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大学研究生十篇

贵州大学研究生篇1

[关键词] 大学生；压力源；前途因素；经济因素

压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影响压力的因素也很多，其来源也各不相同。了解大学生压力的来源因素，明确各类不同压力源因素的强度，是进行大学生压力研究的基础。目前对大学生压力源的研究颇多，比如车文博等研究发现，大学生群体产生心理压力感的主要来源依次为学业压力，学校环境压力，情绪压力，择业压力和人际压力，其中大部分是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1]。尽管如此，但对贵州大学生的压力源的调查还不是很多。贵州大学生的压力源的状况是怎样的？贵州大学生与其他地区的大学生的压力是否有所差异？针对如此，本文以贵州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了解大学生的压力源，以帮助大学生更好地应对各种压力。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对象为贵州省的两所在校大学生，发放问卷200份，有效收回186份，有效回收率为93%。其中男大学生106人，女大学生80人。

测量工具选用的是陶琪编制的《大学生压力源量表》。该量表包括5个维度和27调压力源项目，其中5个维度是：①前途因素，②学业因素，③个人因素，④经济因素，⑤人际关系因素。采用5点计分方式，即“完全不同意”记1分，“比较不同意”记2分，“无所谓”记3分，“比较同意”记4分，完全同意记5分。

收集数据后运用SPSS16.0对有效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二、研究结果及分析

1、大学生的主要压力源

经过调查发现，贵州大学生压力源主要是前途因素（x=3.74），学业因素（x=3.21）、经济因素（x=3.20）。

前途因素是大学生面临的主要压力来源。面对着人才市场激烈的竞争，使大学毕业生很可能找不到工作或者称心如意的工作，残酷的现实令部分大学生忧心忡忡。而另一主要方面是，大学生对在选择工作时目标不明确，多受家庭因数、个人因素等很多方面的原因限制，不能明确自己最终选择什么工作，在哪里工作。学业因素是大学生的第二大压力源。进入大学后，学习环境、学习内容、学习方法等发生了很大变化，面对大学生课程多、难度大、要求高，使得一些大学生产生了学习心理压力，出现了一些不良的反应。有的大学生所学的专业并不是自己所爱的，对其不感兴趣，但又要拿到学分，争取毕业，心里十分困苦、郁闷；还有些大学生则为家人对自己期望过高而烦恼，怕自己学不好辜负了家人的期望，从而造成很重的心理负担。

经济因素是贵州省大学生面临的又一大压力。上大学费用主要依靠父母，对贵州一些家庭条件差的学生而言，由于大学学费、住宿费等因素就成为了学生的经济压力，尤其是对刚进大学的新生来说，由于大学生生活的不熟悉，缺少挣钱的机会，每月花销太大等都使他们经济压力增大。

2、性别在大学生压力源的结果分析

经过调查发现，男生在前途因素（x=3.85）和经济因素（x=3.31）上比女生在前途因素（x=3.65）和经济因素（x=3.08），而女生在学业因素（x=3.34）、人际关系因素（x=3.13）和个人因素（x=2.88）上却比男生在学业因素（x=3.09）、人际关系因素（x=2.86）和个人因素（x=2.69）高。男女生在压力源所出现的差异，这可能与社会文化有关系。社会更多地要求男性承担更多的“主外”的重任，所以更多的高校男生在前途压力上表示很大，认为男性“主外”，女性“主内”。而女生在学业因素上比男生高，原因可能是女生的心理特点比男生更易于焦虑，对外界影响更为敏感而容易产生担忧。女生在面对当前社会择业形势上，为了更好地择业，必须在学习上刻苦努力，相对应地比男生要承受更多的学习压力。

三、对策探讨

首先，学生应正确认识压力。正确认识压力，学会压力管理，避免压力过度，将压力化为动力，实际上是大学阶段的必修课。我们需要根据压力选择出明智的解决方法，既不逃避，也不反应过度，从而提高自身心理素质，正确应对各种压力。

其次，有系统、分年级地开展就业指导。就作者了解而言，学校更多的是针对大四学生或大三学生开展就业指导课。对大三或大四学生开展的就业指导课，内容主要涉及面试技巧、简历等方面的指导，那么针对大学生核心技能的指导则是涉及比较少。核心技能的培养则不是短时间就能见效的，因此对大学生就业方面的指导，应该从大一开始，不同年级应该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指导。

最后，学习方面的指导。大学生怎么学习，如何有效学习等问题，都很现实地摆在学生面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指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定学习目标、学习方法，规划大学生活，以增强学习动机，使大学生能应对学习压力。

参考文献：

贵州大学研究生篇2

关键词：贵州少数民族大学；英语学习策略；特征

中图分类号：G75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5－0164－03

由于历史、地域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原因，人们普遍认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英语水平有可能较其它汉族大学生的英语水平低。本研究尝试从英语学习策略的角度研究这个问题，探讨与汉族学生相比较贵州少数民族大学生在使用英语学习策略时表现出的基本特征及差异，以期能更好地指导实际英语教学。本研究采用分类分层抽样团体测量的方法在贵州各主要高校非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中进行了问卷调查并采用SPSS1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一、调查结果

本研究发放SILL(英语学习策略)量表420份，回收400份，除去无效量表17份，实得有效量表383份。其中贵州大学学生73名，贵州财经学院68名，贵州师范大学81名，贵州民族学院94名，贵阳中医学院67名，共383名；其中少数民族176名(苗族56名、布依族38名、侗族27名、土家族19名、仡佬族11名、壮族9名、穿青族7名、蒙古族6名、满族3名)，汉族207名。表1是两组被试基本情况的描述性分析。

按照Oxford提出的测量标准，每种策略平均值的大小表示了被试使用该策略的频率，具体标准分为五个等级，分别如下：平均值在1.0－1.4之间表示“从不使用该策略”；平均值在1.5－2.4之间表示“很少使用该策略”；2.5－3.4之间表示“有时使用该策略”；3.5－4.4之间表示“经常使用该策略”；3.5－5.0之间表示“总是使用该策略”。

两组被试使用各项策略及总策略的频率均在2.5－3.4之间，说明我省少数民族大学生和汉族大学生学英语习策略使用情况都一般，属中等水平范围。其中两组被试元认知策略和补偿策略的使用频率均较高，而使用频率最低的都是记忆策略。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和汉族大学生组的6种英语学习策略及总策略使用频率的均值进行T检验，结果表明(见表2)：两组被试在补偿策略和情感策略的使用上存在明显差异。

二、调查问卷的结果分析

1、学习生活环境改善，民族交流加强缩小了少数民族与汉族大学生间的差距

本研中两组被试使用元认知策略和补偿策略的频率都是最高的，这与江晓红的研究结果是一致。元认知策略的普遍使用表明大学阶段的学生为了达到一定的学习目的能够在宏观上积极调控自己的英语学习过程，协调自身的学习活动，进行有效的自我监控、自我评价等。积极使用补偿策略表明学生能有意识地通过上下文，预测他人目的等手段弥补在理解和运用目的语中知识的欠缺，克服遇到的语言障碍。虽然我省大学生用英语与英语国家人士进行对话交流的机会不多，但是由于人们越来越重视英语学习以及英语测试，学生有可能至少在理论上将应试技巧中使用最普遍的猜测词义，迂回表达等带有补偿性质的技巧迁移到日常的学习中。

因为缺乏真实的英语交际学习环境以及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记忆”是中国学生最常用的英语学习策略。但是，在本研究中学生使用记忆策略的频率也偏低。一种可能的原因是，中国学生习惯用背诵生词书，重复记忆等传统的记忆方法，而不习惯量表中提到的借助肢体语言或英语的节奏等策略来帮助记忆。

此外，少数民族大学生和汉族大学生在记忆、认知、元认知、社会策略和总策略的使用上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说明贵州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记忆、处理英语学习材料的技巧方面以及调控自身的英语学习过程方面都与汉族大学生是没有差别。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两组被试在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上也没有明显的差异(t=0.163，sig=0.870)。总体看来，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学习策略形成和使用上与汉族大学生基本无明显区别。这说明经过国家和地方多年的投入和帮助少数民族的生活学习环境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善，就贵州地区的在校大学生而言，民族间的差距已大大缩小，这应主要归因于民族间交流的加强，民族地区经济的大发展和民族关系的和谐。另外，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本次调查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并不都是贵州地区的少数民族还有部分外省来就读的少数民族学生也可能是调查结果与以往研究不一致的原因。

2、民族文化特色形成的差异

贵州少数民族大学生和汉族大学生在情感策略的使用上存在明显差异，这与姚瑛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其中，少数民族大学生使用情感策略的频率较汉族大学生高，这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比汉族大学生更善于管理自己的情绪，能较有效地克服在英语学习中的负面情绪和情感障碍(如焦虑、缺乏信心、害怕失败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可能与少数民族文化有关，少数民族多能歌善舞，喜欢以歌舞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情感，在这样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形成了率真、热情、奔放的在格特点，这也使得少数民族大学生有可能在无意识中更多地使用情感策略以疏导自己在学习产生的不良情绪。

3、三种语言带来的困难和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知识缺乏造成的差异少数民族大学生使用补偿策略的频率明显较汉族大学生低。这说明贵州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因语言知识不足在语言交际中碰到障碍时，较少地使用猜测等手段来有效地克服这些障碍。在二语学习中，一语正负迁移作用的存在是研究所公认的，而在三语学习中，学习者必然受到一语和二语两种语言迁移的影响。汉族学生学习英语时只有两种文化冲突，而少数民族学生则要面对三种文化冲突，也就是说，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学习、理解英语的过程中，要多受一种语言的干扰。另外，与以前相比虽然少数民族地区的英语学习条件有所改善，但总的来说学生们了解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知识的客观条件仍然有限，缺乏练习英语的机会和英语学习环境在极有可能影响和制约少数民族大学生大胆使用猜测等补偿策略来达到顺利交际和解决语言困难等问题。

三、教学启示

1、系统科学地针对性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英语学习策略地培训

本研究中少数民族大学生与汉族大学生英语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基本无明显的差异，表明两者在英语学习方法上的差异已日渐缩小。但总地来看贵州大学生使用学习策略的频率并不高，学习策略和学习技巧地使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习的效果，因此，教师应根据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特点制定科学系统的培训计划，如，训练学生用联想等方式背单词等。

2、充分利用和借鉴各民族文化

少数民族多较汉族更奔放、热情因而总体上更能与人交流，也更能疏导自己的情绪，因此，教师要转变传统观念帮助少数民族学生克服自卑等不良学习情绪，加强同学间的交流与合作，取长补短充分发挥各自文化中与生俱来的优势。

贵州大学研究生篇3

[关键词]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学习策略；英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4-0147-02

一、前言

我国是少数民族人口众多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教育背景，56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满族已全部转用汉语外，其他53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有些民族内部不同支系还使用着不同的语言。56个民族使用80多种以上的语言，其中有25个民族有代表自己的文字，总共有33种文字。而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学习一直是与汉族学生同课堂、同教材、同要求来组织和进行教学的。忽视了他们在英语学习中，由于受本民族语的影响和少数民族地区较低的教育水平而导致的普遍英语基础较差的客观情况。找出少数民族英语教育的不足和问题，探讨如何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水平，是值得所有英语教育者关注的问题。

