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将军十篇

李广将军篇1

李广是西汉名将，在汉武帝时是有名的将军。他多次打败侵略军，因为他行动快，忽来忽去，让人摸不着头脑，所以侵略军给他起了个外号“飞将军”。

飞将军有一对浓浓的眉毛，形象像个倒“八”字，长着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多年习武让他练就了射箭百发百中的本领。他头带头盔，身穿盔甲，英姿飒爽的骑在战马上，侵略军听到飞将军的名字时，就闻风丧胆，落荒而逃。

李广小时候就立下了长大后保卫祖国的志向，所以他从小开始拜师学武练箭，可是箭术一直没有进步，他就找到了一位高人，拜他为师，他在学习的过程中吃尽了苦头。他闻鸡起舞，不惧寒冬腊月，盛夏酷暑，终于练成了每箭必中，箭无虚发的本领。

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李广带军巡逻，路过一片树林，发现草丛中影影绰绰影蹲着一只老虎，他连忙拉弓射箭，“嗖”的一声射了出去，第二天，李广发现的不是老虎，而是一块巨石，大家拔也拔不出来，李广将军真是力大无穷啊！

溧阳市外国语学校三年级:萧萧很乖

李广将军篇2

天涯挂君一剑诀。

燕然都护今何在，

塞上将军济龙城。

欲问汉家谁人将，

敢将匈奴过酒泉。

烽烟随尘扬天尺，

血命旌旗染多年。

推车士卒先锋久，

平日行泪念伊人。

李广将军篇3

李宗仁谓李济深是“人丛中的一条龙”。白崇禧论之曰：“作为广西人的李济深，因其高贵的品格和诚挚待人的作风而在广东军中被广东将官拥戴为领袖。”黄绍竑赞之曰：“即使手握行政和军事大权，他也不，他严于律己，克己奉公，而且平易近人。”

【与“新桂系”联盟打败旧军阀】

李济深，原名济琛、锦江，字任潮，祖籍江苏，1885年生于广西苍梧县。祖父秀才，父亲廪生，均以教书为业。幼时亦耕亦读，体魄强健。曾就读于梧桐中学（胡汉民时在该校任教）、广州两广将弁学堂、北京军官学堂（民国后改称陆军大学）等新式学堂。

李济深年轻时有诗云“马叟知天命，谓吾贵可求，但今身许国，何必列王侯。”

1918年1月，孙中山组建的“援闽粤军”，为粤军之始也。1921年春，受老同学邓铿之邀，李济深毅然由北京迁居广州，出任粤军第一军师部副官长、参谋长，鼎力协助粤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邓铿在一师重组编制，培养青年军官，重用军校学生。其中佼佼者有：陈铭枢、张发奎、黄琪翔、徐景唐、陈济棠、邓演达、叶挺、蒋光鼐、朱晖日、黄振球、陈诚、薛岳、余汉谋、等。一时间，粤军新人辈出，军风士气焕然一新。

1923年2月，孙中山经历第一次北伐失败后，回到广州，重建大元帅府，李济深被任命为粤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兼参谋长，率部强攻肇庆，轻取梧州，挫败陆荣廷——在李济深的支持下，李宗仁之新桂系由此发力统一了广西。

同年7月，李济深受命西江善后督办兼第一师师长。善后督办负责粤桂交界地区所有工作，党、政、军大权独揽，但他俸给外不苟取毫发，编制内不安排一人，一师官兵军饷均由广东调拨，未取广西地方一分钱。黄绍竑时任督办副主任，论李济深曰：“任公两袖清风来，两袖清风出，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

1925年1月，李济深奉大元帅府令，亲率陈济棠之二旅开赴梧州，支援李宗仁、黄绍竑抗击沈鸿英。行进途中，接沈鸿英来电云：“东下讨伐目标为黄绍竑，余均袍泽，断不侵犯，前线请撤退三十里，以免误会。”陈济棠请示李济深如何办，李大笑曰：“此乃各个击破之计，我们继续前进。”遂命急行，会合李、黄部，连克贺县、八步、平乐，大败沈鸿英。

1924年6月16日，中国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在广州正式成立。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李济深任教练部主任。李济深回忆，军校成立之初，遭到许多现职军官反对，讽之为“学生兵”、“娃娃兵”，忧其不善实战，归根结底是害怕军校毕业生将取代他们的位置，剥夺他们原来享有的特权。

黄埔军校成立之初，只有粤造七九毛瑟枪30支，仅够站岗守卫之用。某军阀与言：“你那几个人，我派一个营就可以全部缴械了。”时李济深甫上任，闻此事即以粤军一师师长名义，提现款3万余元、枪200支交军校使用，并挑选军中一流军官前往任教。知情者言：“这是李济深为这个国家做出的鲜为人知的贡献。”故黄埔军校旧址有四大公园：中山公园、介石公园、仲恺公园和济深公园。

1924年秋，时任黄埔军校党代表的廖仲恺任命李济深军校“入学实验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学员考试、录取工作。李济深亲自草拟招考章程，贴出公示为“公正无私，细密严谨之旨行之，以其选拔人才，无负重托，绝决”。李济深言，黄埔军校学员是精中选精，强中挑强，不乏人中龙凤，亦杂有乱世枭雄。

1926年12月，中央委员会成立了政务委员会广东分会（包括广西），李济深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广东政治分会主席，由此成为华南地区实权派人物，主管党政军各项事务。

1927年4月，发动“”，黄埔军校是重点单位。4月18日，军校当局逮捕并秘密杀害共产党人，其中有政治部主任熊雄、教官萧楚女等。时任黄埔军校副校长的李济深曾自责曰：“每想起这件事，我就深感内疚，对不起人民。”其女李筱桐认为父亲当时有之心，而无杀人之意。

时任黄埔军校代校长方鼎英曾回忆当时情景：4月14日，李济深由上海回，召方鼎英与朱家骅、钱大钧研究事。李出示中央电令，曰：“这次关系重大，广州的共产党大本营，就在你黄埔军校。”方鼎英提出不清自清之法，即不派一兵一船来，三天内准许共产党员学生自由离校。其时李济深沉默，而朱家骅、钱大钧两人则瞠目而视。

【首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

1925年8月28日，国民革命军改名人民革命军。部分粤军以及黄埔学员军组成了人民革命军之第一军，兼军长；湖南军为第二军，军长谭延闿；云南军为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原粤军第一师扩大后组成第四军，该军由四个师组成，陈铭枢之十师，陈济棠之十一师，张发奎之十二师，徐景唐之十三师，加叶挺之独立团。北伐中四军以“铁军”著称，首任军长即李济深。

1926年6月，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赴广州游说北伐。是时支持者寡，反对者众。某日，李宗仁见李济深戏言曰：“若北伐，贵军能否出两个师往湖南，与七军共同作战？”李济深不假思索，一口应允。次日，中央政治委员会讨论李宗仁立即北伐之建议，李济深果然主动请缨，慷慨陈词：“为了支援第七军和唐生智的部队，本军愿意派遣张发奎在海南岛的师和陈铭枢在赣州的师，和广州的叶挺独立团。同时也希望其他部队能配合第四军的行动，胜利完成北伐。”

李宗仁晚年回忆：李济深关键时刻的发言，表现出宽广的胸襟和坦诚率真的品格，使当时的形势急转弯，由此北伐大计定也。

1927年北伐正处锋头，、分道而行，内分为“拥汪倒蒋派”与“拥蒋倒汪派”，李济深持中立态度。同年9月5日，发表时局公告，呼吁党内团结，实行蒋、汪联合。李曰：“拥汪倒蒋或拥蒋倒汪，均属失当！”

张发奎敏而好文，作战骁勇。李济深甚喜其才，寄予厚望，张由营长而团长，由团长而旅长，由旅长而师长，李皆有提携之力。1927年10月，张发奎发动“讨蒋战役”失败后，欲回师广东。是时，李济深统辖两广，慨然容之，而张发奎由此扩充势力，竟欲取李而代之。

宁汉战争爆发后，李济深与张发奎联名致电，请汪回广东主持“党国大计”。汪将起程，李派特使至汉口迎汪入粤；其时，李济深亲率政府官员到码头迎接，诚心以“领袖”待之，而不知汪与张已相互勾结，怀不轨之心。

1927年10月15日，主动约李济深同行，乘船往上海参加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李济深欣然如约。赴上海途中，广州黄琪翔、李福林、薛岳等即发动军事，以“护党救国”为名，倒李驱桂。城内到处贴满“拥护”、“欢送李济深”等标语。次日，张发奎急从香港至广州，指挥一切。此即著名的“张黄事变”。后，有人告诉李济深，此事为与张发奎早已密谋的，李则讷讷不解曰：“是我邀请来的，张发奎是我接纳来的。我待他们不薄，他们为何如此待我？”

同年12月11日，广州共产党人张太雷、叶挺、等乘“张黄事变”之机，发动了广州暴动，成立了苏维埃广州公社。三天后，张发奎率部反扑，广州起义失败。次年1月14日，李济深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与缪培南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激战于广东五华西，交战双方投入兵力逾4个师，经两昼夜血战，共伤亡两万人以上。遗憾的是此役双方主力均为李济深原属下第一师之部队。

