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新人说十篇

时代新人说篇1

2021年时代新人说研讨材料

新时代的万千气象，激荡着每一个梦想;新时代的蓬勃朝气，激励着每一种奋斗。“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只要精诚团结、共同奋斗，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实现梦想的步伐!”同志深刻阐释民族精神，向亿万人民发出奋进新时代的号召。击鼓催征，这是进军的动员令;奋楫扬帆，这是前行的集结号。铿锵话语，壮志豪情，鼓舞中华儿女同心共筑中国梦。

有人说，这只是一句口号，但当我们看到，从补齐民生短板到改善法治环境，从支持创新创业到提升公共服务，新时代已然为我们的奋斗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这个伟大的时代属于每一个人，也必然不会辜负每一个人，在逐梦的路上，高扬奋斗之帆，就能找到人生出彩的舞台。或许你会说，遍地黄金的日子已成历史，低垂的果子早被摘光了，风口都是父辈们的。不可否认，高强度竞争、攀升的房价，是面透镜，会放大焦虑，矮化梦想。但反过来看看，祖辈父辈的逐梦路上，饭盒里何来稻米飘香，绿皮车哪能开到350，日记本里何曾有过“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的艰难和考验，更何况，凡是过往、皆为序章。上一辈的成绩，早已成为你我奋斗的基石。一些资源注定被激烈竞争，但不妨碍这个伟大的时代被充分共享。请记住，唯有时代，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

“志之所趋，无远勿界;志之所向，无坚不入”。新时代，就让我们年轻一代的检察人，乘着浩荡东风，团结奋进，山海可蹈;勠力同心，未来可期，让我们对每一起案件的认真负责汇涓成海、对每一位当事人的尽心尽力聚沙成塔，就让我们以梦为马，不负年华。

时代新人说篇2

逆行者是他们用执着和坚守诠释着爱的奉献和大医精神,我们由衷地向他们致敬，致敬逆行者敬畏自然,守护生命。那么关于时代新人说对话战役英雄观后感该怎样写呢?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时代新人说对话战役英雄观后感作文，但愿对你有借鉴作用!

时代新人说对话战役英雄观后感作文1

“咚咚，据最新消息，冠状肺炎感染人数已达到__人，已达到__人……”,这一个个数字令我的心不由得一颤。

回想以前,街上是多么繁华热闹啊，但现在街道上只有几个行人几辆车，人们都宅在家中不敢出门，为了对抗疫情，我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了医院，一切在短时间内也仍那么井然有序，此时的中国像一个被阴云笼罩的笼子，面对如此危急的状况，却总是会有人逆着风雪冲出来对抗。

我最敬佩的是钟南山院士，他像一面旗帜，引领着我们对抗疫情，众所周知，他已是一位头发银白的老人，但却顽强地奋斗在“瘟害一线”。火神山、雷神山是人们面对病毒的防线，那些刚与家人团圆，又要分离的医护人员也在与病毒抗争。在风暴的最中央，还有那成群冲进来的人民解放军，它们一如当年奔向汶川，唐山，玉树一般毅然地奔向武汉。

对于一个中学生，我想我能为这次国难付出什么呢?我有时也会悄悄地为每一条有关武汉和中国加油的朋友圈、动态、微博点赞。有一天我在手机上看见疫情捐款的信息，我对妈妈说:“妈妈，今年的压岁钱你帮我都捐给那些对抗疫情公益活动上吧。”妈妈看着我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我也十分开心，我想虽然我不能帮助治疗，但我可以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去帮助对抗，我第一次感到这般高兴。

然而当武汉疫情播报出现在银幕上时，我是如此的压抑，可是想到那些逆着风雨奔赴疫情一线的人又令我感到十分的安心。我打开键盘在评论区上打下了“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几个字。这次冠状肺炎令我深刻的明白了，人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每个人都要成为逆着风雪而行走的人，才能有所成长，才能变得强大。

我想阳光必将再次普照着大地，那时春暖花开……

时代新人说对话战役英雄观后感作文2

朋友，当你聆听孩子们歌唱《世上只有妈妈好》时，你能感觉到母亲对于孩子的重要;当你欣赏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时，你能体会到家庭在你心中的位置。今天，当我们再次听到殷秀梅的《祖国啊，我永远爱您》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感受中国的力量!

2020年的春节来临之时，中国爆发了一种新病毒“新冠肺炎”。这种病毒传染性很强，速度极快，以至于全国各省都有患有这种病毒的感染者，其中最为严重的地区是武汉市。

针对疫情，钟南山院士虽未到前线，便通过相关资料分析出这次疫情绝不简单，他给民众的建议是：“我总的看法，就是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但他却自己食言了。当天傍晚，84岁的钟老从广州出发，义无反顾的前往武汉防疫最前线。这个84岁高龄的老人再次挂帅，冲上这没有硝烟，看不到敌人的战场，我们为他这“忘我”情怀感动，更为他的爱国精神震撼，我们应当学习这种爱国情怀!

疫情爆发后，有很多网友都纷纷响应，当年的非典全世界都在保护90后，现在的肺炎，换成我们90后保护全世界。每天都有远离自己家乡去抗疫前线、救助人们于水火之中的90后医护人员，请战书上是他们铮铮的誓言、鲜红的手印。还有很多女医护人员因要穿防护服，就将自己的长发剪掉甚至剃光了头。为了自己不被感染，能多救治更多的患者，这些医护人员不吃不喝，不摘口罩，不脱防护服。衣服被汗水打湿，手被泡肿，口罩、防护镜下深深的勒痕和创口，可是在前线的人们没有一个愿意去休息，把时间留给了患者，他们在和死神抢生命，而他们却忘却了自己的安危。“舍小家为大家”，“舍己为人”，我们应当传承这种爱国情怀!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疫情爆发后，急需用于救治和保护措施的物资，很多制作口罩、防护服的商家都以几倍的工资将正在休假的工作人员及时召回，加班保质保量生产并及时送往武汉。还有各地种植蔬菜水果的农民伯伯，每天都将以几千公顷的无公害食品也及时送往武汉。还有很多人们都各自伸出援助之手，捐款、捐物，从老人到孩子，从国内到国外，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在用自己的努力迎战这次“战疫”。

正如国歌中“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一般，我们的中国不仅有14亿人口，更有14亿爱国心、凝聚力、民族魂，我们一定能众志成城，战胜疫情!这是无坚不摧的中国力量!

时代新人说对话战役英雄观后感作文3

2020年春季本应该向往常的春节一样，举国欢庆、合家团聚的美好节日。但是由于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的侵袭，这一切偏离了正轨。昔日车水马龙的马路变得冷冷清清，即使偶而碰到行人也是戴着口罩，穿着厚厚的衣服，包裹的像个外星人。

今天我原本应该坐在教室里和同学们一起享受学习知识带给我们的乐趣，但是由于病毒的肆虐，我们不得不延期开学待在家里。

2019年12月28日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确诊，当时谁都没有想到一个月后竟成了“燎原之势”席卷全国。这个病毒十分可怕，相当容易传染，并且没有特效药物可以治疗。很像爸爸说起当年的“非典”，我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是从现在的肺炎好像看到了当年的“非典”可怕。我明白了人类在大自然前的渺小，我们要敬畏自然，爱护自然!

当病毒蔓延时，通过电视我看到了一个个医护人员身影挺身而出，一份份“请愿书”，我看到了人们的赤子之心，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日夜不停的挽救生命，坚守在病人身边，将生命一次又一次从死神身边夺回来，我看到他们憔悴的面容，真的震动了我的心。是什么让他们这么坚持?是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与敬业精神，将被感染的危险抛之脑后。

全国人民都很给力，连春晚都提到了这次疫情。春节期间不再出门走亲访友，人们不再出门，武汉更是已经封城减少疫情的蔓延。新闻上每天都说疫情相关的事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大灾面前有大爱，全国各界伸出援助之手，支援湖北，支援武汉。人们在为武汉，湖北担心，人们在疫情面前懂得舍取。

今年已经84岁的钟南山院士亲自挂帅阻击这次疫情，他说：“不会重现非典”!我相信，因为我们有十天建设“火神山”和“雷神山”的中国速度，更有全国人民一条心的战斗精神。我坚信疫情会很快被被打垮，虽然各行各业的人们因为疫情暂时无法和家人团聚，但是他们愿意用自己的付出换取他人的幸福与安康，“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致敬坚守在一线的医护人员、科研人员和为了抗击疫情依然坚守的人们。我为祖国感到骄傲!

