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那些事十篇

人人那些事篇1

三年，有太多的欢笑，也有太多的泪水！那些人，那些事，教会了我太多太多！

那些人，让我看尽了人情冷暖，让我学会了如何忍耐，让我学会了如何隐藏自己！！！！！！那些人，有让我憎恨的，因为他们曾给我那么多的委屈，因为他们曾给我那么多泪水！那些人，也有让我不舍的，因为她们曾经帮我那么多，没有她们或许我早就放弃了，她们曾经是我唯一的安慰！

那些事，让我明白了有些东西不是你说怎样就怎样的！那些曾经让我落泪的事，在此刻却显得那样的！！！！！！

三年，有太多太多的感想！话的嘴边，却又显得那么杂乱无章！

人人那些事篇2

时光老人揣着岁末年初的成果和喜悦、希望和憧憬走过了2009年，步入2010年。

2009年，在瞬息万变中，那些普通人身上散发的人性光辉，给人以最平凡的感动和最触动心弦的震撼，并照亮这个年度。

本期“特别策划”选取了10名普普通通的兵团人，讲述他们2009年的故事。让我们透过他们点点滴滴的经历，回望2009年那些逝去的日子，感受他们经历的喜怒哀乐……

李学征：国庆彩车伴我行

高　利

见到兵团第三中学科技辅导员李学征时，他正和同事在学校模型工作室忙碌。李学征介绍说：“我们在设计制作一款机器人，它不仅能在地上行走，还能贴在墙壁上行走。”

今年56岁的李学征与航模结缘已有30多年。兵团三中第一个航模队就是由他组建起来的。

几十年来，李学征培养了一茬又一茬的青少年航模爱好者。他的学生在区内外航模比赛中获得过百余次大奖。

2009年，最让李学征难忘的事是参与了自治区参加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游行彩车的制作。

“2009年3月，我们接到了制作彩车模型的任务。彩车样式是由天山电影制片厂的美工设计的。按照规定，要先制作出彩车模型送到北京审验，审查通过了才能制造实物彩车。”李学征回忆道，“当时的压力还是蛮大的，心里就想着一定要完成好这项任务。”

“彩车模型的科技含量要求高，不仅要能前后走动，其上的果盘还要跟着转动。”李学征和同事们克服时间短、任务重的困难，加班加点、认真研究、科学安排，在规定的时间内，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彩车模型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大庆办公室验收合格后，被送到北京大庆办公室，顺利通过验收。

在接下来的实物彩车制作工作中，兵团三中与自治区航模队共同承担了“飞绸”部分，即艾德莱斯绸及其上的工业建筑组件的制作任务。

李学征回忆说：“制作模型时，要克服的困难多，压力大：在制作实物时，困难更多，压力更大。”按照彩车设计标准，“飞绸”要有7.5米长、3.3米宽，“飞绸”及工业建筑组件的总重量不能超过400公斤，而且要结实、方便安装和拆卸。

李学征指着教学楼后面的一个小操场说：“那就是我们当时的工作场地。我们每天早上早早地把制作工具及材料搬出来，晚上再一样一样地搬进屋里，整整忙了两个月。”

按照保密要求，在制作过程中，除了校长外，其他人并不知道李学征参与国庆游行彩车的制作工作。当同事和学生们问起他在制作什么时，李学征总是不紧不慢地说：“在做一个大型模型飞机。”

经过无数次的试验、改进，最终，李学征他们通过应用新型材料及插接的方法，顺利地完成了“飞绸”及其上面的工业建筑组件的制作任务，各项标准均达到设计要求。

2009年8月10日，在准备将彩车运往北京时，李学征特意让妻子拿来摄像机，为自己拍摄留念。国庆节那天，当自治区的彩车“天山祝福”驶过天安门城楼前时，坐在电视机前的李学征激动得热泪盈眶……

由于在彩车模型和彩车实物制作过程中的突出表现，李学征被首都国庆60周年北京市筹备委员会群众游行指挥部授予“首都国庆60周年群众游行优秀工作者”荣誉。被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评为“先进个人”。

李学征参与制作的大庆彩车模型现收藏于国家历史博物馆。李学征说：“能参与大庆工作，是我2009年乃至一生当中最引以为豪的事。”

汤益民：医生这个职业来不得半点疏忽

刘云月

1月11日，兵团医院急救中心的办公室里格外热闹，这天是急救中心主任汤益民55岁的生日。一大早，医院就为汤益民送来了蛋糕。急救中心的医生护士们都聚在一起为汤益民庆祝生日。

当天，汤益民的心情并不轻松。因为就在前一天，急诊科收治了一名患急性出血性坏死性胰腺炎的病人，随时都可能死亡。汤益民与急诊科的医生们对患者随时监测，最终使患者脱离了危险。汤益民一晚上都没有睡好，她知道，医生这个职业来不得半点疏忽。

当晚，她翻阅了关于急性出血性坏死性胰腺炎的医学书籍，并在笔记本上记下了相关的治疗要点。汤益民每天都会把工作中遇到的各种疾病的相关情况记录在笔记本上，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在汤益民的书柜里，这样的工作笔记本快占满整整一层的书架。

汤益民说，过去的一年，对急诊科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2008年，医院新成立了重症监护科，几乎抽走了原急诊科的所有医务人员。因此，现在急诊科的所有人员都是“新人”。而乌鲁木齐“7・5”事件的发生，对急诊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2009年7月5日晚9点左右，汤益民接到通知，要求她马上赶到医院。到医院没多久。一些伤者陆陆续续地涌入急诊科。汤益民带领急诊科的所有医务人员按照医疗突发事件流程，对每一个病人进行止血、包扎、固定等救助。

说到这儿，汤益民停了停，每次说起这件事，她总是会心痛。当晚，她为一个奄奄一息的伤员进行心肺复苏，由于伤势过重，这名伤员最终因抢救无效死亡。就在这时，这名伤员身上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汤益民接起电话，只听到里面有人喊：“孩子，你千万不要乱跑!外面特别乱……”

面对这样的嘱咐，汤益民无言以对，她无法抑制内心的悲痛，眼泪夺眶而出。后来，汤益民得知，这是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就在7月3日，他刚刚度过22岁生日。

乌鲁木齐“7・5”事件期间，急诊科出色地完成了急救工作。

入秋后，甲型H1N1流感侵入新疆，在医院发热病区成立之前，急诊科起到了“绿色通道”的作用。2009年，急诊科共接诊1.72万人次，共抢救病人511人次。

对此，汤益民非常骄傲。她说：“去年发生的这些事情，使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作为一名医生，特别是一名急诊科医生的责任。”

采访结束时。有人送来了两个大花篮。原来，那是汤益民的丈夫特意为她准备的一个惊喜。花篮的彩带上写着：“祝老婆生日快乐，愿我们的爱情永远甜蜜!”汤益民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花篮里的鲜花在这寒冷的冬季显得格外艳丽，花香飘满了整个房间。

陈利民：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

杨　波

写稿、剪辑、传稿……整整一个上午，兵团电视台记者陈利民都在办公室里忙碌。几个月前留下的心灵创伤似乎已经痊愈，但那段记忆在他的脑海中依然清晰。

2009年7月5日傍晚。陈利民和同事正在乌鲁木齐市幸福路附近采访。突然，他们得到消息，南门、大湾一带发生了烧事件。

陈利民和同事赶到大湾附近时，看到许多辆公交车车窗的玻璃都被砸碎了。作为一名记者，陈利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同事穿的是高跟鞋，陈利民担心遇到不测时。同事来

不及逃脱。于是，他们来到大湾附近的一家鞋店，准备买双平底鞋。

这时，危险降临了。

数十名暴徒手持棍棒、砖头等涌上了他们所在的那条街。危急关头，陈利民果断地合上了卷帘门，关闭了店里的灯，并要求店里所有的人赶紧蹲下，将手机调成振动。他还嘱咐店里所有的人，只要暴徒没有冲进来，任何人都不准发出声响。

十几年的当兵经历和几年的新闻从业经历，让陈利民在紧张中保持了镇静。隔着卷帘门的门缝，他密切注视着外面发生的一切，并用手中的摄像机拍下了附近一些暴徒烧的罪恶行径。随后，他将录像带藏在了屋内的一个角落。