据李济深之子李沛金云，父亲喜观蟋蟀相斗。凡见小儿斗蟋蟀必驻足观战，两雄相遇，或振翅鸣叫，或逃之夭夭，父亲观之手舞足蹈，乐此不疲。而五华之役后，就再也未见父亲观看斗蟋蟀了。

李济深心肠软，常因轻信于人而“受骗上当”。其子李沛金认为，父亲“汤山被扣”是因为上了由吴稚晖帮腔的的当，“张黄事件”又上了张发奎、黄琪翔和的当，而福建事变则是上了陈铭枢的当。

【三次被开除出】

李济深曾三次被开除出。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授意元老吴稚晖专程去广州接李济深赴宁，以调停蒋桂矛盾。李济深到达上海时，李宗仁极力劝阻，曰：“你去南京必被扣留，你一失去自由，战祸就免不了。”李宗仁晚年还曾回忆：“但李是好人，他终于以四元老的‘蒋先生以人格担保’的诺言怂恿下，于3月13日自沪去南京。”四元老者，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也。

3月21日，于南京宴请李济深，以支持桂系反蒋之罪名，将李软禁于南京汤山官员招待所，剥夺军政大权，并“永远”。吴稚晖闻之，搬行李至汤山与李济深同住，宣称：“任潮不获释，我就不出去！”时人皆赞之有加，而李济深弟达潮则认为，吴稚晖其实是的“帮腔”。

黄绍竑言：“人们总以为李济深是‘新桂系’的一员，那并不是事实。李济深是我们的保护人、资助人和朋友。错误地相信李是‘新桂系’的一员而对他施以软禁，这无疑是一宗冤案。”

李济深第二次被开除出是因为1933年的“福建事变”。是年11月18日，李济深由香港至福州，与蒋光鼐、蔡廷锴一起，以原十九路军为基础发动“福建事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李当选为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李发表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宣言曰：“对蒋氏政府之存在，已不可一日容忍；对新政权成立之要求，已不可一日迟延。”

是年底，自任“讨逆总司令”，集中海空军进攻。次年1月，福建人民政府失败，李济深等逃往香港。再次下令逮捕李济深，并开除出。

1935年7月25日，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原十九路军将领于香港建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李济深为主席。1947年2月，李济深以回乡扫墓为名离沪转赴香港，即于香港《华商报》发表反对发动内战的“七项意见”。闻之大怒，以“对总裁失敬和侮辱”为罪名，第三次开除李济深的党籍，并下令“全国通缉”。

1946年夏，连发三电邀李济深上庐山会晤。李如约上山，蒋待之如贵宾，谈话两次，均不欢而散。事后，李作诗云：

万方多难上庐山，为报隆情一往还。

纵是上清无限好，难忘忧患满人间。

庐山高处最清凉，却恐消磨半热肠。

自是人间庸俗骨，由来不惯住仙乡。

【“及身要见九州同”】

七七事变后，宣布恢复李济深党籍，先后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战地委员会副主任、军事委员会桂林办事处主任、重庆军事参谋学院院长。李济深的职位由中央而地方，由数省而一省，由一省而一市，越当越小。李自云，国难当头，徒有虚名，报国无门。当年的“铁军主帅”则以办油印小报宣传抗日，可堪叹惋。

桂林沦陷后，李济深联络蔡廷锴等人到两广南部组织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某日，李独自骑马经北流往玉林，昔日指挥千军万马之“铁军主帅”仅数人相随，不禁有辛弃疾将“栏干拍遍”之慨，乃于马背上吟诗一首云：

舆马分驰到北流，两旁父老尽凝眸。

时人哪解余心苦，惆怅将军已白头。

1944年初，李济深回广西苍梧组织民众抗日。日本华南特务机关派出某信使游说李济深脱离重庆，出任华南伪政府首脑。李济深怒斥之。闻之叹曰：“任公与毕竟不是一路人啊！”

黎椿寿先生回忆，1944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研究室破译出一份陈璧君由广州致南京的电报。电报大意云：“矢崎（当时的日寇华南特务机关长，是一个中国通——笔者注）派人去梧州游说李济深脱离重庆，参加南京政府，被李拒绝，但矢崎心仍不死，正计划派兵劫持李来。如果李真被劫来，我们应如何应付，请预筹对策……”日军此计划最终未实现，而李济深爱国抗日之决心令世人钦服。

李济深秉性忠厚，广交游，重友情，气度恢宏，慷慨乐助，平易近人，有长者之风。

世人不知，他与胡志明原为至交。抗日战争时期，李济深批准越南独立同盟会在桂林设办事处，胡志明化名阮爱国于中国活动一年半，胡会广东话。建国后某日，胡志明访问中国，等国家领导人会见胡。站前排，李济深站后排。胡到时竟绕开毛，直接走向李济深，又是拥抱又是接吻。毛回首观之，略显尴尬。

梁漱溟，广西桂林人，中国现代思想家，现代新儒学早期代表人物，时人誉为“最后的儒家”。1914年，李济深于北京陆军大学任教，得识梁漱溟，遂成莫逆之交。1927年，李济深主政广东，特邀梁来粤实验其“乡村建设”理论，并任命梁为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梁漱溟对李济深的印象是：“宽厚大量，他对每一个人都是那么仁厚宽慈，让人如沐春风。”

1953年9月下旬，雷霆震怒，严批梁漱溟。政协亦组织大会批梁，会上发言火力甚猛，而李济深、张澜两先生端坐主席台，表情严肃，始终沉默。其时，李、张均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前者为民革中央主席，后者为民盟中央主席。后，李济深约张澜联名致信，以保梁过关。毛未回复，见李、张时问寒问暖，谈笑风生，只字不提梁漱溟事。

李济深善书，用笔遒劲，雍容闲雅，得力于魏碑，轨正而不刻板，凝重而有韵致。抗日战争初期，李于桂林居数年，求书者众，将军磨墨填字，笔不停挥，来者不拒，其时大街小巷店名多为将军之手笔。

1946年12月，李济深长子李沛金赴美国留学，将军设宴欢送，并手书“七诀”座右铭赠之：“治道之要在知人，君德之要在体仁，御下之要在推诚，用人之要在择言，理财之要在经制，足用之要在薄欲，除寇之要在安民。”

经李济深、何香凝等人一年多的筹备，1948年1月，中国革命委员会（即“民革”）在香港正式成立。宋庆龄被推选为名誉主席，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5月5日，李济深发表通电，代表“民革”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

1948年秋，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言：“李济深作为代替的新领导人出现，将会在中受到广泛欢迎，因为被普遍承认是称职的行政官员，他的爱国精神和个人品格也无懈可击。”

1948年12月26日，在中共的安排下，李济深由香港维多利亚港登上苏联货轮“阿尔丹号”。同行有彭泽民、柳亚子、朱蕴山、茅盾、洪深等人。1949年1月1日，为了庆祝新年，茅盾准备一册子请诸君题词。李济深提笔写道：“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平等、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1949年，李济深曾致函白崇禧纵论天下大势曰：“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所徘徊观望之余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至所望于故人耳。革命原是一家，革命者不怕革命者，望站在革命委员会立场，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反独裁、反戡乱主张，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其功不在先哲蔡松坡之下也。”又曰：“一切听的，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新中国成立后，李济深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时，中央政府为李济深配备了一辆美国产的“别尔克”牌小轿车，灰色，6缸，外表雅观，速度快，刹车性能特好。在时速百公里的行驶中，一脚刹车踩下去，整个车子能立即纹丝不动。李常与家人和属下说：“、也是坐这个车！”

李济深有妻三，子七，女十，若四代同堂计有88口之多。李有自书对联自得其乐云：“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

1959年10月1日，李济深满怀喜悦代表各派向中共献词，并赋诗一首：

十年建国万年红，衡麓光辉永照中。

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

同年10月9日，李济深将军逝世，享年74岁。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李沛金《我的父亲李济深》（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陈锡增等主编《黄埔将帅》第二卷（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

李筱桐口述《李济深生命中的红线》（周海滨著《我们的父亲》，华文出版社2011年版）

李广将军篇4

是谁，在这“平沙茫茫黄入天”中感慨唏嘘，悲伤叹息？

是谁，在这“一川碎石大如斗”中，浑浊老泪，孓然独行？

苍颜白发的李广，黄沙百战不曾穿破他的金甲。形容枯槁，心却碎在了大漠烟尘之上。蓦然回首，“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戎梁州”的身影依稀闪现……

初生牛犊不畏虎！北风凛冽，黄沙满天，擂鼓阵阵。年轻的李广跃上战马，横跨弯弓。迅雷不及掩耳，于千军万马之中取敌首级，斩旗而归。孤漠狼烟，迷蒙了战场，却遮挡不住李广的雄姿，李广的光芒。英姿飒爽的少年将军李广将青春献给了塞北边疆，将生死托付于大汉王朝。

