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精神范文10篇

时代精神范文篇1

一、弘扬时代精神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必然要求

从本质上说，时代精神就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精神，创新的精神。它是在继承中华民族精神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今时代的客观实际，着眼于未来发展的奋斗目标，适应时代变化、引领时展的一种精神力量。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客观事物总是要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在社会生活中，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时”，就具体表现为历史发展所处的不同的大的阶段——时代。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关键正在于对“时”的正确把握。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彻底纠正了“左”的错误，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针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出现的复杂局面，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成功地稳住了改革和发展的大局，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动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创造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崭新局面。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国际社会发展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阔步前进。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任何具有重大影响而且具有创新意义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必然是能够充分反映时代脉搏、体现时代精神，适应和引导时代潮流的积极成果。我们对时代的把握越准确，越能够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具体的历史时代、历史任务相结合，我们的事业就越发展。弘扬时代精神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必然要求。

二、弘扬时代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的不竭源泉

弘扬时代精神的实质是坚持与时俱进，核心是坚持改革创新，这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关乎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命题。面对时展变化对党提出的新要求，如果因循守旧、停滞不前，我们就会落伍，我们党就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这是其他一些国家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惨痛教训的深刻总结。从这一意义上讲，敏锐地把握时代的发展变化，正确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勇于承担历史使命，是我们党永葆生机和活力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正是我们党领导的全面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革，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在国内改革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使我国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并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对外开放日趋扩大，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我国已经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目标，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所有这些成就，都是我们党坚持改革创新，敏锐把握时代局势的胜利成果。

作为一个领导着13亿多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共产党，面对发展变化如此迅猛的世界及国内形势，必须有新的应对、新的思路，顺应时展的潮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积极谋求尽可能长久的国际和平环境，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抢占新兴产业的制高点，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只有坚持改革创新、弘扬时代精神，中国共产党才能在激荡的国际风云变幻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谋求最大利益，使社会主义事业在时代风云变幻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弘扬时代精神是推动民族发展的强大动力

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勇于创新的民族。还在公元前3000多年，甲骨文的发明和使用，标志着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最先走入了文明史的行列。2000多年前都江堰大型水利工程的完成，展现了华夏先祖巧夺天工的奇思妙想。而以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造纸术为代表的四大发明，更是成为对世界文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伟大创造。只是到了近代以来，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极度腐败和无能，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受到了极大的束缚。闭关锁国、墨守成规、不思进取，成为晚清的社会痼疾。而中国也在这个时期大大地落后于世界了。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扫清了束缚中国进步的藩篱，为重新焕发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开辟了道路。l9**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邓小平带领全党冲破了“左”的思想束缚，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制定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以及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仅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也是时代精神的灵魂。近30年我国改革的实践充分证明，全面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过程。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谈话，是全面改革进程中思想解放的科学总结。他提出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关于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评价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关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等一系列新的论述，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的重大创新，都是对时展特征和发展要求的正确把握，是弘扬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

我们进行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时代的客观发展对我们提出的一个创新性的必然要求。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个开放的经济形态，必然要求实行充分的对外开放，唯此才能有效地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使国内的统一市场与世界市场相连通。只有通过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充分利用全球化所形成的世界资本市场，才能实现超常规的跨越式发展，尽快提高国家的现代化水平。也只有在国内改革中，大胆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改革。

21世纪初，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创新主导发展的新阶段。在当今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背景下，我们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农业人口仍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工业化进程尚未彻底完成转向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从以“引进来”为重点的开放战略转向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冲破各种落后的条条框框和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开拓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实践的新天地。为此，党中央提出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四、弘扬时代精神是在全社会真正形成尊重创造、尊重群众、鼓励创新风尚的客观需要

理论创新的源泉在实践，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本身就是不断丰富发展变化的。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认真总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经验，概括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新创造，并把这些经验和创造上升到理论高度，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形成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和新的论断，从而推动我们党的事业不断前进，都迫切要求我们大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19**年，《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拉开了全国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帷幕。同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率先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勇敢实践，掀开了中国农村改革新的一页。……可以说，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正是我们党坚决地依靠人民群众，善于从群众的实践创造中总结经验，升华理论，领导全国人民开拓创新，锐意进取，战胜各种风险考验，才谱写出一曲曲波澜壮阔的时代赞歌，赋予民族复兴新的强大生机。

时代精神范文篇2

时代精神反映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一个前进的时代，在于它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一个发展的民族，在于它有一种积极进取的意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缺乏精神就失去了精神支柱，失去了前进的目标和动力。20世纪60年代，雷锋艰苦奋斗、助人为乐的精神鼓舞了一代人，塑造了一个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构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有机部分，并成为永恒的价值存在，一代又一代不断传承，可见伟大人格力量和崇高的精神境界是时展所需要的。立足国情，面向世界，进入2l世纪，仍需有一种符合时展的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现阶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以时代精神引领时代风尚，引领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特别应该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滋长和侵蚀，迫切需要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无私奉献的精神，需要用时代精神去教育引导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使人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能立足岗位，坚持科学发展的观念，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发展。

民族精神是时代精神的积淀和升华。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民族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中华民族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爱国主义是我们的民魂，也是我们的国魂，它已深深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性格和民族气概之中，成为我国各族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崇高品格和道德风范，培育出无数的爱国志士、民族英雄、革命先烈和杰出人物，林则徐、孙中山、、，他们的身上无不彰显出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的时代精神和崇高境界，集中体现了热爱祖国，服务人民的革命风范，是伟大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为我们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实现新目标，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和动力源泉，是我们奋勇前进，开创未来的宝贵财富。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致的，这种热爱，不仅表现为对山河、历史、文化遗产的热爱，更表现为对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热爱，是具有崭新时代内容的爱国主义精神。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今天，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精神最精辟、最科学的概括，是改革创新时代精神的诠释和升华。

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是协调一致的。鲁迅先生说得好：“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展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我们的民族精神是伟大的，也是与时俱进的。因其伟大，故能与时俱进；因其与时俱进，故能成其伟大。在民族精神的继承发展过程中，不断结合时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使民族精神不断吸纳时代精神，使时代精神不断融入民族精神，为之增添新内容，推动民族精神与时俱进。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中，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时代精神，但不论是战争时期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以及红岩精神，还是建设时期的“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抗洪精神、“六十四字创业精神”都给民族精神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体现了我们党的先锋队性质，与时俱进的思想风范。特别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改革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丰富了爱国主义的内容，升华了我们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感，把民族精神推进到新的时代高度?郾使民族精神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全国人民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动力。

