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的名言十篇

信念的名言篇1

1、信念是储备品，行路人在破晓时带着它登程，但愿他在日暮以前足够使用。——柯罗连科

2、我们有必要恢复对我们的理想、命运和我们自身的信念。我们活在世上不只是为了享乐和自我满足。我们负有创造历史的使命——不漠视过去、不毁弃过去、不向过去倒退，而是发奋向前、积极向上，为未来开辟新的前景。——理查德·尼克松

3、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信念，他就能创造奇迹。——温塞特

4、人有没有信念并非取决于铁链或任何其他外在的压力。——托·卡莱尔

5、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没有坚强的信念。——罗曼·罗兰

6、信念不是到处去寻找顾客的产品推销员，它永远也不会主动地去敲你的大门。——赵鑫珊

7、只因生命在继续才盲目地产生信念，这种信念是空的。——乔·桑塔亚那

8、如果把人生比之为杠杆，信念刚好像是它的“支点”，具备这个恰当的支点，才可能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人。——薄一波

9、在荆棘道路上，惟有信念和忍耐能开辟出康庄大道。——松下幸之助

10、人的强烈愿望一旦产生，就很快会转变成信念。——爱·扬格

11、喷泉的高度不会超过它的源头；一个人的成就不会超过他的信念。——美国

12、有必胜信念的人才能成为战场上的胜利者。——希金森

13、正义的事业能够产生坚定信念和巨大的力量。——托·富勒

14、信仰是精神的劳动；动物是没有信仰的，野蛮人和原始人有的只是恐怖和疑惑。只有高尚的组织体，才能达到信仰。——契诃夫

15、只有信念使快乐真实。——蒙田

16、信念只有在积极的行动之中才能够生存，才能够得到加强和磨炼。——苏霍姆林斯基

17、人有了坚定的信念才是不可战胜的。——贝蒂

18、新鲜有力的主义，在性质上本来就有排他性。从开始就容忍敌方的信念，不可能有行动力，举显得软弱，而毫无功效杜伽尔爱国主义和其它道德感情与信念一样，使人趋于高尚　——凯洛夫

19、信念是由一种愿望产生的，因为愿意相信才会相信，希望相信才会相信，有一种利益所在才会相信。——斯特林堡

20、太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欧阳修

21、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也都能适应。——丁玲

22、人活着，总得有个坚定的信仰，不光是为了自己的衣食住行，还要对社会有所贡献。——张志新

23、信念是有益的，但它不具有真理性。——阿米尔()

24、我的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巴金

25、信念！有信念的人经得起任何风暴。——奥维德

信念的名言篇2

1、有事业的峰峦上，有汗水的溪流飞淌；在智慧的珍珠里，有勤奋的心血闪光。

2、人们走过的每一个足迹，都是自己生命的留言；留给今天翻过的日历，留给未来永久的历史。

3、人生是一座可以采掘开拓的金矿，但总是因为人们的勤奋程度不同，给予人们的回报也不相同。

4、理想之风扯满人生的帆；奋斗之杆举起理想之旗。

5、人应该学会走自己的路，但更应该掌握手中的罗盘。

6、不能因为人生的道路坎坷，就使自己的身躯变得弯曲；不能因为生活的历程漫长，就使求索的脚步迟缓。

7、人生的意义在理想的光辉中闪烁；生命的价值在创造的生活中闪现。

8、只有走完平凡的路程，才能达到伟大的目标。

9、奋斗目标是人生的精神支柱。

10、共同的事业，共同的斗争，可以使人们产生忍受一切的力量。——奥斯特洛夫斯基

11、属于每个人的道路，都在每个人的足下；属于每个人的历史，都在每个人的身后。

12、终于有一天，海水和泪都是甜的。

13、有志者自有千方百计，无志者只有千难万难。

14、贫不足羞，可羞是贫而无志。——吕坤

15、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也都能适应。——丁玲

16、人生的途程是遥远的，只要双脚不息地前行，道路就会向远方延伸。

17、理想是人生的坚实支柱，如果失去了生活的理想，精神也就会随之而瘫痪。

18、目标不是都能达到的，但它可以作为瞄准点。

19、没有理想的生活，路上就会耸着生活的墓碑。()

20、如果没有战胜怯懦的勇敢，就不会听到胜利的宣言；如果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就不会延伸前进的航线。

信念的名言篇3

1、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陈涉

2、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李白

3、春天不播种，夏天就不生长，秋天就不能收割，冬天就不能品尝。——海涅

4、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5、志不强者智不达。——墨翟

6、知了的吟唱为何使人厌烦？因为它只会重复自己的名字。

7、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苏格拉底

8、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丘

9、一个人的真正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渺小。——保罗

10、人生最困难的事情是认识自己。——特莱斯。

11、燕雀戏藩柴，安识鸿鹄游。——曹植

12、生命的全部的意义在于无穷地探索尚未知道的东西。——左拉

13、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况

14、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陶渊明

15、岁月可以赢去我们的生命，却赢不去我们一路留下的欢声笑语，我们的祝福，无尽的爱意。——杏林子

16、落叶——树叶撒下的泪滴，既已落下，何须再弯腰拾起；与其肩负苦涩的回忆，不如走向明天，淋浴春雨。

17、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张闻天

18、做人不可有傲态，不可无傲骨。——（清）陆陇其

19、志当存高远。——诸葛亮

20、贫不足羞，可羞是贫而无志。——吕坤

21、无论何时，只要可能，你都应该“模仿”你自己，成为你自己。——（美）莫尔兹

22、悲观的人，先被自己打败，然后才被生活打败；乐观的人，先战胜自己，然后才战胜生活。——汪国真

23、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

24、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王勃

25、人活着总是有趣的，即便是烦恼也是有趣的。——（美）亨利·门肯

26、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刘备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27、白日莫闲过，青春不再来。——林宽

28、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

29、没有风浪，就不能显示帆的本色；没有曲折，就无法品味人生的乐趣。

30、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明）黄宗羲

31、人们似乎每天在接受命运的安排，实际上人们每天在安排着自己的命运。

32、理想如晨星，——我们永不能触到，但我们可像航海者一样，借星光的位置而航行。——史立兹

33、活着的时候，疑虑牵挂着死；死的时候，又眷眷恋栈着生。无怪乎有太多的人一生都活得不安然，活得好累。——杏林子

信念的名言篇4

先相信你自己，然后别人才会相信你。

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献给现在。

白日莫闲过，青春不再来。

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他要驶向哪头，那么任何风都不是顺风。

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

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没有坚强的信念。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如果你希望成功，就以恒心为良友，以经验为参谋，以谨慎为兄弟吧。

有理想的人，生活总是火热的。

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用时间，而是用深度去衡量的。

人有没有信念并非取决于铁链或任何其他外在的压力。

信念的名言篇5

关键词：名称语义；名称指称；使用规则；推理解释；直觉

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3）02-0017-07

语义研究得到哲学、语言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领域的重视。经过塔尔斯基（A.Tarski）、卡尔纳普（R.Carnap）、蒙塔古（R.Montague）、克里普克（S.Kripke）、蒯因（W.Quine）等人的努力，名称语义研究成为语义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形成一个语言哲学的研究传统。在这个传统中名称语义研究被分为意义与指称两个方面。上述研究传统有两个特点：一是使用技术手段，使得语义研究有形式化特征；二是坚持弗雷格（G.Frege）的“心理与逻辑”之分，拒绝接受对心理因素的分析。近十几年来，随着心灵哲学研究的兴起，学界出现了结合语言学与心灵哲学研究名称语义的趋势。“二维语义学”（two-dimensional semantics）和“推理主义”是其代表。前者注重意向在确定名称语义过程中的作用，将个体意向分为“原初意向”（primary intention）与“次要意向”（secondary intention），并将它们与对可能世界的两种认识结合起来确定名称的外延。“推理主义”则依据自然科学的史实诠释名称指称及其解释作用。这些努力使得名称语义研究呈现出一种诉诸语用解决语义问题的趋势，但其中都有对个体心理因素的观照，而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个体如何把握名称的语义？

本文即研究个体何以确定名称的指称，试图给出一种诉诸语用解决语义问题的途径，要回答的问题是：当个体遇到含有某个名称的表达式并意欲对之作出反应时，他/她如何确定该名称的指称？（本文所谓个体是指没有受过系统逻辑推理训练的普通人。）我们希望概括出个体确定名称指称的特征。文章共分为三节。第一节分析一阶逻辑的理论预设，认识从逻辑的角度研究名称语义的意义。第二节分析确定名称指称的两个前提条件。第三节，基于对“使用规则”和“决定性信念”的概括，提出一个确定名称指称的“推理解释”，将个体获得名称指称的过程解释为一个推理，并检验其解释力。

一、一阶逻辑与名称语义认知

一阶逻辑以演绎性为突出特征，这种演绎性得益于“逻辑后承”概念的丰富与发展。但“逻辑后承”这个范畴自产生起就有其不确定的一面。多数情况下，一阶逻辑不能实现全称证明，只能将其理论合理性建立在“不出现反例”的基础上。对“逻辑后承”概念的常见解释如下：

在某个形式语言L中，如果从前提ψ1，ψ2，ψ3，ψ4，ψ5……ψk到结论φ的推理有效，则φ是前提集{ψ1，ψ2，ψ3，ψ4，ψ5……ψk}的后承。或者说，如果句子φ是句子集合г的后承，那么，不可能关于г的所有句子的解释都为真而φ为假。

这一解释中的“……”是一种由集合论作支撑的概括，很少有学者把这种省略视为一阶逻辑的缺陷。但正是由于如此省略的存在，一阶逻辑的证明才不得不依赖于“不出现反例”。除了证明技术的需要，这种省略所概括和应对的是什么？

塔尔斯基从语形和语义两个方面认识一阶逻辑的上述困难：一方面，一阶逻辑不得不基于一些非句子的因素来量化句子，这使得对句子之真的解释难以摆脱循环定义；另一方面，受维也纳学派的影响，逻辑学家倾向于认为“真”是一个形而上学的东西。当时还没有明确的语义后承概念，塔尔斯基创造了“可满足关系”（“|”）这个术语，以图区别逻辑后承与语义后承，并在二者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塔尔斯基做出如下界定：

句子φ是句子集合г的后承，记为гφ iff φ在г的所有句子解释为真的解释中也为真。

关于这一界定的一个共识是，“可满足关系”将“真”这一语义内容与“解释”巧妙地结合起来。既然句子φ是句子集合г的后承，则φ由г中一个以上句子的意义导出。г所包含的句子根据某种语义相关性簇集起来，可以导出φ的那些句子之间也有某种语义相关性。不管这两种语义相关性是否同一，从逻辑的角度看，联接词和名称是决定这种语义相关性的关键。那么，接受“句子集合”的不定外延和一阶逻辑“逻辑后承”解释中的“……”都是技术的需要，认识逻辑后承，则必须解释名称的语义。

可能有人认为，一阶逻辑的上述不足可以在哥德尔（K.Godel）那儿得到补充，因为哥德尔的工作表明，通过对有限对象的分析或者形式证明，可以接受关于“|”的全称量化结论（事实上，一阶逻辑的公理化方案都是根据有限的公理和推演规则做出断言）。哥德尔完全性定理是哥德尔对一阶谓词演算完全性的证明，加上一阶谓词演算的可靠性，可以认为，在哥德尔给出的理论语境中“可满足关系”（“|”）与“可证关系”（“|”）外延等值，即：

对任意的公式φ和公式集合г，г|=φ iff г|φ

这里的等值显然是公式等值，它可以给出公式语义的自洽解释。但这种解释是对形式“真”的辩护，搁置了从对象到名称及公式的抽象过程。这里已经看不到塔尔斯基意义上的语义后承。在认知的视域下，接受这种相对“纯粹的”逻辑后承关系，把它作为认知世界的前提，就选择了一个荒诞的理论进路――依据公式推演导出整个世界的存在。而克里普克与普特南（H.Putnam）以雄辩的论证表明，通过语义分析不可以获得名称所指对象的形而上学性质，“意义不在脑中”，人们只能通过后验努力以及诉诸专家获得关于对象性质的知识。

令人奇怪的是，逻辑学家似乎不屑于此。紧致性定理（compactness theorem）和骆文海・斯科论定理的证明就是如此。这些定理的证明基于哥德尔完全性定理，其中对“有限”、“任意”等术语的使用也是出于技术的需要，但我们很难从中察觉现实世界的存在样式。然而，这些证明并没有切断形式演绎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它们使用了“集合”、“协调”和“满足”等术语。这些术语的意义是逻辑学家证明定理时的基本预设。多数逻辑学家在建构其理论的过程中不自觉地预设了一些基本术语。例如，弗雷格不做解释而直接运用的术语有：“常数”、“个体变元”、“如果……，那么……”、“+”、“・”、“=”、“谓词”、“量词”和“括弧”等。进而言之，这些逻辑学家关注名称如何与世界卡日关，但没有给出关于名称语义的彻底诠释，或者说，他们关于名称语义认知的解释总是有其先验条件的。

