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感启蒙十篇

语感启蒙篇1

-----中国孩子的英语路线图

王洁

对于语法，中国人一直特别重视，甚至把它和背单词一样，作为英语学得好不好的标志。也因此，很多人认为，英语就是要靠背单词记语法才能学好的。而事实上以英语为母语的孩子是不学语法的。ESL（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学语法，正常课程里面是不讲语法的。那外国的小孩是怎么学语言的呢？英语不教语法也能学好的吗？

英语启蒙从phonics开始，此书揭开了自然拼读法的神秘面纱。在类似搭积木、组合替换的游戏中轻松地读出、听清、记忆英语单词和句子，进而全面提升英语听说读写能力，这就是phonics的意义所在，即我们时常说的“见词能拼。听音能写”！关于Phonics其实在日常的教学中早就有渗入了，不过从来没有接触过一套理论专门解析我的这一教学行为罢了。很偶然的得到了这么一本书顿时觉得茅塞顿开，受益匪浅。在书上圈圈点点成了习惯，读后做个整理小结也是自己的一个小习惯。

英语教学中，常常会发现学生们是各种听不清，记不住，读不对。学生们筋疲力尽，老师们也在绞尽脑汁。Phonics能够帮孩子的耳朵辨别音节和韵律；能够帮孩子搭建起词音和词形的联系。；Phonics还能帮孩子体验字母与字母组合的发音规律。

咱们在中文环境下学英语跟本书的作者女儿在国外学英语那又是两种情况。“安妮”是本书作者的女儿，她正在加拿大读幼儿园。通过观察安妮在国内外英语启蒙的经历，编写了这一本书。

咱们中国的英语教育出品的多是“哑巴英语”，而造成哑巴英语的原因，绝不仅仅是“输出环节”的问题，造成哑巴英语真正的原因在于输入环节中原汁原味的英语听力输入量不够，中英互译的思维模式以及死背单词语法所造成的情境对应能力的不足。

虽然平时教学中我常常我说某某两个字母组合发什么的音，但就是还没有一套理论支持，也没有一些专用的术语。通过阅读这本书，现在有了。英文字母有两个属性。一个是LetterName（字母本身的名字），一个是LetterSound（字母的发音）。而后者是学前班一年的启蒙学习内容。音和字母的对应，音和单词的对应，音和实物的对应，都靠音来连接。音才是英语启蒙的重点。

外国的语言教育，真的是更注重“语言”两字。而我们，当然本人观点不能代表广大的教育工作者，还是暂且说自己个儿吧。我的日常教学更偏向“工具性”，朝着考试目标而定的“训练”。想来真是个落后分子了，这以后一定得洗心革面，跟国际接轨。

背诵，这是大部分中国学生的拿手绝活。但是，为什么背下来的巨型为啥不管用呢？死背单词和句型就好比学游泳的人在陆地上做模拟动作，不下水永远学不会游泳的道理一样。单词也好，句型也好，都要在情境中才能学会运用。背下来100个句型不如通过动画片和阅读积累100个情境管用。这一片断深得我心啊，举双手支持。

就是承认学英语，听原汁原味的歌曲，看美剧等都是在磨耳朵。磨耳朵的关键不在于听懂每一个单词，而在于熟悉英语的韵律节奏，培养语感。这使我突然想起中央台的一套动画片，可以布置给孩子们当特别的作业就是“观看英语动画节目”。

中国孩子从小就开始听各种中文儿歌童谣，英语国家的孩子也是如此训练语感的。我们的英语启蒙完全应该走同样的路，首先得让孩子大脑中储存足够多的语音信号，他们才能区分各种信号的不同，所谓的辨音能力就是这样形成的。

语感启蒙篇2

【关键词】启蒙教育;母语教学;艺术探析

一、母语教学及幼儿启蒙教育的特点

幼儿教育是人一生的教育之源,人在幼儿阶段接受教育,尤其是幼儿园时期,是一个人开发智力,认识世界的最好时期,可塑性非常强。在这段时期,如果教育得好,在良好的学习氛围中,接受科学化、规范化的幼师教育和引导,会对今后形成良好的学习素养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孩子将终身受益;如果耽误了教育的时期,将贻误一生。

幼儿时期的教育,主要是使儿童迅速认识周围世界,增强感性认识。说具体点,就是使儿童在德、智、体、美儿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

母语在幼儿的启蒙教育中人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是富有节奏感、音乐感和童稚情趣的语感,它浅近而又含蓄的内在情理,最容易使幼儿入耳入脑,成力幼儿学习语言,陶冶情感,增进知识和发展能力的极好教材和方式。因此,重视运用母语进行启蒙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培养幼儿的良好习惯,增强幼儿的“非智力因素”,可以起到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作用。反复念唱情节简单而又妙趣横生的儿歌,可以使幼儿门齿清楚,发音准确,富于表达能力。经常学读儿歌,可以丰富幼儿日常生活中的记忆材料,增强记忆力。借助母语这些富有情趣而又内容,可以开扩幼儿的视野,提高认识能力,拓宽知识面。

当前,社会普遍出现了过热的“双语教育”,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是重外语、轻母语。母语教育一度走入不受重视的误区,但是实际上真正伴随孩子一生,让他们终身打上民族和身份烙印的始终是母语,外语只是一种交际的语言工具。而母语的深厚人文底蕴和文化内涵,是外语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应当重视和加强母语教学,尤其是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母语在幼儿启蒙教育阶段,就该受到礼遇和优待。

二、幼儿启蒙教育中的母语教学

母语教学,不同于其他教学,母语是一切学习的前提,具有学习工具的性质。在这个阶段的母语教学往往通过讲故事的形式,使儿童幼小的心灵受到启迪,他们真正的懂得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引导、启发他们对是非的分辨能力,在活动中,使他们萌发集体意识、维护集体荣誉.增强集体观念。这些活动,使幼儿在不知不觉中章到教育,获得知识。唱歌、跳舞、绘画、折纸、做游戏等这些幼儿感兴趣的活动,看谁唱得好,看谁画得像,看谁叠是侩,看谁跳得美,然后老师予以讲评鼓励,激发其趣味性,促其上进,在浓厚的兴趣中锻炼他们的思维.开发他们的智力都是通过母语教学来完成的,是最直观有效的教育。是使幼儿获得知识、开发思维的一种有效手段。在幼儿阶段,利用母语教学可采取丰富多样、生动活泼助手段,引导孩子们多看、多听、多说、多唱、多跳,教他们读儿歌、背儿歌,教他们口算、心算,教他们做简单的数字游戏等,以收到进行早期启蒙教育的良好效果。

通过直观启示、启发性提问、反复念唱和读诵等方法,把母语的全部内涵传给幼儿,激发幼儿的有意想象,以此达到启蒙教育的目的。幼儿启蒙教育的母语教学中,教师音韵优美、形象生动的文艺形式和蕴含丰富的内在感情,通过抑扬顿挫、悦耳动听的诵读、吟唱,会在幼儿心灵中产生碰撞,引起美感效应,从而受到文艺的熏陶和感染,在幼儿心田里播下文艺的种子。这对幼儿早期的美育教育是十分有益的。优秀的母语教学能够激发幼儿乐观向上,勇于创造的积极心态,无论是活泼好动还是性格内向的幼儿都会受到母语教学中乐观的熏染。母语教学中的丰富多彩的形式,成为幼儿的伙伴,有益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三、幼儿启蒙教育中母语教学的艺术探析

孩子年龄幼小,由于文字语言障碍等原因,对母语教学的艺术鉴赏能力不足,对有些艺术内涵并不真正知晓和理解。这就需要通过教师的讲解,即使孩子在表面浅显的理解,对孩子还是起到一定的启蒙作用的。包括幼儿诗歌、幼儿散文(美文)、幼儿童话、幼儿生活故事、幼儿寓言、幼儿戏剧等等。

首先,从读写听说四方面,让幼儿在启蒙教育中感受到母语的独特艺术魅力。从指导幼儿经典诵读中,让幼儿感觉到自己模仿大人时,童音阅读时的语言艺术;从写作中、从书中的描写来体会到情感抒发的艺术魅力;从教师琅琅上口的阅读中,感受到母语那悦耳的魅力和阅读中抑扬顿挫的感情渲染;让幼儿体会并融入到语言表达、演讲与口才等方面的说唱艺术。

其次,母语教学的多种语言艺术,在教学中展示。母语教学不仅仅是教会孩子读写听说,对于母语中的特殊语音形式和语言载体,也要适当的传授给孩子。例如:戏曲、快板、评述、相声等由母语发源的艺术形式。诗歌辞赋,天然地和儿童有着一种契合关系,他们的想象方式、表达习惯和认知渠道,都有着诗的品质。所以这样的诗句,可以成为儿童内心世界的容器,成为儿童认知世界的道路和拐杖。契合儿童心灵的母语表现形式,可以为一个人的一生抹上一种色彩,烙上一种印记,带来一种节奏。特别是母语教学中适合儿童背诵听赏的儿童诗歌,会对孩子幼小的心灵产生深远的深刻的影响,直至一生,也就是终生受用。孩童时期,生理和心理,以及智力,发展很快,也最容易接受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而幼儿文学作品,包括幼儿诗歌在内,正是通过文学的、艺术的、审美的途径,对处于这样年龄阶段的儿童进行多方面有益的熏陶和教育的最生动的手段。它对一个人的成长必定会起到重大的作用。

一首平常的童谣、诗歌、辞赋,并无多少深刻思想内涵的儿歌,会在母语教学的艺术探析中,被孩子铭记一生,久久回味。无非是母语教学中符合儿童的天性,作品的充满艺术感的听韵和节奏,特别是师生同唱的亲切情景,给儿童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久久难以忘怀。

【参考文献】

[1]陈秀华,以文激情,启蒙幼儿人文意识[J].新课程研究,2009(4)

[2]李萍,低年级识字教学偶得[J].素质教育论坛,2009(15)

[3]金波,柏自迪,引领孩子走进一个新的世界[J].今日教育,2009(6)

[4]刘华,论幼儿母语教育[J].学前教育研究,2005(7)

语感启蒙篇3

【关键词】启蒙阶段；小学作文；教学策略

一般来说，小学生作文写作的启蒙阶段处于二、三年级，启蒙阶段的写作教学不仅影响到学生对作文的兴趣，而且还关系到是否为学生日后的写作能力奠定良好基础。因此，小学生启蒙阶段的作文教学非常关键，需要语文教师积极采取相应的教学策略来培养小学生的写作兴趣、写作积累与写作训练，以提高小学生的写作水平。

一、注重培养小学生启蒙阶段的写作兴趣

写作是一种需要小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学习活动，对于处于写作启蒙阶段的小学生来说，写作无疑是令他们头疼的一项课业，许多小学生甚至惧怕写作。为此，语文教师需要提出针对性的教学策略来培养启蒙阶段小学生的写作兴趣，积极鼓励小学生进行写作，并让小学生乐于写作，从而进一步提高小学生的写作水平。

（一）采取榜样激励策略，调动学生对写作的兴趣。由于每一个学生都存在认知能力的差异化，因而有些小学生在写作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天赋与能力。同时，由于小学生认知水平还不高，他们极易受到周围环境与人物的影响，于是乎语文教师可以采取榜样激励策略，通过挑选学生作文当中优秀的部分作为典范，以此来调动小学生对写作的兴趣。如语文教师可以专门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设置一个优秀作文展览专栏，将学生作文中优美的语句或段落标识出来，从而为学生之间提供相互学习与借鉴的机会，以榜样激励的方式为小学生营造一个良好氛围的写作环境，以调动学生的写作兴趣。

（二）采取评语激励策略，激发学生对写作的动机。教师的点评对小学生影响非常大，学生受到老师的鼓励与表扬都会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为此，语文教师在进行写作教学时可以采取评语激烈策略，以鼓励与表扬学生写作为主，对学生的作文予以正面的评价，从而激励小学生对写作的信心。教师在批改学生作文时，应当根据学生个人的能力差异进行不同层次的点评，及时发现学生写作中的进步与长处，积极鼓励与肯定学生的努力，使鼓励与表扬评语成为催化剂，以激发作文启蒙阶段的小学生对写作的积极动机。

二、运用阅读策略，引导启蒙阶段的小学生写作

古语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如此足以说明阅读与写作的紧密关联。于是乎，在小学生写作的启蒙阶段，语文教师应当积极运用阅读策略来引导小学生进行写作，教育小学生多多阅读相关的书籍或优秀作文，从而培养小学生的语感。同时，让小学生尝试着进行仿写训练，以锻炼小学生的文字功底。

（一）重视语言积累，培养学生的语感。语言的积累实际上也是一种基本功的锻炼，教师在进行启蒙阶段的写作教学时需要引导小学生多阅读文章、诗词等，有必要时还可以摘抄或背诵优美的语句或段落，从而为小学生的后期写作积累丰富的语言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小学生的语感。写作需要通过语言来实现表达，因而语言是写作的基础，而语言的积累可以为写作提供资源，如此小学生在写作的过程中就不会因词汇量或语言匮乏而困扰，他们能够轻松的表达心中想要表达的思想与情感。