时代精神范文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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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弘扬民族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在现阶段，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献身于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献身于促进祖国统一事业。同志指出，“我们所讲的爱国主义，作为一种体现人民群众对自己祖国深厚感情的崇高精神，是同促进历史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同维护国家独立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文选》第1卷第121页，下引该书只注卷次和页码）“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中华民族结束了近代以来备受列强欺凌的历史，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使中国结束了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和人民团结；使中国人民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状态，走上了富民强国的道路。”（第3卷第219页）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因此，同志强调：“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统一的”。针对后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前途产生的怀疑，同志明确表示：“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前途依然光明。”（第1卷第336页）“人类总是要摆脱任何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而进入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第3卷第217页）他要求广大干部群众既要正视我们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差距，也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历史较短的事实，同时还要看到世界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那么多，真正发达的也就是一些西方国家，更要看到社会主义给我国带来的巨大变化，看到社会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长期斗争中反复探索比较后的必然选择，从而不断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民族精神既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纽带，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和一个民族对其社会存在、社会生活的反映，以及该民族性格的展现。这就要求每个民族只有根据时代和社会的变化，不断对其民族精神进行发展和创新，才能跟上时展的步伐。当今世界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世界，时代的剧烈变化对各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都提出了严峻挑战，也使得改革创新成为时代精神的核心。一个民族要在当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坚持改革，不断创新。同志十分重视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创新。他指出：“有没有创新能力，能不能进行创新，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科技竞争的决定性因素。”（第3卷第36页）只有坚持全面创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才能在新世纪实现腾飞。同志还指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变革创新的光荣传统。1997年11月1日,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说：“我们的先哲通过观察宇宙万物的变动不居，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变革创新、努力奋斗的精神力量。”（第2卷第62页）依靠这一精神力量的推动，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也是依靠这一精神力量的引导和推动，中国人民摆脱了近代以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同样是这一精神推动的结果。

坚持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二者相互依存。民族精神只有反映时代精神，才能使一个民族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时代精神只有与民族精神相结合，才能生根，转化为催生民族向上的不竭动力。同志十分重视将民族精神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他指出，对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的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第3卷第278页）对中华民族精神，“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加以继承和发扬，并结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断为之增添新的内容。”（第3卷第401页）同志还提出根据时代要求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任务。他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第3卷第559－560页）如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呢？首先，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同志指出：“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第2卷第33页）这个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民族精神升华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信念，是今天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大现实课题，也是坚持民族精神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相统一的关键。其次，要坚持文化建设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再次，要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这些思想为我们实现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保持民族精神的先进性和活力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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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精神范文篇4

一、党性修养的时代特征

我们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始终牢记革命导师的教诲，将党性修养作为党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不断赋予时代内容。新时期加强党性修养，首先就要进一步把握党性修养的时代特征。

1、党性的时代特征是由党的纲领确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利益最高最集中的代表。按照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发展历史方向，结合本国劳动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现实力量，制定了自己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并依据历史条件的变化制定了各个阶段的奋斗目标和行动路线。在为实现党的最低纲领的长期革命战争年代，党员的党性锻炼和修养，就在于着力培养对强大敌人和暂时的巨大困难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对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无比忠诚坚贞，敢于冲锋陷阵、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巩固、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新时期，对党员的党性锻炼和党性修养显然提出了新的内容和要求。由此可见，党员的党性锻炼和党性修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重点和要求。

2、党性的时代特征是由党的政治路线决定的。党员的党性修养，理所当然地必须体现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必须服从并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员的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第一位的要求和目的，就是要教育和提高党员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积极性、坚定性和创造性。按照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员的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就是要“使党员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献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带领群众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实绩的先进分子”。真正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充分发挥骨干作用、带头作用和示范作用。

3、党性修养的时代性，是由党员成份的不断变化决定的。要使占党内多数的其它阶级出身的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行动，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取代原来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使党员不但在组织上入党，而且真正在思想上入党，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是一个长期的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的过程。当前，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环境，给党员的党性锻炼带来了新的挑战，提出了新的考验。党员的党性修养必须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党员队伍的实际，紧紧围绕着提高党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进行。

二、人性是党性的承载

党性是指一个政党所固有的本质特性，是党的阶级性最高、最集中的体现，是衡量党员觉悟高低和立场坚定与否的重要准绳。个性，通常是指人与人之间性格的差异性。应该说，个性人人都有，显隐不同而已。通过开展以“三个代表”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作为一名党员，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锻就坚强的党性。做到以锤炼党性为主，发展个性为辅，特别是发展符合党性，发展有利于革命事业的个性，在坚持党性前提下，丰富、发展、完善自己的个性。这反映的不仅是一个党性修养问题，而且是一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

党员还要讲人性，因为人是一个有着丰富情感的高级动物，所以对人的管理，就不能只用一种办法或一把尺子。除了硬性的规章制度的约束、道德管理的要求之外，还要有善意的说服教育，还要给他温暖，给他情感，做到“无情的纪律，有情的领导”。所谓有情的领导，就是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体贴人。关心人、理解人就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这种能理解他人的人也是最伟大的人。对一个党员领导干部来讲，真正的考验是看他是否具备一颗同情心，能不能做到换位理解，遇事有没有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如果具备这些素质，就是一个好领导，否则，就是一个缺乏人情味的党员干部，而且影响到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密切。当然，在人性问题的处理上，不讲名、不讲利、不讲情是不现实的，关键是如何平衡把握好这个问题。所谓“党性”，从大的方面来讲，是阶级性最高、最集中的表现，是执政党的一种政治纲领和政治需要，具体到共产党而言，就是无产阶级阶级性最高、最集中的表现，比方说共产党提出的“无私无畏、永于奉献，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等，都是为了政治需要所确定的目标，尽管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但却是所有共产党人的努力方向，这就是党性。从小的方面来看，就是我们常说的标准、原则和立场问题，就是看你在处理问题时，是否坚持了原则、把握了标准、站稳了立场，做到了，就坚持了党性；做不到，就丧失了党性。尤其是当党性与个性和人性发生冲突时，取舍哪一方是衡量一个人自身素质很重要的尺子。个性和人性一旦超越了党性，就必然会有失误、要犯错误。因此，可以说，个性可以推动人类发展，社会进步；人性可以体现善良友爱，凝聚人心；党性则是确保人性和个性有序发展，不越界、不犯法、不出格的保证。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必须要认识到党性、个性、人性三者之间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关系，努力平衡、把握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为党的事业奋斗过程中，真正体现出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党性修养内涵的拓展

新时期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政治修养、思想道德修养、理论修养、文化知识修养、作风修养等，共产党员必须全面把握党性修养的内容，提高自己的综合修养水平。

1、政治修养。加强政治修养，就是要不断增强政治素质，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观点和政治原则，保持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和政治理想，养成见微知著，胸怀全局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在复杂的环境和各种考验面前，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信念，始终走在时展的前面。

2、思想道德修养。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就是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增强党性觉悟。一个共产党员，最根本的是要忠诚于党，以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处理个人与党组织、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新的历史时期，特别需要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在共产主义道德方面做表率，带头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精神，并且把这种精神推广到群众中去，使之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支柱。

3、理论修养。提高理论素养，是加强党性修养的基础。加强理论修养，就是要努力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自己，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无数先进人物，所以能够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都是马列主义、思想培育的结果。共产党员只有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真正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保持清醒头脑，才能深刻理解、自觉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也才能为政治、道德、纪律等方面的修养打下坚实的基础。

时代精神范文篇5

关键词：汉画神话艺术时代精神

汉画，被人们誉为汉代的百科全书，它以独特的艺术语言向我们诉说着那个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精神风貌。神话作为汉画的一大表现主题，从一个侧面曲折地再现了两汉先民们的宗教意识与情感追求，汉画神话艺术形象不仅承袭了上古神话的遗传基因，更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它以生动传神的艺术造型符号成为传递文化信息的载体，揭示了历史赋予它的时代精神。

