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以德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为政以德，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德治的内在规定及逻辑展开

殷周之际剧烈的社会政治变革产生了最早的德治思想萌芽，但由于它所关注所忧虑的首先是天命的转移及政权的丧失问题，是一种外在附加的东西，尚未作为一种内在的因素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自愿行为。而春秋时期天命观念进一步丧失其神秘性、权威性及制约性，为这种由外在转换为内在带来了良好的条件。由于外在的东西难以得到保障，就需要把外在之“德”转换为内在之“德”，以使德治在人类存在的本原上及生命中寻找到存在的价值依据。孔子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成功地完成了德治由外在向内在的价值转换。孔子远绍周公，近承管仲、晏婴、子产、范蠡等，对前贤重民思想予以系统化，并升华为政治哲学的高度，奠定了儒家治国思想的根基。

在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的发展进程中，德治思想曾经产生过重要而深刻的影响，成为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所谓德治就是道德政治，是把道德运用于政治领域的一种学说，是以道德作为规范君主行为、治理国家社稷、管理庶民百姓的一种学说，是以道德教化作为一种主要的治国手段，运用道德的内在约束力以达到社会稳定之目的的一种学说。众所周知，道德是特定历史时期人们普遍认同的由一系列道德原则、范畴和规范构成的具有相对稳定的内心信念及行为方式。道德以内在的潜移默化式的方式影响和制约着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思想行为，并赋予人的思想行为以善恶是非的价值依据。中国自远古三代就有“以德治世”的思想传统。孔子继周公之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德政”的思想，首开儒家德治主义之先河。强调道德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把道德视为治国安邦、协调人际关系、提高个人道德素养和境界的根基和出发点。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德”的概念产生得很早，早在《尚书皋陶谟》中就提出了“九德”的概念，德字产生以后，逐渐演化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和伦理概念。及至春秋，“德”的范围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它已从个人的道德修养拓展为一种处理国家政治事务——君民关系、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和规定。可以说，春秋时期，为政以德观念已经深入到各个不同的政治派别和学术派别之中。“德”作为一种政治观念、政治原则，已经成为各家各派所共同认同的政治文化命题。为政以德、以德治国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最重要的基本特征之一。孔子提出的“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正是在继承西周时期的“明德慎罚”思想以及春秋时期的德治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又时对现实政治深刻反思的结果，是适应社会发展潮流而设计出来的一项治国方案。后经孟子、荀子的系统发挥，《大学》、《中庸》的理论升华，形成了一套严密完整系统的治国方略，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后世儒家，无论是董仲舒的宇宙论，还是宋明理学的本体论，都只是在理论层面上论证为政以德的重要性、必然性而已。在当今社会，古代德治主义思想虽不能直接作为治国之道为我所用，但其思想精髓及合理内核仍具有显著的价值意义，并为当今实施以德治国方略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源。

孔子“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主要是围绕两个层面来逻辑展开的：一是为政者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二是如何对待如何管理庶民百姓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对殷周以来德治思想的理论总结和升华，前者是“修己”问题，后者是“治人”问题。修己是对统治者而言的，它要求统治者要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完善自己的道德品行；治人是对广大庶民百姓后而言的，是对民众管理和教化问题。对于广大民众首先要满足其生存需要，解决其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其道德修养。两个问题的核心点就是：强调了把统治者的修身视为治国平天下（安人，安百姓）、实现德治的前提条件。孔子的德治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的基调。 德治主义之前提设定：君主的道德修养与自觉

在历代儒家的德治思想中，统治者的道德自觉和修身成为实行仁政德治的前提。这是以小农经济为基本特征的中国古代社会在处理治国问题时所必然要走过的步骤和得出的结论。众所周知，中国社会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以君主专制制度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社会，小农经济是一种松散的、缺乏社会凝聚力的经济形态。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人们长期形成了对家长和君权的信赖、服从和顶礼膜拜的心理，这种经济形态决定了小农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之间互相联系和交往，而是变得互相隔离和分散。按照马克思的描述就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它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93页）把马克思的这一科学论断用来说明和解释中国早期的儒家政治思想也是十分恰当的。

维护君权制度是孔子政治思想所揭示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孔子毕生所要维护的是一个上下尊卑、君臣父子严格有序的理想社会关系，以达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目的。如何才能保证这一政治理想的实施？孔子以为只有君主才能担当此重任。这是西周分封国在春秋时期裂变为诸侯国后，封建领主转变为诸侯国君并执掌一国军政大权的社会现实在孔子思想中的真实反映，孔子作为“时之圣者”，必然会在现实的范围内思考或解答时代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但问题在于：君主应该如何执掌国家权力才是正当合法的，如何才能保证执政者拥有良好高尚的道德品质？因为人类出于追求正当稳定社会生活的需要，没有任何理由把权力交给道德低下的人掌握和行使，孔子必须对这一现实政治课题予以回答。

在孔子的德治模式中，为政者（国君）作为德治之主体，其政治道德修养在国家政治系统中占有绝对重要的作用。孔子除了通过对古代贤明之君如尧、舜、禹、周文王的颂扬以为当时之君效法、借鉴之楷模外，还对君本身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孔子多次强调为政者加强政治道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稳定的关系以及对庶民百姓的道德示范作用。他认为，为政者首先要自身品行端正，使自身具有良好的道德素养。在孔子看来，为政者之所以要先修身正己，乃因为为政者地位及道德楷模作用使然，上善则下亦善，反之亦然。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杨伯峻：《论语译注·颜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9页），“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欲善而民善矣。”（杨伯峻：《论语译注·颜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9页）道德具有超越一切的无形力量，为政者具有了这一道德禀赋，便拥有了政治人格和权力权威，也就拥有了为政治国、安人安百姓的资质。政治的清明、社会的安定有赖于执政者与百姓之间的和谐、亲密关系为政者要“爱民敬民”，体察百姓疾苦，爱民如子，减轻民众负担，维护百姓利益。孔子把其道德学说运用到了政治领域，用道德的视角来衡量君主的称职与否以及君主所具有的道德人格力量，在孔子看来，君主的个人道德修养及个人道德人格力量决定了国家政治之前途及君民关系之命运，他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修身乃一切之根本，乃治国安邦之基础，执政者只有严于律己、勤于正己，“欲而不贪”，具有高尚之道德品质，才有治人之条件。“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杨伯峻：《论语译注·阳货》，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3页）政治道德修养成为规范和约束为政者思想行为的内在要求。为政者欲有所作为，就必须先“正其身”，（杨伯峻：《论语译注·子路》，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6页）“苟正其身矣，于从政者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杨伯峻：《论语译注·子路》，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8页）其次要勤其政。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孔子认为，执政者肩负国家历史之重任，要勤勉于政事，发奋忘食，励精图治，不但要确立高远之抱负和志向，坚定好学好思之习惯，而且还必须做到言行一致，如此才可达到安人安百姓、治国平天下之理想目的。很显然，孔子把统治者的修身、修己看作是治国平天下、实现德治理想的前提。

与执政者注重自身道德修养相关联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举荐贤才，任人唯贤。殷周以来实行的是“以世举贤”制度，“先祖当贤，后子孙必显，行虽如桀纣，列从必尊，此以世举贤也。”王杰：《荀子译注·君子》，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47—348页）春秋以前，由于西周以来实行的宗法制和分封制，人才的举荐都是在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范围中进行的，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人才选举。孔子以“举贤才”的人才价值观修正了传统的“世官世禄”制。朱熹在解释孔子这段话时说：“贤，有德者；才，有能者。举而用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子路第十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1页）就是主张有德有才者才有资格管理国家。在孔子看来，作为国家政权的管理者和实施者，举荐贤才在维持国家政治秩序、实行治国安邦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关系着国家政权能否稳定、政令能否顺利施行等大是大非问题。因此，孔子把“举贤才”作为君臣是否具有德行的重要标尺，孔子认为，国家的兴衰成败，关键在于是否有德才兼备的贤才当政，“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8页）如何举贤？在举荐范围上，孔子主张知人善任，“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杨伯峻：《论语译注·子路》，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3页）在举荐标准上，孔子主张以德取人，使有德才者居高位。孔子的举贤才思想对于传统的“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的选官制度，是一种否定。孔子提出的举贤才标准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杨伯峻：《论语译注·述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7页）即要求有良好的品行和一技之长。孔子还提出了“学而优则仕” （杨伯峻：《论语译注·子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2页）的主张，反映了孔子反对商周以来的世卿世禄制度。强调在“知人”、“察人”的前提下，大力举荐贤才，主张君主要对贤才爱护和尊重，要以师友相对待，如此才能获得贤才的忠心效力，并以历史上的成功贤君为例来说明举荐贤才的重要意义，“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举伊尹，不仁者远矣。”（杨伯峻：《论语译注·颜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1页）孔子始终认为，将正直之人置放于不正直人之上，则百姓服；反之，则百姓不服。“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杨伯峻：《论语译注·为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页）使用贤才治国治民，可以收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杨伯峻：《论语译注·颜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1页）的理想政治功效。孔子提出的举荐贤才的观点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对后世用人举才产生很大的影响，是治理国家、维护政治正常秩序的有效保障。但是，就像法家过分强调君主权力的绝对性一样，孔子过分强调君主道德的政治作用，把治理国家的全部希望寄托在统治者个人的道德品质上，把清明政治的希望寄托在圣贤、明君身上，而不是建构在良好完善的政治制度上，忽视了法治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儒家的德治思想不过是带有空想色彩的以人治为价值导向的治国理念，带有明显的道德决定论色彩。 民本原则：以富民教民为政治归趣