功成名就，封侯拜相，是“飞将军”李广一生的追寻。

几经沙场，几番搏杀，如河之血染红了塞北疆场？几多伤痕，几番封赏，仍不见封侯之印授？

青丝缕缕，纵横大漠，“飞将军”李广名贯塞北孤漠。

本以为此生或功成名就，封侯拜相，却因授了梁王之印，徒生遗憾。

重云深锁，单于几十万大军独将李广的军队团团围住。悲歌阵阵，李广奋力拼杀，突出重围。

回眸望去，那些与他同生共死的士卒们，奋力厮杀。落日斜阳，惨红阵阵，老泪在脸上流淌，他不愿沙漠徒增白骨，他要回去救出他们。但匈奴的兵马越来越多，没法儿啊！

只身一人回复朝廷。全军覆灭，本应当斩。但念三朝元老，贬为庶人。居家数载，“白日放歌须纵酒”，夜夜悲啼有谁知？射猎野外，拉弓满弦，“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

廉颇犹老矣，耐何不复用之？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的心愿始终没有歇息。

终于，李广等来了复用的那一天。在得知单于的位置后，他欣喜若狂。于是，主动请缨，立下军令状，誓要生擒单于。可他哪里知道，武帝“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密令卫青不得委之以重任。又是一个黄沙弥漫的黄昏，李广率领军队在小道上迷失了道路。

封侯的梦彻底破碎了，回到军营后，李广向孤漠深处走了去。这寄托着李广梦的沙漠，这消耗了李广青春岁月的沙漠，此时，在李广眼中，是多么的亲切，多么的宽厚。

是生？是死？是归宿？

生于斯，战于斯，死于斯。

李广手持钢刀，自刎于疆场。

“飞将军”李广倒下……

“飞将军”李广的倒下为大汉王朝矗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昔日的大漠，人们依稀可以看到李广死的那一刻，看到那个“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戎梁州”的追风身影。

李广将军篇5

是汉代的政治腐败，导致李广难封吗？这也许是一个原因，但是绝对不是主要原因，像汉朝的名将霍去病、卫青都靠军功封侯，就连李广的小儿子李敢也因军功而封侯，所以政治腐败并不是主要原因。

那么是什么原因才酿成李广的职场悲剧呢？是李广的心胸狭窄、睚眦必报。李广在还没有入朝为将的时候，曾在陇西做过一段太守，而在做太守时，李广立下了一件军功，而正是这件军功给李广的终身悲剧埋下了伏笔。

在陇西做太守的时候，羌族人叛乱，在汉朝少数民族叛乱是常有的事，而李广通过诱降把叛乱平定了下去，李广把这件事上报了朝廷，可是让别人没有想到的是他把投降后的羌族人全部杀死，而原因仅仅是其中投降的一个将领对李广不敬。

这件事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历史上对投降后的少数民族都是加以优待以用来团结少数民族，而在汉朝更是如此。所以李广此举引起了很多非议，虽然李广并没有因为此事而影响入朝为官，但是这件事却给李广的职场埋下了悲剧的伏笔：仅仅因为一个投降后的犯人对他不恭，就把所有投降的羌族人杀死了，那么以后封侯入相成为朝廷重臣后，同僚岂不是要遭殃？

而后来的一个故事则更加验证了李广心胸狭隘的缺点，在李广因一次出师不利的时候，被朝廷贬为平民。贬为平民后，李广经常去打猎解闷，有一次去打猎回来路过霸陵亭，这个亭子因为是战争的交通要道，所以有专人把守。以前都是绕过，而由于这一次天色已经很晚，所以李广和随从决定穿过这个亭子，但是守护的亭蔚不让李广通过，李广的随从上前说道：“这是前任将军李广。”可是这个亭蔚却很有原则：“别说是前任将军，就是现任将军也不能通过。”李广和随从只好再一次绕路回去。

本来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可是李广以后的表现却是让人大吃一惊，在他再次出任将军后，他却专门找到了那个亭蔚把他杀了。这件事一传开后，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的李广更是在朝野引起了议论。

这两件小事给李广的职场埋下了悲剧的伏笔，不能让李广当大官则成了朝廷里的一个潜规则，每次李广立了军功皇帝想要提拔的时候，都会有人出来阻挠。所以尽管李广勇猛过人，爱兵如子，立下了赫赫战功，可是却因为心胸狭隘而留下了李广难封的千古悲剧，也许这正是现在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心态决定命运的最好解释。

值得一提的是李广因出师不利自杀身亡后，李广的小儿子李敢迁怒于卫青，于是李敢去刺杀卫青。卫青被刺伤了，但是卫青并没有怪李敢，而是理解李敢的心情，放李敢回去，并时常加以照顾。

李广将军篇6

（选自《史记・李将军列传》）

【注释】

①上郡：汉时郡名，约今陕北绥德县一带。 ②中贵人：朝中贵臣，皇帝亲信的人。③虏：对匈奴人的蔑称。④纵马卧：故作休息状。⑤平旦：天明。

【阅读提示】

李将军李广，汉代名将，善骑射，勇武无敌，被匈奴称为“汉之飞将军”。

文章以三个匈奴人“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贵人走广”为开端，为下文塑造李广的神奇勇武形象起到衬托作用。但本文主要目的不是状其“勇”，而是写其“智”。所以，当敌我力量悬殊，形势危急之时，李广紧紧抓住敌方的心理，果断地命令“前！”“下马解鞍！”“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而且“令士皆纵马卧。”再加上“是时会暮”这一天时，敌人的心理战线彻底崩溃。这恰似诸葛亮的“空城计”，表现出李广的从容镇定。

【知识考查】

1.下列各组中加点字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

）

A.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

广乃遂从百骑往驰三人

B.中贵人将骑数十纵

陛下不善将兵而善将将

C.后五年，吾妻来归

李广乃归其大军

D.胡皆引兵而去

操军引次江北

2.下列加点虚词的意义和用法解释错误的一项是（

）

A.用坚其意（连词，表目的）

B.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约数之词，相当于“许”）

C.是时会暮（副词，恰逢，正赶上）

D.已缚之上马（动词，到）

3.下列各句能表现李广“心智过人”的一组是（

）

①杀其骑且尽②中贵人走广③是必射雕者也④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诱之，必不敢击我⑤令曰：“皆下马解鞍！”⑥李广上马与十余骑奔射杀胡白马将

A.①③④⑥

B.③④⑤⑥

C.②③⑤⑥

D.①②④⑥

4.翻译文中划线的语句。

【参考答案】

1.B 将：动词，统率，率领（A.从：动词，出击，指援后；使动用法，使……跟从。C.归：女子出嫁；返回。D.引：率领；退却）2.D 之，代词，指“生得一人”3.B (①反衬李广勇武超人②反衬射雕者)4. ⑴三个匈奴人围着贵臣发射，射伤朝中贵臣，所率骑兵被杀伤殆尽。⑵李广命令骑兵往左右两翼展开，独自向那三人射击，射杀二人，活捉一人。一问果然是匈奴射雕手。

李广将军篇7

洋顾问指挥无方

寻求转机

话说在对中央苏区的“围剿”接连失败之后,请来了一位碧眼高鼻的“洋顾问”。

这位“洋顾问”便是来自德国的军事专家赛克特。他随从南京来到庐山,指着江西地图说:“共产党的统治区不过五万平方公里,只要保持每天前进二里的速度,不出一年,就可以全部吃掉!”

深以为然。他说:“前几次失败,败在‘长驱直入’!这次,战术上要取守势即以守为攻,战略上要取攻势即以攻为守。”“军行所至,立建碉堡,逐步推进,稳扎稳打,逐渐前进,缩小匪区。”

就在调兵遣将朝中央苏区扑来的时候,红都瑞金也迎来一位黄头发、蓝眼睛的“洋顾问”。他就是博古请来的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

博古不懂军事,又坚决反对的那一套游击战术,于是他请来这个红色顾问去跟的军事顾问赛克特对抗。

这样,两个德国人以中国人为血本,在中国南方的大片土地上大打出手,一场中国军事史上绝无仅有的由洋人指挥的“对垒决战”拉开了序幕。

疑虑重重

1933年9月28日,乘红军分兵作战之机,以4个师的重兵一举攻占中央苏区北部的县城黎川,全面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军事“围剿”。博古、李德闻讯,暴跳如雷。“要不惜一切代价,把黎川夺回来!”李德胀红着脸,下达了死命令。

红军拼死组织攻城无果,黎川河水被红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

10月9日,洋顾问李德下令向黎川北面重镇硝石发起进攻,企图迫退黎川之敌。血战5日,硝石未能攻下,红军死伤惨重。

几天后,李德又命令红五军团攻打资溪桥。这一仗,红五军第十三师伤亡过半。

11月11日,李德组织红军集中攻打金溪县浒湾、八角亭一线。3天3夜轮番强攻,浒湾、八角亭未能夺取,红军再遭重创,红二师政委胡阿林中弹身亡……

1934年2月,部队分4路向前推进:东路由闽北向闽西推进;南路由广东朝北推进;西路由湖南向东推进;北路由黎川、浒湾一线正面向赣南推进。

正在这个关口,博古以“统一前后方”的名义,将从前线调回瑞金,而将军事指挥大权集中交给了李德。

李德当即披挂上阵。他要求红军官兵英勇进击,不怕牺牲,从而把一批批红军指战员推向死亡的深渊。战场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根据地在敌人的铁蹄下步步萎缩……

“像李德这样指挥红军,哪能不失败?”王稼祥首先对李德的瞎指挥给予否定。接着,、、、等人对李德的指挥提出了质疑。

可是此时的李德根本不管你满意不满意,他决心把他在伏龙芝军事院校学到的欧洲战法搬到江西山区的战场上。他酷爱那种两军对垒、战鼓咚咚、指挥刀一举、千军万马排山倒海冲向敌阵的大兵团作战法。

中央革命根据地上上下下对李德的质疑和怨气越来越大。那种灵活机动、神出鬼没的打法,红军部队已经熟悉,而且屡战屡胜,为什么一定要跟着这位洋人一天到晚去挖坑道呢?红一军团一个排长发牢骚说:“不知捣啥鬼呵!我们一夜不睡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啃!我们没有重火器,天天同人家比堡垒,搞什么鬼呵!”

