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教革命十篇

早教革命篇1

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好教材，它具有“树立良好社会风气，启迪人们重视自身的品德修养，积累丰富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凝聚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和历史的使命感”的教育功能。历史科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就中学生这一教育对象而言，在课堂教学中，有目的地选用翔实的史料，运用比较法教学，更容易获得教育的效果。

一、将中外古代科技文化进行比较，以提高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

1、天文历法：观测日食的记录早外国约500年：《尚书·胤征》记载的一次日食，发生在夏王仲康时代(公元前21世纪)。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纪录。

观测彗星的记录早西方670年：鲁文公14年(公元前613年)，鲁国天文学家观测到“有星孛(即彗星)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

《十二气历》比英国类似的历法早800多年。北宋科学家沈括创制《十二气历》把24个节气和12个月份完全统一起来，有利于农时的安排。

授时历比现行公历的确立早300年。郭守敬编定的《授时历》以365．2425日为一回归年，现代测定的一回归年为365.2419日，两者之差只有26秒。元政府于1280年颁行。

2、医学成就：由国家编定颁布的药典比西方早800多年。

唐高宗时，政府组织编写《唐本草》(《新修本草》)，于659年颁布。

雕版印刷、活字印刷

3、雕版印制品比西方早4个世纪：唐朝印刷的《金刚经》，是现在世界上最早的、标有确切日期(868年)的雕版印刷品。活字印刷比西方早400多年：11世纪中期，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4、数学成就：勾股定理比西方早知500年。祖率比西方得出同一数值早1100多年。地震学成就：测定地震方位的仪器比西方早1700年。1700年后，欧洲才出现利用水银溢流的方法来记录地震的仪器。

在进行以上比较之后，向学生指出，中国古代科学成就，正如英国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评价四大发明时所说：“它们改变了世界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状况，又从而产生了无数的变化；看来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一个显赫的人物，对人类事业曾经比这些机械的发现，施展过更大的威力和影响。”

二、 用旧中国和新中国政治经济方面的比较，认识今天的成就，培养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

热爱社会主义的感情 当代的学生他们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状况，仅仅从电影、小说中得到不完全的、肤浅的了解，对当时只有“洋火”(火柴)、“洋油”(煤油)、“洋钉”(铁钉)的中国经济了解不深。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了解过去，认识今天和展望未来。我们可在讲述某一章节，某一事件时，选择几个问题进行纵向比较。

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各阶级的革命道路之比较：无产阶级各有重大斗争，尽管国情相同(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对象相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但由于领导阶级不同，所选择的革命道路不同，目标不同，所以革命的结果也不同。

1、太平天国洪秀全领导的农民革命通过武装斗争打下了半壁江山，建立了革命政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但是由于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的指导，很快就被中外反动势力所镇压。这说明：①农民阶级不可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②“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温饱”的农民“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③用旧式农民战争来改变中国社会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2、辛亥革命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虽然了中国存在的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由于没有提出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革命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这说明：①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不可能取得彻底的胜利；②不敢发动农民群众去进行土地革命，也无法使革命取得完全的胜利；③帝国主义为了自己在华利益，不允许中国富强、独立和自主；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

3、无产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

在成立之初，就明确地提出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并结合中国的国情，选择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井冈山道路”。经过28年的艰苦斗争，终于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说明了：①中国的民主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成功；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通过以上三个例证，可以加深对中国民主革命的了解。它告诉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国、建国、曾经选择了各种方案，探索过各种道路，经过了斗争、失败、再斗争，最终以中国共产党拿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确定了社会主义方向，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才取得胜利。

三、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土地政策之比较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在旧中国，占农村人口很少的地主、富农却占有80%的土地；占人口80%以上的贫苦农民只有很少的贫瘠土地，有的甚至没有土地。因此，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是广大农民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在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有自己的土地政策。

1、资产阶级：（1）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国家核定地价，征收地租税，同时逐步向地主收买土地；（2）《六大宗旨》……土地国有；（3）新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其重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日平均地权：二日节制资本；（4）四大家族为首的大地主，大买办大量兼并土地，收取高额地租。

2、无产阶级：（1）八七会议决定：……确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动统治的总方针。（2）土地革命路线：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3）敌后根据地的土地政策：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其田，按农村人口分配土地。（4）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资产阶级虽然提出了“平均地权”，然而由政府“照价收买”或“照价收税”，这不意味着消灭地主阶级，实际上仍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方法。至于“土地国有”，虽然最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但资产阶级提出这个主张，只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国民政府实行所谓“田赋实征”，强迫农民以半数以上的收获物缴付农业税，使广大农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早教革命篇2

    【关键词】 历史科思想政治教育 比较法教学

    ＊ ＊ ＊

    国家教委制订的《中小学历史科思想政治教育纲要》，规定了历史科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任务：通过中 国文化史及近现代史的教育，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教育 学生认识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本质，继承和发扬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树立反“和平演变”意识；培养学生 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增强学生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使命感和紧迫感。《纲要》是对现行历 史教学大纲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加强和补充，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指导性文件，是每一个历史教师在教学活 动中必须遵循的原则。

    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是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好教材，它具有“树立良好社会风 气，启迪人们重视自身的品德修养，积累丰富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凝聚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增强民族自 豪感和自信心，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和历史的使命感”（《历史学的教育功能》，见《中国中学教学百科全书》 历史卷第2页）的教育功能。历史科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就高中学生这一教育对象而言，在课 堂教学中，有目的地选用翔实的史料，运用比较法教学，能更好地为他们所接受，更容易获得教育的效果。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同类，辨别其异同或高下。历史科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比 较法教学，是依据教科书给教师所提供的内容，根据可比原则，对历史人物、文化、事件、集团、政治制度、 观念、文明体系和历史进程等等，采用纵向或横向的比较。通过比较使学生既学到知识，又达到思想政治教育 的目的。

    一、将中外古代科技文化进行比较，以提高学生的民族自

    豪感、自信心，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

    中国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华民族创造出的灿烂辉煌的文化，是世界上任何民族 所不能媲美的。中国古代在科技方面直到明朝中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学习中国古代史各个时期的文 化的章节时，可根据教科书和教参书的资料，有目的选择某一领域某一成果，在时间或影响上进行中外（横向 ）比较。

    （一）天文历法

    1.观测日食的记录早外国约500年

    《尚书·胤征》记载的一次日食，发生在夏王仲康时代（公元前21世纪）。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纪录。

    2.观测彗星的记录早西方670年

    鲁文公14年（公元前613年），鲁国天文学家观测到“有星孛（即彗星）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关于哈雷 彗星的最早记录。

    3.《十二气历》比英国类似的历法早800多年。

    北宋科学家沈括创制《十二气历》把24个节气和12个月份完全统一起来，有利于农时的安排。

    4.授时历比现行公历的确立早300年。

    郭守敬编定的《授时历》以365.2425日为一回归年，现代测定的一回归年为365.2419日，两者之差只有26 秒。元政府于1280年颁行。

    （二）医学成就

    由国家编定颁布的药典比西方早800多年。

    唐高宗时，政府组织编写《唐本草》（《新修本草》），于659年颁布。

    （三）雕版印刷、活字印刷

    1.雕版印制品比西方早4个世纪

    唐朝印刷的《金刚经》，是现在世界上最早的、标有确切日期（868年）的雕版印刷品。

    2.活字印刷比西方早400多年

    11世纪中期，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四）数学成就

    1.勾股定理比西方早知500年。

    《周髀算经》记载西周开国时期（公元前1000年），周公旦与商高的对话，即勾三股四弦五(3[2,]+4[2,] =5[2,])的勾股定理的特例。

    2.祖率比西方得出同一数值早1100多年。

    南北朝时祖冲之把圆周率精确到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是世界上第一次把圆周率准确算出小数点以 后7位数字。

    （五）地震学成就

    测定地震方位的仪器比西方早1700年。

    古巴比伦官方文件中的日食记录为公元前16世纪。埃及的日食记录为公元前17世纪。

    欧洲约在公元一世纪才有这方面的纪录。

    1682年，英国天文学家哈雷首先确定其运行轨道，因而得名。

    1930年，英国气象局开始采用专门用于农业气候统计的历法，《普耐尔·肖历》。

    罗马教皇格列高利13世于1582年修定的《格列高利历》（现行公历），也采用365.2425日为一回归年。

    意大利佛罗伦萨药典于1494年编定。

    纽伦堡政府药典于1542年编定。

    14世纪末欧洲南部城市里出现了雕版印刷的基督教图画。

    1450年前后，德国人谷腾堡用活字印刷《圣经》。

    在欧洲，最早提出勾股定理的是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前580年-前500年），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

    15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才超过他的成就。

    16世纪德国人奥托和荷兰人安托尼兹才重新算出这一数值。

    132年，东汉科学家张衡制造出“候风地动仪”，安装在洛阳的灵台上，138年地动仪准确地测定了陇西地 震。

    1700年后，欧洲才出现利用水银溢流的方法来记录地震的仪器。

    在进行以上比较之后，向学生指出，中国古代科学成就，正如英国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评价四大发明 时所说：“它们改变了世界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状况，又从而产生了无数的变化；看来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 个宗教，没有一个显赫的人物，对人类事业曾经比这些机械的发现，施展过更大的威力和影响。”