全国人们身体力行的为武汉，湖北加油，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坚信我们一定会很快打赢这场战役，我们会很快回到校园，人们重新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加油武汉!加油中国!我爱你中国!

时代新人说对话战役英雄观后感作文4

您的功绩比天高，您的恩情比海深，心中的太阳永不落，您永远和我们心连心.——题记

2020年的春节，本该是阖家团圆的幸福时刻，“新型冠状病毒”来势汹汹让我们措手不及，短短几天的时间内，那一组组数据让我们紧张、担忧，中国仿佛一瞬间坠入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斗争。“我是党员，我先上”他们挺身而出，用他们的双手撑起一片蓝天，只要我们睁开眼，希望就在前方;转过头，也可以看见曙光。

没有人生来勇敢，正因为被需要，才选择了逆风而行，坚定的履行职责。他们都是这个平凡世界中不平凡的英雄，我心中非常感谢这样一群散发着党的光辉的人们。

感恩党。您始终把人民放在第一位。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急剧增加的趋势，说:“只要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就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温暖的话语坚定了人民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和决心。党领导下的各地各部门为了抗击疫情，让我们生活的更健康，不辞辛苦，夜以继日地奋战在一线。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武汉一定赢!中国一定赢!

感恩医护人员。你们不畏生死，一直奋战在前线。厚重的防护服在你们的脸上留下了印记，这是最美的党徽。你们忙碌的身影就是最美的风景。口罩下一张张疲惫的面容，一个个充满干劲的身影让这场疫情变得不再可怕。你们就是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你们是天使，穿着圣洁的白衣，在战场上与“敌人”斗争。你们身上发出的是党员最纯洁最灿烂的光芒，哪怕前方道路险阻，你们也永不言弃，奋战到底，向你们致敬，最红最温暖的人!

感恩在灾难面前无私奉献的每一个人。党员干部肩负着使命和担当，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不言回报。你们在全国各地做着属于你们的工作：警察叔叔们不惧寒冷，在各个交通要道口堵卡设点排查;宣传工作人员不辞辛苦每家每户深入排查;你们值守在每一个小区，每一个村庄，扼住了病毒传播的通道，换来万家安宁。风雪中的坚守是你们交给人民的满分答卷。基辛格说:“中国总是被他们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谢谢你们的付出，你们都是最勇敢的人，沐浴在党的光辉中，我相信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你们一定会为人民驱散病毒，迎来神州大地阳光普照。

时代新人说对话战役英雄观后感作文5

03年非典已经过去，20年的新冠病毒又接蝩而至。

春节，元宵节本都是喜气洋洋，合家团聚的日子，可是却因为新冠病毒这个恶魔的到来，让很多医护人员和警察不得不放弃休假而去奔赴前线。

我的爸爸是一名辅警，每天早上，他都要和我的小叔叔一起去我们百合村与湖北通城县搭界防疫设卡点值班，劝返湖北来往人员和车辆，把好关，守好北大门，目的就是为了守护好千家万户的安宁。

因为这个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强，值班人员对接触的人比较多，所以为了值班人员的安全，妈妈特意找来了预防病毒的中药方熬成了药汤送给值班人员喝，我们一家非常担心他们的安危，毕竟这次疫情非常严重，许多奔赴在抗疫一线的医生和护士都说：“不怕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了人民，我们必须勇敢起来!”不只医生，警察们在前线战斗，也有许多普通人为战胜疫情贡献了一份力量，有直接捐款的，有捐口罩等防护用具的，还有为值班交警送饭的。这次疫情更是体现了出了我们中国人民的团结。

抗击疫情，你我同在!

武汉必胜,中国必胜!

时代新人说篇3

某市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引导,人们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说明报告

一是学习部署到位。市委制定下发了工作实施方案，召开动员大会。组织革命烈士纪念馆、****村党支部等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做好接待工作，确保党员干部群众参观学习。动员教体局在中小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红色故事进校园、进社区活动，让红色精神入脑入心。

二是营造良好氛围。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开展“庆党日”活动。市委宣传部印发了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免费发放公益电影票*万张，宣传资料*万份。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进校园、进基层活动，四万余名青少年现场聆听**英烈故事；针对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开展“歌颂中国梦赞扬劳动美”诵读活动。市融媒体中心开播《改革开放42年看**》栏目，并通过微博、微信、抖音、**云、客户端等平台传送，引导人们不断增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三是宣传效果明显。党员干部到革命烈士纪念馆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达*万多人次。*所小学，*所中学参与红色故事会演出*场，*个党组织走进革命烈士纪念馆、****村党支部开展“庆党日”活动。****村党支部自发组织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宣讲活动*场次。

时代新人说篇4

论文摘要：通俗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客观存在的重要一脉。从20世纪初到4O年代末，作为通俗文学主要载体的通俗小说一直是在两个维度上生长、发展的：文化市场的激发、催化，使其呼应市场需求，独立发展自身，在总体上保持通俗小说的特性；“五四”新文学精神的烛照，又使其在主流方面避免了过度商业化，在自觉不自觉地向新文学靠拢的同时，不断追寻2O世纪中国文学精神启蒙的现代性目标。

20世纪初，在文化市场的培育、催化下，中国现代通俗小说骤然兴起，因其时恰恰又是“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发端期，而后者的启蒙精神和审美特性构成了2O世纪中国文学语境中的主导因素和强势话语，所以从一开始就深刻地影响着前者。一方面，新文学企图借助文学的通俗化、大众化，将“化大众”的启蒙理想变为“大众化”的世俗化运作，这个过程贯穿了新文学发展的始终；另一方面，通俗文学则自觉不自觉地向新文学靠拢，借以吸取其营养、资源，丰富、完善和提高自身。从2O世纪初到40年代末，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一直是在两个维度上生长、发展的：文化市场的激发、催化，使其呼应了市场的需求，独立自由地发展，在总体上保持通俗小说的特I生；“五四”新文学精神的烛照，又使其在主流方面避免了过度商业化，呼应和融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精神启蒙的现代性诉求。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主要载体是小说，但小说在古代是被轻视的，这便限制了通俗文学尤其是通俗小说的发展。到了晚清，“梁启超提倡的‘小说界革命’以及‘文界革命’促使了中国文学进入了现代化。”正是在现代启蒙精神影响下，《新小说》等杂志应运而生，把小说地位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不仅为新文学，也为通俗文学的产生、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作为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启端的清末“谴责小说”，如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最初就是发表在《新小说》杂志上，并且产生了很大影响。“五四”前后，在诸多小说杂志的创办者和编辑者中，有的本身就是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主将或先锋，有的则深受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洗礼。他们创办和编辑小说杂志，固然受到文化市场的激发，很注重小说的趣味性和雅俗共赏性，但也含有“劝世”、“醒世”、“济世”的宗旨，因此，最初发表在这些杂志上的许多小说雅与俗的界限是不分明的，即使是十分通俗的小说，也体现了“为社会、为人生”的启蒙精神。只是到了民国初年，由于市民文化市场的进一步完善、成熟，通俗小说越来越追求自身的特性、功能，更多地以长篇形式从“新小说”中分离独立出来，并产生了专门发表言情小说的《礼拜六》等杂志，出版以后，“居然轰动一时，第一期销数达两万册以上”，可见读者对通俗小说热情的高涨。其实，言情小说在诞生之时也表现过人的朦胧觉醒，作家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封建礼教的口号，但也揭露过包办婚姻的残酷，展示过礼教给青年男女带来的悲剧。对于言情小说，周作人曾指出：“近时流行的《玉梨魂》，虽文章很是肉麻，为鸳鸯蝴蝶派的祖师，所记的事，却可算是一个问题。” ‘‘五四”新文学作家批判这一派作家企图改良礼教，这也恰恰说明他们在表现人的朦胧觉醒方面作出的贡献。

