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翻译十篇

史记翻译篇1

关键词： 补偿 钕芤 戴乃迭 《史记选》 方法

1.引言

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行为，翻译过程涉及原语和目的语之间语言文化信息的转换。由于语言文化差异等因素，翻译必然导致一定程度上的语言缺损与失真。王佐良曾指出“翻译最大的困难，就在于两种文化的不同。在一种文化里有一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外一种文化里却要费很大力气加以解释”[1]。对于异质文化读者来说，原文蕴含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在其认知语境中可能会造成缺省，而这样的缺省常常会引起其对原作理解上的偏差与障碍。因此，译者必须有意识地进行翻译补偿，通过运用多种补偿方法，尽力弥补译文效果，实现有效的文化交流。

《史记》是中国典籍中的精品，蕴含着丰富而深厚的传统文化，《史记》的英译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于《史记》英译的研究很少，已有研究主要包括《史记》英译状况的概述和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研究视角从社会语言学、生态翻译学、接受理论、功能翻译理论及翻译伦理等切入，鲜有从翻译补偿角度对《史记》英译的研究。此外，译本的研究对象主要为华兹生和倪豪士译本，对杨宪益、戴乃迭译本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将以杨译本为研究对象，探究译者在翻译《史记》文化信息时，如何运用补偿手段来弥补译文的意义损失和文化损失，帮助西方读者准确全面地理解《史记》，进而为典籍的英译工作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依据。

2.翻译补偿

莫娜・贝克在其《翻译研究百科全书》中指出，“补偿是一种翻译技巧，即译者通过借助译入语特有的语言手段，尽力弥补译文在语义、声音效果、修辞以及语用效果等方面的缺损，以使译文达到与原文大体相同的效果”[2]37。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许多学者如奈达和泰伯、纽马克、赫维和希金斯等对翻译补偿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颇有建树的成果。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赫维和希金斯的研究，他们提出了四种补偿类型[2]38：compensation in kind（类比补偿），即在译文中运用与原文不同的语言表现手段进行补偿;compensation in place（换位补偿），即译文在不同于原文的位置进行补偿;compensation by merging（融合补偿），也就是在译文中将原文多个特征融合在一处表达;compensation by splitting（分解补偿），即将原文一个词语的含义化入到译文较长的一段话中。本文以国内学者马红军提出的补偿类型为依据，他认为，“补偿手段可分为显性补偿与隐性补偿。前者指明确的注释，体现译者的异化翻译倾向;后者指译者充分调动各种译入语手段，对原文加以调整（包括增益、释义等），反映出译者的归化翻译策略”[3]37。

3.杨宪益《史记选》英译本的翻译补偿策略

下面将通过一些具体例证，分析杨宪益、戴乃迭在其《史记选》英译本中（以下简称杨译）的补偿方法。总体来说，杨译倾向于使用注释，间或运用增益和释义的方法进行补偿，保证了原文意义的准确传递。

3.1显性补偿

译本中，直译加尾注是比较多见的补偿手法。译者通过在文本后加以注释，详细交代人物身份、地名等文化背景知识，解决了西方读者阅读中出现的意义真空，帮助其理解了原文的含义。

例1：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珏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

Several times Fan Zeng shot Xiang Yu meaningful glances and three times， as a hint， raised his jade jue ...[4]121

中文读者自然能领悟到“珏”的谐音含义，“珏”与“绝”谐音，意为“断交”。范增多次给项羽使眼色，用玉珏暗示项羽杀掉刘邦，与刘邦彻底决裂。项羽虽在鸿门宴之前决定要剿灭刘邦，但听到刘邦一番辩解后，杀刘邦的动机消失，且感到羞愧，所以沉默不应。西方读者看到his jade jue，想必体会不出这样的隐含意义。杨译在将“珏”音译后，在尾注中解释“珏”的含义：“An ornament in the form of a broken ring. He was hinting that Xiang Yu should break with Liu Bang.”有益于读者理解鸿门宴事件和项羽的为人不忍、性格天真和缺少政治判断力。

例2：孔子曰：“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

Countered Confucius， “If the humane were always trusted， how do you account for what happened to Bo Yi and Shu Qi？”[4]259

该例涉及一个著名的典故。伯夷、叔齐是商末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兄弟俩互让江山，后遇周武王伐纣，二人认为是不仁之举，不愿吃周朝的粮食而饿死在首阳山。该典故对中国读者来说非常熟悉，不难理解原文的含义：孔子对那些品行高尚、坚守节操的人却横遭灾祸的现象深感疑惑。西方读者由于不具备这一文化背景知识而难以理解原文。此处译者通过加尾注“two Shang nobles who starved to death after the fall of the Shang Dynasty”对伯夷、叔齐的身份进行说明，很好地补偿了文化缺省，有益于译语读者的理解接受。

3.2隐性补偿

译本中用到的隐性补偿方法主要包括“增益”和“释义”。增益指翻译时增加适当的词语，释义即解释性翻译，两种补偿方法都是明示原语读者视为理所当然而译语读者不甚了解的意义。

例3：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

On the road， he met his son， later Emperor Hui， and his daughter， later Queen Yuan of Lu， and made them ride in his carriage. When the Chu cavalry came hot on their heels， the king in desperation pushed his children out[4]141.

本例中，“孝惠”、“鲁元”这样的人名对于没有任何原语文化知识背景的西方读者来说是相当困扰的。杨译采用了增益的方法，通过添加“his son”和“his daughter”，对“孝惠”、“鲁元”的身份加以说明，让译语读者明白刘邦为了自己逃命，想减轻车子的重量，竟然把自己的儿女推下车，不管他们死活。这样的补偿处理帮助读者看到了刘邦自私残酷的个性，也就不难理解其日后为何能成就霸业，成为皇帝。

例4：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

... He had Sun Bin’s feet cut off and his face tattooed on a criminal charge in the hope that he would no longer appear in public.[4]397

古汉语言简义丰，如此例中的“黥”字，其释义为：“墨刑在面”，是古代一种刑法，即用刀在犯人的脸上刺上记号或文字，再涂上墨[5]649。这一中国文化特有词汇在译语中没有对应的表达。此处，译者采用了释义法进行补偿，将其翻译为“had his face tattooed on a criminal charge”。“tattoo”意为“mark a permanent picture or writing on someone’s skin with a needle and ink”[6]2370，在西方社会中，“tattoo”不是刑罚，而是一种流行文化或习俗。杨译加上了“on a criminal charge”来说明刑罚之意，准确传递了原语所表达的内容。

4.结语

《史记》堪称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的精品，涉及大量的习俗、典故及文化负载词语。杨译在处理这些语言文化信息时，主要采用了直译加注、增益和释义等方法进行补偿。直译加注能较好地保留原文的异国情调，但在一定程度上会干扰译语读者的思路，影响其阅读兴趣。增益和释义让译语读者不必阅读文本外的注释就能获得对原文的准确理解，但不可避免会影响其对原作的美学享受。译者应在充分考虑译文总体翻译策略和读者对象的基A上，对这些补偿方法做出选择，以确保原文意义的准确传递。

参考文献：

[1]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2]Baker，M.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7.

[3]马红军.“翻译补偿手段的分类与应用―兼评Hawkes《红楼梦》英译本的补偿策略”[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10）：37-39.

[4]杨宪益，戴乃迭，译.史记选[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5]《古代汉语字典》编委会编.古代汉语字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史记翻译篇2

关键词：西方翻译简史；西方翻译理论

一

《西方翻译简史》是谭载喜教授于1991年出版,2004年增订的翻译学专著。

谭载喜，著名翻译理论研究学者，香港浸会大学驻校学者、博士生导师，北京语言大学和中山大学兼职教授，博导。其最主要贡献是将美国翻译理论研究学者奈达的理论译介到中国。《翻译学》和《奈达论翻译》奠定了谭载喜在外语理论界的地位。

做西方翻译史研究的还有就职于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刘军平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谢天振教授。刘军平教授所著的《西方翻译理论通史》，全书分为十三章，分别讲述了翻译理论的引进、翻译的流派划分、定义、中西名实观、早期的翻译活动史料、各流派代表人物及理论。根据时间顺序及各翻译家的流派来分章节，结构清晰，内容全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谢天振教授的《中西翻译简史》把中西翻译活动的发展轨迹及译学观念的演变过程放在一起依时间顺序，论述其异同，结构清晰，内容丰富，开了历史之先河，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谭载喜先生的《西方翻译简史》以作者自谦的“一次大胆的尝试”，系统而突出重点的分析了欧洲和北美翻译事业的发生、发展及其历史演变的概况，并对主要流派及杰出的翻译家和理论家的生平、理论和功绩作了重点介绍。在《西方翻译简史》出版之前，并没有学者对西方翻译史做系统的研究，本书的出版填补了该项研究在中国的空白。作者薄古厚今，重点介绍了近代和现当代的翻译大家及理论，是一本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翻译学专著。

二

全书分为六章。除第一章绪论外，作者按时间顺序把西方翻译史分为了古代翻译、中世纪翻译、文艺复兴时期翻译、近代翻译和现、当代翻译五个部分。第一章绪论部分,概述了西方翻译史上的六次高潮、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及本书写史的意义。第二章为古代翻译，主要讲述了自公元前三世纪古罗马时期到公元五世纪罗马帝国覆灭为止的西方古代翻译、其代表人物及理论。第三章为中世纪翻译，作者讲述了从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时到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的主要翻译大家及理论。其中重点介绍了初期的翻译家波伊提乌、中期的托莱多“翻译院”和末期的民族语翻译。第四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概述了十四世纪末到十六世纪中欧洲特别是西欧各国的翻译，着重介绍了德国、法国和英国的代表翻译家及翻译理论。第五章为近代翻译，介绍了十七到十九世纪的翻译，其中重点讲述了法国、德国、英国和俄国的翻译大家及理论发展。第六章为现、当代翻译，即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的翻译。包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现代部分和之后的当代部分。

三

本书优点很多,以下列出一二。书末附有西方翻译史大事记和重要人名索引，方便查找记忆。书末附的西方翻译史大事记按时间顺序以表格的形式把西方翻译的主要人物、作品、论点、流派及大事提要罗列了出来，几乎覆盖了公元前三世纪到2003年所有的重要信息。重要人物索引把西方翻译史上各大家按英语字母表的顺序罗列了出来，并且标注出该翻译家在本书的哪一页出现过，他的称谓、国籍及所处的年代。这两个附表都方便于读者在短时间之内找到所需信息，并且方便读者梳理记忆。如果读者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阅读本书也可以通过这两个附表对西方翻译史有个大概的了解。

在西方范围内从共时和历时两个方向进行研究，范围广泛，内容全面。历时方面，该书主要介绍了从公元前三世纪到2003年的翻译大家及其思想。本书各章以时间为顺序，作者介绍了六次翻译高潮。共时方面，在西方翻译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作者都提出了该时期的主要译者进行研究。以第五章为例，作者依照时间顺序介绍到了近代翻译时期，并共时研究了该时期的在西方翻译史上表现突出的四个国家法国、德国、英国和俄国及其主要翻译代表人物。这样作者就不会漏掉该国某个主要的翻译阶段或者某个主要的翻译大家，内容完整、全面。这种谋篇布局便于读者对整个西方的翻译思想的发展和每个翻译家在翻译思想发展过程中所处的时期有清晰的了解，便于梳理记忆。

尽管《西方翻译简史》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著作，但里面也有一些瑕疵。

有几处内容冗余。如本书第五章近代翻译的第二节法国翻译和巴特中的第89页写道“十七世纪法国翻译界译作数量最多而质量最差的翻译家要数米歇尔.德.马罗尔。” 作者还讲到米歇尔本人很浮夸，他的译作质量差没有文学价值，后世基本没人看。作者用了400多字来介绍这样一个姑且能称之为翻译家的人。这样一个无研究价值的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本介绍著名翻译大家的翻译学专著中？这样画蛇添足的介绍可能会扰乱读者对整个翻译史中优秀的翻译大家的记忆，有害而无益。

小标题设置不当。这个问题可以分两方面来分析。第一，在一、二、三章没有把概述单独列出，所有章节都没有把总结单独列出。这样不利于读者理清作者思路。第二，作者在后三章中，以国别作为小标题分开该阶段的翻译大家。这样会使作者的论述限制在了这几国范围内，尽管他们是主要的国家，但是其他西方国家在该时期肯定也有杰出的翻译家出现，这样会造成翻译家介绍的疏漏，内容就会不全面。文化无国界，翻译无国界，翻译家属于哪个国家并不那么重要。在这方面，刘军平教授在《西方翻译理论通史》中采用的用流派划分翻译大家更可取。

四

谭载喜教授编著的《西方翻译简史》是原国家教委资助的相关研究课题的成果，出版后好评如潮，填补了西方翻译史的系统研究在中国的空白，是一本有理论，有分析，举例得当，通俗易懂的翻译学专著。该书为读者展示了一副从公元前三世纪到2003年的西方翻译史画卷，内容丰富充实，结构明确清晰，填补了西方翻译史在中国进行系统研究是空白，是一本具有极大学术研究价值的翻译学专著。

参考文献

[ 1 ] 高华丽. 中外翻译简史[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 2 ] 刘军平. 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 3 ]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 4 ]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5] 邵露.周欣. 博棕约取 示人门径――评《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2).

