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三首十篇

时间:2023-03-15 17:54:24

杜甫诗三首篇1

1.为下列黑体字注音或根据拼音写出相应的汉字。

决眦( ) 不胜簪( )

泣幽咽( ) shù( )边

老yù( ) yú( )墙走

2.辨别下列形近字,分别为它们注音并组词。

(1)戍( ) ;戊( ) ;

戌( ) 。

(2)戎( ) ;戒( ) 。

3.下面的黑体字解释有误的一项是( )

A.老翁逾墙走(越过)

B.一男附书至(书写)

C.二男新战死(最近)

D.急应河阳役(应征)

4.对下列各诗句划分节奏正确的一项是( )

A.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

B.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C.吏呼/一何怒

D.二男/新战/死

5.下列文学常识判断正确的一项是( )

A.《石壕吏》是一首唐诗,其作者被后人列入“唐宋家”。

B.《石壕吏》虽然抨击的是官吏的凶暴气焰和冷酷无情,但作者的用意是借此揭露封建统治者的罪恶行径。

C.《春望》中的“三月”并非实指,而是借“三”极言战争时间持续得久。

D.《望岳》中“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前一句写泰山秀美用的是实笔,后一句写泰山的高大用的是虚笔。

6.按要求默写诗句。

(1)《望岳》中与孔子名言“登泰山而小天下”意思相近的诗句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春望》一诗中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移情于物、抒发感时伤世的情感的诗句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春望》中以诗人的生理现象侧面表现情感的诗句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其中运用了_________修辞手法,其作用是:__________________。

(4)《石壕吏》中写出了官吏的凶狠的诗句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石壕吏》中含蓄点明老妪被官吏捉走的诗句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名句品析。

(1)“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两句中的“割”字用得好,历来为人称道。请简要分析“割”字好在何处。

(2)“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已成为流传千古的名句,这两句诗表现了诗人怎样的雄心和气概?

(3)“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两句中的“破”“深”二字很有表现力,请你说说它们的表达作用。

(4)请展开想象,描述“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所呈现的画面。

8.文学常识填空。

杜甫是 朝著名现实主义诗人,被称为“__________________”。他的《石壕吏》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合称为“三吏”。

【课文巩固】

阅读《石壕吏》,回答问题。

9.请概括本诗所讲述的事件。

10.从老妇的话语中,你听出了哪些方面的信息?

11.为什么差吏抓丁要在夜间呢?

12.有人说“老翁逾墙走”的情节,无论是生理上还是情理上都不符合逻辑,对此,你怎么看?

13.你认为老妇自请应征是迫于无奈还是崇高的气节所致?

【能力提升】

(能力目标:①了解诗人的生平、思想及诗歌的创作背景;②了解杜甫诗的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把握诗中的情与景、事与情,感受品味诗歌的意境。)

阅读下面的诗歌,回答问题。

天末怀李白

[唐]杜 甫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注:李白因参加永王李的幕府工作而得罪唐肃宗,被捕入狱,后来被流放到夜郎。李白在押解之下从洞庭到巫山,还没有赶到夜郎就遇赦放还。作为李白的好友,杜甫当时远在秦州,在写此诗时,还未得知李白遇赦的消息。)

14.首句给全诗奠定了怎样的基调?试简要分析。

杜甫诗三首篇2

【关键词】:杜甫 意象 时间 生命意识

一、渴望生命的安顿

一些词和意象在某一诗人的诗歌中频繁出现,固然有诗人个人喜好的因素,但它所蕴含的意味,却是诗人心境的外化,是诗人独特的个性与外部文化作用的产物。所以,如果将诗歌中频繁出现的一些词语和意象放置在较大的时空范围内,把它当做一个在特定的时空中的艺术符号,就可以通过它来透视诗人的人生与独特的内心世界,觉察诗人所处世界的变迁。①

陆机的《文赋》在论述创作动机时说道:"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渺渺而临云。"②客观物象与作家的主观精神会如此契合交融,自古以来则有之。结合起来更添悲凉。此刻杜甫对生命的认识,也变得清醒而残酷。

杜甫的《春望》这首诗写于安史之乱第二年,杜甫在去见唐肃宗的路上,路上被安史叛军所俘,被押解回沦陷后的长安。诗人看到周围的被烧杀抢掠后的长安,内心无比伤痛,写下了令后世惊叹的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把诗人身处逆境,思家情切的灼灼之态跃然纸上。花鸟本为娱人之物,但因感时恨别,却使诗人见了反而落泪惊心。一个"溅"字,运用了拟人的巧妙手法,把作者当时面对国家衰亡的无奈感慨和无限伤感借用花的溅泪表现出来。家书在战火纷飞的时候,却是金贵无比。诗人渴望安定,却是白头不胜簪的现状。国破家亡,却已是垂垂老矣,更添悲凉。

杜甫处于长期的漂泊之中,人命如蚁的惊惧及无法把握命运的忧恐让他身心俱疲。杜甫渴望有一个能安顿生命的家园。即使在相对安定的寓蜀时期,那种安定也不能代替故园的归属感。

二、生命的安宁与焦灼

杜甫的情绪变化总是跟随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正如葛兆光说:"没有社会作为人生坐标的参照系,个人是没有位置的。"③杜甫在漂泊流离和相对安定的时期对生命的认识也是不同的。

《望岳》一诗写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大约杜甫二十九岁时,到兖州探望父亲后由齐入鲁,途经泰山,写下了这首诗。这是诗人仅存少数的早年作品之一。我们在品读此诗时,除了感受到雄伟的泰山外,更多的是被诗中那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胸怀所感染。青年时代的杜甫充满豪情壮志,那是他一贯的忠儒思想的体现:"达者兼济天下"在这首诗歌的身处隐隐体现。

这首诗描绘了泰山高大巍峨的气势和神奇秀丽的景色,流露出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之情,表达了诗人不怕困难、敢攀顶峰、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以及卓然独立、兼济天下的豪情壮志。对于生命之路的无尽探索,对生命的充满期待和强烈的生命意识喷薄而出,青年时期的杜甫对于生命最多的是报以热情,饱含深情。

《石壕吏》是杜甫著名的《三吏》之一,这首诗写于安史之乱时期。公元759年,已经四十八岁的杜甫,由左拾遗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他离开洛阳,历经新安、石壕、潼关,夜宿晓行,风尘仆仆,赶往华州任所。所经之处,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诗人亲见夜晚军队抽丁捉人的悲惨景象。三男战死,只有乳下孙。老翁逾墙的无奈,老妪备晨炊的悲哀。诗歌的最后:"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将这家的悲伤无限放大,如泣如诉,不绝于耳。生命之战争中如此渺小,惨烈的战争将生命视若蚂蚁。杜甫在这里的生命意识是如此的清醒与悲壮,少了少年时代的豪情,多了一份中年时代的清醒与担当。

三首诗歌作于杜甫的不同时期,少年时期、安史之乱被俘之时、逃难之时。三首诗折射出的生命意识是不同的。少年时期的豪情与冲动,敏感与希冀。被俘时期的渴望生命的安顿,逃难时期的对于生命的悲悯情怀。通过这三首诗,我们更是看到杜甫的对于人们的关爱,他将这种生命意识放大到普天之下,也有了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身处茅屋心系天下的伟大情怀。杜甫希望和平渴望安稳。民胞物与、关心民瘼的精神贯穿于他的一生。他无时无刻都在审视生命,探求生命价值,希望在人生将尽的时候,还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他和开元盛世一同成长,盛唐时代赋予他的理想仍然成为他最后的念想,并一直都在努力。

时间流逝让杜甫对自己的生命有了清醒和残酷的认识。杜甫骨子里的儒家思想仍然让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尽管暮色苍苍年华老去,挺立在杜甫灵魂中的却是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对国家与人们的一往深情。正所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参考文献

[1]钟晨音《杜甫"漂泊诗"的悲剧主题》伊犁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

杜甫诗三首篇3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繁荣鼎盛的时期。与之相应,文学创作上,中国古代正统诗文创作也进入黄金时代。以“盛唐气象”为特征的诗歌创作达到顶峰;天人同构的诗国家园臻于完善。由于诗歌创作的空前繁荣,诗歌批评不仅在理论上有了深化,在批评的方法和范围方面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扩展。殷墦、王昌龄、皎然、司空图等人的意境探讨;白居易“为民请命”的诗学理论;韩愈“不平则呜”的创作原则,把中国古代具有朴素民主精神的文艺思想引入一个全新阶段。杜甫“以诗论诗”的批评方式,更是在批评领域开了先河。

杜甫(公元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号称“诗圣”。杜甫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

杜甫的文学批评思想及其批评理论,是在陈子昂、李白诗论基础上的发展和创新。由于杜甫所处的时代已经到了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转折期,因而杜甫的文学批评及其理论,更加注重民生疾苦、为民请命。

一、一代诗史,千秋殷鉴

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在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的10、11月之间。这年的10月,唐玄宗携杨玉环往骊山华清官避寒。11月,安禄山举兵。杜甫其时途经骊山,玄宗、玉环玩兴正酣,安禄山举兵的消息还没有传到长安。诗人途中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想,已然感觉到了社会动乱的端倪。千载之后,我们再来读这首诗、讲这些事的时候,仍然能够感受到“山雨欲来”之势。诗人敏锐的观察力,不能不令人叹服。

杜甫写诗是表现自己的真实性情。那么,他又是怎样看待别家诗作的呢?这在他的一千四百多首诗作中可以发现一二:

他在为元结诗集作序时对元结的诗作赞扬说:“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充分肯定元结能“知民本文由收集整理疾苦”,并在序中预言,多一些这样的官员,“天下少安可待矣!”