    进行中外科技成就的比较，会使青年学生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一种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因为他们已经“在历史中发现了我们的世界，发现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 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共同创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是这样的”（《李大钊史学论集》第247页） 。更进一步激发他们刻苦钻研，奋发进取的精神，自觉以古代科学家为榜样，为光大中华文明，在将来世界的 高科技竞争中，再创辉煌。

    二、用旧中国和新中国政治经济方面的比较，认识今天的

    成就，培养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感情

    当代的青年学生已经是新中国的第二代，他们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状况，仅仅从电影、小说中得 到不完全的、肤浅的了解，对当时只有“洋火”（火柴）、“洋油”（煤油）、“洋钉”（铁钉）的中国经济 了解不深。对当时劳动人民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悲惨生活毫无切身的体会。由于没有过去历史的感性认识， 所以思考中大多采用横向思维，往往用今天的中国去类比当今的发达国家。当然，这样的比较方法也不是不可 以，但对一个国家，一个制度的认识，如果不先采用纵的比较，即了解这个国家的过去和今天，只进行横向的 比较，就会常常得出片面的，不正确的结论。

    为了让青年学生更好地了解过去，认识今天和展望未来。我们可根据《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现代史 讲座》的内容，在讲述某一章节，某一事件时，选择几个问题进行比较。

    （一）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各阶级的革命道路之比较

    在民主革命中，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各有重大斗争，尽管国情相同（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革命对象相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但由于领导阶级不同，所选择的革命道路不同，目标不同，所 以革命的结果也不同。

    1.太平天国 洪秀全领导的农民革命通过武装斗争打下了半壁江山，建立了革命政权，颁布了《天朝田亩 制度》，但是由于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的指导，没有先进阶级领导，很快就被中外反动势力所镇压。这说明： (1)农民阶级不可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2)“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 无人不温饱”的农民“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3)用旧式农民战争来改变中国社会的道路 是行不通的。

    2.辛亥革命 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虽然推翻了中国存在的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起资 产阶级共和国，但是由于没有提出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 性和妥协性，革命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辛亥革命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这说明：(1)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 革命不可能取得彻底的胜利；(2)不敢发动农民群众去进行土地革命，也无法使革命取得完全的胜利；(3)帝国 主义为了自己在华利益，不允许中国富强、独立和自主；(4)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 行不通的。

    3.无产阶级 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明确地提出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纲领，并结合中国的国情，选择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井冈山道路”。 经过28年的艰苦斗争，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说明了： (1)中国的民主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成功；(2)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通过以上三个例证，可以加深对中国民主革命的了解。它告诉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先进的中国人为了 救国、建国、曾经选择了各种方案，探索过各种道路，经过了斗争、失败、再斗争，最终以中国共产党拿起马 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确定了社会主义方向，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才取得胜利。对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比较 ，可使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从而加深对党的热爱。

    （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土地政策之比较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问题也就是土地问题，这是中国20 00多年来必须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旧中国，占农村人口很少的地主、富农却占有80%的土地；占人口80% 以上的贫苦农民只有很少的贫瘠土地，有的甚至没有土地。因此，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是广大农民的强烈愿 望和迫切要求。在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有自己的土地政策。

    资产阶级

    1.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国家核定地价，征收地租税，同时逐步向地主收买土地。

    2.《六大宗旨》……土地国有。

    3.新三民主义：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重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

    4.四大家族为首的大地主，大买办大量兼并土地，收取高额地租。

    无产阶级

    1.八七会议决定：……确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

    2.土地革命路线：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 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3.敌后根据地的土地政策：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

    4.《中国土地法大纲》：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按农村人口分配土地。

    5.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早教革命篇3

关键词：法律的政治化；法律的革命化；国家权力；阶级立场

中图分类号：DF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2-0119-02

一、中国法律概念理论的学术背景

（一）对法律实证主义的重述

在当时中国的法学学术背景中，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典型的法律实证主义的重述。比如，1930年，王世杰指出，“法律的特质，在其普遍性”[1]；从法律的实质来说，这一观点“就立法观念产生之历史言……较与事实相切合依近今社会学者研究之结果。”[2]王世杰并且认为，这种实证主义的思想，“认为法律为赋有普遍性的规则……似乎是多数法学者的主张。”[3]对于法律形式主义，他还作出了具有赞同倾向的这种解释：其主张的理由，“系因立法机关依制定法律程序所成立一切决定，无论含有普遍性与否，在法学院裁判官的眼光中，都具有同等的效力。”[4]王世杰的法律实证主义和法律形式主义的重述在当时的中国并不是少见的。自然，这种法律实证主义的重述和西方的法律实证主义，以及中国传统法家的学说，有着关联。

（二）社会化的法律观

除了上述关于法律实证主义的思路，在中国学术背景中，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复杂”思路。1922年，吴经熊提出了一个非常折衷主义的法律观念，他说：“法律应该以人类的目的为目的……法律的目的，亦在于促进人类的文化。‘文化’两个字包罗万象，极其广大。”[5]吴经熊的这种理解，明显具有德国法律观念的历史主义和文化主义的痕迹。另外，我们可以看到，1927年，丘汉平结合中国传统学说提出了与吴经熊相近，然而又有少许不同的理论。在他看来，孟子的“徒法不足以自行”叙述颇有一些理由，或者，“我们可也可做反面的推想：有了法律，便有执行的机关。何以知之，这个道理很明白。法律既不是从个人的愿意或不愿意，那么法律是具有‘社会性的’”。[6]丘汉平的法律概念理解，在结合中国传统某些法律观念的基础上，又有当时西方社会法理学的内容。对于吴经熊、丘汉平等强调人类“大目的”、“社会性”的思考趋势，1935年，陈文进提出了这样一个概括：“二十世纪的法律思想又怎样呢？这一世纪法律的新精神，在于破坏旧日以个人利益为打算的壁垒，而跳入大众利益为基础的阵营；简单的说一句，就是从前以个人为法律的对象，而保护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法律，现已转移于社会为对象，而保护大众利益的方向来了。”[7]

（三）各种思潮的百花齐放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法学学术背景中，我们也能发觉，不仅当时中国的法律实行主义较为盛行，“社会化”的法律观念大行其道，美国的实用主义法学施展影响，而且，从总体看，其他各种思潮也是宗派林立。各种批评与反批评是十分普遍的。比如，1931年，丘汉平以狄骥的社会连带主义理论为基础，批评了左翼革命法学。又如，1933年，陈仁生以纯粹法学色彩的理论为基础，批评了狄骥的社会连带主义法学。再如，1937年，张定长以比较法学的理论为基础，不仅批评了分析法学，而且批评了历史主义的法学理论。哲理法学派的理论和社会法学派的理论……关于法律概念理论的局面，可以说是“纷然杂陈”。

二、中国早期左翼革命法学法律概念理论的观点与依据

（一）法律的政治化

1940年，当评论沈家本派与反对派在中国法律变革问题上的争论的时候，蔡枢衡说，法律本身就是政治化的，“法律是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政治本身也不过是为着维持社会秩序……”[8]1940年代，作为中国的早期左翼革命法学的主要人物之一，李达指出，法律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之正确的认识，是理解法律的本质之重要的关键”。[9]以此作为基础，蔡枢衡进而提到，“法为国家社会组织之一形式”；[10]李达更为明确地指出，“法律是附丽于国家而存在的”。[11]至于国家，李达相信这样一个认识：“国家的功用，从根本上说，就是实现国家的目的”，[12]而“国家的目的，就在于保障特定的阶级的经济结构”，“历史上的一切国家，都是统治阶级的机关”。[13]正是从这些观念出发，李达说道：“所谓国家权力，即是公权力，即是统治权……至于法律，是统治者为保障经济结构而拟定的种种规则，是凭借公权力强制人民遵守的国家规范。”[14]李达还补充指出，更为重要的是，“政治是经济之集中表现”。[15]

（二）法律的革命化

中国的早期左翼革命法学指出法律的政治立场问题，揭露法律的本质，目的自然在于进一步的“法律上的革命要求”。这既是其在法律概念理论上的自身理路，也是这种法学在这一理论上的鲜明特征。所以，我们也就看到，1941年，蔡枢衡提出：“所谓恶法亦法的见解，不是无意中误把法之所以为法的条件当做或代替了法之所以为法的根据，便是有意为暴民政治辩护……合理的见解，当然只有认为恶法不是法。”[16]而萧邦承此前已经明确的认为，“缓和阶级矛盾的立法”，“调和阶级斗争、调和两阶级的利益”，“如站在革命的立场，这当然是一种改良的不彻底的办法”。[17]1929年，朱怡庵则更早鲜明地提出：“被压迫的劳苦民众只有团结自己的力量，自动手的来颠覆即成的国家制度，创建自己的国家权力，设置自己的法的关系，然后才能真正的确保自己的利益，然后才能扬弃一切的阶级对立，完成解放全人类的使命！”[18]