孔子的为政以德思想是建构在君主具有崇高的道德修养基础之上的，正是对君主的道德素养进行了价值预设后，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第二个层面才能够顺利地展开。也就是说，道德主体的修养具有向外辐射转化的本性，将自己的道德要求转化为社会每一个成员自觉的道德行为，将道德规范、礼仪制度内化为社会个体成员的自觉意识，它必然要转化为一种外在的政治事功，即“治人”的层面，具体说就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杨伯峻：《论语译注·宪问》，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9页）这是统治者在实施德治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君、臣、民三者构成了最基本的社会框架。德治就是按照道德原则处理三者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确立的一定的道德伦理秩序。这里重点阐释孔子的富民教民政策及执政者应如何对待、管理民众的问题。

如何认识民众的地位和作用是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执政者必须解决的一个十分重要而棘手的问题。殷周以来政权的嬗变显示了民众在社会政治系统中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尤其是春秋时期涌起的民本主义思潮更是昭示了“得民得天下、失民失天下”的真理性认识。孔子作为对社会政治目标进行设计的第一位思想家，必须要对这一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

孔子遵循“古之为政，爱人为大”的原则，把“爱人”放在为政之首位。孔子认为，如何处理好君民关系是对待民众的第一层面问题。孔子的民本思想是对殷周至春秋时期民本思潮的总结与升华，特别是春秋时期的民本主义思潮为孔子的民本思想奠定了非常深厚的思想基础，孔子认为，要使社会维持和谐稳定的等级秩序，在处理君民之间的关系时，首先要以道德原则来对待庶民百姓，把自身的高尚道德泽惠于民，取信于民。在孔子看来，老百姓的信任对为政者至关重要，为政以德必先取信于民，取信于民必须诚实无欺，讲究信用。子贡曾问政于孔子，“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杨伯峻：《论语译注·颜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6页）孔子把“民信”看得比“足食、足兵”更为重要，孔子把取信于民看作是治理国家至关紧要的东西。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强负其子而至矣。”（杨伯峻：《论语译注·子路》，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5页）孔子问人不问马的人道情怀同样表明了他的爱人思想。尽管孔子时代还没有提出君贵民轻的思想，但民在国家社稷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已不言而喻。因为民为国家之本，国家之财、君主之用皆源于民，一国之存在，不可须臾离民，无民则国将不存。因此，执政者为了维护自身政权之稳定，首先必须稳定好根基，满足百姓日常的生产生活需要，有了丰裕的生活资料无论对百姓还是对君主来说都十分重要，也就是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杨伯峻：《论语译注·颜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7页）朱熹对此解释说：“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颜渊第十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5页）从这一层面来说，民足是君足的先决条件。没有民足，就没有君足。这是维持君民关系的最基本底线，在这一底线范围内，君民之间可保持基本的和谐与平衡，超越或破坏了这一底线，社会将面临“上下失序”的混乱局面。孔子正是意识到了春秋末期社会失序的严重现实，所以，在提出维持君民之间最基本的紧张关系后，向执政者提出了一系列对待、管理民众的具体措施和方法。具体可归结为富民教民思想。

孔子把富民置于为政十分重要的位置，他认为，施行“德治”如果不能给百姓带来实惠，那就失去了“德治”的意义，检验为政者“修德”的标准就是看国家是否兴盛，民众是否安居乐业，因为民富则国强，民安则国安。认为只要做到“足食足兵”，就可获得民众之信赖。（杨伯峻：《论语译注·颜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6页）并以使民“富之”作为人口众多后的首要选择。（杨伯峻：《论语译注·子路》，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7页）为了实现其富民的政治理想，孔子要求统治者多予少取，要施惠于民。孔子的民富则君富、民贫则君贫的的见解不但成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之一，（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光辉成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页）而且比被誉为“西方的孔子”的魁奈提出的“农民贫穷则王国贫穷，王国贫穷则君主贫穷”思想早两千多年。1、富裕乃人之所欲。孔子对殷周时期的民本思想因素进行了合理的梳理和总结，并把它纳入到其政治思想理论体系中，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杨伯峻：《论语译注·述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9页）这不但表明孔子本人有追求富裕之愿望，而且对他的学生子贡所从事的经商活动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子贡不受命运支配，以做生意致富，且中事理，（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先进》，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5页）他认为，为政的首要任务是“足食”、“足民”，然后再“庶之”、“富之。”（杨伯峻：《论语译注·子路》，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7页）让百姓能够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虽追求富裕乃人之所欲，但应以遵循礼义道德为底线，应“欲而不贪。”（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尧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0页）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杨伯峻：《论语译注·里仁》，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6页）他还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杨伯峻：《论语译注·述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1页）孔子对物质利益与道德原则的论述奠定了我国几千年政治伦理道德的基础，是十分宝贵的思想遗产和精神财富，具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2、欲使民富，需“使民以时”。要让百姓不违农时从事农业劳作，适时掌握自然规律，以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要做到这一点，“使民以时”与“节用而爱人”是重要的环节。要爱惜民力，开源节流，即孔子所一再强调的“政在节财。”（《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11页）在孔子看来，民富与君富是一致的，只有百姓富裕，国君才能富足，国家之存在、君主地位之稳固，要依赖于民。据《国语周语》记载：周景王二十一年，将铸大钱，单穆公劝曰，若“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而为湟污也，其竭也无日矣。” 在这里，单穆公是以“川原”与“湟污”的关系来喻指民对君的制约及君对民的依赖关系。在孔子看来，民富则安，民安则国安，民贫则乱，民乱则国危。作为统治者，要时刻关注民众的意愿和要求，要“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 （顾宝田等：《左氏春秋译注·哀公十一年》，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946页）“薄赋敛则民富。”（赵善诒：《说苑疏证·政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8页）切不可漠视民众之合理要求，“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杨伯峻：《论语译注·卫灵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8页）孔子的这一结论，是通过对历史的深刻考察和总结得出的真理性认识。对民的重视，到孟子达到了顶端，显示了民本主义的光辉。3、对实行富民政策的前贤时辈推崇备至。早于孔子一百多年的管仲，曾明确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滕新才等：《管子白话今译·牧民》，中国书店1994年版，第1页）及“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滕新才等：《管子白话今译·治国》，中国书店1994年版，第392页）等思想命题，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目标和措施，孔子对管仲的政绩大加称赞，认为他所实行的强国富民政策，不但使齐桓公成为春秋霸主，而且百姓从中也得到了极大实惠，并以“仁”来称许管仲；（杨伯峻：《论语译注·宪问》，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1页）对同时代的郑大夫子产，孔子也对其经济改革措施特别是惠民政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也恭，其事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杨伯峻：《论语译注·公冶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7—48页）给予了子产高度的评价。孔子提出的富民思想在其德治思想体系中具有鲜明的伦理政治意义，构成了其民本思想的重要一环。孔子的富民思想在今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和价值。

民之富固然重要，但孔子没有停留在此，而是把民之教作为管理的最终目的。孔子对民众毫不犹豫地以“教之”作为“富之”之后的最重要环节。指出“既富，乃教之也。”（赵善诒：《说苑疏证·建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孔子最早论述了富民与教民之间的辨证关系，（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子路》，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7页）可见，孔子主张先让百姓富裕起来，然后再进行教化。把富裕作为教化的先决条件，这可以说是人类政治思想史上的一条真理性的原则，强调在富民的基础上注重对民众的道德教化，民众就不会萌发犯上作乱之心、非分逾越之想，就会在各自的社会位置上各守其位，各尽其责，社会也就不会出现上下失序、贵贱失常的混乱局面。

孔子强调道德的政治功能及其对社会的调节作用，既看到了物质资料在稳定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又肯定了道德教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政治功能。孔子试图从社会经济生活中寻找道德教化的原因，认为道德教化应以物质富足为基础为前提，故孔子之德治主义并非一种抽象虚幻的道德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它更接近现实的道德主义。但孔子夸大道德的政治作用，贬斥法治的社会功能，从而陷入了道德决定论、道德至上论、道德万能论的泥潭之中。

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有必要予以澄清，那就是孔子所谓的愚民问题。关于孔子的愚民思想问题，皆由孔子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杨伯峻：《论语译注·泰伯》，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1页）一句而引发。学界对此历来歧解不断，归纳起来有六种不同的理解。（参见《齐鲁学刊》1994年第5期）长期以来，学界多以此段话为依据，认为孔子在对民态度上实行的是一种愚民政策。这固然与学界对孔子这段话的不同理解有关，更主要的是由于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里，确实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愚民政策和言论，如商鞅所谓“成大功者不可谋于众。”（高亨：《商君书注译·更法》，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页）孟子所谓“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杨伯峻：《孟子译注·尽心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02页）荀子所谓“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与共故。”（王杰：《荀子译注·正名》，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页）等等。但是，认为孔子有愚民思想与孔子一再强调的爱人、重民、富民、教民等思想是背道而驰的，也不符合孔子思想的本意。按照孔子重民思想之本意以考究孔子这段话的真正内涵，此段话的正确句读应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理解已成为学界一种较为普遍的共识）孔子在这里是要表明这样一层含义：当民众懂得如何去做并有能力去做时，要放开手脚让他们去做；当民众不懂得如何去做并没有能力去做时，则要采取适当措施教导他们去做。这样句读后，意思不但发生了根本变化，非但与孔子思想不相矛盾，而且与孔子的重民思想若合符节。 德主刑辅：一种宽猛相济的治民方法

