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配偶十篇

工作配偶篇1

一、大陆配偶在台工作权政策的调整与现状

随着两岸官方与民间互动进一步深入，两岸关系不断改善。而两岸通婚作为两岸交流的重要途径，配偶双方的权益也在持续地改善中。在多方的积极奔走之下，近年来台当局不断检讨调整大陆配偶制度，并与“中华两岸婚姻协调促进会”、“中华救助总会”等社会团体沟通，经过多方调研和协商，不断修法调整大陆配偶制度，从法制层面对大陆配偶的权益提供进一步的保障。

有关大陆配偶的相关政策主要体现于《台湾地区人民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17条，该条款在1992年至2003年期间并无重大变动。

在1992年出台的“两岸关系条例”中，有关大陆配偶的工作权问题并不明确，只是在条例第11条中提到，如果确实某些工作台湾民众无意愿从事，雇主才能考虑向主管机关申请雇用大陆人民，而且雇用时间不可超过一年。此规定对于大陆配偶就业，设置较大门槛，可操作空间小。

关于大陆配偶的工作权，在1997年4月18日新修订的“两岸关系条例”中第17条之一有了明确规定：“陆配”在居留期问可外出工作，且不用申请工作许可。但处于“探亲”期问的“陆配”，仍不可以在台工作。

2000年12月5日台立法机关通过《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修正案，将大陆配偶去台分为探亲、团聚、居留、定居四个阶段。据此新条例，大陆配偶经许可居留和定居者，可在台工作，而在探亲和团聚这两个阶段是没有工作权的。同时为照顾两岸婚姻家庭中职能弱势者、符合低收入户、年满65岁以上老人、身心障碍者等条件，保障大陆配偶生存权利，在新条例中增订第17条之1，有条件开放部分大陆配偶在“团聚”期间提出居留申请(结婚满2年或已有子女)，其在台湾地区停留期间内向“劳委会”申请工作许可，只要符合条件，也可在台工作。

大陆配偶取得居留权后，虽经许可便可合法在台工作，但台当局每年对大陆配偶申请赴台居留只开放3600个名额，除非等待配额已超过四年，婚后累计在台湾居留逾两年者，可以不受配额的限制，即所谓“双轨制”。换言之，大陆配偶婚后必须符合赴台依亲满三年，等四年，共计六年等待时间，才能不受配额限制。

2003年10月9日，台立法机构对“两岸关系条例”进行自制定该条例以来的最大幅度修订，调整比例高达70％。根据新修订的条例，大陆配偶来台可分团聚、依亲居留、长期居留、定居四个阶段，大陆配偶在团聚期间仍不可在台工作，在台依亲居留者必须向主管机关申请工作许可才方可受雇，只有获得长期居留权，才不需要申请工作许可。根据条例调整的需要，2004年4月21日台“劳委会”新修正《大陆地区配偶在台湾地区依亲居留期间工作许可及管理办法》以取代《大陆地区配偶在台湾地区停留期间工作许可及管理办法》。新管理办法中有关依亲居留期间申请工作许可条件与之前的旧管理办法并无明显差别，仍旧必须是在台配偶属于低收入户、年满65岁以上老人、身心障碍者等才可申请。但值得一提的是，基于人道立场，该新管理办法放宽了受家庭暴力的大陆配偶的工作限制，指出若大陆配偶在依亲居留期间，如果已经取得法院裁定核发之家庭暴力保护令，便可申请工作许可。总体上来看，绝大部分大陆配偶在台工作权仍受到严格限制，并无得到多大改善。

2009年大陆配偶工作权有了重大突破。2009年7月1日台“立法院”修正通过新“两岸关系条例”，全面松绑大陆配偶工作权。大陆地区配偶经许可在台湾地区依亲居留或长期居留，居留期间可在台湾地区工作。为配合此新条例，台“劳委会”相应废止《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依亲居留期间工作许可及管理办法》、“陆配工作所得”函释等相关规定，并全面废止陆配赴台申请工作的许可机制。换言之，即日起与台湾地区民众结婚的大陆配偶，只要赴台团聚、依亲、居留，不必再取得“工作证”就可在台工作，不没任何门坎，预计有5.4万名大陆配偶受惠。

随着近年来两岸关系的改善，台有关部门对大陆配偶的有关规定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但是，总的来说，台当局对于大陆配偶歧视并没有完全的消除。

二、大陆配偶在台就业情况与困境分析

对大陆配偶工作权政策面的限制与保障面的促进，这种“打拉”相结合的做法确实体现了台当局的一种矛盾的心态和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陆配偶的就业情况如何呢?

(一)大陆配偶在台就业情况。

由于条件有限和实际调查难度，大陆配偶整体在台就业情况难以全面了解。但有关大陆配偶在台生活就业情况，台“内政部”与“移民署”曾对台部分地区进行调研工作。笔者就该两次调查中有关大陆配偶工作情形作简要介绍。

2009年，台“内政部移民署”委托台湾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协会研究大陆及外籍配偶生活处境及权益，并于2009年9月得出相关研究报告。在受访的大陆配偶中，目前有工作者，占63.8％，无工作者，约占36.2％。找到现在工作的方式，超过一半以上是自行找到，占55.2％，再者为在台大陆朋友介绍占14.9％。个人每月平均收入未满最低薪资，占59.0％，介于基本薪资三万元之间有36.6％。对于目前工作感到满意以上近六成，不满者有四成。不满意工作的原因前三项为薪水未满最低薪资、工作时间无法配合家里需要及工作时间太长。在求职过程中，受访大陆配偶有求职经验者高达七成，求职曾遭遇困难者有63.5％，求职遭遇困难的原因，前三项有需要照顾子女或家人占46.7％、雇主以无台“身份证”为由不愿意雇用占40.0％、学历认证不符合工作需求占31.7％和上班时间无法配合占31.7％。

从以上调查报告数据对比可以看出，在台大陆配偶就业率在近几年内有了较大的提高，从24.9％到63.8％，这与上面所阐述的台当局从政策层面逐步放宽大陆配偶工作权和促进大陆配偶就业方案的推行基本一致。在薪资待遇水

平方面，虽然2003年的调查报告无此项目，但从大陆配偶就业面来看，以服务业居多占61.8％，显示大陆配偶在台就业范围相对狭窄且收入相对低下；而2009年的调查中，个人每月平均收入未满最低工资标准，占59.0％，介于最低标准和基本薪资之间有36.6％，这也是大陆配偶不满意工作的主因之一。由此可见，大陆配偶在台薪资待遇方面并没有多大提高，这一方面仍有很大改善空间。另外，我们也看到，大陆配偶求职过程并不顺利，存在多方面制约因素。总体来说，大陆配偶在台就业情况仍不容乐观，保障就业权益仍有待加强。

(二)大陆配偶的就业困境

1、政策法规限制。

虽然近年来台当局放宽了对大陆配偶工作权的诸多限制，但并不意味着大陆配偶已获得与岛内民众相同的平等权益。

台湾当局对大陆配偶就业有歧视性的限制，如将其就业范围限定在“制造业、家庭帮佣、看护、营造业”4个行业。这样，原来在大陆当教师，到台湾后转入服务业的情况就不觉得奇怪了。不愿降低工作期望值，硕士研究生学历当全职妈妈的情况也不在少数。根据“中华两岸婚姻协调促进会”的调查，在台湾拥有合法工作权的大陆配偶中，有高达七成五的人从事清洁、打扫、看护等粗重的工作。

另外学历认证和专业执照考取也是困扰大陆配偶进入职场的一个严重障碍。依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22条和《大陆地区学历检覆及采认办法》的规定，大陆配偶未取得台身份证前，无法办理大陆学历认证。即便是已有身份证，学历可以获得认证，但台湾有关部门只承认到高中学历，专业技术科目如医学、牙医学与中医学均需在台湾接受2次的甄试，而大陆高等学历在台湾仍不被承认，大陆配偶的大陆高等学历证书形同废纸。出学历认证的政策限制，即便是拥有高学历的大陆配偶，也无法进入与原来专业相关的领域工作，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台湾有关学者研究发现，具有医生、律师等专业背景的大陆配偶在现阶段高等学历未被当局承认的情况下，即使可以在台就业，往往也只能是“大材小用”或“学非所用”，从事学历要求不高的工作，甚至是体力劳动的行业。就连台“监察院”的官员也认为大陆学历认证不被教育部¨承认“不利于大陆配偶就业，使他们无法找更好条件之工作。”

2、就业保障措施不完善。

就业服务资源利用率低。根据2009年台“移民署”委托台湾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协会所作的《大陆及外籍配偶生活处遇及权益之研究》的调查结果指出：有3.7％的大陆配偶通过介绍找到工作，经由社会福利单位介绍占8.2％，而高达79.1％的大陆配偶通过创业或亲友、大陆朋友介绍找到工作。关于服务需求，高达62.8％的大陆配偶有职业训练的需求。

职业训练的不足。参加职业训练是促进大陆配偶进入职场的有效途径之一。但是，现在的相关职业训练存在不少问题。

职业训练课程对象无针对性。台“劳委会”较少针对大陆配偶这一特殊婚姻移民群体开设专门的职业训练课程。以2009年度各公立职业训练中心招生简介为例：共开设355个训练班，预计有9394名受训者。其中未有婚姻移民专班。尽管有部分的专班由民间单位承办，在数量上仍然有限。依据“行政院南区行政中心”所公布的委外职业训练开班信息，2009年度委外力、理的职业训练中，新移民的专班只有4班，在每班30名学员的招生额度下，直接受惠者最多为120人。

课程设置在就业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大多数课程往往为美容美发、指甲彩绘等，而这类型的劳动力在现有劳动市场明显供过于求，并且这样的课程设置容易对女性形成行业的刻板印象。这种职训课程与市场需求相脱节，使得参加职训的大陆配偶可能在结业后仍然无法顺利就业。不仅如此，由于每门课程大都只招一个班(30人)，名额有限，很多时候报名都报不上，甚至还用考试方式来选拔学员，出现部分大陆配偶想学又没法学的窘境。更有甚者，部分课程甚至有学历条件限制，大量未取得台“身份证”但已获工作权的大陆配偶便因学历无法认证，最终连参加“照顾服务员培训”的资格都没有!