“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走出那间屋子。我当时想，如果一旦遭遇不测，这盘录像带或许还能为今后抓捕这些暴徒提供一些帮助。”陈利民说。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屋子里的每个人都在经受着煎熬。屋外的喊叫声、打砸声时近时远，屋子里所有人的心也时紧时松。店主几次想冲出去营救附近店里的父亲。都被陈利民拽了回来。

不久，街上响起了警笛声。躲在店里的人既兴奋又激动。大家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眼泪夺眶而出。

2009年。因为在这次事件中的英勇表现，陈利民获得了嘉奖，有人甚至称他为英雄，但他谦虚地说：“我只是出于本能做了我该做的事情，不值得一提。”

经历了这场生死考验后，陈利民更加热爱工作和生活了。

谈及2010年的打算。陈利民若有所思地说：“首先是好好生活，其次是好好工作，最后是好好爱自己的亲人。”

王汉全：把滴灌技术带给农民

任世华

2009年。令农一师3团总农艺师王汉全最难忘的莫过于在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挂职，担任农业副县长的那段经历。

去年4月，刚刚调任3团不足一个月的王汉全被派往阿瓦提县挂职，担任农业副县长，主管全县水利和高效节水农业工作。他意识到。这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阿瓦提县的高效节水农业起步晚、基础差、技术力量严重不足。一些农民依赖传统农业技术的思想根深蒂固。面对困难。王汉全首先从做好农民的思想工作人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给群众宣传滴灌的优势，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

在推广滴灌技术过程中，王汉全把滴灌设施的招投标、安装技术，以及调试、运行等各环节的要领都毫无保留地带到了阿瓦提县。

为了保证安装准确到位，王汉全始终奋战在第一线，负责规划、建设、验收、运行。短短3个月，王汉全就为阿瓦提县培养了多名高效节水专业技术人才。王汉全还结合阿瓦提县实际，根据水电的供给量，帮助该县农业局制定了详细的滴灌轮灌制度，提高了滴灌的效率。

阿瓦提县95％的农民都是维吾尔族，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对科技种田的知识掌握得较少。对此，他除了向当地农民推广滴灌技术，还积极协同该县农业部门给农民传授常规棉高产栽培技术，大力推广杂交棉种植技术。

王汉全在阿瓦提县挂职的3个月，正是当地棉花播种及生长的关键时期。他根据农情，适时组织召开春播、田管、植保、滴灌等各类现场会，引导农民高标准地进行各阶段的农业生产。只要一有时间，他就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民落实好各项技术措施，抓好水肥投入、病虫害防治及灌溉工作等。

2009年，阿瓦提县推广高效节水滴灌技术6万亩，创造了籽棉单产500公斤的纪录，亩增收480元。王汉全的工作得到了阿瓦提县农民的认可，他们亲切地称他为“滴灌专家”“农业专家”。

谈及2010年的工作，王汉全说：“2010年，我将带领3团的农业科技人员在引进新品种、推广杂交棉和大马力深翻技术上下工夫，力争棉花单产创新高，使职工收入进一步增加。”

阿不力米提・胡达拜地：民族团结的义务宣传员

杨建国

“对我来说，2009年最难忘的经历就是当民族团结的义务宣传员。虽然我已经退休了，但我觉得还能发挥余热。”农三师伽师总场4连退休职工阿不力米提・胡达拜地说。

2009年，对于新疆来说，是极不平常的一年，国内外敌对分子蓄谋策划了乌鲁木齐“7・5”事件。当时，阿不力米提・胡达拜地刚刚退休一个月。听说发生了这样的事后，他十分愤慨。阿不力米提・胡达拜地积极响应场党委和连队党支部的号召，主动加入“五老人员民族团结宣讲团”，每天面对面地教育和引导各族职工群众。同时，他还积极备课，到各教学点和学校宣讲。从党的各项惠民政策、总场的发展变化，到职工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他将爱党、爱国家、爱兵团、爱家乡的思想传播到他所到的每一个角落。

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不久，该场在外上学的大中专院校的学生纷纷回到团场。为了掌握这些在校学生的情况，阿不力米提・胡达拜地积极配合场党委和连队党支部，走东家串西家，跟他们交心，给他们讲政策、谈家乡的变化。短短一个月时间，阿不力米提・胡达拜地走遍了全场每一位大中专学生的家。在全场举行的大中专学生民族团结宣讲活动中，阿不力米提・胡达拜地的宣讲有理有据、生动感人。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伽师总场立即组织民兵进行集训。阿不力米提・胡达拜地把两个儿子送到集训地，并嘱咐他们好好训练。当得知民兵于因生因为参加集训和巡逻，地里的棉花没人拾时，阿不力米提・胡达拜地便赶到伽师县三乡，把帮自己拾花多年的拾花工请来，帮助于因生拾花。

乌鲁木齐“7・5”事件的阴霾还没有完全消散，10月初，伽师总场又遭受了严重的冰雹灾害，4连成为该场受灾最严重的农业连队。为了稳定职工情绪，阿不力米提・胡达拜地跟连队干部一起，每天到职工家中宣传总场党委的政策。指导员吾甫・卡斯木说：“阿不力米提・胡达拜地是我们连队优秀的义务宣传员。每次不管有什么重要的事，他都会主动向职工群众进行正面宣传和引导。”

“2010年，我将一如既往地做好义务宣传工作，让团场更多的职工群众深刻地认识到民族团结的重要性。”阿不力米提・胡达拜地说。

陈犁川：做一名好警察

刘　帅

陈犁川今年41岁，原是农四师伊宁垦区公安局谊群派出所所长。2009年6月，他被调往农四师霍城垦区公安局任副局长。

2009年年初，陈犁川被农四师评为“感动四师十大人物”之一。陈犁川把他得到的3000元奖金全部捐给了徐景良。徐景良是农四师70团谊群社区三区的居民，因下肢伤残，生活不能自理。他的女儿和儿子都在上大学，一家人仅靠他微薄的工资维持生活。陈犁川知道后，经常去他家帮着打扫庭院、收拾房屋。还帮他找来一把轮椅，使他十几年来第一次“走”出了家门。

2009年6月，陈犁川到霍城垦区公安局上任后，一下子觉得肩上的担子重了很多，因为原先他所管的辖区

是1个团场，而现在是5个团场。为了尽快熟悉辖区的基本情况，他深入基层派出所走访调研，每到一处都主动征求辖区职工群众意见，并一一记录下来。

陈犁川上任后不到一个月，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了。农四师的情况较为复杂，基层民警必须做好排查工作，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陈犁川与同事们白天深入辖区走访调查，晚上对重点人员进行清查审核。还成功抓获了参与乌鲁木齐“7・5”事件的犯罪嫌疑人依马木艾山・阿不都拉。

2009年，陈犁川共负责、参与侦破刑事案件5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余名，为职工群众挽回经济损失20余万元。

面对妻子和儿子，陈犁川心中有着太多的歉疚。上任以前，儿子小虎不小心摔断了胳膊，因伤势较重，一共经历了4次手术，陈犁川却没有一次能陪在儿子身边。

陈犁川对妻子和儿子的亏欠换来的是当地社会的稳定和职工群众安定幸福的生活。多年来，陈犁川共荣获“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兵团人民满意的政法民警”“农四师人民满意的政法民警”“农四师优秀共产党员”等20多个光荣称号；还荣立个人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

常福生：这个冬天不会冷

刘永华

1月12日下午4点，新疆天富热电厂煤检员常福生和往常一样，早早地换上了工作服。准备开始他一天的工作。算起来，这已是他第2500次重复同样的工作。

老常今年52岁，在热电厂工作已经有10个年头了。老常以前是石河子某大型国有企业的业务员，企业改制后，他被分流到了现在的热电厂。在厂里，老常从事过维修员、警卫、司磅员等工作，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又当上了一名煤检员。老常干煤检员工作已有7年之久。电厂要进多少煤、储多少煤、煤炭质量是好是坏，他心里都有一本账。

老常说：“这几年，煤炭一直处于紧俏状态，煤炭的数量和质量都很难保证。一些煤贩子经常把差煤混入好煤里面，这样很容易造成电厂锅炉炉火熄灭，给安全生产带来严重隐患。电厂用煤最紧张的时候，还闹过‘煤荒’。这样，职工群众的冬天当然不好过啊。”

“近几年，新疆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加强了煤炭质量的管理，从传统的‘以吨计价’转变为‘以热值计价’；从传统的等货上门转变为主动寻找货源，深入北疆各煤矿进行实地考察、取样，选择讲信誉的煤矿进行直接合作。现在，给公司下属的电厂送煤的都是诚实守信的大煤矿，但我还是要兢兢业业地干好煤炭检查工作。”说着，老常还时不时地从煤堆里铲出几铲煤，并告诉笔者，“像这种发黑发亮的煤炭，发热值就高。但如果发热值太高了，就要掺着其他煤烧，以防锅炉结焦。”

除了本职工作外，老常还是热心的通讯员。他来热电厂煤检班之后，试着写了几篇通讯报道，竟然破天荒地上了报。老常一下子成了热电厂的名人，领导也把厂里的宣传重担压在了他的肩上。老常一点也不敢马虎，日夜寻思着如何多上稿件。现在，老常发表的稿件已经超过了500篇，他还连续6年被评为天富电力集团公司优秀通讯员、天富热电厂优秀通讯员。

天富集团公司将2009年确定为“科学发展，管理增效”年，企业的效益明显增长，集团公司共实现利润9000万元，职工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2009年，老常购置了一台性能较好的数码相机。除了拍厂里安全生产的新闻，他还喜欢背着相机走街串巷，遇到什么新闻，赶快抓拍下来，这也成为他生活中的一大乐趣。

2009年年底。天富公司存煤量达到了30万吨。老常说：“这个冬天绝对不会冷!”

