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边疆将士的诗句十篇

反映边疆将士的诗句篇1

十才子之一的李益过了十年戎马生涯，所写边塞诗广泛流传，乐工常常被诸管弦。唐宪宗召为秘书少监。有《李君虞集》。李益的诗歌题材广泛，有边塞诗、宫怨诗、怀古诗、怀乡诗、闺怨诗等等，如大家熟悉的《喜见外弟又言别》、《宫怨》、《江南曲》等，都是情真意挚的上乘之作。当然，李益写得最多最好的还是边塞诗，尤其是七言绝句，其境界之蕴藉，语言之隽美，音韵之流畅，确乎具有高度的艺术成就。是时大历诗坛中衰，白居易尚未登上诗坛，李益却以其风姿独具的“抑扬激厉悲离之作”驰骋其间。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称道：“七言绝，开元之下，便当以李益为第一，如《夜上西城》、《从军北征》、《受降城闻笛》诸篇，皆可与太白、龙标竞爽，非中唐所得有也。”

由于李益和王昌龄的边塞诗风格相近，前人往往将他们相提并论。并且有别于高适、岑参。高、岑擅长用七言古诗描写悲壮激烈、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气势雄浑奔放；李益和王昌龄则将笔触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着力写征人思乡的感情和安边定远的愿望，风格蕴藉有致。但相比之下，李益的边塞诗所表现的内容更为丰富，手法更含蓄，感情更深沉，有感人的艺术魅力。而且他也是七绝的能手。

李益的边塞诗在思想内容上：最值得重视的是，热烈赞颂边塞将士的英雄气概，表现将士的英雄主义精神，豪放遒劲。

如写部队凯旋而归的场面，《度破讷沙》(其二)：

“破讷沙头雁正飞，鹈泉上战初归。平明日出东南地，满碛寒光生铁衣。”

诗由惊起雁飞暗示战场归人，第三句点明时间，仍未写出这场在夜间进行的战争的紧张激烈程度。末句是使全诗灿然生辉的一笔，盔胄在朝阳下闪闪发光，与砂砾的反光交相辉映，象征战士们威武豪壮的英雄气概和满怀胜利的喜悦心情。如《塞下曲》：

“伏波唯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

这首诗以汉代的马援和班超互相比较，表现了将士的爱国主义精神。马援曾被封为伏波将军，《后汉书·马援传》记载马援的话说：“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班超曾被封为定远侯，《后汉书·班超传》说，班超在边地年老思归，曾上书给皇帝说：“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这首诗的头两句“伏波唯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意思是说应该像马援那样，甘心死于边疆，不要像班超还希望活着回来。这两句表示为了国家愿意终生战斗在边疆的决心。第三句“莫遣只轮归海窟”，是说不要让敌人有一辆战车逃走。第四句“仍留—箭定天山”，用《旧唐书·薛仁贵传》的典故，薛仁贵曾在天山连发三箭，射死三个敌人，使敌人全部投降。军中歌曰：“将军三箭定天山”，这里的“仍留一箭射天山”，意思是说要留守在天山，随时准备迎战入侵的敌人。

又如《塞下曲》：“蕃州部落能结束，朝暮驰猎黄河曲。燕歌未断塞鸿飞，牧马群嘶边草绿。”

    诗人用流畅明快的笔调，描写战士们的纵马驰骋和放怀高歌。由意气风发显示其骁勇善战，由广阔草原展示其生龙活虎，笔端倾注了诗人的热烈情感。这几首诗都没有正面描写战争场面，士兵的豪迈忠勇是从战场和练兵这两个侧面加以表现的。角度的选择新颖别致，风格雄健激越，诚为盛唐高唱的余响。

    李益本身便是一个“慷慨意气，武毅犷厉”的诗人，他在《从军诗序》中说：“吾自兵间，故为文多军旅之思。或军中酒酣，塞上兵寝，投剑秉笔，散怀于斯文，率皆出乎慷慨意气。”所以他不仅把边塞生活写得生机勃勃，而且在抒发抱负时也满溢着高昂情绪。如《赴邠宁留别》云：“幸应边书幕，横戈会取名”；《上黄堆烽》曰：“年发已从书剑老，戎衣更逐霍将军”，这些诗句都充满了自信乐观的进取精神和爱国主义的豪情壮志。

但李益的边塞诗大部分都是写战士思乡的痛苦，并常以月色、角声渲染气氛。或直接写征人，或从侧面借塞鸿表现征人，都很耐人寻味，但是感情比较消沉。

中唐国势衰微，藩镇割据，边防不固，内乱频仍，李益的家乡凉州就是陷入吐蕃之手的。时代的风雨不能不在诗人的心灵上留下一道阴影，在李益诗集中，像高、岑那样描写雄伟壮阔的征战场面的作品几乎没有，歌唱胜利的声音渐渐瘖哑了，大军出征的雄壮场面，我们也很难准找见，更多的是对边疆紧张形势的担忧焦虑。

《回军行》写一支部队的败退：“关城榆叶早疏黄，日暮沙云古战场。表请回军掩尘骨，莫教土卒哭龙荒。”

《观回军三韵》是写将军阵亡，部队回撤：“行行上陇头，陇月暗悠悠。将军万里没，回旌陇戌秋。谁令呜咽水，重入故营流。”

《上汝州郡楼》写边防空虚，中原陷入战乱，也像边疆州郡一样了：“黄昏鼓角似边州，三十年前上此楼。今日山川对垂泪，伤心不独为悲秋。”

《统汉峰下》反映边疆战守无人的现状：“兢汉峰西降户营，黄河战骨拥长城。只今已勒燕然石，北地无人空月明。”诗中所流露的怨愤失望的情绪是十分明显的。

同时，李益还谴责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给士兵们带来的不幸，表达了对阵亡将士的深切同情。他的《从军夜次六胡北，饮马磨剑石，为祝殇辞》就是一首极其哀婉悲壮的长篇悼辞：

    “我行空碛，见沙之磷磷，与草之幂幂。半没胡儿磨剑石，当时洗剑血成川，至今草与沙皆赤。我因扣石问以言，水流呜咽幽草根。……风飘雨洒水自流，此中有冤消不得，为之弹剑作哀吟……又闻招魂有美酒，为我浇酒祝东流。殇为魂兮可以归还故乡些，沙场地无人兮，尔独不可以久留。”

诗人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用招魂的形式表达对战死沙场的将士的沉痛哀悼，整首诗弥漫着苍凉悲怆的情调，读之“令人凄断”(《唐音癸籖》)，非亲历沙场之人不能为之。

中唐时代国势的衰落在李益诗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像这样的诗在王昌龄、高适、岑参集中难以找见。

    李益诗集中有很多抒写征人怀土思乡之作。由于他身居边塞数十年，对于战士们的甘苦有深切体会，像思乡这一类感情，是久戍在外的人所共有的，他的这些表现离恨乡愁的诗就特别能够打动人心，是广为传布人口的优秀诗篇。如《从军北征》和《夜上受降城闻笛》：

“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两首诗用意相同，都是写气候的寒冷，月色的凄清，笛声的哀怨，以及由景物触发的征人之乡愁。前一首写行军途中的情景。诗人首先点出天山气候之严寒，战士们顶着寒风、踏着冰雪夜行军，其条件之艰苦不言而喻。偏偏在这个时候，横笛却吹起《行路难》的曲子来，士卒本已沉重的心情更添了几分凄凉，思念家乡的愁绪强烈地攫住了每个人的心灵。三、四两句，用“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这样略带夸张的数字和动作，有力地强化了这种乡思之情。后一首塑造了塞外月夜的凄清环境。前两句是所见，那似雪的沙，如霜的月是征人眼中所见，这既是塞外特有的景象，又间接写出了征人心情的落寞。第三句写远处传来的哀怨缠绵的芦笛声，一声声都在撩拨着征人伤感的心弦，于是乎，征人一夜未能入睡，“尽望乡”正反映了他们思乡之情切。

这些久戍思乡的作品有其共同的特色，即皆以环境来烘托气氛，笛声、月光、霜雪、秋风、鸿雁是诗中经常出现的物象，笛声之哀怨、月光之清冷、霜雪之严寒、秋风之萧瑟、鸿雁之哀鸣，形象地映衬出戍卒的满腹愁情。由这些物象组成的画面，既是触动乡愁的典型环境，也是戍卒凄苦心境的写照，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诗中声、色、情和谐地融为一体。

如后一首诗，正因为征人的心情颇感寂寥，所以才会有“沙似雪”、“月如霜”的感觉，而这又是塞外特有之景，那远处飘来的笛声似乎也带上了寒气，和景色一样的凄清，也和戍卒的情感一样的缠绵。这种互相映衬的手法，使诗歌显得格外深挚委婉，含蓄动人。尽管这些诗里的意象略同，但表现手法有异，使读者不嫌其重复。如上面两首诗写乡愁，前一首用“一时回首月中看”这个动作含蓄地表达了思乡之情；后一首则直截地写征人望乡，但那离恨乡愁究竟到了何等程度，诗人没有明说，只用一“尽”字来揭示，让读者自己去玩味体会。此种同中有异、蕴藉有致的表现方法，使得李益的这类思乡之作各尽其妙，耐人咀嚼。

语言的精炼是李益的这类诗具有高度艺术性的重要因素。从上面两首诗中，我们就可窥见这一特色。他善于运用准确的数词和副词来表现人物的感情，展示人物的心理。如“碛里征人三十万”说明思乡的人数之多，以“一时”强调征人的共同感受，以“一夜”表现征人愁不能寐的状态，表明思乡之情深。再如“偏”这个副词，下得极好，它真切地反映了士兵不堪身心之苦的心理状况。“尽”字和“一时”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旨在揭示征人的感受。这些数词和副词贴切鲜明，表达出强烈的感情色彩。

李益的征人思乡诗的动人之处还在于充分调动读者的想象力，不言愁而其愁自现，不言情而情溢出，抒情浓郁真挚，塞外独特的景色和人物感情的抒发融合无间，从而造成了浑融完美的意境。

和王昌龄一样，李益写宫怨也很出色。如《宫怨》：

“露湿晴花春殿香，月明歌吹在昭阳。似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

反映边疆将士的诗句篇2

祖国西北边陲的颂歌《新疆好》

1949年9月，西北野战军10万官兵，一路西进，解放了新疆。新疆的面积占全国的六分之一，幅员辽阔，人口只占全国的百分之一，真正是地广人稀。连年战乱，民不聊生，广大农村更是异常贫困，平均每3户农民仅有一头耕畜，农民除去地租、口粮和种子外，所剩无几。面对这样严酷的现实，进疆部队要想就地解决近10万大军的粮饷问题绝无可能。

屯垦戍边是我国古代维护国家统一，稳定边疆社会，促进边疆发展的有效措施。党中央和借鉴历史经验，做出屯垦戍边的重大决策。1949年12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组织新疆驻军开展大生产运动，从根本上解决粮饷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大生产运动中开发南泥湾功绩卓著的三五九旅旅长王震被点将担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王震在飞往新疆的飞机上，兴奋地赞叹：“我们祖国真大啊！”并想起进疆前在西柏坡对自己说的一席话：“新疆比你过去经营的南泥湾要大一万多倍……当年左宗棠曾留下诗句：‘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希望你到新疆后能超过左文襄公（左宗棠），把新疆建成美丽富饶的乐园。”王震暗下决心，要把新疆建设成第二个南泥湾。

王震率领全军将士，点燃了开垦荒原的熊熊烈火，经过一年时间的起早贪黑，忘我的辛勤劳作，战士们吃上了自己种植的瓜果、蔬菜，在荒原上建起了一座座厂房，基本实现油料、蔬菜和粮食自给的奇迹。但是建设新疆需要大量的知识青年，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为了宣传新疆，号召和动员全国知识青年来新疆屯垦戍边，王震有感于当年南泥湾大生产时歌曲《南泥湾》对将士的鼓舞，决定组织创作歌颂、赞美新疆的系列歌曲，遂邀请早年相识于延安的老朋友、著名作曲家刘炽来新疆参观游览，并安排时任新疆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文化部部长的马寒冰接待、陪同。

刘炽和马寒冰是在延安就熟知的老朋友，现在骤然相聚于风光迤逦、民风独特的塞外边陲，自然是分外欣喜。两人回首峥嵘岁月，共话当前新疆巨变，不禁激情难抑。这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躺在床上的马寒冰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思绪仍在驰骋，王震率领兵团战士肩扛背驮、披荆斩棘的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就像过电影似的交叠浮现在脑海。他心潮澎湃，翻身而起，拿出纸笔，在他非常熟悉的一首新疆维吾尔族传统民歌的基础上，一挥而就写下了一首《新疆好》的歌词：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场。戈壁沙滩变良田，积雪溶化灌农庄。我们美丽的田园，我们可爱的家乡。