二、相关研究

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英语的最大障碍是跨语言、跨文化教学.对母语不是汉语的少数民族学生来说，对汉语的理解本来就存在着一定的误差。用汉语作为教学的中介语，在双重语言文化转化的情况下，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英语就更加困难。毕节师专英语系第一科研课题组对贵州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英语的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补充和校正了对有关少数民族语言语音系统的论证，再次进行了语音对比分析，从而得出了毕节地区少数民族学生比起汉族学生来，学习英语元音的困难比学习英语辅音的困难更大等结论。刘翊的调查有表明把英语作为第三语言来学习的少数民族学生，他们学习英语的方法与汉族学生有一定的差异。陈洁指出非英语专业少数民族学生对英语学习的误解，主要体现在对语言能力的要求、学习的价值等方面。大部分的少数民族学生把成绩提高缓慢的原因归于客观环境，从而对英语学习持消极悲观的态度，对现状感到束手无策。

Oxford指出语言学习策略是“学习者为了使自己的学习更为有效，更为自主、更为有趣的行为”。他把学习策略分为6大类，其中属于直接影响学习的策略有记忆策略、认知策略和补偿策略；而属于间接影响学习的策略有元认知策略、情感策略和社交策略。国内学习策略的研究结果表明学习方法不同是造成英语成绩差异的主要原因；母语策略与形式操练策略对大学英语四级成绩有明显预测力；但是关于少数民族大学生这一特定群体的英语学习策略实证研究几乎没有。人们一般都把他们与大学生同等对待，没有意识到这一群体的特殊性。以少数民族学习者为研究对象的策略研究还较少，像Aiquan，Lucy L.F.和F.Stevens研究中所界定的少数民族与本文所调查的少数民族的民族内涵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中国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策略的研究才刚起步。

三、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学习策略的现状调查

（一）调查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232名原籍贵州的少数民族学生。分属苗、布依、侗、土家、彝、水、白、壮、回、仡佬、瑶、满族、穿青人（未定民族）14种少数民族。

（二）调查问卷设计

研究工具为英语学习策略调查问卷。本问卷是参考Ox-ford设计的学习策略调查表（Strategy Inventory for LanguageLearning）和程晓堂、郑敏设计的英语学习策略调查表的基础上，根据少数民族学生的情况，增加了依赖母语策略，包含中文翻译策略和本民族语翻译策略两个方面。目的是想了解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受中文和本民族语影响的程度。问卷采用选择题形式，用李克特氏量表的五点评分法，并用SPSS10.0软件对数据进行相关统计分析。

（三）调查数据的统计与分析

根据程晓堂、郑敏对英语学习策略平均得分的分析，平均分为4.5-5表示总是使用学习策略；3.5-4.4表示通常使用学习策略；2.5-3.4表示使用情况一般；1.5-2.4表示通常不使用策略；1.0-1.4表示几乎从不使用。结果详见下表。总体来看，认知策略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英语学习中最经常使用的策略，这说明大多数学生都知道熟能生巧的学习原道理，并在实践中能采用各种方法进行操练。同时还证明多听、多说、多读、多写是英语学习中比较有效的方法，得到了学生的认同。其次元认知策略和记忆策略经常被采用，说明许多学生能在学习中自觉地制订学习计划，经常复习，通过各种方法加深记忆，巩固学习成果，并能经常地检查学习效果。值得关注的是中文翻译策略也经常被采用，说明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仍习惯中文思维，对汉语的依赖比较大。本民族语翻译策略的平均值最低，说明大多数学生并不经常采用把英语翻译成少数民族语的方法。

四、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学习策略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第一，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经常采用记忆策略。但采用的形式比较单一，只通过重复说或写来背单词，而很少使用其他的较灵活和生动的记忆方法。教师应引导学生学会使用更多、更有效的记忆英语的方法。

第二，认知策略是少数民族学生最经常使用的策略。表明他们通过多年的英语学习，已经养成了课前预习，课后复习的良好学习习惯，也知道在课堂上认真听讲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许多学生喜欢看英语电视、电影，但多数学生不喜欢读英语书籍。他们能够利用推理、归纳等手段分析和解决问题，学校和英语教师应尽力为学生创造有利于英语学习的外部条件，鼓励学生在课堂内外多运用英语。

第三，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用英语与英语国家人士进行对话交流的机会极少，校园第二课堂英语活动不多，调查说明大多数少数民族大学生还没有掌握如何在英语学习中使用补偿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有效地进行英语交际活动。

第四，善于学习的人会经常使用元认知策略。调查说明一部分少数民族学生经常采用元认知策略，能在学习中自觉地制订学习计划，经常复习巩固学习成果，并能经常地检查学习效果。而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不会运用元认知学习方法，不会评价自己学习的效果并以此总结有效的学习方法，这也是阻碍他们整体英语水平提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第五，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忽视情感策略和社交策略，他们的英语学习环境和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这些策略的运用。不善于利用英语交流来提高自己。

第六，相关研究表明优秀的学习者在英语学习中往往不喜欢采用中文翻译策略。此次调查显示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仍经常采用中文翻译策略，这是一个值得引起英语教师注意的现象。应提倡英语教师在英语教学中经常用英文讲课，培养学生逐步养成用英语思维的习惯。

第七，本民族语翻译策略统计分析显示由于受本民族语潜移默化的影响，一部分学生在英语学习中会借助本民族语理解英语的意思。这一部分的调查结果体现了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学习的特点。由于受本民族语潜移默化的影响，一部分学生在英语学习中会借助本民族语理解英语的意思。这次调查的结果也说明大部分贵州的少数民族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受本民族语言的影响并不大。

五、结论

关于母语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学界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学习者原先所掌握的语言在大脑中根深蒂固，在语言结构和表达方式上已经形成固定的模式，由此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要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就意味着要打破以往固有的语言习惯，建立一套新的语言模式。因此，学习外语的过程就是不断克服与消除母语影响的过程。依据这一理论，少数民族学生在开始学习英语时，掌握的语言多于汉族学生，因此他们受到的干扰更多，学习难度更大。所以，教师在观念上要明确少数民族大学生是非常需要培养学习策略的，在教学过程中，应当关注学习策略的培养与训练。正确、有效的学习策略除了要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摸索外，但更重要的是教师要适时传授各个时期及各个项目的学习策略，尽快接受、掌握、运用最佳学习策略。并且，大学阶段的学生认知能力发展迅速，认知方式逐步丰富、扩展，其观察能力、记忆能力、想象能力，尤其是抽象逻辑思维能力也在快速的发展，逐步趋于成熟和稳定，对他们进行学习策略培训更有益于他们学习能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贵州大学研究生篇4

关键词：大学生第二专业学生学习；倦怠；调查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5-000-01

学习倦怠的概念起最早源于职业倦怠，目前国内外尚未有统一定义，国内相关研究起步晚，研究方向较为单一。Schaufeli等（2002）提出学习倦怠是指由于过度的学习需求而使学生产生情绪耗竭、疏离学业、成就感低落；连榕等人（2005）提出大学生的学习倦怠是学生焦虑、低自尊、疲乏等消极学习心理的表现，反映了学生的负面学习态度。随着我国高校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高校为学生设置“双学位・双专业”教育模式，旨在为社会主义市场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级人才。但大学生在选择第二专业的同时意味着要面对更加繁重的课业与学习压力，导致部分学生学习产生倦怠甚至影响了自己本专业的学习和生活方面。本研究以贵州省第二专业学生的学习倦怠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可以扩充学习倦怠理论研究，同时为大学的教学与管理提供实践支持。

一、对象与方法

1.对象

本研究以贵州省大学生学习第二专业的学生为研究对象，选取大学二年级、大学三年级、大学四年级三个年级参加双专业的学生各70人，另随机选取未参加双学位的学生90人，共发放问卷300份，收回280份，有效回收率93.33%。

2.研究工具

采用连榕等人编制的《大学生学习倦怠调查量表》[1]，量表有较好的信效度。量表共20个项目，3 个分量表，包括情绪低落、行为不当，成就感低。5级计分，信效度较好。

3.统计方法

采用SPSS16.0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二、结果

1.贵州省大学生第二专业学生学习倦怠现状

第二专业学生学习倦怠总体情况高于非第二专业学生。

2.第二专业学生学习倦怠的性别差异分析

第二专业学生学习倦怠在性别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

3.第二专业学生学习倦怠的年级差异分析

不同年级的第二专业学生在倦怠总分、行为不当因素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4.第二专业学生学习倦怠在是否独生子女的差异分析

有独生子女的倦怠总计略高于非独生子女，其他方面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5.第二专业学生学习倦怠的生活环境的差异分析

城镇与农村居住的学生学习倦怠在成就感低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

6.第二专业学生学习倦怠的不同主修专业的差异分析

不同主修专业的学生在成就感低因素上具有显著性差异。

三、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98%以上的第二专业学生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学习倦怠，严重学习倦怠者占到47.8%。双专业学生表现出的学习倦怠总体上要比非双专业学生更严重，这说明双重学业的压力对学生的学习心态造成了较大的影响[2]。

从第二专业学生的性别差异上看，男生与女生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第二专业的学习不论对男生或是女生都增加了负担，同时使男女生都产生了学习倦怠。但在成就感低方面男生的分数要高于女生，可能因为男生不论是从个人、家庭还是社会方面都被赋予了更高的期望，传统观念中男性更是要负起上养老下养小的责任，所以男生在学习过程中总是会不断地自我施压，即使在取得了一些成绩仍然无法获得太高的成就感。

从年级上来看，不同年级的第二专业学生在行为不当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低年级的学生因为刚步入大学校园不久，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通常都是遵守纪律不做出格的事，不会发生诸如逃课、不写作业、考试作弊等现象。但随着年级的升高，不当行为的发生频率也再提高，高年级学生可能会因为已经完全熟悉了身边的环境使得注意力转移到了学习以外的事情上，或是发现现实中的大学与之前自己期待的不同，故产生失望情绪，最终通过不当行为来释放这种消极情绪，也有因为受不正学风的影响通过学习他人而做出不当行为。

从学生的独生子女情况看，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学习倦怠上并无显著性差异，都显示出较高的学习倦怠，但在情绪低落方面，独生子女的情绪低落分数要高于非独生子女。可能因为非独生子女家中有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兄弟姐妹，他们有倾诉的对象，对自我调节情绪方面有帮助。另外，从第二专业学生的家庭环境看，城镇居住的学生与农村居住的学生在成就感低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因为农村的孩子许多都将考上大学看作未来能过上更好的生活的唯一途径，他们在考入大学前多数都是自己所在村镇学校的佼佼者，而在进入大学以后，一方面接触到了更多的新鲜与未知事物，这往往会使他们产生自卑情绪，而一旦学习上不能取得理想的成绩就更加让他们的成就感低落。另外随着就业压力的加大，大学文凭渐渐不再那么独特和令人骄傲，上了大学并不能代表未稳定的收入，这也促使农村出来的孩子们缺乏成就感。

最后，从主修专业上看，不同主修专业间的学习倦怠也存在着显著性差异[3]。不同专业的课程强度不同，有的专业容易被接受，有的专业由于专业性太强使学习变成了负担。有许多人学习的专业并不是他们一开始想要读的那个专业，有可能分数不够也有可能被学校调剂，使得专业认同感较低，学习的动力机会不足。学生选择第二专业的目的或因为兴趣所致，但更多的是出于就业考虑，希望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这就导致主修专业本就学起来比较吃力，现在又加了一个专业，压力更大了倦怠也就更容易增加了。

综合以上的研究发现，可以为贵州省的大学教学与管理方面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持。

参考文献：

[1]连榕，杨丽娴，吴兰花.大学生的专业承诺、学习倦怠的关系与量表编制[J].心理学报，2005，05：632-636.