元结就是写《舂陵行》和《赋退示官吏》的道州刺史。他到任时,道州四万多户人家经兵荒马乱,所剩不及十一。元结在诗中仰天长叹:“去冬山贼来,杀夺无所遗。……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辞。”杜甫读后,抚掌击节,写下了《同元使君舂陵行》。这可看作是杜甫诗作和诗评与现实相结合的典范:忧的是黎民百姓,叹的是古道热肠。真可谓是“一代史诗,千秋殷鉴”。

二、为民请命,乐府新声

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杜甫为左拾遗时,房绾罢相,杜甫上书救援,触怒肃宗,被放还鄘州羌村(今陕西富县)探家。《羌村三首》就是这次还家所作。三首诗蝉联而下,构成了“还家三部曲”:

第一首写刚到家时合家悲喜交集的情景。杜甫从陷叛军之手到脱离叛军亡归,从触怒肃宗到此次返家,风波险恶,现在竟得生还,不是太偶然了吗?诗人还家,消息不胫而走,引来偌多邻人。古时农村墙矮,所以邻人能凭墙相望。这些邻人,一方面是旁观者,故只识趣地远看,不忍搅扰这一家人既幸福而又颇心酸的时刻;另一方面他们并非无动于衷地旁观,而是人人都进入角色,“感叹亦歔欷”,是对之羡慕?为之心酸?还是勾起自家的伤痛?短短数语,多么富于人情味,又多么含蓄蕴藉。

第二首写还家后的矛盾苦闷心情。杜甫这次奉旨回家,实际上无异于放逐。对于常人来说,“生还偶然遂”自是不幸中之大幸;而对于忧乐关乎天下的诗人,适成为幸运中之大不幸。居定之后,他即时就感到一种责任心的煎熬,觉得值此万方多难之际守着个小家庭,无异于苟且偷生。可这一切又是迫不得已的。金圣叹认为,对于“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的诗人,没有比这个细节更能表现他的抑郁寡欢的了。

第三首写邻里乡亲来访叙谈之情事。如果说全组诗的情绪在第二首中有些低落,此处则由父老致词而重新高涨。所以他答谢作歌,强为欢颜,“歌罢”终不免仰天长叹。所歌内容虽无具体叙写,但从“艰难愧深情”句和歌所产生的“四座泪纵横”的效果可知,其中当含有对父老的感激、对时事的忧虑以及身世的感喟等情感内容。不明写,让读者从诗中气氛、意境玩味,以联想作补充,更能丰富诗的内涵。

全诗语言平易,诗意韵长,极类乐府之音,在杜

诗中占有重要地位。与其后的《三吏》、《三别》构成了杜诗的另一风景——以新题写时事,以乐府写新诗,开创新乐府之先声。虽然他在理论上没有明确提到这一点,但在诗作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毫无疑问是直接影响和启发了白居易诗歌理论的。

三、古为今用,继往开来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可以看作是杜甫对文学遗产所取的态度。以诗论诗,最常见的形式是论诗绝句。每首可谈一个问题,把许多首连缀成组诗,又可见出完整的艺术见解。在我国诗歌理论遗产中,有不少著名的论诗绝句,而最早出现、最有影响的则是杜甫的《戏为六绝句》。该诗由六首诗组成,前三首评论作家,后三首揭示论诗宗旨。其精神前后贯通,相互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戏为六绝句》第一首论庾信: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

杜甫在《春日忆李白》里曾说,“清新庾开府”。此诗中指出庾信后期文章(兼指诗、赋),风格更加成熟,健笔凌云,纵横开阖,不仅以“清新”见长。唐代的“今人”,指手划脚,嗤笑指点庾信,足以说明他们的无知。因而“前贤畏后生”,也只是讽刺的反话罢了。

第二首论初唐四杰: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初唐诗文,尚未完全摆脱六朝藻绘余习。“轻薄为文”,是时人讥哂“四杰”之辞。史炳《杜诗琐证》解此诗云:“言四子文体,自是当时风尚,乃嗤其轻薄者至今未休。曾不知尔曹身名俱灭,而四子之文不废,如江河万古长流。”

第三首辩初唐四杰: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纵使”是杜甫的口气,“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则是时人哂笑四杰的话(诗中“卢王”,概指四杰)。杜甫引用了他们的话而加以驳斥,所以后两句才有这样的转折。意谓即便如此,但四杰能以纵横的才气,驾驭“龙文虎脊”般瑰丽的文辞,他们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这三首诗的用意很明显:第一首说,观人必观其全,不能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第二首说,评价作家,不能脱离其时代的条件。第三首指出,作家的成就虽有大小高下之分,但各有特色,互不相掩。我们应该恰如其分地给以评价,要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向前入学习。这些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三首诗的意义,远不止这些。

魏、晋六朝是我国文学由质朴趋向华彩的转变阶段。丽辞与声律,在这一时期得到 急剧的发展,诗人们对诗歌形式及其语言技巧的探求,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唐代诗歌的全面繁荣创造了条件。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来,六朝文学又有重形式、轻内容的不良倾向,特别到了齐、梁宫体出现之后,诗风就更淫靡萎弱了。因此,唐代诗论家对六朝文学的接受与批判,是个极为艰巨而复杂的课题。

当齐、梁余风还统治着初唐诗坛的时候,陈子昂首先提出复古的主张,李白继起,完成了廓清摧陷之功。“务华去实”的风气扭转了,而一些胸无定见、以耳代目的“后生”、“尔曹”之辈却又走向“好古遗近”的另一极端,他们寻声逐影,竟要全盘否定六朝文学,并把攻击的目标指向庾信和初唐四杰。

如何评价庾信和四杰,是当时诗坛上论争的焦点所在。杜甫抓住了这一焦点,在《戏为六绝句》的后三首里正面说了自己的看法。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杜甫认为,仅仅学习六朝,一味追求“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一类的“清词丽句”,虽也能赏心悦目,但风格毕竟柔媚而浅薄;要想超越前人,必须恢宏气度,纵其才力之所至,才能掣鲸鱼于碧海;于严整体格之中,见气韵飞动之妙;不为篇幅所窘,不被声律所限,从容于法度之中,而神明于规矩之外。要想达到这种艺术境界,杜甫认为,只有“不薄今人爱古人”。“今人”,指的是庾信、四杰等近代作家。杜甫之所以爱古而不薄今,是从“清词丽句必为邻”出发的。“为邻”,即引为同调之意。在杜甫看来,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清词丽句”不可废而不讲。更何况庾信、四杰除了“清词丽句”而外,尚有“凌云健笔”、“龙文虎脊”的一面,因此他主张兼收并蓄:力崇古调,兼取新声,古、今体诗并行不废。“窃攀屈宋”是因为《楚辞》的精采绝艳,乃千古诗人的不祧之祖。由六朝而上追屈、宋,才能如刘勰所说:“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不至于沿流失源,堕入齐、梁轻浮侧艳的后尘了。杜甫对六朝文学既要继承也要批判的思想,集中表现在“别裁伪体”、“转益多师”上。

《戏为六绝句》的最后一首: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

别栽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这里的“前贤”,泛指前代有成就的作家(包括庾信、四杰)。“递相祖述”,意谓因袭成风。“递相祖述”是“未及前贤”的根本原因。“伪体”之伪,症结在于以模拟代替创造。真伪相混,则伪可乱真,所以要加以“别裁”。创造和因袭,是杜甫区别真、伪的分界线。只有充分发挥创造力,才能直抒襟抱,自写性情,写出真的文学作品。庾信之“凌云健笔”,四杰之“江河万古”,乃在于此。反之,拾人牙慧,傍入门户,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堆砌词藻,步齐、梁之后尘,固然是伪体;而高谈汉、魏的优孟衣冠,又何尝不是伪体?在杜甫的心目中,只有真、伪的区别,并无古、今的成见。

《戏为六绝句》虽主要谈艺术方面的问题,但和杜甫总的创作精神是分不开的。诗中“窃攀屈宋”、“亲风雅”则是其创作的指导思想和论诗的宗旨。

这六首小诗,实质上是杜甫诗歌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诗论的总纲涉及到唐诗发展中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这类小诗里发这样的大议论,是前所未有的。诗人即事见义,如地涌泉,寓严正笔意于轻松幽默之中,娓娓而谈,庄谐杂出。李重华说杜甫七绝“别开异径”,正在于此。

四、忆怀梦歌,千古诗情

杜甫的人品还表现在对文人、诗人、友人的敬重。他和李白的诗谊,有诗为证:

《春日忆李白》: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杜甫同李白的友谊,首先是从诗歌上结成的。这首忆念李白的五律,是天宝五载(746)或六载(747)春杜甫居长安时所作,主要就是从这方面来落笔的。开头四句,一气贯注,都是对李白诗的热烈赞美。

对李白奇伟瑰丽的诗篇,杜甫在题赠或怀念李白的诗中,总是赞扬备至。从此诗坦荡率真的赞语中,也可以见出杜甫对李白诗是何等钦仰。这不仅表达了他对李白诗的无比喜爱,也体现了他们的诚挚友谊。清代杨伦评此诗说:“首句自是阅尽甘苦上下古今,甘心让一头地语。窃谓古今诗人,举不能出杜之范围;惟太白天才超逸绝尘,杜所不能压倒,故尤心服,往往形之篇什也。”清代浦起龙说:“此篇纯于诗学结契上立意”,确实道出这首诗内容和结构上的特点。全诗以赞诗起,以“论文”结,由诗转到人,由人又回到诗,通篇始终贯穿着一个“忆”字,把对人和对诗的倾慕怀念,结合得水乳交融。以景寓情的手法,更是出神入化,把作者的思念之情,写得深厚无比,情韵绵绵。 《天末怀李白》: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杜甫的怀人诗,写得最多最好的,除怀妻、怀兄弟的以外,就属怀李白的了。写此诗时,杜甫客居秦州(今甘肃天水)。李白因永王璘事流放夜郎,途中遇赦放还至湖南,杜甫很自然地想到被谗放逐、自沉汩罗的爱国诗人屈原。这首因秋风感兴而怀念友人的抒情诗,感情十分强烈,但不是奔腾浩荡、一泻千里地表达出来,反复咏叹,低回婉转,沉郁深微,实为古代抒情名作。

唐玄宗天宝三载(744),李杜初会于洛阳,即成为至交。天宝四载(745)分手,至此已经十五个年头。这两首诗,就是杜甫听到李白流放夜郎后,积思成梦而作,表达了对李白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关切,体现了一种生死不渝的兄弟般的友谊。

《梦李白二首》有云:“……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分别按梦前、梦中、梦后叙写,依清代仇兆鳌《杜诗详注》说,两篇都以四、六、六行分层;所谓“一头两脚体”。前一首以“死别”发端,后一首以“身后”作结,形成一个首尾完整的结构。两首之间,又处处关联呼应,“逐客无消息”与“游子久不