麦穗金黄稻花香啊，风吹草低见牛羊。葡萄瓜果甜又甜，煤铁金银遍地藏。我们美丽的田园，我们可爱的家乡。

弹起你的冬不拉啊，跳起舞来唱起歌。各族人民大团结，歌颂领袖。各族人民大团结，歌颂领袖。

第二天，刘炽起床后，看到这个歌词，引起强烈的共鸣，立即为之谱了曲。《新疆好》与马寒冰、刘炽在此期间合作完成的其他歌曲，统称为《边疆战士大合唱》组歌，一共是7首歌，其中《新疆好》是第3首歌。后经新疆军区文工团的演员们排练演出，尤其是在新疆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新疆好》这首歌迅速传遍了天山南北、长城内外，成为当时号召各地青年男女支边的最有力的宣传动员令。

“东方小夜曲”《草原之夜》

美丽的夜色多沉静，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

等到千里雪消融，等到草原上送来春风，可克达拉改变了模样， 姑娘就会来伴我的琴声。

《草原之夜》这首优美、动人的歌曲于198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入选音乐教材。这首被誉为“东方的小夜曲”的歌曲创作于1959年，由时年21岁的田歌作曲，张加毅作词，并成为描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生活的大型艺术纪录片《绿色的原野》主题曲。

当时八一电影制片厂接受了拍摄大型纪录片展示新疆屯垦戍边的任务后，导演张加毅带着包括年轻的田歌在内的一班人马来到新疆，来到戈壁沙滩可克达拉。他们被兵团战士战天斗地，忘我战斗的精神所感动。为了节约布料，战士们带的帽子都没有帽檐，衬衣没有领子，没有袖子。标准的军衣口袋是4个，兵团战士就减成两个。吃的是苞谷面，住的是地窝子，每天挑灯夜战，劳动都在十四五个小时以上。荆棘丛生，野兽都没有走过的地方，军垦战士用自己手搓的绳索，用自己制作的工具，披荆斩棘，筑了公路，挖了河渠。他们一手握枪，一手拿镐，硬是把千里戈壁沙滩变成了塞北好江南。

张加毅觉得生产建设兵团的垦荒战士都是特殊材料打造的，他们是无坚不摧的一支钢铁部队，战士们气壮山河的气势，使得他定名的《绿色的原野》纪录片画面宏伟壮观。他一直在思考给这部纪录片配上一支什么基调的主题曲才相宜？他要求这个主题曲既能反映战士们不畏艰苦、建设边疆的那种冲天干劲，又能真正表现战士们的内心世界。

一天黄昏，他和作曲家田歌在可克达拉草原上骑着马，边走边聊，天边的晚霞是那样绚丽，五彩斑斓，又是那样轻盈柔和，缓缓地倾洒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远处缕缕轻烟袅袅升起，风情万种地变换着形态，微风拂过脸颊，飘来阵阵撩人的肉香，耳边响起让人心摇飘荡的歌声，一时之间，两人以为是海市蜃楼，走近了，看清了，是兵团战士架起火，正在烧烤野鸡、野兔，战士们斜躺在旁边的木板车里，有一句没一句地哼唱着。张加毅就问战士们：“同志们，你们在唱什么呢？”战士们回答说，唱劳动嘛，唱爱情嘛，唱今天嘛，也唱明天嘛。战士们的话，触动了张加毅的心弦，他一下意识到这才是战士们内心情绪的真正表白，这才是战士们对生活的真正渴求。

当时，正处于“”年代，一切是政治挂帅，文化创作领域更不例外。所以，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要写出一首反映生活、爱情的歌曲，风险很大。但张加毅管不了这么多，他激动地对田歌说：“这才是人们内心情绪的流露啊！我们为什么天天在那儿强调‘拼命干，死了算，一天等于20年’呢？”田歌说：“张导，你敢拍么？你敢写么？”张加毅不回答，只问田歌：“小田，你敢谱么？”“你敢写，我就敢谱，”张加毅听出田歌在将他的军，说：“好，那咱回。”

张加毅信手游缰骑着马，刚才的情景在脑海中涌现，歌词在心中跳跃闪动，他拿出个铅笔头，把三个词、两个词记在烟盒上。一到农场，他迫不及待地挥着手对大家说：“本导演要写了，你们退下。”他觉得自己现在真正听到了战士们的心声，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是英雄好男儿。远离家乡，思念着远方的父母亲人。他们青春妙龄，渴望窈窕淑女，渴望爱情的滋润，对美好未来充满了憧憬。他觉得只有把战士深埋内心的爱情唱出来，才能够真正激励战士们的斗志，表达战士们的心声。取材于维吾尔族民歌是一种最好的表述，一句句歌词，信手拈来就跃然于纸上：美丽的夜色多沉静…… 在这沉静的夜晚，辛苦一天的军垦战士，在辽阔的草原上，弹起思乡的琴，琴声穿过草原，远方的姑娘你可听到？你什么时候来呢？

年轻的田歌拿着歌词，看得眼都直了，嘴里念叨了半天，也不吭一声，张加毅急了，连声地问田歌，“怎么样啊？你说话啊！”田歌好不容易开了口，反复过来过去就一句话：“亚克西，亚克西，好呀！好呀！”田歌此时思路像万马奔腾，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拿着歌词，飞奔而去。40分钟以后，田歌回来了，他拿着自己刚谱好的曲，非常投入地轻声唱给张加毅听。旋律是如此缓慢、悠扬，如波浪般的起伏，情思绵绵，仿佛是天边传来的天籁之音。

张加毅听着听着就傻了，愣在那里，当时是一个非常革命的时代，要处处体现刚和硬。张加毅心想，我是写得软了一点，怎么你这曲子比我这词还软？怎么办，张加毅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让田歌再唱一遍后又唱了一遍。田歌急了：“张导，怎么样？不行，枪毙算了。”正在这时，过路的生产兵团的战士们，越聚越多，他们在窗外你一声我一声地喊：“亚克西，亚克西！”鼓着掌冲进来。张加毅热血上涌，在田歌的曲谱上签道：“同意录音。张加毅。”

《草原之夜》这首东方小夜曲，像涓涓溪流，一直奔流在人民心中，尤其是农垦人的心中，滋润他们心田的就是奔流在他们血液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无私的奉献，爱祖国的理想和信念。因着这种信念和理想，他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使得边陲新疆处处赛江南。

可是谁会想到后来《草原之夜》被批倒批臭，词作者张加毅为了这首歌家破人亡，三番五次批来斗去，差点要了命。反“”时，因为每个单位要有3%到5%的指标，张加毅就因为这支曲有温情情绪，被打成了，理由是“靡靡之音，腐蚀青年，修正主义大毒草，配合赫鲁晓夫反华”。之后，张加毅被发配到唐古拉山当兵。

1966年“”开始了，张加毅又被当作军队的“文艺黑线”人物再次打倒。他遭到一浪高过一浪的批斗，被带有钉子的板子毒打，再用带毛的桃子折磨伤口。他得了胸膜炎，也得不到治疗，差点被折磨而死。家里人两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他的点滴音讯，死活不知。等知道他人还活着，被关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存放保密片的一间黑屋里时，夫人和孩子们松了口气，不管怎么说，总算人还活着。面对着身体的摧残，灵魂深处的伤痛，张加毅困惑、迷茫。

1976年，随着“”，张加毅和全国人民一样欢呼雀跃，庆祝国家获得了新生，戴在自己头上的“温情主义右倾情绪”的、主义的帽子，终于可以放到历史的衣帽柜子里了。2004年，病危中的张加毅嘱托家人在他去世之后，将自己的骨灰安放在可克达拉。

2005年6月22日上午，在《草原之夜》的诞生地伊犁可克达拉草原之夜风情园举行了张加毅骨灰安放仪式。张加毅实现了魂归可克达拉草原的愿望，可以每天看着、听着“变了模样的可克达拉草原上”许多青年男女爱情的故事和军垦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召唤知青的号角《边疆处处赛江南》

人人那都说啊江南好，我说边疆赛江南哎。朝霞染湖水，雪山倒影映蓝天。黄昏烟波里，战士归来鱼满船。牛羊肥来瓜果鲜，红花如火遍草原 。

人人那都说啊江南好，我说边疆赛江南哎。林带千百里，万古荒原变良田。渠水滚滚流，红旗飘处绿浪翻。汽车飞奔烟尘卷，棉似海来粮如山。

伟大领袖，领导我们永远向前。革命大旗高高举，天山南北红光闪。各民族兄弟干劲冲天，要让边疆处处胜江南。

歌曲铿锵有力、旋律婉转悠扬，充分肯定了戍边战士的光辉业绩和取得的“边疆处处赛江南”的辉煌成果，同时展现了边疆各族人民高举社会主义大旗，阔步向前的雄伟气概。这是上个世纪60年代，反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火热生活的大型纪录片《军垦战歌》的主题歌曲，人们被歌曲优美的旋律和歌中呈现的美好场景所吸引，更被歌曲所洋溢出的乐观自信的兵团建设精神所打动，唱遍了大江南北，唱到了今天，影响了几代人，也鼓舞了几代人。

《边疆处处赛江南》是由著名诗人贺敬之、郭小川和作家袁鹰作词，著名作曲家田歌作曲。如今的新疆“林带千百里，万古荒原变良田”已是真实的写照，真实的场景。天山南北的两大沙漠边缘和自然环境恶劣的边境沿线，在茫茫戈壁上呈现在世人眼帘的是一个个田陌连片、渠系纵横、林带成网、道路畅通的绿洲生态经济网络。“牛羊肥来瓜果鲜，红花如火遍草原。朝霞染湖水，雪山倒影映蓝天。”这温馨的场景日日都在上演。

因这首歌的魅力，这首歌的召唤，不单单是上海的知青，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含泪告别爹娘，离开养育自己的家乡，唱着《边疆处处赛江南》，怀着殷殷报国之情，来到祖国边陲新疆，把青春献给祖国，把汗水洒在荒原，在这里扎根创业，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这首歌的成功之处在哪里？魅力在哪里？曲作者田歌这样说，这首歌的创作成功并不是词曲作者有多大才能，主要创作源泉是来自于生产建设兵团这个光荣的集体、伟大的集体，真正有功的是我们伟大的军垦战士的事迹。“”的时候，田歌被人说成是“骗子”，天天骗。红卫兵问田歌：你说边疆处处赛江南，在哪呢？把个烂新疆描写得那么优美，那么诗意——什么“朝霞染湖水，雪山倒影映蓝天”……最可恨的就是这句——什么“战士归来鱼满船，牛羊肥来瓜果鲜”……我们上海人哪个不喜欢吃鱼？哪个不喜欢吃新疆瓜果？电影里还配上兵团人快乐地捕捞大肥鱼，猛吃哈密瓜的镜头，把我们全骗了！到新疆才知道，真是千里戈壁，万里黄沙呀，什么“湖水、肥鱼、瓜果”，就那么一丁点儿！新疆兵团把《军垦战歌》的电影在上海反复放映，田歌你这小子把曲子谱得太优美太好听了，把我们全迷住了。你就是骗子！

反映边疆将士的诗句篇3

豪情壮志篇

从军行

王昌龄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出塞

王昌龄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小编辣评

《从军行》的一二两句，境界阔大，感情悲壮，含蕴丰富；三四两句之间，显然有转折，但两句形成鲜明对照。“黄沙”句尽管写出了战争的艰苦，但整个形象给人的实际感受是雄壮有力，而不是低沉伤感。“不破楼兰终不还”，就是身经百战的将士豪壮的誓言。

《出塞》描写边防线上驻守的将士们很久没能回到家乡。只要有李广那样的大将戍守边关，就不会让敌人的骑兵越过阴山南下入侵。全诗反映了作者对驻守边疆的将士们久征未归的同情，也表达了诗人希望朝廷起任良将，早日平息边塞战争，使国家得到安宁、人民过上安定生活的美好心愿。

血腥残酷篇

己亥岁感事

曹 松a

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东樵苏？

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小编辣评

古代战争以取敌首级之数来记功，《己亥岁感事》描写战争造成了残酷杀戮，人民大量死亡。这是血淋淋的现实。诗的前两句虽然笔调轻描淡写，字里行间却有斑斑血泪。这就自然逼出后两句的沉痛呼告。