神话肇始于人类幼稚的童年时代，它是初期人类与自然进行艰难抗争的产物，各种动物图腾、超自然英雄神的塑造都是在原始人对自然力的恐惧、崇拜意念中诞生的。随着这种自然力被战胜，神话也就消失了。但原始古老的神话原型却以文化遗产的形式积淀在代代相传的民俗之中而成为永恒。就历代遗存下来的神话美术作品而言，从简单的原始岩画、殷周青铜器上的纹饰，到春秋战国时代的帛画、漆画，不论从数量还是造型艺术水平方面来看，都无法与丰富多彩的汉画神话艺术相媲美。

汉画中的神话艺术形象奠定了中国美术神化的基石，古人用优美的神话故事和生动的神灵形象来装饰墓葬（或祠堂），并不是简单地为了艺术，而是借用多种艺术形式来表达一种深沉遥远的精神寄托与宗教情感。日月同辉，北斗闪烁，风伯吹风，雨师洒水，雷神击鼓，龙凤呈祥，玉兔捣药……琳琅满目的神话图像向我们展示着从自然印迹到心灵感悟乃至艺术造型的再创造,其中不仅有原始动物图腾的遗绪,有对大自然威力的膜拜与敬畏,有对人类生命起源的探究,更有对死亡的抗争和对生命永恒的祈望和追求。

当远古人类目睹自然界诸多生物的力量大于人的能力时,自然神灵的崇拜于是产生了,在生物有信仰的支配下,世界上的动植物乃至无机物被赋予了神秘的宗教属性,汉画中人兽同体神灵形象的塑造与刻画，昭示了人类心灵深处潜藏着一种对自然力量的崇敬意识，是人类与自然在宗教情感中的完美契合，也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在精神领域的具体化体现。

人类原本就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自古迄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一直是人类不懈追求的理想生存环境。一幅汉画中，人间往往充满仙界的神秘与灵光，而仙界的构建则又是遵从着世俗的规则。人群中掺杂着仙禽神兽，神仙世界里又可见人的身影。在汉代人的宗教情感中，尘世与天堂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人神之间不仅可以自由往来，而且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身份的转换。具有聪明才智和高超技艺，又有乐观浪漫情调的民间艺术家们，通过手中神奇的刀笔可以把人间的生活搬到仙界去，让神灵与墓主人共享世俗的欢乐、生活的情趣。人与神在汉画像中浑然一体，人与神友好地相处在同一座墓室空间中，同台歌舞、伎戏同行、车骑游猎。在这种用精神构筑的艺术空间里，在这种象征性的宇宙里，天、地、人乃至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实现了和谐与统一。进入天堂的大门是世俗的双阙造型，天堂中的景象与时间没有两样，也是歌舞饮宴，斗鸡走狗。凡人居住的厅堂楼阁上栖息着神禽瑞兽乃至仙人。天国之神西王母也是头戴发冠、扶几端坐的汉代贵夫人形象，若不是西王母身旁随从的仙禽端兽及半人半兽的神怪，我们很难区分出哪幅画像是仙境，哪幅画像是尘世。总之，这种人神共存于一个世界的构想，应是汉代人力图拓展生存空间，规划未来美好家园的一种情感体验和宗教实践。两汉时代，正是“天人感应”“谶纬迷信”思想盛行的时代，在视死如生、注重厚葬的社会氛围中，汉画作为汉代墓葬艺术，其显著的宗教功利用途是昭然若揭的。而神话作为汉画的主要表现题材也概莫能外。确保墓主人平安升仙及庇佑子孙繁荣富贵便成为宗神仙圣、神禽端兽乃至奇木异草的一致功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方神圣护卫，可以确保墓主人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鹿、猴的出现预示着封官进禄，同音相谐，寓意美好。二龙交尾，日月合璧，更体现了阴阳和谐、夫妻好合的情感意愿，这一幅幅绘有具体形象的图画，虽然形式上属于艺术的范畴，但在艺术表象的背后寄托着古人美好的精神因素。这些神话艺术符号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具有神秘的象征意义。它们体现了汉代人追求理想生活的功利性目的和实用主义心态。

汉代创造的神话世界还有企图扰乱神界秩序和破坏人类美好生活的怪神恶鬼的存在。如穷奇食旱魅、方相逐疫魔等场景的描绘。最终是人类借助善神的力量打败了恶神妖魔，神界又得以相对的平衡与和谐。而刻画这种逐疫驱鬼，镇妖、避邪的目的自然是趋利避害。它曲折地反映了现代人试图战胜自然灾害、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的迫切愿望。

时代精神范文篇6

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站在时代的高度，深刻阐明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建党治国的战略思路，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牢牢把握它的时代特征，紧紧跟上时代潮流，认真解决时代提出的各种课题。

全面把握时展的大局

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经过了长时期思考的”。思考什么？首先是时代，是大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精神，首先表现在全面把握时展的大局上。

同志历来关注大局问题。在很多讲话中，他都要求我们党的领导干部要有大局意识，善于总揽全局，谋划全局，顾全大局，服务大局。他引用古人“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的警句，激励领导者要善于从大局和长远看问题。他要求领导干部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所谓宽广的眼界，一是要有历史的深远眼光，二是要有世界的全局眼光。他说：“我们要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高中级干部首先要具有较高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能够科学判断形势，正确把握大局，实事求是地决定政策，经得起各种风浪的考验。”

从大局看问题，首先要看到时展的大局。十多年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与时代同行、走在时代的前列，要求全党把握时代前进的脉搏与潮流。同志一再要求我们学习邓小平那种“敏锐地把握时展的脉搏和契机”的精神和风格。十四届四中全会确定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时，明确把“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列入党的建设的目标之中。在多种场合和多次讲话中，同志反复强调：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全党一定要紧跟时展的潮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

时展的大局，既包括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大局，也包括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从国际来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但也出现了很多新的特点。政治多极化在曲折中前进，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我们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国际竞争。这场全球范围的大竞争，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回避不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从国内来说，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进入新世纪，我国步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面对着三大历史任务，我们既有加快发展的难得机遇和有利条件，也有许多新情况新矛盾新困难，在前进道路上还可能遇到这样那样的风险。同志多次分析过这样的大局，并强调全党一定要更加深刻和全面地认识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更加清醒和主动地掌握我们自己发展的命运。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要保证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就必须把我们党进一步建设好。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经过八十年的发展，我们的党员队伍，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两大变化，要求我们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充满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同志特别提出如何保持党的活力的问题。他多次站在总揽古今的高度，从历史发展进程、人类文明变迁，乃至总结世界上一些国家、民族和政党兴衰存亡经验教训的角度，说明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保持生命活力、走在时代前列的重要性。“历史上，不看世界发展的大势，固步自封，作茧自缚，导致国家和民族衰亡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从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中国的经济水平曾经在世界上占领先地位。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快速发展，而当时中国清朝的统治者看不到这个世界的大变化，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在短短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就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直至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同志感叹：“这个历史的教训刻骨铭心啊！”正是在总结古今中外人类文明发展变迁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同志要求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如何使党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问题，并且强调，之所以提出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

从时代大局的高度思考，怎样才能把党建设得更好呢？同志指出：“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把‘三个代表’要求切实落实到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中去，使我们党始终保持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始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三个代表”的要求，科学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指明了面向未来建党治国的战略思路，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三个代表”最本质的要求、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它的先进性，就是它的与时代同行的根本属性和进取精神。“总结八十年的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展望新世纪的艰巨任务和光明前途，我们党要继续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胜利前进，归结起来，就是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切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我们党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

