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范文10篇

杜甫范文篇1

家庭教育思想

杜甫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熏染，始终抱有中兴济世的雄心壮志，殷切期望自己的国家能够重新强盛起来：“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3］故他所标榜的圣君贤臣并不是要回归到上古社会中去，而是希望他的时代的君王能继承唐太宗的伟业，重新回到盛世。他以天下为己任，素有规劝帝王、教化风俗的志愿。与此同时，杜甫也非常重视对后代子女的教育，期望他们能成才济世。（一）和谐教育杜甫重视子女身心各方面的协调与健康发展。正因为他出生于“奉儒守官”的家庭，信仰的是儒家之道，对于德行的要求不言而喻。他在《春夜喜雨》一诗中描绘的场景体现了关于子女的知识学习及道德陶冶方面的设计。家长要把握好教育时机，适时教育启发，犹如“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4］以多样的方法及灵活的措施对子女进行合理地规范引导与教育培养，“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5］从而达到耳濡目染、陶冶感化、深入子女内心的教育功效。这种教育恰恰最能适应建立在父母子女间亲情基础上的教育主客体关系特点，是一种高超的教育智慧与富有审美性的教学艺术，是一种爱的教育。在教育内容上，杜甫主张打破儒学书本道德的束缚，儿童教育除选用蒙学教材、经史文学资料之外，还应拓宽选材领域，丰富多方面知识，他有计划地教导子女琴棋书画乃至于游泳、钓鱼等多方面才艺，并未依循唯知识论，或恪守“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教条。杜甫的和谐思想是一种推己及人、关注生活和亲情的精神。当身陷长安时，杜甫怀念远在夔州的妻子，作诗云：“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6］当在成都草堂生活稍有安定时，又作诗云：“昼引老妻承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7］杜甫对子女也十分慈爱，当他与家人分离时，分外惦念幼小的孩子：“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傥归免相失，见日敢辞迟。”［8］不难看出，人本主义的教育精神洋溢于字里行间。当然，杜甫的和谐思想在他对于人民和国家的情感上也能找到映射。他深深渴望国家和平，人民安居乐业，正因为受此强烈的国富民安思想的驱使，他对于执政者穷兵黩武给百姓带来的沉重灾难进行了无情的控诉与鞭挞。这是强烈爱国思想与忧国忧民情愫的集中体现。杜甫的文化人格也历来为人们所称颂。这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创新具有启示意义，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景必须以人民的安居乐业和平安幸福为旨归。（二）寓教于乐寓教于乐强调教育的有效性有赖于通过艺术审美的形式与内容来达到。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教学是一门艺术就是寓教于乐思想的体现。杜甫在对子女的教育中采用了寓教于乐的手段，善于通过诗歌艺术及活动发展子女的能力。“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诗人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和妻子同看孩子在清亮的锦江游泳，［9］在轻松畅快的情境中教会孩子游泳这种必备的生存技能。这首诗作于761年杜甫客居成都之际。此时的杜甫虽然客居远离故乡河南中部巩义数千里之遥的川西锦城郊区，漂泊西南，但是仰仗故人高适、严武的接济和柏茂琳的照顾，他在成都和夔州还是过了一段相对比较安闲、稳定的生活，也迎来了创作上的又一个高峰。小儿嬉戏时的欢乐给诗人带来了家庭的快乐与宁静。此时的安史之乱也接近尾声，诗人忧国忧民的心情得到了暂时的放松与缓解。当然，杜甫在对子女的教育中，不仅仅采用慈爱的、轻松的教育手段，也伴有严厉的措施。严慈并重，刚柔相济，才更能保证教育的有效性，教学融艺术性与科学性于一身，能更好地达到教育目的。杜甫在教导孩子琴棋书画乃至于游泳、钓鱼等方面才艺时，手段是很灵活的，不仅在家中循序渐进地进行文化知识的教学，同时培养其道德礼仪或行为规范，而且在室外或是大自然中对子女适时适量地实施教育。“大自然是一本无字的书”，把大自然和社会看成是活的教材，寓教育于生活，符合儿童内在天性要求，从而使在生活的场景中活动的儿童天真质朴，洋溢着欢乐。杜甫还主张将书本知识学以致用，如让孩子以他们所学代回简信给他人，以此锻炼他们的语言表达技巧及社交才能。（三）因材施教因材施教是指教师从学生的认知水平、学习能力以及自身素质的实际出发，使教学的深度、广度、进度适合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同时考虑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差异，进行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教学，使每个人的才能品行获得最佳的发展。因材施教不仅是我国古代教学经验的结晶，还是现代教学必须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和方法。实行因材施教，对培养适应时代需要的创新型人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论语》中孔子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与能力，对于弟子“问仁”的回答不尽相同。对于“闻一知十”的颜渊，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对于“闻一知二”的子贡，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10］这样的实例在《论语》中有很多，孔子的因材施教是建立在对学生细致入微的观察基础上的，关键是对学生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准确掌握学生的特点。孔子对于子路的品性这样概括：“子路好勇，闻过则喜。”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11］孔子深知子路好勇冒进，故在行动方面采用退的思路，让其问父兄后再行动。冉有生退让，故采取进而取之的激进的回答。杜甫对于子女的教育也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他为两个儿子宗文、宗武分别确立了不同的培养目标。就天分资质讲，宗文在读书作诗方面逊于宗武，但就处理家庭庶务方面胜于宗武。宗武从3岁学语之时起，就表现出超人的诗学才能。“骥子（宗武小名）好男儿，前年学语时。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12］故杜甫对于宗武在家学方面寄予厚望。如《宗武生日》中“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13］再如《又示宗武》中“应须饱经术，已似爱文章。十五男儿志，三千弟子行。”［14］这些诗文中杜甫专言训子之意，既有对其发扬家学的殷切希望，又有对其达官致仕的深切期许，有慈爱的表达，也有耳提面命的父严之训。从“课奴杀青竹……可以树高栅”《催宗文树鸡栅》［15］诗中则可以看出诗人对宗文继绍诗学家风，达官致仕不期以厚望，而着重“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并嘱咐他念念在心。杜甫对宗文和宗武所施及的教育是符合因材施教原则的。（四）循序渐进循序渐进是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运动负荷等的顺序安排，由易到难，由简到繁，逐步深化提高，使学生系统地掌握知识、技能，发展认识能力。我国古代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篇教育论文《学记》里就阐述了循序渐进的原则。“不陵节而施之谓孙”，［16］就是说在施教时不能凌越受教育者的才能和年龄特征，要遵循教育对象的认知规律，合乎顺序地进行教育。杜甫在对两个儿子的教育中，始终遵循他们的接受能力，“不凌节”，即根据他们不同的年龄阶段教授不同的内容。当然，在教授不同的内容时，也会运用不同的教育方法。秦陇时期，宗文8岁，宗武5岁，对于他们的教育，杜甫并未制订培养目标和计划，只是遵循自然主义教育的原则，让他们随其天性，自由发展，反对把孩子的发展拘囿于框架里。从杜甫的教子诗《宗武生日》、《元日示宗武》和《又示宗武》等来看，内容以赏识孩子为主要的出发点与归宿，注重励志成材教育，年幼以诵诗为主。寓居成都之初，宗文11岁，宗武8岁，移居阆州（今四川广汉）时，宗文15岁，宗武12岁。4年时光，两人学问大有增进。移居夔州后，杜甫对两个孩子的教育就大异其法了。此时的宗文，年龄已是16岁至18岁，宗武则是13岁至15岁。在教材的使用上杜甫精心选择了《文选》，为宗武的科举进仕作下一步准备。到大历二年（767）所作的《宗武生日》，杜甫则在“诵”的基础上对之提出了更高的理解性的要求———“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17］他教导宗武要课习文选及诗学，并且趁此机会进行立志成材教育。杜甫深谙教育之道，从对其二子秦陇孩提时期的随天性，到成都少年时期的书卷教育，再到夔州后的“熟精文选理”而“爱文章”，循序渐进，合乎顺序，“不陵节而施之”，体现了杜甫教育方法的科学性。总之，杜甫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始终遵循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的原则，根据他们的资质确定不同的培养目标，并且按照他们的接受能力“不陵节而施之”。在寓教于乐思想与和谐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杜甫疼爱儿女，在日常的生活中对子女施以教育，寓教育于生活当中。上述思想主张丰富了古代的家庭教育理论，并作为一项宝贵的教育资源，对当代家庭教育的现实问题有所启迪。

民本教育思想

杜甫在长安10年求仕的生活中，开始走向亲近人民的道路，真切感受到了民生疾苦，迫使他开始对社会和人生进行反思。后来的安史之乱造成的社会动荡更是给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他亲眼目睹百姓深受战争之苦，对于人民的深重灾难表示深深的同情。由于身在百姓之中，自己也处于漂泊流离的状态，所以忧国忧民始终是贯穿其思想的主线与核心。杜甫的诗作集中反映了人民深受战乱和剥削的痛苦处境。这集中体现在杜甫于759年写的著名组诗“三吏”、“三别”中。“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18］勾勒出吏役抓丁时的暴怒狰狞面目；更有“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19］这写出了统治者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时写出了诗人对于劳动人民的深重灾难的同情。“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20］杜甫忧国忧民、以民为本的思想，有着强烈的人本情怀。人民是国家的细胞，没有人民的安居乐业与平安幸福，国家的繁荣富强与国运昌盛就失去本质的核心意义。在当今社会中，“人”是最重要的元素，失去了“人”，一切就被物化了，失去了人性的关怀与人情味，社会矛盾迟早要被激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甫的民本思想对于当今教育所提倡的“以人为本”和“以生为本”的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杜甫生活的年代正是唐朝由盛而衰的时期，由于战争和当权者的政策影响，当时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从杜甫的诗句中可以窥见当时最高统治集团荒淫腐败和贫富对立尖锐化的社会现象，社会经济得不到相应的发展。“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21］真实地反映了天宝年间（742－755）社会动荡，连年征战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再如《北征》：“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22］此诗通过对战争、天灾等方面的描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动荡和人们的苦难生活。“头上何所有？翠微盍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23］“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24］的主旨是对杨贵妃嚣张气焰的指斥和鞭笞，借写“丽人”的生活情形，揭露并且嘲讽杨国忠兄妹荒淫奢侈、骄奢跋扈的丑态，从侧面反映了统治集团的腐朽和政治的昏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25］这样强烈的对比反差，形象地揭示出贫富悬殊的残酷社会现实。教育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必然受制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水平与性质。中唐以后社会的矛盾及困境致使学校教育萧条，办学秩序混乱以及整体教育质量下降。首先，社会的动荡使教育制度得不到构建与发展，教育物质设施得不到正常的供应，官学教育废弛，私学教育也受到破坏，许多教师隐退山林，学校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工作。其次，人才选拔制度受到一些大臣的左右，不能发挥其选拔的真正功能，使真正的人才无用武之地，被拒之于权力的边缘。再次，战争和天灾使人民处于颠沛流离、飘泊失所的生活境况，就等于他们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当人们整日笼罩在战争和饥饿的阴影里时，就不会产生接受教育的需求与愿望。这恰恰是导致唐代教育偏向规章条文制定，缺乏实施成效的社会原因。尤其是中唐以后，教育内容僵化，师道沦丧，佛道盛行，办学效果更为不景气，并由此导致韩愈、柳宗元等文化教育名家对师道中衰、学风不振的忧虑并发出捍卫儒学道统、攘斥佛老、抗颜为师的呐喊。杜甫的民本思想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折射到教育中来，体现出人文关怀的情感交流与渗透。杜甫多年的漂泊流寓生活，为他走入百姓生活提供了重要契机。我们从杜甫的“从百姓中来，到百姓中去”诗文笔触中触摸到“人”的气息，他是真正的“草根”文学家。既然是“草根”出身，就有为平民代言和立言的时代使命，他时刻心怀百姓，为百姓请命。《孟子•梁惠王上》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26］的仁民爱物的情愫不断在杜甫诗中得以反映。这在教育上体现为教师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矩成灰泪始干”的孺子牛精神。身为教师，心怀学生，想学生所想，思学生所思，“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最终实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终极目标。“没有爱，就没有教育”道出了教育的爱的真谛，这是教师内心最原始、最朴素，也是最真诚的情感。杜甫的一生，身处动荡时局，对政治与教育的复杂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体悟；而身为父亲，他对于自己子女的教育更是倾注了心血。杜甫关于家庭教育的思想和方法，闪烁着持久的光辉，而他的民本教育思想更是现实主义情怀的真切反映，力图通过教育提高民众的知识素养和职业能力，借以改善民生境况以及社会地位。所有这些，对于当今提高家庭教育的有效性，克服“过度教育”带来的偏差以及推进教育民主化的进程都有一定的现实启示意义。