贵州大学研究生篇5

关键词：山地；山地文化；贵州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3）01-0085-06

山地是在地球陆地上高高突起的部分，与平原和平缓地带相对比而言，无论在各种自然的还是社会人文的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区别。人类文明的起源、进化与发展都离不开山地，山地文化的产生又是山地生态智慧的结晶。山地具有全球意义的淡水、生物多样性、社会文化多样性和适于旅游以及矿藏丰富等几大资源优势，在当今人类的家园――地球遭受人为破坏，资源、环境越来越成为制约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性和战略性难题时，山地、山地文化就成为了我们探讨的重要课题。

一、山地文化研究的缘起

山地构成了地球地貌形态的基本类型，人类各民族在适应山地地理特征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山地文化则构成了世界各国地域文化基本框架的重要部分。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它由奇妙的山地构成，我国是世界山地大国，贵州是全国山地大省，探讨山地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规律及其在持续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七大洲与四大洋的山海一体大世界

山地决定地球表层格局和演化，支撑地球的生态环境，尽管它只占全球陆域面积的20%，但它构成了七大洲地域的基本框架，与四大洋形成了山海一体的大世界。支撑其框架的正是世界的两大山系带，一是贯穿亚欧非三大陆的横向山系带即喜马拉雅-阿尔卑斯-阿特拉斯山系带，包括亚洲的喜马拉雅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欧洲的阿尔卑斯山脉和北非的阿特拉斯山脉等，构成了约占全球陆域面积1/2的亚欧非三大陆的基本框架；二是环太平洋的纵向山系带，即世界上最长的科迪勒拉褶皱山系，北起阿拉斯加，沿北美、南美大陆西境直达火地岛，由海岸山脉、落基山脉、内华达山脉、马德雷山脉和安第斯山脉组成；横向山系带向东经中南半岛、印度尼西亚至巽他群岛与纵向山系带相接，恰似地球的“骨骼”。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中国、古希腊世界五大文明[1]和印第安人古文明的发源地，大致分布在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大陆山地，为全世界的现代文明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因此，保护地球的“骨骼”及其山地，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二）我国地形三阶梯与两大山地生态系统的构成

我国地势西高东低，面向太平洋，大致呈三阶梯状下降的地形特点。在互补的地域地貌形态的生态系统中，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为第一阶梯和内蒙古、黄土、云贵三大高原及准噶尔、塔里木、四川等三大盆地为主的第二级阶梯的山地高原生态系统，辽东、山东、东南三大丘陵和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三大平原为主的第三级阶梯的山地丘陵平原生态系统，

向东南自然延伸的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的海洋生态系统，构成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根基。在两大陆地生态系统中，除平原以外的丘陵、山地、谷地、盆地、高平原和高原等地貌形态被统称为山地或山地大家族，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70%。山地高原生态系统和山地丘陵平原生态系统的山地自然过程构成的两大地域，与“爱辉―腾冲一线”划分[2]、地势板块划分[3]和东、西部划分[4]的两个不同自然人文地域的认定基本一致，共同揭示了山地自然过程及其规律。

（三）我国两大山地生态系统与两大山地文化区的契合

中华先民依托东亚喜马拉雅山大陆建起幅员辽阔的国家，传承至今有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19个“文化区”， 而且分为东、西两大文化区。其共同点均以山地为支撑，该两大文化区与东部山地丘陵平原生态系统和西部山地高原生态系统正好吻合。其中，在我国地形第一阶梯和第二级阶梯的山地高原上，山地大家族齐聚，分布有青藏、西域、塞北、甘宁、三晋、三秦、巴蜀、滇云、贵州等9个“文化区”。在第二级阶梯边缘至第三级阶梯的山地丘陵地域，山地大家族散居，成为了前平原文化和前海洋文化的依托，涵盖三大平原和东南沿海地区，分布有松辽、燕赵、中州、齐鲁、安徽、荆楚、江西、吴越、闽台、岭南等10个“文化区”。两大山地生态系统与两大山地文化区的契合，揭示了山地文化正是山地人文过程与山地自然过程的时空耦合的产物，相互间交融发展，互补共赢。

（四）云贵高原与南北走廊

云贵高原地处我国西南部，内联世界上最大最高的青藏高原上的自治区、山水盆地聚合的四川省、集四大（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一体的重庆市、山地丘陵平原连体的湖南省、山海一体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外邻中南半岛山地高原的缅甸、老挝和越南，虽与山海一体的印度、泰国不接壤，但距离也较近。云贵高原既与东南亚山地在大陆地理板块结构上属连续体，又在民族分布和文化亲缘关系上同为连续体，千百年的环境与文化的相互交融，造就了山地高原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封闭的历史个性，使云贵高原成为荟萃农耕、牧耕和游耕文化的聚宝盆，形成中华文明演绎的六大板块之一[5]，并与北面的“藏彝走廊”和南面的“岭南走廊”紧密联系，成为中华民族多元结合为一体的缩影。

（五）贵州山地的民族文化生境

云贵高原因地理方位的区别，分为云南高原和贵州高原，又各自分为滇云和贵州两个文化区。贵州高原位于云贵高原东部，居内联一侧，由乌蒙山、大小麻山、大娄山、武陵山（梵净山）、云雾山、雷公山、月亮山等七大山系和乌江、盘江（南、北盘江）、红水河、赤水河、清水江、氵舞阳河、都柳江等七大水系间相分布构成，山地起伏，丘陵坝地相间，岭谷高差大，岩溶地貌广，地面崎岖，成为了全国独无平原农业支撑的山地省份，山地立体农业就成为了贵州人的生计选择。在贵州建省600年以前，原为周边几个行政区的结合部，是典型的族际区域和民族交往的大走廊，为氐羌、百濮、百越、苗瑶以及中原汉族等五大族系的文化交汇之地。大山的包容，使先后进入贵州的各民族都能够找到各自的栖息之地，并在文化适应环境过程中，创造出各具特点的民族文化生境，形成民族文化与自然在“本真――回归”和“个性――偏离”之间的耦合运行，即使世居贵州的各民族在山地环境中获得了足够的生息繁衍和发展空间，又使自然在不同的民族文化生境中获得了足够的尊重，从而达成文化与环境二者的相互依存与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因此，以贵州山地为基点的西南山地民族经验，不仅为我们参与全国乃至国际山地文化人类学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而且为应对人类的家园――地球的自然灾变及其人类生存要素的灾变提供贵州山地文化的认知范式。

二、对山地文化的共识

地理环境是人类活动的舞台，是社会发展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之一，全世界山地占陆地面积大约只有30%左右，可是形成的山地文化则成为了人类独特的记忆和认同。

（一）传统的山地文化感悟

我国是世界山地大国，必然有区别于世界的大国的山地文化，自古如此。据我国人文地理学家邹逸麟先生研究，全国特定的自然条件大致分为东、西两部三大自然区，西部有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区，三是东部季风区；西部两区占全国陆地面积的55%，只居住全部人口的5%；东部一区只占全国陆地面积的45%，则居住着全部人口的95%。这种格局，近两千年来没有根本的变化。在东部季风区，人们早期主要居住在山麓地带，后来才向平原地带发展。先民们自落户山地，从“茹毛饮血，茫然于人道”的“人法自然”，逐渐形成与“天道”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人道”，就经历了千万年的山地文化创造过程[5]。自然界中的山地是真正的主人，它比先民们早存在了若干万万年，先民们住在它这里，当然是客人。那么，山地文化就是山地人文过程与山地自然过程的时空耦合的产物了。后人不管用“文化”二字去寻找我国的古文献解释，还是去对应外国的kultur或culture，或是比对1871年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作的定义，至20世纪70年代仅此定义就有250余种。实质上，我国先民们在漫长的两个“过程”的时空耦合实践中，就已将这种“文化”的“自然的人化”之含义表白了，只要后人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与自然界这位主人和谐相处，适应它、利用它，自身的价值观就在这两个“过程”中逐渐体现出来了。我国群经之首，《周易・贲卦・彖传》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东汉王充在《论衡・明雩》说的“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讲的“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等等，也都诠释了人地各有规律和理应同等看待的道理。在贵州这块山地上，传承至今的一个世居仅百余万人口的弱小民族，就世代传唱着：世间谁是主人翁/侗家祖辈教孩童/山河是主人是客/做客之人要谦恭/山水总有丰盛席/一代吃光二代穷/要留青山栖百鸟/要留绿水养鱼龙/莫当好吃不留种/枉来人世走一通。① ①贵州省从江县文化馆梁维安收集整理。这些，都是传统文化对以上两个“过程”的感悟所获。

（二）多学科交叉的共识

19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球环境的改变，科学门类出现了跃迁性变化，促进了多学科的交叉发展，特别是生物学-生态学-人类生态学-文化生态学的发展，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山地学的发展，还有相互间交叉的发展，从不同视角助推了对山地文化研究的召唤。1851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自然选择学说，强调生物进化是生物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促进了生态学的发展，使生态学成为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汇点，并与山地文化是山地人文过程与山地自然过程时空耦合的产物形成了明显的对应关系。同一时代的地理学家或人文地理学家对人地关系的解释，人文地理学的“人文”二字与自然地理学的“自然”二字相对应，对山地文化是山地人文过程与山地自然过程时空耦合的产物，早有先见之明。德国地理学家、近代地理学创建人之一的李特尔（Carl Ritter，17791859），著有《欧洲地理》《地学通论》《地理学――地理对人类素质和历史的关系》等。他在《关于比较地理学的思想》中指出：地理学作为“充满大地物体的空间和空间关系的学科，没有时间的尺度或者年代的联系是不行的。”地理学的立论就是建立在地理的时空之中，人文一旦进入，就产生了耦合作用。他在《地理学――地理对人类素质和历史的关系》一书别探讨了自然现象与人文现象的相互关系，把自然作为人文的基本原因，强调自然界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法国人文地理学家白吕纳（Jean Brunhes，18691930），著有《人地学原理》《历史地理学》《法国人文地理学》等。他在《人地学原理》中指出：“人地关系本来是无定的，因为它全视人类的需要与欲望而定，而这些心理因素常有变化，所以，人地关系也就变化无常了。”还说：“事实上，人类开发地力愈烈，与环境的关系愈密，则人类受自然的控制反愈益深切。”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 19021972）通过对美国落基山脉肖肖尼部族（Shoshoni）与大平原印第安人资源利用方式的比较，看到了文化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因果过程，率先将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引入人类学研究领域，并从跨学科的角度，综合探讨人类文化的适应问题而首创“文化生态学”（Cultura1 Ecology）的概念和理论[6]。邹逸麟先生在《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前言中指出：“人文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人类活动（精神和物质）或人与环境之间关系所形现象的分布、变迁及其地域差异。”[7]不言而喻，山地文化的概念只能在多学科交叉的视角下，才能返璞归真，形成一致的共识。