春秋时期是一个可以称之为“轴心的时代”，在这一历史时期，“思想家在盘算人们怎样才能够最好生活在一块，怎样才能最好地对他们加以管理和统治。”[德]卡尔·雅斯贝尔斯：《人的历史》，转引自《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页）孔子的为政以德除了对君主的自身道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及满足民众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外，更主要地体现为以道德原则对民众进行必要的管理上。在原始社会，“德”与“刑”的使用对象不同：“德”用于本族，而“刑”则用于外族。进入阶级社会后，“德”的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从出现阶级社会以后，“折民惟刑。”顾宝田等：《上述译注·吕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暴力、杀戮、刑罚几乎成为对待黎民百姓的唯一方法。子产提出的“德，国家之基”（顾宝田等：《左氏春秋译注·襄公二十四年》，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584页）的观点及“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顾宝田等：《左氏春秋译注·昭公二十年》，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793页）的宽猛相济思想，对孔子德主刑辅思想有直接影响。孔子在思想史上第一次对德刑关系做出了比较全面的诠释。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德刑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体用、本末关系。孔子认为，单纯使用刑罚，百姓虽可以暂时不犯罪，但并未做到心悦诚服，只有用道德予以教化，才能使他们从内心深处不再产生犯罪念头，从而自觉遵守各种礼仪制度的约束。因此，在德刑关系上，孔子主张德治价值优先论，并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德刑关系做了具体展开。

孔子是最早洞悉道德教化的优越性及法律刑罚的局限性的思想家。他认为，道德与刑罚都可通过规范约束人们之思想行为以达到维护社会等级秩序之目的，但其不同之处在于：刑罚只能弭祸于已发，虽具有外在强制力，但不足以服民众之心；刑罚是依靠外在强力来维持，民众只是由于惧怕惩罚而暂时收敛自己的行为，并未收到治本之效果；而德治则能防患于未然，通过内在信念来维护，通过潜移默化式的道德情感唤起固有的羞耻之心，使人从内心深处产生避恶趋善之意识，使庶民有知耻向善之心，以达到提高自我道德修养之境界及“日徙善远恶而不自知”（《礼记·经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274页）的自觉自愿境界，其社会作用更为持久深远，在维护国家政治统治方面具有刑法法律所不具有的社会功效。因此，在维护和巩固社会等级秩序方面，道德有着刑罚不可替代的社会教化功能。现实的政治实践证明：人们决非因为有法律才遵守某些规章制度，社会道德舆论及良好的个人道德品质往往起着“治本”的更为重要的作用。道德和法律作为治国之道，犹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不可偏废任何一方，道德是自觉的法律，法律则是强制的道德，它们功能互补、相辅相成，成为治国安邦的最重要的政治步骤和环节。孔子有两段非常著名的话表达了这一思想倾向，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为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页）“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为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页）

孔子主张道德优先于刑罚，而反对以刑罚为道德之先。如晋国“铸刑鼎” （顾宝田等：《左氏春秋译注·昭公二十九年》，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847页）用刑罚代替了道德，代替了一切，刑罚成为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这在孔子看来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它与孔子的政治价值观念背道而驰，因此遭到了孔子的猛烈抨击。

孔子强调道德的社会教化功能，但并不排斥刑罚的作用。面对春秋时期严重的社会矛盾冲突，仅仅依靠德礼教化是行不通的，还必须辅之于刑罚，运用德刑兼施、宽猛相济之手段，达到民免有耻、以德去刑之政治目的。他反对 “不教而杀”，反对不先教育而进行杀戮，反对用刑罚来对待百姓，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尧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0页）若用道德教化百姓仍不改悔，依然故我，则可诉之于刑罚，即所谓“圣人治化，必刑政相参焉。大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导民，而以刑禁之。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而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孔子家语·刑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79页）孔子德主刑辅的德治原则具体表现为一种宽猛相济的管理民众的方法。“宽猛相济”的思想最早来源于子产。宽是指思想教化和管理适度原则；猛是指刑罚制裁原则。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子产死前对子大叔说：“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在子产看来，宽、猛关系，实际上就是礼、法关系，“宽”是一种理想的政治，但要做好很难；因此，就要辅之于“猛”。子产的宽、猛思想，提出了两种发展的可能性：或以宽为主，或以猛为主。前者则可能发展为儒家的礼治主义，后者则可能发展为法家的法治主义。孔子正是接受和发展了子产的以宽为主的思想，并做了进一步的阐明和深化，他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残民，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顾宝田等：《左氏春秋译注·昭公二十年》，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794页）这就是孔子“宽猛相济”的治民思想。

孔子认为，只有加强德治，处理好执政者与贤才、民众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就可以达到“无讼”（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颜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8页）、“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杨伯峻：《论语译注·公冶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2页）及“胜残去杀”（杨伯峻：《论语译注·子路》，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7页）的社会理想状态。为政者要有高尚的道德，有仁慈的爱心，以“德”的原则从政，就像北极星一样，居其处所，而群星皆拱卫于四周；实施德政，将在人民心中产生一种向心力，无须强令而百姓自然趋之若骛。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诠释云：“政之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为言得也，得于心而不失也。……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其象如此。并引用程子言：‘为政以德，然后无为’；范氏言：‘为政以德，则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3页）

篇2

曾有一个妇女，只是在做结扎术时听医生说：“做得挺好的，已经掐断了（输卵管）。”她就以为是自己的下肢神经断了，从那以后瘫在床上起不来，一躺就是8年。这是什么疑难杂症，听了一句话竟然瘫了8年？如果告诉你，这个妇女其实啥病也没有，就是因为癔症导致了心理瘫痪，你信吗？

癔症是一类心理疾病，起源于心理因素，并通过特定的心理产生症状。研究发现，癔症的病因与精神因素关系密切，且多由暗示或自我暗示而引起。各种不愉快的心境，如愤怒、惊恐、委屈等精神因素常是初次发病的诱因，以后因联想或重新体验初次发病的情感可再次发病。有人把癔症称为“最伟大的模仿家”，因为癔症患者几乎可以“模仿”临床上的任何疾病。癔症患者发病时可以把他的精神潜力都发挥出来，想啥病来啥病，来啥病表演啥病，人的心理上和生理上的各种疾病他都可以表演出来。

癔症发作，千奇百怪

癔症以女性多见，发作时的临床表现多种多样，千奇百怪。常可类似多种疾病，但根据病人表现的临床症状，各种检查却都没有发现相应的器质性病变。癔症，分为癔症性精神障碍和癔症性躯体障碍。癔症性精神障碍又分为意识障碍、记忆障碍、癔症性精神病和癔症性情感爆发等；癔症性躯体障碍主要表现为感觉障碍和运动障碍；

癔症性的精神障碍中以情绪障碍较多见，发作时病人可有大哭大笑、大喊大叫、捶胸顿足、倒地打滚、手舞足蹈、撕衣毁物和乱唱乱骂等现象，并以生动的表情和夸张的动作有意识地引起旁观者的注意，犹如戏剧性表演，在场的人越多表演越活跃。有的患者在发病时可突然倒地屏住呼吸或大口喘气，不言不语，双眼紧闭，面色潮红，全身僵直，持续约十几分钟后恢复。虽然癔症患者发作时给人的印象酷似精神病或弱智痴呆，但实际上他们的精神和智能没有缺陷，上述的表现是癔症发作时的神经障碍所致。

癔症性记忆障碍也是因为受了某些刺激，一下子失忆了，如有的忘了从前，有的忘了当下的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事，也有的忘了该记忆的事。有人就因为这样的原因走失多年，甚至在外面结婚了，有了孩子，才突然想起来“我在哪哪还有个家呢……”

癔症性的意识障碍主要表现为意识模糊。比如有个老太太，因为自己迷信，供奉着黄鼠狼，有一天她在收拾卫生时不小心把供牌给打坏了，就担心神灵会降罪于她，每到初一、十五这天，她就认为自己是黄鼠狼了，并真的像黄鼠狼一样在地上爬。这就是意识障碍，表现为意识模糊，定向能力丧失；至于癔症性精神病发作则跟真的精神病一样，但一般过3周后随着致病环境的改变，自动就会好转，没有什么后遗症。

运动障碍是癔症性躯体障碍中的主要表现，多表现为癔症性瘫痪。当患者受到较严重的精神打击后，可表现为肢体的一侧或半身瘫痪或不能站立，此即癔症性瘫痪。患者常突然发病，如治疗或暗示不当，症状可能固定下来，长期肢体不能动弹或卧床不起，但检查瘫痪肢体腱反射正常，肌张力正常，一般肌肉无萎缩。如设法分散癔症患者的注意力，症状可减轻或消失。

癔症性感觉障碍则以失音最常见，患者突然会失去发音能力，只得借助于手势或笔谈来表达心情，但声带检查活动良好，发作停止后，发音恢复正常。有的患者发作时自诉“失明”，说自己的眼睛看不见了，但检查时瞳孔反射和眼球活动良好，眼底也没有问题。患者虽然说什么都看不见，可是在单独行走时却能躲开障碍物，不会发生磕碰。还有的患者出现癔症性耳聋，在客观检查时未发现耳病，而且常可在睡眠中被唤醒。另外，有的患者常感到咽喉部有堵塞感，这种堵塞的感觉不是因有异物造成，而是一种躯体感觉异常的表现，临床上称为“癔症球”，相当于中医所说的“梅核气”。