史记翻译篇3

关键词 关联理论 少数民族史诗英译 文化缺省 翻译补偿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1少数民族史诗简介

史诗是世界各个民族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学样式。史诗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融入大量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内容，一部史诗是一座民间文学的宝库，是认识一个民族的百科全书。中国少数民族史诗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是由历代少数民族所创造的，包含有文字类和无文字类两种，即口头史诗和书面史诗。各少数民族史诗几乎都使用本民族语言或文字，反映了本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生产、生活、思想、感情和愿望。二是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是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文学离开少数民族史诗是不完整的。

中国的少数民族有着悠久的史诗传统，具有以下三个突出特征：第一特征是口头流传的活形态。中国缺少早期以文字记录的书面文本，史诗基本上是以口头形式流传于我国边远的少数民族的民众之中。第二特征是英雄诗歌特点突出。由于各民族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各民族的史诗表现出多元、多层次的文化史的内容，创世神话、早期史诗和原始信仰关系紧密，关于氏族复仇、部落征战和民族迁徙的史诗又与世俗化的英雄崇拜联系起来。第三特征是我国各民族史诗的类型多种多样。北方民族以长篇英雄史诗（heroic epic）见长，南方民族的史诗则多为中、小型的创世史诗（creation epic）和迁徙史诗（origination epic）。

2少数民族史诗英译的重要意义

史诗是古老而源远流长的叙事文学样式，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史诗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文化的象征和文明的丰碑，它不仅是认识一个民族的百科全书，也是一座“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举世闻名的“三大史诗”――藏蒙史诗《格萨（斯）尔》、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内涵丰富，情节曲折，结构恢宏，气势磅礴，皆为几十万诗行的鸿篇巨制，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人类最伟大的英雄史诗之列。除“三大史诗”外，在中国的北方和南方，学界还至少发现并记录了数以千计的史诗或史诗叙事片段，而且大多至今仍以活形态的口头演述方式在本土社会的文化空间中传承和传播。

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孙宏开等人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现存的132种少数民族语言中，有20%的语言已经濒危，有40%的语言已显露濒危迹象或正走向濒危。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少数民族史诗一定要从脆弱的薄冰上抢救出来，我们必须使这些死亡或濒危语言写成的民族史诗不再是天书，我们要使这些从远古走来的民族记忆再次激发出生命活力，我们要以英语为语言工具，以典籍翻译为桥梁，将中国55个少数民族的史诗整理并翻译出来，把少数民族文化推向世界，传播给世界；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史诗。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英译以及对外传播，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对弘扬中国各民族的先进文化，加强民族团结，提高我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3少数民族史诗英译中的文化缺省及翻译补偿

从关联理论的角度看，翻译是借助语言在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行的交际活动，是一种三元关系（即原文作者、译者和译语读者）之间的双重明示――推理过程。然而，由于认知环境的差异，译语读者在欣赏翻译作品时，记忆中缺乏相关的图示，无法将语篇内信息与语篇外的知识和经验联系起来，从而难以建立起理解话语所必须的语义连贯和情境连贯，导致话语理解上出现困难。

文化缺省是指译者在与其意象读者交流时对双方共有的相关文化背景知识的省略。但在翻译中，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原作者与原读者间基于相同文化所形成的默契不可能自然地存在于原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所以，原文中为了提高交际效率或修辞效果而采取的文化缺省策略往往会造成交际中的障碍。少数民族史诗中文化意象丰富，例如人名、地名、习语、格言、宗教以及隐喻等等，这些文化意象的存在大大地丰富了少数民族史诗的文化内涵，提升了它的艺术价值。然而，这却给译者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如何将这些独具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意象准确又不失文化特色地传递给译语读者，无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3.1文外做注：即文内直译，有关文化缺省的说明则放在注释之中

此种译法优点在于能较好地体现原作者的艺术动机和原著的美学价值同时可以利用注释相对不受空间限制的特点，比较详细地介绍有关的出发文化的知识，并有利于引进外来语；读者通过注释解决了意义真空点，沟通了与上下文的关联，从而建立起语篇连贯。可以说文外做注是用以解决文化缺省最常见，也是最有效的方法，特别是在处理文化缺省比较密集的语篇，如少数民族史诗。

阎王爷听了额伊库勒也库勒！

派遣丁鬼额伊库勒也库勒！

抓了魂额伊库勒也库勒！

带走了额伊库勒也库勒！

（ 满族史诗：《尼山萨满》）

Eilule yekule Ilmun Han① heard this.

Eilule yekule He sent an underworld minion

Eilule yekule who seized his soul，

Eilule yekule taking it way.

Note①： The Load of the Underworld who acts as the judge of the dead.

3.2文内明示：即文内意译，或直译与意译相结合，不借助注释。

此种译法的优点在于能使读者迅速建立起连贯，阅读的兴奋惯性不会受到影响。缺点是文内可用于语篇外文化介绍的空间有限，此外，原文含蓄的审美效果也会因译文透明式的处理方式而被削弱。

说完，萨满神智不清了，神从其背部紧紧附体。

（满族史诗：《尼山萨满》）

As she spoke， the shaman entered into a state of trance and god ‘weceku’， the holy spirit of her ancestor， descended on her from back and began to possess her body.

4结语

汪榕培曾指出：“所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其前提一是保持民族特色，二是要译介到世界上去，没有‘译出’，就没有世界性可言。”少数民族史诗英译的目的是更好地保存、传介少数民族文化。忠于原文，充分传递原文中的文化信息是翻译时必须遵守的一个前提。文化意象是少数民族文学典籍中重要元素。因此，研究少数民族史诗英译中文化缺省现象的翻译补偿策略意义重大。译者要多方研究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风俗习惯等等，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进行英译，尽量呈现给目标语读者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经典文学作品。

参考文献

[1] Gutt，Ernst-August.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 [M]. Oxford： Blackwell，1991.

[2] Sperber，D. &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Oxford： Blackwell.，1985/1996.

[3] 林克难.关联翻译理论简介[J].中国翻译，1994（4）.

史记翻译篇4

一

20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即中西交通史研究，本为元史及西北地理的派衍，但所受的直接影响，却为欧美、日本汉学家的研究成绩，“这一学问在中国本为新兴的，但在近数十年中，其成绩的表现已颇为惊人，在将来是一定可以驾欧美而上之的”。大量翻译外人论著亦属成绩之一，其特点可归纳为以下方面：首先，以法人、日人著述为多，俄、德两国的汉学著作鲜有汉译本。国人懂英文者虽不少，但英文汉学著作如玉尔（H.Yule）、劳佛尔（B.Laufer）、夏德（F.Hirth）者，亦少译为汉文。事实上，这些英文著作在民国学者间传阅甚广，或在国内影印发行，然而毕竟中译本较易流传，且便以不谙外文者参考。其次，译著以专题研究著作为主，通论性作品较少；以人名、地名、物产、路线、人物等考证性论著为多，中外文化交流史译本较少。再次，就文本形式而言，著作与游记并重。中西交通史研究发源于欧美、日本探险家对中亚地区的考古探险，这些探险旅行的主要成果则是游记或考察报告，对研究中亚地区民族、宗教、语言、艺术诸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故有些著名的游记和考察报告均有汉译本。最后，译界颇为混乱，学术规范也不严格，国内学者常以“译”代“著”，而不加以说明。有学者曾如此评论近代中国汉学译业，“盖通西文者多鄙弃汉学，而治国学者亦忽视西文，其或力足任此，亦视为劳而少功之业。而外人之著述，又或瑕瑜不掩，加以印行困难，解人难得，中国国学遂似与外国汉学者绝缘，实一不合理之现象”。若说“绝缘”，或略有过言，毕竟还有少许学者从事?译工作，但若与日本学界相比较，中国学者不热心于译业，则是不争的事实。

西域是连接东西方的枢纽地带，不仅因汉代交通西域而重要，而且是中国文化西传以及域外文化近如印度、远如欧洲传入东方的通道，因此西域史地向来是学者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中心课题。民国时期出版较重要的西域史地译著如：钱稻孙译《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注》（藤田丰八，泉寿，1929）及《西域文明史概论》（羽田亨，泉寿，1931）、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羽溪了谛，商务，1933）、向达译《匈奴史》（E.H.Parker，商务，1934）、梁园东译《西辽史》（E. Bretschneider，中华，1934）、傅勤家译《康居粟特考》（白鸟库吉，商务，1936）、王古鲁译《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白鸟库吉，商务，1938）、何建民译《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桑原骘藏，中华，1939）、张宏英译《中央亚细亚的文化》（羽田亨，商务，1941）等。

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论》、桑原骘藏的《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两种译著影响较大，多次再版，至今仍有参考价值。《西域文明史概论》（东京弘文堂书房，1931）据历次东西洋人在西域的探险报告，扼要地阐述西域文化的本质、来源及其演变。本书论点大体可立，然谓中国历代文明对西域无多大影响，其原因是为存有优劣之差，有商榷余地。羽田亨被国内学界誉为“日本中亚研究之第一人”。《大公报·文学副刊》曾为此书预告，并大力推介，“羽田氏书于佛教美术，及回鹘文化数章，皆见精彩”。钱稻孙译本尚未出版，《文学副刊》获钱之同意，选刊第四节“古代西域人种”，又得李秉中从日本寄来第八、九两章译文，亦陆续揭载。原著出版的同年，钱稻孙即译成中文，自印出版，列为泉寿译丛之一。1934年，商务印书馆印行郑元芳译本。有学者认为在西域史著作极缺乏的时期，羽田之书“实有亟切的需要，尤其是我国人更有阅读的需要”。