被“左”倾教条主义者解除了军事指挥权的坐不住了。恰在这时,邓颖超突然来到在沙洲坝元太屋的住处。走进的房间,邓颖超当即被眼前的景象怔住了:桌子上和床上摊开大大小小几幅简易地图,正弯着腰,用铅笔在上面画着什么,由于光线不足,他的身子几乎俯到桌子上,鼻子尖都快碰到地图了。在他的身后,火盆上面烤着一床淋湿了的毛毯,一股烧糊的味道直冲鼻孔。

邓颖超走过去拿起毛毯,已黑糊糊烧了一个洞。仍专注地在地图上比划着,邓颖超进屋,他都没觉察到。

邓颖超轻轻地叫了一声:“主席,毛毯都烧了呵。”猛然转身,看见是邓颖超,便放下手中的笔,笑着招呼她坐下。

深知邓颖超的来意。战事如此紧张,大家都很着急。气愤地说:“一个外国人,不懂得中国实情,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怎么能指挥打仗?”

激烈抗争

在敌人的飞机火炮轮番猛烈攻击下,红军四路战线在经过一番拼死搏斗之后,便是大踏步往后撤退。1934年4月10日,担任正面主攻的陈诚部11个师已经推进到广昌一线。

广昌在黎川之南,宁都之北,是中央苏区的北部大门。也是“围剿”中央苏区途中的一颗钉子。说:拔下这颗钉子,国军就可直逼瑞金,“朱毛军”就完了。于是,他将各路的重型火炮集中起来对付这颗“钉子”。

一场争夺广昌的战斗即将爆发。

当日,李德将红一、三、五、九军团9个师调集广昌一线,博古则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下达了“把广昌变成马德里”!要“像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广昌”的政治命令。

这是一场“胜利或者死亡”的决战。李德、博古赶到前线,指挥所就设在广昌城外的甘竹岭祠堂。

李德和博古并马而行来到前沿阵地。李德突然用马鞭一指:“这是谁负责修筑的碉堡?快把他找来见我!”

不一会儿,红十四师师长兼广昌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唐天际气喘吁吁地跑步过来。

“你真没头脑,还是干部呢,连作战图都看不懂,蠢货!……”李德当即大骂起来,骂完,挥鞭一划,说:“统统给我推倒,按图纸要求修筑!”

站在一旁的沉不住气了:“我们红军一惯是靠灵活机动打运动战,这些工事是抵不了什么用的,不需要费这么大劲推倒重来了……”

“这是命令!”李德白了一眼,大声地斥责道,“这种指挥员连工事都筑不好,哪能指挥红军打仗?撤职!”

李德、博古刚刚转身,背后就响起了一片议论:“那个鬼图纸不知是谁画的,就像我奶奶画的绣花图。”

“什么绣花图,我看就像蚯蚓拉的屎。”……

4月21日,空前激烈的广昌战役打响了。的红三军团担负主攻任务。李德命令派一个营去守卫他亲自指挥修筑的由地堡组成的“永久性防线”。这时,的飞机正在那儿狂轰滥炸。不肯让战士们去白白送死。李德严厉训斥,说要撤他的职。然后他亲自找到一个营长,以最高军事指挥官的名义命令他率全营出击。结果,那一营官兵一进入地堡就再也没有出来――整个地堡都被敌人的飞机夷为平地。那一天,李德挥舞着手枪直接下达了一个又一个的冲锋令,一队队红军战士跳出堑壕,刚到开阔地,就被敌军炮火击中,侥幸冲过去的,也被机关枪和迫击炮一排一排地扫倒。当晚统计人数,就有1200多人伤亡。

终于忍无可忍,气愤地说,像李德这样指挥,“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气愤中的把李德称作“图上作业的战术家”,说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这一席骂真是痛快淋漓。听了毫不留情的斥责,李德还口骂“封建”。

第二天拂晓,凄厉的军号撕心裂肺。敌人的大炮同时吼响。黑压压的蒋军在大炮掩护下发动了新的攻势。

博古传下命令:“这里离红都瑞金只有150里路,红军将士们一定要拼死坚守阵地,不能后退一步!”

残酷的拼杀开始了。红军杀退一批,敌军又上来一批。拼过一阵消耗,对方炮火又起,工事被炸塌了,还未来得及修补,头上飞机又到,“屙”下一片炸弹,炸得红军阵地沙石乱扬,血肉横飞……

一批批红军战士倒下了,又一批批生力军补上来。李德杀红了眼,死也要打赢这一仗。为了赢,他居然不惜以千万红军官兵的血肉之躯,去“消耗”蒋军的钢铁炸弹。

战斗从21日到28日,这血战的一个星期,红军牺牲的人数达4000多人,受伤的竟逾2万。28日,红军终未能抵挡住敌军猛烈的进攻,李德、博古率先退出阵地。

广昌的失守,把李德的“新战术”、“新原则”敲得粉碎。但是,李德却依然亮着嗓子高喊:“无敌铁军!无敌工事!不能丧失苏区一寸土地!”

听到广昌战败的消息后,十分气愤和焦虑。他预感到,苏区军民艰辛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将要毁在他们手里。

寻求转机

愚蠢加傲慢是最难对付的。从现实中觉察到,当务之急是要为10万红军将士谋求一条退路。不走,已经不行了。

5月初,带上王首道、周月林和朱开铨,一同踏上了前往会昌的路。

在中共粤赣省委,详细了解了边区情况,提出纠正过去红军不肯离开苏区的保守主义,要作好向敌区发展,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准备。

把中共粤赣省委书记刘晓、粤赣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以及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等召集在一起,认真分析了广东军阀陈济棠的情况。

何长工汇报说:“目前陈济棠的部队很消极,对我军停停打打,占领筠门岭后,他们没有前进一步。陈济棠曾三次通电反蒋。他们意识到,打败了红军,下一步就会从福建方向抄自己的老家。所以,我们利用陈济棠与的矛盾对陈济棠又打又拉。”

听了眼前一亮,高兴地说:“很好,你们做得对。我们要想办法稳定南线局势,搞统一战线,创造一个和谈局面。”

6月底,来到红二十二师驻地李官山,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他说;“搞碉堡工事,劳民伤财,有什么用?”“要坚守南线,进行练兵。”“敌人这次进攻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来了。敌人企图断水捉鱼,全部地消灭我们红军。所以,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顺水而出,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要“断水捉鱼”,的对策是“顺水而出”。要顺水而出就要有个出口,于是看中了南线。

深知自己无权决定红军主力要不要突围,从哪里突围,于是,他将中央苏区南线出现的好形势报告了中革军委。

7月23日清晨,在刘晓、何长工等的陪同下,登上岚山岭,回到文武坝后,写下了《清平乐・会昌》。词曰: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李广将军篇8

解放广西的战争,不仅让广西人民从桂系军阀的统治中脱离出来,同时直接为解放云南省和海南岛创造了有利条件,对全国解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及历史意义。

广西解放所取得的胜利是巨大的,在这场战争中敌我双方的进与退,追与逃,充满了传奇色彩。

“衡宝战役”结束,

备战广西

1949年10月,军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集团在衡宝战役中受到重创后,由湖南省退入广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恢复番号和补充人员,其兵力有5个兵团12个军约15万人,连同10月下旬由广东逃到粤桂边界地区的华南军政长官余汉谋集团残部,共约20万人,企图以桂林为中心,沿湘桂铁路(衡阳――柳州)及其两侧组织防御,以“确保左右两江,增援黔省,屏障昆明,及支援雷、琼”。

桂系军阀大家耳熟能详,当年,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报《长江日报》社论这么评价它:桂系军阀本来只是反动军事集团中的二三等角色,但的嫡系精锐部队悉数被歼之后,却成了国内外反动派所幻想的救命菩萨。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桂系反动军队和我解放大军的正面接触较少,暂时幸免于和蒋匪军主力同样的悉数被歼的境地,因此桂系反动派尚握有一注比较完整的军事赌本。他们利用封建地域观念以及欺骗麻痹和强力控制相结合,在桂系反动部队中造成一种封建雇佣部队所固有的凶顽的气质。特别是桂系军阀在其广西老巢有20多年的统治经验,又面临着死亡前的最后挣扎,所以我们估计解放广西全部和全歼桂系军阀的进军作战,将是在我国大陆上全歼残敌中的最后一次激烈的战斗。

