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范文10篇

史记范文篇1

一、导入

《史记》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史记》文章之价值，无论何人当不能否认”，著名思想家梁启超确立了《史记》的十大名篇，强调要“精读之”。节选的《廉颇蔺相如列传》和《信陵君窃符救赵》出自这十大名篇。而《屈原列传》则再现了屈原的高尚品质和卓越的才能，表现了作者内心深处的悲愤。阅读节选的三个“列传”片断，结合已学过的作品和《语文读本》所选的《史记》里的文章，加深对《史记》这一煌煌巨著的理解。

二、诵读指导

诵读是对语言的最直接感知，是品味语言、理解课文思想内容的最好手段。

经过两年半的高中语文的学习，学生已经具备了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因此，这三篇史传应以指导学生自读为主。

要求：①注意生字的读音；②注意古今异义的词；③归纳多义词的词义及词类活用的现象；④归纳通假字；⑤注意文言句式

三、鉴赏评价

方法：在学生讨论的基础上，教师归纳。

《廉颇蔺相如列传》

通过蔺相如和廉颇形象的塑造，颂扬了“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爱国主义精神。

蔺相如的高尚情操和他的大智大勇，是通过一组生动的故事表现出来的，完璧归赵、渑池会是集中地表现他建立在爱国思想基础上的勇和智，将相和则是集中表现他识大体顾大局的高尚境界。

秦昭王以十五城易赵国和氏璧，这一悬殊的不等价交换出于强秦之口，显然不是出于诚意。赵国答应易璧，等于自甘屈服；如不答应，秦国就可以借口出兵侵赵。赵国君臣十分清楚秦国的这种政治阴谋。经过权衡之后，他们决定通过外交斗争以求得解决，争取化被动为主动。但是谁可以为此出使呢？在这紧急关头，宦者令缀贤推荐了蔺相如。

秦国历来贪暴无信，人们称之为“虎狼之国”，蔺相如的使命是十分艰巨的。但是，由于他事前有周密的考虑、充分的准备和明确的斗争目的，所以能够做到随机应变，处处争取主动。秦王在离宫中的章台接见蔺相如，传璧以示美人及左右，没有举行隆重的接见礼，完全暴露了无意偿赵城的企图。蔺相如当机立断，他机智地诓回和氏璧，并以身死玉碎威慑秦国君臣，迫使秦王不得不“辞谢，固请，召有司案图”，装出一副真想偿还赵城的样子。这种无可奈何的表演，不管其真意如何，本身就宣告了秦王第一场外交斗争的失败。

在“渑地斗智”中，相如请秦王击缻，召入御史书之，请以咸阳为赵王寿，一次又一次狠挫秦王的锐气，直到盟会结束，秦王“终不能加胜于赵”。蔺相如以他的机智再次取得了外交斗争的胜利。

廉颇与蔺相如相较，资格老，建功早，他有“攻城野战之功，以勇气闻于诸侯”，位为国家的上卿。对于蔺相如由一个布衣之上一跃而为上卿，且“位居我上”，廉颇颇不服气。他认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声言要当众“辱之”。一个是勇将，一个是智士。蔺相如深知，“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个在也”。而今二人相斗，如两虎相朴，“其势不俱生”，这将危及国家的安危。于是他顾全大局，称病不朝，“不欲与廉颇争列”。道遇廉颇，“引车避匿”。相比之下，廉颇意气用事，争个人名位，太渺小了。但廉颇毕竟是一位忠心耿耿的社稷之臣，他的争胜，无非是争个人的面子。后来当他一旦明白过来，立刻悔愧交加，立即负荆请罪，肉袒谢相如。廉颇勇于改过的精神同样是出于“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这就是廉蔺交欢的思想基础。

《屈原列传》

司马迁在这篇史传中，记载了屈原的生平事迹，阐明了他的思想言行，评述了他的代表作《离骚》，著录了他的《怀沙》。目的之一是推崇屈原正确的政治主张和伟大的人格。

1．司马迁认为屈原联齐抗秦的主张是正确的。叙述楚国和齐奏的关系，是以历史的教训来证明屈原主张的正确。楚怀王重用屈原为左徒时，齐楚从亲，秦不敢侵犯。楚怀王听信上官大夫的毁谤疏远屈原后，秦国就令张仪来离间齐楚的关系，破坏两国的同盟，以便各个击破。从此，楚怀王一次次上秦国的当，终至客死于秦。楚顷襄王继位后，仍向秦屈膝，放逐屈原，楚竟为秦所灭。楚国亲齐，秦不敢侵犯；亲秦，则吃秦的大亏。

2．司马迁对屈原的政治才能异常推崇。他认为屈原所理想的政治就是唐虞三代那样的政治，以为屈原的主张是举贤授能。如“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还称赞《离骚》“明道德之广崇，治礼之条贯，靡不毕见”。

3．司马迁赞扬屈原的高尚人格和斗争精神。楚怀王昏庸贪婪，对外亲齐亲秦摇摆不定，对内宠任奸佞，听信谗言。屈原虽不被重用，仍坚持自己的理想，为挽救楚国危亡坚持斗争。司马迁认为屈原“志洁”“行廉”，“皭然泥而不滓”“与日月争光”。在叙述屈原作《离骚》的原因时，称“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信陵君窃符救赵》

司马迁称信陵君为“魏公子”，表现出司马迁对信陵君的敬仰。魏公子礼贤下土，所养士人如侯嬴、朱亥都是不平凡的人。信陵君窃符救赵，全赖乎客。写客是为了衬托信陵君的礼贤下士和急人之难的高尚品德。信陵君礼贤以国事为重，这是司马迁的理想。这篇文章充满着爱国主义的激情。

侯赢隐身在看门人中，偏偏信陵君知道他是贤者，而且精心设计了礼请侯赢的场面。魏公子举行宴会，高朋毕至，贵宾满堂。公子本人率众多人马车辆，亲自去迎接侯赢赴会，这给了侯赢很大的面子。而侯赢穿戴着破旧的衣帽，表露出满不在乎的轻慢。公子亲自驾车，他却傲然直登上座。车到半途，他又下车去访问自己的朋友朱亥，站在喧闹的街市，故意和朱亥谈论了很久，倒把公子冷落在一边。但公子的态度却越来越温和，没有丝毫愠色。宴会上，公子当着满堂贵宾，赞誉侯生，又亲自问候生祝酒。末了，侯生却对公子说：“今日赢之为公子亦足矣。”用侯生在大庭广众之中故意用自己的倔傲放诞来反衬公子的礼贤下士和虚己待人，是不同寻常的举动。后来信陵君在窃符救赵的非常壮举中完全得力于侯生的策划，这才使读者明白“嬴之为公子亦足矣”，其意是“今日我侯嬴也够难为公子了”，表示要以身相许了。侯生后来果然以死励军，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信陵君是个理想化的人物。

四、品味语言

《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大量的对话描写，《信陵君窃符救赵》中人物各自的言行，《屈原列传》中的人物对话，都形象地表现了人物的思想和性格。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三篇文章记事写人的语言都十分丰富和精当，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生动的形象性。

结合三篇课文后面的练习，让学生通过具体的语言来品味。

五、拓展训练

(一)按《廉颇蔺相如列传》书后练习四的要求，让学生读读史论，学习从不同的方面思考问题，质疑问难。

(二)读下面两段文字

1．《史记·益尝君列传》节文

齐湣王二十五年，复卒使孟尝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尝君为素相。人或说秦阳王曰：“孟尝君贤，而又齐族也，今相秦，必先齐而后奏，秦其危矣。”于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尝君，谋欲杀之。孟尝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愿得君狐白裘。”此时益尝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无双，人奉献之昭王，更无他袭。孟尝君患之，徧问客，莫能对。最下坐有能为狗盗者，曰；“臣能得抓白裘。”乃夜为狗，以入秦宫臧（储藏室）中，取所献狐王裘至，以献秦王幸姬。幸姬为言昭王，昭王释孟尝君。益尝君得出。即驰去，更封传（变更通行证），变名姓以出关。夜半至函谷关。秦昭王后悔出孟尝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驰传（驿车）逐之。孟尝君至关，关法鸡鸣而出客，孟尝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为鸡鸣，而鸡齐鸣，遂发传出。出如食顷，秦果追至关，已后孟尝君出，乃还。始益尝君列此二人于宾客，宾客尽差之，及孟尝君有案难，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后，客皆服。公务员之家:

2．王安石《读<孟尝君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亡所以不至也。

练习：

史记范文篇2

关健词：历史结构；历史网络；记忆技巧

有一种较为公认的说法：历史分为两种，一种是客观存在的，已经发生过的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社会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史；一种是人们对前种“历史”有意识地选择、复原和认识。这就让学生明白一个道理，我们不仅要学历史、发掘历史，而且要记历史。人类历史，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再到铁器时代，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再到信息时代，漫长的历史过程，内容包罗万象，知识浩翰无边。历史过程都很客观，没有过程就没有历史，对此，学生怎样避免死记硬背、学得灵巧一些，这就需要讲究科学的记忆方法和技巧。

一、帮助学生创建历史结构，疏通历史记忆

许多学生认为历史学习就是死记硬背，按教材逐句记忆结果在短时间内，记住了一部分历史知识，但时间一长就开始张冠李戴，纷乱如麻了。因为零散记忆历史知识是无头绪的，历史知识在他们眼里是各自独立、互不关联的。这样学生学完一本教材就已经腾云驾雾，摸不着东西南北了。这就需要历史教师在对教材理解的基础上打破教材原有的体系，帮助学生创建历史结构，疏通历史，有利于学生的记忆。

下面以《中国近现代史》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49年以前)为例来谈谈这个问题。众所周知，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一部充满血泪和屈辱，由战争、不平等条约、变法以及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和反抗封建势力构成的历史。共分四章22节。在教师指导下，同学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打破教材结构，多角度多层次的进行分析，重新创建知识结构如下：

(1)五次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2)三次大规模的反封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运动：太平天国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义和团运动(反帝爱国的农民运动)、辛亥革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3)清政府实施的两次变法：洋务运动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则是一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全国人民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历史。这个时期共分6章24节。教师可按时间顺序分为四个阶段，即大革命时期、国共十年对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讲述四个阶段时，教师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大党派为两条线索，讲述不同时期两党的关系及变化、不同的方针政策以及相应采取的具体行动和措施等，这样学生把零散的历史知识由点、线、面连接成密切相关的历史框架，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象一本浑然一体的故事小说呈现在学生面前，这种适合自己的知识结构才是属于自己的知识，记忆历史也就顺理成章，轻松的多了。

二、帮助学生掌握记忆技巧，加深历史记忆

许多学生不爱学历史，是因为历史对他们而言，仅仅意味着枯燥的、沉重的大量的记忆。而这种记忆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往往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掌握一些记忆的技巧和方法。

(1)时间计算法。如《中国近现代史》的中法战争起止时间是1884年至1885年，甲午中日战争起止时间是1894年至1895年，同学们不难发现这两个时间恰巧相隔十年，而1884年是清政府在新疆建立行省的时间；1885年是清政府在台湾建立行省的时间。中国无产阶级产生于19世纪40、50年代，中国资产阶级产生于19世纪60、70年代，它们的时间也具有这种记忆特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机构是五年召开一次会议，所以讲述《中国近现代史》下册第八章第三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时，学生只须记住十六大召开于2002年，就能推算出十五大、十四大、十三大和十二大的时间。

(2)类比法、分类法。在近代史中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数不胜数，学生最容易混淆不清。其实，绝大多数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分为“共性”和“个性”两部分。“共性”是指条约共有的内容，即赔款、割地、开放通商口岸这几项条款；“个性”则是指每个条约独有的条款和内容。而条约的“个性”能让学生加深对条约的记忆，并很容易区分开每个条约。

(3)词语法。词语法就是结合历史知识巧合的组成词语。如讲述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文章《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时，可以巧妙的把“醒”字和“觉”字组合成词语“觉醒”，这两篇文章就是号召群众从思想上觉醒过来推翻清朝的统治，词语“觉”和“醒”恰巧是洪秀全文章的关键字，这有利于学生记忆和加深印象。