此外，比较常见的还有癔症性内脏与植物神经机能障碍，如癔症性呃逆、食管痉挛、腹痛、腹胀、尿频等。总之，不论病人具有哪种躯体功能方面的障碍，均不伴有相应的器质性改变，任何检查也没有相应的阳性结果，亦或病人的阳性体征不足以引发如此症状。若怀疑某人有癔症，最好的办法是看精神科医生。

谁，最易被癔症纠缠

得癔症的人往往都具有癔症性人格，这样的人容易接受心理暗示，喜欢表扬，喜欢出风头，喜欢显摆自己，虚荣心比较强，是那种看起来表情比较夸张及表演型的人。其实，这多是一种人格障碍，是不健康的心理表现。这种人格的形成有其天生的基础，再加上后天环境的强化，比如母亲也是癔症性人格，对孩子就有影响。另外也和家庭的早期教育有关，父母溺爱孩子，使孩子受到过分的保护，造成生理年龄与心理年龄不符，心理发展严重滞后，停留在少儿期的某个水平，因而表现出癔症性人格特征。另外，患者的心理常有暗示性和依赖性，也可能是本类人格障碍产生的原因之一。

癔症患者的发作具有高度暗示性。所谓暗示，是指患者很容易接受周围人言行举止的影响，并产生相应的联想和反应。有人说，癔症容易传染，其实癔症并不是像瘟疫一样的传染病，而是一种暗示的影响反应。比如在一个集体场合，有一个人癔症发作，周围的人目睹了发作时的情况，产生了恐惧紧张心理，加重了精神负担。在此情况下，由于暗示和自我暗示的效应，一些人相继发生癔症，出现了群体发作的情况。群体发作的症状与第一个癔症发作患者的症状基本相同。

癔症，如何化解

治癔症，最好的办法是给予权威的心理暗示或催眠。容易接受暗示是癔症患者的特点之一，病人可以在暗示下发病，同样也可以在暗示下好转。比如有一个患者因为癔病发作，嘴闭得很严，撬都撬不开。但旁边人说的话她还是能听到的。这时医生在旁边说：“她吃了我的药丸病就能好。可是她张不开嘴，得用艾炙来烤，像她病这么重，还得用粗的艾炙来烧。这样做难免会毁容，但为了治病，只好毁容。现在就看她能不能把嘴张开了，如果能张开，吃下我这颗药丸，病就能好了”。结果她真张开嘴了，吞下药丸马上就好了。

发作时，别理他。因为癔症发作具有表演特点，关注的人越多，他受到的心理暗示越重，没人看演出了，也就不演了。所以看到病人癔症发作时，不理会是上策。别围观，也别吓得害怕惊叫。可以这样安慰病人：“不要紧的，你平静平静，休息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针灸。针灸是治疗癔病的好办法。针的刺痛可转移病人的注意力，再加上他相信你，给他能治好的暗示，他就能好。前面提到的那个瘫痪了8年的病人，因为她就是个心病，医生给她一些好的心理暗示，又扎了针炙，她马上就能站起来了。

篇3

曾经和济南人的生活联系密切的大明湖，后来距离是如此之远。被围起来的大明湖，成了一个城市的文化之殇。开放还是封闭，实际是民生和决策的对抗。

大明湖对于济南的意义，在于它的胸怀宽阔，湖纳百泉；还在于它的平民性，是沿湖居民谋生的鱼塘和稻田；还在于它的名士风范，无论是铁铉、辛弃疾，还是后来的辛铸九、路大荒，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文化品格无不融入了大明湖的烟波浩渺之中。

开放之争背后，是民生和决策的对抗

19世纪末，一位观光客来到济南，立时便被吸引：当我来到济南城墙的北面时，惊奇地发现双脚已停留在一片浩淼湖泊的岸边，辽阔的湖面荡漾着清澈的湖水，而其周遭芦苇和野草的生命力似乎过于旺盛，蓬蓬勃勃地遮满了堤岸。伫立在岸边望去，精致的寺庙，凉亭及茶社无一不倒映在湖面上。兴致勃勃的人们坐在荡漾于湖面上的小船中，隔岸那边的渔夫们正在劳作，苍鹭在浅沼泽带中正虎视眈眈地等待着猎物，野鸭在芦苇丛中悠然自得，完全无视从他们身边经过的人们。往北看去，是一座琉璃瓦屋顶的祠堂，乃由当地居民为纪念前任政府官员所建立，远胜我在日本时所见之寺庙。

游了大明湖，100年前的刘鹗忍不住说：“比那江南风景更有趣。”而如今，千佛倒影早就变得隐隐约约，几不可见，分割成一块一块的风景本身就阻断了游客游览的兴致。

曾经，大明湖就是济南人的生活方式，湖民自不必说，城内的人，时不时到湖里闲逛，捉鱼、钓虾，明湖菜被端上济南人的饭桌。

而今，湖畔人家早已不复存在，大明湖早已成为公园，被圈了起来。

2007年10月，大明湖扩建工程开工，扩建后的大明湖准备对市民部分开放。

虽说济南号称“半城湖”，其实多年来大明湖水面严重缩小，早已不复当年的浩渺。近年来，随着东部和南部改造工程的展开，一个新的大明湖进入人们的生活，超然楼、秋柳园等新景点的出现，丰富了大明湖的底蕴；小东湖复出，人们仿佛回到了过去的时代。

当时，很多人把大明湖与杭州西湖比较，往往得出令人沮丧的结论：“开放的西湖引领着开放的杭州，在经济腾飞的同时，业已发展成为闻名世界的‘购物天堂’和‘休闲之都’，而家乡的大明湖，却在围墙和门票的阻隔中，使原本开放的济南丢失了大自然赋予的灵动和秀美，平添了几分距离和闭塞。”

终于，在全民参与的争吵中，扩建后的大明湖终于对外开放了，但只是部分开放：南岸以及东岸的新景区开放，西岸、北岸依旧封闭。争吵了十几年的免费开放由此落下帷幕，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大明湖，成了济南的一张半收费的“名片”。

大明湖开放之争背后，实际是民生和决策的对抗。

被围起来的大明湖，实际已是一座“监狱”，开放后的大明湖，才真正从监狱中走了出来。

一座“死湖”的复活

几乎所有到过济南的名人，都要去大明湖一游，李白杜甫，康熙乾隆，这里留下了无数人的足迹，杜甫更是以一句“海右此亭（历下亭）古，济南名士多”而被济南人久久铭记。

1923年夏天，26岁的徐志摩来到济南，和王统照一起用过晚餐后，于10点多去明湖月夜泛舟。王统照写道：“从城外跑到鹊华桥已是费了半个钟头，及至小船荡入芦苇荷盖的丛中去时已快近半夜。那时虚空中只有银月的清辉，湖上已没有很多的游人，间或从湖畔的楼上吹出一两声的笛韵，还有船板托着厚密的芦叶索索地响。志摩卧在船上仰看着疏星明月口里随意说几句话，谁能知道这位诗人在那样的景物中想些什么？”

往前推，18世纪的一天，24岁的诗人王士祯游学济南历下，集名士于大明湖，创办秋柳诗社。后来人们在亭畔建馆舍数间，称秋柳园，旁边的东西巷小街由此得名“秋柳园街”。

而今，秋柳园重现于大明湖新景区，崭新的仿古建筑，除了名字之外，早已与王士祯没有任何关系。

原来的秋柳园街附近几百米范围内，曾经密布着众多让人目不暇接的前人踪迹：山东教育家、季羡林的恩师鞠思敏创办的正谊中学；清代光绪年间的“救时宰相”、山东抚臣阎敬铭所书写的碑刻及纪念阎的“阎公亭”；“中国蒲学第一人”路大荒旧居。

而今，大明湖畔除了亭台楼阁，已少有人文痕迹。

篇4

1 病例资料

患者,男,79岁,病案号T34049,因“咳嗽、咳痰1周,加重2天”入院。1周前受凉后出现咳嗽、咳痰,自服抗菌素(具体不详)无好转,2天前咳嗽加重,咳较多黄脓痰,伴明显胸闷痛、头晕,无头痛、发热、气促、心悸,胸痛与咳嗽无相关。门诊心电图检查示“窦性心律,室性早搏,未见ST-T异常”。胸片示:“双下肺轻度感染”。既往有高血压病1级,极高危组,冠心病,心律失常,脑梗塞恢复期,前列腺肥大病史。查体:BP120/70 mmhg, T 36.7 ℃,神志清楚,表情从容,检查合作,双肺呼吸音增粗,双下肺闻及少许细湿音,心律84次/分,早搏2次/分,腹平软,全腹无压痛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肠鸣音正常。入院诊断为“肺炎”,予抗感染治疗。入院当晚即次日凌晨,患者出现中下腹耻骨联合上持续痛,排尿不畅,呕吐胃内容物一次,无含咖啡样物,予对症治疗后白天腹痛减轻,当时检查血常规,大小便常规正常,血糖,肝肾功能,电解质正常。晚上患者腹痛加剧并转移至中上腹偏右侧,局部有压痛反跳痛,余腹部无不适,急查血常规,WBC 11.7*109/L,N 0.863, 腹平片检查“右隔下游离气体,气腹,反射性肠瘀张”,请外科会诊,考虑上消化道穿孔可能,转科手术经病理诊断为“急性坏疽性阑尾炎及阑尾周围炎”。

2 讨论

从本病例总结如下几点:

2.1 本病例特点:(1)本例阑尾炎患者最初发病时只有咳嗽咳痰胸痛表现,未见腹部症状及阳性体征,胸痛有可能是炎症刺激内脏自主神经产生疼痛感觉传入神经纤维末梢,经1～5胸交感神经节和相应的脊髓段传至大脑,痛觉反映在与自主神经进入水平相同脊髓段的脊神经所分布的区域即胸骨后,而不在肠道、阑尾。(2)阑尾炎最初未见腹痛及腹痛不典型,考虑与患者发病时伴有肺部感染,曾服用抗生素病相关。患者年纪较大,自身痛阈增高,内脏感觉神经感觉纤维数目较少,细纤维占多数,痛阈较高,传入途径比较分散,定位不准确也是原因之一。(3)患者阑尾炎进展迅猛,入院后24小时即进展为坏疽性阑尾炎合并穿孔较少见,考虑入院时已存在阑尾炎。

篇5

培养人文精神需要提倡学习的积极性。通过学生自主参与，主动学习挖掘自己的个性，创新能力。结合教学实践，在教育中要有尊重人格，关心人，理解人作为政治教学中的基本原则。鼓励学生勤思多疑，通过质疑，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课堂上，学生的“奇谈怪论”是正常，对于这些想法老师要鼓励，尊重，培养学生质疑的信心。这样，才能真正培养自由思想和独立、创新的精神。爱因斯坦说：“要是没有能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得有创造力的人，社会的向前发展就不可想象。”在课堂中运用启发式教学，既要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也要通过揭示学生头脑中原有知识和经验中的矛盾因素，使学生主动把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首先要转变观念，不能有“科学霸权”和“知识霸权”的思想。教师要勇于和学生争论，学生在争辩中表露出的某些与众不同的见解、“标新立异”的构思以及别出心裁的想法，哪怕只有一点点的新意，都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譬如在讲价格的作用时，我引出：用价格手段调节早晨老年人与上班族争占公交空间。我要求模仿省台的“今日关注”，开诚布公地谈谈自己的其实感受，同时换一个角度思考老年人晨运与上班族之间矛盾的立场。结果大家畅所欲言，气氛热烈，表达出一个共同的心声，就是学生想到自己每天早晨上学的经历，提出各种方法。抓住这一时机，我向学生介绍了“什么是价格”、“价格与价值的关系”、“价值规律”等。

二、在教学中实施人文教育

实际教学中，在人文精神的指导下，教师要树立与新课程相适应的价值观、知识结构和新思维方式，在教学中要充分挖掘和合理构建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相融合的教学内容，创设和谐的教学课堂情境，使教学产生吸引力、感染力，从而是学生愉快地感受、领悟到道德观念，并落实到日常行动中，把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确立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目标。

理论联系实际，升华学生的人文精神。利用好思想政治科教材中的人文教材，为教学服务。在教学活动中要紧扣教材，善于抓住人文精神的升华点，及时地把课文知识纳入到深刻的人文背景中，做到知识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例如：从古至今，诚、信二字一直是人民追求的道德目标，更是指导行为的准则，然而近年来，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的是新行为层出不穷。诚实守信，这一起码的社会道德却渐渐被有些人搁置脑后。类似“扶老人”，是你，你怎么办？受助者，为何恩将仇报。类似事件的再三出现，从根本上说，恐怕是社会诚信系统出了问题。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备，一个公平的、透明的市场竞争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在商业领域出现了不公平竞争，甚至商业欺诈。而这种经济现象的不良影响，也会逐渐渗透入社会生活中。结合课本教材，涉及的内容：“价值观，价值观的导向作用、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等知识点，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教育，要求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以这些社会实例结合教材论证、分析。

篇6

在南国的深圳，因患先天重症血友病致残的郑卫宁与生活羁绊五十多年，如今活出了属于他的格局。他创立了“残友”集团，成立郑卫宁慈善基金会，帮助了无数和他一样身体残疾的朋友。尽管身体残疾，但他把自己的人生却雕刻得完完美美。

1955年，郑卫宁出生在大连的一个军人家庭。他的家族有遗传病史，舅舅和外公都患血友病，没活过47岁就过世了。而家族遗传病通常是传男不传女，郑卫宁恰好“幸运”地中了招。“我妈给我喂奶，我喝着喝着就满口鲜血，她知道，这又是一个血友病孩子。”

郑卫宁所患的甲型血友病又叫第Ⅷ因子缺乏症，是一种严重的遗传病。患上这种病，几乎注定了他要忍受一生的折磨：全身缓慢持续渗血，出血部位极广、反复发生，形成血肿、关节变形。患者大多死于颅内出血。这样的病痛与生俱来，根本无需考虑如何去适应。郑卫宁觉得很庆幸，“往往是那些半路‘出家’的人更痛苦，我的病痛与生俱来，早已习惯。”

13岁时，郑卫宁踏出了他人生的第一步。“因为血友病人从小就被告知不能摔跤、不能磕磕碰碰，也丧失了学走路的机会。”13岁之前的郑卫宁只能坐地爬行，站立行走、奔跑像是天上的星辰，可望不可及。

因为行动不便，小时候的郑卫宁不曾走进学堂去识方块字。“小时候认字就是看哥哥姐姐的书，自己学习。汉字对我而言就是文字符号，我不知道它怎么读，没斟酌它怎么写，但是看的次数多了，就知道它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郑卫宁用这样的读书方法在9岁之前就读完了四大名著。“从书籍中获取的养分深深地滋养着我，也激励着千百如我一样身患残疾的朋友们，一路坎坷，一路高歌，一步步去超越自我，实现梦想。”

后来，郑卫宁赶上了十年，他彻底失去了步入校门的机会。“父亲在期间遭受迫害，虽然那时候我已经站起来了，却依然无法走进学校。也是因为，我变成了残疾人。”期间，郑卫宁只能跟着奶奶一起生活。“那时候发病了，我只能躺在床上流血，看着关节肿的比脑袋还大，直到它自己停止。没有药吃，没有血输。”因为长时间得不到有效治疗，深深浅浅的皱纹慢慢爬上郑卫宁的皮肤，他的腿开始萎缩，最后残疾。

1995年，为了能让郑卫宁安全输上含有凝血因子的新鲜血浆，72岁的母亲带着郑卫宁来到当时唯一实行义务献血的深圳。郑卫宁想不出这个城市除了能让他活下去，还会带给他什么。

90年代的深圳，像个昂扬的年轻人。郑卫宁借着轮椅能够勉强前行，却不知道走向何方，他几乎静止的生活与这座城市格格不入，一种抛弃感强烈地逼迫着他。为了摆脱内心的寂寞和空虚，郑卫宁不停地读书。1982年到1991年，郑卫宁苦读十年，考上湖北电视大学，先后学习中文、法律和企业管理三个专业并获取文凭。“那段时间几度抑郁，三次试图自杀。”因为残疾，耗尽家财，由亲人背负债务，徒然奔走于医院和药店，仍就无望地寸步难行，蹒跚难立于社会，孤独自卑地苟活于世，无为一生！这种苦难谁人能解？”郑卫宁用文字写出了自己的不安与挣扎。

用互联网“行走”

对于郑卫宁来说，40岁以前的人生盛满的只有疾病带来的疼痛、对于生活的无望。直到1997年接触互联网，他开始用互联网在这个世界行走、思考，甚至去帮助他人。一次偶然的机会，郑卫宁的妻子听说深圳高科技交易会开幕的消息，她推着郑卫宁来到高交会现场。“心中的希望就是互联网——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一位参会的企业家说过，没有互联网，人们只能在知识的海洋里漂泊，是一座座信息孤岛。有了互联网，人们就可以自由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郑卫宁这样感慨。参加了这次会议后，对生活几乎绝望的他看到了人生的希望，开始思考着换一种活法。

1997年，中国的互联网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40岁的郑卫宁一头扎进去，整天泡在互联网上。他发现自己‘寸步难行’的状态和渴望新知的心态在互联网上得到了平衡。”通过深圳义工联，郑卫宁找到了同样热爱互联网的5名残疾朋友，邀请他们一同住进家里，开始向一位退休老教师学习互联网知识。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4年。郑卫宁母亲留下的存款所剩无几，他们几人日常的开销、生活费开始成了郑卫宁眼前的大问题。“那时候，我想既然我可以在网络上做这么多事情，我也可以用网络来帮助更多和我一样挣扎求知的残疾人。”于是，一个6个人的团队在深圳郊区的筒子楼里开始摸索着创建残疾人的联盟，成立了“中华残疾人服务网”。

这是一个以残疾人及残疾人家属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公益型综合网站，设计内容包括残疾人生活、就业、交友、学习等等。网站成立的第一年，就在全球残疾人福利网站中创下点击率最高的记录，同时也带动了一大批残障人士走进网络生活，并且帮助许多残疾人就业。

成立基金会 帮助“一群人”

2009年，郑卫宁将公司正式注册成为残友集团，集团有残友软件、残友动漫等九个分公司，同时它还有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等四家服务和研究性机构。集团接收了来自北京大学、湖南大学等多所高校软件及计算机学院肢体残障的优秀毕业生。残友集团发展也成为国际唯一全部由残疾人软件技术精英组成的高科技软件企业，残疾人员工300余名。同年11月，郑卫宁将其在残友集团的90%个人股份和各分公司51%的个人股份以及“残友”和“郑卫宁”的驰名商标品牌价值等全部捐赠，成立郑卫宁慈善基金会。

经过郑卫宁15年的艰难磨练，“残友”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只有一台电脑、五个工作者的“小作坊”了。如今的“残友”是一个拥有33家社会企业、1家基金会和8家社会组织的大型公益社会平台。2012年9月10日，一场以“感恩奉献，自助助人”为主题的CMMI 5级评估成果新闻会吸引了无数业界目光，这也标志着残友——这个由残障人士组成的软件团队，成为了全球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小企业，“这一荣誉，甚至为华为、中兴所垂涎。”

