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以德十篇

为政以德篇1

关键词：德治；法治；学校教育

在教学实践中，常与学生一起探讨《论语》里孔子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感觉孔子德治与中学德育这两个问题之间有许多相通性。认识和把握这一特性有利于读《论语》、识孔子，也有利于指导德育实践。以下是本人的肤浅认识。

在春秋战国这个剧烈变革的时代，孔子认为战争、刑名等途径无法解决社会问题，如“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等。孔子反对以“刑名”建立社会秩序，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主张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即建立一个“有道”的社会。有道的社会是怎样的呢？那就是让当权者“为政以德”。从上述语句中可以看出孔子给从政者举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方针。孔子认为，刑法只能使人避免犯罪，不能使人懂得犯罪可耻的道理，而道德教化比刑法要高明得多，既能使百姓守规蹈矩，又能使百姓有知耻之心。这其实也是孔子人道思想的体现，他主张内在的自我约束而不太赞成外在强制的约束。所谓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事实上一个人避免犯罪最彻底的办法，是内心里有强烈的道德感和责任感。

孔子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一心追求一个道德至上的理想社会。他周游各国，都是想推行自己的道德教育，实行自己的“仁政”教育。而且在《论语》中孔子多次称颂尧舜，但他赞美的并不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社会的朴野生活，而是在赞美尧舜高尚的个人品德和德政，只有当权者为政以德了，那么社会也就政治清明，即“有道”了。孔子的“为政以德”思想，一心推崇用道德治理国政，他重视道德是应该的，毋庸置疑的，但却忽视了刑政、法制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反映了孔子思想的局限性。

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来讲，德治确实是属于“理想建设”，是规范人们行为准则、自觉遵守社会秩序的“自律”“内律”，其主要功能是“扬善”，它是立法的基础，是保证和调节各行各业人们生活、工作的重要因素，它可以解决许多法律无法解决的问题，它可以提升人们的思想境界。“法治”属于政治建设，是规范人们行为准则的强制性的“外律”“他律”，其主要功能是“惩恶”，对道德建设有引导作用，也是道德建设的保证，对人们的道德观念养成有培养和引导作用。换而言之，“法治”与“德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殊途同归于精神文明建设。“法治”起约束作用，它警示人们不应该怎样做，即让人们成为一个不逾规矩的人；“德治”起导向作用，它告诉人们怎样做才符合道义，即让人们争为表率而成为一个“君子”。“法治”偏重于客观效果，在规范行为时人们较为被动；“德治”强调的是人的主观努力，让人们主动地去求真向善，趋于完美。“德治”劝人向善，止邪恶于未萌，是一种较为积极的导向。因此对不同的人和事，就需要采取不同的治理方法：不惩恶，不足以扬善，此“法治”之功；不扬善，不足以止恶，此“德治”之效。因此，二者不可有所偏废。

再者，孔子所言的“德治”是建立在“人治”基础的一种政治理想体系，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统治者有约束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它与法治、民主是不兼容的。但它作为“法治”的辅佐，建立一定的道德标准来规范人（包括统治者与百姓）的行为，以实现社会的稳定，这种做法还是有其积极的意义，对今天还是有其积极的借鉴作用，最能够联系的就是现在对中学生的教育。

我们现在面对的学生，大都是独生子女。优越的生活条件、良好的家庭环境，使现在的孩子们聪明能干，但同时也滋生着个性太强、突出自我和娇纵任性等缺点，当中又以自我为中心表现得特别突出。如何让学生懂得在学校要个人服从集体，让他们懂得团结合作、互帮互助的集体主义观念呢？举例来说，随着天气温度的骤降，愈来愈多的学生不愿意按时起床。这就出现了屡屡迟到的现象。对于这些迟到的学生来说，迟到只是因为些许动作慢，不能将他们与没有道德素质联系起来，也不能将这些迟到的学生归类于没有道德素质这一说。但是准时到教室却又是学校的行为准则，作为学生必须要遵守，迟到了就意味着违背了《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其实从生活其他事情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两者之间并非矛盾的存在，学校日常行为规范的要求是为了让学生能更好地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是为了让学生能够明确作为学生在什么时间该做好什么事，是一项长期的坚持的教育，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树立正确的观念，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养成良好的品德。由此可见，道德教育是一项长期的教育，而法治是更好的教育的保障，有了法治，才能更有效地提高学生的道德教育。

德育，是教育的永恒主题。一言以蔽之，教育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教育，离不开法律和制度的约束。

为政以德篇2

为政以德出自《论语》，是指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处在一定的位置，所有的星辰都会围绕着它。它代表了孔子的为政的思想，强调道德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这是孔子学说中较有价值的部分，表明儒家治国的基本原则是德治，而非严刑峻法。统治者如果实行德治，群臣百姓就会自动围绕着你转。这是强调道德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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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以德篇3

关键词： 儒学传统；“为政以德”；官德修养；行政伦理；廉政建设；理想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5）01-0051-05

一

自行政管理学产生以来，行政伦理就受到学者的特别关注，如1926年怀特在其专著《行政学导论》中认为“官纪”表现为行政人员热爱、忠诚、合作、竭力负责及以服务为荣的精神，而高尚的官纪能激励行政人员的积极性，培养行政人员的良好专业素养，对于良好行政的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所谓行政伦理就是执政党、国家机构、公共管理部门和国家公务员在社会生活领域，特别是公共行政领域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的总和”。[1]公共行政或行政管理中存在着伦理等级层次，不同等级层次的伦理都有着自己的职责规定：第一层次的伦理是个人品德（personal morality），即基本的是非观；第二层次的伦理是职业道德（profesesional ethics），即制定并实施一套职业规范和准则强制公共行政人员以某种“职业的”方式进行活动；第三层次的伦理是组织伦理（organizational ethics），“公法、行政命令、机构的规则和章程”均可作为“公共组织”的“伦理行为规则”；第四层次的伦理是社会公德（social ethics），其“要求使得特定社会中的成员要以既能保护个人又要促进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体发展的方式来行动”。[2]2002年，国家人事部印发《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其中有“政治坚定，忠于国家，勤政为民，依法行政，务实创新，清正廉洁，团结协作，品行端正”等规定，这是我国有关部门首次对行政伦理规范内容作出的概括。

回视儒学传统，“为政以德”不仅是儒家“治道”的基本理念，而且由于儒家“治道”讲求的是透过德治而使整个社会达到理想境地，故其又是儒家政治哲学最主要的内容。这里内含着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的精髓。

儒家把中国的政治历史上溯到三代以前的五帝时代，认为五帝之世以公天下为心，择至德之人授以天下，而以其至德感召天下，那是至治之世，是所谓圣王“德治”的时代，其流风余韵一直传至禹、汤、文、武，迨至周公、孔子出，将其提取炼化而成儒家以“礼治”为核心的政治思想。显然，从渊源上看，“德治”早于“礼治”。德治主要在于协调氏族间的关系，即“协和万邦”。上古时代，人们以氏族为单位而不以个人为单位，个人与氏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故“协和万邦”亦即意味着尊重各氏族的每个人。虽然夏、商时代已有“礼”，但直到周公“制礼作乐”，礼制方始大备。周公所以既特重“德治”，又创设“礼治”，乃是因为此时已实行传子制度而非传贤制度，所传之子未必皆为有德之人，德治自然未必可期，不得已，只能退而求其次，期以礼治。可见，周公之创礼治，实为周人社稷计也。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古代“德治”的代表。其事迹虽难确考，但在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传说。今存《尚书》虽为残篇，却仍可从中见其端倪。实际上，先秦诸子学说的许多观点，都是对《尚书》等所载上古圣王事迹的诠释。由于这些圣人所生活的时代，被后世学者称之为“大同”、“小康”之世，所以，这“大同”、“小康”之世也就可以成为我们所说的“德治”时代。“大同”、“小康”之说有其理论价值，因为它绝非单纯体现了知识者的社会理想，而且，更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一般规律：所谓“大同”之世，指的是原始共产制时代；所谓“小康”之世，指的是进入私有制后的社会时代。而中国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在于早在原始时代就已经在幅员辽阔的地区建立起了相对统一的部落联合体，其最高领导者“天下为公”，勤政为民，在公益事业上表现出无私的美德和非凡的才能，从而形成一种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圣王”传统。

儒家“祖述尧舜，文武”，以古代圣王的“德治”为理想的政治，并认为道德乃政治之本，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从“德治”的方式说，儒家强调为政者应在道德方面起表率作用，尤其主张君主应以个人的伟大人格力量去感召天下，而不是以刑杀、武力的方式去威服天下，这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而从“德治”的内容说，儒家着重强调两条原则：一是“王制”原则，因为它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物共生的理念，而理想的人间秩序就依赖此理念来维系， 人、物之间的秩序亦需此一理念来维系。二是以德居位、无德不贵的公道原则，这又蓄含着君宜公举、臣可废君两层意义。在儒家看来，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统治者一家的天下，所以，要实行“德治”，就必须以天下为公器，唯贤是择。《尸子》说“孔子贵公”，即为此意。

儒家所以“祖述尧舜”、“言必称尧舜”，是因为尧舜之世充分实现了“德治”。尧舜时代，是原始共产制的全盛时期，那时的人民有较充分的民利，尧舜是最高统治者，同时也是民意的集中体现者。《尚书》说尧能由近及远地团结天下人民，《古今注》说尧立“谤木”以鼓励人民提出批评和建议。这些传说表现出尧重视团结和提倡民主的作风。至于“尧、舜禅让”，则是尚德授贤、以德居位的典范。孟子对此有很能体现出儒家“德治”思想的诠释：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孟子曰：）“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孟子・万章上》）

在这里，孟子首先强调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贵为天子者亦不能以天下私相授受。舜有天下非尧授之，而是“天与之，人与之”，他并引《泰誓》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可见，孟子所谓“天与之”实乃虚悬之辞，他着力指出的乃是“人与之”，实质是民与之。就是说，君因民而立，宜由民公举之。这正充分表述出了儒家的“德治”原则。此外，儒家又盛称“汤武革命”，认为君主若“德不称位”，甚至残虐臣民，臣民即有革命的权利。孟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

二

“为政以德”，透过“德治”而达到理想社会境地，因而，儒家十分重视为政者的道德修养。孔子针对当时管理阶层道德败坏的现象，提出“崇德”的原则：“主忠信，徒义，崇德也。”（《论语・颜渊》）认为衡量一个领导者是否合格的根本标志，就在于其是否具有优良的品德。孔子的这一思想为后儒所继承，形成儒学的一大传统。

儒家所以特重为政者的道德修养，一方面是因为为政者的言行对社会大众起着示范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孟子・滕文公上》）；“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荀子・君道》）。在儒家看来，为政者的道德修养引领着社会风尚，最高领导者更是各级官吏和广大百姓的表率，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具有示范意义。为政者、尤其是最高领导者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就能起到上行下效的作用，带动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促进理想社会的实现，这样，儒家“为政以德”思想的意义就绝不像现代行政管理学所说的“行政伦理”那样简单，而是超越了现实的、具体的行政伦理，与儒家对“大同”理想始终不懈地追求紧密相关，故其有着较现代行政管理学所谓“行政伦理”更为高远的境界。另一方面，儒家特重为政者的道德修养，隐含着一种“幽暗意识”。身处“无道”之世的孔子把外在的忧患与内在的人格昏暗结合起来思考，“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卫灵公》），故而提倡“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强调“克己”之功：“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又很看重“自讼”。①其弟子曾参提出反躬自省的道德修养功夫：“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中庸》提出：“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所谓“慎独”不仅仅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更要在“不睹”、“不闻”时内心时时保持着“诚”，“不可须臾离也”。孟子主张人皆有“善端”，但又认为这“善端”是很细微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故力倡“君子有终身之患”（《孟子・离娄下》）。可见孟子乐观的性善论仍隐存着“幽暗意识”，清初王夫之据此而提出“君子、禽兽，只争一线”的观念，晚清曾国藩则说出“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警语。荀子的“性恶”论从人性本源处凸显了儒家的“幽暗意识”。至宋明时期，儒家的这种“幽暗意识”获得发展，学绝道丧、人心陷溺成为这数百年间儒家学者最多最常见的感喟，而“存天理，去人欲”则成为他们共同的基本关怀。②晚明刘宗周撰《大学古记约义》抉发《大学》之旨而明“慎独”之要，更著《人谱》为儒家“幽暗意识”作一结穴。儒家从这种“幽暗意识”出发，认为为政者因其居于上位，握有权柄，最易利用公权谋取私利私欲，最会使人性缺陷肆溢，而这对社会、对民众的危害也最大。所以，儒家特重为政者的道德修养，实有基于其“幽暗意识”而对人性缺陷乃至生命阴暗面自觉克治的意义。