相关补助办理程序繁琐、申请条件门坎过高。早在2004年台“劳委会”就曾《外籍与大陆地区配偶就业协助方案》，为大陆配偶提供“临时工作津贴”、“雇用奖助津贴”和创业贷款利息补贴等就业补助。但当时所设门槛较高，大陆配偶若想申请临时工作津贴，则其必须符合失业周期达12周以上且为中低收入户，经向“公立就业服务机构”办理求职登记后14天内，总计三次以上的推介纪录，均未成功就业为条件。不仅申请条件门坎过高，需要办理的证明文件程序也相当繁琐，连办理该业务的社工人员也都认为申请补助比较困难。@所以，实际上符合条件并最终取得津贴的人实在少之又少。

四、建议

工作配偶篇2

关键词：随军配偶 社会保险制度 建议

中图分类号：F84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7-033-02

一、未就业随军配偶社会保险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随着未就业随军配偶社会保险制度的实施，解决了众多的随军家属的基本生活保障，缓解了现役军人在家庭经济生活上面的困难，提高了军人家庭的生活水平，更进一步凝聚了军心。但在保险转移接续上，由于存在理解和认识的偏差，也存在一些问题。

1.保险人员范围扩大。根据相关文件，随军配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按规定享受基本生活补贴和养老、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补贴待遇：一是随军前未就业、经批准随军随队后未就业且无工作无收入的；二是随军前已就业但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经批准随军随队后未就业且无收入的；三是经批准随军随队后无收入，已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并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个人账户资金转入军队的。目前部队降低了配偶随军随队门槛，充分考虑到军人及其配偶年龄较小，或因某种特殊情况，比如因为怀孕、生产和抚养孩子而短期内失去工作收入，以及因意外事故造成残疾而难以工作等情况下，军人家庭收入在减少的同时，支出往往会大幅度增加。最大范围地将其纳入保障范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军人家庭负担，更好地保障了军人家庭的生活水平。

2.设置的险种较少。地方的社会保险除了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险之外，还设置有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部分地方的企业还为职工投保了企业职工补充养老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而我军目前的未就业随军配偶只能享受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险。

3.保险转移接续中存在的问题。目前，军人未就业随军配偶的基本生活补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均由军队财务部门统一管理。当军人退出现役时，其配偶的保险关系随调到安置地的社会保险机构。在制度实施过程中，笔者经常发现在接续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存在缴存月份上的不连续。在军人服役期间，这个问题并不会凸显出来，但是在退役转回地方时，矛盾就会出现。二是由于对政策理解认识存在偏差，存在一人多账户情况。在接转过程中，由于部队入的只有两险，随军家属在享受部队基本生活补贴和社会保险时同时在地方又以灵活就业人员形式建立账户，或是不将已有账户转移到部队，形成一人多账户现象。三是存在利益缺失现象。地方转移到部队的社会保险缴费是个人账户积累额的一部分，转到部队后，部队为其建立个人账户并将地方转移过来的资金计入其中，此后按照暂行办法的规定逐月计算，进行养老保险的积累。在军人退出现役，或军人配偶重新就业后，部队将其个人养老保险账户中的资金进行结算，并转移给当地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重新参加地方的养老保险。但在这样的转移过程中，除了加大了军地双方相关人员的工作量之外，更重要的是造成军人配偶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中积累金额凭空减少了一部分，直接影响相关人员的经济利益，造成利益缺失。

二、完善随军配偶未就业期间社会保险制度的政策建议

在确保未就业随军配偶现有待遇不变的情况下，笔者建议实行随军未就业配偶社会保险“社会化”，即通过实施军地共管，由地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未就业随军配偶建立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和生育险账户，让未就业随军配偶的社会保险真正实现社会化，避免重复性工作，最大可能地保障随军配偶的合法利益。

1.社会保险账户由地方建立与管理。在未就业随军配偶社会保险“社会化”的制度下，军队财务部门不再负责为未就业随军配偶建立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军队财务部门将干部部门审核的未就业随军配偶基本生活补贴审批表和未就业随军配偶的社会保险标准交给部队驻地的地方保险机构，由地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复核后为其建立社会保险账户。杜绝一人多账户而产生的虚报冒领现象。同时，也减少了部队财务部门的工作量，有效缓解了人少事多的矛盾，提高了工作效率。

2.保险费由部队统一向地方缴纳。未就业随军配偶基本生活补贴由军队财务部门按月发放，并扣缴保险费，比如对于已失业但仍由原单位负责缴纳社会保险的随军配偶，如果本人不愿将保险转移到部队，可以保留其在地方的社会保险，并给予其基本生活补贴；对于未参加地方社会保险，或虽参加了地方的社会保险但自愿将保险关系转移到部队的，可由部队为其建立个人保险账户，并按规定发放基本生活补贴；对于无工作收入但自费参加地方社会保险且不愿将保险关系转到部队的，可以保留其在地方的社会保险关系，并按规定发放基本生活补贴。保险费统一由军人所在的财务部门按月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缴纳。军队干部部门和地方社会保险机构可联合制定未就业随军配偶社会保险账户审查模式，定期进行审查。在发现其保险账户缴费存在问题时，可及时通知本人，避免产生后续问题。既保证了未就业随军配偶社会保险关系的连续性和社会性，又保证了其军事方面的严肃性。

3.未就业随军配偶社会保险的转移。一是配偶就业或军人退出现役在本地安置时保险关系的转移。未就业随军配偶实现就业后，地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部队政治部门和财务部门联合制发的有关通知书，转为实行地方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二是配偶随迁时保险关系的转移。未就业随军配偶跟随军人调动或退出现役而迁移到异地时，地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部队有关通知，将其保险关系直接转移至异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三是配偶没有随迁时保险关系的转移。如果未就业随军配偶没有随军人的调动而迁移，其社会保险关系继续由配偶所在地的社保机构管理，不办理转移手续。

4.健全增加保障险种。在现行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建立失业保险个人账户，适时建立生育保险和伤亡保险，以便和地方社会保险相匹配。暂行办法旨在解决军人配偶随军未就业期间的社会保险问题，但因为军人配偶最终将随军人退出现役或实现就业而由地方社保机构接管其社会保险，从目前情况来看，各地的社会保险实行情况尽管存在差异，但基本都设置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其所需的保险费往往由个人或单位统一缴纳，然后分别计入个人账户。特别是前三种保险，因为其缴费时间的长短直接和个人受益相关，因此，随军配偶未就业期间社会保险应在现有养老和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失业保险个人账户，以保障随军配偶的合法利益。

工作配偶篇3

2、不准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宴请以及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

3、不准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

4、不准以交易、委托理财等形式谋取不正当利益；

5、不准利用知悉或者掌握的内幕信息谋取利益；

6、不准违反规定多占住房，或者违反规定买卖经济适用房、廉租住房等保障性住房。

7、不准个人或者借他人名义经商、办企业；

8、不准违反规定拥有非上市公司(企业)的股份或者证券；

9、不准违反规定买卖股票或者进行其他证券投资；

10、不准个人在国(境)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

11、不准违反规定在经济实体、社会团体等单位中兼职或者兼职取酬，以及从事有偿中介活动；

12、不准离职或者退休后三年内，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聘任，或者个人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13、不准用公款报销或者支付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

14、不准违反规定借用公款、公物或者将公款、公物借给他人；

15、不准私存私放公款；

16、不准用公款旅游或者变相用公款旅游；

17、不准用公款参与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和获取各种形式的俱乐部会员资格；

18、不准违反规定用公款购买商业保险，缴纳住房公积金，滥发津贴、补贴、奖金等；

19、不准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或者以象征性地支付钱款等方式非法占有公共财物；