三、关于贵州山地文化的研究

我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伟人、集儒释道三家而创立阳明心学之王阳明，进入贵州山区，就发出了“天下之山，萃于云贵；连亘万里，际天无极”的感叹。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对贵州山地地貌形态及相关文化首次做了比较系统的科学记述。清代旅黔文人墨客们也留下了许多关于贵州山地及山地文化的零散记录。这些先贤留下的文字，为后人认知和解读贵州山地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到20世纪初，民族学、人类学传播到我国，即有鸟居龙藏等著名外国学者到贵州山地作民族文化方面的调查研究。30年代末至50年代前夕，来到贵州的外地或外国的学者（如鲍克兰、吴泽霖、陈国钧、罗荣宗等）及其带动下的贵州本土知识份子（如杨汉先、梁聚五等），深入贵州山地调查研究，获得了一批成果。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弄清各主要少数民族情况，搜集和积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所必需的资料，开展了10余年的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积累了20余册约300万字的调查资料，对贵州山地民族文化的研究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对贵州山地民族文化的全面调查研究，实际上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六山六水”调查才真正开始。1980年，中国民族学研究会在贵阳召开。次年，成立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提出了组织民族调查的倡议，贵州省民族研究所作为该学会的团体会员积极响应。1982年，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召开第二届年会，积极筹备“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工作，计划对省内少数民族世居的“六山六水”地区逐步开展调查。1983年，为贯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精神，由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负责牵头组织，以学会联系各单位、人员之间的协作，组建民族学、历史学、经济学、哲学、语言学、教育学、考古学等专业人员的“月亮山区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队”，历时三个月，汇集了80万字的调查资料，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此后，每年继续组织进行“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迄2012年编辑出版有《贵州民族调查》29集，共刊印调研报告1150多篇，约1700万字。其中，2008年精选部分调查报告700多万字，编辑成《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公开出版。这一重要学术工程在贵州民族工作和民族科学研究上起到了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使贵州省各民族的民族志资料极大丰富，有力地促进了党和国家在贵州民族工作事业方面的向前发展，并为我国和世界民族科学研究宝库积累了可贵资料。从“‘六山六水’民族调查”的学术历史，就足可以看出，山地是贵州的天然品牌。数十年不间断的山地民族调查充分显示了山地对于贵州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进入21世纪前夕，以地域文化为背景，在贵州学界掀起了“贵州文化”研究讨论的高潮，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对“贵州山地文化”和“贵州山地文明” 的认识。1995年，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贵州历史文化研究会联合在贵阳花溪召开“贵州文化与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十六届年会”，第一次将“贵州文化”作为一个地域文化的学术问题，提到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来讨论，成为贵州历史上破天荒的一件大事；向海内外宣传贵州，使海内外人士进一步了解贵州现代经济和文化建设的特点，提高贵州文化在大文化圈中的地位以及在全国和亚洲的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对开拓贵州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受到会议的启发，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开始酝酿编写一套“贵州文化系列丛书”，成立了以老同志苗春亭为主任的丛书编委会，围绕贵州文化这个主题，确定了10个选题，从不同的方面展开论述，突出贵州文化的特点和亮点。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史继忠，是这套丛书的策划人之一，他在2000年出版的《贵州文化解读》一书，第一次解读了贵州“山地文化”的理念。后来，他撰写的《贵州文化》一书列入冯天瑜等人担任总主编的《中华地域文化大系》，使“贵州文化”成为了全国19个地域文化区之一，将贵州山地与地域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联系起来，为我们确立贵州山地文化作为中国重要地域文化板块的定位奠定了基础。

当迎来贵州建省600年之际，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贵州建省六百年研究丛书》共9本，深度解读了600年时空中贵州山地的发展变化，将“地方性知识”与“区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来。“从前人走过的路中，看到他们有那些成功的经验和导致挫折的教训”[8]，揭示了贵州山地文化正是贵州山地人文过程与贵州山地自然过程在600年时空中的动态特征。此外，杨庭硕教授等人以“依托历史，立足现实，尊重过去，面向未来”的理念，摒弃以往对贵州山地各民族生计用“封闭落后”一言以蔽之的历史误读和曲解，通过挖掘整理，以礼敬、欣赏和自豪的态度对待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给予了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的新展示和新解读，出版了《美丽生存――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版）一书，为深化贵州山地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种值得参考的新视角。

四、“贵州山地文化研究”课题的诞生

“山地”为人文地理学、人类学、生态学等多学科研究的基本范畴。山地是“具有一定海拔、相对高度和坡度的高地及其相伴谷地、山岭等所组成的地域”[9]。 “广义的山地包括了丘陵、山地、高原、盆地和谷地等，其中又有高平原、宽坦盆地和宽谷等地貌类型”[10]，形成一个山地大家族，构成了全球陆地地貌形态的基本框架。山地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要探讨和揭示人类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因适应这种地貌形态而在文化上形成的地域性特征。因此，山地文化的研究往往与地域文化联系在一起。

贵州是中国最典型的山地省份之一，研究贵州山地文化，对于认知和理解全国乃至世界山地文化具有典型意义。为此，在2010年，以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现贵州省民族研究院前身）的韩荣培副研究员等人为首组成的研究团队，按照国家社科规划办对全国地域文化研究的资助要求，立足贵州“六山六水”调研的实际经验，依据建所（院）50年来积累的大量资料和学界的研究成果，设计了“贵州山地文化研究”课题。经过投标、答辩、公示和最后确定，荣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立项（批准号：10&ZD070），成为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首次获得的最高级别科研项目，实现了贵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零的突破。

贵州山地文化的核心是贵州各民族源于生物对环境适应所积累的生存智慧，实质上就是生态智慧，是将主体尺度与客体尺度、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融为一体的最丰富、最深邃的思想。也可以说，贵州山地文化的成果，也正是贵州山地人文过程与贵州山地自然过程在时空耦合中相互适应所积淀的生存智慧，可资借鉴来应对当今文化转型中的许多难题。因此，该课题共设10个子项。其中，山地农耕文化、山地建筑文化、山地制度文化、山地宗教文化、山地文化记忆、山地交往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是按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脉络和分类，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交往文化四个层面，诠释山地人文过程及其与山地自然过程时空耦合的辩证关系；而山地文化多样性、山地生态智慧方面的研究，主要以文化生态学的理论方法，侧重对山地人文过程适应山地自然过程时空耦合的研究；山地文化概论、山地文化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子项目，则主要以人文地理学的理论方法，侧重在宏观上对山地人文过程与山地自然过程时空耦合的分析研究，旨在尝试建立一种融汇多种母体学科理论方法的山地民族学或山地文化人类学话语系统。我们希望该项目的系列研究成果无论是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山地民族学的学术发展还是更大范围的山地科学理论体系的建设都能有所贡献，同时也可为我国的山地发展特别是贵州山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参考文献：

[1] 威廉・麦克高希，董建中，王大庆.世界文明史[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2] 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J].地理学报，1935（2）.

[3] 黄光宇，刘 敏.山地文化特性及其对城镇发展的影响――以重庆市路孔古镇为例[J].规划师，2004（11）.

[4] 范柏乃，龙海波，王光华.西部大开发――政策绩效评估与调整策略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5] 石 硕.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6] 朱利安・斯图尔德，张恭启.文化变迁的理论[M].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

[7] 邹逸麟.中国历史人文地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8] 龙志毅.一项前所未有的工程（代序）[M]//贵州建省六百年研究丛书，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

贵州大学研究生篇6

一等奖

《六盘水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实现贵州“中国梦”的对策方略》

王鹏升 杨璐（中共六盘水市委讲师团）

《土地征用与失地农民补偿安置模式的思考》

陈明芬（中共毕节市委讲师团）

《从（共产党宣言）看“三个自信”》

邢校玲（贵州师范大学）

《贵州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研究》

王计娥（中共贵州省委讲师团）

《解放发展思想与推进后发赶超》

汪勇（贵州师范大学）

《如何加强党员理想信念建设——以六盘水市为例》

刘军（六盘水市社科联）

二等奖

《贵州特色发展道路论纲》

欧阳恩良（贵州师范大学）

《生态司法与生态环境保护初探——以贵阳市为例》

张弘（中共贵阳市委讲师团）

《乡市治理——城镇化进程中贵安新区乡村治理模式新探》

朱玉伟（安顺学院）

《贵州农村新型社区化与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许薇（中共黔南州委党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构中的“核心”与“大众”问题》

蒲文胜 刘应佳（贵州财经大学）

《生态文明与法制建设——以铜仁市制度建设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为例》

孙玲（中共黔南州委党校）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民族文化建设——以铜仁非物质文化为例》

李旭（中共贵州省委党校）

《贵州省党内基层民主的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

罗莉（中共贵州省委讲师团）

《生态文明视野下的贵州经济可持续发展》

周松柏 周超（贵州民族大学）

《贵州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现状与发展思路——以安顺地区为例》

薛伟芳 刘金新（安顺学院）

三等奖

《论科学发展观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建构》

杨（贵州师范大学）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新权威主义”》

张红国（中共黔南州委党校）

《富民党建惠民众凝心聚力奔小康——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创建“富民型”党组织实践调查》

课题组（中共六盘水市委讲师团）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和谐民族关系构建的成就及启示》

李波（贵州师范大学）

《文化强省语境中的贵州文化发展战略探究》

邢瑞娟（遵义医学院）

《新型城镇化决不是搞“造城运动”——给六盘水市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点建议》

朱瑞基（贵州大学）

《浅谈贵州发展后来居上的后发优势一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

周小艺（遵义医学院）

《贵州水资源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钱舒（中共黔西南州委党校）

《如何以文化定位兴义的城市发展战略》

张盛江（中共黔西南州纪委）

《论不甘落后的贵州在新形势下的后发赶超》

杨清虎（安顺学院）

《长征精神：助推干群和谐与助力贵州后发赶超》

王峰（中共遵义市委讲师团）

《金沙“率先小康”的战略思考》

张玉海（中共金沙县委党校）

《协商民主对推进贵州和谐民族关系构建的意义》

陈江涛（贵州师范大学）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构筑六盘水“精神高地”推动跨越发展》

邓琼云（中共六盘水市委讲师团）

《贵州省工业化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范团团（贵州师范大学）

《城镇化语境中的村落文化生态环境建设——基于对美村的调查研究》

韦明项（安顺学院）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与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利用》

饶洪生（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坚持“五位一体”与推动贵州科学发展》

赵健（贵州大学）

《儒学的新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韩淑娟（贵州师范大学）

《在创新驱动中实现跨越与科学发展——以六盘水为例》

封毅（中共六盘水市委党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构成及其计算方法——以贵州思南县为例》