（二）实行仿写训练，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人类与生俱来拥有极强的模仿能力，尤其是对于二三年级的小学生来说他们正处于记忆力最佳时期，因而这一阶段他们的模仿能力也是非常惊人的，语文教师可以引导小学生将这种模仿能力用于写作中，通过仿写训练来提高小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写作，是一种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活动，作者将其在生活中所发现、体验到的一切美的事物融入到写作里，从而描写出动人的美词佳句。如此，小学生可以在这些美词佳句的基础上进行仿写，根据自己所观察与体会到的美好感受投放到写作中，从而在不知不觉中也能写作优美的语句。

三、合理利用课堂时间，训练启蒙阶段的小学生写作

现今，随着语文教学对写作教学的越来越重视，在学期的教学大纲中也安排了写作的课堂教学时间，尤其是小学阶段的写作课堂教学可谓教学大纲中的重中之重。为此，语文教师应当抓住启蒙阶段的有利时机，合理利用课堂时间对小学生进行有效的写作训练，以提高小学生的写作兴趣与写作能力。

（一）创设自由、开放的写作课堂情境，鼓励学生表达与写作。语文教师为学生创设一个自由、开放的写作课堂情境十分有必要，传统的写作课堂教学过于古板、约束，不利于学生畅所欲言、自由表达，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学生的写作空间。而创设自由、开放的写作课堂情境，能够为学生营造一个宽松的学习环境氛围，在这里教师鼓励与引导学生自由表达与创作，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观察到的一切写下来，或是与同学之间进行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训练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与逻辑思维能力，而这种浓厚的学习氛围也有利于学生的写作。

（二）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促进学生写作水平的提高。事实上，写作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再造想象，写作者常常以生活为源泉，通过细心、敏锐的观察来积累写作素材，而后在已有素材基础上进行无限的想象，想象是写作的剂，能够丰富作文的可读性。而学生想象能力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眼界与拓展能力，这些都会在其写作中体现出来，从而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写作水平。因此，语文教师在对启蒙阶段小学生进行课堂写作教学时，需要注重培养他们的想象能力，学生想象能力的提高也是促进其写作水平提高的一大途径。

参考文献

[1] 吴希胜.小学作文”生活·积累·表达·评价”教学模式的探索与思考[J].教育实践与研究，2011（9）.

语感启蒙篇4

关键词：刘心武 小说《班主任》 时代痕迹 政治情结

刘心武是活跃于当代文坛“京味”作家群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对老舍所开创的“京味”文学风格有继承也有发展。在当代作家中，刘心武是为数不多的“学者型”作家之一，在从事小说创作的同时，还从事“红学”研究工作，探索文学理论问题，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研究成果。由《班主任》而成名的刘心武，虽然经历了由“中心”走向“边缘”的历程，但他的创作，始终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功能，这一特色主要体现在针砭时政和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等方面，体现在艺术方面的特色，主要是小说的结构艺术和“京味”风格。刘心武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开创者之一，并且是新时期文学发展中“贯穿型”作家，他的存在，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刘心武小说的魅力何在？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带有鲜明的时代痕迹

他的小说创作带有鲜明的时代痕迹，从他的作品中能明显地感到时代的脉动，因此，他的小说可以当成那一时代的历史来读。

197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掀起了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推动了“伤痕文学”的涌现。可以这样假设：如果当初没有《班主任》的轰动，没有作家思想的解放，也许就不会有今日文学之辉煌。然而今日的作品已经很难令人想起《班主任》的作者了，因为刘心武早已卸下了往日宣传家、政治家、教育家的职责，转而心忧众生，诉说着对历史、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尤其是进入90年代，刘心武小说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在描写现实方面，有韧性，不走捷径，肯下工夫，不愿重复和欣赏自己的过去。这也是刘心武对自身的巨大超越，是他时至今日依然拥有众多读者的真正原因。

二、刘心武小说中的启蒙话语

刘心武在新时期承续了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新时期之初就揭示了“”造成的种种“伤痕”。描摹了苦难的图景，并直面社会政治来阐释苦难的成因。

新时期启蒙叙事沿袭了五四启蒙文学的路径，面对着沉浸于苦难中的民众进行精神疗救和自我反思，刘心武是新时期初期承续近代以来启蒙传统的代表作家。刘心武准确地抓住了历史蒙难后的社会普遍心态，承担了人性反思的历史使命。刘心武一直关注弱者的生存体验，维护底层边缘小人物的人格尊严，成为作家社会良知和文学精神价值的守护者。

（一）遍布伤痛的生存图景

启蒙叙事的合法性基础即世界存在着普遍的精神苦痛，新时期文学萌发的启蒙言说将政治事件所引发的苦难与对民众的心灵救赎相联系。那时，各种“伤痕”铭记着民族心理的创痛，成为最典型的文化意象和时代符码。刘心武搜检当代中国尤其是在“”中所经历的各种苦难，描摹着苦难的具体状貌，在文学世界里构造出一幅幅遍布伤痛的生存图景。他首先感受到的是政治独尊的社会语境中的种种苦难，并预先把这种伤痛记忆作为前提提供给读者。《班主任》表达的是“”给中学生的教育造成精神毒害的悲情故事。

新时期文学率先表达了政治苦难，在社会道德层面进行灵魂重塑和精神拯救，当以人性自由为核心的文学启蒙精神深入人的心灵世界时，人们就会察觉政治文化并不能涵盖人性的全部内涵，而文化热潮的兴起带来了更为深广的人性认知，导致政治苦难关照下的伤痛主题不再惹眼和突出。虽然“伤痕文学”的轰动效应已经过去，大众的政治热情消退，但是刘心武对伤痛的关注却成为他的思考定式，并内化在其心灵深处，更为凝重。

政治苦难的发掘和述说与新时期国家意志诉求同步，刘心武表达了强劲的渴望社会改造的冲动。他始终没有放弃对边缘人生存状况的关注，他的创作从对美好人性的呼唤开始进入对心灵世界的审视。刘心武凭借着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延续了巴尔扎克的社会风俗研究传统，进行着社会现实作品创作，体现了他在公共领域理性原则下扩展私人空间的持续努力。

刘心武的小说在新时期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承接了五四以来的启蒙心态，在社会现实的逼仄中勾勒出民族灵魂，甚至被视为当代政治文化的泛文本。与五四时期有着广阔的中西文化背景的作家相较，刘心武更强调社会关怀，显现出自觉的政治身份的皈依。

（二）师者形象与底层人物

政治苦难成为新时期文学启蒙叙事的文化前提，作家的启蒙意识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变动直接相关，承载启蒙价值理念的人物命运也深刻着政治历史变迁的烙印。刘心武作品中人物的心灵空间总是应和着时代变迁。按照角色功能，其人物形象基本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承担着启蒙理念的知识分子形象，另一类是被启蒙的底层边缘人物。

新时期初期，政治上的拨乱反正迫切需要反思历史，重新审视传统历史观念，这时智者作用显得尤为突出，因此，知识分子形象被人们满怀期待着，注定要被塑造成拯救国家民族于愚昧和苦难的时代英雄形象。刘心武以浪漫和激情创造了《班主任》中的张老师形象，在小说中他被赋予了精神救赎者的崇高地位，突出了其过度符码化的特征，从而达到对社会的启蒙效果。显然，这样的师者形象具有传达理念的工具效能，但并不具备充分的人格魅力和审美价值，最终也无法为大众所信服。新时期文学中启蒙理念的表达不只是知识分子对底层百姓进行单向传输，也有不少启蒙者的反省和自思。《班主任》之后的许多作品中，知识分子并不总是满怀自信、踌躇满志的启蒙者角色，他们同样是需要不断自思和反省的群体。在道德平台上、在完美人性的标尺前，刘心武揭示了知识群体的精神生态、性格缺陷与病态心理，甚至在被启蒙者面前，他们也并不总是占据精神优势。

三、小说的政治情结与问题意识

描述当代中国的苦难图景以确立新时期启蒙话语的合法性，通过师者形象和底层人物讲述启蒙故事，以各种空间意象呈现启蒙文化语境，构成了刘心武立体而丰富的启蒙叙事形态。文本的呈现取决于作家的创作心理和对世界的认知，刘心武启蒙言说的方式和限度取决于他以政治视角审视世界和以问题意识引发思考的方式。

《班主任》虽然质疑了阶级论建构的宏大叙事，开始从社会政治层面下延至生活世情，但不可否认它能够引起当时人们强烈关注的原因，也是以往的政治化话语和阶级斗争思维的延续。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是“遗毒”、“精神创伤”等社会政治话语下的解读，而对其中的精神创伤代表如谢惠敏，在宏大政治叙事中，只关注到政治给她带来的伤害，却遮蔽了她作为女性形象但否定女性气质的不正常心态，性别压抑在强大的政治叙事前被忽略了。作者只把她纳入到性别模糊的社会领域，成为社会话语的承担者，自语被代言功能完全遮蔽。作家难以舍弃载道之文，表现出强烈的现实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从而限制了他对人性的深入探寻和挖掘。他的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启蒙意识，但并没有明确启蒙的价值内核。

问题意识使刘心武对题材的选择大多采取近距离的社会观照，通过陈述现象表达超现实的精神关怀，刘心武笔下的人物形象对启蒙之光的渴求有着明显的时代印记。

需要拯救的是处于苦处而不自知的人群。伤害在精神上，这正是五四启蒙文学所努力表达启蒙的合理合法性的再现和延续。他在描绘处于人性困境中的人们时坚信：只要有了美好理想，就具有了无限抬升的力量，就可以完成启蒙的拯救任务。如此纷繁复杂的问题，在人性、人情的平台上自然无法解决，况且诉诸人心的启蒙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他的作品甚至简化了人性困境的难度，刘心武比鲁迅要乐观，因此，他所提供的启蒙路径也由此而失落。

刘心武在难以贯彻始终的启蒙路途上调和了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之间的差异，也适应了知识分子和大众间的对立逐渐消隐的社会现实。首先，他化解了政治语境中因强烈对立和尖锐冲突形成的狭小空间。其次，他打破了革命话语造就的序列等级制度。空间上的安排无疑使刘心武的作品获得了人物间平等的充分理由，进而，开始解构集体主义话语的一体制，消解“我们”话语的统治性和权威性，复原鲜活的独异的个体形象。刘心武作品中的平民生活史在获得广阔的现实社会空间的同时，也将尖锐的文化冲突和矛盾转化为平民世界中的具体现象和问题，但刘心武只提出问题，并不努力追问社会问题背后的文化原因和探究人性的困惑，因此，这些问题并没有深化人性的认知，它在细碎的市民生活圈子中只会变得平淡和泛化，只能消解现实中存在的文化矛盾和人性悖论。

刘心武的小说所呈现的社会历史感在市民阶层的巷弄间表达，事实上以人物群像提供了社会文化思潮变迁的历史脉络。当中国当代政治提供的集体主义的公共自由成为历史尘埃时，个人自由之声浮出水面，深受体制拘囿的中国民众，生活在巷弄这一半封闭和一半开放的空间里，他们需要挣脱这既受限制又相对开放的生活环境的束缚。在极度张扬公众普遍意志的政治自由向追求个体满足的个人自由倾斜时，在都市文明的现代自由和驻守于乡村文明的集体自由间，这种心态却是商品经济发展不充分、城市化不彻底、政治权威借用公众名义侵略到私人化的生活空间的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产物。刘心武敏锐地把握了这一特定时期的人性表达，并努力寻找这一群体的人生趋势和人性可能空间，但它恰恰表明了新时期中国启蒙路径的复杂和困顿，刘心武所作的努力只是穿过一道拯救的窄门。

总之，文学来源于生活，同时又高于生活，彰显生活。刘心武小说的魅力在于紧跟时代潮流，但又不随波逐流；重视小说的艺术性，建构文体的语言力求创新。

参考文献：

语感启蒙篇5

关键词： 中俄 铜管乐 启蒙 教育 比较 研究 宏观 微观 艺术 技术 素质 应试

铜管乐是典型的西洋乐器组，主要包括大号、小号、长号、圆号、萨克斯号等乐器。铜管乐启蒙教育是整个铜管乐教育的起步与基础。中俄铜管乐启蒙教育，分别代表着中西文化与中西音乐教育的主导思想与教育原则。对二者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找出中国在这方面的不足与差距，从而改革与提高中国铜管乐启蒙教育。

具体而言，中俄铜管乐启蒙教育的主要差异，可分解为以下三个层面进行系统化的比较研究。

一、宏观教育与微观教育

中俄铜管乐启蒙教育的第一大差异，是宏观教育与微观教育的不同，也就是说，俄罗斯铜管乐启蒙教育，是典型的西洋音乐的宏观教育；而中国的铜管乐启蒙教育，则是传统的微观教育。所谓“宏观”，“同‘微观’相对。源出希腊语makno，意为‘大’。后转化为前缀macro。宏观物体和宏观现象的总和。……在社会现象中，常与全局、总体同义。”[1]而所谓“微观”，“与‘宏观’相对。源出希腊语mikros，‘小’的意思。如：从微观考察。后成为前缀micro-，……”[2]

也就是说，俄罗斯铜管乐启蒙教育，多从全局出发，从大处着眼，囊括了铜管乐的概念内涵、音色特点、乐器功能，在整个交响乐队中的地位与作用等等。

而中国铜管乐启蒙教育，多从局部出发，从小处着眼，只强调铜管乐的特点（例如音响最强、音色高亢等），有时甚至只局限于铜管乐中的单件乐器。（如小号、大号、长号、圆号、萨克斯号等）的演奏，而忽视每件乐器与其他铜管的关系与异同、每件乐器在整个交响乐队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教育。