总之，儒学的“为政以德”思想，既有对最高统治者的道德要求，希冀“得君行道”的宋明理学家更十分注重“格君心之非”，如南宋理学名臣真德秀著《大学衍义》，希望通过进览这部“备人君之轨范”的著作正君之心，在他看来，这是使政治清明的关键，又因士人自幼诵儒经习圣道，无非为了出仕――“经世致用”，故又对自身提出很高的道德要求，如有着从政实践经验的晚明心学家王畿释理学“复性”观道：“吾人一身学问，只在改过。须常立于无过之地，方觉有过，方是改过真功夫。所谓‘复’者，复于无过者也。”（《明儒学案》卷十二）罗洪先亦曰：“吾辈一个性命，千疮百孔，医治不暇，何得有许多为人说长道短耶？”（上书卷十八）这样一些思想及据之而提出的种种有关君德、官德的主张，与现代行政管理学上的“行政伦理”颇为相类，只不过更为注重的是为君为宦者的道德自省自觉自律罢了。③

结合现实，从现代行政管理理论及其实践角度来省思，儒学“为政以德”传统很有价值意义。2007年2月7日，在《做人与做官》中指出：“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帝国的崩溃、王朝的覆灭、执政党的下台，无不与其当政者不立德、不修德、不践德有关，无不与其当权者作风不正、腐败盛行、丧失人心有关。”“领导干部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也是一个普通的百姓，要会做人，做好人，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珍惜自己的人格魅力，洁身自好，做一个有高尚品德的人。领导干部又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其一言一行对社会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时刻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谦虚态度，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在实践中把做人与做官统一起来，把学习改造统一起来，把‘立言’与‘立行’统一起来，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把做人的过程看作是完善自我人格、夯实从政基石的过程，把做官的过程看作是提升政德境界、践行为民宗旨的过程，就像号召共产党员的那样，把自己培养成‘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2007年2月12日在《生活情趣非小事》中又说：“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和生活情趣，不仅关系着本人的品行和形象，更关系到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对社会风气的形成、对大众生活情趣的培养，具有‘上行下效’的示范功能。”“一名领导干部的蜕化变质往往就是从生活作风不检点、生活情趣不健康开始的，往往都是从吃喝玩乐这些看似小事的地方起步的。如果领导干部生活作风上不检点、不正派，在道德情操上打开了缺口，出现了滑坡，那就很难做到清正廉洁，很难对社会风气起到正面引导和促进作用。在当前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正确引导个人爱好，慎重对待朋友交往，明辨是非，克己慎行，讲操守，重品行，时刻检点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由这些对现代行政伦理和官德建设有着重要意义的话，不难发现儒学“为政以德”的传统观念还是很有价值意义的。

三

吏治腐败与官员道德败坏、生活作风腐化堕落，早已为百姓深恶痛绝。据原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课题组《中国居民社会心态跟踪分析》，④城市居民在选择“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时首选“腐败”（有79.1%的城市居民如此选择），农村居民在作同样选择时将“腐败”列在第二位（有62.9%的农村居民如此选择）。在当代中国，没有一种政治力量可以把共产党拉下台，但如果党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就会不打自垮。而最容易使党失去群众的，恰恰是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腐败不除，民心不稳，党无宁日、国无宁日！自古以来，人民群众最痛恨的就是贪官污吏，最渴盼的就是为官者执政为民。尽管党政干部中犯有严重腐败罪行的是少数，但确已引起党内外群众的极大愤慨。对党和政府来说，民心不稳、党心不稳，是最大的隐患。

现实社会生活中，、贪污受贿与生活作风上的堕落往往联系在一起，众多腐败分子大都是从不良作风滑向腐败堕落的。 尽管民怨沸腾，党中央也不断加大反腐举措，但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贪污贿赂、腐化堕落案件仍时有发生，且涉案者呈年龄下降之势。 如何有效解决此一问题？于2013年1月22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全党同志要按照党的十的部署，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并强调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继续全面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深化腐败问题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

这些年，包括学者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围绕反腐倡廉积极献计献策，提出了许许多多的观点和主张，如高薪养廉和使廉政建设制度化、用“重典”治贪即为颇有代表性的两点。但我们注意到，这几年公务员工资屡屡上调，与下岗职工、困难群体相比，其薪酬不可谓不高，而“高薪”的“阳光工资”制度之下却是贪官污吏层出不穷。我们又认为，制度建设很重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确是关键，而治贪用“重典”亦不失为易于收效的非常举措。但徒法不足以为善。明初，朱元璋诏颁《大诰》等，将其反腐倡廉制度化，又用重典治贪，对贪官污吏采取十分严厉的措施，却远未解决贪腐问题，整个洪武朝，贪官污吏朝杀暮生，始终没有根绝。新加坡的廉政建设经验可资借鉴。李光耀、李显龙等新加坡领导人借取中国的儒学传统，在“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以俸养廉，使人不必贪；以规固廉，使人不能贪；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四方面形成了一个有机的廉政体系，“以德倡廉”则在其中起着核心性的关键作用，而所谓“以德倡廉”是指通过道德教育倡导廉洁之风，树立廉洁意识，在思想上抵制、铲除贪污的念头，最终达到人不想贪的效果。这是一种道德自律的功效。

我们认为，从现代行政管理学角度看，汲取儒学“为政以德”思想传统的智慧，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伦理建设，十分重要。儒家“为政以德”，特重为政者的道德修养，这既与其“大同”理想有机关联，又隐含着一种深沉的“幽暗意识”。儒学的这一传统启发着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伦理中，要以更宏阔的视野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理想犹如灯塔，指引着人生。为政者、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树立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唯有如此，才能牢记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确立起正确的权力观，把自己始终当作劳动人民中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外，绝不谋求任何个人私利和特权。这正如总记2012年11月17日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所指出的：“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同时，“廉耻，立人之大节，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五十四《冯道传・论》）。要开展伦理道德教育，把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行政伦理建设的重要内容，增强为政者的道德自强，使其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并通过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强的保证。如此等等，在行政伦理理论研究和行政伦理建设实践方面都有许多工作亟待去做。

在西方，“幽暗意识”成为自由主义思想的出发点。既然人性固有消极的阴暗面，而权力又会使之泛滥，“权力容易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使人腐化”，⑤那么，就要通过权力分置、互相制衡的制度架构，行政伦理的强制要求以及法律规范的约束、舆论和民众的监督等等来克制人性，防范权力腐化。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这样的传统。儒学“为政以德”思想中对于为政者道德修养的特别关注，尽管隐含着“幽暗意识”，但其对于权力腐化问题的解决是希望为政者透过内在道德的培养，以一个完美的人格去净化权力。现在来看，儒家这种让德性与智慧来指导和驾驭权力虽有意义，但单凭此，并不足以完全解决权力腐化问题。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伦理建构中，我们还须对儒学传统予以创造性地现代转换，确立起人民观念。要使人民在共产党执政的构架下，不仅能够选择官员，而且能够严格监督权力的运作并及时纠正权力运作中的偏差。要做到只有那些得到人民认可的具备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德才兼备者才能担任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并确保其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人民的利益上，根据人民意志行使权力，自觉自愿地充任人民的公仆。我们认为，这样的观念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伦理理论中的核心精神。而唯有确立了这种观念并使之成为现实，上述正确的权力观、荣辱观才能真正确立起来，也才能透过行政伦理建设有效、有力地推动廉政建设。

注释：

①《论语・公冶长》：“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②朱熹注意到在理论上应是“正胜邪”、“理胜欲”，但事实上，“正之胜邪、天理之胜人欲，甚难；而邪之胜正、人欲之胜天理，却甚易”。王阳明则基于其对“学绝道丧”的感受而谓：“戒惧之念，无时可忽。若戒惧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聩，便已流入恶念。”

③在儒家看来，道德行为的特质或基本原则就是自律，是一种理性的自觉选择。并且，进而论之，道德自律还是道德人生的根本，故而儒家将知廉耻视为人立身社会的首要节操。

④该报告收入《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⑤英国19世纪史学家阿克顿的著名警语，见Lond Acton于1887年致Mandell Creighton函。

参考文献：

为政以德篇4

Abstract: Regarding a unit's development, the staff is basic, is all power fountainhead which the unit develops. As for the party affairs political work staff, its work's key point and the core lie in the political work unify closely in unit's production operation process, to realize this core or is the key job objective, then inevitably needs the own method of work unceasing innovation, unceasing practical, the unceasing progress, to achieve take Germany as first,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taff ideology political works.

关键词：以德为先 员工 思想政治工作

key word: Take Germany as first Staff Ideology political works

理解思想政治工作，其关注的应该是人们思想层面的活动。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时代环境对于开展党政工作来讲，挑战性更强，要求更高。在这一挑战和要求的背后，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让单位职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进而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培育一批新的人才。所以，当前，改进、加强和提升员工思想政治意识是一个重要的工作，良好的思想政治基础是企业文化提升、公司品牌梳理、专业素养进步、经济效益抬升的精神动力。

一、引进创新工作思路，将思想政治工作做好、做精、做细

开展员工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可以描述为调动工作积极性、化解工作过程中产生的矛盾、缓和工作情绪、提升团结的工作氛围。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观察现实的具体情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是将集体教育的模式与日常的随机教育模式紧密地结合起来。日常的随机教育模式，也就是针对平常工作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存在的现象，进行多样的思想教育。在时间的安排上，它是零星的，解决的问题是非常的具体的、有针对性地，采用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灵活的、多样的。观察集体教育模式，其可以概括在为某一特定的期间内，对某一专门性的课题，进行的思想教育。相比较日常的随机教育，集体教育占据的时间是集中的、内容是系统的、解决的问题是非常的体系的。这两种教育模式的密切结合能够将相关的思想政治工作连续化，并不断得将效果逐步的渗透到外界的各个方面。

二是思想工作的开展一定要有针对性。在各个不同的时间阶段，思想领域的具体问题表现就会不一样，所以对于思想工作的开展者来讲，必须能够结合具体的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广开各种渠道，查找问题发生的原因，解决问题。比如在具体的工作分工上，员工可能存在不满的情绪，使得情感方面的矛盾就比较大。在这样的状况下，作为政务工作人员，必须能够将工作具体化，能够引导相关的不良情绪的发泄，能够将思想工作具体化。在原则和基本的政策得到尊重和保持的情况下，化解员工心中的不满，将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再比如，如果相关的问题发生在作风纪律方面，这个时候所谓的批评训斥或者苦口婆心的规劝波并不能发挥明显的效应，这个时候就需要将批评教育结合起来，用严肃的纪律来约束人本身的缺陷性，治病救人。所以在不断的时期，针对不同的家庭和个人问题，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深入仔细的了解，及时地解决问题，让员工能够在纪律的约束下，能够在相对比较自由宽松的环境中，舒心地、放心的工作成长。