(4)谐音法。在世界历史学习和记忆中，谐音法用的比较多，因为世界历史的地名、人名比较长，学生记起来比较困难，教师可巧妙地、幽默地运用谐音帮助学生记忆历史知识。其实，记忆的巧门和方法很多，只要教师和学生在教学和学习过程中不断的挖掘和摸索，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三、帮助学生揉和历史，使历史记忆网络化、系统化

中学的历史教材分为世界近现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经常把世界史和中国史分裂开，各自独立起来，好象他们分别在不同的时空和轨道发展着，彼此之间互不关联。前面提到的两种方法只能让学生的历史记忆在纵向延伸，现在我们要在创建中国史知识结构的基础上，把整个中国近现代史放置于世界近现代史的范围中，比较中西社会差异，让历史知识纵横交错，历史记忆网络化、系统化，这就是揉和历史。

史记范文篇3

《中国古代动物学史》(郭郛，[英]李约瑟，成庆泰著，1999)是一部很重要的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整理研究古代中国动物学史巨著，全书500余页，95万字。用现代的学科分类，将全书分为14章，综述了古代中国有关动物分类、动物生理生态、动物变态和发育、动物生殖、动物行为、动物遗传学、生物进化论、动物物候学和动物地理学、动物家化等，其中第十三章是专讲鱼类的《中国鱼类学史纲要》，最后第十四章介绍中国有关中国古代的动物学古籍文献。

笔者因需要先查阅了第十三章“中国魚类学史纲要”（成庆泰执笔），在第三节“世界上最早的养魚文献《范蠡养魚经》”这节中，著者根据古籍文献记载，得出两条重要论断，一是“我国是世界上池塘养魚最早的国家，远在殷商时代即开始了养鱼。”；二是范蠡《养鱼经》“是2400年前的作品，是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门文献，也是养鱼的始祖，对世界养殖学史来说是有重要价值的文献。”[1]

笔者看了书中引用的文献依据，觉得这两点推断都有商榷的余地。

先说殷商时代即开始了养鱼的问题。

“中国魚类学史纲要”所依据的是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引用罗振玉所辑的殷墟卜辞中两条含“圃”的卜辞为证：“贞其雨。在圃渔。”及：“在圃渔，十一月。”[2]作者说：“这两条卜辞特别注明“在圃渔”，即在园圃之內（捕）渔，而不是在一般的地方（捕）渔，也不是在野（捕）渔，证明殷商时代已开始了池塘养鱼。”

“中国魚类学史纲要”是把“圃”理解为园圃之圃，园圃中有池塘，所以“在圃渔”表明已有池塘养鱼了。

笔者按，在甲骨文中还没有“圃”，只有“甫”，其字形象一个生长水草的地方，甫的水草义在《诗经》中还有保存，如《诗·小雅·车攻》：《东有甫草》”笺：“甫田之草”。故“甫”本身是人们经常可以捕鱼的沼泽地，捕捉沼泽的鱼和池塘人工养鱼当然是两回事。

在甫的外面加一个大口成“圃”是后起的，初见于铜器铭文中。[3]圃虽然和甫一脉相承，但在引用甲骨文时，仍以用甫为是。郭沫若的书里把甲骨文转译为楷书时，将卜辞“在甫渔”译作“在圃渔”，《中国鱼类学史纲要》因之，故把“在圃渔”理解为在池塘中养鱼，也属顺理成章。但郭沫若没有释“在圃渔”为池塘养鱼，池塘养鱼是《中国鱼类学史纲要》对卜辞的读解。

后世“甫”和“圃”通用，“园圃”连称，指种植蔬菜果树的场所，但“圃”仍保留甫的古义，指繁茂的泽薮，即沼泽浅水之地。如《国语·周语中》：“薮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御灾也。”韦昭注：“圃，大也。必有茂大之草，以备材用也。”圃因有沼泽义，故又引申为泽薮的地名，称“圃田”。《周礼·夏官·职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镇曰华山，其泽薮曰圃田。”圃田在今河南中牟县西南一带的陂湖之地，是个极古老的地名，表明商殷时还是个沼泽丰草之地。沼泽地多积水，鱼虾类繁多，是捕鱼的好场所。

在天然沼泽（甫或圃）所捕的鱼是野生的鱼，在池塘所捕的鱼是人工养殖的鱼，这是两回事，所以仅仅根据这两条卜辞说“远在殷商时代即开始了养鱼”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不过，否定“在甫渔”是池塘养鱼，不等于说殷代还没有池塘养鱼。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很难证明罢了。

其次，关于范蠡《养鱼经》的问题。

“中国魚类学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把范蠡《养鱼经》看作是2400年前的作品，是没有注意到学术界早已公认这是部后人托名范蠡的伪书，不好算作2400年前的作品，如果不算作范蠡的作品，它的养鱼技术内容，还是很有科学价值的。但《纲要》把它当作2400年前“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门文献，也是养鱼的始祖”来介绍，反而显得站不住脚了，这是很遗憾的事。

《养鱼经》的全称是《陶朱公养鱼经》，全书已佚，现今只靠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的摘录，得知它的内容。说它不是范蠡所著的理由很多，主要有：1，书的开头说：“威王聘朱公，问之曰：‘闻公在湖为渔父，在齐为鸱夷子皮，…在越为范蠡，有之乎？’曰：‘有之’。”这里的威王即齐威王，范蠡是在齐国的“陶”（今山东定陶）经商，改名朱公，出名以后，别人称他为陶朱公。按，越灭吴是在公元前473年，范蠡是在越灭吴以后“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史记·货殖列传》）而齐威王在位是公元前356～320年，相差百年以上，此时的范蠡早已逝世。作伪者这里露出了马脚。2，书中提到鱼塘里要放养“神守”即鳖，秦以前的古籍里只有大量单音词“鳖”，没有双音词“神守”，双音词的神守是起源于汉代（详后）。由此可证《养鱼经》很可能成书于汉代，假托范蠡之名。3，《养鱼经》的全称是《陶朱公养鱼经》，陶朱公是后人对范蠡的尊称，如果此书是范蠡自己所作，决不可能自己称自己《陶朱公养鱼经》。4，《养鱼经》的书名从汉至北魏间称呼不一，有《范蠡养鱼法》、《范蠡养魚方》、《陶朱公养鱼经》等，同书异名，前两种未见文字留传，只有《齐民要术》有大量“陶朱公养鱼经曰…”的经文摘录，故分析此书当以《齐民要术》为准。

《纲要》是全文照录《齐民要术》的《陶朱公养鱼经》引文，再以现代科学养殖知识给予分析评价。因为是立足于2400年前的文献，就不免存在以下问题：

1，度量衡问题。古今度量衡不同，用现代公制市制分析表示时，要经过换算。但《纲要》“鱼池工程问题”一节中却直接以《养鱼经》的古六亩作今六市亩来阐释：“养鱼经讲到鱼池工程‘以六亩为池’，即是鱼池以六亩为一池。根据今天养鱼实践的经验……一般以六七亩为好，所以养鱼经把鱼池规定‘以六亩为池’是合乎科学的。”按周制一亩相当于今市亩0.3726亩，或汉制一亩相當于今制0.6912市亩。不经折算，即以今六市亩等同于养鱼经时期的古亩来分析，怎么可以呢？同样，把《养鱼经》中所说的“谷深六尺”，按三市尺折算为一米，说“谷中立水六尺”是“八个深洼，深度两米。”但在接下来的鱼儿大小标准“求怀子鲤鱼长三尺者二十头，牡鲤长三尺者四头”，却进行折算：“在周代一尺即合现在尺的六寸稍弱，当时三尺合现尺一尺八寸弱。”说明作者对上面的立水六尺和古亩六亩忘记了折算。（按1尺等于0.333米，1亩等于667平方米）

2，对《养鱼经》成书年代，《中国古代动物学史》其他章节里也有提到，说法与《纲要》不同，互相矛盾。《纲要》说《范蠡养鱼经》“是2400年前的作品，是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门文献，也是养鱼的始祖。”但在同书第十四章第三节介绍古代鱼类的专著中，却说“关于鱼类和渔业的专书，首推《陶朱公养鱼经》一卷。陶朱公是越国大夫范蠡的雅称，活动在越（公元前495--458）浙江、江苏一带，不一定是他的原著，本书可能是东、西汉时期学者加工而成。”这个介绍是正确的，但在《纲要》部分却不采纳，不知道是观点不同，各自表述，或是全书编写中通气不够？又。在同书第十二章“动物的家化”第四节“鳖的饲养”一小段文字中又是另一种说法：“《范蠡养鱼经》提到养鳖，称之为神守。主要利用鳖能吃腐败的鱼类尸体，有利于鱼池环境清洁，如利用鳖游到水面呼吸，驱使鱼群游动和水的流动，有利于鱼群生长发育，养鳖同养鱼在战国和汉代几乎是同时进行。”（原书459页）。这段文字提到《范蠡养鱼经》，对成书年份不作介绍，却忽然在结尾时点出“养鳖同养鱼在战国和汉代几乎是同时进行。”似乎有《养鱼经》是战国和汉代作品的趨向，却又不明朗。这“养鱼是在战国时进行和汉代几乎是同时进行”，显然与“远在殷商时代即开始了养鱼。”的说法相差很大，前后不一致。

3，虽然否定《养鱼经》是范蠡所作的理由已很充分，但神守对于鉴别《养鱼经》的时代无疑也是关键之一。如所众知，先秦文字称动植物名称多用单音词，鳖在《诗经》、《礼记》、《周礼》、《尔雅》《山海经》、《列子》、《庄子》、《国语》等古籍中都称鳖，[4]特别是《吴越春秋》中越王听了子贡的一番话以后，很是感动，说：“孤少失前人，內不自量，与吴人战，军败身辱遁逃，上棲会稽，下守海滨，唯鱼鳖见矣。”[5]，以上都使用鳖，不见神守。此外，神怪故事、笔记类如《搜神记》、《太平广记》、《酉阳杂俎》、《神境记》、《朝野僉记》《清异录》[6]等都有提到鳖，却绝无提到神守。

史记范文篇4

关键词：史记平民女性人格

《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文学史上，她突出的文学成就在于“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人物描写与刻画。司马迁在写人时，又严格遵循着“实录”的原则。他笔下的人物，既是历史人物的真实，又具有撼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读《史记》，我们看到的不是木乃伊，也不是寺院庙宇里的泥塑像，而是跃动在各自“历史舞台”上有血有肉、有灵有感的活生生的人。且不论帝王将相、诸侯大臣，即或是其中的几个女性形象也很出色。女性，是人类永远不衰竭的话题。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女性历来处于从属的卑微地位。从《诗经》中的“赫赫宗周，褒拟灭之”开始，女性大多被定位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和倾国倾城的祸水。尤其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更是造就了不少关于女性的历史谎言。但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女生的描写还是比较公正的。不论是《殷本纪》中“洗澡时因吞吃燕子蛋而生契的简狄，还是《周本纪》中外出见巨人脚印因心爱踩之而生弃的姜原，虽然有些离奇，但那是本着”契“和”弃“都是奉天意而诞生的这个意图而引用《诗经》上的传说罢了；不论是《周本纪》中“奔密康公”的三个女子，还是《吴太伯世家》中为争抢采摘桑叶而使楚吴相互攻杀的少女们；不论是《秦本纪》中释放三囚的文赢，还是《外戚世家》中的后妃和妃殡们……总之，司马迁对她们的评价还是比较公平的。尽管对她们的描写着墨不多，且大多是只述其事而不记名，但在这众多的女性中却有几个个性鲜明、令人难以忘怀的女性形象。

平民女性，指出身于平民的女性，其中包括帝王、诸侯、大臣家为人作奴仆杂役者，和没有封地的小官的女儿。《史记》平民人数不多，约有25人。因平民女性和政治事件关联较少（医官女儿缇萦除外），不宜按政治分类。按个性精神风貌可划分为小市民妇媪、高义母、孝顺女等。太史公塑造的平民女性个性突出，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一、小市民妇媪形象分析

《史记》中有很多小市民特色的平民女性。她们为《史记》人物画廊增添了许多滑稽和幽默的亮色。所谓小市民特色，从《史记》人物看，比较倾向于指势利、实利、虚伪、狭隘自私的一类市民风格。《史记》涉及的小市民妇媪很多，有王媪、武负、刘邦嫂、淮阴亭长妻、苏秦嫂等。