壮志未酬篇

蜀 相

杜 甫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小编辣评

反映边疆将士的诗句篇4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在几千年的文学发展历史中，诗歌始终占据着文学主流地位。山水旅游诗是古代诗歌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它以描写自然山水、吟咏田园风光、抒发怀古幽情以及展示民情风俗为主要内容。这些作品有优美的语言、动人的韵律、丰富的心灵感悟，有深刻的思想蕴含，并以独特的方式向我们展示着自然之美和生命之美，具有永恒的美的魅力。[1]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重要诗歌门类之一的山水旅游诗，晋初开始创作，经过晋南北朝时期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到唐宋鼎盛繁荣，直到明清，历史悠远。这期间作家层出不穷、作品更是浩如烟海。诗人不仅在这些山水诗中营造了或空灵澄澈、或淡远秀美、或雄浑阔大的山水意境，更注入了其对自然与人生的热爱和对宇宙与人生的感悟，具有较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山水诗繁荣的唐宋时代，咏史怀古、边塞、风俗人情等题材的旅游诗更是得到空前发展。但在唐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代旅游诗，无论在边塞诗的气象、旅游诗的题材及审美等方面，均与唐诗存在很大差异。

一、唐宋边塞诗的气象

边塞诗有两类。一类借写与边塞有关的事言志抒怀。这类诗的内容虽也有对边塞风光或战争场景的描写，但主要是为了抒发作者渴望投笔从戎的心愿、建功立业的壮志和卫国报国的情怀。作者并未亲赴边关，其对边塞风光或战争场景的描写，要么来自前人或他人的体验，要么出自个人的想象。如，杨炯在《从军行》中高唱的“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李白在《塞下曲》中吼出的“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这类边塞诗，作者写作时并未到边关去“旅”去“游”，显而易见，是不宜划入旅游诗范畴的。另一类是记录自己的边塞生活，描写边关风光、战争场景、将帅形象、士卒情怀的诗篇，是货真价实的旅游诗。这类诗的作者，要么本人有过军旅生活，如，骆宾王、陈子昂；要么亲身经历过边关战争或长期戍守边疆，如，岑参、高适、严武；要么有过亲身游历边关的经历，如，王昌龄、李颀；要么奉命出使，亲身到过边关，如王维。

唐代边塞诗与宋代边塞诗，都描写边塞生活、抒发爱国情怀，但比较唐宋可以归入旅游诗范畴的边塞诗，却发现它们的基调大不一样，唐代边塞诗昂扬，宋代边塞诗凄凉；宋诗如羌笛吹怨，胡笳悲鸣，令人扼腕，催人泪下。唐诗则如黄钟大吕，大气磅礴，使人振作，催人奋进。

（一）唐代边塞诗特点

唐代边塞诗产生在盛唐时期，这一时期国家强盛，百姓殷实，遇边境祸乱唐王朝多能克敌制胜保住疆土。这一时期，大部分边塞诗都表现出慷慨激昂的基调。

1抒发投笔从戎、边关杀敌、塞上立勋、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

如，骆宾王的《夕次蒲类津》：“……龙庭但苦战，燕颔会封侯。莫作兰山下，空令汉国羞。”该诗写于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当时，正值吐蕃入侵西北边境，名将薛仁贵任逻娑（今拉萨）道行军大总管出征西域，骆宾王在军中任奉礼郎，用此诗作表明苦战立功、死不降敌之心。又如岑参的《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也是借此抒发塞上立勋的抱负。

2誓死报国、英勇无畏、一往无前、有我无敌的英风胜概

严武在《军城早秋》中描写“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王昌龄在《从军行》中描绘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大漠风尘月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两首诗连在一起看，“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所表达的决不是像有些人所理解的“悲从军之多苦”、“久戍之苦”。而是豪气冲天的英雄主义精神。即使在“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唐时期，唐王朝的国力已经大降，版图也大幅缩小了，有过在边关从军经历的军旅诗人李益，仍在他的《塞下曲》中一如前辈那样高唱着英雄进行曲：“伏波唯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 诗歌歌颂边防将士决心仿效东汉名将伏波将军马援，决心为保卫祖国而不惜战死沙场，他们要远胜于那个曾经投笔从戎、绝域立功的东汉定远侯班超，有“宜将剩勇追穷寇”，不许敌人战车的一个轮子逃回巢穴的决心，同时在把敌人打败后继续保持高度警惕，防止外敌卷土重来。唐代边塞诗中这种英雄主义的主旋律，从初唐一直奏响到中唐。

3对边陲绝域奇特风光的礼赞，对艰苦戍边生活的讴歌

王维《使至塞上》中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是诗人满怀激情对西北边陲大漠雄浑自然风光的绝佳描绘，更是表达对“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为前方打了胜仗而感到欢欣鼓舞的自豪。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描绘的“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中描绘的“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这同样不是单纯地写景，而是乐观豪迈地抒情。风卷草折，八月飞雪，诗人不但不认为边关萧瑟，胡天凄苦，反而视若春风，梨花怒放。平沙入天，夜风如吼，碎石如斗，随风乱滚，诗人不但不以为艰苦，反而认为是杀敌制胜的大好时机。这种壮丽的画面、灿烂的色彩、铿锵的音韵、金声玉振般的诗句，正体现了唐代边塞诗人斗志昂扬、气吞风云的胸襟，对边陲绝域奇特风光的礼赞，对艰苦戍边生活的讴歌。

（二）宋代边塞诗的特点

两宋时期，与宋对峙并存的先后有辽、金、西夏、蒙古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而宋朝统治者，对异族入侵不像唐朝那样予以坚决反击，而是一贯采取赂敌求和的政策。这对于积贫积弱的宋朝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同时，宋朝赂敌愈急，敌人入侵也愈急，这更削弱了宋朝国力，从而也更无力、无胆反击外敌侵略。偶有主战派，在一片求和声中也是孤掌难鸣，甚至惨遭不幸！此时期的边塞诗，也多表现得沉郁、凄凉。[2]

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阔大胸怀名垂青史的北宋政治家、军事家范仲淹留下的表现他边塞生活的《渔家傲》一词读来沉郁、悲壮、凄凉。由于宋王朝的一味退让，侵略者得寸进尺，侵扰不已。一心为民的范仲淹一向反对赂敌求和的政策，他虽然率领将士取得了一时一地的胜利，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北宋朝廷的赂敌求和的政策，因而也难以消除边患。在词中，作者把忧愤国事、御侮卫国的壮烈情怀以及边防将士以身许国的英雄气概和对当权者赂敌政策的无可奈何，表达得淋漓尽致，令人感慨万千。[2]范仲淹笔底的“塞下”是延安，辛弃疾眼前的边疆是镇江，陆游诗中的边关是瓜洲《楼船夜雪瓜洲渡》，是汉中《铁马秋风大散关》，是宝鸡。在这些塞诗中，中原腹地，竟是“大”宋的边疆！相对唐代来说，这样一个不景气的王朝，是很难孕育出气吞万里的豪迈的边塞诗。胸怀伟大的范仲淹、文武全才的辛弃疾和亘古男儿陆放翁，其“边塞诗”也只能是赤子血、志士恨、英雄泪、壮士悲。宋代词人们报国无门和 “国破山河在”的悲叹与盛唐气象已相去甚远。[2]

造成唐宋边塞诗的巨大差异的原因是：唐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是当时在历史上还具有进步意义的封建制度蓬勃发展的高峰时期。初盛唐尤其如此。当时，整个社会开放进取，生机勃勃。唐王朝在极盛阶段，疆域曾达2307万平方公里，接近我国今天领土面积的25倍。[3]经济总量，更是高达当时全世界的五分之三。[4]而宋朝，则进入了封建社会的下坡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日趋严重。整个社会专制封闭，萎靡不振，即使北宋，版图也还不及汉代（汉为600多万平方公里[4]）。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只用了陆游一首诗的题目《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便证明了这一点。至于经济，虽说北宋时，其经济总量也占到了世界的一半[5]，但由于实行对外妥协投降、用钱财换安宁的国策，每年都要向辽、西夏等少数民族大量赔款输银，实际上是很虚弱的，注定了宋代不可能有唐朝那种大气磅礴的边塞诗。

唐代边塞诗空前绝后，还和唐代文人仕宦之路的多样性与任侠任侠，就是崇尚英雄行为、渴望建功立业、强调个性自由、珍视人生独立。的社会风尚有关。唐代文人入仕的途径有多种，除参加科举，还可投笔从戎，幕府效力，由军功而搏仕宦。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岑参，就都有过此种经历。这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边塞诗的繁荣。而宋代的文人想做官，就只有科举一条路可走。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开放进取的朝代，思想空前活跃，意识形态相当宽松。这种时代氛围，使任侠思想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文人大多崇拜边关杀敌、塞上立功。高适在《送李侍御赴安西》中宣称“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 即使像初唐王维那样的被人们视为“田园诗人”的人，在《少年行》中也呐喊“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可见，唐人任侠的社会风尚也是边塞诗繁荣的土壤。而宋代却是较为保守封闭的时代。统治阶级的全部心思，从开国君主赵匡胤开始，即是“攘外必先安内”。除“杯酒释兵权”防止武将作乱，对文人，在思想上也钳制很严。从歪整苏舜卿的“进奏院事件”开始，到陷害苏轼的“乌台诗案”，再到打击刘克庄的“梅花诗案”，文字狱不断。南宋兴起的理学，更是一门心思只“存”统治阶级的“天理”，而要灭掉人民大众的“人欲”。这种社会风气，使人们变得谨小慎微，怕谈国事，以英雄主义为基调的边塞诗就很难诞生了。

二、唐宋旅游诗题材

[JP2]在题材丰富多样性方面，宋代的旅游诗远逊于唐代。唐代旅游诗中，反映不同地域独特人文景观、民情民俗的风俗诗很多原因是唐代的文人格外喜欢漫游。唐代有一种与科举制度并行的潜规则――“行卷”行卷：即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前，把自己认为最为得意的诗作编辑成卷，送给达官贵人、社会名流阅读，以换取他们的赞扬、推荐，为随后的参考预造声势，广结人缘，先做铺垫。“行卷”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参试结果。因为唐代的科举试卷是不糊名、不保密的。而且，录取与否，排名高下，还要取决考官及有权力影响考官的大人物或名人的态度。之风。这种做法，一方面滋生了拉关系、搞请托的不正之风，另一方面，又迫使文人士子长年累月过州立府，攀结达官贵人、名流耆宿、世上英才，步入大千世界四海为家，漫游天下。唐代李白、杜甫、高适等诗人，都曾有过漫游的经历。唐人的“漫游”，歪打正着地造就了旅游诗的繁荣。比较而言，宋代文人就只需走“书斋――考场――官场”三点一线式的单调的求仕之路。其人生阅历，远不如唐人丰富多彩。下面列举唐代反映不同地域的风俗诗，以尝鼎一脔。[JP]

（一）唐代旅游诗题材

1.反映唐代东北地区以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生活

例如高适的《营州歌》：“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诗人通过对营州少数民族少年独特的服装、豪饮的习俗、高超的骑术的描写，为我们绘出了一幅唐代东北地区以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生活的风俗画。

2.描绘唐代长江流域

（1）长江三峡一带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风光的传神速写。例如刘禹锡的《竹枝词》：“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诗中，人们住在桃李盛开、云雾缭绕的高山之上。妇女也像男子一样参加劳动，常到江边背水上山。尽管劳动辛苦，妇女们还是很爱美，喜欢佩戴金银饰品。男子则提着长刀，戴着小斗笠，在山坡上刀耕火种，从事近乎原始农业的耕作。

（2）唐代扬州都市的剪影。例如张祜的《纵游淮南》：“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诗中的扬州，有十里长街，繁华市井，醉人月色，卧波长桥，窈窕丽人。尤其是禅智山，风景旖旎，简直使人想要在那里买一块墓地，美死在那个地方。

（3）唐代江南水城苏州的水彩画。例如杜荀鹤的《送人游吴越》：“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诗中的“吴”特指苏州，其特点是民房皆是傍水而建，是个典型的水城。这里有悠久的历史，那些今天“闲地”已经很少了的“古宫”，就是城市历史悠久的见证。这座水城河港多，桥梁多，还是著名的丝绸之乡！

3.唐代江浙一带的缩影

杜荀鹤的《送友游吴越》：“去越从吴过，吴疆与越连。有园多种橘，无水不生莲。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此中偏重客，君去必经年。”诗中的“吴越”，即今天的江苏、浙江，其特点是盛产柑橘、莲藕，商业繁荣。即使晚上，舟楫往来的桥边，也有灯火辉煌的“夜市”。此外，寺庙也多。而且，此地民风古朴，格外好客。

4.唐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风俗的扫描

（1）张籍描写云南的《蛮中》：“铜柱铜柱，指汉代马援平蛮时与少数民族酋长盟约所立的铜柱，在今湖南西部湘西自治州境内。南边毒草南边毒草，指生长茂密的草木，古人认为南方多瘴疠，原因之一就是草木丛生。生，行人几日到金麟。玉?穿耳谁家女，自抱琵琶迎海自抱琵琶迎海神：句中的“海”当指内陆湖，唐诗中习惯将内陆湖称为“海”。神。” 诗中提到蛮中，这里的“海”边女孩子有爱戴硕大的耳环、很喜欢音乐歌舞的习俗。这与今天生活在苍耳山下、洱海边的云南大理白族姑娘的生活习惯十分神似。