张永江（思南县农业资源区划研究中心）

《晴隆县农村小学教育发展现状及思考》

曾涛（中共晴隆县委党校）

《纳雍工业化与生态自然环境可持续发展分析——以煤电工业和生态环境建设为例》

周林慧（中共纳雍县委政策研究室）

《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下的工业强省探讨一以贵阳市小孟工业园区为例》

赵彬（贵州大学）

《欠发达地区民族文化跨越式发展对策与研究——以龙里县民族文化发展为例》

罗士朝 黎耀文（中共龙里县委宣传部）

组织奖

中共黔西南州委讲师团

贵州财经大学

中共六盘水市委讲师团

贵州大学研究生篇7

关键词：喀斯特洞穴；洞穴旅游；信息化服务平台；框架设计

中图分类号：P9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6）13023504

1引言

洞穴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宝贵财富[1]，是地球自然景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一种具有多方面价值的、不可再生的国土资源。洞穴形成之后便是一个环境相对稳定的地下空间，它与地面存在着特殊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由于洞穴特殊的环境条件，洞内保存有大量的洞外环境中难以保存的多种信息，是研究岩溶发育史、环境变迁、气候变化、人类文化和生物进化的重要场所。有些洞穴内发育有各种次生化学沉积物，具有旅游开发价值。此外，洞穴还有储藏、军事、医疗等用途。与许多学科的发展不同，洞穴研究的深入主要是由地下洞穴探险活动推动的。洞穴探险实践与洞穴科学研究相结合，一般的洞穴爱好者与洞穴科学家相结合的关系，有力地推动着洞穴学的发展。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自然科学，洞穴学在60多年来迅猛发展，现已发展到包括洞穴水文地质[2～4]、洞穴形成与演化[5～7]、洞穴次生化学沉积物[8]、洞穴气候、洞穴环境[9]、洞穴考古、洞穴生物[10]、洞穴开发与资源保护[11]以及洞穴探测与制图[12～16]等相当丰富的研究内容和学科分支[17]。洞穴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而且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喀斯特洞穴以其玲珑剔透、千姿百态的钟乳石类沉积景观和幽静深远的洞穴环境，在全世界范围内已成为一种极其重要的旅游资源等。

中国不论在洞穴分布的面积上、发育的数量上、洞穴系统的规模及形成历史的时间长度上，还是在洞穴次生化学沉积物的形态种类和洞穴景观的旅游价值上，均处于世界洞穴大国的地位，但也是探测程度较低的国家之一[18]。特别是以贵州高原为中心的中国南方喀斯特地区，广布的碳酸盐岩和湿热的季风气候，为洞穴发育提供了优越的物质基础和水动力条件，其喀斯特洞穴的演化发育过程具有较好的典型性与代表性，但洞穴旅游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知名度不高，贵州“洞穴王国”这一优势在旅游业中并未充分体现出来。同时洞穴的神秘性为冒险者提供了在黑暗未知的地下世界爬行的体验，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追捧。洞穴探险若要在我国民间普及，贵州具备良好的技术基础条件，洞穴探险与洞穴潜水两项旅游运动的开发，将成为贵州旅游的新特色，势必成为贵州旅游经济中的新增长点。

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网络作为新的旅游信息平台，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利用信息化对传统旅游业加以改造提升已经刻不容缓。洞穴旅游作为一种面向世界的朝阳经济产业，迫切需要一种公共的技术及信息服务平台，来整合优化配置地表、地下的旅游景观，为景区和游客之间架起一座资源共享的桥梁。同时，运用信息技术协调洞穴旅游开发与保护之间的关系，简化洞穴管理和保护工作，为洞穴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辅助已成为大势所趋。结合以上需求以及现有工作基础，研究拟通过制定相关标准规来规范喀斯特洞穴调查与编录，构建喀斯特洞穴信息数据库，结合贵州省大数据产业与智慧旅游发展的契机，建设贵州喀斯特洞穴旅游资源信息化服务平台，实现资源信息共享并提供应用服务，是贯彻落实“国发2号文件”和贵州省“5个100工程”的重要途径，是实现贵州喀斯特旅游资源国际影响力快速提升的重要步骤，将有利于促进洞穴资源科学和合理的开发利用，整合聚集国内外喀斯特洞穴研究人才，进一步提高我国洞穴科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地位。

2贵州喀斯特洞穴探测历史及现状

贵州喀斯特洞穴的探测历史，最早可追溯到360多年前中国明末著名的旅行家、地理学家、喀斯特地貌和洞穴学家徐霞客。1638年3月起，徐霞客从广西南丹进入贵州，历时一个多月，考察了贵州的喀斯特地貌及风土人情，其中，洞穴的考察尤其详细[19]。而解放前从清朝到20世纪40年代，除了贵州各县志对洞穴有资料性的记载外，对已洞穴为专题的研究报道几乎未见。新中国成立后，贵州的洞穴探险与生产建设和科学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主要集中在水利水电建设、交通建设、水文水资源开发利用、农业地理调查以及考古研究中洞穴的考察研究。

自1985年起，贵州省山地资源研究所、贵州师范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先后与国际洞穴组织在贵州联合开展了大规模的洞穴科考，拉开了国际合作的序幕，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20～23]，相继在贵州发现了一些深长大洞穴系统，为所在区域的地质科学研究、旅游资源开发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同时有力的推动了贵州洞穴资源的调查与测绘工作，提高了贵州洞穴的调查研究程度[24]。

其中，绥阳双河洞就是贵州省山地资源研究所先后和日本洞窟学会、法国洞穴联盟青年洞穴潜水协会历经26年的成果，并于2004年成功申报国家地质公园，截至2014年12月，双河洞系统以161.788 km继续领跑中国第一长洞；1987年探测的织金洞（打鸡洞）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洞穴，2015年成功申报世界地质公园，如今洞内无线网络覆盖，为洞穴智慧旅游做好了铺垫；1985年探测的龙宫，已然和黄果树瀑布组成了贵州喀斯特旅游的一张名片；1989年在紫云格必河发现的苗厅誉为“中国第一大洞厅”，2014年中、英科学家带上精密的3D激光扫描仪再次前往测量，苗厅最终被确认为“世界上容积最大的洞室”，考察报告刊登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

现代洞穴探险国际合作不仅逐渐揭开了贵州地下神秘世界的面纱，并且使世界上的洞穴研究者和探洞爱好者认识了贵州，提高了贵州洞穴的知名度，其中不少洞穴被开发为旅游景点，成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但贵州省至今还未形成一整套喀斯特洞穴资源数据的共享平台，缺乏对外宣传的窗口，成为阻滞贵州省洞穴资源合理开发与保护利用的瓶颈。

3贵州喀斯特洞穴旅游资源信息化产业

发展的契机当前贵州旅游业发展正处于优越的政策环境之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号）明确了把贵州省建设成为全国“旅游发展创新区”作为贵州发展的重大战略之一；2013年省委省政府决定实施“5个100工程”作为实现贵州又好又快发展的主要抓手，其中重点“打造100个旅游景区”成为贵州省实施“5个100工程”的主要内容之一；《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科技创新促进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的决定》（黔党发[2011]27号）指出要大力发展我省特色优势产业，围绕我省烟、酒、茶、药、旅游等特色优势产业，整合科技资源，以突破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关联技术为重点，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创新成果应用和产业技术升级。这一系列利好政策既明确了贵州省旅游的主体地位，又在科技创新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现代社会网络化、科技化的发展程度越来越高，信息技术已经被运用到旅游产业的很多环节，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的各大旅游咨询网站、智能手机移动终端的旅游应用、二维码电子门票、酒店预订、机票预订、线路规划、电子导游等都是典型的代表，可见信息科技成为了旅游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国家旅游局在《中国旅游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中就提出 “以旅游信息化建设为引领，加强现代科技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在旅游业中的广泛应用，推进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升级，满足多样化的现代需求”。旅游产业发展已经成为贵州省级发展战略，贵州省正在全力落实全省旅游规划工作，3万亿元投资助力“国家公园省”建设，全省旅游行业智慧旅游建设蓬勃开展。喀斯特洞穴作为贵州最重要的特色旅游资源之一，是未来信息化旅游发展的重要载体。

4贵州喀斯特洞穴旅游资源信息化产业

发展的契机结合贵州近30年来中外联合科考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集成喀斯特洞穴探测、数据存储及挖据关键技术，规范洞穴调查与编录工作，构建喀斯特洞穴信息数据库，并充分运用现代空间技术、互联网技术和物联网技术，搭建贵州喀斯特洞穴旅游资源信息化服务平台，根据公众需要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从而实现将现代信息技术与旅游业相结合，给传统的洞穴游览增添新的动力。

4.1喀斯特洞穴数据采集及图形表达技术规范

洞穴勘测所得的数据和图形是调查和探险活动被公认的基础和依据。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对洞穴资源的调查和编录工作，但贵州洞穴资源的综合调查研究、归类汇总、建库[25]等工作滞后，洞穴资料分散而凌乱，整个洞穴资源 “家底”仍然不清楚，探洞技术和方法有待提高和规范，洞穴数据采集与图形表达规范标准不统一，一系列技术规程和标准有待研发和制订。因此，首先要总结或改进世界喀斯特洞穴资源探测先进技术，研制喀斯特洞穴数据采集及图形表达技术规范，促进洞穴勘测规范化操作以及数据共享，规范贵州乃至全国其它喀斯特地区洞穴调查与编录工作。

4.2不同来源、不同软件平台下洞绘制数据之间

的转换研究长期以来，喀斯特洞穴资源调查内容分散而凌乱，并多重复性工作，成果不利于合理共享。因此首先要广泛收集各种资料，包括论文、专著、报告、网络、媒体等，然后统一分类整理，并研究它们如何转换到Skyline平台将是构建数据库工作的基础。

4.3洞穴资源空间信息数据库规范构建

以喀斯特洞穴空间分布为基础，以岩溶洞穴学先进理论为指导，以地质观察研究为基础，采用GIS技术支持，利用广泛搜集的资料，合理选取洞穴资源特征属性信息，依托Skyline平台，规范构建喀斯特洞穴信息数据库。记录内容包括洞穴位置、地貌部位、地质背景、规模特征、景观特征、科学研究、文献资料和照片等。

4.4喀斯特洞穴数据库管理应用与数据挖掘

运用构建的洞穴空间信息数据库进行有效、快捷的信息查询，同时叠加地形图、水文地质图、遥感影像图和交通图等进行空间分析，可宏观分析洞穴空间分布规律、水资源开发利用价值、旅游开发与保护途径、资源优化配置方案等。

4.5贵州喀斯特洞穴旅游资源信息化服务平台建设

充分利用现代空间技术、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结合贵州省“洞穴王国”的省情及资源开发利用的实际需求，建立一套面向公众的贵州喀斯特洞穴资源信息化服务平台，向客户端提供技术服务，满足大众科普、洞穴科学研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优化配置等各类工作需要（图1）。

5结语

喀斯特洞穴是贵州特色旅游最重要的名片之一，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成为世界喀斯特旅游的重要目的地。传统的洞穴旅游显然跟不上时展的节奏，利用信息化对传统洞穴旅游业加以改造提升已经刻不容缓。依托贵州省大力发展特色旅游业以及大数据建设的良好契机，构建贵州省喀斯特洞穴旅游资源信息化服务平台，将现代信息技术与洞穴旅游发展相结合，实现资源信息共享并提供应用服务，将会给传统的洞穴游览增添新的动力，为洞穴旅游资源科学规划与保护开发提供科技支撑，从而实现贵州洞穴旅游资源的有序和深度开发，是贵州实现从“旅游资源大省”向“旅游业大省”转变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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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ointed out thatthe evolutionary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karst cave inGuizhou plateau，the center of south China karst regions，has good typicalness and representativeness. But so far， the overall number of Guizhou karst caves is still unclear， greatly affecting the degree of cave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its popularity in Guizhou Province.The fundamental reason lies in thefailure to build a unified investigation，detection， and data sharing and management platform.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Guizhou karst cave tourism resources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a powerful way of combining the cave tourism developmentwith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ll add new impetus to the traditional cave sightseeing， provide technology supportforscientific planning and protection of the cave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so as to realize the caves of Guizhou Province tourism resources orderly anddeeply.It can help turn Guizhou from "tourism resource province" to become the "tourism province"as an important breakthrough. This paper woulddesign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framework from the karst cave tourism spatial database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different software platform data conversion， data mining and wisdom， tourism and other aspects， and strived to achieve the upgrading of the karst cave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贵州大学研究生篇8