是什么支持逻辑学家接受上述理论预设？对此的一个可能回答是，他们相信一阶逻辑给出了关于推理的最佳刻画。一阶逻辑背景下的推理服从“二值原则”，“二值原则”默认推理的单调性（monotony），即相信随着前提的增加，结论的正确性会得到强化。但是，正如缺省逻辑（default logic）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因为有了名称语义默认，存在推理不服从单调性的情况。如果把一阶逻辑的推理步骤理解为对名称的使用，则以一阶逻辑技术解释名称语义也属于一种诉诸语用解决语义问题的努力。如果把这种努力视为以逻辑技术认知名称语义，则需要进一步解读一阶逻辑推理的语义默认。在哲学研究中语义默认是常识（common sense）的代名词，而在《命名与必然性》中。直觉（intuition）已经完全代替常识，成为哲学推理的前提和判据，它“负载经验理论，有其处理中心，……并具有直接、非反思的特征，很少基于有意识的推理”。从语言哲学研究的历史来看，经典语义理论都把直觉作为确定名称指称的依据。在日常生活中，直接支持人们作出选择抑或行动的往往是某种直觉，直觉无处不在，用普特南的术语来讲，在“共同体”及“专家”的规约和影响下，普通人多数情况下总是能够做出正确的直觉选择。如果把语义学视为系统化直觉之类认知条件的结果，则关于名称语义的直觉有意向直觉（intension-intuition）和内涵直觉（intention-intuition）之分，前者可错，是个体对名称语义的把握，后者则具有相对稳定性，是语言学共同体统一接受的对名称语义的把握。如此看来，一阶逻辑的成就可以坚定个体关于公式之间如何相关的意向直觉，但名称语义的内涵直觉是一阶逻辑的理论预设。

至此可以看出，如同测量和计量是构建整个数学大厦的基础，名称语义预设是一阶逻辑由以发展的根基，但一阶逻辑的演绎性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认知名称语义的必要性。而且，一阶逻辑推理和语言哲学研究中的语义预设都以直觉的方式发挥作用，在推理的语境中语义预设即直觉。由此，对于本文的研究而言，认识内涵直觉及其与推理的不解之缘，是解读名称指称的关键所在。

二、名称“使用规则”与关于名称指称的“决定性信念”

除非实指（ostension），个体很少以单个名称表达意义，人们常常以这样的句子表达式表达意义。当个体遇到含有某个名称N的句子E并意欲对之作出反应时，他/她已经接受E所表达的某个意义M，把M视为使用N的结果。例如，在理解“尼克松曾经是美国的总统”这个表达式时，人们可以把它所表达的某个意义视为使用名称“尼克松”的结果。诚然，上述表达式还可以被视为使用“总统”、“美国”等名称的结果，个体可能在不同认知条件下为含有某个名称的句子选择不同的意义，但共同体将导引和规约个体作出选择。在特定语境条件下，人们统一接受的E的意义只有一个。我们把这个意义称为N的“使用规则”。由于N可以用于多个句子，而同一个句子在不同语境条件下可以表达不同意义，那么对于一个有能力使用某个N的个体而言，他/她必定拥有关于N的多个“使用规则”，这些规则以经验知识的形式存在。正是由于“使用规则”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确定N之指称的过程中个体必须首先选择一个关于N的“使用规则”。

个体拥有关于名称N指称的多个信念储备。例如，“老马”的指称可能是“一个姓马的朋友”、“一匹老马”或者“单位上一个兢兢业业工作的同事”。这些关于“老马”指称的结论符合生活实际，它们以“老马指称一匹老马”、“老马指称一名同事”等形式表达关于“老马”的指称性信念。我们把类似信念称为关于名称指称的“基本信念”。这样，个体确定名称N指称的过程实则是个体从这些“基本信念”中作出选择的过程，而刺激个体作出如此选择的仅仅是N的某个“使用规则”。在某个具体语境条件下，个体所选择某个“基本信念”并用它来确定名称的指称，我们把这种具体语境条件下用以确定名称指称的“基本信念”称为“决定性信念”。这样就可以把个体确定名称指称的过程当做一个简单的推理，“使用规则”和“决定性信念”是其前提。在某种语境条件下，只要“决定性信念”与名称“使用规则”融贯一致，就可以认为“决定性信念”给出了名称的指称。我们要对以“使用规则”和“决定性信念”为推理前提作出进一步的解释。

首先看两个常见的例子：

（1）飞马会飞。

（2）飞马不存在。

按照密尔（S.Mill）的名称理论，专名（proper names）仅仅向包含它的句子所表达的意义贡献出某个对象，再无其他。由于不存在与“飞马”相应的实在对象，句子（1）和（2）都无意义。然而（1）和（2）确实表达了某种意义，尤其是（2）表达了一个真命题。

按照本文对“使用规则”的界定，如果个体认为（1）和（2）有意义，则可以把这种意义理解为“飞马”的“使用规则”。个体在使用“飞马”之后才产生对“飞马”之指称的思考，而不是相反。个体可以将“飞马”的指称理解为“古希腊神话中会飞的马”，接受“飞马指称古希腊神话中会飞的马”这个直觉。这一认识与（1）和（2）给出的“使用规则”并不冲突，因而可以将“飞马”的指称确定为“古希腊神话中会飞的马”。这里的认知旨趣在于确定名称指称，而不在于以指称裁定表达式是否有意义。由此可以把（1）视为一个有意义的表达式，暂时避开“句子无意义”这一荒唐结论。

按照弗雷格对涵义与指称的区分，是“飞马”的涵义给（1）和（2）以认知意义。但涵义是什么？弗雷格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虽然如此，有了对“飞马”之涵义的默认，就有理由按照弗雷格的思路认为（1）和（2）表达意义，并认为（2）为真。按照弗雷格对名称语义的把握，可以将“飞马”与“古代一位勇士的坐骑”之类的摹状词对应起来，这是他对密尔名称思想的推进。如此推进是对名称“使用规则”的解释，而这种解释以认可“使用规则”为前提；弗雷格首先把（1）和（2）所表达的尚不确定的意义当做“飞马”的“使用规则”，然后才有对“飞马”之涵义与指称的反思。

从其存在及作用形式来看，“决定性信念”都有直觉的特征，毋宁说，它是个体关于名称指称的“意向直觉”，但个体相信这个直觉实现了当下语境条件下与名称指称之“内涵直觉”的同一。在语言哲学家那里，直觉有语义直觉与指称性直觉之分，它们分别是对语言表达式和现实对象的直接反映。与之相应，可能“决定性信念”仅仅是语义的，但“基本信念”来自对世界之实在的观照。因此“决定性信念”有其现实支撑，这是以“决定性信念”为推理前提的一个理由。在经典语义理论对指称的解释中不乏接收“决定性信念”之处。以“描述论”为例。认识“描述论”的关键在于认识到其理论建构中有对象性质的引入，它以对象的表面性质将名称与摹状词结合起来。而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将指称认知问题归于性质探测。但“描述论”仅仅依据表面性质刻画对象，这一理论预设使得使用名称的人拥有关于名称所指对象的知识。对于专名所指称的对象而言，关于其性质认知的分歧尚不明显，但对于通名情形就不一样了。就类词项而言，其语义认知的困难在于两个方面：第一，相似性与个体化（individuality）是语义认知过程中两个不可分割且又不得不相互界定的范畴；第二，相似性和类之间是一种共变关系，根据相似性定义类不可取，根据类定义相似性有缺陷。

个体所做分类有其公共性的一面，他/她对分类知识及标准的把握依赖于共同体的相关约定，或者说，关于名称指称的意向直觉以内涵直觉为旨归。据此可以进一步认识“决定性信念”为推理前提的理由。从解释学的角度看，存在支持个体获得“基本信念”进而获得“决定性信念”的两个共同体：诠释共同体和交流共同体，二者以语言约定的方式对个体的信念选择作出规约。在这两个共同体的规约下，个体相信其对象分类及“基本信念”都反映世界的实在，并相信其“决定性信念”也反映世界的实在。而在意向的作用下，个体常常仅根据语义分析得出其关于名称之指称的“决定性信念”，那么上述两个共同体就位于“决定性信念”的远端，与世界的实在一并成为个体获得“决定性信念”的先验条件。

从“因果论”中也可以找到接受“使用规则”和“决定性信念”这两个范畴的必要之处。关于“因果论”的讨论可谓卷帙浩繁，这些研究与本文所谓“使用规则”这个解释并不矛盾。相反，相关讨论中随处可见接受本文所谓名称“使用规则”这一说法的影子。例如，从“因果论”者对“因果链”（causal chain）的解释来看，个体总是“意欲”与“说出”含有该名称表达式的人一样使用该名称的指称，这意味着个体总是“意欲”与说话者接受名称的同一条“使用规则”。而从克里普克等人对“因果论”的阐释来看，个体之间达成名称“使用规则”的共识并不容易。例如，在讨论身心同一理论时，克里普克比较了“热是分子运动”与“疼痛是C-纤维肿胀”。他认为：

我们从上面看到，既然“热”和“分子运动”都是严格的指示词，那么它们所命名的现象之间的同一性就是必然的了。……“疼痛”是指示某种类型或现象的严格指示词，它指示：如果某种东西是疼痛，那么它从本质上就是如此，要说疼痛可能是某种不同它自身的现象，这是荒谬的。

在这里，克里普克把“热”当作单称词项，把“热是分子运动”等同于“热一分子运动”；既然表达式等号两边的单称词项指称同一个对象，表达式就是一个必然同一陈述。而在对“疼痛”的分析中，克里普克把“疼痛”理解为一个谓词，它等同于“是疼痛的”，表示一类现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能够成功交流，这说明个体之问多数情况下总是能够达成关于名称“使用规则”的共识。（限于篇幅，我们将另文探讨个体之间如何可能达成关于“使用规则”的共识。）

分析“因果论”所遇到的困难，可以进一步认识确定指称过程中以“决定性信念”为前提的必要性。“因果论”以“命名礼”（baptism）和“因果链”为主要理论特征，但“因果论”在这两个方面都遇到了困难。“命名礼”遭遇所谓“资格问题”（qua-problem），“因果链”则无法排除自身分又的可能，难以应对名称外延的变更问题。例如，当某人指着一杯水说“那是水”的时候，他说的“水”是指一杯水还是整体意义上的水？他指称的是纯净的水还是含有杂质的水？这些问题直指克里普克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按照本质主义，对象凭借本质性质而属于某个名称的外延，但上述问题质疑人们揭示本质性质的能力。在本质性质认知出现困难之际，一个不失为妥当的方法是，根据实际需要相信某些性质在决定对象属于某个名称外延方面有关键作用，由此接受关于名称的“基本信念”，并选择某个“基本信念”作为用以确定名称指称的“决定性信念”。

三、关于个体确定名称指称的一个“推理解释”

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可以认为个体以一个推理确定名称的指称。这个推理有两个前提：一是名称的“使用规则”，二是个体关于名称指称的“决定性信念”。在具体语境条件下，如果“使用规则”和“决定性信念”融贯一致，则个体可以根据“决定性信念”确定名称的指称。例如，当个体s听到“亚里士多德喜欢狗”并意欲对之作出反应时，s已经选择了这个句子所表达的某个意义，把这个意义当作名称“亚里士多德”的“使用规则”，进而，在“使用规则”的刺激下，S得出其关于“亚里士多德”指称的“决定性信念”――“‘亚里士多德’指称一位古希腊哲学家”。如果这个选择与“使用规则”之间相容，s就断定“亚里士多德”指称一位古希腊哲学家。

由于纳入“使用规则”、“信念选择”和推理这些范畴，这个解释给综合哲学、逻辑学、心灵哲学和语义学等方面研究解读名称指称以可能，表达了一种以语用分析解决语义问题的实践诉求。我们把这个解释称为关于名称指称的“推理解释”。