著名的势利人物是苏秦嫂。苏秦落魄而归，其嫂挖苦嘲笑；苏秦衣锦还乡，富贵而来，嫂子恭敬侍侯，不敢仰视。当苏秦打趣地问她为何前倨而后躬时，嫂子回答：“见季子位高金多也。”话语单纯、直率、粗俗得可爱。俗话说：丑到极点就是美。苏秦嫂可谓美。

还有一种势利是小气中带着实利。以刘邦嫂、淮阴亭长妻为代表。当刘邦未发迹时，游手好闲，时常带人来大嫂家吃饭。时间一长，大嫂就不耐烦了。当刘邦再次带人来时，大嫂用勺子故意将锅底刮得啵啵响，刘邦只得走开。他记恨大嫂，后来当了皇帝，故意不为大嫂的儿子封侯，经太公请求，才特意封为羹颉侯。无独有偶，淮阴亭长妻对前来白吃饭的韩信颇不耐烦，故意一大早就吃饭。当韩信赶来，锅里已经没有饭了。刘邦嫂和亭长妻的小心眼举动，充满了山野村妇的朴实可笑。这种实利的乡土女性，太史公写得素朴可爱。

刘邦故里小酒店主王媪和武负的势利，则透出一股趋炎附势的世故气息。

（刘邦）“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

王媪和武负是两个小酒店主。太史公虽然写刘邦为真龙附体而生，但决然不会相信刘邦当真是真龙天子转世。但太史公用一本正经的语言，不经意间揭穿了刘邦自己刻意编织的神话。武负、王媪“见”刘邦头上“常有龙，怪之。”奇怪的方式当然就是大呼小叫，逢人便说。刘邦为真龙天子的神话便广为传播，于是“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也就是说，自从“见怪”以来，高祖每次喝酒，都给武负、王媪酒酬数倍。两人年末虽“折券弃责”，实际上得到了很多好处。在这部小小的戏法里面，刘邦是个导演者，王媪武负二人便是演员。

二、高义母形象分析

在平民女性里面，还有一组光辉感人的平民母亲形象，学术界称之为高义母。有春秋时期介子推母，战国吴起卒母、和秦末汉初的漂母。

首先是大义从子志的介子推母。介子推追随保护晋文公有功，晋文公论功行赏，却忘了介子推。介子推心有怨言。《史记•晋世家》记载了他们母子的一段对话：

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禄。”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隐，安用文之？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此乎？与女偕隐。”至死不复见。

俗话说，母以子贵。没有一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富贵的。然而介子推母为了儿子高洁的志向，慨然提出入山隐居，直至烧死，也不肯出来见晋文公。正是因为有如此深明大义的母亲，才有介子推如此狷洁之士。

吴起卒母，战国魏文侯时人，军事家吴起士卒之母。吴起在为将带兵时，爱兵如子，与士兵同甘共苦。士兵争为其效命，万死不辞。吴起为一个皮肤生疽的士卒吮吸伤口。士兵的母亲听说了这件事，哭了起来。请看太史公的感人记载：

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於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别人以为：名将吴起为一个小小的士卒吮疽，这应该是士卒和其母的荣幸。为何卒母还要哭呢？卒母的回答让人感叹不已：“往年吴公为丈夫吮疽，结果丈夫拼命战死沙场。而今吴公又为儿子吮疽，不知儿子又将死于何方？！所以大哭。”对此，台湾蔡师信评论说：“卒母前有丧夫之痛，后有失子之忧，也都毫不怨尤，而连称‘吴公’两次，以示衷心尊崇，该多不易。”卒母深明大义，明白吴起爱兵是报国，而士卒拼死是报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吴起卒母能够从大义出发，忍痛割爱，夫死子继，可谓高义。

秦末漂母，慈善仁爱。当韩信面有饥色，钓于城下。漂母见而怜惜，一连几十天都来河边漂洗，次次给韩信带来饭食。韩信表示将重报。漂母却大怒：“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施之不图报，这就是朴素而真挚的平民女性。明钟惺对此评论说：“信喜而言报，母怒。此一怒，何其有品也。”漂母之怒，怒在韩信把她同一般施恩图报之人那样看待。何其高义和高洁的村媪、再者，或许漂母慧眼识人，看出韩信不是等闲之辈，便极力相助。漂母的关爱给了韩信极大的奋斗勇气，当韩信被封为楚王之时，最先想起的是回报漂母、后人记住了漂母的慧眼识人，和那份雪中送炭的温暖。当寒门士子怀才不遇，倍感孤独和苦闷时，禁不住怀念漂母。唐人崔国辅有一首专门吟咏漂母的五言排律近体诗《漂母岸》：

泗水入淮处，南边古岸存。秦时有漂母，于此饭王孙。王孙初未遇，寄食何足论。后为楚王来，黄金答母恩。事迹遗在此，空伤千载魂。茫茫水中渚，上有一孤墩。遥望不可到，苍苍烟树昏。几年崩冢色，每日落潮痕。古地多圮，时哉不敢言。向夕泪沾裳，遂宿芦洲村。

体现了一种对漂母的缅怀和怀才不遇的孤寂。李白更是大声直呼：“沙丘无漂母，谁肯饭王孙”他深念漂母，在《宿五松山下荀媼家》，《贈新平少年》《猛虎行》等七首诗中都用了漂母饭信的典故，呼唤一种温情和相知。漂母的形象已成了深邃识人、和智慧慈祥的母亲代名词。

三、贤明妻形象分析

平民女性中，司马迁还塑造了一位贤明睿智的妻子形象，那就是《管晏列传》中晏子御之妻。《史记》记载如下：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晏子御之妻是一位贤明的女性。首先，她有一双慧眼，能够从丈夫的驾车姿态表现能看出其浅薄和洋洋自得，能从晏子的谦卑平凡看出其志念深邃。其次，身为人妻，她能当机立断，请求离去，激夫励志上进。使丈夫不断自新，提升人格，从一个平凡的车夫成长为一名大夫。晏御之妻，其贤明胜过男儿。《史记》中这样的平民妻虽只此一人，但光彩夺目。

四、孝顺女形象分析

平民女性中，还有一个孝顺而勇敢的才女，就是缇萦。缇萦，汉文帝时太仓令淳于医之女，事迹见于《孝文本纪》和《扁鹊仓公列传》。文帝十三年五月，淳于医因行为不慎，触犯法律，按规要去长安处以肉刑。汉代肉刑断损肢体，轻者致残，重者会死。五个女儿在后边嘤嘤哭泣。太仓公将行，骂其女说：“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小女缇萦自伤泣，于是随父到长安，上书汉文帝说：“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下诏废除肉刑。

缇萦上书，陈述肉刑之过，甘愿入官府当婢女，替父赎罪，求让父亲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情、理俱在，感动孝文，从而使肉刑废除，父刑得免，并为一朝百姓造福。缇萦可谓一位急智勇敢的孝顺才女。正如太史公所称赞：“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

司马迁还塑造了一批极有个性平民女子：卓文君夜奔相如，大胆当炉卖酒，可谓勇敢叛逆；聂荣为了扬弟大名，义奔韩市辨认聂政，铿锵有力，高呼苍天，悲恸而死，可谓勇敢刚烈。

太史公还怀着赞叹和敬意，记载了两位能干的女性商业家。四川寡妇清，经营祖传丹砂矿业，得秦始皇尊重，为其筑女怀清台，礼抗万乘，名显天下，被太史公称为素封。妇人陈君夫，以相马闻名天下，可称女中伯乐。

太史公还满怀同情，记载了为贵族做杂役而饱受压榨的女性，如汉济北王府中侍者韩女，和高级技工女子竖。女子竖是汉济北王买来的高级技工，被剥削压榨，日夜辛苦劳作，最后累得吐血而死。

除了以上贵族、平民两大类外，还有的女性充满神秘色彩，所以归入他类女性，共有三人：白帝子母，黑夜田野哭子。西王母，周缪王见之而“乐之忘归”，应该是一个长生不老的美貌妇人，而到了司马相如的笔下，西王母已“皬然白首”而穴处，是一个能够使唤三足乌的白发老妇。素女，神秘而幽怨。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素女鼓瑟，音悲而幽怨，太帝不忍闻，禁令停止，素女不听，太帝将其瑟断为二十五弦。后世李商隐的《无题》诗，就以素女之幽怨和叛逆而起题：“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总之，《史记》中的女性形象，贵族女性形象复杂多变，平民女性个性突出，充满了社会生活气息，可以说是《史记》伟大而成就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3]韩兆琦.史记通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4]韩兆琦.史记赏析集[M].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版.

[5]杜芳琴.女性观念的衍变[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6]任继愈.中国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7]季羡林.先秦两汉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聂石樵.司马迁论稿[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9]张克.史记人物辞典[M].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0]施丁.司马迁研究新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1]于兰.《史记》中的几个女性形象[J].语文知识,2005,(2).

[12]于兰.谈《史记》中的几个女性形象[J].语文天地,2005,(11).

[13]王晓红.简论《史记》中的女性人物[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3).

[14]张莺.尊重历史尊重女性——浅议《史记》中女性形象[J].安康师专学报,2004,(1).

史记范文篇5

一、场面描写中夹用反复修辞，昭示人物的命运

《史记》多选取一些重大的历史场面以明示历史的转折、揭示历史人物的命运起伏，在百忙的场面描写中，《史记》又往往通过语词的反复凸显人物命运的节点。如《项羽本纪》选取了“巨鹿之战”、“鸿门宴”、“彭城大战”、“垓下之围”等一系列历史事件记述项羽的“兴之暴”和“亡之忽”。《史记》不仅对上述重大事件的场面作了生动细致的描写，而且在多处运用反复修辞，凸显出对项羽命运影响至深的一系列节点。陈涉被叛徒所杀、项梁战死定陶，这无疑是对反秦义军的连环重击，士卒皆为之震恐：“沛公、项羽相与谋曰：‘今项梁军破，士卒恐。’乃与吕臣军俱引兵而东。”黄河以南的反秦义军退守东部的彭城一线：“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6］P303-304当时，黄河以北尚有张耳等奉陈王生前之命攻取之赵仍在义军手中，秦将章邯击败项梁军后不复以河南之军为忧而倾力攻赵，大破赵军，迫使赵军困守巨鹿城中，情势万分危急：“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6］P307救赵与否关系到反秦大业的成败，项羽果决地斩杀鼠首两端的宋义夺取兵权，北上救赵，破釜沉舟，大破秦军于巨鹿城下，逆转了义军反秦的颓势，使反秦义军士气复振，项羽本人也由斩杀宋义时的楚“假上将军”、攻巨鹿时的楚上将军成为“诸侯上将军”：“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6］P307三个“无不”分别写出了项羽所率楚兵决死奋战的英勇、不敢与秦军接战的诸侯军观战时的胆战心惊和破秦后对项羽的威服。因此，李晚芳称：“羽之神勇，千古无二；太史公以神勇之笔写神勇之人，亦千古无二。迄今正襟读之，犹觉喑噁叱咤之雄，纵横驰骋于数页之间，驱数百万甲兵，如大风卷箨，奇观也。”［4］P295元代学者吴澄评点：“三‘无不’字，唤起精神。”［7］P21加之“莫敢”的叠用，写尽了项羽的神勇，凌约言谓：“羽杀会稽守，则‘一府慑伏，莫敢起’；羽杀宋义，‘诸将慑伏，莫敢枝梧’；羽救巨鹿，‘诸侯莫敢纵兵’；已破秦军，‘诸将膝行而前，莫敢仰视’：势愈张而人愈惧，下四‘莫敢’字，而羽当时勇猛可想见也。”［7］P21凌约言结合项羽吴中起兵时吴中守将的反应、斩杀宋义后楚军将领的立场、巨鹿救赵时各路诸侯兵的观望及破秦后诸侯将的举措神情，道出了项羽本人与其所部义军在困顿中雄起的不可阻挡之势。而在鸿门宴中，《史记》项羽得知拥盾持剑而闯入鸿门宴的樊哙是沛公之参乘时，“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两番夸赞，两番赐酒，特别是遭受樊哙饮酒啖肉后的一番责让之后，“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6］P313沛公招呼樊哙离开鸿门宴，范增刺杀沛公于座的计划便彻彻底底地失败了，此计之失除了项王为人不忍、竖子不足与谋外，从项羽对樊哙两番“壮士”，先后两番“赐”酒肉，最后受樊哙数落后又赐之“坐”的处置措施中便可以看出，鸿门宴上项羽对连本无资格参加鸿门宴的樊哙尚且不予责罚，哪里再会怪罪卑辞厚礼的刘邦呢？鸿门宴上，“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加之刘邦阵营内给项羽通风报信的曹无伤、夜告张良的项伯、拔剑起舞的项庄和闯帐而入的樊哙，刘项双方的最高首脑、顶尖谋士、核心近属、隐藏间谍均呈现在读者眼前，鸿门宴实为刘、项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唯一一次最高级别的会晤。而范增计谋的破产与项王处置樊哙的失常之举又有着莫大的关系，若以项羽吴中起兵、斩杀宋义、巨鹿之战中任意一处勇武之性，恐怕十个樊哙也得殒命当场。然而，鸿门宴上的项羽与巨鹿之战后诸侯将“莫敢仰视”之项羽相较，简直判若两人，凌稚隆曾评项羽“从来无统一天下之志”，鸿门宴上“壮士”的赞语、“赐”酒肉之举措，活画出了彼时身为诸侯上将军的项羽志得意满之态。垓下之战后，项羽一直被汉军紧紧追赶，至东城时仅余二十八骑，而汉军追骑数千，项羽乃对其部下说：“‘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瞠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6］P334-335东城溃围是项王意欲证明其败亡“非战之过”，实乃“天之亡我”的一场快战，也是项王在楚汉之际的谢幕之战，尺幅之间用了三个“复”字：汉军包围圈被项羽击溃后“复围之”；项王“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后，“复聚其骑，亡两骑耳”。联系太史公论项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缪哉”之语，［6］P339三个“复”字的叠用，流露出太史公对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批判的同时，也包含了太史公对这位盖世英雄的华美功业和悲壮人生的行将落幕的几多惋惜与慨叹。