关键词：贵州；煤层气页岩气；协同研究中心；清洁能源

中图分类号：F426.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7）8018305

1引言

据贵州省煤田地质局研究的成果，贵州煤炭资源总量为2419亿t，占全国的4.3%；煤层气资源总量为3.15万亿m3，约占全国的10%，排名全国第二，素有“北有山西，南有贵州”之说。并且而根据最新调查资料显示，贵州省页岩气地质资源量为13.54万亿m3，可采资源量约1.95万亿m3，近年来排名已经上升至全国第三[1]，煤层气和页岩气作为洁净能源其开发利用价值在我国能源行业引起高度重视，贵州省将其列为新能源产业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与水电、风能、太阳能等项目联合开发。但是在煤层气页岩气的开采技术上还有待更新进步，而成立煤层气页岩气工程技术协同研究中心对贵州未来在新能源开发方面的发展将起着重要作用，并对贵州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便利和缩短进程。

2贵州的发展史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山区，《黔志》曾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记载，后来又有“人无三分银”的说法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地质勘探技术，气象科学等的发展，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的认识逐步由地面到地下、由感性到理性地逐步深化。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贵州山川秀丽、气候宜人、资源丰富、人们勤劳。只要贵州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强团结，努力工作，那么贵州的社会主义建设必将后来居上，大有希望”[2]。经过解放60余年的建设和发展，全省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的巨变。但是由于原来的基础差、底子薄，同全国特别是同发达地区相比，贵州还处于相对落后地位。然而，贵州具备良好的资源禀赋，又积累了相当规模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开发实力，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牢牢把握中共贵州省十届十次全会提出的“十二五”时期“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主基调，重点实施“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两大战略，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奋力后发赶超，贵州的发展必将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而实现历史性的跨越。

3贵州的能源优势

贵州的能源资源富集，主要由水力资源、煤炭资源和煤层气资源组成，形成了水煤结合、水火电互济、煤气互通的能源资源优势。贵州的能源优势为贵州的工业强省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水源是一种可再生能源，是清洁能源，随着矿物燃料的日渐减少，水能是非常重要且前景广阔的替代资源。贵州河网密度大，河流坡度陡，天然落差大。产水模数高，水能资源十分丰富。水能理论蕴藏量为1874.5万kW，居全国第六位。其中技术可开发量达1683.3 kW，占全国的4.4%[3]。按单位面积占有量计算，每平方千米就有1069 W，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5倍，居全国第三位。贵州水能资源的特点是：分布均、造价低、发力高、区位优。

贵州是南方煤炭资源最丰富的省区，成煤地质条件好，煤炭资源储量丰富，分布广泛而又相对集中，具有储量大、煤种全、埋藏浅、分布聚、含硫低、组合好的特点，素有“西南煤海”之称。

贵州与煤炭相伴生的煤层气资源也十分丰富。煤层气俗称“瓦斯”，是以煤为储存的非常规天然气，是一种洁净的气体能源和宝贵的化工原料，中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将煤层气列为21世纪重点开发的又一新能源。经过相关部门研究预测，贵州埋深2000 m以浅的煤层气资源量达3.15万亿m3，储量居全国前列，其丰富甲烷的煤层气占90%以上。其煤层气的分布与煤矿的分布一致，以六盘水煤田最丰，次为织纳煤田和黔北煤田，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煤层气产区。

4研究背景

从国内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和消费结构升级，我国能源需求呈刚性增长，受国内资源保障能力和环境容量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瓶颈约束更加突出，节能减排工作难度不断加大。从国际看，围绕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博弈更加激烈。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部分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优势开征碳税并计划实施碳关税，绿色贸易壁垒日益突出。另一方面，全球范围内绿色经济、低碳技术正在兴起，不少发达国家大幅增加投入，支持节能环保、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等领域创新发展，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4]。

省委书记曾说：“我们要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这样，使保护环境和加快工业的发展有机统一起来，既保住了青山绿水，又使老百姓能够尽快致富，能够增加就业，能够改善人民的生活。”实施工业强省战略，贵州瞄准的是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方向。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需掌握“加减乘除”的运算规则，即努力吸收和整合有效资源，大力引进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项目。坚决淘汰高污染、高耗能项目和落后产能，推进节能减排工作，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以重大项目引领，突出产业特色，行集聚发展、集群发展的工业化发展方向，实现倍增计划。做大产业规模、做长产业链、做强产业群，变资源比较优势为市场竞争优势，提升产业比重。

贵州是“沉积岩的王国”，资源潜力大能保证长期开发所需。贵州工业在不断探索中发展，贵州工业已经在西部崛起，一幅崭新的新型工业化发展蓝图正在描绘。把贵州发展成工业强省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贵州现在的发展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诸如资源约束矛盾突出等。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占全省工业比重的75%左右，随着能源、优势原材料等产业的加速发展，随着人口增长、城镇化建设的加快，能源、水、土地、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生态和环境压力越来越大，所以发展节能工业也将是大势所趋。贵州省不但是煤炭资源大省，也是煤层气资源大省。煤层气资源总量为3.15万亿m3，约占全国的10%，排名全国第二，素有“北有山西，南有贵州”之说。目前贵州省页岩气地质资源量为13.54万亿m3，可采资源量约1.95万亿m3，但是现在贵州资源的勘探与利用现状是资源勘探广而不精、缺乏专业人才与设备。

5贵州省煤层气页岩气资源及勘探开发现状

5.1煤层气、页岩气的定义

煤层气，是指储存在煤层中以甲烷为主要成分、以吸附在煤基质颗粒表面为主、部分游离于煤孔隙中或溶解于煤层水中的烃类气体，是煤的伴生矿产资源，属非常规天然气，是近一二十年在国际上崛起的洁净、优质能源和化工原料。俗称“瓦斯”，热值是通用煤的2～5倍[5]，1 m3纯煤层气的热值相当于1.13 kg汽油、1.21 kg标准煤，其热值与天然气相当，可以与天然气混输混用，而且燃烧后很洁净， 几乎不产生任何废气，是上好的工业、化工、发电和居民生活燃料。煤层气空气浓度达到5%～16%时，遇明火就会爆炸，这是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根源。煤层气直接排放到大气中，其温室效应约为二氧化碳的21倍，对生态环境破坏性极强。在采煤之前如果先开采煤层气，煤矿瓦斯爆炸率将降低70%～85%。煤层气的开发利用具有一举多得的功效，商业化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为国家战略资源[6]。

页岩气，是蕴藏于页岩层可供开采的一种特殊的非常规天然气，中国的页岩气可采储量居世界首位。页岩气的形成和富集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往往分布在盆地内厚度较大、分布广的页岩烃源岩地层中，赋存于泥岩和页岩中，具有自生自储、无气水界面、大面积连续成藏、低孔、低渗等特征，一般无自然产能或低产，目前只能用大型水力压裂和水平井技术才能进行经济开采，而且单井生产周期长。较常规天然气相比，页岩气开发具有开采寿命长和生产周期长的优点，大部分产气页岩分布范围广、厚度大，且普遍含气，这使得页岩气井能够长期地以稳定的速率产气[7]。

5.2煤层气、页岩气开发现状

据了解，贵州省页岩气地质资源量达13.54万亿m3，位列全国第二，可采资源量约1.95万亿m3，排名已经上升至全国第三；煤层气资源总量为3.15万亿m3，约占全国的10%，也同样排名全国第二[1]。所以贵州的煤层气页岩气资源可谓是丰富，但是贵州省内在这方面的开采技术还没有得到进步，而且在天然气开发这一领域也还没有组建得有自己成熟的勘探队和开采队。

根据最新的资讯预测，贵州省在2020年的天然气消费量将达70亿m3，同时也将加大与国外的合作，向缅甸等国家出口天然气。目前已建成的中缅管道每年可提供管道天然气远不能满足需求，缺口较大。开发利用好页岩气、煤层气资源将成为未来贵州省天然气供给的重要补充。虽然贵州省的煤层气页岩气资源丰富，但是目前在页岩气、煤层气勘探开发方面却存在着诸多难题。

贵州省煤层气页岩气的储备量非常大，煤层气页岩气作为洁净能源其开发利用价值在我国能源行业引起高度重视。所以贵州省政府为了加快省内煤层气页岩气资源勘探和开发进程，将全省的资源优势凸显出来，加快贵州的经济建设，贵州省科技厅于2014年4月批准成立“贵州省煤层气页岩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该工程技术中心是专门研究煤层气页岩气勘探开发工程技术的机构，将结合现有的技术基础，通过研究取得技术的突破。到目前也初见成效。而贵州的煤层气页岩气的勘探开发不能只依靠现有的初建成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目前贵州省的多个高校内同样拥有研究这方面的人才和设备，只需结合各个高校的人力物力资源优势，组建一个煤层气页岩气工程技术协同研究中心，将是贵州的在天然气勘探开发工程技术方面如虎添翼。

6贵州省煤层气页岩气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

6.1资源家底不清

从图1可知：目前，在贵州省内进行的油气勘探程度很低，只是做了少量的二维勘探工作量，很难确定天然气资源的储存情况，以目前的勘探程度不足以支撑常规油气及岩气的开发，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补做大量的地质勘探工作，尤其是进行三维勘探，这样才能正确的摸清贵州省内煤层气页岩气资源家底。

6.2管网设施不足

贵州省的经济发展相对国内其他省来说比较落后，在管网设施建设方面同时也相对滞后，且已有管网设施在第三方准入、市场开放等方面体制不顺、垄断经营、缺乏政策支持，不利于煤层气和页岩气开发利用。随着煤层气页岩气规模开发，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将成为制约煤层气页岩气开发利用的净瓶。

6.3核心开发技术难度大

贵州省在煤层气页岩气开采方面最吃亏的就是技术问题，核心技术没有得到更新，开采难度大。开采单位在常规油气勘探，非常规油气资源评价和水平井、压裂增产开发技术等方面与国内外的开发单位相比尚未形成商业开发的核心技术体系。再加上贵州复杂的地貌，造成技术要求高，开发难度大[8]。

6.4缺乏专业的设备和技术人才

根据资料调查，目前贵州省的测井技术人员水平普遍偏低。因贵州独特复杂的地质条件，专业的钻井设备受特殊地质条件影响钻探能力不足。贵州省在目前现有的多数施工队伍均来自外省探勘队，而本土的新老交替很难跟上步伐，贵州省的高校也暂无此类的专业人才培养。因此，组建贵州高校煤层气页岩气工程技术协同研究中心是贵州在发展煤层气和页岩气未来战略上的关键策略。

7组建贵州高校煤层气页岩气工程技术协同研究中心方案

7.1方案设计

以贵州大学和贵州理工学院为两个中心，以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六盘水师范学院、贵州财经大学为三个协同，以下简称两中心三协同。

