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平等范文10篇

人人平等范文篇1

关键词：适用刑法平等原则立法体现司法适用

一、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含义

我国刑法第四条明文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容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就是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含义是：（1）任何人犯罪，都应当受到刑法的追究；（2）任何不得享有超越刑法规定的特权；（3）对一切犯罪行为，用一律平等适用刑法，定罪量刑时不得印犯罪人的社会地位、家庭出身、职业状况、财产状况、政治面貌、才能业绩的差异而有所区别；（4）任何受到犯罪侵害，都应受到刑法的保护；（5）不同被害人的同等权益，应受到刑法的同样保护。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刑法领域贯彻实施的表现。强调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是基于我国司法实践中刑法适用不平等的现象在现阶段还较严重。当然，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并不否定犯罪人或被害人的特定个人情况对定罪量刑的合理影响。在刑事立法、司法，犯罪分子的主体情况以及被害人的个人情况，如果对犯罪的客观社会危害的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大小有影响，则要求在适用刑法上有所区别和体现。例如，对累犯低于其主观个性及人身危险性而从重处罚，对未成年人犯罪基于主体的个人情况而减免刑事责任。由此可见，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并非是孤立、机械、单一化的刑法准则，它必须与罪责刑相适应等刑法基本原则相结合，共同指导刑法适用。

二、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立法体现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在我国刑法总则与分则中均有体现。

首先，我国刑法总则除第四条明文规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外，这一原则的精神还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刑法对其适用范围的规定表明，搬到我国领域内实施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都应适用我国刑法，而不论犯罪人是什么人。又如，刑法对单位犯罪的规定，主要是由单位实施的，对法律规定的犯罪行为，中英追究刑事责任，而不论单位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还是机关、团体。

其次，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在我国刑法分则规定中亦有体现。例如，将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具体化到各类各种犯罪中，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罪贿赂罪、渎职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

此外，刑增设罪名亦体现了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精神。例如，刑法第276条规定的破坏生产经营罪是对1979年刑法典第125条破坏集体生产罪修改而成。该罪名的创设，体现了刑法平等地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经济成分的合法权益的精神。

三、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使司法适用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立法上的平等是，二是司法上的平等。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立法上的平等，司法的平等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前提，只有立法上的平等而没有司法的切实贯彻执行，，立法的平等也只能是形同虚设。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贯彻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应当注重解决以下两个问题：公务员之家:

人人平等范文篇2

关键词：适用刑法平等原则立法体现司法适用

一、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含义

我国刑法第四条明文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容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就是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含义是：（1）任何人犯罪，都应当受到刑法的追究；（2）任何不得享有超越刑法规定的特权；（3）对一切犯罪行为，用一律平等适用刑法，定罪量刑时不得印犯罪人的社会地位、家庭出身、职业状况、财产状况、政治面貌、才能业绩的差异而有所区别；（4）任何受到犯罪侵害，都应受到刑法的保护；（5）不同被害人的同等权益，应受到刑法的同样保护。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刑法领域贯彻实施的表现。强调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是基于我国司法实践中刑法适用不平等的现象在现阶段还较严重。当然，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并不否定犯罪人或被害人的特定个人情况对定罪量刑的合理影响。在刑事立法、司法，犯罪分子的主体情况以及被害人的个人情况，如果对犯罪的客观社会危害的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大小有影响，则要求在适用刑法上有所区别和体现。例如，对累犯低于其主观个性及人身危险性而从重处罚，对未成年人犯罪基于主体的个人情况而减免刑事责任。由此可见，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并非是孤立、机械、单一化的刑法准则，它必须与罪责刑相适应等刑法基本原则相结合，共同指导刑法适用。

二、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立法体现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在我国刑法总则与分则中均有体现。

首先，我国刑法总则除第四条明文规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外，这一原则的精神还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刑法对其适用范围的规定表明，搬到我国领域内实施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都应适用我国刑法，而不论犯罪人是什么人。又如，刑法对单位犯罪的规定，主要是由单位实施的，对法律规定的犯罪行为，中英追究刑事责任，而不论单位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还是机关、团体。

其次，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在我国刑法分则规定中亦有体现。例如，将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具体化到各类各种犯罪中，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罪贿赂罪、渎职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

此外，刑增设罪名亦体现了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精神。例如，刑法第276条规定的破坏生产经营罪是对1979年刑法典第125条破坏集体生产罪修改而成。该罪名的创设，体现了刑法平等地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经济成分的合法权益的精神。

三、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使司法适用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立法上的平等是，二是司法上的平等。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立法上的平等，司法的平等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前提，只有立法上的平等而没有司法的切实贯彻执行，，立法的平等也只能是形同虚设。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贯彻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应当注重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人人平等范文篇3

论文摘要：我国刑法第四条明文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容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就是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含义是：（1）任何人犯罪，都应当受到刑法的追究；（2）任何不得享有超越刑法规定的特权；（3）对一切犯罪行为，用一律平等适用刑法，定罪量刑时不得印犯罪人的社会地位、家庭出身、职业状况、财产状况、政治面貌、才能业绩的差异而有所区别；（4）任何受到犯罪侵害，都应受到刑法的保护；（5）不同被害人的同等权益，应受到刑法的同样保护。

一、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含义

我国刑法第四条明文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容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就是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含义是：（1）任何人犯罪，都应当受到刑法的追究；（2）任何不得享有超越刑法规定的特权；（3）对一切犯罪行为，用一律平等适用刑法，定罪量刑时不得印犯罪人的社会地位、家庭出身、职业状况、财产状况、政治面貌、才能业绩的差异而有所区别；（4）任何受到犯罪侵害，都应受到刑法的保护；（5）不同被害人的同等权益，应受到刑法的同样保护。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刑法领域贯彻实施的表现。强调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是基于我国司法实践中刑法适用不平等的现象在现阶段还较严重。当然，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并不否定犯罪人或被害人的特定个人情况对定罪量刑的合理影响。在刑事立法、司法，犯罪分子的主体情况以及被害人的个人情况，如果对犯罪的客观社会危害的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大小有影响，则要求在适用刑法上有所区别和体现。例如，对累犯低于其主观个性及人身危险性而从重处罚，对未成年人犯罪基于主体的个人情况而减免刑事责任。由此可见，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并非是孤立、机械、单一化的刑法准则，它必须与罪责刑相适应等刑法基本原则相结合，共同指导刑法适用。

二、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立法体现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在我国刑法总则与分则中均有体现。

首先，我国刑法总则除第四条明文规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外，这一原则的精神还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刑法对其适用范围的规定表明，搬到我国领域内实施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都应适用我国刑法，而不论犯罪人是什么人。又如，刑法对单位犯罪的规定，主要是由单位实施的，对法律规定的犯罪行为，中英追究刑事责任，而不论单位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还是机关、团体。

其次，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在我国刑法分则规定中亦有体现。例如，将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具体化到各类各种犯罪中，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罪贿赂罪、渎职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

此外，刑增设罪名亦体现了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精神。例如，刑法第276条规定的破坏生产经营罪是对1979年刑法典第125条破坏集体生产罪修改而成。该罪名的创设，体现了刑法平等地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经济成分的合法权益的精神。公务员之家:

三、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使司法适用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立法上的平等是，二是司法上的平等。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立法上的平等，司法的平等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前提，只有立法上的平等而没有司法的切实贯彻执行，，立法的平等也只能是形同虚设。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贯彻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应当注重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人人平等范文篇4

本文是试图厘清Legitimacy概念的一系列工作中的又一步。

在〈合法与合法的困惑——并论正当、资格及其他〉一文[2]中，我指出，我国学界普遍使用“合法性”一词代表legitimacy的概念，是错误的。对这个概念较为恰当的冠名是“正当性”及“资格”。我并提出，中文里的“服气”、“权威性”、“威望”等词都与正当性、资格概念有不同程度的意义重合。

在对现代政治学上的“正当性”即“资格”进行“概念细释”（conceptexplication）[3]后，我指出，这个概念意指“既合法又合民意”。更详细地说，“正当”或“有资格”意味着“既符合依照法律表述的民意，又符合依照民意制定的法律”。

本文将对上述“正当性”概念的两大内容之一，即“民意”的概念，再做进一步的细释。本文将指出，“民意”的一个中心内容是“人人平等”。对这个一般原则，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同意。但是，对它的具体含义，绝大多数美国人则不甚了了。而且，许多美国人还往往极力强调与“人人平等”标准相冲突的其他标准，如“州州平等”。甚至为了“州州平等”而懵懵懂懂地牺牲“人人平等”。

在以后的文章中，我将说明，这种在基本概念上的理解模糊与自相矛盾，是美国选举制度中的种种弊病的一个重要原因。限于篇幅，本文将无力做这项工作，而是力图为将来的分析提供一些尽可能清晰明确的标准。

本文将提出，在用“正当”、“民意”等概念衡量选举制度的时候，“人”的概念应当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高于州省、地域、种族、宗教、党派、阶级、性别、职业、年龄或任何其他群体概念；也就是说，当“州州平等”、“族族平等”、“党党平等”或其他任何平等标准有悖于“人人平等”标准的时候，应以“人人平等”为准。

更进一步，本文将提出，“人人平等”的概念应当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人人有投票权，且人人票力平等；二是人人有被选举权，且人人胜机平等。

显然，本文的主旨已非单纯的“描述解释”（descriptiveandexplanatory）而更重于“建议主张”（normativeandprescriptive）。两者在论证逻辑上的区别，还望读者明鉴。

1.人人平等的原则

若是孤立地从字面上看，“合民意”这个词很容易理解：“合”者，按照：“民”者，人民：“意”者，意愿。按照人民的意愿办事，就是合民意。

但是，“正当性”概念中的“合民意”必须是“合法地合民意”。也就是说，这儿的“合民意”必须是通过成文法律予以程序化、标准化、操作化的。而当我们设计一个操作程序来衡量“民意”的时候，必然遇到这样的问题：“人民”是由许多“人”组成的；人一多，就绝少全体一致的时候；此时，应当以哪个或哪些“人”的意愿作为“民意”呢？

一个极为古老且至今流行的解决办法是：多数议决，以多数人的意愿为准。要知道谁是“多数”，当然就要数人头，算票数，于是就有“你的一票算几票”，“他的一票算几票”的问题，于是就有“人人平等”的原则。

在2000年美国大选中，戈尔的选民票多于布什的。尽管最高法院把更多的选举人票判给了布什，一般美国人和世界舆论还是根据“常识常理”认定戈尔赢得了民意。[4]这儿的“常识常理”究竟指什么？

这个“常识常理”，就是人类心理中根深蒂固的“人人平等”的思想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人不分贵贱亲疏，每人一票，每票等值。因此，判定戈尔与布什谁胜谁负的“最符合常识常理”的标准是全国选民票，而不是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选举人所投的票。

就像“民主法治”的思想原则一样，“人人平等”的概念也是在人类各个文明与文化中既相互独立地萌芽、发展，同时又经常相互交叉影响的。

孔子（零前550-478）[5]说：“不患寡而患不均”[6]，指的是经济的平等；他又说：“有教无类”，[7]说的是教育的平等。杜甫（712-770）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8]说的是居住的平等。孔子（零前550-478）[9]与其弟子编撰的《礼记》中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为大同”。[10]韩愈（768-824）说：“不得其平则鸣”，[11]演化成成语“不平则鸣”。这些都反映了几千年来中国人对一般意义上的平等的追求。[12]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不仅有崇尚“平等”的因素，还有重视“人”的因素。以上所引的这些关于平等的言词，都是指人与人的平等，而不是指邦与邦、州与州、国与国、职业与职业、或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平等。孔子（零前550-478）[13]与孟子（约零前371－零前288）[14]都曾主张“仁者爱人”[15]，而从未说过“仁者爱邦”“仁者爱君”之类。孟子更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6]照冯友兰的说法，这儿的“人”与“民”是同一个意思。[17]

1776年7月4日，美洲十三个殖民地的代表组成的“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在解释其立国理念的正文（第二段）的第一句话就宣告：“我们认为下列为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18]这话同中国儒家在两千多年以前已经提出的“民本、大同”的思想何其相似！

《独立宣言》以及后来生效的美国《宪法》正文（1788）和《宪法》第1至第10宪法修正案（1791）等文件在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它们的内容却不完全是美国人的发明。而是大量借鉴引入了来自欧洲的文件、思想，如《荷兰独立宣言》（1581）[19]，英国《大宪章》（1689）[20]，以及英国人洛克（1632-1704）[21]和法国人卢梭（1712-1778）[22]的著作等。

