜诗的各体诗歌中虽有所侧重，但都得到和谐地运用和表现，充分发挥了诗歌功能的各种作用。

伦理观与审美观的和谐。杜甫充分体现了儒家“温柔敦厚”的道德观和诗歌的审美观，表现出“中和”的和谐思想。杜甫为人忠厚诚恳，他的诗歌也表现出对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及朋友与人际关系的和治仁厚的态度。他的诗歌所体现出的情感，也都具有一种“中和”之美，很有一种理性的节制，不像李白的诗歌那样任情随意，飞扬跋扈。

(五)杜甫诗歌机制中的和谐理念

杜甫诗歌在机制方面体现了充分的和谐。主要表现在不同诗歌体裁的内容与形式的和谐、诗歌对象与语言风格的和谐，以及形式与声律音韵的和谐、诗歌情感与节奏、意象的和谐等方面。

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和谐。杜甫在创作中，能够根据不同的内容，选择不同的诗歌体裁。如以言志、咏怀、纪行、叙事和议论的内容，他主要选择古诗这样在篇幅和声律方面比较自由的诗体。像《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饮中八仙歌》、《丹青引赠曹将军霸》等，还有从秦州人蜀的一系列纪行诗等。尤其在表现时事和现实内容的题材上，他创造性地运用了新题乐府的体裁形式，有的甚至于用组诗的形式来表达。如《兵车行》、《丽人行》、《悲青坂》及组诗“三吏”、“三别”等五、七言古体诗。在写景、抒情与创造意境等方面，他则主要运用五、七言律诗的形式，做到情与景的交融、意与境的结合。这只是大体上的区别，但他有时也能创造性地加以综合性处理和运用，如在五古《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与《北征》中，他将叙事、议论、写景和抒情融为一炉；在《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等连章律诗中纪事议论，并在《戏为六绝句》中以诗论诗等，都能将内容与形式进行和谐的处理。

诗歌对象与语言风格相和谐。在面对不同读者时，杜甫诗歌的语言风格是有区别的。在给文化层次不高的人或下层群众的诗及面对大众的新题乐府中，在《赠卫八处士》、《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示獠奴阿段》、《又呈吴郎》、《兵车行》、“三吏”、“三别”等诗中，他运用明白易懂的通俗语言或口语人诗；而在一些与士大夫和诗人的投赠和应酬的诗中，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送高三十五书记》等诗，则用语博奥典雅，力使赠诗对象与语言风格相和谐。

诗歌形式与声律音韵的和谐。在古体诗中，主要是语言的自然音律的和谐。杜甫的古体诗的自然声韵是相当和谐的。在一些长诗中，他多次转韵，如在《洗兵马》一诗中，他四次转韵，平仄相间，声韵十分铿锵悦耳。在表达一些急迫节奏与情感时，他多用仄声韵；在情调比较和畅昂扬时，则多用平声韵。杜甫的诗绝大多数是律诗，五、七言律诗的形式是八句整齐的齐言，中四句是对仗句，都押平声韵。律诗形式相对来说比古体诗较为固定。为了使固定的形式有变化感，在声律上用有变化的平仄、黏对的声律来调节，以造成形式上的静(固定)与声律动(变化)的和谐。律诗的对仗句，是诗歌意象的和语言的和谐，声律是音律的和谐。

在声律上，杜甫还追求诗歌人为的声律与自然音律的和谐。杜甫的古体诗中常常有“三平调”的句式。这些句式，是杜甫为了使古体诗避免律句入诗而故意造成的。三平调是人为的，而古诗要的却是自然的音律，并不刻意避免律句人诗。他的拗体律诗中也有些不讲声律、任凭自然声调的句子，以打破律诗声律过于呆板和熟套，其目的是追求一种人为声律与自然声律相和谐。

情感与节奏的变化与和谐。杜甫诗的风格是“沉郁顿挫”。“沉郁”是指诗的情感上特色，“顿挫”是指诗的语言声调的错落有致。正是“顿挫”才造成了前者的“沉郁”风格。如杜诗《蜀相》的中两联：上联“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是“二、二、一、二”的节奏，“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是“二、二、二、一”的节奏。《登岳阳楼》一诗的节奏也是前后有变化的。此诗中二联的上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是“二、二、一”的节奏，而下联“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是“二、一、二”的节奏。上联与下联在语法结构与语言节奏上都有变化，这是节奏上的“顿挫”。正是在节奏的顿挫变化，才造成杜诗情感的迭荡起伏，造成“沉郁”的语言风格。

情感与意象的变化与和谐。“沉郁”的情感，导致诗歌的意象的对比和变化，即意象的“顿挫”。杜诗的意象变化较大。如《旅夜书怀》和《登岳阳楼》的中二联，上联写景是阔大的意象，下联写的是个人遭际，是小的意象。前后的意象有较大的反差，这是意象的“顿挫”即变化。正是意象的巨大反差和顿挫变化，才造成情感上的“沉郁”。二者既是变化的，也是和谐的，是对立的统一。

三、杜甫及其诗歌的和谐文化精神对后世的影响

杜甫生平篇8

那个地方生活着一个能与李白相提并论的诗圣──杜甫。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我都会背他的《绝句》、《赠花卿》、《旅夜书怀》呢！杜甫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同情人民。一生忧国忧民，留下了许多优秀诗篇世代传颂。杜甫的出生地也在这里，所以，这里有十分珍贵的杜甫故里和杜甫陵园。