鲁绪彬：家里喜事一连串

高　利　李路梅

对地处西北边陲的农九师来说，这个冬天的雪特别的大。几乎是顷刻之间。田野、树木、屋顶、道路都被蒙上了厚厚一层洁白、晶莹的雪。

走进农九师团结农场4连职工鲁绪彬家，小院打扫得干干净净。室内地面铺的是洁白的瓷砖，崭新的沙发、电视、冰箱等一应俱全。2009年年底，鲁绪彬花了3万多元装修房子。

41岁的鲁绪彬在团结农场有“大棚王”的绰号。他和妻子王小菊从2002年开始承包蔬菜大棚。如今，他家已经承包了9个暖棚、3个简易棚，每年纯收入8万多元。2009年，对于鲁绪彬来说，真可谓喜事连连。

喜事之一，圆了入党梦。早在1998年、2004年，鲁绪彬就向连队党支部递交过入党申请书，但都没有得到党组织的批准。对此，鲁绪彬的心情很平和，他说：“党组织没有吸收我，肯定是我做得还不够，所以我一直都在努力。”于是，他在连队里时时处处都默默地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2009年7月，党组织终于接受了他的申请。入党宣誓结束后，鲁绪彬戴着党徽，高兴地回到家里杀鸡、炒菜，与全家人一起开开心心地庆祝了一番。

喜事之二，妻子成了职工。鲁绪彬的妻子王小菊从四川来到团结农场已经10多年了，可一直不是职工。这些年，她多次申请，希望成为连队的职工，但是一直没被批下来。2009年，王小菊通过层层考核，终于成了一名职工。“在团场待了这么多年，真正成了‘有名有姓’的兵团人。”说这话时，王小菊的脸上洋溢着激动和喜悦。

喜事之三，获得师里表彰。“感动九师人物”“师劳动模范”，这是鲁绪彬2009年获得的两项荣誉。拿着奖状，鲁绪彬动情地说：“我其实也没做什么，师里、团里却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耀，以后我要更加努力地干活!”他当先进，周围的职工群众百分之百的服气。富起来的鲁绪彬经常从技术和资金上帮扶其他职工，至今，他已为连里的困难职工垫付生产资金2万余元；他还带动了连队其他57户职工发展生猪养殖，使生猪养殖业逐渐成为连队庭院经济的主导产业。2009年，他把5000多株辣椒苗无偿送给新建大棚的5连哈萨克族职工，帮助他们发展大棚生产；逢年过节，他都要给连队的两个“五保户”送去礼品及现金。鲁绪彬说：“我最困难时，是连队领导和其他职工帮我渡过了难关。现在看到一些职工有困难，我能不伸手拉一把?”

喜事之四，试种生姜获得成功：喜事之五，儿子入学上小学一年级；喜事之六，女儿参加学校文艺演出获奖

2009年，鲁绪彬家的喜事还真不少。

伴着冬天的脚步，鲁绪彬和妻子又开始在大棚里忙碌起来，整地、育苗，为今年的收获准备着……

王德宏：当民兵很光荣

王　虎

在乌鲁木齐市西山公路旁的一间平房里，笔者见到了农十二师民兵班班长王德宏。他看上去很壮实，圆圆的脸庞，黑黝黝的皮肤，话音中透着刚毅。

“2009年对我来讲，记忆实在太深刻了。”不等笔者细问，王德宏已经打开了话匣子：“这一年应该让我们每一个人终身难忘，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铭记和反思。”

王德宏是农十二师104团第一

建筑公司租赁站的技术工人，主要负责建筑机械的维修和管理。这几天，他没有去上班。因为在西山地区执行维稳任务期间，他突发蛛网膜下腔出血，晕倒在执勤岗位上。多亏医院抢救及时，王德宏才脱离了生命危险。

王德宏一家三口，妻子王萍没有正式工作，一直四处打工。儿子已经上初三了，学习非常忙。家里的主要收入靠王德宏一个人每月千余元的工资。虽然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这个三口之家却也和谐美满。

提起乌鲁木齐“7・5”事件，王德宏的回忆颇多。“那是7月5日晚上9点多，我突然接到104团人武部的电话，说有紧急情况，马上集结。”当他火急火燎地跑到团办公楼前的广场时，那里已经集结了许多民兵。104团人武部部长史明玉正在通报有关情况，传达指示，还有些民兵正在领装备、器材。广场上一片紧张忙碌的景象。

7月6日凌晨1时，王德宏赶紧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老婆，我这几天有任务，可能不回家了，你们娘俩要照顾好自己。”没来得及多说几句，新的任务已经到了，他的民兵班负责团办公楼前广场安全。

随着事态的发展，王德宏他们的任务也在不停地变换：守护重点目标、交通要道设卡、街道社区巡逻

9月23日凌晨，被头痛折磨了十多天的王德宏终于撑不住了。当同伴们把他送到医院时，他还惦记着执勤，不肯住院治疗。

主治医生刘燕告诉笔者，王德宏当初确诊为蛛网膜下腔出血，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必须24小时接受重症监护。她从来没遇到这么坚强的人，能忍受剧烈头痛十多天。

民兵连的同志听说王德宏病倒了，自发捐款1.2万多元。农十二师人武部领导也送来了5000元慰问金。兵团军事部领导听说后，特意赶到医院看望这位坚强的民兵，并拿出5000元慰问金，让他好好治病。

谈及今后的打算，王德宏嘿嘿地笑了两声说：“在单位，照样干好工作；当民兵，照样执好勤。”

王玉梅：快乐地和孩子们在一起

何亮舟

还没走进农十四师224团阳光幼儿园，就听到了孩子们欢快的笑声。走进园中，笔者看到幼儿园园长王玉梅，正带着孩子们在大型滑梯上游玩。

坐落在224团小学西侧、海月居民小区内的阳光幼儿园，由王玉梅2005年10月自筹资金创办，是目前224团唯一的一所幼儿园。今年38岁的王玉梅毕业于陕西延安师范专科学校，来新疆之前，从事过多年的幼儿教育工作。

2005年，她随丈夫从陕西来到224团，为了解决广大干部职工的后顾之忧，也为了有一番自己的事业，王玉梅决定办一所幼儿园。对此，团场非常支持，为她提供了两套65平方米的平房。她用多年的积蓄购买了10张单人床、15套桌凳及1台旧电视机。王玉梅说：“我什么困难都不怕，一定要把幼儿园办起来。”

谈起2009年的收获，王玉梅满脸的喜悦。这一年，阳光幼儿园扩大了办园规模，由过去的两套房子增加到4套，总面积达250多平方米。入园儿童的数量由建园初期的8个，增加到现在的120多个。教师也从过去她一人增加到了现在的5人，并新增了2名厨房工作人员。去年，幼儿园添置了大量教学用具，各班都配备了电视机、影碟机、音响、教育碟片等，还新添了滑梯、跳跳床、跷跷板等大型玩具。王玉梅还买了一辆面包车。解决了接送儿童的难题。