（2）柳宗元记录唐代广西一带人们生活的《柳州峒氓》：“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墟人。鹅毛御腊缝山?，鸡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诗中描写的，是唐代柳州一带居住在山岩洞穴中的少数民族的生活。他们穿着和汉人完全不一样的服装，有他们自己的民族语言。他们下山是为了买盐，买好盐后，就用青箬竹的叶子把盐包裹好带回山洞。若是去赶集，他们还会用新鲜的荷叶包上饭做干粮，他们用鹅毛缝成毯子御寒。在生产劳动时，他们总爱用鸡骨头求神问卜，祈求水神赐雨。他们喜欢“文身”，为了亲近他们，诗人甚至想脱下官服和他们一道去文身。

5.反映唐代澎湖列岛人们生活状况

例如施肩吾的《题澎湖岛屿》：“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黑皮少年学采珠，手把生犀照咸水。”这首诗告诉我们：远在唐代，澎湖和台湾就早在中国的版图之内了。这一带的海水中充满了鱼腥气，海边有一种特殊的夜市场――晚上营业、天亮前收市的“鬼市”。这里的人逐船而居，船走到哪里，家就算是安到哪里，并没有人固定在岸上住。这里阳光强烈，少年人大多晒得黑黑的。他们主要的生产活动是下海采珍珠，有时晚上还点着火把采集海产品。

（二）宋代旅游诗的题材

宋代类似上述风俗类旅游诗很少。宋代诗坛有一个整体性的风格追求，那就是以平淡为美。苏轼的《初到黄州》，虽有两句写了黄州的特点：“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亦仅此两句而已，并非通篇描绘。他的《食荔枝》二首之一有两句写到了广东惠州的风光：“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同样也是仅两句。至于其他诗人，则连苏轼这样的诗也少有。

三、唐宋旅游诗的审美

描绘山川河流、自然风光的旅游诗，唐代的大多具有壮丽之美，宋代的却只有小巧之美。

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在《莫砺锋说唐诗》一书中指出：王维虽然是盛唐山水诗派中成就最高的，但“……用诗歌来形象生动地反映我们辽阔的壮丽山河，写出神州大地自然风光的壮美，王维还做得不够。这方面的山水诗有待于胸怀更加宽广、气魄更加雄伟的诗人来完成，那就是李白与杜甫……李、杜的山水诗实在是好，他们以充沛的雄伟笔力描写了我们祖国的壮丽山河，写出了名山大川的壮丽之美而不是局限于狭小的区域、幽僻的境界。”[6]这段话的精神，同样适用于评价唐宋两代模山范水的旅游诗，可用李、杜代表唐朝，用苏轼置换宋代即可。

第一，同样写庐山，唐代李白渲染的是“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而宋代苏轼抓住的却只是“西林壁”（《题西林壁》）一隅。尽管他同样写出了千古名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气势与格局，终逊李白一筹。即使同样只写了庐山一个景点的《望庐山瀑布》，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气魄，也是苏轼所不及的。

第二，同样写杭州，气势亦大相径庭。唐代白居易当过杭州刺史，宋代苏轼做过杭州通判、知州，两人都写过不少有关杭州的诗。但白居易的诗，整体上比苏轼视野要开阔，场景要宏大。白居易的《杭州春望》是《清明上河图》式的长卷描绘，是用广角镜拍摄的全景：“望海楼明照曙霞，护江堤白踏晴沙。涛声夜入伍员庙，柳色春藏苏小家。红袖织绫夸柿蒂柿蒂，指绫上花纹的形状。，青旗沽酒趁梨花梨花，指赶在梨花盛开时开坛的美酒梨花春。。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而苏轼却没有一首这样描写整个杭州城的诗，而只有分别写西湖、望湖楼、有美堂等单个景点的诗，视野远不如白居易开阔。白居易是把整个杭州都装在心里，如同成竹在胸。苏轼却好像管中窥豹，只见一斑。尽管写西湖的名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使人拍案叫绝，但总使人觉得精巧有余而恢宏不足。

[JP2]第三，再看一组写洞庭湖的诗。宋代黄庭坚的《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萧德藻的《登岳阳楼》：“不作苍茫去，真成浪荡游。三年夜郎客，一舵洞庭秋。得句鹭飞处，看山天尽头。犹嫌未奇绝，更上岳阳楼。”黄庭坚的诗颇有“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大气。面对“满川风雨”，他偏有兴致独自凭栏欣赏。在他看来，君山的十二峰，就像传说中湘水女神头上一个个绾结的发髻。但这还不够。若是能坐上一叶扁舟，冒着漫天风雨驶入湖中，肯定能看到：在千万座银山的山谷间，有一座令人神往的青山。“可惜”二字传达的，不是对风雨的惧怕，而是未能得到征服它的机会的遗憾。萧德藻诗的重点在后四句，中心是强调景色的“奇绝”。但实际却相当平淡，不过是说湖上有白鹭在飞，水天相接处有青山看，仅仅在遣词炼句上，下了点功夫而已。拿这两首诗比杜甫《登岳阳楼》中的名句“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比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中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比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湖醉后三首》中的“?却?却，铲去。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两者之间的距离，就不可以道里计了。[JP]

宋代的旅游诗中，也有气势雄伟具有壮丽之美的作品。比如曾公亮的《宿甘露僧舍》：“枕中云气千峰近，床底松声万壑哀。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苏舜钦的《和淮上遇便风》；“浩荡清淮天共流，长风万里送归舟，应愁晚泊喧卑地，吹入沧溟始自由。”曾巩的《西楼》：“海浪如云去却回，北风吹起数声雷。朱楼四面钩疏箔，卧看千山急雨来。”陈师道的《十七日观潮》：“漫漫平沙走白虹，瑶台失手玉杯空。晴天摇动清江底，晚日浮沉急浪中。”这些诗，就都有股豪气，而且境界也开阔。但是，这类诗只是其中极少的部分，并非宋代旅游诗的主流与基调。

反映边疆将士的诗句篇5

一、边塞诗，战争现实的揭露

边塞诗反映了唐代有关战争各方面的现实，抒发了老百姓的心声。可以说，边塞诗是唐代诗歌的主要题材,是唐诗之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一部分。它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我国古代诗歌的历史长河中焕发着耀眼的光芒。

王昌龄，一位著名的边塞诗人。擅长七言绝句，被后世称为七绝圣手。他的边塞诗如：《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在这首诗里，诗人慨叹守将无能，意境开阔，感情深沉，有纵横古今的气魄，确实为古代诗歌中的珍品，被誉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王昌龄在《塞下曲》（其二）“ 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洮。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里，则以长城为背景，描绘战争的悲惨残酷。读此诗，似乎看到了白骨森森，散落于蓬蒿之中。使人油然而生悲凉凄苦之情。而心上人，也许正翘首期待丈夫早日凯旋，真真就是陈陶笔下的：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诗的前四句写塞外晚秋时节，平沙日落的荒凉景象；后四句写长城一带，历来是战场，白骨成丘，景象荒凉。全诗写得触目惊心，表达了非战思想。

而另一位边塞诗人岑参，在其《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强欲登高处，无人送酒来。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这首诗里，把军旅苦闷，思念家乡的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正是九月九，家乡的习俗是登高饮酒，可在这里，一切都消失殆尽。勉强登上高处，也没有兄弟送酒来，遥望家乡，故园旁边的应该开了吧，只是家乡也变成了战场，可怜的不知道有没有被战火摧残。

二、叙事诗——战争无情的反映

战争过后多年，战场依然暗淡凄凉，漫漫的黄尘，杂乱的蒿草，白骨散弃其中，永远被人遗忘。无论死者是哪一方的，对其本人和家庭来说，都是凄惨的悲剧。

岑参的另一首诗《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表面看是一首送别诗。但我看其中的战争味道还是非常浓的。将军角弓和都护铁衣均透漏出了镇守边关的将士们的信息。虽然不是战时，但在奇冷的“胡天”镇守边疆的艰苦尽通过作者的描写反映在纸面上。

另一位诗人沈佺期在他的《杂诗》中这样描写军旅之苦——“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可怜闺里月，常在汉家营。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听说驻守黄龙的军队，多年来都没有撤换。使得本应照在闺房的月亮，却常年照在边关的军营里。妻子思念丈夫，丈夫思念妻子，情意绵绵永无尽期。谁能率领军队，金戈铁马，一鼓作气，荡平敌人，拿下龙城，消除战争，社会安定，使得亲人团聚。作者通过儿女之情写征戌之苦，在表现厌战、反战情绪中，寄托了用武力维护边境和平的理想。

诗人陈陶的一首《陇西行》——“誓扫匈奴不罢休，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首诗通过春闺梦里人，把战争的残酷描写到了极致。诗首二句写将士忠勇，丧亡甚众；末二句写牺牲者是春闺日夜盼望归来团聚的情人。全诗反映了唐代长期征战带给人民的痛苦和灾难，表达了非战情绪。三、四两句，以“无定河边骨”与“春闺梦里人”比照，虚实相对，宛若电影中的蒙太奇，用意工妙。诗情凄楚，吟来让人潸然泪下。

诗人柳中庸则直接用“征人怨”做题，直抒胸臆，表达出对迁延无边的战争的不满。此诗写征人久戍不归的怨恨。《征人怨》——“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年年驻守金河和玉门关，天天不离马鞭和刀环。昭君墓上白雪落满，万里黄河围绕着黑山。远离家乡的征人，年年转战于西北苦寒之地，天天与兵器打交道。暮春三月本来是征人家乡春暖花开的时候，但边塞之地仍然白雪纷飞；黄河九曲，环绕着沉沉黑山。一切都那样零落荒凉。诗中没有一字是怨，但字字是怨，把征战之人厌倦戎马生涯的怨情寓于其中。

三、 抒情诗——报国之志的反映

在唐代的对外战争中，许多文人参与进去，对边塞和军旅生活有亲身体验，从戎而不投笔，写诗描绘苍凉的边塞风光，赞颂将士们的勇武精神，诉说自己的报国之志。

在诗人王昌龄的眼里，战争正是男儿报效祖国的最好时机，正所谓“箭在弦不得不发”。“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诗人视死如归，不赶走敌人誓不还家，既鼓励了边塞的将士的士气，也抒发了诗人自己的爱国情怀。又如：《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也是脍炙人口的名作。此诗气势雄浑,格调高昂,充满了战士们豪迈情怀，抒写了战士爱国立功和思念家乡的心情。

反映边疆将士的诗句篇6

《采薇》是《诗经·小雅》中的一首戍边之歌。全诗分为六章，每章八句，通过戍边士兵在归途中对战争生活的追忆，抒发了自己的内心感受，其中有思乡之情，有战斗激情，也有对生命的感伤，既突出了对国家的责任，也肯定了个人情感，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人文精神。

诗的前三章以倒叙的方式，回忆了征战的苦况。作者以戍边士兵的身份描述了因天子之命而守卫边疆的紧张而艰辛的生活。■狁凶悍，周家军士严阵以待，为了抵御■狁的侵扰，他长期远离家室，戎马倥偬，多么渴望边境早日安定而返故乡！和传统的反战题材的诗歌不一样，《采薇》是通过戍边士兵对猃狁的仇恨来表现作者的爱国情怀的，更是通过对他们忠于职守的叙述——“不遑启居”“不遑启处”“岂敢定居”“岂不日戒”和他们内心极度思乡的强烈对比来表现的。全诗再衬以动人的自然景物的描写：薇之生，薇之柔，薇之刚，棠棣花开，都烘托了军士们“日戒”的生活，心里却是思归的情愫，这里写的都是将士们的真实思想，反映了戍边士兵的爱国情怀和坚强作风以及艰辛的作战条件。