中国与南海诸国关系悠远密切，廿四史与其他旧籍多有记载，若能以科学方法加以研究，大有裨益于中西交通史探讨。国外汉学家于南海史地钻研之勤，著述之富，诚有过于吾国学者，如伯希和（Pelliot）、戴闻达（Duyvendak）、费琅（Ferrand）、柔克义（Rockhill）、藤田丰八、桑原骘藏诸氏，于此学享有盛名。而国内学者对此大多隔膜，“近世以来，华侨豪富虽崛兴而学殖愈荒落，若史地之考证，若科学之阐扬，莫不唯外人是赖；即吾国史书之纪载，外人反复?译利用，而国人则漠然视之，宁不可叹”。就国人研究南洋史地者而言，唯冯承钧著述最多，学问亦博，其他如向达、张星?亦有所贡献，但与欧美学者较仍相形见绌。国人翻译西人有关南海史地作品以冯承钧最多，收录于《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此外还有陈裕菁译《蒲寿庚考》（桑原骘藏，中华，1929），杨炼译《唐宋贸易港研究》（桑原骘藏，商务，1935），黄素封、姚!译《十七世纪南洋群岛航海记两种》（商务，1936），何健民译《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藤田丰八，商务，1936），等等。

《蒲寿庚考》在中西交通史领域享有盛名。凡五章：蕃汉通商大势、蕃客侨居中国之状况、蒲寿庚之先世、蒲寿庚之仕宋与降元、蒲寿庚之仕元及其亲族。桑原采用注释考证的方法，荟集大量有价值的中外史料，以蒲寿庚为经，以唐宋以来中国与阿拉伯诸国交通之史迹为纬，疏通证明，尤为详备。关于蒲氏事迹，藤田丰八《泉州之阿拉伯人》一文已先发其覆，但桑著视域开阔，考订精详，附注尤富，甫经问世，即震动国际。1926年，获日本帝国学士院赏，1928年东洋文库印刊英译本PuShou－Kêng，犪犿犪狀狅犳狋犺犲犠犲狊狋犲狉狀犚犲犵犻狅狀狊，狑犺狅狑犪狊狋犺犲狊狌狆犲狉犻狀狋犲狀犱犲狀狋狅犳狋犺犲犜狉犪犱犻狀犵犛犺犻狆狊＇犗犳犳犻犮犲犻狀犆犺狌狀－犮犺狅狌，狋狅狑犪狉犱狊狋犺犲犲狀犱狅犳狋犺犲犛狌狀犵犱狔狀犪狊狋狔，诚为一部不朽的名著。

桑著得到国内学者的推重，1924年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谓“近日本桑原骘藏氏考寿庚事尤详尽”。陈裕菁译本对原著索隐钩沉，多有补证，以“裕菁按”，附于正文、注释和补注。陈裕菁为江苏镇江人，系近世著名学人陈庆年之子，他对译著的处理与冯承钧的做法相似，所加按语，是对原著的一大提升，带有研究性质。陈译本出版后，向达为之推介谓：“日本的学者对于中国典籍的解比西洋学者来得深；而其对于西洋资料的接触以及语言方面的修养，又比中国学者来得广。所以他们的成就有时竟可以胜过中西学者而自树一帜，我们讲东洋史，对于日本学者的成就，不能不虚怀承认。”1929年，向达曾感慨，“日本人桑原骘藏曾作了一部《宋末泉州提举市舶使蒲寿庚的事迹考》，以蒲寿庚为中心，叙述唐宋时代中国与阿拉伯人在海上交通的情形。若是有人以郑和为中心，而叙述元明时代中国与西方之交通，钩稽群籍，疏通证明，其成就一定不会比桑原的书坏。”嗣后，冯承钧寄望于向达致力于此事，不过一部由国人所写堪比《蒲寿庚考》之《郑和考》始终没有问世，仍需伯希和为国人了一本《郑和下西洋考》，然侧重版本及史料，于元明时期中西交通史未能展现，难尽向达之望。《蒲寿庚考》出版后，国内学者始重视这一历史人物，张星?、赵万里、白寿彝、罗香林均对蒲寿庚极有兴趣。罗香林据新发现蒲寿庚家谱，著《蒲寿庚研究》一书，是对桑著的一大推进，日人石田干之助不得不承认：“罗氏此一新著之出现，吾人以往只根据桑原博士之著作而草成之蒲寿庚、蒲寿晟等小传，遂不得不从新改写。”即便如此，桑著在蒲寿庚“发现史”中的地位依然不可动摇。

二

20世纪上半期，英文世界出版了大量中西交通史方面的论著，除张星?、向达、朱杰勤诸氏外，国人大多未从事译业，以嘉惠他人。法文汉学著作则有冯承钧翻译，日文汉学著作有少许留日学者?译，独英文汉学著作译成中文者颇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汉学家卡特（T.F.Carter）的《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犜犺犲犐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狅犳犘狉犻狀狋犻狀犵犻狀犆犺犻狀犪犪狀犱犐狋狊犛狆狉犲犪犱犠犲狊狋狑犪狉犱，1925）实属异例，中译本尚未出版前，即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

印刷术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步的一项重大贡献。关于研究中国的印刷史，从发明的背景、演变以及西传，卡著首先作了全面梳理，在国际汉学界声誉甚佳，长期以来被视为经典之作。荷兰汉学家戴闻达认为：“卡特氏之落笔着墨，至谨严不苟。……凡关于印刷术之发明及发展种种问题，均用新发现之资料考核。……其鉴别旧资料，增加新资料之法，至可称羡。此书更有一特长，即能使普通读者悉然无遗。”于是撮述其内容，加以评赞。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学术，条理之分明，系统之讲究，诚有过于吾国老生宿儒。然以汉文之艰难，书籍之广泛，纵使从事斯学数十载，亦难免有误解与挂漏之憾。如卡氏之作，处理如此复杂课题，又无先行者为之引导，其失误不可免。国内学者一方面高度赞誉此著，同时提出补充材料或修正意见。张德昌评论1932年英文修订版，认为卡特之书“不但在内容上取材丰富，而且在方法上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邓嗣禹概括卡氏 著作四项优点：沟通中西印刷与文化之关系；善于鉴别材料与组织材料；论断谨严，图表适当；文字简明，便于观览。同时，他对卡著可议之点、缺点、疑误之点，一一指出。

向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期，即着手翻译卡著，部分译文刊登于《图书馆学季刊》和《北平图书馆月刊》，后赵万里得知，“请将全书转登，以广流传”。邓嗣禹称许向氏译文，“于信达雅三者均颇致力，殊属难得”。向译本并无印行单行本，10年之后刘麟生才出版完整中译本，据1932年修订本易名《中国印刷术源流史》，先连载于1936年《出版周刊》，商务印书馆1938年出版单行本。译者加按语十余处，拾遗补阙，有功原著；1941年，英文原版在北平影印发行，封面中文题名“中国印刷发明史”。当时西方的汉学著作很少能如卡特这部书那样，译前译后，均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书评不断，引征率甚高，反复重译，在中西交通史领域实享殊荣。

中西交通史研究之兴起，与19世纪中叶以来域外探险家对广袤的亚洲腹地的考察活动密不可分。在这些探险家中，有的是地理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其他方面的专家。是时，新疆牵入英俄两国的争斗中，他们派探险家往新疆、蒙古各地调查旅行，起初在沙漠中偶然发见被流沙掩埋的古代城市遗址，渐引起学者的注意。俄人勒柯克（LeCoq）、英人斯坦因（AurelStein）、法人伯希和、日人橘瑞超，组织探险队，先后到新疆一带考察，皆有惊人的收获。各国探险的成绩，大多有正式报告印行。中亚探险旅行所产生的大量游记和考察报告，使这片原本令人陌生而神秘的地区在沟通古代东西文明中所起的巨大作用，突然呈现于世人面前，促进中西交通史这一学科的诞生。因此，有关中国边疆地区的游记、考察报告、旅行日志等文本对研究中西交通史意义不凡。民国学界翻译了不少这方面的书籍，如唐开斌译《游记》（青木文教，商务，1931），李述礼译《长征记》（斯文赫定，西北科学考察团，1931）及《亚洲腹地旅行记》（斯文赫定，开明，1934），孙仲宽译《我之探险生涯》（斯文赫定，西北科学考察团，1933），向达译《西域考古记》（斯坦因，中华，1936），郑宝善译《新疆之文化宝库》（勒柯克，蒙藏委员会，1934），冯承钧译《中国西部考古记》（V.Segalen，商务，1932）及《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J.Mullie，商务，1930），“为中亚和中国的历史研究增加了不少的资料，并且影响了中国近代学者研究古代历史的态度”。

“敦煌盗宝第一人”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犗狀犪狀犮犻犲狀狋犆犲狀狋狉犪犾－犃狊犻犪狀狋狉犪犮犽狊，1933），是上述诸种考察报告中最有影响的一种。是书据实物资料，探讨有关丝路地貌、地质变迁以及东西文化交流的史实。向达将这本较为通俗综合性作品译介给中国读者，很合国内学界的需要。不过，有学者认为，斯氏对中文以及古代中亚语言，一无所通，“斯氏的书最重要的我以为还是他的探险的经过，及对于实物的描述，考证方面，若要据为典要，应该很审慎的使用。”此外，斯坦因的书都异常之贵，卷帙浩繁，普通图书馆不易购备，且印数不多，得之不易，故1941年北京中原书店影印英文原版多种，如《古代和阗考》（犃狀犮犻犲狀狋犓犺狅狋犪狀）、《西域考古记》和《沙埋和阗废址记》（犛犪狀犱犫狌狉犻犲犱犚狌犻狀狊狅犳犓犺狅狋犪狀）。

三

译者群体在沟通中外学术中的积极作用，自不待言。季羡林回忆：“五六十年以前，冯承钧翻译了大量的法国学者关于敦煌吐鲁番研究以及中外交通史的论著。用力至勤，成就最大，大大地扩大了我们的眼界。至今学者恭受其益。其间还有许多学者，如向达、贺昌群、方壮猷、姚!、朱杰勤、王古鲁、张小柳、何健民等等先后翻译介绍了不少日本、法国、英国等国的学者有关这方面的论著，国内学人至今还感谢他们。可惜的是，从那时以后，学者大都忙于自己的名山事业，翻译介绍之事，只是偶一为之，像冯承钧先生那种锲而不舍终身从事的劲头，而今真已成广陵散了。”冯承钧的汉学译业广为人知，然而其他译者成绩也不俗，译作至今沿用，他们为中国的汉学译业所作贡献却罕为人知，有的甚至连生平亦不详。

何健民（1902—？），字黎峰，又名何涂生、何建明，福建人。国立中山大学经济学士，留学日本，获台北帝国大学法学士。归国后参加新亚细亚学会、中国经济研究会、社会科学社、黎明社等学术团体。历任岭南大学讲师，国立编译馆人文组编译、陕西武功农校教师等职，后赴台湾。他翻译中西交通史方面的作品有：《蒙古概观》（民智，1932）、《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藤田丰八，商务，1936）、《法显传考证》（足立喜六，国立编译馆，1937）、《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桑原骘藏，中华，1939）、《匈奴民族考》（白鸟库吉，中华，1939）。此外，他还翻译田中忠夫、小竹文夫等人经济史论文。何氏是一位职业翻译家，并不研究中西交通史。后在台湾出版《西洋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化论丛》等。

杨炼，生平不详，20世纪20年代曾在日本陆军经理学校留学。经他翻译的日本汉学著作计10种：桑原骘藏《张骞西征考》（1934）及《唐宋贸易港研究》（1935）、驹井和爱《中国历代社会研究》（1935）、藤田丰八《西域研究》（1935）及《西北古地研究》（1935）；足立喜六《长安史迹考》（1935）、滨田耕作《东亚文化的曙光》（1935）及《古物研究》（1936）、中原舆茂九郎《西南亚细亚文化史》（1936）、原随园《希腊文化东渐史》（1940），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1934—1936年间竟出版9种汉学译著，译本质量都不佳，大有率尔操觚为射利之嫌。