谈及残友集团取得的成就，郑卫宁显得格外兴奋。“这是残疾人才能取得的成功！”郑卫宁说，“对每个‘残友’人而言，公司就是家，是他们自己一砖一瓦筑建的拼搏园，“在残友，没有人叫我的职务，都只叫我‘郑大哥’。我们这里是一个大家庭，没有职务，没有上下级，有的只是兄弟姐妹。”

与一般公司的企业文化中仅仅把“以企业为家”作为口号不同的是，残友人是真的把公司当成家。因为这里有家一样的温暖。残友公司实行工作和生活一体化制度，集团员工大部分过着集体生活。公司不仅专门雇人每天为员工洗衣服；还有专门人员为员工制作“员工妈妈菜”，每一个员工都可以给食堂提供菜谱，大师傅照着做，直到做出了“妈妈”的味道，公司就把这个菜纳入食堂的菜谱。“现在食堂有一百多个菜，可以保证一天10个菜，15天不重样”。此外，公司卫生间淋浴龙头下放有座椅，残疾员工可以盘坐洗澡……细数公司人性化的管理，郑卫宁一脸自豪。

郑卫宁的公司不仅为员工提供与常人一样的8小时工作，在8小时之外，为了拓宽残疾人的社交生活，公司也为员工做了许多贴心的安排。每年5月20日，残友都会为公司员工举办集体婚礼，“到现在为止，只有一对是内部消化，其余的员工的另一半可都是社会人士！”，这或许是郑卫宁之前怎么都料想不到的收获。

生命和死亡都是人生的一对翅膀，只有都思索领悟了，才能自由飞翔。50岁是血友病人的生命极限，而今已58岁的郑卫宁被称为医学上的奇迹。“每次去医院输血，新来的实习医生都会围观我这个‘大奇迹’。”郑卫宁笑道，对于死亡，没有任何畏惧。“我很清楚自己将会如何死去，只有对自己的死亡无预期才会恐惧。每天早上能够正常醒来，看到当天的阳光，就会感恩自己还活着，又多赚了一天。”而“残疾人”——这个群体在深圳的神奇崛起，都是由郑卫宁开启，就因为这些，郑卫宁说，“就算我的生命明天就会结束，但我此生无憾。”

50多岁的郑卫宁已经获得了比别人一辈子还要多的光环和荣誉，而他最为看重的是“全国劳动模范”。“我是第一个坐轮椅的全国劳动模范，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我绝不是最后一个登上领奖台的残疾人全国劳模。”郑卫宁相信，时代变了，在数码经济时代，任何人都能够创造社会价值，残疾人也不再是当年混吃等死的“废人”。“互联网让我成为现在的我，让我成为全国劳动模范，也一定会让更多的残疾人成为劳模。”

如今，郑卫宁已经到达血友病晚期，平均两天就需要去医院输血一次，鲜血很贵，为了节约开支，他经常随身携带吗啡片，想着少输点血，能熬的痛就熬过去，可谓游走在死亡边缘。而事实上，从他出生到成长，连同奋斗的每一步，死亡一直如影随形。

2011年，郑卫宁辞掉了自己所有的职务和头衔。“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这是郑卫宁经常会在嘴边念起的一句话。他的这些帮助对残疾人来说，不仅仅是找到了一份工作，而是当他们上网的时候会发现他们并不孤独，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样的激励会让更多的残疾人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份工作，让每个残疾人都拥有自信的笑脸。

篇7

一、公定力序说

在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是作为公法的一个重要法律部门而存在的。在我国，行政法也是作为区别于民商法而存在的一个独立部门法。这种区别是多方面的。就行政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1]而言，“行政行为最重要的特色在于，尽管是有瑕疵的行为，但这种行为也具有公定力，对方仍有服从的义务。”[2]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是指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对任何人都具有被推定为合法、有效而予以尊重的法律效力。正如日本学者杉村敏正教授所指出的，“行政处分之公定力谓，即令行政处分本身应具备之法律要件是否齐全尚成疑问，在有权限之行政机关或法院于依法令所定之程序确定其为不生效力之前，要求任何人均应认其为具有拘束力之适法妥当之行政处分之力；行政处分因具有这样的公定力，任何人均不得以自己之判断而否认其拘束力。”[3]行政行为的这一法律效力是民事法律行为所不具有的。在民事法律关系中，一方当事人所作的意思表示，即使是一种单方面的意思表示（如合同的解除、亲权人对儿子居所的指定），另一方当事人认为该意思表示缺乏相应要件的，在法院作出有效判决前，就没有予以承认的必要。

行政行为的公定力不仅是一个基本的行政法原理，而且也是一种由众多行政法规范所综合体现的行政法精神，支持着一系列法律规则。然而，对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法律规范加以明确规定，同时我国的行政法学起步很晚，因而在理论上多年来对这一问题未能予以充分重视，甚至存在着一些将公定力与确定力相混淆的不正确的提法，[4]在实践中也普遍存在着漠视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和行政权威的现象。直到最近，个别行政法学论著才对行政行为的公定力作了简要讨论。[5]因此，认真、深入地研究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对于行政法基本原理的奠定，相应法律规则的建立，行政权的充分尊重，法律的准确适用，案件性质的认定和责任的承担，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公定力的理论依据

行政行为为什么具有公定力？德国行政法学的奠基人梅耶尔（OttoMayer）和当代行政法学者福斯特霍福（ErnstForsthoff）提出了“自我确信说”。他们认为，法律是具有强制力和约束力的；合法的行政行为与合法的判决一样，其法律效力来源于法律；对有争议的行政行为之所以具有法律效力，是因为作出该行为的行政主体在作出时自己是确信该行为符合法律的；行政主体享有国家赋予的行政权，因而行政主体也具有像法院确信自己的判决为合法一样，确信自己的意思表示为合法的权力。[6]在当代西方法学中，公定力的通说之一是“法安说”。该说认为，有争议的行政行为之所以具有公定力，是由于实定法规范的承认。实定法规范之所以作这样的承认，是为了避免行政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混乱，保护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稳定和安全。[7]西方学者对法安说的阐述，是以法国著名公法学家狄骥的社会联带主义法学或社会团体主义法学为理论基础的。荻骥认为，法律行为作为主体的一种内在意志，本身并不具有取得社会承认和保护的法律效力，而是法律规范即客观法确认的结果。客观法之所以赋予公务主体的主观意志以公定力，是因为公务主体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服务与合作的社会联带关系。法律的目的和作用就在于保护和促进社会联带关系即社会秩序，如果法律不确认有争议公务行为的公定力就违背了这一目的。[8]在当代西方法学中，公定力理论根据的另一通说就是“既得权说”。该说认为，法律之所以承认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是为了保护相对人因信任合法行政行为所已取得的权利和不特定公众因信任“侵益行政行为”而已取得的权利。[9]

我们同意当代学者对“自我确信说”的批评，认为该说把公定力认定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行政行为的固有性质，是与行政法治不相容的。[10]对于“法安说”，我们认为它并不是行政行为公定力的理论依据，而只能是行政行为确定力的理论依据。公定力的目的是为了使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并最终稳定已设的权利义务关系。行政行为的确定力和权利义务关系的稳定，是行政行为公定力的作用结果。并且，“法安说”的理论基础不是社会联带主义法学，而应该是公共利益本位论。行政法的基础是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既具有统一性又具有对立性，在相对立时是以公共利益为矛盾主要方面或本位的。行政法的这一基础决定着行政法的精神。行政法对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关系的调整，行政法的价值不在于激化两者间的对立性，而在于保护和促进这种一致性，使社会有序化并得以持续发展。也就是说，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不一致时，行政法要求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并按公共利益的要求来恢复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性。行政行为所设的权利义务关系就蕴含了这种一致性和得到稳定的内在要求。我们认为，“既得权说”将“侵益行政行为”的公定力解释为保护行政主体和相对人以外的第三方即不特定公众的权利，是过于勉强的。行政行为是一种旨在设定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侵益行政行为”是一种设定相对人义务，维护公共利益的意思表示。行政主体和相对人以外的不特定公众并没有参加到特定的行政法律关系中来。与其如此，不如说是为了维护行政权威，保护公共利益。同时，设定权利的意思表示要取得社会的尊重和法律的保护，所设的权利必须符合公共利益，而不能因为它是权利就要受到当然的保护。

我们认为，公定力的理论依据应当是“社会信任说”。“行政行为被认为是关于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的一种权威性宣告，每一个人都必须承认这种宣告的可靠性，以维护法律的确定性。”[11]合法、公正的行政行为无疑都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当然具有公定力。但是，当行政行为作出后，其合法、公正性存在疑问即引起行政纠纷时，行政行为是否真正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就有待审查。然而，在这期间，由行政行为所设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必将处于不稳定状态。也就是说，当事人的权利能否行使，义务是否应予以履行，是不确定的。这就需要相应的解决机制即法律推定。那么，我们应作什么样的推定呢？是推定该行政行为违法不具有法律效力，还是推定该行为合法具有法律效力呢？如果我们推定该行为违法而不具有法律效力，那么就意味着行政主体的意思先定力并不具有任何意义。也就是说，这将赋予相对人或其他组织、机关的意思表示具有与行政主体相同的法律效力，可以任意或否定行政主体已作的意思表示。那么，任何有效的行政管理或法律秩序将无从谈起，行政将陷于瘫痪，公共利益或其他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以及该相对人本身的其他利益都将受到严重损失。因此，我们只能作合法有效的推定，这在理论上同刑法上的无罪推定的道理是一样的。这样，公定力的实质也就是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所取得的社会保护，即法律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推定和社会对行政行为的尊重。