20、不准挪用或者拆借社会保障基金、住房公积金等公共资金或者其他财政资金。

21、不准采取不正当手段为本人或者他人谋取职位；

22、不准不按照规定程序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任免干部；

23、不准私自泄露民主推荐、民主测评、考察、酝酿、讨论决定干部等有关情况；

24、不准在干部考察工作中隐瞒或者歪曲事实真相；

25、不准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组织考察和选举中搞拉票等非组织活动；

26、不准利用职务便利私自干预下级或者原任职地区、单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27、不准在工作调动、机构变动时，突击提拔、调整干部；

28、不准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封官许愿，任人唯亲，营私舞弊。

29、不准要求或者指使提拔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

30、不准用公款支付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学习、培训、旅游等费用，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出国(境)定居、留学、探亲等向个人或者机构索取资助；

31、不准妨碍涉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案件的调查处理；

32、不准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

33、不准默许、纵容、授意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以本人名义谋取私利；

34、不准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党员领导干部之间利用职权相互为对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

35、不准允许、纵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本人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社会中介服务等活动，在本人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外商独资企业或者中外合资企业担任由外方委派、聘任的高级职务；

36、不准允许、纵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异地工商注册登记后，到本人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

37、不准在公务活动中提供或者接受超过规定标准的接待，或者超过规定标准报销招待费、差旅费等相关费用；

38、不准违反规定决定或者批准兴建、装修办公楼、培训中心等楼堂馆所，超标准配备、使用办公用房和办公用品；

39、不准擅自用公款包租、占用客房供个人使用；

40、不准违反规定配备、购买、更换、装饰或者使用小汽车；

41、不准违反规定决定或者批准用公款或者通过摊派方式举办各类庆典活动。

42、不准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项目承发包、土地使用权出让、政府采购、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介机构服务等市场经济活动；

43、不准干预和插手国有企业重组改制、兼并、破产、产权交易、清产核资、资产评估、资产转让、重大项目投资以及其他重大经营活动等事项；

44、不准干预和插手批办各类行政许可和资金借贷等事项；

45、不准干预和插手经济纠纷；:

46、不准干预和插手农村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的使用、分配、承包、租赁等事项。

47、不准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

48、不准虚报工作业绩；

49、不准大办婚丧喜庆事宜，造成不良影响，或者借机敛财；

50、不准在社会保障、政策扶持、救灾救济款物分配等事项中优亲厚友、显失公平；

工作配偶篇4

通讯作者：刘洁珍

【摘要】目的

比较保乳手术与根治性手术对年轻农民工乳腺癌患者配偶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选择2011 年 1月~2013 年12月在我院进行保乳手术治疗的36例乳腺癌患者配偶为 A 组，同期进行根治性手术的34例患者配偶为 B 组，采用生活质量问卷（The Medical Outcomes Study 36-item Short Form Health Survey，SF-36）和性生活质量问卷（The Sexual Life Quality Questionnaire，SLQQ），对年轻农民工乳腺癌患者配偶的生活质量和性生活质量进行调查，并分析其结果。结果A组患者配偶术后1年的生活质量得分比术后6个月显著提高，B组患者配偶术后1年生活质量得分比术后6个月显著下降，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A组患者配偶术后1年生活质量得分比B组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A组、B组患者配偶术后1年性生活质量得分均比术前明显下降，而A组术后1年性生活质量得分比B组显著提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保乳手术对患者配偶的生活质量、性生活质量影响相对较少，更利于提高其的生活质量。

【关键词】保乳手术根治性手术乳腺癌年轻农民工配偶生活质量

【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breast-conserving surgery and radical surgery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spouses of young migrant workers with breast cancer.

Methods36 people whose spouses suffered from breast cancer and underwent breast-conserving surgery in our hospital in the period from January 2011 to December 2013 were sent to Group A, while 34 people whose spouses underwent radical surgery in the same period were sent to Group B.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quality of sex of these spouses were assessed by SF-36 and SLQQ, and then the results were analysed.

ResultsGroup A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one year after the surgery than half a year after the surgery, while Group B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scores one year after the surgery than half a year after the surgery. Those comparisons have statistic significance (?p?＜0?01). One year after the surgery, the scores of sex life in both groups declined markedly, but the scores in Group A were remarkably higher than those in Group B, and this was statistically importantly (?p?＜0?01). One year after the surgery, the increase in the scores of Group A was more obvious than that of Group B, and this was statistically importantly (??p?＜?0?01).

ConclusionBy comparison, breast-conserving surgery has less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quality of sex of spouses of patients and can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Key words】Breast-conserving Surgery,Radical Surgery,Breast Cancer, Spouses of Young Migrant Workers, Quality of Life

【Author′s address】Guang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Guangzhou City,Guangdong Province 510180 PRC?

doi:10.3969/j.issn.1671-332X.2014.06.062

乳腺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我国每年以2%～3%的速度增长，且呈年轻化趋势，严重威胁着女性的身心健康??［1］?。年轻女性乳腺癌患者不但要求疾病得到有效治疗，同时也希望能保存乳房外形。乳腺癌的治疗在不同时期会采用不同的术式，目前多采用改良根治术和保乳手术，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术后大多数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所下降，甚至影响到婚姻家庭的稳定??［2］?。有报道指出??［3］?，乳腺癌术后患者配偶的失落感和焦虑情绪明显高于其它恶性肿瘤的患者配偶。而年轻农民工夫妻大多婚姻关系尚不牢固，且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不同术式对年轻配偶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尚少。本研究就保乳手术与根治性手术对年轻农民工患者配偶生活质量的影响进行比较，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1月~2013年12月在本院进行保乳手术治疗的36例乳腺癌患者为 A 组，同期进行根治性手术的34例患者为 B 组。A 组36例患者均为农民工女性，年龄24~35 岁，平均(29?2±2?1) 岁，其中Ⅰ期27例，Ⅱa 期9 例；B 组34例患者均为农民工女性，年龄25~35 岁，平均(30?4±2?6) 岁，其中Ⅰ期26 例，Ⅱa 期8例。 ?

配对选择A 组患者配偶36人，均为农民工，年龄25～38 岁，平均(31?2±2?7) 岁；文化程度：初中学历14人，高中学历15人，大专以上学历7人；职业：工人19人，司机7人，职员5人，其他5人；配对选择B 组患者配偶34人，均为农民工，年龄26～38 岁，平均(31?8±3?6) 岁；文化程度：初中学历13人，高中学历16人，大专以上学历5人；职业：工人17人，司机5人，职员6人，其他6人。两组患者的年龄、分期及两组患者配偶的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采用生活质量表（SF-36）和性生活质量表(SLQQ)对两组患者配偶在术前、术后 6个月及术后1年通过现场、电话、信息平台等方式由主管护士进行一对一的问卷调查，问卷回收率达100%。生活质量表（The Medical Outcomes Study ?36-?item Short Form Health Survey，SF-36）??［4］?包括8个维度：生理功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总体健康、精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36个条目。 各个维度得分为0～100，得分越高，生活质量越高。性生活质量问卷（The Sexual Life Quality Questionnaire，SLQQ)??［5］?中选取测量性生活质量的前5个问题，将原始条目评分范围-4~+4每条加4分转化成?0~?8分范围，即每条评分加4分，然后计算各条的总评分。?

1.3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统计分析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组间均数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患者配偶术前、术后6个月及术后1年生活质量得分比较?

A组患者配偶术后1年生活质量得分比术后6个月显著提高，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1）；B组患者配偶术后1年生活质量得分比术后6个月显著下降，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1）；A组患者配偶术后1年生活质量得分比B组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A组患者配偶术后6个月生活质量得分比B组无差异，无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两组患者配偶术前与术后1年性生活质量得分比较?

A组、B组患者配偶术后1年性生活质量得分均比术前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A组术后1年性生活质量得分比B组显著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2。?

3讨论?

3.1年轻农民工乳腺癌患者配偶术前生活质量分析?

本研究证明，年青农民工患者配偶术前的生活质量低于正常家庭男性的生活质量，与杨小湜的研究结果一致??［6］?。农民工作为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普遍存在教育程度偏低，经济社会地位不高，不容易接受新知识、新观念的现状。术前因妻子患上乳腺癌的不良应激事件，使他们处于焦虑、抑郁中；手术面临的巨大经济压力，使他们既要面对妻子被疾病折磨的心理痛苦，又要承担为患者提供情感支持和照顾的任务，造成其身心受到伤害，生活质量有所下降。

3.2不同手术方式对年轻农民工乳腺癌患者配偶生活质量的影响程度?