再推得远一些，发源于中东，当时在欧洲占有统治地位的天主教教义中就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虽然，当时的主流思想认为，这种平等只是精神上的平等，与政治、经济权利无关。1651年，身在法国的英国人霍布斯（Hobbes，1588－1679）发表了《极权政体》（Leviathan）一书，虽然该书的结论赞同极权体制，却建立了一个在当时与众不同的逻辑依据：在自然状态下（而不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23]

被美国人接受与发展了的“人人平等”的思想，又反过来影响了其他国家。1789年通过的法国《人权宣言》宣称：“人与人在权利上生而自由、平等，并将永远如此。”[24]

这两个多世纪以来，“人人平等”的理念在西方各国的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这两个方面又有许多新的发展。如今，在西方各国绝大多数的人民的观念中，作为正当性的一个关键内容的“民意”，不仅必须是合法表述的，而且也应该是在“人人平等”的原则之下公平地表述的。[25]

2.人人平等与人类心理

以上提到，在2000年美国大选中，戈尔的选民票多于布什的，于是，人们根据“人人平等”的“常识常理”认定戈尔赢得了民意。让我们追问一下，这是为什么？这种“常识常理”的依据何在？

上文列举了中外思想家对“人人平等”原则的崇仰。这些崇仰本身并不构成对“人人平等”原则的逻辑论证，因为我们未必应该遵循古人前人所崇仰的原则。例举这些言论的意义在于说明“人人平等”是一个基本的、普遍存在的、不可抗拒的人类心理现象。既然选举的目的是产生一个正当的、被人民认为是有资格的、为大家所“服气”的、符合民意的政府，我们对“民意”的定义就不能违背“人人平等”的心理规则。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2000年大选的结局，实际上是“法律承认的选举结果”违背了“按人人平等的原则测定的民意”。也就是说，在衡量2000年美国大选结果的时候，“正当性”标准的两大内容，即法律与民意，相互之间发生了冲突。这是制度设计上的弊漏的表现，是在制度设计中应当尽量避免，在制度改革中应当尽量消除的现象。

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也是在遵从一个无可抗拒的心理现象，即人们对人人平等理想的普遍追求。

让我们再追问一下，人类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一种心理？为什么，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能把更多的选举人票判给布什，也能使布什合法地上台，却无法使人们（包括布什本人及其支持者）忽略或忘记布什的选民票少于戈尔这一事实？为什么，在这个选举年中所发生的无数法律、政治与社会的现象中，唯独这毫无法律地位的全国选民票最叫那么多人耿耿于怀？从人类心理上来说，这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

人与人之间总有利益的冲突。在冲突中，人有利己的本能，亿万年的物竞天择使然。真正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个体曾经出现过，而且还会因基因突变而继续个别地出现。但是这类个体及其基因在自然竞争中生存繁衍的机会自然少于合理利己的个体及其基因。于是，在竞争淘汰亿万年之后的今天，绝大多数的动物与人类个体都遗传了利己的本能。

但是，人与人之间也有共同利益。两个人分工合作，所得利益大于两人单干各自所得的利益之和。于是人类组成社会，分工合作，以便每个人都能获得更大的利益。于是有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以捕鱼为例：如果张三与李四单干，可以各抓10条；如果两人合作，可共抓30条。利己的张三要占有所有的30条鱼，利己的李四则要自己全得。应该如何分配？

人们发现，在这类情况下，最实用的原则是公平。每人15条鱼，双方都不觉得吃亏，于是双方都愿意继续合作，于是双方都可以多吃鱼。

在人类以至动物的漫长的进化历史中，一定出现过许多追求“霸道”者。这些人或猿或其他个体坚持要比合作者多得一份利益。霸道者容易失去合作者，于是他们生存并繁衍后代的机率就比那些满足于“平等”者少许多。他们的基因，包括“霸道”的基因，就比较难以传种接代。于是，在今天的人群中，大多数人并不一味霸道。

在人类进化史上，也一定出现过许多“谦让”者。这些人或猿或其他个体不在乎比合作者少得一份利益。在缺衣少食的环境中，一再谦让者不但会多受饥寒，获得配偶的机会也少，于是他们生存并繁衍后代的机率就比那些追求“平等”者少许多。他们的基因，包括“谦让”的基因，就比较难以传种接代。于是，在今天的人群中，大多数人并不一味谦让。

就是说，在为更大个人利益而合作的社会活动中，“人人平等”是各方权益的最佳平衡点，实施这一原则最有利于维系合作与社会的动态稳定，从而求得社会成员的最大利益。在低等动物、古猿以至人类进化的早期，绝大多数的个体未必懂得这个因果关系。是物竞天择的自然进化过程使那些盲目追求平等的基因得以生存繁衍至今。[26]

于是，在今天，不管在哪个民族或文化中，人人平等都是一个基本的追求。

但是，关于“人人平等”的具体、精细的含义，在许多西方学者的笔下或政治家的口中还存在许多模糊、笼统、歧义及自相矛盾之处。为了给分析各国选举制度提供一个较为清晰的衡量标尺，本文试图给选举制度中的“人人平等”概念做一个尽可能明确的定义。

这个定义将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即“人人票力平等”与“人人胜机平等”。为叙述方便我们把每个方面再细分成两步来谈。

3.1人人有投票权

首先，人人平等意味着所有成年公民都应有投票权（人人有投票权）。

虽然美国《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签署宣言的却是清一色的白种男人绅士。他们所用的英文词“人”不是无性别区分的person或people，而是专指“男人”的men.而且，他们心目中的男人中也绝不包括黑人。在选举实践中，各州又普遍对投票权加上了财产、识字能力的限制。所以，所谓“人人生而平等”，在当时实际上是“白种有产识字男人生而平等”，而妇女（包括白人妇女）、有色人种、穷人、文盲都没有投票权。这种不公平使得当时美国各级政府的正当度大打折扣。

在“人人平等”的理念的指导下，这两个多世纪来，美国一代又一代的有识之士为实现“人人有投票权”进行了艰苦的努力，逐步取消了对投票权的财产、种族、性别和识字能力的要求，并在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也就是美国立国以后近两百年的时候）终于基本实现了成年公民人人有投票权。

3.2人人票力平等

更确切地说，人人平等意味着所有公民投下的选票效力应当尽可能平等（人人票力平等）。

让我们用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这个原则的重要性。假设，在一个有一亿人口的国家里，虽然人人有投票权，但我们把某一个“特殊公民”所投的那票当一亿票算，而把所有其他公民所投的每一票当一票算。那么，即使那99，999，999个“普通公民”百分之百参与投票并百分之百意见一致，也可能被那一个“特殊公民”所否决，而那个“特殊公民”的意见即使没有任何他人的支持也可以过半数而通过。如此表达的“民意”就不是真正的民意，如此产生的政府和政策的正当度就接近于零。

这就是说，支撑一个政府的正当性的民意，应该是在“投票效力人人平等”（“票力平等”）的原则下表述的民意。如果民意的表述过程与规则（也就是选举的过程与规则）背离了这个原则，那么就必然降低所产生的政府的民意度，于是也就打击其正当度。

美国人在讨论选举制度时，常常会使用一个成语“Oneperson，onevote”，可翻译为“一人一票”。[27]仔细想来，一人一票的对立面是：有人一票、有人两票；或者是有人一票，有人半票；也就是“投票效力不平等”（“票力不平”）的状况。换句话说，所谓“一人一票”的原则，实际上就是“票力平等”的原则。可惜，一些美国人，包括一些把“一人一票”常挂嘴边的人们，却对“一人一票”作粗糙浮浅的理解。他们以为，每个选民手里有一张票，可以投一张票，就算“一人一票”了，虽然投票以后每张票的票力可能非常不一样。

粗粗一看，“票力平等”的道理似乎非常浅显，应当严格遵循，也应当容易遵循。其实不然。在当今世界各国的选举制度中，真正做到彻底的票力平等的，几乎一个也没有。

美国联邦众议员是由各州选派的。各州选派的众议员的人数是按照每州的人口多寡，按每3万人选派一个议员的比例计算的。美国宪法规定，在为此而计算每州人口的时候，每个“自由人”（freePerson）算一个人，每个“其他人”（otherPerson）却只算五分之三个人。[28]根据当时人口组成的实际情况，“自由人”几乎全是白人，而“其他人”就是黑人奴隶。把一个黑人不当作一个人，而当作五分之三的人，这不是明目张胆地违犯一人一票、票力平等的原则吗？

其实，美国宪法中此条的实际意图比文字表面的不公更为严重、更为丑恶。当时南方各州普遍、完全地剥夺黑人奴隶的投票权，也就是说，黑人的实际投票权为零。宪法关于“五分之三”的规定并不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给黑人以五分之三的投票权。宪法中此条的真正目的，是要在继续完全剥夺南方黑人投票权的同时，增加代表南方各州的联邦议员人数和总统选举人人数。换言之，此条的目的，是要借用根本没有投票权的黑人奴隶的名额，来使南方白人奴隶主的票力强于北方选民的票力！[29]

宪法的上述规定实施了差不多七十年。南北战争结束以后不久，于1868年生效的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正式取消了这一规定。[30]但是，票力不平的弊病还存在于美国选举制度的其他方面。有关的例子，我在以后专文讨论美国选举制度的具体弊病的时候还会详细介绍。

在这些文章中，我将提出，不仅是美国，而且在其他各国的现行的选举制度中，都或多或少继续存在票力不平的问题。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三个：一、西方有许多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票力不平的危害性；二、有许多人还没有认识到某些制度会造成票力不平；三、由于组织技术、组织成本上的障碍，人们往往不得不采纳那些隐含票力不平的制度。

4.1人人有被选举权

人人平等还意味着所有公民都应有被选举权（人人有被选权）。

任何选举都包含着选举与被选举这两个方面。单有选民票力的平等，还不能保证选举的公平，也就不能保证选举产生的政府的完全的正当性。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一个国家里只有一个公民拥有被选举权，而其他所有的人都没有这个权利，那么，选举尚未开始就已知道结果。虽然公民人人票力平等，如此表达的“民意”仍然不是真正的民意，如此产生的政府的正当度也成问题。

在一个理想的制度下，不应该对公民的候选、参选资格加以任何限制。而应当让所有希望担任领导人的公民都有机会自由地参与竞争，从而让选民可以从尽可能多的候选人中进行挑选。

但是，在历史上，许多人，包括美国的一些开国者们，未能清楚地理解以上的道理。于是，他们为了“选出最优秀的人当总统”而在制度上对候选人资格做了一些限制。

例如，开国者们认为，担任国家领导人需要许多经验。而只有三十五岁以上的人才能拥有足够的经验。于是，他们在美国宪法中规定，只有年满三十五岁以上的公民才能担任总统。[31]

为了保证美国总统对美国的绝对忠诚，宪法还规定，总统必须是“天生”的美国公民，即必须是在出生时就具有公民身份的人，而不能是“归化”的美国公民，即出生时是外国公民，以后通过移民而成为美国公民的人。但是，“归化”的公民仍然有资格担任除总统以外的其他各种政府职务。宪法还规定，只有事实上在美国领土上居住满十四年的人才有资格担任美国总统。这样就阻止了那些长期居住国外，因而可能对美国不够忠诚的人成为美国元首。

为了保证行政机构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美国宪法还规定总统与副总统候选人必须是来自两个不同的州。

除了联邦法律对总统候选人资格的上述限制，美国许多州的州法对本州领导人或代表本州的联邦领导人的资格也做了某些限制。例如，各州法律普遍规定，本州领导人或本州派出的联邦议员都必须是本州州民。

这些对候选人资格的限制，与美国宪法通过时的十八世纪末的技术、经济、政治环境有关。独立战争期间，北美的保（英）皇党（loyalists）站在英国军队一边，与以华盛顿为代表的“爱（美）国者”（patriots）互相攻击残杀。领导人是否忠于美国，是一件性命攸关的大事。当时，由十三个殖民地脱胎而成的十三个州的州权意识强烈，各州自认是各自独立的国家，因而，本州或本州派出的领导人是否忠于本州，也是一件性命攸关的大事。同时，十三个殖民地之间交通与信息传通都极为不便，候选人对自己的宣传与大众媒体的报道在质与量上都极为有限，于是选民们对候选人的了解也极为有限。如果没有法律上的限制，选民们有可能误把经验不足，能力有限，或对美国不忠诚的人选上领导岗位。