从上述比较中可以得出结论：中国铜管乐教育的微观教育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必要的，但略嫌欠缺，应当向俄罗斯铜管乐启蒙教育的宏观教育学习，从中吸收有益的成分，以充实自身，力求做到微观教育与宏观教育有机结合、完美统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二、艺术教育与技术教育

中俄铜管乐启蒙教育的第二大差异，是艺术教育与技术教育的不同，也就是说，俄罗斯铜管乐启蒙教育，凸显的是艺术教育；而中国的铜管乐启蒙教育，则突出的是技术教育。

所谓“艺术教育”，是包括铜管乐演奏艺术中的作品分析、理解（包括作品思想内容中的题材、主题、形象、事件、情感等与作品艺术形式中的体裁、结构、艺术语言、艺术手法、艺术风格等），乃至包括作曲家的生平简历、艺术道路、美学追求、思想等等的了解。换言之，这种艺术教育强调的“软实力”培养。

而所谓“技术教育”，指的是仅限于铜管乐某一件乐器的演奏技术上，例如小号的启蒙教育，主要重点就定位在小号的演奏技术上，包括小号的“断音奏法”（单吐法、双吐法、三吐法）、“按半键奏法”、“加用弱音器（con.sordino）奏法”、“号品装匣（Bellincase）奏法”、“泛音奏法”等等。

从上述比较中可以得出结论：中国铜管乐启蒙教育的技术教育，也是必要的，勿庸疑的。但又是不全面的、不完整的、有一定局限的，也应当向俄罗斯铜管乐启蒙教育的艺术教育学习，从中借鉴有益的东西，做到艺术教育与技术教育有机结合、完美统一，双轮驱动、比翼齐飞。

三、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

中俄铜管乐启蒙教育的第三大差异，是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不同，也就是说，俄罗斯铜管乐启蒙教育，强调音乐素质的培养；而中国的铜管乐启蒙教育，则强调考试、考级等应试教育。

音乐素质包括对音乐艺术的感知力、联想力、想象力、理解力、情感力、感悟力、创造力等等；而应试教育则主要是某件铜管乐器的演奏技术。

显而易见，素质教育培养的是铜管乐未来的演奏家；应试教育只能培养铜管乐的艺术匠人。

由上述的比较中可以得出结论：中国铜管乐启蒙教育更应当向俄罗斯的素质教育学习，着力培养学生的音乐艺术的基础能力，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重大转变，以此作为我国铜管乐启蒙教育改革与创新的核心与关键。

综上所述，中俄铜管乐启蒙教育相比较，中国应当向俄罗斯学习的地方很多，我们必须全面借鉴，用以强壮自己。

参考文献：

[1]辞海[M]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P1218.

[2]同上.P971.

语感启蒙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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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要：幼儿处于成长的初级阶段，对于周边万千事物充满好奇和兴趣，好动、好问是幼儿期最显著的特征。同时，这个时期也是一个人智力发展和心智成熟的关键时期。因此，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启蒙教育，抓住早期教育的契机，充分发挥幼儿创新性，顺利塑造幼儿人格魅力，是现在每个从事幼儿教育工作者不断研究的课题，践行教育的目标。那么如何开展幼儿的启蒙教育呢？笔者借鉴别的教学案例和多年教学经验，提出以下拙见，供各位同行同仁商讨。 关键词：幼儿成长 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兴趣教育

幼儿期的任何能力的教育培养，都是对他们以后成长发展的重要铺垫，决定着以后他们的学习发展，甚至影响他们的未来成功与否。幼儿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幼儿一个重要的指导老师，幼儿一个健康的兴趣爱好，既是他们的启蒙教育，又是他们的终身教育。

一、家庭良好的环境，幼儿的首要启蒙教育

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家长就要在尊重孩子的个性特点的基础上，尽职尽责地对孩子进行积极的正面教育引导，顺其自然，使孩子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自律能力”的一代新人。有位教育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推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世界的手”一语道破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自孩子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首先接受到的是来自父母的教育，父母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甚至是一个表情都会对子女的成长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将会伴随他的一生。因此我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这就需要父母们要注意：1.营造氛围，相互沟通。家长应有幽默感，与孩子建立民主平等的关系。相互拉近距离，能让孩子愿意与你快乐地沟通。2. 言传身教，树立榜样。作为家长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洞悉新信息。还要应当树立良好的形象，真正成为鼓励孩子前进的一种精神力量。3. 爱严结合，培养习惯。严格要求，坚决施行，“己不正，不能正人”。

二、学校教师的指导，幼儿的关键启蒙教育

幼儿除了接受来自教育外，必然要精力的就是学校新的环境和老师的教导。为了幼儿的笑脸更加灿烂，为了幼儿的成长更加健康，只有充分发挥家庭、学校何老师教育的优势，才能真正推动幼儿启蒙教育的更好发展。学校教育具有严肃性、规范性、系统性以及在集体中进行的特点。学校教育可以利用自身的智力、人才、空间和办学优势，为社区教育和家庭教育提供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发挥育人的主导作用。学校教育的主导性，是相对遗传素质和后天环境在人身心发展中的作用而言的。学校教育可控制各种环境因素对人的自发影响，限制和消除不良环境因素的干扰，利用和发挥一切积极因素的作用，以确保个体发展的方向。学校教育还可充分发挥个体遗传上的优势，有意识的发挥长处，弥补不足，是先天的遗传因素向有利于儿童成长的方向发展。再加上教师热情的鼓励和正确的指导，通过与幼儿互相交流、沟通，在情感、认识上达成一致，建立朋友关系，产生共鸣，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更好地了解幼儿的心理活动。激发幼儿的积极情绪，强化良好的行为习惯，增强幼儿的自信心。

三、兴趣爱好的培养，幼儿的重要启蒙教育

随着素质教育的发展，各学科、各门类的艺术教育已在幼儿阶段普及。开展各种美术、体育、音乐等特长班的培训，可以培养孩子们的各方面的兴趣爱好，丰富生活，快乐成长。其中，幼儿阶段绘画兴趣是最重要的。首先让幼儿观察大自然的风景，观察生活，让他们感知这个美好而又神奇 的世界，然后再以游戏的形式，让他们用五颜六色的笔自由自在地来表现自己的感情。然后，幼儿在这个时期接受必要的音乐启蒙教育，对幼儿智力的开发有着特殊的作用。音乐是幼儿大脑极好的营养品，调节大脑的功能，提高幼儿们的思维能力和想象力，提高语言能力及促进其德育的发展，还可以陶冶幼儿的情感。因此，重视幼儿的音乐启蒙教育，对幼儿以后的发展至关重要。再者，作为幼儿体育启蒙教育，可看作是幼儿教育的一种方式，教育的一种思想，一种教育理念。可以促进幼儿生理，心理的健康发展。幼儿体育启蒙教育具备新教育的优点，同时弥补了教育思想的不足，适合现代终身教育理念，是现代教育中的切实可行的教育思想。

总而言之，幼儿的启蒙教育关乎到幼儿的终身成长和发展，对以后的学习和生活具有决定性作用。值得要注意的是，幼儿启蒙教育的有效推行，不只只是喊“口号”，更重要的是付之于行动。呵护外来孩子的心灵我们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成功经验，走进孩子的心灵，树立正确的指导方向，拉近与幼儿之间的距离，是我们与他们共同健康成长，共同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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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感启蒙篇7

【关键词】启蒙教学法；小学英语教学；应用方式

中国分类号：G623.31

在小学英语教学中应用启蒙教学法对于提升学生的教学效果十分有用，启蒙教学法的实施需要各类因素的支持，包括课堂活动的设计、教学手段的应用、教学管理等内容，科学的课堂教学活动与教学手段能够提升启蒙教学法在小学英语教学的应用成效，下面就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

1 启蒙教学法在小学英语教学中的使用原则

1.1 简单性原则

小学阶段的学生刚刚接触英语，他们缺乏相关的学习经验，他们参与的英语学习活动都是一种简单的活动，通过教师的示范就能够掌握。考虑到这一因素，在应用启蒙教学法时，就需要遵循简单化原则，使用学生熟悉的活动，开展学生喜闻乐见的游戏，这对于课堂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是十分有益的。

1.2 生活性原则

在小学英语教材中，与学生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是学生缺乏英语学习动机的重要原因，为了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因此，在小学英语初始教学阶段，教师必须要让学生意识到英语教学的重要性，提升英语教学的生活性，将英语教材中的教学内容与学生的生活紧密的联系起来，这样才能够提升启蒙教学法的应用成效。

1.3 趣味性原则

要提升启蒙教学法在小学英语中的应用成效，还需要遵循趣味性原则，小学阶段的学生年龄小，他们喜欢趣味性的活动与游戏，这些活动与游戏也是学生学习新知识的主要形式。基于这一因素，应用趣味性活动是可以适应学生的发展需求的，在采用该种教学方法时，需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开展一些猜测性、滑稽性以及与童话故事相关的游戏与活动。

1.4 针对性原则

在开展教学活动时，教师需要尊和考虑到学生的能力、年龄特点与教学内容，对于小学阶段不同年级的学生，需要使用不同类型的教学活动，活动的设计需要具有层次性，既能够让学生得到真正的锻炼，还需要提升学生的参与性。

2 启蒙教学法在小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方式

2.1 创造条件，开展家庭辅助教育活动

启蒙教学法离不开学生家长的帮助，教师可以定期举行家长会，让家长明确启蒙教学的重要予以，提升英语在家长心中的地位。对于英语基础水平差，不懂得如何培养学生的家长，教师可以给家长提供针对性的指导工作，让家长可以指导学生开展学习，与学生一起努力，这不仅能够提升学生学习英语知识的积极性，还能够激发出学习英语知识的热情。

此外，可以指导家长下载一些英语歌曲、报刊杂志与电子书籍，让教师指导孩子进行阅读，在家中创设出理想的学习氛围，让学生可以感受到英语知识的熏陶。

2.2 提升学生的心理素质，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

对于初学英语的小学生而言，批评是影响学生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学生受到批评后，常常会产生自卑心理与恐惧心理，这样，学生是不会积极参与到英语教学活动中的。为了充分的发挥出启蒙教学法的效用，教师就需要鼓励学生来不断的战胜自己，在日常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鼓励学生积极的回答问题，表达自我，如果学生回答不出，教师也不能讽刺挖苦，而是要鼓励学生，帮助学生树立起学习英语的信心。

除此之外，在日常教学活动中，教师还要主动观察学生内心的变化情况，把握好时机让学生回答问题，这不仅能够循序渐进的提升学生的心理素质，对于学生日后的学习也是十分有益的。

2.3 营造出相应的情景，打造出高效课堂

2.3.1 利用图片与实物来营造情景

在小学英语阶段的教学中，教师需要尽可能的为学生展示相关的实物，还可以鼓励学生带一些实物在课堂中，如“bag”、“apple”、“door”、“desk”等等。再如，在学习关于“pen”的单词时，可以拿起学生手中的铅笔进行演示，这不仅可以快速帮助学生理解这一单词的含义，还能够助于学生的记忆。实物教学法可以充分的将词形、词义与词音进行密切的结合，不仅易于学生的记忆，也可以让英语教学活动变得更加生动活泼。

对于一些难以使用实物来表达的词汇，就能够使用图片来开展启蒙教学，图片需要鲜艳，学生在欣赏画时会迅速产生学习单词的欲望，这也能够节约教师的教学时间。举例来说，在关于“duck”、“cow”与“pig”的教学时，就能够利用声音，动作和图片，充分的调动起学生的动觉、视觉与听觉，让学生不同的感官都能够参与到记忆过程中，这对于学生的记忆是十分有效的，可以帮助学生快速的掌握单词知识。

2.3.2 利用游戏来营造氛围

游戏是小学阶段学生最喜爱的活动，为此，在启蒙教学法中，将游戏活动应用在其中可以有效优化教学效果。

例如，在讲述与数字相关的知识时，可以组织关于“You are out”的游戏活动，可以将学生以10人一组来进行编号，当教师喊到数字时，学生左邻右舍都必须要举起号牌，如果错误那么就需要出局。这样，学生能够深刻的理解相关的数字，避免出现记忆混淆的情况。

3 结语

总而言之，要想优化启蒙教学法在小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效果，就需要综合应用到各种类型的教学模式，多管齐下，在学习基础、学习兴趣、课堂纪律方面提升教学效果，在应用的过程中，教师需要注意到，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影响到启蒙教学法的教学效果，教师必须要意识到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根据学生的发展需求制定出层次化的启蒙教学方法，积极主动的进行总结与探索，从根本上提升小学英语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汪玲.学生动口动手教学得心应手――《剑桥小学英语》入门阶段教学案例[J].小学教学设计.2005（Z3）

[2]刘娴敏.大胆地说，开心地学，创造地演――浅谈小学英语口语教学的策略[J].科技信息.2008（28）

语感启蒙篇8

【关键词】绘本 双言语系统 艺术启蒙

绘本于17世纪诞生在欧洲。20世纪30年代，绘本图画书传入美国，迎来了其黄金时代。五六十年代，绘本开始在韩国、日本兴起。70年代，我国台湾地区的儿童也开始进行绘本阅读，并引发热潮。绘本不仅是讲故事、学知识，而且还可以全面帮助儿童建构精神，培养多元智能。21世纪，绘本阅读已成为全世界儿童阅读的一种时尚。