本文作者：吴洪成王晓峰工作单位：河北大学

杜甫范文篇2

【关键词】杜审言;杜甫;儒学传统;诗学传统;诗歌艺术;影响

众所周知,杜甫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后人常常评价杜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这让人不免思考他身上是否汲取了其祖杜审言的诗歌营养。现从家风、家学以及诗歌家法等方面来探讨杜审言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家风、家学承袭

(一)儒学传统的影响

杜甫在《进鵰赋表》中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反映出杜甫出生在一个富有儒学传统的家庭。杜甫家族的儒学传统可以追溯到他的远祖杜预。杜预是晋代名臣兼名儒,并且还是《左传》研究专家。杜甫曾在《祭远祖当阳君文》中,称颂先祖:“《春秋》主解,稿隶躬亲。呜呼笔迹,流宕何人”,并起誓:“不敢忘本,不敢为仁!”。对于祖父杜审言,杜甫更是推崇备至:“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1]。杜甫对于儒学的信仰直接承杜审言而来。杜甫的《进雕赋序》言:“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先臣就是其祖杜审言,杜甫对杜审言的崇敬,加上主动的学习,使得杜审言的儒者思想在杜甫身上潜移默化,更加奠定了杜甫对儒学的信仰。

儒学传统渗透到杜甫的诗歌创作中,形成了其诗歌思想感情层面的深沉因素。青年的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表达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入世思想。如果说这只是盛唐时代背景下的诗歌所特有的感情基调的话,那么经历了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后,杜甫所感受到的就不再是繁盛,而是衰败与离乱。此刻他将原先入世的积极意识转化成深沉内敛的忧患意识,这也符合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主张。

面对国家危难,他痛吟“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而一旦大乱初定,他又狂喜得流泪,“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啼泪满衣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面对人民疾苦,杜甫更是施以“民胞物与”的博爱情怀,这种情怀表现为一种推己及人的人道主义思想。杜甫的人道主义不同于孔丘、孟轲那样俨然以救世主自居,而是包含着一种利他主义精神。[2]杜甫在“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悲惨境况中,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的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不仅体现在国家人民身上,还体现在自然界万物中。杜甫曾说过“一重一掩吾肺腑,山花山鸟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这种亲近自然,与自然为伍的情怀极大地丰富了他诗歌创作的题材范围。代表作品有《病柏》《枯棕》《病橘》《瘦马行》等等。“仁民爱物”的人道主义情怀也是源自于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核。

无论前期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还是后来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都是根源于儒学传统的历史传承。杜甫诗中渗透出来的那种悲天悯人的深沉情感本源,正是来自于儒学的传统涵养。清论批评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言:“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可见“仁民爱物、忧国忧民”的儒学品格才是杜甫诗歌催人泪下的人格力量之所在。

(二)诗学传统的影响

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和崔融、李峤、苏味道,合称“文章四友”。杜审言极负诗才,尝与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3]杜审言的文才在当时文坛的确享有盛誉。宋之问曾评价其诗风:“惟灵昭昭,度越诸子,言必得俊,意常通理,其含润也,若和风欲曙,摇露气于春林,其秉艳也,似凉雨半晴,悬日光于秋水”[4],并肯定了其“度越诸子”的地位;另外陈子昂也曾云“杜司户炳灵翰林,研机策府,有重名于天下,而杜秀于朝端,徐、陈、应、刘,不得劘其垒,何、王、沈、谢,适足靡其旗,而载笔下寮,三十余载,秉不羁之操,物莫同尘,合绝唱之音,人皆寡合”[5],给予了杜审言诗歌的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了杜审言的历史地位。

杜审言的诗名多多少少给予杜甫一些自信。杜甫在《赠蜀僧闾丘师兄》曾言:“吾祖诗冠古”),在《武宗生日》中有“诗是吾家事”,在《同元始君舂陵行》中有“吾人诗家秀,博采世上名”,一方面可见其自豪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杜氏家族是以诗学传家的。杜甫在《壮游》里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可见他早年所学主要是诗赋与书法,受诗学传统的影响。

从杜审言身上传承下来的诗赋之学,影响到杜甫诗歌创作的表现手法。杜甫的一些诗,叙述夹议论,有“小雅”的因素,有赋的铺排技巧,散文的句法,形成一种“以文为诗”的特点。杜诗采散句入诗,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避免了近体诗因为格律束缚所造成的板滞。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啼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全诗将一种狂喜的心情展现得淋漓尽致,用一些口语化、通俗化的词语,如“忽传”“初闻”“却看”“漫卷”,尾联更是采用了流水对的方式,使诗歌仿佛散文一般,感情流畅自然,毫不受律体的束缚。能够将律诗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这是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

然而杜甫的“以文为诗”不只是停留在词句的散文化上,还表现为意兴的有机结合,感情的一波三折上,如《九日蓝田崔氏庄》诗云:“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首联诗人情感从悲秋—自宽—尽欢极尽转折变化,才刚落笔就笔锋急转,为全诗奠定了悲中尽欢的基调:颔联才叙写了尽欢之貌,颈联就以“蓝水千落”“玉山高并”这样的哀景起兴,传达出诗人心里的落寞之情;尾联则是由景及人,以自然的不变来反衬人的多变,现在能做的就是“醉把茱萸看”,这一细节动作将诗人心中强抑的惆怅之情托胸而出。众所周知,“沉郁顿挫”是杜诗的主要风格。“沉郁”是杜甫儒家涵养的体现,“顿挫”则是他诗歌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而这恰恰正是杜甫“以文为诗”的诗歌句式与手法的表现方式。

杜甫所受的诗赋学传统的影响,开启了“以文为诗”诗歌表现手法的一种转变,这是杜甫在诗学传统影响之下的发展。杜甫在文学思想上主张:“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这里的“亲风雅”就是杜甫诗学传统的证明,而这里的“转益多师”也包含他所尊崇的祖父杜审言。

二、诗歌艺术手法的影响

(一)首先体现在诗歌的意蕴风格上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曾言:“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这表现了他的审美理想更倾向于壮美之境。而在杜审言现存的四十三首诗中,其中有一部分写得气魄宏大,营造出雄浑壮阔之境。杜甫《八哀诗》中就曾借大诗人李邕之口评价祖父的诗作:“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递”,其中“鲲鲸喷迢递”的气象,与杜甫所追求的“鲸鱼掣海”的审美趣味相接近。

比较杜审言《登襄阳楼》与杜甫《登岳阳楼》可知,两诗颔联同是写楚之地貌特点,杜审言的“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与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同是写象,但后者气势更为庞大,境界超然。原因在于杜审言诗作于被贬流放之际,诗人通过楚山壮阔之景,来反衬他个人仕途失落的怆然情怀;而杜甫的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人民,因此颔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除了写象之外,更象征着国家的战乱危机。所以较之前者,杜甫诗意境更为高远雄浑,感情更加深沉博大。但是从观察角度上看,两人都是由高处俯视,从构思方式上都是表现水势的壮观,很显然前者是后者借鉴的范式。对此,明人胡震亨曾指出“审言‘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闳逸浑雄,少陵家法婉然”[6]可谓一语中的地指出了审言在诗歌风格上对杜甫的影响。

(二)其次体现在词句的吸收,句法的运用以及章法布局上

关于祖孙二人在句式上的相承,宋·王得臣有此言论:“杜审言,子美之祖也。则天时,以诗擅名,与宋之问唱和。有‘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萝长’,又‘寄语洛城风与月,明年春色倍还人’这句。若子美‘林花着雨胭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又云‘传话风光更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虽不袭取其意,而语脉盖有家法矣。”[7]杨万里也持同一看法,他认为:“今观必简之诗,若‘牵风紫蔓长’,即‘水荇牵风翠带长’之句也;若‘鹤子曳童衣’,即‘儒衣山鸟怪’之句也;若‘云阴送晚雷’,即‘雷声忽送千峰雨’之句也;若‘风光新柳报,宴赏落花催’,即‘星霜玄鸟变,身世白驹催’之句也。予不知祖孙之相似,其有意乎?抑亦偶然乎?”[8]。这些都说明了杜甫在诗歌的遣词造句上直接摹仿乃祖之处。除了直接地采祖父佳句入诗外,还承袭了祖父诗歌的句法特点。比如杜审言的“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萝长”,将隐喻的因果关系倒置,不说雾笼柳丝,却言柳丝绾雾;不说风拂藤蔓,却言藤蔓牵风。像这样的关系倒置在杜甫的诗歌中也常常运用,如《日暮》中“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本该是“暗泉流石壁,秋露滴草根”。又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七》的“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也是把因果关系倒置。

不仅字句的吸收、句法的运用,就连整体章法上也有相类的。如杜审言的《和康五庭芝望月有怀》:“明月高秋迥,愁人独夜看。暂将弓并曲,翻与扇俱团。雾濯清辉苦,风飘月影寒。罗衣此一鉴,顿使别离难。”而杜甫的《月夜》中有:“今夜鄜州月,闰中只独看”,“看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等句,分明化用祖父的诗句,在情境与意象上都很接近。对此近人易孺表示:“今予读其《和康五望月有怀》一首,有‘雾濯清辉苦,风飘素影寒’之语,尤于工部‘香雾云鬟’、‘清辉玉臂’一联,有消息相通之妙,其余气韵胎息,恍若符合者,开篇皆然。”[9]很显然,这里杜甫的《月夜》乃是取法于其祖。

(三)最后体现在诗体上,尤其是五律的影响

杜审言在诗歌上的最大成就是对律诗的定型和形式的革新作出了贡献。杜审言极力追求近体诗格律的精密化,宋人陈振孙就曾在《直斋书录解题》中云“唐初沈、宋以来,律诗始盛行,然未以平侧失眼为忌,审言诗虽不多,句律极严,无一失粘者”。除此之外,他还追求体势的严整化。这在杜审言的五律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他的代表作《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忽闻歌古调,旧思欲沾巾。”全诗严整雄浑,句律精切,其颔联“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不仅对仗工稳,而且在用字讲究,一个“出”和“渡”字既生动地描绘了客观景象,又突出了主观上吃惊的心理,表达了诗人见到早春的惊喜感。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将其推为“初唐五言律第一”。这种“体自整栗,语自雄丽,其气象风格自在”[10]的五言律对杜甫五律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比如说《登岳阳楼》,一个“坼”和“浮”字既写出了洞庭湖的浩瀚气势,又象征了国家大厦将倾的危机。此诗被胡应麟推为“盛唐五言律第一”,这样看来初盛唐的五律第一分属祖孙二人,就在于二人之诗在气势风格上的共通。

除了五律之外,杜审言在联章体与排律方面,给予杜甫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这一点许多学者已做了详尽的阐述,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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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小石.李杜诗之比较[A].杜甫研究论文集[C].中华书局.1960.22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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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范文篇3

论文摘要：孟荣首先提出杜甫诗歌是“诗史”的观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全面反映杜甫此时的生活，也表现了杜甫的感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诗史”。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杜甫诗歌“诗史”观在北宋中期基本建立。

杜甫诗歌一向称为“诗史”，而杜甫的什么诗是“诗史”，却众说纷纭。因此，追溯杜甫诗歌“诗史”说之源就尤其必要。用“诗史”称杜甫诗歌始于晚唐孟架，改于北宋宋祁，成于北宋胡宗愈。孟桨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是“诗史”，这些诗全面表现了杜甫此时的生活，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宋祁认为，杜甫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孟架规定“诗史”的乱离背景，宋祁限定“诗史”的律诗体裁，胡宗愈扬弃两家，揭示“诗史”的内涵，至此，杜甫诗歌“诗史”说基本建立。

“诗史”最初是两个词，分别指前人的诗歌创作和历史记载，不是一个词，不指杜甫诗歌。《宋书·谢灵运传论》云:“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

作为一个词而指杜甫的诗歌，始于孟架。孟架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据现有文献，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始于孟架o马茂元说:“把杜诗称为诗史，最早见于晚唐孟桨的《本事》。”“从‘当时号为诗史’这句话看来，诗史这个名词好像是在杜甫时代已经存在了，—纵使不在杜甫时代，也应该在孟桨以前。可是就我们能够看到的唐代的记载中，除了《本事诗》外，却没有其他的地方提到诗史。”