这个预计,切中了广西解放战争的重要战略意义。

事实上,白崇禧自从武汉撤退以来,由于连遭的重创,内心方寸大乱,加上统治集团内部的猜忌和争斗,使他不得不分神抽身,穷于应付。因此,此时的白崇禧已无昔日“小诸葛”的风采,在指挥决策上的一误再误,显得毫无章法。

相对来说,白崇禧集团是当时军残余部队中最强的一股势力,无论它逃向哪里,都会增加麻烦,遗患无穷。如何尽快地消灭它,对于提早结束战争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衡宝战役刚刚结束,就立刻把目光盯住了广西。1949年10月12日凌晨,电示等人要“相机占领广州”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广西战役问题。指出:“祁阳以北被歼之第七军、第四十八军4个师,是桂系精锐。桂系正规军虽尚有四十六军3个师,四十八军1个师,及五十六军两个师(此军位于桂林、全州间),但都不是精锐。桂系以外各军更差。因此,四野以主力由祁阳,武冈之线向桂林、柳州之线前进兵力已很充足。但如何进法,值得考虑。数日内可以看清白崇禧的部署。”

大兵团作战中的

机动灵活战术

为协调前线指挥员们的作战指导思想,确保广西战役万无一失,在24日16时致电并告陈赓,提出了他的看法:“根据四野二十二日谍息,白崇禧决于二十三日起令其所部共16个师由博白、郁林(今玉林市)、北流、容县、岑溪之线,向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攻击。这是歼灭该敌的好机会。为此请你们注意:(一)陈赓所率4个军,除一个军依照陈赓前提部署由罗定、容县之线迂回敌之左侧背外,主力先不要进入广西境,即在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布防,置重点于左翼即廉江、化县地区,待敌来攻而歼灭之。同时以一部对付余汉谋之配合进攻。(二)桂林方面之我军迅速分数路南下,攻敌侧背,置重点于左翼,即宾州、贵县、郁林之县,但未知时间上是否来得及否。(三)白匪主力既确定向雷州半岛逃窜,我程子华兵团即应分数路宽正面,第一步向百色、南宁之线,第二步向龙州、南宁之线进攻,以期尽歼逃敌于龙州、海防国境线上。(四)以上是否可行,请按情酌定。”

24日夜至25日清晨,敌情一夕数变,加上我军各部电台之间联络出现了问题,四野前指度过了机器紧张忙碌的一夜。中午12时,、谭政在给中央军委和二野首长、邓小平的电报里说:“昨夜我们获悉敌一二六军从陆川撤贵阳,据此判断白匪又是放弃进攻计划改为向西撤退。因白匪每次都是布置打,而临时突然撤,因此我们今晨一时电令各部分路向敌进攻。但本晨八时获悉敌本日继续前进,一二六军仅其后方移贵县,部队仍南进,故本日作战部署已不符情况,此刻已来不及停止,要到本晚宿营时才可停下来,但今日尚不至大打。”

电报中反映:“我们与十四军电络尚未沟通,十三、十五军这两天才勉强通,但不畅,与陈赓电台有时9个钟头发不出报,已迭电设法改善,但尚未完全弄好,他们各师每日到达位置我们要两三天后才获悉。”

其实,到了25日下午,林、谭、萧根据敌情的变化,已经改变了主意。当夜22时半,他们给陈、郭发出一电:“根据本日黄昏时敌我位置,我十四、十五军赶不上打鲁道源,而敌第七军之二三四师已进至宝墟以北五公里处,一七一师则在二二四师以北五公里处。”“因此,四兵团应即布置就近首先歼灭第七军之两个师,仍以十三军及十四军之一个师在正面顽抗和消耗敌人,十四军主力及十五军全部向敌左侧后攻击,配合全面歼敌。”

由于通信不畅,四兵团的电台迟至26日清晨才接收到林、谭、萧上述电报。陈赓、郭天民看到命令,松了一口气。他们当即调整部署,命令各部加紧行动,做好歼灭敌第七军的一切准备。

在瞬息万变的大兵团作战中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正是陈赓用兵的一贯风格。他后来回忆:“为了逃命,白崇禧集团的来势是很猛的。但是我们已做了充分的准备,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堵住敌人,绝不能让它逃跑。同时我们估计到逃命之敌虽有一股猛劲,但当它遭受打击又冲不过去的时候,即可能转为溃败。所以我们既作了坚决阻击敌人的部署,又作了适时转入反攻,并勇猛追歼敌人的准备。”

“李白”分道:

桂系集团覆灭的象征

一位历史学家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评论:“自北伐军兴,新桂系涉足省外事务以来,世人多以‘李白’称呼李宗仁、白崇禧,也即:说到李宗仁便不能不说到白崇禧,说到白崇禧也不能不说到李宗仁,对于李、白的‘友情功业相得益彰’,时人曾有‘李白灯谜’一则传扬,其辞曰:‘是文人又是武人,是今人又是古人,是一人又是二人,是二人又是一人。’足见李、白交谊之厚,关系之深。在桂系团体中,白崇禧以智慧超人,用兵入神驰名;李宗仁则以深厚稳健,坚毅踏实著称。白性多疑,喜揽权,冲动易怒;而李则能忍让,顾大局,诚笃大度。故李、白合作能去短、兼其长,刚柔相济,相辅相成。可以说,新桂系团体中,没有李宗仁做‘老大哥’,操度全盘,收揽人心,恐有曲高和寡之痛,难以形成稳固基础;而若没有白崇禧鼎力弼助,新桂系也难在中国政坛、军界飞扬驰骋,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因为如此,李、白在私交上情同手足,事业上合作无间。从1924年崛起广西、开创大业起,中经北伐、抗战两大时期,以及长达10年的反蒋运动,不管遇到什么挫折,经过什么反复,李、白均能共体时艰,精诚团结。李、白的这种关系是新桂系集团形成之后能有稳固凝聚力、向心力的主要保证……”

面对严重的局势,桂系集团预感到末日即将来临,纷纷准备后路。还在11月12日,李宗仁从昆明飞到桂林后,立即与白崇禧、黄旭初、李品仙、夏威等桂系巨头开会,商量当前局势与桂系应对措施,进退方略。会上白崇禧提出两种方案,甲方案是准备自力更生,以桂系现有资本,依据广西老巢,与“共军”作一死战,冀以一搏收拾桂、黔、滇残局,万一失败,即退往海南岛、越南;乙方案是李宗仁出洋,西南残局交白崇禧妥筹善后,是和是战由白崇禧决定。

此时的李宗仁已对收拾桂、黔、滇残局毫无信心,深知“西南弃守只是时间问题”,而“孤悬海隅的海南岛或可保留为最后立足之地”,但能否实现并不取决于他,自己在国内停留已毫无意义。于是他在13日的会上明确表示:“愿取第二方案,赴美就医”,桂局由白长官独立支撑,便宜行事。16日,李宗仁应白崇禧之请,飞往海口会晤了陈济棠等人,为桂系主力迫不得已时撤至海南岛作了安排,同时决定派程思远去香港为其出国准备一切。

一方面不愿意让李宗仁头戴“代总统”的“名器”出国,一方面又想借重于白崇禧手中的那点力量。因此,当他得知李、白等人在桂林会晤的消息,急忙于14日下午乘“中美”号专机由台北飞抵重庆。他一到重庆便召见总统府秘书长秋昌渭、参军长刘士毅,请他们转告李宗仁:“盼即返渝,共商统筹全局、保卫西南大计”,并亲电李宗仁:“迭承兄电嘱来渝,共扶危机,昨闻贵阳危急,川东告急,故特于本日来渝,望兄即行反渝,共商一切。”同时,致电白崇禧,要其向李宗仁“命驾”,即日返渝,并且再次放出话音,谓“白即将出组新阁,兼任国防部长,总领师干”等等。

的电报虽被李宗仁拒绝,但是却令白崇禧再次心有所动。19日上午,白崇禧从桂林飞往南宁,向在那里候机出国的李宗仁建议:“你还是代总统,中枢重心所寄,可否先在政治上部署一番,然后再行出国?”李宗仁答说:“不必。依法代总统离职时可由行政院长代行。我到香港后当将此意电告阎百川。”白崇禧知道李宗仁去意已决,表示同意他的这一做法。本来李宗仁已派李品仙去重庆回复,但白崇禧此时附蒋心念已定,乃自请前行。