诗的四、五二章陡转笔锋，描写边防军士出征威仪，全篇气势为之一振，兵士们的爱国精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当然，诗歌也多少流露出戍边士兵对苦乐不均的怨恨情绪。拉车的马儿“业业”“骙骙”，高大强壮，可见喂养得好，不言而喻，它们的主人吃喝更不会差；而士兵们却靠着采集薇菜勉强果腹，个个面带菜色，骨立形销。将帅坐在车上，服饰鲜明，神气活现；而士兵们则整日跟在车后跋涉，满脸尘土，衣衫残破……尽管在这里作者只是描写了将帅车骑的威武、服饰的华美，但字里行间略带几分讥讽之意。虽然如此，忧伤的情调并没有降低本篇作为爱国诗篇的价值，而是真挚地表现了人们的纯真朴实，合情合理的思想内容和情感，也正是这种纯正的真实性，赋予了这首诗强盛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诗的末章写解甲归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当年我离开家乡的时候，正是春天，柳丝低拂；“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今天我重返故乡，却是雨雪迷濛的冬天了。虽能生还，然昔日的征戍劳苦却只换来今日的“载渴载饥”，怎不令人黯然神伤？《采薇》末章已成为抒情作品的典范，为历代文学家所称颂。在这里，作者借景抒情，没有直接倾诉内心的感情，而是以春天随风飘拂的柳丝来渲染昔日上路时的依依不舍之情，用雨雪纷飞来表现今日返家时路途的艰难和内心的悲苦。让那股缠绵的深邃的飘忽的情思，从风景画面中流出，含蓄隽永，令人潸然泪下。

《采薇》一诗通过叙事刻画出士兵真实复杂的心理，把其置于家国、忠孝的宏大矛盾的背景之下，显现出小人物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使得人物形象立刻有了足够的张力。其实这是人类生命尊严和主体意识的觉醒，是我国古代诗歌抒情艺术的典范，影响深远。

反映边疆将士的诗句篇7

国家的繁荣昌盛离不开所有民众“主人翁精神”的发扬及应尽义务的承担，这是国家认同的积极表现也是其内在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建构国家归属感。木氏土司正是认为自己归属于这个国家，才有责任去关心国家的利益，并在国家利益受到侵害时，挺身而出，他们通过积极朝贡、参与地方叛乱平定等义务的履行表明自己属于这个国家，是化内之民，而其国家认同感的真情流露则集中表现在木氏土司群体诗文作品中忠君爱国思想的直接表达和护土保疆历史责任的积极担当。

1.直抒忠意。1368年，元顺帝北走沙漠，朱元璋建立明朝，洪武初，对归附的元朝土司、土官，一律袭授原职。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军攻占大理等处后，丽江土官阿甲阿得率众归附，被钦赐以“木”姓，使之“守石门以绝西域，守铁桥以断吐蕃，滇南籍为屏藩”［3］，委以重任。明王朝对木氏家族及丽江诸民众的民族认同相应地换来木氏土司及当地民众对明王朝的国家认同，该国家认同的实现往往建立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此方面的论述可参看拙作《明朝木氏土司的文化认同研究》［4］，在明王朝的感召下，木氏土司积极纳贡、主动助饷、尽心平叛，对明王朝表现出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和忠君爱国的思想情怀。土司木泰旷达而又勤勉，一句“凤招每来红日近，鹤书不到白云间”，表现了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思想感情。土司木公志在隐居，当继承父业，担负起守土保疆职责时，便勇挑重担，暂且放下其“幽隐之趣”，并发出“忧国不忘驽马志，赤心千古照山河”这样的豪言壮语。土司木增在明王朝多难之际多次纳贡、助饷，并深情地表达自己的忠君之情“：主忧臣与辱，师众饷尤多。薄贡惭毛滴，天恩旷海波”，还自谦道“乔木世臣今忝窃，擎天捧日愧驽骀”。

2.护土保疆。忠君报国思想的直接表达是木氏土司国家认同的重要体现，这是木氏家族作家群体诗文创作的重要主题。土司木青才华过人，未袭职前即奉命参加对地方叛乱的征讨，袭职后第一年，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适逢顺宁大侯州逆叛，土司木青助饷银四千。不幸的是他29岁便英年早逝，可谓“壮志未酬身先死”，临终遗作《题竹》以一句“欲借青荫来入砚，任人和露写离骚。”表达其对明王朝的赤胆忠心。木青之死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疑团，此诗或另有它意，亦未可知。土司木泰明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袭土知府职，有《两关使节》传世，即“郡治南山设两关，两关并扼两山间。霓旌风送难留阻，驿骑星驰易往还。凤招每来红日近，鹤书不到白云间。折梅寄赠皇华使，愿上封章慰百蛮”。该诗是现存纳西人写的第一首格律诗，朝廷诏书来时，如红日临近，倍感温暖，令人振奋，招贤纳士的诏书未到，则暂且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颇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意蕴，折枝寒梅赠给使者，并拟奏章向皇帝陈述下情，以安定各边远民族，表达了自己忠君爱国的思想情感。参阅《木氏宦谱》知，土司木泰领兵参与地方平叛二十余次，颇有战功，没有这样的经历怕是很难写出前面的诗句。土司木公平定地方叛乱，亦战功卓著，比如，嘉靖六年(1527年)平定盐井那胜寨、陶索西原寨、欠甸寨，嘉靖八年(1529年)得胜建立永宁大海寨，又立海螺寨，嘉靖十年(1531年)得胜立当琮天胜寨、得胜鼠罗光世寨等等。鉴于土司木公的功勋，嘉靖十五年(1536年)皇帝钦赐“辑宁边境”御字。面对诸多的功勋和殊荣，木公在其诗《述怀》中说到：“丽江西迩西戎地，四郡齐民一姓和。权镇铁桥垂法远，兵威铜柱赐恩多。胸中恒运平蛮策，阃外长开捍虏戈。忧国不忘驽马志，赤心千古照山河”，诗中一句“忧国不忘驽马志，赤心千古照山河。”

表达了其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然而，木公的初衷却是想过着无忧无虑的隐居生活，他于嘉靖元年(1521年)春三月为《隐园春兴》写的自序中言“:夫求其志者，隐也”，嘉靖六年(1527年)他又为该诗集写了跋，说道“：先父莅政，愚闲处于家，朝饮暮作而已。今日则不然也。何哉？愚乃承天子之命，继守斯土，惟勤心锐意，以图尽共理分忧之职，日思之恐不及焉，幽隐之趣敢复为乎”？通过《隐园春兴》之序、跋可知木公莅政前朝饮暮作，过着隐士般的生活，莅政后，“承天子之命，继守斯土”，并且“勤心锐意，以图尽共理分忧之职”，表现了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忠贞报国的思想情怀。这种忠君爱国、勤勉为政的思想情怀在土司木增的诗作中表现得也比较明显，比如其诗《象岭晓日》曰：“象岭东南镇域中，湖波晓映太阳红。重阴积暗曦光破，幽谷穷岩暖气融。一片葵心常拱向，多时曝背愿输忠。扶天赤手家图远，日下丝纶眷命隆”。作者丹心向日，曝背输忠，一片赤诚，只恐赤手扶天，力有不逮，有负皇恩，他忠君报国之志愿在该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纳贡是木氏土司与中央王朝保持君臣关系的重要形式，也是其国家认同的重要表现，尤其是在国家多难之际，木氏土司捐大量饷银以解国家之困，更显其忠诚爱国之心，这集中反映在土司木增所做的《闻辽有警》中。该诗共两首，其一“：羽檄传辽左，九重东顾劳。陈兵皆虎旅，克敌本龙韬。塞月寒笳鼓，征云湿战袍。铙歌朱鹭曲，应满圣明朝”。其二：“每爱潜夫论，其如东事何。主忧臣与辱，师众饷尤多。薄贡惭毛滴，天恩旷海波。狼烟旦夕扫，泉石葆天和”。正如这两首诗所言，当明王朝面临北方军事势力威胁时，木氏土司向明王朝提供大量军饷，可谓竭尽忠诚，尽管如此还深感愧对明王朝的支持和信任，没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其思想主旨与他的另一首诗《对松》音磬同调，原诗如下：“灵根移得自徂徕，珠树苍苍绕砌台。劲节任经霜雪候，高标尽是栋梁材。千年虬干垂如盖，万壑风涛吼似雷。乔木世臣今忝窃，擎天捧日愧驽骀”。背靠大树好乘凉，木氏土司之所以能够在丽江地区开疆扩土，雄踞一方，主要仰赖明王朝这棵大树，从明朝初期朱元璋赐姓始，便奠定了该土司在丽江一带的地位，木氏土司也很明白这一点，并积极认同、拥护大明王朝，按时纳贡、积极助饷，这种潜在的历史动因在土司木增的《宁西大捷漫赋》中依稀可以看到，原诗如下：“整旅堂堂锋镝场，貔貅奕奕武威扬。佩刀掣鞘冲星斗，羽纛安营慑虎狼。沙漠风声秋跃马，金江月朗夜归航。微勋开拓凭廊庙，遐裔从今载职方”。此为木氏土司平定边乱的一次战役，战争取得了胜利，将士们凯旋而归，木氏土司为何具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全诗末联一句“微勋开拓凭廊庙”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土司木高，敕赐“乔木世家”四字，传世诗文不多，现存最早的作品是他于嘉靖十三年（1534年)所题之诗“木氏渊源越汉来，先王百代祖为魁。金江不断流千古，雪岳尊宗接上台。官拜五朝扶圣主，世居三甸守规恢。扫苔梵墨分明见，七岁能文非等才。”一句“官拜五朝扶圣主，世居三甸守规恢。”表明世守三甸，匡扶社稷是其政治取向，而内在驱动力则是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他另有碑刻摩崖诗文存世，石鼓碣便是其一，石鼓碣又称“大功大胜克捷记”碣，正面刻《记》及《醉太平》词一首，背面刻《太平歌》、《破虏歌》、《西江月》、《醉太平》等四首，记述嘉靖戊申(公元1548年)、已酉(公元1549年)木高带兵在临西(今维西)、巨津(今巨甸)一带御敌获胜之经过，表达木氏“子子孙孙束此敕赐诚心报国起花金带，世守丽江，巍巍然如北岳之高，洋洋然如金江之远”的忠君爱国思想，其中“诚心报国”、“世守丽江”是其国家认同意识的集中表达。正如吉尔兹所言“，在任何一个复杂构成的社会的政治核心中总有政治精英以及一套符号形式去表达他们真正管理统治的操作作为”，并且“高层政治的严肃性和高级崇拜的庄重性则比其最初显示所期隆重得多地从这种鼓舞中逸出。”

明王朝一次次的褒奖，“辑宁边境”、“乔木世家”等一个个富有鼓舞性的符号语言都使木氏土司以百倍的热忱投入到护土保疆的工作中去，且不断强化其国家认同意识。为了完成明王朝交给的既定使命，木氏土司四处征战，报效国家，在征战的岁月里，一首首诗文记下了历史的痕迹，有些诗文颇有边塞诗意味，比如木公的《塞上曲》：“刁斗深夜鸣，烽烟报虏营。将军不惜死，跃马宝刀明”，又如《怀行兵者》：“驱兵远渡斩楼兰，虎帐何时报捷还。我在画堂深处饮，不知多少铁衣寒”。一首首富有边塞意味的诗作再现了木氏土司尽心竭力报效祖国的真实画卷，此画卷饱含着忧心劳意之思，伤身费神之行，其内在的精神支撑则是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和护土保疆的担当意识。

二、报国安民隐居明志

木氏家族作为威震一方的大土司并没有穷奢极欲，挥金如土，亦没有纵情声色，荒淫无度，而是走向民间，表现出对普通百姓的同情怜悯，并付诸诗文创作，窥其诗文可知，其思想行为是比较“接地气”的，且闪耀着民本主义思想光芒，依势虐民之徒自不可与之同日而语。朝代鼎革之际，木氏土司或急流勇退，隐居明志，或实现对新王朝的政治认同，使当地百姓免受涂炭之苦，此亦是爱民之举。通过木氏土司之诗作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胸中若不容万民之忧乐，笔底也难涌浩然之正气。