民初时的中国正处在由古典到现代的转型期，通俗小说对新观念的表现，对题材禁区的突破，对新的小说形式的运用及探索的勇气，都使它成为与传统小说有本质区别的“新”小说，并代表了当时中国小说的水平。“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中国文学开始突出了纯文学或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价值区分，“鸳鸯蝴蝶派”被划人通俗文学领域。毫无疑问，新文学在题材内容和形式技巧等方面的“现代化”要比“鸳鸯蝴蝶派”迅猛得多，但新文学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便是在批判“鸳鸯蝴蝶派”的同时，也从理论上否定了文学的娱乐功能，这一错误使他们在企图唤醒大众时却Et渐疏离了大众。对于市民大众而言，欣赏文学，旨在娱乐，所以当新文学的主流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翼后，以满足市民大众审美需求为宗旨的通俗文学的生存和发展便是理所当然的事。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通俗文学从来就是重要的一脉，尽管不断遭到新文学作家和左翼批评家的激烈批评，但它从未衰竭，即使有过暂时的退却，但偃旗息鼓之后又有一番呐喊和冲击。2O世纪3O年代文坛所出现的“平江不肖生现象”、“张恨水现象”以及“徐箭、无名氏现象”等都充分显示了通俗小说的力量与影响。这说明，通俗小说适应了我们民族的审美文化，迎合了读者大众的审美心理并在广大市民读者心灵深处达成了审美契合。20世纪初，由于文化市场的催化，中国产生了第一批职业小说家。因他们靠写作卖文为生，所以必然要考虑读者大众的接受心理，追求小说的趣味性和通俗化。但是，他们大多又是经受了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吸收着“五四”新文学的滋养，程度不同地具有“五四”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现代意识和审美品格，这就使得他们在进行通俗小说创作时，有着与古代和西方商业社会通俗小说作家迥然不同的思想、立场和态度，从而在通俗小说创作中不放弃对现代精神与价值理想的探求与追寻。

对传统通俗小说进行现代性的转换、改造，取得成就最大的，当推张恨水。老舍称赞他“是个真正的文人”，是个“重气节，最富正义感，最爱惜羽毛的人”，是“国内惟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张恨水的成功，应该纳入到新文学精神烛照下的现代性文学语境中进行阐释。许多论者在论述他的成就时，多从融雅于俗、雅俗结合的角度给予评说，而对其创作中的现代性思想、立场和态度注意不够，这样就无法充分评价他的出现对于2O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的现代转型的意义与价值。事实上，张恨水在开始创作言情小说成名作《春明外史》时就表明了他关注世事、针砭时弊的创作立场和态度，而到了三、四十年代，更是自觉地使自己的创作向新文学靠拢。张恨水所走过的通俗小说创作的路子，都是以改革者的姿态出现的，其标志性成果便是《啼笑姻缘》。这部小说在《新闻报》上连载时便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出版单行本后又相继被搬上舞台和银幕，风靡一时。对这部小说，严独鹤感慨道：“一部小说，能使阅读者对于它发生迷恋，这在近人著作中，实在可以说是创作小说界的新纪录。”

张恨水强调通俗小说必须现代化，小说倘若不反映现代生活便会少有活力；同时他又认为通俗小说具有新文学所不具备的优势，这便是它巨大的读者群。他曾指出，新文学虽然前卫，但较难被普通民众所接受，所以他力图辟出一条中国小说现代化的新路，使小说既具有先进观念与现代意识，又为大众所喜闻乐见。他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突破传统的言情模式。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以传统观念为基础所形成的人物模式和情节冲突模式均被打破，才子佳人让位于芸芸众生，情爱冲突的决定性因素由外转内，浪漫唯情的故事也被现实人生所取代。譬如《春明外史》中的主人公杨杏园已不仅仅是才子，而且是一个具有新思想的现代知识分子；《啼笑姻缘》中的樊家树，也是一个平民大少爷，他的爱情哲学已经摒弃了金钱门第的因素，他与沈凤喜、关秀姑、何丽娜的爱情纠葛凸显的是普通人之间的真情。其二，致力于艺术上的雅化。通俗小说之热衷于俗，是因为世俗的读者渴望享受平凡的现实生活中所不曾遭遇的惊险、离奇和刺激，但这种俗化的魅力在新文学人主文坛之后便E1渐消减。张恨水在雅化上做文章意在加速通俗小说的现代化进程。为了做到这点，他一方面在思想内容上顺应时代潮流，接受个性解放意识与平民精神，并在观念上淡化封建士大夫色彩；另一方面在艺术形式上推陈出新，自觉重视细节刻画与心理分析，注重性格塑造与景物描写。他说：“关于改良方面，我自始就增加一部分风景的描写与心理的描写。有时，也特地写些小动作。实不相瞒，这是得自西洋小说。”这种致力于雅化的努力使他成为同时代通俗小说家中最出色的一个。其三，尝试进行多种小说样式的融合。《啼笑姻缘》在《新闻报》上连载时，他应报社的请求在小说中写了侠客关氏父女，这种言情与武侠的结合虽有迫于形势的无奈，但也不可忽视他尝试求新的动机。张恨水的影响如此之大，不仅推动了通俗小说作家向新文学靠拢，而且也吸引了具有现代精神气质的小说家在创作实践中有意识地将小说的通俗性与现代性紧密结合，而将这种结合进行得最成功的无疑是徐好与无名氏。

徐訏是上个世纪3O年代文坛出现的一个难得的鬼才。他的小说“擅长以具有传奇色彩、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表达对人生的独特思考和追求，作品充满着浪漫色彩、空幻理想、哲理意味”。徐訏先攻读过哲学，后又研究心理学，又曾留学法国，如此专业与经历，以及西方思想和艺术的浸染，他的小说当是货真价实的“新”小说，但他却自觉地从通俗小说中汲取养料，使他的小说具有了别样的格调。其小说《鬼恋》是在志怪小说、侦探小说和现代情爱小说甚至“革命小说”的多重刺激下产生的。他以怪诞阴郁之笔写奇特女子的幽艳姿影，悬念重重，小说在“鬼打墙”、“人打墙”的艺术迷宫中，显示了作家神采独具的诡谲才情。《阿拉伯海的女神》写异教徒之恋，穿插巫术、梦境、奇遇，弥漫着虚无飘缈的感觉；《荒谬的英法海峡》写主人公在航海途中被海盗所掳，而盗窟竞像桃花源，主人公更在桃花源中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恋爱，最终却发现是南柯一梦。《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一开头，就使读者进入猜谜心态。作品把人物安置在环境和心理、爱情和命运的连环套之中，通过对变态心理的反复发掘和多边爱情的错落交织，驱动着故事情节花样翻新，在出人意料的结局中，升华出对人性之伟大的崇拜和对宗教式的净化境界的期盼。《风萧萧》是通俗性与现代性结合得最成功的范例。该小说在《扫荡报》连载时，像一股强劲的季风，席卷了大后方，“重庆江轮上，几乎人手一纸”，人人争相先睹为快。因《风萧萧》名列1943年畅销书的榜首，也使该年被称为“徐舒年”。这是一部聚爱情与间谍、舞姿与乐韵于一体的力作。小说写“我”和三个个性各异的女子之间发生的曲折爱情纠葛和政治牵连，展示了变幻莫测的“爱与恨，生命与民族，战争与手段，美丽与丑恶，伟大与崇高，以及空间与时间，天堂与地狱”的错综图景。小说写的是间谍，但又没有陷人间谍小说的窠臼，而是在间谍与反问谍的密谋和疑忌中，在繁华与孤寂、爱慕与冷酷中，小说依然能进行高层次的艺术探索，游刃有余地舒展清细的感情书写和隽永的景物描写。整部小说情节浪漫惊险，想象飞扬绮丽，语言抒情典雅，且渗透着民族意识与正义精神，既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又能引起读者的思考。 徐訏小说运用了众多的现代小说技法，尤其擅长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对人物进行解剖，以达到探究人、发现人的目的。这些作品一方面描绘人鬼奇幻与异域风流，一方面又表现民族意识与人性焦虑，传奇性与哲理味交织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浪漫传奇的故事仅是他小说的外壳，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从人性的深度表现并探测人类的心理世界才是他的作品的灵魂。吴义勤认为：“徐舒对人性意识的剖析总是融人于故事性极强的文本，这是他的小说通俗性和现代性同时呈现的内在原因。”

无名氏于1937年初登文坛时便表现出过人的才华，其作品情真意挚，用语铺陈，风格新奇。他的中篇小说《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以其新奇艳丽的书名、风流倜傥的爱情故事、跌宕多姿的人际悲欢，以及迷乱苍茫的哲理思索，风靡文坛。杨义认为：“无名氏的文笔比徐哥更为粗豪舒展，在徐舒展示西欧的柔情，晃动着若隐若现的梅里美的倩丽的影子之时，无名氏从抒写北国的强悍开始，呼唤着一个惨痛欲绝的灵魂，闪动着乍明乍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悲戚的面容。”这里强调的是它雅的一面。也有学者强调它俗的一面：“标新立异地希望给人以刺激和陶醉”，“是遣送时间的消遣书”。其实它是既有通俗性，又有时代性。《北极风情画》写一韩国军官与一波兰少女，在奇荒异寒的西伯利亚爆发了一段疯狂而凄绝的爱情。虽然凄绝哀艳一如言情小说，但于奇情奇景中融人的民族意识却令人耳目一新。《塔里的女人》是道士觉空的自述，作品交织着荣辱悲欢，对情感的宣泄与对心灵的拷问紧密结合，兼以悔恨交加的叙述方式，增强了读者对人物心理的透视力。