关于“推理解释”的首要问题是，个体确定名称指称的推理是什么推理？上述确定名称指称的推理类似于皮尔斯（C.S.Pierce）所谓回溯推理。皮尔斯将推理分为三种：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和回溯推理。个体可以通过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得出名称指称。但上述推理不具备探究新知的归纳语境，个体仅仅是从其经验中作出选择。那么，根据我们对个体的限定，个体确定名称指称的推理只可能是回溯推理。皮尔斯式回溯推理是一个从“规则”（rule）和“结论”（result）得到“事例”（case）的过程。例如，如果从口袋P中拿出的豆子都是黑色的，而眼前的这些豆子是黑色的，因此这些豆子是从P中拿出来的。但“推理解释”中的推理不同于皮尔斯式“回溯推理”，它对后者作出改造――用“决定性信念”取代“结论”。确切地说，它是在皮尔斯式回溯推理过程中加注一个由“结论”提取信念的过程。

本文暂不考虑个体之间何以达成关于“使用规则”的共识，那么，关于“推理解释”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认识由“基本信念”导出“决定性信念”的过程？对此的回答首先要解释个体何以可能获得关于名称指称的“基本信念”。皮尔斯对如何获得确定性信念做出了卓越的研究，他把获得信念当做思维的唯一功能，认为人类有四种获得信念的基本方法：先验的方法、权威的方法、固执的方法和科学的方法，并将逻辑学界定为研究科学方法的学问。诉诸皮尔斯这个权威，无疑将给解释“推理解释”中由“结论”提取“基本信念”的必要性及途径以支持。但这里要说的是，信念有清楚（clear）信念和清晰（distinct）信念之分。基于这一认识，一些自然主义者在确定名称指称过程的解释中引入心理因素，他们用心灵哲学的术语作出论证，认为确定名称指称的过程必然经历一个从诸多信念中剔除陪衬信念的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从结论提取“基本信念”及由“基本信念”提取“决定性信念”的必要性。认知心理学研究则给出了解释如何获得“决定性信念”的广阔天地。例如，在计算机模拟技术研发中出现了语义网络（semantic network）、生产式系统（production systern）、连接主义网络（connectionist network）等成熟模型。基于这些模型的努力将为进一步解释“信念选择何以可能”创造条件。

关于“推理解释”的另一个可能问题是，“推理解释”的“使用规则”中存在关于名称指称的假定，而这一解释的结论在于获得名称的指称，这里似乎有某种解释循环。个体基于其关于名称使用之恰当性的信念选择“使用规则”，他/她相信所做选择已经与他人达成了“使用规则”共识，因此，至少可以从对获得“基本信念”及“决定性信念”的讨论中得出破除上述解释循环的启示。但限于篇幅，在此我们仅仅以“推理解释”回答经典名称指称理论所遇到的几个问题，以期说明上述解释循环不是“邪恶的循环”。

首先，“指称改变”问题。由于马克・波罗的错误认识，“马达加斯加”的指称发生_『改变，语言哲学家已经就此给出一些解释。但来自自然科学的研究表明，在科学研究中指称改变似乎不可避免。随着科学研究的进展，似乎任意一个名称都将面临外延的丰富或删减。例如，在发现单孔目动物后，遗传分类学家不得不重新界定“哺乳动物”的外延。有学者提出，科学家没有发现名称语义内涵，而是改变了名称的语义内涵。接受本文给出的名称指称“推理解释”，则可以根据对名称“使用规则”的分析解释名称指称改变。名称“使用规则”的多样性源于认知目的方面的差异，不同的认知共同体往往会选择不同的“使用规则”。当“使用规则”固化为某个特定共识时，名称指称就发生了改变，但这种改变并不排除名称的其他“使用规则”。例如，在习语中仍然把鸭嘴兽当做“爬行动物”。

其次，“解释循环”问题。罗素以抽样检测（spot-to-check）道出了使用摹状词解释名称指称的必要性：解释一个名称的语义总是要使用其他名称或解释。但按照这个思路，任意一个名称的解释必然使用其他名称。“因果论”也没能摆脱这种认知局限。如果用“水是那些样品例示的液体”（作出一个实指的手势）这样的方式引入“水”，但“液体”一词又当如何引入？按照名称指称的“推理解释”，我们可以暂时撇开接受摹状词和语言学能力预设，通过诉诸以某种由实践或训练引入的习惯，找到接受解释循环的理由。因为习惯是与多种刺激建立联接的反应，能够引起反应的刺激越多，习惯就越牢固。

第三，“无知与谬误”（ignorance and error）问题。这一问题由“因果论”者在批判“描述论”过程中提出，而“因果论”者于此也没有得到公认的合理解释。假如迈克只知道爱因斯坦是一位物理学家，他仅仅拥有“爱因斯坦是一位物理学家”这个“基本信念”。按照“描述论”，当麦克说出“爱因斯坦是个天才”这句话时，由于“一位物理学家”这个摹状词并不能够识别出唯一的一个对象，因此只能说迈克没有用“爱因斯坦”指称某个人。这就是所谓“无知问题”。但是，“爱因斯坦是一位物理学家”这个信念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其中隐含着“爱因斯坦是某个人的名字”、“爱因斯坦懂物理学”、“爱因斯坦是某个方面的专家”等信念，有能力接受或者使用“爱因斯坦是一位物理学家”这个信念的人可以从这个信念中导出上述分支信念。迈克关于“爱因斯坦”这个名称的信念看似唯一，实则不然。按照本文关于名称指称的“推理解释”，迈克说出“爱因斯坦是个天才”这个表达式时，他首先要选择“爱因斯坦”这个名称的一条“使用规则”，至少这个规则要求使用“爱因斯坦”意指一个人，而支配迈克以“爱因斯坦”指称爱因斯坦的可能是一个由“爱因斯坦是一位物理学家”导出的信念。

信念的名言篇6

关键词：词性 概念类别 机器翻译

一、引言

词性作为划分词类的依据一直是信息处理中一项重要的知识属性。在词语处理乃至句类结构分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过，词类更多地偏重于词语在句子中的语法功能，而忽略了词语意义对句子分析的作用，并且词类划分的标准过于粗略，未能从细节上对词语进行描述和区分。在语言信息处理中，对语言现象的分析和研究需要更有效更细致的区分，为此，HNC引入了词语的概念类别的信息。在概念类别中，不仅包含了词类的信息，同时还融入了语义的分类信息，并且构建了汉语词语知识库，对概念类别信息进行了标注。

在汉英及其翻译中，我们对概念类别与词类进行了对照，在源语言（汉语）分析阶段采用词类信息，并将词类信息中的关键类型LV概念作为句子分析的激活点，辅以相应的分析规则，完成目标语的分析。在目标语（英语）生成阶段，由于英语的形态特征比较明显，我们使用词性作为生成的依据，辅以相应的转换生成规则，完成目标语的转换与生成。

本文的工作已经应用于汉英专利文献机器语义翻译引擎中，作为语义翻译引擎的重要基础，发挥着支撑作用。经过测试，语义翻译引擎在小句转换、Eg识别、格式转换、辅块识别、并列结构识别中都有很好的应用效果，使得这些部分分析处理的正确率能够达到80%以上。

二、相关工作

概念层次网络理论[1]是一种服务于语言信息处理的关于语言的语义处理理论，自该理论产生之初，就已经提出了概念类别的划分方法，用以丰富单纯以词性作为划分词语的标准。

《HNC理论（导论）》[2]中，列出了概念类别划分的具体类型，并配以实例说明。但是概念类别的表述过于繁琐，且未对概念类别进行广义和狭义的区分。

长期以来，基于HNC理论的研究一直将概念类别作为重要的知识属性加以利用，在句类分析系统中，LV概念已经作为句类分析的激活点服务于句子结构的判断和语义块边界的辨识[3]。例：但这些信息未能直接在应用系统中进行检验。

概念关联知识是指概念节点、概念集群、概念类别之间关联性的各级类别表现。这是一张非常烦琐而脉络分明的关系网，其内容构成了概念关联知识库。

这些研究和应用都是在一种语言范围之内，尚未涉及到两种语言之间的对应问题。

张克亮[4]基于HNC理论开展了面向机器翻译的汉英句类及句式转换研究，探讨汉英句类及句式转换的一般性规律。李颖[5]研究了HNC机器翻译中语义块构成变换问题。

这些研究也仅停留在理论研究和构想阶段，对概念类别的描述仅是理论层面的，而且是片面的。对概念类别和词性之间的关系并未做具体的考察和对应，也未能对概念类别和词性两种信息在实际应用中的表现做出清晰的比较和判断。

本文集中于语义知识库中概念类别知识属性的研究，目前语义知识库已经包含了5万常用词语的知识，覆盖了500篇专利文献。另有30万专利领域词库，共计35万条词语。知识库服务的对象主要是汉英专利机器翻译系统。文本为说明概念类别而举的例子也都来自专利文献。

三、广义概念类别与狭义概念类别

本文的研究是建立在汉英机器翻译应用的基础上，所得的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汉英专利机器翻译的实际中。概念类别作为知识库中一项重要的知识属性，对其的标注直接得到翻译系统的检验，根据调试过程中反馈的结果对知识库进行修改和调整，做到知识库和翻译系统同步更新，极大地提高了翻译系统的性能。

概念类别是表述概念的语义类别特征的符号。概念类别是关于词语的概念意义和语用特征的最简明知识，是语句理解处理过程中首先要用到的知识，是进一步调用其他知识的激活信息。

我们根据词语在汉英机器翻译具体应用中的表现，对概念类别进行了重新的调整和分类。首先，我们把概念类别划分为广义和狭义两大类，以服务于不同层面的语义分类需要。

（一）广义概念类别

广义概念类别是对词语语义信息的广义概括，可以看作是对词语语义的一级分类。分为人（P）、物（W）、静态概念（G）、动态概念、属性概念和逻辑概念六大类型。

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是人类在认识过程中把所感觉到的事物的共同特点抽取出来，加以概括而形成的。HNC首先把概念分为抽象概念和具体概念。抽象概念和具体概念是概念的两大分野，这一划分对知识表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具体概念可以分为人和物两大类（对应于名词），抽象概念可以分为动态概念（对应于动词）、静态概念（对应于名词）、属性概念（对应于形容词和副词）和逻辑概念（对应于虚词）四类。这些概念类型共同构成了广义概念类别的整体。见表1。

表1：

概念分类 词性 例词

具体概念 人 名词 人员

物 名词 水、装置

抽象概念 动态概念 动词 提供

静态概念 名词 技术

属性概念 形容词和副词 日常;快速

逻辑概念 虚词 对、而且

在知识库中，语义知识属性表示为Feature[Value]的形式，Feature表示知识属性名称，Value表示属性的取值。广义概念类别用GCC表示，如人员的广义概念类别是人，则表示为GCC[P];提供的广义概念类别是动态概念，则表示为GCC[V]。

（二）狭义概念类别

狭义概念类别是对词语语义信息的具体分类，概念类别的基元经过组合，可以构成复合型概念类别。这样，广义概念类别就可以细化为很多具体的概念小类，用以解释概念之间的细微差别。在汉英机器翻译应用中，我们共定义了41种狭义概念类别，相比汉代汉语13种词性的分类[6]，更加细化。

1.具体概念

在广义概念类别中，具体概念包括人和物两大类。在狭义概念类别（以下简称概念类别）中，我们把物又分为两小类：自然物ww和人造物pw。用以区分该物的形成是否有人类活动参与，这一信息对于句子中谓语动词的语义角色选定具有重要的限制作用。

2.抽象概念

抽象概念在广义概念类别中划分为动态概念、静态概念、属性概念和逻辑概念四类，每一类又可分为若干小类，这就是狭义概念类别（CC）。下面分别描述。

（1）动态概念

动态概念是抽象概念五元组特性之一。抽象概念需要从动态、静态、属性、值和效应五个侧面加以表述，这就是抽象概念的五元组特性。在狭义概念类别中，动态概念分为“v”和“vv”两小类。

“v”是一般意义上的动词，如“提供”“公开”等。

“vv”是动词中的特殊小类，用以描述后面须接动词的“v”，如“试图”“进行”“予以”等。这些词语本身具有动态含义，但在句子中不能单独作为谓语，必须在其后补充一个动词共同构成谓语部分，后面的动词才是谓语的中心。vv类词语作为谓语的一部分出现在句子中。

（2）静态概念

静态概念是相对于动态概念而言，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抽象概念中的名词类。包括：静态概念g、值概念z、效应概念r、时间概念j1、空间概念j2、数j3、名量概念zz、动量概念zzv、综合概念s。

可以这样认为，g是一般的名词，而z和r是从名词中分离出来的。z表达的是概念的“值”，对值的表达是与数量密切关联的，因此把这个特性独立出来表达显然有利于联想脉络的建立。例如：