1.报国安民。木氏土司报国安民之举及其思想表达是国家认同的内在要求和重要表现，并见之于其诗文作品。土司木公军功卓著，且有多种诗集传世，如《雪山始音》收录其律诗、绝句共211首，该诗集有张志淳为之作的序，言“间尝问诗，告以始于杜。又问所先？告以近体，可持循以入。无几何，以所为诗数篇至，若有近杜者矣。又无几何，以所为近体二百余篇至，良有似杜者矣”。通过该序可知木公之诗文创作及成就的取得与张志淳的点拨有很大关系，“始于杜”、“以近体入”是张志淳为木公指点的学习门径，在此方向的指引下木公诗文创作进步神速，“无几何”，便“诗数篇至”，“又无几何”，便“二百余篇至”，且已达到“良有似杜者”的程度。张志淳对木公的一些诗也做过不少点评，受到他“善学杜音”、“意句俱佳”、“似杜，佳而又佳”等好评。在张志淳的指引下，木公在学习诗文创作上效法杜甫，必然受杜甫民本主义思想的影响，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正如张志淳在《雪山始音》序中所言，木公“忠以体国，仁以育民，文以昭治……”木氏土司恪尽职守，替明王朝镇守边关，勤政爱民，以悲天悯人的情怀管理着一方，表现出了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和民本主义思想，集中地体现在木公的《刈麦》、《问民》等诗中。《刈麦》描绘了秋天丰收的景象，但是租税沉重，令人愁闷，体现了作者对民间疾苦的关注，原诗如下：“村村刈新麦，万顷黄云秋。复恐催租至，哀哀寡妇愁”。《问民》以近似口语化的白描手法描绘老妪、老翁的悲苦情态，并以一句“疮痍何日愈，俯首不能言”刻画了他们饱受摧折之苦后的心酸和对暗淡前途的渺茫，原诗如下“：妪泣桑株下，翁颓板门前。疮痍何日愈，俯首不能言”。从大的方面说，土司木公具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守土保疆、勤政爱民是其职责所在；从小方面说，土司木公在诗文创作上深受杜甫民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具有悲天悯人的思想情怀，所以，他的希望是“国泰民安”。这一思想主旨与他的诗歌《春社》曲调相同，原诗如下“：祷祀伊耆飨，村村楮香。儿童喧鼓角，耋老揖杯殇。戊日无风雨，时年足稻梁。国丰唯我愿，民乐此心康”。其中“国丰唯我愿，民乐此心康”为该诗的点睛之笔，是其国家认同意识的集中概括和高度体现。木氏土司的诗文创作之所以成就斐然，主要是因它已是木氏土司与中原王朝臣属关系的艺术性表达，已是联系当时有名望士大夫，传播其忠君爱国、勤政爱民思想的重要媒介。

反映边疆将士的诗句篇8

关键词：盛唐；边塞诗；马意象

盛唐是唐诗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边塞诗在这个时期的唐诗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直以来都是唐诗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马意象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个惯常话语，它经历了几个时代的重要发展后，到了唐代，马意象它在先前的基础上有了整合和扩充。马意象在唐诗中多处出现，就近些年来研究唐诗马意象的动态来看，作者们多从唐诗整体通观马意象，很少有论述一个时期、一个流派的马意象专题，所以，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一个时期、一个文体继续探讨马意象的作用和文化意义。

一、盛唐边塞诗中大量出现马意象的原因

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是与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一致的，由于政治对文化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政治集中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它拥有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和强大的物质力量。所以，政治可以成为强大的动力促进文化的繁荣与发展。由此，一个国家的文化精神也是自上而下发展的，在诗歌艺术方面，盛唐边塞诗中大量马意象的产生，就源于这种自上而下的发展原则，这包含了以下两方面内容。

其一，从文化上看，唐王室有着一半的鲜卑血统，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也在互相影响与融合，这是历史的必然。所以自唐初始，帝王自小受到的教育一半是汉民族文化的教育，一半游牧民族文化的教育，游牧民族是“马背上的民族”，对马有特殊的感情，这就使唐初帝王爱马成为了可能，唐太宗李世民陵墓的《昭陵六骏》浮雕便是个很好的例证。这种爱好即有民族性又有统一性，民族性是具有游牧民族文化的对马的喜爱，统一性是以马为代表的两种文化的统一，这正体现在汉民族的诗歌艺术方面上，唐太宗李世民就写了大量带有马意象的诗，如《咏饮马》：

骏骨饮长泾，奔流洒络缨。细纹连喷聚，乱荇绕蹄萦。

水光鞍上侧，马影溜中横。翻似天池里，腾波龙种生。

在唐王室中，对“马”的这种喜好从初唐一直延伸到了盛唐时期，唐玄宗李隆基就很好的继承并发扬了这一王室传统。盛唐时期的宫廷娱乐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舞马，即训练马匹随着音乐节奏舞蹈，一般都是百骏齐舞；同时唐玄宗李隆基还要求科场的读书人要会打马球，每当科举后，进士及第的人们照例要到长安月光阁聚会，其中一个重要项目就是让进士们打马球。同样，在诗歌艺术方面，唐玄宗李隆基在其《校猎义成喜逢大雪率题九韵以示群官》等诗作中也大量的运用了马意象。所以，基于统治阶级对马喜爱的意识形态，民间便产生了追随统治阶级喜好的思想，并大量的在生活中付诸实践，盛唐有过边塞从军经历的诗人们在宣泄这种追求时，手段之一就是通过大量运用马意象，甚至去夸张的赞美和马有关的物品――马具，比如高适的《咏马鞭》：

龙竹养根凡几年，工人截之为长鞭，一节一目皆天然。

珠重重，星连连。绕指柔，纯金坚。绳不直，规不圆。

把向空中捎一声，良马有心日驰千。

俗话说好“马配好鞍”，诗人这样不遗余力的赞美马鞭的目的实际上是要赞美配得起这根好鞭的良马。

其二，从军事上看，马是主要的军备之一，甚至到了近代它在军事上的地位和作用仍然很高，《后汉书・马援列传》中马援表曰：

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尊卑之序，

有变则以济远近之行，而兵所以恃以取胜也。

在我国历史上，到战国末期，骑兵开始进入战斗序列，汉武帝对匈奴用兵正是我国骑兵第一次大发展时期，奠定了以骑兵为住的作战体系，而唐代对突厥、土蕃、回鹘、奚、大食等游牧民族的战争发展并巩固了这一体系。唐代是“马上得天下”，再加上周边少数民族的威胁，统治阶级自然认识到马的重要军事作用，因此唐代非常重视训练骑兵与饲养马匹。整个唐代的边地军中多有马匹，举目可见，甚至还放养军马，马匹在边地深入到了生活的每个角落，抬头即见马。岑参在其诗《逢入京使》中写到：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马上相逢无纸笔”尤为人叫绝，边关外，人不离马，所以说在马上相逢，纸笔不便书写，所以说“无”，而使者不能稍停，诗人一时来不及，才嘱其口传，这真是边塞生活的真实写照。再如高适的《送刘评事充朔方判官，赋得征马嘶》：

征马向边州，萧萧嘶不休。思深应带别，

声断为兼秋。歧路风将远，关山月共愁。

赠君从此去，何日大刀头。

这首诗写得是在边塞送别，前四句围绕着马嘶来渲染离别之苦，用“萧萧”描绘马嘶鸣不息，然后写马的“思深”（心态）和“声断”（声态）都和离别自然的联系起来，征马嘶鸣的画面形象鲜活，正好为后面的赠别之语做了铺垫和过渡。

看来盛唐时期有过边塞从军经历的诗人们深入了到边地军中，他们发现和注意了现实，并自觉的把马做为意象反映到的他们作品当中。由此看来，唐政府的军事行动在无意识中促进了盛唐时期边塞诗里马意象的产生与发展。

二、“以汉喻唐”模式中的马意象

盛唐边塞诗人有着浓厚的汉代情节，“以汉喻唐”模式在盛唐边塞诗中大量出现，基于这种模式出现的意象是多样的，其中马意象中的“天马”就是这样的一个鲜明代表。

人们对某一阶段的历史所产生的态度，不仅取决于人们对现实的的态度，也取决于历史于现实关联的程度，因此“汉代情节”不仅是盛唐边塞诗人对历史的理解，还是现实的反映和和对理想的追求。“生产力不是凭空产生的”，任何一个时代的主体精神都是承上启下的，盛唐兼容并包，所以这个时代更需要从历史沉淀中寻找符合时代精神的泉眼。

汉代和盛唐是中国历史上两个强盛的时期，从地域上看，两个时代都定都长安，两个时代都受到来自西北游牧民族的威胁，汉代有匈奴和西域三十六国，盛唐有土蕃和回鹘；从军事上看，两个时代都在边地不断用兵，重视边防建设；从文化上看，自唐太宗开始就有大量学者在研究“汉书学”，而政府又把前、后汉书列为科举试题之一，再加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边塞诗是唐边塞诗的直接渊源，因此在盛唐边塞诗人看来，只有汉代才有可比性，也只有汉代才是汲取精神资源的宝库。

“以汉喻唐”模式中的马意象集中体现在了“天马”上，近来学术界也有探讨“天马”的，但并非从“以汉喻唐”模式入手，再这里我将对“以汉喻唐”模式中的马意象进行初步探讨。

盛唐边塞诗中出现的“天马”，就是诗人基于追求这种历史精神的心理而产生的。盛唐边塞诗中的“天马”实际上指得是大宛马，也就是汗血马，但在汉代，“天马”最初指得是乌孙马。汉朝与匈奴打仗，训练骑兵，需要种马，乌孙马的质量在汉代享有盛誉，最初从乌孙去内地的马匹，因其品质优良，遂称“天马”。直到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建元三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后，才知道大宛马的质量在乌孙马之上，于是汉武帝派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出使大宛买马。然而大宛王不但不肯卖马给汉使，且“令东边郁成王遮攻，杀汉使，取其财物”，消息传道长安后，武帝震怒，乃封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征讨大宛。在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第一次征讨中，由于沿途小国坚壁清野，使得征讨失败。在总结教训后，武帝派李广利于公元前102年第二次征讨大宛，此次李广利率军攻灭大宛，乃选大宛好马数十匹献于长安。自此大宛马为“天马”，而乌孙马遂名“西极马”。

看来“天马”这一名词的出现是具有深厚的历史沉淀的，“天马”作为意象出现，不仅是诗人对汉代的歌颂，也是对现实的描述、对现实追求，如周存的《西戎献马》：

天马从东道，皇威被远戎。来参八骏列，不假贰师功。

影别流沙路，嘶流上苑风。望云时蹀足，向月每争雄。

禀异才难状，标奇志岂同。驱驰如见许，千里一朝通。

从表面上看诗人描写的是天马的威风形状，但实际上诗人是通过对“天马“的描写来来赞颂李广利的军功，从而表达对当时国家在边地战争上取得胜利的喜悦。在诗人看来，征服少数民族后最大的犒赏，就是效仿汉代，让他们献上宝马良驹，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一个征服者的“贪婪”，满足一个社会尚武的风气，从而激励作者本人和读者去边地建功立业。

除此，“天马”还可以用来赞誉一个人的勇武与气概，再看高适的《送浑将军出塞》：

将军族贵兵且强，汉家已是浑邪王。子孙相承在朝野，

至今部曲燕支下。控弦尽用阴山儿，登阵常骑大宛马。

银鞍玉勒绣蝥弧，每逐嫖姚破骨都。李广从来先将士，

卫青未肯学孙吴。传有沙场千万骑，昨日边庭羽书至。

城头画角三四声，匣里宝刀昼夜鸣。意气能甘万里去，

辛勤判作一年行。黄云白草无前后，朝建旌旄夕刁斗。

此诗作于天宝十三年，高适在哥舒翰幕府任掌书记，浑将军为哥舒翰麾下之云麾将军、皋兰府都督浑惟明。高适在描写浑将军时用到“控弦尽用阴山儿，登阵常骑大宛马”，浑将军率擅长骑射的“阴山（山名，今内蒙境内）儿”箭无虚发；骑一日千里的“大宛马”（天马）所向披靡。一位将军昂扬矫健的气势，豪雄坚劲的姿态跃然纸上，而他胯下的“大宛马”正是其英勇善战的表现，其往日军功的证明。但高适却不直接写“天马”，而是用了别名，是因为这位浑将军其祖先是汉代匈奴浑邪王。当初汉武帝名义上是为求良马灭大宛，实际上是为断匈奴右臂，如果高适在此直言不讳的言“天马”来炫耀浑将军的战功，势必会引起歧义，造成民族矛盾。但是唐代胡汉一家，民族政策比较开明，所以高适才会以“天马”来赞誉一位匈奴后裔的将领，可见诗人用心良苦。

由此看来，在盛唐边塞诗中“以汉喻唐”模式下的马意象，诗人们不仅用其称颂了盛唐的丰功伟绩，还赞誉了那个时代的文人武将，但由于民族矛盾，马意象在使用方法上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三、马意象中的英雄意识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统一强盛而又充满活力的朝代，它疆域辽阔，经济发达，政治开明，军事强大，诗人们在时代的感召下，呈现出了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和雄浑的气魄，他们对生活充满着希望与执着。帝国的强盛赋予整个社会以无限的活力，这种时代精神孕育了整个社会都具有英雄意识，整个时代都有崇尚英雄的风气，这是盛唐边塞诗中产生英雄意识的基础。

首先，盛唐时期有过边塞从军经历的诗人们的英雄意识是通过对英雄人物的崇敬和羡慕的心理来体现的，他们心中的英雄是以军武英雄为主的，以英雄为榜样，渴望建功立业，封侯拜相。在我们看来，英雄一般都会毫无节制的喝酒吃肉，他们会向掌柜的大喊：“来两斤牛肉，酒尽管筛来！”。因为我们会认为，填满英雄胃肠的酒和肉可以转化为征服敌人的能量，这也正是我们理解的英雄的人格。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展现英雄人格魅力的另一个方式――马意象。马上看壮士，在盛唐边塞诗中，马所背负的一定是强者，在那些歌吟勇武英雄的诗句里，骏马是英雄生命的一部分，诗中常常以马意象壮其行色，而那些英雄就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如杜甫的《高都护骢马行》：