三是将三种关系予以很好的处理，这三种具体的关系包括了与上级之间的关系、与同事之间的关系、与下级之间的关系。作为基层政务工作人员，要能够及时地调整自己的工作思路，适应领导的要求，将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做优，尤其是在原则性问题上必须与领导保持一致，坚决不予领导在公共场合产生冲突，发生矛盾，即便有些不一致、不和谐的思想，也要能够通过私下的途径进行协商解决；关于与同级同事之间的关系，应该能够做到讲原则、讲团结、讲大局，在团结的基础上，在原则的引领下，克服工作中的所有困难；对于与普通下级员工之间的关系，一定要能够树立“公平、公开、公正”的形象，要能够做到“急员工之所急，想员工之所想”的工作状态，将员工的困难与问题放在心上，做员工学习上的榜样，工作中的引路人，生活中的朋友。

四是学会处理好三种关系。第一是与上级的关系。在任何问题上都要与上级保持一致，即便是有什么想法，也要私下里找上级协商，不能在公众场合与上级产生矛盾。第二是同级之间的关系。政工干部时刻要以大局为重。讲团结、讲原则、讲大局，必须要有团结协调的能力。第三是与员工的关系，要树立好“公开、公平、公正”的榜样。时刻“想员工之所想，急员工之所急”。要多为员工办实事，多为员工解决困难，做工作中的朋友，学习上的战友。

二、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最基本的观点必须是群众第一

群众第一的要求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正确到位的思想认识，第二就是表率榜样作用的发挥。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进步，也带来了企业的改制，员工的下岗，在这样急剧变化的社会条件之下，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在不断的调整之中，与此相对应的，在思想政治领域，多样化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成为一个很显著的特色，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注意到这一点。引导员工，推动各个工作模块的开展，营造和谐的、积极向上的、拼搏进取的工作氛围，凝聚集体的力量，推动每个人工作和能力的最大化发挥。

正确理解并发挥表率作用的力量。在国有企业，开展党务工作，要能够在不同的工作场所和工作环境下身先士卒，让榜样带动员工的工作状态。能够做到“突出重点抓大事，围绕中心谋全局”，将自己的业务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养都提升，让自己的工作态度保持在一个谦虚、公正、谨慎的状态之下，成为各个方面的表率。

另外，要把党务工作纳入企业发展的整体来考虑，与业务工作一起部署，一起检查，一起落实，一起考核，一起奖惩，提高党务工作的实效性。强化党建带团建，注重发挥青工的作用。切实加强党建带团建、发挥青工作用。按照“三个文明建设”的要求，以“服务全局，奉献社会，保持稳定，促进发展”为宗旨，开展丰富多彩的文明创建活动，充分激发出广大团员干部青工的主观能动性和工作积极性。

三、加强党务工作者自身的建设

开展政治工作的一个很关键的影响因素就是相关的素质，在新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必然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新矛盾、新问题，作为政务工作人员，要能够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这一综合素质包括了良好的个人素养，合格的文化底蕴。理解个人素养，其主要指代政治素质，政治素质能够决定一个人的政治意识，政治意识又是开展相关政治工作的意识引领，只有正确的意识才能够带领自己的业务素质不断的提升，进而实现个人的价值追求。

在文化素质方面，知识是生产力的指引，知识也是政治工作的航标，要让党政工作开展的口服心服，必须能够凝聚整个班子的力量，这样知识的作用就更加明显的有了体现。开展党务工作，必须保持这样一种工作心态，那就是遇到问题，能够用知识去化解问题中存在的矛盾，遇到困难，能够不断地向群众学习，攻克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除了个人素养、文化素质，道德素质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行企业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着重抓思想道德素养，良好的思想道德素养是开展相关工作的保证，是这个躁动社会的引路明灯，所以要能够把道德素质作为重要的方面来抓。

总之，开展党务工作，必须能够坚持群众路线，保证以德为先，结合具体的时代环境，不断地研习新的工作思路，寻找解决问题的新途径、新方法，加强自身的道德和业务建设，引进创新的工作模式，将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实处。

参考文献：

[1]蒋国敏. 寻求有效载体 增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活力[J]. 商场现代化, 2008,(22)

[2]顾玉娥, 卢明. 浅论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改革发展中的动力作用[J]. 今日科苑, 2007,(03)

为政以德篇5

摘 要： 立德树人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理念和根本任务，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的必然选择，也是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手段。面对社会主义新时期提出的任务，解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一些问题，必须以立德树人为工作核心，形成教育主客体及介体的三方良性互动。

关键词： 立德树人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优化路径

一、立德树人的内涵与时展

立德树人这一教育理念并不是近年才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早在春秋时期，“立德”这一词语就出现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①简单来讲，人生最高境界是拥有高尚的道德，也就是说道德是人类最高层次的追求，其次是为国家为人民建立功绩，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最后是著书立说，表达自己的思想。“立德、立功、立言”是我国古代提出的“三不朽”，无论经历多少时代变换，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同立功、立言相比，立德在人生过程中居于首要位置，也是最根本的前提，表达了我国古人对道德和德育的高度重视。“树人”这一词语最早见于《管子・权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②意思是作一年的打算，最好是种植五谷，作十年的打算，最好是种植树木，而作终身的打算时，最好的便是培育人才。这句话在现代被简化成“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也就是说培养一颗树木成为有用的木材只需十年的时间，而培养一个真正的人才要花费更多时间与精力，更重要的是培养的人才不仅是在其有限的生命中发挥作用，甚至他的才华足以对后世产生影，深刻地阐明了人才培养的不易与人才在国家发展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立德和树人因其理念的相似，在不断的实践中逐渐结合成一个词。无数次实践证明，一个人不可能自发成才，需要不断地培育，也就是教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品德的教育始终处于首要位置，并在教育过程中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德”的认识和理解也大不相同。十报告中将立德树人作为育人的根本任务，这是对十七大提出的“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进一步深化。2016年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③在当今社会我们要完成“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就要明确“德”这一时代所赋予的新的含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要树立的德应该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下的对国家、对社会、对个人不同层面上的德。树人则是为国家培养能承担国家未来，具有高水平、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立德树人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表明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核心，不仅要做到将知识传授给学生，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自觉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头脑，促进大学生德智体美德全方面发展，为国家、为社会培养合格的接班人。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部分高校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视程度不够

虽然国家近年来愈发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但同高校具备的实力硬指标相比，思想政治教育这种软实力得到的关注并不多。部分高校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投入和精力投入相对较少。造成这种局面的深层次原因是当前一些人对人才的理解导致过于注重应试教育，在教育成果考核中注重智育而忽视德育。为了应对考试，部分教师在授课中更侧重对专业知识的讲授，而忽视大学生的德育教育。无疑会导致高校培养的大学生具备专业能力，却在道德素质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不足。

（二）一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与手段落后

一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课堂灌输式理论教育为主，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希望通过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并将之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做到知行合一。单纯的灌输式教学是无法到达良好的教育效果的。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有一定的实践活动，但往往形式大于内容，没有办法真正将课堂中的学习内容运用到实际中，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的影响仅限于课堂教学中，教师的一些教学手段相对单一，不能与时俱进，不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在网络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并不多，没有发挥独特的教育优势。

（三）网络化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现今是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网络充斥大学生方方面面。首先，网络的开放性造成大量不同价值观念、思想体系、风俗习惯相互碰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冲击着一些大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其次，网络世界的虚拟性，使某些大学生离开现实道德规范的束缚，在虚拟空间中任意妄为。导致一些大学生不能积极主动地接受老师的教导，从而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四）过于关注显性教育忽视隐形教育

同显性教育的直接影响不同，隐形教育以其润物细无声的特点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大学生的思想与行为。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依托课堂这种教育主渠道，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果，能积极引导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但缺少课后再教育，实效性会打折扣。通过隐形教育能时时刻刻影响大学生的思想，使其在不经意间受到积极影响，同时自身成为主流思想的传播者。校园中的隐形教育以校园文化建设为主要方式，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能正确引导大学生的思想价值观念。但大多数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仍然以物质文化建设为主，在精神文化建设方面的投入较少，不能很好地发挥隐形教育的作用。

二、立德树人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化路径

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应贯穿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整个过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单单依靠传统教育主体完成。立德树人的教育过程不应该是单项的封闭模式，而要形成以教育者为代表的教育主体、以受教育者为代表的教育客体和以外在客观环境为代表的介体的三方良性互动，最大限度地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一）主体的优化路径

1.高校坚持立德树人理念，形成全方位育人的氛围。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念是实践的指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取得应有的效果，关键的一点是能否在高校中牢固树立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高校的领导、教职员工、行政部门要在思想认识上实现从利益本位向育人本位的转变，将立德树人的理念作为高校日常各项工作的根本价值取向，作为全体教职员工的首要准则，作为高校所有教育教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建立与之配套的一系列保障高校立德树人顺利实施的服务机制，将解决大学生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需要相结合，做到尊重大学生、理解大学生、教育大学生、引导大学生，形成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工作体系。

2.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培育良好的师德师风。

教师作为教育者的主体，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是对教师职业道德的高度凝练概述，师者应做到传道、授业、解惑，相对于向学生传授各类知识，为学生树立良好的道德情操占据首要位置。教师的言行对学生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育人先育己，自己身正才能要求他人，要以身作则，良好的师德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精神支柱。同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高校思想政治教师做到立德树人的重要基础，要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动做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和国家的坚定拥护者，在教学中正确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培育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因此建立一支同时具备深厚的知识功底和高尚的道德修养的教师队伍是实现立德树人不可或缺的因素。

3.加强教育方式创新，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是高校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渠道，承担绝大多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但过于单一的理论灌输方式显然已经难以适应学生对课堂效果的要求，因此对于教育方式与内容的创新迫在眉睫。首先思政理论课教学内容要与时俱进，不断丰富，教学内容要与实际相结合，采取新的教学方式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在理论讲授的同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教学，在实践中培养大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主流的思想观念。在教学手段上应紧跟时代的步伐，利用大量电子媒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增强教育的实效性、开放性。当然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校，我们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整个教学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大学生构建科学合理的思想基础。

（二）客体的优化路径

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单项理论灌输，而是双向的互动过程。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并不是单纯地接受教育者的言论，受教育者具备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即在一定基础上发挥积极性、自觉性，进行自我教育，因此大学生应主动提高自身素质，坚定自身的理想信念，坚定理想信念是我们生活的基石，是我们信仰、向往和追求目标过程中的精神支撑。高校立德树人理念的实现离不开大学生的自我教育。当今社会，尤其是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带来各种不同价值观念的碰撞，冲击大学生原有的价值观念。网络世界有太多诱惑，能在徜徉网络世界的同时，自觉抵御不良信息的负面影响，依靠大学生拥有正确价值观念避免。因而，大学生在生活中应自觉坚持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提高自身素质，不要盲目跟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提出的那些经不起推敲的言论。树立良好的大局观，正确看待国际变化趋势，将个人的命运同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认识到自身应承担的时代使命。要坚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共同奋斗的理想信念不动摇。

（三）介体的优化路径

介体即主体用以影响、作用于客体的中介，也就是说，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过程中要形成主体、客体、介体之间的环形互动。介体主要指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存在的客观环境。

1.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荀子对于环境的影响曾有这样的表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④也就是说良好的环境对高校立德树人的实现有着积极的作用。环境对于一个人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都有着重大的影响。校园文化恰恰是渗透式教育的典型代表，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用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建设以乐学善思的学风、和谐统一的班风、博学严谨的教风为重点的校园文化。同时在新媒体时代，要把握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权，必须加强校园网络文化建设，要用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及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占据校园文化的新媒体阵地。同时注重大学生对校园文化的反馈，加强同大学生的思想沟通，增强校园文化阵地对大学生的吸引力、渗透力及感染力，促使大学生自觉投入到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中，形成良好的大学校园文化环境。

2.加强文化资源的利用，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感染力。

历史博物馆、文化古迹等各种内涵丰富的人文景观，其内里凝聚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文化素材。我们应充分挖掘文化资源中的优势因素，以塑造大学生的高尚人格和品质，学校可以依据当地特有文化资源开展大量校园实践活动，通过参观、走访这样的文化资源，在实践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渗透力和影响力。

总而言之，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要在高校中实现其应有的效果，不是一方面的努力成果，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形成主客体及介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才能真正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注释：

①②王新皓.立德树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念[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2013（06）：149.