一、绘本的双语言系统

顾名思义，“绘本”就是“画出来的书”，指以绘画为主，并附有少量文字的书籍。对于尚不具备充分文字能力的儿童来说，图画书中的图画理应能帮助儿童正确复述其中的故事。日本“绘本之父”松居直认为，绘本是一套“文字+图画”的双重言语系统，文字和图画都承担着叙述故事的任务。作为资深绘本编辑，台湾地区的郝广才同样重视绘本中的插画和语言。他认为，绘本中的插画应该能把故事的情节、意蕴表达出来，而绘本中的文字应该运用儿童式语言和儿童式经验逻辑，从而使儿童在阅读时，一方面会发现画面并不断地制造出惊喜；另一方面也会唤起自身的意念，使阅读成为一种游戏和娱乐，让儿童真正地浸润其中。总而言之，优秀的儿童绘本应该能在亲子共读或儿童自主阅读的情景下，为尚不具备成熟文字阅读能力的儿童所理解，并且图画和文字这两套言语系统，能够充分发展儿童某个方面或某些方面的能力。

二、绘本在艺术启蒙中的作用

插画是绘本的重要言语手段之一，这使得绘本在儿童美术启蒙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现今，社会上的众多儿童美术培训机构都发现了绘本的这一妙用，于是便在开始美术活动之前，先与儿童一起共同阅读精心挑选的绘本，以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图画书《点》是加拿大知名童书作家、插画家彼德・雷诺兹的作品。书中主人公瓦士缇的经历会引起很多孩子的共鸣，而儿童也会勇敢地拿起纸笔来表达自己。《点》的画面构图非常简洁，赋予了孩子很宽松的绘画空间，并且人物造型运用了勾线、涂抹等多种基本美术技法，让孩子有了很专业的摹本。《点》对于“点”这个基本美术元素有着深入的思考和表现，这无疑能拓展儿童的美术视野。最重要的是，《点》所表达出来的作品意识和自我表达意识，会让孩子充满自信地踏上美好的美术之旅。类似的绘本还有很多，如麦克・格雷涅茨的《月亮的味道》能用于撕纸启蒙；艾兰・贝克尔的《小白兔玩颜色》能用于颜色感知；李欧・李奥尼的《小蓝和小黄》能用于泥塑造；而杰奎琳・普莱斯・韦茨曼和罗宾・普莱斯・格拉瑟的《你不能带气球进博物馆》系列更能手把手地牵引儿童走入美术殿堂。而所有这些绘本的运用之妙，均存乎于施教者之心。

除了显而易见的美术启蒙之外，绘本中的文字系统同样也能承担对儿童进行文学熏陶的重任。作家蔡皋让北朝民歌《花木兰》走进了儿童的视野，将书中当户织机杼的花木兰具象地展现于儿童面前。这个古老的故事虽然跨越了千年，但依旧承载着珍而重之的文学价值，而施教者也希望儿童能尽早体验到这样的文学之美。在亲子共读中，那些冶炼精致的文字散发着古典的音韵之美，使儿童很容易口口相诵，其成效也自然胜过了那些需要去死记硬背的国学经典。类似的文学启蒙图画书还有我国台湾作家林芳萍的《爱画画的诗》、谷建芬选编的《新学堂歌》、金波主编的《蝴蝶・豌豆花》等。

当然，绘本作为“成人送给孩子童年的最好礼物”，其艺术启蒙作用自然会衍生到音乐、舞蹈、雕塑、建筑、戏剧、电影等诸多艺术领域中。大卫・玫克费尔的《鼹鼠的音乐》让孩子感受到了音乐的无声魅力；劳埃德・莫斯文、玛乔丽・普赖斯曼图的《大家来听音乐会》则在孩子面前呈现出一场热非凡的音乐盛宴。帕特里夏・李・戈什文、市川里美图的《跳舞吧，小雅》让每个喜爱小雅的孩子都迫切想尝试一个屈膝、下蹲的芭蕾动作；埃米・扬的《大脚丫跳芭蕾》让喜欢贝琳达的儿童单纯地爱上跳舞本身；布莱恩・赛兹尼克的《造梦的雨果》更是一出静态的电影大戏。只要用心去发现，我们总是可以找到合适的图画书，为懵懂中的儿童找到体味艺术、试验艺术的绝妙之路。

三、绘本应用于儿童艺术启蒙时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应该选用一般意义上的优秀绘本。尽管对于“优秀绘本”的定义没有定论，但综合各方观点，趣味性一直是优秀图画书的基本要求。优秀的绘本肯定会在故事、人物设定、语言、场景、情感等方面引起孩子的浓烈兴趣。优秀的绘本十分注重在文字和插画方面设计出很多有趣的细节。而文字作者和插画作者都会从孩子的视角去表现故事中的世界。为此，成人要想更敏锐地觉察出图画书的优势，更有效地指导儿童阅读，就要花时间去了解绘本阅读的相关知识。

其次，成人要善于发现绘本中用于艺术启蒙的切入点。并非标榜为“艺术启蒙”的绘本就一定适合儿童进行艺术启蒙。一般来说，适合用于艺术启蒙的绘本，其中图画一定经过精心的设计和创作，会给儿童带来艺术上的享受与感动，绝不是粗制滥造、匆匆勾线上色的作品。此外，这样的图画书在用故事和画面抓住儿童注意力的同时，还能非常到位地表现出艺术的美丽动人之处，从而刺激儿童进行模仿。

再次，要想最大程度地发挥绘本阅读的艺术启蒙作用，成人需要懂得一些儿童心理学。儿童个体的发展尽管存在着一般性，但更多表现出来的还是特异性。尝试运用绘本进行儿童艺术启蒙时，需要注意不同儿童的不同特点，以及儿童发展不同阶段的特点。儿童的养护人需要时刻注意儿童的“最近发展区”，即“儿童现有的独立解决问题的水平”和“通过成人或更有经验的同伴的帮助而能达到的潜在的发展水平”之间的区域。只有这样，运用绘本进行艺术启蒙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总而言之，善用绘本这一阅读材料，可以对儿童进行有效的艺术启蒙。但是，能否用好这样的材料，永远取决于施教者，也就是家长和幼教从业者。在这个变化日新月异、新事物层出不穷的时代，要想更好地进行儿童的艺术启蒙，家长和幼教从业者应该是永远的学习者。

（注：本文为首都师范大学2015年青年教师教学改革项目“移动技术对儿童早期阅读能力的影响”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语感启蒙篇9

【关键词】3至6岁 幼儿舞蹈 启蒙教育 问题和策略

近年来，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发展，舞蹈事业发展日新月异，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普遍提前，学习舞蹈出现了热门化、低龄化的趋势。儿童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舞蹈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手段之一，在3至6岁幼儿启蒙教育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3至6岁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活动，让幼儿追寻和享受舞蹈带来的愉悦，对促进孩子的身体健康发展和心理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如何开展3至6岁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活动，是当前幼儿舞蹈教学关注的焦点。因此，研究3至6岁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笔者对3至6岁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活动进行了相关思考。

一、3至6岁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活动的内涵

学习任何一个学科，启蒙教育都很重要。要开展3至6岁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活动，有效地开展舞蹈教育活动，有必要了解3至6岁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活动的内涵，加强幼儿舞蹈教育。笔者将从启蒙教育活动的目的和启蒙教育活动的方法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启蒙教育活动的目的

从3至6岁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活动的目的上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启蒙。启蒙作为启蒙教育的核心内容，使初学舞蹈的幼儿得到基本的、入门的舞蹈知识，启发他们对舞蹈最初的概念、最初的感受与理解。二是益智。促进幼儿智力的开发。3至6岁幼儿舞蹈启蒙教育，可以提前开发幼儿的小脑，帮助孩子观察事物，起到对幼儿益智的作用。3至6岁幼儿由于初学舞蹈，对舞蹈知识还比较陌生，易从观看、模仿，最后到认识理解。对幼儿而言，通过对舞蹈肢体语言渐进的了解，可给孩子的性格带来一定的改变，促使开朗活泼性格的形成。三是塑形。幼儿时期是孩子成长的关键时期，启蒙塑形不仅可以塑造形体，帮助胖孩子减肥塑形，而且还有助于塑造、培养孩子的内在气质。

（二）启蒙教育活动的方法

3至6岁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活动的方法也有其自身的特点，从启蒙教育活动方法的分类上看，主要有三种：一是直观感受与思维想象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强调直观感受与思维想象的有机结合，简言之，就是让幼儿边看边想，带着问题去学习，舞蹈学习是建立在直观感受的感性认识基础之上，其情感体验则是通过思维理解完成舞蹈动作。在具体做法上，3至6岁幼儿舞蹈教师应充分调动学生视觉、听觉、本体感受，给孩子打开启发创意思维的一个小窗口。二是基本技能与能力培养为一体的教学方法。基本技能和能力培养是建立在幼儿舞蹈教育活动之上，幼儿通过学习舞蹈基础知识、动作、组合等基本舞蹈技能，用自身的形体动作加以表现，培养3至6岁幼儿舞蹈能力。三是有的放矢、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在3至6岁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活动中，不同幼儿之间的个体差异，使得舞蹈教学的效果也各异，在实际教学中有的放矢地开展因材施教，科学地把握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可以促进3至6岁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活动的开展。

二、3至6岁幼儿舞蹈教育活动存在的问题

当前，3至6岁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活动的现状不容乐观，严重制约着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活动的开展。从3至6岁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活动存在的问题上看，这些问题分别是幼儿舞蹈教育过分迎合家长意愿、教育机构师资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幼儿舞蹈教学教材内容鱼龙混杂，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幼儿舞蹈教育过分迎合家长意愿

幼儿舞蹈教育过分迎合家长意愿，是当前3至6岁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活动存在的问题之一。在当前3至6岁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活动中，很多幼儿家长的主观意愿误导着幼儿舞蹈教师的教学，与此同时，追求经济利润，教育观功利化严重，也使得3至6岁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活动难以有序进行。如有些幼儿园为了迎合家长口味，不注重幼儿自身舞蹈素质的培养，而是一味迎合家长意愿，这种常规性的舞蹈教育活动模式，有违舞蹈教育的目的，不值得提倡。

（二）教育机构师资队伍素质参差不齐

教育结构师资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3至6岁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活动的开展。就目前而言，我国幼儿舞蹈教师的供给存在着严重不足，现有的幼儿教育机构师资队伍素质参差不齐，舞蹈教学方法并不系统和正规，缺乏专业的幼儿舞蹈教师的现象普遍存在。有些教育机构过多追求专业化技能技巧训练，不尊重3至6岁幼儿舞蹈启蒙教育的客观规律，只能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与此同时，轻视幼儿身心发展在幼儿舞蹈教育中的重要性，不能正确看待孩子的年龄与心态以及舞蹈情趣等，不顾及幼儿的身心健康，使得3至6岁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活动的现状不太乐观，严重影响幼儿舞蹈启蒙教育的教学质量。

（三）幼儿舞蹈教学教材内容鱼龙混杂

幼儿舞蹈教学教材内容鱼龙混杂，也使得3至6岁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活动面临困境。目前，幼儿舞蹈教学的教材内容没有得到统一，幼儿舞蹈教学机构教材内容与幼儿的年龄特点不符，各类教材的出版者和编写者观点不一，有的教材把基本功的训练方法讲得很细，但缺乏实际应用价值，教学方法也有一定的科学性，不能较好地引导幼儿启蒙教育。而有的幼儿舞蹈教学教材是空讲理论，泛泛而谈，没有实际意义。社会上各类教材鱼目混杂，非常不利于幼儿舞蹈教学活动的开展。因此，探索3至6岁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活动势在必行。

三、3至6岁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活动的策略

为进一步提高3至6岁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活动的教学水平，促进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有效性的提高，在了解3至6岁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活动的内涵，以及3至6岁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活动存在问题的基础上，3至6岁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活动的策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身体的感知，唤醒幼儿身体的能动性

身体的感知，唤醒幼儿身体的能动性，是3至6岁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活动的关键。舞蹈时孩子们的身体各个器官都在参与，充分发挥幼儿的肢体语言在舞蹈学习中的作用，使身体灵活和协调，有助于唤醒幼儿身体的能动性。从幼儿的成长发育上看，幼儿的脊椎在 3 岁时刚定型，在开展舞蹈启蒙教育活动中，必须尊重3至6岁幼儿身体生长的规律，让幼儿首先认识身体的每个部位，感知身体的头、胸、腰、脚等各个部位，在了解自己身体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发挥身体语言。如在教师的引导下，合着音乐的节奏，适时加入舞蹈动作，让幼儿认识身体的各个部位，使幼儿意识到身体各部分的作用，身体的各个部位能动起来，继而唤醒幼儿身体的能动性，主观参与到舞蹈启蒙教育活动中来。

在具体做法上，应让幼儿在感知自己身体的基础上建立“直”的意识，即身体直、手臂直和腿直。幼儿由于身体刚定型，因此对各部位的敏感度不高，为帮助幼儿在舞蹈训练初期即建立起身体直立意识，教师应善于利用生活中幼儿熟悉的形象引导幼儿进行感知和模仿，如大树的直立、冰棍的直立、衣架的直立、楼梯的直立等，通过引导幼儿的模仿能力，依靠身体的肢体运动来表现生活，唤醒幼儿身体的能动性。