安西都护胡青骢，声价H然来向东。此马临阵久无敌，

与人一心成大功。功成惠养随所致，飘飘远自流沙至。

雄姿未受伏枥恩，猛气犹思战场利。腕促蹄高如踣铁，

交河几蹴曾冰裂。五花散作云满身，万里方看汗流血。

长安壮儿不敢骑，走过掣电倾城知。青丝络头为君老，

何由却出横门道。

这首诗表面上是在咏马，一匹形制壮丽，桀骜不训的宝马，但实际上是在赞颂它的主人高仙芝的英雄气概，近代的高步瀛在《唐宋诗举要》中说：“妙在句句赞马，却句句赞英雄”。再比如岑参的《卫节度赤骠马歌》中：

……红缨紫珊瑚鞭，玉鞍锦鞯黄金勒。

请君鞲出看君骑，尾长@地如红丝。……

岑参描写的马有高贵华丽的装饰和又长又柔如红丝一般的尾巴，为我们展示了一匹非凡的良马，但诗人的用意却是在赞颂卫节度的勇武。英雄骑宝马，宝马衬英雄，两者相配，不能错位，写马实则写人，战将的勇武一刻也离不开马的配合，因为战马与战将的配合，正是古代战场拼杀的一个基本战术构成，所以杜甫在《前出塞九首》中这样说：

……射人先射马……

其次，盛唐边塞诗中的英雄意识是对自己渴望建立功业的心理寄托而产生的。唐代文人投笔从戎走向边塞，投身于战斗生活当中，渴望在边塞一展身手，这对他们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盛唐边塞诗中，马意象成为了诗人建功立业英雄意识的集中体现符号。岑参在《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中这样写到：

火山六月应更热，赤亭道口行人绝。知君惯度祁连城，

岂能愁见轮台月。脱鞍暂入酒家垆，送君万里西击胡。

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此诗可以看作是岑参勉励李氏立功扬名，创造英雄业绩，但这又何尝不是诗人自己的理想和壮志呢？他内心蕴藏、焕发出来的功业追求，渴望实现自己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这一切都通过“马上取”得以挥斥、诉说，其英雄豪气使后世多少读者为之激动振奋。在这种建功立业的豪情中，马意象还成为了诗人自己的化身，它象征了诗人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不惧艰难险阻，一往无前的信念。良马的神速也体现了他们对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也自信，如岑参的《卫节度赤骠马歌》：

……草头一点疾如飞，却使苍鹰翻向后。……男儿称意得如此，

骏马长鸣北风起。待君东去扫胡尘，为君一日行千里。

又如高适的《画马篇》：

……荷君剪拂与君用，一日千里如旋风。

飞驰的良马寄托着诗人驰骋战场的壮志，盛唐欣欣向荣的时代环境和诗人的建功理想在马意象上达成了默契，成为诗人个人英雄意识的写照。

在盛唐边塞诗中，马意象就是这样充满了英雄浪漫色彩，它们在形象上雄姿英发、器宇不凡，在精神上承载着的是一个一个边庭健儿和诗人自己高贵的梦

四、马意象同边塞风光

盛唐边塞诗中的马意象向我们展示了神秘、雄伟、丰富多彩的边塞风光，同时也反映出了边塞生活的艰辛。

边塞的春天，李益在《塞下曲》中这样写到：

……燕歌未断塞鸿飞，牧马群嘶边草绿……

西北高原，天高云淡，鸟儿群飞，北方民歌飘荡在广袤的草原上，马群在绿色的草地上狂欢奔跑，撒欢鸣叫，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虽然歌声中饱含了边塞军士们对家乡的思念，但也饱含了歌唱者对边地的热爱和身处边地的自豪情怀，这种感情体由马群的欢嘶带来，而马群的欢嘶也迎接来了塞外的春天，这是怎样的一种壮美豪情。

春天是美好的，然而边塞的景色并不总是这么诗情画意，实际上边塞自然条件而劣，生活艰苦，人烟稀少。从历史地理学上讲盛唐边塞地处新疆、甘肃、内蒙的西部等地；从地理学上讲，这些地方在气候类型上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是干旱区，沙漠较多，降水稀少，冬季时间长而且寒冷、狂风肆虐，边塞自然条件而劣，生活艰苦人烟稀少。这些在盛唐边塞诗中的马意象里均有体现，有描写沙漠多的，特别指出的是岑参的《碛西头送李判官入京》：

……胡沙费马蹄……

诗人在这里提到了马蹄，这个马蹄实际上指的是马蹄铁。蹄铁是中国的发明，大约发明于汉初，蹄铁的发明是为了减少马蹄的磨损，从而增加马的“脚力”。日日在沙中奔跑，可见对蹄铁的磨损很严重。同样提到蹄铁，却描写气候恶劣的有岑参的《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

……交河城边飞鸟绝，轮台路上马蹄滑……

马踏在边塞冬天的路上，由于路上冰雪覆盖，而马蹄上又有蹄铁，因此马和路之间的附着系数很小，才会打滑走不稳。还有岑参的《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

马蹄脱指的还是蹄铁，由于严寒，钉进马掌的铁钉热胀冷缩，从马掌中滑落，导致了马掌脱落。钉蹄铁的铁钉比较粗，会是怎样的严寒才使其脱落的呢？这不是我们所能感受到的酷寒，而诗人在边塞却实实在在的经历了这种寒冷。边塞除了酷寒，还有大风，如王昌龄的《变行路难》：

向晚横吹悲，风动马嘶合……

马儿嘶叫并不是应和风声，而是因为风太大、太冷，已经超出了马的承受力。而高适的《自蓟北归》里这样写到：

驱马蓟门北，北风边马哀……

“哀”字正是形容了马的这种嘶叫是痛苦的。

这就是边塞的风光，既有它温存的一面，也有它冷酷的一面，诗人们通过对马的描写，侧面的勾勒出了边塞的艰苦生活，毕竟在酷寒多风的冬天，马背上的正是诗人自己，但这绝对不诗人的满腹牢骚，而是证明了他们建功立业的决心和信心，他们让我们通过马看到了一个个投笔从戎、铮铮铁骨的盛唐读书人。

五、结语

最后，意象是由物像加工而来的，作为事物的马虽然千差万别，但意象本体――马是一致的，都具有同一类的相同特征，马意象在盛唐边塞诗中广泛运用，它不仅是时代风貌的反映，也是诗人自己人生理想的的体现，更展现了我们民族的这种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

注释：

宇文所安.盛唐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扉页。

张玉娟.试论唐代边塞诗“以汉喻唐”模式[J] .山东社会科学，2004，3，91-93。

张柠.英雄的人格和语义[N] .南方周末，2007-1-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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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谭其骧等.中国历史地图集[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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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任文京.唐代边塞诗人的英雄意识[J].文艺研究，2004，3，74-79.

反映边疆将士的诗句篇9

一、吟咏自然，心系祖国

杜甫有许多描绘自然风光的诗篇，清新明朗，亲切自然。字里行间折射出他深深的赤子之心。例如，一提起歌咏泰山的诗篇，后人立即想到杜甫那首《望岳》，可见其影响力。全诗描绘泰山的壮美，表达了对祖国山川的热爱。尤其是末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千古传诵的名句。这句不但写出了泰山的雄浑，也体现出诗人的壮阔胸襟，引发后人情感上的共鸣。再看他在夔州寓居时所作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首诗意境雄浑阔大，感情深沉悲凉。前两联描写登高所见所闻，“无边”两句，无论是摹写形态，还是渲染气势，都非常生动传神，为后人所激赏。后两联抒发登高感触之情。诗人不仅描绘自然之秋，更渗透了他漂泊异乡、老病愁苦、忧国伤时的复杂感情。

二、关注黎元，悲悯天下

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杜甫到处辗转流离，因而他有更多机会了解底层人们的生活状态。目睹百姓居无定所，生活艰难的情状，他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于是他奋笔疾书，替黎民百姓呐喊。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他大声疾呼：“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是贯穿全诗的思想，也是杜甫一生真实写照。他当时刚经历丧子之殇，然而诗人推己及人，把由一己之哀痛推及万民之哀痛，联想到贫穷的百姓会在粮食收获的季节没有粮食。我们再一次为杜甫悲悯天下的博襟所折服。同样，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他的茅屋几乎被狂风摧毁，又遇上了绵延不断的秋雨，屋漏被湿，全家无法安卧，处境极其悲惨。但诗人从自身不幸遭遇生发开来，关注到那些同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百姓，于是吟出“愿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表达了他甘愿为天下贫寒之人解除痛苦哪怕牺牲自己的强烈愿望，这种舍身利人的精神，恰是诗人高尚情怀的具体体现。

三、反对战争，呼唤和平

安史之乱给唐王朝带来的巨大灾难是不言而喻的。战争不但破坏生产，而且人们生离死别，饿殍遍野。杜甫及亲人的遭遇就是最典型的说明。因此，杜甫诗作中多有对战争的描述，乐府诗《兵车行》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诗人选取了一个亲人相送的凄凉画面，官府抓壮丁去前线打仗，亲人别离痛苦。当时王朝征战越来越频繁，给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战争是激烈而残酷的，“边庭流血成海水”，边疆的战士血流成海，但是“武皇开边意未已”，统治者用武力扩张领土的贪欲并没有停止。诗作反映了统治者穷兵黩武、征调不止所造成的田园荒芜、苛税繁重等社会问题。《兵车行》是杜诗中的名篇，为历代评论家所赞赏，它表达了诗人反对战争，呼唤和平的心声，今人读之，仍有裨益。

四、揭露腐败，宣泄愤懑

杜甫关注民生的同时，把矛头指向了造成百姓苦难根源的统治者。杜甫有许多诗篇深刻地揭露了上层统治官僚的腐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反映了社会的黑暗，同时宣泄了诗人愤懑之情。在《丽人行》里，诗人以精工细笔描绘了三月上巳日杨氏兄妹曲江游宴的场景，极写其衣着华丽，宴饮奢侈，诗人寓贬于褒，辛辣地讽刺了统治者荒淫骄纵的生活。《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一诗揭露了贪官污吏如何巧立名目向百姓横征暴敛的事实，将这些腐败的贪官污吏斥责为“蝥贼”，从“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中，可以看出诗人对统治阶级的各种祸国殃民的罪行怀着强烈的憎恨。他认为要拯救黎民百姓，必须先除去这些强取豪夺、盘剥百姓的贪官。

反映边疆将士的诗句篇10

关键词：朔方;历史沿革;诗歌

一、朔方的历史沿革

朔方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北方边防重地之一，在历代的文献资料和文学作品中都有所提及，对中原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流和边地重镇的军事防御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古典诗歌中，重要的边塞意象有云中、受降城、玉门关、雁门关、阳关、单于台、朔方、居延等，这些边塞意象共同见证了边地的战争、文化和生活。

《中国古代名物大典》中这样解释：朔方，亦称“朔”，北方。有关朔方的最早的起源，《书・尧典》：“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孔颖达疏：“北称朔，亦称方，言一方则三方见矣。北称幽都，南称明从可知也。都谓所聚也”。《史记・五帝本纪》作“申命和叔居北方”。又《舜典》：“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孔颖达疏引 《尔雅・释训》：“朔，北方也。”《小雅・鹿鸣之什・出车》也提到了朔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N狁于襄”。汉・刘向《九叹・远游》：“i高风以低葙猓览周流于朔方。”在这些古代典籍中，都将朔方解释为广大的北方之地，都没有具体地方所指。但是仍可以从前秦的典籍中找到对朔方这一地区的描述：《山海经・西次四经》记载：“北百七十里，曰申山……区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北二百里，曰鸟山，辱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又百二十里，曰上申之山……汤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有北八十里，曰诸次之山，诸次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又北百八十里，曰号山……端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1]从《水经注・河水》可知区水、辱水分别为延河、秀延河。三申之山，杨守敬《水经注疏》卷三认为在米脂县北，号山在佳县西北。诸次之水，史念海先生认为是流经鄂尔多斯高原和陕北的秃尾河。[2]春秋时期，游牧北方少数民族因“晋悼公使魏绛和戎翟，戎翟朝晋”，[3]入于晋国的势力范围。三家分晋后，这一地区分别为处于晋国西、北面的魏国、赵国所有。战国时期，朔方地区是赵、魏、秦、林胡（匈奴）角逐的地区。