而一部成功的译著，其价值或有过于著述。朱杰勤《南洋史地的研究》一文说：

吾人处此南洋研究尚待开辟之中国，切不可轻视翻译，翻译名著对于文化之贡献，不下一己之创作，外国学者如伯希和、马伯乐、夏德、柔克义、戴宏达之流，其研究南洋史地，在某些方面实胜吾人。吾人对于彼等之大章，亦有翻译介绍之责任。近人冯承钧对于西北及南洋史地造诣精宏，岂不能专门著作，而彼好将法国之汉学权威者之研究结果择要翻译，以供国人参考。其重视翻译，务实不务名之处，至足为吾人效法。

冯承钧在汉学译业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而且对西北、南洋史地尤有造诣，却甘愿为他人做嫁衣裳，且以病困之躯，数十年志于译事，厥功甚伟，百年来无有第二人。冯氏的可贵正衬托出中国汉学译业的不景气，民国史坛不乏外语、专业具佳之才，然国人更愿意追逐名山事业，鲜有人将译事作为终生之业。

概言之，20世纪上半期汉学译业之弊病，大致有三方面：

首先，急功近利。急功近利者必趋易避难。大部头著作不愿译，难度大者亦不在考虑之列。考狄（HenriCordier）《西人论华书目》（犅犻犫犾犻狅狋犺犲犮犪狊犻狀犻犮犪）是国人了解西人汉学成果必备的工具书，虽常被学者提及，也曾在国内影印出版，但无学者或机构组织人员翻译；玉尔的《东域纪程录丛》（犆犪狋犺犪狔犪狀犱狋犺犲犠犪狔犜犺犻狋犺犲狉）是中西交通史的经典之作，除了张星?摘译部分外，无人过问这部相当有难度的杰作。国际汉学界公认的一流著作多未及时译介，而二三流或通俗性作品却大行其道；急功近利者必然好名利。东拉西扯些东西以欺国人，或译事草率。

翻译本非易事，绝非一部袖珍字典之助，即可轻率为之。若欲从事译业，须通晓外文，达到鉴赏原文的地步，尚需较好的国文功底，此外对所译内容应有相当认识，否则易望文生义。在民国汉学译界，如冯承钧、向达、张星?诸氏，译笔谨严，且对原著详加考订，并非常见；急功近利者必图快。“裁剪割裂”之作屡现，自言所作之文或书系以某西书为蓝本，或谓原书冗长，节译提要以利读者云云。既然以某书为蓝本，为什么不直接翻译更为省事？既然冠之以“著”，就应该多事参考，而未闻以一两本书为蓝本者可谓“著”。在近代学人中间，何炳松不止一次热衷此道，其《中国文化西传考》即节译利奇温（AdolfReichwein）之《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犆犺犻狀犪犪狀犱犈狌狉狅狆犲：犐狀狋犲犾犾犲犮狋狌犪犾犪狀犱犪狉狋犻狊狋犻犮犮狅狀狋狉犪犮狋狊犻狀狋犺犲18.犮犲狀狋狌狉狔，1925）一书，后人粗心不察，常视其为何氏的名文。以何氏的外语水平和国文程度，翻译利奇温之书，应不在话下，此举有功于学术界甚大，但他就是喜欢做“裁剪割裂”之事，害得国内不谙外文者读的尽是一些残缺的作品。

其次，以译代著。近代中外学界联络并非那么紧密，有些欺世盗名之徒竟以为可以掩天下人之耳目，掇拾外文书中一二章，翻译发表，撇开原著者，公然署己名，不加任何说明，误导学术之本源。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者方壮猷将白鸟库吉发表于《史学杂志》第21、22期《东胡民族考》译为中文，分《匈奴王号考》和《鲜卑语言考》两文发表，只署自己的大名，送给陈垣审阅，陈以为作者不仅通德语、日语，又通蒙古、满洲、契丹语文，真了不起，便介绍给《燕京学报》1930年第8期发表。后被人揭发，经查内容系取自白鸟之文，而无任何提示，令陈垣很狼狈，被指摘为粗心大意。嗣后，方氏给《燕京学报》来函解释：“《匈奴王号考》一文，其主旨在说明冒顿以后匈奴模仿秦制之一点，虽取材有借镜之处，而文旨则系个人年来研讨较久所发见者。至《鲜卑语言考》一文，多取材于白鸟博士所著《东胡民族考》之前部，复因他事未及终篇，卒加以头尾而发表之。虽于绪论及结论中已略叙其原委，而语焉不详。原拟俟下篇完成时补叙，以琐事匆匆，久未如愿。因恐有掠美之嫌，特此声明。”此举似有欲盖弥彰之嫌，编委会并不认可方氏的自辩，刊登一则启事，郑重声明：“查本报主旨，在于发表研究心得，凡此类似翻译之文字而不声明其出处者自属不便登载，此后请投稿诸先生注意，苟非自己研究之结果，幸勿见赐也。”方氏的伎俩不仅蒙蔽了陈老法眼，险些也让金毓黻上当。1937年，金氏读到方氏《东北史纲》第二卷《安东都护考》，谓“取材颇丰，大抵以日人津田左右吉所撰《安东都护符》为主，又辅以他种之史料，既有条理，更多创获。余撰《史稿》亦至此题，于其取材之外，不能再有所得。”甚为赞许，两天后经仔细研读，却发现方著“悉以津田氏之文为蓝本，殆等于译作，别无新组织之可言”。

史记翻译篇5

【论文摘要】文章主要论述中国古代佛经译场在合作翻译形式、翻译理论建设和翻译人才培养三个方面对后世翻译活动的影响，指出佛经译场对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作出的贡献应当成为翻译研究的内容之一，应当受到相应的重视。

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潮。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势微，元以后则是尾声了。千年译经运动中出现的译场制度对后世的翻译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合作翻译形式、翻译理论建设和翻译人才培养三个方面。

一、佛经译场对合作翻译形式的影响

公元383——385年，前秦苻坚开始组织译场，聘请中外名僧协力分工，翻译佛经。这样，佛经翻译就由私译转入了官译，由个人翻译转入了合作翻译。在前一阶段，译一部经，只有口授、传言、笔受三人，有时口授又兼传言，这样两人也可以译经。赵政和释道安主持苻坚译场时，不但增加了人员，而且有了较细的分工。译经程序方面增加了记录梵文、证义和校对三道手续，而且同一道手续有时又由几个人参加。到姚秦时，鸠摩罗什主持译场，参加的人数就更多了。唐代玄奘所主持的译场，与前一阶段的译场相比，在组织方面更为健全。《宋高僧传》记载了唐代的译场制度，说翻译的职司多至十一种：译主、证义、证文、度语、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和监护大使。其中“润文”、“证义”等职又往往由多人分担。唐代以后的译场虽然还有发展与变化，但总的来说没有超越玄奘所主持的译场。译场实行合作翻译的形式，使得翻译过程有了科学分工和多道工序，从而保证了译文的准确性和可读性，大大提高了翻译质量。这种合作翻译形式在后来的翻译活动中也被广泛应用。

明清两代的科技翻译，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采用中外译者合作的翻译形式。明末，参与翻译的除了以徐光启和李之藻为代表的本土学者外．还有先后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徐、李二氏为富国强民，毕生致力于引进西学，翻译西书，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他们不精通西文，或由外国人口译，他们笔述；或西士笔译，他们润色；或共事合作。1606何原本》(前6卷)，使西方几何学开始在我国系统传行，成为我国科学技术翻译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同时也拉开了我国第一次科技翻译高潮的序幕。徐光启结识了利玛窦和熊三拔等人后，还先后与他们合译了《泰西水法》(6卷)、《测量法义》、《简平仪说》等。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著作有《浑盖通宪图说》、《圆容较义》、《同文算指》(11卷)；与葡萄牙人傅泛际合译的有《寰有铨》、《名理探》(原书名《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论》)(前10卷)等，涉及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和医学等十几个自然科学学科领域。清初，康熙帝笃信西学，倡导西译，编纂西籍，整个康熙年问翻译和出版了大量西欧科学书籍，其西学东渐之势不亚于明末时期。这一时期著名的翻译家皆为外国传教士，如比利时人南怀仁和日尔曼人汤若望等。翻译形式同样为外国人主译。华士润色，或中外合译，少见国人主译之书籍。

明末清初的第一次科技翻译高潮自清雍正帝1724年禁教并驱逐西方传教士之后嘎然而止。1848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等东来，中断了一个多世纪的科技翻译才得以继续，并逐渐形成我国科技翻译的第二个高潮。这一时期的本土翻译家以李善兰、华蘅芳、徐寿为代表，外来译者有艾约瑟、傅兰雅、伟列亚力等。李善兰与伟列亚力合作翻译了古希腊数学名著《几何原本》后9卷、英国数学家里棣么甘《代数学》13卷、美国数学家罗密士《代微积拾级》18卷，使西方近代符号代数学、解析几何学、微积分学第一次传人我国；又与艾约瑟合作，翻译了《重学》2o卷，第一次将牛顿三大定律等近代物理学介绍到中国。华蘅芳与傅兰雅合译了《代数术》、《三角数理》、《微积溯源》、《决疑数学》、《合数术》等10余种，将包括概率论在内的许多新的数学分支’理论第一次译介到中国；与金揩理合译《测候丛谈》、《御风要求》；与麦考温合译《地学浅释》、《金石识别》等。徐寿与傅兰雅合译西书多卷，代表作有《化学鉴原》、《化学鉴原续编》、《化学鉴原补编》、70、80年代西方化学科学成就，并合作首创了一套化学元素的中文名称。

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中对于当时的译书方法有所叙述：“至于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有数要书，临刊时华士与西人核对；而平常书多不必对，皆赖华士改正。因华士详慎郢斫，其讹则少而~91．j精”。这段文字可以说是对中外译者合译西书，传播西方科学的忠实记载。

合作翻译的形式对中国近代文学翻译也有重要影响，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林纾的翻译。林纾自己不懂外文，却在近3o年的时间内，与别人合作翻译了外国文学作品180余种，属小说者有163种，囊括了英、美、法、俄、日、西班牙等11个国家的98位作家的作品，所译字数达12o0万，这在中国翻译史上是罕有的，就是在世界上"dz是少见的。林纾最早向中国人民介绍的世界著名作家有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司各特、斯威夫特，法国的大仲马、小仲马、雨果，美国的斯托夫人、华盛顿·欧文，俄国的托尔斯泰，挪威的易卜生，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以及许多世界名著如《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黑奴吁天录》(19o1)、《伊索寓言》(19o3)、《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今译《艾凡赫》，1905)、《鲁滨逊漂流记》(1906)、《海外轩渠录》(今译《格列佛游记》，1906)、《块肉余生述》(今译《大卫·科波菲尔》，19o8)等，从而开阔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视野和艺术天地，对于近现代小说创作和翻译文学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影响和重要的贡献。

林纾在1913年的《荒唐言》的《跋》里写道：“纾本不能西文，均取朋友所口述而译，此海内所知”。因此，谈到林纾的翻译时，不能不提与他合作的口译者。据目前所知，口译者有19人之多，主要的有王寿昌、魏易和陈家麟。王寿昌是林纾第一部译著《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口述者。《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成功，大大地鼓舞了林纾的翻译热情，使他与翻译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可以说王寿昌是林纾走上翻译道路的引导者。虽然他与林纾合译的作品不多，但在林纾的翻译活动中却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魏易与林纾合译的小说有30余部，如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滑稽外史》、《孝女耐儿传》、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剑底鸳鸯》、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华盛顿·欧文的《拊掌录》、德富芦花的《不如归》、哈葛德的《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陈家麟与林纾合译的小说有50余部，主要是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总之，在评价林纾的翻译成就时，这些口译者的功劳不可抹杀。

二、佛经译场对翻译理论建设的影响

译场聘请了许多著名的僧人和翻译家进行佛经翻译。他们以佛经翻译实践为依托，以译经序言为主要形态，发表了一些重要的译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及其译论列举如下：