保乳手术具有创伤小、术后恢复快及能满足患者美观需求的特点，而根治性手术具有创伤大、术后恢复慢及上肢水肿的特点，因此保乳手术更易让患者及家属接受??［7］?。从表1可见，A组、B组患者配偶术后半年生活质量比术前明显下降，但两组间比较无差异；经过1年的适应与自我调整后，A组患者配偶的生活质量较术后半年显著提高，而B组患者配偶的生活质量较术后半年有所下降，两组间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说明随着时间的流逝，乳腺癌患者在半年内经历了手术创伤、化疗及放疗的刺激，体质还比较虚弱，正处于身体的恢复期。患者配偶在承担复杂、琐碎和耗时的照顾工作时，身体健康状况受到影响，容易产生疲劳、免疫力下降、失眠、疼痛、体力下降、食欲下降和体重减轻等健康问题，导致生活质量显著下降。1年后患者已完全康复，恢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A组患者配偶因患者术后保持了女性的曲线美，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男性的视觉感受，减轻了因患者乳房缺损带来的严重心理压力，减少了来自家庭成员、朋友、同事及社会的无形压力，使他们逐渐脱离照顾者的角色，摆脱不良心理，恢复正常的家庭生活。B组患者配偶在面对患者乳房缺损及因手术在身体留下的巨大疤痕时，一方面他们不敢轻易表露对患者残缺身体恐惧的真实情感，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主动寻求社会的支持与帮助，独自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无法恢复正常的家庭生活，导致生活质量越来越差。?

3.3不同手术方式对年轻农民工乳腺癌患者配偶性生活质量的影响程度?

乳房是女性重要的第二性征之一，是女性形体完美的必备条件。男性是视觉和触觉动物，女性的曲线美对唤醒男性的性兴奋具有重要作用，患者形体的残缺必然导致配偶性兴趣的减弱??［8］?。研究证明，A组、B组患者配偶术后1年的性生活质量比术前明显下降，但A组1年后的性生活质量又比B组显著提高，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说明患者形体的残缺容易导致丈夫性态度的变化，从而影响性生活质量。B组患者配偶因对疾病知识及预后认识不足，难以克服乳房切除所带来的性恐惧感，无法恢复正常的夫妻性生活，甚至影响家庭的稳定。A组患者配偶因术后患者保留了乳房，从最基本上满足了男性的视觉和触觉，减少了因手术带来的不良刺激，使他们保持良好的情绪状态，尽快恢复正常的夫妻性生活，达到改善夫妻关系和提高婚姻满意度的目的。?

综上所述，不同手术方式对年轻农民工乳腺癌患者配偶生活质量影响程度不相同，保乳手术对配偶的生活质量、性生活质量影响程度明显少于根治性手术，因此保乳手术更适用年轻的乳腺癌患者，有利于改善夫妻关系和提高患者配偶的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姜小民.应用 Peplau 的人际关系模式对乳腺癌患者的健康教育效果［J］.现代医院，2013，13（8）：152-154.?

［2］胡宁东，罗国庆，周林荣，等.美兰染色法在保乳术中前哨淋巴结活检定位的临床应用［J］.现代医院，2013，13（1）：53-55.?

［3］李文津.乳腺癌术后病人焦虑情绪与夫妻关系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J］.全科护理，2013，11（3）：659-660.?

［4］王新歌，樊少磊，韩晗.协同护理模式对血液透析患者自我护理能力和生活质量的影响［J］.中华护理杂志，2013，48（3）：207-209.?

［5］陈建平，刘小芹，袁伟,等.上海市某社区中老年男性勃起功能障碍与性激素的关系研究［J］.生殖与避孕，2013，33（2）：99-104.?

［6］杨小湜．癌症患者照料者护理负担、生命质量与抑郁的关系研究［D］．沈阳：中国医科大学，2010.?

工作配偶篇5

     【关 键 词】：配偶  配偶权 婚姻 婚姻法  立法

一、配偶权的概念和特征

（一） 配偶权的概念

配偶权的概念，乃是由英美法系国家率先提出并使其日臻完善的。在英美法国家看来，配偶权是指配偶之间要求对方陪伴、钟爱和帮助的权利。 我国学者对这一定义有所批评，认为其并不准确。 就目前国内法学家争议见解分呈的情况，法学界对配偶权下的定义也有所不同，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身份说，“配偶权是夫对妻及妻对夫的身份权”；二是陪伴说，“配偶权是指配偶之间要求对方陪伴、钟爱和帮助的权利；三是利益说，“配偶权是指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基本身份权，表明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身份利益，由权利人专属支配，其他任何人均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四是法定说，“配偶权是法律赋予的合法婚姻关系中的夫妻享有的配偶身份权利，其他人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五是性权利说，“配偶权是项民事权利，夫妻互为配偶，就有配偶权，配偶权的核心特色是性权利”。 我认为，配偶权是指法律赋予的夫妻互为权利义务主体的身份权，其他任何人均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它应该包含以下几层意思：一是必须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我国前两部婚姻法均未作规定；二是这种身份权是互为条件和因果的，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权利；三是夫妻以外的任何人均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四是夫妻双方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具有双重性。

（二）配偶权的特征

配偶权具有以下特征：(1)主体的对偶性。夫妻互为配偶，共同享有配偶权，双方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这是婚姻关系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2)客体的利益性。配偶权的客体是夫妻互为配偶的身份利益，不包括财产利益，且这种利益具有独占性，其他任何人都不得共享，这是我国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所决定的。(3)内容的双重性，即权利义务的不可分割性。配偶权的核心是性权利。一是这种权利义务的实现需要双方同时履行和协调配合；二是配偶双方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缺一不可。(4)权利的排他性，权利的独占性必须就具有排他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配偶权也是对世权，即夫妻以外的人都是义务主体，都具有不作为的义务，不得实施干扰、妨害、侵犯配偶权的行为。

二、配偶权具体派生权探讨

配偶权是基本身份权，是基于法律规定的夫妻身份地位而产生的，但配偶权作为基本身份权还包括诸多派生的身份权。基本身份权确定，则当然发生派生身份权，基本身份权变动，则派生身份权变动，究其配偶权包括哪些派生的身份权利，学者们的主张颇不相同，4配偶权“不独为权利人之利益，同时为受其行使之相对人之利益而存在，”5这决定了配偶权从本质上讲是权利，但却以义务为中心，权利人在道德和伦理观的驱使下自愿或非自愿地受制于相对人的利益，因而权利之中包含义务，基于此，有的学者称配偶权为“合权利义务为一体的新型权利”，本文认为，配偶权应当派生出下列权利和义务：

（一）夫妻姓名权

夫妻姓名权是指夫妻缔结婚姻关系后，妻子是否有独立姓氏的权利，配偶各自有无独立的姓名权是关系到配偶有无独立人格的标志，也是男女平等原则的具体体现，关于夫妻姓名权的立法，取决于法律采取何种夫妻关系基本原则，纵观世界各国关于夫妻姓名权的立法，不外乎有5种基本类型：(1)坚持妻从夫姓原则。如《瑞士民法典》第161条就作此规定。(2)实行从一约定，无约定时从夫姓的原则。如《德国民法典》第1355条第2款就作此规定。(3)允许双方当事人任意约定原则。如《苏俄婚姻和家庭法典》第18条就作此规定。(4)妻子在姓名前冠以夫姓原则。如我国台湾民法第1000条就作此规定。(5)夫妻婚后保持自己原来各自姓氏原则。如我国婚姻法第10条就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我国法律的规定，完全贯彻了男女平等的原则，当然，法律作出这一规定并不排除配偶之间可以就夫妻姓氏进行约定。

（二）住所决定权

住所决定权是指夫妻选定婚后共同生活住所的权利。婚姻或家庭住所是配偶共同生活的依托，应由配偶双方共同决定。现代各国关于住所决定权的立法，主要有4种：(1)丈夫权利主义。这种立法仍然规定住所决定权由丈夫单方行使，只不过行使权利的专制性质有所改变。例如《瑞士民法典》第160条第2款就作了如此规定。(2)丈夫义务主义。这种立法规定丈夫有义务为妻子提供住所，而妻子则享有在该住所居住的权利。如英国法律便作此规定。(3)协商一致主义。这种立法规定婚姻住所由配偶双方协商一致确定。如前罗马尼亚、法国即作此规定。(4)自由主义。这种立法规定夫妻各方都有选择居住地点的自由，如前苏联。我国《婚姻法》第8条规定：“登记结婚后，根据男女双方约定， 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也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这表明在我国男女双方都有平等决定夫妻住所的权利，即我国立法上采取的是自由主义。

（三）同居义务

同居义务是指男女双方基于配偶身份都负有同对方共同生活的义务，夫妻性生活是同居义务的主要内容。此外，配偶的同居义务还包括相互协助义务、共同寝食义务，这两种义务要求夫妻相互支持对方的意愿和活动，共同料理家事，相互抚养、扶助，当配偶一方遭遇危难，对方负有救助、救援义务。同居义务是种法定义务，是夫妻双方共同的、平等的义务，非有正当理由，夫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履行同居义务。各国法院在规定夫妻同居义务的同时，也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夫妻可以暂时或部分中止同居义务，这些条件是：(1)因处理公私事务，需要在较长时间内合理离家；(2)一方因生理原因对同居义务部分或全部地不能履行；(3)一方被依法限制人身自由而无法履行同居义务。此外，国外民法还规定，配偶一方在其健康、名誉或者经济状况因夫妻共同生活而受到严重威胁时，在威胁存续期间有权停止共同生活；提起离婚诉讼后，配偶双方在诉讼期间均有停止共同生活的权利。夫妻一方无正当理由违反同居义务时，有的国家的法律规定了相应的法律后果，例如，《法国民法典》第214条第4款规定：如果夫妻一方不履行其义务时，他方得依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迫其履行。就同居义务而言，主要是申请扣押收入或进行精神损害赔偿；再如，英国法律规定，配偶一方违反同居义务，他方享有恢复同居的诉讼请求权；关于恢复同居的判决虽不得强制执行，但不服从这种判决可视为遗弃行为，是构成司法别居的法定理由之一。