（1）厚度为0.3毫米的白色人造纤维布料（0.3 millimeter white artificial silk cloth）

在这个短语中，汉语中“厚度为0.3毫米”是一个小句形式，作后面中心语的修饰成分，翻译为英语则是一个定中短语的形式。这种汉英结构上的转换只靠词性来区分是不够的，必须做进一步限定，汉语小句的结构是“z+为/是+j3+zz”，也就是说，在这个是字句中，主语由值的概念充当，宾语由数量概念充当。如果这样的小句结构做定语，那么转换为英语时，直接变为“j3+zz+z”的结构，也就是数量短语直接修饰值概念，放在值的前面。

g和r都是静态表达的名词，但分别代表因果两极。把两者区别开来，有利于概念的局部联想。

时间概念j1、空间概念j2和数j3都源自于基本概念语义网络，这些概念类别主要服务于时间短语、空间短语和数量短语的辨识。

综合概念s高度抽象的一类概念，主要服务于辅语义块后边界的辨识和包装句蜕的包装品（小句的部分）。如：

（2）含水涂料组合物可以通过浸涂或辊涂的方式来施加。（The aqueous coating composition can be applied by dip coating or roll coating.）（辅块）方法

（3）因玻璃渗漏或结构缺陷而失效的时间将推后。（The time to failure due to glass leaks or structural weakness will occur later.）

例句（2）中，“通过浸涂或辊涂的方式”在句子中做辅语义块，“方式”一词位于辅语义块的末尾，作为辅块和其后面的特征语义块（谓语部分）划分的边界。静态概念的分类及与词性的大体对应关系可如下表：

表2：

静态概念分类 词性 例词

概念 静态概念g 名词 信道（channel） 配置（configuration）

值概念z 名词 厚度（thickness） 参数（parameter）

效应概念r 名词 效果（effect） 毒性（toxicity）

抽象概念 时间概念j1 名词 时间（time） 周（week）

空间概念j2 名词 区域（region） 下侧（downside）

数概念j3 数词 二（two） 万（million）

名量概念zz 量词 吨（ton） 个（-）

动量概念zzv 量词 顿（-）

综合概念s 名词 方式（-） 时间（time）

（3）属性概念

属性概念是修饰限定成分。大体上对应于词性中的形容词和副词。属性概念与被修饰限定成分之间的对应关系更为具体明晰。依据被修饰限定成分的不同，可以进一步分为若干小类，将形容词类属性二分为修饰具体概念的属性x、修饰抽象概念的属性ug和可独立做谓语的u属性;将副词类属性二分为修饰动态概念的属性uv和修饰属性概念的uu属性。具体如下：

x：是具体物的物性，修饰限定名词性具体概念人（P）和物（W），对应于形容词。如：“白色”的概念类别是x，所修饰限定的成分一定是具体物。可组合成白色光（white light），白色颗粒（white particles）等。

ug：静态概念的修饰性成分，修饰限定静态概念g、值z、效应r、综合概念s及时空概念等，对应于形容词。

u：独立的属性，用于描述可以独立作谓语的属性，也就是说，具有该属性的形容词类概念可以构成形容词谓语句。在英语语言中，也就是该类属性可以充当系表结构中的表语。这对汉英句式转换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

uv：动态概念的修饰性成分，修饰限定动态概念v，对应于副词。

uu：描述属性的属性，修饰限定属性成分ug、u、uu、x等，也可以修饰限定动态概念。

属性概念的分类及与词性的大体对应关系可如下表：

表3：

属性概念分类 说明 词性 例词

x 具体物的属性 形容词 杯型（cup-shaped） 白色（white）

ug 抽象物的属性 形容词 便携式（portable） 残余（remaining）

u 可做谓语的属性 形容词 至关重要（critical） 长（long）

uv 动态概念的属性 副词 过度（excessively） 快速（fast）

uu 属性的属性 副词 略微（slightly） 完全（totally）

（4）逻辑概念

逻辑概念是HNC语义网络中的一类重要概念。用于语言单位的组织与连接，大体相当于虚词。按语义及功用可分为语言逻辑、语法逻辑和基本逻辑。

1）语言逻辑

语言逻辑服务于语义块的整体辨识、语义块内部构成的分析及句间信息的提示和表达。具体如下表：

表4：

类型 说明 例词

l0 主语义块标志符 把（-） 被（by）

l1 辅语义块标志符 通过（through） 按照（according to）

l2 两主块搭配标志符 为……所（by）

l3 两语义块搭配标志符 为……起见（For the sake of）

l4 语义块内部两对象组合逻辑 和 或

l5 语义块内部集合关系逻辑 之外（besides） 以内（within）

l6 EK说明符 正在（-） 曾经（ever）

l7 语义块交织表现标志符 受到（-）

l8 辅块综合说明符 手段（means）

l9 指代逻辑 各（each） 任意（any）

la 句内连接说明符 还（still） 也（also）

lb 句间连接说明符 而且（and） 即使（even if）

语言逻辑概念根据其在句子中所充当的作用及所处的位置，分为12小类。其中l0-l3服务于语义块的整体辨识，用来识别句子中主辅语块的前后边界。例如：

（4）使用者将某操作系统308安装到计算机310中。（A user loads an operating system 308 into a computer 310.）

这里“将”的概念类别是l0，由它把两个主要语块“使用者”和“某操作系统308”分开。

L4-l5作为语义块内部逻辑组合符号，服务于语义块内部构成的分析，用来连接词或短语片段，组成一个语块。例如：

（5）依照本发明的文档处理系统主要包括应用软件、接口层、文档库系统和存储设备。（The document processing syste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esent invention includes an application，an interface layer，a docbase management system and a storage device.）

这个句子中，“包括”的各对象之间通过顿号和组合符号14“和”连接，共同构成宾语。

同样道理，L6-l7服务于特征语义块的内部构成，l8服务于辅语义块的内部构成，l9指代逻辑服务于广义对象语义块的构成，la和lb分别服务于句内和句间信息的提示和表达。

这一组概念类别的设立就是为语义块感知和后续的语义块组分处理提供激活信息。

2）语法逻辑

“语法”概念用于描述语言使用的习惯。服务于语言表达方式的辨认（包括修辞）和特指语词的辨认。语言中（以汉语为例）一些句式的表达涉及到语言习惯问题，构成这些句式的特征词就用语法逻辑概念描述。例如：正反问句的表达需要特征词“是否”“是不是”，这些都归为语法逻辑类型。

尽管这些特征词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副词的语法功能，但这些词更可能是作为连句成篇的构成单位，而且不同语种使用的手段也会不同，所以，把它从副词中单列出来。

3）基本逻辑

基本逻辑概念涉及基本判断，用于判断命题的基本内容：是否和有无。此处的基本逻辑概念类别主要描述的是充当属性概念的基本逻辑，这类概念一般位于特征语义块的前面作为特征语义块的逻辑修饰语。服务于特征语义块的情态辨认。如“能够”“应该”“必须”等，大体对应于词类中的情态动词。

概念类别是关于词语的概念意义和语用特征的最简明知识，是语句理解处理过程中首先要用到的知识。对语言现象的描述有粗细之分，相应的概念类别也分为广义概念类别和狭义概念类别，用以匹配不同层级的知识特征。狭义概念类别是对广义概念类别的细化描述。在汉英机器翻译应用中，狭义概念类别的应用对语块的内部构成，语块边界的确定乃至整个句子的分析都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是知识库中一项重要的词语属性特征。

四、概念类别在汉英机器翻译中的应用

基于HNC理论搭建了面向专利文献的汉英机器翻译系统大体上包括预处理模块、源语言分析模块、过渡转换模块和目标语生成模块几个主要部分[7]。概念类别的知识在各个模块中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下面我们主要介绍概念类别在分析模块和转换模块中的应用。

（一）在分析模块中的应用

源语言分析模块主要依据知识库提供的各项知识与分析规则库对文本进行分析，得到句类分析树。

例如，在辅块识别中，对于辅块边界的辨识我们可以依据语言逻辑概念类别。对于辅块标志符我们可以用l1表示，在分析规则（0）LC_CC[l15]+（f）{（1）LC_CC[l1h]}=>LC_TREE（L1，0，0）+LC_TREE[BK，0，1]+LC_TREE（L1H，1，1）$时，就主要利用了概念类别信息。“（0）”表示规则调用的起始位置，“LC_CC”表示在语块中词语所具有的概念类别信息，“LC_TREE”表示生成树节点。这条规则的含义是，如果在句子中找到一个词语的狭义概念类别为l15（辅块前边界标志符），且其后面还能找到一个狭义概念类别l1h（辅块后边界标志符），则将两个词语各自在句子中生成节点，且将其与中间的部分生成一个语块BK。这样，一个完整的辅块就可识别出来。

（二）在转换模块中的应用

过渡转换模块主要依据句类分析树以及转换规则库，通过各种调度操作，将汉语句类分析树转换为符合英文表达习惯的目标语句类树。

例如，在并列结构中，有标记名词性并列结构各并列成分的中心语在语义类上显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在我们的研究中更细化为词语的概念类别。我们可根据紧邻并列连接词前面的词的概念类别向后寻找相同概念类别的词作为后边界，根据紧邻并列连接词后面的词的概念类别向前寻找相同概念类别的词作为前边界[8]，可描述为如下规则：

（-1）LCR+（0）CHN[、]+（f？）{（1）CR}=>LC_TREE（AND_TH，1，1） +LC_TREE（ANDMK，0，0）$

（b？）{（-1）CR}+（0）CHN[、]+（1）RCR=>LC_TREE（AND_TQ，-1，-1）+LC_TREE（ANDMK，0，0）$

其中“C”表示词语的概念类别（Category），“LCR、RCR”分别表示紧邻并列连接词前、后的词的概念类别，“CR”表示分别向前或向后找到的与LCR或RCR相同的概念类别。

五、结语

本文全面阐述了概念类别的具体内容并给出了概念类别与词性的对应关系，指出概念类别可划分为抽象概念和具体概念两大类型，抽象概念中又包括动态概念、静态概念、属性概念和逻辑概念，并对概念的所指及应用做出了描述。随后，本文对概念类别与词性的关系和差别做出了解释，并给出了概念类别与词性的对应关系。最后，本文描述了概念类别信息在汉英机器翻译中的具体应用，指出，概念类别在汉英机器翻译的分析模块和转换模块（如小句转换、Eg识别、格式转换和辅块识别等）中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下一步的工作是，继续扩大词语知识库的规模，在对目标语（英语）的语言特征进行全面细致把握的基础上，标注英语词语的概念类别信息，并结合英语词语丰富的形态变化特征，配合汉英机器翻译引擎的研发，完成英语生成模块的知识库资源构建，以提高翻译系统的生成效果。

（本文受到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课题，项目号：2012AA01110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以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的资助。）

参考文献：

[1]黄曾阳.HNC（概念层次网络）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8.

[2]苗传江.HNC（概念层次网络）理论导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

版社，2005.

[3]晋耀红.HNC（概念层次网络）语言理解技术及其应用[M].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6.

[4]张克亮.面向机器翻译的汉英句类及句式转换.开封：河南大学

出版社，2007.