③.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R]..2016.

④张艳霞.大学生立德树人理念的养成[J].城市学刊.2016（04）：99.

参考文献：

[1][2]王新皓.立德树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念[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2013（06）：149-151.

[3].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R].2016.

[4]张艳霞.大学生立德树人理念的养成[J].城市学刊，2016（04）：98-100.

为政以德篇6

社会主义荣辱观为统领

切实加强民政系统的思想道德建设

一、“八荣八耻”提出的时代背景

、政治背景

（）国际关系错综复杂，中华民族如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一个大的命题。最早是同志在建立新中国时提出来的。中国当时很弱小，人口很多，不到个亿。但是我国经济实力很弱小，又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层层包围之下，这时期提出的一个命题。到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的时候，如何在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能够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个大的命题，所以在这个问题面前，派生出一个新的命题，就是我们不得不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修养来抓起，来破解这个命题。道理很简单，比如说：我们在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能不能丢掉中国本身的特色？我们世界文化趋同的情况下，能不能丢掉中华美德？我们在人性共同发展当中，能不能把中国人的美好的爱好、传统、习惯，包括我们的节日丢掉？现在“洋节”冲击多大呀！我们这一辈子人，只记得中国传统节日，没人记得“愚人节”等洋节。去年“愚人节”那天，我收到很多短信，我还说“我收到别人的短信，我得回话呀。”我儿子告诉我说“今天是愚人节今天你无论收到什么短信，你也别当真，全是假的。”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现在的孩子们想的都是啥问题，他们对“洋节”太了解了。传统的东西如果我们都丢掉了，我们的年青一代只记得“洋节”，我们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否是一句空话？没有硝烟的战场啊，同志们。大家想问题一定要想的开扩一些，政治危机真是这样。另外从国际关系上看，是多复杂呀。美国要当地球村“村长”，所以打完伊拉克，还要打伊郎；打完伊郎，还要打北朝鲜。如果打到北朝鲜，就打到我们“家门口”了。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抗美援朝”，那么我们是否还要做战争的准备呢？可是美国人设计的可决不是这样，“如果我能用非武力行为，或者叫文化的行为，把你中国涣涣大国支解了，那么我就胜利了，我不费一枪一弹。”这是什么问题呀？是个思想道德问题，是一个文化传统问题。所以，总书记提出这么一个深刻的道理，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标准、一个观念、一个时尚把它树立起来，我觉得非常重要。

（）国内的深化改革，制度重建，我们面临严峻挑战。我们党如何更好地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建党宗旨？所以不从思想道德建设上抓是不行的。这是强烈的政治要求，是一个政治需要，是任何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要思考和面临的一个问题。所以胡总书记今年月日在全国“两会”期间，接见政协委员时提出来“八荣八耻”，时机、场合、气氛、氛围，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大家呀，不要简单的考虑它是个道德问题，首先它是个思想政治问题，我们政治上必须清醒认识，必须有个明确的态度，也叫政治责任。所以我希望大家通过我讲的政治背景，从政治上、从更高的角度上、从国家的利益上、从民族的兴旺上来理解社会主义荣辱观。

、经济背景

（）经济“一体化”的逐步发展挑战民政精神。经济“一体化”是大的趋势，但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挑战我们的民族精神。经济发展了，“买卖”是按照价值规律来做的、是按价格规律来做的、是按剩余价值规律来做的、是按社会平均利润率来做的，真正的“买卖”是这样来做的，马克思早就给揭示了它的价值规律。我们现在做“买卖”不是这样做的，它掩盖、淹灭了我们一种民族精神，见利忘义。为了做“买卖”，忘记了国家利益，为了做“买卖”，丢掉了我们民族荣誉。为了得到几个臭钱，不希出卖祖国、违背良心，等等，等等。我们这种民族精神、道德沦丧，是一种缺位、一种缺失。所以我们要深刻认识到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也给我们民族精神带来一种严峻的挑战。课题就摆在我们这儿了，怎么办？有些东西我们可以不要，但中华民族精神不能丢、要固守。一个做人的原则不能丢。

（）“两极”分化挑战分配公平。或者说“两极”分化挑战我们现在实行的分配政策。中国处在什么状态？从经济学角度来考查，我们中国面临着严峻收入分配不公，％先富裕的人掌握％以上的经济财富，％的贫困人口占有我们国家整个收入分配的点几，不到。这是什么情况呢？它挑战社会主义基本理论，挑战我们执政的最初准则。能不能失去人心，能不能由于我们一时的经济发展，而使我们共产党的统治或者说断了我们党领导的基础，这是多么严肃的问题呀。

（）“三农”问题挑战我党的执政能力。这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联系到一起了，“三农”问题早就摆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决策面前，现在之所以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那么严肃的谈“三农”问题，而且把“三农”问题作为我们整个经济工作的重中这重，什么意思呀？喊这么多年，领导农民干革命，夺取了社会主义江山，如果我们连“三农”问题在执政这么多年的时候还解决不了，你对谁去交待？农民的温饱问题逐步要解决了，农民的民主意识逐步在提高。任何一个领导都应该看到，已经对我们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对于我们各个国家机关的执政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来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来看它的经济背景，我们的思想就会开通，就会开一个缝，想的就会更高一些，看的就会更远一些。决不是八句话的问题，八句话背好背，给大家半天时间都能背下来。要看我们怎么去理解它。

、社会背景

（）社会结构仍处于倒“金字塔”状态，很不稳定。稍微有点外力，这个社会就要遭到淘汰。政治学讲以社会为基本，建立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结构，对我们整个社会发展是个促进，如果社会结构不合理，必然造成社会的动荡，这种社会动荡必然给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出一个相当大的难题。这就得牺牲经济发展，牺牲我们美好的岁月，去整治、去管理、去调整，然后去共享社会发展的果实。世界上由于社会动荡造成相当长一个时期停滞不前的有很多，比如：波兰、伊郎、土耳其、以色列等国家。从社会学角度分析社会结构是很重要的。我们国家是“倒金字塔”社会结构，而且中国改革开放多年，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最快的国家之一。这就很容易对自己造成一种极大的压力。中国平均文化程度和政治素质稍微差一点，如果农民素质得到提高，将会加重社会动荡。

（）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细化。时代只有工农商学兵几个阶层，现在光打工就分白领、黑领、粉领等这么多“领”。阶层是按社会分工分的。白领都抑郁了，睡不着觉，黑领是没时间睡觉。他对社会发展的需求和愿望是不一样的，越是黑领他在社会最底层，越要社会发展的变更，要社会发展对自己有利。有篇文章对目前社会划分了个阶层，差别很大，这种对社会阶层的细化、分化，就造成了我们道德的一种沦丧和缺失。

（）社会资源在城乡领域的差别拉大。差别在逐步扩大，比如，大学生毕业大多数首选的都是城市，没有几个选择农村。按地域来说，首先选择的也是“长三角”、“珠三角”，然后才是黑龙江，最后才是。没点政治上的诱惑和其它方面的保障，是没人去的。这就是资源，资源分配仅举此一例足以说明问题。资金、物质等其它资源也是这样。资源怎么分配呢？洼地效应，全往低处流。

所以社会因素，也就是以上三个方面原因，要想控制就得从抓国家宏观控制体制方面、法律法规方面，但是最根本的是解放启发我们自觉，让我们思想道德上，符合共产党执政的最基本原则和最初的建党学说。从善良的、有作为的中国人的角度来考虑，启发自觉，甘愿为这个社会奉献，为社会公平来工作。

、文化背景

“八荣八耻”有深刻的文化背景，从另一个角度说，有四个方面的问题。

（）优良传统丢失。金钱、物质、享受诱惑增加，这在一些人特别是青少年中表现更强烈，有的年青人不知道雷锋是哪国人。优良传统的丢失是我们必须时刻警惕。一个人有什么文化素质就有什么样的品行。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集体、一个民族树立什么道德价值观，非常重要。

（）道德缺位。道德是我们社会生活遵循的底线，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用什么来评价，用道德底线来评价。说一个人是好人，这说明道这个人的道德底线还没突破，起码是在道德底线以上来做事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道德确实处在严重缺位的状态，中央台《读报栏目》中说，一个岁老人在公交车上，手里拿着化验单说“我得了癌症，谁给让个座？”当时，没有一个让座。这就是道德缺位。上班时间，一辆车在闹市出事了，人员伤亡情况不知道，过很多公车，没一个管，绕着走。道理很简单，这也是严重的道德缺位。这说明人们已经没有荣辱观念了，更何况助人为乐了，根本没有了。

（）“洋文化”侵袭。中国改革开放，打开“窗户”，新的空气进来的同时，“苍蝇、蚊子”也进来了，如何防范这些问题？如何在杀灭“苍蝇、蚊子”的同时，我们自己还能健康的活着，那也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价值判断多元倾向。这是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今后我们完全按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来判断事物发展，不切合实际。因为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多元价值判断标准是共生共存的。我的观点是我们在不丢掉我们传统美德的情况下、在不丢掉我们基本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的情况下，要吸取和消化西方“洋文化”中对我们中华民族发展有益的精华版权所有，转化为我们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让它发展下去，这是人类文化共享的东西。文化是讲阶段性的，外来文化也有一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东西，比如民主文化，西文民主文化有它的先进性，但是拿到中国目前状况看是不实用的。中国生产力水平达不到。因为思想道德等上层建筑最终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客观历史条件中国目前还不具备。拿过来不一定不对，但现在它不能作为中国的标准，所以还不能拿过来。外来的文化判断、发展多元等一律不能脱离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现实。如何固守符合中国现实、有利中国发展的思想道德标准，胡总书记提出的八个方面全概括了。

二、“八荣八耻”的精神实质

这部分不深入讲了，用五句话概括。

一是反映时代精神，引领时代风尚的崭新话题。报纸上概括为“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结合”，这句版权所有话没错，我同意。但是这么概括我觉得从引导思想角度来说，它太容易回归。“八荣八耻”就是时代最新的话题，时代需要它、中国需要它。

二是凝聚多元时代的道德共识。什么是多元时代？我们现在就是多元时代，网络如此发达，没有人能控制、主导网上文化。但是能不能成为主流文化，能不能成为我们判断是非的主流标准，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人都应认真思考的，这涉及到我们一个民族的发展。作为凝聚多元时代的道德共识，有其它想法都允许，想试验其它标准也允许，但是目前中国的道德共识就是“八荣八耻”，总书记已经提出来了，这是必须遵守的，这是共产党员的规则，也是我们民族由弱小到强大的规则。

三是我们分清荣辱是非的道德标准。一个人做事好坏、对错用什么判断，用“八荣八耻”。

四是一项面向未来的希望工程。孩子成长是希望工程。邓小平说关键在教育，教育未来、教育下一代。要让孩子知道自己是哪个国家的，不能被“洋文化”的标准统一，如果是这样，道德沦丧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悲哀之日的开始。我们要在自己学习好“八荣八耻”的基础上，作为家长要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作为社会工作者要教育好周围的孩子们，是我们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让他们能够在“八荣八耻”的道德标准下，健康成长，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科学、热爱劳动、团结互助、热爱集体，有羞耻感和荣辱观。