（三）中国早期左翼革命法学法律概念理论的基本框架

我们可以对应美国早期实用主义法学，来构建中国早期左翼革命法学的基本框架：1、作为观点，法律的实质是政治化的。法律是阶级意志的表达，并且，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量作为后盾的；2、作为依据，必须而且也有理由认为，法律只是现象或者形式；政治欲望、经济关系、阶级利益，才是实质或内容。所以如此，因为一切法律都需要通常所说的解决这些欲望、关系、利益的立法方式加以确立；3、作为依据，应当理解，在历史以及现实中，人们可以找到大量的经验实例说明法律的阶级性质和政治性质。在此，经验实例的论证基础在于，法律的所有过程，包括立法、司法等，都是和统治者的“主观意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三、中国早期左翼革命法学法律概念理论的个人实践

（一）朱怡庵的个人实践

朱怡庵原名朱镜我，前者是其笔名。他是后来人熟知的新四军宣传教育部长，1941年逝于皖南事变。1918年，年仅17岁的朱怡庵，因父母双亡和家庭贫困，跟随考取日本明治专门学校官费留学的兄长和来到日本。在日本期间，朱怡庵的经历和思想是在一条相互有些矛盾的道路上演化发展的。首先，随着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出现，他对左翼革命理论产生了兴趣。其次，1922年，和患病，经济上的窘迫，使朱怡庵深感在日本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世间多少人为此而苦”，使其增加了对左翼革命理论的兴趣。最后，1924年，朱怡庵凭借通晓日、英、德、法语言的能力，开始阅读马克思经典作家的作品，初步形成了左翼革命理论的观点。这年，朱怡庵升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社会学科，参加了日本共青团的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26岁时，也即1927年，朱怡庵获得了日本学士学位，便回国在上海政法学院等大学任教，从事知识分子教学研究的职业工作，同时又在传播左翼革命理论，而且和左联等左翼团体有着密切联系。

（二）李达的个人实践

李达出生以及青年时，家境十分贫寒，它共有两兄一姐，均为农民，因为贫困他们没有读书的机会。不仅如此，李达的整个家庭还承担着沉重的地租负担，这对青年时期的李达是有很大影响的。1913年，李达考取了湖南留学生日本官费生。1914年，由于身患肺病，并且经济拮据，不得不弃学回国。1917年，病愈之后，李达再次通过考试成功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1918年回国后，李达积极参加爱国救亡运动，认为“只有由人民起来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19]1918年，再次到日本后，李达开时认真阅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著述。1919年，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他公开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的》两篇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后，总所周知，李达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最早时期的一些活动。1923年，李达来到“湖南法政专门学校任学监兼教授。后来，该校改为湖南大学法科，李达继续任教授”。[20]之后，虽然在大学里继续讲授左翼革命法学学说，但主要还是从事知识性质的大学教育工作以及研究工作。

（三）张志让的个人实践

如果将视线转向张志让，我们也能发现，其和朱怡庵、李达有着类似的地方。张志让不仅早年留学美国和德国学习法律，早期生活经历复杂，接受了远房堂弟张太雷以及中共地下工作者张庆孚等著名共产党人的影响，时常具有左翼革命的思想情绪，而且同时一直担任大学教授、民国政府法官，从事律师执业，希望成为事业稳定并且受人尊敬的法律职业人员。另外，尽管和共产党组织有过一定联系，然而张志让始终都未参加过中国共产党。

四、中国早期左翼革命法学的法律概念理论的特点

（一）强调国家权力

中国早期左翼革命法学认为，通过国家权力的的司法能动的主要目标，是解决“社会需要”的问题。同时也认为，法律革命的意义，正是在于满足以大多数民众意愿为标志的“社会需要”。这些“社会需要”都必须通过国家权力作为强有力的保障。

（二）明确的阶级立场

中国早期的左翼革命法学直接提到了，“阶级立场”的问题。在左翼革命法学的基本逻辑中，“阶级立场”的“政治正确”是不容质疑的。左翼革命法学总会认为，法律从其产生那天起，就是统治阶级压迫的工具；压迫的问题，必须用从思想到行动的反压迫的方式来解决。在左翼革命法学话语中，“阶级立场”的概念总会发挥思维逻辑上的控制作用。

参考文献：

[1][2][3][4]吴经熊，华懋生.法学文选[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4，2-3，5.

[5]吴经熊.法律哲学研究[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10.

[6]何勤华，洪佳期.丘汉平法学文集[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36.

[7][17][18]何勤华，李秀清.民国法学论文精萃（基础法律篇）[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91，556，42.

[8][10]蔡枢衡.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43，25.

[9][11][12][13][14][15]李达.法理学大纲[M].法律出版社，1983：93，90，96，117.

早教革命篇4

敬爱的党组织:

昙华林--一条蕴着历史的老街，一条充满记忆的老街，一条经过革命心情洗历的老街。而这一天，我终于踏上了这一条老街，怀着那颗崇敬革命的悸动的心， 体会空气中，街道间，建筑里那份历史感，那份关于历史的记忆。XX年，距离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已过去太久，距离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已1XX年了。虽然已过去那么多年，但是革命依然留在我们的心中。而今天，在昙华林，在这片被历史浇灌的土地上，我们对革命的理解感受又增加了一层！

说起昙华林，就不能不说它的格局，它的历史：昔指此地多有小型庭院，并善植昙华，因古时花、华2字相通，故名。明清时期，这里曾是湖北全省各县秀才下榻与此、苦心研读备考的地方，是清廷负责地方军事衙门的所在地，并有以戈甲命名的营盘。1861年汉口开埠后,昙华林一代逐渐形成华洋杂处、比邻而居的地域特色。先后又意大利、英国、美国和瑞士的传教士在此传教、办学、施医。受西方文化及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和价值观的影响，中国第一座公共图书馆学科在此建立；一批民主战士在此组成了湖北最早的反清反封建的革命团体。吴禄贞领导的“花园山聚会”，刘静庵领导的“日知会”，熊十力领导的“黄冈军学会”，梁耀汉领导的“群学社”相继在这里诞生。这些团体催生了一大批辛亥武昌起义的仁人志士。这些一个个团体的诞生，昙华林都是见证；辛亥革命的产生，昙华林也是见证；甚至历史的变迁，时代的变革，昙华林都是见证。我们有幸能在社会实践的时候，来到这样的一块充满记忆的地方。我们的心也随着一步步前进，被历史和革命震撼。初进昙华林，看到的就是那中西结合的建筑，我们仿佛看到的各个国家的人们在这里穿行，这里面有辛酸和苦痛，却也有一种开阔和眼界。但不管怎样，这种厚重的历史感，勾起了我们许多关于那时中国的记忆。

早教革命篇5

摘要红色革命资源是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财富,在当代大学生创新教育中具有重要价值,在中国现代史教学中应探索和建立利用红色革命资源的路径和长效机制,即以红色资源激励理想,树立坚定信念;激发思维,创新实践能力;提高素质,全面发展成才。

关键词:红色革命资源 中国现代史 课程教学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现代史是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间的历史。依据这种观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红色革命资源是中国现代史的重要内容和核心组成部分,当然也是中国现代史课程教学中重要的教育教学资源。如何在中国现代史课程教学中利用红色革命资源,是中国现代史课程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实施“质量工程”的重要途径。

一 红色革命资源是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财富

目前,我国在高校历史专业开设了“中国现代史”主干课程,在全体学生中开设了思想政治理论课之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规定,“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简单地说,其核心就是“一个主题”、“两个了解”、“三个选择”。

我国红色资源分布广泛,各省市均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发祥地上海,有党的“一大”会址,浙江嘉兴有南湖游船;在国民革命的发祥地广州,有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在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安源,有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在人民军队诞生的摇篮南昌,有“八一”起义纪念馆;在中国革命摇篮井冈山,有黄洋界保卫战、小井红军医院、大井毛泽东、朱德旧居,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烈士陵园等旧居旧址和纪念设施;在江西省吉安市,有发行红色政权第一张纸币的东固平民银行旧址、全国第一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旧址;在人民共和国的摇篮瑞金,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各机关旧居旧址群、红军长征第一渡;在海南有琼崖起义和琼崖纵队活动旧址;在浙江有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旧址;在江苏有黄桥战役旧址;在广西有百色起义纪念馆;在福建有古田会议旧址;在贵州有遵义会议纪念馆、红军四渡赤水旧址;在四川有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在甘肃会宁有红军会师纪念碑;在延安有毛泽东住过的窑洞、党的“七大”会址;在新疆有八路军办事处旧址;在河北有西柏坡纪念馆;在六朝古都南京有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在宛平县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等。这是在中国现代史课程教学中可以利用的红色革命资源的历史文化基础。在课堂讲授的同时,可以采取参观访问、社会调查、寻根问祖等形式,将上述红色资源适时地转化为教育教学资源。