（四）贞操忠实义务

    贞操忠实义务又称配偶性生活排他专属义务，是指配偶专一性生活的义务，他要求配偶双方互负贞操忠实义务，不为婚外性生活。广义的贞操义务还包括不得恶意遗弃对方以及不得为第三人利益牺牲、损害配偶他方的利益。夫妻互负贞操忠实义务时婚姻关系的最本质的要求，婚姻关系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性生活的忠贞不二。如果性生活没有排他性，它虽然不会丧失自己的积极作用，但却扩大了消极作用。笔者认为，贞操忠实的内容应有以下几点：第一，忠实义务是配偶权最基本内容之一，他要求配偶之间互负不为婚外性交的不作为义务，任何一方都不得违反。第二，忠实义务不仅拘束配偶权的权利主体，而且拘束配偶权的义务主体。一方面，忠实义务要求配偶之间相互保持爱情专一，感情忠诚，相互忠实于对方，另一方面，他拘束配偶权的其他义务人，即从配偶权的绝对权的性质出发，要求对配偶以外的任何其他人，都对该配偶负有不得破环该对配偶贞操的义务。任何负有这样义务的人，与配偶一方通奸，破坏一方配偶的贞操，就构成对配偶权的侵害。第三，应当规定对违背法定义务违反的制裁措施和责任。

（五）学习、工作及社会活动的自由权

    《婚姻法》第15条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一方不得对他方加以限制或干涉。"这一条是有实际意义的。因为有些配偶，出于各种各样的心理，比如认为妻子不用工作，只需料理好家务就行了，或者害怕丈夫参加社会活动会发生婚外恋，或者一方要求另一方经常陪伴自己，而干涉对方外出、工作，学习等等。这项权利跟姓名权一样，本来是一般人都享有的。之所以要在婚姻法中再次强调，就是因为一些旧的文化传统在人们的脑子里根深蒂固，以为缔结了婚姻，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而限制或干涉对方配偶的基本权利。当然，对于这个问题，夫妻之间也可以约定一些权利义务，比如尊重参加正常的应酬活动的权利等。

三、配偶权不合我国国情，不应在婚姻法中规定

配偶权制度在西方国家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在理论上也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它并不适合我国国情，一旦在婚姻法(婚姻家庭法)中确立，不仅不能达预期的社会效果，反而会有损法律的尊严，其理由：

1、婚姻的契约已默认了同居和忠实的义务，无需再用法律强制。我国现行的婚姻法第7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婚姻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一张结婚证如同一份契约，双方约定(默认)了同居的义务和忠实的义务。因为：一是婚姻是两性的结合，同居是夫妻双方生理上的必然要求；二是婚姻关系又是社会的细胞，任何一对夫妻均应对社会负责，这是婚姻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夫妻间的忠实，不仅是性自私的必然结果，也是伦理道德和社会公德的必要约束。对这众所周知的常识和常理，法律无需再作强制性的规定。诚然，社会上也确有少数男女在结婚时出于各种动机和目的，甚至有欺诈，“放飞鸽”等行为，致使结婚契约不能、不愿履行。对这种现象应用道德规范和行政规范来调整，确已构成犯罪的，可用刑法调整，但不应用婚姻法来强制当事人的同居和忠实行为。

2、确立配偶权未必能解决“婚外恋”问题。主张在婚姻法(婚姻家庭法)中确立配偶权的主要理由是有利于防止和减少“婚外恋”，巩固“一夫一妻”制，一旦发生侵害配偶权，就可及时予以惩治。因为配偶权的重要内容是夫妻双方的贞操义务，其核心是性的独占性。夫妻一方与任何第三人发生性行为都是违背了贞操义务，侵犯了对方的贞操权，依法应受到制裁。这里显然把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合二为一，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首先，夫妻在结婚登记时虽然都已承诺(默许)或应当承诺(默许)除配偶外不与任何人发生性行为。但性行为是以感情为基础的，这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而感情并非一成不变的。任何一对夫妻都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已婚男女与未婚男女依法享有同等的自由。“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完整的人权，为什么一旦结婚，自己的一部分人权将属于配偶?一个健康的独立人为什么要拥有另一个同样是健康的独立人的部分人权?”婚姻是男女两性的精神生活、性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共同体而存在。而精神生活、性生活、物质生活在任何一对夫妻的存续期间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永恒的，随着条件的变化，加之“异性相吸”的生理特征不可能因结婚而消失，人的情感和激情丰富易变，需要理智来调节和控制。但一旦出现激情状态下非理智的性行为，就可能使一些当年曾“海誓山盟”的夫妻，在感情上发生异化和关系上的裂变。这种现象并不少见，法院每年受理的离婚案件约占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其中不少当事人均有不同程度的侵犯配偶权，对他们难道都进行惩处?显然不妥。夫妻间的忠诚属于情感领域，不应用法律来强制，情感纠葛应当让当事人自己解决。婚姻关系包含应受社会尊重的个人隐私内容，不宜增加法律干预程度。惩罚第三人者的立法将导致危及个人隐私权，这是不可取的。笔者不赞同有的学者既主张确立配偶权，又主张有例外的观点：“‘婚外恋’如果纯粹是感情上的事，双方并未发生通奸姘居行为，或极其秘密地偶尔发生的通奸行为，实际上并未破坏公民配偶权的，没有必要处罚，是个人隐私问题”。与其这样随心所欲，自相矛盾的处理，不如不对配偶权作出规定。其次，在现实生活中总有一些男女的结婚动机不纯，目的不一，甚至出于被迫无奈，结婚后“同床异梦”也就不足为怪了。在他们之间发生“婚外恋”就更为常见。尤其在社会上还存在着“三陪女”、有夫之妇卖淫、有妻之夫嫖娼等现象，且将会较长时间存在，这些不正常现象绝不可能因配偶权的确立而根治。一旦婚姻法确立了配偶权，上述侵犯配偶权的“婚外恋”及“三陪”、卖淫、嫖娼等行为，必然会“法不责众”，反而影响了法律的尊严。再次，看看早已确立配偶权的一些国家对配偶权的保护又怎样呢?大量的“婚外恋”管了吗?“瞒着老大，供着老二，骗着老三，又搂着老四”的现象比比皆是。据“1995年美国对包括各种婚姻状态的人们的性生活状况所作的抽样调查表明：一年中只有一个性伴侣的为76％，5年中只有一个性伴侣的为40％，一生中只有一个性伴侣的为21％。其中男性有婚外性伴侣的大大多于女性。”这数字可以说是对他们国家确立配偶权的一个讽刺。当然笔者并不是默许，更不是赞同上述不道德的甚至丑恶的现象，对这种不轨及丑恶的现象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和鞭鞑。如果因此而造成婚姻关系破裂的，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可对有“婚外恋”一方给予一定的民事制裁，并在分割共同财产时照顾无过错一方。然而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总有其自身的规律，婚姻作为两性结合的形式，本来就因其与人最难把握的情感和激情因素相联系而使婚姻的巩固面临着许多难题。对于“婚外恋”要遏制它、解决它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应运用多种手段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方式，绝不能一罚了之，否则只能事与愿违。

3、确立配偶权不利于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既然配偶权的核心内容是夫妻互相享有与配偶进行性行为的权利，反之夫妻也互负有与配偶发生性关系的义务。那么夫妻之间是否又互享有拒绝与配偶发生性关系的权利呢?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每个公民均享有人身自由权，回答也应是肯定的。当夫妻这两个权利主体行使各自权利发生矛盾时，如何更有效地保护妇女的权益，在修订婚姻法(婚姻家庭法)时是首先应该考虑的。任