五是“八荣八耻”构建和谐社会的强大思想武器。什么是和谐社会？今后就用“八荣八耻”来指导、来衡量。

三、加强民政系统思想道德建设当前需要抓好的几件事

、建立学习型机关。原来学习以启发自觉、自主、自愿为主。最近学习积极性在降低，工作时间有打台球、玩扑克游戏的，看直播的。今后上班时间绝不允许。电脑必须是工作内容。这是整体形象和风气习惯的问题。要通过学习从思想上变成伟人，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支部要切实负起责任，要坚持每周五学习半天，每月都要做好学习计划，近期要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题研讨，八荣八耻专题发言。

、增强大局意识，培育团队精神。民政局形象要靠大家来维持。每个人既是党员又是这个集体成员，所言所行要维护集体形象。破坏形象、伤害团结同志的话不说，要说按组织程序说，可直接沟通，要注意场合、环境。流言蜚语，无限膨胀，会影响同志感情。班子成员关心、爱护同志，大家是个集体，要自觉维护整体形象。

、严明组织纪律。要坚持组织原则和层级管理，一级对一级负责，这项工作一定要加强。要杜绝迟到、早退现象。月日，机关工委检查人迟到。今后有事要请假，严明请假制度。政治纪律要保密，组织上决定的事没执行前，绝对不能泄密。

为政以德篇7

一

从治国依据的视点上来理解“以德治国”，我们可以把“以德治国”看作是以道德原则为价值依据的政治活动和公共管理活动。

治理国家为什么要以道德原则为依据呢?在现代意义上，治国之治，不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之治，而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之治，是政府代表人民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秩序的公共管理之治。它包括制度的安排、公共政策的制定、制度和政策的执行以及司法活动等。罗尔斯说，正义是法律制度的首要美德。对此，几乎没有人表示异议，这说明法律制度与价值密切相关。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强调政策的人民性，这表明政策的制定必定有价值立场和价值选择问题。法律和政策的执行，是不是纯技术性的活动?现在很少有人赞同那种纯技术论的观点。至少行政裁决是摆脱不了价值纠缠的。司法活动也许是最具技术性的治国活动，但能说与价值毫无关系吗?恐怕不能说没有价值问题。既然立法、制定公共政策和行政裁决等都摆脱不了价值问题的纠缠，都要作出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其中当然就有价值依据的问题。道德原则(如公正原则和权利原则)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或社会整体利益中引伸而来的价值标准，以其作为立法、制度政策和行政裁决等等的依据，是必要的选择。在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把道德原则作为治国的重要依据，实质上是把“人民利益”作为立法、制定政策和行政裁决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而政治和行政意义上的“治国”之所以要以道德原则为依据，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政治与价值、行政与价值的内在关联性决定的。

把道德原则作为立法和制定公共规约的依据，当然会带来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的道德化，但不能说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治国，就是要建构纯道德性质的现代政治和公共行政，就是要实现中国古代社会的所谓“德政”。这里必须明确的是：强调把道德原则作为治国之依据，并不意味着道德原则是现代政治和公共行政的唯一依据。实际上，现代政治与公共行政还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此外，还有事实的依据和科学理论的依据。如果说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来立法和完善制度政策也意味着现代意义上的“德政”的话，那么，这种现代“德政”与传统意义上的“德政”是不能混为一谈的。现代“德政”强调的是制度与政策的道德基础，而传统“德政”强调的则是政治统治者的仁慈。由此，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论断：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治国与所谓的“人治”是搭不上界的，而与“法治”却有其内在的关联。我们强调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治国”的重要意义在于：使社会制度安排和公共政策具有伦理道德上的合理性和立足点，从而也具有更为扎实的社会基础。

根据以上阐述，我们可以将“依据”论意义上的“以德治国”理解为：以道德原则为依据“立法”、以道德原则为依据制定公共政策、以道德原则为依据进行行政裁决等，从而立合乎道德之法、制定合乎道德之公共政策、进行合乎道德之行政裁决，达成公众对政治和行政的道德性期望，以实现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对社会的更有效的控制。

二

从治国手段的视点上来理解“以德治国”，我们可以把“以德治国”理解为政府主导的，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直接参加的，以达成社会成员的道德共识、提高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的道德素质、建立社会道德秩序为目的的道德管理活动。其实质是把道德作为实行社会控制，建立社会秩序的工具。

道德之所以可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是因为道德具有从外部和内部对人的行为进行控制的功能。相对于法律控制而言，道德控制是一种非正式约束和非强制性调控，其优势在于成本较低，其不足在于它只能调控非对抗性的社会利益矛盾。所以，只有在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社会条件下，道德作为治国手段或社会控制手段的作用，才有可能得以充分发挥和显示出来。

“以德治国”作为政府主导和公民直接参加的道德管理活动，其特点在于：第一，政府在组织和价值方面都起核心的主导作用，但政府不是运用强制手段而是运用宣传教育和政策导向等手段向全社会推行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道德价值体系。第二，这里的“道德管理”之德，不是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任何一种道德体系，而是进入“意识形态”范畴的道德价值体系，其中包括政府倡导的道德传统和道德风尚。也就是说，在这里起控制作用的是政府倡导的道德体系。不过，这并不排除主流道德与非主流道德的对话与交流。第三，大众传播组织和文化教育组织在这一道德管理活动中起关键作用。第四，认同主流道德的公民越多，参加这种道德管理活动的公民也就越多，其管理成效也就越显着。

在“手段”的意义上理解“以德治国”，它包括以德治党、以德治政、以德治商和以德育民等诸多层次。其中，以德治党和以德治政是根本，以德治商是关键，以德育民是基础。以德治党与以德治政，都必须从制度伦理和德性伦理两个层面着手，以实现政治管理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和党员、行政人员从政为政行为的双重道德化。以德治商，包括以德治理市场环境、以德治理工商组织和以德教育约束商人。其着眼点也必须放在制度伦理和德性伦理两个层面上。在时下中国，以德治商的重心应在产权伦理和诚信伦理的调控方面。以德育民，重在为人处事的德性伦理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特别注重对公民进行正直、诚实、守信和尊重他****利等最基本的美德伦理教育。

以道德为手段治国，实际上就是通过对社会的道德控制来达到国家发展和长治久安的目的。而道德要起到控制社会的作用，其前提是这种“道德”必须具有先进性和社会适应性，必须与国家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法治体系相契合；否则，政府主导的道德控制活动就难以达到控制的目的，即使达到了控制的目的，也会走向反面。所以，以道德为手段来治国还必须关注“道德”本身是否与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相契合的问题。在当今中国，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道德标准体系，无疑是具有先进性的，但考虑到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民主政治和建构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这一道德标准体系的内涵还有必要加以充实和拓展。在笔者看来，至少权利道德规范和正义道德要求必须进入这一体系之中。因为不讲权利道德和正义道德，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就缺乏必要的价值支点。

以道德为手段治国，当然意味着一定意义上的道德政治化，意味着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道德被赋予了政治的意义。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道德作为非正式约束和软约束被提升为正式约束和硬约束。因为政府主导道德控制只是增加了道德控制的强度，而并未改变它的基本特质。正由于有政府主导的道德控制仍然是非正式控制和软控制，因而它才构成不同于法律控制的社会控制方式。

以道德为手段治国，政府的主导就是必要的，同时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是否意味着民间的、非政府主导的道德调控活动就完全不属于“以德治国”的范畴呢?对此要作具体分析。我认为凡是那些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的民间道德调控活动，政府都应予以肯定和支持，因而不宜将其排斥于“以德治国”的范畴之外。

三

从治国目的之视点来理解“以德治国”，我们可以把“以德治国”视为以道德为目的的国家治理活动。或者说它就是以建设国家道德文明、培养和增强国家道德素质为重要目标的道德建设活动。

由于道德是人的社会需要和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的一项本质规定，是社会构成的一项基本要素，道德秩序是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重要层面，道德文明是国家文明和社会文明的重要维系，因而把“道德”作为治国的一项重要目标，就是必然的和应有的选择。

为政以德篇8

关键词：德  德化  德治  无为而治 

德治何以可能？是乌托邦，是必然，还是可望尚不可及的可能？这是思考德治理论及其实现的人所关心的问题。目前，关于德治的讨论有很多，但是，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却还晦暗不明。本文试图就独立而又相关的三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德治”应该是“德化”

人们讲德治，大多放在政治（政治学说或政治实践）的框架里讲，不离政治而言德治。试问：德治和政治是否可以直接地勾联？德治是否就是一种政治？为了不使这种勾联牵强，本文从运作方式来辨析二者。

德治如何运作？关于德治的表述很多，“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是比较典型的。共之，即拱之，拱服之谓也。我以此言清理德治如何运作。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北辰在此如何作为北辰？在这里，北辰所呈现的是“静”。这静，不是安静，不是沉寂，不是一动也不动，不是虚无。这静，不喧哗，不发号施令。北辰之静，是无言。这种无言也不是日常的沉默不语，而是无言之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北辰之静，北辰之无言，来自北辰之无为。无为不是沉寂不动，拱默山林。（详见下文“三”）如何无为？无为是北辰居其所而以身垂范。居什么样的“所”？居于北极，居于天中/天心，居正位——居正，亦即：北辰得其正也。北辰得正，产生什么效果？正四时，召众星，或说正人。因自己之正故能正人。如何正？示范而已。北辰以自身之言行之正示范。这种言行之正，不是无言无行，而是言正行正。北辰居其所，并没有发号施令，而众星拱之。众星拱之不是受强制的，而是受到示范、感召，是心悦诚服的。众星为什么要拱服于北辰？因为北辰得其正，身正为范。北辰之示范，也就是无为——不靠号令，不靠强制的作为。要言之，北辰之为北辰，在于北辰得正。得正，即得道也。

回到人间，看何谓为政以德。“德者，得也。”（《广雅·释诂》）德者，得道也。得道之人为政或为政者得道，就象北辰得其正一样。为政者以自身所得之道示范于百姓，（于君王而言，则示范于天下。）就象北辰示范于众星，从而感召百姓。示范、感召、感化，是内在地相通的。示范自然地产生感召、感化。示范、感召、感化，既是为政以德者示范、感召、感化，也是百姓受示范、受感召、受感化。要注意的是，示范并不意味着百姓必须和必然受感召和感化，即不是强制要求人，强迫使人受感召。（强制要求，会造成理性的专制，以德杀人。）示范是说，我如北辰，我就在这里，我的一切自然地呈现出来，你愿意受感召则受感召，不愿则罢，非迫于刑威或其它强制。所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其身正，不令而行。”（《论语·子路》）这种不令而行，也就是无为。“德者无为，犹北辰之不移，而众星拱之。”“德者，不言之化，自然之治，以无为为之者。”（《论语正义·为政》“为政以德”下。详见下文“三”）诚然，为政以德，“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北辰示范众星是这样，为政以德示范百姓也是这样。

在“为政以德”中，德如何为德？是手段还是其它？

为政以德，此“德”是为政者之德，而不是独立存在于人之外的某个东西，或者说，不是独立存在的存在者、一个外物、一件工具或其它可以被人随心所欲操作的东西。德是为政者之德，但有德者不一定是为政者，为政者不一定是有德者，为政以德者是为政者与有德者合二为一的人。作为一个单纯的为政者，他仅是实施国家职能的有权者。他靠什么为政和影响社会？显然就是（政治）权力。作为一个单纯的有德者，又靠什么影响社会？示范——以其德行示范、感召社会。单纯的为政者和单纯的有德者影响社会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为何不一样和如何不一样，让我们比较一下政治如何运作。