人人那些事篇3

是不是每个人的心里，都有那么一首歌，触碰青春的脉络，唤醒尘封的记忆……

只因这么一句话，让你又跳在了我的世界里。那些关于初二59班，关于《星月神话》那首歌曲，也关于你的所有清晰而又有些模糊的记忆，在脑海中不断浮现，挥之不去。

也许每一次相识，都会是最难忘的回忆。至今还记得，第一堂课上，你的自我介绍，简短到可怜的两个字；班里的淘气孩子用它回答“怎么称呼你”这个问题，让你不知道该发笑，还是应当生气；下课后你特意问我能不能听懂，还替我把知识网络从头梳理。就这样，我们开始熟悉……不知道为什么，以后陆陆续续认识那么多人，可所有关于初次见面的记忆，都只有你。

为了回应你的特殊待遇，我开始探究那门我从来没在意的科目，还在月考，破天荒地拿到了84分的成绩。我承认有一部分原因和动力，是你长得太美！

也许永远都会带着怀念去想那段日子：在所有人为学习拼尽全力时，我清闲地去抢了你的午饭和一小时多的休息，然后我们一边吃东西，一边撇天儿，一边玩游戏；还有一起摘桑叶，喂蚕宝宝，比赛谁的幼虫先长大、先吐丝；我“传授”你如何应付学生，你教我如何让待人处世，虽然我一直还是原来的样子。记得最深的一次，在你煮紫菜汤时我不请自至你给我盛了一大杯，看着我喝，像看一个孩子——那时的自己，也的确是一个孩子。你问我味道那么样，我说比餐厅做的好吃，你反问道：“能拿我的手艺和食堂大厨比？”然后我们都笑了，笑得那么开心，那么甜蜜……

有时候我会想，上帝真的很公平，它把越珍贵的东西，变得越容易失去——像我生命里的你——仿佛这样，才能教会人，怎么珍惜。那三个月很美，却敌不过时间的冲击力，终究变成了过去，而我能留下的，只有回忆。忘不掉最后一堂课，你独唱《星月神话》，哼着“千年之后的你会在哪里，身边又怎样风景？我们的故事并不算美丽，却如此难以忘记……”，眼角的泪水和啜泣的声音让我们那么不忍心听下去；就像忘不了离别的前一天，最后一次看你无辜地被你“轰出去”，回到家却看到手机上你的三条短信，每一条都让人那么想流泪：

每天都有机会和你呆一起，快走了想和他们说会话，才让你回去了……

老师没有不喜欢你，真的没有……

愿你拥有这个年龄应有的快乐！

未有千日，我已然寻不到你的踪迹；我们的故事不很美，却真的那么难忘记。匆匆来到我的世界里，有匆匆离去，唯一留下的痕迹，是匆匆那年，一首让人听到流泪的歌，和一份让人想到心碎的回忆。

如今的你我，已天各一方，你大学毕业成为教师，从参加中考到高中当学生；你有你的目标在追求，我有我的梦想要守护；你不再是那个透着童真的小大人，我也不再是懵懂无知的孩子。除了彼此QQ上一个熟悉的备注，你我再无交集。两个人的距离，像两条不平行线条的延伸：渐渐靠近，那叫缘分；慢慢远离，那是命运。一如，我和你！

人人那些事篇4

我发觉我挺笨的，真的。

前几天在那黄金书屋买书，还剩下一些零钱，于是顺手把零钱投进募捐箱。

这个时候，我后边的一小孩也准备把买文具剩下的钱投进募捐箱，中国家长的眼睛不愧是现实社会的产物，小孩刚松开手，钱在掉进募捐箱的那一瞬间，非常准确无误，至少，在比国足守门员要准，狠，快。钱在情理之中，出人意料的被一只手接住了。

小孩微仰，眼神中有些不解，问道：“妈妈，为什么不把钱放到大箱子里呢？”

“你笨啊！！！这几角钱可以给妈妈用来买菜也好啊。读这么多书都读傻了你啊？”

“可是书上说我们要有爱心，好孩子要捐钱给那些穷人啊？况且那大哥哥也把钱捐出去了，为什么我不能呢？”

“你这书都白读了！？别人笨就算了，怎么我儿子还这么蠢？”

……。

最后，我只看见小孩有些迷茫地看着我，然后被母亲一把拽走……

其实，我本不想说这件事的，我认为给别人施加道德压力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但我想，现在社会上这种批评别人捐钱，而自己捂紧口袋的“聪明人”实在太多，对于社会，也不是什么好事。

这些事

中国素质教育其实已经有很大的成效了，真的！你别不信！！！

人人那些事篇5

有时候，有些事不用开口也明白。

有时候，有些路不走也会变长。

那些人，那些事，那些路，只是那些，只是那时候，已过往。

总是望着曾经的空间发呆，那些说好不分开的朋友不在了，转身，陌路。

熟悉的，安静了，

安静的，离开了，

离开的，陌生了，

陌生的，消失了，

消失的，陌路了。

承诺，给不起的负担，以后，不再相信，以后，不轻易许诺，以后学会淡然。

在意太多的朋友，变得没了自我，最后总是把自己丢弃在无人的荒岛上，自己疗伤。不愿流露太多的悲，于是安静。

总是会望着手机，莫名的想起一些人，却不愿划破这份沉默，只是默默的想念那些给过鼓励，给过关心的朋友。虽然离开了，却还是感谢。虽然陌生了，却还是想念。曾经激励的话语，铭记于心。曾经陪伴过的岁月，缅怀有你们的温暖。

也许是我的安静让我们陌生了，

也许是我的离开让我们陌生了，

也许是我的沉默让我们不再经常联系，

也许，那些也许，只因我，,,

人人那些事篇6

一季又一季的雨水，混乱了脚底混乱的城。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从我指间慢慢划过，快得让人心碎。

记得去年这时，?崦窃谝黄鹈恍拿环蔚男ψ牛?挥醒沽Γ?挥猩诵模?硎茏抛杂傻目炖帧

你们说，我们会做一辈子的好朋友，永远的、、

一年逝去，那些誓言，随着七月的风，消逝在我渐渐远去的记忆中，然而翻开那厚厚的日记本时，眼里却又是一片模糊，发现那些事依然活在我心里最深处。

记得毕业那天，我们走的很晚，像往常那样，手挽着手，说说笑笑，走在校园的林荫。望着前面的大门，我说，出了这个门，咱就不是这里的小学生了。多年的默契，我们同时不再出声，脚下欢快的步伐也慢了下来，就这样，本只有几步的路，我们安静德，缓缓德，走了好几分钟。

该来的还是终究要来的，我们一起踏过那踏了整整六年的槛，互相拥抱了一下，我转身向家的方向走去，心里不知为何是那么低落、、

回到家后，从书包里掏出一样一样的东西，当拿出属于我们的毕业照时，泪水再也止不住，像绝了堤的洪水，眼泪大颗大颗地往外涌出来。

人人那些事篇7

一点情都不留的时间，转瞬即逝。

什么都没留下，带走的却是点点滴滴的回忆。鸢花香的清风，吹散了泛黄的相片。勾起了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的回忆。不觉意看到衣柜里那些渐渐已经穿不下的衣服，已经意识到自己变成了在少年期的大女孩，摆去了过去的单纯天真与稚气，多了几分成熟与稳重，然而伴随青春的却是压力与烦恼。望着妹妹依偎在父母的怀抱里撒娇的样子，曾经的我也曾经这样过啊！我不禁泪潸潸了。小时候，能经常看到父母那可爱的笑容，做错事了，父母只是一笑而过，没有太多的怨言。而现在，唉……面对于他们，总是沉重的脸庞，现在的生活也多了几分唠叨，我真的好无奈，难道长大了，父母与我相处的方式也要改变吗？我不要，我不要，这不是我想要的结局！那些年，我在妈妈的怀抱下成长，在爸爸的关爱下学习。这些年，我在妈妈的唠叨下成长，在爸爸的批评下学习。我多想回到那段时光，重新找回那份纯真与稚气，重新依偎在父母的怀抱下撒娇，重新在起点上重跑，一路的美景，剪下来，粘帖在人生最美的彩虹墙上。我怀念的那些年……我怀念的那些人……