支谦的《法句经序》一般被认为是中国翻译史上迄今所见论述翻译理论的第一文。文中对维祗难和竺将炎翻译的《县钵经》作出了理论评价，并阐述了自己的翻译思想。文中出现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反映了早期“质派”的译学观点，所以有人认为支谦是直译论者。但细读原文，可以发现维祗难与座中众译人“好质”，主张直译，而支谦“好文”，主张意译。因此，这篇序其实记载了千数百年前“文”、“质”两派的一场论争。同时，文中多次提到“传实”、“贵其实”、“勿失厥义”、“因循本旨”的观点，实质上就是“求真”、“求信”；文中“其传经者，当令众晓”，“今传胡义，实宜径达”的观点，已明确提出译文要“晓畅”、“顺达”；文中还提到“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之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可见，“雅”作为佛经翻译的一种标准，当时已经被人们所认同。文中关于翻译的“信、达、雅”的思想已初见端倪，它为严复最后形成并正式提出“信、达、雅”翻译标准奠定了理论基础。“由此可见我国译论之一脉相承，亦可见此序在我国译论史上的开篇意义”。

道安涉及译论的佛经序文较多，如《道行经序》、《革卑婆沙序》、《人本欲生经序》、《大十二门经序》、《比丘大戒序》、《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等。最著名的是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之说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钱钟书认为，“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因为“五失本”列举了五种违失原作本来面目的情况，甚至把将胡语倒序改从汉语顺序也视为“失本”，所以多数研究者推论道安主张“直译”。至于道安时代的译文确实具有直译风格，甚至可以说是生硬。这主要是因为译经初期，梵僧不晓汉语，华僧则不谙梵文与佛义，翻译时生怕毁损佛义，所以只好“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事实上，道安的“五失本”揭示了梵、汉两种语言在语法、修辞、文体、行文习惯等诸多方面的差异，而“失本”，即译者的变通，是为了使译文符合汉文规范。

失原作之本，却得译作之本，“以得补失”，这反映了翻译的辨证法思想。可以说，“案本而传”是相对的，而“失本则是绝对的，不失本便不成翻译。道安的“三不易”则提出了翻译的主客观两大方面的问题，尤其是由译者本人的学问与道德修养不足造成的主观困难。总之，道安尝试对梵、汉两种语言进行比较研究，对翻译实践进行较为系统的规律性总结，以便摆出问题，为后继者指出努力的方向。

鸠摩罗什是佛经翻译意译派的代表人物。《高僧传》卷六《僧睿传》里有一段关于鸠摩罗什校译《法华经》的故事，是中国翻译史上一则公认的译例，是论证直译与意译思想的典范。同时，罗什在中国译论史上还留下一个妙喻，即把翻译比喻为“嚼饭与人”。梁启超曾经认为这个比喻反映罗什持有“翻译不可能”的观点，事实上，罗什仅仅是从反面设论，指出不理想的翻译的坏效果而已，但这个比喻再次说明在译文中如何表现原文的文体与语趣非常重要。罗什认为以前的译文过于质直，虽得原文大意而失文体之美。他强调翻译必须如实传达原作的文体，在“信”的基础上追求“美”，使译文达到信与美的和谐统一。因此，他的译本不仅信达兼备，而且文辞优美。他所译的《维摩洁》和《法华经》不仅在佛学界，而且在文学界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对翻译文学影响甚大。

道安的弟子慧远有感于佛经开译以来“过文”与“过质”两种译风各自的弊端，提出了著名的“厥中”之论。他在为僧伽提婆翻译的《三法度》写的序中以“文过其意”批评“文”派一味意译之失，以“理胜其辞”指出“质”派胶于直译之缺。他指出应该“文不害意”，又“务存其本”，两种翻译；b-法互相参考，并研究两种语言的基本规律，最后以一种适中的方法完成翻译。后来，他在《大智论钞序》中又表达了相似的见解。他提出“质文有体，义无所越”，即“质”、“文”两种译法都要掌握一定尺寸，各有所归，各有所用。梁启超指出：“此全属调和论调，亦两派对抗后时代之要求也”。至此，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才暂告一个段落。

彦琮的翻译思想不是通过译经序言，而主要是通过《辨正论》反映出来的。他在文中批评了历代译经之得失，提出“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的原则，即宁可质朴，也要把道理表达清楚，不要因讲求技巧而有悖原义，表明他坚持忠实第一，倾向于直译。《辨正论》在中国古代译论史上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八备”、“十条”说，使得研究视角从译文转移到译者身上。“八备”、“十条”说从学问和道德修养两大方面对译者提出了全面而严格的要求，可以说为道安的“三不易”续上了一个治本的对策。玄奘精熟梵、汉两种语言，又深通佛理，主张直译和意译相结合，译经的质量达到自有佛经汉译以来的最高水平，在翻译史上被称为“新译”一派。玄奘留给后人的翻译理论主要是“五不翻”原则，即在五种情况下不译其意，只传其音，也就是只进行音译，将原文语词照搬过来，待讲经时再全面讲解，层层展释。“五不翻”原则，对后世的翻译活动，尤其是20世纪初掀起的“译名大讨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除了上述翻译大家的翻译思想，还有许多贤哲也发表过十分精辟的翻译观点。这些从译经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译论涉及翻译的各个方面，虽然大多是零星的、片断的议论，但已经具有了初步的系统性，奠定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基础。

三、佛经译场对翻译人才培养的影响

中国最早培养翻译人才的记录，是在玄奘主持译场时期，这些翻译人才在以后的译经事业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据《宋高僧传》记载，嘉尚随玄奘在玉华宫译场翻译《大般若经》，充当证义、缀文之职，才能杰出，后来在后武时期又与薄尘、灵辩等人参与译场32作，充当证义，“功绩愈繁”。玄奘的高足法宝，在参加义净译场时，充当证义，“颇露头角，莫之与京”。玄奘的弟子新罗僧人圆测，在高宗末年和武后初年，又人译经馆，充任义解、证义，“众皆推挹”。

宋代，太祖赵匡胤有志于译经，并建造译经院，请印僧天息灾、施护和法天主持译经，从而开始了宋代官译佛经。后来，天息灾向朝廷上书说，历朝译经，多靠梵僧，而天竺离此遥远，如无梵僧东来，势必使译经工作处于停顿状态。为此请求在京城内选儿童50人学习梵语，好培养出翻译人才来。太宗同意，从500个儿童中挑选出1o人受业。因此，译经院也更名为传法院。

元代培养译员，设有专门学校，如京师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分别教授蒙古语和波斯语。其毕业生经翰林院“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者”，即委以译史或学官之职。

明代，中国与邻邦外蕃和海外各国交往十分频繁，而口笔译人员奇缺，因此不得不设立专门学校——四夷馆，来培养翻译人才。四夷馆原为八馆，后又增添两馆，教授蒙古、、印度、缅甸、暹罗等国家的语言。毕业的学生分发各部，充当译员，凡外国人与中国官员书信往来，谈话交际，都有他们翻译。四夷馆的设立极大地满足了当n-．i’#b~x翻译的需要。

史记翻译篇6

关键词：《红楼梦》;翻译难点;译本;典籍翻译

前言

《红楼梦》，作为唯一拥有专门研究协会――红学会的古典名著，其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之高毋庸置疑，历代文人学者研究、推敲《红楼梦》，可谓乐在其中，而《红楼梦》在普通民众心中的地位，和另三部古典巨著《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一样，深入人心，即便未通读过全书，也一定知道“心比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的林黛玉林妹妹，“人未到声先到”的脂粉英雄王熙凤凤辣子，三进荣国府、逛了大观园、醉卧怡红院的刘姥姥等等。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细腻曲折的情节描绘都让人读来意味盎然。这样一部瑰宝巨作在中国加强东学西渐的进程中自然应该是首当其冲的，让西方国家也能领略中华文化的艺术魅力。要让《红楼梦》走出去，就需要翻译，然而《红楼梦》的翻译现状却差强人意。1830年John Davis翻译了第三回，开启了《红楼梦》的翻译之路，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一百八十余年间，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共出现了十二种英译本，一种德译本，但只有三个英译全译本，剩余都是片段或节选的翻译，而在这三个英译全译本本之中，最贴近当今的也只是完成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霍克思、闵福德翁婿的版本和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版本。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翻译困境呢？这三十年间《红楼梦》的翻译为何止步不前了呢？本文将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浅略探讨一下《红楼梦》的翻译之难。

1.《红楼梦》的研究现状

要讨论《红楼梦》的翻译难题，不得不先涉及《红楼梦》原著的研究现状。红学研究从最初的索引派到后来的“新红学运动”，从胡适先生的《红楼梦考证》到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从考据派、学院派到新索引派、草根派，如今的研究百花齐放，越来越深入越来越透彻。目前，红学研究者人数之众多，前所未有，红学研究已经不再是专家、学者的专利，广大《红楼梦》的热爱者们都积极参与，见仁见智，畅所欲言，红学研究可谓是“百家争鸣”。在诸多研究学者之中，通过参加央视“百家讲坛”节目录制，再度引发大众阅读研究《红楼梦》热潮的刘心武学者独树一帜，他的原型研究新颖独特，结合文本细读与历史结合，揭开《红楼梦》神秘的面纱，虽仅代表一家之言，但其严密的逻辑与细致的推敲也吸引了不少认同者，俨然自成一派。可见国内学者仍然对《红楼梦》有着高涨不衰的研究热情和取之不尽的研究对象，然而正由于《红楼梦》研究正酣，研究成果具有多样性，不定性，对于译者而言，无疑加大了理解原著的难度，缺乏对原著确定的理解，翻译便无从下手，即便翻译有所出，也常常带来翻译错误或是翻译质量低下，非常不利于《红楼梦》在海外的传播。

2.《红楼梦》版本众多

1792年，经程伟元、高鹗续编修订的一百二十回《红楼梦》印刷版问世，这也是如今我们通常看到的一百二十回通行本《红楼梦》的前身，而在程高版之前，这部小说是以手抄本形式流传的，不同的手抄本附有不同署名或是无署名的批注，连正文也有所不同，这可能是抄写者的笔误或是故意为之，现在已不得而知，仅这些手抄本也就是古本《红楼梦》就有戚序本、甲戌本、庚辰本等十二个版本之多，之后的印刷版也有程甲本和程乙本之分，除程高本经续编而至一百二十回以外，因历史原因，且年代久远，古本红楼梦流传下来仅有八十回，许多版本都是残缺不全的。Hawkes就曾经指出：“中国文学中最受欢迎的这部小说竟然在作者死后近三十年才得以公开发行，并且还存在着不同的版本，甚至没有一个版本可以说是绝对‘正确’，这多少令人吃惊。”（Hawkes，1974：14）因此，在这样一种版本众多的情况下，译者又当如何取舍，是像霍克思一样充分利用红学研究的成果，注重情节的完整性和各版本在一般读者中的普及度，以一百二十回程高本为原文，同时参阅修订其他古本，最终呈现出霍克思版本的《红楼梦》;还是像杨宪益一样，在特定的政治历史条件下，将《红楼梦》作为展现政治斗争的政治历史小说，同时部分考虑原作者曹雪芹的原笔原意，前八十回以戚序本为原文，后四十回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修订的程高本为原文;又或是另辟新径，以周汝昌先生耗时近六十年静心磨练完成的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为原文，并且仅翻译曹雪芹残留的这八十回。无论选择何种版本，不仅要选，还要选得有理有据，能够自圆其说，这对译者都是极大的考验。