至”,“明我长相忆”与“情亲见君意”,“君今在罗网”与“孰云网恢恢”等,都是维系其间的纽带。但两首诗的内容和意境却颇不相同,从写“梦”来说,前一首初梦,后一首频梦;前一首写疑幻疑真的心理,后一首写清晰真切的形象。从李白来说,前一首写对他当前处境的关注,后一首写对他生平遭际的同情;前一首的忧惧之情专为李白而发,后一首的不平之气兼含着诗人自身的感慨。

这两首五言古诗,字字句句,都侧恻动人,读来叫人心碎!清人浦起龙《读杜心解》这样解道:“次章纯是迁谪之慨,为我耶?为彼耶?同声一哭!”仇兆鳌《杜诗详注》评价这两首诗是:“千古交情,惟此为至。”

总之,两首记梦诗相关而不雷同,全为发自肺腑、至诚至真之文字,所以深厚真挚,哀感动人。

当然也有高兴的,那就是《饮中八仙歌》: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杜甫诗三首篇4

关键词:《解闷十二首》;唐诗无讳避;晚年心态;跳跃性

一、《解闷十二首》后四首所体现出的“唐诗无讳避”。

经过对比宋、明、清名家对杜诗的注本,笔者总结出《解闷十二首》后四首的四种主旨:

(一)充贡说

“充贡说”认为《解闷十二首》的后四首是咏荔枝诗,荔枝美味,喜食者众,为满足皇宫中达官贵人的需要,岁贡荔枝以压榨百姓为代价,此行为被后世所讽刺,杨贵妃首当其冲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杜臆》云:“下四章皆为明皇征贡荔枝而发。”正如《解闷十二首》第九首所言“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这首诗叹旧贡未除之事,从正面借荔枝以议论时事,唐朝的继任皇帝并没有吸取唐明皇因好色而劳民伤财的教训,对岁贡荔枝非但没有取消,反而增加了樱桃之贡,讽刺了唐朝的充贡制度。第十首云“忆过泸戎摘荔枝,青枫隐映石逶迤。京华应见无颜色,红颗酸甜只自知。”仇兆鳌在《杜诗祥注》中注此诗为:“讥远贡之失真也”。十一首云:“翠瓜碧李沉玉L,赤梨蒲萄寒露成,可怜先不异枝蔓,此物娟娟长远生。”仇兆鳌说:“此讥异味之惑人也。”十二首云“云壑布衣T背死,劳人害马翠眉须。”荔枝因贵妃喜好的缘故,劳人害马,力求于数千里之外,极力讽刺了荔枝贡的劳民伤财。郭曾浴抖炼记》引张上若的观点,云:“泸戎章言荔枝至京,颜色已变,何取劳民远致。翠瓜章言荔枝与上四种枝蔓不异,若致憾于造物之不均者。细看三诗,皆致憾于明皇,劳民力致难得之物,以悦妇人。”[1]

“充贡说”把后四首诗视为了一个整体,尖锐地讽刺了天宝年间给杨贵妃输送鲜荔枝的事件,叹息玄宗、贵妃已卒而进贡荔枝的旧历未除,显示出了诗人当时的心境。

(二)珍尚荔枝说

钱笺引《曲江赋》语,“直欲神于醴露,何比数于柑橘,援葡萄以见拟,亦古人之深失,柑橘葡萄,犹不堪比拟,况张梨木李之凡果乎,公诗申明此意,谓诸果不异枝蔓,而荔枝以远生独别,其瑰诡之状,甘滋之味,不达于京华,使人以凡果相题目,士之孤远违世,不能自拔于流俗,正此类也。”钱谦益认为以上三章为隐括张曲江《荔枝赋》而作,高度赞扬了荔枝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品质,后来研究杜甫的学者如浦二田、杨西河大抵依傍钱说,虽然杜甫作此诗时距曲江不远,但“其赋或为时所传诵,少陵未必遽捋菁爸”,所以钱谦益单单以为曲江有《荔枝赋》,便把它和杜诗牵强~合在一起,得出珍尚荔枝之见,这个解释就显得有些不准确。

(三)叹不遇说

钱谦益曰:“曲江谓南海荔枝,百果无一可比,特生于远方,京华莫知,固未之信,魏文帝引葡萄龙眼相比,是时南北不通,传闻之大谬耳。故《曲江赋》云‘物以不知为轻,味以无比而疑。远不可验,终然永屈,士无深知,与彼何异’,此诗泸戎章,言物以不知而轻也。翠瓜章,言味以无比而疑也。侧生章,言远不可验,终然永屈,士无以异也。云壑布衣,老死T背,曾不如荔枝远生,犹得奔腾传置,供翠眉之一笑,士之无验永屈,殆有甚焉,深可叹也。”清代杨伦认为诗的意思脱胎于《荔枝赋序》,皆感慨不遇之意。仇兆鳌援引钱说后,注为:“古人漫兴于小诗,托物比喻,必有由来,注家都不晓。”此外,郭曾栽凇抖炼记》中批判钱说为:“数篇之中,忽而寓讽,忽而寓感,忽而自喻,旋褒旋贬,议论错出,令读者为之昏眩,所以“叹不遇”说也存在着继续考究的空间。

(四)忧国说

王嗣]《杜臆》曰:“公因解闷而及荔枝,不过一首足矣,一首之中,其正言止‘荔枝还复入长安’一句。正言不足,又微言以讽之。微言不足,又深言以刺之。盖伤明皇以贵妃召祸,则子孙于其所酿祸者,宜扫而更之,以亟K民困。公于《病橘》亦尝及之,此复娓娓不厌其烦,可以见其忧国之苦心矣。”杜甫写《解闷十二首》时已经五十五岁了,荔枝只是杜甫抒发心头烦闷的媒介,此时虽然他已经不再混迹于官场,但看到荔枝,他心中沉埋已深的对国事的关切再次被调动出来,忧国忧民的老杜形象跃然纸上。

以上四种说法便是笔者通过阅读注本,总结出的《解闷》组诗后四首的主旨,这四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都是指杜甫看到荔枝而生发出的感慨,“充贡说”和“叹不遇说”在当代研究杜甫的大家中被广泛地接受。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曾写到:“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先帝贵妃”、“翠眉”直指唐玄宗和杨贵妃,毫不避讳地指出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骄奢淫逸,这种针砭时弊的精神是杜甫人格中极其可贵的一面,唐朝开放与自由的文化氛围和杜甫本人嫉恶如仇的性格特征使得杜甫在《解闷十二首》中直言不讳,后四首写荔枝的诗体现出了“唐诗无讳避”的特点。

二、从“闷题诗”《解闷十二首》中反观杜甫晚年的心态

鹤注:“诗云‘一辞故国十经秋’,当是大历元年夔州作。”由此,我们可将这组诗的作诗时间定为大历元年。大历元年春末,杜甫举家移居夔州,那时的杜甫已经五十五岁了,年轻时的激情早已不复存在,同辈的亲人、好友或死,或天各一方,无法相见。此时的老杜回忆起以前的岁月,朋友,抑郁之情再次爆发,写下了《解闷十二首》。这组诗虽然透露出了老杜的忧国忧民之情,但是我们在诗中还是不难看出,诗歌没有提到战争纷扰,也没有提到朝廷党派斗争,已经离政治较远了。

除了歌咏山川和人民生活外,杜甫在这时有了充裕的时间回忆他的青年时代。他在这偏僻的山城与外边广大的世界隔绝,朋友稀少,生活平静,因此过去的一切经历在他的面前活动起来。杜甫最好的朋友,以及他同时代的第一流的诗人,除了岑参还在嘉州作刺史外,大都死去了。他这时所思念的只有孟云卿、薛据、郑审、李之芳。孟云卿和杜甫曾经在洛阳道上相遇,薛据和他共同登过长安的慈恩寺塔,郑审是郑虔的弟弟。他的亲戚崔赴湖南时,他托他告诉在荆州的薛据和孟云卿,很希望和他们讨论诗歌。[2]188他在《解闷十二首》中提到这几位朋友,并不是因为这些人和杜甫有很深刻的友谊,而是因为他的怀旧所引发的感慨。

江东是杜甫青年时漫游的地方,他脑海中有许多关于江东的美好回忆,他曾嘱托一个往扬州去的胡商,打听淮南的米价,以便有机会时到那里去居住,“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正是老杜欲去夔游吴的心态写照,可惜江东的姑母和弟弟杜丰都久无消息,而且他在江东也没有人事,对于那里的生活他并没有多少把握,所以晚年还是没能实现再游江东的美好愿望。

杜甫到了夔州以后因为与外面的世界脱离,作诗的态度有所改变,他在《解闷十二首》里说:“颇学阴何苦用心。”他把一部分的精力用到雕琢字句、推敲音律上边去了,并且在指导他的儿子宗武学诗时,也教他熟读《文选》,以便从中采撷辞藻。[2]181虽然杜甫在诗中反映出了这一时期诗歌的创作风格,但是夔州时代的诗并不是每一首都是这样写成的,不能以偏概全。

杜甫在晚年写作的以《解闷十二首》为代表的“闷题诗”展示了他晚年的心态,即怀旧、去夔游吴和作诗雕琢字句,成为他反映时代与生活的关键。杜甫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以博大的儒者情怀,深沉地爱着这个国家和人民。他的“闷”体现了传统文化范围里所能达到最高境界的人文关怀。尽管他的“闷”也是不断消解的,但他不像王维那样极早地看透世事,皈依佛门;也不像王翰、李白那样啸傲终生。杜甫在他的一生中,总是以他最大的可能关心世事苍生。他的既崇高又平凡、既深沉又平和的人格和创作魅力,永远让后代文人高山仰止。

三、浅析《解闷十二首》在杜甫联章体诗中的跳跃性

杜甫对联章结构的应用,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复杂。从艺术上来讲,杜甫每个时期的联章诗作,为了密切配合他的心境变化,形式上总会有创新。我们甚至可以说,理解杜甫每一阶段的联章作品在形式上的不断变化过程,就是理解杜甫一生艺术追求的关键。