初一:凌幽晴

人人那些事篇8

现在的张维屯是绥化市的一个镇，在绥化北，距离绥化47公里。地理位置是東靠新生乡，西以克音河为界与望奎县的恭四、恭六乡为邻，南与四方台镇为邻，北接三井乡，位于黑龙江省的东南部。张维是个人名，此人以晚清捐生拔贡，取得了在那一带放荒开地权利，一时声名大振，便以“张维”立屯。据考，张维屯放荒招垦是起于1897年（清光绪23年），是在绥化开发设治后35年（1862年）到了1932年（民国21年、伪满大同元年）设张维保，1939年（民国28年、伪满康德六年）改为村公所，当时绥化划归北安省管辖。解放初期张维屯为绥化县第十区人民政府，绥化县于1946年10月划分为绥化、绥东两县（绥东县政府设在双河镇），张维屯属绥东县。1947年6月，所化、绥东两县合并，张维屯仍归属绥化县。1956年后为团结乡，1958年为团结人民公社，1979年又改回为张维公社，1981年以后又改为张维公社，1984年3月，改为张维乡。同年12月，改为张维镇。延续到今。

张维屯火车站是1928年呼海铁路开通后设立的一个小火车站，铁路线在张维屯西，铁路从南北方向穿过。张维屯从立屯开始到建国前，人口不多。到1948年，也只不过有百户左右人家。那时的张维屯，火车道以西，是大水荡，荒草甸，没有人家。火车站以北，也是荒草垫子，也没有一户人家。夏秋时节，每到傍晚，野狼嗥叫的声音不时地从远处传来，给这个小镇带了几分神秘与恐怖。

火车站的正东和东南近百米的地方，是铁路家属住宅区。东南方向有几栋“官房”，是伪满时期遗留下来的，原来在那里住着日本人和伪满警察。1945年之前，日本人大翟是张维屯火车站的统治者。当时的警察署有警长王树云，警尉秦万山、警士刘明阁、吴铁民，警员胡景连等人。张维屯的街道不长，对着车站，只有400多米长。靠近车站的那段，是几户朝鲜人的住房，一户是金继明一家，一户是李元唤一家，一户是金大夫一家。金继明家和李元唤家在1954年朝鲜战争后被迫回国，临回国前，痛哭了一夜，哭得死去活来，不愿意回去。街道北紧西头第一家买卖，是孙老镇家开的食杂店，她是一个寡居老人，没有儿女，就要了个女儿。可是，她这个女儿，不仅又馋又懒、不懂事，还对老人非常不好。所以，老人在临死前，把好多的钱都缝在寿衣的棉裤里，要死后带到“阴间”去。但死后下棺入殓时，还是被人发现了。第二家是王大果子匠的炸大果子铺，依次是孟大撸家的杀猪铺、于瞎子和髙老坦儿开的杂货店、老姚家开的压面条铺。再往东边是杨胖子家开的书店，最东边是老程家的房子，闲着，没做什么用。再往东，就是小学了。道南，开头是张维屯粮库厢房的后身，占了好大的界面。然后是罗家馆子，接着就是木匠铺，以打棺材为主，适当也做农具。木匠铺的南面十米之外是铁匠炉，有几副给马褂掌的木桩，一般劁猪骟马、挂马掌都在那里。完了是欧家馆子，后来又开了个范家馆子，接着是河南人老毕家开的万和盛药铺，然后是面向南面的一所厢房，也占了好大的界面，最东头是一个叫黄金的人开的剃头棚。

1946年，北安省在绥化县设龙南贸易分局后，于1947年张维屯设了贸易商场，地点就在于瞎子和髙老坦儿原来开小铺的地方。我们邻居老宋家的亲戚张敏超就在那工作。时间不太长，于1949年初撤回绥化。

街道的南面，有一段前街，不长，十几米，有几户人家。最东边和前街斜对角有一处四面垂柳成荫的房子，那是装卸队的李国财、李国栋两兄弟的住房，在当时，那是不错的人家了。李国财的老伴挺好唱评戏和唱二人转的。我曾和她同台演过评剧《李三娘打水》，我在戏中饰演五代时期的后汉隐帝刘承佑。街道的北边，还有半截后街，主要住着的是吹鼓手王大喇叭匠、扎牛扎马扎灵头幡的李花匠、）弹棉花匠的王老太太（男人的绰号）和装卸队的老龚头龚永丰家。在道北比较远的地方，有一幢孤零零的草房。那是装卸队王用贤的家，他和我父亲康利忠一起被日本人抓去当了日本人的最后一次的劳工。

张维屯火车站，经历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那段历史，亲历了日本侵略者对我国犯下的滔天罪行。1931年秋的一天，当马占山的部队在嫩江江桥战役大胜日军后，撤离嫩江。日军恼羞成怒，用好多飞机追赶马占山部队的军车。在张维屯车站附近追着军车俯冲轰炸，马占山的军车没有停，车顶上架着机关枪、对着飞机扫射，日军的飞机不敢低飞，马占山的军车一直向南方驰去。1932年初，三名中国军人，与日军在张维屯车站遭遇，被日本人打死，尸体在火车道西躺着。在铁道的西南较远的地方，有一个日本人的大狗圏，养着日本人的狼狗。据说有一个晚上，一名中国老乡走迷了路，就被日本人抓住扔在狗圈里喂了狼狗。1932年6月25日到6月30日，抗日名将马占山，曾在张维屯以北的刘大窝棚一带，指挥抗日部队与日军的第十四师团一部、步兵第五十九联队、骑兵第十八联队和伪满“江省”伪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打死了无数的日本鬼子。日本人把那些阵亡的军人埋起来后，还立了碑。1945年后，那些石碑被张维屯铁路的工人全都弄来砌了火车道的站台。我清楚地记得，其中有一块石碑上边刻着：“护陆军第五十九联队中尉连长＊＊＊＊”、“骑兵第十八联队伍长久井＊＊”等人的石碑好几十多块。因为我上火车道西的我家的菜地、或去打柴来来往往都经过，也常在铁道上玩。站台两边好几百米，都是。我当时也是恨得不得了，常常还往上边泚尿。等到1960年后，那些石碑就不知道哪里去了。我曾经向后来的车站值班员刘亭范等人了解过，他们都比我小很多，也说不清楚。1948年初秋，阴历七月底，一大队劳工，在这里上车，被日本人拉到间岛给去做劳工，其中就有我的父亲康利忠。妇女和孩子哭着喊着追赶他们的亲人，我的哥哥康有泰那时五岁，就撵着火车喊爸爸，被脚行工头任志中抱回来，给买了一根麻花才哄好。1945年底，一列火车拉着苏联红军押着的日本战俘和一些家属，到张维屯火车站停了下车，到我们家西边和车站中间20米远的水井去打水喝（我们家就是一直吃那口井的水），两个日本兵跑了。跑到黑鱼泡，被打死一个，那个没死的把死的背回来，在火车道西，挖了两个坑，把那个没死的也枪毙了，埋上了……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维屯车站的大翟，连夜跑到绥化，在绥化铁道北东富乡附近的飞机堡，被中国人认出，愤怒的老百姓，用石头把大翟的脑袋砸了个稀烂。警察署的王树云和吴铁民跑到了关内，后来被抓住镇压了。警佐秦万山、吴明阁连夜向四方台逃窜，半路上还用扎枪捅死个农民，后来也被抓住镇压了，刘明阁没听到什么消息。就是老胡头胡景连没有跑，他老实巴交，为人老实厚道，不干坏事。解放后依旧留在铁路当工人，和夏廷佑一起当巡道工，两人两班倒。那时的铁路巡道工很不容易，一晚上要走百十里路，负责区间内的铁路状况巡查。那时的铁路区间内，特别荒凉，常有狼虫出没，那时狼也多，还聚堆。据夏廷佑说，他就遇到好几次，好危险了。有一次，两只狼坐在他的对面对着他看，就是不走。他不得已，硬是点燃了警示火车的响墩，才把狼吓走。解放后，张维屯车站由绥化铁路分局派人接管。先后有王化南、范抱全关士伦、高文波、吴绍先、韩庆堂、曲凤鸣等人当站长，从绥棱来的孙文学也在张维屯站当过副站长。

张维屯车站在建国后也建立了党组织，王青林、范抱全、王久维、赵柏舟、邢凤阁等人先后任中共党支部书记，主管车站职工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工作。任支部书记的的几个人都是兼职，其中王清林是工区工长，范抱全是站长，王久维是作业所主任，赵柏舟是货物主任，邢凤阁也是工区工长。工区，是负责铁路的维修养护巡视的。货物处，负责办理发运接收各种货物。养路工区在修道时，十几个人用撬棍撬动铁轨，校正位置，为了用力一致，也喊号唱歌。货物处一般有两名专门掌握大秤负责称重的，叫做司磅员，货物主任一般往往是主任司磅员。