科学回答时代提出的课题

同志2001年8月31日在国防大学军队高级干部理论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同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多深刻的变化。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看，我们都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作出回答并加以解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在研究和回答时代提出的各种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最重要的是认真研究和解决现实生活提出的一系列重大课题。正确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是“三个代表”所体现的时代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

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之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我们党历来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地变动，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同志说：“确立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科学方法论。看我们是否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键看是否能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推进党的事业发展。解决的问题越多，就运用得越好。”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过程中，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需要研究和回答的课题。在2000年初关于“三讲”的讲话中，同志提出了七个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包括推进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新形势下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走出去”的开放战略，台湾问题，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等，要求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抓紧解决。2000年2月，在广东考察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同志强调：“在加强党的建设方面，我们需要研究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不少。比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如何正确处理好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如何发挥好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推动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如何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好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如何加强对流动人口中的党员和进入各类非公有制单位的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发挥他们的作用，等等，就很需要进一步研究，并尽快制定出一套可行的政策措施。”2000年6月，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同志从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提出了四个需要全党共同深入研究、从思想上政治上进一步取得科学认识和作出正确回答的大问题，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在准备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讲话的过程中，同志又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课题，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了专门和深入的调查研究。正是在对现实问题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我们党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当今世界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同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看，我们都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党要应对挑战，继续前进，必须开拓进取，与时俱进。如果因循守旧，停滞不前，我们就会落伍，我们党就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

“三个代表”就是对这些时代课题从战略上所给予的回答，也为解决这些课题指明了根本性的方向和思路。同志一再强调，深刻认识和全面、正确地把握“三个代表”的要求，必须“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紧密结合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最新发展和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的实际，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的新的发展要求，紧密结合我们党员干部队伍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抓住那些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必须研究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调研，努力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寻找正确解决问题的答案。”对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要善于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掌握第一手的资料，然后经过科学的提炼、概括和总结，从中找出带规律性的东西。“三个代表”不仅要求我们认真研究时代提出的问题，而且对于我们回答各种时代课题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只有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我们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课题才能得到正确合理的解决。

坚持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时代，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变动的。因此，所谓时代精神，最根本的就是永不停息地发展进步的精神。当年，恩格斯在论述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所作的变革时曾经指出：整个世界不是既成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无限发展的思想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这种无限发展的思想，要求我们把一切事物都当作过程、而不是当作最终结果来看待。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发展观要求我们以与时俱进的态度来对待一切事物，也包括对待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三个代表”的时代精神，本质上就是这种与时俱进的精神。

在2001年1月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同志再次明确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概念，指出：“我们必须始终站在时展前列，不断把事业推向前进。”“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运用当代最新知识丰富自己，不唯本本，不守教条，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

与时俱进，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同志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的角度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8月31日他在国防大学进一步展开指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一切否定和放弃马克思主义的言行都是错误的，都必须坚决反对。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绝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而应采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坚持一切从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不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实践没有止境，解放思想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要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基本规律。”

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也要与时俱进。如同世界上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党的发展、党的建设、党的前进，都是作为一个过程而存在的。在无限发展的历史进程面前，我们党没有任何停滞或停步的理由。面向未来，党要继续前进，党的建设需要继续前进。所以，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已经载入史册。在我们的前面，还有更长的道路要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全党同志都绝不能固步自封，绝不能畏惧艰险”。始终坚持“三个代表”，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我们党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新的更加伟大的辉煌。

时代精神范文篇7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时代课题的郑重回答

关于时代特征，十7大报告指出，当人类跨进21世纪的时候，我们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形势逼人，不进则退。正是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最重大、最具挑战性的课题是两个：一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前途、命运如何？价值何在？二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未来社会发展进程中使命、地位怎样？责任是什么？在实践中探索这两个重大课题，从对时代的冷静观察和深刻洞悉中领悟和概括提炼这两个重大课题，从理论上准确表述，从正面回答这两个重大课题，这是历史和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庄严而神圣的使命，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走向成功彼岸，中华民族实现百年复兴世纪梦想的关键因素。

早在80年代邓小平就敏锐地意识到：“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代年代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清醒地意识到，要接过和继续邓小平同志未竞的事业，就必须进一步深刻领悟时代精神的精华。他们认为：在邓小平同志解决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关键在于我们党能否增强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永葆生机和活力；关键在于我们党能否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际国内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同志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总结了我党领导人民80年奋斗历程和光辉业绩，并将其浓缩成三条基本经验：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必须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必须始终自觉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在党的十7大报告中同志深刻总结了我们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十条基本经验，指出：这些经验，联系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归结起来就是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且明确：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揭示了党的先进性与时代精神的内在联系，充分揭示了党的建设，尤其是执政党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价值、命运、前途的内在联系，是从历史唯物主义高度对我党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的精辟概括。

二、“三个代表”思想是对社会发展进步规律的深层揭示和理性思考

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前进的每一个重大转折关头，在每一个具体的历史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形态都必然要展现它的与时俱进的品质，要求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发扬与时俱进的精神，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与时代相结合，不断探索思考开拓创新，对社会发展进步在每一个具体历史阶段和具体时代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所面对的具体问题和课题，进行深入研究思考，揭示这个时代社会发展进步的具体规律。对此种阶段性、时代性、具体性规律的揭示，既是对社会发展总规律、一般规律的具体化，也是对这些总规律、一般规律在理论上的延伸、拓展和进一步深化，是继承，更是充满时代精神的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揭示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为切入点，进而揭示了社会主义在中国何以能够发展前进的规律，并且进一步揭示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兴衰成败的规律。

规律是什么？规律就是本质，就是事物之间本质的关系和联系。规律和本质在人的思维领域是抽象的，但在现实世界和生活中则是具体的。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兴起之时，如何用科学社会主义取代空想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这既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面对的理论挑战和智慧的考验，也是欧洲工人运动所遇到的现实和实践课题。《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创新的核心与精华？？它的基本原理和基本逻辑线索则永远具有生命力和真理的价值。理论就是阐述规律，理论创新则是揭示那些尚未被揭示的规律，而理论创新的核心与精华的意义和价值则恰恰在于它所揭示的是那些最本质、最核心、最要害的规律。

其次，列宁揭示了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的某些薄弱环节上可以首先取得突破性胜利的规律，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形态变成了活的现实。所有这些无疑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和规律具有深刻的启示和巨大的帮助。然而中国有不同于其它国家的具体国情，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有不同于西欧和俄国的独特规律。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和规律问题作出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科学的回答，即中国革命的立脚点和根据地在农村，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是农民，必须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历程中，不仅是创新，而且是独创，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思考探索实践的核心与精华。

第三，革命有革命的规律，建设有建设的规律。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成果，其核心和精华主要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一类决定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方向、道路、规律的重大问题。他集中概括了社会主义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他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精髓，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在揭示社会发展规律这个意义上成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理论创新成果的核心与精华。它揭示了共产党执政的规律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本质联系，揭示了党的前途命运同国家民族兴衰的必然联系，揭示了共产党存在价值同社会主义价值的内在联系。所有这些都是对社会发展深层规律的揭示。