(一)主题上的跳跃性

杜甫晚年移居夔州后写了很多联章诗,《解闷十二首》便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这个十二首的组诗,蕴含了及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其主题具有多样化、跳跃性的特点。简而言之,前两首即情兴感,杜甫由夔州风景写起,描绘了夔州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第二首“老夫乘兴欲东游”一句表达了诗人欲去夔游吴的愿望。第三首至第八首回忆郑审、薛据、孟云卿、孟浩然、王维,并且阐述了自己的诗学理念。最后四首大致与荔枝相关,对统治者进行了委婉的讽刺。三个大的主题之间具有较强的跳跃性,似乎没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可见,这组联章诗与杜甫同一时期所写的著名的两组七律《咏怀古迹》和《秋兴》不同,它是按照诗人思想意识的流动来谋篇布局的。杜甫身居夔州时心境非常苦闷,因为大唐帝国的繁荣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安、史的叛乱已造成一次历史的大变动了。诗人自己空有满腹爱国热情,却长年漂泊他乡,飘零无依,他有理想、有抱负,但却无能为力。杜甫的这种苦闷心境可以说笼罩着他的整个夔州生活,因为看不到希望,所以年老的诗人更多地沉浸于回忆当中,夔州时期创作的大量回忆诗即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某人处于一种短暂、强烈、爆发式的情绪中时,他的意识活动往往有明确的指向,而在某种心境支配下的意识活动常常呈现一种无目的性与无逻辑性。苦闷的诗人试图记录自己思想意识的实际变化,按照它们形成的顺序,而不是按照逻辑来说明它们的转变。

《解闷十二首》大致看上去分为三个主题,从小方面来看,同一主题内的诗歌章法也错落有致。如第三、四、五、六、八首,杜甫写了郑审、薛薄⒚显魄洹⒚虾迫缓屯跷五个人,有的表达思念之情,有的夸赞诗学成就。然而第七首诗和其他的诗立意不同,是对自己诗歌创作经验的自述。同样,第四首到第八首都论诗,唯第三首只怀人。后四首皆因荔枝生慨,并不单有讽刺,还慨叹了无人赏识的痛苦。

(二)语言风格上的跳跃性

由于表达的内容不同,《解闷十二首》的语言风格也随之变化。首二章写夔州风景,语言平淡自然。第一章“草阁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飞初。山禽引子哺红果,溪女得钱留白鱼”,上联从广阔的空间着笔,展现了一个阴沉压抑的大环境。下联却从细节入手,用“红”、“白”这样鲜明的色彩描绘了温馨宁静的山中之景。该诗上下联表现的意境反差强烈。与“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等情景交融的诗句不同,这种恬淡真切的自然景物与诗人的情感有些游离,作者只是对所见到的客观事物进行了如实的描写,淡淡的语言,表现诗人一种淡淡的心境。第三至第八首的语言平直浅显、诙谐风趣,杜甫不露痕迹地化用朋友的诗句,产生了一种风趣轻松的艺术效果。如“漫钓槎头缩颈鳊”即用孟浩然诗“鱼藏缩鳊”、“试垂竹杆钓,果得缩头鳊”。在回忆薛据时,在薛诗“省署开文苑,沧浪学钓翁”前加上“独当”、“兼泛”的字眼,如叙述性语言,使薛据的今昔对比更为强烈。“李陵苏武是吾师”也是杜甫借用孟云卿自论诗学的话。另外回忆郑审时,诗用两个“故”字、两个“秋”字、两个“瓜”字,连环钩搭,读起来朗朗上口、轻松愉悦。最后四首语言典雅凝重。如“炎方每续朱樱献,玉座应悲白露团”、“青枫隐映石遗逃”、“不熟丹宫满玉壶”等句,用词色彩鲜明,典雅不俗。“京华应见无颜色,红颗酸甜只自知”、“云壑布衣T背死,劳人害马翠眉须”等诗句,或寓人生哲理,或写致乱之由,诗人忧国之苦心溢于言表,语言严肃凝重。

这组小诗,犹如散文中的随笔,或抒情,或叙事,或议论,写起来很自由,读起来很亲切,颇能窥见诗人当时的心境,有一定认识价值,艺术上也独具不拘绳墨、挥洒尽致之妙。[3]

通过以上两点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解闷十二首》与杜甫其他的联章诗不同,具有一定的漫兴性质,在主题和语言风格上具有跳跃性

四、总结

杜甫虽然接受的是儒家传统教育,但高昂的任侠风气使其行为和创作深受影响,所以他可以在《解闷十二首》中大胆抨击李杨。晚年的杜甫虽然用世之情在不断的消解,但他心系国家和人民,仍然体现出他伟大的爱国情怀。漫兴性质的联章体诗歌特别适合表现他晚年复杂的心境,他运用不同的诗体书写自己的内心世界,为后世在文学创作上提供了范本。(作者单位:中州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 莫砺锋.杜甫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 冯至.杜甫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3] 陈贻{.杜甫评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4] 钱谦益.钱注杜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5] 王嗣].杜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6] 杨伦.杜诗镜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7] 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杜甫诗三首篇5

【关键词】唐诗选本;李白;杜甫:接受

【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2-0019-7

“作诗非难矣,选诗难”,诗歌选本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承方式之一,始终为世人所重。其不仅关系到选诗者的才能和见识,而且可见各个历史时期文学思潮嬗变发展对收录作家作品的影响,它既保存了许多古典诗歌的原生态,又广泛流传并影响后人,唐诗选本就是其中颇具特色的一例。唐朝是古典诗歌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历代唐诗选本很多,诸家选本见人见智,异彩纷呈。作为唐朝诗国星空“双子星座”的李白、杜甫,唐诗选本更像一个个活化石,虽历经岁月风霜,但依然熠熠生辉,折射出历朝对于李、杜评价的诸多信息。

一、推崇李白的唐人选唐诗

唐人选唐诗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不仅反映出选家们各自不同的选诗标准,而且呈现出唐代总体时代风貌和审美趋向。明胡震亨《唐音癸签》记载唐人选唐诗共有50多种,惜多亡佚。现存的有《唐人选唐诗十种》,今人傅璇琮编撰《唐人选唐诗新编》搜辑共13种,较《唐人选唐诗十种》,增加了初唐许敬宗等撰的《翰林学士集》、崔融编的《珠英集》中唐李康成的《玉台后集》。现据《唐人选唐诗十种》所存选本,参之《唐人选唐诗新编》,将李、杜诗歌人选数量(单位:首)列表如下:

十一种唐人选唐诗中,李白入选四种(《唐写本唐人选唐诗》、《河岳英灵集》、《又玄集》、《才调集》)共88首,杜甫入选的仅一种(《才调集》)7首。结合王维入选五种(《河岳英灵集》15首、《国秀集》7首、《极玄集》3首、《又玄集》4首、《才调集》2首),共31首,王昌龄入选五种(《唐写本唐人选唐诗》17首、《河岳英灵集》16首、《国秀集》5首、《又玄集》1首、《才调集》5首),共44首比较,亦可见杜甫在唐人选唐诗中的不被重视。

唐诗选本多选李诗,少选或不选杜诗,有其深层原因,比如选家选诗标准,当时诗坛风尚,社会政治影响,诗歌自身发展变化。敦煌残卷本《唐写本唐人选唐诗》共选李昂、王昌龄、邱为、陶翰、李白、高适六家,总选李白诗43首,居诸家榜首。李白是唐代乐府大家,书中录李白古乐府24首,并有意单独编为一类,可见李白乐府在当时就已流行,这既符合李白诗歌成就实情,也为后世重视学白乐府奠定了基础。在入选六家中,唯有李白诗一首未遗失,李诗在当时受人欢迎程度可想而知。李白生前作品就倍受世人青睐,多有崇拜者,王屋山人魏万就曾千里迢迢,不辞劳苦,从河南长途跋涉到江浙寻找、结识李白,据魏万说李白刚出川时,在江陵遇见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受其褒奖后激情写下的《大鹏赋》,当时天下“家藏一本”,这年李白刚26岁左右,李白成名之早和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现存杜甫1400多首作品,约有1300首写于安史之乱后,不录杜诗原因似乎很明显。但杜甫在《进雕赋表中》称自己“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有千余篇”,不仅未入选敦煌残卷本《唐写本唐人选唐诗》,而且编选时限为开元二年至天宝十二载的《河岳英灵集》,选24位作家230多首诗歌,也未见杜诗。敦煌残卷本“似为抄录”(傅璇琮语),恐像敦煌曲子词一样,出于民间传抄。李白高选,杜甫不录,更能说明李、杜诗在时人(尤其百姓)心中的地位高下。

纵观写诗褒扬杜诗的唐人,在杜甫生前仅有三人:郭受“新诗海内流传遍,旧德朝中属望劳。……春兴不知凡几首,衡阳纸价顿能高”(《杜员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韦迢“相逢缆客船,大名诗独步”(《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任华“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吾怪异奇特借问,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杂言寄杜拾遗》)。仇兆鳌注在郭诗题下注:“公(杜甫)必先有诗寄郭,故受作此以答。”韦迢写此诗同时,杜甫有诗送别,亦系唱和类。从其唱和角度,郭诗、韦迢的赞颂多少有交往中的惯常回答、奉承之嫌。至于任诗,多为后人诟病,考其为伪作。也即杜甫生前“百年歌自苦,不见有知音”(《南征》)。

与敦煌残卷本的百姓传抄不同,《河岳英灵集》与选者殷瑶的诗学思想关系密切。殷瑶虽赞美盛唐诗“声律风骨始备”,强调为诗要“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两挟”,并说“不可不知也音律”,但他对“专事拘忌,弥损厥道”之诗尚多有不满,从而提出“但令词与调合,首末相称,中间不败,便是知音”,可见其选诗更重风骨和古调。李白作诗重古体,多古调,《古风五十九首》多从陈子昂《感遇诗》而来,殷瑶选诗标准与陈子昂、李白诗歌主张一脉相承,故选录李诗高达13首。而杜诗多重律体,喜欢苦吟,追求技巧变化,不被殷瑶重视已属自然。这里面不仅有个人爱好,而且折射出安史之乱前,李白复古革新,是盛唐时代的代表。

后蜀韦毅《才调集》选诗重视“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故韦选李诗28首,不选李飘逸自然、雄奇奔放之作,多选其写妇人之诗。《才调集》是现存唐诗选本中选诗最多的,它多选中晚唐律诗,虽韦毅在叙中称赞杜甫,但却未选录律诗大家杜甫,而李白虽不擅长律诗,但却是人选诗量最多的盛唐诗人,也是全书选诗超过二十首的八家之一,这与韦毅偏居安逸蜀地,喜近体艳情诗,及中晚唐诗歌发展趋向有关。杜甫艳情诗和写女性诗篇几无,故不选。而李白集中还有此类作品,正如舒王讥讽李诗“词诗十句,九旬言妇人、酒耳”,虽言之有过,但却暗合了韦毅的审美趣味,入选诗歌放弃他类,仅录妇人之诗就不足为奇了。这既反映出李、杜诗歌取径之别,也从侧面透露出李白在蜀地和五代仍有很高的威望。