（二）身体的表达，引导幼儿主动模仿动作

身体的表达，引导幼儿主动模仿动作，是3至6岁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活动的重要环节。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身心特点，有的活泼好动、对新鲜事物充满未知的好奇，有的想象力丰富、善于模仿等，加上幼儿身体柔软，可塑性强，根据这些特点，教师就能在对幼儿进行舞蹈启蒙教育时，尽量多以生活中常见的人和事为参照，指引幼儿以身体动作表达出来，比如情绪变化时的喜怒哀乐、遇到阻碍或困难时的一种渴望，抑或是孩子自身的顽皮等天性，都可以通过肢体动作来表达出来，让幼儿学会思行合一。教师在带领孩子编排肢体动作的同时，对幼儿进行正确的审美引导，教会幼儿分辨美与丑、好与坏，让幼儿从身体的自然表达逐渐过渡到对美的自觉追求。

一是动态。活泼好动是孩子的天性。3至6岁幼儿喜欢玩游戏，喜欢模仿小动物们的爬、飞等。这些动态的物象具有外在和可视的特点，总是能够激发幼儿模仿的兴趣。因此说，3至6岁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活动应是动态的，激发幼儿用身体表达他们的好奇心的欲望。二是情趣。幼儿的生活是极富天真的童趣的。选择适合以舞蹈形式来表现的素材，引导幼儿主动模仿动作，如在洗手的过程中，不断地用双手拍水，并往同伴身上洒水;在雨中用双脚不停地踩水;洗澡时接水往外洒等。在幼儿舞蹈教育中，教师可设置情景小剧场，让幼儿在有情景的舞蹈环境中教学，能更好地提升幼儿丰富的想象力。三是情感。舞蹈具有感情和灵魂，而幼儿的内心情感是极其丰富的，只是往往幼儿内心的情感不会那么直观地显现出来，他们的喜怒哀乐等情绪还具有内在性和隐蔽性，需要教师细心地观察和揣摩才能发现。在教育幼儿舞蹈的过程中，教师还要善于抓住幼儿在日常生活中表达出来的心理活动和情感取向，这样才能更好地教育幼儿将其用舞蹈形式表达出来。幼儿舞蹈形式简单优美，动作形象有趣，如表达“我爱你”“不上你的当”“我爱妈妈”等幼儿身上通常都会有的强烈情感。四是空间。舞蹈需要在一定空间的变化中完成，特别是即兴舞蹈，舞者要能在不同的空间变化中随心所欲地转换移动，所以在幼儿舞蹈启蒙教育中，幼儿需要形成一定的空间意识，比如能准确判断出上下左右、前后各方位，在实践中体会站、蹲、跳等空间转换。

（三）身体的创造，激励幼儿合理展开想象

身体的创造，激励幼儿合理展开想象，是3至6岁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活动的有效途径。3至6岁的幼儿通常充满好奇和幻想，在3至6岁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活动中，要尊重幼儿的个性化表达和创造的自由，从幼儿身体的创造入手，激励幼儿合理展开想象，发挥幼儿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幼儿身上潜存着丰富的创造力和敏感的思维创造力，对3至6岁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活动而言，即兴舞蹈是激励幼儿合理展开想象最好的形式之一，创作过程中教师要及时给予评价，根据幼儿的生活经验及知识技能水平进行引导，帮助幼儿建立舞蹈创作的自信心，推动幼儿勇于尝试和努力。

具体说来，3至6岁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活动的即兴舞蹈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是音乐即兴，二是命题即兴。其中，音乐即兴即随音乐有感而动，教师要为幼儿设计创造的环境，由教师提供一段乐曲，让幼儿根据乐曲的旋律、节奏、风格等，即兴演绎一段舞蹈，让幼儿用掌握的知识技能进行创新。二是命题即兴，即教师指定一个形象、情景或事件，然后借助音乐，要求幼儿瞬间释放身体的动作，以表现特定的形象和内容。对于命题即兴，幼儿舞蹈启蒙教师应认真备课，考虑好幼儿的实际情况进行即兴创作，使幼儿产生学习舞蹈的兴趣，进而积极投入到舞蹈学习创作中来，以此提升身体表达的艺术性。

结语

总之，幼儿舞蹈启蒙教育的价值和意义不容忽视。3至6岁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时期，3至6岁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活动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在开展3至6岁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活动的过程中，应遵从幼儿自身的发展规律与特点，针对3至6岁的身体和心理特点，通过唤醒幼儿身体的能动性，引导幼儿主动模仿动作，激励幼儿合理展开想象，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进而促进3至6岁幼儿舞蹈启蒙教育活动又好又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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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感启蒙篇10

关键词：启蒙辩证法；欲望辩证法；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思潮转型

一、“后启蒙”思潮：“启蒙辩证法”的中国版本

按照韦伯的观点，西方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祛魅与世俗化的历史，经过合理性分化的现代社会形成了科学、道德、艺术三大价值领域，现代性所追求的理想形态就是使经过理性启蒙的现代个体从“上帝之城”中解脱出来，统摄这三大领域并在其中实现自由存在。出乎意料的是，致力于个性解放的启蒙理性又日益膨胀为禁锢现代个体的新型话语霸权，西方学者以“启蒙辩证法”对现代社会这一思想文化转型做出了批判性总结，指出启蒙主义为控制而进行的斗争变成了目的本身，“启蒙衰退为神话”，乃至“启蒙精神与事物的关系，就像独裁者与人们的关系一样”①。这一理论也逐渐为90年代以来日益市场化、世俗化的中国文化语境所认同。面对80年代超越性的启蒙价值理念与诉求在商业大潮涌动中无力言说的尴尬状况，不少学者开始运用“后启蒙”概念来概括当下这一新的文化运行态势，更有学者试图由这一立场、角度出发来探讨新文化语境中的个体解放与人格建构问题，比如王岳川在《后现代美学转型与“后启蒙”价值认同》②中就主张启用“后启蒙”这一价值话语，并指出“后启蒙”是走出启蒙误区的“新觉醒”。它关涉这样一些问题：启蒙不是赋予知识者的特权，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一个群体的教诲和指导；相反，启蒙首先是每个个体自我心灵的启蒙，是去掉一切虚妄遮蔽而使自我认清自我，知悉自己存在的有限性和可能性、洞悉自我选择的不可逆性与自我承担选择的后果。在这里，“后启蒙”被赋予了抵制、纠正理性偏至与五四以来盛行的“他者启蒙”模式等“启蒙误区”之意，可视为“启蒙辩证法”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认同的表征。同期的文学创作也一直自觉不自觉地对这一“启蒙辩证法”进行着阐释，为“启蒙辨证法”作出了形象化的注脚，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新型的“个性解放”的时代需求，亦即文学创作实践对“个性解放”之内涵的改写。

启蒙辩证法所为之辩护的主体人格建构与现代个体自由作为中国文化语境的新型诉求，从90年代以来的小叙事、民间叙事对道德、历史等宏大叙事的解构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要建构主体人格与个体自由，首要的就是冲破宏大叙事对个体思想的禁锢。由于长期处在各种话语霸权的遮蔽下，中国的个体意识、自我意识十分薄弱，连群体意义上的人性、人道主义坚守也是步履维艰，甚至数遭冰封。70年代末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上承“五四”精神，重开“人的叙事”，但精神解放仍陷于群体意识领域。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步伐加快，政治、经济、文化的三位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遭到解构，以个人经验为最高准则的“个人写作”、民间写作等以社会文化转型为背景基调与潜隐驱动力，既构成了对“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小说”等精英性叛逆的叛逆，又勇敢冲破了以群体意识为内核的道德、历史话语的禁忌，彻底解构一切未经个人经验的“事物”与“意义”，认为“恰恰是最个人的才是最人类的”③，而“公共的人”由于被各种话语霸权所“抑制”，所以“是残缺的，不完整的，局限性的”，文本中人物“所经历的人间冷暖只能以我（捏造者）的真实经验做基础（包括生理和心理的一切方面），也包括所有虚构手段促使我们面对的那些真实的幻象，却不能随意逾越我此刻精神视野的最后局限。因为在这里，有着虚构和谎言的根本区别”（鲁羊《马余是个什么东西》）。这种坚硬砥砺历史、道德主体的个人化叙事“将那些曾经被集体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受到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它们的身影在民族、国家、政治的集体话语中显得边缘而陌生”，然而“正是这种陌生确立了它的独特性”（林白《一个人的战争》附录一）和意义所在。

启蒙辩证法对启蒙理性由解构神话始到建构新的神话终的恶性循环所做的批判性总结，对中国文化语境“个性解放”的新型时代诉求有着不可忽视的启示作用，80年代末以来的文学在解构历史、道德等话语霸权的同时，始于70年代末、孕育于80年代初期的启蒙信念也成为反思批判的对象。启蒙解构成为新的信仰之后，现代西方人开始面临新的困境；中国文化语境虽然与西方不同，却也面临着由于在总体上将启蒙这一现代性课题的资产阶级世俗化发展背景虚化、将其神化为一套凌驾于世俗社会之上的超越性的价值理念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如“五四”一度将“科学主义”视为理想主义，而长期以来革命、救亡、发展、追求、进步等话语也都披上了启蒙理想主义的外衣，个体的人不是作为启蒙的目标，反而成了启蒙的工具，其形而下的生活状态与需求更是一直被压抑在地表之下。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启蒙叙事对个人的压抑已经不符合时展的潮流，个体欲求像休眠火山，蓄势待发。早在80年代中期，王朔就已经凭借世俗化的“魔力”越过寻根文学、先锋文流脱颖而出，引起了广泛关注；到了80年代末，世俗化运动在“新写实”创作中又得到了推进，代表作家池莉明确声称，“我希望我具备世俗的感受能力和世俗的眼光，还有世俗的语言，以便我与人们进入毫无障碍的交流。”刘震云也坦承，“过去有过宏伟理想，但那是幼稚不成熟。一切还是从排队买豆腐开始吧。”（《磨损与丧失》），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坚守的“君子固穷”的反物质诉求传统遭到了极大冲击，物欲与关怀冲到了前台，成为支持文学创作的新的精神动力。一时间剔除了启蒙理想主义虚饰的纯粹的生存状态成了大量文本如《烦恼人生》（池莉）、《一地鸡毛》（刘震云）、《粮食》、《伏羲伏羲》（刘恒）、《风景》（方方）等所展示的主要景观。

启蒙辩证法矛头所指的启蒙理性主义的膨胀对现代主体人格的压抑虽然与中国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有着很大区别，但在一定程度上对后者也不无理论启示意义。世纪之交文学的非理性化叙事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建构起旨在预防与抵抗技术理性膨胀所带来的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张力，使“个性解放”的新型时代吁求得到进一步的推进与弘扬。人既非单纯的理性存在物，亦非单纯的非理性存在物，而“是一个整体，一个多方面的内在联系着的各种能力的统一体。艺术作品必须向人这个整体说话”④。综观西方启蒙思潮发展历程可见，情与理的矛盾是推进启蒙文化演变发展的动力，片面强调哪一个方面都会导致人性的偏至乃至异化，人们日益认识到，“感情不经过理性的过滤就变成了伤感，理性没有感情便失去了人性”⑤。启蒙辨证法就旨在对理性的偏至进行纠正。中国的启蒙理性精神还处在有待进一步成熟的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与知性话语霸权之间就有天然的鸿沟，不需要对理性主义进行反思，相反我们更应认识到对理性进行有效引导、不断调整知性与感性关系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深化和推进启蒙理性精神。否则就会重蹈覆甚至出现更严重的危机。已有作家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如史铁生在《务虚笔记》中就用0这一人物形象对此提出了警示。作为历史教师，知识和理性促使她不断地进行人生意义的追问与思考，却逐步空陷知性陷阱而无力面对现实，即无法启蒙别人，更无法说服自己，最终选择了死亡和毁灭。在这里，0既暗示了启蒙的结果是无功而返，是一个0；同时0也是一个圆圈，喻指从启蒙到失败的循环。这一“启蒙的悲剧”深刻说明调整知性与感性关系的重要意义，没有理性的孕育和引导，人不能从诸神的禁锢中挣脱出来；同样，“禁欲不可能造就强大、自负和勇于行动的人，更不能造就天才的思想家和大无畏的开拓者及改革者。通常情况下它只能造就一些善良的弱者，他们日后总会淹没在俗众里”⑥，甚至像0那样无法承受分裂而走向毁灭。