作这样的推定和尊重，是基于社会对行政主体及其意思表示的信任。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所作的一种意思表示。行政主体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和分配者。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利益。公共利益代表者、维护者和分配者资格的一旦取得，就发生了行政主体的地位及其意思表示的效力高于相对人的效果。行政主体的这种代表资格及其将发生的效果，是在具体的行政法律关系发生之前已经得到包括相对人在内的社会一致认同和所能预见的，否则就不可能让它来代表。这种认同是基于行政主体代表公共利益的真实性和分配公共利益的可能性而得到法律确认的一种有效承诺，具有不可改变性，只有在代表的真实性和分配的公正性完全丧失时才能通过政治变革被解除。它因而也就具有持续的效力。在它被解除之前，社会都应保持对代表者的信任、履行自己的承诺。法律也可以强制要求社会提供这种信任，履行这种承诺。事实上，行政主体也确实真正代表了公共利益，公正地分配着公共利益，作违法和不公正的分配只是一种例外。这种信任承诺是对公共利益代表者资格的信任承诺，而不是对个别意思表示的信任承诺；是全社会而不是个别成员所作的信任承诺。同时，作合法有效的推定，并不意味着使违法的行政行为对相对人最终发生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仅仅意味即使有不公正分配行为的例外存在，个别的社会成员或社会组织都不能撤销对行政主体所作的信任承诺，而只能在一定的期限内，在有确凿的证据时，由同样代表公共利益的有权的国家机关按法定程序对该行政行为予以否定。

三、公定力的界限

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但是，行政行为是否可以不论行政主体本身的瑕疵，或内容、形式或程序上的瑕疵，而绝对具有公定力？相反地，万一行政行为有上述瑕疵，又是否就可以否认它的公定力？这就是行政行为公定力的界限问题。

西方法学界曾有过许多争论，并形成了两大主要学说，即“有限公定力说”和“完全公定力说”。“有限公定力说”认为，行政行为一般具有公定力，但有重大且明显瑕疵的无效行政行为除外。例如，日本学者杉村敏正教授认为，“行政处分被承认具有公定力，乃是因为欲求其充分发挥功能，并冀能经由行政处分适时而不迟延公益之实现，避免行政法关系陷入纷乱；设若某行政处分有重大违反法规的瑕疵存在，且该瑕疵客观上又系明白，这时如果照样坚持其公定力之理论，恐有过分偏重行政权利益之讥。”坚持完全公定力，将导致“与个人之自由及权利之尊重的对立；事实上，那些有重大且为明白瑕疵的行政处分若仍被认为具有公定力，是即强调行政处分的公定力，且将个人的自由及权利之限制及侵害过分地要求个人来承担。据此吾人宁谓，凡有重大且明白的瑕疵之行政处分，即实体法上无效之行政处分应不具公定力。”[12]该说是德日等大陆法系行政法学或受大陆法系法学影响较大的行政法学上的通说，[13]在我国行政法学上也有支持者。[14]“完全公定力说”认为，行政行为不论存在着什么样的瑕疵，在被依法消灭前都具有公定力。该说认为，即使行政行为具有重大而且明显的瑕疵，也并不是任何人有权、有能力加以辨认的，而只能由有权并且有能力辨认的法定国家机关来判断并加以否定。该说在西方法学中只是作为少数派的观点而存在的，在日本的提倡者有黑田觉和柳濑良干等行政法学者。

我们同意“完全公定力说”，认为只有“完全公定力说”才能对公共利益及其代表者表现出足够的信任和尊重。我们尽管强调公共利益，不允许相对人、国家机关或社会组织任意否定、违抗行政行为，否则将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但并不是要否认或损害个人利益。公定力仅仅是一种假定或推定的法律效力，在假定期间并不具有强制实现力，行政行为中所设的义务在相对人不履行时并不会被强制执行；并且在该行为真正严重违法时，相对人可以通过法律所提供的相应机制来解除该行为的法律效力。

应当指出的是，从表面上看“有限公定力说”有利于促进依法行政、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实际上不然。这是因为，无效行政行为和可撤销行政行为之间的界限，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立法上，都难以得到客观确定，更难以由作为普通公众的相对人加以辨认。在这种情况下，“有限公定力说”就会导致相对人错误地将行政行为认定为无效的可能性，日积月累而必将导致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和损害公共利益，根本就无法实现行政法治所要求的良好秩序。相对人即使能够辨认并作了正确的辨认，事实上也难以抗拒具有国家强制性的行政行为。如果从理论上来鼓动相对人或社会对行政行为进行抗拒，只能造成社会的动乱，从而在根本上动摇法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因此，“有限公定力说”必将会使更多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遭受损害。另一方面，“有限公定力说”在将无效行政行为的辨认权和抗拒权赋予相对人的同时，也将责任转移给了相对人。这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相对人没有辨认而执行无效行政行为时所产生的责任。例如，在警察为抓赌敛钱而授意李某聚赌一案中，[15]根据“完全公定力说”，李某的赌博行为出自警察的授意，而不是出自本人的故意或其他普通公众的授意，因而不受处罚。但是，根据“有限公定力说”，李某应当辨认并抗拒这一无效行政行为却没有辨认和抗拒，具有主观过错，应受处罚。第二，错误辨认而抗拒行政行为所产生的责任。相对人如果将一个行政行为错误地辨认为无效行政行为而予以抗拒，则将构成妨碍公务，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完全公定力说”不要求相对人作这样的辨认和抗拒，因而不会导致这种不应该发生的法律责任。第三，正确辨认而没有抗拒行政行为所发生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有限公定力说”，相对人的行为将构成不作为的违法行为，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根据“完全公定力说”，这种不作为并不构成违法行为，相对人更不应负法律责任。总之，“有限公定力说”将置相对人以无所适从的境地，并使其承担不公平的法律责任。

四、公定力所支持的规则

（一）公定力支持着其他效力规则

行政行为具有先定力、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公定力是行政行为的前列效力与后列效力间的桥梁，起着承前起后的作用。

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是对先定力的一种有效保障。行政行为的先定力，是行政主体相对于相对人而言的、意思表示过程中的一种法律效力，表现为行政行为的单方面性。这种先定力只有在得到社会承认和尊重时才能真正存在。如果相对人或社会组织可以任意否认行政行为，行政行为不具有公定力，则先定力将荡然无存。

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又是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的前提。公定力、确定力和拘束力是对双方当事人而言的法律效力。民事法律行为不具有也不需要公定力但仍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这是因为，民事法律行为是一种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有效成立的行为。它对当事人所发生的法律效力，取决于当事人自己所作的有效承诺。行政行为具有单方面性或先定力，不需要相对人同意、接受的意思表示或承诺，因而也不能以相对人的承诺为前提对其发生法律效力，而只能以社会的承认、尊重和保护为前提对其发生法律效力。

（二）公定力支持着其他意思表示的规则

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是一种要求社会表示尊重的法律效力，是一种对世（任何人而言）的法律效力。它要求行政主体在作意思表示时，充分尊重有关行政主体已作的意思表示。第一，当一个行政主体对某一事务已予处理时，在该处理行为被以前，其他性质相同的行政主体对该同一事务不能再予以处理。这是“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该原则的另一内容是直接受确定力规则支配、间接受公定力原则支配的，同一行政主体对同一事务不能作两次以上的处理，实为行政行为的实质确定力。）。第二，当一个行政主体对某一事务予以处理，依法应当以另一行政行为为前提时，就应充分尊重该行政行为。即使该行政行为违法，也不能任意予以崐否定或置该行政行为于不顾，而应提请有权机关处理。

行政行为的公定力也决定着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民事主体在作民事法律行为时，不能置行政行为于不顾或违反行政行为的规定，否则该行为违法。例如，当甲与乙就宅基地使用权发生争执时，行政主体将该使用权确认给甲的，在该确认行为被以前，乙或第三人就不能无视该确认行为而订立转让协议，即使订立了也是违法的，不受法律保护。

（三）公定力支持着行政救济规则

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只是一种被推定的法律效力。也就是说，只要对该行为没有争议，或在有争议时还没有被法律所，该行为就应被视为合法、有效。因此，公定力并不意味行政行为真正合法、有效。在行政行为引起争议，其合法性、有效性受到怀疑时，就需要对行政行为进行法律审查。通过审查，对合法的行为予以肯定，对实质上违法的行为予以否定，对程序和形式上的违法予以补正。这就是行政救济。因此，行政救济的任务，就是消除相对人等对行政行为的怀疑，恢复相对人等对行政主体的信任和尊重；解除违法行政行为的公定力，从而使违法行政行为丧失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使行政主体取得相对人的真正信任和合作。

公定力的存在，还使行政救济区别于民事纠纷的处理。第一，公定力要求行政救济遵循特殊的原则，如行政穷尽原则和行政主体负举证责任原则等。行政穷尽原则，实际上就是行政优先原则，是要求司法机关尊重行政意志的原则。行政主体负举证责任原则，实际上是行政主体证实所假设的合法性真正存在的原则。第二，公定力要求行政救济权只能由法定的国家机关来行使。行政行为的先定力是受公定力保护的，因而相对人和一般的社会组织都不能解除行政行为的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而只能由法定的国家机关来解除。