杜甫诗三首篇6

关键词 回乡路径 质疑 新探

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17-0114-02

一、原作回放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唐)杜甫

剑外忽传收蓟北⑵,初闻涕泪满衣裳⑶。

却看妻子愁何在⑷,漫卷诗书喜欲狂⑸。

白日放歌须纵酒⑹,青春作伴好还乡⑺。

即从巴峡穿巫峡⑻,便下襄阳向洛阳⑼。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作于763年(唐代宗广德元年)春,被后人喻为杜甫“生平第一快诗”。当年正月史朝义(史思明之子)自缢,他的部将李怀仙斩其首来献,安史之乱结束。这首抒情诗,抒发了听到官军收河南河北的消息后的极度喜悦心情,表达了诗人渴望祖国统一,人民生活得到安定的热烈感情。

杜甫的诗一向以“沉郁顿挫”著称,这首诗却一反往日的风格,而以爽朗明快取胜。八句诗似脱口而出,水到渠成,极其欢欣鼓舞,轻快跳宕。因此清人孙沫评论这首诗说:“一气旋折,八句如一句,而开合动荡,元气浑然,自是神来之作。”除第一句叙事外,这首诗后七句全是抒情;除前两句不对仗,后六句全对仗。这种内容与形式毫无拘束地完美结合,更加增强了诗的感染力。

人们根据杜甫诗句中的地名巴峡、巫峡、襄阳、洛阳推断了杜甫返乡的大致路径:先乘船经三峡顺流而下,然后在汉口经汉水北上到襄阳,再由陆路到洛阳。这种说法一直延续至今。

二、存疑点一:路途遥远“弯”路长

从巴峡由水路到襄阳的唯一路线是先顺江而下过宜昌、荆州到汉口,然后入汉水逆水北上到襄阳。这样回乡好像太不划算。宜昌、汉口、襄阳呈三角形分布,而且汉口是一个很小的锐角。从宜昌到汉口的直线距离为340公里,汉口再到襄阳的直线距离为326公里。再加上水路曲折迂回,其实际路程不下于一千公里。但从宜昌到襄阳的直线距离仅244公里。从现今来看,由襄阳市到宜昌市的水运很重要,但必须经武汉市,走了很大一截弯路。湖北省政府早就关注这一事实,1996年报请国务院,在荆门市沙洋县境内开挖了一条运河,使汉水直接与长江相连,这样大大减少了水运路程,节约了运输成本,缩短了航运时间,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这是杜甫走这条水路很不划算的重要佐证。当然这个工程是唐朝的官老爷们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三、存疑点二:逆水行舟花时长

从三峡到汉口虽然是顺水而下,但实际情况是顺水越长离目的地襄阳越远。因为杜甫的目的地是北方,但汉口却在遥远的东南方向。到了汉口入汉水后则一路逆水北上。那时没有机动船舶,全靠人力。从汉口到襄阳大致半月以后才能到达。这与当时杜甫的心情也是相违背的。我们从诗句中的词句“漫卷”“喜欲狂”“放歌”“纵酒”“穿”“下”等可以推断,杜甫当时肯定是心喜若狂、归心似箭。这种历时半月之久的漫漫回乡路,他会选择吗?

四、杜甫有诗为证

公元768年(大历三年)冬十二月,杜甫由江陵、公安一路漂泊到岳阳,登上了神往已久的岳阳楼,面对烟波浩渺、壮阔无垠的洞庭湖,赋诗一首――《登岳阳楼》。其首句这样写道: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其中“昔闻”应注解为“过去仅是听说过”。言外之意,今天是第一次到洞庭湖。如果在五年前他顺江而下经过洞庭湖,怎么会是“昔闻”?

五、路径新探:有捷径可走

那么有没有捷径可走呢?杜甫乘舟从三峡顺流而下,一泻千里,出南津关,江面开阔,水流渐缓。不久船到唐朝南方重镇荆州。这时的杜甫会很自然的想到一条要道――襄(襄阳)荆(荆州)古道。且看唐朝对当时襄荆古道的描述――“从上都至汴州为大路驿,从上都至荆南为次路驿。”这条从长安至南都江陵的全国第二驿道,自长安越秦岭经商山路、襄荆路到达江陵。因为经过荆门境内,故常称“荆门道”,因为终点在荆州,故又称“荆州道。”唐代襄荆路驿道,径由襄阳、宜城、乐乡城、长林(荆门)城、团林驿、观风驿、白碑驿,南下至江陵(荆州)。这条线是唐朝重要的南北交通要道,杜甫怎会视而不见,轻易放弃?另外荆州到襄阳的距离仅215公里,如果坐马车,一天就可到达。再者,这种返乡路径与杜甫的原诗描述一点也不发生冲突,相反更合诗意――“即从巴峡穿巫峡”是走水路毫无疑问,但是“下襄阳”与走水路就有了矛盾。逆水行的话应为“上”。

六、基本结论

无论当年杜甫出于何种情况,这种舍近求远是难以想象的。再者如果走荆襄古道,杜甫可以趁着好心情顺道来个古三国游――看看楚国的古荆州城墙,爬爬赵子云威震一世的长坂坡,摸摸关公砥兵砺伍的掇刀石,逛逛刘备求贤若渴的三顾庐。对于这个文人骚客,这不是一个求之不得的事吗?因此,当年杜甫从荆州弃船上岸改走陆路由荆襄古道经荆门到襄阳的可能性要远远高于走水路。

参考文献:

[1]曹寅,彭定求.全唐诗[M].扬州诗局,1644.

杜甫诗三首篇7

关键词: 杜甫 曲江诗 诗歌体貌

曲江在今陕西西安境内,位于府城东南,在秦为宜春苑,在汉为乐游园。自秦汉以来,曲江与文学的关系多与长安的历史兴衰有关。纵观全杜诗,杜甫的诗歌与他生平的行迹有很大关联。杜甫的曲江诗从大范围看,当属长安诗一类,较之其他以地理为标轴划分的诗歌而言,时间的跨度性较大,记录了杜甫在困守长安、安史之乱及平乱之后最后留守长安的经历。同时,曲江拥有独特的地理、文化风貌,承载了诗人特殊的情感语调,在诗歌的艺术表现上日臻成熟,因此曲江诗在杜诗中占有特殊的位置。

一、曲江诗之辨

杜甫涉及曲江的诗,约有二十首左右,大致能够分为两类:一类是将曲江之景事明确纳入写作内容、并展现于纸上的诗歌,如《曲江三章章五句》、《九日曲江》、《曲江二首》、《曲江对酒》、《曲江对雨》等,然而实际上,杜甫的曲江诗中似乎并没有纯粹以曲江本体为创作对象的作品,这类诗歌更多的是借景抒怀的作品。另一类诗歌中没有具体提及曲江之景,而是以曲江为背景,笼统地借曲江的繁荣表现王朝宴游之乐、讽刺奢靡之事,并借曲江今昔之比表现时代的变迁。

二、诗性阐释:杜甫曲江诗独有的诗歌体貌

1.超越盛世之诗的丰富思想底蕴

(1)复杂的个体思绪

如《乐游园歌》中的此番陈情:

却忆年年人醉时,只今未醉已先悲。

数茎白发那抛得?百罚深杯亦不辞。

圣朝亦知贱士丑,一物自荷皇天慈。

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

杜甫在极尽欢宴之时,展现对自身命运、前路的担忧,却又不时显露自己对圣朝隐隐的期待。这一情怀在杜甫早期的曲江诗中多有涉及,以展现不第之悲,而其后历经安史之乱,杜甫的目光渐渐由感慨自身转向关注社会,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思考。

如《曲江陪郑八丈南史饮》中“近侍即今难浪迹,此身那得更无家”已显去官之意,“见尸位不可,去官不能,进退两难也”①,这种两难在其后无限蔓延。“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曲江二首》)中显露的及时行乐,日日酒醉的人生取向,《曲江对酒》中“纵饮久判人共弃,懒朝真与世相违。吏情更觉沧州远,老大徒伤未拂衣”、“日纵饮,懒朝参,见入世不能。沧洲远,未拂衣,又见出世不能”②(仇兆鳌《杜诗详注》引朱瀚语),看似放达适意,却将愁苦愤懑的内心郁结托于酒醉行乐,转向曲江花草。尽管如此,我们依旧能够想见其后诗人不得实现的政治理想与人生抱负,而杜甫身上“忧国忧民的内质”③注定了他只能够始终处在去留之间不得脱。

(2)鲜明的王朝时代之思

曲江作为一个地理性的标志,在诗歌中大多指向长安,由此,它与及与整个王朝的盛衰兴亡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学者指出,杜甫是“把曲江作为反映唐王朝盛衰的晴雨表来写”④,尚且不论诗人是否一开始就在主观上有这个创作意图,最起码,从文本及创作轨迹,乃至情感倾向上看,曲江确是具有这样的客观效果的。“面对现实的态度是构成杜甫人格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密切地注视着时局的发展,用诗歌及时地反映每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不断提出自己的褒贬,以求对政治发生积极的作用”⑤,正是出于对现实的密切关注,杜诗才会显示出鲜明的王朝之虑与时代之思。

《丽人行》中在对杨氏兄妹曲江宴游着意讽刺之余,还表现了对唐王朝的忧虑及蕴含大时代中深刻的忧患意识;《曲江对雨》一诗是乱事之后的无限低吟,“何时诏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旁”,念君伤时之心自显,这是对战乱之前君臣之乐的怀思,更是对时代的怀思,“林花著雨胭脂湿,水荇牵风翠带长”,苑中冷落,“江上彩舟绝迹”(《杜诗详注》引朱瀚语)⑥,与此前“青春波浪芙蓉园,白日雷霆夹城仗。阊阖晴开詄荡荡,曲江翠幙排银牓”(《乐游园歌》)之盛是两幅光景,展现出诗人对王朝之衰与时代之变的主观感受。