徐訏与无名氏的小说是非常通俗的小说，作品既有世俗的读者所着迷的一切：艳遇、惊险、阴谋、神秘、诡谲；同时又有现代小说的某些品质：探寻哲理、表现人性、深掘内心、分析心理、语言明快、技巧前卫。他们的作品把通俗小说提高到一个相当成熟的现代化层次。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小说常常既被通俗文学研究者作为研究对象，又被现代派文学研究者看作典范，从而成为两类研究对象的“交集”。

时代新人说篇5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著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著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著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著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著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著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著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著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著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著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时代新人说篇6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采用白话形式的中国通俗小说继梁启超等人发起的小说界革命之后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不过这两次运动的目的、宗旨及策略有所不同，对待通俗小说的态度和方式也有一定的差异。小说界革命的提倡者多是政治人物，他们虽然将小说提到空前之高的地位，但其着眼点并不在文学，而在政治变革与重铸民魂，“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梁启超的这段话基本上代表了当时文化阶层对小说的立场和期许。文学创作无疑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社会文明程度的一种征候式标记，从这个角度来讲，梁启超等人的观点有其合理性，但他们将小说提得过高，反而容易沦为空谈，无法落到实处，尽管其后小说创作出现了新的变化，涌现出一大批与传统小说迥异的新小说，但其创作实绩及达到的社会效果离当初首倡者的预期显然还有很大的差距。况且当时梁启超等人的着眼点在小说创作上，还未涉及相关的学术研究问题。不过，其提倡之功也是十分重要的，应该给予肯定，它提高了小说在文学家族的地位，重构了文学格局，解决了学术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对象价值问题，为中国小说进入学术殿堂、为新红学的产生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参与者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多具学者身份，他们自然也有通过文学革命达到改造社会、重铸民魂的雄心，早年也曾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小说界革命的影响，其思路与梁启超等人有一脉相承之处，可以看作是对后者的继承和深化，也正是为此，他们才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不必再为提高小说这一文体的地位而费口舌。不过相比之下，新文化运动者的发起参与者比小说界革命的提倡者更为务实或者说是更有策略，他们选择文学作切入点，以语言为突破口，口号和目的都十分集中而明确，那就是要废除文言，建立使用白话的新文学，使白话文学成为文学正宗。正如胡适当年所说的：“我的意思，以为进行的次序，在于极力提倡白话文学。要先造成一些有价值的国语文学，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然后可望改革的普及。” 语言的变革并非简单的交流工具的置换，它通常会引起附着在这些语言工具上的一系列思想观念的转变，特别是在中国，文言与白话往往意味着文化形态的种种差别。尽管此前已有人提倡采用白话，创办白话报刊，但皆着眼在开启民智，未能从文化层面着眼。对此，陈独秀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旧文学与旧道德，有相依为命之势” 。由于这一观点不带政治党派色彩，因而获得了较为广泛的支持，最后获得了成功。1920年，当时的教育部通令全国，国民小说教材逐渐采用白话文，先从一、二年级开始。这样，白话正式成为政府认可的语言，从此翻开了中国文学的新篇章。需要说明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参与者们不仅着眼于文学创作，同时也注意到学术研究问题，并予以落实。陈独秀的这句话很有代表性：“对于历代的文学，都应该去切实研究一番才是。（就是极淫猥的小说弹词，也有研究的价值。）”

也正是因为上述这些缘故，古代通俗小说作为白话文学的重要范本在这一时期受到充分的重视和赞扬，被称为“活文学”或“平民的文学”。与二十世纪之初一样，尽管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对古代通俗小说从语言的鲜活生动方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在思想内容上给予较高评价的小说作品依然很少。《红楼梦》依然是少数得到肯定的作品之一。这里简要介绍一下这一时期胡适、鲁迅之外新文化运动先驱者对《红楼梦》的看法，他们的见解在社会上有着较大的影响。 陈独秀当时的注意力主要在社会时局方面，对文学问题涉及不多，其红学见解主要见于《红楼梦新叙》一文，该文刊于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5月新版《红楼梦》的卷首。在这篇文章中，他将善写人情的小说与善述故事的史书进行区分，认为应该领略《红楼梦》的善写人情，而不是领略其善述故事。这种区分在今天看来，固然有其局限在，但就中国古代小说与史书长期界分不清的情况来讲，还是有其意义的。他认为《红楼梦》有许多“琐屑可厌的地方”，在与钱玄同的一封书信中，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金瓶梅》、《红楼梦》细细说那饮食，衣服，装饰，摆设，实在讨厌！” 当然，这只是他的一己之见、个人好恶。该文同时还对红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即“什么诲淫不诲淫，固然不是文学的批评法；拿什么理想，什么主义，什么哲学思想来批评《石头记》，也失去了批评文学作品底旨趣；至于考证《石头记》是何代何人底事迹，这也是把《石头记》当作善述故事的历史，不是把他当作善写人情的小说” 。话虽说得有些绝对，却也道出了日后新红学的缺陷所在。

钱玄同身为文字学家，对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提倡白话、文学革命之举给予坚定的支持，且其观点经常比陈、胡二人更激进。不过，他虽然认为“小说是近世文学中之杰构”，但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整体评价并不高，认为古代小说非诲淫诲盗之作，即神怪不经之谈，比如唐代小说“描画淫亵，称道鬼怪，乃轻薄文人浮艳之作，与纪昀蒲松龄所著相同，于文学上实无大价值” ，“《聊斋志异》、《松隐漫录》诸书，直可谓全篇不同” 。在古代小说中，他只肯定《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少数几部小说。他认为《红楼梦》“断非诲淫，实足写骄侈家庭，浇漓薄俗，腐败官僚，纨绔公子耳” ，同时又认为《红楼梦》的笔墨不干净，未能免俗，比如贾宝玉初试云雨的描写 。钱氏的见解固然有其张扬白话的用意，但话说得过头，给人以矫枉过正之感。

与其他人相比，周作人更关心小说本身的内容意蕴，他提倡“平民的文学”和“人的文学”。他认为《红楼梦》是“理想的平民文学”，因为它“能写出中国家庭中的喜剧悲剧” 。

尽管上述几人的观点颇有差异，但有些看法还是基本接近的，即多从白话语言的使用方面对《红楼梦》给予肯定，对其思想内容也有相当的注意。无论是小说界革命还是新文化运动，皆对《红楼梦》给予别特别的关注，由此也可看出《红楼梦》在知识阶层心目中的地位，其后有众多学者涉足《红楼梦》也不是没有因由的。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等人对《红楼梦》的评论多为即兴之言，缺少严谨的论证和足够的学术性，真正能代表当时研究水准的是吴宓、佩之等人。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参与者们还积极配合出版商，进行古代小说的普及宣传工作。比如亚东图书馆1920年起陆续推出的系列小说校点本，就得到了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有力支持，他们纷纷为这些小说写序。尽管其中有些文章学术性不强，但并非毫无意义，它为新红学的创建奠定了一种良好的话语氛围，起到了一种造势的作用。

新红学的建立与随后展开的整理国故运动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尽管学术界对整理国故及胡适的突然转向还有种种不同的评价，但它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信息。如果说当初大家还处于喊口号、设计蓝图阶段的话，整理国故则是将各种口号变为现实。整理国故与当初的文学革命看似反差极大，有开倒车之嫌，实则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以《红楼梦》研究为代表的古代小说研究正是整理国故运动的一个重要实绩，选择古代小说为突破点自然也并非偶然，而是胡适有意采用的一个文化策略，目的在扩大传统学术的范围，将以前为学者所歧视或忽视的民间文学纳入学术殿堂，应该说这正是新文化运动思路的延续和深化。经过胡适等人的提倡和示范，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民间通俗文学从此像经史一样成为专学，而这正是中国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重要区别和特色。

时代新人说篇7

关键词：吴义勤 新生代小说 生命解读

20世纪90年代新潮小说被尊为九十年代中国长篇小说的“艺术高度”，然而与此同时，另一类以本色的、生活化的姿态写作的作家群作品迭出，他们的创作属于“边缘性写作”，与主流文学大异其趣，继而引起了一场众说纷纭的新生代小说论的热潮，90年代新锐批评家吴义勤教授以生命关照的视角解读新生代小说，让这一备受争议的边缘性文学大放异彩，探寻与发掘了新生代小说家以“有我”的个体生命经验式的笔触所绘制出的当今世界的“镜像”。