三、“三个代表”思想是引导社会前进的旗帜和航标

正确的、科学的理论通过揭示社会发展规律，使社会的发展变迁减少盲目性，避免曲折性，从而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科学理论体系中那些具有预见性和先导性的内容，不仅可以推动和促进社会进步，而且必须能够主动引导社会前进，指明社会前进的方向，寻找社会前进的动力，探索社会前进的途径，解决社会进程中最紧迫、最关键的问题和难题。这个层面的理论，就是整个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内容和精华部分。

首先，“三个代表”思想集中阐明了党引导社会前进的三个必要和关键因素，即生产力因素，文化因素，人的因素。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对矛盾体系中，“三个代表”思想抓住并突出了生产力这个决定社会发展进步的关键因素，以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为目标，来引导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以及整个社会的革新与进步。生产力是社会前进的尺度与标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就是社会发展前进的目标和价值追求。党要引导社会前进，还必须以先进的文化为导向，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不断推进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通过先进文化的广泛传播，使人民在精神上有寄托，有追求，使社会的前进有方向，有动力。先进文化引导社会前进的作用和使命，可以概括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现，是理论引导社会前进的立脚点和最终归宿。人民群众是历史和现实社会的主体，人民群众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和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的。社会发展的前进和过程，也必须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得以实现和落实的过程。作为执政党，要承担社会前进的使命，就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各种利益关系都协调好，把引导社会前进的进程同争取实现群众利益的过程有机统一起来。“三个代表”思想尽管不能涵盖社会进步的全部理论，但它牢牢抓住了决定社会进步的三个最根本、最具决定作用的因素，并将这些因素纳入到党的建设、党的使命范畴。

时代精神范文篇8

摘要:哲学是关于人的生存及其发展的反思,但旧哲学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使哲学走入了寻求终极“本体”并用外在力量说明世界的误区,这给哲学的生存发展带来了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哲学必须实现向生活世界回归,这种回归主要体现在研究内容上要关注现实,研究方式上要走出传统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语言运用上要面向实践、面向生活世界。

关键词:生活世界;哲学危机;回归路径

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凝聚着哲学家所捕捉到的该时代人类对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自我意识,都贯穿着哲学家用以说明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独特解释原则和概念框架,都熔铸着哲学家用以关照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价值观念、审美意义和终极关怀。因此,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是黑格尔所说的“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都是马克思所说的“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哲学所把握到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来源于何处?我认为这种时代精神的精华来源于哲学对时代性的“生活世界”的“意义”的理论把握。

一、“生活世界”的思想

“生活世界”的思想是由胡塞尔在其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哲学引论》提出的。他认为,生活世界是一个永远事先给予的、永远事先存在的世界,我们属于它。另一位哲学家伽·达玛则认为,生活世界是与主体性相关的世界,是由直接经验构成的周围世界,是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基础和根源。海德格尔则认为,生活世界是一个具有生存论旨趣和诗意性质的“日常共在世界”,它向人敞开并构成了人的本真的生存方式。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有三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即人与自然事物关系构成的“客观世界”、人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构成的“社会世界”、人与自我的关系构成的“主观世界”,他认为三者分别对应着关于自然事物的知识及其对人的意义。国内学者倪梁康先生一方面认为生活世界是自然态度中的世界,另一方面又认为生活世界是奠基性、直观性、主观的世界。张祥龙认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并非指现成在先的“社会环境”、“人文背景”或“历史条件”,而是将具有绝对自明性的意向结构中的构成域加以普遍化的结果。可以看出“生活世界”的概念,绝不是指“生活环境”也不是指“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而是指对人生有意义的,且人生在其中的世界,是人生的过程、生活着人的心物统一的世界。“生活世界”既是一个实体的世界,又是一个关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人是能动的主体,人不依附于自然、社会、他人,或者其他某些外在的力量。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向“人”的回归。哲学所要回归的生活世界是一个包含着人文意蕴的意义的世界,是一个意义积淀的文化与历史的世界。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就是对生活世界的“意义”的把握,这一“意义”包含了时代主题、人生目的、意义、人们对人生与世界的理解等。

二、哲学为什么要回归生活世界呢?这是由于哲学所面临的危机决定的。

首先,哲学有其自身的特性,在哲学产生的初期,作为一门寻根究底、追本溯源之学,从它诞生之日起便试图寻找一种万物都由他构成,最初从它产生、消灭后又复归于它的终极存在,便致力于揭示世界的真理,“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提供一切知识的基础”,在这一时期,哲学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但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各门具体科学逐渐从哲学中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学科,哲学则变的支离破碎,科学的发展,世界变的透明简单,不再是那种神秘的、诗意的具有神性的世界,科学不管从宏观还是微观上几乎解释了世界的各个方面,这样哲学的研究领域越来越窄,研究也越来越没有说服力。于是,一些哲学家试图把哲学科学化,努力去证明哲学也是一门科学,比如,现代哲学中出现的“科学主义思潮”就试图以实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哲学,把哲学从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变成从属于科学的“关于科学的哲学”,即把哲学变成科学的附庸。但哲学和科学研究的对象、思维方式、语言体系都是不同的,哲学无法科学化。

其次,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工具理性的扩张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在工具理性的世界图景中,世界是外在于人的,人与外部世界被割裂开来,世界只是在功利的意义上被理解,人的世界变成了“物的世界”,世界的丰富性、鲜活性被遮蔽,因此,要反思和消解工具理性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必须回归被物化的工具理性所遮蔽的生活世界。

再次,任何哲学的根基都存在于人的存在状态之中。旧哲学的局限性不仅在于用有限的思维去把握无限的存在者,更为重要的是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对世界的某种关系绝对化,把人的某种属性抽象出来,转变为彼岸世界的自律性实体。这就使哲学脱离开它的真实基础,即人的存在,相反,成为外在力量对人进行统治的理论。所以,克服旧哲学的缺陷,唯一的途径就是使外在力量向人复归,使哲学由彼岸的天国向人的生活世界复归。旧哲学的抽象本体论的性质,使哲学的研究对象始终定位在彼岸世界的超验存在,或自然的必然性,或上帝,或理性,这就使哲学脱离了生活世界,以一种虚幻的想象的方式去闭门构造现实,从而把哲学史变成神或类神的历史,把哲学思维变成宗教或准宗教的意识,这又必然带来哲学研究内容的非现实化。这种非现实化的哲学越来越远离人,远离现实、远离人所处的生活世界。

三、哲学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首先,哲学不应只是解释世界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给出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服务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因此,哲学应少构造抽象思辨的哲学体系,多关注时代和社会实践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注重以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带动和促进哲学理论的创新。面对当今世界存在的非正义与不平等、贫富悬殊、文化矛盾和道德危机等威胁人类文明与历史进步的全球性问题,哲学应关注这些问题并来克服与解决这些重大问题,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建立民族间相互合作、富有理智、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提供新的理论智慧与创造性的新意义,这是哲学的历史使命和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这就需要大力发展应用哲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哲学界就开始了建立应用哲学的尝试,其主要意图就是要使哲学直接面对社会现实问题,在应用哲学的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经济哲学,强调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主张对社会经济运动开展哲学研究。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哲学并不是一门提供日常生活技巧的学问,哲学作为一种把对智慧的追求作为自己目标的学问,它所追求智慧是人类全体的“大智慧”,它所关心的应该是整个人类的命运,它要为人们生存提供安身立命之本,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意义”的支持,为人们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