3.《红楼梦》原著残缺

当今读者所看到的通行本《红楼梦》，大都以一百二十回程高本为范本经过部分修订而成，但如今红学界普遍赞同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应当是当时的出版商程伟元发现了民间流传的《红楼梦》手抄本，欲印刷出版，但苦于手抄本内容残缺，不利于出版与大范围的流传，抑或是出于某些政治原因，便找来书生高鹗进行续写。红学研究者中有一种声音认为，首先高鹗和曹雪芹不认识，生平毫无交集，生活年代背景不同，在现在的通行本中将高鹗作为《红楼梦》的合著者与曹雪芹并列其上，是非常荒谬的，如果非说《红楼梦》有合著者，那也应当是在众多版本的手抄本中留存大量评点的脂砚斋;其次，曹雪芹是完成了《红楼梦》的全本的，只是无法确定到底全本有多少回，但在细致探究曹雪芹的生存背景和写作手法后，对曹雪芹的原笔原意，以及小说后文的情节流动、人物命运还是可以探轶一二的，这时就会发现高鹗的续写不仅在文字表达的造诣上无法与曹雪芹媲美，连小说的内容都常常与曹雪芹的前八十回所勾勒的图景不相符合，有些地方甚至南辕北辙，比如曹雪芹的原意是将《红楼梦》创作为一部悲剧，几大家族最终没落，优秀多姿的女子难逃薄命，贾宝玉流落村野，而高鹗却迎合大众乐见喜剧的心理，创作了大团圆结局，完全改变了曹雪芹的意图和小说的基调氛围，让人唏嘘不已。这种看法已越发得到《红楼梦》学者和爱好者的认同，在这样的研究趋势下，包括版本问题在内，译者该当如何对待翻译原文内容的选取确实让人头痛，翻译一百二十回的程高本会有翻译的并非原版《红楼梦》之嫌，这样一个文化历史价值、文学艺术价值均达不到一定高度的作品有必要作为国之瑰宝推介到海外吗？但若是仅翻译前八十回，无论是选取某个古本，还是集大家之长的周汝昌版，也会有情节残缺，难以得到目的语读者理解接受并认同的效果。

4.《红楼梦》文化历史内涵厚重

经考证，《红楼梦》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其中许多的人物、事件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原型，曹雪芹在这些原型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与创作，成就了这部不朽的巨作。我国大红学家王昆仑先生曾评价《红楼梦》是“封建社会上层的百科全书”，可以说是十分恰当的。小说对园林建筑、服饰打扮、食物、摆设、风俗活动、礼仪规制等等都有着细致到位的描写，但这些种种都是带有那个时代深深的文化烙印的。翻译界历来都把涉及文化内涵的翻译作为一大难题，对此提出诸多解决方案，但仍然争论不朽，没有定论。而处处体现时代文化特色的《红楼梦》翻译起来就可谓是举步维艰，译者不仅要有深厚的翻译功底，还要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有着深入的了解，才能驾驭。

5.《红楼梦》文学艺术价值特殊

《红楼梦》不仅是在中国的文学地位极高，在西方，在多译本章回翻译缺乏，全译本稀缺的情况下，仍然颇受赞誉。《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曾这样评价道“小说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诗歌比赛……在西文翻译中，这部分大多被删除。尽管如此，有些西方评论家仍然认为该小说是世界最优秀的小说之一。”（Vol.16：238）这是因为《红楼梦》不仅文笔细腻，描绘逼真到位，除本身的小说体裁外，其中还包含了大量的诗词歌赋等中国传统文学形式，习语、谚语、灯谜等更是贯穿全书，而这些都是让译者犯难的关键，稍不注意，就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除此之外，《红楼梦》在文学手法上，更是造诣深厚，从人名称谓等的精心处理到情节设置的“草蛇灰线，伏延千里”，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无处其右，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可以占据一席之位。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红字》，象征手法突出，一个字母象征了多重含义，为人称道，而《红楼梦》中随意一句诗歌，一首曲赋，一个人名都可能蕴含了多重作用，揭示人物命运、时局背景，架构小说框架，梳理线索脉络，每个看似轻微的人物，看似随意的情节，都可能透漏着小说后文走向，这样的功夫不愧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然而中英两种语言文化背景不同，表达手法有异，翻译要想传达这样高妙的艺术价值，并为目的语读者所理解和接受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6.结语

上述关于《红楼梦》五点翻译之难，还仅仅是粗浅探讨，但由此已然可以看出，《红楼梦》的翻译是一项多么浩大的工程，尽管霍克思和杨宪益的译本有其不足之处，但能够细致谨慎地完成全译本，已经是不可多得的优秀佳作，也因此，自杨宪益译本现世以来，至今无人再能着手如此艰难的翻译。

然而笔者认为，这项难于上青天的翻译任务虽然极附挑战，但还是需要有人前仆后继的去完成，这是一项事业，不能只靠某个译者去完成，笔者在此也呼吁对中国典籍翻译具有热情的译者和红学的专家、学者、爱好者都能团结起来，为《红楼梦》的翻译出谋划策，共同造就新时代的译本，让《红楼梦》不只是中国的经典，更成为世界文学宝库的明珠。（作者单位：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北鸥雀.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J].红楼梦学刊，2004（4）.

[2]陈国华.《红楼梦》和《石头记》：版本和英译名[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6）.

[3]陈宏薇，江帆.难忘的历程――《红楼梦》英译事业的描写性研究[J].中国翻译，2003（5）.

[4]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J].外国语，1998（2）.

[5]洪涛.《红楼梦》英译本中的改译和等效问题[J].红楼梦学刊，1998（2）.

[6]洪涛.论《石头记》霍译的底本和翻译评论中的褒贬――以《浅析霍克思译石头记中的版本问题》为中心[J].明清小说研究，2006（1）.

[7]洪涛.外文出版社《红楼梦》英译 “节选本”纠谬[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

[8]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Z〕.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史记翻译篇7

关键词：翻译 、日本、文化

相对于其他文化来说，翻译对于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更加重要，因为历史上日本正是通过外来书籍的大量引进和翻译，积极主动地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交流和学习，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富有特色的日本文化的，日本人是有意识并有选择的，既汲取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精华，又保留了本民族文化的主体，使日本文化成为多元复合的有机统一体。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近代以后因为日语的翻译书籍扼要地介绍了西方近代思想学说和科学技术的概要，所以19世纪下叶和20世纪初中国的翻译家们反过来又把翻译日语书籍当作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捷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本的翻译活动不仅对日本文化本身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波及到了中国文化。

1. 有关“翻译”

翻译是如何产生的？在两种语言以上的地方，需要交流，就会有翻译。翻译的历史可以说是跟语言的发展一样早而久远。古代不同的部落需要交流，于是产生了翻译。所以，简言之――有语言的时候，就会有翻译。而笔译，则是在语言和文字都出现后，才开始出现的。翻译是应不同语言的部落和人类需要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

笔者认为，翻译的开始是历史发展的开始。从两个不同的村落、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圈开始的交流，都可以看作是翻译的原形。

2. 翻译与文化的关系

日本在汉字传来前没有自己的固有文字，以刻木、结绳为记事方式，汉字是何时传来、何时开始使用的已不可考。根据日本第一部书面文献《古事记》的记载，四世纪应神天皇年间有百济国学者王仁进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这是中国典籍进入日本的最早的记录。在五世纪时大和朝廷就已经可以正确地使用汉文了，478年倭王武给中国南朝宋皇帝的奏文就是熟练的汉文。

3. 翻译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

为了更加直接地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推古十五年（607年）圣德太子任命小野妹子为使者，鞍作福利为翻译前往隋朝，并从第二次的遣隋使开始派遣留学生和学问僧随同前往学习佛教等。630年舒明天皇首次派出了遣唐使，在以后的三百多年里先后派出了18次遣唐使，实际入唐15次，致力于输入唐朝的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并在日本普及推广，结果中国文化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日益广泛。连朝廷官职也多模仿唐朝名称，建筑、风俗、朝服等生活方面也是唐风盛行一时。圣德太子主持制定的的《十七条宪法》作为政治准则，深受中国政治思想的影响，而且文字上多处取材于《周易》、《尚书》、《左传》、《论语》、《诗经》、《孝经》、《礼记》、《庄子》、《史记》、《昭明文选》等中国古典文献。随着平假名、片假名的使用，日本文学出现了日语的表现形式――和歌和物语文学，但在内容上也同样受到中国诗文以及古小说的影响。在最古的和歌集《万叶集》中随处可见中国六朝诗以及唐小说《游仙窟》的痕迹，紫式部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也被指出是受白居易《长恨歌》的启发。

4. 翻译对于日本文化的影响

相较于其他文化来说，翻译对于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更为重要，因为历史上日本正是通过对外来书籍的大量引进和翻译，积极主动地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交流利学习，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富有特色的日本文化，甚至可以说日本的文化史就是一部翻译的文化史。在这种移植和引进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日本人是有意识并有选择的，既汲取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精华，又保留了本民族文化的主体，使日本文化成为多元复合的有机统一体。

5.汉语对日语翻译的影响

在这种社会趋势下，一般日本人认为汉文汉学有碍于日本对欧洲近代学科的学习，再加上从幕末时期起由于当时日本人随意使用假名文字记录发音，造成日语本身的混乱，在国学家中间掀起了国字改良运动。而由于汉字的繁杂难记，更由于简便合理的罗马字体系所代表的兰学等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国字改良论往往与汉字废止、汉学排斥论联系在一起。明治以后中国文献已经不能吸引日本翻译家的兴趣，在1896――1911年期间日译中书仅16种，而日译西书达1469种，东西失衡，一目了然。

另一方面中国因为甲午战败的刺激，朝野上下痛感变法图强之必要，认为引进泰西法政新学是先决条件，而在具体办法中，派遣留日学生和广译日文书成为不争之论。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都认为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学习日语三月至半年即可通达，所以当时中国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国都派遣了留学生，而以日本最多。当时中国向日本学习，成为我国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重要途径。

中日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1896年），经过选拔考试，最早的十三名中国留学生来到了日本。其中最小的13岁，全都留着辫子，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在的东京教育大学），学习日语和中学程度的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从此以后不但在中国掀起了留日热潮，在日本也相应地出现了一批从事留学生教育的私立学校，如弘文学院、日华学堂、成城学校、东京同文书院、实践女学校（秋瑾毕业于此）等。到1906年，在日中国留学生达到了1万人左右，并出现了象鲁迅与藤野先生那样的感人佳话。

古代，广泛的国家交流带给了翻译至高的发展。笔者认为古代中国是用翻译来达到其统治管理的目的。因为自身文化的优越性，而缺少了从他人身上学习的精神。再加上封建末期的闭关锁国，使得中国目光更为短浅，发展更为缓慢，更不会去学习当时欧洲先进的政治精神科技文明。一旦鸣起警钟，反而为求“捷径”而去学习“二手”文明。

而日本从古代其就有着出色的学习外来文化的经验和文化底蕴。所以随着自己不足的暴露，加上清朝的落后也给日本敲响了警钟。致使日本加紧学习西欧文明，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中日两国对翻译的不同态度决定了两国的不同发展，也导致彼此的不同道路。也从中看到了中国在这方面的不足之处。也这是我们得为之努力奋斗的地方。

6.总结

综观日本文化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对于外来文化的借鉴是日本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而翻译是文化交流和文化借鉴的一个重要而有效的手段。日本主动地有选择地引进和移植中国和西方的先进文化，自觉地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并带动新的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体制的诞生，使日本社会相对稳定地步入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种日本型发展模式中，可以看到翻译事业对文化的贡献和作用是巨大的。翻译带来了新观念、新思想，它在人们的头脑中完成了不流血的革命，并促使人们在社会变革中去实践他们的主张，翻译对于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的发展可谓功不可没。而我国在此方面必须摒除自身的坏毛病，怀着谦虚的态度学习周围一切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事情，提高自身的发展。笔者也将继续立足于翻译从事日本文化的差异研究，从中学习其优越的一面来发展自身的不足。

参考文献：

[1]季羡林，许钧.翻译之为用大矣哉[J].译林，1998，（4）：2010.