[5]李颖，王侃，池毓焕.面向汉英机器翻译的语义块构成变换[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6]胡裕树.现代汉语[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信念的名言篇7

【关键词】回收利用 文字语言 符号语言 图形语言

新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改变学生的学习状态，关注学生的“自主、探究、合作”。自主探究的关键是会阅读教课书，能读懂题意、能发现问题和探究问题。俗语说：“书读百遍，其意自见，”就是说明阅读的重要性，那么在数学学习中怎样去阅读数学课本，才能提高解题能力呢？

一、要不断改进阅读的基本条件

阅读数学教科书需要具有哪些条件呢？

1.要掌握常用的名词和概念

阅读数学教科书就是通过阅读，在有关名词、俗语、定理、公式、性质等相关的问题中获取信息，再根据这些信息进行分析，找出其中有用的信息。如果不掌握这些相关的信息，那么阅读数学课本就变成了“走马观花”一无所获。

有的学生之所以数学差，其原因多数是阅读能力差，没有掌握常见的数学名词、俗语、定理、公式、性质等，而这些概念又是组成数学问题的“细胞”，也是解决问题的阶梯。在阅读中，如果只读不思，那么其效等于零；如果只读不回忆，那么将糊涂一片。在阅读中不仅要掌握相关概念，还要掌握相关概念间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读得进，探得明。

如果一个学生连自然数都不懂，要求他将“三个连续自然数的和是24，列出方程”，那么他将会无从下手。如果在读题时掌握了自然数的含义，那么问题就容易解决。在平时的学习中不重视对名词、概念的理解和掌握，长此以往，再阅读数学课本（读题）时将会困难重重，不知所云，从而失去了学习数学的兴趣。因此注重改进阅读的条件，丰富自己的数学语言是非常重要的。

2.要理解文字语言、符号语言以及图形语言间的相互关系

学生在阅读数学课本（读题）后，除了认真梳理有效信息、理解关键词语、分析题意外，还要重视题中的文字语言与符号语言以及图形语言间的互译。如题中的平行、垂直、角平分线、中线、中位线等名词，它的符号语言是什么？图形语言是什么？都要清晰明白。在阅读中要能对照文字，想象图形（观察图形），再联想到数学式子，从中能得出什么？推出什么？特别是在函数的学习中更应重视此类阅读的训练，以提高语言间的互译能力。

在平时学习中要关注题中的文字语言与符号语言以及图形语言间的互译，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学会相互转换。要想提高阅读能力，就要养成向问题中找信息的习惯；在信息的处理中收集经验；在信息的探究中发现问题；在问题的解决中充实和提高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在学习中事半功倍，取得好的学习效果。

3.要重视概念的回收和利用

所谓的回收，就是对以前学过的概念进行回忆和收集，起到巩固所学，促进自觉应用的目的。在阅读时难免会有一些不理解或模糊不清的概念，其中有的是一时想不起来，这时对概念的回收就特别重要，收集和回忆时，可借助于数学课本或笔记本来查找，或借助于数学词典，或请教他人帮助解决。真正达到不会就找、不会就查、不会就问的自主学习精神状态。

二、要有目的、有计划地阅读

具备了基本的阅读条件后，要想不断地提高和充实自己，就得向课外读物要效益。面对众多的课外辅导资料，往往会感觉这本也不错，那本也很好。阅读时这本翻翻，那本看看，浪费了大好时间。资料的选择要和课本配套，课外资料是课本的拓展和延伸，在阅读时可以进行相互对照参考，也可以用于课后的巩固和提高，达到课内外优势互补。若将课外资料只当作课本中习题的参考答案，则是不可取的，也是非常有害的。

对课本也好，对课外资料也好，阅读要有目的，主要是阅读第二天要讲的和当天还没有巩固和消化的地方，而不是想到了就读点或翻翻找找，要合理分配好阅读时间，不能得过且过。一教育家说：“今天的阅读是为了明天更大的进步”。只有长期坚持有效的阅读，在学习中的不足才可以得到弥补，个人学习数学的兴趣才可以得到进一步发展。通过了课内外的阅读，达到既促进课内的学习，又丰富了课外精神生活的目的，何乐而不为呢？

三、要勤于思考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在所阅读的书中找出可以把自己引向深处的东西，把其他一切统统抛掉，就是抛掉使头脑负担过重和会把自己诱离要求的一切。”就是说，阅读时要抓住书中的精髓，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实现由浅入深的转化。

在阅读中思考时，常常会受到思维定势的影响，而局限于表面的东西，不善于分析、类比、转化、联想。常常因某一知识点未考虑到，而出现思维受阻，失去思考的兴趣，挫伤阅读思考的主动性，导致读而不思，严重制约着阅读能力的发展。

阅读中思考要做到以下几点：

⒈力求理解

阅读数学课本时，应当边读边思，力求理解，弄懂书中所说的每一个概念的含义和题中已知、未知及其相互关系。阅读时应当每一句话都进行推敲，看它想告诉什么？从中能得出什么？边读边画边思考。在题读完之后，再联起来看一看，想一想，找出相互间的联系，或通过类比、回忆、猜想以便问题解决。

⒉理清思路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我认为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意思是要教给学生学的方法。在阅读中将所谓分散、凌乱的各个知识点集合成一个问题板块，使之思路清晰，易于解决。阅读时，对书上提出的概念、原理、规律、定律、公式，不仅要掌握它，还要理解概念的形成过程；定理、公式的推导过程；规律的揭示过程；问题解决方法的发现过程。只有这样才算理清思路，也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独立思考的能力。

⒊找出问题

信念的名言篇8

一、概念语法隐喻理论

在功能语言学中，根据三大纯理功能，语法隐喻可以分为概念语法隐喻、人际语法隐喻和语篇语法隐喻。概念语法隐喻对应于功能语言学中的概念功能。概念功能主要用于描述人类活动和自然界的各种事件，根据活动和事件的性质可区分出六种不同的过程类型: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关系过程、言语过程、行为过程和存在过程。每种过程类型都有其相应的功能组成成分即参与者、过程和环境成分。在实际语言表达中，一个过程可以隐喻为另一个过程，含有不同过程的小句的各功能组成成分也可互相隐喻化，而这些功能成分在词汇语法层又可以从一个形式隐喻为另一个形式，这种现象被称为概念语法隐喻，它既在语义功能层次上得到体现，又在词汇语法层次上得到体现。同一意义的表达形式又可以分为一致式和隐喻式，一致式接近外部世界事情本身的状况，符合人们原有的对语言理解的期望，而隐喻式与人们对语言理解的期望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就会产生概念语法隐喻。在把一种语码转换成另一种语码的过程中，翻译者面临的是多种语言形式的选择(黄国文，2009)，语言表达中一致式与隐喻式的相互配对丰富了意义表达的语言形式，拓宽了语言理解、阐释的新视角，也为文学语篇及其译文提供了概念语法隐喻的分析框架。

二、概念语法隐喻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分析

在文学翻译中，直译不顺时，一方面，译者对原文句子可以进行“去隐喻化”解读，从小句过程类型转变和语义功能成分调整的视角对原文句子重新解读;另一方面，译者在对原文句子重新解读的基础上，可以在词汇语法层面选择符合汉语表达方式的词语和句式。原文小句的过程类型在译文中转变后，伴随的是小句的参加者、过程和环境成分之间的关系的变化，进而在词汇语法层体现为:词类转换、信息的增减、视角的转换。以下以著名翻译家张谷若所译的《德伯家的苔丝》(张谷若，2002)为例，从这三个方面说明概念语法隐喻对文学翻译的启示。

(一)词类转换直译不顺时，原文过程类型和语义功能成分的变化在译文中会引起词类转换。“汉语中，一个词的词性只能根据该词在句子中的功能和位置来判定。这样，在翻译时有时就需要改变词的组合方式，把原文中某一词性的词译成译文中另一词性的词或者在译文中添加某些词，而不能逐词对译。”(许余龙，2001:343)例如:(1)Beinggracefulandinteresting，standingmoreoveronthemomentarythresholdofwomanhood，herappearancedrewdownuponhersomeslyregardsfromloungersinthestreetsofChase-borough…(Hardy，2005:61－62)(1a)因为她文雅温柔，使人动情，又正在一瞬即逝那种含苞欲放的绮年韶华，所以她在围场堡出现，很招得街上一些游手好闲的人偷眼暗窥。(张谷若，2005:76)译文(1a)借助了适当的概念语法隐喻手段，将原文(1)中的分词短语“beinggracefulandinteresting”在译文(1a)中转变为一个关系过程小句和一个心理过程小句，增加了参与者“她”，原文的形容词“graceful”和“interesting”被译为谓词“文雅温柔”和“使人动情”，符合中文表达习惯。此外，原文(1)中的主句“herappearancedrewdownuponhersomeslyregardsfromloungersinthestreetsofChaseborough”是一个物质过程小句，而译文(1a)根据汉语多小句的特点，转变为一个物质过程小句“她在围场堡出现”和一个心理过程小句“很招得街上一些游手好闲的人偷眼暗窥”，原文的参与者“herappearance”在译文中转变为“她”，原文的名词“appearance”和“regards”都被译为动词“出现”和“偷眼暗窥”，使译文表达符合汉语多动词的特点，语言通顺流畅。

(二)信息的增加过程的转化有时会造成施事者被隐喻出语篇外，因此要补译出这些信息。在过程重新转化时，要补出被隐出语篇外的成份，否则语篇有可能出现断层，艰涩难懂。例如:(2)Itwaslessareformthanatransfiguration．Theformercurvesofsensuousnesswerenowmodulatedtolinesofdevotionalpassion．(Hardy，2005:311)(2a)他这时候与其说是洗心革面，不如说是改头换面，从前他那脸上的曲线，表现一团之气，现在貌是神非，却表现一片虔诚之心了。(张谷若，2005:356－357)原文(2)是两个关系过程小句，而在译文(2a)中转变为五个过程小句，译文小句的增加必然要求动词相应的增加，分别出现了五个动词“洗心革面”、“改头换面”、“表现”、“貌是神非”和“表现”。英语多用名词，名词有时承载着大量的信息，包含多层意思，译者在对原文名词进行解构时，需要按照上下文语境增补和完善信息。原文(2)中的名词“reform”、“transfiguration”、“sensuousness”和“passion”在译文(2a)中分别被译为“洗心革面”、“改头换面”、“之气”和“虔诚之心”，译文根据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将原文的名词相应地译成了汉语的动宾结构或偏正短语。另外汉语是主题显著性语言，译文借助了概念语法隐喻手段，调整了叙述视角，增加了“他”这一主语，行文顺畅，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三)视角的转换原文过程类型和语义功能成分在译文中发生变化后，过程类型中的参与者、过程和环境成分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因此，译者应在调整这些关系的同时，理清信息层，并在适当的时候转换翻译的视角。例如，(3)Concludingthustheparsonrodeonhisway，withdoubtsastohisdiscretioninretailingthiscuriousbitoflore．(Hardy，2005:4－5)(3a)牧师说完了以后，就骑着马走了，心里直疑惑，不知道把这一段稀的家史，对他说了，是不是不够慎重。(张谷若，2005:15)原文(3)是一个物质过程小句，包含两个环境成分“Con-cludingthus”和“withdoubtsastohisdiscretioninretailingthiscuriousbitoflore”，而在译文(3a)中该小句被转变为四个小句，分别为言语过程、物质过程和两个心理过程。原文的叙述是围绕“parson”这一主语展开的，而译文选定“牧师”这一主题，将第三个心理过程小句的叙述视角转换为“心里”。此外，原文在表达牧师的“疑虑”和“慎重”时均使用了名词doubts和discretion，如采取直译，显然会晦涩难懂，译者将视角转换到牧师身上，翻译为“心里直疑惑”和“是不是不够慎重的”，切中原文，恰到好处。上述例子让我们看到了语法隐喻理论对文学翻译的启示。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应综合运用这三种翻译策略，因此，直译不顺时，译者应借助适当的概念隐喻手段，进行“隐喻化”和“去隐喻化”处理，这样才能使译文更通顺，更符合各自语言的表达习惯。

信念的名言篇9

关键词 孔子 语言哲学 教化 对话 意义 名言 道

语言是哲学之思的重要对象。从先秦到近代，语言问题与哲学思维总是难分难解地联系在一起。孔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哲学家，但长期以来，孔子哲学的语言之维似乎尚未引起论者的足够重视，正名的要求与“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等命题的理论内涵似未得到合理的阐释。有见于此，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证在孔子哲学中存在着一个语言哲学的向度：①通过整理古代文献并应用于教学实践，孔子对语言之为文化载体及其教化功能有所意识，他不仅②揭示了主体间对话的有效性条件，③提出了操作论的意义理论即“正名”论，而且④在中国哲学史上对名言与道的关系问题作了最初的探讨。

一

相对于老子对人化过程及其产物（文化）的疏远与否定，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下引此书仅注篇名），所谓古，首先就与周礼相联系：“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周礼凝聚了完美的文化成果，周代代表着理想的社会形态。在孔子缅怀旧制的保守心态背后蕴含着一种更为深层的价值取向：周礼不仅是往古的陈迹，同时也是广义的文明象征。于是，“从周”就意味着确认人类文化创造的历史意义。

与肯定文明的价值相应，出于对文化成果之历史延续的关注，孔子对古代文献加以自觉整理和传述，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伟大的古代文献整理家和传述者。从历史上看，“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尚书·多誓》），在商朝时已有史官掌管典册。继殷而起的周代及各诸侯国均有史官记言记事，积累了大量文化典籍。孔子其时，周室衰微，诸侯纷争，礼崩乐坏导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这种混乱局面使得流传下来的古代文献残缺不全，散失很多。在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而终不见用之后，孔子晚年回到鲁国，专力从事文化教育活动。出于教学的需要，他着力收集散落民间的鲁、周、宋、杞等故国的文献，或作，或述，或删，或定，整理出《诗》、《书》、《礼》、《乐》、《易》和《春秋》等作为教材。除去后来散失的《乐》，其余五种典籍被后世尊为“五经”。在中国文化史上，这些典籍不同程度地保存了夏、商和周，尤其是春秋时期社会史、思想史的原始资料，既有氏族时代原始民主及原始思维的遗存，又有文明时代早期的社会风俗、历史事件、典章制度和观念形态。作为儒家的经典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元典，此五经代代相传，为中国文化的承传与开新作出了重大贡献，对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政治社会史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