20日上午,李宗仁乘包机离开南宁飞往香港。下午,白崇禧也从南宁飞往重庆向报告了此行经过。听后“不胜骇异”,李宗仁“如此孤注一掷”是他料想不到的。当晚,白崇禧在广播电台发表了下面的谈话:“于前(十八日)奉总裁命飞南宁,慰问李代总统病况,并促架返渝,共商国是。奉电后,遵于昨(十九日)自桂林飞抵南宁,晋谒李代总统,面报总裁意旨。代总统对总裁之慰勉,及各方人士之电促,至表感谢。惟突因胃溃疡宿疾日渐加剧,十二指肠仍不时出血,体力难支,原拟派李主任品仙飞渝晋谒总裁,面陈一切。适本人抵邕后,李主任品仙始中止此行,由本人来渝复命……代总统已于今(二十日)晨飞港就医,临行面嘱本人代陈总裁,谓当兹艰危时会,以抱病之身,未能返渝于总裁及政府同人全体军民共挽当前危局,殊感愧疚。”从这一天起,30多年来患难与共的李宗仁、白崇禧各奔东西。

李、白分手这一标志性的事件,使纵横中国政坛20多年的桂系集团气数散尽,也预示着解放广西战争的节节胜利,黎明的曙光近在眼前。

兵贵神速,

横扫溃桂“国军”

素以行兵神速著称。在解放广西的战役中,这一特点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11月28日,我四十三军接连攻占了容县、北流,俘虏4300余人,缴获70多辆汽车。次日,四十三军攻陷郁林。当时,敌方张淦的司令部设在图书馆大院里,他没想到来得如此迅速。当时的战地报道对此有详尽的描述:

企图窜往雷州半岛的白匪主力三兵团,在信宜廉江化县一线,遭到我兄弟部队的迎头痛击后,匪兵团司令张淦情知不妙,于是决定向“安全方向”撤退。他虽然知道十一兵团部已被消灭了,但还在百里外,所以就带着指挥所的人员从陆川匆忙到博白,并下令七军、四十八军、一二六军3个军迅速西撤。到了博白以后,他得了第一个情报是:郁林发现。他毫不考虑地说:“一定是五十八军找我们来了。”等到枪一响,他的警卫连被打了下来,他还一口断定“自己人不用误会,共军来得没有这样快”。直到他的指挥所被包围了,他仍然肯定“我的判断不会错,一定是误会”。当他正在昏头昏脑的时候,猛听到的战士们四面喊起“缴枪不杀”,这一下把他吓懵了。

于是,张淦连忙下令坚守图书馆(他的指挥所所在地),一面打电报求援,一面占卦求神,一面又把他的儿子、侄子、小舅子、女婿以及参谋等等都叫到身边,一个也不准离开,企待援兵来解围。而他的部队虽然离城只有9公里,但却为离城90公里的抢先插入城内。的炮弹一发接着一发地打中了他的指挥所,当他的两个参谋被打死,他的侄子、女婿也被打伤后,他的儿子和参谋长、政工处长便再也沉不住气而溜之大吉了。张淦本人则惊慌失措地钻到床板底下。这时候某团七连的副连长卢福山等,勇猛突入张淦住的大楼,把他从床底下拖出来,张淦俯首帖耳地很快就供出了自己的身份。这样神速的动作,使这个自称“当了18年中将38年士兵”的老军阀,连声惊叹:“没有估计到贵军挺进这样快。”

12月12日,基本肃清了流窜于粤桂边境的成股逃敌,同时把五星红旗插到了祖国的最南端――镇南关(今友谊关),白崇禧手下除黄杰、鲁道源、刘嘉树率残部逃入越南外,其余如张文鸿、李本一等将领均被活捉。在这里,快速行兵让桂系军阀目瞪口呆。在一处关着上千名桂军军官俘虏和家眷的院子里,记者记下了这样一幕:

这些俘虏见到我们,一齐围上来,打听对待俘虏的各项政策,问我们杀不杀他们,私人财产没收不没收,是否释放他们回家,等等。从他们的神色和问话里,可以感到他们的心里充满恐惧、疑虑和不安。当我们把优待俘虏的政策向他们讲解之后,他们表示非常拥护。

一个戴着上校军衔的高个子军官对我们说:“我们从广西桂林出发,白长官命令我们4天赶到钦州报到,迟到不收。我们坐上汽车,白天跑,黑夜跑,来不及做饭,就到老百姓的地里去扒番薯吃,紧赶慢赶到这里,本想明天到钦州下海,没料到天没亮就被贵军把我们……把我们……解放了。”显然,这个俘虏对“解放”这个词儿讲来颇不习惯。

旁边一个烫着长发的官太太娇声怪气地说:“白崇禧这个老混蛋,叫我们跑出这么远来当俘虏,早知道这样,不如在湖南当俘虏好,离家还近。这里老百姓说话也不懂,都恨我们,即使优待,放了我们,半路还不叫老百姓杀了?天哪,怎么办呢?”越说越伤心,她把身子一扭,低下头,捂住脸,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有一个矮胖子的俘虏过来安慰她说:“算了吧,别哭了,后悔药没地方买去。你应该感谢来得快,在这里解放了咱们,虽然离家远点,总算是大陆,比跑到台湾强得多呢。”

一个丢了军帽露着秃头顶的少将军官走过来,跟我们套近乎说:“我认识你们的司令员,他是我黄埔军校的同学。”

“广西战役”结束,

广西全境解放

12月14日,广西战役宣告结束。在历时39天的战役中,歼灭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集团172900多人,其中俘获160000多人,缴获各种枪53000多枝、火炮1258门、舰艇3艘、汽车1176辆,击落飞机2架,击伤舰艇18艘,击毁汽车134辆,解放了广西全境,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战斗中,伤亡2400多人。

广西战役的胜利,标志着华中南大陆业已全部解放。12月11日,林、谭、萧向桂粤前线部队发出慰问电,指出:“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动派所豢养并奉为王牌,在全国残余反动势力中经常在精神上、实力上起支持作用的白匪部队之被消灭,不但对以后的海南岛作战有着重要意义,即对邻省的解放和在全国范围内提早结束战争亦具有重大的意义。”

广西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后我军进行的又一个重大而特殊的战役。

李广将军篇9

山田井马是日本侵略军第一师团一八联队的中尉飞行员。1944年1月7日他驾驶一架“972”型战斗机，由济南起飞，沿胶济铁路飞往青岛。飞机起飞后不久，由于方向盘失灵，约上午8时许，飞机在空中经过一番挣扎后，便一头扎进鲁东解放区昌邑县东利渔村附近的一条小河里。当时一位渔民发现后，立即跑回村里向干部作了汇报。村长王永松急忙派人找来民兵连长徐广进等人，简单说明敌情后，便命令他们立即组织人员前往坠机地点活捉日军飞行员。

当徐广进等人来到飞机跟前时，日机驾驶员已从飞机里爬了出来。只见他摔得鼻青脸肿，脸上还划出了多处血痕，飞行服多处撕烂。开始，日军飞行员见来的人员都是土头土脸的农民，便以“大日本皇军”自居，态度非常傲慢。嘴里还“叽里哇啦”说着半生的中国话，声称他是“大日本皇军”飞行员，让徐广进将他送到日军据点里去，“大日本皇军会有大大奖赏”。徐广进见他如此狂妄，便用树枝在地上写下了“中国八路军”几个大字。日本飞行员见后，立即惊恐地撒腿就跑，徐广进等人见状，便紧紧追了上去。就在这时，村党支部书记孙法章带领几个民兵（大多数民兵都已出海捕鱼）也赶来支援。徐广进让他们兵分两路包围追捕日军飞行员，自己则立刻赶往八路军渤海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部报告情况。

在众人追捕下，日军飞行员再无力奔逃了，最后瘫倒在地上，被民兵活捉。

日军飞行员被俘后，很快被押送到了第五军分区司令部。东利渔村民兵在送交完俘虏后，又遵照军分区司令部的指示，马上赶回村里，组织人力、畜力在寿光、潍县民兵的支援配合下，一起将坠毁的日军飞机拖进河道的芦苇丛中，用芦苇盖上隐藏起来。在八路军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民兵们还从飞机上卸下了2挺机枪和1部电台，并锯下了飞机的螺旋桨，连夜运到了第五军分区。东利渔村干部和民兵徒手活捉“日本飞行员”的英雄事迹，受到渤海解放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高度赞扬。渤海军区第五军分区领导在给予东利渔村民兵连表彰的同时，还奖励他们部分武器子弹，给参加追捕行动的民兵每人奖励北海币50元。

渤海军区敌工部门经过审讯查明，这个飞行员是日本关东军一个高级将领的儿子，名叫山田井马，是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侄子。1月7日，他已获准回日本东京探亲，在行前乘机专程到青岛看望朋友，没想到被解放区的民兵活捉了。

对于这样一个有特殊身份的飞行员，侵华日军山东当局对他的失踪异常关注，万分焦急。在事发的当天，即派飞机到降落地区及潍县、昌邑北部沿海一带巡查。1月10日，日、伪军800多人从潍县等地出动，在4架飞机的配合下，由当地汉奸便衣队带领，赶赴昌邑北部地区进行大规模搜查，寻找失事降落的飞机和飞行员，但一无所获。此后，日军又派出飞机在我广饶北部和利津东部地区上空投撒传单，声言“只要放回飞行员，愿以大批武器交换，也可另提条件，均予照办。”