一旦讲政治，通常总是在现代意义上讲的。从支撑政治运作的力量来看，无论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政治，政治的运作都是靠制度来保障的，尤其是现代政治。政治靠法律和其它各种成文制度来保障其运作。在古代，还有带强制性的成文的或不成文的礼来规范政治，礼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法。

制度在什么情况下才现实地发挥作用呢？制度总是在违反制度时才发挥作用。制度之设置总是针对违反制度而言。对于不违反制度的人，制度对他实际是无效的。制度能否自为自足地发挥作用呢？不能。论证这一点可以抽象地考虑：当违反制度时，制度怎么办？答曰：制度制约。再问：当违反制度者反抗制度制约时，制度又怎么办？答曰：权力强制支持制度。权力是什么？权力又靠什么成其为权力而现实地发挥作用？答曰：暴力。权力的根基在暴力，而且是合法的暴力。合法的暴力或暴力的合法化在最初那一点上，是暴力使暴力自身合法化。因为说权力是合法化的暴力，所合之法又是暴力支撑的，合法的暴力和法之间构成相互解释的循环。所以，法和权力在最初便是暴力使暴力暴力化，由此而成为法和权力的起点；或者说，原初的产生于暴力的权力是非解释的，自为自成自足的，亦即绝对的。权力是暴力，（但不能说暴力是权力）前人之论很多，不能也无必要在此展开。政治运作直接依靠制度，根基却在于权力（暴力），这是与德治为何不一样；权力在实现中表现为以强制性的暴力支撑的命令，这是与德治如何不一样。

以权令人和以德示人虽然完全不同，但并不矛盾。因为二者不是同一逻辑层面的，构不成矛盾，一个是政治的方式，一个是非政治的方式。所以，两种完全不同的影响社会的方式可以并行甚至合行而融通不悖，实现为政以德。表现在为政者或所谓的为政“主体”身上，便是为政者和有德者完全可能合而为一。从道势关系看，这实际上就是以道得势（势指政治权位）或以势得道，道势合一；从人看，这实际上就是君子在位，选贤授能。授能即授权位于能者。

从历史事实来看，道势合一、有德者和有权者合一的例子并不鲜见。周公作为圣人，不是以权力诛杀了伙同纣王之子武庚作乱的管叔和蔡叔吗？孔子作为圣人，不是诛杀了少正卯吗？而周孔不都同时以德化人吗？诸葛亮、包拯、文天祥、海瑞，身为为政者，不是因为具有大才大德，在以权力为政之外以非权力非政治的形式示范时人，并名垂青史，感召后人吗？

由此，可以对德与权力再作辨析。权力是可以操作的，而且应该按制度、按程序操作。德完全不是可以按制度、按程序操作的。是故，必须对前面因叙述方便而作的表述作修正：德，不是方式或手段，更不是具体的方式或手段。如果硬要说德以何种方式如何发挥作用，则只能说，德的作用的发挥是为政者之德的自然的喷发，是示范、感召、感化——“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种方式，是无方式之方式。

因此，德治不是一种可以操作的政治。准确地说，德治不是政治。因为，德不可能作为一种政治手段而直接介入制度化政治。但为何古今都常把德与政治相连？这可以从政治的目的来考察。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与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如何治国平天下，是古人孜孜以求的，即便法家强调暴力，其动机也是追求治国平天下。虽然德治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是不可能的，但可能产生治国平天下的效果。水之流动，不是为了载舟的，却可以载舟，水也就无为而载舟。水犹德，水之流动犹德之示范、感化。至少按照儒家的观念，为政者以德化人比以权令人要好得多，是一条“省”道，而且是可能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这种德治，虽无政治运作之手段，却可能达到政治运作的目的。按照老子的话来说，可以说是无政之政：为政以德，当其无，有政之用。当其无，即无政治手段。说德治是一种政治哲学也好，政治手段也好，“政治”二字是应加引号的。

所以，需进一步对“德治”作修正。

“德治”这种说法对德治思想的表述并不精确。德治这个词作为“德治”连用在先秦似乎并未出现，倒是“为政以德”，“以正治国”等用语出现较多。“治”在德治中，尤其在今天的语境，有一种强烈的人为或者主体性意味，似乎表明，在德治中，德成为一种方法、工具、手段或者途径，是附属于治这个目的的。德治思想本意并非这样。德治的关键在于为政者有德，而所谓的“治”只是为政者的德的自然发挥。如果一定要说德是方法、工具或者其它，也只能说德在德治中是目的、方法、工具、手段和途径的合一，不可分离。古人强调人和着应该有目的，认为一个真正的人，应该心怀天下，以己弘道。“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真正的人或君子，应该如《大学》所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己以安人”，就明确地指出修己是具有自觉意识的，是为了安人的。君子修身，对自己的一思一言一行反观内省，就是高度自觉，甚至可以说具有超越性的彻底的自觉，但这种自觉并不把目的和手段分离。修身（内圣）与齐治平（外王），或者说德与治，其相互关系是不即不离的，或者说是不一不二的。有德自然有治，“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而欲治必须有德。德与治一旦分离为二，德就成为一种手段，就很容易成为随人解释和操作的工具，就很可能成为“乡原，德之贼也”，（《论语·阳货》）乃至以德杀人。德治思想的准确表述应该是“德化”，以德化人。德化，语出《韩非子·难一》：“仲尼叹曰：舜其信仁乎！乃躬疾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说文解字》：“化，教行也”；“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德化是为政者以自己内圣之德感化人们，这才能准确地表达德治思想。虽然在德治与德化之间作严格的区分似乎过于迂腐，但明白为何要区而别之，则有助于准确理解德治思想，并把它与政治相甄别。

至于人们常说怎样保障德化（或德治），试图以一套程序化、制度化的方式施行德化，这已经把制度或法加给了德，从而把言说方式从非政治领域转移到了政治领域。如汉代以孝治天下，孝成了一种制度。一旦制度化，就变成了以政治方式运作的政治（实践），孝就从非政治（道德或伦理）领域转移到了政治领域。问题变成了另一个问题。我并不反对制度化。 

二  德兼具德才 

德化之德是什么？人们常把德仅仅理解为现代汉语的道德（或精神道德品质），这是不准确的。有人提到为政者不但应该有德，还应该有才。但这种看法却是在德之外另加了才这一维度，即仍把德理解为道德。

德内在地包含了才，说儒家德化之德是这样，先秦儒家的为政以德之德更是这样。

说德内在地包含了德才，德才这种说法是比较模糊的。下面将要谈到，德就是道为人所得而在于人。道的含义是非常宽泛的，德也一样。把德放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西化的现代汉语框架中分析，是很困难的。譬如，仁义礼智信，忠恕孝弟友，温良恭俭让，这些观念在人们的思想中日益淡化，代之以日益现代化或西化的思想或名词。当然，有些西方思想及其名词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兼容的，并且有些传统名词也还在继续使用，不可一概而论。言说“德”这样重要的观念，不放在它产生的原本的境遇中即传统的话语中，是很难真正抵达其意蕴的。所以，对德作现代式言说，很难避免丧失一些原有的含义，增加一些原无的含义。

德内在地包含了德才，完全可以从文献中得出。这里主要讲先秦。

何谓德？《广雅·释诂》：“德，得也”。《墨子·节用上》：“是故财用不废，民德不劳，其利多矣”，孙诒让《墨子闲诂》：“德与得通。”《周易·剥》：“君子得兴，民所载也”，陆德明《经典释文》：“京作德兴，董作德车。”《荀子·解蔽》：“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俞樾《诸子平议》：“古得德字通用。”所以，德可作得。

得什么？得道。道可以得而为德。道之在于人即为德。（这样说，又涉及许多背景，如人性本于天，天人合一等，于此就回避了。）这不仅是儒家的观念。老子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灵。”（《老子》三十九章）“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庄子·天地》）“万物皆往资焉而不匮，此其道与。”（《庄子·知北游》）道是圆融无碍的，无所不包的，得道而具有德，不是仅有道德，也有才干学问等，或说兼具才质之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之内圣，便既修道德，又修才学（如格物之理）。《中庸》也根本就不是局限于道德领域讲博学、审问、慎思、明辨。

德的使用非常宽泛，兹举数例。《周易·干·文言》：“君子行此四德，故曰干元亨利贞”、“龙德中正”、“君子进德修业”、“君子以成德为行”、“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周易·坤·象》：“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系辞上》：“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日新之谓盛德。”此几德字，都不能解释为现代意义的道德，而大致可以解释为德行。象“德”这样的词，甚至本来就不需要作固定的解释，它直接就是构建中国人的生存意义的原初词语。《中庸》：“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此德大致可解释为德行。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仁义礼智二条》：“若夫德性之存乎其人，则曰智，曰仁，曰勇，三者，才质之美也，因才质而进之以学，皆可至于圣人。……在天为气化之生生，在人为其生生之心，是乃仁之为德也；在天为气化推行之条理，在人为其心知之通乎条理而不紊，是乃智之为德也。”智、仁、义均是德。贾宜《新书·道德说》：“德有六理，何谓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德有六美，何谓六美？有道，有仁，有义，有忠，有信，有密，此六者德之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义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密者德之高也。六理、六美，德之所以生阴阳天地人与万物也，固为所生者法也。”等等。总括这些德字，可知德的含义非常广泛，现代意义的道德只是其中很狭窄的一层含义。

所以，内圣之德，是得道为德，在现代汉语中大致相当于德才兼备，德才合一。通常狭隘地以道德理解的德化之德，是不妥当的。真正的德化就是以内圣之德——以内圣所得的道——治国。

回到现实生活，如果德化之德仅指道德，那么，为政者就应该是有品德而不必有才能的人，这显然是失之偏颇的。无才、无智，是不能做到“其身正”之“正”的，是不能合于中道的，恐怕经常会起好心做坏事，如揠苗助长。就为政者的素质看，目前所谈的德治和法治，对为政者的规定是很不够全面的。一方面，现代法治建基于对人的权利的肯定，“禁民为非”也是为保障人的权利而作的限定，法治并没有对为政者的德与才做出合乎自身逻辑的规定。另一方面，若德治之德仅指道德，对为政者之才的规定便无所依托。反之，德内在地包含德才，则对为政者之为为政者作了有效的规定。如果要把德治制度化，那么，首先应该对为政者作规定。按照通常的说法，就是对官员的素质作全面规定。这有助于改善现实中官员素质的低劣。这种低劣相对于官员应该是社会的精英而言。 

三  德化与无为而治 

为政者之德从何来？儒家是给出了答案的：内圣或修身，内圣使人有德，有德而德化，化即外王。涉及内圣外王，本来是极大的命题，如此说，极为粗略。对于这些背景，又只好从略。

有趣的是，儒家大谈特谈的内圣外王语出《庄子·天下》，而人们常说的道家的无为而治却语出《论语·卫灵公》，这正说明先秦儒道是相通的。先从儒家谈起。

对儒家政治哲学，大多用德主刑辅来概括。我想，用主次关系来分辨德与刑两种方式，还不够全面准确，因为主次关系并没有明显区别出其针对对象。我以为，儒家是德、礼、法并重的。德以扬善，礼以正行，法以惩恶。（法，在此指刑法，而非现代之法。）德、礼、法三者并行不悖，各自针对不同情况。一方面，就不同的人而言，德主要对好人起作用，礼主要对常人起作用，法主要对坏人起作用。（好人、常人、坏人，只是方便的表述。）另一方面，就一个人而言，德发挥人性之善；礼规范人的正常欲望，使之在日常生活的行为中发而中节；法遏制人的邪念，使人畏法而不敢为非。再一方面，“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贾谊《新书·孽产子》）即礼在事前、法在事后起作用，而德则无处无时不从根源（内心）上解决问题。