回顾西方现代化进程，作为感性的重要载体，“身体”的突围可谓一件大事，“对肉体重要性的重新发现已经成为新近的激进思想所取得的最可宝贵的成就之一。”⑦深受理性压抑之苦的现代人呼唤着感性，而以“身体”为表征的现念正是一场“系统的冲动造反（SystematischeTriebrevolte），是人身上一切晦暗的、欲求的本能反抗精神诸神的革命，感性的冲动脱离了精神的整体情愫”，即“本能冲动造反逻各斯”。⑧这一“造反”运动可以从费尔巴哈对新旧哲学的判别中初见渊源，“旧哲学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命题：‘我是一个抽象的实体，一个仅仅思维的实体，肉体是不属于我的本质的’；新哲学则以另一个命题为出发点：‘我是一个实在的感觉的本质，肉体总体就是我们的自我，我的实体本身。’”⑨随着一种“哲学的肉身化”运动的推演，“身体”以及与之相关的欲望、、非理性、潜意识、无意识等概念日益成为西方理论家关注的焦点，而“身体”以及与之相关的上述一系列概念在90年代以来创作与批评界的盛行，正是受到了包括法兰克富学派“启蒙辩证法”在内的各种西方理论的影响，成为建构“后启蒙”思想文化潮流的话语群落。作家们高擎个性化的旗帜，意识到“成为知识和身份源泉的是经验，而不是传统、权威和天启神谕。甚至也不是理性”⑩，理性的自足性遭到质疑。许多年轻作家甚至不无偏激地宣称“和我的智力相比，我更信任我的身体”（朱文《弟弟的演奏》），因为“肉身是活着的唯一证据”（刁斗《身体》），每一个人都毫无例外地“居住在自己的身体里”11，“所有身体上的问题，也就是生活的问题”（朱文《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而以林白、陈染为代表的一些女性作家则因其所承受的更深刻、更多重的逼仄与对身体的更彻底认同（“男人们受引诱去追求功名利禄，妇女们则只有身体”）而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书写身体吧，女人”12的号召，并在创作中亲身实践了“肉体就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林白）这一认知。身体化的非理性叙事的反抗与背离有效地冲破了一切传统权威对人性的压抑，将长期以来处于禁锢状态的本能欲望从各种话语霸权中解放出来。与新写实等创作潮流相比，“身体叙事”无疑是对启蒙话语更为激进的反叛，其冲击力可谓是振聋发聩。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身体仍是一个较为敏感的领域，如果越出与理性对抗的意义一味展现、暴露身体的曲线，这种非理性叙事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小叙事、非理性化叙事、世俗化叙事等等是世纪之交文学从文体层面对“启蒙辩证法”的体认与揭示，而在审美精神上则表现为“审丑”意识的凸显。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充盈着一股建构的热潮，颇有影响的“二十世纪文学史”概念的提出，就是这一文化诉求的表征，其对过往的反思蕴涵着憧憬未来的豪情壮志，“如果没有未来，也就没有真正的过去，也就没有有意义的过去。历史是由新的创造来证实、来评价的。文学传统是由文学变革的光芒来照亮的。我们的概念中蕴涵了通往21世纪文学文学的一种信念、一种眼光和一种胸怀。”13然而进入90年代后情况发生了转变，人们开始发现“大多数人生活得和书本不一样，和报纸不一样”（池莉《两种反抗》）），王朔就对别人批评他不负责任大感委屈，认为作家真正的责任在于揭示生活的真相，“你以为只有堵枪眼才有责任感，我不装雷锋、不装‘圣人’”，“我不给梦涂颜色，都说得那么美，梦一旦醒了，不让人给耽误了？我把真实的告诉人家，为他们逗乐解闷，活得轻松些，实在些，这不太有责任感了。”14建构的热情让位于解构的冲动，蒙在人性与历史上的光华外衣北毫不留情地撕去了，以“一地鸡毛”般的琐屑或触目惊心的卑劣还原历史、人性与民间的真相，用死亡、暴力、色情、冷漠、贪婪等等为利器来消解生命上空的神圣光环，这一转向从刘心武的一段心路历程可见一斑，他说1985年左右的时候，“觉得当时中国社会有一种亲和力与建构的趋向，因此我也倾向于人性温暖的描写，相信人性是善的，可随后的社会发展却仍有一种全面解构的态势，而且今天还在解构，我也认识到人性犹如一个幽暗深渊，其恶的东西同样是非常深邃的”。15从“审美”到“审丑”，文学精神发生了意义重大的转型，揭露意识、批判意识得以强化，而宏大叙事的神化与遮蔽功能则大大弱化了。

二、世纪之交文学转向的内在逻辑：从“启蒙辩证法”到“欲望辩证法”

丹尼尔•贝尔说过一句极富哲理的话，“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对我们反思文学乃至文化的发展不无裨益。个体“突围”之后，我们看到，身体在后现代语境中代替诸神几乎成了“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而就启蒙辨证法这一理论而言，其既有着对理性霸权进行纠正的合理性一面，同时也深隐着走向自身反面的逻辑方向与潜在危机，即对其反对理性霸权主义的初衷进行颠覆，从纠偏走向否弃。真理向前一步即为谬误，正反两个方面往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其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大有深意的是，这一反向逻辑恰恰在世纪之交中国文化镜面中呈现出来。如上所述，近年来的文学创作对启蒙辩证法的揭示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打破宏大叙事的一元化统治，但对启蒙问题采取怎样的态度不能无视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首先，同样是启蒙的“神话化”问题，西方是由于启蒙理性的过度膨胀，而80年代的中国却是在理性尚未经历过较为成熟的发展阶段的情况下将整个启蒙规划拔高为启蒙理想主义；其次，同样是启蒙辩证法的纠偏意义，就西方而言，针对的是启蒙理性的过度膨胀、技术化、官僚化，而中国则要面临双重的任务，既要对渐渐走向自我反面的启蒙宏大叙事进行纠偏，又要思考如何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重新调整、激活启蒙精神的内核，继续深化尚未完成的启蒙重任；既要借鉴启蒙辩证法的合理性因素预防和抵御理性过度发育带来的种种后果，又要在“个性解放”和主体人格建构的目标中继续推进在中国还很薄弱的理性环节。然而，由于90年代“去掉一切遮蔽”的努力几乎都是在一种激进状态下进行的，并未认真思考启蒙辩证法的理论矛头指向的“启蒙主义”并不完全与启蒙思想复杂的实际进程相吻合，更不适用于中国现代以来启蒙思想的更具体的实践以及当下中国的文化现状等问题，再加上商业大潮、文化工业霸权话语对精英话语的强烈冲击，世纪之交对启蒙辩证法囫囵吞枣式的机械认同在推进时代文化诉求的表象下面，深隐着日益走向其反面逻辑方向的“真正问题”，“后启蒙”这一概念所蕴涵的对传统启蒙进行纠偏的积极意义层面被忽略了。一些后学者在“启蒙终结了”的意义上认同“后启蒙”，“后启蒙”的含义发生了歧变，由对传统启蒙的纠正变成对它的弃绝，由“启蒙的新觉醒”摇身成为欲望时代的文化描述。于是我们看到，当欲望本体主义洋洋自得地与启蒙主义的“宏大叙事”告别，当它自以为彻底解构了“启蒙的神话”之后，它自身也不知不觉地异化为另一种“宏大叙事”，并最终堕落为一种宏大的“欲望的神话”，人们在对理性与乌托邦进行了充分的“祛魅”后，又将欲望鬼魅化。这就是欲望时代的缪斯和缪斯的“欲望辩证法”。世纪之交文学思潮的发展脉络就是这一从“启蒙辩证法”到“欲望辩证法”哲学文化逻辑的表征，泛滥、金钱角逐、精神分裂、平面复制等一系列启蒙偏枯症候在世纪之交文本中密集出现，形形的欲望化叙事涌动在世纪之交文坛上。

放纵、出卖一己隐私，吸引大众眼球，迎合其窥视欲的欲望叙事首先“泛滥成灾”。这样的作家与文本，如“美女作家”、“下半身写作”、“文学”乃至所谓“遗情书”等等，在当下如过江之鲫，不胜枚举，都使尽招数想从“欲望产业”中分得一杯羹，艺术水准不高却容易畅销。严格说来，不应该将其作为世纪之交文学创作的一个“部分”来看待，即使它们吸引许许多多的眼球，也不意味它们已经挤身于文坛圣地。但问题是，评论家、文学史家，包括一些著名作家，却热衷于谈论它们，根本的问题不在于这种谈论是批判、是赞扬，或者是嗤之以鼻，而在于这种谈论、批评本身。这种谈论直接把这种所谓的创作抬升为一种文学/文化现象。同时这似乎也说明，那些自以为高明的评论者要么是被浅薄的欲望化身牵着鼻子走，要么在根子上并不比他们高明多少。此处不再赘述。

由于整个文化语境对这个时代的欲望辩证法缺乏认知与警示能力，不少人走向了一种认识偏颇，似乎人性就等于本能，完全属于自发自为，作为作家在创作中不好或者不应加以控制，因此有些作家将创作重心完全放在本能欲望上，采取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刁斗）任凭其在文本中倾泻。相比而言，另外一些文本如《沧浪之水》（阎真）、《丁小丽》（沙柳）、《成长如蜕》（叶弥）等，对欲望本体化的后果有所警惕，也将池大为、马小奇等人物形象由追求理想到为金钱、名利坠落的心理历程刻画的入木三分，可是几位作者也只是将一个彻底欲望化、权力化的社会语境合盘托出，而对根本性的问题则缺乏总结性的反思，更少追究自我个体的责任，给受众的突出感觉是“都是环境惹的祸”，身处大染缸，谁能不被染呢？挣扎也是于事无补。这样一种“无法不堕落”的欲望叙述方式不更说明它的强大吗？

有些作家在叙事中虽然也认同亲情与爱情的重要，可是又走向了另一极端，即抽掉了感性与理性的对峙张力，将其混淆在欲望叙事中，他们的一些文本凸显出这样的感觉和意识：既不像洪水猛兽那样可怕，也不必然地代表堕落，和坚持爱情、真情并不矛盾，反而能检验爱情和真情的牢固程度。如《我们的心多么顽固》（叶兆言）竟以主人公老四的史来证明他与老婆之间的感情是经得起考验的。有评论文章对这一“纯情的欲望故事”大加赞美，甚至认为呈现出了“绚烂的形而上学之美”。16显然是一种过于主观性的评价。刘心武写于80年代的《钟鼓楼》中，慕樱一再勇敢冲破婚姻牢笼、追求心爱的人的故事，恰与老四的故事构成鲜明对比；前者在当时受到了舆论的非难，后者却被认为是形而上学的纯情故事，这一反差所蕴涵的时代精神的变异颇值得深思。

更有作家将欲望本体化视为人物形象实现自我解放与自由的表征与途径，对其所带来的后果则缺乏诊断力，不能深刻反映与揭示时代问题，而是迎合着社会表象陷入欲望的狂欢。《坏分子张守信和李朴》（李唯）的主人公感到婚姻生活“太素了”，想趁出差的机会荤上一把，却糊里糊涂撞到“严打”的枪口上。如果说作者对两人因怕名誉受损而不得不结婚的事实持批判态度在反宏大叙事的意义上还有一定合理性的话，那么，在接下来的故事发展中将动用公款寻欢作为冲破思想束缚的表现，甚至将两人被捕当作太傻的证据（作者借众人之口表露出这样的嗔怪：很多人更加放荡，可是人家不傻，所以没出事）而不是批判的对象，并且在最后安排了一个死、一个伤心的结局来祭奠他们充满遗憾又令人同情的一生，作者的价值立场则颇值得商榷了。再以近来颇受好评的《奔跑的火光》（方方）为例，小说的主要立意在于反映当下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所受男权中心主义压迫之深及其反抗之烈，文本中男男女女所表现出的对欲望无条件臣服的那种疯狂性却被偏颇的女权主义思想误解了，英芝对欲望的狂热追求被当成了反抗压迫与自我拯救的途径，出去唱草台子挣钱、跳脱衣舞、同时和几个男人睡觉等行为在盖房子这一“正义目标”的掩盖下都得到了同情的理解，“我就是拼了命，也要盖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房子就是我的家……到那时，我要让贵清亲眼看看，要贵清的爹妈亲眼看看，我不做你家的媳妇就会比谁都过得好”。于是，她反抗着夫权，追求着自我，直至丈夫被火烧、母亲惨死、她本人也锒铛入狱的事件发生。我们不由追问，这是女性抗争的悲剧，还是为欲望所焚烧的悲剧呢！作者将一个为欲望疯狂、不顾家庭、不顾孩子、不顾尊严的女人，塑造成了反抗男权压抑的悲剧人物，这种错觉和偏颇不是因为对欲望重视不够，而恰是由于欲望意识形态渗透力太过强大，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已经达到了“润物”无声的效果与境界！

面对弃绝了理性的“个人主义”所带来的道德沦丧，我们不能不重新审视自由、道德与人性的关系这一古老命题。与理性由批判的对象转化为弃否的对象所带来的人性危机休戚相关，当道德由被批判的宏大叙事转换为彻底否定的对象的时候，实际上也已经为启蒙辩证法在中国认同得逆转埋下了隐患。在许多道德哲学家那里，本能欲望作为动机实际上以决定论的形式发生作用，这就意味着单纯受欲望驱使的行动都是被迫的和被决定的，因此，根据理性行动，根据是非曲直的考虑来行动是自由的，相反，根据欲望行动则是不自由的17。正如狄德罗所说的：“自由是天赐的东西，每一个同类的个体，只要享有理性，就享有自由的权利。”18这种观点可以帮助我们改变所谓自由意志就是“做你想做的事”的浅显认知。“做你想做的事”实际上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做你作为理性的存在者想做的事，一种是做你作为反理性的存在者想做的事，前者是自由的，后者是不自由的，所以，道德解构主义思潮所反映的只是人类“不自由”的状态和“异化存在”，当肯定这一倾向时，实际上也就是在拒绝自由；当试图以此回归自我时，实际上迷失的正是自我。这与被封建道德观念所禁锢或者为某种革命、进步的乌托邦所驱使在形式逻辑上一样，都是一种解放的异化。