[2]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史记翻译篇8

关键词： 经贸英语 口译译者 个人素质培养

翻译活动是各国人民交流的纽带，也是国际关系中最活跃的要素，其历史已有两千多年，发展至今，翻译的目的和领域已从最初的宗教文化传播延伸到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而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的今天，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空前繁荣，经贸领域的翻译工作已成为众多翻译领域中的领头羊。而英语这门国际性语言在经贸翻译中所起到的作用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交流的工具，而且成为实际经济发展与合作的巨大推动力，在经济领域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经贸领域的特殊性，在实际翻译操作中又存在不少复杂的不确定因素，其翻译标准及方法和其他领域翻译应当有所区别。众所周知，在经贸领域中译者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有着不同历史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各异的国家或地区，因此，要在两者之间做好翻译工作，经贸英语的译者必须要具备很强的语言能力和学习能力。

首先，从事经贸领域翻译工作的译者必须要有较好的汉语和英语语言功底，且语言表达能力要强。它要求译者选词恰当、精确，具有用语礼貌、表意清晰等素质。这仅仅是作为一名专业翻译人员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此前，很多人都忽视了译者应具备的汉语功底，认为只要学好英语就能做好汉英、英汉的翻译工作。殊不知，汉语是译者做好翻译工作的基础和根本。我国译者虽然以汉语为母语，但汉语表达方面却也因人而异，有的译者，意思翻译出来了，却无法用非常美的、专业的汉语表达出来，结果只能影响到贸易双方的交流。而且旁观者也将质疑译者的素质，译者的形象也会大打折扣。因此，想成为一名专业的经贸英语翻译，汉语功底是至关重要的。毋庸置疑，作为英汉翻译者，要具备良好的英文水平。目前我国的学环境决定了国内的英语学习者在遣词造句方面存在过于书面话的弊端。要想吸收两种语言文化就必须身临其境，耳濡目染。作为一名译者，在条件许可时，应努力接触国外的大环境，提高自己的口语和英语地道程度。“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作为一名翻译人员，在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想要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要求变，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到国外的英语环境中提高自身的英语水平。

其次，译者不仅要具备扎实的英语语言功底，而且要注意分析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即使做不到博古通今，也应该做到知识渊博，不仅要通晓各国的不同文化和商务礼仪，还应熟知各种商务贸易理论和各色专业术语，最好能够积累一定的商务实战经验。经贸英语翻译这一领域的特殊性，对此领域的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商务场合中的翻译涉及面非常广，洽谈生意、商业会晤、协商、议价等商务活动频频出现，在此过程中的用词用语都非常正式、专业。根据商务领域的不同，译者需要了解各个专业领域的专业术语，以及商务礼仪和文化。对于译者而言，这颇具有挑战性。对于经贸领域的译者来说，或许最大的坏处是在于他们还没有掌握必要的语言技巧、专业知识和文化背景之前，就开始承担翻译工作，结果他们由于长期实践养成的坏习惯看起来非常“自然”，无法轻易改掉。

通常来讲，在商务方面中西方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差异。第一，颜色的文化差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颜色的认识尽管有相似之处，但他们对各种颜色的感觉有可能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其原因在于其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不同。例如，英语国家视红色为残暴、不吉利，红色意味着流血。在中国红色预示着喜庆，中国人结婚习惯穿红色衣服。第二，数字的文化差异。众所周知，在西方“十三”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数字，人们通常避免使用“十三”这个数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数字“十三”却没有这种文化含义。但其他数字如八、七、九等却具有明显的文化差异。第三，心理特点的不同。在西方，尤其是女性，很忌讳被问到年龄。而在我国大部分情况下是没有这一忌讳的。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人们的心理特点是有差异的。这样的差异在商务交往和商务翻译中是不容忽视的。因此，无论是从事商务英语翻译还是从事商务活动，都很有必要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不同词汇在不同语言环境下的差异，并以此为基础将商务交往中的失误减少到最低，以期获得效益的最大化。

最后，要有很强的心理素质，面对来自不同文化的合作伙伴，甚至国际经济巨头，都应当临危不乱，遇到不熟悉的领域和话题，应当沉着冷静，灵活应对。作为一名商务英语口译人员，译者还必须具备出众的记忆力，这一点是由口译的特点所决定的。在实际的经贸交流场合，口译者不可能有机会去查阅字典或其他工具，也无法向他人求助，因此口译者必须要记住大量的词汇、典故、专业术语等。同时，如果译者要把贸易双方的意思准确而完整地记录并转译出来也必须掌握快速记忆的技巧，口译笔记仅仅是一种变通的方法，而更多时候还是需要具备很棒的记忆能力。只有具备了良好的记忆能力，译者才有可能把经贸中的各种情景完整而准确地呈现给交易方。另外，作为一名商务英语口译译员，同时还应具备口齿清晰、作风严谨的工作素质。若译者心中对其要翻译的内容已经胸有成竹，却无法清楚地传递给交易双方，那么他的翻译工作不能算是成功的，因为这从根本上违反了翻译的交流目的。

总之，良好的口译译员素质是决定经贸场合中口译成功的关键。经贸英语口译译员的语言能力、知识结构和口译技能等智力因素，以及心理素质、身体素质和职业素质等非智力因素分析，特别是译员的记忆能力、记录水平、释意和意译能力等口译技能是影响经贸口译效率的重要因素。希望本文可以对提高译员经贸英语口译能力提供有效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2］陈定安.英汉比较与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

［3］徐正华.管理与商务英语.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

［4］Charles Mitchell.国际商业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史记翻译篇9

彝文的起源，有伯博耿造字、密阿叠造字等多种传说。彝文文献《彝族源流》、《物始纪略》载：“有布摩就有字，有布摩就有书。”彝族的君、臣、布摩出现在哎哺时期，这一时期，据《阿买尼（磨弥）谱》载：“在笃慕之前，有三百八十六代，在笃慕之后，传了七十代。”说明彝文文字及其古籍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

彝文有象形、会意、指事、形声等多种造字方法，其中象形字与独体字的比重占用很大的份量，其发展演变同样经历从符号到成熟文字的发展过程。毕节市彝文翻译组曾有多人多次用彝文释读了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威宁中水陶文、二里头文化遗址等多个地方出土的刻划符号等，说明彝文与刻划符号（陶文）应存在着神秘的历史亲缘关系。据不完全统计，彝文字的字数在贵州地区有两万余个。她与汉文、纳西东巴文被共同誉为中国土生土长的三种文字。

传承载体

彝族文字文化的传承载体有金文、竹、木刻、竹木简、皮书、构皮纸、石刻等。金文目前为止发现3件，其中的“祖祠擂钵”亦称“祭祖擂钵”，经贵州博物馆的有关专家鉴定，系战国至汉代的文物，铸有“祖源手碓是”5个阳文彝字，铸有彝族《祭祖经》故事，再是从贵州流传到云南省昭通市的蛙钮彝文“统管堂郎印”铜印、“夜郎赐印”两件铜印。以竹、木刻、竹木简为载体，见于文献《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物始纪略》等文献“木刻竹简，堆积如柴薪”或“堆放如柴禾”的记载。木刻有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收藏的《摩史苏》1件。皮书即以牛羊皮为载体的彝文文献，在毕节市境内残存有10件左右，其中较完整的是《余吉米体访亲记》1件。明清以来一万部以上的彝文文献都是以构皮纸作载体的。石刻为载体的文献有数千件，绝大部分也形成于明清时期。

汉唐以来，彝族文字文化的传承始见于汉文献中。汉文献中较早记录彝文的是《华阳国志·南中志》：“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宋代范成大著的《桂海虞衡志》也提及彝族罗殿国文字的事：“押马者，称西南谢藩知武州节度使，都大照会罗殿国文字。”

2009年，香港《中国古彝文在世界古文字中的价值地位评鉴与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建议报告》的评鉴结论是：中国古彝文可以与中国甲骨文、苏美尔文、埃及文、玛雅文、哈拉般文相并列，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而且可以代表着世界文字一个重要起源。

文献价值

彝文古籍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笔珍稀而可开发利用的传统文化资源。

以彝文为载体的古籍，用牛羊皮或麻布做护封，故而俗称“牛皮档案”或“羊皮档案”。它记录的历史年代久远，从哎哺时期至“六祖”时期，尤其是从尼能、什勺、慕靡、举偶到“六祖”分支，直到1664年的近4000年间，近200代父子连名谱牒世系完整相连而不间断。记录涉及哲学、历史、天文、历法、算学、文学、军事、宗教、地理、民族、民俗等多方面内容。反映彝民族的发祥、发展、迁徙、分布，与各兄弟民族和睦相处，巩固西南边疆的稳定，维护祖国的统一等情况，形成独具特色的哲学、美学、伦理道德学、教育学等学科体系。内容与文字传承互为前提又彼此相互依存，正是它的这种属性决定着其文字文化的传承的生命力。

《宇宙人文论》、《土鲁窦吉》、《爨文丛刻》（中、下）、《西南彝志》1-4卷、《彝族源流》等文献集中反映了彝族的哲学和天文与历法史观，为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文献资料；《爨文丛刻》上、《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彝族创世志》、《彝家宗谱》等文献，记录了全国彝族的数百代谱系、分布，回答了彝族的起源问题和彝族在贵州分布与活动的三千年以上的历史，为贵州历史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献要素；《益那悲歌》、《夜郎史传》、《彝族源流》、《策尼勾则》等文献，记录了古夜郎王族的27代连续的父子连名谱谱系，反映古夜郎在毕节市境内活动六七百年的历史；《支嘎阿鲁王》、《支嘎阿鲁传》、《曲谷走谷选》等文献，记录的彝族史诗，堪与《荷马史诗》和《格萨尔王》等世界著名史诗媲美；《苏巨黎咪》、《海腮耄启》等文献，提供了教育、法律、伦理道德等多方面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多得的一笔历史文化遗产财富，值得去研究、继承和弘扬；《估哲数·农事篇》、《物始纪略》等文献，反映了贵州古代农业社会的历史和农业社会的经济，在全国的彝文文献中也具有唯一性。《彝族诗文论》、《彝诗体例》等文献，是我国最早的文艺理论著作，早于同是文艺理论著作的刘勰所作的《文心雕龙》。

彝族史料、文献有贵州的彝族历史上形成的远古文化、夜郎文化、民族政权方国文化（如黔西北至黔中的罗氏国文化，安顺至黔西南的罗殿国、毗那自桤国文化）、千年土司文化（水西文化、乌撒文化、普安文化等），神秘文化（如在中国都是独一无二的向天墓葬文化）支撑着，反过来，这些种种文化信息必须靠彝族文献来解读、解答，归纳出其优势所在。彝族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翻译及出版将对贵州、乃至中国的彝族发展史研究不仅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也有着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

整理现状

毕节市留存的彝族文献里，文字传承的历史脉络线索清晰，文字发育与使用成熟，文献记录系统完善。

史记翻译篇10

杨宪益自幼在自家私塾接受传统儒家发蒙教育。杨宪益回忆说：“基本读完了‘四书五经’，只有《易经》没读，后来又读了‘十三经’的一部分，还读了《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古文释义》《龙文鞭影》等。熟读的还有《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和‘楚辞’。”[1]他还说道：“十岁出头时，我还读了大量的笔记小说和传说故事，还有相当一部分流行的明清传奇、话本等。”[2]在国学的浸润与陶养中，少年杨宪益的颖悟与才思逐渐显露出，诗人气质与情怀亦现出端倪。