其次,在思维方式上哲学也需要改变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传统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用认识物的方式去认识人,否认人的创造性、超越性,瓦解了人的生命的多重矛盾性,其最大的缺失是造成人的失落、人的物化,这就要求我们从生活的人出发,以人的方式来理解人。旧哲学作为人的本质的虚幻、颠倒的反映,其根源存在于现实之中,颠倒了的世界才产生了颠倒了的哲学,所以,只有批判非人的现实,“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才能铲除旧哲学的根基,使哲学真正成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按着这样思路,人的现实存在就是人的活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这样,马克思就最终走上了用实践尤其是人的生产劳动去说明人的存在和历史发展的道路。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确立,为人转向真实生活世界找到了现实的基础和道路,为哲学把握生动鲜活的人的具体本性开创了更加宽广的理论视野,正是通过这种思维方式人才从抽象走向具体、从分裂走向完整、从虚幻走向现实。这种思维方式给哲学指出了一条重新回到人类实际生活世界中去的途径和方向,也为哲学的自我更新提供动力。

再次,从哲学所应用的表达世界的语言看,近代哲学出现“语言学转向”,即要求哲学在建立关于人类的“认识”及其所表达的“世界”理论之前必须先有关于“语言”的理论,“没有语言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为无效”。语言是人自己的存在方式,人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存在,语言则是存储历史文化的“水库”。人作为历史文化的存在,不是人去占有语言,而是人被作为历史文化“水库”的语言所占有,人从属于历史也就从属于语言。人只有从属于语言才能实现人的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语言总是从生活当中产生的,语言是人的生活世界的表征,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游戏就是一种生活形式,“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在罗素看来,语言和世界具有相同的结构,我们可以借助于分析语言的结构来把握世界的结构,哲学的“语言转向”其实就是转向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从人们在生活世界中所创造的语言入手来分析人们的生活世界,当然这种语言必须有坚实的实践论基础,只有从实践出发的语言才具有真正的逻辑性和人文性,才能真正地实现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哲学只有回归到人们的生活世界之中,去亲近人,亲近人们的生活,去思考人们在这个时代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哲学才真正体现出它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特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3]倪梁康.现象学概念通释[M].上海:三联书店,1999.

[4]俞吾金.实践论释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时代精神范文篇9

关键词：勃拉姆斯音乐浪漫古典

伟大的作曲家、钢琴演奏家（JohannesBrahms,1833-1897）勃拉姆斯1833年5月7日出生于德国汉堡，1897年4月3日病逝于维也纳。他经历了一个完整的19世纪下半叶，其时正是浪漫主义在19世纪上半叶的辉煌之后逐渐走向没落的时期。

勃拉姆斯自幼随父学习小提琴，7岁师从奥托·科塞学习钢琴，10岁开始学习作曲。喜欢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音乐活动，广泛地接触了民间音乐和城市流行音乐，20岁时和一位匈牙利小提琴家一起从事旅行演奏，在旅行途中，结识了李斯特和舒曼等著名音乐家，这为他日后的音乐创作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勃拉姆斯作为一个严守德、奥传统的音乐家，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虽身处浪漫主义时期，浪漫主义的创作思想、创作手法对他产生了深厚的影响，但他的作品却具有一种古典主义式的均衡。

让我们循着勃拉姆斯钢琴音乐发展的脉络去探寻他的音乐与人生吧。

青年勃拉姆斯是以风琴音乐开始他的音乐事业的，勃拉姆斯的早期创作主要是集中在奏鸣曲的创作上（Op.1C大调奏鸣曲，Op.2#f小调奏鸣曲，Op.5f小调奏鸣曲），这对于一个浪漫主义者，特别是在他的青年时期来说，是很不寻常的，因为当时盛行的是浪漫的“音乐瞬间”式的小品，是小型的抒情曲形式。而且，即使是大型曲式，浪漫主义者也是用几个小曲组成的，或者是用自由的、幻想曲式的展开把一个歌曲式的结构扩大的。青年勃拉姆斯在早期音乐创作中几乎是排斥浪漫主义因素，创作手法确实是令人吃惊的。这些钢琴作品对浪漫主义音乐风格不加理睬，它们有着自己独特的钢琴艺术风格，那就是受贝多芬式的古典主义的影响。尽管勃拉姆斯力图从贝多芬的后期奏鸣曲出发，创造出自己的风格来，但他的钢琴音乐的写作只继承了某些贝多芬乐章中的非钢琴性质，致使这些作品像舒曼所巧妙形容的那样，仿佛是“带了面纱的交响乐”。

勃拉姆斯早期创作的d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起初是计划写成交响乐的，后来，他感觉不能胜任这样巨大的交响乐结构，就把它缩写为两架钢琴用的奏鸣曲。经过几年的努力，这个作品有了一个钢琴曲的局面，可是还带有原来的管弦乐的特点，于是勃拉姆斯就把它写成了一部钢琴协奏曲，最初打破交响乐计划的终曲用回旋曲替代了。这部崇高的、悲剧性的作品仍然是一个独特风格的音乐作品，一部带钢琴协奏（obbligatopiano）的交响乐。勃拉姆斯的早期钢琴创作除了这几部作品外，还有Op.10《叙事曲》，这是勃拉姆斯的小型套曲形式的创新，在四个部分里，作者体现了著名英格兰民间叙事诗《爱德华》的故事情绪。

1862年，勃拉姆斯迁居维也纳，此后，虽然他经常往返各地并回德国旅行演奏，但维也纳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在这里，勃拉姆斯开始了他的第二阶段的创作。这一阶段，他对钢琴音乐创作的能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他在变奏曲的创作方面倾注了全部能量，使其流畅而充分地反映了他音乐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胜过他在其他钢琴音乐作品中所能达到的程度。这些作品主要包括Op.21，创作于1862年的两首变奏曲Op.24，作于1862年的亨德尔主题变奏曲，篇幅长大，共有28个变奏，难度也很高，这些作品继承了古典变奏曲风格，而在情绪、乐思、性格的发展方面和发挥钢琴艺术的表现方法上都有所创新，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痕迹。

作于1879－1880年间的Op.76八首钢琴小品和Op.79两首狂想曲介乎于勃拉姆斯年青时代的特性小品和晚期大量创作的音乐小品之间，尽管它们与此前的第二阶段创作的变奏曲有很大区别，但也从变奏曲中吸取了很多东西，变奏手法在这些作品中成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小品尽管包括了丰富的钢琴演奏技巧，但仍从他早期的叙事曲中吸收了很多朴素的以及管弦乐化的因素。勃拉姆斯在Op.76中采用的随想曲与间奏曲的形式为他晚期的钢琴音乐创作提供了一个模式。