“新生代”指的是涵盖50年代生、60年代生、70年代生、80年代生四个年龄段的年轻作家的创作，新生代小说作家的创作无论是思想内容、语言、结构模式都使得它备受主流评价群体的非议，他们反对现存的文学秩序、反对文学体制、反对权威、反对传统，被主流诬蔑为“野猪”或“野马”，某些评论人士认为新生代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把严肃的文学问题简单化、情绪化和口水化了。然而吴义勤教授对新生代小说的生命式解读，让我们发掘了新生代小说低俗的表象下所渗透出来的真实存在。

一.用生命感知新生代小说的低俗与糜烂

新生代作家的创作追求一种对生活的重新发现与开掘，所以新生代小说言说的点与传统主流文学迥然有别，新生代小说逃离对宏大叙事的呈现，而是关注鲜活的个体“我”的生存状态。把创作的焦点从宏大的政治叙述拉回至小我的经验世界，呈现个体“我”最真实的生存状态，新生代小说就必然呈现出一幅幅私人化经验世界的真实图景，欲望自然会进入到新生代小说关注的视野，对于金钱的欲望、性的欲望遍布新生代小说。

（一）捕捉金钱欲望下的真实

90年代的商业语境下，人对金钱、物质的追逐与向往，成为新生代小说书写的重点之一。何顿的《生活无罪》展示的是现代人攫取金钱的不择手段，邱华栋的《生活之恶》中女主人公为了能弄到准备结婚的房子，竟然出卖自己的，朱文的《我爱美元》更是大肆宣扬金钱的美好。新生代小说在一反传统的舆论基调上建构着“金钱”、“物质”的意义，它所宣扬的是金钱与物质带来的生活，评论界大多数不禁对新生代小说嗤之以鼻，而吴义勤教授对之却不然，吴义勤教授认为在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历史阶段下，对物质、金钱的崇拜这一人性原初之欲望的大肆宣泄，是90年代社会之下的人的真实存在，新生代小说家敢于背离主流社会道德体制，放弃对现实的粉饰，而是以一种平淡的方式传递真实的震颤。吴义勤教授较之对新生代小说持否定态度的批判人士的睿智之处就在于他捕捉到了新生代小说写作的潜流之下的真实，又是一种值得人沉思的非同寻常的真实。

（二）发掘身体写作下的镜像存在

新生代小说还大肆宣扬和身体的合法性。在新生代小说作家的笔下，“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成了屡见不鲜的文学意象，新生代作家以超凡的勇气将“性”作为文学创作的焦点，而且是以肆无忌惮的方式去讴歌人的肉体之美，肯定人的本能，建构了一种“性”合理的叙事维度。卫慧、棉棉的笔下有大量的对于身体的暴露式呈现，陈染、林白的小说中更是透射出人物对于身体的自我迷恋，新生代小说作品由于对的大肆宣扬，评论界有很多人士认为新生代小说丧失了文学之美，将污秽不堪的东西作了放大化的呈现，难以登大雅之堂。更有评论者指出“所有这些‘超写真度’的‘文学’，在最大程度地消融了文学与现实原有距离的同时，也丧失了作品的文学性和思想性，不免远离了时代精神的核心，进入到空虚、尴尬和颓废、荒诞的境地。”[1]吴义勤教授以生命在场的方式关照新生代小说家的袒露，他认为新生代小说家所呈现的单纯听凭身体的感觉和本能的召唤的狂放糜烂的生活模式的描写是对生活的最真实的呈现，长久以来受伦理观念的影响，中国文学极少有人去触碰“性”，往往将“性”进行一种掩盖式的净化呈现，吴义勤教授认为欲望写作、身体写作揭开了这层薄纱，他以感受生命的方式捕捉到了新生代小说的真实存在性，他认为这种狂欢式的身体书写呈现了生活最真实的一面，建构了一个欲望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当今世界的“镜像”，吴义勤教授秉承着文学即生活，生活即文学的观念发掘了屡受唾弃的新生代小说身体本能式书写的真实之美。坚持“身体写作”、“欲望写作”的新生代小说家的笔下勾勒出了一个“的欲望”、“的身体”的另类艺术空间，有很多评论人士认为新生代小说家对“生活经验”的强调导致的是平面化和深度主题的丧失，然而90年代新锐批评家吴义勤教授却还原了新生代小说的艺术生命，他认为物质欲望的泛滥、的大肆宣泄正是世纪末情结之下人的孤独感、空寂感、虚无感的艺术化呈现。

二.解读本色语言的意义建构

新生代小说不单单在内容上被定位异类，其写作语言也毫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语言的隐晦、典雅之美。新生代小说的语言是一种本色化的自然主义叙事语言，充斥新生代小说全篇的是流传于民间的口头方言，甚至于有一些是脏话、粗话以及各种与生殖器相关的各种污秽之语，对于新生代小说的语言艺术有很多评论人士不敢恭维，认为新生代小说是粗制滥造的下流之作，然而吴义勤教授却认为语言是生命存在言说的外在形式，“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有什么样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世界图像’，就自然有什么样的语言”。[2]他认为这种火辣辣的粗俗之语非但没有消融艺术的魅力，这种粗俗的日常口语却以鲜明的方式透射出个体人的存在方式，语言这一外在的艺术形式也参与了生存镜像的建构，语言真正地融入到了文学的生命中去。

三.体悟叙事结构的隐含意义

新生代小说备受争议的另外一点就是它的结构，一部完美的艺术杰作，清晰的逻辑结构层次固然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新生代小说的叙事结构呈现出与传统迥异的风格，新生代小说热衷于“生活流式”的叙事结构，《时钟里的女人》展示的就是一个女人二十四小时之内的生活，流水账式的叙述有些像意识流的作品，松散的生活流式的结构叙事，曾经被一些评论人士指责为缺乏艺术之美感，吴义勤教授认为这样的一种叙事结构是非常成功的，这种松散的、生活流式的结构是生活的最本真、最原初的呈现，没有丝毫雕琢痕迹的结构模式给读者一种极强的真实感，正是这种略显粗糙的叙事结构让读者走近了生活的真实，结构参与了文学生命的诠释与建构。

作家将生命赋予给文学，然而文学生命的绽放与呈现更多地是依赖读者，并且是一个能捕捉其魅力的读者，这样的读者堪称优秀的批评家，吴义勤教授以生命存在的方式感受与解读着新生代小说的沉重与厚实，发掘了新生代小说无意义浅表之下的真实之美。

注释：

[1]王虹.新生代文学精神反思[J].天府新论,2003(5).

[2]吴义勤.论新生代长篇小说的叙事风格[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时代新人说篇8

论文关键词：韩少功；载道；审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时空观

寻根文学是一场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文化寻根运动和文学思潮。作为一个沉淀的文学历史事实，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地位和意义日渐为人们所漠视。但在重新整理当代文学史的今天，对寻根文学的意义再发掘，有着现实的必要。今天看来，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的更迭中，寻根文学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一个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就是推进了新时期小说观念的转型。可以说，以寻根文学为界，20世纪80年代文学前后期的艺术观念截然不同。季红真认为，“寻根文学”使“新时期文学”基本上完成了艺术嬗变，继之而起的文学思潮几乎都受到了“寻根文学”的影响。在寻根作家中，对寻根文学思考最为深入，最为系统，探索最富创造性的作家当属韩少功。他在1985年相继发表的寻根文学纲领性文章《文学的“根”》与寻根文学标志性小说《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等，显示出他在理论与创作上的高度自觉。本文以韩少功20世纪80年代创作为中心，探讨寻根文学是怎样推动新时期小说艺术观念转型的，以及转型过程中它的地位和贡献。

一、从载道到审美

寻根文学对新时期小说艺术观念的转型所作出的第一个重要贡献是促成了其由传统的功利载道型向现代审美愉悦型的转变。寻根文学之前的当代文学整体格局，仍然是以建立在反映论基础上的功利载道型文学为主导地位。粉碎“”以后，虽说有形的政治桎梏已经打碎，但无形的“政治情结”依然缠绕着作家，用文学担负起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批判成为当时很多作家创作的内在驱动力。即便后来成为寻根文学主将的韩少功也不例外，他的初期代表作《月兰》、《西望茅草地》等都以“”作为历史背景，以现实主义为主要手法，展示“”留给人的心灵创痛和悲欢离合，呼应了时代潮流，应合了当时社会政治心理，因而在国内引起了一定影响。但从根本上说，这类文学仍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写作成规和话语系统，其功利性的实用追求，使得文学在实质意义上已沦为工具而丧失了其作为艺术的自我本质属性。