一般来说，语言具有两种现实的存在形式：书写下来的语言（文字）和口头讲述的语言（言语），二者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地位。从主体间的交往与沟通看，言语要优于文字；就文化的历史积累与延续说，文字要优于言语。这种区分也就是中国传统语言观所主张的“言为心声”（《法言·问神》）和“文以载道”（《通书·文辞》）。可以说，正是注意到文字的如上作用，伽达默尔才认为“传统在本质上是文字的。这一事实的全部解释学内蕴在书写下来的传统中变得清晰了。语言所具有的与言说的可分离性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前者可以被书写。在书写形式中，一切传统与任何当下都是同时的。而且，就当下意识具有自由通达于一切在书写中被传递下来的东西的能力而言，传统卷入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与过去和当下的共在。”[2]

就此而言，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六经的自觉整理和传述，表明孔子已经对语言（文字）之为文化的载体有了初步的意识。《论语》中记载：“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此所谓“文”，朱熹释作“道之显者”，即“礼乐制度之谓”（《四书章句集注》）。程树德《论语集释》引金履祥《论语集注考证》云：“所谓文者，正指典章文物之显然可见者。盖当周之末，文王、周公之礼乐悉已崩坏，纪纲文章亦皆荡然无有，夫子收入散亡，序《诗》《书》，正礼乐，集群圣之大成，以昭来世，又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是所谓得与斯文者也。”无论是道之显者，还是典章文物之显然可见者，都说明孔子所言之“文”更多地是指记载着文王、周公所创制的礼乐典章制度的文献。这就是说，文化传统必须形诸文字，借助典籍文献的形式才能得以保存和流传。

作为文化的载体，语言（文字）凝结着一个民族的族类记忆和集体经验，积淀着人们在历史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知识结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以至于洪堡认为“每一语言里都包含一种独特的世界观”[3]。反过来看，掌握一种语言，也就相应地意味着接受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和文化传统。因此，作为文化的载体，语言具有教化（Bildung）的功能：“唯有语言才使人成为人性的”[4]。语言的教化不仅是主体学习和运用语言的过程，同时展开为文化传统通过语言来塑造和教化主体的过程。孔子十分注重教化，教化的主要手段是学习，而学习的内容首先就指向古代的典籍。无论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还是“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这里的“文”均是指作为“六艺”教材的《诗》、《书》等文本（texts），其中蕴含着由书写固定和传递下来的文化创造的历史成果。那么，孔子为何要选用六经作为学习的教材呢？《礼记·经解》引孔子之言作了很好的解释：“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致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六经之教有益于为人，质言之，对于六经文本的学习，有助于培养德性、完善品格和教化人性。

在六经当中，孔子非常重视《诗》。春秋时期，人们在交往辞令中往往好借赋诗以言志，仅《左传》上记载的各国君臣赋诗引诗就达251次之多 [5]。当孔子认为“不学《诗》，无以言”（《季氏》）时，似已有见于学《诗》可以锻炼人的语言表达能力，从而有助于从政、出使等交往性活动。又如“《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作为凝结着先民所创造的文化成果的文本，《诗》所具有的教化功能不仅表现为对语言表达能力的锻炼，更重要的在于能给人以知识，陶冶人的性情，提升人格境界，使其自觉地承担好某种社会角色。在论及理想人格的培养时，孔子曾把学《诗》作为成人之道的一个重要环节，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这实际上又从另一侧面突出了他对于《诗》之教化作用的自觉。

要言之，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如果说对古代文献的整理折射出孔子对于语言之为文化载体的初步意识，那么，把六经应用于教学实践则说明他对语言的教化功能已有了相当的自觉。

二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主体在学习和运用语言的同时，语言也在塑造和教化着主体，就此而言，语言可以被视为存在的社会本体。语言的这种社会性决定了它在本质上是公共的，与之相应，以语言为社会本体的主体，其在世的过程本质上不仅是独白（monologue），而且是与其他主体的不断对话（dialogue）。

孔子在教授弟子、门人时，设有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四科”，其中“言语”序其二（《先进》）。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作为工具，它也是主体间交往得以实现的中介：“不知言，无以知人”（《尧曰》）。那么，如何确保主体间对话的有效性呢？或者说，主体间对话有效性之所以可能的条件是什么？相异于庄子因语言的遮蔽性而否认主体间对话的有效性 [6]，孔子在此问题上展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致思路向。

按孔子之见，主体间的对话首先要求参与对话的双方应诚实笃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为政》）以车之??喻言之有信，言语的诚信要求似乎被提到了主体间对话应当遵守的首要准则的高度。进一步看，言语的诚信准则大致包含两方面的意思：其一是言而有征：“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也。”（《八佾》）所谓文献足，则能征之言之，强调的正是言语必须有证据，不可凭空捏造。其二是言必可行：“言必信，行必果”（《子路》），说到做到是诚实可信的表现；如果言过其实，说而不做，那就违背了言语的诚信准则，故君子当“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

在社会生活中，主体间的彼此理解、沟通以及行动的协调必须借助一定的规范、制度等形式化的程序才能实现，因此，与言语的诚信相联系，对话双方的言语还应合乎社会规范。如果说“言思忠”（《季氏》）是从正面强调言语应该合乎礼，那么，“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颜渊》）则是从反面重申了这一要求。这里，作为仁道的外化，礼所代表的正是一种广义的交往形式和规范。从言语的合规范性出发，孔子对违仁背礼的言语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花言巧语，虚颜假色，那是很少有仁德的。“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公冶长》），若一个人强嘴利舌而不顾情实地去辩驳他人，就会因违仁背礼而常常被人讨厌。由此，孔子强调言语应以达意为目标，反对过分的文饰和修辞对达意的遮蔽与扭曲：“辞达而已矣。”（《季氏》）

以言语的合规范性为前提，孔子进而主张在对话过程中言语应该恰当，应该重视言语的内容与方式同语境（context）的协调性。所谓言语同语境的协调，似可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在对话中应因人而异，采取不同的言说方式：“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卫灵公》）只有注意到言说对象的不同，才可能既不失言又不失人。就传道授业而言，教师应根据对象接受能力的不同，采取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的言说方式，“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

其二，在主体间的交往与对话中，应注意言语的时机，适时而言，见机而语。《论语》中记载有这样一则故事：时人流传公叔文子“不言，不笑，不取”，孔子对此不大相信，就向公明贾询问，后者回答说：“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宪问》）公叔文子并非不言，不笑，不取，而是言、笑、取均能审时度势，故为人所不厌。对于“时然后言”的言语原则，孔子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季氏》）既然与君子对话容易犯急躁、隐瞒、瞎说三种过失，那么，为了保证与君子对话的有效进行，就应注意言语的时机。可以说，言之不躁、不隐、不瞽，正是对“时然后言”这一准则的最好注释。

其三，言语与语境的协调还表现在言语应区分不同的场合。一个有效的主体间对话，总是要求根据不同的场合，使言语符合身份，适合对象，切合当时的言谈背景和环境气氛。在这方面，孔子可算得上是一个行家里手。据载，孔子在教学、仪礼等庄重场合均使用“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又如，“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偏偏言，唯谨尔。”（《乡党》）处父兄宗族之所在，不可浮夸虚诞，故言语应恭信肃穆，有所收敛，尽量做到“似不能言”；而在礼法政事之处，由于场景威仪庄重，既需严肃认真地明辨问题，又应小心谨慎地言谈处事。

总起来看，要确保主体间对话的有效性就要求言语必须诚信，合礼，恰当。孔子的这一思想无疑有其值得注意之点。哈贝马斯曾对主体间交往的有效性做过相当细致、深入的考察。所谓言语行为的普遍的有效性要求，包括表达的可领会性、陈述内容的真实性、言说主体的真诚性以及行为成分的正确性（或合规范性）。依哈贝马斯之见，只有对话双方满足了这四条有效性要求，主体之间以语言为媒介、以理解为目标并通过理解而协调彼此行动的交往行动才可能顺利地进行。因此，“一个交往性的、成功的言语行为除了语言学表达的可领会性以外，还要求交往过程的参与者准备达到理解，要求它们高扬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等有效性要求，并且相互地予以满足。”[7]

孔子所揭示的对话的有效性条件与哈贝马斯所说的言语的有效性基础在内涵上当然并不重合，不过，他主张一个有效的言语交往应该满足诚信、合礼和恰当的要求，无疑又表现了与后者相近的思维趋向，即对主体间对话的普遍的有效性基础作规范性的分析。需要指出的是，与哈贝马斯普遍的语用学立场不同，孔子的分析更多地带有某种实质性的色彩：主体间的交往固然离不开语言层面的对话，但同时又表现为个体存在价值的相互确认。单纯的言语交流往往只能使人明其意义（meaning）并彼此理解，而一个完整的主体间交往还要求借助得其意味（significance）的相互沟通，建立主体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关系。无论是以“爱人”规定“仁”（《颜渊》），还是要求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周而不比”（《为政》），“尊贤而容众”（《子张》），均表明了这一点。从一般理论层面看，尊重和确认每一主体的内在价值，既肯定主体自我实现的意愿，又要求主体间真诚地承认彼此的存在意义，正是仁道原则的基本精神。因此，主体间的有效交往与对话，就不再仅仅表现为言语的诚信、合礼和恰当，它同时要求把仁道原则作为交往的基本原则。

三

言语的诚信、合礼和恰当，都是为了保证语言表达的意义明确，从而有助于对话双方的相互理解和彼此沟通。因此，与对对话之有效性条件的分析相联系，意义理论同样构成了孔子语言哲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肯定言语的交际功能的同时，孔子非常注重言语的成事功能。《论语·子路》中记载鲁定公问孔子：一句话便可以振兴或丧失国家的情况是否存在？孔子认为尽管不可以这样简单地下断言，但是，在一定意义上的确存在“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可以丧邦”的情况。正是注意到人们借助言语表达能够完成某种行为，造成某种社会后果，他认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孔子对言语之成事功能的肯定，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现代哲学家的某些思考。奥斯汀曾把语言的使用分为完成行为式话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和记述式话语（constative utterance），并认为与后者被用来描述事态、报告情况不同，完成行为式话语是用来做某件事情，实现某种意图 [8]。孔子所说的言语的成事功能与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当然具有不同的内涵：前者是在事实层面上对人们可以借助言语来完成某种行为的认知，而后者则是在理论层面上对语言的用法进行归类整理，并由此构成探讨语言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过，孔子从言语之成事功能出发，进而突出言语的语用学向度，提出了“正名”论的意义理论，就此而言，与奥斯汀通过研究言语行为去研究语言的意义问题，似乎确有某些相近之处。

孔子“正名”论的系统表述见于《论语·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根据历代的解释，此所谓“名”具有两重含义：一曰名位，二曰字词。与此相应，“正名”就包含两方面的意思：其一是正名分，即纠正当时社会政治伦理生活中名分等级混乱的现象，明贵贱，别善恶，治纲纪。例如，鲁国大夫孟孙、季孙和叔孙三家在祭祀时使用《雍》就反映了名分等级的混乱。《雍》本是天子祭祀祖先完毕后撤席时所唱的诗篇，但三家身为大夫竟尊卑部分，违背周礼的规定，故孔子质问：这如何能用在三家的庙堂之上呢？（《八佾》）其二指正名实，即针对具体器物在名实关系上的混乱，要求别同异，辨真伪，明是非。如觚本是古时盛酒的礼器，上圆下方，腹部与足部亦作四条棱角。孔子其时，这种酒器的名虽未变，但其形已变。有见于名实不相符合，“觚”之名无法把不具备上述特征的酒器排除在其外延之外，他感叹道：“觚不觚，觚哉！觚哉！”（《雍也》）按孔子之见，无论是正名分还是正名实，正名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君子于其言，无所苟”（《子路》），措辞说话要意义明确，不可随便马虎。

正名既以意义的明确为其基本要求，那么，“正名”论与意义理论之间的联系也就显而易见了。在“名实”之辩方面，公孙龙认为“夫名，实谓也”（《公孙龙子·名实论》），名是对实的称谓。后期墨家亦主张“以名举实”（《墨辩·小取》），“举，拟实也”（《经上》），名是用来指称、摹拟实的。从意义理论的角度看，公孙龙和后期墨家的上述言论实质上都把一个语词的意义理解为它所指称的外部对象，因而是一种指示论的意义理论（denotative theory of meaning）。孔子的“正名”论在内涵上与它们不尽相同。借助对关乎名分等级与具体器物的名称言语之意义的澄清，孔子一方面希望能够纠正礼崩乐坏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秩序，作到名正、言顺、礼乐兴、刑罚中、手足措；另一方面则希望纠正器物在名实关系上的混乱，通过明确名称所代表的等级名分来实现名实相符。