就儒家德化这一点，它是与道家无为而治相通的。这里梳理一下无为而治，看它是否与德化相通。

如何才是无为而治？“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二章）“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十七章）这与“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何其相类？《论语正义·为政》“为政以德”下言：“德者无为，犹北辰之不移，而众星拱之。”“德者，不言之化，自然之治，以无为为之者。”“政本于德，有为如无为也。”无为而“治”，实际上是无为而“化”。

那么，什么是无为？无为不是什么也不做。俗见之无为正如郭象《庄子注·在宥》“故君子不得已而莅临天下，莫若无为”下所言之“拱默”。郭象云：“无为者，非拱默之谓也。直各任其自为，非迫于刑威也，直抱道怀朴，任乎必然之极，而天下自宾也”。郭象又于《逍遥游》“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注云：“若谓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后的称无为者，此老庄之谈所以见弃于当涂，当涂者自必于有为之域而不反者，斯之由也。”老子也大谈“治”，如：“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三章）“正善治”，（《老子》八章）“治人事天”，（《老子》五十九章）“治大国”，（《老子》六十章）“以智治国”，（《老子》六十五章）既言治国，就不是拱默。无为究竟是什么？从《老子》中找内证来言说“无为”，无为就是不“妄作”。妄，乃随心所欲；妄作，即肆意而为。“不知常，妄作，凶”。（《老子》十六章）故需知常，方可作，才会不凶而吉。这即是说，“无为”乃是：不为不该为之为，不为不必为之为；反之，要得道、循道而为。得道而为，“抱一为天下式”，（《老子》二十二章）譬如北辰。欲无为，需得道。在人世间，治国者（为政者）总是人，而道是浑然无形的，不可操作，故需为政者体道、得道，得道为德，故为政以德，也就是以所得之道治国，也即“以道莅天下”。（《老子》六十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十九章）故以道治国，即无为而治。而“为政以德”也是“德者无为”。所以，无为而治与为政以德以及以道治国在道或者（得道为）德的意义上，融通无碍。

再问：对道家而言，德从何来？概言之，“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也就是要修身（内圣）以得道。修身使人的一言一行合符中道，对百姓形成示范，为天下式，百姓心悦诚服而非迫于刑威而受感召，从而自化、自正、自富、自朴，实现无为而治，亦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是故，德化与无为而治在道和如何得道的意义上是相互融通的。由此而涉及——

谈德化只谈儒家，是不够的。无论作为清理古人的德化思想，还是作为现实借鉴，都有必要拓展视野。

为政以德篇9

[关键词]行政道德；失范；原因；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行政道德失范现象大量出现，行败问题日趋突出。行败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腐蚀着社会肌体，涣散了党心、民心，败坏着社会道德风气，对社会稳定构成了极大威胁。

行政道德失范是指行政权力异化，指本来是国家及其工作人员按照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行使行政权力，但是发展的结果却变成了异己的力量，超出了政府的控制，行政权力变成行政主体损害国家及公众利益、谋取私利的工具。综观行政道德失范现象发生的领域和现实中发生的案例，目前行政道德失范的现象大体可以分为权力寻租型、公贿型、贪污腐化型、卖官鬻爵型、渎职型、官商型等几类。不过无论哪种类型的行政道德失范，其实质都是一样的，就是行政主体放弃或违背了行政权力的公共性，进行非公共的活动，为自己谋取私利，最终导致行败。它的危害极大，致使行政效率低下，政策执行走样，行政目标难以实现。长此以往，公众势必会对政府失去信任和信心，严重者会引发社会动荡。

一、引起行政道德失范的原因分析

关于导致行政道德失范的原因，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是概括地说，不外乎内因与外因两个方面。

(一)行政道德失范的内因

行政道德失范的内因，主要是指行政管理主体与行政体制自身的原因。

就行政管理主体而言，他的双重人格，使其在履行道德义务过程中经常会发生角色冲突，需要他在公与私、权利与义务之间作出选择。这时候，其自身的道德意识、道德感情、道德意志、道德信念、道德习惯，一言以蔽之，道德修养如何，便成为决定其选择方向的关键性因素。这实际上是一个道德价值判断的过程。一般地说，如果行政主体自身素质差、道德修养不高，行政道德规范与实践脱节，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就可能失控，导致行政道德失范现象发生。

行政主体对行政道德准则和规范的认识与理解不够正确的话，那么，当他在履行行政道德义务时，支配他的行为方式的内在心理动力，即道德感情，就会出现偏差，以致是非混淆，善恶莫辩，而道德感情偏离行政道德准则的直接后果，便是道德意志危机，缺乏克服内心障碍和外部困难的勇气与毅力，进而造成道德信念滑坡，个人人格与组织人格错位，道德责任心建立不起来。这样，日积月累，积淀于行政主体的心底，养成不良的道德习惯，行政道德失范就不可避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主体自身的素质差、道德修养不高，是行政道德失范的内在根据之一。

行政道德失范的内在根据之二，是行政体制自身的问题。所谓行政体制自身的问题，既包括行政组织结构，又包括行政组织管理两大问题。它们是“组织人格”的物化形式，又是“组织道德”的具体体现者。“组织道德”是行政道德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贯穿于行政目标、行政分工、行政协调、行政授权、行政管理幅度与层次、行政集权与分权等诸多方面。“组织道德”与行政道德失范的关系至为密切。“组织道德”规定并影响着组织行为。如果出现政府机关“经商”、公检法“下海”一类组织行为，那么，行政道德失范就会以加速度进行，造成结构性的行政道德失范。“组织道德”失范，反映行政体制自身的弊端。诸如政企不分，政府职能泛化；机构叠床架屋，编制缺少立法；用人制度不公开，人浮于事，因人设事，人满为患，干部素质低下；行政权力过分集中，行政决策靠领导人“拍脑瓜”；管理目标不明确，行政效率低下；行政无程序，行政监督无法；等等。这些属于行政体制自身的毛病，都为不道德的组织行为预留了空间，并引发出法人犯罪、单位集体犯法的非正常现象。其结果，必然造成大面积的行政道德失范。

(二)行政道德失范的外因

1．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引发行政道德失范

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变其实质就是分配向交换的转变，从而不可避免地将金钱推上了愈来愈重要的地位，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深深地卷入了市场。于是，人们开始更多地承认金钱的作用，金钱发挥作用的领域也被泛化，其中包括公共权力在公共行政领域中被大量地交换，权钱交易就是一个典型。在这种金钱交易关系泛化的今天，部分人已经把金钱当作崇拜的对象，成为价值取向的核心。这就使得原有的价值体系、道德标准受到较大冲击。同时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不同利益主体为了各自的利益，有时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用回扣、贿赂等多种方式向握有实权的行政人员“进攻”，与那些缺乏免疫力的人员达成权钱、权物、权色交易，从而导致行败。

2．多元价值目标冲击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建立法治国家的实践，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改变着人们对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认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西方价值观的不断渗透，如实用主义、存在主义、唯意志论等，对人们的道德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宽松的政治环境，极大的选择自由，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选择实现自己理想的目标，谁都可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人们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进而导致道德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即人们对自身或他们的任何一种行为，似乎都可以找到一种价值观的肯定赞扬或否定批评的评价依据，甚至截然相反的行为也都可以找到对其行为有利的文化支援。这种多元价值观深刻地影响到行政道德领域，导致国家公职人员道德价值取向紊乱和行政道德失范。因此，行政道德失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行政人员受多元价值目标的冲击和影响。

3．缺乏强有力的社会监督和制约机制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说：“人一旦有了权力，就滥用权力，使用权力直到尽头。”权力的这种无限扩张的倾向决定了对其监督和制约的必要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和社会管理层面的各种规章制度建设都取得了很大进步，对权力的社会监督和制约机制也随之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但与迅速发展的客观现实相比，毕竟还存在着许多“真空”地带。同时，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人治”传统的社会，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权大于法、情大于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也还未得到有效的解决，一些腐败现象难以得到及时惩处，一些已出台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在某些现实条件下难以真正发生实效，使得行政道德失范现象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遏制。此外，由于对一些违反行政道德的行为处罚太轻，一些腐败现象难以得到及时有力有效的遏制，由于官官相护现象的存在，许多违法行为得不到惩处，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行政道德失范的进程。二、行政道德失范的治理路径

行政道德失范和行败，是人类社会管理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当今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中国正处在急剧变革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包括行败和行政道德失范现象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对此，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另一方面还要对之采取切实措施加以治理。

(一)加强公共行政伦理建设，提高行政人员的行政道德素质

行政伦理是以一定的价值体系为基础、以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增进以及个人人格的完善为目标，通过自律和他律的方式，调节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一系列的行为规范。行政伦理建设的目的，是要在政府官员中形成普遍的、完美的道德人格，即行政伦理的道德人格。所谓行政伦理的道德人格，是指国家公务员与其他职业相区别的内在规定性，是国家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道德尊严、道德品质、道德境界以及所理解与实现的社会道德价值的总和。行政伦理道德人格是政府官员长期的习惯性道德行为的升华，是评价国家公务员综合素质的最重要标准。

以行政良心和道德自律为主，在行政良心和道德自律中反映和遵从着行政义务和道德他律，即构成行政伦理道德人格的总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加强道德修养，提高政府官员的自身素质才是解决行政失范的根本。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是行政体制改革，还是加强监督制约机制，都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只是解决了不能贪、不敢贪的问题，都是从外部、他律的角度解决问题的；只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提高行政主体自身的素质，才能真正解决“不想贪”的问题，才能从根源上杜绝行政失范。此外除了要加强公共行政伦理建设，还要提高行政人员的行政道德素质。

崇高的社会主义行政道德素质的形成并不是自然的，必须通过反复的教育和灌输。列宁在谈到培养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识时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因此，必须运用教育和灌输的方法提高行政官员的行政道德素质。行政官员的行政道德素质的构成是一个以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和道德习惯组成的有机统一体。

(二)建立和完善公共行政道德监督制约机制

孟德斯鸠曾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很容易滥用权力。”任何权力，如果没有监督与制约，都可能导致权力的滥用，即使这种权力的存在有多么合理和必要，也不能保证其权力的行使不会造成坏的结果。因此，我们要建立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结合我国当前行败和行政道德失范的现实，学习和借鉴世界上许多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如美国、瑞士、新加坡、香港等)的经验，他们都将行政道德法律化，依靠法律的强制性、惩罚性来维护行政道德的纯洁性，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要加强人大监督，扩大社会监督，重点抓行政监督，不仅要对已发生的问题的非道德行政行为进行监督，而且要对日常行政活动进行全面的监督，切实形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且只能依法办事、以德办事的实践环境。行政道德法律化的优点在于，它为政府官员解决伦理冲突提供了一般性的指导，也为惩罚那些违背最低道德要求的行为提供了依据，但是缺点则在于它停留于一般性原则的指导，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操作，并且如果严格执行的话，也会损害政府部门内部的工作气氛。

为政以德篇10

关键词：政德建设;国家善治;德治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4-0049-03

在社会治理的众多选项中，法治和德治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两大方式，在社会管理的发展历程中，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东方国家曾将德治作为治国理政的主要方式，对国家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发挥了巨大作用。法治社会中道德的力量是实现良好社会秩序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是促进良好社会秩序自然形成的重要措施。因为道德伦理更贴近人的内心，对人的行为和动机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政德作为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遴选和评价官员的最基本标准，也是从政者治理社会的主要行为规范，是实现国家善治的伦理支撑，一直受到当政者的重视。