二、历史叙事时叠用词语，揭示人物的心理

《史记》在运用反复记述史事时，还通过叠用一些实词或虚词揭示历史人物的心理，并借以传达叙事态度。如《淮阴侯列传》叙写韩信悲惨的结局便是以四个“欲”字昭示了韩信被斩的冤屈：“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彊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6］P2628四个“欲”字中，两个“欲”字均关涉淮阴侯：“欲发以袭吕后、太子”、“欲杀之”，然而前者并未发作，后者仅仅停留在意念的层面上，皆未成事实；“告信欲反状于吕后”，虽被韩信囚系的舍人之弟实名举报，也只不过是“反状”，而且是“欲反状”，焉有谋反事实？但是，“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待萧何诱骗韩信入朝后，吕后随即将其斩杀，“欲”、“恐”则写出了吕后内心对韩信是意欲除之而后快的急切而又惮怕的复杂心理。吕后、萧何联手斩杀韩信时罪名落在“欲”字上，并且韩信被诛后高祖和吕后捕获了蒯通，却并没有追究他当初游说韩信反汉之罪，因此，汤谐称太史公对淮阴侯“既深责之又重伤之”：“既深责信之矜功要爵，自取灭亡；又重伤汉之蓄意剪除，激令愿望。因特详叙蒯通说信反汉奇策于前，更将释通之罪作结于后，以见通劝信反犹得无辜；信本不从通反，而汉奈何因疑生嫉，激而罪之至于此极也。”［4］P532韩信拒绝武涉、蒯通劝其三分天下而反汉自立的一节极其精彩，寓论断寓叙事中，表明韩信终不忍背汉之心迹。而韩信最后被治罪杀身时，“欲发家臣袭击吕后、太子”、“欲反状”均属于隐约之辞，李景星评此：“叙武涉之说淮阴，蒯通之说淮阴，则以最鲜明最痛快之笔写出之，叙淮阴教陈豨反汉，则以隐约之笔出之，正明淮阴不反，而挈手避左右云云，乃当时罗织之辞，非实事也。又恐后人误以为真，更以蒯通对高祖语安置传末，而曰‘竖子不用臣策，故令自夷如此’，夫曰‘不用’，曰‘自夷’，则淮阴之心迹明矣。”［9］P84-85所以《淮阴侯列传》可视为一篇太史公为韩信满洒同情泪水的翻案史传［8］P1546，而叠用的“欲”字不仅揭示了吕后图谋诛灭功臣的心理，也传达了太史公对“拔魏、赵，定燕、齐，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灭项籍”［6］P3315之韩信的无限同情。又如《淮南衡山列传》，淮南王刘长、刘安和衡山王刘赐相继谋反，最终身死国除。在叙述刘安实施谋反计划时，“时时怨望厉王死，时欲畔逆，未有因也”。［6］P3082淮南王太子事发后，“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计欲无遣太子，遂发兵反，计犹豫，十余日未定”，“河南治建，辞引淮南太子及党与。淮南王患之，欲发”，“王欲发国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听。王乃与伍被谋，先杀相、二千石；伪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杀之。计未决，又欲令人衣求盗衣，持羽檄，从东方来，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发兵”，［6］P3092叠用六个“欲”字，将淮南王刘安蓄谋已久的叛乱之心写得非常通透。李景星称，淮南王刘安的传记写其谋反犹豫不决处“全在心上写”，所以用了“欲”、“亦欲”、“时欲”、“偷欲”、“计欲”等字，将淮南王刘安一味狐疑的性格摹写入微。［9］P110在叙写西汉丞相陈平时，“吕太后时，王诸吕，诸吕擅权，欲劫少主，危刘氏。右丞相陈平患之，力不能争，恐祸及己，常燕居深念。陆生往请，直入坐，而陈丞相方深念，不时见陆生。陆生曰：‘何念之深也？’陈平曰：‘生揣我何念？’陆生曰：‘足下位为上相，食三万户侯，可谓极富贵无欲矣。然有忧念，不过患诸吕、少主耳。’陈平曰：‘然。为之奈何？’陆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务附；士务附，天下虽有变，即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臣常欲谓太尉绛侯，绛侯与我戏，易吾言。君何不交欢太尉，深相结？’为陈平画吕氏数事。陈平用其计，乃以五百金为绛侯寿，厚具乐饮；太尉亦报如之。此两人深相结，则吕氏谋益衰”。［6］P2700-2701陆贾所道之“念”认为陈平是在忧江山社稷：“忧念，不过患诸吕、少主耳”，因此陆贾提醒陈平应该结好绛侯周勃，陈、周因此结识且交往日厚，吕氏之谋日衰，不仅写出了吕氏威权在吕太后健在时便不得人心的史实，而且昭示了吕太后崩殂后陈平、周勃联合刘章等人迅速剿灭诸吕的必然结局。而连用的五个“念”字内含却不同：“右丞相陈平患之，力不能争，恐祸及己，常燕居深念”，活现出将其忧心忡忡的心理。结合《陈丞相世家》中高祖时出计伪游云梦擒灭韩信、吕后称制时讨好诸吕、吕后一死倒向反吕阵营剿灭诸吕迎立刘恒复居丞相等事来看，陈平所“念”更多的是其个人的安危荣辱，其“燕居深念”是为太史公所厌恶的。《史记》还长于叠用虚词刻画人物心理并传达叙事态度。如《封禅书》中凡涉求仙、求不死药之处，正文中多处采用了“或曰”、“然”、“若”、“焉”等虚字，据初步统计，该篇用“或曰”9次、“若”19次、“焉”43次，使得整篇《封禅书》有恍惚迷离之感。钟惺评之：“累累万余言，无一着实语，每用虚字诞语翻弄，其褒贬即在其中。”［1］P73可见前贤早已认识到了该篇的虚字叠用传达了太史公史笔之深意，在表现武帝意欲求仙的微妙心理同时，对武帝求仙、求不死药万方之终不可得的惊世扰民之举不无讽刺。因此，吴见思称：“篇中用字用句，有‘若’者、‘云’者、‘盖’者、‘焉’者、‘或曰’，俱冷语微词，意在字句之外，而不尖利露锋。但见其峻冷，不见其刻削，故妙。”［11］P14又如《袁盎晁错列传》载，闻听晁错削藩王之地后，晁错之父从颍川赶到京城，责问晁错为政之事，晁错答以尊天子、安宗庙更，其父听罢，说：“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随即服毒自尽，“吾不忍见祸及吾身”。［6］P2747晁错父亲临终喟叹的三个“矣”字，道出了一位老父亲目睹亲子因行削藩之政而踏上了一条不归路的痛心，表现了老人在现实面前的万般无奈，在惮怕日后受到儿子牵连的畏惧心理趋势驱使下自杀身亡。钱钟书先生称：“叠用三‘矣’字，纸上如闻太息，断为三句，削去衔接之词，顿挫而兼急迅错落之致。”［12］P448太史公也正是通过三个“矣”叠用，从行文中表达了对晁错悲惨遭遇的无限同情。

三、复见人物话语，活化人物形象

《史记》富有个性化的语言是其具有浓郁文学性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人物话语的反复更是活化了历史人物的形象。《史记》所写的战国四公子中，魏公子信陵君无忌因礼贤下士和急人之难的高尚品质而显得光彩照人。清代学者汤谐谓《魏公子列传》：“文二千五百余字，而‘公子’字凡一百四十余见，极尽慨慕之意。”［4］P498对此，李景星亦有类似评论：“传中称‘公子’者，凡一百四十七处，因其钦佩公子者深，故低徊缭绕，特于繁复处作不尽之致。”并下赞语：“‘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隐然贬过孟尝等三人。”［9］P72的确，《史记》写信陵君时采用旁敲侧击法，着力写信陵君对侯嬴等小人物的多番礼遇，147处“公子”之称谓，通过侯嬴口称“公子”者就有23次，从小处着笔，使得信陵君这一翩翩浊世公子显得尤为生动形象。与“公子”这一称表现了太史公对信陵君的无限仰慕不同的是，我们还留意到，《史记》还写到了刘邦常以“乃公”、“而公”自称，郦食其建言树六国后人并颁予印信以对付项羽时，张良力陈此举有“七不可”，刘邦醒悟，大骂：“竖儒，几败而公事！”下令急速销毁印信。［6］P2041刘邦意欲派太子刘盈带兵讨伐黥布叛乱时，吕后对其哭诉太子将兵有诸多不宜，“上曰：‘吾惟竖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6］P2046陆贾时时在其面前称说诗书，刘邦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6］P2699“而公……”、“乃公……”者，就好比人们今天粗俗语之“老子我如何如何”，太史公于笔端除了带给我们浓厚的生活气息外，也流露出对这位大汉开国皇帝的几多揶揄。《史记》除了采用叠用称谓活化人物形象外，还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表现各自的性格，昭示各自的命运。如秦朝丞相李斯，秦始皇沙丘病死后赵高欲拉拢李斯矫诏改立胡亥，一开始李斯义正词严第责问李斯：“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也！”［6］P2549然而赵高一番劝诱：“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于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李斯是古今第一热衷于富贵之人，［10］P119赵高接连使用的五个“孰与”顷刻间便动摇了他的心理防线，在赵高“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足以为寒心”的威逼利诱之下，最终“斯乃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曰”，沦入赵高的计谋中，只得从赵高之计矫诏立胡亥而赐死公子扶苏。而赵高话语五个“孰与”的杀伤力和李斯本人热衷于富贵是分不开的。《史记》中，李斯终其生共有五“叹”：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是其未遇时而叹不得富贵；喟然而发“富贵极矣”之叹是叹其志得意满；仰天垂泪太息而叹，是叹其不能舍弃富贵而不得不听从赵高之谋；身陷囹圄仰天而叹是叹其失势被囚，富贵不能长保；顾其子复出上蔡东门，是其身死族灭之叹。［4］P524李斯对富贵权势的渴慕最终导致其身死族灭，“究二世之所以弑，秦之所以亡，皆起于李斯持爵禄一念”。