那时的车站内的单位除有货物处、养路工区之外，还有装卸作业所。这支队伍人数较多，最多时达到六十多人。张维屯装卸作业所是由解放前的张维屯脚行转过来的。1945年之前，张维屯脚行就存在了。主要工作是装卸甜菜、木材、粮食、煤炭和其它大宗货物。由绥化铁路分局车务段的货运队负责管理。先后担任张维屯铁路作业所主任的有窦宝信、刘伟、王久维、董天一等人。记得那时，来考装卸工的人，要老远接住两个麻袋扛。抬大木头，十个人抬不动，下来两个人，八个人抬。还抬不动，就再下来两个人，不添人，减人，就是让你使出原劲。抬木头，大家喊着号子，“哈腰起啊，起步走啊，撑住腰啊，别泄气啊……”统一步调，上翘板，装车卸车。那工作真累得很啊。1960年后，作业所就解散了，工人都被分配到其它铁路部门工作。

张维屯那时的大部门还有粮库，负责收、管、运各种粮食。粮库先是在我们那片住宅区的东面、装卸工刘正的家和车站卖票员朱绍先老朱家大厢房的房后，他们的厢房门是向西开的。后来粮库移到火车道南道东，大约在1963年前后，就移到了火车道西了。那时，火车道西的水荡草塘基本就淤平了。

张维屯粮库收粮的范围很广，1956年以前，四方台、民吉以北，绥棱以南，火车道西、望奎县东部的一些乡镇，还有新生、联合三井的许多村屯，都得往张维屯送。因为只有往张维屯粮库送，才方便用火车运输，大约有十来个乡镇。那时，根本就没有汽车运输。

那时送粮叫送公粮。那送粮的农民，真是苦透了。十冬大腊月，一走五六十里路，有的走一天一宿。那时是大铁轱辘车，五匹马拉，一匹辕马，两匹传套，两匹副驾。那时道也不好，车也不行，大铁轱辘车车桄榔桄榔地也慢，拉的粮食又多，十分艰难。那时都是泥土道，不上老冬，就送不了粮。马车的铁轱辘，一滚时轧轧直响。车的后辕栓一个竹子筒做的油葫芦，里边的黄油是来给车轴叫油的。那时的农民，送粮时只能揣几个苞米面大饼子，咸菜嘎达，还没水喝。渴了，也只能捧几捧路边的雪吃。顶上的不干净，就用手巴拉巴拉，吃下边的。那时的冬天冷啊，进了腊月一般天天都是零下30—40度，农民们穿着牛皮靰鞡，戴着大狗皮帽子、围上大围脖。有一点条件的就是羊皮袄、羊皮大衣，抗风，冻不透，有的借同村别人的穿一天，一走一宿，那真是披星戴月啊。赶车的老板子，总坐在车上还不行，冻得受不了，过一会就得下来跑几里地，让身子暖暖，再上车赶，走几里。跑得出了汗，一上车就又冻透了。到早晨最冷的时候，个个都像是挂腊的雪人似的，全身都是霜。不仅如此，到了地方，还得排号，长长的车队常常一排好几里地，一等就得好几个小时。那些老板子、掌包的，冻得在地上直跑，来回跺脚，根本站不住脚。粮库只有两台地衡（大铁秤下到地底下，马车赶到上边称重），一台进去过重车，一台出来过空车。所以，缷粮特别慢。甜菜站也是个大部门，农民送甜菜，和送粮一样，也是那样辛苦，那样遭罪！但是，那时候的农民，解放后有了自己的土地，已经是别无他求了，所以从未有什么怨言，对国家就是那么忠诚。要不就说，中国的农民啊，真是好样的，没比的！

甜菜站，与粮库挨着。送甜菜的程序和送粮一样，一到十冬大腊月，甜菜场的甜菜堆得成了山，好几个大堆。都得让装卸作业所的工人，一筐筐扛着上翘板，装上车，往哈尔滨糖厂运。除了上学时间外，我就起早贪晚地去甜菜站拣柴禾，把送甜菜农民扔的墊车的稻草、麦桔、苞米杆、麻杆、高粱杆等收拾回家当柴烧，那时我就已经上了小学了。

张维屯小学的位置，是在镇的紧东头。1936年前，张维屯已有了私塾。后来，也按着伪满当局的“指令”改为“义塾”。因为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学生一直寥寥无几。1945年之后，学生虽然稍有增加，但由于大多数农民没钱，无力供孩子念书，学生依然不多。1949年之后，根据绥化县教育科的指示，将张维屯小学确定为“绥化县第六完全小学校”，首任校长由县内知名人士、民主人士、首届县政府委员白文成担任。二年后，白文成调回绥化，校长由王锡三接任。由于刚刚翻身的农民都希望让孩子念点书，学生数量大大增加，学生的年龄差距也大，同一年级的学生，年龄相差好几岁，多的将近十来岁。张维屯附近四乡（三井、新生、联合）孩子都到这个学校来上学。我刚上学时，由于师资力量不足，就只好搞复式。学校由南北两排泥草房构成，周围都是杨树，两房之间是大操场，初小在北边朝南，高小在南边朝北，校长室、校务处和教员室在北边的房子。后来在西边又建了几间厢房，也是泥草房，做音乐室，在那里上唱歌课。那时的小学，分初小和高小两个阶段。初小升上高小的学生少极了，一大多半学生考不上就回家务农或找工作了。那时的老师，年纪差别也很大，有个小马老师动不动就让年龄大的学生弄哭了。王维、滕沛、李千、徐福增、崔忠孝、张俊、李树森、姜玉清、姜玉珍、石守仁、马景新、杨兆兰、刘永明都是这个学校早期的老师。后来，又有汤孝先、石宝昌、褚景富、沈晓波、马小童、曲行端、汤光大、董明会、刘景春等老师入校施教。到了1958年之后，学校就有了更大的规模，学校也改名为“绥化县团结乡中心小学”

张维中学是在1958年2月建立的。我们是1957年7月6日小学毕业，没有几个人考上初中。我们考上初中的，9月7日到四方台中学报到上学，坐一站地的火车。我们那届一共有四个班200多名学生，分别是21、22、23、24班。那时的四方台中学在大西岗，吃饭却要到东边的镇里去，因为学校食堂在镇里，要走20来分钟的路。宿舍是大通铺。放寒假过春节后开学了，刚到学校，学校就开大会宣布分校，各个公社都办一所初级中学，初一和初二的学生都一律回到本公社上初中，我们就又回到了张维屯，当上了创校生。随同我们回张维屯创校的老师有袁文阁、付正大、谷风、邵春德、刘岫山、范喜军六个老师。我们师生动手，自建校舍。后来，又有付淑珍、王玉珍、高国信、刘永明、韩潮、尹海、张荣、张公壁、薛明信、汤光大、刘永明一些老师，也到张维中学任老师。1958年末，县里派了吴铁军到我们学校当党支部书记兼校长，袁文阁任教务主任，刘岫山任教务副主任。1959年初，张维屯中学改为团结中学，1960年我们初中毕业。

在我们那届团结中学的毕业生中，有几个人考上了绥化一中高中，其中我和孙永奎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大学。他考取了北京铁道学院机车信号系，我考进了黑龙江大学中文系。那就是说，从1945年到1980年这35年的光景中，张维屯能上大学的，仅有我上一年考上大连工学院机械系的滕伟业，我下一年考上哈尔滨师范学院政治系的李秀本，我和孙永奎我们4个人。

张维屯在建国后所发生的大事，有些在记忆中比较模糊了，也有些记得还比较清楚。

张维屯的土改运动，进行的是很彻底的。在记忆中，周围的地主大户有二井子的縢绍九、三井子的程祥、八井子的朱承玉、九井子的鞠殿阳、头井子的王巨等。只有縢绍九因罪大恶极被镇压。我记得有一次在张维的街里开的斗争会，当时有人抱来了一大抱镰刀把，放在了被斗人的面前，被斗人跪在地上一排，十来个人。来的老乡和群众排成一行长队，轮到了谁就去用镰刀把对所痛恨的人打几下。我的父亲是使用自己的皮带打的是我的姑老爷（我母亲的亲姑父）袁宝三。我揣想，也许他是出于“公而无私”的心理，也许是太恨他了。因为在我父亲出劳工后，张维屯跑毛子（苏联军队中军纪很坏的散兵），我的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到他家去躲避，被他赶了出去。袁宝三在伪满时曾当过几天伪镇长。他本来是个医生，但他很傲慢，人送绰号“袁大架子”，被斗后，他被打得遍体鳞伤。我的母亲就让我的哥哥偷偷地给他们送点小米、蔬菜之类的东西，可见母亲的宽怀大度。有一次，我去他家趴着门缝偷看，我的姑老儿正在给他换药，他疼得呲牙咧嘴的叫唤着。