到了西汉，为了平定边境少数民族侵扰，巩固封建统治，“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4]汉武帝设置十三刺史部，其中就有朔方刺史部，包括：朔方郡、五原郡、上郡、西河郡、北地郡。这样朔方就有了具体的地方所指。“朔方郡，西汉元朔二年（前127）置，治所在朔方县（西汉元朔二年（前127）置，为朔方郡治。治所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北黄河南岸什拉召附近。）辖境相当今内蒙古伊克昭盟西北部及巴彦淖尔盟后套地区。”[5]《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对朔方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释名：“朔方，西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辖境约今银川市至壶口的黄河流域，北括阴山南北，南迄陕西宜川县、甘肃宁县一线。东汉建武十一年（35）废入并州。”

到了唐代，朔方为“唐、五代方镇名。唐开元九年（721，一说元年）为防御突厥置朔方节度使，后又称灵盐、灵武节度使，为玄宗时边防十节度经略使之一。治灵州（治今宁夏灵武市西南）。初领单于都护府，夏、盐、绥、银、丰、胜六州，定远、丰安二军，东、中、西三受降城、开元二十二年（734）兼领关内道诸州，寻兼领州。其后分合不常。大历末始分灵、盐、夏、丰及西受降城，定远、天德二军为朔方管内。大顺初，只领灵、盐二州。光启三年（887）后相继为韩遵、韩逊等所辖据，五代初从属于梁。北宋废。”初期辖境较广，其后逐渐减缩，长期领有今宁夏地（不含盐池县）。

“朔方地区位于唐都长安正北面，平均海拔高度在1000一1800米，最北的阴山平均高度1300-2000米，而关中地区平均海拔仅400米左右，自北南下，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势。……从北面度过黄河后南下，在东面有窟野河、簦yinM）水（秃尾河）、朔水（奢延水、无定河）、吐延水（秀延河）等;在中部，因毛乌素沙漠并非如现在的样子，其间仍多湖泊，可直接横穿而南下;在西面，沿着黄河而下，渡过黄河渡口后，可进而南下进攻萧关，顺着马莲河河谷进攻宁，威胁长安;或转而西向，进攻河西地区。”[6]朔方地理位置险要，西北有阴山山脉和贺兰山， 但中部和东南的河套地区和关中地区地势较低，这样就有利于北方少数民族骑行南侵，威胁中原。

据《旧唐书・地理志》：“朔方节度使，捍御北狄，统经略、丰安、定远、西受降城、东受降城、安北都护、振武等七军府。”为了防御少数民族如突厥、吐蕃的侵犯和平息不稳定的边地的叛乱，唐王朝在边地设置军事重镇，以保护国家的稳定。“唐代在睿宗景云中（公元710-711），曾在西、北沿边一些军事重镇，给军事长官以节度使的称号。到唐玄宗时，共有平卢、范阳、河东、朔方、河西、北庭、陇右、剑南、岭南等十个节度使;安史之乱以后，内地也多设节度使，辖境大小，自二三州至十余州不等。这些节度使又称方镇、藩镇、节镇，他们在各自辖区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富’《新唐书・兵制序》，全面掌握军政财赋等大权，并与唐朝中央政权相对抗，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7]从景云元年至天佑四年约两百年间，朔方作为北方重要的军事重镇和门户，不仅可以防御少数民族进犯，而且可以作为出击敌人后方的前进基地，是保护中原的重要屏障，保卫着唐王朝的安定。

朔方“截河套之冲， 固延绥之”。灵州“为关中之屏蔽， 河陇之噤喉……西魏以迄周隋， 亦以灵武为关中藩捍。”[8]由于地势的重要， 唐王朝在这些地区驻扎了众多的军队， 以加强此地的军事力量。朔方重要的军事将领有王忠嗣、安思顺（突厥后裔）、郭子仪、张仁、杜叔良等，朔方兵力情况在《通典》一七二《州郡二》略载：“朔方节度使，管兵六万四千七百人，马万四千三百匹。”包括经略军，丰安军，定远城，西城，安北都护府，东城，振武军，分管着各自的士兵和马匹。唐代朔方军，这支驻守在边疆的部队， 在唐前期十大藩镇中， 是一支势力较强的军队。平定安史之乱， 所依靠的主力是朔方军。朔方军又曾一度助唐削平各地藩镇叛乱， 解除“奉天之围，”为维护唐王朝的继续存在起了很大的作用。

以上就是朔方历史沿革的概况，朔方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北部边防重地。随着历史逐渐的演变，唐时的朔方要比汉时的朔方在规模和所起的作用方面更大。此外，唐代文人所作的边塞诗中有许多朔方的边塞意象，把朔方加以文学化，使朔方不仅有历史的使命感又有文学的厚重感。

二、“朔方”的边塞意象分析

在《全唐诗》中，朔方作为重要的边塞意象之一，《全唐诗》共有60首，唐代诗人借以朔方之地来表达内心的思想情感。无论是南方诗人还是北方诗人，无论游边或在边地出任官职，所写的边塞诗都流露出投笔从戎、豪气高涨的情怀。将这些诗歌进行整理和分类，大致按诗歌表达的内容分为以下几类：

（一） 诗歌传递出杀敌报国、投笔从戎的激昂之情

唐代国力强大，疆域领土也达到空前水平。整个时代都洋溢着自信、高昂的精神，大量诗人出塞从军或游边，逐渐了解边地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写出了数量繁多的边塞诗。朔方地处北方边陲，是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从而诗歌传达出诗人从军报国、慷慨激昂、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概，整个诗作情绪高昂，格调雄健。如张说《将赴朔方军应制》：

礼乐逢明主，韬钤用老臣。恭凭神武策，远御鬼方人。

供帐荣恩饯，山川喜诏巡。天文日月丽，朝赋管弦新。

幼志传三略，衰材谢六钧。胆由忠作伴，心固道为邻。

汉保河南地，胡清塞北尘。连年大军后，不日小康辰。

剑舞轻离别，歌酣忘苦辛。从来思博望，许国不谋身。

清人说此诗“骨气坚凝，气体雄厚，此工部先鞭也”，认为其开杜甫雄健之先河，评价甚高。此诗虽然是应制之作，但是全诗除了赞颂明主功绩，还具慷慨之气：“胆由忠作伴，心固道为邻”。诗中还通过“汉保河南地”“胡清塞北尘”“不日小康辰”传递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许身报国的爱国情操，并许朔方地百姓们过上安定的生活。末四句呼应题目，收转至“将赴”，表现为国建功立业的豪情。

在这60首有关朔方的诗歌里，有一部分诗歌是应制诗作，诗作中也传达了杀敌报国、投笔从戎慷慨之情，如李m、刘宪、苏F、李V、郑侄夹垂《奉和圣制幸望春宫送朔方大总管张仁》。“幸”是指皇帝驾临其处，“望春宫”是指唐代京城长安郊外的行宫，有南、北两处，题目中的望春宫是指南望春宫，在东郊万年县（今陕西长安东），南对终南山。在神龙二年，唐中宗命左屯卫大将军兼检校洛州长史张仁为朔方道大总管，以备突厥。在将领张仁赴朔方之前，皇帝在宫殿之上为即将北上、征战沙场的英杰送行，诗人们也奉皇帝的旨意为将领张仁赋诗践行。张仁在朔方地区最主要的军事贡献是上疏请求乘虚夺取漠南之地，并沿黄河北岸修筑三座首尾相应的受降城， 以断绝突厥南侵之路，并北设烽火台一千八百所。从此，突厥不敢度阴山畋牧，朔方从此不再受其攻掠。据《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一・列传第三十六》：

……六旬而三城就。以拂云为中城， 南直朔方，西城南直灵武，东城南直榆林，三垒相距各四百余里，其北皆大碛也，斥地三百里而远。又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逾山牧马，朔方益无寇，岁损费亿计，减镇兵数万。

虽然应制诗是由皇帝下诏命而作文赋诗的一种活动，主要用来娱帝王、歌颂太平盛世，可这几首有关战场、战争的应制之诗，整体都洋溢着在北方的战争前线，将军带领士兵们奋勇杀敌，最终会旌旗高扬将士们凯旋而归。如李V的《奉和幸望春宫送朔方军大总管张仁》：

边郊草具腓，河塞有兵机。上宰调梅寄，元戎细柳威。

武貔东道出，鹰隼北庭飞。玉匣谋中野，金舆下太微。

投醪衔饯酌，缉衮事征衣。勿谓公孙老，行闻奏凯归。

诗歌前两句朔方边地郊区草木枯萎，这秋天时节正是突厥南下引起边塞冲突时期。“武貔东道出，鹰隼北庭飞”言其大唐的将士们无畏勇猛镇守着北方边疆。结尾四句写举起酒杯为已穿上征衣、整装待发的将士践行。且不要说将领已双鬓衰微，却仍能率领骁勇战士大破敌人凯旋而归，全诗表达了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情感。

（二） 诗人讽喻时局、对当时的统治不满的情绪和沉重的反思。如杜甫的《忆昔二首》：

忆昔先皇巡朔方，千乘万骑入咸阳。阴山骄子汗血马，

长驱东胡胡走藏。邺城反覆不足怪，关中小儿坏纪纲，

张后不乐上为忙。至今今上犹拨乱，劳身焦思补四方。

我昔近侍叨奉引，出兵整肃不可当。为留猛士守未央，

致使岐雍防西羌。犬戎直来坐御林，百官跣足随天王。

愿见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书郎。

钱谦益曰：“《忆昔》之首章，刺代宗也。”诗歌前四句回忆了先皇肃宗起灵武，复西京，率回纥兵讨安庆绪，彰显出了个人的雄才英武，但却偏信李辅国操纵军政大权，宠信皇后张良娣，纵容她干预政事，祸及父子。这句“至今今上犹拨乱，劳身焦思补四方”，王洙曰：“拨乱，内平张后之难。补四方，外能经营河北也。”下段八句感伤代宗不能振起。代宗初为元帅，整肃朝廷，裁制时政，启用程元振用事，程元振却在代宗面前诬陷中伤郭子仪，致使郭子仪束手留京，吐蕃入寇，皇帝、臣子匆忙逃跑。所以诗人慨然思傅介子焉。“老儒”句，作者自叹虽为臣子却不能为国出力。这篇《忆昔二首》以史系诗，讽喻时局，并表现了对当统治者的不满，流露出杜甫深沉的爱国忧思。

（三）表现边地生活艰苦，以及流露出远在北方边地征人思乡的凄凉情感。

朔方地处北方，多为萧索、干冷、阴寒的气候，生活环境艰苦。那些来自中原、南方虽抱有一腔热血的有志之士，也无奈朔方边地的艰苦环境，如“边地多阴风，草木自凄凉”、“剑文夜如水，马汗冻成霜”。

唐代建功立业的社会氛围感染着许多诗人，这些诗人怀揣崇高的理想奉旨出塞或带兵打仗或游边拜谒，但久居他乡远离亲人、朋友，只能靠书信联络不共时的情感，未知归期，诗歌充满千里之外家乡的绵绵思情。如刘皂的《旅次朔方》：“客舍并州数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诗人自己客居一地，望断天涯而不得归乡;李益的《将赴朔方早发汉武泉》：“去乡幸未远，戎衣今已故。岂惟幽朔寒，念我机中素。去矣勿复言，所酬知音遇。”作者用朔方苦寒的自然环境来反衬自己内心的孤独感，思念故乡，想念朋友，始终有种悲凉之感。

（四）表现出边地独特的地域风光和自然景色

尽管朔方气候寒冷，景色凄凉，但是独特的自然风光却带来了异域的美感。大漠、黄沙、落日、大雁等都给人一种大气、辽阔、无尽天涯的享受。如苏F的《奉和圣制幸望春宫送朔方大总管张仁》“北风吹早雁，日夕渡河飞”;孟郊的《邀花伴（自注，时在朔方）》：“边地春不足，十里见一花。及时须遨游，日暮饶风沙”;杨巨源《赠邻家老将》：“大漠寒山黑，孤城夜月黄”;吕温《奉送范司空赴朔方》：“坐见黄暮云，行看白草秋”。

综上所述，朔方作为中国古典诗歌重要的边塞意象，得到了唐代文人的重视，并将朔方意象融入到边塞诗中。有些诗人确实来到朔方一地，见了此地的景色和人文抒写心中快意。有些诗人却是没有来过朔方，通过想象和虚构寄托心中的遥思。带有朔方意象的边塞诗同一般的边塞诗歌一样，诗歌整体反映战争、思乡等内容和情感，但朔方诗以朔方一地的独特的景物风貌和人文内涵见证了唐代北方边防重地的战争、文化和生活。（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

参考文献：

[1]袁坷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新秦中考》，黄河水利出版社

[3]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中华书局

[4]《汉书・地理志》

[5]史为乐：《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6]师海军：《唐代朔方地区的文化与文学活动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