勃拉姆斯晚期创作的作品几乎全都是间奏曲，时值浪漫主义的黄昏时期，这些作品也是勃拉姆斯的“夕阳”作品，无论在技巧还是内容上都到了十分成熟的境界，总体风格比较压抑、沉重，越来越趋向于一种个人化的内心自省的色彩。在这一时期内，勃拉姆斯不再创作大型钢琴作品，摒弃了从前曾关注过的其他体裁。旧有的形式中，只有狂想曲和叙事曲分别创作了一首。在规模上比从前的同类作品大，在结构上十分精练、短小而性格鲜明的间奏曲，集中体现了勃拉姆斯阴郁的性格。在创作手法上，常使用带有三度、六度、八度音程进行的经过句，不像肖邦、李斯特那样在作品中好用大段琶音音型，因而听起来往往不是十分流畅，但却表达了坚实而稳定的情绪。勃拉姆斯有着卓越的节奏意识，音乐充满了切分节奏、复节奏和其他节奏变化，最重要的特点是对位法的运用，如Op.117中常有两个同时存在的旋律线。Op.119是勃拉姆斯最后的钢琴作品，献给克拉拉·舒曼。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仿佛找到了青年时代的激情，因而这部作品被称为“回光返照”之作，其中No1和No2描写了自然景色，柔和而优美，第三首是轻松的波尔卡，这种风格在他的晚期作品中十分少见。第四首是英雄性的狂想曲，但却结束在小调上，仿佛预示了某种不可逃避的命运。除此之外，勃拉姆斯在1893年还创作了51首钢琴练习曲，音程跨度大，技巧很高，手小者很难演奏。

一个人的音乐创作反映了他的音乐观众，而观念的形成来源于作曲家对音乐、艺术是什么的独到的认识，来源于对传统的一套系统的见解，也来源于他独特的人生体验。勃拉姆斯从小所受到的严格的古典主义音乐的教育，使他得以接受贝多芬、巴赫等古典大师的衣钵，他对古代音乐做过深入研究，所著文献可称为音乐学的专著。这些都使他的作品与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钢琴作品中，他对奏鸣曲与变奏曲式的偏爱也反映了这一点。青少年时期较为艰苦的生活和终身独身，感情上的压抑也使他的作品越来越沉郁、内省，且大多数是纯音乐的无标题作品。

勃拉姆斯的音乐既反映出德国北部的淳朴无华、严肃庄重，也反映出维也纳的妩媚动人、亲切温柔。在所有的浪漫主义作曲家当中，他最出色地处理了浪漫主义抒情性和古典主义曲式的矛盾。在他平静、均衡的古典主义背后隐藏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悲剧哲学，一种悲观主义和退隐忍让的世界观。他以一种贵族式的精神，把这种哲学和世界观融入到他所缅怀的形式之中，因此，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有着过去年代的精神和光荣的回声。

勃拉姆斯热爱德国古典音乐的优秀传统，坚持音乐的完美与均衡，他的作品深刻地表现了时代精神和社会生活，因而他成为贝多芬之后，西欧交响音乐创作最有代表性的作曲家，评论家称勃拉姆斯是生活在浪漫主义盛行时期的最后一位古典主义作曲家。

参考文献：

时代精神范文篇10

「关键词」经济法；社会性；民主性；革命性；国际性

在中国，从来没有哪一部门法像经济法这么辉煌过：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法这一概念一产生就红极一时，迅速抢占其他部门法的领地。经济法被界定为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以至于其他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如民法，产生了生存危机；刑法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种危机，及时巩固自己的领地，派生出一个亚部门法——经济刑法。在中国，也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法像经济法这么尴尬过，先是与民商法争领地，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以国家的权威将经济法驱逐民间经济领域；继而与行政法争地盘，与民商法学界对与经济法的领地之争高度重视不同，行政法学界对经济法的挑战不屑一顾，在他们看来，所谓的经济法，不就是经济行政法吗？不过是行政法下面的亚法律部门而已！经济法像一个失去家园的孩子，从此一直为自己的独立地位而“斗争”。在对外争取独立地位的同时，经济法内部更是百家争鸣，形成不同的学派，时至今日，仍然没有一家能够君临天下。但是，“内忧外患”下的经济法，不仅没有走到“穷途末路”，反而展现出勃勃生机，经济法的观念从产生时起，就深入民心，以至于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以经济法为首选；各高等院校纷纷开设经济法专业，在统一本科法学专业之前，经济法专业是与法律（或法学）专业并列的本科教学专业；无数的法律学者改弦易辙，蜂拥而至经济法领域，造就了庞大的经济法学研究队伍。笔者认为，造就经济法强盛生命力和迷人魅力的，是经济法所展示的时代精神。

一、社会性

在传统的法领域，公法与私法严格区分，私法调整市民社会，以私人为本位；公法调整政治国家，以国家为本位。自罗马法以来的公私法的划分，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曾经很好地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但到了现代资本主义时期，社会化的大生产，使得整个社会联系得越来越紧密，私权利的行使越来越影响到他人的权利和利益，私权利的滥用正给社会带来灾难，同时也反过来影响私权利的行使。社会化带来的对公权力的影响是，“人们要求国家为其做更多的事情。……除了保持公共秩序之外，人们要求国家所做的事情越多，实现这些目标所必需的、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也就越大。”[1]国家权力大肆干预私人生活既是一种需要，但同时也是一种弊害。任何权力都有扩张的趋势，任何权力的行使，都要到碰到边界为止，国家公权力的滥用，较之私权利的滥用，其危害更大。在公私法严格区分的情况下，无论是对公权利的制约，还是对私权利滥用的防止，都难以完成。伴随生产社会化产生的经济法，从产生之日起，就担负起了调和公私权力（利）矛盾的使命。它以社会为本位，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而是社会法；它一方面承认公权力对私人领域的干预、利用公权力防止私权利的滥用，另一方面严格控制公权力，防止公权力的滥用。经济法的社会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性。经济法是社会化的产物，社会化的大生产是经济法产生的经济根源，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关注是经济法产生的思想根源。

第二、经济法使命的社会性。经济法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根本使命，体现了对我们共同生存的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在经济法的眼中，公权力的行使只有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才是必要的、可行的；私权利的行使，只有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才是自由的。传统私法所标榜的所有权神圣、契约自由，在经济法面前得到了修正，竞争法对垄断契约的禁止是典型例证；传统公法中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在经济法看来，仅仅是服务社会的工具而已。

第三、经济法调节社会方式的社会性。经济法综合运用公私法的调节方法，公法中强悍的国家，在经济法中也变得“温文尔雅”：他以引导、促进、帮助乃至以平等者的身份参与等方法，引领经济的发展；面对私人领域的恃强凌弱现象，国家还扮演“见义勇为”者的角色，匡扶正义、保护弱者，维护公平。除此以外，经济法在实施调节的主体方面，国家大量授权给行业协会、大型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使之代行某些国家调控职能。这些社会组织，虽属于私法组织，却行使着被认为是传统公法的职能。

二、民主性

民主化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重要发展方向，也是当代法律的重要发展趋势，经济法充分体现了这种发展趋势。

民主首先是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意指多数人的统治；民主也作为一个经济概念，是指经济资源配置的公共选择。政治民主的法律保障是宪政法律制度。宪政法律制度在保护人权和自由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自从有了宪政法律制度，人们就有了对抗国家暴力的工具，人们才有了基本的人权和尊严。但是，政治作为上层建筑，始终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没有经济民主的政治民主，只能是空中楼阁，当今世界一些所谓的民主国家的政治被大公司、大财团把持就是明证。经济民主通过市场的公共选择来实现，其法律保障是民商法律制度。民商法奉为圭臬的私法自治原则，使得理性的“经济人”在自由的市场上按个人的偏好作出选择，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就是广大“经济人”“投票”的结果。证券市场中小股东“用脚投票”便是例证。确实，从身份到契约，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可以以平等者的身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志，这不仅导致了经济的发展，也保障了人权，平民出身的商人可以和“血统高贵”的贵族在平等基础上讨价还价，本身就是社会的进步。但是，自由市场的竞争，从来都是丛林法则下的弱肉强食。“让富有的更富有，让贫穷的更贫穷”，马太效应在市场条件下随处可见。因此，我们常说资本主义的经济民主是资本民主，其实质是资本家的民主、少数人的民主。显然，传统法律制度虽然在冲破封建的专制统治和等级经济方面展现了民主化的力量，但对保护现代社会所追求的真正大多数人的民主，显然存在明显的不足。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基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而社会整体利益的确定，正是以民主为手段的。只要经济法真正做到了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他就必然体现了民主性。具体来说，经济法的民主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法产生的民主性。现代意义的经济法最早出现在美国，垄断的发展成为市场竞争的障碍，市场机制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经济民主被扭曲，为了恢复正常的市场秩序，保障经济民主，1890年，美国颁布了《反对不法限制和垄断，保护交易和通商的法律》（谢尔曼法），这是现代经济法最早的成文法形式。