三、欲望时代的缪斯：“欲望辩证法”的魔影显现

从启蒙辩证法到欲望辩证法，从本质上说就是从对启蒙的建设性批判和反思异化为对启蒙的弃绝。从这个意义上说，八九十年代之交对启蒙辩证法的大规模认同与形象化演绎是一个早产的精神现象。而90年代以降欲望辩证法的形成，正是这个婴儿先天不足的连锁性病理反应。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不是简单地迁就或者认同这种精神转型，更不能以“全球化”、后殖民或者现代—后现代的进化论模式去论证这一转型的“超越性”，而应该从精神文化与审美文化史的深层去考察这一演变过程曾经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因素，同时又在哪些方面是知识主体与审美主体精神人为地衰落的结果。在消费与商业大潮的催化与显影下，上述曾经一度迎合了历史的必然性要求、勇敢与一切传统断裂的精神层面背后所深隐的逆向发展逻辑浮出水面，知识与审美主体精神“人为”衰落的后果亦由此日趋凸显：

与启蒙辩证法反向逻辑认同一脉相承，欲望叙事在解构启蒙或解放的宏大叙事之后又运演膨胀为新的“宏大叙事”。“人的欲望是一种对通过其自身，通过一种消灭一切的缺乏来得到满足的欲望的欲望”，“渴望一种欲望，就是渴望被别人欲望，这意味着想要同化别人的欲望，使之成为自己的，消除其作为外在东西的存在”，正如科耶夫所说的，“渴望别人的欲望就是渴望对那个他者扮演一种绝对价值的角色”。19可见欲望的本质就是将他者同化为自我的一部分，要成为他者的绝对价值，因此欲望的本体化并不是多元化的表征，更不可能建构文化的多元化，而只能导致新的一元化霸权。欲望化叙事在世纪之交速成了一批“集体自焚，认同市场，随波逐流，全面抹平”的“后知识分子”，他们将精英知识分子当作文化中心与话语霸权加以排斥，却将目前仍然非常薄弱的市民力量假想成一个已经颇具规模与自主能力的市民阶层，自觉充当市民生活的代言人。哈维尔曾意味深长地说过这样一段话，“对我来说，市场经济是像空气一样自然和理所当然的东西。毕竟，这样一种人类经济活动的制度是经过数世纪（甚至上千年）的摸索而建立起来的。这是和人类天性最相协调的制度。但是尽管这是如此行之有效，它也并不可能建立一种世界观，不可能成为一种哲学或一种意识形态，也更不可能作为一种生活的意义。对许多人来说（尤其悖论的，是对那些多年来从未对计划经济发表一点不同看法的人），经济忽然变成一种崇拜、一堆教条，必须不容妥协地为之辩护和弄得比这种经济制度服务的对象即生活本身还要重要，事情就会变得不仅滑稽而且危险。”20可是在欲望本体化的催动下，消费与市场已经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成为一种“崇拜”，“如果说消费社会再也不生产神话了，那是因为它便是它自身的神话”，“也就是说它是当代社会关于自身的一种言说，是我们社会进行自我表达的方式。”21如上所述，早期“新写实”的某些文本勇敢揭示了“烦恼人生”的真相，可是当启蒙话语被世俗化完全解构，二者之间的张力丧失之后，新写实的转向也就不足为奇了。以写于1991年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池莉）等文本为发端，继之以新体验、新市民等文学创作潮流，“新市民神话”的建构热潮可谓此起彼伏。世纪之交得很多文本以高度的热情活灵活现着个体无止境的欲望，全心全意地展示着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人们从生活方式到思维模式多被大众传媒所营造的“时尚”、“另类”等各种欲望叙事所垄断，人人“带着面具生活”，即使有人想要叛逃，或者会被“彻底挫败”了傲气，重新谦卑地开始他们的日常生活（邱华栋《毁容》），或者“因守不住原则而分裂”（许春樵《生活不可告人》）；对更多的人来说，一旦欲望无法达成，往往带来痛苦乃至致命的打击，“我思故我在”变成了“我买故我在”甚至“我欲故我在”。

启蒙辩证法反向逻辑的演变使得启蒙理性由纠偏的对象变成消弭的对象，非理性主义在欲望时代膨胀为反理性叙事。随着非理性与理性之间的对抗张力日益式微，新启蒙所积极建构的“主体自我”后退为反叛启蒙理性的“他者”，无力逃出欲望的掌心，心甘情愿做“欲望的容器，”（邱华栋《哭泣的游戏》），成为“吃着城市的最物欲最前卫的秘密生存的一种小虫”（卫慧《我还想怎么呢？》），被极端的个人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所架空，漂泊、游走乃至虚无、焦虑的主题因此密集出现。马克思认为，“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就是指它是受动的”，“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但是，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因此，正像人的对象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自然对象一样，直接地客观地存在着的人的感觉，也不是人的感性、人的对象性。”22也就是说，纯粹的感性和欲望并不能代表个体的本质与存在，在知识和理性中确证自身是人建构自身的必要条件。因此柏格森认为，“我们的每一个时刻都是历史中的独创时刻”，海得格尔进一步将“时间性”引证为自我存在发展的空间。反理性主义的“他者”却将人的认知能力彻底虚无化，认为世界是无意义的，无秩序的，不可知的，对时空——自我之间已经达成的历史性的互动关系进行质疑，时间的流程让位于潜意识甚至无意识的流程，朱文的困惑——“我始终无法肯定那是哪一个季节。也许，那不是我的身体所切实体验到的可以用时间去抵达四季中某一个。为什么没有第五个季节？”（《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题记）正表征着这样的现实，“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当前这样，人对于自身如此地困惑不解。”23

时空感的碎裂迷失本质上是欲望主体对人与世界关联的否定，试图屏弃人类特有的理性实践品格，从现实隐匿到纯粹的感性世界或者虚拟空间之中，正如一位作家所说的，“我所有的小说实际上写的就是我自己”，而“面对现实的许多事情我是采取回避的”24。网络在世纪末的普及与流行在塑造大批沉溺于虚幻世界的网虫的同时，也为隐匿人格与梦化文本提供了新一方空间，理性的矜持与重负在虚拟世界中一扫而光，似乎虚拟空间才更能展示真实的自我（汪昊《隔壁情人》）；“一天到晚挂在网上，对世界一无所知”的人更是不在少数（飞《同居2002年》）。在网络文本《今天可能有爱情》（心乱）中，女朋友对“我”这个穷小子不离不弃，可是“我”却“很有压力”，即使功成名就之后也不敢领受这份爱，而是在一次次寻欢作乐中醉生梦死。作者意在以虚无的爱情观制造一种无奈的悲剧氛围，可是总让人感到无病。爱情并不像作者所说的那样可怕，可怕的是丧失了表达爱情的能力：作者竟然试图让一个躲避责任、躲避生活甚至躲避爱情的人传达深刻的悲剧意识，这也许就是创作主体人格弱化的最好说明。

反理性主义不但导致了情感与理性的失调，而且男女同构的现代人性意识也遭到了消解。随着个性意识的发展，女性作家冲破男权中心主义的冲动也随之增强。曾经以“雯雯”系列温情描述女性精神成长的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勾画的“上海小姐”王绮瑶，即使已为人母却仍然只是一个“上海小姐”。海南、陈染、林白的笔下都出现了极端个人主义的女性，她们放逐了母性和男权社会的想象，缩到内心和同性经验之中，将知识、理性、历史、道德一一舍弃。即使是流行作家池莉在大量描摹都市传奇的文本之外，也有少量类似《看麦娘》之类的作品，以女性之间的友谊表达了对男权社会和理性的双重怀疑。如果说上述文本对女性个性意识的张扬还有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那么，当下的很多文本对女性身体的张扬则已经演化为对男权社会和欲望时代的迎合了，“我梦想会邂逅一位又富有又英俊的男人，对我一见钟情，碰见一个无赖也行，但他要有足够的钱，出得起我开的身价。”（叶弥《城市里的露珠》）女性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她们的身体消弭了批判的锋芒，成了欲望时代的感应器与新的“乌托邦”，对男女同构的现代意识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不少男性作家文本对父权中心主义的依恋和回响。被认为具有民族史诗意蕴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开篇大肆宣扬对男人性器官的崇拜，“白嘉轩后来最引以为豪的是他一生里娶进七房女人”，这与全篇洋溢着的对关中大儒的仰慕一样，都是在嗷嗷待哺传统父权中心主义文化的沁滋。另一位具有浓厚“古典主义情结”的代表作家贾平凹则顺着“文化寻根”的“时间隧道”实现了与传统农业文明的“接轨”，在《废都》中罄尽父权中心主义的想象和依恋，虽然其表层结构对当下的庸俗混乱进行了指责，可是掩盖不住渗透绵延的士大夫情调和浓艳欲滴的父权与性的欲望。不少新生代作家曾以激进的身体叙事对启蒙理想主义构成了威胁，但是很快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笔下的“身体”不再是进攻启蒙的武器，而是欲望的载体，在这样的身体叙事中，女性、烟卷、饮食、尼龙袜、眼睛架属于同类项，女人只不过是“同一个小东西”，“保护这个脆弱的集体可不是我分内的事。我只不过是和成熟了的她们睡了觉”（韩东《障碍》），他们用一句简单的话彻底表明了心迹：“我对你充满了欲望！”与农业文明崇拜堪相匹配的是另一些作家对“红色经典”的浪漫怀想，《坚硬如水》（阎连科）等文本呈示出来的某些人对红色情结的疯狂膜拜可谓达到了反理性的极至。

由于对启蒙辩证法的机械认同以及启蒙辩证法反向逻辑在世纪之交文化语境中的发展演变，与物欲成了市场经济时代的主能指，世俗化诉求蜕变为庸俗主义、恶俗主义或者犬儒主义。从上帝之城中突围出来的人成了“没有目的的人”，“英雄纬度”遭到消弭，“失去更高目的的人会走向自我满足的自我中心模式（即bloom所谓的‘自恋主义文化’），这种自我中心模式一方面表达出追求本性是现代人的道德理想，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本真性理想的堕落，是一种‘偏离正路的、庸俗化’的模式。”25“自我中心模式”以一己需求与欲望为法则，关注个体情感或情绪而忽视理性的调度与引导，笃信情感的释放可以实现主体的自由。乌泰斯就对西方“自浪漫主义运动以来，文化生产的专家们就投身于较大的情感探索和非正式化”运动提出了异于众人的见解，他认为这种明显的非正式化情感“并非表示失去了控制或控制的中断，相反，他们的情感出自一种更大的自我控制。”因为“非正式化过程、不太严格的行为准则以及对情感与精神的松弛，要求个人之间表现出较大的互相尊敬，对他人的行为与感情予以更多的尊重和关怀，同时，要有能力去鉴别与欣赏他人的观点与看法”。26由此可见，单纯的情感非正式化其实并不是解放心灵的灵丹妙药，没有理性引导的情感并不能使人达到自，或者造成社会的混乱，或者为了抵制这种混乱而更加约束自己，反而更加大了情感的控制。只有建构情感和理性和谐统一的状态，才能真正获得心灵的解放。我们的欲望时代的文学就缺乏情感和理性的这种互动意识，结果非但没有抵达自由状态，反而从世俗走向了庸俗，或者甘居生活的原生态津津描述所谓的“生活流”、世俗风，或者随波逐流、放逐诸神而沉陷所谓人性恶的狂欢：

一方面，欲望时代的情感呈现出低级化与本能化的倾向。这种情感未经过理性的过滤，与欲望纠连在一起。90年代的新写实等文本对世俗的理解发生了扭曲，我们看到的大量“世俗景观”不是“回到常识”（王小波），而是回到“原始”，回到放望、为所欲为的“动物凶猛”，或沉溺于琐碎污秽却“悟透了、无可奈何”的生存状态，在解构虚假理想主义的同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仿佛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世纪之交文学到处充斥着惟欲化、惟物化、感官化的倾向，欲望得到满足就高兴，否则就伤心，基本上是在这两种状态下摇摆，所以又呈现出机械化的样态。