孟桨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并不是指杜甫所有的诗歌是“诗史”，而是指杜甫的部分诗歌。孟桨认为，杜甫遭遇安史动乱，流落陇、蜀，此时所写的诗歌才是“诗史”，其他时间、其他地方所写诗歌不是“诗史”。“诗史”的写作背景是逢安史之难且流离陇、蜀，也就是说，安史之乱以外的诗歌不是“诗史”，就是安史之乱期间却不是在流离陇、蜀时写的诗歌也不是“诗史”。孟桨的“诗史”说严格地限定了杜甫诗歌的范围。

孟桨严格限定“诗史”作品写作背景，又明确规定其内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诗歌全面反映了他遭遇安史动乱，流离陇、蜀的生活，抒写了他的感情，没有什么大事遗漏。“诗史”是杜甫动难时代痛苦生活的全面表现，也是其情感的自然流露，通过他的诗歌还可以了解他的时代。例如《秦州杂诗》、《月夜忆舍弟》、《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送路六侍御人朝》、《将赴成都草堂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等，不仅反映了杜甫个人在安史之乱中流离陇、蜀的苦难生活和感情，也表现了当时社会的动乱。写于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杜甫诗歌表现了杜甫自己，也折射那个时代，这样的诗歌才是“诗史”。

按照孟桨的“诗史”说，杜甫许多诗歌都不“诗史”。例如安史之乱爆发前的诗《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在长安所写的诗《悲陈陶》、《哀江头》、《曲江二首》，在解州所写的诗《北征》、《羌村三首》，在洛阳所写的诗《洗兵马))，由洛阳途经渔关赴华州所写的诗《新安吏》、《石壕吏》关吏》、《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还有安史之乱平息后所写的诗《释闷》、《天边行》、《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草堂》、《题桃树》、《登楼》、《宿府))、《忆昔二首》、《三绝句》、《昔游》等等，甚至还有寓居成都时所写的诗《蜀相))、《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南邻》、《狂夫》、《江村》、《野老》、《恨别》、《客至》、《绝句漫兴九首》、《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这些诗很多是当代学者视为“诗史”的典型作品。《北征》“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与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淹关吏》、《新婚别》等“三吏”、“三别”是杜甫在乾元元年冬“由洛阳经过撞关，赴华州任所，途中就其所见所闻。”《三绝句》“有高度现实主义精神，可以说是绝句中的‘三吏’、‘三别’。”这样的诗不是杜甫逢安史之乱、流离陇、蜀之时写的，自然不是孟桨所说的“诗史”。可是这些诗歌的“诗史”性质很浓。例如:“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二十一家同人蜀，惟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殿前兵马虽晓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三绝句》)“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磋”(《负薪行》)。“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坳哭秋原何处村?”(《白帝》)孟桨的“诗史”说不包括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所写的诗歌，范围何其狭小。

可是，孟桨“诗史”说强调杜甫诗歌首先是杜甫自己苦难遭遇和痛苦感情的表现，所以特别强调其写作的动乱时代背景和苦难的个人生活。孟桨对“诗史”说有不可磨灭的首创之功，他创造性地将“诗史”与杜甫诗歌联系在一起，赋予杜甫诗歌以全新的认识，也赋予“诗史”以全新的意义。孟桨为杜诗“诗史”说奠定了以安史动乱、苦难生活为背景的学说基础，当代杜诗“诗史”说基本沿着他的方向发展。例如，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说:“杜甫用他的诗，写了这场战争中的重要事件，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他的诗，被后人称为诗史。

因为其外延的问题，孟桨的“诗史”说到北宋中叶时被修改。修改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宋祁，一个是胡宗愈。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所有诗歌都是“诗史”。宋祁的修改从旧“诗史”说的背景限定走到体裁限定，胡宗愈取消一切限定，范围过大，没有突出安史动乱对于杜甫诗歌的意义。

宋祁说:“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宋祁认为，杜甫诗歌“善陈时事”，格律精深，气魄宏大，是“诗史”。宋祁所谓的“诗史”是指杜甫律诗。宋祁把“诗史”的诗体规定为律诗，是一个创新。在宋祁之前，虽然大家称赞杜甫的律诗，却没有人将其与“诗史”联系起来。杜甫1400多首诗中，律诗约有910首，古诗414首，绝句127首。律诗所占比例重，而且成就高。元棋比较李白与杜甫，说:“余观其壮浪纵态、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元棋应杜甫之孙杜嗣业之邀而作杜甫墓系铭，难免有溢美之词。可是，刘响说“自后属文者，以棋论为是”。白居易《与元九书》也说:“至于贯穿今古，貌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可以肯定，从元棋到刘响，杜甫的律诗一直得到好评。元棋、刘响他们高度评价杜甫律诗多是肯定其对仗、声律等的艺术技巧，而少有把杜甫律诗与反映现实联系起来。与此不同，说到杜甫的古诗时，元镇、白居易往往称赞其即事名篇，反映现实的特点。元棋《乐府古题序》说:“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赞杜甫律诗之尽工尽善，不及其内容;赞杜甫古诗之即事名篇，少谈其艺术。中唐对杜甫的两种体裁的诗的称赞各有侧重。

可是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陈时事”。杜甫“善陈时事”的律诗，其“善”有二，一是“律切精深”，二是“至千言不少衰”。这是对杜甫律诗的新认识，更是对“诗史”说的新解释。所谓“律切精深”，是指对仗工整，声律和谐。以七言律诗为例，《曲江二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阁夜》、《登高》、《又呈吴郎》等，对仗十分精工、声律非常圆熟，己达到随心所欲，无所不能的化境。如“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曲江二首》其二)。“穿花峡蝶深深见，点水蜻蜒款款飞”(《曲江二首》其二)、“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秋兴八首》其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自来自去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句，都能曲尽声律与对偶之美，精工典雅。“香稻啄徐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一联，“鹦鹉”与“凤凰”后置，平仄声律吻合，语言奇警，意象超忽，一箭双雕。

所谓“至千言不少衰”，是指杜甫的排律结构严谨，气魄宏大。像《赠特进汝阳王十二韵》、《赠韦左济》、《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投赠歌舒开府翰二十韵》等，大都是二十韵的大篇，不仅格律严整，对仗精工，用典雍容，词藻典雅，而且结构紧，规模大，尤其是《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是百韵大篇，无与伦比。

总之，“杜甫在律诗上是个全才，无论五律、七律、排律等方面，都是唐代的第一作手，是集大成式的人物。”

无庸置疑，杜甫的律诗艺术精湛，而且有许多律诗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秦州杂诗二十首》既关切国家的时局和命运，又注人深刻的身世之感。《登岳阳楼》既写诗人即将老死时的处境，也写仍在战乱中的黎民百姓。《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写平定安史之乱的胜利消息，也写诗人夫妇的欣喜欲狂。《恨别》、《登楼》、《野望》、《蜀相》忧心时局，感啃身世，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与漂泊支离的身世之感水乳交融。如“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恨别》)、“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野望》)、“出身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等，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对时局变化的关注、对英雄人物的呼唤、对外族人侵者的憎恨及自己强烈的忧国之心，都做了尽情完美的表达。《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表现那已经走到了极端贫困的绝路人生，也表现国家与百姓的命运:“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宋祁之“诗史”说不可怀疑!“杜甫许多著名的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都是把自然景象和个人遭遇与时代灾难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在杜甫写景兼抒情的诗中，这种情、景、事的密切融合，非常丰富，多种多样，而且越到晚年，这方面的艺术成就越大，像五言律诗《客亭》、《江上》、《江汉》，七言律诗《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脍炙人口的名篇都是著名的例证。

但杜甫其他体裁的诗歌也具有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的特点，“三吏”、“三别”，《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兵车行》、《丽人行》，《羌村》等及时反映时局、战乱，不能将其排除在“诗史”之外。例如胡小石说《北征》:“就篇末数韵探之，知与天宝末年安禄山称兵、太子即位灵武、玄宗内禅有关;且预测将来玄肃父子之恩不终，封建伦常道之不足恃，于此宛转致其讽喻之旨。特词义简晦，不敢详陈。说《羌村》:“篇幅虽寥寥，而天宝末年之大乱，人民所受之苦痛，皆反映于字句中。非仅为一人发愤抒怀已也。

宋祁从诗体的角度确定“诗史”的范围，肯定了律诗的“诗史”价值，却忽视了古诗的“诗史”价值，顾此失彼，其问题比较严重。

胡宗愈针对孟、宋二家之说过于限制“诗史”范围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诗史”说，他说:“凡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

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全面表现他个人的生活和情感，他的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全见于诗;也折射出那个时代，读之可以知其世。所以，学士大夫认为是“诗史”。胡宗愈紧紧抓住杜甫诗歌内容的全面性、抒情性和社会性，是对孟柴“诗史’‘说的完美阐述。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的叙事与抒情融合，而且其出处、动息劳佚的经历，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的感情，不仅是其一己之私事、隐情，也是时事、民情的再现，因此意味深长，激动人心，耐人寻思，远非历史记载所能比拟，是具有艺术美的历史，赢得了“诗史”的称号。这种认识为当代学者接受。马茂元说:“在动乱时代里暴露出来的重大问题，都成为杜甫大部分的诗里的主要内容。他观察的范围之广，认识之深，并能以高度的艺术手腕把他观察、认识的所得在诗歌里卓越地表达出来。”“也就是这个原故，杜诗才获得了千百年来被人所公认的诗史的称号。”“杜甫诗反映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事迹和人民的生活，同时也渗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使人感到诗人的性情活跃在诗的字里行间。

胡宗愈对杜甫“诗史”的范围没有像孟茶和宋祁那样去机械规定，在他看来，所有杜甫的诗歌都表现了杜甫的生活，抒发了杜甫的感情，而且“读之可以知其世”，就都是“诗史”。不分体裁，也不限背景，其范围远比孟茶和宋祁的广。当代学者也不分诗体，马茂元就说杜甫的古诗和律诗一样:“他的诗，尤其是长篇的古体诗，‘多纪当时事’，里边却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同时他的写景兼抒情的诗(多半是近体诗)也经常联系时事。这两大类诗是他的诗集中最主要的部分，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占有很大的比重;也就是这些诗千古传诵，感动无数后代的读者，使杜诗得到了诗史的称号。

杜甫范文篇4

【论文摘要】所谓忧患意识，是指社会危机引发出来的人类主体世界焦心忧虑的一种思想意识。在社会发展时期，一些文人志士因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认识社会的能力，容易发现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不足而希望变革，并以诗文抨击社会现实，表现出对人类社会的强烈忧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一生写下的大量诗篇中就充满了这种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不仅贯穿于他的诗歌创作中，而且贯穿于他的一生。究其根源，是因为他骨子里根深蒂固、终身奉行不愈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是他内心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关爱和责任所致。

忧患意识，是指社会危机引发出来的人类主体世界焦心忧虑的一种思想意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些有识之士因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认识社会的能力，容易发现社会现状的不足而希望变革创新，并以诗文抨击社会现实，对人类社会的忧患表现得更突出，这成为他们创作活动的动力。所谓“愤怒出诗人”就是这个道理。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一、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歌无论是叙事抒怀，还是写景咏物，都是结合现实，其中充满着浓厚的忧患意识。

这种意识贯穿他的一生，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到晚年越是强烈、真挚。年轻的杜甫“归醉每无愁”，是没有多少忧虑的，所关注的就是个人的抱负和功名的追求。自从他为求仕途人长安再次应试落第后，被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开始“十年困守”的艰难生活，使他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思考国家的现状。自此，他的忧患意识也由个人前途的忧虑逐渐转为对国家民生的忧虑。诗歌中也由“家人忧几杖，甲子混泥途”转为“君不见汉家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他对唐玄宗盲目发动开边拓土的不义战争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深为担忧；他对清浊不分、贤愚不辨的黑暗政治忧心如焚：“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他看到大雨成灾，就忧虑劳动人民的苦难：“吁嗟呼苍生，稼穑不可救”，他“一饭四五起，凭轩心力穷”。面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黑暗现实，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成长为一位自觉的忧国忧民的诗人。

“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王朝陷入了战争的深渊，使人民坠人了沉重的苦海。诗人杜甫也被卷入战争的乱离漂泊之中，他亲眼看到了安史叛军的屠杀焚掠，亲身经历了与民同难的艰险流离，亲自感受了国破家亡的痛苦，他的心更贴近了劳动人民，忧患意识更加广泛深刻了。诗人最忧虑的是安史叛军还未平定，四方盗贼仍是很多：“所忧盗贼多，重见衣冠走”，又担忧官吏不顾百姓死活而横征暴敛，引起人民的反抗：“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他希望有贤德的官吏实行仁德之治：“诛求多门户，贤者贵为德”。直到临死之前，诗人仍在忧虑：“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公务员之家:

二、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无论是忧时忧国，还是忧虑民生，都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渊源和社会根源。

杜诗的忧时忧国，是从他“忠君”的儒家正统思想出发，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盛衰起伏密切相关的一种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得非常强烈。例如：“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岂无成都酒，忧国只细倾”、“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襟”，等等。他的诗歌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与忧心，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针对玄宗的黩武战争，他指出：“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他讽刺杨氏兄妹的荒淫生活，并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朝廷欢娱后，乾坤震荡中”。面对“安史之乱”带来的国难，他唱出：“国破I河在”的悲歌，鼓励朋友们“济时肯杀身”、“临危莫爱身”，他坚信“胡命岂能久，皇纲未宜绝”，希望唐肃宗“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对那些搞分裂割据的叛将“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缨”的行为他切齿痛恨，真切地表达了盼望国家安定统一的强烈愿望；杜诗的忧虑民生，是杜甫对社会动乱中生灵涂炭的忧虑，是他内心儒家“仁爱”、“民贵君轻”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他长期接近劳动人民的结果。在他的笔下，描写了众多的人民形象：农民、士兵、织妇、船夫、渔父、负薪的女子、无告的寡妇、被迫应征的老汉、提前服役的儿童，诗人不仅从多方面表现了他们的悲惨生活，而且还表达了他们的愿望要求：“谁能叩君门，下令减租赋!”“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杜诗中广泛地反映了人民遭受的苦难，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他在长安时就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正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养活了这些剥削者。面对扩边战争给人们到来的灾难，他呼喊：“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在“三吏”、“三别”中，诗人一方面对劳动人民遭受“安史之乱”被迫服役的惨状哀痛不已，另一方面为了国家的安危又鼓励人们奔赴前线杀敌卫国：“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他在自己“幼子饿已卒”的情况下，仍然“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在自己的茅屋被风雨摧毁时，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即使自己冻死也心甘情愿!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是超越了个人生死利益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忧虑。这已经超越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准则，在他极少“达”过的一生中，无论穷达，他始终都要兼济天下，真可谓“于黎民，无刻不关其念”。黄彻说他：“其穷也未尝无志于国与民，其达也未尝不抗其易退之节”(《碧溪诗话》)卷十)，朱弁也说他：“穷能不忘兼善，不得志而不能忘泽民”(《风月堂诗话》卷下)，都指出了他强烈的忧民责任感已超过了一般儒家思想要求。

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家庭，始终自称“儒生”、“老儒”、“腐儒”。儒家“人世”、“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影响他一生，“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是他人生态度的集中体现。

杜甫范文篇5

论文摘要:“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变衰的转折点。杜甫用他的诗歌既记录下了乱前唐王朝对外族政权的侵略，也记录下了乱后各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对唐王朝的侵扰一一这些构成了杜甫“诗史”的核心点。

内蒙古大学的高建新认为:“在杜诗众多的创作中，可以真正称得上是‘诗史’的篇章并不多，算起来也只有那些写在‘安史之乱’前后的反映了唐王朝转折的重大历史事件的一部分作品。”①实际杜甫诗歌中称得上“诗史”的篇章要比高建新说的多。杜甫一生亦以“安史之乱”为转折点，他为了避乱四处奔波，到他临死时战争(“安史之乱”后各地大小军阀的叛乱)仍未消停，在湘江的一条破船上写下了《风疾舟中伏枕三十六韵》，其中有句道:“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

一、杜诗中写到的安史乱前唐对其他民族政权的侵略

天宝以后，唐王朝对西北、西南少数民族的战争越来越频繁。在天宝一于载(751)，鲜于仲通征南诏，高仙芝击大食，安禄山讨契丹，结果无一不败。

杜甫反对侵略作战，在诗中对唐皇的好大喜功的开边政策进行了谴责。尤其是《兵车行》，此诗钱谦益认为:“天宝十载，鲜于仲通讨南诏蛮。……此诗叙南征之苦。”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载:“天宝十载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于沪南。……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

二、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

人闻云南多瘴病，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这段历史记载，可当作这首诗的说明来读。

《前出塞》是写天宝末年哥舒翰征伐吐蕃的时事，意在讽刺唐玄宗的开边默武。《杜诗详注》引《杜臆》:“《前出塞》云赴交河，《后出塞》云赴蓟门，明是两路出兵……当是天宝间，哥舒翰征吐蕃事”杜甫沉痛地说到:“君己富十境，开边一何多?”(第一首)“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ho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第六首)发出了反战的呼声。

三、杜诗中写到的其他民族对唐的战争及侵扰

1.北胡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本质是种族的斗争。据《资治通鉴》记载，“禄山养同罗、奚、契丹降者八千余人，谓之曳落河曳落河，者，胡言壮士也。.

身陷叛军之时杜甫写下了《哀王孙》:“长安城头头白乌，夜屹延秋门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杜甫很清楚叛乱的是胡人，这是民族战争。至德元年(756)十月，宰相房馆自请统兵收复京都，不久便大败于陈陶斜，死伤四万余人。这时杜甫沦陷在长安城中，听到这一消息，便写了《悲陈陶》、《悲青坂》两首诗。诗人痛悼阵亡烈士，希望官军早日平定胡人叛乱，收复失地。

杜甫在诗中一般用“胡”“戎”等指称安史叛军，如“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悲陈陶》)。有些诗则直接提到了安史叛将的名字，如“思明割怀卫，秀岩西未已。”(《塞芦子》)“高视笑禄山，公又大献捷。”(《八哀诗·故司徒李公光弼》)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诗人早期诗歌中对异族多只用一个字来称呼(“胡”字最多)，杜甫在安史之乱后对异族的称呼频用两个字了，如“揭胡”、“胡虏”、“群胡”等，这无疑显示了诗人对异族作乱者的蔑视与愤激的心情。

2、回纶的趁火打劫

为了平叛，唐王朝借回绘兵助战。回绘兵与其说助战，不如说是趁火打劫。陈寅悟认为，“回纶(即维吾尔族)自肃宗以后最为雄大，中国受其害甚巨。”例如，宝应二年(762)，回绘助唐平史朝义，“回纶入于东京，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如此事件不止一桩。

杜甫在《北征》中写到:“阴风西北来，惨澹随回绝。…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所用皆鹰腾，破敌过箭疾。圣心颇虚伫，时议气欲夺。”很明显杜甫是反对借回绝兵的。

杜甫在《留花门》中写到:“花门天骄子，饱肉气勇决。……胡为倾国至?出入暗金网。……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室。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这首诗杜甫作于乾元二年(759)秋。“花门”就是指的回绘(《钱注杜诗》谓:“盖花门在回纶东南，置堡于此，所以为控扼也”杜甫对他们没有好感，心存戒备，这从杜诗的遣词造句及语气中看得出来。《杜诗详注》引范柠说:“此中国何如时也。读‘胡为倾国至，数语，可以鉴《春秋》会戎盟戎之义矣。谓子美为诗史，岂不信哉。”

3吐蕃的入寇

吐蕃对于唐代中国为患其实最大，原因一是时间长，二是祸害剧烈。安史之乱时，吐蕃就趁机在乱中得了实惠，占领了河西大面积领土。陈寅格谓:“唐代中国所受外族之患，未有若斯之久且剧也。”

杜甫进了四川之后，间断过了些平静的生活。但是，安史乱虽然逐渐平息下去，吐蕃趁机频繁侵扰。据《资治通鉴》记载，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大军联络了杂居陇右的边疆民族吐谷浑、党项、羌，大掠奉天、武功，渡过渭水，进逼长安。唐代宗出奔陕州，吐蕃不久侵占长安。后终于被郭子仪平定。

杜甫于广德元年((763)冬在梓州写的《冬狩行》就提到了他听到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杜诗详注》引黄鹤注:

“当是广德元年冬梓州作，是年十月，代宗幸陕，故云‘天子不在咸阳宫。’梦弼曰:时章弈大阅东川，公诗讽其多杀，兼勉其攘外寇以安王室也。”章彝此时对国家存亡不置于心，反而举行狩猎玩乐，杜甫是非常焦急的，但他不敢明说。诗末反复咏叹:“朝廷虽无幽王祸，得不哀痛尘再蒙。呜呼，得不哀痛尘再蒙。”

杜甫还在广德二年春写下了《伤春五首》，作者自注道:“巴间僻远，伤春罢始知春前己收宫姻。”记一了广德元年冬吐蕃陷京师，皇帝幸陕之事。“胡虏登前殿，王公出御河。”(其五)从字里行间来看，诗人心情是极为沉痛的。另外《收京》，《巴西闻收京胭送班司马二首》也写到了此事。

杜甫范文篇6

论文摘要：作为“诗史”，杜甫叙事诗的文化批判功能除依赖于对诗歌整体思想内容的理解外．还表现在杜甫有意识地借助语言本身的力量去实现这种功能。如对较敏感的事物进行表述时采用能指与所指差异较大的词语，大量运用非陈述句式，使用具有批判力量的修辞格等。

唐代是封建历史上一个思想比较开放的时期，这种时代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唐诗的极度繁荣。但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文化霸权仍然存在，诗人们仍不能毫无忌惮地写作。尤其是安史之乱前后，社会动荡到了极点，文化霸权也由隐而显，杜甫因房琅事而受冷落并最终被逐出朝廷便是文化霸权的结果。这个时期，许多诗人因慑于这种霸权而纷纷放下手中的笔。作为一个敏感而又爱国的诗人，杜甫不可能面对国家的危机而无动于衷，他要通过自己手中的笔去揭露黑暗的社会，因此他以更大的热情投人到写作中，最能代表杜诗现实主义风格的以新乐府诗为代表的叙事诗大多写于此时。但杜甫毕竟是人而不是神，他也不可能游离于那个社会之外，因此他也要受到文化霸权的制约，对当朝统治者进行评判和指责时也有所顾忌。但读者从杜甫叙事诗尤其是新乐府诗中可以很明确地感受到文化批判力量的存在，这种力量一方面依赖于诗歌作为一个整体，必然会表现出一定的思想倾向;另一方面，也是人们所普遍忽略的一点，就是杜甫有意识地借助语言本身的力量去实现文化批判的功能。

一能指和所指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所提出来的两个概念，分别代表概念和音响形象，此处借用这两个概念并把能指界定为语词所代表的概念本身的意义，把所指界定为语词在具体语境中的实际意义。

能指与所指之间可以是统一的，但也可以是有所差异的。杜诗中对一些比较敏感的事物的表述便体现了有所差异的一面。表面的能指是为了回避潜在的危险，是对文化霸权的妥协，而真正的所指是对当时社会的揭露与批判，是对文化霸权的颠覆。

(一)人称

1.能指:第三人称，泛指汁所指:第一人称，特指。如:

(1)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兵车行》)

(2)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哀江头》)

(3)树枝有鸟乱鸣时，叹色无人独归客。(《光禄坂行》)

(4)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新安吏》)

(5)飘然时危一老翁，十年厌见放旗红。(《冬狩行》)

以上各例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仍是由人到人的关系，只是人称和指称范围有变化，例(1)的“道旁过者”、例(2)的“少陵野老”、例(3)的“独归客”、例(4)的“客”、例(5)的“老翁”等语词的能指都是第三人称，是泛指，而其所指均应是“作者自谓”，是第一人称，是特指。相对而言，其所指的第一人称、特指比较敏感，潜在的危险性更大，而换用能指的第三人称、泛指有利于淡化矛盾，回避危险，对意义的表达也不会产生影响。

2能指:客观事物或他人，所指:特定的人。女口:

(6)杨花雪落在白孩，青乌飞去街红巾。《丽人行》

(7)后来鞍马何遥巡，当杆下马入娜菌。《丽人行》

(8)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哀江头》

(9)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新安吏》

(10)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

例(6)“杨花”和“白蕉”的能指为两种植物，所指分别为杨国忠和耽国夫人;例(7)“后来鞍马”的能指为配有马鞍的马，所指为杨国忠;例(8)“明眸皓齿”能指为人身体的两部分，所指为杨贵妃;例(9)..了卜射”，(杜诗详注)的解释为:“子仪时已进中书令，而仍称其旧官，盖功著于仆射，而御士卒宽，就其易晓者以安之也。‑Ulces2s，此说一经产生，其后诸家注释均依此说。但笔者认为此说值得商榷，“了卜射”的能指为一种官职名，所指为郭子仪，能指用“仆射”而不用“中书令”是全诗用语特点的必然结果。《新安吏》一诗的写作内容是比较敏感的，因此对一些较敏感的人与物，如“客行新安道”的“客”和“新安”，诗人都采用能指与所指之间差异较大的词语，对郭子仪这样一个安史之乱时期的敏感人物，诗人称其旧官，主要是为了回避潜在的危险，而不是“就其易晓者以安之”。例(10)“武皇”的能指为汉武帝，所指为唐玄宗，武帝喜开边，唐玄宗亦好开边，当时不便直斥，故比之武帝。