（四）公定力支持着民事纠纷的处理规则

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支配着民事主体的意思表示，也支配着民事法律责任的分担。民事主体因对行政行为表示尊重而在民法上作为或不作为时，就不应向相对方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没有对行政行为表示尊重而在民法上作为或不作为时，就应向相对方承担民事法律责任。例如，某保龄球馆因向球手承诺打满300分奖励30000元而被工商局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受行政处罚。事后，球手甲根据处罚前获悉的承诺，在打满300分时要求该球馆履行承诺。[16]根据公定力原理，该案中行政处罚行为的存在，决定了该球馆所作承诺的违法性和无效，甲就不能要求、法院也不能判令该球馆履行该违法、无效的承诺，否则就是对行政行为的漠视。

行政行为的公定力还支配着民事纠纷的某些处理程序。民事纠纷经行政裁决的，纠纷当事人不服时只能作为行政案件向法院，法院只能受理对行政裁决的，而不能置行政裁决于不顾处理民事纠纷。某法院以改革为名，行扩大受案范围之实，规定不论是否经过行政裁决，房地产拆迁案件都作为民事案件和受理，是对行政行为公定力的违反。同时，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发现民事主体的意思表示以某个行政行为为前提的，也应作出相应处理。如果认为该行政行为合法的，就应按该行政行为的要求作出判决结案；如果认为该行政行为违法的，就应作出裁定、中止审理，告知当事人先行解决行政纠纷。

总之，行政行为的公定力不仅在行政法学，甚至在整个法学上都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支持或支配着一系列重要的法律规则。

-

[1]有的认为，民事法律行为仅仅是指合法行为，主体不合法的意思表示只能称为民事行为。本文中所称的民事法律行为，并不意味该行为的合法性或非法性。

[2][日]田中二郎：《新版行政法》，杨文忠编译，载《行政法研究资料》（下），中国政法大学1985年印，第552页。

[3][日]杉村敏正：《论行政处分的公定力》，载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台湾三民书局1988年版，第176页。

[4]参见胡建淼主编：《行政法教程》，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页；王周户主编：《行政法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67页。

[5]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页；胡建淼主编：《行政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99页；叶必丰：《行政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

[6]参见[日]杉村敏正：《论行政处分的公定力》，载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台湾三民书局1988年版，178－179页。

[7]参见[日]杉村敏正：《论行政处分的公定力》，载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台湾三民书局1988年版，第176页。

[8]参见[法]狄骥：《宪法论》，钱克新译，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253－254页。

[9]参见[日]南博方：《日本行政法》，杨建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

[10]参见[日]室井力主编：《日本现代行政法》，吴微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页。

[11][印]赛夫：《德国行政法》，周伟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00页。

[12][日]杉村敏正：《论行政处分的公定力》，载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台湾三民书局1988年版，第182页。

[13]参见[印]赛夫：《德国行政法》，周伟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04页；[日]室井力：《日本现代行政法》，吴微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6－97页；[日]田中二郎：《新版行政法》，杨文忠编译，载《行政法研究资料》（下），中国政法大学1985年印，第552页；[日]南博方：《日本行政法》，杨建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14]参见胡建淼主编：《行政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99页。

篇8

身份证后三位含义：表示同一地址码所标示的区域范围内对同年同月同日生人编订的顺序码，其中倒数第二位表示性别，奇数为男性，偶数女性，最后一位校验码。

注：身份证尾号X的解释：作为尾号的校验码，是由号码编制单位按统一的公式计算出来的，如果尾号是10，那么就得用X来代替，因为如果用10做尾号，那么此身份证号就变成了19位，而19位的号码违反了国家标准，并且我国的计算机应用系统也不承认19位的身份证号码。Ⅹ是罗马数字的10，用X来代替10，可以保证公民的身份证符合国家标准。

（来源：文章屋网 ）

篇9

过去的一年，各地、各部门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发展理念，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年活动，保持了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的总体平稳，亿元生产总值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同比下降13.5%，各项安全生产考核指标均控制在省政府下达的范围以内。在3月9日召开的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我市受到省政府通报表彰，成为唯一一个连续七年获得全省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先进单位的市。成绩来之不易，这是各地、各部门共同努力、攻坚克难的结果，也凝聚着在座各位的心血和汗水。这里，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大家一年来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安全生产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各种不确定因素。从全省看，今年1～2月份，全省发生较大事故17起、死亡71人，同比分别上升了21.4%、44.9%，受到了国务院安委办的通报。从全市看，形势同样不容乐观。1月14日市“两会”期间，Xx的Xx木业公司发生火灾，烧毁厂房、工棚3800平方米，给企业生产造成了重大损失；1月25日省“两会”期间，Xx县的Xx人造板公司液压车间发生火灾，造成了一死两伤的惨痛悲剧；3月4日全国“两会”开幕当天，Xx区Xx镇的一幢古民居发生火灾。这些事故警示我们，对于安全生产工作，任何时候都疏忽不得、大意不得，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做到警钟长鸣，真正抓实每项工作、抓牢每个环节，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最大程度地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突出重点，强化措施，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当前的安全生产工作，Xx市长已经作了全面安排，现在的关键，就是要抓好各项重点任务的推进，概括起来就是“两个三”：

一要突出三个重点。第一，要突出预防为主。二季度是我市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的升温期，也是我市的主汛期，安全生产的压力很大、任务艰巨。各地、各部门要针对季节性特点和薄弱性环节，完善事故防范工作体制机制，紧紧抓住道路交通、建筑施工、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旅游景点和公众聚集场所等重点领域，切实做好事故超前防范工作，进一步强化安全监管，排查事故隐患，整治重点领域，切实把事故发生率降到最低程度。需要强调的是，清明节临近，森林防火进入关键时期。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实，加强监督检查和现场管理，有效遏制森林火灾的发生。第二，要突出加强监管。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强化跟踪检查，加大监管和执法力度，依法对生产经营单位实施经常性的监督检查，继续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第三，要突出落实责任。严格安全生产问责制度，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把安全生产责任逐级落实到政府、落实到部门、落实到企业、落实到每一个员工。

二要做到三个加强。第一，要加强宣传教育和队伍建设。强化企业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完善培训体系，继续加强岗前培训，加强安全监管队伍建设，提高各类人员安全素质。第二，要加强安全基础工作。进一步加大安全投入，强化企业安全生产规范化，加强应急救援工作，不断提高安全保障水平。第三，要加强协作联动。充分发挥市直各部门、各区县政府的作用，加强市直部门间的横向协作，市、区县、乡镇的纵向对接，真正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真正形成齐抓共管、合力攻坚的良好氛围。

三、加强领导，严明责任，确保安全生产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在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市里与省里已经签了安全生产责任书。责任书就是军令状，必须立言立行，说到做到。

一要加强组织领导。安全生产是硬任务、硬指标，是重大的政治责任。要始终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在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做到“两手抓”、“两促进”。要坚持和落实“谁主管谁负责”和“一岗双责”的原则，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部署，靠前指挥，分管负责同志要抓具体、抓落实，深入一线、深入现场、深入车间班组，切实担负起领导责任。

篇10

变电站最容易引起居民恐慌的是电磁辐射。电磁辐射的来源有很多，包括各种电气和电子设备，一些家用电器也在此列。

电磁辐射对人体有两种影响：一是电磁波的热效应。当人体吸收到一定量的时候就会出现高温生理反应，最后导致神经衰弱、白细胞减少等病变。二是电磁波的非热效应。当电磁波长时间作用于人体时，就会出现如心率、血压等生理改变和失眠、健忘等生理反应，对孕妇及胎儿的影响较大，后果严重者可以导致胎儿畸形或流产。

北京邮电大学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业博士崔海林介绍说：“电场比较容易屏蔽，磁场屏蔽起来就很难，成本也高，所以现在居民们多数担心的就是磁场的伤害。”

中国的用电频率是50Hz，电力设备造成的电场也被称之为工频电场，在国家环保局推荐的《500kv超高压输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当中，提到居民区工频电场限值4千伏／米，工频磁场0.mt(毫特斯拉)。

在绝大多数正常运转的变电站和高压线附近，电场和磁场的强度都小于这个标准。

0.1mt的磁场标准也是西方许多国家采用的一个标准，但是这个标准也引发了国外医药卫生界和电力界的争议。

引发人们对工频磁场恐惧的是瑞典对儿童白血病影响的流行病学调查：科学家发现可能引起儿童白血病的磁场强度非常低，0.3μt(微斯特拉)的房间里居住的儿童患白血病的概率就是房间里居住孩子的4倍。

因为这一系列调查，在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电磁辐射项目接受了国际癌症研究所有关极低频即高压线、变电站电磁场与癌症关系研究的评价结论，把极低频电磁场作为可疑致癌源，与咖啡、苯乙烯、电焊烟雾、汽车尾气等归属为一类致癌物。

0.2μt这个可能造成伤害的标准远远低于欧美的有关标准限值和目前中国有关规定的限值。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使用微波炉时距离在一尺左右，或者连续用电动剃须刀刮胡子超过2.5分钟，都会由于磁场超标而对人身造成损害。变电站的磁场标准则是这一安全标准的50倍。

国际上认为孕妇、老人、儿童、病人为电磁辐射的脆弱人群；同一个人，不同的器官，抵抗能力也不同，眼睛、大脑、心脏、生殖系统为人体的脆弱器官。

而对于一个建筑在变电站附近的小区来说，不需要工作的婴儿、孕妇和老人恰恰是在家时间最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