1948年初，分胜利果实。我家也分到了一份。是三挂房架子，还有几根檩子；一头母牛，一头牛犊；还有一台摇把上发条的留声机、连同十几张唱片。那头小牛犊长得虎头虎脑的，非常可爱。后来把那头母牛卖了，把小牛犊留下了，我和我的弟弟负责放牛。小牛犊后来也卖了，据说被他们杀掉卖肉了。我后来听说，觉得很可惜、很心疼。

我刚上学那年，就爆发了朝鲜战争。那时，人民纷纷表达了对战争和侵略者的痛恨。当时有两幅画在我的记忆中最深：一幅是一名女少先队员，歪着头，怀抱一只和平鸽，题词是“我们爱和平！”另一幅是一个母亲躺在血泊中死去，房子被炸得一片狼藉。天上的飞机还在俯冲轰炸。母亲身上的孩子在吃奶时被吓得抬头哇哇大哭，母亲的乳房袒露着。记得当时张维屯的群众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家家住户的门上，都挂着副门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决心、斗志和无畏。当时，人们互相教唱《王大妈要和平》，到处都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看出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当家的中国人民，是谁也战胜不了的。很多青年踊跃报名，积极参加志愿军。

1953年，我已经是一名少先队员了。那天，我们的老师杨兆兰刚进课堂，就神色凝重地对我们说：“请大家把红领巾摘下来，斯大林同志逝世了”。那时，我们虽小，但也知道斯大林是很了不起的伟人，因为我看了好多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画本。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时，我们已经是初中二年了，正是张维屯中学建校那年。

那年，县委、县政府组织了一个农业检查团，我参加了那个团，是给检查团打旗。检查团是县委书记、县长张文棠带队，一些县有关干部参加，是一个人数不少的大队伍。到哪个公社，公社的主要领导当然要伴随检查各大队、各生产队。参加的还有当时媒体的记者，《绥化报》的名记者王明时，也是检查团成员之一。检查团是一律步行，从张维屯出发，步行到新生、联合等乡镇。那时，新生、联合、三井三个乡镇都是团结公社所属。有一天下午，王明时到玉米地去小解，出来后，手里拿着一根比他还高的大蒿子，让大家看，公社书记卞永宝，立刻满脸通红，，他立刻叫人把那个大队的书记找来，当场就把他罢了官，撤了职。回到了张维屯，我们休整了一下，接着又出发了。在休整中，有件事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记忆。当时，在食堂吃饭，吃的是大米饭、猪肉炖粉条。当时，没有专门的服务员，临时把在镇上各方面都比较好的女的请来，给大家盛饭、端菜。其中一人我认识她，她叫高俊荣，是当时张维屯在相貌、文化、举止等各方面都不错的人。她的父亲，就是和于瞎子一起开小铺的髙老坦儿。她给我盛饭时，一看是我，眼里流露出奇怪、疑惑、不解的的眼神，意思是说，我怎么会在这里，但她还是把饭盛给了我。不过，我分明看出了她的不愉快。

张维屯也有一些事，让我记住不忘。

1951年，我刚上学，我虚八岁，不满七岁。那年秋天的10月21日，我们学校没上课，都被组织到黑鱼泡看枪毙胡子头佘子良。佘子良当胡子头，不仅残害百姓，而且抢男霸女，罪大极恶，民愤很大。那天，是初冬，天很冷。我因当时年纪太小，老师怕吓着我，没让我去，给我放了假。我的哥哥也跟老师说我太小，不让我去。当时，我在十字街前看见，前边是两匹马拉着的一架马车，平板的，上边是几个人押着五花大绑的佘子良，嘴里塞着棉花，过去了。后边也是一架马车，车上坐着有关工作人员，向黑鱼泡方向去了。那工作人员中，我还看到了我三姑姥家的儿子宋国志，他那时已参加了工作，在绥化县公安局。他的姐姐小名叫“小九子”，我小的时候，她没少抱我。那首《白毛女》中的“北风那个吹”，就是她教会我的。我哥哥他们回来之后，大家纷纷议论着这件事。他们说，第一枪把佘子良打倒了，但没有死，又打了两枪，把他的头打碎了，血浆和脑浆喷了很远。他的老婆借了王大果子匠的儿子王国安的小刀（我一个班的，年龄比我大两岁），把他的较大的脑髓块弄回来，装回脑壳，把头骨盖也弄回来盖在他头上原来的地方。完了，她把小刀还给王国安，王国安说不要了，她就扔了。他的那个老婆，就是他抢来的。1980年以后，我在绥化县乡企局工作，常常下乡到张维屯，和那个女人的原配丈夫老杨发常常在一起扯淡，有人逗老杨发说，你连自己的老婆都保护不住，让佘子良给抢去了，真丢人。老杨发笑嘻嘻地说：“给钱了，给了点钱……”看来他对佘子良没有太大仇恨。

张维屯也有一件事让我很受刺激。就是我的恩师谷风之死。

谷风老师是个学问很高、知识很广、很有责任心的一个好老师。他在四方台没教过我，回张维屯后，才接触。他年轻的时候，很有抱负，立志从学，苦读诗书，不懈努力。我读过他的一些诗作，其中，有一首是《述志》：“满车皆甩扑克牌，我读诗书何悠哉？酬伸酬志为报国，目视云天励心怀”，表达了他的胸怀和志趣。但他的性格也过于直率倔强，大有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之气。记得我在初中二年级时，曾和他讨论过岳飞的《满江红》。我问他，岳飞既然知道回临安必死，为什么十二道金牌召他回京他还回去。他告诉我，在那个时候，忠君就是爱国。岳飞既然许下以死报国的决心，那么，他心知回京必死，也就十分从容了，我俩当时都唏嘘不已。他也很欣赏我，我的作文，他总是做为范文，在全班评讲。每一次上作文课，我都十分高兴。当他颇为陶醉地读着范文时，我知道那是我的杰作，所以我也沉浸在陶醉中。但是，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下午都迟到了，上语文课嘛，几个同学站在教室门口，我在最后边，他半天没抬头看我们一眼。突然，他大声地问我：“康有山，你居高临下，在藐视谁哪？”当时我就心知肚明，他是在用我当马谡，要挥泪“斩”我。果然，他大声呵斥我一顿之后，别的同学，他一声也没说，顺顺利利地放他们进屋上课了。我一声也没吱，过后，同学们都夸奖我的大度，我也特别自豪，确知了我在谷老师心中的分量。

谷老师的老伴不漂亮，没文化，也不太讲究。他们生了三个孩子。他老伴先去世了。长子谷春生，早参加工作，在大兴安岭一带当公安员。次子谷春江中学毕业当了兵。还有个女孩叫谷春英。谷春江转业后回来后，也当了教员。他找了个对象，因为年龄小得多，谷老师就不同意，但也挡不住他。后来他要结婚，向谷老师要钱，谷老师从彆他的心理出发，就不给。那晚上，他从他对相那里回来，又来要钱，谷老师已经睡下了。他看谷老师不理他，就上凳子上把电线接上了，然后就把电线的另一头缠到了到了谷老师头上，把谷老师打得翻滚几下就被电打死了。谷老师的女儿在她的床上一睁眼，看见了，吓得大叫一声，他立刻就蹿上去掐住了他妹妹的脖子。他妹妹苦苦哀求说：二哥，我绝对不对外人说，他也不答应，到底狠狠地把他的亲妹妹掐死了。然后，就跳墙跑回他对象那去了，并且反锁了大门。

这件事，我觉得无比震惊、悲哀，真是无法想象的事。那时候我正到张维屯去出差做工作，公安局的副局长胡国勋带人在那破案，赶上了这事，我本想去看看谷老师，胡国洵劝我这时候就不要去了。破案时，办案人员向谷春江了解情况，因他有嫌疑，暂时把他控制了起来，他为了不被发现，给他的对象递纸条，被发现，很快就破了案。破案后，公安局通知了他的哥哥谷春生，他哥哥回来后，在火车站就被公安局把他的枪给缴收下来，怕的是他因激动出事。