那个地方除了有杜甫故里以外，还有全国最大的帝后陵墓群━━北宋皇陵。北宋的9个皇帝，有7个都埋葬在这里，还有后妃皇族功臣等的陵墓约3000多座，北宋皇陵现存石刻近千件，石狮、石象、石虎、石柱、文臣、武将等精雕细刻，栩栩如生，为研究中国石雕艺术提供了难得而又可靠的实物标本。此外还有浮戏山雪花洞、康百万庄园、石窟寺、慈云寺、河洛流汇、青龙山等许多美丽的景点。

嵩山风景区位于夹津口镇南部卧龙村(俗称“墓坡”)距市区约20公里，总面积约30平方公里，景点120余处。这里树木茂密，山清水秀，让人流连忘返。在这里穿松林，听松涛，观美景是大家节假日游览休闲的好去处。

大家猜到这个地方了吗？哈哈！这就是我那美丽富饶的家乡──巩义市。

我骄傲，因为我的家乡有这么多的景观，我长大后一定会让我的家乡变的更加美丽！巩义我爱你！

我知道有一个美丽富饶的城市，那里人杰地灵，交通便利。连续十年被评为全国百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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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生平篇9

【关键词】：杜甫意象时间生命意识

一、渴望生命的安顿

一些词和意象在某一诗人的诗歌中频繁出现，固然有诗人个人喜好的因素，但它所蕴含的意味，却是诗人心境的外化，是诗人独特的个性与外部文化作用的产物。所以，如果将诗歌中频繁出现的一些词语和意象放置在较大的时空范围内，把它当做一个在特定的时空中的艺术符号，就可以通过它来透视诗人的人生与独特的内心世界，觉察诗人所处世界的变迁。①

陆机的《文赋》在论述创作动机时说道："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渺渺而临云。"②客观物象与作家的主观精神会如此契合交融，自古以来则有之。结合起来更添悲凉。此刻杜甫对生命的认识，也变得清醒而残酷。

杜甫的《春望》这首诗写于安史之乱第二年，杜甫在去见唐肃宗的路上，路上被安史叛军所俘，被押解回沦陷后的长安。诗人看到周围的被烧杀抢掠后的长安，内心无比伤痛，写下了令后世惊叹的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把诗人身处逆境，思家情切的灼灼之态跃然纸上。花鸟本为娱人之物，但因感时恨别，却使诗人见了反而落泪惊心。一个"溅"字，运用了拟人的巧妙手法，把作者当时面对国家衰亡的无奈感慨和无限伤感借用花的溅泪表现出来。家书在战火纷飞的时候，却是金贵无比。诗人渴望安定，却是白头不胜簪的现状。国破家亡，却已是垂垂老矣，更添悲凉。

杜甫处于长期的漂泊之中，人命如蚁的惊惧及无法把握命运的忧恐让他身心俱疲。杜甫渴望有一个能安顿生命的家园。即使在相对安定的寓蜀时期，那种安定也不能代替故园的归属感。

二、生命的安宁与焦灼

杜甫的情绪变化总是跟随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正如葛兆光说："没有社会作为人生坐标的参照系，个人是没有位置的。"③杜甫在漂泊流离和相对安定的时期对生命的认识也是不同的。

《望岳》一诗写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大约杜甫二十九岁时，到兖州探望父亲后由齐入鲁，途经泰山，写下了这首诗。这是诗人仅存少数的早年作品之一。我们在品读此诗时，除了感受到雄伟的泰山外，更多的是被诗中那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胸怀所感染。青年时代的杜甫充满豪情壮志，那是他一贯的忠儒思想的体现："达者兼济天下"在这首诗歌的身处隐隐体现。

这首诗描绘了泰山高大巍峨的气势和神奇秀丽的景色，流露出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之情，表达了诗人不怕困难、敢攀顶峰、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以及卓然独立、兼济天下的豪情壮志。对于生命之路的无尽探索，对生命的充满期待和强烈的生命意识喷薄而出，青年时期的杜甫对于生命最多的是报以热情，饱含深情。

《石壕吏》是杜甫著名的《三吏》之一，这首诗写于安史之乱时期。公元759年，已经四十八岁的杜甫，由左拾遗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他离开洛阳，历经新安、石壕、潼关，夜宿晓行，风尘仆仆，赶往华州任所。所经之处，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诗人亲见夜晚军队抽丁捉人的悲惨景象。三男战死，只有乳下孙。老翁逾墙的无奈，老妪备晨炊的悲哀。诗歌的最后："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将这家的悲伤无限放大，如泣如诉，不绝于耳。生命之战争中如此渺小，惨烈的战争将生命视若蚂蚁。杜甫在这里的生命意识是如此的清醒与悲壮，少了少年时代的豪情，多了一份中年时代的清醒与担当。

三首诗歌作于杜甫的不同时期，少年时期、安史之乱被俘之时、逃难之时。三首诗折射出的生命意识是不同的。少年时期的豪情与冲动，敏感与希冀。被俘时期的渴望生命的安顿，逃难时期的对于生命的悲悯情怀。通过这三首诗，我们更是看到杜甫的对于人们的关爱，他将这种生命意识放大到普天之下，也有了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身处茅屋心系天下的伟大情怀。杜甫希望和平渴望安稳。民胞物与、关心民瘼的精神贯穿于他的一生。他无时无刻都在审视生命，探求生命价值，希望在人生将尽的时候，还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他和开元盛世一同成长，盛唐时代赋予他的理想仍然成为他最后的念想，并一直都在努力。

时间流逝让杜甫对自己的生命有了清醒和残酷的认识。杜甫骨子里的儒家思想仍然让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尽管暮色苍苍年华老去，挺立在杜甫灵魂中的却是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对国家与人们的一往深情。正所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参考文献

[1]钟晨音《杜甫"漂泊诗"的悲剧主题》伊犁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