何一对夫妻在漫长的婚姻存续期间的同居生活不可能不发生冲突，因为每个人的性能力、性观念、性需求、性技巧都存在差异，冲突、碰撞是绝对的，只是大部分夫妻都能在人道主义、理性精神和宽容精神的道德文化和法律文化的影响下自我调节，从而达到和谐和谅解。但也不能排除确有一些素质低下，道德败坏，践踏妇女性权利的人存在。如最近上海青浦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一起婚内强奸案(见《人民法院报》2000年1月5日三版)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在现实生活中这类事例绝非鲜见。如果法律一旦确立了配偶权，类似婚姻内的强暴行为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而这时法律又无可奈何，其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不能也不可能苛求每一对夫妻对同居的诺言一成不变。“如果同居是一种永久不变的承诺，势必造成对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的限制，性便最终成了脱离灵魂的毫无情感、只能满足另一方欲望的工具，成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同居之名肆意侵害对方尤其是妇女合法人身权利的手段，同居也就成了婚姻的枷锁。”当然笔者并不认为夫妻之间性生活的不协调，甚至稍有一定强制行为，都用刑法来调整，这显然也是不当的。因为夫妻之间毕竟有一个契约行为，守约是前提，有了矛盾还是应该通过自我调节，达到解决和谅解。但是这种“守约”和“谅解”也是有度的，超过一定的度，就会产生质变，尤其是那些婚姻关系恶化，夫妻感情破裂，夫妻已长期分居，或已进入离婚诉讼阶段，丈夫违背妻子意愿，采用暴力手段，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应该以强奸罪论处。这是符合刑法理论的，因为刑法关于强奸罪的规定，并未对“丈夫”这一特殊主体作例外规定。对此，即使承认配偶权的国家对夫妻之间的性行为也有例外的规定，以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如德国民法典第1353条二项规定“在建立共同的婚姻生活之后，一方如果滥用其权利而提出要求或者婚姻已经破裂，则婚姻另一方无义务满足其要求”。反之，也不能因配偶权的确立，而将那些出于一时冲动，一时激情，一时失去理智的“两厢情愿”的婚外性行为，作为违法犯罪进行打击，这显然也不合情理，不符合刑法的立法原意的。记得在修改刑法时曾有人提出要打击通奸行为，设立通奸或妨害婚姻家庭罪，最后也未被立法机关所采纳。

4、确立配偶权将使公安机关难以招架。在修改婚姻法(婚姻家庭法)过程中，有人建议增加侵犯配偶权的处罚规定，如“夫妻有互相忠贞的义务，一方对另一方不忠时，另一方得请求公安机关排除妨害”。笔者认为这种建议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不可取的。首先，在理论上它违背了婚姻的基础是爱情，“捆绑不成夫妻”。如果一对夫妻关系要用警察来排除妨害，这对夫妻关系能持久吗?相反，会使一些本来可以挽救的婚姻加剧破裂。因为夫妻之间的纠葛事出多因，大量的还属隐私范畴，或者说有的还处于隐私阶段，即使一方出于一时的冲动暴露了部分矛盾，在外界未介入之前往往容易调和。特别是因一时激情状态下的非理智行为，只要对一方幡然悔悟就能使其理解和谅解的。而一旦外界介入特别警察进行干预，就可能使缝隙难以弥合，甚至矛盾激化。其次，公安机关一旦介入大量的这类婆婆妈妈、妻妻妾妾的家庭纠纷，就会顾此失彼，大量的案件和复杂的调查取证、说服教育工作，靠目前本来已紧张的警力是无法招架的，况且，公安机关总不能常常介入“床上捉奸”的行列，这势必影响公安机关的形象。

5、侵犯配偶权的争议法院较难决断，影响诉讼效果。既然配偶受到侵害时，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排除妨害”，公安机关查证属实，自然要作出排除妨害、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具体行政行为，还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一旦受理必然遇到三难：一是取证、认证难。侵犯配偶权的行为往往是因一方的“婚外恋”引起，这类案件不但原、被告举证较难，证人一般也不愿作证，更不愿出庭作证。如果一方当事人提出申请法院调取某些证据，法院无从下手，必然影响案件的准确处理。二是定性难。由于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举证困难，无疑使法院对案件当事人是否构成侵权的认定带来困难。无论是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还是支持原告的请求，都感事出有因，又缺乏证据，难以下判，因此不能达到预期的诉讼效果。三是分清责任难。婚姻关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关系，它受社会、经济、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即使是“婚外恋”也有多种情况，有的因一方放荡行为引起，有的可因对方过错激起，有的因第三人的诱惑引起，审理这类案件确有“清官难断家务事”之感，要分清责任，有其特殊性和难点，尤其当妻子被他人强暴，不通情理的丈夫得知后反以妻子侵犯其配偶权而请求保护，更会使我们处于两难境地，不受理不行，受理嘛本来已被害的妻子，却成了配偶权的侵权人，显然不合情理，得不到社会的支持，不能取得好社会效果。

综上，笔者认为在制定或修订法律时，既要广泛吸收外国的先进立法经验，共享人类文化遗产，又必须结合本国的国情；既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和超前意识，又必须适合现存的社会状况。对于一些“可看不可用”的规定，与其说有不如没有，我们不能试图用法律调整一些超越法律权能的事，如果强加施行，反而有损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权衡利弊的结果是：“鱼和熊掌兼得，喜新不厌旧。”道德可以对这些行为作出谴责，而法律横亘在夫妻床上，其结果未必与立法的初衷相一致！

【参考文献】：

工作配偶篇6

第一条　《探亲规定》中，职工探亲对象是指职工的父母和职工的配偶，不包括兄弟姐妹。

《探亲规定》所称的父母，包括职工未能独立谋生（十六周岁以前），受其抚养长大，现在仍与职工保持联系或由职工供养的亲属（不包括岳父母、公婆）。

职工的配偶已死亡或离婚，尚未再婚的，按未婚职工待遇办理。职工的配偶、父母均已死亡　，又未重新结婚而且身边没有子女者，如有十六周岁以下的未成年子女寄养在外地的，可参照未婚职工探亲待遇处理。

第二条　学徒、见习生、实习生、试用人员在学习、见习、实习、试用期间，不能享受《探亲规定》的待遇，期满转为正式职工的，当年可以享受探亲待遇。

实行熟练期制的工人，在熟练期内不能享受《探亲规定》的待遇。熟练期满并自参加工作之日算起工作满一年后，可以享受《探亲规定》的待遇。

工作满一年的固定职工已领工资当学徒的，按正式职工享受《探亲规定》的待遇。

原是国家机关、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工作满一年的在职职工（不包括学徒）、现役军人，从大、中专及技工学校毕业分配工作后，当年可享受《探亲规定》的待遇。

第三条　经劳动部门批准使用的临时工、合同工，在一个单位连续工作满一年，今后仍继续留用的，未婚的可按《探亲规定》第三条（二）项探望父母，已婚的可按《探亲规定》第三条（一）项探望配偶；在一个单位连续工作满四年，今后仍继续留用的，可按《探亲规定》第三条（三）项探望父母。

第四条　男女职工结婚后，分居两地，又不能在公休假日团聚的，当年可享受探望配偶的待遇。

职工带薪脱产到外地学习一年以上，不能在公休假日与配偶或父母团聚的，应利用学习假期回家探亲，可按规定报销其一次往返路费，被探望的亲属原则上不能到临时学习地点探望。

原来住在一起的配偶，一方因工作需要调动到外地工作，不能在公休假日团聚的，离别满一年，可享受探望配偶的待遇。

分居两地工作的双职工，一方享受了探望配偶的待遇，另一方就不能再享受探望配偶的待遇。

第五条　职工与父母亲、配偶都不住在一起，又不能利用公休假日团聚的，可以按照《探亲规定》每年探望一次配偶，每四年探望一次父母。当年不探望配偶的，不能改为探望父母。

职工的父亲或母亲和职工的配偶同居一地的，职工在探望配偶时，即可同时探望其父亲或者母亲，因此，不能再享受探望父母的待遇。

职工的父亲和母亲不同居一地的，职工前去探望其父亲和母亲时，可按实际去一地路程较远的一方计算旅途天数和报销往返路费。

职工探望配偶或父母亲，应以常居地（正式户口所在地）为计算旅途天数和路费的依据。如被探望的亲属因事外出，职工到临时住地探望时，其往返路费只报销到被探望亲属的常住地，超过的部分本人自理；没有超过的，按实际所需的路费报销。施工单位或流动工地，则由职工所在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处理。

职工有生身父母又有养父母的，只能探望一方（企业按劳保卡片登记划分供养关系为准）。

第六条　《探亲规定》所称的“不能在公休假日团聚”，是指不能利用公休假日在家居住一夜和休息半个白天。具体掌握由各市、县人民政府根据路程远近、交通条件作出规定。

第七条　符合探望配偶条件的职工，因工作需要当年不能探望配偶时，其不实行探亲制度的配偶，可以到职工工作地点探亲，职工所在单位应按规定报销其往返路费，职工本人当年则不再享受探望配偶的待遇。

符合探望父母条件的未婚职工和已婚职工，原则上应由职工本人回家探望，而不应由父母来工作单位探望。因工作需要不能回家探望，其父母前来工作单位探望的，职工所在单位可按规定报销其一人往返路费，职工本人不再享受探亲假。

第八条　职工因各种原因与配偶或父母团聚连续满《探亲规定》假期的，即不应享受一年一次或四年一次的探亲假待遇。但探亲假期工资照发（原请假的假期不扣工资的，不再另发；原假期扣发一部分工资的，另补足其扣发的部分），返往路费可按规定报销。

职工在探亲期间恰逢婚、丧事者，可按规定另给婚、丧事假。

符合探亲条件的职工，若未婚职工当年、已婚职工四年内未探望父母的，回家料理丧事时，可按《探亲规定》的待遇处理，但不另给丧假。

第九条　职工配偶是军队干部的，其探亲待遇仍按原来规定办理，即：

（一）军队干部一方，如果已经利用休假探亲，职工一方因有特殊情况需要再到部队探亲时，经所在单位领导批准，可给予一次探亲假，假期最多不超过三十文秘站:天。假期内本人的计时标准工资照发，探亲往返路费由本人自负。