两百多年过去了，美国的政治、技术、经济、交通、信息传播环境都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媒体报道与选举宣传的发展，使得关于候选人的情况能迅速、大量地传达于公众。今天的选民，有充分的条件对候选人的经验、能力、忠诚度做出自己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用法律条文（如关于三十五岁的限制）来剥夺某些公民的候选资格，实际上也就限制了选民的选择权。在今天的条件下，这类限制显得不合理。但是，由于制度的惯性，这些显得不合理的限制继续存在于美国的法律条文中。

不过，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的选举制度相比，美国法律中对候选人资格的限制并不严苛。在性别、种族、宗教、教育程度、财产多寡、家庭出身、政治观点、政党党员身份、出生地域、本人“成分”、职业等等各个方面，美国法律对候选人资格没有任何限制。

关于年龄，美国法律规定三十五岁以下的人不得担任总统。回顾美国历史，肯尼迪（JohnF.Kennedy，1917－1963）是在任期间最年轻的总统。但他于1961年初宣誓就任时，也已43岁，已超过法定年龄八岁有余。看来，即使允许35岁以下的人参与竞选，他们通常也没有足够的经历与声望来赢得当选所需的选票。三十五岁的限制形同虚设。

此外，美国法律对总统以外的政府职务一般不加任何年龄限制，只要年满十八岁（因而具有公民身份）即可。

关于居住地，美国法律只规定在美国领土上居住不满十四年的人不得担任总统，其实，即使允许这种人竞选，他们通常也没有足够的地方人脉与政治基地来赢得当选所需的政治支持与财力资助。而且，美国法律对总统以外的任何政府部门的任何职务均未加任何类似的限制。

换言之，美国现行法律中关于候选人资格的限制，由于本身比较宽松，因而未造成实际上的明显严重的不公。在现代的环境下，这些古老的限制更像是“多此一举”式的法律累赘，是选举制度中的一种比较能够忍受的弊病。

4.2人人胜机平等

但是，人人有权参与竞选，并不意味着人人都有平等的当选机会。

而人人平等的更为精确的含义是：所有合格公民的被选机会尽可能平等（人人当选机会平等）。

影响某人的当选机会的因素可分为三种。其中第一、第二种因素是应有的因素，而第三种因素是不应有的因素。当不应有的第三种因素实际上成了决定性因素的时候，就形成了候选人当选机会不平等的状况。

以下我们详细讨论这三种因素。

第一种是“标准因素”，即理智、负责的选民应当以之为投票标准的那些因素。这种因素又可细分为两部分，一是候选人的政治理念与政策主张，二是该候选人用以实现自己的理念与主张的政治能量与行政能力。候选人与候选人之间，理念、主张天差地别，能量、能力高低不一。在理想的状态下，我们希望当选者的理念、主张最符合最广大的人民的最长远利益，也希望当选者拥有最大的能量、能力来实行其理念、主张。换言之，当不同的候选人拥有不同的“标准因素”时，我们不应要求他们的选举结果均等。相反，我们希望结果不等，即在两项标准上表现最佳的候选人当选。

第二种是“预测因素”。这种因素本身不应该成为理智、负责的选民投票的标准，但却可以被用以预测候选人在“标准因素”上的表现。

例如，一个候选人的年龄、健康状况本身不应该成为选民投票时取舍的标准，因为年纪、健康状况与一个领导人的政治理念、政策主张、政治能量与行政能力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百分之百对应的联系。古今中外的领导人中，有年轻而有为者，有年老而有为者，有年轻而昏庸者，有年老而昏庸者，有健康而有为者，有多病而有为者，有健康而昏庸者，亦有多病而昏庸者。但是，年龄、健康状况与理念、主张、能量、能力之间又具有相当大的关联，选民理应用以预测候选人当选后的表现，并用这个预测帮助决定自己的投票。例如，对一个年仅二十岁的候选人，选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其生活阅历太浅，对各个阶层、各个年龄的人群的利益与需求了解太少，因而其政策主张很少可能真正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因而决定投别人的票。对一个年过九旬、体弱多病的候选人，选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此人已没有精力来管理国家或地方的大事，而决定把票投给较为年轻、较为健康的候选人。

除了年龄、健康外，还有许多类似的因素，如候选人所受的教育程度，过去的经历，政绩，功勋，声誉，等等等等。我们称这些因素为“预测因素”。我们希望，任何一项预测因素都不应该成为决定某候选人当选与否的唯一因素，但所有的预测因素都应该被选民们充分利用来预测每一位候选人在标准因素上的表现，从而实现“知理民主”的理想境界：全体公民在充分、全面、平衡的信息的基础上，通过辩论、讨论、投票的方式进行集体决策，理智地挑选国家或地方政府的领导人。[32]

与关于“标准因素”的情形相仿，当不同的候选人拥有不同的“预测因素”时，我们不应企求他们的选举结果均等，而应期待结果不等，即期望在各项主要预测标准上总体表现最佳的候选人当选。

第三种是“无关因素”。在理想的状况下，这类因素不仅不应该被选民用作决定选票的标准，而且不应该被用作预测的手段。例如，候选人个人财产的多寡，候选人的家族或支持者的财产的多寡，或他们投入选战的资金的多寡，等等，都不应该被选民用作决定投票的标准，也不应被选民用以预测候选人当选后的表现。但是，在各国的选举实践中，有些理应“无关”的因素却会影响（甚至是极大地影响）选举的实际结果。

例如，近二十年来，美国的政治家、候选人、学者、新闻界普遍认为，在美国的各级选举中，决定选战胜负的最大因素是资金。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对政治的兴趣下降，候选人与选民之间传统的、低费用的沟通手段如演讲会、政治集会等已失去了其昔日的效率。现代的选战必须通过现代的传播手段来进行。而这些手段，特别是威力强大的电视广告，制作与的费用都极为昂贵。于是，钱多的候选人由于拥有了有效的宣传手段而握有胜算，而没钱或钱少的候选人往往希望渺茫。[33]

这样，为了赢得下届选举，美国的许多政治家包括历届总统不得不把大量精力用以募款，利用职权去讨好富人和大公司，而用于政务与普通选民事务的时间反被挤占。为此，许多富有正义感与责任感的政治家们深表歉疚与屈辱。

这种状况在许多民众中间造成了美国政府是“富人政府”的印象，使得各级政府以至整个政权体系的正当度大打折扣。

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共和党人麦肯（JohnMcCain）和人布莱德利（BillBradley）纷纷打出了改革美国选举制度的口号，就是针对这种金钱政治而来。这两位候选人在2000年春两党党内的初选中分别获得第二位的选票，说明美国选举中的金钱政治已被相当多的选民所深恶痛绝。[34]

我们所说的“当选机会不平等”，就是特指这样的一种状况：理应靠边站的因素成了决定性因素。这种状况违背了“人人平等”的原则，打击了当选的领导人及政府的正当性，是在制定制度时应当尽力避免的。

除了金钱财力之外，还有其他许多理应无关但事实上有关的“第三种”因素，如候选人的家族背景、家庭出生、性别、种族、肤色、宗教信仰，等等。1960年，作为爱尔兰移民后裔，身为天主教徒的肯尼迪当选为总统，打破了此前美国总统都是基督教徒的不成文传统。美国政治中历来不太强调候选人家族出身的贵贱，各级政府领导人包括总统中不乏出身微贱者，最近的如克林顿总统就是一例。最近这二十年来，美国许多妇女、少数族裔的政治家赢得选举而成为各级政府的领导人，其中包括大州州长、大州派出的联邦议员、大城市的市长。这些例子都说明，在当选机会平等这一方面，美国选举制度虽然存在缺点，但它在总的趋势上也是在不断地进步。

5.结语

“正当性”概念有两个中心内容：合法与合民意。本文试图厘清其中的“合民意”概念。本文提出，“合民意”的一个中心内容是“人人平等”，而“人人平等”又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人票力平等，二是人人胜机平等。

把概念和标准尽量说清楚，只是建议主张性（normativeandprescriptive）工作的第一步。概念与标准的价值只有在实际使用中才能显现出来。在后续的工作中，我将使用这些概念与标准来分析衡量美国的选举制度。

注释：

[1]参见王希：〈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述评〉，《美国研究》2001年第1期。

[2]赵心树：〈合法与合法的困惑——并论正当、资格及其他〉，载于网刊《世纪中国·观察与思考》，2001年10月26日上网：http：///century/zhoukan/guanchayusikao/0110/0110261012.htm.在此文基础上修改发展而成的〈“正当”、“资格”、“合法”概念的细释与冠名〉一文已被《香港社会科学学报》接受，将于近期发表。

[3]关于“概念细释”对于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重要性，见StevenH.Chaffee：Explication，NewburyPark，CA：Sage，1991.

[4]见王希：〈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述评〉，《美国研究》2001年第1期。

[5]即551-479BC.关于“零前”的概念，见赵心树：〈2000究竟属于旧千年还是新千年？——松脱基督的束缚，建立真正的公元〉，载于网刊《世纪中国·观察与思考》，2001年1月12日，http：///century/zhoukan/guanchayusikao/0101/0101121007.htm.在此文基础上扩充发展而成的〈离开基督建公元〉一文已被（山东大学）《文史哲》接受发表。

[6]（朱熹注）：《论语集注·季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第70页。

[7]《论语·卫灵公》。

[8]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载于傅庚生著：《杜诗散绎》，西安：东风文艺出版社，1963年3月第1版，第23页。

[9]即551-479BC.关于“零前”的概念，见赵心树：〈2000究竟属于旧千年还是新千年？——松脱基督的束缚，建立真正的公元〉，载于网刊《世纪中国·观察与思考》，2001年1月12日，http：///century/zhoukan/guanchayusikao/0101/0101121007.htm.在此文基础上扩充发展而成的〈离开基督建公元〉一文已被（山东大学）《文史哲》接受发表。

[10]陈浩注：《礼记·礼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第120页。

[11]韩愈：《送孟东野序》，载于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下册·第一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10月第1版，第961页。

[12]见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8月出版的《辞海·1979年版缩印本》第1330页。

[13]即551-479BC.关于“零前”的概念，见赵心树：〈2000究竟属于旧千年还是新千年？——松脱基督的束缚，建立真正的公元〉，载于网刊《世纪中国·观察与思考》，2001年1月12日，http：///century/zhoukan/guanchayusikao/0101/0101121007.htm.在此文基础上扩充发展而成的〈离开基督建公元〉一文已被（山东大学）《文史哲》接受发表。

[14]即372-289BC.关于“零前”的概念，见赵心树：〈2000究竟属于旧千年还是新千年？——松脱基督的束缚，建立真正的公元〉，载于网刊《世纪中国·观察与思考》，2001年1月12日，http：///century/zhoukan/guanchayusikao/0101/0101121007.htm.在此文基础上扩充发展而成的〈离开基督建公元〉一文已被（山东大学）《文史哲》接受发表。

[15]（朱熹注）：《论语集注·颜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第53页。（朱熹注）：《孟子·离娄章句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第65页。

[16]（朱熹注）：《孟子·卷十四·尽心章句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第111页。

[17]冯友兰：〈再论孔子－论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哲学研究》1961年第5期，收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参见郑家栋著：《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357－361页。

[18]MaryBethNorton，DavidM.Katzman，PaulD.Escott，HowardP.Chudacoff，ThomasG.Paterson，WilliamM.Tuttle，Jr.：APeopleandANation：AHistoryoftheUnitedStates，4thEd.，Vol.II.：Since1865，Boston：HoughtonMifflin，1994，pp.A7-A8.

[19]DanielRoselle：AWorldHistory：ACulturalApproach，Boston：GinnandCompanny，1966，p.317.

[20]DanielRoselle：AWorldHistory：ACulturalApproach，Boston：GinnandCompanny，1966，p.375.

[21]JohnLocke：TwoTreatisesofGovernment：ACriticalEditionwithanIntroductionandApparatusCriticusbyPeterLaslett，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60（reprintwithamendments，1963）。又见DanielRoselle：AWorldHistory：ACulturalApproach，Boston：GinnandCompanny，1966，p.375.

[22]DanielRoselle：AWorldHistory：ACulturalApproach，Boston：GinnandCompanny，1966，pp.399-400.

[23]见TerenceBallandRichardDagger：PoliticalIdeologiesandtheDemocraticIdeal，NewYork：HarperCollins，1991，pp.56-61.

[24]DanielRoselle：AWorldHistory：ACulturalApproach，Boston：GinnandCompanny，1966，pp.404.