史记范文篇6

关键词：史记平民女性人格

《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文学史上，她突出的文学成就在于“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人物描写与刻画。司马迁在写人时，又严格遵循着“实录”的原则。他笔下的人物，既是历史人物的真实，又具有撼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读《史记》，我们看到的不是木乃伊，也不是寺院庙宇里的泥塑像，而是跃动在各自“历史舞台”上有血有肉、有灵有感的活生生的人。且不论帝王将相、诸侯大臣，即或是其中的几个女性形象也很出色。女性，是人类永远不衰竭的话题。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女性历来处于从属的卑微地位。从《诗经》中的“赫赫宗周，褒拟灭之”开始，女性大多被定位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和倾国倾城的祸水。尤其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更是造就了不少关于女性的历史谎言。但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女生的描写还是比较公正的。不论是《殷本纪》中“洗澡时因吞吃燕子蛋而生契的简狄，还是《周本纪》中外出见巨人脚印因心爱踩之而生弃的姜原，虽然有些离奇，但那是本着”契“和”弃“都是奉天意而诞生的这个意图而引用《诗经》上的传说罢了；不论是《周本纪》中“奔密康公”的三个女子，还是《吴太伯世家》中为争抢采摘桑叶而使楚吴相互攻杀的少女们；不论是《秦本纪》中释放三囚的文赢，还是《外戚世家》中的后妃和妃殡们……总之，司马迁对她们的评价还是比较公平的。尽管对她们的描写着墨不多，且大多是只述其事而不记名，但在这众多的女性中却有几个个性鲜明、令人难以忘怀的女性形象。

平民女性，指出身于平民的女性，其中包括帝王、诸侯、大臣家为人作奴仆杂役者，和没有封地的小官的女儿。《史记》平民人数不多，约有25人。因平民女性和政治事件关联较少（医官女儿缇萦除外），不宜按政治分类。按个性精神风貌可划分为小市民妇媪、高义母、孝顺女等。太史公塑造的平民女性个性突出，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一、小市民妇媪形象分析

《史记》中有很多小市民特色的平民女性。她们为《史记》人物画廊增添了许多滑稽和幽默的亮色。所谓小市民特色，从《史记》人物看，比较倾向于指势利、实利、虚伪、狭隘自私的一类市民风格。《史记》涉及的小市民妇媪很多，有王媪、武负、刘邦嫂、淮阴亭长妻、苏秦嫂等。

著名的势利人物是苏秦嫂。苏秦落魄而归，其嫂挖苦嘲笑；苏秦衣锦还乡，富贵而来，嫂子恭敬侍侯，不敢仰视。当苏秦打趣地问她为何前倨而后躬时，嫂子回答：“见季子位高金多也。”话语单纯、直率、粗俗得可爱。俗话说：丑到极点就是美。苏秦嫂可谓美。

还有一种势利是小气中带着实利。以刘邦嫂、淮阴亭长妻为代表。当刘邦未发迹时，游手好闲，时常带人来大嫂家吃饭。时间一长，大嫂就不耐烦了。当刘邦再次带人来时，大嫂用勺子故意将锅底刮得啵啵响，刘邦只得走开。他记恨大嫂，后来当了皇帝，故意不为大嫂的儿子封侯，经太公请求，才特意封为羹颉侯。无独有偶，淮阴亭长妻对前来白吃饭的韩信颇不耐烦，故意一大早就吃饭。当韩信赶来，锅里已经没有饭了。刘邦嫂和亭长妻的小心眼举动，充满了山野村妇的朴实可笑。这种实利的乡土女性，太史公写得素朴可爱。

刘邦故里小酒店主王媪和武负的势利，则透出一股趋炎附势的世故气息。

（刘邦）“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

王媪和武负是两个小酒店主。太史公虽然写刘邦为真龙附体而生，但决然不会相信刘邦当真是真龙天子转世。但太史公用一本正经的语言，不经意间揭穿了刘邦自己刻意编织的神话。武负、王媪“见”刘邦头上“常有龙，怪之。”奇怪的方式当然就是大呼小叫，逢人便说。刘邦为真龙天子的神话便广为传播，于是“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也就是说，自从“见怪”以来，高祖每次喝酒，都给武负、王媪酒酬数倍。两人年末虽“折券弃责”，实际上得到了很多好处。在这部小小的戏法里面，刘邦是个导演者，王媪武负二人便是演员。

二、高义母形象分析

在平民女性里面，还有一组光辉感人的平民母亲形象，学术界称之为高义母。有春秋时期介子推母，战国吴起卒母、和秦末汉初的漂母。

首先是大义从子志的介子推母。介子推追随保护晋文公有功，晋文公论功行赏，却忘了介子推。介子推心有怨言。《史记•晋世家》记载了他们母子的一段对话：

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禄。”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隐，安用文之？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此乎？与女偕隐。”至死不复见。

俗话说，母以子贵。没有一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富贵的。然而介子推母为了儿子高洁的志向，慨然提出入山隐居，直至烧死，也不肯出来见晋文公。正是因为有如此深明大义的母亲，才有介子推如此狷洁之士。

吴起卒母，战国魏文侯时人，军事家吴起士卒之母。吴起在为将带兵时，爱兵如子，与士兵同甘共苦。士兵争为其效命，万死不辞。吴起为一个皮肤生疽的士卒吮吸伤口。士兵的母亲听说了这件事，哭了起来。请看太史公的感人记载：

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於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别人以为：名将吴起为一个小小的士卒吮疽，这应该是士卒和其母的荣幸。为何卒母还要哭呢？卒母的回答让人感叹不已：“往年吴公为丈夫吮疽，结果丈夫拼命战死沙场。而今吴公又为儿子吮疽，不知儿子又将死于何方？！所以大哭。”对此，台湾蔡师信评论说：“卒母前有丧夫之痛，后有失子之忧，也都毫不怨尤，而连称‘吴公’两次，以示衷心尊崇，该多不易。”卒母深明大义，明白吴起爱兵是报国，而士卒拼死是报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吴起卒母能够从大义出发，忍痛割爱，夫死子继，可谓高义。

秦末漂母，慈善仁爱。当韩信面有饥色，钓于城下。漂母见而怜惜，一连几十天都来河边漂洗，次次给韩信带来饭食。韩信表示将重报。漂母却大怒：“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施之不图报，这就是朴素而真挚的平民女性。明钟惺对此评论说：“信喜而言报，母怒。此一怒，何其有品也。”漂母之怒，怒在韩信把她同一般施恩图报之人那样看待。何其高义和高洁的村媪、再者，或许漂母慧眼识人，看出韩信不是等闲之辈，便极力相助。漂母的关爱给了韩信极大的奋斗勇气，当韩信被封为楚王之时，最先想起的是回报漂母、后人记住了漂母的慧眼识人，和那份雪中送炭的温暖。当寒门士子怀才不遇，倍感孤独和苦闷时，禁不住怀念漂母。唐人崔国辅有一首专门吟咏漂母的五言排律近体诗《漂母岸》：

泗水入淮处，南边古岸存。秦时有漂母，于此饭王孙。王孙初未遇，寄食何足论。后为楚王来，黄金答母恩。事迹遗在此，空伤千载魂。茫茫水中渚，上有一孤墩。遥望不可到，苍苍烟树昏。几年崩冢色，每日落潮痕。古地多圮，时哉不敢言。向夕泪沾裳，遂宿芦洲村。

体现了一种对漂母的缅怀和怀才不遇的孤寂。李白更是大声直呼：“沙丘无漂母，谁肯饭王孙”他深念漂母，在《宿五松山下荀媼家》，《贈新平少年》《猛虎行》等七首诗中都用了漂母饭信的典故，呼唤一种温情和相知。漂母的形象已成了深邃识人、和智慧慈祥的母亲代名词。

三、贤明妻形象分析

平民女性中，司马迁还塑造了一位贤明睿智的妻子形象，那就是《管晏列传》中晏子御之妻。《史记》记载如下：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晏子御之妻是一位贤明的女性。首先，她有一双慧眼，能够从丈夫的驾车姿态表现能看出其浅薄和洋洋自得，能从晏子的谦卑平凡看出其志念深邃。其次，身为人妻，她能当机立断，请求离去，激夫励志上进。使丈夫不断自新，提升人格，从一个平凡的车夫成长为一名大夫。晏御之妻，其贤明胜过男儿。《史记》中这样的平民妻虽只此一人，但光彩夺目。

四、孝顺女形象分析

平民女性中，还有一个孝顺而勇敢的才女，就是缇萦。缇萦，汉文帝时太仓令淳于医之女，事迹见于《孝文本纪》和《扁鹊仓公列传》。文帝十三年五月，淳于医因行为不慎，触犯法律，按规要去长安处以肉刑。汉代肉刑断损肢体，轻者致残，重者会死。五个女儿在后边嘤嘤哭泣。太仓公将行，骂其女说：“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小女缇萦自伤泣，于是随父到长安，上书汉文帝说：“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下诏废除肉刑。

缇萦上书，陈述肉刑之过，甘愿入官府当婢女，替父赎罪，求让父亲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情、理俱在，感动孝文，从而使肉刑废除，父刑得免，并为一朝百姓造福。缇萦可谓一位急智勇敢的孝顺才女。正如太史公所称赞：“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

司马迁还塑造了一批极有个性平民女子：卓文君夜奔相如，大胆当炉卖酒，可谓勇敢叛逆；聂荣为了扬弟大名，义奔韩市辨认聂政，铿锵有力，高呼苍天，悲恸而死，可谓勇敢刚烈。

太史公还怀着赞叹和敬意，记载了两位能干的女性商业家。四川寡妇清，经营祖传丹砂矿业，得秦始皇尊重，为其筑女怀清台，礼抗万乘，名显天下，被太史公称为素封。妇人陈君夫，以相马闻名天下，可称女中伯乐。

太史公还满怀同情，记载了为贵族做杂役而饱受压榨的女性，如汉济北王府中侍者韩女，和高级技工女子竖。女子竖是汉济北王买来的高级技工，被剥削压榨，日夜辛苦劳作，最后累得吐血而死。

除了以上贵族、平民两大类外，还有的女性充满神秘色彩，所以归入他类女性，共有三人：白帝子母，黑夜田野哭子。西王母，周缪王见之而“乐之忘归”，应该是一个长生不老的美貌妇人，而到了司马相如的笔下，西王母已“皬然白首”而穴处，是一个能够使唤三足乌的白发老妇。素女，神秘而幽怨。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素女鼓瑟，音悲而幽怨，太帝不忍闻，禁令停止，素女不听，太帝将其瑟断为二十五弦。后世李商隐的《无题》诗，就以素女之幽怨和叛逆而起题：“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总之，《史记》中的女性形象，贵族女性形象复杂多变，平民女性个性突出，充满了社会生活气息，可以说是《史记》伟大而成就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3]韩兆琦.史记通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4]韩兆琦.史记赏析集[M].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版.

[5]杜芳琴.女性观念的衍变[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6]任继愈.中国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7]季羡林.先秦两汉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聂石樵.司马迁论稿[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9]张克.史记人物辞典[M].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0]施丁.司马迁研究新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1]于兰.《史记》中的几个女性形象[J].语文知识,2005,(2).

[12]于兰.谈《史记》中的几个女性形象[J].语文天地,2005,(11).

[13]王晓红.简论《史记》中的女性人物[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3).

[14]张莺.尊重历史尊重女性——浅议《史记》中女性形象[J].安康师专学报,2004,(1).