显然，无论是正名分还是正名实，孔子强调的都是言语的成事功能，突出的是语言的语用向度（pragmatic dimension），由此，“正名”论主要就不是一种指示论的意义理论，而是一种操作论的意义理论（performative theory of meaning）：一个语词的意义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它所指称的外部对象，更重要的还在于能够有效地指导人的行动；理解一个语词的意义，也就是掌握某种规整正当行为的原则，并根据这种原则来范导人的行动。于是，相异于公孙龙、后期墨家对名称与对象之关系的讨论，孔子则更多地把名称与行为、言语与行为方式的关系纳入了自己的关注范围：“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子路》）只要语词意义明确，言语就一定顺畅通达，而顺畅通达的言语必定能行得通。就此而言，下面这段文字似已注意到孔子“正名”论在讨论意义问题时的如上特点：“在古代中国的文献中，占主导地位的关注之点不是名称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而是名称与行为，一个人的所言与其如何为之间的关系。”[9]

语词与概念总是彼此联系，互为表里。如果从操作论的角度去理解语词的意义，那么往往就会对概念规范现实的作用给予更多的关注。孔子十分强调概念规范现实的作用，不过他所提及的概念主要涉及伦理道德的领域。由于这些概念具有调节人际关系、范导主体行为的重要功能，因此他多次批评了与这些概念相关的名实不符的现象以及由此而来的行为失范。例如，八佾本是天子才能享用的一种礼乐，大夫只能用四佾，而季氏身为大夫竟越君僭礼，“八佾舞于庭”，所以，针对“八佾”之名不能有效地规范现实及其所导致的贵贱不分、等级混乱，孔子指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作为有关伦理道德的概念，“八佾”反映着特定的礼制规范与等级名分，而孔子对名实不符的抱怨以及概念不能有效规范现实的批评，正说明“当名称因其有助于表现和区分社会—政治差别而被孔子视作非常重要时，它们真正的价值就在于此：它们能够被用来规范（prescribe）而不仅仅是描述（describe）那些差别。名能够而且应该被用来规范实——这一观念构成了孔子正名计划的核心。”[10]

在概念的双重作用中，以指示论的意义理论为前提，公孙龙更多地强调了概念对现实的摹写作用：“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公孙龙子·名实论》）概念必须与对象相符合，并随对象而改变。对于名实不符的纠正，孔子的做法并不是象公孙龙那样以实正名，把概念规范现实的作用建立在正确摹写现实的基础上，而是以名正实，把周礼作为正名的基本标准。“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依孔子之见，“政”的意义就在于周礼所规定的为政之道：君按为君之道行事，臣按为臣之道行事，父按为父之道行事，子按为子之道行事。否则，君不能称为“君”，臣不能称为“臣”， 父不能称为“父”，子不能称为“子”。用体现旧制的周礼去衡量业已发展变化了的现实，并要求后者符合“名”的旧有规定，否则就不承认其实或者称为实之不正，这种把概念规范现实的作用绝对化、凝固化的做法，表明概念对现实的摹写及其与规范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基本上还处于孔子的视野之外，如何把意义的指示论与操作论统一起来，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这或许就是孔子对正名的强调被子路视作“子之迂也”（《子路》）的原因所在。

四

无论是作为主体间对话与沟通的中介，还是要求意义明确从而能以言行事，此层意义上的言语更多地与日常世界和知识经验领域相联系，而与此相对的则是名言与道的关系问题，后者作为中国传统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并没有越出孔子的哲思视野。

先秦时期，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对于形上之道的把握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按老子所见，作为存在的终极根据，道并不构成言说的对象，无论是“道可道，非常道”（《老子·一章》），还是“道常无名”（《三十二章》）都表明了这一点。以此为前提，老子进而主张“为道日损”（《四十八章》），要求悬置和解构已有的经验领域的知识体系、名言系统，并以此作为把握道的前提。事实上，在孔子哲学体系中同样蕴含着一个形上关怀的维度：“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尽管“不语”、“罕言”以至“不可得而闻”，但是孔门弟子仍然特别强调这一事实，这就说明在当时人们对于“性”、“天道”、“天命”等超越日常经验之域的终极性问题有着普遍的关心与议论。而孔子之罕言天道，当然不是指缺乏形而上的关怀，它所表明的勿宁是：天道首先不是一种可以用名言来言说和思辩的对象。

就名言与道的关系看，日常语言是名言的本然形式和原始形态。一般地说，知识经验所指向的是存在于特定时空中的对象，它总是分别地把握具体事物或事物的某一方面，并以确定的名言概括认识的内容。就此而言，日常名言与知识经验之间无疑有着一致之处。但是，在把握普遍之道方面，日常名言却有其自身的限度：与知识经验不同，道的智慧所指向的是世界的统一原理和发展原理。它的目标是求穷通，也就是把握宇宙万物的第一因和人生的最高境界，揭示贯通于宇宙人生中无不通、无不由的统一原理，并进而会通天人，达到与天地合其德的自由境界。由此，道的智慧所涉及的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无限的东西。显然，以特定时空中的具体存在为对象的日常名言，往往难以完全把握道的这种无条件性、绝对性和无限性。显然，无论是老子还是孔子，他们强调普遍之道对于日常名言的超越性，无疑是有所见的。

从强调道与日常名言的距离出发，老子对名言如何表达形上之道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他提出“正言若反”（《老子·七十八章》）的表达方式，主张通过以否定形式表现出来的名言来概述有关道的智慧。从理论上看，尽管名言与道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但二者之间并非截然隔绝。宇宙的第一因和人生的最高境界诚然具有超越日常名言的一面，但亦并非完全隔绝于名言之外：在认识的历史展开过程中，通过概念的辩证运动，人们能够不断地在有限中切入无限，在相对中把握绝对；而辩证概念在拒斥静态形式的同时，本身也包含着确定性的要求。就此而言，老子在对辩证的思维形式有所注意的同时，似乎尚未全面把握名言与道的关系以及名言自身的确定性。

同样是有见于道对日常名言的超越，孔子哲思的重点似乎不在于提出一种表达道的智慧的独特的言说方式，而是强调对道的把握并不是一个离开人的自身存在的玄思过程。孔子曾把“好学”解释为“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此所谓事，也就是人的日用常行，而学则包括对于性与天道的把握。于是，为学主要就不是表现为言语的辨析，而是在日用常行中体认形上之道。又如，“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程树德《论语集释》引李中孚《四书反身录》云：“夫子惧学者徒以言语文字求道，故欲无言，使人知真正学道，以心而不以辩，以行而不以言。”言语文字的辨析首先指向言语所说的对象及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它往往以成就知识为特点。就其与道的智慧之关系而言，言语文字的辨析将后者视作理解的对象，从而使二者的关系呈现为能知与所知二元对峙的格局。如果执着于知识层面的理解，那么，以言语文字求道势必流于炫人以文辞，道的智慧也就将始终处于言说者之外，无法成为实有诸己的真实存在。因此，只有实现从言语文字求道向身体力行、心上自悟的转化，才可能真正把握道。由是，孔子所谓的“予欲无言”，就既不同于消极意义上的沉默，也不同于外在的语义辨析，它实质上要求从对象性的认识转向内在的自悟，并由此而将对形上之道的体认，融入主体的意识结构之中，使之与人自身的存在合一。

一般地说，道作为统一原理或最一般的存在（being），总是具有超越于人的一面，但是，对于道的追问与把握，并不仅仅表现为一种辨析言说的抽象玄思，它总是与人自身的“在”（existence）联系在一起，并通过人自身的“在”来获得确证 [11]。从内容上看，道的智慧不仅是对本体世界的知，同时也是主体自身精神的提升；世界的存在与人的存在，对第一因的追问与人自身境界的转换，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的。把握世界的统一原理和发展原理，也就是在有限中切入无限，在相对中体认绝对，而人自身也由此逐渐达到“内不觉其一身，外不察乎宇宙”的物我、主客统一的境界。得道的智慧之境虽可用名言来描述，使他人在抽象义理的层面上知其境界，但这种境界对于主体所具有的内在意义确实又有不可言说的一面：它已凝化为主体的一种内在的精神结构，渗入人的整个存在之中。

就名言与道、言说与体认的关系说，无论是“敏于事而慎于言”的要求，还是“予欲无言”的警示，都表明孔子在认同道对于日常名言之超越性的同时，又把道的这种超名言维度具体理解为普遍之道与个体存在的统一。正是以上述认识为前提，当二三弟子以为孔子在传道授业方面有所保留时，他才说：“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述而》）所谓“无隐”，《四书反身录》解作：“夫子以行示范，而门人惟言是求，故自明其无隐之实以警之，与‘天何言哉’之意同。”质言之，性与天道之学是以主体的存在而不仅仅是名言知识来彰现的。

信念的名言篇10

【关键词】学前儿童;情绪理解;语言;心理理论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0)01/02-0070-05

一、问题的提出

心理理论能力是指个体对自己和他人的心理状态(如意念、愿望、信念、动机和情绪等)进行归因,并据此预测和解释他人行为的能力。〔1〕情绪理解能力是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儿童对自己和他人情绪以及情绪如何起作用的认知。〔2〕随着对心理理论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其中对心理理论与语言的关系探讨较多。

已有的大量研究结果显示,心理理论能力与语言能力关系密切,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1)Astington和Jenkins(1999)在一项为期7个月的纵向研究中发现,儿童早期的语言能力可以预测其后期在心理理论测验中的表现,但早期的心理理论能力却不能预测其后期在语言测验中的表现,因此语言是心理理论发展的前提和基础。〔3〕(2)Lance Slade和Ted Ruffman(2005)发现,语言和心理理论存在双向关系,二者可以相互预测。〔4〕(3)语言与心理理论关系紧密,但不能确定二者相互作用的方向,二者的相关可能受第三种因素的影响,是一种发展性的关系。〔5〕(4)也有个别研究发现,语言与心理理论的相关可能是由测验任务造成的,而不是两种能力之间真的存在关联。Hill(2007)利用非言语错误信念理解任务,考察了孤独症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情况,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孤独症儿童的语言能力较正常儿童弱,在言语错误信念任务上得分较低,但是在非言语的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却很好。〔6〕

目前,大多数关于心理理论与语言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语言与错误信念理解之间的关系,也有一些研究者考察了语言与情绪理解的关系。Tager-Flusberg和Sullivan(2000)研究发现,面部表情识别任务与语言能力无显著相关,但在他们设计的测验任务中仅仅采用了高兴和愤怒两种最基本的表情。〔7〕隋晓爽和苏彦捷(2003)扩展了该任务,增加了悲哀和恐惧两种表情,发现面部表情识别任务与语言能力显著相关。〔8〕李佳和苏彦捷(2005)将面部表情识别与情绪观点采择合并为基本情绪理解能力,研究结果表明,基本情绪理解能力与语言能力显著相关。〔9〕分析面部表情识别任务和情绪观点采择任务,研究者发现面部表情识别任务是无情景信息的,也就是说可以仅仅根据所呈现的照片上的表情线索来判断情绪,而情绪观点采择任务是有情景信息的,儿童需要根据情景线索(如小强的爸爸给他买了一个大蛋糕)来推断故事中人物的情绪状态。本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三种不同的情绪任务(表情命名、表情再认和情绪观点采择)和皮博迪“图片―词汇”测验,探讨2~5岁儿童情绪理解能力的发展及不同的情绪理解任务与语言能力的相关模式。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从北京师范大学幼儿园望京分园的8个班级 (托、小、中、大各2个班)中随机抽取2岁、3岁、4岁和5岁儿童共143名,所有被试都完成了本研究的测验任务。被试具体情况见表1。

(二)材料

研究所采用的实验材料均来自李佳和苏彦捷(2005)的研究设计。〔9〕 实验材料为:4幅面部表情图片,分别表现高兴、难过、生气、害怕4种表情;8个情绪观点采择故事图片,其中故事一至故事四每个故事1幅图片,故事五至故事八每个故事2幅图片;皮博迪“图画―词汇”测验(PPVT-R)材料。〔10〕

(三)实验程序

实验采取个别施测法,在安静明亮的房间里进行,主试是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实验前,主试先与他将要施测的那个班的儿童一起做游戏,以相互熟悉。为控制任务顺序效应,施测时对任务顺序和问题顺序进行拉丁方设计,在被试间加以平衡。