[25]参见DavidW.AbbottandJamesP.Levine：TheWrongWinner：TheComingDebacleintheElectoralCollege，NewYork：Praeger，1991.

[26]参见道金斯：《自私的基因》。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卢云中、张岱云译自英文RichardDawkins：TheSelfishGene，OxfordUniversityPress，1977，reprinted.

[27]参见M.L.Balinski，FairRepresentation：MeetingtheIdealofOneMan，OneVote.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82.又见MarjorieSpruillWheeler（Ed.）：OneWoman，OneVote：RediscoveringtheWomanSuffrageMovement.Troutdale，OR：NewSagePress，1995.

[28]见TheConstitutionoftheUnitedStates，ArticleI，Section2

[29]参见王希：〈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述评〉，《美国研究》2001年第1期。

[30]见TheConstitutionoftheUnitedStates，AmendmentXIV（1868），Section2.

[31]见TheConstitutionoftheUnitedStates，ArticleII，Section1.

[32]关于“知理的民主”这一概念，参见臧海群：〈决策、传播、中国——访北卡罗来纳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赵心树博士〉，载于复旦大学主编的《新闻大学》2001年秋季号，总第69期，第20-25页；网上版见http：///gb/node2/node26108/node30205/node73134/userobject15ai732888.html.又见赵心树：〈知理的民主，还是盲情的媒主？〉载于李希光、赵心树：《媒体的力量》，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网上版见《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网站》。

人人平等范文篇5

本文是试图厘清Legitimacy概念的一系列工作中的又一步。

在〈合法与合法的困惑——并论正当、资格及其他〉一文[2]中，我指出，我国学界普遍使用“合法性”一词代表legitimacy的概念，是错误的。对这个概念较为恰当的冠名是“正当性”及“资格”。我并提出，中文里的“服气”、“权威性”、“威望”等词都与正当性、资格概念有不同程度的意义重合。

在对现代政治学上的“正当性”即“资格”进行“概念细释”（conceptexplication）[3]后，我指出，这个概念意指“既合法又合民意”。更详细地说，“正当”或“有资格”意味着“既符合依照法律表述的民意，又符合依照民意制定的法律”。

本文将对上述“正当性”概念的两大内容之一，即“民意”的概念，再做进一步的细释。本文将指出，“民意”的一个中心内容是“人人平等”。对这个一般原则，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同意。但是，对它的具体含义，绝大多数美国人则不甚了了。而且，许多美国人还往往极力强调与“人人平等”标准相冲突的其他标准，如“州州平等”。甚至为了“州州平等”而懵懵懂懂地牺牲“人人平等”。

在以后的文章中，我将说明，这种在基本概念上的理解模糊与自相矛盾，是美国选举制度中的种种弊病的一个重要原因。限于篇幅，本文将无力做这项工作，而是力图为将来的分析提供一些尽可能清晰明确的标准。

本文将提出，在用“正当”、“民意”等概念衡量选举制度的时候，“人”的概念应当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高于州省、地域、种族、宗教、党派、阶级、性别、职业、年龄或任何其他群体概念；也就是说，当“州州平等”、“族族平等”、“党党平等”或其他任何平等标准有悖于“人人平等”标准的时候，应以“人人平等”为准。

更进一步，本文将提出，“人人平等”的概念应当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人人有投票权，且人人票力平等；二是人人有被选举权，且人人胜机平等。

显然，本文的主旨已非单纯的“描述解释”（descriptiveandexplanatory）而更重于“建议主张”（normativeandprescriptive）。两者在论证逻辑上的区别，还望读者明鉴。

1.人人平等的原则

若是孤立地从字面上看，“合民意”这个词很容易理解：“合”者，按照：“民”者，人民：“意”者，意愿。按照人民的意愿办事，就是合民意。

但是，“正当性”概念中的“合民意”必须是“合法地合民意”。也就是说，这儿的“合民意”必须是通过成文法律予以程序化、标准化、操作化的。而当我们设计一个操作程序来衡量“民意”的时候，必然遇到这样的问题：“人民”是由许多“人”组成的；人一多，就绝少全体一致的时候；此时，应当以哪个或哪些“人”的意愿作为“民意”呢？

一个极为古老且至今流行的解决办法是：多数议决，以多数人的意愿为准。要知道谁是“多数”，当然就要数人头，算票数，于是就有“你的一票算几票”，“他的一票算几票”的问题，于是就有“人人平等”的原则。

在2000年美国大选中，戈尔的选民票多于布什的。尽管最高法院把更多的选举人票判给了布什，一般美国人和世界舆论还是根据“常识常理”认定戈尔赢得了民意。[4]这儿的“常识常理”究竟指什么？

这个“常识常理”，就是人类心理中根深蒂固的“人人平等”的思想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人不分贵贱亲疏，每人一票，每票等值。因此，判定戈尔与布什谁胜谁负的“最符合常识常理”的标准是全国选民票，而不是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选举人所投的票。

就像“民主法治”的思想原则一样，“人人平等”的概念也是在人类各个文明与文化中既相互独立地萌芽、发展，同时又经常相互交叉影响的。

孔子（零前550-478）[5]说：“不患寡而患不均”[6]，指的是经济的平等；他又说：“有教无类”，[7]说的是教育的平等。杜甫（712-770）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8]说的是居住的平等。孔子（零前550-478）[9]与其弟子编撰的《礼记》中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为大同”。[10]韩愈（768-824）说：“不得其平则鸣”，[11]演化成成语“不平则鸣”。这些都反映了几千年来中国人对一般意义上的平等的追求。[12]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不仅有崇尚“平等”的因素，还有重视“人”的因素。以上所引的这些关于平等的言词，都是指人与人的平等，而不是指邦与邦、州与州、国与国、职业与职业、或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平等。孔子（零前550-478）[13]与孟子（约零前371－零前288）[14]都曾主张“仁者爱人”[15]，而从未说过“仁者爱邦”“仁者爱君”之类。孟子更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6]照冯友兰的说法，这儿的“人”与“民”是同一个意思。[17]

1776年7月4日，美洲十三个殖民地的代表组成的“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在解释其立国理念的正文（第二段）的第一句话就宣告：“我们认为下列为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18]这话同中国儒家在两千多年以前已经提出的“民本、大同”的思想何其相似！

《独立宣言》以及后来生效的美国《宪法》正文（1788）和《宪法》第1至第10宪法修正案（1791）等文件在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它们的内容却不完全是美国人的发明。而是大量借鉴引入了来自欧洲的文件、思想，如《荷兰独立宣言》（1581）[19]，英国《大宪章》（1689）[20]，以及英国人洛克（1632-1704）[21]和法国人卢梭（1712-1778）[22]的著作等。

再推得远一些，发源于中东，当时在欧洲占有统治地位的天主教教义中就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虽然，当时的主流思想认为，这种平等只是精神上的平等，与政治、经济权利无关。1651年，身在法国的英国人霍布斯（Hobbes，1588－1679）发表了《极权政体》（Leviathan）一书，虽然该书的结论赞同极权体制，却建立了一个在当时与众不同的逻辑依据：在自然状态下（而不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23]

被美国人接受与发展了的“人人平等”的思想，又反过来影响了其他国家。1789年通过的法国《人权宣言》宣称：“人与人在权利上生而自由、平等，并将永远如此。”[24]

这两个多世纪以来，“人人平等”的理念在西方各国的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这两个方面又有许多新的发展。如今，在西方各国绝大多数的人民的观念中，作为正当性的一个关键内容的“民意”，不仅必须是合法表述的，而且也应该是在“人人平等”的原则之下公平地表述的。[25]

2.人人平等与人类心理

以上提到，在2000年美国大选中，戈尔的选民票多于布什的，于是，人们根据“人人平等”的“常识常理”认定戈尔赢得了民意。让我们追问一下，这是为什么？这种“常识常理”的依据何在？

上文列举了中外思想家对“人人平等”原则的崇仰。这些崇仰本身并不构成对“人人平等”原则的逻辑论证，因为我们未必应该遵循古人前人所崇仰的原则。例举这些言论的意义在于说明“人人平等”是一个基本的、普遍存在的、不可抗拒的人类心理现象。既然选举的目的是产生一个正当的、被人民认为是有资格的、为大家所“服气”的、符合民意的政府，我们对“民意”的定义就不能违背“人人平等”的心理规则。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2000年大选的结局，实际上是“法律承认的选举结果”违背了“按人人平等的原则测定的民意”。也就是说，在衡量2000年美国大选结果的时候，“正当性”标准的两大内容，即法律与民意，相互之间发生了冲突。这是制度设计上的弊漏的表现，是在制度设计中应当尽量避免，在制度改革中应当尽量消除的现象。

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也是在遵从一个无可抗拒的心理现象，即人们对人人平等理想的普遍追求。

让我们再追问一下，人类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一种心理？为什么，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能把更多的选举人票判给布什，也能使布什合法地上台，却无法使人们（包括布什本人及其支持者）忽略或忘记布什的选民票少于戈尔这一事实？为什么，在这个选举年中所发生的无数法律、政治与社会的现象中，唯独这毫无法律地位的全国选民票最叫那么多人耿耿于怀？从人类心理上来说，这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

人与人之间总有利益的冲突。在冲突中，人有利己的本能，亿万年的物竞天择使然。真正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个体曾经出现过，而且还会因基因突变而继续个别地出现。但是这类个体及其基因在自然竞争中生存繁衍的机会自然少于合理利己的个体及其基因。于是，在竞争淘汰亿万年之后的今天，绝大多数的动物与人类个体都遗传了利己的本能。

但是，人与人之间也有共同利益。两个人分工合作，所得利益大于两人单干各自所得的利益之和。于是人类组成社会，分工合作，以便每个人都能获得更大的利益。于是有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以捕鱼为例：如果张三与李四单干，可以各抓10条；如果两人合作，可共抓30条。利己的张三要占有所有的30条鱼，利己的李四则要自己全得。应该如何分配？

人们发现，在这类情况下，最实用的原则是公平。每人15条鱼，双方都不觉得吃亏，于是双方都愿意继续合作，于是双方都可以多吃鱼。

在人类以至动物的漫长的进化历史中，一定出现过许多追求“霸道”者。这些人或猿或其他个体坚持要比合作者多得一份利益。霸道者容易失去合作者，于是他们生存并繁衍后代的机率就比那些满足于“平等”者少许多。他们的基因，包括“霸道”的基因，就比较难以传种接代。于是，在今天的人群中，大多数人并不一味霸道。

在人类进化史上，也一定出现过许多“谦让”者。这些人或猿或其他个体不在乎比合作者少得一份利益。在缺衣少食的环境中，一再谦让者不但会多受饥寒，获得配偶的机会也少，于是他们生存并繁衍后代的机率就比那些追求“平等”者少许多。他们的基因，包括“谦让”的基因，就比较难以传种接代。于是，在今天的人群中，大多数人并不一味谦让。

就是说，在为更大个人利益而合作的社会活动中，“人人平等”是各方权益的最佳平衡点，实施这一原则最有利于维系合作与社会的动态稳定，从而求得社会成员的最大利益。在低等动物、古猿以至人类进化的早期，绝大多数的个体未必懂得这个因果关系。是物竞天择的自然进化过程使那些盲目追求平等的基因得以生存繁衍至今。[26]

于是，在今天，不管在哪个民族或文化中，人人平等都是一个基本的追求。

但是，关于“人人平等”的具体、精细的含义，在许多西方学者的笔下或政治家的口中还存在许多模糊、笼统、歧义及自相矛盾之处。为了给分析各国选举制度提供一个较为清晰的衡量标尺，本文试图给选举制度中的“人人平等”概念做一个尽可能明确的定义。

这个定义将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即“人人票力平等”与“人人胜机平等”。为叙述方便我们把每个方面再细分成两步来谈。

3.1人人有投票权

首先，人人平等意味着所有成年公民都应有投票权（人人有投票权）。

虽然美国《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签署宣言的却是清一色的白种男人绅士。他们所用的英文词“人”不是无性别区分的person或people，而是专指“男人”的men.而且，他们心目中的男人中也绝不包括黑人。在选举实践中，各州又普遍对投票权加上了财产、识字能力的限制。所以，所谓“人人生而平等”，在当时实际上是“白种有产识字男人生而平等”，而妇女（包括白人妇女）、有色人种、穷人、文盲都没有投票权。这种不公平使得当时美国各级政府的正当度大打折扣。