7.1.1两个中心

贵州大学位于中国贵州省贵阳市，是教育部与贵州省人民政府合作共建的国家“211工程”全国重点建设综合性大学。矿业学院前身为贵州工学院采矿系，M建于1958年，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采矿工程专业成为贵州省具有硕士学位的授权点，2001年，矿业工程领域工程硕士成为贵州省首批具有专业学位的授权点。学院网站2006、2007年度连续两次被评为“贵州大学十佳网站”。学院拥有贵州省能源科学研究所1个，现有教职工68人，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有29人，拥有采矿工程、矿物加工工程、安全工程、测绘工程、建筑设备与环境工程、矿物资源工程等6个本科专业；拥有硕士学位授权点4个，其中，矿业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1个，采矿工程、矿物加工工程、安全工程二级学科硕士点3个，矿业工程领域专业硕士点1个。目前在校学生千余人。近年来，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部级项目、国际合作项目等各类科研项目30余项。先后与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院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目前学院拥有敢于创新、百折不挠的科研团队和严谨求实、潜心教学的师资队伍，学院以本科教育为主，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建设成为整体水平西南一流、优势学科达到西南地区先进水平，立足贵州，面向全国，特色鲜明的教学研究型学院是学院的奋斗目标。

贵州理工学院是应省委、省政府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和城镇化带动战略对理工类应用型人才之需，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的一所省属本科理工院校，并于2013年正式开始招生，是贵州省唯一一所理工类院校。矿业工程学院是按高起点、高标准要求组建的教学二级学院，学院设有采矿工程、安全工程两个本科专业，采矿工程专业为校级重点支持学科，立足于建设我省矿业行业的智能化绿色开采。2014年开始招收安全工程专业本科生，主要培养燃气安全、消防安全、爆破安全方面的应用型高级专业技术人才。2016年开始招收采矿工程本科专业，主要培养固体矿床开采、煤层气页岩气等新能源开采方面的应用型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目前全日制本科在校生600人，其中基于大安全理念安全工程专业按CDIO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培养，教学事迹得到中国新闻网等多家部级媒体的报道。

7.1.2三个协同。

六盘水师范学院矿业工程系的前身是贵州大学六盘水能源矿业学院，矿业工程系采矿工程是省级重点支持学科、省级重点学科、省级特色专业、校级重点学科、校级特色专业、贵州省第二批部级专业综合改革点项目。在建省级工程中心一个：矿山压力与岩层控制工程中心；省级科技团队一个：贵州省煤炭绿色开采及矿区生态环境保护科技创新人才团队。2012年获得贵州科学院六盘水分院煤矿突出危险参数检测技术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矿业工程学院建设有贵州省高等学校喀斯特物探工程研究中心和省市共建矿山物探重点实验室，采矿工程学科为省级重点支持学科，采矿工程专业建设成为省级专业综合改革项目，矿业工程一级学科成为校级重点学科。

贵州财经大学管理科学学院，2015年5月在原贵州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管理学院、资源与环境管理学院基础上，遵循国家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根据学校学科优化需要重新组建而成立的一个新学院。

7.2方案运行

煤层气不同于常规油气，它是以吸附态为主吸附于煤层孔隙中。目前开采煤层气的主要方式就是排水降压，通过抽取承压含水层中的水，使煤层孔隙中的气体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由于PV=NRT，故活动的增大，使得的压力降低，当压力降到一定程度，甲烷气体就能从孔隙表面解吸出来，之后通过扩散到达裂隙系统中，最后渗流到井筒附近产出。再由气水分离器分离出气体，即可得到煤层气[9]。页岩气因储藏方式不同，开采技术要求也不相同，水平井和分段压裂是页岩气开发中最关键的技术，也是最难的技术。低渗透率的物理特性气流的阻力比常规天然气大，所有的井都需要实施储层压裂改造才能开采出来，但可惜的是我国至今还没有形成成熟的技术。两个中心主要为三个协同提供技术支持，进行人员的调配以及资料的编写与整合等工作。

三个协同主要工作：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矿业工程学院有普通测量实验室、精密测量实验室、采矿技术实验室、矿山压力与岩层控制实验室、矿井通风与安全实验室、矿井瓦斯防治实验室、矿山岩石力学实验室、物探实验室、矿山机电实验室、矿山数值模拟实验室、安全人机工程实验室及岩矿实验室等12个实验（实训）室。主要负责资源的探寻及绘制资源地区的资源详细矿体图。

六盘水师范学院矿业工程系实验中心总面积6626 m2，下属采矿工程实验室、安全工程实验室、地质工程实验室和机械电子工程实验室共4个专业实验室。实验设备齐全，拥有三轴压力实验系统、现代化矿井仿真系统、矿井通风与安全仿真实验装置、二维物理相似模拟平台等实验仪器设备共计128台（件），目前，建成产学研合作基地和实习基地7个。主要负责研究现代资源开采仪器研究及教学。

贵州财经大学管理科学学院拥有“数量经济实验室”、“工程测量实验室”、“资源环境实验室”、“3D建模实验室”，在技术经济与管理、工程项目管理、项目决策、资源环境规划、城市规划管理等方面具有较强的教学科研及社会服务能力。主要负责建模、统计、规划等工作。

总之，各中心与协同之间加强学术交流的同时加强人才学生的交流，共同培养一批优秀的学生及专家到贵州各能源公司。

7.3方案运行的可行性

（1）省内发展需求。贵州省煤层气页岩气资源储备量巨大，但是贵州省内现有的机构和人才都尚未在这方面掌握先进的勘探和开发工程技术，导致贵州省煤层气页岩气的开采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无法体现贵州的资源优势。所以，为了加快贵州省煤层气、页岩气资源勘探开发进程，同时根据贵州省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和城镇化带动战略的要求，组建一个以省内高校为主导的煤层气页岩气工程技术协同研究中心是完全可行和有必要的。

（2）能加快贵州省经济建设和发展。贵州省若能将煤层气页岩气巨大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能源供给，这也将必定为贵州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提供稳定的经济基础，为贵州省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后备力量和保障。所以开发贵州省煤层气页岩气资源是发展贵州经济必不可少的决策。

（3）能源清洁，需求量大。由于石油，煤炭等资源的大量开采逐渐减少，对环境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而煤层气、页岩气作为新型清洁能源，商业化能够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对环境而没有影响，备受各国的青睐，需求量大，是国家的战略资源。贵州省的煤层气页岩气资源储备丰富，进行规模开采的话将为贵州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又不污染环境。

（4）省内该方面的勘探开发技术较落后，需突破。在煤层气页岩气勘探开发技术上面，贵州省尚未掌握先进的核心技术，也还没组建得有成熟的勘探开采队，无法大力发展贵州煤层气页岩气规模开采。而组建贵州高校在这方面的协同研究中心将推动工程技术的发展，取得突破。

（5）省内紧缺研究该方面的机构。贵州省为加快煤层气页岩气的勘探开发进程，集省内的力量在2014年组建了一所煤层气页岩气的研究中心，但是到目前才有所成效，无法满足贵州煤层气页岩气资源开发的需求。所以贵州省应利用好省内各所高校的资源，再组建一所煤层气页岩气的协同研究中心，才能加快发展。

（6）省内高校完全具备研究条件。省内的高校，如上文提到的贵州大学、贵州理工学院、贵州财经大学、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六盘水师范学院，在研究设备和人才方面都具备了条件，若结合这几所高校资源，专门研究煤层气页岩气的勘探开发技术，将很快取得技术突破，加快贵州天然气的开发。

7.4组建贵州高校煤层气页岩气工程技术协同研究中心的意义

到目前为止，贵州煤层气资源开发潜力及意义巨大，但是在产业政策、资金投入、勘探、开发技术研发等方面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困惑，影响煤层气产业的有序、健康发展。与美国和国内石油大公司相比 ，贵州涉矿单位在常规油气勘探，非常规油气资源评价和水平井、压缩增产开发等方面尚未形成页岩气开l的核心技术体系。而组建贵州高校煤层气页岩气工程技术协同研究中心，引进中科院地球与地质物理研究所，与省内设计研究院、中心、相关企业合作，组建贵州省唯一从事煤层气、页岩气勘探开发利用技术研究工程中心，研究适应贵州煤层气勘探开发利用的系列技术，将是贵州未来发展工业强省的一个趋势。工业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抓住一个人，可以带来一个产业；抓准一个人，可以带来一片市场，选好一个人，可以改变一个格局。贵州高校资源建立起来的煤层气页岩气工程技术协同研究中心可以激活贵州人才库，对贵州未来的发展提供便利和缩短进程。

8结语

通过最近几年的勘探发现贵州省煤层气页岩气的资源储备量巨大，在全国排名前列，为贵州的经济建设打下了坚实的资源后盾。但是由于贵州省的特殊地质条件和煤层气页岩气资源勘探开发工程技术上长期处于滞后的状态，导致贵州煤层气页岩气资源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利用。为了解决技术难得问题，贵州省也组建了一所专门研究煤层气页岩气的研究所，目前也有所成效。但是随着贵州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能源方面的需求量和要求也不断提高，现有的研究机构根本无法满足煤层气页岩气资源开发的进度，同样，这也是贵州煤层气页岩气发展的颈瓶。

目前贵州省内设立得有多所高校，同时有些高校也具备研究煤层气页岩气这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只要对这些高校的设备和人才资源进行整合，组建一所“贵州高校煤层气页岩气工程技术协同研究中心”，将为贵州在煤层气页岩气资源勘探开发的技术上带来突破，掌握最新的核心技术，为贵州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资源后备力量，加速贵州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将大大缩短贵州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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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弟. 贵州3万亿立方米煤层气开发前景广阔[J].当代贵州，2010（20）.

[2]佚名.“第三只眼”看贵州[J].当代贵州，2008（1）.

[3]陈俊.贵州省资源性国有资产现状[J].商，2013（18）.

[4]刘畅.工业企业节能减排项目的绩效审计研究――以A化工企业为例[D].石家庄：河北大学，2015.

[5]侯宛宜.煤层气成藏机理概论[J].地下水，2016.

[6]韩志婷.煤层瓦斯的合理利用[J].煤炭技术，2010（6）.

[7]刘磊.页岩气藏开发技术与流程探讨[J].中国石油和化工标准与质量，2013（16）.

[8]周仕来.页岩气在贵州省开发利用的现状及难题[J].洁净煤技术，2016（1）.

[9]江云涛.煤层气开发企业知识型人才管理思考[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10]陈g，杨昌明.国外煤层气开发利用的现状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矿业，2008，17（4）：11～14.