情绪理解任务包括三项。任务一:情绪命名。向儿童呈现4种情绪(高兴、难过、生气、害怕)的图片,让其对各种情绪进行命名。每种图片呈现两次,图片呈现按随机顺序,以避免顺序效应。儿童如果能正确命名,计1分,错误则计0分,满分为8分。任务二:情绪再认。同时向儿童呈现4种情绪图片,主试随机说出一种情绪,要求儿童指出相应图片,每种情绪提问两次。儿童如能正确指认,计1分,错误则计0分,满分为8分。任务三:情绪观点采择。主要测查儿童对特定情景信息与情绪之间联系的理解水平。主试先向儿童呈现一幅图片,图片中主人公的性别、年龄与儿童一致,但无面部表情,然后主试把图片放在儿童面前,并向儿童讲述情景故事。讲故事时,主试尽量保持中性的表情、平和的语气和中等的语速,不作任何提示,要求儿童根据情景信息判断主人公的情绪状态。儿童如果能正确说出情绪的名称,计1分,错误则计0分,满分为8分。

儿童语言能力测验选用皮博迪“图画―词汇”测验(PPVT-R)材料。被试从4个图形中选择一个符合要求的图形,选择正确计1分,错误则计0分,得分范围是0～175分。如果儿童在连续的8道题中出现6次错误,即终止测验。

三、研究结果

(一)儿童情绪理解能力的发展趋势

儿童在情绪理解任务和语言任务中得分的平均值、标准差见表2。

以年龄、性别、情绪理解任务为自变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年龄主效应、情绪理解任务主效应及年龄与情绪理解任务的交互作用均显著;性别主效应、性别与年龄的交互作用、性别与情绪理解任务的交互作用及性别、年龄、情绪理解任务三者间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年龄与情绪理解任务的交互作用如图1所示。

对年龄和情绪理解任务间的交互作用作简单效应分析。(1)以年龄为自变量分别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在三个情绪理解任务上年龄差异均显著。分别对年龄主效应作事后检验(Scheffé)发现:在表情命名任务上,2岁组与5岁组差异显著,其他年龄组间均无显著差异;在表情再认任务上,2岁组与3岁组、4岁组、5岁组间均存在显著差异,3岁组与4岁组、5岁组以及4岁组与5岁组之间无显著差异;在情绪观点采择任务上,2岁组与3岁组、4岁组、5岁组以及3岁组与4岁组、5岁组之间差异均显著,4岁组与5岁组无显著差异。(2)以情绪理解任务为自变量分别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每个年龄组的儿童在三种情绪理解任务中的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分别对情绪理解任务类型效应作事后检验(Bonferroni)发现:对于2岁组儿童,表情命名得分和表情再认得分显著高于情绪观点采择得分,表情命名得分与表情再认得分无显著差异;对于3岁组儿童,表情再认得分显著高于表情命名得分和情绪观点采择得分,而表情命名得分与情绪观点采择得分无显著差异;对于4岁组和5岁组儿童,表情再认得分显著高于表情命名得分,情绪观点采择得分与表情命名得分及表情再认得分无显著差异。

各年龄组儿童通过表情命名、表情再认和情绪观点采择任务的人数与百分比见表3。通过某项任务是指正确回答每一项任务中所有的问题,即达到满分(8分)。

由表3可以看出,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通过情绪理解各任务的比率逐渐提高。对四个年龄组儿童通过情绪理解任务的比率进行差异检验,其结果与前面的方差分析结果基本一致。在表情命名任务上,2岁组与4岁组、5岁组有显著差异,3岁组与4岁组、5岁组有显著差异,2岁组与3岁组、4岁组与5岁组均无显著差异。在表情再认任务上,只有2岁组与5岁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其他组间差异均不显著。在情绪观点采择任务上,2岁组与4岁组、5岁组有显著差异,3岁组与4岁组、5岁组有显著差异,4岁组与5岁组也有显著差异,而2岁组与3岁组无显著差异(p>0.05)。

(二)儿童的语言发展

以年龄和性别为自变量,以语言测验得分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语言任务中,年龄主效应显著,性别主效应不显著,性别与年龄的交互作用不显著。事后检验(Scheffé)发现,任意两个年龄组间的语言测验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儿童语言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提高。

(三)儿童情绪理解与语言的关系

儿童在三种情绪理解任务中的表现与他们在语言任务中的表现存在显著相关(表情命名:r=0.329,p

四、讨论

综合以上研究结果,我们发现,在2~5岁间,儿童情绪理解能力和语言能力都随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3~4岁是

儿童获得表情再认和表情命名能力的关键年龄,而4~5岁是儿童情绪观点采择能力发展的关键年龄。另外,对2~5岁儿童而言,表情再认任务最容易,其次是表情命名任务,情绪观点采择最困难。情绪理解能力与语言能力存在显著相关,在控制年龄因素后,二者的相关仍然显著。

(一)儿童情绪理解能力的发展趋势及三种情绪理解任务间的比较

有研究者认为,儿童情绪理解的发展是分不同层次的,〔11〕主要包括:表情识别、愿望情绪理解、信念情绪理解及冲突情绪理解。

本研究同时考察了儿童在表情命名、表情再认和情绪观点采择任务上的表现,发现儿童在不同层次任务上的发展各有特点。研究中采用方差分析和卡方检验两种统计方法得到的关于儿童情绪理解发展趋势的结果有一定的差异。方差分析的数据是儿童在各项任务上的得分,而卡方检验则是统计儿童在各项任务上的通过率,儿童只有答对一项任务中的所有题目才算通过,这样卡方检验的数据相对来说更严格,因此得出了更大的年龄组间差异。方差分析和卡方检验一致表明,儿童在2~3岁开始发展表情命名能力,到4~5岁时,该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就表情再认能力而言,儿童2岁时就有了一定的表情再认能力,到了3~4岁已基本具备表情再认能力。从情绪观点采择任务可以看出,3~4岁儿童的情绪情景识别能力在快速发展,而且每一个年龄段都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从统计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5岁时儿童基本上已能对特定情景中主人公的情绪进行识别或推断。这些研究结果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即3岁儿童已经能根据表情线索和情景线索判断他人的情绪状态,4～5岁则是儿童情绪观点采择能力发展的关键年龄。〔12〕这些结果进一步说明,学前阶段是儿童情绪理解能力迅速发展的关键时期。

在本研究中,我们还发现在表情识别方面,儿童再认表情的能力优于命名表情的能力,这也和已有研究结果〔13〕一致。儿童在2岁时,这两种能力基本上不存在差异,都尚未得到发展。但2岁以后,这两种能力的差异就达到了显著水平,儿童再认表情的能力发展相对较快。到了5岁,这两种能力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儿童已能通过成人的情绪表现推测他们的内部心理状态。与表情识别相比,情绪观点采择更难。牟丽霞和陈永胜(2006)考察了在简单面部表情识别任务、基于愿望的情绪理解任务、基于信念的情绪理解任务和冲突情绪理解任务中儿童在情绪理解方面的表现,发现了其中的差异性:儿童最先掌握表情识别任务,然后才是其他情绪理解任务。〔14〕

(二)儿童情绪理解与语言的关系

以前的研究者普遍认为心理理论能力与语言能力之间关系密切。本研究同样发现了二者的相关性。Bosacki和Moore(2004)采用情绪观点采择和情绪原因解释任务考察学前儿童情绪理解能力的发展,发现情绪理解能力与语言能力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15〕Cutting和Dunn(1999)研究发现,儿童的错误信念理解和情绪理解的个体差异与语言的个体差异存在相关,语言在错误信念理解和情绪理解的回归方程中贡献很大。〔16〕Pons和Rosnay(2003)的研究同样也发现语言对于解释情绪理解上的个体差异有重要作用。〔17〕莫书亮和苏彦捷(2005)的研究表明,特定的句法提示可以提高儿童在错误信念理解任务中的成绩,一些语言能力如词汇知识、理解技巧、语用技巧等可以预测儿童的错误信念理解能力。〔18〕

在控制了年龄因素的影响后,情绪理解能力和语言能力之间的相关系数有所减小,但仍然显著,说明二者存在着本质上的相关。张旭(2006)在有关错误信念理解能力与语言能力之间关系的纵向研究中发现,超常语言能力组的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显著好于普通语言能力组儿童,儿童错误信念理解能力和一般语言能力的发展密切相关。〔19〕Cutting和Dunn(1999)、隋晓爽和苏彦捷(2003)、李佳和苏彦捷(2005)的研究结果均表明,控制了年龄因素后,语言与情绪理解任务之间的相关仍显著。〔20-22〕尽管各研究者测验儿童语言能力时设计的任务不同:Cutting和Dunn设计的任务比较全面,把语言能力分四个方面来分析;隋晓爽和苏彦捷采用中国“韦氏智力量表”的语言分量表测验儿童的表达性语言能力;李佳和苏彦捷分别考察了儿童的接受性语言能力和表达性语言能力;本研究则采用皮博迪“图画―词汇”测验考察儿童的接受性语言能力;但研究结果均一致表明情绪理解能力与语言能力存在显著关联。Tager-Flusberg和Sullivan认为心理理论包括社会知觉和社会认知两个成分,并提出社会认知成分与语言能力密切相关,而社会知觉成分与语言能力无关。〔23〕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社会知觉成分包括不同的发展水平,其复杂程度会影响它与语言能力之间的相关。〔24〕本研究采用三种不同复杂程度的情绪理解(社会知觉成分)任务,同时考察了儿童在三种不同任务上的表现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发现各项任务都与语言能力显著相关,说明任务的复杂性并不会影响情绪理解能力与语言能力之间的相关。

参考文献:

〔1〕王异芳,苏彦捷.从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的关系看孤独症〔J〕.心理科学进展,2004,12(5):737-742.

〔2〕IZARD C E,HARRIS P L.Emotional development and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M〕//D COHEN.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Volume I,theory and method.New York:Wiley,1995:467-503.

〔3〕JANET WILDE ASTINGTON, JENNIFER M JENKINS.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theory-of-mind development 〔J〕.Development Psychology,1999,35(5):1311-1320.

〔4〕LANCE SLADE,TED RUFFMAN.How language does (and does not) relate to theory of mind:A longitudinal study of syntax,semantics,working memory and false belief 〔J〕.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05,(23):117-141.

〔5〕莫书亮,苏彦捷.心理理论和语言能力的关系〔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2,(2):85-91.

〔6〕LIVIA COLLE,SIMON BARON-COHEN,JACQUELINE HILL.Do children with autism have a theory of mind:A non-verbal test of autism vs. 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 〔J〕.J Autism Dev Disord,2007,(37):716-723.

〔7〕〔23〕TAGER-FLUSBERG H,SULLIVAN K.A componential view of theory of mind:Evidence from Williams syndrome〔J〕.Cognition,2000,76(1):59-90.

〔8〕〔20〕隋晓爽,苏彦捷.心理理论社会知觉成分与语言的关系〔J〕.心理科学,2003,26(5):930-931.

〔9〕〔21〕〔24〕李佳,苏彦捷.纳西族和汉族儿童情绪理解能力的发展〔J〕.心理科学,2005,28(5):1131-1134.

〔10〕桑标,缪小春.皮博迪图片词汇测验修订版(PPVT-R)上海市区试用常模的修订〔J〕.心理科学,1991,14(5):20-25.

〔11〕李佳,苏彦捷.儿童心理理论能力中的情绪理解〔J〕.心理科学进展,2004,12(1):37-44.

〔12〕陈,李红.幼儿心理理论愿望信念理解与情绪理解关系的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8,(1):7-13.

〔13〕徐琴美,何洁.儿童情绪理解发展的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06,14(2):223-228.

〔14〕牟丽霞,陈永胜.任务、年龄和性别对幼儿情绪理解成绩的影响〔J〕.心理学探新,2006,26(2):75-77.

〔15〕SANDRALEANNEBOSACKI, CHRIS MOORE.Preschoolers’ understanding of simple and complex emotions:Links with gender and language〔J〕.Sex Roles, 2004,50:659-675.

〔16〕〔22〕ALEXANDRA L CUTTING, JUDY DUNM.Theory of mind,emotion understanding,language,and family background: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interrelations 〔J〕.Child Development,1999,70(4):853-865.

〔17〕PONS F,LAWSON J, HARRISPL, et al.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children’s emotion understanding:Effects of age and language〔J〕.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2003,(44):347-353.

〔18〕莫书亮,苏彦捷,张亚旭.特定句法提示对3～4岁儿童错误信念理解的影响〔J〕.心理学报,2007,39(1):104-110.

〔19〕张旭.幼儿错误信念理解与语言关系的纵向研究〔J〕.中国特殊教育,2006,(5):71-76.

Development of 2-5-Year-Old Children’s Emotion Understanding

and Its Relation with Linguistic Ability

Wang Yifang, He Quzhi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Su Yanjie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