在“人人平等”的理念的指导下，这两个多世纪来，美国一代又一代的有识之士为实现“人人有投票权”进行了艰苦的努力，逐步取消了对投票权的财产、种族、性别和识字能力的要求，并在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也就是美国立国以后近两百年的时候）终于基本实现了成年公民人人有投票权。

3.2人人票力平等

更确切地说，人人平等意味着所有公民投下的选票效力应当尽可能平等（人人票力平等）。

让我们用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这个原则的重要性。假设，在一个有一亿人口的国家里，虽然人人有投票权，但我们把某一个“特殊公民”所投的那票当一亿票算，而把所有其他公民所投的每一票当一票算。那么，即使那99，999，999个“普通公民”百分之百参与投票并百分之百意见一致，也可能被那一个“特殊公民”所否决，而那个“特殊公民”的意见即使没有任何他人的支持也可以过半数而通过。如此表达的“民意”就不是真正的民意，如此产生的政府和政策的正当度就接近于零。

这就是说，支撑一个政府的正当性的民意，应该是在“投票效力人人平等”（“票力平等”）的原则下表述的民意。如果民意的表述过程与规则（也就是选举的过程与规则）背离了这个原则，那么就必然降低所产生的政府的民意度，于是也就打击其正当度。

美国人在讨论选举制度时，常常会使用一个成语“Oneperson，onevote”，可翻译为“一人一票”。[27]仔细想来，一人一票的对立面是：有人一票、有人两票；或者是有人一票，有人半票；也就是“投票效力不平等”（“票力不平”）的状况。换句话说，所谓“一人一票”的原则，实际上就是“票力平等”的原则。可惜，一些美国人，包括一些把“一人一票”常挂嘴边的人们，却对“一人一票”作粗糙浮浅的理解。他们以为，每个选民手里有一张票，可以投一张票，就算“一人一票”了，虽然投票以后每张票的票力可能非常不一样。

粗粗一看，“票力平等”的道理似乎非常浅显，应当严格遵循，也应当容易遵循。其实不然。在当今世界各国的选举制度中，真正做到彻底的票力平等的，几乎一个也没有。

美国联邦众议员是由各州选派的。各州选派的众议员的人数是按照每州的人口多寡，按每3万人选派一个议员的比例计算的。美国宪法规定，在为此而计算每州人口的时候，每个“自由人”（freePerson）算一个人，每个“其他人”（otherPerson）却只算五分之三个人。[28]根据当时人口组成的实际情况，“自由人”几乎全是白人，而“其他人”就是黑人奴隶。把一个黑人不当作一个人，而当作五分之三的人，这不是明目张胆地违犯一人一票、票力平等的原则吗？

其实，美国宪法中此条的实际意图比文字表面的不公更为严重、更为丑恶。当时南方各州普遍、完全地剥夺黑人奴隶的投票权，也就是说，黑人的实际投票权为零。宪法关于“五分之三”的规定并不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给黑人以五分之三的投票权。宪法中此条的真正目的，是要在继续完全剥夺南方黑人投票权的同时，增加代表南方各州的联邦议员人数和总统选举人人数。换言之，此条的目的，是要借用根本没有投票权的黑人奴隶的名额，来使南方白人奴隶主的票力强于北方选民的票力！[29]

宪法的上述规定实施了差不多七十年。南北战争结束以后不久，于1868年生效的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正式取消了这一规定。[30]但是，票力不平的弊病还存在于美国选举制度的其他方面。有关的例子，我在以后专文讨论美国选举制度的具体弊病的时候还会详细介绍。

在这些文章中，我将提出，不仅是美国，而且在其他各国的现行的选举制度中，都或多或少继续存在票力不平的问题。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三个：一、西方有许多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票力不平的危害性；二、有许多人还没有认识到某些制度会造成票力不平；三、由于组织技术、组织成本上的障碍，人们往往不得不采纳那些隐含票力不平的制度。

4.1人人有被选举权

人人平等还意味着所有公民都应有被选举权（人人有被选权）。

任何选举都包含着选举与被选举这两个方面。单有选民票力的平等，还不能保证选举的公平，也就不能保证选举产生的政府的完全的正当性。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一个国家里只有一个公民拥有被选举权，而其他所有的人都没有这个权利，那么，选举尚未开始就已知道结果。虽然公民人人票力平等，如此表达的“民意”仍然不是真正的民意，如此产生的政府的正当度也成问题。

在一个理想的制度下，不应该对公民的候选、参选资格加以任何限制。而应当让所有希望担任领导人的公民都有机会自由地参与竞争，从而让选民可以从尽可能多的候选人中进行挑选。

但是，在历史上，许多人，包括美国的一些开国者们，未能清楚地理解以上的道理。于是，他们为了“选出最优秀的人当总统”而在制度上对候选人资格做了一些限制。

例如，开国者们认为，担任国家领导人需要许多经验。而只有三十五岁以上的人才能拥有足够的经验。于是，他们在美国宪法中规定，只有年满三十五岁以上的公民才能担任总统。[31]

为了保证美国总统对美国的绝对忠诚，宪法还规定，总统必须是“天生”的美国公民，即必须是在出生时就具有公民身份的人，而不能是“归化”的美国公民，即出生时是外国公民，以后通过移民而成为美国公民的人。但是，“归化”的公民仍然有资格担任除总统以外的其他各种政府职务。宪法还规定，只有事实上在美国领土上居住满十四年的人才有资格担任美国总统。这样就阻止了那些长期居住国外，因而可能对美国不够忠诚的人成为美国元首。

为了保证行政机构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美国宪法还规定总统与副总统候选人必须是来自两个不同的州。

除了联邦法律对总统候选人资格的上述限制，美国许多州的州法对本州领导人或代表本州的联邦领导人的资格也做了某些限制。例如，各州法律普遍规定，本州领导人或本州派出的联邦议员都必须是本州州民。

这些对候选人资格的限制，与美国宪法通过时的十八世纪末的技术、经济、政治环境有关。独立战争期间，北美的保（英）皇党（loyalists）站在英国军队一边，与以华盛顿为代表的“爱（美）国者”（patriots）互相攻击残杀。领导人是否忠于美国，是一件性命攸关的大事。当时，由十三个殖民地脱胎而成的十三个州的州权意识强烈，各州自认是各自独立的国家，因而，本州或本州派出的领导人是否忠于本州，也是一件性命攸关的大事。同时，十三个殖民地之间交通与信息传通都极为不便，候选人对自己的宣传与大众媒体的报道在质与量上都极为有限，于是选民们对候选人的了解也极为有限。如果没有法律上的限制，选民们有可能误把经验不足，能力有限，或对美国不忠诚的人选上领导岗位。

两百多年过去了，美国的政治、技术、经济、交通、信息传播环境都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媒体报道与选举宣传的发展，使得关于候选人的情况能迅速、大量地传达于公众。今天的选民，有充分的条件对候选人的经验、能力、忠诚度做出自己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用法律条文（如关于三十五岁的限制）来剥夺某些公民的候选资格，实际上也就限制了选民的选择权。在今天的条件下，这类限制显得不合理。但是，由于制度的惯性，这些显得不合理的限制继续存在于美国的法律条文中。

不过，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的选举制度相比，美国法律中对候选人资格的限制并不严苛。在性别、种族、宗教、教育程度、财产多寡、家庭出身、政治观点、政党党员身份、出生地域、本人“成分”、职业等等各个方面，美国法律对候选人资格没有任何限制。

关于年龄，美国法律规定三十五岁以下的人不得担任总统。回顾美国历史，肯尼迪（JohnF.Kennedy，1917－1963）是在任期间最年轻的总统。但他于1961年初宣誓就任时，也已43岁，已超过法定年龄八岁有余。看来，即使允许35岁以下的人参与竞选，他们通常也没有足够的经历与声望来赢得当选所需的选票。三十五岁的限制形同虚设。

此外，美国法律对总统以外的政府职务一般不加任何年龄限制，只要年满十八岁（因而具有公民身份）即可。

关于居住地，美国法律只规定在美国领土上居住不满十四年的人不得担任总统，其实，即使允许这种人竞选，他们通常也没有足够的地方人脉与政治基地来赢得当选所需的政治支持与财力资助。而且，美国法律对总统以外的任何政府部门的任何职务均未加任何类似的限制。

换言之，美国现行法律中关于候选人资格的限制，由于本身比较宽松，因而未造成实际上的明显严重的不公。在现代的环境下，这些古老的限制更像是“多此一举”式的法律累赘，是选举制度中的一种比较能够忍受的弊病。

4.2人人胜机平等

但是，人人有权参与竞选，并不意味着人人都有平等的当选机会。

而人人平等的更为精确的含义是：所有合格公民的被选机会尽可能平等（人人当选机会平等）。

影响某人的当选机会的因素可分为三种。其中第一、第二种因素是应有的因素，而第三种因素是不应有的因素。当不应有的第三种因素实际上成了决定性因素的时候，就形成了候选人当选机会不平等的状况。

以下我们详细讨论这三种因素。

第一种是“标准因素”，即理智、负责的选民应当以之为投票标准的那些因素。这种因素又可细分为两部分，一是候选人的政治理念与政策主张，二是该候选人用以实现自己的理念与主张的政治能量与行政能力。候选人与候选人之间，理念、主张天差地别，能量、能力高低不一。在理想的状态下，我们希望当选者的理念、主张最符合最广大的人民的最长远利益，也希望当选者拥有最大的能量、能力来实行其理念、主张。换言之，当不同的候选人拥有不同的“标准因素”时，我们不应要求他们的选举结果均等。相反，我们希望结果不等，即在两项标准上表现最佳的候选人当选。

第二种是“预测因素”。这种因素本身不应该成为理智、负责的选民投票的标准，但却可以被用以预测候选人在“标准因素”上的表现。

例如，一个候选人的年龄、健康状况本身不应该成为选民投票时取舍的标准，因为年纪、健康状况与一个领导人的政治理念、政策主张、政治能量与行政能力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百分之百对应的联系。古今中外的领导人中，有年轻而有为者，有年老而有为者，有年轻而昏庸者，有年老而昏庸者，有健康而有为者，有多病而有为者，有健康而昏庸者，亦有多病而昏庸者。但是，年龄、健康状况与理念、主张、能量、能力之间又具有相当大的关联，选民理应用以预测候选人当选后的表现，并用这个预测帮助决定自己的投票。例如，对一个年仅二十岁的候选人，选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其生活阅历太浅，对各个阶层、各个年龄的人群的利益与需求了解太少，因而其政策主张很少可能真正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因而决定投别人的票。对一个年过九旬、体弱多病的候选人，选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此人已没有精力来管理国家或地方的大事，而决定把票投给较为年轻、较为健康的候选人。

除了年龄、健康外，还有许多类似的因素，如候选人所受的教育程度，过去的经历，政绩，功勋，声誉，等等等等。我们称这些因素为“预测因素”。我们希望，任何一项预测因素都不应该成为决定某候选人当选与否的唯一因素，但所有的预测因素都应该被选民们充分利用来预测每一位候选人在标准因素上的表现，从而实现“知理民主”的理想境界：全体公民在充分、全面、平衡的信息的基础上，通过辩论、讨论、投票的方式进行集体决策，理智地挑选国家或地方政府的领导人。[32]

与关于“标准因素”的情形相仿，当不同的候选人拥有不同的“预测因素”时，我们不应企求他们的选举结果均等，而应期待结果不等，即期望在各项主要预测标准上总体表现最佳的候选人当选。

第三种是“无关因素”。在理想的状况下，这类因素不仅不应该被选民用作决定选票的标准，而且不应该被用作预测的手段。例如，候选人个人财产的多寡，候选人的家族或支持者的财产的多寡，或他们投入选战的资金的多寡，等等，都不应该被选民用作决定投票的标准，也不应被选民用以预测候选人当选后的表现。但是，在各国的选举实践中，有些理应“无关”的因素却会影响（甚至是极大地影响）选举的实际结果。

例如，近二十年来，美国的政治家、候选人、学者、新闻界普遍认为，在美国的各级选举中，决定选战胜负的最大因素是资金。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对政治的兴趣下降，候选人与选民之间传统的、低费用的沟通手段如演讲会、政治集会等已失去了其昔日的效率。现代的选战必须通过现代的传播手段来进行。而这些手段，特别是威力强大的电视广告，制作与的费用都极为昂贵。于是，钱多的候选人由于拥有了有效的宣传手段而握有胜算，而没钱或钱少的候选人往往希望渺茫。[33]