史记范文篇7

关键词：史记平民女性人格

《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文学史上，她突出的文学成就在于“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人物描写与刻画。司马迁在写人时，又严格遵循着“实录”的原则。他笔下的人物，既是历史人物的真实，又具有撼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读《史记》，我们看到的不是木乃伊，也不是寺院庙宇里的泥塑像，而是跃动在各自“历史舞台”上有血有肉、有灵有感的活生生的人。且不论帝王将相、诸侯大臣，即或是其中的几个女性形象也很出色。女性，是人类永远不衰竭的话题。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女性历来处于从属的卑微地位。从《诗经》中的“赫赫宗周，褒拟灭之”开始，女性大多被定位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和倾国倾城的祸水。尤其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更是造就了不少关于女性的历史谎言。但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女生的描写还是比较公正的。不论是《殷本纪》中“洗澡时因吞吃燕子蛋而生契的简狄，还是《周本纪》中外出见巨人脚印因心爱踩之而生弃的姜原，虽然有些离奇，但那是本着”契“和”弃“都是奉天意而诞生的这个意图而引用《诗经》上的传说罢了；不论是《周本纪》中“奔密康公”的三个女子，还是《吴太伯世家》中为争抢采摘桑叶而使楚吴相互攻杀的少女们；不论是《秦本纪》中释放三囚的文赢，还是《外戚世家》中的后妃和妃殡们……总之，司马迁对她们的评价还是比较公平的。尽管对她们的描写着墨不多，且大多是只述其事而不记名，但在这众多的女性中却有几个个性鲜明、令人难以忘怀的女性形象。

平民女性，指出身于平民的女性，其中包括帝王、诸侯、大臣家为人作奴仆杂役者，和没有封地的小官的女儿。《史记》平民人数不多，约有25人。因平民女性和政治事件关联较少（医官女儿缇萦除外），不宜按政治分类。按个性精神风貌可划分为小市民妇媪、高义母、孝顺女等。太史公塑造的平民女性个性突出，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一、小市民妇媪形象分析

《史记》中有很多小市民特色的平民女性。她们为《史记》人物画廊增添了许多滑稽和幽默的亮色。所谓小市民特色，从《史记》人物看，比较倾向于指势利、实利、虚伪、狭隘自私的一类市民风格。《史记》涉及的小市民妇媪很多，有王媪、武负、刘邦嫂、淮阴亭长妻、苏秦嫂等。

著名的势利人物是苏秦嫂。苏秦落魄而归，其嫂挖苦嘲笑；苏秦衣锦还乡，富贵而来，嫂子恭敬侍侯，不敢仰视。当苏秦打趣地问她为何前倨而后躬时，嫂子回答：“见季子位高金多也。”话语单纯、直率、粗俗得可爱。俗话说：丑到极点就是美。苏秦嫂可谓美。

还有一种势利是小气中带着实利。以刘邦嫂、淮阴亭长妻为代表。当刘邦未发迹时，游手好闲，时常带人来大嫂家吃饭。时间一长，大嫂就不耐烦了。当刘邦再次带人来时，大嫂用勺子故意将锅底刮得啵啵响，刘邦只得走开。他记恨大嫂，后来当了皇帝，故意不为大嫂的儿子封侯，经太公请求，才特意封为羹颉侯。无独有偶，淮阴亭长妻对前来白吃饭的韩信颇不耐烦，故意一大早就吃饭。当韩信赶来，锅里已经没有饭了。刘邦嫂和亭长妻的小心眼举动，充满了山野村妇的朴实可笑。这种实利的乡土女性，太史公写得素朴可爱。

刘邦故里小酒店主王媪和武负的势利，则透出一股趋炎附势的世故气息。

（刘邦）“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

王媪和武负是两个小酒店主。太史公虽然写刘邦为真龙附体而生，但决然不会相信刘邦当真是真龙天子转世。但太史公用一本正经的语言，不经意间揭穿了刘邦自己刻意编织的神话。武负、王媪“见”刘邦头上“常有龙，怪之。”奇怪的方式当然就是大呼小叫，逢人便说。刘邦为真龙天子的神话便广为传播，于是“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也就是说，自从“见怪”以来，高祖每次喝酒，都给武负、王媪酒酬数倍。两人年末虽“折券弃责”，实际上得到了很多好处。在这部小小的戏法里面，刘邦是个导演者，王媪武负二人便是演员。

二、高义母形象分析

在平民女性里面，还有一组光辉感人的平民母亲形象，学术界称之为高义母。有春秋时期介子推母，战国吴起卒母、和秦末汉初的漂母。

首先是大义从子志的介子推母。介子推追随保护晋文公有功，晋文公论功行赏，却忘了介子推。介子推心有怨言。《史记•晋世家》记载了他们母子的一段对话：

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禄。”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隐，安用文之？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此乎？与女偕隐。”至死不复见。

俗话说，母以子贵。没有一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富贵的。然而介子推母为了儿子高洁的志向，慨然提出入山隐居，直至烧死，也不肯出来见晋文公。正是因为有如此深明大义的母亲，才有介子推如此狷洁之士。

吴起卒母，战国魏文侯时人，军事家吴起士卒之母。吴起在为将带兵时，爱兵如子，与士兵同甘共苦。士兵争为其效命，万死不辞。吴起为一个皮肤生疽的士卒吮吸伤口。士兵的母亲听说了这件事，哭了起来。请看太史公的感人记载：

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於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别人以为：名将吴起为一个小小的士卒吮疽，这应该是士卒和其母的荣幸。为何卒母还要哭呢？卒母的回答让人感叹不已：“往年吴公为丈夫吮疽，结果丈夫拼命战死沙场。而今吴公又为儿子吮疽，不知儿子又将死于何方？！所以大哭。”对此，台湾蔡师信评论说：“卒母前有丧夫之痛，后有失子之忧，也都毫不怨尤，而连称‘吴公’两次，以示衷心尊崇，该多不易。”卒母深明大义，明白吴起爱兵是报国，而士卒拼死是报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吴起卒母能够从大义出发，忍痛割爱，夫死子继，可谓高义。

秦末漂母，慈善仁爱。当韩信面有饥色，钓于城下。漂母见而怜惜，一连几十天都来河边漂洗，次次给韩信带来饭食。韩信表示将重报。漂母却大怒：“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施之不图报，这就是朴素而真挚的平民女性。明钟惺对此评论说：“信喜而言报，母怒。此一怒，何其有品也。”漂母之怒，怒在韩信把她同一般施恩图报之人那样看待。何其高义和高洁的村媪、再者，或许漂母慧眼识人，看出韩信不是等闲之辈，便极力相助。漂母的关爱给了韩信极大的奋斗勇气，当韩信被封为楚王之时，最先想起的是回报漂母、后人记住了漂母的慧眼识人，和那份雪中送炭的温暖。当寒门士子怀才不遇，倍感孤独和苦闷时，禁不住怀念漂母。唐人崔国辅有一首专门吟咏漂母的五言排律近体诗《漂母岸》：

泗水入淮处，南边古岸存。秦时有漂母，于此饭王孙。王孙初未遇，寄食何足论。后为楚王来，黄金答母恩。事迹遗在此，空伤千载魂。茫茫水中渚，上有一孤墩。遥望不可到，苍苍烟树昏。几年崩冢色，每日落潮痕。古地多圮，时哉不敢言。向夕泪沾裳，遂宿芦洲村。

体现了一种对漂母的缅怀和怀才不遇的孤寂。李白更是大声直呼：“沙丘无漂母，谁肯饭王孙”他深念漂母，在《宿五松山下荀媼家》，《贈新平少年》《猛虎行》等七首诗中都用了漂母饭信的典故，呼唤一种温情和相知。漂母的形象已成了深邃识人、和智慧慈祥的母亲代名词。

三、贤明妻形象分析

平民女性中，司马迁还塑造了一位贤明睿智的妻子形象，那就是《管晏列传》中晏子御之妻。《史记》记载如下：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晏子御之妻是一位贤明的女性。首先，她有一双慧眼，能够从丈夫的驾车姿态表现能看出其浅薄和洋洋自得，能从晏子的谦卑平凡看出其志念深邃。其次，身为人妻，她能当机立断，请求离去，激夫励志上进。使丈夫不断自新，提升人格，从一个平凡的车夫成长为一名大夫。晏御之妻，其贤明胜过男儿。《史记》中这样的平民妻虽只此一人，但光彩夺目。

四、孝顺女形象分析

平民女性中，还有一个孝顺而勇敢的才女，就是缇萦。缇萦，汉文帝时太仓令淳于医之女，事迹见于《孝文本纪》和《扁鹊仓公列传》。文帝十三年五月，淳于医因行为不慎，触犯法律，按规要去长安处以肉刑。汉代肉刑断损肢体，轻者致残，重者会死。五个女儿在后边嘤嘤哭泣。太仓公将行，骂其女说：“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小女缇萦自伤泣，于是随父到长安，上书汉文帝说：“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下诏废除肉刑。

缇萦上书，陈述肉刑之过，甘愿入官府当婢女，替父赎罪，求让父亲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情、理俱在，感动孝文，从而使肉刑废除，父刑得免，并为一朝百姓造福。缇萦可谓一位急智勇敢的孝顺才女。正如太史公所称赞：“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

司马迁还塑造了一批极有个性平民女子：卓文君夜奔相如，大胆当炉卖酒，可谓勇敢叛逆；聂荣为了扬弟大名，义奔韩市辨认聂政，铿锵有力，高呼苍天，悲恸而死，可谓勇敢刚烈。

太史公还怀着赞叹和敬意，记载了两位能干的女性商业家。四川寡妇清，经营祖传丹砂矿业，得秦始皇尊重，为其筑女怀清台，礼抗万乘，名显天下，被太史公称为素封。妇人陈君夫，以相马闻名天下，可称女中伯乐。

太史公还满怀同情，记载了为贵族做杂役而饱受压榨的女性，如汉济北王府中侍者韩女，和高级技工女子竖。女子竖是汉济北王买来的高级技工，被剥削压榨，日夜辛苦劳作，最后累得吐血而死。

除了以上贵族、平民两大类外，还有的女性充满神秘色彩，所以归入他类女性，共有三人：白帝子母，黑夜田野哭子。西王母，周缪王见之而“乐之忘归”，应该是一个长生不老的美貌妇人，而到了司马相如的笔下，西王母已“皬然白首”而穴处，是一个能够使唤三足乌的白发老妇。素女，神秘而幽怨。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素女鼓瑟，音悲而幽怨，太帝不忍闻，禁令停止，素女不听，太帝将其瑟断为二十五弦。后世李商隐的《无题》诗，就以素女之幽怨和叛逆而起题：“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总之，《史记》中的女性形象，贵族女性形象复杂多变，平民女性个性突出，充满了社会生活气息，可以说是《史记》伟大而成就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3]韩兆琦.史记通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4]韩兆琦.史记赏析集[M].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版.

[5]杜芳琴.女性观念的衍变[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6]任继愈.中国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7]季羡林.先秦两汉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聂石樵.司马迁论稿[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9]张克.史记人物辞典[M].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0]施丁.司马迁研究新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1]于兰.《史记》中的几个女性形象[J].语文知识,2005,(2).

[12]于兰.谈《史记》中的几个女性形象[J].语文天地,2005,(11).

[13]王晓红.简论《史记》中的女性人物[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3).

[14]张莺.尊重历史尊重女性——浅议《史记》中女性形象[J].安康师专学报,2004,(1).