（二）军队干部一方因工作需要，当年不能利用休假到职工一方所在地团聚时，职工一方可按《探亲规定》享受其探亲假和报销往返路费。

（三）在同一年内，如果职工一方已经享受探亲待遇，而军队干部一方又利用年休假探了亲的，职工一方原领取的往返路费应该退回。

第十条　女职工到配偶工作地点生育，在生育休假期间，超过五十六天（难产、双生七十天，按照省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终身只生一个孩子，已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不再生育者三个月）产假以后，与配偶团聚三十天以上的，不再享受当年探亲待遇。

第十一条　具备探望父母条件的已婚职工，每四年给假一次，在这四年中的任何一年，经过单位领导批准即可探亲。

探亲假原则上不能分期使用。确因生产工作需要或路途不大远需要分期使用的，经单位领导批准，可以分期使用，但假期不得超过规定的天数，路程假只给一次，往返路费只按规定报销一次。

第十二条　职工在探亲往返旅途中，遇到意外交通事故，例如塌方、台风、洪水冲毁道路等，造成交通停顿，以致职工不能按期返回工作岗位的，在持有当地交通机关证明，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后，因车船受阻而超假的日期可以算作探亲路程假期。

第十三条　符合探亲条件职工，病假已超过六个月，在病假期间，经领导批准回家探亲的，可按规定报销一次探亲路费，但其回家探亲期间的工资，仍 按有关病假待遇的规定执行。

职工探亲期间患病时，其病休天数仍作为享受探亲计算，原规定的探亲天数不能顺延。如果职工因患急病、重病，探亲期满不能按期返回的，其延期返回天数，可根据医疗单位的证明，按病假处理。

第十四条　符合探亲条件的，申请出国和去港澳探亲的归侨、侨眷和港澳同胞眷属职工，仍按原规定执行。即申请去港澳的，从取得当地公安部门批准之日起，往返路途所需时间在内，给假三个月；申请出国的，从取得护照签证之日起，往返路途所需时间在内，给假半年。其批准的假期工资以及国内的路途费，可参照职工探亲规定办理，超过假期的，工资一律不发。

享受《探亲规定》待遇的归侨、港澳同胞眷属职工，其父母或配偶回内地后，职工前去探望的，可根据外交部、财政部、国家劳动总局〔1976〕部领一字第42号文规定，按探亲假待遇处理。路费报销可参照出国探亲办法，从职工居住地到出境地点国内段路费，按规定报销，超过的部分由本人自理，没有超过的，按实际所需的路费报销。

第十五条　实行计时工资制职工的假期工资，按照本人标准工资发给，不包括奖金。

实行计件工资制职工的假期工资，本单位规定有计时工资标准的，按计时工资标准发给；没有计时工资标准的，按上年度本人的月平均工资发给。

在探亲假期间，附加工资、保留工资、粮价补贴、副食品价格补贴照发。

第十六条　各单位应根据生产、工作情况合理安排职工的探亲假期，不要影响生产和工作的正常进行，并且不得因此而增加人员编制；职工探亲要服从组织安排。同时，要建立严格的审批、登记、请假制度，对无故超假或弄虚作假延长假期的，超假时间按旷工处理。

第十七条　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由各市、县人民政府根据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经济条件，参照《探亲规定》制定具体办法执行。

工作配偶篇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重婚罪是指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所谓有配偶，是指男人有妻、女人有夫，而且这种夫妻关系未经法律程序解除尚在存续的，即为有配偶的人。《刑法》分则条文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重婚罪主要的犯罪类型有以下三种，1．与配偶登记结婚，与他人又登记结婚而重婚，也即两个法律婚的重婚。有配偶的人又与他人登记结婚，有重婚者欺骗婚姻登记机关而领取结婚证的，也有重婚者和登记机关工作人员互相串通作弊领取结婚证的；

2．与原配偶登记结婚，与他人没有登记确以夫妻关系同居生活而重婚，此即为先法律婚后事实婚型；

3．没有配偶，但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已登记结婚或以夫妻关系同居而重婚

（来源：文章屋网 ）

工作配偶篇8

关键词：手工编线玩偶；设计；造型

手工玩偶的历史源远流长，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玩偶的制作方式较多，人们可利用碎布、纽扣、线等材料制作玩偶，也可以木材或竹子为原料，用雕刻、编制的方式制作玩偶。除此之外，在宋代，由于陶瓷工艺较为发达，一度还出现了瓷质玩偶。随着时代的发展，多种材料和工艺得到应用，玩偶的种类和造型也越来越丰富，手工玩偶已经从儿童的普通玩具，演变成承载故事、传递情感的艺术表达形式。特别是一些由特殊材料与工艺制作的手工玩偶（如编线玩偶），由于造型和制作的独特性，具有较高的市场热度和艺术价值。这些手工编线玩偶的价值到底体现在哪里？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进行研究。

一、手工编线玩偶的设计元素

手工编线玩偶的材料具有特殊性，造型具有独特性，它的艺术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色彩。市场上不同材质的手工编线玩偶具有极具识别度的色彩，每一个玩偶都有自身的特征，或可爱活泼，或憨态可掬，或忧郁沉静，具有相应的色彩表达。毛线材质的手工编线玩偶色彩淡雅清新，给人一种文艺感；麻线、棉线等线材的表达具有色彩的装饰感，彰显了玩偶的特征。第二，造型。手工编线玩偶的造型风格多变，受到了现代都市青年的喜爱。手工编线玩偶设计师将无生命的物体形象化，将有生命的物体抽象化、拟人化，最终形成了极具个性特征的造型。密集缠绕的线、纽扣和金属片是手工编线玩偶的重要标志。这些缠绕的线、纽扣和小饰品的装点，不仅体现了点、线、面的节奏美感，更贴合毛线玩偶简洁、生动的造型风格。这些玩偶洗尽铅华、返璞归真，与当下社会中存在的急躁、浮华形成鲜明的对比。人们从手工编线玩偶的造型上得到了一种心理安慰，使内心获得平静，满足了自身的心理需求。第三，制作材料。手工编线玩偶的材料来源从最初的废弃麻线、毛线、纽扣等，发展到线质玩偶专用材料，做出来的玩偶更加精致。手工编线玩偶上有了更多的饰品搭配后，视觉观感更加丰满、立体，艺术表现也更加细腻、丰富。

二、手工编线玩偶的制作流程

不同材质的玩偶需要用到不同的制作技巧。玩偶不仅具有玩具功能，还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手工编线玩偶的设计制作，从设计师头脑中的形象到手绘设计稿，再到实物制作，体现了从抽象到具象的转换过程，也是一种艺术创作过程。因制作材料不同，手工编线玩偶有着不同的编织技巧和制作手法。手工编线玩偶大致的制作流程如下：其一，画稿。很多手工编线玩偶的设计草稿和画稿与动画角色设计稿一致，从造型到色彩，甚至摆放的背景都是设计师精心设计的，设计稿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其二，制作玩偶主体。这是手工编线玩偶制作流程的主要内容。设计师根据造型需要，在用铁丝搭好的结构架上，用线层层缠绕出玩偶的主体，毛线要缠绕得紧凑、细致有序，否则造型容易松散。其三，装饰。为了使玩偶的特征更加突出，制作者可使用纽扣、金属片等饰品塑造玩偶的五官或其他部位，通过缝制等方法，添加假发、配饰，提升玩偶造型的层次感。手工编线玩偶的制作不同于布偶的剪裁与缝制，也不同于塑胶玩偶的倒模翻制，它需要造型、编制、配饰、包装等一系列工序才能完成。每一个细节都体现了制作者的创意与设计。制作者只有掌握设计、制作、编制工艺等多项技能，才能创造出具有个性特征的手工编线玩偶。因此，这种工艺复杂、材质考究、造型独特的手工编线玩偶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受到了人们的喜爱。

三、手工编线玩偶造型的生命力

一件成功的手工编线玩偶作品不仅要有一定的赏玩价值，更应该具有生命力。手工编线玩偶的生命力设计，不仅体现在玩偶的形体方面，还体现在手工编线玩偶被赋予的情绪、性格和意识等方面。虽然手工编线玩偶不会说话，也不会自行运动，但是如果它具有造型背后的故事，那么它就有了生命力。一个优秀的故事脚本能让手工编线玩偶变得真实感人，通过了解手工编线玩偶的角色故事，观者可以立体地感受玩偶鲜活的性格，与它进行情感交流，从而获得更加广阔的想象空间。结语简洁的造型、独特的材料、精致的工艺与有生命力的故事是手工编线玩偶具有艺术价值的前提。随着动漫文化的普及，富有情感和个性的手工编线玩偶产品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人们适应快节奏、高强度生活的消费品。玩偶制作者和相关从业者已经看到了手工编线玩偶制作的市场潜力并为之努力，手工编线玩偶的发展前景变得更加广阔，也推动着中国动漫周边产业的发展。