贵州大学研究生篇9

10月18日下午2时，第六届全国认知科学会议开幕式在贵州民族大学隆重举行，开幕式由大会组委会主席蔡曙山教授主持。贵州民族大学校长、贵州省逻辑学会会长张学立教授、贵州省科学技术协会路贵副主席、贵州省政府潘小林副秘书长、科学中国人杂志社张刚总编辑、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教授先后致辞，祝贺本届会议胜利召开。

本届会议的主题是“人类心智与人工智能”，包含7个分议题：认知神经科学的进展;语言、思维与认知;心理与认知;人类心智与人工智能;文化、进化与认知;认知科学与哲学;大数据与认知科学。来自德国汉堡大学、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吉林大学、北京薏然阳光赛睿思学院等十多所国际国内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教授、教师、科研人员、研究生约80多人出席了本届会议。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并收获丰硕成果。

一、秉承多学科综合交叉的一贯宗旨，促进多学科交叉的认知科学研究

多学科交叉的认知科学研究是全国认知科学大会的一贯宗旨，本届大会仍然以多学科交叉和综合的研究为特色，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届大会报告的主题和研究领域包括语言学、逻辑学和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文化人类学、神经科学及大数据。这样多学科交叉和综合的认知科学研究，在国内乃至国际认知科学界，也是难能可贵的。第二，很多研究报告体现了多学科、多层次的交叉与综合。例如，心理学和语言学的交叉研究有赵宏的“心理焦点批判”、张逸梅的“关于隐喻的认知意义与其表达形式之间关系的分析”，逻辑学和心理学的交叉研究有蔡曙山的“心理逻辑、溯因推理与科学发现”，心理学、数学和逻辑学交叉研究有张寅生的“意识的数学模型”，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和认知科学交叉研究有傅小兰的“感知、记忆和判断的认知计算模型”，语言学、文化价值和大数据研究有周建设的“语言大数据挖掘与文化价值研究”，语言学、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的交叉研究有赵仑的“认知神经语言学的现状与未来”、白晨的“汉语主语和宾语关系人名加工负荷的脑电生理研究”，此外还有李志宏的“认知科学与美学的结合及有待实验的问题”，彭凯平的“大数据的社会认知科学”等等。这些研究有力地促进了多学科交叉的认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

二、主题鲜明突出，契合当前认知科学发展

本届大会主题是“人类心智与人工智能”，这一主题很好地契合了当前认知科学的发展，而专家们的报告又很好地契合了这一主题。例如，张建伟的“认知机器人：现状和挑战”将人类心智（自然认知系统）的记忆、学习、知识表达和推理、物体识别、决策、交互等进展应用到机器人高层知识的获取和学习、自然人机交互、多源信息的实时获取与集成、日常复杂环境的快速理解、基于传感的精细灵巧操作，取得初步成果。傅小兰的“感知、记忆和判断的认知计算模型”探讨如何将已有的认知机理研究发现以及对人类认知功能模拟的计算模型发展成机器的自然环境智能感知技术，并应用于解决智能计算的实际问题。彭凯平将新兴的大数据技术应用于社会认知研究;周建设则将大数据技术应用于语言和文化价值研究，此项研究获得国家社科规划重大项目支持。张寅生的研究尝试建立意识的数学模型，并将其应用于人工智能。衣新发的研究涉及创造力这种高级的人类心智;涉及高阶认知的研究还有蔡曙山对心理逻辑、溯因推理和科学发现的研究;陈保亚对语言知识的研究;冯胜利对传统训诂学和科学思维的研究;白晨对汉语关系从句的研究;李志宏对人类审美能力的研究;张逸梅对隐喻的研究;薛小迪对识解水平的研究等等。近年来，认知科学活跃于人类心智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很多疑难问题，认知科学的目标是破解人类心智的奥秘，人工智能的目标则是让机器更好地理解和学习人类智能。本届大会的主题捕捉到了当前认知科学研究的热门领域和疑难问题。

三、学术大师云集，演讲精彩纷呈

本届会议邀请到多位国际国内知名、学养深厚的学者，如德国汉堡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德国汉堡大学多模式技术研究主任、国际计算机应用及机器人技术领域的知名专家张建伟教授，他的演讲介绍了美国、欧盟及德国对新一代认知机器人的优先资助领域以及欧盟机器人研究路线图，并预测未来认知机器人研究的主要挑战。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著名心理学家傅小兰教授，她提出了将认知过程的感知、记忆和判断这3个阶段对应于计算流程的分析、建模和决策的PMJ认知计算模型。PMJ模型推进了认知计算从定性到定量的发展，为实现符合人类感知的可视媒体交互、融合与呈现提供了可实现的认知基础。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得分校心理学系教授彭凯平在大数据的认知科学研究方面做了有意义的探索，发现大数据的方法可以研究认知科学所关心的思维、决策、创造、幸福等重要课题。清华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全国认知科学会议创始人蔡曙山将认知科学的学科框架映射到现代逻辑的背景之中，得到心理逻辑。心理逻辑的建立结束了自弗雷格以来长达一个多世纪逻辑学与心理学相分离的历史，为心理学和逻辑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局面，他还建立以归纳推理、类比推理或溯因推理提出假说，以演绎推理和实践验证证明假说的科学发现的模型。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中文部主任、东亚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天津大学语言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语言大学长江学者冯胜利以传统训诂学的方法来研究科学思维，他发现与西方现代科学家伽利略同时代的中国传统语言学家顾炎武、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的语言学中同样孕育着科学的要素。他还证明，乾嘉的语言考据之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推演逻辑和定理派生系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陈保亚发现在语言词库和语言规则之间可以进行转换。在很多看似没有规则的语言现象后面，只要我们启用足够的百科知识，规则可能是存在的，关键是要找出平行周遍的条件。昨天的百科知识，如果找出了平行周遍条件，就成为今天的语言知识，这就是认知的规则化过程。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首都师范大学语言研究中心主任、北京语言智能协同研究院院长、北京市语委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周建设教授认为，大数据具有三个重要特性：“基因”（事物属性）的存储性;规律的蕴涵性;趋势的预测性。他将大数据技术用于语言的挖掘和文化价值的发现，并从语法、语义、修辞、韵律、风格、美感、文化、文明、语域、舆情等十个方面阐明了语言大数据挖掘的核心内容。中国认知神经语言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薏然阳光赛睿思学院院长赵仑教授将认知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的基础上，建立认知神经语言学，他的报告展示了这个领域的研究现状，并对其未来发展作了展望。以上这些研究工作处于国内认知科学研究的前沿和领先水平，达到国际认知科学研究的先进水平。其中，张建伟、彭凯平、冯胜利等多位教授是具备国际背景的学者。可以说，本届会议已经具备国际认知科学会议的基本条件。

四、新生力量茁壮成长

参加本届会议的研究生和青年学者展示了他们的风采。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四位研究生作了大会演讲。博士生高阳的“真实火灾和模拟火灾情境下小鼠的从众行为――一种启发式策略”（李虹教授指导）、博士生薛小迪的“心理距离与识解水平理论研究综述”（蔡曙山教授指导）、硕士生周希的“不连续虚拟空间中的再定向研究”（宛小昂副教授指导）、硕士生张逸梅的“关于概念隐喻的认知意义与其表达形式之间关系的研究”（蔡曙山教授指导），这些研究选题新颖、实验设计可靠、研究结果引人注目，受到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核医学科、复旦大学生物医学影像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曹天野的“PET/MRI成像监测脑生理信号的分子影像用于脑肿瘤对脑功能认知变化的研究”受到与会专家的高度评价;中科院人文学院科技哲学专业博士生、贵州民族大学讲师张贵祥的“基于管理学视角的客观主义风险观及其评判”也受到好评。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认知科学领域中青年学者正在成长，我国认知科学的发展后继有人。

五、抓住机遇，贵州民大成立“逻辑、文化与认知”研究中心

全国认知科学会议每年一届，至今已经召开六届。历届会议对举办单位的认知科学发展都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本届会议在贵州民族大学召开，作为承办单位的贵州民族大学、贵州省逻辑学会、贵州省计算机学会为筹备召开本届会议殚精竭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保证了会议的成功召开。贵州民族大学结合本校的学科特长和本省民族文化资源，在筹备本届大会期间同时也筹备成立一个跨学科的认知科学研究中心。开幕式上，隆重举行“贵州民族大学逻辑、文化与认知研究中心”成立揭牌仪式，贵州民族大学校长、贵州民族大学逻辑、文化与认知研究中心主任张学立教授、清华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本届会议组委会主席蔡曙山教授、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教授、科学中国人杂志社张刚总编辑等为中心揭牌，蔡曙山教授受聘担任贵州民族大学客座教授，并担任贵州民族大学逻辑、文化与认知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心的成立，必将对贵州省的认知科学发展，对贵州省的民族文化事业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经过两天卓有成效的学术交流和研讨，10月19日下午5时半，第六届全国认知科学会议胜利闭幕并举行闭幕式，闭幕式由冯胜利教授主持，会议组委会主席蔡曙山教授做了会议总结。闭幕式上，举行了下一届会议的授旗仪式。经组委会决定，第七届全国认知科学会议将于明年十月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会议组委会主席蔡曙山教授从本届会议承办方贵州民族大学校长、大会共同主席张学立教授手中接过会旗，并将会旗授予下届会议承办方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周建设教授。

贵州大学研究生篇10

【关键词】产业承接；工业化进程；FDI；计量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深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推进，产业承接转移作为生产力要素空间转移的一种重要方式，成为影响产业结构调整、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缩小东西部差距、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本文将提取产业承接和工业化进程指标，从计量分析角度实证分析产业承接对贵州工业化的影响。

一、贵州工业化进程水平分析

贵州工业的发展推动其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工业化水平的度量，理论界代表性方法有霍夫曼系数分析法、钱纳里标准工业化结构模型、库兹涅茨产值结构模型等，这些模型的建立检验是基于发达国家社会经济背景，对于发展中国家甚至是落后的贵州省而言，模型的假设条件与具体实际无法拟合，使得研究结果对于贵州省工业化水平的度量无法反应其真实状况，并且形成较大的滞后和超前落差。为较准确地反映贵州工业化水平，我们采用国内较为综合的工业化程度系数来衡量：

二、贵州产业承接发展状况分析

贵州作为西部省份，在资源优势、地理优势、政策优势的内部优势和外在环境的驱使下，加大承接外来产业转移，借助外部动力整合资源优势、合理工业布局、创新机制体制，实现工业产业集聚效应。

3.实际利用外资（FDI）与工业化水平系数的计量分析

（三）结果分析

1.实际利用外资即FDI对于工业化水平系数的影响程度最高，当增加1%时，工业化水平系数就提升0.10363%；次之是外来投资总额，当增加1%时，工业化水平系数就提升0.0942%；最弱的是省外境内投资的影响程度，承接省外境内投资每增加1%，工业化水平系数提升0.089%。

2.实际利用外资的工业化推动力高于省外境内投资推动力，充分说明外资对于落后的贵州省工业化发展的重要作用。贵州工业化进程缓慢、落后的也是由贵州省开放程度不足、外资吸引不够以及实际承接、利用外资规模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极度欠缺导致而成。

3.省外境内投资的工业化推动力低于实际利用外资的工业化推动力，佐证了贵州省产业承接的实际状况，省外境内投资产业基于粗放型产业投资，而外资投资产业则集约型程度较高，侧面反应出产业承接过程中，不能无选择性、盲目性，在粗放型产业承接的同时应注重承接产业的科技创新支撑能力。

四、结论

本文研究了贵州产业承接对工业化进程的影响效应，并结合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贵州整体的工业化水平不高，产业承接对工业化进程影响呈正效应，但对工业化进程推动力不足。现有的外资产业承接和内资产业承接分析比较，外资产业承接的工业化进程推动力较内资产业承接高。在当下加速贵州工业化发展的背景下，正的影响效应要求贵州应着力加大产业承接，利用省外投资的乘数效应加速贵州工业经济发展、加快贵州工业化进程趋势；产业承接中要加大力度承接国外产业转移，积极实施“走出去”、“引进来”开放带动战略，拓宽产业承接视域、增强产业承接的多样性；同时要通过制定规划和目标、政策优势倾斜、完善评价指标合理选择承接产业，在承接粗放型、人口密集型产业的同时，鼓励科技含量高、创新能力强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因地制宜地依靠产业承接推动自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推动自身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

注释：

①龚晓宽.贵州工业强省战略研究[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参考文献：

[1]邵建平，苏小敏，张永等.西部自我发展能力提升对策研究——基于比较优势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视角[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

[2]刘世欣.产业转移与河南省工业化进程研究[D].河南大学，2009.

[3]中国统计局.贵州省统计年鉴（1995—2011）[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本研究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2011年规划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