在中国现代史课程教学中,可以充分运用史实着重说明第一次国共合作推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第二次国共合作打败日本侵略者,最后,各方势力汇聚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民族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程。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就是激流归大海的历史明证。使学生进一步明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一伟大真理,是历史的结论,是人民的选择。国共两党合作则兴,分裂则亡,海峡两岸的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从而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 红色革命资源在当代创新教育中具有重要价值

江泽民同志指出:“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也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重要摇篮。无论在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专业人才方面,还是在提高创新能力和提供知识、技术创新成果方面,教育都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江泽民同志关于教育创新的精辟论述,为中国现代史教学利用红色革命资源开展创新教育指明了方向。

南湖船上的曙光,“八一”起义的枪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红军长征的壮举,井冈山精神、东井冈精神、兴国作风、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的孕育……无不闪耀着中国共产党人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光辉。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例:在大革命失败的严峻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果断地将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开始了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红军的新时期。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湘赣边秋收起义,第一次抛弃了国民党的旗号,提出了苏维埃的口号,第一次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制作了人民军队第一面军旗。三湾改编第一次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古田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在井冈山,第一次提出红军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创办了我军最早的军官学校――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井冈山因此成为红色干部学校的摇篮。毛泽东亲自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永新秋溪党支部。最早开辟红色圩场――宁冈大陇圩场。最早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早创制游击战争“十六字诀”。制定了我军第一个政治工作条令――《党代表工作大纲》。第一次进行整党――“九月洗党”。制定和颁布了我党历史上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最早正式形成党的土地革命路线。第一次明确提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早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毛泽东思想最早在井冈山时期正式形成。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井冈山精神在此孕育生成。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朱毛红军发展壮大为“天下第一军”。井冈山成为“天下第一山”。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之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起点。这一系列的创举是开展创新教育的典范,对激励当代大学生培养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深刻的历史启示。

三 在中国现代史教学中利用红色革命资源的路径和长效机制

以红色资源激励理想,树立坚定信念。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山沟里也有马克思主义!”朱德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彭德怀说:“就是剩下我一个人,也要举着红旗干到底!”红军青年将领陈毅安,为了革命舍弃爱情,他绝不迷恋无聊的卿卿我我或颓废的靡靡之音,而是把主要精力用于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的崇高事业中。他在给未婚妻李志强的信中写道:“我天天跑路,钱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以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1930年7月,陈毅安在率部攻打长沙时,不幸牺牲。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全国前十名革命烈士的荣誉证书,陈毅安名列第九,被誉为“共和国第九烈士”。

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斗争的中共莲花县委书记刘仁堪,不幸被捕牺牲后,人们称赞他是“现代的杨邦”、“中国的布鲁诺”。被称赞为“井冈山上第一个红军女战士”的贺子珍,是“永新一枝花”,是中共永新县委第一任妇女部长,她为救她的哥哥贺敏学出狱后随袁文才退守宁冈。在袁文才的撮合下,毛泽东和贺子珍这对青年才俊在永新县塘边村结成了革命伴侣,共同的理想和崇高的信念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毛泽东与贺子珍的“井冈之恋”,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历史的“革命之恋”,世人传颂的“世纪之恋”。“双枪女将”伍若兰,在著名的龙源口大捷战斗中,巾帼不让须眉,挥舞双枪向敌人射击,威震敌胆。1929年1月,伍若兰随红四军主力下山,2月初在赣南寻乌为掩护军部首长转移,不幸受伤被捕,敌人企图从共产党首领朱德之妻伍若兰身上捞到我党和红军的一些机密,但伍若兰忠贞不渝:“若要我低头,除非赣江水倒流!”2月12日,伍若兰高呼“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在赣州英勇就义。

在龙源口大捷中,还涌现了三位惊天地、泣鬼神的红军战斗英雄,他们是班长马奕夫、连长资秉谦、营长肖劲。马奕夫为了保护我军前线指挥所望月亭的安全,猛力扑向敌军机枪,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枪口,使我军后续部队得以迅速打败敌人,这是黄继光身前的“黄继光”。资秉谦在指挥敢死队抢占有利地势百步墩时,不幸头部中弹,英勇牺牲。肖劲在追歼逃敌时被敌军击中腹部,肠子流出体外一米多长,他迅速把受伤的肠子塞进腹内,用绑带裹腰扎紧,继续冲锋战斗,终因流血过多,壮烈牺牲。革命先辈的豪迈誓言和崇高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当代青年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树立远大的理想,坚定崇高的信念。

以红色资源激发思维,创新实践能力。在现代中国革命史上,毛泽东同志往往能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力挽狂澜,转危为安,这得益于他的严谨高超的思维能力。1930年冬,蒋介石发动对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反革命军事“围剿”,敌军逼近,形势红军极为不利。毛泽东高瞻远瞩,在新余罗坊会议上提出了“诱敌深入”的反“围剿”作战方针,得到彭德怀、曾山等人的坚决支持。红军主力东渡赣江,撤退至兴国、永丰一带的根据地腹地,依靠根据地人民的支持和险要地势的阻挡,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在龙冈战斗中活捉敌军前敌总指挥张辉瓒,痛快淋漓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以后,在红军第二、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再次把红军带进江西东固革命根据地,利用山高林密的地理条件和东固人民的强力支持,通过白云山等战斗,接二连三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这是毛泽东运用军事思维能力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打破常规,因势利导,取得智胜的成功范例,给我们以深刻的历史创新教育和现实创新启示。

以红色资源提高素质,全面发展成才。参加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历史人物素质高尚,精神可贵。有留学生朱德、陈毅、何长工等;有大学生李却非、何挺颖、伍中豪、朱亦岳、谭梓生、邓贞谦等;有黄埔军校生卢德铭、王尔琢、张子清、朱云卿、张宗逊、陈伯均、杨至诚、唐天际、李天柱等。还有工人出身的谭震林、学生出身的陈正人,担任了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农民出身的王次淳、文根宗等被选为遂川、宁冈工农兵政府主席;中学生袁文才当选为湘赣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中专生陈毅安、手艺工人王佐等成了著名的红军将领。他们是在革命斗争中出生入死,磨练成才,为中国革命流血牺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出了重大贡献。高校中国现代史课程要把民族精神教育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教育结合起来,一切为了学生的成人成才,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整体素质。

江泽民同志指出:“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高质量教育的一个基本条件。”红色资源要转化为教育教学资源需要高素质的教师,高校教师必须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努力学习和掌握现代教育教学理论,在中国现代史课程教学中进一步发掘、整理、保护、开发和利用丰富的红色资源,为培养智能型、创新型和复合型人才作出应有的贡献。

注:本文为2007年度江西省高校教改课题《构建中国现代史精品课程,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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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3] 黄惠运:《井冈山精神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言研究》,2006年第3期。

[4]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等:《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5]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简介:

戴春芳,女,1963―,江西吉安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教学管理与研究,工作单位:井冈山大学。

早教革命篇6

[关键词]芜湖开埠；芜湖教案；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

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前的79年，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革命。鸦片战争后，安徽芜湖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据点之一，1876年中英国《烟台条约》签订后，芜湖正式对外开埠。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日益加深，芜湖人民进行着日益英勇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本文试对1876年到1919年芜湖的革命作一概述。

一、反洋教斗争

1876年芜湖对外开埠以后，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芜湖人民进行着英勇的反帝斗争，其中以反洋教斗争为主。1888年5月，天主教堂建筑工地上一名雇工无故殴打附近居民的一个小孩，引起公愤，无数群众涌到神父的住处和工地，要求交出打人凶手，停止建筑工程。三天后封建官府派人将民众驱散。这次事件是芜湖人民大规模反洋教斗争的前奏。1891年由哥老会发动了一场民众焚毁天主教堂、孤儿院、英国领事馆，并抢劫其中财物的暴力事件，史称“芜湖教案”。此教案发生后，清政府将带头焚烧教堂的王光金、傅有顺二人就地正法，芜湖海关道台成章、知县王焕熙因镇压不力被撤职，赔款白银123684两，为教会修建新教堂提供方便等。这场斗争就这样被帝国主义迫使清政府所镇压。芜湖人民的反洋教斗争，虽被帝国主义勾结清政府镇压下去，但给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以沉重的打击，是中国近代革命中一朵绚丽的浪花。[1]48-51

二、辛亥革命前夕芜湖的民主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前夕，芜湖地区的民主革命活动，主要是创办报刊和开办学堂，使芜湖成为当时整个安徽革命舆论的中心。