作者:刘小璇 单位:安徽工程大学艺术学院

参考文献：

工作配偶篇9

一、标题及单位姓名：

述职述廉报告

XX单位XX职务XXX（姓名）

（年 月 日）

二、称谓：

XX纪委：

三、正文：

述职述廉报告部分要认真对照《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重点报告贯彻科学发展观、遵守政治纪律、执行《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的情况，遵守“八个严禁”、“52个不准”的情况。述廉内容要具体翔实，体现岗位特点，重点是个人的情况而不是班子的，是如何“做”而不是如何“抓”。遵守“八个严禁”、“52个不准”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述廉。

1、职权行使和职务影响方面的情况：任现职以来选拔任用干部情况（包括是否有违反规定选拔任用干部、突击提拔调整干部、超职数超规格配备干部，特别是单位进人情况等）；

是否有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的情况（建设工程项目、招投标、政府采购、项目审批、规划调整等）；是否有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便利为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取利益的情况（在矿山、投资开发项目、餐饮、娱乐场所中投资入股或占干股，为配偶、子女及其他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利用职权委托理财和利用内幕信息谋取私利等）；本人任现职以来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情况（本人及配偶、本人及配偶的父母、子女及子女配偶操办或参与操办的婚丧喜庆事宜情况等）；任现职以来收受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及处理的情况（包括本人及配偶、子女收受的数额及上交、退还情况等）。

2、公务消费方面的情况：本人公务用车配备使用情况（包括相对固定使用车辆台数、车型、价格、排气量、购买时间及更换情况；是否使用军车号牌等）；本人办公用房使用情况（包括房间数量及使用面积等）；任现职以来因公出国（境）情况（包括次数、时间、事由、组团单位及费用开支情况等）。

3、个人有关事项方面的情况：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的房产情况；配偶、子女的工作或从业情况（包括工作或从业单位，任职、提拔情况，是否移居国境外等）；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资、经商、办企业情况；本人持有因私出国境证件及因私出国境情况（包括证照的取得时间、有效期限及保管处所情况；因私出国境的次数及事由等）。

4、个人方面存在的问题：

作为一名履职时间不久的领导干部，本人感到存在下列不足：

 

    1、思想不够解放。在思维方式、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和措施等方面，与实际工作的需要，与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存在着明显差距，在新的一年，要努力改善。

 

    2、学习亟待加强。在政治理论学习和审计业务学习方面，还不深入、不透彻、不全面，必须强化学习，尽快提高，以适应新岗位工作的需要。

工作配偶篇10

关键词：离婚；共同财产；股权分割

1 股权的特性

股权是股东基于其身份状态对公司享有的权利。在针对股东自身特有的权利方面，《公司法》对其有明确的规定，包括股东大会的召开、股东利益分配、股东选举和被选举权利、股东请求的权利、股东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权、股东散伙分割财产权利及优先购买权利。股权是相互独立开来的，它是由人身权和财产权两部分构成，股权也会同时具备二者的特征。表现为股权的权能内容具有一定的综合性；股权具有一定的盈利性和风险性；股权的取得具有一定的法定性；股权的财产性；股权具有可转让性[1]。

2 离婚股权分割的难点

与夫妻离婚两人之间固定财产，如房子，车子，以及一些其它的财物进行的分割相比，离婚股权分割确实有难度。因为股权分割不仅牵涉到夫妻之间的财产分配，更会影响到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在夫妻婚姻关系破裂时，配偶要分割财产时，主要有以下几个难点：第一：隐名股东的股权确认和分割问题；第二：配偶一方出资行为的法律定性问题；第三：配偶一方股权转让的效力及股权质押效力的认定问题，只有搞清楚了这些问题才能对离婚股权进行正确的分割。

2.1 隐名股东的股权确认和分割问题

关于“隐名股东”许多学者认为是，一些出资人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规避法律漏洞，借用别人的名义来对公司进行出资认缴，成为股东，拥有股东的特殊权利，实质在背后参与的真正出资人。当然，在工商登记处登记的股东名字，则是真正出资人假借的名义股东，也可以称作是“显名股东”。在实际操作中涉及股权分割或股权转让纠纷中，大多数情况不是实际出资人为名义出资人主张其名下的股权利益，而是实际出资人的配偶一方去积极主张股权利益[2]。由于法律无明确规定，在实践中有两种观点：

第一：配偶中一方是“隐名股东”，法院一般会把这种情况按照离婚案件处理，一般也不会涉及第三方实体义务。第二类：配偶一方是“隐名股东”并且符合股东身份确认的实体条件，对于“配偶一方不主动对其股权权益的确权，而配偶另一方则主动要求配偶一方的股东身份”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司法界有两种争议的观点。一，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只会波及到当人事双方，由于配偶其中的一方并不是股东，无法拥有股东的权利义务，无权要求公司对身份关系的确认。二，对于婚姻中双方的财产共有的，夫妻二人有共同的处决权，即配偶一方要求配偶另一方在公司享有股东权利时，公司不得拒绝[3]。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本着公平正义的司法精神，配偶一方的诉求在不影响公司运行与管理方面时，应该支持配偶一方对配偶另一方的股权身份进行的确认[4]。

2.2 配偶一方出资行为的法律定性

目前随着公司融资和理财手段的多样化，在离婚案件中还出现一种配偶一方对公司出资的现象，对这样的出资行为该怎样认定，以下给出了两种讨论：

一种认定为“借款”，即配偶单方向公司认缴，公司收款后并没有出具出资证明书，也没有记载于股东名册中、没有变更工商登记、其没有参与修改公司章程、也没有实际参与管理公司。因此，如果配偶的一方给付了钱款，就会被认定为“借款”行为而不是“出资”行为。根据现有的证据，确认配偶单方向公司提供钱款是“借款”性质后，由于该款项属于夫妻关系存续中的共同财产，则配偶的任何一方都可以主张公司还款。如果配偶的一方不积极行使权利，配偶的另一方则可以自己为原告，公司为被告和配偶另一方为第三人向法院提讼，主张自己的诉讼请求。在法院受理本案时，法院首先会根据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判断该行为是“出资”还是“借款”，然后再据以判决结果。这样才更对离婚股权进行正确的分割。一种认定为“出资”，配偶一方出资后，参加了股东会、参与公司的管理与决策，并取得利润的分配等作为股东身份的实体行为，则可以被认定该钱款为“出资”，不一定要求公司注册资本和工商变更登记以及股东的变更登记。配偶一方构成“出资”行为，具有股东实质身份，该“出资”则可以成为公司的财产，因此，配偶一方则可以配偶另一方的股东实质身份主张分割股东的权益。

2.3 配偶一方股权转让的效力及股权质押效力的认定

关于配偶一方股权转让的效力法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对单方股权的转让有两种处理意见。一些持相对有效论者认为，只要配偶一方对股权进行转让，不考虑受让人主体身份，其股权转让都是有效的。根据“合同自由”的原则，对股权的价格、交易时间、具体的其它交易事项，都由当事人自己来协商。这样使配偶转让股权具有一定的弹性，弥补了许多法律上的限制，从而使股权转让相对容易。一些持相对无效论者认为，处于保护善意第三人，对于配偶单方转让股权的合同应该是有效的。法律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只要双方二人基于达成的共同意思，在不违背法律的情况下都是有效的。相反配偶的另一方如果能举出证据证明合同是无效的，法院认定配偶另一方主张成立，合同会被认定无效。笔者赞成第二种观点。第二种观点更符合法律保护交易安全和交易自由的价值精神。

股权出质的形式有两种：一是，为第三人担保。配偶一方为逃避共同财产的分割，与他人合伙串通，唆使“恶意”的第三人签订“借款协议”，以自己在公司名下的股权质押作为担保，并且办理工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在配偶一方不能如期偿还债务时，第三人就会按照质押协议，将配偶的股权转让给他人或者以一定的价格卖给第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使原本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消失。

二是，为自己的借款担保。配偶一方与“第三人”串通好，以自己的名义向个人或者公司借款，并且以自己名下公司的股权作为担保，进行工商质押登记。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大量开支，配合银行的转账来证明借款协议的履行，从而将原本属于配偶另一方的股权利益因配偶一方的恶意质押而受损，剥夺配偶另一方分割股权的权利[5]。实践中不论是为自己担保还是为第三人担保，股权质押合同生效就是让配偶双方的共同股权处于一种“担保”状态，导致股权利益分配的不确定性。在离婚分割财产中，股权的大小不能对价股权本身的价值，最主要依据是主债务的履行情况。如果主债务恶意不履行，将难以实现股权的实质分割。

3 结论

由于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财产也呈多样化形式，不仅仅局限于房车，还有各种股票，基金，债券等财产，因此这也使得离婚财产分割难度加大。特别是离婚股权分割，在实践中还有许多难点需要探究和思考。这需要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学者的共同努力，我相信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会越来越完善。

参考文献

[1]阵苇、谢京杰：“论离婚案件中夫妻共同股权分割”，载于“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2]裴桦著：《夫妻共同财产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3]杨立新著：《共有权理论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