山田井马被俘后，渤海军区政治部敌工部的同志对他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教育，并在生活上给他很多优待，还给他外出散步的自由。但一开始山田井马思想很抵触，曾两次逃跑，都被民兵们抓住押送回来。他自以为必死无疑，心里极度恐慌，但八路军并没有给他处罚，反而依旧优待他，使他很受感动。我渤海军区敌工干部，反复向他讲述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不得人心，注定要失败。日本国内人民反战情绪很大，都不愿再为日本军国主义、财阀、军阀卖命。当前日本军国主义头子已经内外交困，穷途末路。与此同时，渤海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支部的成员也对山田井马进行了现身说法和教育帮助。山田井马思想转变很快，他与八路军官兵的关系日益密切，并且还积极要求加入在华日人反战同盟。

对于日军山东当局的多次要求，经过我渤海军区领导仔细研究并报上级批准，决定用山田井马换回仍在敌人狱中坚持斗争的原清河行署公安局长李震和临淄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李铁锋等10多名人员。如果日方同意，还可增加换回人数。经我部敌工关系人员从中斡旋，山东济南日军指挥部对我方所提条件全部应允。他们答复将我方被俘人员分两批释放，先释放李震、李铁锋等第一批10多人，待我方放回山田井马以后，再将第二批30多人放回。不久，敌人将李震、李铁锋等人由张店解送到利津县城。他们要李震、李铁锋联名给渤海军区首长写一封信，以此让我方相信他们的诚意。并捎信说,日方准备随时交换。李震和李铁锋同志当即给渤海军区领导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信的大意是：不知何故，敌人突然将我们押送到利津，请组织和首长相信，我们随时准备以身殉国。尽管信文很短，但李震、李铁锋同志对党组织的一片赤胆忠心却跃然纸上。后来中共渤海区党委还对李震、李铁锋同志被捕后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予以通报表扬。

这时，渤海军区政治部敌工部的同志才与日人反战同盟支部的朋友一起，同山田井马正式谈起交换被俘人员一事。谈话前，以为山田井马一定会很高兴，但其实不然。他一开始严词拒绝，说这样会把他推到火坑里。经过耐心地做工作，并告诉他这也是他在关东军的父亲托济南日军司令部派人来请求的。他回去后还会换回我方的几位重要干部，这也是他对中国人民的贡献。这时，山田井马才表示同意。于是双方即按照达成的协议，顺利交换了被俘人员。

李广将军篇10

李宗仁是广西桂林临桂西乡村人。他的家乡如同中国大多数地区的农村一样，迷信盛行，人们普遍认为富贵荣华是神鬼做主，疾病荒歉是魑魅作祟，平时求神拜佛，烧香还愿，祈雨驱鬼做巫术，都习以为常。祈雨游行的时候，不许人戴草帽，或打洋伞，因为“洋伞”为东洋舶来品，“洋”与“阳”同音，就犯了禁忌。过往行人如有不慎触犯的，就会被群众追逐殴打。

晚清以来澎湃的革命热流，戊戌前后的维新浪潮也影响到这个偏远之地。他家乡出现了一些革命分子，主张破除迷信、毁庙宇、兴学堂，这引起当地守旧派的强烈反对。李宗仁的父亲受到新派人士与维新风气的影响，对迷信之事深恶痛绝，但他的母亲则相信鬼神。其父亲生病的时候，母亲就瞒着父亲，偷偷延请道士到家里“驱鬼”。李宗仁受父亲影响比较大，不会主动去做“迷信”之事，但是对于鬼神之事还是疑信参半的，这从他的叙述之中便可看出。

一、官印镇鬼

护国运动兴起后，李宗仁在1915年12月加入了林虎为总司令的护国军第六军，担任排长。他参加了护国军讨伐龙济光的战争，后又参加护法战争。李宗仁在护国军第二军的时候，他们驻扎在肇庆时，曾发生一件“极滑稽”的事。护国第二军第五旅第一团团长苏世安的住宅里忽然发生了“闹鬼”的怪剧。据他说家中的用具经常自动腾空飞起，瓦砾沙石，常常凌空而下，声势惊人。虽无人受伤，然全家被闹得鸡犬不宁。有人就建议说，鬼怕印。苏世安乃将他团部用的官印，盖了许多，贴在门上，但是毫无效果。苏世安又前往镇守使公署借来了镇守使的大印，盖了十数通，并在印侧写了些镇压鬼怪的话，贴在各处门上，说也奇怪，“鬼”竟然被印吓住了。从此苏府始再见太平。

点评：原来鬼也见官愁啊！此“鬼”颇通人情世故，知道官大一级压死人的道理。

二、鬼魂附身

护法失败后，孙中山离开广东，两广便成了桂系的天下。陆荣廷对广东竭泽而渔，桂系军阀在广东的统治极其不得人心。广东首领主张粤人治粤，想要将陆荣廷的势力赶出广东。1920年8月，陈炯明奉孙中山之命，率军驱赶桂系势力，粤桂战争爆发。桂军失败，撤出广州，沿西江向梧州方向溃退。桂军回到广西后，陆荣廷对桂系军队进行改编。李宗仁所在的林虎部取消了广东护国军第二军番号，改称粤桂第一路边防军，驻守玉林。

李宗仁率领的营到了梧州，因大军云集，水陆壅塞，他们便在梧州对岸下游七八里地的沙洲露营。在此期间，一日午餐时，有一个排长忽然神经错乱，鬼话连篇。自称是第四连连长邱明熙，说他在禄步圩阵亡之后，我们不该遗弃其尸体而去，这是不仁不义之举。他大叫大闹。该连特务长仓皇到营部报告给李宗仁。李宗仁非常诧异，马上前去一看究竟。许多官兵围着这个排长看热闹，李宗仁走上去，厉声说道：“胡言乱语，捣乱吓人！”他训斥了几句之后，那位排长神情紧张，面色赤红，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便低下头去，不再作声，不久就清醒了。有人问他：“刚才你说了些什么话？”他竟然毫不知情。军民大众，议论纷纷，把此事说成咄咄奇谈。李宗仁从现代心理学与生理学的角度分析，该排长或许一时受良心谴责，神经紧张起来，至头脑昏迷，想到邱连长阵亡的情形便情不自禁地说出这些怪诞的话来。

点评：从李宗仁的记载，我们无法判断该排长是否对邱连长之死负有责任，感到内疚，但我们可以看出，能镇住突然疯癫的人也好，赶走附身的鬼也好，必须要找一位鬼也怕、人也怕的厉害人物。所以“营长”李宗仁能治好被“连长”附身的“排长”。

三、连升三级

李宗仁他们离开沙洲之后，到达玉林。当时边防军司令部设在玉林，李宗仁因为公务常去玉林城。有一天，李宗仁和司令部的几位高级长官去逛街。玉林城有一位姓崔的星相家，他们袍泽中有请他看相或算过命的，都说他十分灵验，所以大家想要去找他看相算命。李宗仁因为父亲最反对迷信，所以也不相信星相。等大家都看完了，这位星相家早已对李宗仁频频注意，这个时候才提出要给李宗仁看一看。李宗仁顾虑别人说他迷信，不怎么愿意。星相家就说，看你的相，比他们都好，看看不妨，不收相金。他这话说得相当大胆，因为当时李的官阶在所有人中最低，只是个少校。其他人都是司令部与本军中的几位高级军官，还有一位少将。朋友们都怂恿李宗仁看一看，他就答应了。李宗仁先主动坦白：“在这里，我是阶级最低的啊！”星相家说：“没关系，按相上来说，你明年要连升三级！”李宗仁不信：“那除非明年这里发瘟疫，把我这批朋友都害死了，我才有这机会连升三级！”大家哄堂大笑。崔则回答：“我不知道啊！但是相上是应该这样的。”别人接着问：“连升三级以后又怎样呢？”他说：“鹏程万里，前途无疆。”他说了很多奉承的话，最后真的不收相金。

在当时李宗仁觉得他就是江湖术士，信口开河，使劲儿恭维他不过是为了讨几文相金而已，根本未加注意。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21年，粤桂战争又起，李宗仁由营长升为粤桂第一路边防军的帮统，后又升为统领，最后升任粤桂边防军第三路司令，一年之内恰恰连升三级。

1924年夏李宗仁击败陆荣廷部，接受孙中山委任的广西绥靖督办时，这位崔某特地远道来南宁向他道喜。李宗仁想起来这件事，觉得很奇怪，何以如此碰巧，但是为了避免别人议论革命军人提倡迷信起见，李宗仁没有接见他，只是让军需处给了他五百元，使他不虚此行。崔某所讲的他将来的事情，例如子息二人，父亲早死，母亲高寿等等，也一一应验，李宗仁感慨“诚属不可思议”。

点评：此事如果属实，的确令人惊异。崔姓星相家确实有两把刷子，才能“放长线钓大鱼”，收获500元，岂是几文钱能比。当下社会，看相算命也有流行。之前有媒体报道，一个算命先生被骗走2500元钱，警方问他为何算不出自己会被骗呢，此人一本正经作答：他的面相，上面尖底下厚，看上去好像不是偷东西的人。此人与崔某相比，真是学艺不精啊！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提到自己不看相、不接待他，除了自己受父亲影响，不迷信之外，也在意别人的观感，怕别人认为他一个革命军人、革命长官竟然相信迷信。看来李宗仁是为革命形象着想，其心底到底信不信，尚属疑问。