这样，为了赢得下届选举，美国的许多政治家包括历届总统不得不把大量精力用以募款，利用职权去讨好富人和大公司，而用于政务与普通选民事务的时间反被挤占。为此，许多富有正义感与责任感的政治家们深表歉疚与屈辱。

这种状况在许多民众中间造成了美国政府是“富人政府”的印象，使得各级政府以至整个政权体系的正当度大打折扣。

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共和党人麦肯（JohnMcCain）和人布莱德利（BillBradley）纷纷打出了改革美国选举制度的口号，就是针对这种金钱政治而来。这两位候选人在2000年春两党党内的初选中分别获得第二位的选票，说明美国选举中的金钱政治已被相当多的选民所深恶痛绝。[34]

我们所说的“当选机会不平等”，就是特指这样的一种状况：理应靠边站的因素成了决定性因素。这种状况违背了“人人平等”的原则，打击了当选的领导人及政府的正当性，是在制定制度时应当尽力避免的。

除了金钱财力之外，还有其他许多理应无关但事实上有关的“第三种”因素，如候选人的家族背景、家庭出生、性别、种族、肤色、宗教信仰，等等。1960年，作为爱尔兰移民后裔，身为天主教徒的肯尼迪当选为总统，打破了此前美国总统都是基督教徒的不成文传统。美国政治中历来不太强调候选人家族出身的贵贱，各级政府领导人包括总统中不乏出身微贱者，最近的如克林顿总统就是一例。最近这二十年来，美国许多妇女、少数族裔的政治家赢得选举而成为各级政府的领导人，其中包括大州州长、大州派出的联邦议员、大城市的市长。这些例子都说明，在当选机会平等这一方面，美国选举制度虽然存在缺点，但它在总的趋势上也是在不断地进步。

5.结语

“正当性”概念有两个中心内容：合法与合民意。本文试图厘清其中的“合民意”概念。本文提出，“合民意”的一个中心内容是“人人平等”，而“人人平等”又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人票力平等，二是人人胜机平等。

把概念和标准尽量说清楚，只是建议主张性（normativeandprescriptive）工作的第一步。概念与标准的价值只有在实际使用中才能显现出来。在后续的工作中，我将使用这些概念与标准来分析衡量美国的选举制度。

注释：

[1]参见王希：〈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述评〉，《美国研究》2001年第1期。

[2]赵心树：〈合法与合法的困惑——并论正当、资格及其他〉，载于网刊《世纪中国·观察与思考》，2001年10月26日上网：http：///century/zhoukan/guanchayusikao/0110/0110261012.htm.在此文基础上修改发展而成的〈“正当”、“资格”、“合法”概念的细释与冠名〉一文已被《香港社会科学学报》接受，将于近期发表。

[3]关于“概念细释”对于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重要性，见StevenH.Chaffee：Explication，NewburyPark，CA：Sage，1991.

[4]见王希：〈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述评〉，《美国研究》2001年第1期。

[5]即551-479BC.关于“零前”的概念，见赵心树：〈2000究竟属于旧千年还是新千年？——松脱基督的束缚，建立真正的公元〉，载于网刊《世纪中国·观察与思考》，2001年1月12日，http：///century/zhoukan/guanchayusikao/0101/0101121007.htm.在此文基础上扩充发展而成的〈离开基督建公元〉一文已被（山东大学）《文史哲》接受发表。

[6]（朱熹注）：《论语集注·季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第70页。

[7]《论语·卫灵公》。

[8]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载于傅庚生著：《杜诗散绎》，西安：东风文艺出版社，1963年3月第1版，第23页。

[9]即551-479BC.关于“零前”的概念，见赵心树：〈2000究竟属于旧千年还是新千年？——松脱基督的束缚，建立真正的公元〉，载于网刊《世纪中国·观察与思考》，2001年1月12日，http：///century/zhoukan/guanchayusikao/0101/0101121007.htm.在此文基础上扩充发展而成的〈离开基督建公元〉一文已被（山东大学）《文史哲》接受发表。

[10]陈浩注：《礼记·礼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第120页。

[11]韩愈：《送孟东野序》，载于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下册·第一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10月第1版，第961页。

[12]见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8月出版的《辞海·1979年版缩印本》第1330页。

[13]即551-479BC.关于“零前”的概念，见赵心树：〈2000究竟属于旧千年还是新千年？——松脱基督的束缚，建立真正的公元〉，载于网刊《世纪中国·观察与思考》，2001年1月12日，http：///century/zhoukan/guanchayusikao/0101/0101121007.htm.在此文基础上扩充发展而成的〈离开基督建公元〉一文已被（山东大学）《文史哲》接受发表。

[14]即372-289BC.关于“零前”的概念，见赵心树：〈2000究竟属于旧千年还是新千年？——松脱基督的束缚，建立真正的公元〉，载于网刊《世纪中国·观察与思考》，2001年1月12日，http：///century/zhoukan/guanchayusikao/0101/0101121007.htm.在此文基础上扩充发展而成的〈离开基督建公元〉一文已被（山东大学）《文史哲》接受发表。

[15]（朱熹注）：《论语集注·颜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第53页。（朱熹注）：《孟子·离娄章句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第65页。

[16]（朱熹注）：《孟子·卷十四·尽心章句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第111页。

[17]冯友兰：〈再论孔子－论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哲学研究》1961年第5期，收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参见郑家栋著：《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357－361页。

[18]MaryBethNorton，DavidM.Katzman，PaulD.Escott，HowardP.Chudacoff，ThomasG.Paterson，WilliamM.Tuttle，Jr.：APeopleandANation：AHistoryoftheUnitedStates，4thEd.，Vol.II.：Since1865，Boston：HoughtonMifflin，1994，pp.A7-A8.

[19]DanielRoselle：AWorldHistory：ACulturalApproach，Boston：GinnandCompanny，1966，p.317.

[20]DanielRoselle：AWorldHistory：ACulturalApproach，Boston：GinnandCompanny，1966，p.375.

[21]JohnLocke：TwoTreatisesofGovernment：ACriticalEditionwithanIntroductionandApparatusCriticusbyPeterLaslett，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60（reprintwithamendments，1963）。又见DanielRoselle：AWorldHistory：ACulturalApproach，Boston：GinnandCompanny，1966，p.375.

[22]DanielRoselle：AWorldHistory：ACulturalApproach，Boston：GinnandCompanny，1966，pp.399-400.

[23]见TerenceBallandRichardDagger：PoliticalIdeologiesandtheDemocraticIdeal，NewYork：HarperCollins，1991，pp.56-61.

[24]DanielRoselle：AWorldHistory：ACulturalApproach，Boston：GinnandCompanny，1966，pp.404.

[25]参见DavidW.AbbottandJamesP.Levine：TheWrongWinner：TheComingDebacleintheElectoralCollege，NewYork：Praeger，1991.

[26]参见道金斯：《自私的基因》。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卢云中、张岱云译自英文RichardDawkins：TheSelfishGene，OxfordUniversityPress，1977，reprinted.

[27]参见M.L.Balinski，FairRepresentation：MeetingtheIdealofOneMan，OneVote.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82.又见MarjorieSpruillWheeler（Ed.）：OneWoman，OneVote：RediscoveringtheWomanSuffrageMovement.Troutdale，OR：NewSagePress，1995.

[28]见TheConstitutionoftheUnitedStates，ArticleI，Section2

[29]参见王希：〈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述评〉，《美国研究》2001年第1期。

[30]见TheConstitutionoftheUnitedStates，AmendmentXIV（1868），Section2.

[31]见TheConstitutionoftheUnitedStates，ArticleII，Section1.

[32]关于“知理的民主”这一概念，参见臧海群：〈决策、传播、中国——访北卡罗来纳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赵心树博士〉，载于复旦大学主编的《新闻大学》2001年秋季号，总第69期，第20-25页；网上版见http：///gb/node2/node26108/node30205/node73134/userobject15ai732888.html.又见赵心树：〈知理的民主，还是盲情的媒主？〉载于李希光、赵心树：《媒体的力量》，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网上版见《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网站》。

人人平等范文篇6

关键词: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法律价值;社会价值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宪法规定的、法律适用的一项基本原则,维护法律的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社会和谐的基础性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基本内涵是在法律效力所及的时间、空间范围内,对所有的人,无论其民族、种族、职业、家庭出身、社会地位、财产状况等情况如何,均须平等地适用法律、遵守法律,谁违反法律,都将受到法律的同等责任追究。然而,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却作了明确的趋轻(包括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规定。这样的规定公平吗?是否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相悖?应怎样理解和贯彻法律精神?笔者试就这些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探讨。

一、我国法律为何对未成年人犯罪

作出轻罚的特别规定

依照我国《刑法》关于犯罪主体承担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分别是:不满14周岁的人,无论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如何,均不追究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只有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这样严重罪行的,才负刑事责任,其他一般性犯罪,不负刑事责任;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完全的刑事责任。但对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作为轻罚的具体体现,在《刑法》中就有这样明确的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无论罪行如何严重、情节如何恶劣、危害如何巨大,均不得适用死刑。从上述规定中可以看出,处罚未成年人犯罪明显趋轻。

为使《刑法》的规定得以实施,使立法精神得以贯彻,在司法实践中,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分别设立了少年法庭,专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要求审判人员要熟悉未成年人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少年法庭审理的案件包括:被告人在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案件;被告人在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不满18周岁,并被指控为首要分子或者主犯的共同犯罪案件;其他共同犯罪案件有未成年被告人的,或者其他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是否由少年法庭受理,由法院院长根据少年法庭工作的实际情况决定。为有利于创造特定的庭审氛围,有利于对青少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教育、挽救、改造,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审理14周岁以上不满16周岁的人涉嫌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审理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人涉嫌犯罪的案件,一般情况下也不公开审理。

从法律的规定到司法过程,可以清晰地提示我们,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处罚适用特别规定。那么,我国法律为何要作出这种特别规定呢?

首先,充分体现出对未成年人的人文关怀和教育挽救。未成年人是特殊的社会群体,也是构成犯罪的特殊主体。与成年人相比较,其社会生活较单纯,易受外部环境影响,与成年人犯罪的主动性相比,具有明显的被动性;未成年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形成,认识相对单纯,偶发性犯罪的比例较大,主观恶性相对较小;未成年人对社会的认知程度有限,判断是非的能力有限,其犯罪行为是在融入社会、认知社会的过程中发生的,明显不同于成年人社会化过程完成后的犯罪。因此,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趋轻处罚,更多体现的是从未成年人的成长规律和特点出发,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挽救,同时也体现出对社会特殊群体的特别人文关怀。

其次,体现出法律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法律适用于现实,裁决具体案件,其价值主要表现为通过对社会关系的调整,解决主体间的矛盾和冲突,平衡社会关系,使社会趋于稳定与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价值应当服务于社会价值。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轻罚,更多考虑的是社会价值,即表面上看来是对未成年人的网开一面,降低其法律责任的程度,实质上主要考虑的还是社会意义。减轻未成年人的法律责任,给予其改过自新的机会,既有利于当事人本人,更有利于社会的根本利益。

再次,体现出社会现实稳定与长远和谐的一致。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发展,是国家所致力追求的,更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据统计,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从全国范围考察,不是几个人,而是一批人。一方面,对这批人教育改造得好,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现实稳定,更有利于社会的长远和谐发展。反之,不注意其教育改造,不给予悔过自新的机会,使他们自暴自弃,为所欲为,一旦重新进入社会,继续危害社会,危害他人,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将受到极大的破坏,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另一方面,从维护社会稳定所付出的成本来看,将未成年人犯罪者改造成新人所付出的代价,要远远小于这些人继续危害社会所带来的损失。

最后,体现出法律处罚与社会责任的结合。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固然有本人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家庭、学校、社会的监管缺位,致使未成年人辨别力降低,行为盲动,偶发犯罪的情况,同样不能忽视,社会责任不能忽略。考察未成年人的犯罪过程,分析具体发生的案例可以发现,许多未成年人犯罪,是在失去监控的情况下发生的。如父母长期在外打工,父母离异,学校管理不力,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工作不到位等。既然社会对未成年人犯罪负有责任,就不应简单地处罚了事,应当承担起教育、挽救、改造的责任。

二、法律的特别规定是否公平

我国刑法总则明确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将此规定与未成年人犯罪轻罚的规定相比较,有人认为是出现了法律规定的自相矛盾,出现了法律表述的逻辑错误,这种冲突和相悖,源于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轻罚。未成年人是不是人?当然是人。既然是人,既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不应该轻罚。否则,就是不平等、不公平。从司法实践的层面看,也出现了争议。最近曾发生这样的案例:一位16岁的少年强奸幼女并将被害人残忍杀害。其手段之恶劣,危害之严重,不言而喻。然而,法院的判决并未如人们预期的那样,不仅未判死刑,也未判无期徒刑。之所以如此轻判,就因为被告是未成年人,适用了轻罚的规定。有人大为感慨,认为法律太不公平,甚至认为这将纵容未成年人犯罪。

如何认识和理解这样的问题?