另一方面，如果说情感的低级化和本能化更多表现为本能的放纵，那么，情感的庸俗化则更趋向对价值立场与诗意情怀的消解。日益庸俗化、麻木化的情感宣泄不但将贫困的生存境遇描摹成卑贱、恶俗的天然表演场，而且当其触到特权阶层时也仅以人性本恶来作解，仿佛人的本能欲望无论是在贫困还是在富贵中都只是惟一的制胜因素，却惟独丧失了对理性的信任以及特定社会文化语境的深入思考，同时更异化了诗意、真情与亲情：美丽的花朵从抒情的象征变成了欲望的符号（邱华栋《花儿花》）；充满浪漫色彩的返乡成为物质年代的“游览观光”（苏童《五月回家》）；温馨的爱情与婚姻则压缩为几种颇具象征意义的两性之间的“经典关系”（莫怀戚《经典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情谊被金钱、权力以及其他放纵的欲望所颠覆，变成了充斥着艳情、交易甚至凶杀的都市传奇题材的养料。再一方面表现为情感的肆意化和分裂化。低级庸俗的情感在一定情况下好像表现出按照某种轨道机械运行的迹象，但在很多情况下又往往毫无规律、方向感可言，莫名其妙的焦虑、恐慌，无来由的狂躁、疯癫以及反常的极度兴奋或者冷漠等等，均呈现出盲目性、荒诞性和精神裂变的症候。《雨把烟打湿了》（须一瓜）的主人公蔡清水无论怎样改变自己，还是被出租车司机错认为民工，于是他拔出高级刀具，不慌不忙捅进司机的身体。人经常做一些非理性的事情，控制不住自己，为了一时斗气杀人也属常见，令人吃惊的倒是作者的叙事态度，主人公事后没有一丝忏悔，没有一丝牵挂，供认不讳，欣然等死。创作主体的冷漠与人物形象的疯狂奇异地扭结在一起。狂躁和疯癫如瘟疫一样流行，不少文本甚至呈现出一种疯狂化倾向，如《情爱画廊》（张抗抗）、《九月寓言》（张炜）、《狂欢的季节》（王蒙）、《糖》（棉棉）、《坚硬如水》（阎连科）、《乌鸦》（九丹）等等。宣称“我知道我自己就是一个生活的富矿”的刁斗文本中畸形化的情感世界为情感的肆意与分裂作出了形象化的注脚，郭丰和父亲（《罪》），公公与儿媳（《捕蝉》），而《爱情是怎样制造》中出现的几乎都是“畸形的爱情”。由此，曾经凭借小叙事、身体叙事等突破诸神压抑的世俗化精神，在欲望时代已经尘落为庸俗乃至恶俗的同义词。

由于启蒙辩证法逆向逻辑的进一步演变，“后现代”意识日益蔓延到社会和伦理生活领域，不但欲望主体试图消弭理性与实践品格躲进虚拟的空间，而且艺术溢出了自身领域，整个时代文化语境被畸形地审美化了，欲望时代的缪斯在审美精神上发生了由“审丑”精神向“泛审美”意识的逆转。

从价值立场上说，这一转向意味着以审美意识对道德、历史观进行消解。泛审美化趋向的主旨是以审美观取代道德观，让审美成为生活的基础和目的27，艺术不再只是文化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成了生存的全部理由与形态。正如福柯所指出的，道德的消失必然伴随着对“生存美学”的追求，“生存美学”的核心就是“将生活当作一件艺术品”，“只有作为审美现象，生存和世界才是永远有充分理由的”，28对生活进行审美的而非道德、历史的观照成为世纪末文学创作的主流。小叙事、民间叙事、非理性主义叙事等曾经以批判精神深入本质，还原历史与现实的真实原貌，但是随着启蒙辩证法反向逻辑的发展演化，这种审丑意识再次发生了转化，正如有位作家所说，“过去我的理想是给世界一拳”，现在“世界在我的心中变得美好起来了。”29以《渴望》、《爱你没商量》等为标志，曾经以反叛为旗帜的王朔在90年代初期明显趋于缓和，甚至为过去的“自私、卑琐、心中充满阴暗念头”，“以讥笑人类所有美好的情感为乐事”而忏悔，而今开始怀疑这未尝不是“一种浅薄”（《我是王朔》）。在这股日见强烈的“泛审美”风潮中，“身居边缘、默默苦学的、甘于清贫的、自我放逐的，都被排斥在社会的主流话语之外”，很多作家“从平民‘仿真’走向了都市传奇，由老百姓的日常温情走向了大款和美女的惊世艳情。”30池莉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90年代中期以后，池莉日益朝着大众文化明星的路线发展，早期新写实阶段曾经有的批判、揭露意识一扫而光。在《小姐你早》中，国有企业老总王自力是有权又有钱的成功人士，背着妻子和家里的小保姆，表面看来作者对王自力是有不满，可是仔细分析则发现池莉的这种不满并非是对权力与金钱勾结的批判，而是用男女之间的背叛与计谋来强化故事的趣味性，达到“好看”得效果。而在《来来往往》中，连这点不满也不见了，康伟业虽然搞婚外恋、凭借权力发不义财，然而作为“成功人士”，他却获得了作者由衷的同情与欣赏。新历史主义视野中的黑暗与卑劣也被泛审美意识抹平了：像赵玫《武则天女皇》对主人公及场面的大肆渲染，阎连科《坚硬如水》对高爱军和夏红梅这一对狂和权力狂的暧昧态度，莫言《檀香刑》对刽子手赵甲“杀人艺术”的描写，等等。近年来“小女人”散文的走红也迎合了这一审美潮流，怀孕、生孩子、爱家爱丈夫……七零八碎地被展览出来，即使是心灵的痛苦也成了炫耀的资本，美学精神的复杂性与永久性被片刻性、当下性消解了。文学的泛审美化在表面上看来好像与情感的本能化、庸俗化、肆意化不同，但其实质都是欲望主体屏弃了理性引导后的纯粹感性的产物。

价值立场的转向进一步带来了个性与思想性的衰退与戏剧性、符号化的凸显，在哲学层面上意味着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提到的所谓“先验性的终结”。“消费并不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而是享乐主义的、逆退的。它的过程不再是劳动和超越的过程，而是吸收符号及被符号吸收的过程。所以，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它的特征表现为先验性的终结。在消费的普遍化过程中，再也没有灵魂、影子、复制品、镜像。再也没有存在之矛盾，也没有存在和表象的或然判断。只有符号的发送和接受，而个体的存在在符号的这种组合和计算之中被取消了……再也没有先验性、再也没有合目的性、再也没有目标：标志着这个社会特点的，是“思考”的缺席、对自身视角的缺席。”31市场不仅作为外部经济环境的制导因素在起作用，更直接渗透到文学的组织、生产、流通与接受过程中，主体的自我个性与创作意识不得不授控于消费者的欣赏口味，符号化正在日益侵蚀着文字的审美张力、审美功能，更消解着文学精神的丰富与复杂性，文学创作过程很大程度上“被戏剧化了，也就是说，被展现、挑动、被编排为形象、符号和可消费的范型。”32而不是复杂精神与心灵世界的追求与探索过程，内在与本质的意义逐渐式微，“一切事物，即使是日常事物或者平庸的现实，都可以归于艺术之记号下，从而都可以成为审美的。”33如果说民族、革命等宏大叙事曾经不符实际地将日常生活拔高为艺术典型，审丑意识着力于以日常生活透视并还原历史本真，那么在泛审美化潮流中，艺术和生活则发生了混淆，生活成了戏台，个体变成了戏台上的“角色”，审美主体的能动性与艺术精神失落了，文学审美意识所独具的内视性与透视性遭到了视觉化、信息化等等的强力消解。因此从本质上说，泛审美意识是和欲望本体化、反理性主义以及庸俗化的感官主义一脉相承的，外观代替精神，成了个体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位的坐标，生活方式则演化为个体身份的标签、合并同类项的准则、陌生人相互判别的砝码与久别重逢的接头暗号，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嘉丽隐瞒了自己的发迹，穿上地摊上买的衣服，蜡黄着一长脸，和十几年前曾有过感情纠葛的男人在肮脏的小旅店里见面后，结局只能是不欢而散。（魏微《化妆》）王安忆90年代中后期将目光转向下层生活也是因为对当代上海的都市生活的不满与失望：“上海被格式化了。不仅被媒体格式化了。还与时代有关系，这个时代的消费其实非常单调，越来越单调。这与时代潮流、全球化、工业化有关。你看那些走在街上的男孩子女孩子非常相像，吃的东西，穿的东西，包装自己的方式，非常一致。”34可是，其近期创作如《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等中，又呈现出了一种将田园生活拔高为乌托邦信仰的封闭性思想倾向。这与张承志对“穷人哲学”的坚守、张炜对传统道德的皈依一样，都在试图重建人性、道德、价值原则的基础上又走向了另一种偏执，以其精神选择、心灵空间的日趋枯仄，从另一个角度表征着消费意识与欲望代码的强大遮蔽力。

四、结语

随着欲望话语合法性的确立，小叙事、民间叙事、非理性叙事等在冲击宏大叙事过程中所展现的“边缘与陌生”早已消弭殆尽，形形的个人化叙事成了消费意识形态新的宏大叙事。在这里，欲望中的“恶”被作为人性最基本的形态赋予了自足性，剥离了历史和道德价值的框架。恩格斯在引证黑格尔的“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之后，又强调“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尊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贪欲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这种“恶”，当然包括对金钱和欲望的追逐，当人们的欲望达成的时候，往往也就拥有了权势、自私、愚昧和傲慢；尚未达成时，人们又不可避免地为之进行着疯狂追逐和不择手段的攫取。“度”的把握是极其艰难的。正因如此，恩格斯接着说：“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下来就有的，因而应当成为一切道德的基础。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受到双重的矫正：其一，受到我们的行为的自然后果的矫正；酒醉之后，必定头痛；放诞成性，必生疾病。其二，受到我们的行为的社会后果的矫正：要是我们不尊重他人追求幸福的同样的欲望，那么，他们就会反抗，妨碍我们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由此可见，我们要满足我们的欲望，就必须能够正确地估量我们行为的后果，同时还必须承认他人的相应的欲望的权利。”35在这里，恩格斯就人类追求“幸福”的欲望作了非常精辟的评说，首先，恩格斯以辩证法、历史的眼光承认“恶”欲——当然包括金钱占有欲——是历史发展的杠杆。因之，我们的作家在描写人类的经济行为时应当以一种历史的发展眼光而不是纯粹的道德标准去评判之，也即承认这种这种经济行为的合理性、必然性。然而，恩格斯对“恶”欲的限制也是颇富启迪的，他强调必须正视这个“道德的基础”所导致的“自然后果”和“他人的相应的欲望的平等权利”，也即要以一种道德的衡量器称量人们的经济行为。综合之，正确的价值观应是即非单纯的、固有的道德评判，亦非一味追逐新的肤浅的历史评判，而应采取历史/道德相统一的价值标准。具体到文学而言，纯粹的肉身写作、日常写作和动物性宣泄只能使文学在欲望之海中沉沦，纯粹的人性“恶”的展览并不能担负着个性解放的重任抵达自由的彼岸。人如果仅仅遵照本能欲望释放弘扬的向度来思想和行动非但不能达成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反而意味着人在实质上完全陷入了本能原欲的控制，为其物质性力量所驱使，必定对人性的本质力量（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消解。正如马克思所言，“吃、喝、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惟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36

说中国文化目前已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后现代主义也好，说它已不可逆转地进入了全球化语境也好，就其实质而言，我们仍然处于一种需要启蒙与拯救，更需要自我启蒙与自我拯救的状态，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样一个过早降生的欲望的时代，我们的文学是顺应并嵌入其强大的欲望化逻辑，还是以理想主义的激情来否弃、抵抗它？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已经发现，无论是疯狂地追逐它，还是牢骚满腹地鄙弃它，都已无济于事。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全新的理性姿态，以新的启蒙精神疏导它、改造它、提升它。在这个欲望的时代，在这个强大的欲望逻辑的笼罩下，实用主义的现代主义者已然堕落，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者已然过时，补天主义的现实主义者已然无力。而这一切都源于那一个强大的无所不包的“欲望辩证法”。它以揭示和批判“启蒙辩证法”的名义强化了自身的存在，又促成了文学启蒙精神的退场。因此，将来文学启蒙精神的重建除了克服自身辩证法的缺陷之外，还必须从对“欲望辩证法”的解构和批判入手。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才能避免两种“辩证法”的恶性循环，走上新生的道路。

①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②王岳川：《后现代美学转型与“后启蒙”价值认同》，《美学与文艺研究》第1辑。

③陈染、萧纲：《另一扇开启的门》，《花城》1996年第2期。

④《朱光潜全集》第5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53页。

⑤约瑟夫•祁雅理：《二十世纪法国思潮》，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0页。

⑥弗洛伊德：《与文明》，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75页。

⑦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⑧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页。

⑨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69页。

⑩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38页。

11韩东：《〈他们〉，人和事》，《今天》1991年第1期。

12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195页。

13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14江讯：《“玩主”王朔》，《文学报》1992年5月14日。

15刘心武、邱华栋：《在多元文学格局中寻找定位》，《上海文学》1995年第8期。

16刘一秀、方维保：《男性的哲学：欲望故事与诚挚悲悯——评叶兆言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心多么顽固〉》，《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6期。

17参见拉斐尔：《道德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114页。

18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著《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27页。

19科耶夫等著《驯服欲望——施特劳斯笔下的色诺芬撰述》，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138-139页。

20哈维尔：《我相信什么》，崔卫平译《哈维尔文集》，内部交流资料，第207-208。

21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228页。

2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9页。

23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页。

24刁斗：《面对心灵的小说游戏者——刁斗访谈论》，《作家》2000年6期。

25唐文明：《现代人的道德追求》，《读书》1999年第8期。

26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27赵彦芳：《美学的扩张：伦理生活的审美化》，《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

28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1页。

29余华、潘凯雄：《新年第一天的对话》，《作家》1998年第2期。

30刘川鄂：《池莉热反思》，《文艺争鸣》2002年第1期。

31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页。

32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页。

33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99-100页。

34夏辰：《“讲坛上的作家”系列访谈之一：王安忆说》，《南方周末》2001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