(二)地名。能指:旧称或泛称*所指:今地、特称。如:

(11)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新安吏》)

(12)中男绝短刁、，何以守王城。《新安吏》)

(13)我军收相州，日夕望其平。《新安吏》)

(14)草中孤兔尽何益?天子不在咸阳宫。《冬狩行》

(15)回略大荒来，堵函盖虚尔。《塞芦子》

例(11)的“新安”，《杜诗详注》的解释为“《唐书》新安，隋县”。由此可见，其能指为隋代的一个县，而其所指为唐县。例(12)的“王城”，(杜诗详注)的解释为:“唐之东都，即今之王城。”可见其能指为周朝的某地，所指为“唐之东都”。例(13)的“相州”，参照(杜诗镜锉)对(洗兵马)“只残邺城不日得”中“邺城”的解释:“旧唐书:相州属河北道，天宝改邺郡，乾元改邺城”。《新安吏》一诗写于乾元二年，可见“相州”一词能指为一古地，而所指为今地邺城。例(14)“咸阳宫”的能指为秦帝都，所指为长安。以上四例能指均为古地，所指为今地。例(15)的“大荒”，(读杜心解)的解释为:“统日‘大荒’，不敢斥言灵武也。可见其能指为泛称，所指为特称。

(三)其他。能指:普通名词或虚有事物，所指:讳语或忌语。如:

(16)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新安吏》

(17)岂意绒难料，归军星散营。《新安吏》

(18)泉有巨鱼长比人，丹砂作尾黄金蜂。《沙苑行》

(19)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往城北。《哀江头》

(20)荒戍之城五色古，东郭老人住青丘。《锦树行》

例(16)的“天地”，《读杜心解》解释为:“‘天地无情’，固是为朝廷讳。”f31(}s3)例(17)的“归军”，《杜臆》解释为:“此不言军败而言归军，亦讳之也。(”，，例(18)的“泉”，《杜诗详注》的解释为:“唐讳渊，故改泉。”例(19)“胡骑”的能指为少数民族骑兵，所指为安禄山叛军，《哀江头》一诗写于至德二载春，其时安史之乱尚未平息，且杜甫身陷长安，对安之“叛军”性质有所顾忌，故采用无潜在危险的“胡骑”。例(20)的“东郭老人”和“青丘”，《读杜心解》解释为:“‘东郭老人’非公自号，‘青丘’非寓夔地名，盖因‘小儿’、‘恶少’等语，太觉显斥，自隐其名，而托为子虚、无是之人，以避时忌耳。

以上诸例能指与所指之间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主要是因为这些诗都表达了对君主或朝廷行为的不满与指责，而这种不满与指责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危险。但这种危险并不是在所有的诗中都存在，所以诗人在某些诗中也采用了一些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明显差异的词语，如(洗兵马》“只残邺城不日得”中的“邺城”，“郭相谋深古来少”中的“郭相”。而同写于乾元二年的《新安吏》，为了回避潜在的危险，表达同样所指的词分别换成了能指不同的“相州”和“仆射”。

二在诗歌尤其是叙事诗的创作中，从语气的角度讲，陈述句应是应用最多的一种类型。但陈述句只是述说一个判断，描写一种德性、情状，叙述一个动作或变化，不带强烈的感情色彩。

而杜甫以新乐府诗为代表叙事诗要达到“讽兴当时之事”(元镇《古题乐府序》)的目的，必然要融人诗人的感情。由此，杜甫在诗中大量运用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等非陈述句式。通过这些句式，打破读者的惯常思维，使读者以一种新的角度去审视社会，进而对社会乃至自我认识方式作出积极的探索，从而使诗人的“讽兴”目的得以实现。

(一)疑问句

疑问句，或有问无答，或自问自答，或无疑而问。一方面，为读者提供一个条件，引导其主动思索、判断，让内因充分发挥作用，从而更好地接受作者的观点和情感、另一方面，加强语气，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情刺激，引发反思。

1一般疑问句。如:

(21)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哀江头》)

(22)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岁晏行》)

(23)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蚕谷行》)

(24)肉味不足登鼎蛆，何为见羁虞罗中?(《冬狩行》)

(25)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无家别》)

以上诸例都提出了一些诗人似乎知道而又无法给出明确答案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也是与诗人同时代同命运的人所共同关心的问题，显示出了诗人对世事的关注和对人生的思考，同时也引导读者关注同样的问题，在渐深、渐全面的思考中自觉地揭示出事物的内在本质。

2.设问句。如:

(26)士卒何草草?筑城憧关道。(《潼关吏》)

(27)四部何所有?一二老寡妻。(《无家别》)

(28)东至集壁西梁洋，问谁腰镰胡与羌。(《大麦行》)

(29)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哀江头》)

(30)头上何所有?翠微叶垂翼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极稳称身。(《丽人行》

以上诸例均自问自答。“问”，引人注意，启发读者思考;“答”，强调答案，显示出主体的参与，使所述更可信、更有力度。一问一答，使读者在思考中接受诗人的观点，给读者留下更深的印象，从而强化批判效果。

3.反问句。如:

(31)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新安吏》

(32)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新婚别》

(33)人生有离合，岂择盛衰端?(《垂老别》

(34)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北有昭君村?(《负薪行》)

(35)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最能行》)

以上诸例均属无疑而问，使用问句形式的目的在于加强语言的力度，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从而不自觉地引导读者去思考隐藏在这肯定的判断后面更深层的东西。

(二)感叹句

感叹句是情感达到高峰时所采用的一种句式，是慷慨激昂、激情万分的爆发和喷涌。诗人面对家国之大不幸，情何以堪!如此之激情会深深地感染读者，产生心与心的交流，从而使读者自觉地接受诗人的观点。如:

(36)鸣呼房魏不复见!秦王学士时难羡。(《折槛行》)

(37)朝廷虽无幽王祸，得不哀痛尘再蒙!鸣呼，得不哀痛尘再蒙!(《冬狩行》)

(38)丧乱死多门，鸣呼泪如在!(《白马》)

(39)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哀王孙》)

(40)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知土!(《贫交行》)

(三)祈使句

祈使句，感情有强弱之分，强而坚定的为命令或禁止，弱而委婉的为祈求、劝请、建议或劝止。杜甫新乐府诗所用祈使句基本上全为后者。这种弱而委婉的表达是诗人较为低下的身份地位所决定的，这种表达同时也显示了其所述是诗人的衷心之语，显示了诗人对世事的关切。如:

(41)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新安吏》

(42)请嘱防关将，懊勿学哥舒。《渔关吏》

(43)莫愁父母少黄金，天下风尘儿亦得。《锦树行》

(44)楚人重鱼不重鸟，汝休枉杀南飞鸿。《岁晏行》)

(45)不劳烈士泪汾沱，男谷女丝终复歌。《蚕谷行》)

杜甫的新乐府诗运用了大量的非陈述句式以增强其文化批判力量，而这种非陈述句式使用位置的不同也会影响表达效果。当一个非陈述句出现在诗尾时，它会产生一种言尽而意不尽的效果。杜甫的新乐府诗共32首，有25首的结尾都用了非陈述句。其中用疑问句的10首(《沙苑行》、《悲青坂》、《塞芦子》、《洗兵马》、《无家别》、《大麦行》、《光禄坂行》、《负薪行》、《最能行》、《岁晏行》)，用感叹句8首(《贫交行》、《哀王孙》、《垂老别》、《苦战行》、《去秋行》、《冬狩行》、《虎牙行》、《白马》)，用祈使句的7首(《新安吏》、《渔关吏》、《新婚别》、《丽人行》、《锦树行》、《自平》、《蚕谷行》)。

杜甫的叙事诗在表达上多采用“赋”的艺术表现手法，但这种平铺直叙的手法很难引起读者的共鸣，也很难实现“讽兴”的目的。为解决这一矛盾，杜甫除用前述两种方式外，还运用了一些极富表现力的修辞格。

(一)对比。如:

(46)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扰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兵车行》

(47)去年涪江木落时，臂枪走马谁家儿。到今不知白骨处，部曲有去皆无归。《去秋行》

(48)去年米贵阅军粮，今年米戏太伤农。(《岁晏行》

(49)富豪有钱驾大封，贫穷取给行碟子。(《最能行》

(50)自古圣贤多薄命，奸雄恶少皆封侯。(《锦树行》

例(46)“生男”和“生女”相对比，先是将传统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观念反其道而用之，提出“生男恶”和“生女好”的反传统论调，激起波澜，接着对其原因进行对比解释，从比较中揭示出战争带给人民的深重灾难。例(47)去年之“臂枪”和今年之“白骨”相对比，暗示了战争的残酷。例(48)“去年米贵”和“今年米贱”对比，揭示出收成的好坏并没有改变农民的命运，显示了诗人对时代的批判。例(49)“有钱”之“富豪”与“无钱”之“贫农”所驾船只比较，显示出贫富之差距。例(50)“圣贤”之“薄命”与“奸雄恶少”之“封侯”对比，显示了诗人对世事不公的深沉反思。

(二)比喻。如:

(51)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兵车行》)

(52)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哀王孙》)

(53)岂意绒难料，归军星散营。《新安吏》)

(54)青铃宵子困泥途，白马将军若雷电。《折槛行》)

(55)黄门飞鞍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丽人行》)

例(51)是一个弱比，将人喻成“犬与鸡”，写出了征人的地位之低与命运之悲惨。例(52)以“豺狼”喻安禄山，以“龙”喻唐玄宗，写出了诗人对安禄山之憎恶，对唐玄宗的尊重。例(53)以“星散”喻兵败后的士卒数量少而又无组织的散乱状态。例(54)以“困泥途”喻“青拎宵子”仕途之坎坷，以“若雷电”喻“白马将军”之势焰惊人。例(55)以“不动尘”形容驰马轻快，亦喻骑术高超，但如此之高超骑术不是为国安邦，而是“送八珍”，实乃一大讽刺。

(三)夸张。如:

(56)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新安吏》

(57)丧乱死多门，呜呼泪如在!《白马》

(58)禽兽已毙十七八，杂声落日回苍官。《冬狩行》

(59)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兵车行》

(60)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悲陈陶》

例(56)通过“眼枯见骨”的夸张，写出了征人与送行者的悲痛心情，也衬托出“天地”(朝廷)之“无情”。例(57)通过“泪如镶”的夸张，写出悲之深，衬托出“丧乱死多门”之惨。例(58)以“落日回苍弯”的夸张衬托杀声之大。例(59)以“哭声干云霄”的夸张，一方面写出哭声之大而众，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征人有去无回的命运，有力地鞭糙了统治者穷兵默武的开边政策。例(60)以“血作水”的夸张写出了在陈陶一役中牺牲人数之多。

杜甫范文篇7

论文摘要:“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变衰的转折点。杜甫用他的诗歌既记录下了乱前唐王朝对外族政权的侵略，也记录下了乱后各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对唐王朝的侵扰一一这些构成了杜甫“诗史”的核心点。

内蒙古大学的高建新认为:“在杜诗众多的创作中，可以真正称得上是‘诗史’的篇章并不多，算起来也只有那些写在‘安史之乱’前后的反映了唐王朝转折的重大历史事件的一部分作品。”①实际杜甫诗歌中称得上“诗史”的篇章要比高建新说的多。杜甫一生亦以“安史之乱”为转折点，他为了避乱四处奔波，到他临死时战争(“安史之乱”后各地大小军阀的叛乱)仍未消停，在湘江的一条破船上写下了《风疾舟中伏枕三十六韵》，其中有句道:“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

一、杜诗中写到的安史乱前唐对其他民族政权的侵略

天宝以后，唐王朝对西北、西南少数民族的战争越来越频繁。在天宝一于载(751)，鲜于仲通征南诏，高仙芝击大食，安禄山讨契丹，结果无一不败。

杜甫反对侵略作战，在诗中对唐皇的好大喜功的开边政策进行了谴责。尤其是《兵车行》，此诗钱谦益认为:“天宝十载，鲜于仲通讨南诏蛮。……此诗叙南征之苦。”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载:“天宝十载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于沪南。……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

二、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

人闻云南多瘴病，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这段历史记载，可当作这首诗的说明来读。

《前出塞》是写天宝末年哥舒翰征伐吐蕃的时事，意在讽刺唐玄宗的开边默武。《杜诗详注》引《杜臆》:“《前出塞》云赴交河，《后出塞》云赴蓟门，明是两路出兵……当是天宝间，哥舒翰征吐蕃事”杜甫沉痛地说到:“君己富十境，开边一何多?”(第一首)“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ho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第六首)发出了反战的呼声。

三、杜诗中写到的其他民族对唐的战争及侵扰

1.北胡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本质是种族的斗争。据《资治通鉴》记载，“禄山养同罗、奚、契丹降者八千余人，谓之曳落河曳落河，者，胡言壮士也。.