首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是法治国家共同遵循的原则。不仅法治国家,古今中外,从法律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就随之产生,只不过在专制、特权的国家,这只是一种形式、口号而已,只是统治者欺骗和愚弄民众的冠冕堂皇的说辞而已,对广大民众而言,根本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实质意义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到了现代社会,只有那些实行法治的国家,才能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通过制度和社会运行机制的保障,得以在社会生活中实现。我国实行依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具备适用的社会条件。而我国刑法面前的人人平等,其基本含义是指任何人犯罪,不论犯罪人的家庭出身、社会地位、职业性质、财产状况、政治面貌、才能业绩等情况如何,都应平等地适用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不允许任何人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运用此项刑法原则,要求在定罪时要体现平等,不能因为犯罪人的情况不同,在此罪与彼罪的选择上有所不同;要求在量刑时要体现平等,不能因为犯罪人的情况不同,在重判与轻判上有所不同;要求在刑罚的执行时要体现平等,不能因为犯罪人的情况不同,在待遇上有所不同。其次,法律的平等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我们在理解平等时,不应将平等视为完全等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不能简单理解成不加区别地人人一样。平等应是社会总体的平等,而不是具体的每一个案例、每一个人的绝对的、不加区别的平等。实现刑法面前的人人平等,不能忽视社会的总体利益与整体要求［1］。如上所述,未成年人是特殊的社会群体,对未成年人的刑事处罚,不仅要考虑未成年人本身,还要考虑社会的和谐、社会的发展、社会的总体利益要求。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轻罚,正是注意到了这些具体的、特殊的因素。当然,我国刑法的具体运用,在对特殊主体的法律适用时,也并不局限于未成年人,还包括其他主体。例如,对完全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无论情节、危害、影响如何,一律不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处罚;对审判时怀孕的妇女,无论情节、危害、影响如何,一律不能适用死刑。如果仅从字面上、表面上、形式上判断,这些规定与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都是相悖的,但从社会总体利益上讲,从人道主义精神上看,这些看似不平等、不公平的规定又是公平的。还应注意的是,这些规定不是给特权阶层专门规定的,它适用于具备相同条件的社会全体成员,恰好体现了法律的公平。

再次,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从轻处罚不等于纵容犯罪。从未成年人的自身特点和社会总体利益考量,对未成年人犯罪轻罚,其目的之一是实现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改造,使其重新做人,防止对社会可能造成的更大危害,并对社会公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不仅不是纵容犯罪,而是为预防、减少、杜绝犯罪。当然,对未成年人犯罪轻罚,有必要正确处理如下两个关系。第一,罪与罚的关系。未成年人涉嫌犯罪,说明其行为已经违反了法律,且触犯了刑事法律,产生了较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予处罚。法律规定对未成年人的轻罚,不是一味地强调从轻,更不是不罚,而是要掌握适当、适度。如果当罚者不罚,那就真的是放纵了。第二,对被告人的处罚趋轻与被害方的权益保护的关系。任何犯罪行为,都将对国家、集体、他人的合法权益构成危害,对犯罪者惩罚,与对受害方的权益保护是一致的。如果过于强调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的特殊性,过于对未成年人的从轻照顾,则将使受害方的权益保护被弱化,同样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2］。

最后,就法律的表述而言,总则具有指导作用,而具体实施的法律规范,应当是总则的细化、具体化,在不违背总则精神的前提下,作出符合实际的具体规定,不能得出与总则冲突的结论。刑法总则是针对一般人犯罪而设计的,不能排除具体规定中针对特别人、特殊群体的特别规定。

三、怎样贯彻关于未成年人犯罪

的法律精神

1.预防犯罪措施的特殊性

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重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表面看来,每一个个案会有所不同,但大的社会背景基本一致。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在竞争的压力下,每一成年社会个体都要忙于自身的工作,以适应生存所需,承担对家庭成员的责任;每一社会组织都要忙于自身的业务活动。此时最易忽略的是对未成年人的监管和教育,导致工作的缺位,其中的一些人较易走上犯罪的道路,或者潜伏犯罪的危险。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不仅家庭、学校、职能部门有责任,整个社会都负有责任,甚至责任更大。从社会承担责任的角度看,应当建立学校、家庭、社会职能部门的针对未成年人的监管教育体系,使教育管理工作到位;应当制定对学校、家庭、社会职能部门工作失职的责任追究制度,哪怕未成年人并未违法犯罪,对工作不到位的教育者同样要追究其责任,不要等到后果发生才追究责任。从而使各相关教育主体认识到,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监管和教育,是其不能忽视的重要责任。目前我国某些地区在对留守儿童的监管教育方面,积累了有价值的经验。

2.程序适用和实体惩罚的特殊性

关于审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追究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我国法律均作出特别规定,要正确理解这些规定,准确适用这些规定,作为审判人员,应正确把握立法精神,将教育为主的思想贯穿审理和判决的全过程。与审判成年人犯罪的案件相比,未成年人的犯罪是虚荣心、盲从心、贪婪心、逆反心、义气心、嫉妒心、报复心所致,主观恶性较小,对危害的认知程度有限。如果与审理成年人犯罪的方式相同,过于简单,则不能使未成年人的认知水平提高,不利于其汲取教训,不利于遏制其重新犯罪。当然,具体实施处罚时,要正确处理教育与惩罚的关系、危害后果与适度处罚的关系、对犯罪者的从轻与受害者的权益“双重保护”的关系,实现处罚过程和结果的和谐。

3.教育与改造的特殊性

从刑罚过程看,对未成年人执行刑罚的过程,是对其进行教育改造的过程,哪怕是非常严重的犯罪,既然一律不能判处死刑,均须教育和改造。从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看,刑罚执行过程,也是其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因此,这一阶段的教育改造的特殊性十分明显。司法机关与相关行政机关应根据未成年人的实际承受力,对未成年人罪犯进行劳动改造;应根据其已有的基础,依照国家义务教育的程度要求,开设相关课程,进行必要的文化知识教育,并根据不同对象的不同要求,创造条件,提升其学历层次,培训其专门技能;应根据未成年人生理发育和心理形成规律,将强制改造与未成年罪犯自身主动接受教育结合起来,增强其改造的自觉性,从而较健康地成长［3］。

4.关心与帮助的特殊性

刑罚执行完毕,未成年人罪犯要重新走向社会,此时的社会态度、社会的接纳程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的前途和命运。社会接纳得好,有利于他们重新做人;接纳得不好,很有可能让他们自暴自弃,丧失信心,继续危害社会。而且,此前的轻罚、刑罚执行过程中的教育改造,都将前功尽弃。审判时的轻罚、刑罚执行时的教育改造、刑罚执行完毕后的关心帮助,应当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一个紧密连接的链条,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位,才能确保立法精神的实现,才能使趋轻处罚的目标得以实现。相关职能部门的后续工作应当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机制相配合、相一致,以预防为主,将未成年人犯罪降至最低限度,一旦出现了犯罪,对犯罪者不要放弃不管,不要歧视蔑视,要伸出帮助之手,将其纳入继续教育的体系之中。要从实际出发,帮助其自谋生路,自食其力,力所能及地解决其遇到的各种困难,促使其增强自信,规范行为,完善自己,服务社会,避免重新误入歧途。

参考文献:

［1］石文龙.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性思考［EB/OL］.(2006-11-15)［2008-02-10］.

人人平等范文篇7

只有清醒地认识到自身法治理念方面存在的差距，有针对性地去整改，才能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认为要从十个方面对照找差距：

一是从依法办案、职权法定意识上找差距。要坚决杜绝超越管辖权办案、超时限办案等违法行为。二是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识上找差距。有些检察人员缺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要通过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进一步确立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三是从执法为民意识上找差距。要关注人民群众、关注弱势群体，在办案过程中做到一视同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四是从人权保障意识上找差距。杜绝随意采取强制措施、不文明办案，切实保护人权。五是从追求公平正义的责任感上找差距。坚决反对有罪推定，坚持实事求是，严格按照证据要求查清事实。六是从处理实体和程序的关系上找差距。要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用程序公正保证实体公正，确保办案安全。七是从服务大局意识上找差距。在依法的前提下考虑大局，正确运用刑事政策，结合各方面的要求把案件办好。八是从政绩观上找差距。领导同志要有正确的政绩观，踏踏实实工作，追求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九是从处理部门利益和服务大局的关系上找差距。个别单位和部门大局意识淡薄，有时更多考虑了小团体的利益，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过程中一定要很好地查找、对照此问题，引以为戒。十是从党的领导的观念上找差距。党委的支持是做好工作的重要保证，因此要主动地接受领导、主动地争取领导。

人人平等范文篇8

【关键词】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原则；抵触

世界各国基于本国的国情对未成年刑事责任的年龄段规定有所不同，如1984年修订的《印度刑法典》规定为满12岁；1971年《加拿大刑法》、现行的《日本刑法》规定为满14岁；1929年《西班牙刑法》、1971年修正的《瑞士刑法》规定为满15岁；1940年《巴西刑法典》则规定为满18岁。而我国刑法中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段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根据我国刑法理论，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不满14周岁）、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与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三个阶段。随着未成年人犯罪率逐渐上升、犯罪低龄化日渐凸显和个别未成年人犯罪手段之恶劣程度、社会危害性之严重程度已远远超出成年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不仅是一个刑法理论问题，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严重社会问题。鉴于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具有两面性，既有容易被社会上不良风气影响、引诱走上犯罪道路的一面，又有可塑性大、易接受教育和改造的一面，为此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在刑法上主要体现为一是从宽处理原则；二是不适用死刑原则。我国在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上贯彻的方针和基本原则，与世界各国的规定基本一致，但这些规定似乎与刑法的基本原则及刑罚目的抵触。因此，我们有必要正确理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与刑法基本原则的抵触。

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同时我国刑法第四条规定：“任何人的犯罪，在适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国古代为了反对特权主义就明确提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口号。“凡法律上规定的对犯罪的刑罚，对任何犯罪的人，都必须平等地不可避免地适用。量刑的标尺不是犯罪人的意图、被害人的身份或宗教罪孽，而只是他对社会的危害”。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实施的同样的犯罪行为，具有同等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只是因为年龄的不同，往往在刑事责任的处罚上会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与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相抵触呢？

首先，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一般是指司法适用上的平等，不包括立法上的平等。我国在未成年人刑事责任采取从宽对待的处罚原则属于立法上的范畴，并没有违反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我国，刑法对于全体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财产状况等，都是统一适用的，任何超出刑事法律之外的特殊待遇都是违背刑法的。这里，没有提到“年龄”，只是强调不因社会地位、身份、财产状况不同而给与不同的处罚。

其次，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中的“人人平等”应该是横向对比刑法适用的平等。对待同一年龄段的行为人，根据其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和犯罪情节等因素，平等的适用刑法的规定，而不是纵向上对比成年人刑事责任的适用。例如，凡是年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死等几个特定罪名行为，只要符合刑法分则规定具体罪名的犯罪构成，就应该追究其相应刑事责任，而不因不同未成年人的不同的家庭出身、社会财产等状况给与不同的处罚。

最后，“平等”不是“等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不能理解为“人人一样”。有原则就有例外，例外是否违反原则关键是看例外的内容是否具有正当性。真正的刑法平等性与区别对待并不是矛盾的，相反，而是承认，支持差别的存在，并以此作为其实现的条件之一。一视同仁的原则必须有一些例外。区别对待首先是有利于那些有特殊需要的人的。就刑法平等原则而言，并不是说对犯相同或形似的罪行的所有人都要判处形同的刑罚。实际上，根据某些特殊人的情况，区别对待同样是一种平等，而且是一种实质上的平等。对未成年人从宽处罚是世界各国刑法界所一贯主张的，是符合人性伦理观念的，也容易为社会各界理解。

可见，对造成同样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给与未成年和成年人差别的刑事责任并不是对刑法平等原则的破坏，而是更好地体现出刑法平等原则的内涵。