当时芜湖出现许多报刊，其中最显著的是《安徽俗活报》。《安徽俗活报》创刊于1904年3月31日。编在安庆，印在上海，发行在芜湖的《安徽俗话报》第一期问世不久，陈独秀便将报纸迁来芜湖，将激进民主思想发展到巅峰状态。该报内容丰富新颖，门类多样有趣，语言通俗生动，图文并茂，深受省内外广大读者的欢迎。1905年9月，因刊载一则反英的消息，触怒了英国驻芜湖的领事，该领事胁迫芜湖地方当局勒令停办《安徽俗话报》，陈独秀不得不停办此报。《安徽俗话报》从1904年3月创刊到次年9月13日查封，历时1年半，共刊22期。初刊时销售1000份，但不到半年就增至3000份，并一版再版。特派处也发展到58家。《安徽俗话报》是安徽最早的富有革命使命的刊物，它为清末黑寂的安徽放出了一线光明，它的竭力呼喊，唤醒了众多的安徽民众，并敲响了清政府安徽政权的丧钟。[2]94-96

芜湖近代报业史上历时最长的一份报纸是《皖江日报》，于1910年12月21日创办，每日一刊，一直到1937年12月5日停刊，历时27年。报纸主要由安徽太平县人谭明卿（1885--1938）创办，在他的努力下，《皖江日报》和《皖报》、《鸠江日报》和《商务日报》一起被视为清末芜湖的四大知名报纸。辛亥革命爆发后的第二天，《皖江日报》就以“武昌方面有激烈炮声”予以简报，继之逐日发“号外”，最多一日发三次“号外”。由于对时事传播及时、迅速，甚至有时比上海的报纸要早上两三天，《皖江日报》在安徽乃至全国文化界都很有影响。[3]152

1903年至1909年，芜湖先后兴办学堂十余所，这当中革命色彩最鲜明的是安徽公学。1904年下半年，由安徽著名的教育家李光炯在湖南长沙创办的“安徽旅湘公学”迁至芜湖，改名安徽公学。当时一些非常著名的进步人士和革命党人如苏曼殊、柏文蔚、李光炯、陈独秀等都在该校执教，宣传革命思想，培养革命力量，创建革命组织。由于安徽公学的巨大影响，吸引了全省各地以及省外的许多有志青年来到芜湖，就读于这所学校，从而对于芜湖地区、安徽全省、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乃至全国的革命运动，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4]658-661因此芜湖成了辛亥革命时期安徽革命的策源地，而其革命策源活动之一就是成立岳王会。

1905年7、8月间，陈独秀、柏文蔚、常恒芳、宋少侠等人在芜湖发起成立岳王会，以反清为宗旨，中央设总部，地方设分部。后来柏文蔚去南京新军当队官，常恒芳赴安庆尚志学堂任训导主任，于是岳王会就分成三部，芜湖为总部，陈独秀任总会长，柏、常在南京、安庆各设分部，各任分部长，运动新军。参加岳王会的有安徽公学中的优秀学生和武备学堂的学生。同盟会成立后，岳王会接受同盟会的领导，大部分成员入同盟会。1907年7月，徐锡麟刺杀恩铭后，官府监视甚严，革命党人难以容身，多离开芜湖，陈独秀东渡日本，岳王会陷于停顿。同年秋，在安庆设立“维新会”、“同汉会”、“励学会”等组织，并在新军中大力发展会员，会务复苏。1908年该会会员熊成基发动安庆新军起义失败后，岳王会领导骨干受到严重摧残，安庆岳王会分会亦随之解散。“维新会”还继续活动了一个时期。岳王会是安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它的出现，大大推动了安徽地区民主革命运动，标志着安徽的革命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就是安庆新军首先打响的，而发动新军进行革命的道路，是由陈独秀创建的岳王会开辟的。[5]19-24

三、芜湖的辛亥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宣布独立，辛亥革命爆发，芜湖的革命形势也日益高涨。带有革命色彩的民众剧团--迪智群，接着开始了革命活动，许多商业性的报纸，每天都报道各地革命的消息，这激发了芜湖民众渴望革命早日来临的热情。这时，同盟会会员吴振黄、刘醒吾等来芜湖，以江口大方客栈为秘密机关，联合迪智群组织，商议策动芜湖独立计划。他们带领“青帮”徒众及青年数百人冲进警务公所，未遇抵抗。反动势力被迫妥协，经协商，芜湖新政权---皖南军政分府成立，11月10日公举吴振黄掌分府、刘醒吾为皖南总司令。12月1日，安庆“皖省维持统一机关处”公举孙毓筠为安徽都督，芜湖军政分府一致拥护。1912年5月孙毓筠去北京投奔袁世凯，由柏文蔚接任都督，下令撤销各地军政分府，皖南军政分府就此结束了其历史使命。显然，芜湖辛亥革命是由革命党人与反动势力妥协而实现，新政府的人事，新旧参半，从外表换了一块招牌，内容却依然如故。随着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芜湖的辛亥革命也就草草收场了。[6]79

四、芜湖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指20世纪早期中国文化界中，由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发起的

一次革新运动。运动的标志是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期改名为《新青年》，主要人物有陈独秀、鲁迅、胡适、等。运动的内容，前期是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愚昧与专制，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后期是宣传马克思主义。

新文化运动时期，安徽是“全国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以安庆和芜湖为中心的安徽新文化运动，规模大，持续性长。《新青年》在创刊初期就已经在安徽省内传播了，在芜湖的发行量每期达100本以上，芜湖的先进人士和各校青年受了很大影响。《新青年》中的皖籍编撰者们积极向家乡宣传和介绍这本杂志。例如：高语罕（1888-1948），原名高超，安徽寿县人。1915年后在上海以写作谋生，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为《新青年》撰文。1916年秋，赴芜湖任省立第五中学学监兼授英语。在该校创办学生自治会，并创办商业夜校二所。《新青年》每出一期，高语罕必买几本送给学生阅读，高语罕还向北京朋友大量索要或订购《新青年》以及《新潮》、《新生活》、《每周评论》等报刊然后分发给各校师生。刘希平，安徽六安人，1916年，刘希平应省立五中校长潘光祖之邀，来校担任修身课教师。此间为学生订阅《新青年》、《新生活》、《新潮》、《湘江评论》等书刊，积极推动新文化运动。当时传入芜湖的书刊有《新青年》、《湘江评论》、《每周评论》、《新潮》等不下数十种之多[3]150，这些进步刊物的流传，有力推动了芜湖地区的新文化运动。

在进步刊物的传播过程中，科学图书社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1903年，汪孟邹在芜湖长街开办芜湖科学图书社，经营书籍。他鼎力营销，到处奔波，在全国各地设代售处58个，努力推销新文化的进步书籍和马列主义书刊。随之，芜湖科学图书社名声雀起，被称为马列主义早期在安徽传播的三条主要渠道之一。芜湖科学图书社还是陈独秀组织“岳王会”的诞生地，在辛亥革命前，已是传播新思想、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是陈独秀、柏文蔚、钱杏郊、高语罕等一班人的“青年之家”。科学图书社聚焦了安徽知识界精英们的目光，是进步知识分子互相交流思想的重要场所，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阵地，有力地推动了芜湖乃至整个安徽地区的新文化运动。

五、结语

芜湖在1876年开埠之后，芜湖人民就进行着英勇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历经主要的革命斗争如反洋教斗争、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后，芜湖地区迎来了，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参考文献：

[1]翁飞，芜湖教案[J]，安徽史学，1984年02期。

[2]吴悦，陈独秀与《安徽俗话报》[J]，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05年02期。

[3]汪杨，新文化运动的地域展开[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03期。

[4]欧阳跃峰，安徽公学的兴办及其影响[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06期。

[5]祝彦，陈独秀与岳王会的创建[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05期。

早教革命篇7

(一)科学革命对于通识教育的影响

在中世纪快要接近尾声、迎来文艺复兴运动的时刻，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以及牛顿的“经典力学”的产生给了黑暗的中世纪一记响亮的耳光。人们所信奉一千多年的“地心说”被彻底瓦解。取而代之的是1543年哥白尼发行出版的《天体运行论》中所提出的“日心说”。这对于当时封建神学统治的社会，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随之而来的是牛顿“经典力学”以及物理学的发现。一场声势浩荡的科学革命就此应运而生。而此时的通识教育受到了来自科学革命的影响，两所模版大学“博洛尼亚”和“巴黎大学”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教育及其课程也相应地受到了影响。在此期间，大学教育的重心与本质也逐渐转向于对科学的探索精神。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学校课程安排的改变。由学校经典原著的教育转向科学、化学、数学等工程学类的专业课程。通识教育在此背景下，也逐渐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其中有学者便提出应该遵循通识教育的行为示范模式，对学校学生进行理论指导与训练，以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优质学者。甚至在近代的美国式的教育中，这样一种教育模式也有所体现。他们以“现代文明”的模式为教育蓝本，以欧美从圣经和其他古典思想传统发展而来的论述为重点，要求学生精读各种西方经典著作的原文。西方社会的科学革命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中，最直接的作用对象是西方的教育领域。教育在社会大变革的环境背景下，所产生的变革主要在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的安排之上。核心课程被转移重心至工程学、理学以及物理学等方面。