身陷叛军之时杜甫写下了《哀王孙》:“长安城头头白乌，夜屹延秋门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杜甫很清楚叛乱的是胡人，这是民族战争。至德元年(756)十月，宰相房馆自请统兵收复京都，不久便大败于陈陶斜，死伤四万余人。这时杜甫沦陷在长安城中，听到这一消息，便写了《悲陈陶》、《悲青坂》两首诗。诗人痛悼阵亡烈士，希望官军早日平定胡人叛乱，收复失地。

杜甫在诗中一般用“胡”“戎”等指称安史叛军，如“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悲陈陶》)。有些诗则直接提到了安史叛将的名字，如“思明割怀卫，秀岩西未已。”(《塞芦子》)“高视笑禄山，公又大献捷。”(《八哀诗·故司徒李公光弼》)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诗人早期诗歌中对异族多只用一个字来称呼(“胡”字最多)，杜甫在安史之乱后对异族的称呼频用两个字了，如“揭胡”、“胡虏”、“群胡”等，这无疑显示了诗人对异族作乱者的蔑视与愤激的心情。

2、回纶的趁火打劫

为了平叛，唐王朝借回绘兵助战。回绘兵与其说助战，不如说是趁火打劫。陈寅悟认为，“回纶(即维吾尔族)自肃宗以后最为雄大，中国受其害甚巨。”例如，宝应二年(762)，回绘助唐平史朝义，“回纶入于东京，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如此事件不止一桩。

杜甫在《北征》中写到:“阴风西北来，惨澹随回绝。…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所用皆鹰腾，破敌过箭疾。圣心颇虚伫，时议气欲夺。”很明显杜甫是反对借回绝兵的。

杜甫在《留花门》中写到:“花门天骄子，饱肉气勇决。……胡为倾国至?出入暗金网。……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室。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这首诗杜甫作于乾元二年(759)秋。“花门”就是指的回绘(《钱注杜诗》谓:“盖花门在回纶东南，置堡于此，所以为控扼也”杜甫对他们没有好感，心存戒备，这从杜诗的遣词造句及语气中看得出来。《杜诗详注》引范柠说:“此中国何如时也。读‘胡为倾国至，数语，可以鉴《春秋》会戎盟戎之义矣。谓子美为诗史，岂不信哉。”

3吐蕃的入寇

吐蕃对于唐代中国为患其实最大，原因一是时间长，二是祸害剧烈。安史之乱时，吐蕃就趁机在乱中得了实惠，占领了河西大面积领土。陈寅格谓:“唐代中国所受外族之患，未有若斯之久且剧也。”

杜甫进了四川之后，间断过了些平静的生活。但是，安史乱虽然逐渐平息下去，吐蕃趁机频繁侵扰。据《资治通鉴》记载，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大军联络了杂居陇右的边疆民族吐谷浑、党项、羌，大掠奉天、武功，渡过渭水，进逼长安。唐代宗出奔陕州，吐蕃不久侵占长安。后终于被郭子仪平定。公务员之家

杜甫于广德元年((763)冬在梓州写的《冬狩行》就提到了他听到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杜诗详注》引黄鹤注:

“当是广德元年冬梓州作，是年十月，代宗幸陕，故云‘天子不在咸阳宫。’梦弼曰:时章弈大阅东川，公诗讽其多杀，兼勉其攘外寇以安王室也。”章彝此时对国家存亡不置于心，反而举行狩猎玩乐，杜甫是非常焦急的，但他不敢明说。诗末反复咏叹:“朝廷虽无幽王祸，得不哀痛尘再蒙。呜呼，得不哀痛尘再蒙。”

杜甫还在广德二年春写下了《伤春五首》，作者自注道:“巴间僻远，伤春罢始知春前己收宫姻。”记一了广德元年冬吐蕃陷京师，皇帝幸陕之事。“胡虏登前殿，王公出御河。”(其五)从字里行间来看，诗人心情是极为沉痛的。另外《收京》，《巴西闻收京胭送班司马二首》也写到了此事。

杜甫范文篇8

［论文摘要］杜诗具有很强的“诗史”性，源于诗人的儒家风范；杜诗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凸显出两大主题：忠君爱国和民本思想。在“以人为本”的今天，“诗史”性的杜诗焕发出优秀的人文精神而显示出丰富的现实价值。

一、杜诗的“诗史”性

杜诗真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因此其自中晚唐开始，一直享有“诗史”的美誉。称杜诗为“诗史”，最早见于晚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必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逸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后世加以沿用推衍，“诗史”渐成为文学史上的定论，如宋祁《新唐书·杜甫传赞》：“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奉杜甫为诗宗并开创江西诗派的黄庭坚，在《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山谷诗外集补卷四》）这样写道：“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欹斜……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看来，自宋代始，誉杜诗为“诗史”已为世人广泛接受和认可。

杜甫在诗歌创作中善于反映历史事件，用现在的话说，最能写出历史的真实。杜诗在栩栩如生地反映“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广阔的社会面貌的同时，又本着历史的发展对当时社会进行了敏锐的分析和严肃的批判。例如，他在很多诗里写出了事变前夕的社会矛盾的尖锐现象。如《前出塞》《后出塞》《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等，大体上都是反映了事变前夕的阶级动态的作品。在事变当中，杜甫更接近了人民，对各阶层的生活更加熟悉，对事变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写的这个时期的作品，几乎反映了各个社会阶层的动态，触及了许多重大的国计民生。中唐元稹倡导新月府运动时《乐府古题序》说过：“近代惟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是名篇，无复倚旁。”（《四部丛刊》影明嘉靖本《元氏长庆集》卷二十三）可以看出，元稹肯定了杜诗真实反映历史的特点和优点。“安史之乱”中，诗人的《哀江头》《哀王孙》《春望》《月夜》《悲陈陶》《悲青坂》《塞芦子》《北征》《羌村》以及“三吏”“三别”等，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矛盾和人民悲惨痛苦的生活，表现出对国事的极端忧虑和对民众的深切同情。

杜甫的“诗史”之作源于其儒家风范。的确，诗人本人也一向以儒者自居。他在《忆昔》中曰：“愿见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书郎。”甚至，他还自认是个“腐儒”，如其在《江汉》中云：“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一个身受儒家思想熏陶，笃信儒家生存理念，一个“有志于道者”所必须身体力行的杜甫的生存状态及其价值取向，在他那个时代独一无二。杜甫《进鵰赋表》：“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杜甫的先辈中，杜预是晋初的名将，又是一位精通儒术的人，曾撰写《春秋集解》；杜预而下的杜耽、杜逊、叔吡、依艺，或是刺史或是县令；祖父杜审言系高宗咸亨进士，曾任隰城尉、洛阳丞等小官，累官修文馆直学士。杜甫自己说从他的远祖杜预以来一直是“承儒守官”，也就是说他们家一直尊奉的是儒家传统，一直是为朝廷服务的。而杜甫也在诗中写过他自己的志意，他说：“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我们从杜甫的家世、杜甫的生平可以对他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和了解。

杜甫的政治诗，深切地注视这国家命运，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要过问国家大事，都要出主张、谈看法，积极的政治态度是非常难得的。杜诗在反映历史和现实生活同时，还常常表达自己生平抱负和政治理想。忧国忧民和忠君思想，是这类作品的显著特征。这个特征的内涵比较复杂，其中既有积极的因素，也有着消极的因素。但可以确定的是，他确实是受儒家思想熏陶很深的人。杜甫的儒家思想是有着自己的特点的，其特点在于杜甫特别笃信那曾被儒家所标榜，却一向不曾实行的某些理想，连孔子孟子称道尧舜，也只是标榜而已，杜甫则笃信而迂执。杜甫把尧舜之治当成可以见诸实行的真理，在《奉赠韦左趁丞丈二十二韵》里谈到自己早年的抱负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是杜甫发自肺腑的话，和统治阶级缘饰儒术标榜的词句是不同的。白居易、苏轼等同样是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的诗人，但他们谁也不像杜甫这样执着和认真。加之杜甫的遭遇，当国家有太平迅速转为动乱的条件下，他不仅客观地看到民间疾苦，而且亲身感受了这种痛苦。他不仅看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而且自己也亲身尝到了“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的悲哀，亲身体验了饥寒交迫、颠沛流离的痛苦生活。他在生活中既然和人民有了共患难的关系，也自然地产生了同忧戚的感情。这种感情和儒家的仁民爱物的社会理想一结合，就成为了诗人思想和道路的基础，以致“迂拙”到不可动摇。

一方面，杜甫“诗史”所表现出的儒家风范必然衍生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忠君爱国的强烈政治色彩。“长愿天子圣”与“探道欲度羲皇前”,这就是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抱负。与对国家、民族、社会的关心相联系，把天子的“圣”否看成是一个关键因素，在封建社会的思想认识体系和社会结构体系里是必然的。应该注意的是“致君尧舜上”是一个理念体系，它的外表不能不包裹着臣下对君王的“忠”，而它的具体内容却包含着、规定着对国家、现实、黎民的热爱、忧虑与关心。“忠”不是愚忠而是要“致”，要改变、影响，使其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就包含着斗争。实际上这是有风险在内去战斗的现实主义，而其着眼点乃在忧黎元、淳风俗，即解决老百姓的具体问提。这包含着极其可贵的思想，甚至与后世不同发展阶段的民主意识是相通的，因而有着广泛的启迪作用。

另一方面，儒家风范必然衍生出杜诗张显人性之“欲”民本思想。儒家的仁爱情怀是与杜诗关注民生疾苦的精神指向互为表里的，杜甫常常站在人民的立场，为人民而歌唱。“言欲”，首先是言百姓之“欲”——利益。叶燮《原诗·外篇（上）》曰：“如杜甫之诗，随举其一篇，篇举其一句，无处不可见其忧国爱君，悯时伤乱，遭颠沛而不苟，处穷约而不滥，崎岖兵戈盗贼之地，而以山川景物朋友杯酒抒愤陶情：此杜甫之面目也。”杜甫对乱离的世道下受苦难的、具体的“人”的基本生活状态的抒写，表现了他对人的正当的生存欲求的有节制的表达和要求。首先应该举出《石壕吏》及《又呈吴朗》，在艺术、语言上诚然是炉火纯青。然而，它们最大的特色，是塑造了足以代表唐代众生相，以及他们的人性或受戕害或遭压抑或被扭曲的人物形象，这就是杜诗中的“人物”诗。在这两篇具有叙事风格的诗篇中，杜甫对人的正当而卑微的欲求，人在乱离中的痛苦的描写，最大限度地发掘出人性之美、人性之真。比如，《石壕吏》中“妇啼一何苦”，已经成为千古绝唱，打造出了苦难时代中的一个普通老妪的勇于牺牲奉献、敢说敢做、敢哭敢控诉，而又敢于承担的美好品格。同时也写出了唐代下层妇女的命运，妇女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杜甫是人民的“喉舌”，通过诗歌喊出了民众的痛苦和心声。

二、“诗史”性的杜诗的人文精神及现实价值

赵睿才提倡把杜诗“当作一个整个的有机体来研究”，杜甫从早年到晚年的诗作，其忧国忧民的积极精神是一以贯之的。所以，杜诗真正的价值在于它全面、形象而深刻地反映出唐朝由盛而衰之际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喊出了民众的痛苦和心声。推崇杜甫，学习杜甫的是杜甫的“似司马迁”，是杜甫关心国家、关心人民的战斗的现实主义。讲杜甫“一饭不忘君”，除了受时代的制约外，更多还是以致君尧舜、实现稷契伊周之志着眼，这仍包藏着对国家、对人民的关心。杜甫诗中有“不废朝廷忧”与“罪里眉攒万国愁”的句子，此所谓忧，愁，就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忧，也就是“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的稷契之志，即为天下人的安乐而奉献自己。这种精神，在其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中，在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都有实质性的体现，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价值伦理观念的精华。就今天而言，它与“关心爱护最广大人民群众”这点有一致性，也与我们的时代精神合拍。