文学是一门艺术，以审美为本质功能。但中国文学历来有“载道”的传统，对于小说来说，这种情况在近代以来表现得更为突出。梁启超等人在论述“小说革命”时．就公开宣扬：“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兴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对小说功能的无以复加的强调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也昭示了小说在20世纪中国所将要承担的历史使命。正是基于这一点，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内在矛盾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功利与唯美之间的冲突，可以说，几乎所有的20世纪中国文学论争都与这个问题或多或少有着关系。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来说，它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实现了对新时期文学审美愉悦本质属性的还原，和对过于浓厚的功利性色彩的反拨。

其实在寻根文学之前，一批在艺术观念和艺术形式上迥异于“伤痕”、“反思”、“改革”等主流文学的作品已经出现，如：汪曾祺的《受戒》(1980)、《大淖记事》(1981)，张承志的《绿夜》(1981)、《黑骏马》(1982)，李杭育的《最后一个鱼佬》(1983)，郑义的《远村》(1983)，贾平凹的《商州三录》(1983—1984)等。这些作品标志着文学创作的既有规范已有所突破。无论是汪曾祺的“克制陈述”、“除尽火气”，阿城的“涤除玄鉴”、“澄怀味象”，还是李杭育对家乡挽歌式的诗意描写，以及张承志所表现出的那种朝圣者般遥遥跋涉的雄浑悲壮之美等等，已远非功利载道型文学所能传达，与当时的主流文学相比，其异质性显而易见。它们的出现，昭示着一个审美文学时代即将来临。而寻根文学则强化了对这种文学的寻找。

首先，在寻根作家们的理论宣言中，普遍高扬着文学的主体精神，对传统的“载道”进行了否定和批判。对此持论最为激烈的当数李杭育，他说：“纯粹中国的传统，骨子里是反艺术的。中国的文化形态以儒学为本。儒家的哲学浅薄、平庸，却非常实用。孔孟之学不外政治和伦理，一心治国安邦，教化世风，便无暇顾及本质上是浪漫的文学艺术；偶或论诗，也只‘无邪’二字，仍是伦理的，‘载道’的。”并进而从历史的角度指出：“两千年来我们的文学观念并没发生根本改变，而每一次的文学革命都只是以‘道’反‘道’，到头来仍旧归结于‘道’，一个比较合时宜的‘道’，仍旧是政治的、伦理的，而决非哲学的、美学的。”基于此，他们希望借当时社会上悄然兴起的“文化热”冲淡或反拨文学中过于浓重的“载道”倾向，为新时期文学植入一些审美因素。这种文化策略，在韩少功那里被表述为“对东方民族思维和审美优势的寻找”。在《文学的“根”》中，韩少功劈头就问：“绚丽的楚文化流到哪里去了?”这显然是从审美的角度发问。接着作者通过一位诗人去湘西开会，终于在湘西的崇山峻岭中找到了它，“只有在那里，你才能更好地体会到楚辞中的那种神秘、奇丽、狂放、孤愤的境界”。这种境界显然是一种审美的境界。对于寻根的目的，他从理论上概括为：“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寻根”。实际上就是一次审美范畴内的历史文化追寻活动。

与理论主张相一致，寻根作家们在创作中也高扬主体审美意识。以韩少功创作为例，在他的《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等作品中，审美的意义呈现出对“载道”文学观全面替代，作品的实际意义主要依靠文本的美学内涵来体现和发挥。如在《爸爸爸》里，神秘而浪漫的巫楚文化通过大量的民俗事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渲染。“鸡头寨”——一个时空不明的世外村落，它被种种神秘气氛所笼罩，联系着一系列神奇事件：蜘蛛精、岔路鬼、蛇好淫、挑生虫的传说以及红白喜事的唱简、祭祀谷神、请巫师指点、砍牛头预测胜负、吃冤家尸体、坐桩而死、过山等等。虽然作者有着强烈的启蒙功利意识，但似真似幻，怪异荒诞的文本实际效果却在相当程度上稀释了作者的启蒙动机，使文本的意义由功利走向审美。如果说，韩少功初期创作，主题的明确性、人物的典型性、细节的真实性是他的追求目标，那么，在发表寻根宣言以后，他显然放弃了对上述艺术成规的追求，主题的含混幽深、细节的荒诞性成为他的创作主调。如在《鞋癖》中，他写到惨遭不测的父亲亡灵不断显迹在父亲以前坐的藤椅上，常用的蓝花釉瓷碗上和公共卫生间的墙壁上，因为藤椅会无声发声，瓷碗会无端破裂，墙上一片暗色的水渍完全是父亲正面的剪影。这些细节展示的是人与自然的通灵性，在特定的时刻与氛围中，人可能转化为自然，自然也可能具有人的灵性。正所谓天人感应，物我归一。显然，韩少功的这些作品在精神和情感方面已经超越了功利色彩浓烈的文学，其中的审美韵味的悠长不再依赖既有的写作模式，而是让你在文本的意趣氛围、行文遣词中去领略。这种审美化追求，同样反映在王安忆、阿城、莫言、扎西达娃、李杭育、何利伟等人的创作中。如阿城的《棋王》，作者以大巧若拙的描写，朴实简洁的语言，豁达通脱的美学情怀重新阐释老庄的“不为物役”，在一种充分的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中获得对现实人生的超越，以及与永恒、无限的自然宇宙合为一体的审美人格。而在“红高粱”系列中，莫言以一种奇特的、极具张力与分裂的叙述表现出对充满原始野性生命力的崇拜。正是这些作家的努力，新时期文学终于卸掉了“载道”的沉重包袱，迈入了一个审美文学的新时代。

二、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

寻根文学对新时期小说艺术观念的转型所作出的第二个重要贡献是促成了其由传统的现实主义走向现代主义。“”结束后，“伤痕”与“反思”文学曾使一度失落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得到了恢复。构成当时文学主体的，就是这种回归的现实主义文学。但必须看到，这种现实主义在回归的同时也在酝酿着对自身的超越。这种超越与当时文坛蓬勃兴起的“现代派热”相关。这主要表现有二：一是随着新时期国门的再次打开，大量西方现代派作品蜂拥而入，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二是新时期初期的作家普遍表现出对现代派的极大的热情。如：1981年9月高行健出版《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后，围绕这本小册子，王蒙、刘心武、李陀、冯骥才等人在《上海文学》上展开了大规模的“现代派”讨论。更为可贵的是一些作家在创作实践上进行了探索，如王蒙的“意识流”系列。但由于思想领域内长期的自我封闭，当时的人在对待西方现代派哲学和文学还是处于犹疑观望的状态，因此他们大都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在借鉴时小心翼翼地把现代派作品分解为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这显然不利于新时期文学现代化的要求。“西方现代主义给中国作家开阔了眼界，却没有给他们带来真实的自我感觉，更无法解决中国人的灵魂问题。”所以，在最初的“现代派热”后，文坛并没有走向激进的“欧化”道路，相反倒是现代派小说试验都暂已告停。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代作家放弃了对“现代派”文学的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状况说明新时期现代主义的转化的深化，即从形式的追求上升到观念的思索。而在实质意义上从观念上推进这种转化的，恰恰是寻根文学。

应该说，寻根文学并不是现代主义文学。但在寻根作家们的理论表述中，对现代主义却都流露出几分好感。如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提及的外国作家有近20人，基本上属于“现代派”：福克纳、博尔赫斯、毛姆、昆德拉、罗伯一格里耶、塞林格等。更重要的是，韩少功等人在艺术实践上推进了新时期文学的现代主义转化。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寻根作家们作出了如下贡献。