(二)三大社会运动与“通识教育”之间的联系

在启蒙主义卢梭、弥尔以及一大批启蒙主义先驱的影响下，欧洲社会在14至17世纪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社会革命运动。这其中影响最为广泛、震慑力最大的当属法国大革命了。在此之前，英国资产阶级发动了维权运动———大运动，并由此影响整个美国，致使后来美国发表“独立宣言”。由此英、美、法三国完成了维权运动。而在这样动荡不安的时局之下，欧洲的教育模式也被赋予了新的定义和内涵。

1．欧洲“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的定义也有了新的变化。此时的教育模式逐渐走向定性，成为一种专门的、独立的学术和教育机构，并完善了其教育活动体系。通识教育在此时也逐渐被划归为统一的组织形式、管理体制以及教育教学方式。而在此时，一个与“通识教育”相互对立的词———“专才教育”也就此产生。

2．相对于“通识教育”，不得不谈及的便是“专才教育”

“专才教育”这种教育模式的兴起，不仅伴随着“通识教育”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在社会历史变革时期，也同样产生着影响。由于社会三大运动对教育产生的重大影响，使得社会变革中急需要学校供应一部分专门型人才以适应其发展。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专才教育”成为了当时社会的重要影响因素。

(三)经济因素对大学“通识教育”的推进作用

在整个欧洲启蒙运动产生的阶段，欧洲经济也正以一种雨后春笋般的生机拔地而起。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阶层的发展，催生了整个欧洲经济的生命力。社会由于变革以及资产阶级的兴起，同时教会的势力不断扩充，使得各地大学规模扩大、教育形式多样化。其中最著名的两所原型大学便是(学生大学)博洛尼亚和(教师大学)巴黎大学。这两所大学在通识教育的模版教学和实践方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树立了典型模范作用。

1．关于学生型大学———博洛尼亚大学早期教育的模式早期的博洛尼亚大学，教授们基本上属于神圣的罗马帝国的忠实拥护者，同时帝国君主的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这座学院得以迅速发展和壮大的根本因素之一。在这样早期的办学治学目的的影响之下，博洛尼亚大学的整体性教育也变得带上了一些早期古希腊文明的影子。这其中就不乏宗教教育以及古希腊早期的法律大纲的教学内容。而随着中世纪的漫长演变、宗教势力的逐渐扩大，学校在教育目的上也存在一定的束缚。在黑暗时代，教育课程选择，就有“三科”、“四学”之说。其终极目的也十分明显，即为了基督教教义的广泛传播以及个人在教会的发展前途。而这“三科”与“四学”的汇总也就形成了博洛尼亚大学早期的教育模版———“七艺”。分别是:辩证、修辞与文法，算数、几何、音乐以及天文。由此可见，在早期原型大学的核心课程设立中，“通识教育”的模式已经逐渐形成并传播。在社会经济各种因素作用力和影响力之下，大学教育的课程发生了转变。

2．社会经济发展对大学通识教育的影响随着社会经济因素的增强，城市文明的兴起使得各地的大学教育也不断地建立，并纷纷效仿两所母版大学———巴黎大学以及博洛尼亚大学。而在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以及哈佛大学也逐渐建立起大学模式，同时不断发展其相应的教育形式。随着经济因素作用于大学教育，使得大学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不再停留在最初的“七艺”上面。大学教育的课程被不断地扩充。由于受到社会各个层次领域的需求影响，学校开始重视对于物理、化学、工程类以及建筑等专业的需求。特别是在科学革命的震慑力之下，学校教育变得异常丰富起来。与此同时，大学教育中，通识教育这样一种最初的办学模式也逐渐被一种“理性化”、“工具化”的模式所取代了。这就是以社会所需要的“专门型”人才为主的教育教学模式。

二、启蒙主义与通识教育的相互作用与意义

早教革命篇8

在我单位党员先进性学习教育活动开展以来，自己结合工作实际进行认真的学习。概括起来就是“两个早”。

一是入手早。中央先进性教育动员会1月6日召开后，作为机关一名党务工作干部，我就早早留心，记学习日记、摘录中省会议精神、各地先进事例、好的办法等，做到了早留心，早入手。二是思考早。利用下班时间也对党的先进性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阅读了一些党的经典理论著作，结合个人实际情况对先进性进行了概括，即，先进性是先进的不是落后的，先进性是动态的不是静止的，先进性是具体的不是空泛的。结合学习情况，我对先进性的体会做下列概述。

一、先进性是先进的不是落后的。所谓先进，可以是一种思想，一种行为，一种意识，但归根到底是一种意识行为，一种思想观念，一种相对于“落后”的价值体现和精神追求。有幸去过圣地延安，当时看来延安苏区的生产生活现状是落后的，但是延安精神是先进的，以此为代表的思想也是先进的，我党是在物质产品极为“落后”的情况下，掌握了先进的思想，从而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共产党人的思想是先进的。所谓“落后”，就是不符合时代要求，不符合人民意愿的精神追求和价值体现。美国的经济发展速度、社会价值观念和执政理念在西方国家看来是先进的，但其武力入侵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行为是落后的，是世界人民包括西方国家人民所反对的，是落后的代表。比如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处于“黄金发展期”或者是“矛盾凸现期”，保证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举措，反映了时代的需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也是党根据新时期治党治国治军的需要，内政国防外交的需要，所采取的有力举措，反映了人民的意愿。去年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采取的一系列调控手段，缓解了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能源、电力短缺的现状，实现了经济的平稳运行，反映了客观经济规律。这就是先进与落后的差别，不但体现在指导思想上，而且体现在具体工作上，体现在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上。先进性的标准总是反映时代需求，反映人民意愿，反映客观现实规律。反之，则是落后。

二、先进性是具体的不是空泛的。先进性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特别是在党的理论建设方面，我们党根据不同时期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需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建设实际相结合，先后创立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理论创新的与时俱进，指导中国不同时期革命事业和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先进性就体现在党的理论建设方面。最近，通过对新闻媒体和报刊中《历史的丰碑》的学习，我感觉，其中刊载的革命先烈，为中国革命事业奉献生命、青春的先进代表，就是先进性的最好体现。还有最近学习的牛玉儒、任长霞、巨粉娥等，他们也是新时期先进性的典型代表。先进性体现在我们身边。结合现实生活，我认为先进性的就是高举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遵守社会主义价值观、道德观和人生观，严格按照党员标准，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所以说，不论在什么时期先进性都是有标准的，因而先进性也是具体的。

三、先进性是动态的不是静止的。同志在讲话中指出：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要反映时代需求，反映人民意愿，反映客观现实规律，代表人民执好政，用好权，就必须不断学习，创新，提高，不断适应先进性在不同时期对党员先进标准的不同要求。开展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就是通过学习教育，发现问题，边学边改，解决问题，保持党员先进性。有些党员,以前是公仆，现在是老爷；以前讲奉献，现在讲索取；以前是正面典型，现在是反面教材，犯错误，出问题，说明我们党在保持党员先进性的教育机制上还存在问题，还有需要改进和提高的地方。我认为，开展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就要在建立党员长期受教育、永葆先进性的长效工作机制上下功夫，在建立人民群众长期得实惠制度上下功夫，是我们的党员真正做到，平常工作能看的出来，关键时期能冲的上去，特殊时刻能豁的出来。

早教革命篇9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留学运动，是在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兴起的。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次出国留学热潮，主要是在日本留学。自1896年清廷正式派遣赴日留学人员到1906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从13人急剧增加到8000多人。1908年7月，早稻田大学清国学生部教务主任青柳笃恒在师范本科第一届毕业典礼的学务报告上指出:“有谓留学日本之清国学生，一时多达一万三四千……其实最高人数仅达八千矣……”［1］38据统计，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数为573人，1903年有1300多人，1904年留日人数为2406人，1905年至1906年人数猛增到8000多人。由此可以看出，近代留日学生是较早且较成规模的汲取西学的留学生群体。他们负笈东洋，或因“求强求富”的官方立场，或因救亡图存、改革国政的使命感，或因变革思想、开启民智的知识分子责任感等，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都做出卓越的贡献。相对于文化教育领域来说，留日学生东渡主要目的更多强调猎取功名，借革命思想和激情来排解心中诸多不满，即使在教育领域，也多致力于学习政法和军事学科。梁启超1902年在流亡日本时写道:“所学者，政法也，法律也，经济也，武备也，此其最著者也。”［2］然而，在文化领域学习者人数也是比较多的。1903年，驻日公馆兼留学生监督杨枢向清政府报告:“现查得各学校共有中国学生一千三百余人，其中学文科者一千一百余人，学武科者二百余人。”［3］并且在近代文化教育建设方面，大量的留日学生所作出的贡献和影响巨大。可以说，中国的新教育和新文学的发展从一开始到以后之有惊人发展，直接或间接和留日学生有关。这些留日先驱者归国后，把日本教育制度和教育中所汲取的思想移植到我国。1902年我国首次制订的近代学制(壬寅学制)和1903年第一次实行的近代学制(癸卯学制)即是来源于日本。20世纪初，中国刚兴学堂，创设新式学校时，教员中大部分是在留学日本政策下，到日本受速成教育回来的，或是由受聘到中国的日本教习所教导出。在文学方面，涌现出了一大批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成为新文学观念的倡导者和文学革命的闯将。因而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与留日教育是密切相关的，变革思想与开启民智是教育与思想发生关系的一个主要表现作用。中国新文学的主要人物，不论是以鲁迅为代表的语派，还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几乎全是留日学生。虽然时间上有先后，但是在文化汲取上却是承上启下的。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的《域外小说集》，不但在日本编纂，而且在日本出版。创造社也是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等人在留日期间成立的。他们最先发刊的是日文期刊《Gree》，不久就发展成了《创造季刊》、《创造月刊》、《创造周刊》和《创造日》并积极开展了一系列的文学活动。郭沫若也曾说:“中国的新文艺深受了日本的洗礼。”［4］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强调:“20世纪的最初10年中，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活动很可能是到此前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在规模深度和影响，中国留日远远超过了中国学生留学其他国家。”他断言:“从1898年到1914年这段时期，人们可以看到日本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影响。”［5］著名日本史研究专家汪向荣也认为:“不论怎么说，20世纪以后中国的历史是和留日教育息息相关，有不可分割的关系。”［6］