史记范文篇8

倭寇问题几乎贯穿于明王朝始终，明人对倭寇可谓既怕且恨:“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甚以噤其小儿女云。”［1］倭寇题材的诗文作品在明代大量涌现，而小说与戏曲作为当时极盛的文学样式，又是如何描写倭寇的呢?关于这一问题，严绍璗的专著《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和张哲俊的专著《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都有所涉及，但限于各自的体例，严著仅举小说《斩蛟记》与戏曲《莲囊记》，张著所列小说亦仅有《清平山堂话本》之《风月相思》与《喻世明言》之《杨八老越国奇逢》，戏曲稍稍提及《莲囊记》、《红拂记》，均不免有遗珠之憾。本文拟就此作一更全面的整理与解读。

在明代小说中最早提及倭寇的是永乐间李昌祺的《剪灯余话》，其中《武平灵怪录》写到一个叫项贵可的人物，称他“除嘉兴府同知，倭夷登岸，失不以闻，被罪，死秋官狱中”［2］。故事发生在洪武年间，而据《明实录》、《明史》等书记载，当时残余的地方武装确实常常纠集日本人入寇山东、温、台、明州及福建沿海诸郡，因此《剪灯余话》里的情节是有史可依的，只是对所谓“倭夷”尚无具体的形象呈现。根据笔者所见，明代小说真正描写倭寇的作品大概有10种，兹列表如下：由上列二表可知，虽然倭寇问题由来已久，但有倭寇情节的小说与戏曲则大多出现在晚明时期。个中原因，除了叙事类文学作品对时事的滞后性反应外，主要是由于“嘉靖大倭寇”之前，尽管从洪武至正德年间几乎每个皇帝在位时都有倭寇骚扰沿海的记录，但并未真正构成大的威胁，因而也没有受到人们的普遍注意。及至嘉靖倭患与万历东征，举国骚动，方才引起各阶层民众特别是文人的极大关注，也使得倭寇题材开始不断地出现在小说、戏曲之中。

明代的倭寇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而进入明代小说、戏曲中的倭寇形象在传统的叙事视角下，一般被处理成两种情形:一是作为过场式的“异族侵略者”，胆大包天地侵犯“天朝上国”，结果被轻易地打败，落得个“只轮不返，只骑不还”［3］的下场，这自然是“华夷之辨”的传统思维所致。此类作品如《风月相思》、《斩蛟记》、《刘伯温荐贤平浙中》、《飞丸记》等，由于手法过于简单粗糙，倭寇形象的艺术价值普遍不高。二是较为尊重史实，考虑到倭寇成分的复杂性(大多是当时的中国人与日本人相互勾结而成)，进行了相对客观的描写。具体而论，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中国人为首，日本人为辅，如《鸣凤记》、《胡少保平倭战功》、《胡总制巧用华棣卿，王翠翘死报徐明山》里的倭寇头目都是中国走私商人汪直(又作王直)、徐海之流。正如小说《矢热血世勋报国，全孤祀烈妇捐躯》所写的那样:“浙有汪直、徐海，闽有萧显，广有曾一卿，或是通番牙行，或是截海大贼，或是啸聚穷民，都各勾引倭夷，蹂躏中国。”［4］还有一类“倭寇”则是以日本人为主，中国人充当向导，如《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描写倭国国主以倭铁刀及诸海宝为献，引诱汪五峰(汪直)、徐碧溪效力，一起入侵中国［5］。无论倭寇的具体构成如何，明代小说、戏曲作品都集中笔墨反映了倭寇烧杀淫掠的罪恶。如《胡总制巧用华棣卿，王翠翘死报徐明山》写浙西、南直倭寇作乱:“若一遇着男妇，老弱的都杀了，男子强壮的著他引路，女妇年少的将来奸宿，不从的也便将来砍杀，也不知污了多少名门妇女，也不知害了多少贞节妇女。”［6］《鸣凤记》第十七出《岛夷入寇》借家僮林相之口说道:“数万倭夷尽登海岸，掳掠金银男女，烧劫城郭乡村，烟焰障天，哀声载道。”《胡少保平倭战功》也写道:“沿海倭夷焚劫作乱，七省生灵被其荼毒，到处尸骸满地，儿啼女哭，东奔西窜，好不凄惨。”

明代小说、戏曲作品对倭寇的奸诈狡猾也描写得绘声绘色，如《杨八老越国奇逢》写到倭寇喜欢用假倭来替他们冲锋陷阵:“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杀害;若是强壮的，就把来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8］又如《矢热血世勋报国，全孤祀烈妇捐躯》写倭人“善战，善伏兵”，而且利用来倭营效力的中国人冒充官兵赚开了城门。由于倭寇恶名在外，一些地方无赖还假充倭寇趁火打劫，《盐梅记》便写到一个叫王欠其的地痞借着剿倭兵船上发出的炮声，四处造谣“倭寇杀来”，唬得村民弃家逃生，他则趁机窃取百姓钱财，《矢热血世勋报国，全孤祀烈妇捐躯》也有类似的描写。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小说与戏曲除了渲染倭寇为害作恶之外，也写到一些倭寇头目(主要是中国人首领)有情有义的一面。如《罗龙文传》中的徐海年轻时遭遇困窘，受同乡罗龙文接济，曾发豪言曰:“此一片地，非吾辈得意场。大丈夫安能唯唯人下乎?吾从此逝矣，公宜努力，他日苟富贵，得相见，毋相忘!”［9］后为舶主，坐拥雄兵数千，罗龙文为胡宗宪说客，至军中劝降，徐海果然不忘旧恩，对其言听计从。《鸣凤记》里，汪直的一番开场白甚至还颇有点“官逼民反”的味道:“不想近年以来，大明宰相严嵩当国，贿赂公行。故此沿海守郡官员，竞来索我外国奇珍宝玩，贡奉权奸，多不偿价。有等门下贪污党与，谋升福浙等处镇守，意图满侵东南海利，将我商人屡次腰斩。既夺我生涯，又绝我归路，我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10］言下之意，倭寇的兴起乃是明朝官场的黑暗贪腐造成的。无独有偶，在《胡少保平倭战功》中，王直(汪直)也说了一番几乎同样的话:“如今都是纱帽财主的世界，没有我们的世界!我们受了冤枉，那里去叫屈?况且糊涂贪赃的官府多，清廉爱百姓的官府少。他中了一个进士，受了朝廷多少恩惠，大俸大禄享用了，还只是一味贪赃，不肯做好人，一味害民，不肯行公道。所以梁山泊那一班好汉，专一杀的是贪官污吏!”［11］将倭寇与梁山好汉相提并论，不免有点匪夷所思。《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这样描写汪五峰(汪直)被斩的情形:“汪五峰临刑，仰天大叫曰:‘严世蕃、罗龙纹(罗龙文)误我头，此二贼臣死亦如我!’”小说还赋诗一首:“昔日英雄今日休，馈金十万买枭头。早知事势有如此，不听龙纹智更高。”俨然成了让人扼腕叹息的悲剧英雄的模样，具有了某种可同情性，真是出人意料。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汪直、徐海等倭寇首领形象的塑造并非只是出于小说戏曲作者的个人见解，而是代表着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性的观点。如胡宗宪的幕僚谢顾在《擒获汪直》中如此交待汪直的出身:“王直(汪直)者，歙人也。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12］曾任浙直海防总兵的万表在《海寇议》里对汪直也有类似的描述，王世贞《倭志》亦称其“颇尚信，有盗道，虽倭主亦爱服之”［13］。正是汲取了这些史料中的思想，相比较后来清代作家在小说中将倭寇里的中国人完全视作汉奸走狗，百般斥骂(如《绿野仙踪》、《野叟曝言》等)，明代作家显得更加客观和理性，所作的描写没有刻意地进行丑化，也更符合事实。对于不易接触到史籍的普通大众而言，这些小说戏曲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了解历史的真相。

明代小说戏曲盛行，所表现的社会生活面是相当丰富多彩的，从倭寇的描写也可看出当时作家笔触的深入。由于倭寇是元明以后的新问题，倭寇形象在过去的叙事类文学作品中从未出现过，借鉴自然是无从谈起。此外，明代描写倭寇的小说与戏曲家们就可考者而言，他们实际上都未真正接触过倭寇，这使得作品对倭寇的描写往往显得不够生动，尤其是倭寇中的日本人更是简单得千人一面，缺乏必要的细节刻画。尽管如此，这些倭寇描写仍有其重要的时代意义，并产生了一定的历史影响。首先，从文学层面而论，倭寇形象的出现为明清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一组新的人物类型。诚然，倭寇都是些反面角色，作家们在塑造倭寇时也并不会特别注意到这些人物性格的复杂与立体，在表现方式和语言技巧方面都嫌单调。但是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倭寇中的不少人物，如汪直、徐海等仍能给读者和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即使是那些在舞台上倏忽而至又倏忽而去的倭寇群像也会因为其“科头跣足”的异域特质而引起人们的兴趣。凡此种种，都使得“倭寇”成为明清文学史上一个饶有兴味的存在。其次，明代小说与戏曲家们通过对倭寇的描写，以通俗文学的样式为后世忠实记录了倭寇肆虐的情形，事实上承担了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职能。这些文学作品中的倭寇情节并非是作家的凭空想象，而大多是在一些史籍的基础上加以发挥而成，如《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写汪五峰之死实际是出自同时代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关于蒋洲、陈可愿事迹的记载，等等。最后，明代文学家关于倭寇的描写如果置于中日交流的大背景下加以认识，则不难发现，中国人对日本观感的恶化正是从晚明开始的。明初，宋濂的组诗《赋日东曲》依然代表着中国士大夫文人对日本的美好想象，直到正德年间，唐寅《赠日本友人彦九郎》一诗仍能感受到中日之间源远流长的友谊。但在涉及倭寇的明代小说和戏曲中，日本人昔日儒雅文明的形象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凶暴荒淫的象征，并持久地切入另一个民族的记忆深处。综上所述，明代小说戏曲中的倭寇描写一方面以其相对客观真实的笔法丰富了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塑造，成为一种特征鲜明的类型化形象;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当时知识阶层对倭寇问题的关注，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人对日本整体认知的变化。

史记范文篇9

一、《史记》语言晓畅，《汉书》语言典雅

《史记》行文流畅，明白易懂。《汉书》则古雅严整，规范整饬，刘知几评论《汉书》的赞:“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2］82《汉书》之典雅在论赞中尤其突出。大体看来，《史记》之晓畅与《汉书》之古雅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史记》多用俗字，《汉书》刻意仿古。郑鹤声言:“《史记》多俗字，《汉书》多古字，俗字多则阅者易识，古字多则雅而有致。”［3］163先秦典籍传到汉代，其中有许多古奥难懂之词句，司马迁写《史记》“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4］53，为了表情达意，不避俗语口语，对于先秦已有的文献资料，往往采用流行的语言来代替艰深的古文字。下面试举两例:《史记•五帝本纪》: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尧又曰:“谁可者?”讙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於是听岳用鲧。九岁，功用不成。《尚书•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嚚讼可乎?”帝曰:“畴咨若予采?”讙兜曰:“都，共工方鸠布功。”帝曰:“吁，靖言庸违，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于，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史记•五帝本纪》:象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孟子•万章上》: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由上面几段文字的对比可以看出，《史记》摘引前代史料的文字时，意思上虽然保持原文特色，语言上则多加润饰，将原本古奥难懂之文变成浅显通俗的今文。现代学者张舜徽在《广校雠略》中也指出:“编述体例之善，未有逾于《太史公》者也。其善奚在?一言以蔽之，曰:能以当代语言文字翻译古书而已……今观《太史公》所载《尚书》文字，如《五帝本纪》之引《尧典》，《夏本纪》之引《禹贡》……莫不代奇词以浅语，易古文为今字。其于《左传》、《国语》、《礼记》、《论语》之属，靡不皆然。”［5］10可见，研究者也看到了司马迁常用当代语言翻译古文这一文学事实。与司马迁翻译古文字不同的是，班固偏好古文奇字，如将《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赞中“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的“慨”改为“槩”。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言:“《史记•自序》:‘小子何敢让焉’，而《汉书》‘让’做‘攘’。《汉书•艺文志》亦云:‘尧之克攘’，今《尚书•尧典》云:‘允恭克让’，此晋人所改。”［6］239对于《汉书》好用古字的情况，安作璋在《班固〈汉书〉评述》中作过简单的总结:“《汉书》好用古字古义，当时人就有此种非议。如供给的‘供’，《史记》作‘供’，《汉书》作‘共’;嗜好的‘嗜’，《史记》作‘嗜’，《汉书》作‘耆’;踪迹的‘踪’，《史记》作‘踪’，《汉书》作‘纵’;谦让的‘让’，《史记》作‘让’，《汉书》作‘攘’，等等，不胜枚举。故‘《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非有文字学素养的人，确实不易看懂。”［7］《汉书》之好用古字，导致它一问世，即被公认为是一部难读的书，需口耳相传才能明其义，《后汉书•曹世叔妻传》言:“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就读。”［8］818《三国志•孙登传》载:“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二)《史记》多引人物口语，保持原汁原味，《汉书》多用书面化语言。《史记》之通俗晓畅还在于它的口语化倾向，书中常直接摘录人物的口头语;班固《汉书》则很少使用俗语方言，多用书面化的语言进行描写，多叙述语言。典型的例子有:《史记•陈涉世家》: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10］1960《汉书•陈胜传》:夥，涉之为王沈沈者!［11］1795《汉书》省却一个“颐”字，口语色彩大减。“夥颐”两字系楚语，夥，指多;颐，助词，加在一起即“好多啊!”《汉书》省却后，失去方言中原有情貌。《史记》对史料中的口语化痕迹往往加以保留，如《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以及先秦各世家的行文中，往往有“我”字，这是依据各国史记写作时的遗留，《史记》保留“我”字，一方面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摘录原书，另一方面更显亲切，表明是原来本国史料身份的残存。《汉书》语言雅正，很少口语化痕迹，即使写人物语言也多有加工，如《外戚传》中李夫人对姐妹们陈述“不见武帝”的情由:“所以不欲见帝者，乃欲以深托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从微贱爱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上所以挛挛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见我毁坏，颜色非故，必畏恶吐弃我，意尚肯复追思闵录其兄弟哉!”［11］3952“色衰而爱弛，爱驰而恩绝”，语言工整，虽然出自李夫人之口，却无一丝口语痕迹，倒似班固自己的总结。刘知几曾批评班固“怯书今语，勇效昔言”，认为《汉书》刻意仿古，失去天然风味，这一批评是中肯的。《史记》之所以呈现口语化倾向，与司马迁的经历密切相关。司马迁一生行万里路，破万卷书，游历甚广，注重吸收民间文化营养，早年的漫游经历不仅为他写《史记》搜集了许多历史资料，也为书中语言增添了许多民间色彩。班固缺少司马迁的实践经历，他的出身、经历以及时代都将他局限在书本，他只能做一个宫廷史家，这也是班固《汉书》更重文献，多收典雅之文的重要原因。