首先，促成了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由对外在世界的客观反映转入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再现，是新时期文学现代主义转化的第一步。当新时期文学在题材上摆脱了“写什么”的桎梏后，“怎么写”即作家的主体创造性成为大家所普遍关注的问题。这显然是新时期文学由叙事走向抒情的开始。应该说，在寻根文学之前，一些作家的写作已经出现散文化和诗化的特点，如王蒙、汪曾祺、贾平凹等。这种写作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客观写实相比较，最大的差别就是作家叙事意识的不同。它们尽可能摒弃或淡化那种由情节所决定的矛盾冲突，而注重人物内心情感的抒发。如王蒙《海的梦》，作者并没有正面叙述主人公的沧桑经历，而是让他面对大海梦魂幻游，主人公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对历史人生的深沉思考生动地跃然纸上。寻根文学出现后，这种写作倾向则更加有意识地被强化了。这可以从韩少功的80年代中前期创作轨迹的变化看出。韩少功称自己的早期创作多属“问题小说”，“先有意念主题”，“再找适当的材料”，人物往往是某种思想、理念的形象化载体。这虽然充分发挥了文学的社会化功能，但也因为主题的鲜明单一、人物的扁平化削弱了文学的审美性。而在1985年后，韩少功的创作发生了重大转折。他开始关注人类理性发展偏至时对人类生命的戕害，“随着人类进入科学和工业时代，整个人类精神发生了向理性的倾斜，直觉思维，或者说非理性思维，被忙忙碌碌的人类排拒了，进入了隐秘的潜意识领域，在那里沉睡。只有在酒后，在梦中，在疯癫状态下，在幼儿时期，总之是在理性薄弱和理性失控的情况下，人们才零零碎碎地捕捉到这种思维的迹象”。因此，韩少功这个时期的小说有意放弃对明确主题的追求，淡化情节冲突，而是通过挖掘人潜意识的原始经验，表现主人公的幽秘复杂内心世界，像《雷祸》、《诱惑》、《蓝盖子》、《梦案》等小说几乎全篇都是心理写实，外在现实冲突已经转化为内在心理呈示，如“一个朦胧化的灵魂幻象”、“一个混沌初开的景象”、“一个仍未降临的未来梦想”，它可能“来自无限，令人感到陌生，冷峻魔幻、无边无际、光怪陆离”，甚至“罪恶”、“混乱”、“荒谬”，让人颇感诡异神秘，这多少折射出创作主体内心的隐忧、惊惧和痛楚。

其次，表现主义美学原则的崛起。这主要表现在寻根文学与传统现实主义对待现实的观照方式不同。为适应“向内转”的艺术要求，寻根文学改变了传统现实主义以“反映论”为指导，强调艺术对现实客观再现的原则，代之而起的是注重艺术对自我的主观表现。寻根作家们的表现主义美学原则追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重主体性认知。在寻根文学“向内转”的过程中，就包含了重视文学主体性的要求。对人物内心的抒发刻画，必然要求作家要具备对世界独特的内心体验。如《棋王》，作者的创作目的是要用中国传统文化一心理来观照、理解和表现世界。因此，阿城主要是让创作主体浸入中国文化来写世界，而不单是写大干世界的中国文化，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作家内在的修养，而不一定是他外在的表现对象。进而言之，如果说这部小说中弥漫着一股中国文化气息，那么这股“气”主要不是得力于作者对外在事物的描写，而是生发于内，是由于作家自己底气的贯注。阿城相信，创作主体浸透了中国文化精神，作品自然就会弥漫中国文化之气。二、重整体思维。这是一种典型的东方思维。韩少功认为，东方文化思维方式是直觉，东方思维的传统是综合，是整体把握，是直接面对客体的感觉经验，而这正是整体性思维。譬如在《爸爸爸》中，韩少功不再注重对个人性格刻划，而是在对群体意识的观照中，来表现民族文化心理内涵，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内容。在他的笔下，几乎所有的人都缺乏自我独立人格，他们服从共同的命运，听从部落统一的意志，个人的行动并不具有任何独立意义，也不影响部落的历史进程。这与传统现实主义以个体性的“人”为中心的思维方式显然不同，从而也带来了不同的审美体验和不同的审美效果。三、“陌生化”效果的追求。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艺术的目的是要使人感觉到事物，而不仅是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化，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寻根作家深受这种美学观念的影响，在他们的作品中，故事情节的淡化、象征色彩的加强，有效的形成了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之间的间隙，给人留下无穷的回味与思考。如韩少功《归去来》中的“我”，一个陌生的外乡人，却被山寨里所有的人认定为另一个人，而“我”在这样的误认中恍然感到山寨里一切人与事都是“陌生化的熟悉”，由此，明晰化的自我特征与具体化的个人历史都在这荒诞的时空中消逝殆尽。而《爸爸爸》、《女女女》、《火宅》，以及王安忆的《小鲍庄》等小说，从具像到抽象，从经验到超验，出奇地审视和表现了民族传统文化中荒谬的世界和困境，给人的感觉恍然隔世。显然，这些小说是以陌生化向度增益着艺术的价值与活力。从现实主义的客观再现到表现主义的主观表现，认知方式的改变，必然带来艺术观念的变化，从而也最终促成了新时期小说艺术观念的转型。

三、时空观念的转变

寻根文学对新时期小说艺术观念的转型所作的第三个重要贡献是促成了其时空观念的转变——由传统的一维平面走向了现代的多维立体。传统小说遵循的是黑格尔历史时空观，在黑格尔看来，时间是线性发展的，空间是平面展开的，这种一维平面的时空观被传统现实主义严格遵守，是其艺术真实性的前提和基础。

时代新人说篇9

人类已经走过了三个时代――渔猎经济时代、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今天,正在向知识经济时代演进,可以预言,很快将进入创新经济时代。知识经济和创新经济不是两个经济形态,而是一个经济形态的不同表述,因为知识的最显著特点便是创新,因此,知识经济也可以说就是创新经济。

新经济时代的来临

渔猎经济时代,人类更多地体现的是对自然的依赖性生存;农业经济时代是对渔猎经济的发展与延伸,人类学会利用植物种子生长发芽自然规律进行生存;工业经济时代由于机械动力代替了生物动力(人力、畜力),流水线的发明和应用,人类进入了大规模利用工具生存的时代。判断一种经济形态的标准是看这种经济形态中哪种生产要素占据支配地位,也就是说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已经不同于渔猎经济时代、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居于支配地位,这种变化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表现出来,经济形态演进到今天,人类已经不能再单纯依靠自然规律或者利用工具生存和发展了,必须把所有生存的希望寄托在创造性地利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上,这就是知识经济的最显著特点,知识经济的知识密集不是简单知识的堆砌,而是创造性地组合已有的知识并生产出新的知识,这样人类才能发展进步。因为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显示出,方法无价,创新无限,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再到军事领域,无不以创新为发展的动力和特征。正是创新既创造了人类的昨天和今天,也必将创造人类的明天,创新必将成为改变和影响未来世界的决定性力量。

不容置疑,今天已确实进入了以创新为主要特征的狂飙突进的时代,时代特征的演进,对领导的要求也在悄然地发生变革。渔猎文明对领导者的自然禀赋有天然的高要求;农业文明时代,对领导者的要求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工业文明的特点要求领导者要加强管理能力的训练;而知识文明时代,要求领导者要有丰富的学识和创新精神。当然这不是说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知识社会不需要创新,而是说其他经济时代主导因素不是创新精神和意识,而是相应的体魄、吃苦、资金等因素。但是今天,时代的发展呼唤的是一种以创新为主导能力的领导者。这也不是说过去的经济时代不要求领导者创新,没有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壮举,哪来的疏导而不是堵塞的治水智慧?没有牛顿对苹果落地的质疑,哪来的万有引力定律?而当今时代对于领导者的创新要求更急迫,对领导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要有卓越的管理能力,更主要要有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因为不创新就很难生存,很难适应发展的变化,正如现代美国著名企业家艾柯卡说的“不创新,就死亡”。

新领导力历练三部曲

领导能力的形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它需要领导者长期实践的磨练,需要从实践中不断汲取营养,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提炼智慧,和天赋气质有密切关系,更需要后天的修炼,需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果说,人类在渔猎文明时代到知识经济时代都诞生了卓越的领导者，是靠长期实践历练的结果,那么今天在创新经济时代,领导力的形成就更需要经过一个艰难的实践磨练过程。

领导力是领导者影响周围的综合能力,它包括善用人的能力、决策决断力、统筹协调能力、放权授权能力、应变能力、指挥能力等,这些能力建立在领导者个人的胆识、气质、品德、修养基础之上,它以胆商、情商和智商等为衡量标准。创新能力是人的能力中最重要、最宝贵,层次最高的一种能力。它包含着多方面的因素,其核心因素是创新思维能力。因为,人的行动总是受思想支配的,尽管领导活动千头万绪,但是归根结底领导活动的实质是思维活动,领导能力的实质就是创新思维能力。所以,领导水平的高低取决于领导者的思维能力的强弱。因此,在创新时代,做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必须掌握思维艺术,提高创新思维的能力。这是成为一个卓越领导者的第一个环节,就是创新思维,这是新领导力的灵魂。