近现代大规模的留学日本热潮打破了文化教育上的封闭状况，促成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融合。通过从日本输入的西学，中国移植了先进文化和先进教育思想并促进了国内文学思想的变革和发展。留日学生学习的内容，大多以“普通学”和“”为主，但要实现，必先普及教育。1898年8月20日在《太阳》第4卷第17号杂志刊载了文化教育部专门学务局长兼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上田万年的《关于中国留学生》文章。文中论述了留学生来日本留学的意义及提出一系列建议，其主要旨趣强调“必须灌输留学生以改革教育之精神，只有教育才是改革的根本”［1］25。虽然日本政府对待来日留学生的用心昭然若揭，但在客观上却促使了这些留学生得到了较完善的教育。上田氏还主张必须奖励留学生兼修英语，以便通晓世界文明的真相。这就为留学生创造了较好的学习环境和宽泛的学习视野。留日学生外受新思想的启发，内忧国势危迫，他们在学习之余编辑出版发行各种期刊，以灌输新思想、新知识于国内为己任。从教育思想上来看，变革思想与开启民智成为留日学生自觉或不自觉的历史承担。这就决定了这些留日学生的任务不仅仅是排遣个人不满情绪，更重要的是为复兴本国文化寻找到一种新的出路。其中，翻译日文西书成为吸收西方文明和文化的最重要的手段，张之洞《劝学篇•广译》中指出:“各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以译之，我取经于东洋，力省效速。……译西书不如译东书。”①康有为于1887年编成《日本书目志》，在序文中说道，“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因此翻译日本书就是“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②。但是，这一时期中国对日本文学的翻译，具有“浓厚的急功近利的色彩”［7］。在大多数翻译家看来，文学翻译只是一种经世济民、开发民智或政治改良的手段。他们看中的不是文学本身的价值，而是文学所具有的功用价值。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翻译选题基本上不优先考虑文学价值，而是考虑其实用性。一方面宣扬维新政治，启发国民的政治意识而大量翻译日本的政治小说;一方面开发民智，向国民宣传近代西方的科学知识、近代法律、司法制度、近代教育、军事而大量翻译日本的科学小说、侦探小说、冒险小说、军事小说等。如日本近代文学的开山之作、二叶亭四迷的长篇小说《浮云》(1887－1890)反映的是处在近代官僚制度压抑下的个人的苦恼和个性意识的觉醒，批判了当时的西化风气，而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拼命鼓吹的，却是如何培养个人的国家观念，如何引进西方文化。尽管留学生注重的是宣扬革命和改革国政的内容，但是新文学观念正是蕴涵在这些狂飙突进的思想革命中。正如陈子展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认为:“《新青年》最初只是主张思想革命的杂志，后来因主张思想革命的缘故，也就不得不同时主张文学革命。因为文学本来是合文字思想两大要素而成;要反对旧思想，就不得不反对寄托旧思想的旧文学。所以由思想革命引起文学革命。”

思想革命引起文学革命，这是新文学得以发生的基本前提，也是文学观念转变的客观条件。除了严复、胡适等一部分留学欧美的学者外，还有一部分来自于留学日本的黄遵宪、梁启超、鲁迅和陈独秀。在近代中国急遽变化的现实面前，乾嘉以来的尊经与经世并重的文学观念显然包含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因而，探讨救世之道和寻求新的文学表现形式，就成为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的基本内容。“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口号，显然是“大变”论的发展。文学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进行维新与革命斗争的武器，因此激起文学领域中的广泛“革命”。这些留学生承受近代进步思潮的鼓荡，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以富有时代气息的创作打破传统文坛的沉闷，与拟古的作家群形成对比。他们往往首先不是以作家而是以政治家、思想家的身份活动于近代历史舞台上，但他们却以内容新颖的创作，成为领一时的人物。最引人注目的是“诗界革命”与“文界革命”取得的成果，使诗文创作面貌一新，将近代诗文的发展推向了高峰，并为新文学革命准备了某些条件。资产阶级文化思想更新带来的文学变革之一，是诗歌领域出现的“诗界革命”。鲜明提出“诗界革命”口号的是梁启超，而早已反映出诗歌变革趋向并获得创作成功，成为“诗界革命”旗帜的则是黄遵宪。他早年即经历动乱，关心现实，主张通今达交以救时弊。从光绪三年(1877)到二十年(1894)，他以外交官身份先后到过日本、英国、美国、新加坡等地。经过亲自接触资产阶级文明和考察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他明确树立起“中国必变从西法”(《己亥杂诗》第四十七首自注)的思想，并在新的文化思想激荡下，开始诗歌创作的新探索。他深感古典诗歌“自古至今，而其变极尽矣”，再继为难。但他深信“诗固无古今也”，“苟能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而笔之于诗，何必古人?我自有我之诗者在矣”(《与朗山论诗书》)。他沿着这条道路进行创造性的实践，突破古诗的传统天地，形成了足以自立、独具特色的“新派诗”，被梁启超誉为“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饮冰室诗话》三二)，成为“诗界革命”的巨匠和旗帜。伴随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启蒙运动而逐渐展开的首先表现在文体改革上。黄遵宪在光绪十三年(1887)所撰的《日本国志》中提出言、文合一的主张:“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他期望文章能够接近通行的口语，“明白畅晓，务期达意”，“适用于今，通行于俗”，使得“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这显然是从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经验中，认识到近代性质的社会变革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的迫切性，才将眼光转向语文改革的问题上来，树立起改革文学语言和文体的鲜明观念。正因为主要动力出于宣传新思想，所以文体改革的范围也基本局限于文章领域。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人物之一的梁启超说:“国恶乎强?民智，斯国强矣。民恶乎智?尽天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③裘廷梁说:“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

文体改革以改良民智为轴心，面向社会的近代传媒报刊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它较早地冲破了士大夫雅文学的观念，迈出了通俗化的步伐。陈荣衮曾发表题为《论报章宜改用浅说》的文章，呼吁报章文字的通俗化，要求“作报论者”，以“浅说”“输入文明”，并明确提出:“大抵今日变法，以开民智为先，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不改文言，则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居于黑暗世界之中，是谓陆沉;若改文言，则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嬉游于琉璃世界中，是谓不夜。”报章文字的通俗化，形成不同于传统古文的报章文体，这是文体语言的一大变化。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催化的又一文学变革是“文界革命”。梁启超既是“文界革命”口号的提出者，又是新文体的成功创造者。他在前追随康有为，大力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戊戌后，流亡国外，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更加热情地宣传资产阶级文化思想，致力于开通民智的“新民”工作，这都促使他立意使文学成为思想启蒙的工具，因此他成为诗文小说戏曲革命的全面倡导者。而就其创作实绩来说，贡献最为突出、影响最为广远则在“文界革命”方面。他所创造的“新文体”散文，以比较通俗而富有煽动力的文字运载新思想，使他成为“新思想界之陈涉”［9］。他的这种“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的文章也形成浩大的声势，震撼了当时的文坛。先前留学日本的鲁迅于1906年回到东京后，广泛阅读西方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和文艺作品。当时章炳麟在东京主编《民报》，宣传革命，并设班讲授国学。鲁迅因前往听讲，得识章炳麟，并加入蔡元培、章炳麟所创立的革命团体光复会。此时鲁迅开始把唤醒人民的自觉，当作革命工作的中心工作，认为文艺是唤醒人民自觉的工具。他曾于1907年在留日学生的刊物《河南》上发表过四篇文章，其中《人之历史》是介绍达尔文学说的重要论文，指出社会是发展的、进步的，将来必胜过去、青年必胜老年，为了鼓励青年人向上，他甚至颂扬尼采的“超人说”。《文化偏至论》反对匆忙引进西方的物质文明和民主，认为中国人大多无知，在心理上还不能适应。这些文学观念都成为新文学发生的主要思想源流。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其前期思想热心于对文学进行“革命”，则是“意在沛公”。他在《文学革命论》中，除了抨击古典文学的弊端，还使用了大量的诸如“革命”、“政治”、“国民”等社会化词语。如“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曾稍减。”政治界的“三次革命”遭到失败，在陈独秀看来是因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柢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因此他主张“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