团结公社的首届公社党委书记是卞永宝，他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张维屯对他的流传和故事很多，我没有核实过真假，但当时似乎是家喻户晓。

卞永宝早年跳过单鼓（即一种迷信活动），在土改时表现突出，被吸收入党。1957年之前，潘树仁当区委书记，他是副书记。当时，张维屯是绥化县第十区。1958年初，潘树仁调走，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制，张维屯和联合、三井、新生四乡镇成立团结公社，他当上了团结公社第一任书记。那时的团结公社，一百多个村屯、一万多户居民、数万人口，几十万亩土地，责任和权力都是不小的。

他有几件事人们传的很厉害，经过在流传中的加工，很有戏剧性。他很愿意看二人转，一有功夫，他就去。他感觉自己是那么大的领导，怎么办呐？所以，每次去都带好几个人，在前排弄一张桌子，桌子上总得摆上瓜子、香烟、糖果、鲜瓜、梨之类，也有沏的茶，边看边吃喝。他戴着一顶巴拿马礼帽，手里拎把扇子，挎一支大肚匣子枪，看二人转时，把帽子一摘，放在桌上，大肚匣子枪也摘下来放在桌子上，露着半秃的头，敞开怀，边看边煽扇子，那样子和现在电影里的土豪、还乡团长差不多。看得高兴了就喊上几句，有时觉得不够刺激，就大喊“粉点！粉点！”（就是把调情话再说得露骨一点）。

他要上绥化县里去开会，赶火车没赶上，正好，有一列货车在那里停着，头朝南，他一看，是往绥化开的，没多想，他就上了货车的守车。不一会，车长回来上了，一看他在守车里，就把他撵了下去。他边和车长撕吧，边吵、边大喊道：我是张维屯的书记卞永宝！车长说，你是谁也不行啊，真就把他弄了下去。他一看不行，急了，就又往车上蹿，车长边拽着他，边摆旗开车，他更着急了，便爬到车下，用肩扛着守车火车后轱辘，大喊：“车是你的，这地皮可是我的”。大家觉得，在后边扛后车轱辘，太滑稽了，太逗人了。

据说，有一年的清明，他要回家去上坟，那次他正在绥化。因为离家远，没有方便的车，就死皮赖脸地要借县里的小吉普车用一下，那时，县政府也只有这么一台旧吉普车，1955年之前，连县委书记张文棠下乡路远，也只有一匹马。县里管车的人一看堂堂的卞书记张嘴了，也就答应了。当司机拉他到了他家的村口时，他紧着催促司机“按喇叭！按喇叭！长点，长点”意思是造造声势。然后，他又叫司机慢点开，打开车门，他伸出身子，脚踩车踏板，拿出大肚匣子啪啪朝天开了三枪，然后大喊“我卞永宝回家来祭祖来了”。很有“衣锦荣归、富贵还乡”的味道。

诸如此类传说不少，还有一些什么“团结民祥，一片汪洋，请求县委，快快帮忙”之类的传说，是说那年绥化涨水，他为了邀功，用电话向县委撒谎、报假情况（团结民祥是说团结公社民祥大队）。

卞永宝后来被打成坏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还进了监狱。“文化大革命”后，平反冤假错案，他多次到市里上访去找，我也接待过他好几次。最后，市里经过研究，给他按着政策平了反，不过是最后一个平反。

张维屯出生的、职务很高的的人物不多。我所知道的，就是开肉铺的老孟家，他的儿子孟庆恩，参军后一直在军队里。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后期，粉碎“四人帮”之后，才知道了孟庆恩已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检察院的副院长了。他参与了审讯“四人帮”的工作。这个人我不认识，他走的很早，但我认识他的姐姐，因为那些年她常在张维屯出现。

还有在1947年曾和我父亲一起工作过的当时张维区区长李俊卿，随军南下后到退休时，成了副厅级干部。当年，他当区长，常上我家去，我父亲当时是武装部部长。他随军南下时，我父亲正在闹病，病好了就干了别的工作。

在抗美援朝时，我们附近去了好几个人，报名参加了志愿军。有曹巨生、李相臣、王玉生、高文生、刘耀庭。其中，高文生在朝鲜战场牺牲了。高文生家就住在我们那个院，她的女儿小高丫比我小几岁。我们小时候常领她玩，她很乖。

这是我所知道的张维屯，一个我已经离开了将近半个多世纪的故乡。

人人那些事篇9

我们总是孩子气的去选择，去执着，去放弃。青春本该不顾一切，而我们却被关在学校。听着朗朗书声，读者烦躁的书籍，青春本是很自由的，没有束缚，青春值得怀念，值得歌唱，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15岁，正值年华，何不疯狂。

叛逆的我们是主角，主宰着这一切，我们的感动与泪水，辛酸与理想，协同我们一起迈过珍贵的青春。

在青春的岁月里，我们有着内容不一样，却意义相同的岁月，我们歌唱青春，赞美青春，却无法定格青春，

青春的年华很珍贵，也很悲伤，但却璀璨多姿

人人那些事篇10

时间仿佛过了好久好久，那些我曾经熟悉的人，他们的脸孔渐渐陌生。以往陌生的人更加陌生。时间让我们都变的陌生了。城市的脸，乡村的脸，渐渐都远去了，不管是出身于哪里，都远去了。

想想过去的事，傻里傻气的事，令我得意的事，还有……都不见了。那些人，我爱过，恨过，信任过，背叛过，有的是我的朋友，有的是我的对手，他们与我纠缠过，划清过。或多或少，他们都与我有关连。我偶尔想起他们，总是淡淡一笑，事情过了很长时间了，长的我都快忘了。

那些人，我总是这样称呼他们。爱与恨，信任与背叛，让我徘徊于理智与情感之中。我突然很想讲讲他们的故事，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个美好的回忆。

1． 刘玲

看过手帕系列的人知道刘玲是我们班的语文班长，她作文很好，很诗意，偏于寂寞化，成熟化。因而老师很喜欢她，任命她当语文班长。

她很漂亮，虽无李婕妤美，但是也算小家碧玉形的。她不爱留长发，虽然她留长发更漂亮。可她不愿意留。其中的原因，我不得而知。

是的，她和我是对手，我不愿称呼她为对手，而更愿称呼她为朋友，尽管她不愿当我朋友，可我愿意她当我朋友。

2． 侯宇霆

我很少提到他，那是我最美好的童年中的一个伙伴。上二年级的时候我的朋友很多，像李婕妤，候宇霆等都是的。他们给了我一个美好的回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

那一天我更不会忘记，我本来以为他是要一直上下去的，可他那一天告诉我，他要走了。可能永远不再回来，我忽然很伤感，我笑着说：“人都是要走的，早一天晚一天，都不重要。”然后我一直笑，心里忽然懂了很多，很多……

我看见他乘坐校车去参加初中考试,我站在校车后,浓烟包裹住了我,我咳嗽着,可还是很想哭.

3.刘天龙

我是很恨他的,因为李婕妤的离开让我看到了他的真面目,他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男孩,就像他给她写的信中说:“我是一个很平凡,很普通,很不起眼的男生,同时也是一个很糟糕的失败者.”她是一个十二分优秀的女生,她很漂亮,只是她爸爸比较喜欢男孩,所以她二年级就尝到了耳光的滋味,而我至今还没有尝到耳光是什么滋味.

刘天龙让班里同学感到了骄傲,是他骄傲,很做作.就一直在模仿电视里的少爷姿态.

对于他我没话好说,因为对他说的话太多了,我都有点烦了.

4.闫语

我的妹妹,我和闫语,李婕雨拜了三姐妹,李婕雨老大,我老二,闫语老三.闫语是个很漂亮的女生,和李婕雨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们都是那么漂亮,只有我很胖.

说实话,闫语是个不了解社会的女生,我们玩游戏,她总愿意扮演有男朋友的女生,还和“男朋友”很亲密.那一回,她竟然追着一个男生叫“相公”,我们的牙都快酸倒了.

在我的印象里,闫语爱生气.好像我们三姐妹都是爱生气,包括我.我们生气都对到一块,谁也不理谁,往往第二天才有一个人提出和解.

让我们三姐妹最伤心的一次是我去黄山旅游,穿回来一件棉布旗袍,闫语穿了一件分衣裙,只有李婕雨穿的是裤子,我们玩干家家,我扮演丫鬟,闫语扮演小姐,李婕雨扮演丫鬟.她伤心的哭了,我们都挺生气,那一天天黑了我们气冲冲的回家.第二天才和解.

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