时代的急剧变化,安史之乱的爆发,“曾经被盛唐诗人们热烈歌唱过的一些题材,像边塞、游侠,在安史叛军的铁蹄下已经失去了光彩,而战乱所造成的新的局面,他们又难以立即熟悉认识”。⑦在杜甫的诗中,曲江不仅是一种文化符号,而且是一种精神载体,更是一种王权的象征,是大唐文化的缩影。对其孜孜不倦的描写,是对自身命途的吟咏与嗟叹,对盛世荣华的追思与念忆,而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后者更甚,由个体转向时代,是杜甫思想的升华。

2.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有机整合

在曲江诗中,诗人通过体裁的创造,章法的严密,以颂为刺等形式,表现特定客观环境中的主观情绪。

(1)体裁的创造

如《曲江三章章五句》:

曲江萧条秋气高,菱荷枯折随波涛,游子空嗟垂二毛。白石素沙亦相荡,哀鸿独叫求其曹。

即事非今亦非古,长歌激越捎林莽,比屋豪华固难数。吾人甘作心似灰,弟侄何伤泪如雨。

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往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

全诗三章,一气直贯而来,体式之杂正与情感之回环相应和,以曲江萧条之景起兴,兴中有比,三章之间诗人的情感由哀鸿独叫的悲慨,到激越长歌的放旷,再到看射猛虎的愤激,行文之法的萦回丝丝紧扣思想的层层深入,王嗣奭《杜臆》言之“三章气脉相属,总以九回之苦心,发清商之怨调。此公学三百篇,遗貌而传神者也。观命题可见。而自谓非今非古,意可知矣”⑧,“遗貌而传神”。在这首诗中杜甫艺术形式上的独创正是与其思想抒发的主观需求相整合的,体现了高度的相关性。

(2)章法的严密

杜甫的曲江诗中体现了完整严密的章法结构,如《九日曲江》:

缀席茱萸好,浮舟菡萏衰。百年秋已半,九日意兼悲。

江水清源曲,荆门此路疑。晚来高兴尽,摇荡期。

前两联意在“九日”,后两联点“曲江”。首联将“茱萸之好”与“菡萏之衰”交叠来写,点出悲秋之意,“江水清源曲,荆门此路疑”,实中有虚,虚中有实,尾联“摇荡”与首联“浮舟”遥应,由今日之游,又生身世之感,与颔联“兼悲”之言暗合,全诗章法错落有致,却极富整体性,将悲秋、悲己,伤景、伤情双双流泻而来,语虽平直,内在曲折,“一景一情,两截重叙”⑨,正得其旨。

又如《曲江陪郑八丈南史饮》,黄白山评之“一气转下,势若连环,格法甚别”⑩;《曲江对酒》中,黄生有言“前半即景,后半述怀,起云坐不归,已暗与后半为针线;花落鸟飞,宦途升沉之喻也,又暗与五六为针线”{11}。此类种种都呈现出了杜甫曲江诗作中章法结构的严密与整饬,在抒情上又展现了错综丰富的思想内容,顿挫曲折,开阖有度,突出地表现了诗人感慨盛衰之别、今昔之变,自伤年华易逝、仕不得志的怀思。

(3)客观描写:以颂为刺

杜甫这种以颂为刺的手法很大程度上与其现实主义的创作相关,“从现实出发并忠于现实,用精密的文体对现实作真实的客观的描写,而不作或很少作抽象的主观的叙述或论断……”{12},出于对社会真实的揭露,往往如实地描写客观事物、现象本身,能够达到比任何主观艺术渲染都更震撼及直观的效果,这在《丽人行》中表现得较为突出。这首古体诗继承汉魏乐府,篇幅体制宏大,对人物、场景的塑造极为生动、具体、详细,如:

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

极言丽人姿态之美,服饰之华,而后写馔饮之盛,杨氏兄妹的种种神情、言行,看似泛泛写来,实皆意有所指:“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杜甫对诸杨宴曲江之事并未刻意地作自己的评判,而是细致精确地刻画人物、环境本身,这些文字的描摹极尽客观写实,不作褒贬,意在一“刺”字。这便是浦起龙之谓“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13}。

(4)以“乐”写“哀”

如在《曲江二首》其一中“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行乐之说,看似旷达,实则以旷达之笔抒写忧思与不平,正是其仕不得志的之语;其二中“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这种尽醉与玩赏之乐,恰恰是其哀戚心境的反映,于“乐”中更凸显“哀”之甚。

注释:

①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446.

②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449.

③徐辉.杜甫的曲江情结.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7,Vol27,4:67.

④谭文兴.杜甫诗中的曲江.杜甫研究学刊,1994.1:18.

⑤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80、282.

⑥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452.

⑦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82.

⑧王嗣奭撰.杜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44

⑨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163.

⑩杜甫著.杨伦笺注.杜诗镜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80.

{11}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450.

{12}萧涤非著.杜甫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0:90.

{13}浦起龙著.读杜心解.北京:中华书局,1961:229.

参考文献:

[1]杜甫著.杨伦笺注.杜诗镜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1).

[2]浦起龙.读杜心解.北京:中华书局,1961.10,(1).

[3]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10,(1).

[4]王嗣奭撰.杜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8,(1).

[5]萧涤非.杜甫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0.12,(1).

[6]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3).

[7]谭文兴.杜甫诗中的曲江.杜甫研究学刊,1994,1.

杜甫诗三首篇8

关键词:遣兴 独语 悲痛 生命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以其诗歌语言成为诗歌史上的集大成者,其成就在今天的研究中俨然成了一门显学。细查历来对杜甫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杜甫诗歌“诗史”特性、“沉郁顿挫”的风格,作品思想倾向性、诗歌体式对于律诗的贡献等方面,对于杜甫诗歌中带有内心独白性质的尤其以遣字开头为题的部分关注度还不够。杜甫不仅是忧国忧民的诗人,同样也有普通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精神需求。这类诗歌可以说是杜甫心灵的独语,是内心积蓄感情的排遣。在这些诗里,读者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孤独老人自我安慰式的独自吟唱。独语现象在古代诗歌中并不少见,在杜甫这里却具有更加深刻的内涵。本文就杜甫以遣字为题头的诗歌为例,来探究这类诗歌中的独语特点以及从中体现出的杜甫独特的精神气质和生命体验。

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共收录了约31首此类诗歌,其中包括《遣兴》组诗,《遣怀》、《遣闷》、《遣忧》、《遣愤》、《遣遇》等。从题目看,杜甫想要借诗歌排遣的是感怀、遭遇、忧愁、愤怒等情感。诗中虽然也有典故或比喻象征等手法,但相对其他诗而言更直白,更富有个人情感色彩。从写作时代来看,这些诗歌大多作于杜甫四十八岁左右,也就是乾元二年左右的几年时间。朱东润在《杜甫叙论》中指出:“乾元二年,杜甫的诗已经发展到最高的境界”[1],可见在这一历史时期,杜甫的创作是非常成功的。那这几年杜甫为什么会创作出这么多排遣性质的诗歌呢?

仇兆鳌的《杜工部年谱》记载:“乾元元年,任左拾遗,六月出为华州司功。冬晚,离官,间至东都”,“乾元二年己亥,春,自东都回华州。关辅饥饿。七月弃官西去,度陇,客秦州,卜西枝村置草堂,未成。十月,往同谷,寓同谷不盈月。十二月,入蜀,至成都”,“上元元年,公在成都,卜居浣花溪。上元二年,公年五十,居成都草堂。间至蜀州之新津,青城。”[2]由上文可知,这段时期杜甫的生活状况是十分艰辛的。一方面他要躲避战乱,饿殍满地的衰败景象使他对当时的政治极其失望。另一方面他又弃官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都要靠朋友接济。他几次罢官,自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在战乱频繁、颠沛流离的现实面前化为泡影,人生几近陷入了绝望之境。

面对这样的现实,杜甫并没有消沉而是依旧积极地面对生活,进行自我调节以排解他内心的种种不快与感触。在这个时候,诗变成为了他精神的寄托,治病的良药。他把自己满腹的愤懑、愁苦宣泄在了他视为瑰宝的诗歌之中,吟唱出了一个感伤时乱、忧国忧民而又爱妻怜子、孤独凄苦的老者形象;承载着这种情怀的遣兴诗,或借景抒情、或叙事议论、或直抒胸臆,在展现作者内心情感的同时,也让读者领略到了杜甫独特的诗歌创作艺术。

1.由景及情的遣兴诗。这一类遣兴诗,开头多以景物起兴,泼墨渲染出一幅幅山水画。最具代表性的是《遣闷戏呈路曹十九长》,“江浦雷声喧昨夜,春城雨色动微寒。黄鹂并坐交愁湿,白鹭群飞大剧干。”这就是一幅江湖夜雨,鸟飞白鹭图景。喧闹的雷声、并坐交愁的黄鹂,都带上了作者主观的感彩。杜甫在这里既观察到事物本身的特点,触景生情,同时也给事物涂上了他自己的品性。他在与任何事物的接触和感受过程中无不与自我和世界相联系。杜甫很好地把这两者结合在了一起,表现出更深刻的情感体验,在这样的景色中他以自己乐观的心态面对,使自己得到了暂时的解脱。金圣叹《杜诗解》就曾评此诗说:“此诗题是解闷,先生独能找出一路十九相陪,便知必定心满意足。若夫‘戏’字,则落魄贫人不戏又焉得遣去愁乎?非但要看先生诗是妙诗,切须看先生题是妙题。”[3]一个戏字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杜甫心境的开阔和豁达。

同时在这类遣兴诗中杜甫是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对眼前的场景进行描述的,镜头画面的呈现也是他精心选取的结果。几个画面之间虽然意义上联系不大,但是这样的场景放在一块却能够很好地表现出杜甫当时心中的感受,类似于电影艺术中蒙太奇的表现手法,抓取最典型的瞬间呈现在眼前,进行很好地拼接与切换,显示出杜甫富于联想和想象的思维。“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只有在自己内心孤独寂寞的时候,这样的思维才更加活跃。诗的后半部分杜甫转向自己的内心视角来抒感,更能体现出诗人自我排遣解闷的性质。诗中整体的感觉似乎是作者在与人诉说着自己的心事,但现实中却缺乏倾诉的对象,他转向的是自身,有着“纵有千种悲苦,更与何人说”的感触。这样的独语多带有自我感情的宣泄与孤独之后的自我安慰的特点。