新领导力的第二个环节,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执行能力,也就是把创新思维的成果通过自己的行为体现出来,这种行为是新领导力的核心能力。如果没有把思维成果转化为实际影响社会和他人的实践活动,那么这种思维能力充其量是思想者的影响,而要影响社会就必须把思维成果变成实际的产品、服务和程序,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新领导力也是执行力,或者说领导力和执行力是硬币的两面。把创新思维的成果生产出来的过程有是一个创新管理的过程。创新管理(Management of innovation)就是指通过一种富有创造力的新方式将现有技术,新技术或新旧技术结合在一起,成功地引入具有经济价值的新产品或新程序,为消费者价值增值,或获得增值价值的方式带来不断的变化的过程。本文所说的创新管理是一个生产过程,而不是所谓的把创新的思想用在管理中的创新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说,创新管理是一个把领导者内功转化为外功的过程,转化为真功夫的过程,这是领导力之基。

第三个环节是带出一支团队,扩散和放大领导力。领导者的能量再大也是有限度的,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颗钉子,因此,新领导力最具决定意义的能力,就是带出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把这种影响力扩散和放大,以造成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在战略决策、战术设计完成之后,执行就成了实现目标的必由之路。再伟大的战略设计,失去了有效的执行,也只是纸上谈兵。因此,创新时代的领导力更需要一个拥有执行力的团队,这样才能把好的战略贯彻下去,领导力才能有规模效应,才能将领导者自身的领导力放大和扩散,因此打造一个具有超强执行力的团队,是领导力之本。

新领导力形成是一个过程

本人认为,在创新时代,就领导者个人来说,新的领导力必须以创新思维为领导力源头,因为,所有能力都是创新思维的结晶,此乃领导力之魂;以创新管理为基础和基石,把创新思维的成果体现出来,此乃领导力之基;带出一支过硬的执行力团队,培养团队执行力,把领导能力放大和扩散开来,此乃领导力之本。笔者认为,这领导力修炼的三部曲,是一个有机体,相互联系,不断递进的过程,是一个客观凝练的过程,也是一个个人修炼的过程,体现着时代的精神,凝结着智慧的精华。这个过程是一个艰苦复杂的过程,正如郎加明在《创新的奥秘》一书中说,创新──创造新的世界的真正奥秘在于:创新首先是一种由创新者的素质和创新者的思路组成的运行机制,它是一个由创新者的素质转化为创新者的思路、再由创新者的思路转化为创新者的行为的复杂过程。

作者简介

管理学家,法学博士

时代新人说篇10

江湖，多么遥远而神奇的地方！在那里，一切都如此的单纯又如此的沧桑，如此的飘逸又如此的热烈，如此的冷漠又如此的多情。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曾经有一个轰轰烈烈的“江湖梦”。在金庸创造了武侠小说的巅峰又封笔后，大陆新武侠小说的“江湖”又呈现出哪些别开生面的特点？大陆新武侠小说又该如何突围才能走向经典？

何谓大陆新武侠小说

金庸、梁羽生相继封笔，古龙撒手人寰，这一系列事件宣告了中国武侠小说黄金时代的结束与“后金庸”时代的开始。进入21世纪这个风云激变的大时代，武侠小说也在迅速激变。

对武侠小说有多年深入研究的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曾说：“大概从2000年开始，武侠小说创作突然有了一个新趋向，涌现了一批20岁上下的年轻人。为避免与港台新武侠重复，它被定名为‘大陆新武侠小说’。”

孔庆东教授所说的“大陆新武侠小说”这一概念是由韩云波和《今古传奇・武侠版》半月刊于2004年共同提出的。关于“大陆新武侠”，韩云波做过如下阐述：新武侠不同于民国的旧武侠和港台武侠，而是一种新的武侠文化理念。新武侠充分继承与发扬了传统武侠作品“侠义”的精神，深入挖掘武侠作品的当代性与时尚性，追求武侠作品的“传奇性”“大众性”“故事性”。

“大陆”自然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意味着武侠小说的中心已经从香港、台湾转移向神州大陆。温瑞安曾在《游侠纳兰》后记中写道：“写前人没写过的；写前人写过的，但是用不同于前人的方式写的；写前人写过或没写过的，但用自己的领悟方式写的都能称之为‘新’。”显然，大陆新武侠小说作者们在这三个方面都有过尝试，故能称之为“新”。

“新武侠”是中国内地“”以来出生的一代新人的武侠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于网络，以2001年《今古传奇・武侠版》创刊为标志大规模地进入纸质传媒，并涌现出凤歌、小椴、小非、沧月、步非烟等一系列优秀作家。

大陆新武侠小说的特点

在传统武侠小说中，侠客在拥有高超武艺的同时，还必须拥有比普通人更高的道德准则，并承担着扬善惩恶的责任。这对于新武侠小说的作者们来说，却是无法承受之重，他们无法理解这些自觉人格的必要性，他们都是年轻人，所以更多注重的是人性和人格的觉醒。他们试图“靠知识，靠想象，靠才情”创造一个不同于传统武侠小说的“后江湖”以及富于时代特点的新侠客形象。

有“大陆新武侠宗师”之称的凤歌曾说，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武侠就是一个梦，是一种魂；2004年获得温瑞安设立的神州奇侠奖的北大才女步非烟说，我希望有朝一日大家能认同，在儒家之侠之外还有另外一种侠客。这种侠客也许并不是以为国为民为己任，而是遁世而出，逍遥天地之间；被誉为“大陆武侠双生花”之一的沧月在《荒原雪》中写道：真正的江湖是什么？英雄的长剑和美人的柔情都只不过是传说，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人踏入。真正的江湖是一个覆满雪的荒原，充满了秩序和力量，容不下少年的梦想和热血的冲动。而与沧月同称为“大陆武侠双生花”的沈璎璎也说，小说是现实生活和情感的投射……关于爱、关于孤独、关于抗争、关于宽恕。

大陆新武侠小说的“新江湖”更像是21世纪华人社会的象征，是都市的、现代的、复杂的、躁动的、甚至混沌的当代城市文明的缩影，而不同于传统武侠小说善恶互转的江湖。新侠客也不再是金庸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与“英雄才士尽归隐”，也不再是古龙的“虽千万人吾往矣”与“有所不为，有所必为”。他们是一群拥有各种弱点、各种缺陷的普通人，他们不再谨遵善恶分明的价值观念，他们与邪恶抗争但更多的是与整个江湖抗争，以争取人格自由、个性解放。

在大陆新武侠小说中，女性写作可说是最大的一个特色，甚至呈现出了巾帼不让须眉的态势。这一批女作家都受过大学以上的高等教育，多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意识苏醒、女性主义拥有主流话语之后成长起来的。女性写作赋予了“新江湖”更多的新内涵。女性从被动者走向主动，从传统江湖中男人的附庸真正成长为武侠小说的第一主人公。在行文手法上，女性作者们更擅长于对情感的渲染，感性的投入削弱了传统武侠金戈铁马、豪气干云的气势，使得新武侠小说具有了细腻唯美的审美风格。女子的武侠，宣扬的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人性原本的善，而不同于传统武侠中从理性的发自道义原则的男性的善。

黄易曾声称，武侠是中国的科幻小说，它像西方的科幻小说般，不受任何拘束和限制，驰想生命的奥秘，与中国各类古科学结合后，创造出一个能自圆其说的动人天地。“幻”即是大陆新武侠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所谓“幻”，就是指描绘虚幻的世界，以营造荒诞离奇或缥缈神秘的氛围。在新武侠的很多作品中，现实和幻想往往交织在一起，人、神、鬼、怪掺杂，术数丹学、仙道之说、巫蛊文化充斥。如步非烟小说的文化背景大多取自佛教和印度教，而沧月、沈璎璎的小说则多取自中国上古的神话传说。

大陆新武侠小说如何突围

目前，大陆新武侠作品中还没有可以成为“经典”的著作，且其自身还存在很多的不足之处。一是受网络游戏影响而形成的设定性，先有框架，模式老套，很多小说情节的设定就像是网上普遍的通关游戏；二是商业操作导致作者的浮躁情绪，混合了商业利益的文学创作势必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三是新武侠小说的作者普遍年轻化，多是70末或80后，创作缺少定性或者说严谨态度，这也可以说是新武侠小说作品多为中、短篇而长篇较少的原因；四是缺乏深度。金庸的武侠小说故事精彩，但最终目的是启发现代，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而这恰恰是新武侠小说作者们所欠缺的。

可以说，金庸把武侠小说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随着他的封笔，又给武侠文化制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空白。面对后金庸时代的巨大空白，大陆武侠小说创作者们该如何突围，找寻出路？

有继承才有发展，武侠创作也是如此。摒弃传统文化，抛弃前人成就的创作无异于闭门造车。新武侠作者们只有充分继承传统文化，集各家之大成，并戒除浮躁心态，通过自身的深度思考，在思想、内容、形式上不断创新，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完成这次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