杜甫充满了民本思想为基础的仁民爱物精神。“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这里所指的是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得到最充分最集中表现的杜甫忧国忧民博大情怀与崇高精神界。这种思想的孕育仍然来自我国传统文化中优秀政治思想学说的精华，其产生也有最深刻的社会物质根基。任何社会的构成，都以人为基本。任何时候，人民群众都是社会的主体，而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杜甫诗中关于人民苦难生活的描写甚多，大多可分为“战乱”酿成的种种哀伤和“诛求”引起的种种痛苦。这种极深厚的爱民精神贯穿在全部杜诗中，而由于艺术含蕴的巨大魅力和杜甫诚挚忠恳的个性，种种透过诗情燃烧的仁民爱物之心，超越了一切纯理性的言论，成为永放光芒的人道主义精神的热源。现在“以人为本”的观念已在很广大的社会范围形成共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正是我们高扬的时代精神。那么杜甫的光辉思想，也将在我们的时代获得广泛认同。

杜甫一方面刚烈疾恶，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另一方面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无论是大自然还是社会人生，都充满着诗人的敏感和热情。热爱美，才能憎恶丑，杜甫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他对生活中光明事物的热爱追求是统一的人生态度的展现。洋溢于杜诗中的贯穿日常生活的高尚优美情操，对于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情趣的丰富、陶冶与提高，具有广泛的启迪。

杜甫范文篇9

关键词：杜甫；诗歌

生命教育生命教育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教育内容，在新时期对高中杜甫诗歌教学活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正确认识和看待生命教育，对生命教育资源进行系统的挖掘，促进教育教学活动的合理化组织实施，能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产生积极的影响，激活学生珍惜生命和敬畏生命的意识。因此在全面促进杜甫诗歌教学改革的过程中，应有意识地对生命教育内容进行探究，创新杜甫诗歌教学体系，有效促进教学活动实现全面创新发展。

一、杜甫诗歌教学中生命教育的重要性

对杜甫诗歌中的生命意识内容和生命教育思想进行挖掘，能在语文诗歌教学中开辟新的教育空间，促进生命教育理念的合理化渗透，对学生做出积极的教学引导，有效促进学生实现全面发展的目标。具体对杜甫诗歌教学中开展生命教育的重要性进行分析，能看出生命教育的实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其一，践行生命教育思想能提高学生的品格修养，促进学生建构完善的人格。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结合杜甫诗词内容对生命教育进行系统的开发，能有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激活生命意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感知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形成珍惜生命、敬畏生命的思想观念，从而有效促进学生构建完善的人格，使学生能从不同的角度努力地发展自己、完善自己，使生命焕发光彩。其二，践行生命教育的思想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生命教育本身与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存在紧密的联系。在高中语文古诗词教学中结合杜甫诗歌的解析开展生命教育活动，能让学生在鉴赏杜甫诗词的过程中感知其中蕴含的文学美和思想美，可以促使学生重新感知生命的美好，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提高学生的思想素养和道德修养，有效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其三，践行生命教育的思想能丰富语文教学内容，构建开放化的课堂教学活动，促进学生思想道德认识水平不断得到提升。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对杜甫诗歌中的生命教育内容进行解析，能从杜甫对人民、对国家的责任感角度激活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使学生感知个体生命的珍贵性，可以更好地体验生活的乐趣，从而主动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进行思考，促进思想道德认知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由此可见，高中语文教学实践中，杜甫诗歌中生命教育的组织实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能从多角度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做出积极的引导，有助于实现全面发展的目标。

二、高中语文杜甫诗歌教学中生命教育的彰显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对杜甫诗歌的生命教育思想进行深度挖掘，能为教学活动的开展提供有益补充，从而有效彰显杜甫诗歌教学的优势，提高教学活动的综合效果。因此为了充分发挥生命教育的作用，就要在高中杜甫诗歌教学实践中重点对生命教育进行挖掘，展现生命教育的价值，提高杜甫诗歌教学的整体质量。下面就结合杜甫诗歌中的生命意识对生命教育的彰显进行细化分析。

（一）解读杜甫诗歌中的生命体验彰显生命教育

杜甫一直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诗人，其经历了唐朝由盛转衰的过程。对杜甫的诗篇进行分析，能够从他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其对于生命的体验。因此高中语文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可以对杜甫诗歌中的生命体验进行分析，与学生共同对此进行探究，从而引导学生感知社会动荡的情况下生活的艰辛，从而对“人世的苍茫，生命的促迫”的生命感悟产生个性化的理解。如在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中就有“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的表述，在《江村》中有“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一句。这些诗句都饱含了诗人对生命的体验，向学生展现了杜甫的生命意识，能对学生生命思想的激发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在杜甫诗歌教学活动中，需要注意的是，他在晚年的生活中表现出对生命价值的强烈追求，这一点在《旅夜书怀》中有所体现。诗人通过“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描写，采用自嘲的表现形式表达对仕途发展不理想的愤懑情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愤慨实际上是诗人对个人价值的坚守，也是对国家情怀的坚守，更是诗人人格生命的直观显示。杜甫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好的仕途发展，为国家和百姓贡献力量。在关于此类杜甫诗歌的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感知杜甫生命体验，认识生命的价值，借助生命价值的深度挖掘渗透自我教育的内容，用杜甫诗歌中生命意识教育的组织实施引领学生成长。

（二）解读杜甫诗歌中的生活态度彰显生命教育

杜甫的诗歌是反映唐代由盛转衰的镜子，真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的动荡和时代的变化。并且杜甫在描写社会动乱的过程中，还借助自身生活态度的表达，描写社会动荡背景下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展现生命意识。在杜甫的诗歌体系中，描写妻子和朋友的诗词相对较少，但是却融入了深切的情感，如在“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等诗词中表现其对生活的希望。教师在结合杜甫诗歌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可以从悠闲的生活入手，与学生共同探究诗词中所展现的生命的真谛和生活的意义，让学生认识到固然生命可能是苦难的，但是乐观坚定的精神能应对苦难，也能让生命由此变得“恒远绵长”。这样教师通过对诗人诗歌中人生态度的解读，让学生对生命的自由和美好形成深层次体验，对人类共有的生命特质以及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形成个性化的理解，从而激活学生热情拥抱生活的思想观念，展现生命教育的价值。

（三）解读杜甫诗歌中社会意识彰显生命教育

在杜甫的诗歌教学中，教师对生命教育的彰显和挖掘不仅要从对杜甫人生经历的角度呈现，还应该重点对诗歌表现他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给予他人关心和爱护的内容进行分析。借助生命意识的挖掘对学生做出积极的引导，使学生在认识生命的基础上能对个体的社会责任产生新的理解。如在杜甫的《兵车行》教学中，教师就可以组织学生对诗歌中蕴含的杜甫对于战乱征兵场景的客观描写进行分析，感受战争给百姓带来的肉体苦痛和精神打击。以此为基础，在学生能对诗歌中的内容形成初步认识的基础上，教师为了能在诗歌教学中促进生命教育的内化，还应该从杜甫作为儒家学派士人形象的角度进行思考，感知在《兵车行》中杜甫通过“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等对征兵环境和现实加以描写的句子，体现出对生命脆弱的思考，对制度黑暗的愤慨以及对百姓痛苦生活的恻隐之心，从而帮助学生在解读诗歌的同时对杜甫的坚守以及杜甫的社会责任形成新的认识，感受杜甫在对天下百姓终极关怀中表现出的生命价值和生命意识。这样就能通过对杜甫诗词的解读促进生命教育的有效渗透，对生命教育的思想内涵进行深度挖掘，从而激活学生的生命意识和生命观念，引导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综上所述，杜甫诗歌中蕴含着丰富的生命意识，在对杜甫诗歌教学活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对其中蕴含的生命教育思想进行挖掘，对学生实施积极有效的生命教育引导，能彰显杜甫诗歌的教育价值，促进教育教学质量全面提升。因此在新时期教学改革的背景下，应对杜甫诗歌生命教育进行系统的探究，促进学生对生命教育知识内容进行有效的学习，从而发挥生命教育的重要作用，为学生实现全面发展的目标树立正确人生观、生命观做出积极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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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范文篇10

论文摘要：本文借助于分析哲学的一种观点，即语词的意义就是语词的使用，一方面澄清了“诗史”一词的特定意味，从而指出历史上杨慎、王夫之对“诗史”的攻击是无效的，另一方面也试图在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更新上作一小小尝试。

针对杜诗的公认美誉——“诗史”，明中叶杨慎在《升庵诗话》卷四中有段著名的尖锐评论：“宋人以杜子美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本文由中国论文联盟收集整理。

这段议论很有影响，如后来的王夫之有言日：“论者乃以诗史誉杜，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是则名为可怜悯者”，又有：“咏古诗下语秀善，乃可歌可弦，而不犯史垒，足知以诗史称杜陵，定罚而非：黄”(《古诗评选》卷四、卷一)，显然是对杨慎语意的发挥。杨、王之论的确有力，但却基本上没有扭转世人以“诗史”誉杜的倾向。这就有了一个奇怪现象：一方面，人们推崇“诗史”称号，另一方又似乎无人为此给出一个“合法性”理由，来清晰地回答杨、王的责难。

不是没有人反驳杨慎，如王士贞，但很难说切中要害。杨慎之语，可析为两层。第一，他偏爱“含蓄蕴藉”，鄙视宋人之作，并因此贬低杜甫“直陈时事”之诗；第二，认为“诗史”二字的提法，本身就有问题，将“以误后人”。就第一层义而言，只要指出其偏激就可以了，王士贞的反驳正属此类。如其在《艺苑卮言》卷四中所言：“杨用修驳宋人诗史之说，而讥少陵云云，甚辨而核，然不知向所陈皆兴比耳。诗固有赋，以述情切事为快，不尽含蓄也。”清人朱庭珍的驳议亦属此类：“宋人谓少陵为诗史，以其多用韵语纪时事也。杨升庵驳之云云。升庵此言甚辨，其识亦卓。然未免一偏之见也。”因为“老杜无所不有，众体兼备，使仅摘此数语，轻议其后，则不可”(《筱园诗话》卷三)。不同的诗有不同的体裁、风格，各样的人又有各样的兴趣、爱好，但在审美趣味上，实在不必凭已之私，以贬其余。王士贞提醪媾慎“诗固有赋”，朱庭珍告诫杨慎“老杜无所不有，容体兼备”，均是阅读实践中的纠编之论，并未回答杨慎对“诗史”二字的责难。某种程度上，如王士贞说“其言甚辨而核”，朱庭珍说“升庵此言甚辨，其识亦卓”，实际上是认同了杨慎的“诗史”之见。

杨慎的“诗史”之见，亦即上文引语的第二层含义，实际上包含着这样的看法：何以以史誉诗?史有史笔，诗有诗法，“诗史”一说，混淆二者的区分，是对诗的无知，是对诗的贬低。真是这样吗?“诗史”的名号，确需要一个辩护理由，如果我们仍坚持它是一个褒义词的话。

辩护并不需要争论。常识告诉我们，对于任何问题的争论，往往缘于争论双方对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而当双方真正意识到这一前提性的差异时，争论也就自行消失了——要么达成妥协，要么各持已见罢了，哪里有争论的“焦点”呢?这里的问题也很清楚，杨、王有杨、王的“诗史”，我们有我们的“诗史”——我们这些以“诗史”称誉杜甫的大多数人，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清晰地阐明我们的“诗史”含义，并因此显示其如此使用的合法性所在。

于是，从语义分析的角度人手为“诗史”辩，就是很自然的了。按照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著名观点——语词的意义就是语词的使用…，则我们可以问：当人们用“诗史”一词称誉杜甫的《石壕吏》、《潼关吏》、《悲陈陶》、《哀江头》……等等时，究竟意味着什么?首先应该说，它是一种行为，一种赞叹行为。仔细体会，这种赞叹行为实际上可改写成两个可能的句子(“诗史”虽然是一个词，但在使用中，其实是省略的句子，因为只有句子才能表达人们行为中的意图)。