一、政德的基本内涵

“所谓政德，也就是从政道德，是为官当政者从政德行的综合反映，包括思想政治和品德作风等方面的素养。”政德建设就是通过制度、教育和社会舆论的力量，使党政干部形成一定的理想信念和为官应有的道德意识。

1.古代德治对为政者提出了很高的道德标准

孔子曾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孟子也认为：“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要求为官当政者要广施仁政，以礼修身，以德服人，成为所治众民的道德标杆。德治的倡导者董仲舒说过：“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理学大师朱熹说：“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这些儒家思想的经典表述都集中说明了统治者德行的极端重要性，它不仅关系着百姓是否知廉耻，明道德，成仁义，美风俗，而且也关乎江山社稷存亡。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政权的更替和王朝的兴衰都与施仁政的状况息息相关，从史家到普通民众在评价一个时代、一个政权体系的优劣时，首先注重的也是执政者和各级官吏的道德操守。但丁说：“道德常常能填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缺陷。”从世界文明的总体看，德行也是评价为官者的重要标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已反复证明：官德正，民风昌，国家兴;官德败，民风降，国家衰。政德在社会的治理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2.当今社会政德已被赋予更多的时代内涵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虽然传统政德中的一些精华仍然值得继承，但对各级党政干部的道德要求已有了全新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肩负着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任，我们的德治理念应该适应现代文明的要求，符合以人为本、权利本位的价值追求，政德既要反映作为公务人员履行公共权力所必须遵行的职业道德规范，也内在地体现着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中对干部“德”的内涵做了具体表述和界定，是当前我们认识和处理政德建设问题的基本依据。《考核意见》中将党政干部的“德”分为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两大方面，其中政治品质主要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政治纪律、党性原则等。具体内容为：是否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是否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确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实践党的宗旨、坚持执政为民、密切联系群众;是否坚持原则、敢于负责和执行民主集中制等。道德品行主要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家庭美德等。具体内容为：是否遵守廉洁从政行为准则，秉公用权、清正廉洁、不谋私利，严格要求配偶和子女及其亲属;是否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模范遵守社会公共道德、抵制各种不文明行为;是否敬业奉献、真抓实干、锐意进取;是否公道正派、诚实守信、品行端正。

二、政德建设在当代国家治理中的必要性

1.政德建设是实现公共利益的基本前提

政德与国家治理的绩效有着正相关性，因为伦理和道德标准对人类行为的约束和指导作用是无处不在的，它决定着为官者能否正确地行使自身的权力。在当代中国，政德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会在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等各个层面发挥作用，决定着国家治理每个环节的效能。我们的各级党政干部都或多或少地掌握着公共权力，他们的职责主要是服务群众、保护公民权益，实现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在当前制度建设尚存在许多问题的情况下，如何正确地将公共政策执行到位，单靠规范性的文件有时是不管用的，因为制度总会有空白或漏洞，许多管理活动中还存在着大量自由裁量的行为，是法律难以规范和界定的，这就需要进行道德判断和伦理支撑，而领导干部内心的道德自觉，往往会对公共利益的实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现实情况来看，有些地方的领导干部会利用法律的漏洞打“球”，有些领导会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侵犯群众利益，这些都能说明法律如果没有道德的纠偏有时是无法实现的。一般来说，一个具有较高道德素质领导干部，他会有效排除种种利益的诱惑，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自觉从公共利益的真正实现去思考和处理问题。

政府的职责在于实现公共利益，同时要维护公平正义，这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条件。党政干部的社会角色具有特殊性，他们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妥善协调利益”“正确处理矛盾”是当前实现公平正义的两个主要路径，各级党政干部都承担着这样的责任，他们怎样“妥善”并且“正确”地履行职能，官员的政德因素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从基本的职业道德规范来看，党政干部必须出于公平正义的动机去协调利益和处理社会矛盾。然而，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党政干部也会面临角色冲突、利益冲突甚至是道德冲突，这就要取决于政德素养，只有具备了较高政德的党政干部才能坚守公平正义的立场，摒弃私心杂念做出正确的决定。

2.政德建设是以德治国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实现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这表明以德治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在现代公共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德是德治的一个方面，但政德对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作用非同于一般意义的道德，政德建设是党政干部认识、处理公共问题和进行相关制度安排的前提和基础。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重要时期，国家治理面临着全新的社会背景和条件，我们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要切实解决这些突出问题和矛盾，不仅要求党政干部具有法治思维，善于运用法治方式，而且要充分借鉴我国传统的德治思想，提升各级党政干部的政德水平去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使法律和道德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共同发挥作用。中国古代传统德治模式是以伦理道德为主要统治手段的社会管理模式，与当代中国的以德治国思想有着本质不同。因为现代管理理论表明，一个国家和社会要达到善治，必须实现以法治为基础的多元化治理，以德治国并不能成为现代国家治理模式，但要充分发挥道德在规范人们行为中的作用。我们这个古老国家在几千年的国家治理实践中，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德治传统，尤其是为官的政德文化仍然具有传承的价值，这成为当代中国政德建设的历史基础和传统依据。

3.政德建设为实施社会治理提供伦理保障

政德对公共权力的运作具有内在的伦理制约作用，现代行政管理理论认为，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和趋利性，必须对权力进行控制，在人类诸多控权理论中，政德建设就是其中非常有效的手段之一，它是公共权力合法运行的内在保障。公共权力要发挥其应有的效能，就要特别注重用权者的政德水平，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将党政干部发展经济的水平和能力作为考核的主要依据，对政德建设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全社会道德“滑坡”的大环境下，权力腐败问题非常突出，面对各种现实利益的诱惑，确实有不少公权的掌管者在政德上迷失了方向，出现了许多严重问题，党员干部由于政德不彰导致出现的各种问题，对党和人民事业伤害是致命的。社会治理中混乱无序、效率低下等现象也时有存在。公权力合法运行必须要有制度的“笼子”，但有效合理的运行还要靠政德建设。社会治理关乎全社会的规范有序、公平正义、繁荣富足，公权力的使用者必须将常修为政之德摆在第一位。每位党政干部只有具备了较高的政德修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和地位观，才能在各种诱惑面前头脑清醒，为党和人民用好权、执好政。

政德虽是对党政干部的德行要求，但对人们的道德行为有示范作用和导向功能，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一个社会、一个地方的风气正不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政德就是风向标。所以，政德建设是改善整个社会道德风气的前提。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是实现善治的基础条件，制度的执行必须依赖尊法和守法的公民，道德因素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治理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政德的先导作用。加强政德建设，就是要整顿领导作风、根治慵懒散拖和清除等，要采取有力措施制止由于官员失德而导致的社会道德风尚败坏的情况，由此可见，政德之重，关乎人民福社、社会进步和国家前途命运。治党必先治官，治官要在治德，要用德治的力量为社会治理保驾护航。

三、如何加强政德建设

根据政德的内在性和自律性特征，探索建立与现代社会治理相适应的政德规范体系，使党政干部有“德”可依。形成一个既体现中国的历史传承又反映新的社会经济基础要求的政德规范体系，建立起党政干部必须拥有并自觉校正自身行为的从政道德准则，从而加强对权力的软约束。

1.要落实好“以德为先”的用人导向

过去对干部的考评过多地偏向“绩效”方面，而忽略了对“德行”的考察，导致很多官员因政德缺失败坏了公职人员的形象并影响执政党的纯洁性。现在中央提出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原则，说明我们已认识到德的极端重要性，在干部的考核中树立“德”的核心地位就是一个鲜明的导向。严格按照中组部印发的《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中的“五个注重选拔”和“五个坚决不用”来选拔任用党政干部。要注重选拔五种类型的干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干部，自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善于推动科学发展的干部，坚持原则、敢于负责的干部，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干部，执政为民、清正廉洁的干部。对五种类型的人坚决不能使用：政治上不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力的人，品质不好、为政不廉的人，群众观念淡漠、对人民群众没有感情的人，作风不正、热衷做表面文章和搞形式主义的人，不坚持原则、奉行好人主义和严重闹不团结的人。这样的用人导向实质解决的是“权为谁用，利为谁谋”的问题，这也是每个官员入职前就被赋予的“道德契约”。作为从政者，无论职位高低，始终要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常修为政之德，守住官员的道德底线。对于这样的用人导向还需要有细化的制度可供操作，以此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水平，做到有德有才大胆使用，有德无才培养使用，无才无德坚决不用。

2.建立健全政德监督管理机制

政德从本质来说是一种自律性的品质，它来源于对从政使命的神圣化的认识，按理来说它不需要外在监督，但是作为一种与职业相关的道德要求，它还需要有外在的约束，因为官员要完全具备政德的要求，除了自我修炼之外还要有组织的培养。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是现代政治的重要特点之一，通过对党政干部进行监督而促其形成内心的政德修养是一条重要的路径。应该建立全方位、多渠道的监督体系，应该包括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司法监督和公民监督等，首先要切实发挥党内监督的核心作用。加强对党政干部工作的检查和督促力度，特别要加强和完善党内巡视制度，加大对官员道德监督的分量。其次要不断加强社会监督。一方面要保证群众的批评建议权，对干部的使用应该倾听群众的评价，人民群众是最大的政德监督主体，认真做好接待工作和群众举报工作。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舆论监督制度，一是加强大众媒体的舆论引导，加强道德和法律方面的宣传;二是发挥公民的舆论监督作用，充分借助自媒体时代公民对于党政干部的政德监督。

3.要将政德建设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思认为：“制度是一整套规则、应遵循的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可见制度具有伦理功能，可以引导人们的道德行为。政德缺失虽表现在官员个人身上，但实质上是法治缺席的问题，法律的强制力对政德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政德的守护神是“铁炉法则”，即国法和党纪就像被熊熊燃烧之火烧红的铁炉一样，谁若伸手摸之，会被烫伤灼伤，必将产生严重的后果。因此，要通过法治的力量，使权力道德法律化，运用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来严惩那些敢于触犯、突破道德底线的“缺德”官员，从而实现自律性与他律性的统一。

现在许多国家都对官员的政德进行了专门立法，如美国的《政府官员及雇员的行政道德行为准则》、韩国的《韩国公职员道德法》、日本的《国家公共事业道德法》等。这些法律对官员的德行要求做了明确规定。与之相比，虽然我国在相关法律或党纪条规中也涉及关于公职人员德行的规定，但针对政德的专项法规还没有。因此在官员政德普遍缺失的现实情况下，我们应尽快制定一部有中国特色的政德法规。要探索设立专门的政德监督管理机构，规范选拔任用、财产申报、重大决策程序等一系列制度，把反腐问题纳入法制轨道。2014年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党纪党规作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一部分加以表述，说明我们对官员政德的要求也真正步入到法治化的轨道。

4.要不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政德是一种内心信念，它必定会外化为行动。一个具有崇高理想和道德信仰的党政干部，必定做到为民务实清廉;相反，一个信奉权力就是个人利益的党政干部，必定视民如草芥，专横跋扈，，贪污受贿。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内心的理想信念决定着党政干部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可以使党政干部在行使权力时，超越个人的私利，为实现公共利益而运用手中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想信念教育是党政干部建立为民情怀，坚持正确行为选择的思想保障，也是实现社会善治的必要条件。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治理的深层内涵，因此，要在党政干部中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当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理念以及国外在政德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都是党政干部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意识，进行行为塑造的思想资源。同时，对领导干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时要创造一种健康的社会环境。一要通过道德榜样的示范效力，使领导干部的政德意识和道德行为得到强化和巩固;二要坚持奖惩相结合的原则，遵循道德形成的客观规律，最终促成领导干部的政德内化和自律。

参考文献：

[1]苗玲玲，张晶.加强当代政德建设的制度思考[J].黑龙江史志，2013（21）.

[2]工虎平.治理视域下的官德建设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4：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