二、未成年刑事责任与罪行相适应原则的问题

罪行相适应原则认为犯罪与刑罚之间要相称，即刑罚强度要与犯罪的危害程度相称。说的具体一点就是，无罪不罚，有罪必罚；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就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这就需要刑罚与犯罪相对称”我国刑法第五条规定：“刑法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一原则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是不能完全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我国现行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罪行原则倾向于重罪轻罚、轻罪不罚或者轻罪不为罪。这样就产生了未成年刑事责任与罪行相适应原则抵触的问题，对此又如何理解呢？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借用相称原则予以解决。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量刑的个别化要求，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中确立了相称原则，我国也确认了此原则。相称原则是指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既要考虑到未成年人的犯罪造成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又要考虑到未成年人自身的实际情况，诸如年龄、智力、责任能力等。要在这两个方面的基础上，做出既有利于保护社会，又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刑事处罚。相称原则在考虑犯罪行为的同时，兼顾未成年人的年龄、智力、犯罪原因，社会责任等因素，恰好地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与我国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指导思想相一致。“罪行相称并不意味着罪刑相等，如果犯多大的罪就处多重的行，使犯罪造成的危害性与刑罚造成的痛苦之间相等，那么，只能用刑罚的痛苦抵销犯罪带来的利益，而不能起到用刑罚阻止人们犯罪的作用，不能发挥刑罚的威慑力，即罪刑相称是指在刑罚超过犯罪一定比例的基础之上的罪行相称”。

三、未成年人刑事责任与刑法目的的问题

刑法目的是立法者通过制定刑法所期望达到的效果。我国刑法的目的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是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体，两者的统一构成完整的刑法目的。惩罚犯罪是为了保护人民，保护人民就必须惩罚犯罪。不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就成为毫无意义和不可能实现的空谈。公务员之家

我国刑法制度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从宽处罚原则。基于同样程度的社会危害行为给与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不同的刑事处罚，最主要的原因是未成年人的社会认知度、心理成熟度和环境辨别度不及成年人。但是，不可否认有时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与成年人犯罪并没有什么区别，有的甚至情节更加恶劣、后果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是否达不到保护人民的根本刑法目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联合国通过了“少年司法最低保护规则”，明确规定了双向保护原则，强调既要考虑对社会利益的保护，也要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实现了未成年人司法中的人道主义精神与惩罚犯罪的有效统一。双向保护原则首要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这是因为，由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所决定，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采取有别与成年犯罪人的司法制度，使未成年人改造成守法的公民。如果对未成年人不采取特别的保护，不仅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而且也达不到预防未成年人在犯罪的目的。其次，该原则也强调保护社会利益。未成年人既然实施了实施了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了损害，必然要受到刑事处罚。否则，正常的社会秩序将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与刑罚目的相悖。由此可见，双向原则的确立，回答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与刑法目的相互矛盾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国总体上坚持对未成年人犯罪从轻从宽的处罚原则，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与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相一致，较好的体现出对未成年人犯的特殊保护。同时如何有效的预防与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及维护被害人的权益和社会正常秩序，也值得我们去深思。为此我们应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制度。

【注释】

[1]参见贝卡利亚著《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2]参见赵秉志著《刑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3]参见贝卡利亚著《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

人人平等范文篇9

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时代，奴隶制城邦国家雅典就有了“分权制衡”的思想，产生了“三权分立”的国家组织形式。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民众法庭是雅典最主要的国家权力机构。公民大会是雅典最高权力机关，掌握立法权；五百人议事会是最高行政机关，掌握行政权；民众法庭是最高司法机关，掌握司法权。虽说这三个权力部门的权力有些交叉（如公民大会兼有司法职能——“陶片放逐法”的实施），但三权分立、各行其职已经非常明确。雅典的民主政治主要通过这三个机构的权力运作表现出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独立战争的元勋，熟知古希腊政治文明、接受欧洲启蒙思想的麦迪逊在设计美国政府架构时说：“必须首先使政府有能力控制被统治者；其次要强制政府控制自己。”麦迪逊、汉密尔顿、华盛顿等美国的这些开国者制定的1787年美国宪法，为了防止任何形式的个人独裁和政府滥用权力，设计了一整套的分权制衡的机制。按照美国宪法，美国联邦政府由国会、总统内阁、最高法院三个部分组成。立法权属于国会，国会负责立法；行政权属于内阁总统，总统负责实施法律；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法院负责审查法律。

美国国会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总统无权解散国会；国会立法，但总统可否决国会的立法，而国会则可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总统否决的法律；法院有权宣布国会制定的法律违反联邦宪法。

美国总统由选民间接选举产生，总统直接对选民负责而不对国会负责；国会不能罢免总统，除非国会弹劾总统且确定总统有罪；总统组织内阁，但行政机构的设置与所需经费（联邦政府开支的每一分钱）都须由国会批准，且由国会监督内阁的行政行为与经费的使用；总统可以拥有法律效率的行政命令，但法院也可以宣布总统的命令违反宪法，法院还可以通过案件的判决对宪法作出新的解释，扩大或限制总统的权力。

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由总统任命，但必须经过参议院确认；最高法院法官的人数和联邦其他法院的设置均由国会决定；法官只要忠于职守，可任职终身，非经国会弹劾不得免职；国会可以通过批准对法官的任命或弹劾的办法来改变法院的组成；国会还可以通过宪法修正案推翻最高法院的裁决。

美国的国会、总统内阁、最高法院这三个权力部门既各自独立又相互牵制，在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又形成了美国的两党制。这些权力的制约与平衡的机制，有力的保障了美国民主政治的运作，有效地防止了专制的出现。

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这是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一个普遍原则，无论什么性质的国家，无论什么政体的国家，都普遍采用这一原则。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最早提出来的。希罗多德是古希腊雅典伯利克里时代的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名著《历史》中详尽叙述了雅典的民主政治。他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保障雅典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则，这一原则通过雅典民主机制的运作比较充分的体现出来。

雅典的一切成年男性公民，在立法与政治公共事务上都享有平等的权利。每个公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都有在公民大会上辩论与表决的权利。而为了保证公平和公正，雅典人设计了一整套辩论的章法。议案表决时，一般议案举手表决，重大议案则采用专用票表决。五百人议事会的议员在30岁以上的公民中经由抽签选举产生，其名额依据每个基层行政单位的公民人数按比例分配。为了以示机会的平等，每个公民一生只可当选两次议员，且每次任期只有一年。民众法庭的陪审员也是在30岁以上的公民中抽签选举产生；不仅如此，陪审法庭的各分庭庭址、法庭主持人、发言人水计时器的监督者、监票人等的产生，都是当堂经由抽签产生，并且其职责是一次性的，下次开庭则需要再次抽签。

另外，雅典还制定了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措施；在雅典民主政治鼎盛时期，国家的各级官职向所有成年男性公民开放；为了保障广大平民参与政治的权利，雅典给贫苦公民从事公共活动以津贴补助，如陪审津贴、观剧津贴等。这样，雅典的民主政治就尽可能地保证了公平、公正，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雅典民主政治的这一原则首先被资产阶级广泛采用而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遍原则。

美国号称资本主义世界最平等的国家，早在《独立宣言》中就有很精彩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论述。熟读希腊古典作品，又广泛阅读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而从中汲取了大量思想营养的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的就职演说被后人誉为“阐释民主哲学的经典之作”。他认为：“多数人的意见虽然都应采纳，但也必须合理；少数人的意见也应受到尊重，受到平等的法律的保护。”这是典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体现。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体现在美国的联邦政府与州、市的最主要官员与议员的产生上，他们平等竞争，由选民公开选举产生。如总统由间接选举产生，只能连任两届。美国的国会分为参众两院，参议院议员由各州选派2名议员组成，众议院议员按各州人口数的比例分配。国会每两2年一届，参议员任期6年，每2年改选三分之一；众议员任期2年，届满全部改选。这样，国会议员的组成既体现了州权平等的原则，又体现了众生平等的原则。

《1787年美国宪法》自颁布至今，共有27条修正案，这些修正案既保障了妇女的选举权，又保障了广大黑人等有色人种与白种人同等的公民权与选举权等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美国社会生活中可以说无处不在。三、“主权在民”的原则——主权在民还是主权在君，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政权民主与专制的重要标志。

“主权在民”就是国家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人民建立政府自己管理自己，就是“人民统治”。检测与实施主权在民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选举制度，其核心在于国家各级官职的选举：人民通过手中的选举权，选举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人担任国家各级官职，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反过来，就是这些被选举上的有一定任期的民意代表者代表人民掌握国家各级权力，即这些权力不是掌握在世袭的君主，以及贵族或君主任命的官吏手中。

雅典最著名的政治家伯利克里认为：“……雅典的制度之所以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国家的权力不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是属于全体公民；……选举某一个人担任某个公职时，所凭借的不是他的出身，而是他所拥有的能力；……每一个人不只是关心自己的事情而已，还以关心国家事务为己任……”在伯利克里时代，雅典的各项事业兴旺发达，国力鼎盛，赢得了希腊各邦的仰慕，被称为雅典的黄金时代。这不能不说与伯利克里全面推行民主政治有很大的关系。

雅典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公民大会由所有成年男性公民组成，决定国家大事。雅典的各级各类公职人员，包括将军、执政官、议员、陪审员等，都是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用抽签或投票的方式从公民中选举产生的。这些公职人员与专制国家的不同就在于，他们的职务与权力是来自于公民群体的委托，而不是君主的任命。

雅典为了使每个公民都有参政的能力，特别重视公民的教育，因而规定雅典青少年必须学习各种知识与技能。雅典还用陪审津贴、观剧津贴等来保障与提高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与素质。这些无一不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思想。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精神就是重视公民的民主权利与社会责任感。

在美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下，美国的某个政党赢得政治权力的唯一合法途径，就是推选出自己的代表即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并获得选举的胜利。政党的命运取决于选票。这样，美国的与共和党为了争夺民众而不得不竞相提出符合选民利益的政治主张，这就客观上反映了一定的民意。不仅总统，美国的国会议员、州长市长、州市议员等都经由人民通过选举产生。并且这些官员与议员，一般都有一定的任期，对违背民意与少有建树者，人民会通过自己的选票使其实行轮替。每个选民都有一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民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渠道，人民的意愿与呼声能够很大程度地影响政府的施政。通过选举，美国政治较充分地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思想原则。美国的强大为世人所敬仰，我们也不能不说这与美国人民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积极参与国家政治有很大的关系。

四、其他原则，如雅典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轮番而治的原则、自由的原则、服务社会的原则等，这些也是现今人类社会民主政治的普遍原则。

雅典民主为人类提供了一种集体管理、民主管理的新模式，创造出了法治基础上的差额选举制、比例代表制、表决制、任期制、议会制等民主的运作方式。这些民主原则与民主运作的方式等是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

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聪明才智发挥的程度。雅典的民主政治为人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它的发展繁荣也得益于公民聪明才智的施展。

现今的美国，现今的世界，民主政治的原则与民主政治的运作的方式，深深打下了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烙印。

论文关键词：美国民主宪政雅典民主政治现实意义

论文摘要：雅典的民主政治是“所有现代民主制度的源头”，美国民主政治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典型代表，从美国的民主政治可以看到雅典民主政治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王旭译.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3］晏绍祥.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4］晏绍祥，李隆庆.世界通史：古代中世纪史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人人平等范文篇10

1、（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2、树立依法治国理念，就是在全社会、全体公民特别是执法者中养成（自觉尊重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严格依法办事）的思想意识。

3、（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

4、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和维护法律的权威）、（严格依法办事）。

二、简答

1、简述依法治国的基本含义。

答：依法治国的基本含义是依据法律而不是个人意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实行的是法治而不是人治；其核心是确立以宪法和法律为最具权威的标准，树立法高于人、权大于法的观念。

2、简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含义。

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含义是，公民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违法行为都必须依法受到追究。

3、简述严格依法办事的含义。

答：严格依法办事的含义是，职权由法定、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

4、怎样维护法律的权威？

答：必须首先维护宪法的权威，必须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和尊严，必须树立执法部门的公信力。

5、怎样树立执法部门的公信力？

答：需要从二个方面加以努力：一方面，要有效克服我国社会公众中普遍存在的“法不责众”“只要有理怎么闹都行”等不讲法治的传统观念，从严执法，对一切违法行为，包括自认为“有理”的违法行为严肃处理，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树立执法者的权威。另一方面，执法者要切实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让执法司法行为令人信服，用公正赢得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