句，“真是好诗!这是用诗写成的史啊!”B句，“真是好诗!这是对史的反映(或表现)啊!”两句共有“真是好诗”语，这是无疑的，因为“诗史”是褒意，总含着对杜甫诗作的肯定。同时，我们也可看出，称“好”的理由，主要来源于后半句的“史”字，因“史”誉诗，因而以“史”誉诗——诗史。这并非否认杜甫诗艺的高明，如公认的沉郁顿挫的风格，律对精切的造诣，众体兼备的优势等等，但在“诗史”一词中，其实也是对杜甫部分诗作的赞誉中，人们最为看重的，的确是一个“史”字。因此，理解“史”义，是理解“诗史”之义的关键。本文基本上就是围绕“史”字，分析“诗史”之义。两句后半部分的不同，表明的是“诗史”一词可能具有的不同意味。我们比较这不同意味。先看A句部分，“这是用诗写成的史”，此处“史”字，着眼于“文字记载”，但既是“用诗写成的史”，就不等于“一般史书”，即使我们将A句省略为“真是好诗!这是史啊!”，凭直觉也可断定，该处“史”字，绝非“一般史书”，因为无论多么推尊“诗史”二字的人，也不会真的以为杜诗可以并列于二十四史序列。再看B句部分，“这是对史的反映(或表现)啊!”这里“史”字，显然不属“文字记载”，它指向的是“历史本身”——可定义其为“曾经发生的一切(事)”。对此“历史本身”的反映或表现，更不必然是“一般史书”，完全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在这里，就是诗的方式。如此就很清楚，A、B句的划分，并不是任意的，它们正分别对应于通常对“史”字的两种直觉理解：文字记载和历史本身。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由此显示出“诗史”一词所具有的不同意味，但并不是说，此两种意味是各自独立的。毕竟，它们统一于“诗史”这单一的称号中，这是其一。其二，两者本身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历史本身”落实为“文字记载”，“文字记载”溯源到“历史本身”。这样的分析，目的仅在于显示，即使把“史”字单纯理解为“文字记载”，“诗史”之“史”也不等于就是“一般史书”，“诗史”之誉也并非在宣扬以诗代史(或以史代诗)；更进一步，我们并不应该单纯从“文字记载”方面理解“史”字，“历史本身”才是第一位的，对其的“文字记载”已属第二义。当我们以“诗史”称誉杜甫，亦即赞叹其“对历史(本身)的反映或表现时”，有何不可呢?又有什么理由能限制诗歌的表现范围呢?

也许有人立即要说，杨、王之论并不是要限制诗歌的表现范围，他们不满的是杜甫“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不符合“含蓄蕴藉”的艺术标准。这的确是他们的明显意图，而且我们一开始就说了，这属各人的审美爱好，不值得争论。杜甫的诗艺，即使限制在最能代表其“诗史”名号的那一类诗作中，其固有的沉雄博丽，造语精切等也为世人所公认，“直陈”也不必然“无味”(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语)。因此，本文不为杜甫的诗艺辩护，不为审美兴趣争论，只为“诗史”二字正名。杨、王固然可以有自己的喜好，但由此进一步贬斥“诗史”之誉，就有点限制诗歌表现范围的嫌疑了，这是我们不妨指出的。

嫌疑还只是嫌疑，杨、王之论的明显误区在于单纯地认“史”为“文字记载”，进而为“一般史书”。举前引杨慎语“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为例可知，他们的“史”，就是《尚书》、《春秋》那样的“一般史书”。这是一种直觉，是他们看到“诗史”二字时的直觉。杨、王由此出发，认定“诗史”的名号，抹煞了诗、史两种文类的界线，是宋人乃至世人糊涂、鄙陋的表现。

当然，诗如果写成“一般史书”，或宣扬诗与“一般史书”没有区别，那肯定是诗的不幸，他们的不满有道理。但问题是，如上分析，“诗史”之誉，并不包含这样的意味。因此可以说，杨、王之指责“诗史”，有点无的放矢。

不过，我们还应该设身处地地代杨、王立言。他们可能会反驳：即使考虑到“史”字有两个范畴义——“文字记载”和“历史本身”，仍可以从此两方面追问，为什么“诗史”之“史”不是“一般史书”以及为什么“对历史本身的反映或表现”就是“好”诗?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关的。我们也必须给予明确的答复理由，否则就是满足于我们自己的直觉。先探讨第一个问题。它是在追究“诗史”之“史”的特定意味。关于这个“特定”，首先有一个诱人的界定思路：“这是用诗写成的”，或“以诗的方式反映或表现”。但我们不打算采纳这条追“诗”的道路。

理由有四：一，对于“诗史”名号而言，这是一个明显事实，我们不再饶舌。二，同时，此思路也隐含着陷阱。循此思路，极易堕入对诗的本质、定义的争论，这早已是无休止的老生常谈。这又导致理由三，如此“争论”往往又演变为对兴趣、爱好、品味的注解，这是本文力图避免的。实际上，杨、王当然知道“诗史”之“史”包含有这种“特定”，但出于对“含蓄蕴藉”的偏爱，恰恰认为如此写“诗”，“诗”就不是诗了，这“特定”。循此思路，最终就是对杨、王的审美爱好纠偏，而这是王土贞、朱庭珍早已做过的工作。还有最重要的理由四，“诗史”之誉中，“史”字为意味的重心。

所以，我们不以“诗”字修饰，去界定“诗史”之“史”的“特定”，那样的话，是在讨论“诗”，而不是“诗史”。我们仍然追问“史”字自身：这个“文字记载”的“史”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本身”落实而来的?这需要我们回到“诗史”一词诞生的历史事实，亦即它的最初的历史使用中去寻找。

并非是宋人“撰出诗史二字”，这是当今学界常识。晚唐孟柴《本事诗》“高逸”中记载：“杜逢安史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此处“当时”云云，似乎说杜在天宝末年即以“诗史”成名，这是不确的，因为这不符合关于杜甫生平的一些基本事实(如杜甫《南征》就自云“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而且也无任何其他文献佐证，故只可存疑。唯一可确证的，至迟在晚唐时杜甫开始享有“诗史”称号，《本事诗》本身即证明这点。

对此事实，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杜甫而不是白居易享有此名?至少乍一看，这不是没有可能的。杜甫以“三吏三别”、《哀江头》、《兵车行》……等诗赢得“诗史”之誉，白居易也最为看重这些诗，并且认为杜甫写得还不够多：“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与元九书》)。白居易的《新乐府》、《秦中吟》，显然是对杜甫“即事名篇”之作的发扬光大，数量上并不输于杜甫。那么，质量上呢?拿白居易的《卖炭翁》、《新丰折臂翁》同杜甫的《兵车行》，《石壕吏》等诗相比，如果我们掩上作者的姓名，悬置杜甫的“伟大”，不考虑时代背景等等，纯粹进行一种文本的比较，恐怕面对这些同样令人耳熟能详之作，区分质量高下是很困难的。像现代——比如说在一些常见的文学史教材中，比较出杜甫的“现实主义艺术手法”比白居易的更高明，往往是事先认定杜甫伟大的追认说明，并非真正文本上的诗艺高低。因为，根本就没有绝对好的“手法”，再好的“手法”也不能保证写出哪怕是像样之作。我们当然知道，杜甫的“伟大”地位是在北宋中期才真正奠定，现在我们谈得是晚唐的杜甫，把“伟大”暂时悬置是有理由的。

也就是说，单纯从文本上看，白居易的《新乐府》、《秦中吟》是有可能取代杜甫“即事名篇”之作而易当时的名气，有迹象显示在老杜之上。

尽管从中唐开始，杜甫已获得很高名声，如韩愈《调张籍》曾宣称的：“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但从中唐至晚唐乃至北宋初年这一段时间，我们甚至可以说杜甫又渐渐被人淡忘了，因为在此期间的文献材料上很难找到杜甫的名字。对于白居易，则至少可举三点以说明其名声很大。其一是元白诗派的形成，这当然意味着白居易受到了其他诗人的追捧。其二，白诗的广泛流行，不局限于文人圈子。《与元九书》中白氏就自云：“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师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其三，直至北宋初年，学白仍是诗坛一大流派。

从中唐到晚唐，白居易的名声很大，并且“以韵语纪时事”之作并不输于(至少不明显输于)杜甫，但偏偏是杜甫最终享有“诗史”称号，最简单也是最合理的解释：杜甫生在“安史之乱”的时代。

这是富有意味的，我们太习惯于“时代造就杜甫”之类的说法而往往放过这个意味：安史之乱是史，白居易身处的“和平时代”不是史——不是“诗史”所指的“史”。白居易无论怎样“纪时事”——假设比他现在的作品更加贴切、细腻、深刻、动人……，恐怕都难以获得“诗史”的称号。

“诗史”所指的是什么“史”?这个问题就变得迫切了，因为这也意味着，我们上文指出的“历史本身”，只是笼统的说法，需要更加细致地确定其意义。是否可以说，“诗史”之“史”乃指“重大事件”?固然可以这么说，但“重大”含义有点模糊。安史之乱当然是“重大事件”，但白居易时代的丞相被刺算不算“重大事件”?唐末的朱温代唐算不算“重大事件”?恐怕很难说“不”，但似乎又非安史之乱那样“重大”，不足以成为“诗史”所要求的“重大事件”。

那么重大的标准如何确立?

仔细观察安史之乱的特征，由此可给“重大事件”下一个这样的定义：急剧地改变几乎所有人的生存状态的事件。以此衡量“刺杀丞相”与“朱温代唐”这两件事，就可以把它们(以及类似它们的历史事件)排除在“重大”范围以外了。因为前者与天下百姓并无直接联系，尤其在一个地域广大的传统的农业社会，恐怕大部分人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件事，而这件事也不会对他们产生值得重视的影响。后者属改朝换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影响了天下人的生存，但这个转变是晚唐以来社会长期动荡酿成的结果，对“小民”而言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性质，并非急剧地改变人们的生存状况。

这样，“诗史”之“史”的特定含义就非常清晰地展示出来了，而且可以说，将其定义为能“急剧地变几乎所有人生存状态的重大事件”并非我们的主观任意，相反，它是在反思“诗史”这一名号诞生的初期，在它的历史使用中，通过杜甫、自居易同类诗歌不同命运的比较而自行显现出来的，是客观的。

这一定义也非“深刻”之见，它很表面，人人都知道的安史之乱本身就直接显示着这个特征。但是熟知并不等于真知，杨慎、王夫之贬低“诗史”称号，除了硬性认定“诗史”之“史”为“一般史书”外，也不自觉地将其当作笼统的历史。再举前引杨慎讥讽杜甫“直陈时事，类于讪讦”句为例，且不论“直陈”如何理解，对杜甫诗艺的评介是否公允，单就“时事”而言，就暴露出杨慎无意识的对“史”的一种笼统认定。事实上，“诗史”这一名誉称号并不接纳“直陈时事”——自居易就是例子，它需要的是特定时事。正是“特定”的存在，使得以“诗史”誉杜甫和杨慎、王夫之对“诗史”的贬斥成了两不相干的事。杨、王严格辨析诗、史两个文类的界线，鼓吹诗的独立价值，自有其意义，但这不妨碍人们赞扬杜甫以诗歌的形式去反映或表现“重大事件”；正是“特定”的客观性的存在，使得人们即使对其没有理性上的自觉，也直觉到其褒义性，决非王夫之断言的“足知以‘诗史’称杜陵，定罚而非赏”。“客观的特定”最终使得杨、王从“一般史书”、“笼统历史”的“史”之理解出发的攻击，变得无效了。

至此，我们通过回答第一个问题，一方面为“诗史”做出了有力的辩护，另一方面也做好了准备，可以直接回答第二个问题了。“为什么对历史本身的反映或表现就是好诗”?此问题现在即可代换成“为什么对重大事件的反映或表现就是好诗”?对此的回答也是从正面为“诗史”名号的以史誉诗提供合法性理由。

“好诗”之“好”当然离不开杜甫诗艺的高超，但正如我们前文已指出的，“诗史”的称誉中，“好”很程度上来源于“史”。我们撇开人所共知的杜甫诗艺，只关注这个“史”。

初看之下，这似乎不可能，单独的“史”或“重事件”怎会产生诗之“好”?“一般史书”照样记载、从而“反映或表现重大事件”，可它们连“诗”都不是，更别说是“好诗”。

可是，我们都知道，最好的史书——《史记》，无可争议地置身于中国古代最好的文学作品行列，更享有众所周知的鲁迅美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在这里是以诗誉史，诗也可以构成史之“好”。

这提醒我们，在某种最高的程度上，而不是从一般的文类着眼，诗、史是相通的。正是这种“相通”，使得诗、史通过互喻而互誉，指示着那种最高程度。这就是以史誉诗、以诗誉诗的合法性所在。

哪种最高程度?我认为可借用海德格尔的“存在”一词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