2.叙述经历,抒发议论的遣兴诗。其典型作品有《遣遇》、《遣怀》(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遣兴三首》等。以《遣兴三首》为例,其一是杜甫经过古战场的时候,“议边将之要功者,廉颇安边而不生事,叹天宝诸将之不然也”。其二是杜甫“高秋登寒山”时叹降夷东征,伤邺城师溃的场景。其三则是在目睹秋收时,感叹贤士之晚遇就像秋禾晚登一样。杜甫面对生活中遇到的这类与自己身世经历类似的事物难免会有所感触和伤悲。

与由景及情的遣兴诗相比,这类诗表现出的独语特点主要是于诗中所见的景色以及对历史事件的议论之中多带有借评论而遣己愤。如在《遣遇》诗中,作者所述的就是自己在行舟漂泊的途中,看到的一个采蕨女的遭遇。杜甫由一个女子的遭遇,联想到战争劳役之苦,抒发了自己的一腔孤愤。“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这里出现了多个声部、多个叙述视角的转换,仿佛杜甫在与别人述说自己这一行的同时,也述说了他假想的对像采蕨女一样受苦的百姓说的话“那个官高显赫的人难道是不仁爱吗?竟然能视你们如蒿草一般”。反问句里,讽刺得一针见血,但也处处扎在杜甫的心里。这种愤慨在诗人心中喷薄而出“索钱多门户,丧乱纷嗷嗷。奈何黠吏徒,渔夺成逋逃!”仇兆鳌评论此诗说:“大历四年春自岳之潭时作,诗云驾洪涛,见其为上水也。黄生注:题曰遣遇,谓谁遇风涛之险,犹得遂其生理,不若迫于征役者,有死亡离散之悲,故以此自遣也。”全诗以叙述自身经历的一件事而起,以叹息自己的身世为结,借痛惜贫民的伤痛间接遣出了自己内心的悲愤。

3.纯写眼中景,纯写心中所想的遣兴诗。主要是《遣怀》(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遣意二首》、《遣愁》(养拙蓬为户)、《遣兴》(骥子好男儿)等作品。有眼中景心中情的呼应,仿佛所有景物之美皆为己设的超然;有人事蹇容颜易老的悲哀,也有对幼子的思念和对弟妹的回忆。杜甫叹年华易逝,抱负成空,行踪流落,爱隔情深,在诗中的他百感交集。但同样他也壮志满怀,回忆往昔。在现实生活中不得志,他便转入到历史时空中去追寻。如在《遣兴二首》(天用莫如龙,有时系扶桑)这一组诗中,杜甫借龙马的意象来抒写自己的心情。“顿辔海徒涌,神人身更长。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强”,“地用莫如马,无良复谁记”。他愿英雄遇良主,但他也意识到好马需伯乐,不被人发掘和利用,英雄也只能空悲叹,良人也只能惜无时。这一组诗并没有很强烈的独语性质,但是杜甫却能够从中看出这种独语所展现出的杜甫内心特有的矛盾和反思。这是他对自己生存发展状况的反思,反思自己为何没能够实现报国的理想,其把原因归结到才能的发挥方式上来,从而更加深入地剖析了自己。又如《遣兴五首》(蛰龙三冬卧,老鹤万里心)甚似一组历史人物风貌图。他有着诸葛亮一样的远大抱负,但却无法靠主观努力去实现;庞公的道路平坦,但却不愿步其后尘。对现实的失望与不舍,使杜甫在历史时空中寻找着自己的精神寄托和排遣的突破口,面向历史的独语,使杜甫的这类诗更多了几分人生的沧桑和悲凉。

“迟暮,谩凭高怀远,书空独语。自古,儒冠多误。悔当年、早不扁舟归去。醉下白洲,看夕阳鸥鹭。菰菜鲈鱼都弃了,只换得、青衫尘土。休顾。早收身江上,一蓑烟雨。”[4]陆游道破了杜甫大半生的心境,一生漂泊当归何处呢?像风中柳絮一样,不知飘向哪里,充满迷茫与困惑。壮志未定,光阴却倏忽,心在天山,却身老沧洲。羁旅于世,失意之余也无一知己陪伴,书空独语,只换得青衫尘土。但杜甫在体验自己存在的同时并没有悲观消沉,在赋诗的过程中,他的心灵反而得到了更好的安慰和放松。杜甫悲痛生活但对生活也热爱与依恋。他有着一种顽强的生命意识和对自己追求的人生理想至死不渝的坚持和执拗。他用这种独语的方式排遣着自己内心的矛盾,同时也诉说着自己的孤独与焦虑。触景伤情的同时,也能够回到历史中去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他的内心寂寞却又不尽然,或宣泄,或评论,或忆古,联想和思考始终伴随着他。这种自我反思、自我排遣性的独语,使他的思想更加成熟,对生命的体验也更加真切,发人深省,这都给后世留下了一笔无穷的精神财富。

注释:

[1]朱东润:《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二卷),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2]仇兆鳌:《杜诗详注》(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

[3]刘文君:《名家评注全唐诗》(中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4]阮忠:《迟暮,谩凭高怀远,书空独语――陆游解读》,名作欣赏,2005年,第8期。

参考文献:

[1][清]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清]陈沆.诗比兴笺[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张忠纲.杜甫诗话校注五种[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

[4]朱东润.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二卷)[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5]冯至.杜甫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6]杨义.李杜诗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7]刘明华.杜诗修辞艺术[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8][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合译.存在与时间[M].上海:三联书店,2006.

[9][美]保罗・蒂利希著,成穷,王作虹译.存在的勇气[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10]曹辛华.论杜诗“遣兴体”及其诗史意义[J].文学遗产,2009,(3).

[11]江弱水.独语与冥想――秋兴八首的现代观[J].文学遗产,2007,(3).

杜甫诗三首篇9

关键词:杜甫;七言律诗;《送郑十八》;艺术表现力

中图分类号:I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2-0013-02

七律“滥觞沈宋”,但在初唐成就不高。学界普遍认为:杜甫的七律在谋篇、造句、遣词、炼字及对各种技巧的熟练运用上,都超越了前人及同时代诗人。叶燮《原诗》说:“七律,是第一棘手难入法门。”大抵是因为七律在创作中戴上了“格律”的镣铐,很难“舞”出好的内容,即很难避免僵化、矫情、平庸、造作等缺点。而杜甫的很多七律创作超越了这一点,显示了“真”的特点,如杜甫七律中的送别诗歌。在杜甫现存的151首七律诗中,粗略统计,送别诗有10首,比例不足7%,但这些诗在声律、谋篇布局和遣词造句上都精心为之,独具特色。杜甫用“难工”的七律展现了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将别情这一内容表达得淋漓尽致。本文拟取杜甫七律送别诗中较有代表性的《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为例,从声律、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更深刻地解读杜甫七律的艺术表现力。诗歌见下:

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

郑公樗散鬓成丝,酒后常称老画师。

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

苍惶已就长途往,邂逅无端出饯迟。

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

一、声律与艺术表现力

《送郑十八》,在声律方面有意为之的痕迹非常明显,臻于成熟。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是韵律。首联出句第七个字“丝”与对句第七个字“师”押韵,所押为上平声“四支”韵,即首联押邻韵。颔联、颈联、尾联的第七个字分别是“时”、“迟”、“期” 所押也都是严格的“四支”韵。这形成了七律的形式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外,各联最后一个字在平仄上形成了上平、下平、下平、上平这样顿挫的形式,为诗歌的一气呵成形成了必不可少的急促节奏感。

其次是平仄。属于首句平起平收式。整首诗的平仄如下:

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

平平脚句型方面,按照格式,首句平起平收式的七律共有三句,即首联出句、颔联对句和尾联对句。首联,杜甫将好友的姓氏“郑”写入诗中,故变出句首字平声为仄声,而将第三字由仄声改为平声,这是在七律平仄格式中可平可仄的范围内的,但这种改变使得出句原来前四字的声律由“平平仄仄”的规整板滞化为“仄平平仄”的间隔活泼,更可贵的是,杜诗对诗中另外两个平平脚句型均进行了这样的变通,即颔联对句和尾联对句中的“百年垂死”和“九重泉路”,可见其为有意为之,更可见其创作功力之深,这样连贯的改动使得这三个句子读来铿锵有力,所表达感情力度也增强,可谓“深悲极痛”,一气呵成。平仄脚、仄仄脚和仄平脚句型中,平仄都是严格按照格式完成的。综上可见,可改平仄的地方本首诗共改动六处,且是全在一个句型中改动,明显是有意为之。可见,到了杜甫,声律已经完全可以和内容形成协调的关系,可得心应手的变换,而又满足内容表达的需要。

再次是句式节奏和对仗。从句式节奏上讲,首联、颈联和颔联基本全是“二二三”的节奏,但是到了尾联,节奏突然变快,变成“四三”式的节奏,使感情顺畅地有力地表达了出来。

从对仗来看,颔联和颈联完全符合对仗的要求,同时又独具特色。从颔联来看,“万里”与“百年”相对,一个是空间,一个是时间,时空的对仗将郑公的遭遇极致地表达了出来;“万里伤心”和“百年垂死”又是将杜甫作为一个好友对于郑公遭遇的一种“感同身受”。“严遣日”与“中兴时”的对比更是强烈,扼腕痛惜之情溢于言表。颈联出句与对句的相对,则是一个转折,出句是写好友,而对句转到了自己,为尾联的直抒别情做好了铺垫。好友已是“苍惶已就长途往”而自己却是“邂逅无端出饯迟”,这是一种整体对,流露出的憾恨之情极为强烈。值得注意的是,尾联的部分对仗是杜甫七律新变的一个具体实践。其中的“应永诀”和“尽交期”相对,这种对仗不仅是字面意义上的对仗,更是一种意义上的相对,此生“应永诀”,而泉路上却是“尽交期”。这种对比读来极易达到让人潸然泪下的艺术效果。

从以上几个声律方面的分析不难发现,杜甫真正实现了七律的“有意为之”,从用韵的完全工整、到平仄的有意变换再到对仗的精心安排,七律真正实现了形式不束缚内容的表达反而更好地表达内容这种成熟的境地。