(三)《史记》善用虚词，《汉书》崇尚实词。在1987年黑龙江省教委主持的鉴定会上，根据微机统计，《史记》全书单字4974个，“之”字13659个，句子116567个，最长的句子有43个字，可知《史记》多用虚词。清人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说:“上古实字多，虚字少，典、谟、训、诰，何等简略，然文法自是未备。孔子时虚字详备，左氏情韵并美，至先秦更加疏纵。汉人敛之，稍归劲质，唯子长集其大成。”［12］8《汉书》崇尚实词的运用，较少使用虚词。杨树达在《汉书窥管》卷六中言:“孟坚于《史记》虚助之字往往节去。”［13］431指出《汉书》往往删去《史记》中的虚词。当然，有些删改是必要的，如《史记•项羽本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汉书•项籍传》改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去掉一个“也”字，干净利落，语势增强。前人多以富赡形容《汉书》，《汉书》中词汇不断变换，同一个意思往往用不同的词表达，如《傅常郑甘陈段传赞》:“廉褒以恩信称，郭舜以廉平著，孙建用威重显。”［11］3032“称”、“著”、“显”三个字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实词的变化反映出班固语言的丰赡。

二、《史记》用字不避繁复，《汉书》力求简洁

对于《史记》、《汉书》用字之繁简，历来学者都有所论述，班彪认为《史记》“尚有盈辞，多不齐一”［8］，《汉书》中欲使文字整饬，删削了许多所谓的“盈辞”。牛运震言:“它史之妙，妙在能简;《史记》之妙，妙在能复。”(《史记评注》卷一)所谓“复”，即指司马迁喜欢反复使用相同的句子或词语来增强文章的表达效果。如:《匈奴列传》赞语: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10］2919《太史公自序》: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10］3300叠句的使用有增强文势的效果。重复陈词，使作者之胸臆与悲慨尽显纸上。班固为追求谨严，多所删削，往往把叠句删改为一句，如将《太史公自序》中这段话改为“是余之罪夫!身亏不用矣”。两相比较，《汉书》语势大减，情感也平淡许多。除了这种句子的直接重复，《史记》中还有许多字词呈间隔重复，如《史记•项羽本纪》描写巨鹿之战时云: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10］307三个“无不”连用，楚军之英勇无畏、项羽之威名赫赫、各诸侯军诚惶诚恐之态都跃然纸上。而到《汉书•项籍传》中，却删除了后面两个“无不”，神理顿失，句子语势减损。钱钟书引前人语评价:《考证》:“陈仁锡曰:‘叠用三无不字，有精神;《汉书》去其二，遂乏气魄。’”按陈氏评是，数语有如火如荼之观。……倘病其冗复而削去“无不”，则三叠减一，声势随杀;苟删“人人”而存“无不”，以保三叠，则它两句皆六字，此句仅余四字，失其平衡，如鼎折足而将覆悚，别须拆补之词，仍著涂附之迹。宁留小眚，以全大体……《汉书•项籍传》作“诸侯军人人惴恐”、“膝行而前”;盖知删一“无不”，即坏却累叠之势，何若径删两“不有”，勿复示此形之为愈矣。［14］272肯定《史记》中叠字的运用，对《汉书》删削叠字表示不满。我们在体会《史记》中叠字叠句的精妙时，还应看到《史记》确实存在繁冗的毛病，如《汉书•袁盎晁错传》“从史盗盎侍儿”比之《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中“尝有从史尝盗盎侍儿”要简洁。刘知几曾举例批评《史记》之繁琐:孟坚又云: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服其善叙事。岂时无英秀，易为雄霸者乎?不然，何虚誉之甚也。《史记•邓通传》云:“文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书其事乎?又《仓公传》称其“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诏召问其所长，对曰:“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以下他文，尽同上说。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载其言，言事虽殊，委曲何别?案迁之所述，多有此类，而刘、扬服其善叙事也，何哉?［2］457—458对《史记》行文之繁琐非常不满。刘知几《史通•点烦》中史传文当“除字”的十四个例子中，《史记》占了九例，可见刘知几对《史记》的繁冗很不满意。《汉书》力求简洁，对《史记》多有省略，但有些省略并非必要。宋赵彦卫云:“《史记•高帝纪》云:‘高祖尝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班固删去一‘观’字，失多少意思。”［10］19安作璋也说:“班固又好省字，如《李广传》、《窦田灌韩传》、《酷吏传》等，大多袭用《史记》原文，‘所争只在二三字，却失语气之重。’有时甚至文理不通。如《史记•宁成传》:‘操下如束湿薪’。《汉书》则作‘操下急如束湿’。增一‘急’字去一‘薪’字，则不知所束为何物。《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之。’《汉书》但云:‘令求盗之薛治’，删一‘之’字，则文义不明。”［7］总而言之，《史记》语言恣肆，不拘一格，多用虚字，不避叠字叠句，常有一气呵成之感。《汉书》对《史记》多所删改，力求雅正，有时反失《史记》之气势和生动，胡应麟说:“子长叙事喜驰骋，故其词芜蔓者多。谓繁于孟坚可也，然而胜孟坚者，以其驰骋也。孟坚叙事尚剪裁，故其词芜蔓者寡，谓简于子长可也，然而逊于子长者，以其剪裁也。”［16］129繁简都是相对的，当详则详，当简则简，一味求简，反失却原书意趣，可谓得不偿失。

三、《史记》多散句，《汉书》多骈偶

史记范文篇10

通过本课的学习，要了解和掌握史学家司马迁和《史记》；《史记》的价值和影响；乐府和乐府诗；秦始皇陵兵马俑的艺术成就等知识

通过对司马迁写《史记》的史实学习，培养学生严谨治学的学习态度和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

通过欣赏和想象秦陵的地下军阵，感受当年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的威武，树立起开拓进取的精神。通过欣赏秦始皇兵马俑的艺术成就，认识到这是中华祖先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从而产生民族自豪感。同时培养学生的文物鉴赏力，增强文物保护的意识。

产生民族自豪感。

教学建议

地位分析：

秦汉时期在史学、文学、艺术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同时它也是秦汉时期文化极度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史学方面的《史记》，文学方面的汉赋、乐府诗，雕塑艺术秦兵马俑，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秦汉时期，我国史学、文学、艺术的大发展主要表现在：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著有不朽的史学名著和文学名著《史记》，它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乐府诗的名篇《孔雀东南飞》、《十五从军征》。气势磅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一颗明珠。

重点分析：

1．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写史十分注重史料的真实性，文笔生动，体例完备。司马迁严谨治史的精神也为后世的史家所效法。《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学价值。成为我国历代王朝编写史书的典范。

2．秦皇陵兵马俑

这组大型艺术群像，气势磅礴，艺术表现手法高超，人物形态逼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地下艺术宝库，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一颗明珠。这些文物古迹也反映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高超的科学技术、分析水平。学生应该重点掌握。

难点分析：

1、对纪传体这种史书体例的理解

主要是因为学生对于史书的接触较少，没有完整地读过几本史书，很难体会其中的差别；甚至连这些名称都没有听说过，理解起来有一定的困难。

2、司马迁写成《史记》的主观客观因素

汉武帝时，国力强盛，政治稳定，文化也有新发展，为司马迁编写《史记》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另外，司马迁出身于史官家庭，从小耳濡目染，对他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史学家有一定的影响，加之他本人具有坚韧的意志品质。为了写成《史记》，司马迁忍辱负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史记》一书。通过分析，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成才意识及顽强的意志品质。

教法建议

一、司马迁和《史记》

1．教师讲解纪传体体例和通史的含义，并注意其与编年体体例和断代史的区别。

2．学习运用教科书中的有关内容，通过小组讨论“为什么司马迁能写出这样一部史学巨著”，说出从中受到的启示和感想。

3．《史记》的价值和影响，要从《史记》的写作特色入手，并引用鲁迅的话：《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二、秦兵马俑

1．建议运用一些图片或音像资料展示，使学生感受到地下军阵的壮观，并通过语言描述出来，激发起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2．提问：“秦始皇为什么把如此规模巨大的军阵埋在地下、他的陵墓附近呢？”学生发挥想象，提出自己的看法。

教学设计示例

昌盛的秦汉文化（三）

--史学、文学和艺术的大发展

教学重点：司马迁和《史记》；秦兵马俑

教学难点：纪传体史书体例

教学用具：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过程：

[导入]提问：1.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的著作？2.佛教传入的时间？3.道教兴起的时间？总结引入史学、文学和艺术。

一、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西汉人，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著作《史记》。其体裁纪传体，纪指皇帝的传记，传指将相和名人的传记。这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叙述了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二三千年的历史。鲁迅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为什么能写出这样一部史学巨著？（让学生阅读书上内容，然后进行总结。）司马迁编写出《史记》这样一部巨著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要深人探究司马迁著《史记》成功的原因。①时代的呼唤。西汉从汉高祖的休养生息政策，经"文景之治"，到汉武帝统治时期，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进入极盛时期。这是汉朝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怎样才能长治久安，避免秦亡的悲剧重演，成为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时代呼唤一部能总结前人经验，为今后的发展提供借鉴的历史巨著问世。②家庭的影响。司马迁的父亲是汉朝的太史令，即汉朝的史官，很想写一部历史著作，遗憾的是他的愿望还没有实现就病逝了。司马迁著《史记》，也是为了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③丰富的历史知识。司马迁20岁时，到全国各地游历，收集到大量流传在民间的珍贵史实，为他著书立说提供了丰富的资料。④发愤著书。司马迁因为得罪了汉武帝被处以重刑，面对严酷的现实，他不仅勇敢地活了下来，而且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著作。

在史书体例中，最常见的是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它们的特点是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编年体以时间为中心，纪事本末体以记事为中心。注意区分通史和断代史。

二、乐府诗

"乐府"为汉武帝时期始设的音乐机构，搜集各地民歌，经加工配乐，称为"乐府?quot;，其特点是形式朴素，语言清新活泼，感情真挚。西汉时乐府搜集各地民歌共有138篇，流传至今的只有三四十篇。代表作有《孔雀东南飞》、《十五从军征》。

三、秦兵马俑

秦汉时期艺术成就中的雕塑以秦始皇陵兵马俑为代表。

让学生阅读教材，找出以下的内容：第一，秦陵兵马俑的发掘；第二，秦陵兵马俑的壮观和宏大；第三，秦陵兵马俑的价值和发现意义。秦始皇陵位置：陕西省临潼县；规模：大（骑、步兵俑7000多件，陶马600余匹，战车100多辆）

考古工作者先后在这里发掘了三个兵马俑从葬坑，其中都有真人真马等同大小的陶制彩绘兵马俑和当时实战用的多种兵器，出土文物达万件之多。陶俑平均身高1．78米，逐个捏制而成。其装饰、表情各具特色，无一雷同。秦陵兵马俑表现了极高的雕塑艺术水平，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一颗明珠，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1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板书设计：

昌盛的秦汉文化（三）

——史学、文学和艺术的大发展

一、司马迁与《史记》

1．司马迁写《史记》

2．《史记》的内容及对后世的影响

二、乐府诗

1．乐府

2．乐府诗及其名篇

三、秦后马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