第二、经济法立法的民主性。为了使经济立法真正体现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现代各国均要求立法机关在制定经济法时，应尽可能听取公众的意见，尤其是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为保障这一点落到实处，各国均创设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公开制度、咨询制度、听政制度和协商制度等。公开制度要求立法机关应该主动地公开与经济立法有关的信息、资料以及对法律的解释、说明等；咨询制度要求立法机关在经济立法过程中应尊重咨询机构的建议、劝告等，以保证科学决策；听证制度要求立法机关在制定经济法时，应举行听证会，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协商制度要求立法机关在制定经济法时，应与各种利益集团举行会谈，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2]我国《立法法》对立法的民主性要求作了全面的规定。该法第34条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将法律草案发送有关机关、组织和专家征求意见，将意见整理后送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并根据需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第35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重要的法律案，经委员长会议决定，可以将法律草案公布，征求意见。各机关、组织和公民提出的意见送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

第三、经济法内容的民主性。经济法内容的民主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经济法内容本身包含的民主精神，经济法由市场障碍排除法、宏观调控法和国家投资经营法三大部分组成，无论哪一部分，都体现了对民主的保障。市场障碍排除法通过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维护经济民主的市场机制；宏观调控法通过规范国家的宏观调控措施，直接为经济民主提供条件和保障，如《价格法》中的国家定价制度、价格听证制度、反暴利制度等，有利于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和防止市场主体利用经济优势欺凌弱者，体现了对弱者权利的保护，而对弱者权利的保护，正是现代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和体现；国家的投资经营行为的目的不是为了营利，而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弥补私人投资的缝隙和引导私人投资，国家投资经营法规范国家的直接投资经营行为，使之能更好地实现其目标，从而为人们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免于饥饿和恐惧，既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民主制度的应有之意。其二，经济法规范的民主性。一改传统法律冰冷的面孔，经济法中大量使用提倡性规范，大量规定奖励等积极的法律后果，在提倡性规范下，经济主体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政府与市场主体有了更多的博弈性的互动。这种博弈性的互动，正是人们表达自己意愿的过程，是现代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

第四、经济法实施的民主性。国家对社会经济的调节，具有极大的变动性，这种变动性与法的稳定性存在极大的矛盾，解决的办法就是经济法的规定比较原则，留给经济调控主体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比如说计划法，规定的主要是计划行为的基本准则、程序，至于具体计划的具体内容，则是计划制定者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条件和环境等裁量决定。为了防止经济调控主体滥用职权，经济法极其强调经济法实施的民主性。经济法实施的民主性具体表现在：国家在实施具体的调节措施时，充分听取社会公众、行业协会、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三、革命性

社会经济的革命，必然带来法律的革命。西方经济法的产生，是凯恩斯革命在法律上的体现；中国经济法的产生，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推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法律上的反映。凯恩斯革命为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经济理论依据，经济法则为国家干预提供了法律保障。为国家干预经济提供法律保障之所以具有革命意义，是因为它使国家的职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家的职能不再仅仅是维护统治、保障社会秩序，更要担负其振兴经济、造福众生的责任；此外，它在授予国家干预经济权力的同时，对国家权力的范围、行使方式等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国家的权力在得到前所未有的膨胀的同时，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限制，它使整个国家权力的范围、运行方式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这里讲经济法的革命性，主要是讲经济法带给法体系和法观念的革命。

第一、经济法的革命性体现在它使法律体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不仅是法律体系中增添了新成员，更主要的是旧的法律体系被打破了。旧的法律体系中公私法严格区分，经济法则将两者融合起来，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公法私法化”或“私法公法化”，而是产生了界于两者之间的、与两者有质的区别的社会法。在传统的法律体系中，各部门法之间的界限清晰、明了，宪法、行政法、民法与刑法各有其领地，相互之间虽然有紧密联系，但界线明了，不会发生争议。经济法的出现，打破了各部门法之间的藩篱，使各部门法之间的界线模糊起来。法的模糊性是当今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的法律反映，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需要多个部门法综合调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乃至于“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成为一种正常现象。

第二、经济法的革命性体现在它是法观念的重大变革。经济法对社会整体利益、特别是对社会弱者利益的终极关怀，对法的公平、正义理念作了新的诠释；经济法对效益的关怀，赋予了法新的使命；经济法调节方式的多样性、对国家权力的规制等，甚至对传统关于法的基本属性的认识提出了挑战……。适应经济法的革命性，我们的观念也必须进行革命，否则，用旧的思维方式来对待新事物，我们就有解不完的困惑。例如，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边界的模糊性，使经济法似乎无处不在，一时间与其它部门法之间燃起了疆域争夺的战火，基于旧思维的争论，除了徒伤“兄弟”情谊外，当然不会有结果。其实，用法的模糊性理论来分析，争论顿时就会化解。

四、国际性

经济的全球化带来国家经济调节的国际化，出现了国际调节，即两个以上国家、区域性或全球性的组织机构，通过协商或以国际条约形式，或借助国际惯例，对国际市场经济的结构和运行实行调节，以维护和促进国际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3].对国际调节的规制，经济法因此具有国际性的特点。这反映在：

第一、出现了从事国际经济调节的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调整这些组织的组织和行为规则，是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这些组织的强大经济力量，使各国国内经济法也不得不考虑对其遵从或作为参照。例如，中国加入WTO，就对现行的大量法律、法规进行修订，以适应WTO规则的要求；世界银行的《采购指南》是许多国家制定政府采购法的蓝本。

第二、大量的国际条约、国际惯例成为各国经济法的重要渊源。原来仅由国内经济法调整的经济调节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需要国际间的合作，国际条约、国际惯例也成了经济法的重要渊源。这样的国际条约如《政府采购协定》、国际惯例如《巴塞尔协定》。

第三、各国在制定和实施经济法时越来越多地考虑国际上通行作法、别国的作法。在国际化背景下，任何国家都不能过于强调本国的特色、无视国际上通行作法的存在，否则，就无异于自我封闭、自绝于世界。曾几何时，中国对西方法律文化不屑一顾，一味强调中国特色，结果是中国一直游离于世界经济大循环圈外，与贫穷和落后为伍。中国“入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使中国法律，特别是经济法国际化的过程。

进入新世纪的第二年，经济法学仍然免不了受到“幼稚”的嘲讽，但是，经济法所昭示的时代精神，使我们看到了它旺盛的生命力。在中国法治的进程中，经济法正发挥并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经济法学也将再度走向辉煌！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