二、谋篇布局与艺术表现力

此处所谈谋篇布局,主要是指从标题到四联之间关系的设置再到诗歌具体内容。这也是“言尽意”的一种手段。本首诗标题将诗歌创作的背景完全交代清楚;全诗是四四分截式;从内容上讲,全诗不着一景语。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是标题。杜甫七律中的送别基本都将送别的人物、离别的事由完整地写在标题中,如《送韩十四江东觐省》、《送路六侍御入朝》等等,10首七律送别诗均大抵如此。杜甫诗的这种题式,为后代人注解杜诗和为其编年,提供了很多的便利。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标题已暗含了诗歌内容的不同了。最明显的一点是“实”,既然标题都写得如此之“实”,可以想象,诗中无论是写景还是直接写史实,都会是真实的内容,想象的成分减少或者没有,可见,其送别诗也是“诗史”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由这一点也可以推测其表达别情的真切和深刻,《送郑十八》就是这样的代表。

其次四联的具体内容和各联之间的关系。《送郑十八》一诗,送别的事由是好友郑十八被贬台州,杜甫前往送行却未能见面,因写诗寄离别之情。整首诗,没有一处景物描写,所有复杂情感都寄托在写实中。整体结构上有明显的四句一段的痕迹。仇兆鳌《杜诗详注》曰:“上四,郑贬台州,伤其临老罹罪。下则阙为面别,而寄诗言情。”首联14个字将好友的状况传神地表达出来,颔联将好友的遭遇掺入深沉的同情和不平表达了出来,这两联看似是平铺叙事,但将好友的遭遇和送别时的具体情境完整地展现,同时,包含了诗人的内心感受。颈联写诗人在老友仓皇离开之时阙于面别,无限憾恨。人已垂死,又一别万里,念及后会无期,故在尾联寄重逢之望于九泉,读来不禁让人心痛。全诗把别情写得淋漓尽致,不平、痛惜、憾恨、无奈融为一体,结尾又一改通常的祝愿之词,而作永诀之词,让人沉痛至极。通观整首诗,不着一景语,而是通过写实的手法,将别情具体到真实的历史事件,真实的情境中去,所表达的情感是具体的,是由送者与离者的特定关系、离别的具体时间和具体的离别情境所引起的复杂而真实的离愁别恨,而非抽象的离别之苦。

可见,《送郑十八》一诗,杜甫尝试“以言尽意”,在艺术表现力特别是情感表现力上取得极好的效果。他将离别之情用写实的手法表达出来,涉及到了具体的历史事件,送别具体的情境,使情感容量大大地增加,在深刻表现离别这一共通情感体验的同时,更表现了离别背后所潜藏的复杂人生体验,从而使得其送别诗超越了单纯的送别主题而具有更深广的思想内涵和审美意蕴,具备了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总的来讲,《送郑十八》不落窠臼,刻意创新,以直抒胸臆的方式,表达率直之情。诗全用叙事口吻,不着一景语,但抒情的效果丝毫没有减弱。

三、遣词造句与艺术表现力

“遣词造句”是诗歌语言最直接的体现。杜甫有诗:“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也可见杜甫在七律的语言锤炼上所下的功夫。《送郑十八》也是如此。具体分析如下。

一些经过考究和锤炼的字词引人注意。这些字词大大增加了七律短短56个字所表达的内容。首联出句就出现典故,“樗散”一词出自《庄子·逍遥游》:“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这二字表达的是材不合世用也。杜甫用这个典故表达郑虔不为世用,至于白首。颔联写郑虔临老罹罪,《杜臆》云:“首记其状,次记其言,两句已为虔撰一小影。观《八哀》诗,郑多才艺而画更精,曰老画师,此其自知语,亦其自慨语。万里伤心,正为严谴之故。百年垂死,乃在中兴之时。严谴、中兴四字,含无限痛楚。”杜甫通过首联的“樗散”、“鬓成丝”和“老画师”这几个经过锤炼的字眼表达了心中不平。同时,杜甫对好友的遭遇又是感同身受的,这一点体现在“万里”、“严遣”、“垂死”和“中兴”几个考究的词上面。正因为,郑公已经“鬓成丝”,且自称“老画师”,朝廷又对他“严谴”,真可谓是“万里伤心”,又因为已经“鬓成丝”又“严遣”“万里”,所以才有后面的“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中间的颈联是一个转折,杜甫设身处地地为好友着想,想到好友是“苍惶已就长途往”,而自己却“邂逅无端出饯迟”,这一句最出色的地方在于“无端”一词,它将诗人见不到好友的彷徨无助形象地表达出来,然而诗人最终的选择是无奈而痛心的,即尾联的惊天地、泣鬼神。后来,郑虔正是死在了台州。卢世傕曰:“虔之贬,既伤其垂老陷贼,又阙于临行面别,故篇中彷徨特至。如中二联,清空一气,万转千回,纯是泪点,都无墨痕。诗至此,直可使暑日霜飞、午时鬼泣,在七言律中尤难。末径作永诀之词,诗到真处,不嫌其直,不妨于尽也。”

除了上面的声律、谋篇布局和遣词造句,杜甫沉郁顿挫的风格在《送郑十八》一诗中的表现也大大增加了情感表达上的力度,从而增强了艺术表现力,这一点是用杜甫坎坷的经历所不能完全解释的,值得说明。

综上,从七律形式上讲,杜甫的七律有着很多“有意为之”的痕迹,诗歌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更加协调。从谋篇布局上讲,杜甫四四分段式的结构,以颈联出句作为转折,从好友的遭遇转到自己的感受,从而将别情放置到具体的情景中丰满地表达出来,更能惹人生发深刻的人生体验和感受。在遣词造句上,则是用一些具体的而非抽象的字词尽可能地传达诗人的真实而复杂的感情,其中一些典故的运用和来自前人诗句的字词使得“以言尽意”有了更多的胜算。

参考文献:

[1]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杜甫诗三首篇10

【关键词】杜甫 诗歌 热爱生活 同情百姓 热爱祖国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2)22-0076-01

杜甫(712~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世界文化名人。杜甫一生写诗一千五百多首,其中许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被后人尊称为“诗圣”。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他的诗歌涉及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的成分最多,其主题在总体上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杜甫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疾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揭露和批评;他同情人民,甚至情愿为解救人民的苦难做出牺牲。杜甫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因此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其诗歌创作的主题具有多样性的特点。

一 不畏艰险,勇于攀登,热爱山河,憧憬未来的主题

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杜甫到洛阳应进士,结果落第而归,24岁的诗人开始过一种“裘马清狂”的漫游生活。杜甫在北游齐鲁期间,正值青年对未来和前途充满了希望,创作了一系列表达雄心壮志的诗篇,也表达了对生活的无限热爱。

三首《望岳》诗是反映这一类诗歌主题的代表作品。这里仅以《望岳》的第一首为例进行解析。全诗无一“望”字,但句句写“望”。距离是由远而近,时间是从朝至暮,并由望岳悬想将来的登岳。“岱宗夫如何?”是初见泰山的感受,充满了对泰山的惊叹和仰慕之情;“齐鲁青未了”是经过仔细揣摸后得出的总体印象,烘托出了泰山绵延和磅礴的气势;“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句为近望泰山的印象,“钟”字写出大自然也有了偏爱之情,一山横亘,阴阳两隔,凸显了泰山神奇秀丽和巍峨高大的形象;“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句是仔细观察泰山的印象,山中云气翻滚,心中波澜起伏,长时间目不转睛地望着“归鸟”,体现了诗人对生命的关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句是由望岳而产生的登岳的意愿。

而在《登高》中杜甫用“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悲壮景色描写,引述了诗人万里离乡,多年漂泊,暮年多病,国事不宁,返乡无日的忧伤,字里行间洋溢着对祖国的爱。在《秋兴》八首中,杜甫从孤城日暮的情景联想到国都长安昔日的繁华景象,以低沉的格调深表诗人的爱国之情。在《春望》中,用“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来抒发别国离愁的情绪,也是基于对国家的热爱。

从这几首漂泊生活的诗作中足以发现诗人杜甫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诗篇也蕴藏着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和为了理想孜孜以求的雄心壮志。

二 体验疾苦,感受生活,同情百姓,鞭挞罪恶的主题

杜甫中年时期颠沛流离,目睹了安史之乱给黎民百姓带来的无限创伤,他与劳动人民为伍,深刻体验饱受战争磨难人民的痛苦生活,用大量的诗歌创作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刻同情,发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慨叹,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尖锐对立,有力地鞭挞了封建王朝的残暴统治。其中“三吏”和“三别”是这一主题的代表性作品。本文只以《石壕吏》为依据进行分析。

“暮投石壕村”,开门见山,直陈经历,给人以十分真实的感觉。一“暮”、一“投”、一“村”交代了时间、地点和事件,作者也在这暮色苍茫之时融入百姓的生活,为其观察和感受提供了最佳视角。“有吏夜捉人”,真实地展现了兵荒马乱、鸡犬不宁的社会状况。“夜”字说明官吏捉人的经常性,也暗示了贫苦百姓的悲惨命运。“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写明官吏捉人连年迈的老翁都不肯放过,可谓残暴之至。“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突出了官吏颐指气使的丑态;而“二男新战死……死者长已……”等句也丝毫博得不了残暴官吏的同情,“老妪力虽衰”仍须“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此情此景,杜甫历历在目,看在眼里,痛在心里。面对老翁逾墙老妪服役的悲惨境况,他欲助不能;面对至亲骨肉的生死离别,他欲哭无泪。杜甫所能做到的就是奋笔疾书,完整地记录这黑暗的现实,鞭挞无能的统治者,鞭挞这吃人的社会。

三 反对战争,反对侵略,热爱祖国,追求幸福的主题

杜甫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主张民族团结,反对侵略、反对战争。他的诗作既反对李唐王朝对吐蕃、南诏等少数民族的侵略和压迫,又反对少数民族统治阶级对中原的侵扰和掠夺。诗人赞同民族和睦友好的这种态度,符合各民族利益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进步性。杜甫中后期的作品多写安史之乱,或者是吐蕃、回纥之祸。这些诗中有恢复李唐江山,维护民族团结,反对外来入侵的民族精神。

在《塞芦子》中,表现出他对军阀割据的极力反对,并且提出正确的军事策略,即“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焉得一万人,疾驱塞芦子。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贼起。近闻昆戎徒,为退三百里。芦关扼两寇,深意实在此。”

《述怀》中,杜甫表现出想以拾遗这个请要的谏官对唐王朝讨平叛乱、恢复统一的大政有所作为。“汉运初中兴”喻唐,希望国家恢复统一,表现出诗人的爱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