四、天棚着火，连年高升

在崔某算命先生事件之外，李宗仁也遇到过另一件与昭示他前途有关的迷信事件。他在1920年年底到达玉林，在城隍圩过农历新年。当地商民带了酒、肉、爆竹到他们营部劳军。营部是设在一所祠堂内，屋宇非常高大，四合围的天井之上，尚架着竹编的遮阳天棚。贺年的商民就在天井放爆竹，一不小心火花突然把天棚烧着了。所幸人多，抢救比较迅速，未成灾难，火花只是把天棚正中烧了个大圆洞。阳光下照，院落中反而显得明朗了。事后，深信阴阳灾异之说的医官李庆延忽然向李宗仁道贺，说李从今以后必逐年高升。根据他几十年的经验，这事是一个难逢的好兆头，天棚烧了个大洞，上见天日，如果燃烧成灾，当然就不好了。起火而无灾，则上通霄汉，光照万里，大吉大利。而且又发生在大年初一，所以向李郑重道贺。李宗仁说这种迷信，在中国旧社会里面，原是不足惊异的，他当时未加注意。不过后来，李宗仁确实是连年高升。

点评：阴阳灾异与谶纬之学，在中国古代甚为流行。到了近现代，虽然没那么流行了，但仍旧会有人信。君不见，风水行业在商界还是很吃得开的。连盖一座政府大楼还是会私下里先请来风水大师瞧一瞧的。带有神秘色彩的传统文化，且不论好坏，还是有其延续性与顽固性的。

五、活不过40岁的蒋琦

第二次粤桂战争期间，李宗仁所在的第一路边防军从玉林出发，攻占化县与高州。在高州通化县，粤军占据了一个有着极其坚固的石围墙与碉楼的石鼓圩，向桂军反扑，将桂军后路补给线截断。上峰命帮统蒋琦与李宗仁指挥步兵两营附炮四门，驱逐敌人，以维持后方交通。该圩久攻不下，炮兵放列阵地距离目标过远。李宗仁与蒋便决定将炮兵阵地推进接近圩场。李宗仁与蒋帮统便暴露在敌人的步枪射程之内。枪弹横飞，官兵纷纷躲避。李宗仁与蒋琦身为指挥官，为官兵表率，不肯随部属躲避，以示他们并不懦怯。

李宗仁当时有一种直觉，老是感觉蒋处境甚为危险，而没想到自己也处在同一险境之中。因为李宗仁忽然想起来蒋与他的夫人曾多次说过，他们两个游遍大江南北，所遇算命看相的术士，都说蒋“过不了四十岁”。他自己也深信此说，因此放荡不羁，花天酒地的过日子。今年，他正好40岁。而去年李宗仁在玉林时崔先生给他看相，说他遇到危险能够逢凶化吉。当流弹纷飞时，李宗仁向蒋琦建议，此处目标太大，应向炮兵阵地左侧移动二三百公尺，以避开敌人火力。蒋同意了。两个人一起拿着望远镜观察，蒋突然蹲下去，坐在土丘上继续观察，不到两分钟，李宗仁看到蒋身后尘土飞扬，慢慢仰卧下去。他受了伤，子弹击中小腹，贯穿数层肠子，腹部发炎，不治而死。李宗仁说，如果当时不移动位置，蒋不蹲下去，或许不至于中弹。后来，他见到蒋的夫人，她也说丈夫的阵亡，恐怕是命中注定的。蒋琦死后，李宗仁升为帮统，补了他的缺。十几天之后，李宗仁又被升为统领。

点评：心理学上有“墨菲定律”（英文：Murphy's Law），如果你担心某种情况发生，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发生。“如果一件事情有可能向坏的方向发展，就一定会向最坏的方向发展”。从圣经中，人们总结出“马太效应”，指的是好的愈好，坏的愈坏，多的愈多，少的愈少的一种现象。看来，当命相不好的蒋琦遇到命相太好的李宗仁，真是他的厄运。不过，对他们这种过于信命的人，这样的结局对于他和他的夫人反而是一种解脱，给世间信命者又增加了一点谈资与例证。

六、蒋总司令爬不过第八军

1927年国民革命军攻占长沙。长沙会议后，为壮大革命声威、鼓舞士气，召集第七、八军进行阅兵典礼。地点在长沙东门外大教场。这一天天朗气清，参加检阅的都是战胜之师，人强马壮，旌旗鲜明，器械整齐，军容极盛。骑着高大的枣红色战马，三军主帅，春秋正富，马上英姿，更显得器宇轩昂，威仪万千。首先检阅的是李宗仁的第七军，第七军都是广西龙州、百色人，身材矮小，土制军服，久经风霜，颜色也已衰败，不堪入目。而唐生智的第八军却不同，身材高大，训练有素，服装整齐，军乐队也声光夺人。

检阅到第八军的时候，由于声乐大作，的马受惊，忽然大嘶一声，前蹄高举，狂奔起来。平素不习骑马，勒缰不住，瞬间失掉重心，只见手脚朝天，翻鞍堕地。他的右脚仍旧套在脚踏镫里面，被倒拖在地上。幸好穿的是马靴，容易松动，一拖便从脚上掉下来。惊魂未定，气喘吁吁，一身哔叽军服上沾满了污泥，靴帽脱落，白手套上都是泥土，狼狈不堪。只好徒步阅兵，一颠一跛，勉强将阅兵式举行完毕。李宗仁对于这件事，感受到的，不过是身为军人不应该不会骑马，但是唐生智竟然想入非非了。唐军中常有星相师、巫师一类的人出入，唐本人也常常吃斋礼佛，相信阴阳谶纬之学。幕中豢养了一个顾姓巫师，唐和他的高级将领都拜他为师，市民与官兵背地里则叫他“顾和尚”，因为他不过40来岁，吃喝嫖赌样样俱全，是一个十足的酒肉和尚。

顾和尚告诉唐，蒋此次北伐是凶多吉少，最重要的是蒋“爬不过第八军”这一关，将来必定为第八军所克服。据说也很迷信，对于这件事一直讳莫如深，认为是不祥之兆。李宗仁说，唐生智后来在武汉企图异动，其心理可能是深受这堕马事件的影响。

点评：唐生智十分相信这位名为“顾伯叙”的巫师，带兵打仗也处处听从顾伯叙的指点，认为他佛法无边。每当决策大事之时，都要请“顾老师”占卜一番，方才行动。

1929年冬，唐生智联合石友三反蒋，本来已经商定好了起兵时间，可经顾和尚掐指一算，认为那个时辰不好，便改换了一个良辰吉日，结果贻误战机，招致失败。尽管如此，唐仍旧很信任他，顾与唐的师徒情分很深。抗战期间，南京失守之后，唐生智受刺激过深，得了很严重的痢疾，多少医生都治不好。顾和尚自己为他调制了一味草药，还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竟然治好了唐的顽疾。此后顾和尚一直追随唐生智，直到唐生智转向中共。成也顾和尚，败也顾和尚，我们能说什么好呢？

七、北行必死的吕团长

李宗仁军队在桂林誓师北伐的时候，手下一个叫吕演新的团长与同僚游桂林名胜风洞山。山中有一相士绰号“罗大仙”，据说灵验无比。吕请他测八字，罗大仙告诉他命中今年是冲克之年，北方不利，如北行则“十有九死”。吕素相信星相，闷闷不乐，告诉他的同僚不想北伐了。同僚见他神志颓废，劝他调职。吕说：“这种迷信上的事，如何能对老总说呢？”他后来还是对李宗仁说了，因为他们私底下亲如兄弟，李宗仁是他陆小同学，又为多年袍泽，但是他和李宗仁提起这件事，还是把李给说恼了。李说：“我们革命军人，如何迷信起来！什么罗大仙，罗小仙，敢在我们誓师北伐之时妖言惑众，动摇军心，我要把他抓起来！你请调，我决不准，你若离职，我当军法从事。我们革命军人怎能因一句迷信的话就阻止我们去革命了呢？我如为此事准你调职，岂不是军中的大笑话！”吕被训斥之后，哑口无言，怏怏而去。其后，北伐途中，他在战场上虽然骁勇如昔，但是平时郁郁寡欢，神魂颠倒。最后在王家铺殉职。李宗仁感慨：“往时迷信，近日竟然成谶语。”

点评：又是一则算命误人的例子。吕团长因为太迷信算命先生的话，不想北上，又被李宗仁狠狠训斥一顿，请调不准，离职不成，导致心情抑郁，神魂颠倒，最后殉职。很明显，吕团长给了自己过多的不良的心理暗示，结果怕什么来什么，印证了算命先生的话。李宗仁跟他私交那么好，也知道此人迷信，却不肯为他通融一丝半毫，也没有耐心和蔼地对他进行说服教育，强迫他冒这个危险，只因为“革命军人不能迷信”。真不知道李宗仁在向唐德刚口述这段回忆的时候，有没有对这位老兄有一丝半毫的愧疚感？有没有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