杨宪益与世界文学结缘，以其1927年在天津教会学校——新学书院（Tientsin Anglo-Chinese College）开始中学教育为端绪。除“国学”外，学校所有开设课程均用英语教授。杨宪益曾回忆说：“读高中时，看英文书很多，其中许多是欧洲文学名著的英译本，包括古希腊诗歌，但丁的《神曲》，法国雨果等人的小说，什么都看，并不限于英美文学。”[3]又说：“教师布道的时间，我就在台下偷偷看《以赛亚书》，或者是《雅歌》。”[4]大量的翻译文学阅读极大地开阔了杨宪益的视野。杨宪益家藏的一套林纾译《说部丛书》，让他尤为珍爱。“通过《说部丛书》，我开始知道了叙述莎士比亚戏剧故事的《吟边燕语》、欧文的《大食故宫余载》以及斯维夫特、笛福、狄更斯、哈葛德的非洲探险故事等等，后来通过其他翻译作品，又知道了其他外国作家。有些书我很喜欢，就找来英文课本重读欣赏。”[5]

随着翻译文学阅读的日渐深广，杨宪益对翻译本身、尤其是诗歌翻译的热衷亦逐日递增。入牛津大学攻读之前，杨宪益已通过英译本读过荷马史诗、希腊悲剧、李维《罗马史》、柏拉图的几篇对话和其他为数甚多的外国文学作品。对此，杨宪益曾回忆道：“我一直认为从事文学翻译工作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后来自己大半生都做了翻译工作，这大概与我小时候就读翻译作品有关。”[6]

1936年秋，杨宪益进入牛津历史上最为悠久的学院之一——默顿学院攻读希腊拉丁文学。课余时间，杨宪益的足迹遍及欧洲、地中海和北非，当地风物民情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负笈英伦求学期间，杨宪益与牛津大学第一位取得中国文学荣誉学位、心仪东方文化已久的英国同学——戴乃迭相识相恋。1940年，杨宪益获牛津大学荣誉文学学士学位和文学硕士学位。当年夏末，杨宪益谢绝美国哈佛大学希望他赴美从事研究工作的邀请，携手戴乃迭返回祖国。“他们离开英国时，还从伦敦带出了他们合译的第一部作品：20世纪早期的一部巧合丛生、场景鲜明的小说——刘鹗的《老残游记》。”[7]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中，“杨不离戴，戴不离杨”的东西合璧状态此时已呈现雏形。

此后，杨、戴夫妇辗转重庆、贵阳、成都、南京等地高校教授英文。1952年杨宪益、戴乃迭调入北京外交出版社，任外文图书编辑部专家。1954年《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杂志并入外文出版社，杨、戴夫妇同为该刊的翻译和审稿专家。杨、戴二人遂将大半生心血倾注在这份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文化刊物之上，并与之结下不解之缘。[8]

杨宪益译著以中国古典文学为主，兼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其译作题材广泛，体裁丰富，语种多样。杨宪益著述与东方文学文化因缘，集中体现于他的比较文化论著——《译馀偶拾》，与之密切相关的还有《试论欧洲十四行诗及波斯诗人莪默凯延的鲁拜体与我国唐代诗歌的可能联系》（以下简称《鲁拜体与唐代诗歌》）、《改头换面的民间故事》、《关于埃及的两段故事》。此外杨、戴还合作翻译了《中印人民友谊史话》等。

《译馀偶拾》是杨宪益多年文史考证笔记的结集。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杨宪益便开始动笔，陆续在上海《新中华》杂志发表这类笔记。1947年作者将其中的20多篇编成《零墨新笺》。解放战争期间，杨宪益续写一些笔记，新中国成立后将其与前者编成《零墨续笺》。1979年，作者在《读书》上又陆续发表了《译馀偶拾》（一）（二）（三），并于1981年将这三者与《零墨新笺》《续笺》合编为《译馀偶拾》，交付出版。

《译馀偶拾》收文88篇，涉及东西交通史（如《大秦道里考》、《唐代东罗马遣使中国考》等），音乐史（如《秦王〈破阵乐〉的来源》等），宗教史（如《萨宾新考》等），民族史（如《蠕蠕为女真前身说》等）等诸多范畴。其间，东西文学、文化交流史篇目数量虽不占主导，但因其集中呈现出作者将民族文学发展置于东西方文学、文化交流的历史视野加以考究的学术思想，从而为后学在对待和处理文化研究与文化传承的关系上树立了典范。具体来说，又包含以下三个相互联系的层面。

首先，注重对类同叙述主题历史联系的考察，《板桥三娘子》[9]是这种影响研究的代表。《板桥三娘子》钩沉发微，比较唐孙頠《幻异志》所录板桥三娘子故事中“人变驴”主题，与古希腊史诗《奥德修纪》和古罗马阿蒲流的《变形记》中人变禽兽主题，并联系宋赵汝适《诸蕃志》中“中理国”记载和《马可波罗游记》相关细节表述，推断该主题源自非洲东海岸的索科特剌岛，又引《宋史·食货志》相关注释，辅之以清王士禛《陇蜀馀闻》中的相关记载，指出“板桥”是唐宋间交通要衢，海舶财货所聚。大食人由南海到中国贩卖黑人奴隶及货物，多经过此处。据此作者作出进一步判断：板桥三娘子故事与唐宋时著名的昆仑奴故事同来自非洲东岸，被大食商人带到中国。大食商人多在板桥集散，为过往行人述说故事，该故事遂得以流传。

杨宪益并不满足于东西方类同叙述主题的简单比较，而是将其引入历史事实影响的景深，考述其故事渊源，以史料构筑起故事流播的时空线路，并推断往来其间的主要媒介人，亦不忽略对各故事版本叙事细节的比较与印证。除《板桥三娘子》外，《中国的扫灰娘故事》《薛平贵故事的来源》等篇目均有此特点。它们给予后学（特别是比较文学学者）的启迪是，要辩证地看待主题学研究的对象，深挖各故事之间可能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历史事实联系，决不简单地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概而论之。

其次，注重东西方文学之间的互动互馈研究。如果将《板桥三娘子》等故事视为“西风东渐”的例证，那么《〈高僧传〉里的国王新衣故事》和《鲁拜体与唐代诗歌》，则当视为讨论“风向逆转”的例子。

《皇帝新衣的故事》是欧洲著名童话，但杨宪益指出，早在一千多年前，梁《高僧传》里有关鸠摩罗什的传记中便有类似记载：一次，少年鸠摩罗什与名德法师盤头达多（Vandhudatta ）对话，名德法师援引狂人喜极细緜，织工投其所好，指空气称这是狂人想要的细缕的例子，告诫鸠摩罗什所识空气的荒谬性。杨宪益说：“这故事如果是盤头达多说的，那样它至晚在西元四世纪初年业已存在，恐怕原来是印度的故事，而由《高僧传》的记载来看，至晚在西元六世纪初年业已传入中国了。”[10]诚然，作者没有进一步探究欧洲皇帝新衣童话究竟直接得益于中国、印度还是第三国，但仅从两故事叙事接近程度观之，“东风西去”当无过多异议。

《鲁拜体与唐代诗歌》虽未收入《译馀偶拾》，但其依然承续了文史考证笔记的研究思路，只是在体制和规模上更趋近专业论文，论证的绵密程度亦超过前面诸例。作者首先提出假设，即唐代诗歌同欧洲十四行诗以及古代波斯鲁拜体四行诗存在某种联系；接着从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的欧洲十四行诗的策源地——13世纪的西西里岛谈起，指出当时西欧文化远比近东一带文化落后，而西西里岛是接受东方文化（主要是大食和东罗马文化）的首站，受阿拉伯文化影响的西西里岛诗人或直承或自创了十四行诗体，同时作者也不排除阿拉伯人直接将该诗体传递欧洲大陆的可能；继而将论锋转向与大食文化广有联系的唐代文化，借助深入分析多首李白的“古风”体诗歌，以确认其在形式上与意大利十四行诗的高度趋近性；最后以波斯诗人莪默凯延（今译欧玛尔·海亚姆）为中心，探讨鲁拜诗体（Rubai，今译“柔巴依”体）的起源，以及在形式和称谓（该诗体古波斯语又称“塔兰涅”，即“断章”或“绝句”之意）上与唐绝句的相同之处，并指出该诗体很可能是由中国通过突厥文化传入波斯而成。据此，从唐绝句到意大利十四行诗之间可能存在的复杂传播、影响线路隐约可见。

在东西方文化研究上，杨宪益反对“文明西来”或“文化东去”的轩轾分明的简单结论，坚持具体地、历史地考察东西文化势能落差，强调东西方文学、文化是人类社会在一定的历史和物质条件下的产物，强调科学的反映论。

第三，重视东方文学内部各民族文学（尤其是边疆民族文学）之间相互影响和渗透研究。《译馀偶拾》开篇《李白与〈菩萨蛮〉》[11]当属此类代表。作者首先从宋人释文莹《湘山野录》、沈括《梦溪笔谈》、邵博《闻见后录》记载和明胡应麟的质疑入手，对传为李白首作的《菩萨蛮》词作者加以讨论；又重点分析了苏鹗《杜阳杂编》所载“菩萨蛮”称谓来源，并结合《唐书》、古波斯人法吉（Ibn al Fakih）《笔记》以及苏利曼（Suleiman）的《笔记》所录，对其间提到的“女蛮国”展开讨论，指出“女蛮国”即“罗摩国”（下缅甸）；再考究《菩萨蛮》名称的由来，指出唐代云南南诏与缅甸骠人同族，南诏西南的部族都名为濮蛮或濮曼，而《菩萨蛮》就是骠苴（ Piusaw）蛮的音译，是古代缅甸乐调。作者由是判断西南边疆音乐如《菩萨蛮》舞曲可能在唐开元甚至之前已经传入中国。接下来，作者结合李白身世（在序中作者谈到早年自己考证李白先世来自西南边疆有误，应为碎叶）、经历和《菩萨蛮》词内容加以推敲，综合判断李白为《菩萨蛮》词的首作者。

与之相类，《薛平贵故事的来源》则昭示出中国西北边疆是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与波斯、大食等文学文化交往的重要媒介地。唐代西北、西南边疆文化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而民间文学和文学交流在文学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它提示后来者对边疆文化这样的文化交感地带要给予格外的重视。

杨宪益晚年感慨某些人唯西方文化马首是瞻，却不明本民族文化、东方文化就里，遂以“东方不亮西方亮，文化何须论短长”解颐。诚然，杨宪益译业重心在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英译，但其始终将翻译活动置于东西文明互通互惠的发展视野，强调文化研究和文化传承的相互推助，在东西文学文化相互烛照中互勘的思想，才是其翻译思想的真髓所在。

注释：

[1][2]杨宪益：《白虎星照命·回忆儿时》，载杨宪益：《去日苦多》，青岛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第13页。

[3]杨宪益：《回顾我过去学习英语的经历》，载《去日苦多》第91页。

[4]杨宪益：《白虎星照命·中学生活》，载《去日苦多》第17页。

[5][6]杨宪益：《记开始学外国文学》，载《去日苦多》第88页，第88、89页。

[7]詹纳：《戴乃迭》，《我有两个祖国——戴乃迭和她的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页。

[8]何琳、赵新宇：《卅载辛勤真译匠：杨宪益与〈中国文学〉》，《文史杂志》2010年第4期。

[9]杨宪益：《板桥三娘子》，载杨宪益：《译馀偶拾》，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73-76页。

[10]杨宪益：《〈高僧传〉里的国王新衣故事》，载《译馀偶抬》第83页。

[11]杨宪益：《李白与〈菩萨蛮〉》，载《译馀偶拾》第5-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