对文学本身进行“革命”并不是陈独秀的最终目的，他革新“文学”是为了改良政治，启蒙、改造“庸懦之国民”。1917年《新青年》杂志(第一卷名《青年杂志》)创刊为开端，在宣传新思潮、开展启蒙运动的同时，已经注意到了文学革命的必要性。《新青年》创刊后不久，针对国内文坛状况，陈独秀就发表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等文，介绍西方近代文艺思潮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演进过程，并在与张永言的通讯中明确表示了文学改革的愿望:“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11］这一主张曾得到胡适等人的赞同。可见，汲取西学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首要使命，留日教育促成新文学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

早教革命篇10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首先完成于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理论体系就是理论的内在的有机联系、系统组合。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它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思想基础；二是有明确的理论主题作为研究对象；三是多方面展开和系统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毛泽东在这三个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

一、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最早举起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最早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理论是对客观实际的抽象，是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理论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必然有一个这种认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其思想基础。这是一个理论体系形成的前提。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旗帜鲜明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毫不犹豫地高举这面旗帜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之中。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运动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就开始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探索，就踏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征程。但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还显得年轻幼稚，总体上，他们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意义，忽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更不注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两种态度不是并行不悖，而是经常发生激烈的碰撞。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教条主义态度斗争并最终取得主导地位的过程，就是一个解决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就是一个逐步奠定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是伟大旗手。

中国共产党内曾连续出现一次右倾和三次“左”倾错误，尽管这些错误的理论形态和实践表现有所不同，但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则有惊人的相似，即教条主义。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但是，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却在党内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直到遵义会议。正确的思想是在与错误的思想对立和斗争中产生的，当然，正确的思想战胜错误的思想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在实践中导致中国革命接连遭受挫折，这些挫折使得中国共产党内另一部分人在思考：究竟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中逐渐树起反对教条主义、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科学态度。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思想，强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同时又没有机械地坚持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而是在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他的代表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井冈山道路遭到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不屑，以至打击和排挤。他们指责毛泽东不懂马克思主义，是“狭隘的经验论”、“农民意识”，宣称“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在实践中坚持自己的正确态度，另一方面，在思想理论上反击错误的态度、阐述正确的态度。1930年5月，毛泽东为了反对教条主义，写下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他尖锐地批评：“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在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他认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是对的。”他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些论断在当时确实震耳发聩，这是党内最早对教条主义的公开挑战和反击。

由于当时教条主义还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的呼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觉醒。随后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又一次占据党中央统治地位，这次把中国革命弄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就更加坚定了毛泽东与教条主义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遵义会议是两种态度发展趋势的转折点。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也就意味着实事求是态度取得了斗争教条主义态度的第一次胜利，当然这两种态度问题的本身即思想问题此时还没有得到解决，这种思想斗争还在继续，不过却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抗战全面爆发后，王明教条主义的表现形式由“左”倾转为右倾，并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相对抗，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第一次正式向全党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他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征，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针对教条主义的，但六届六中全会没有正面批判教条主义。不过，通过这次会议，彻底解决两种态度问题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之后的延安整风便开始了对教条主义发起总攻。

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开展学习竞赛运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和党的历史，注重调查研究，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有利条件。毛泽东连续发表讲演系统地批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从1943年10月起，全党重新学习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对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决议》的通过和七大的胜利召开，全党空前统一到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上来。这标志着实事求是态度最终赢得了对教条主义态度的彻底胜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观念最终得以深入人心。

二、毛泽东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命题，明确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

理论从其来源来说，产生于实践；从其用途来说，指导人们解决实践中的问题。这个被解决的问题就是理论研究的对象，因此，任何理论都有其研究对象。当众多的理论都围绕着一个中心，指向一个目标，这些理论就构成一个理论体系，这个中心问题就是这个理论体系所要研究的理论主题。

理论主题，是一个理论所要回答的中心问题．是贯穿一个理论始终的一条主线，可以说涉及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都是围绕着其主题展开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一个理论之所以有别于另一理论，重要一点，就是理论主题不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主题是“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由新民主主义转为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的理论主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主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可见，理论主题是一个理论最主要的特征，但理论主题的提出不是轻而易举的。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客观上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同时也开始了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探索，尽管在当时还不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党自身及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越来越激烈。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革命应当由谁来领导?这些关系革命成败的问题尖锐地提到全党面前。为了解决实际斗争中提出的问题，1925年前后，党内出现了理论探索的高潮。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等纷纷发表文章，阐述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主要是：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资产阶级和农民问题，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毛泽东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他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探索的成果。这些思想实际上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但是，当时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其他领导人还不能用“新民主主义”这样的命题集中提炼出这些基本思想。不过，这些探索，“虽然还有不确切、不完备之处，彼此间的认识也不尽一致，然而，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宝贵成果，对于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的首创意义。”

在这些探索中，他们已经涉及到中国民主革命的特殊性问题，当时颇有代表性的“二次革命论”和之后的“一次革命论”，都是对中国民主革命实际问题的理论回答，都可以看作是对理论主题揭示的努力与尝试，但是在实践中都没有解决中国革命出路问题。“二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错误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一个是右倾，一个是“左”倾，但两者错误的实质又是相同的：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论述，只不过一个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一个是依据列宁的论述而已。中国革命到底是什么样的革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步进行不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行。中国共产党人到底应该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革命?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走不通，按照列宁的论述也走不通。这些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理论问题，困惑着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召唤着有为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为之求索，呼唤着理论联系实际的真正理论家走上历史舞台。

1940年前后，毛泽东相继完成了两篇影响深远的论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第一次创造性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概念：“新民主主义革命”，并着重论述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全部革命任务，就是完成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着重论述了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走向社会主义。毛泽东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提出“两步走”的革命战略，解决了如何从第一步到第二步的问题，即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国家，以此作为连接两个革命的中间站，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并全面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毛泽东这两篇文章不仅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理论，而且第一次清晰地揭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由新民主主义转为社会主义。这个理论主题的揭示，解决了长期以来中国革命陷入两难选择的历史难题，即既要搞民主革命，又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从理论上率先跳出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主革命论述的教条主义认识。这个理论主题的揭示，一方面是对此前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理论探索成果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另一方面，它把这些探索成果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指明了今后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革命的方向。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所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全党对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有了一个明确而完整的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为引导中国人民自觉地在复杂环境中不断前进的旗帜，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起难以估量的重大指导作用。”这个理论主题的揭示加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

三、毛泽东进行卓越的理论创作。最优秀地集中全党的集体智慧。多方面展开系统论证。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科学理论是正确的、系统的反映客观规律的理论形态。一个理论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就只能是一个不完整的理论，而不可能成为科学。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理论上成熟的标志，是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理论，得到了多方面的展开和系统论证，它有着一个自己的独立的科学体系。

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它不是集体智慧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严谨的科学体系。“集体智慧”是毛泽东思想的来源，“结晶”是对“集体智慧”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概括，使之成为有机联系的严谨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是这个科学体系的最杰出的创造者，毛泽东著作是这个体系的集中体现。

毛泽东思想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的成熟，则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的主客观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奠基陕北后，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我们党已经有了比较稳固的抗日根据地和比较安定的政治环境，大量翻译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再加上共产国际七大后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改变，这些都为全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认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毛泽东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向全党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掀起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热潮。特别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一大批党的领导人，先后集中在延安，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以社会调查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中心环节，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经验，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这方面，毛泽东作出最伟大、最杰出的贡献，写下了大量的理论著作，从而大大地发展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过去那些不够系统、不够完整的思想观点，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主体。

这个理论体系的形成，首先表现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部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成熟。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毛泽东在明确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的同时，全面地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纲领、前途和转变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各个部分之间成为有机联系的整体，从而使新民主主义理论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这个理论体系的形成，同时表现为毛泽东思想其它组成部分的成熟。这个时期，毛泽东写出了大量的理论著作，使“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更加完整，统一战线理论更加丰富，武装斗争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党的建设理论更加完备，哲学思想形成体系。这样，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延安整风期间，党的其他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在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开始对这个理论体系进行概括，如张如心、陈毅、肖三等。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把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归纳为九个问题，这是在党的历史文献中第一次比较完整、系统的对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概括。在经过解放战争和建国以后的进一步发展以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一次把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归纳为六个方面和三个灵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迄今为止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和体系所作的比较全面、完整、系统的分析概括。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之所以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因为“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恩格斯曾这样说过：“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是公正的。”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没有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用毛泽东的名字来命名是公正的。

毛泽东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民族的精神支柱，毛泽东著作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宝贵财富。“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