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十篇

战国策篇1

这注定是一场为了告别的聚会。从此以后，原来的同事变成了竞争对手，竞争对手则成了同事与合作伙伴。当然，这还意味着更多的阴谋与阳谋。

战国元年

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变革，也是一场被期待已久的变革――但它能否成为一场令所有人都满意的变革?

之后的一年里，电信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热闹：海外与国内上市、新技术的进入与价格战的愈演愈烈，甚至还有海外的大规模并购。竞争首次成为原本铁板一块的中国电信市场的主旋律，而且毫无疑问将会越发激烈。

其实，这并非中国电信业的第一次大拆分。上一次是在1999年2月，中国电信的寻呼、卫星和移动业务被剥离出去。那次曾被寄予厚望的按业务的“竖切”，虽然改变了中国电信一统固网、移动两大领域的局面，但由于其在固网方面拥有着绝对垄断的实力，且移动、IP等业务当时尚无挑战固网的余地，中国电信丰厚的利润仍饱受质疑，因为反垄断拆分的惟一目的，是令消费者享受更多利益。

这个新方案同样在甫一出台就饱受各方质疑：按地域划分的两家公司在短期内仍然无法展开有效竞争；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次拆分只对当时传闻财务状况不佳的小网通是好消息；而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产业政策与发展研究所所长阚凯力教授将此评价为一次“庸医杀人”事件：市话是所有电信业务的基础，中国电信一方面经营市话，一方面又经营其它业务，它就必然会利用其市话的垄断优势来揉搓其它电信运营商，以市话的垄断为基础向其它竞争性业务延伸。

尽管如此，在是非功过尚需时间校验之时，各家运营商的惟一选择就是在质疑声中抢占先机。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首先行动的是中国电信，因为基本保持了自身结构与体系，没有整合之忧，于是公司董事长周德强在拆分结束两周内即重提上市。对于他而言，这只是两年前就已开始的工作的延续，但当时准备用来上市的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北京、山东六省中只剩下前四个省份还在他的麾下。而与两年前迥异的是，随着美国电信企业泡沫的破碎与企业信用危机的阴霾，电信股已不再被追捧。

但中国电信已然决心利用网通集团整合之机率先登陆资本市场。而其想用160亿H股股本换取香港、美国两地投资者240亿元资金的计划，也成为全年电信业最大的一次资本市场冲击。摩根士丹利、美林和中金公司三家海内外顶级投资银行作为主承销商，总开支达1.534亿美元，这些均为一时之冠，也让这次上市行动被高调地定位为一次“逆风启航”。

在中国电信上市之前，中国联通已在国内A股市场捷足先登。这也是国内股市第一家基础电信概念股。这一机会可谓来之不易：出于国务院和信产部有意发展CDMA技术，而在四家运营商中规模最小、实力最弱的联通中选，本就别具意味――如果把CDMA牌照给实力雄厚的中国移动，无疑将给实力本就悬殊的联通以更大冲击。虽然联通做CDMA难度颇大，但至少拥有了差异化的竞争武器，而这次上市也是国务院给予联通的特殊政策支持。

9月，联通以每股2.3元、发行流通A股50亿股、募集资金115亿元的规模，成为中国证券市场成立以来第一大发行股本和第二大募集资金项目。

由于联通该次作为“证券特别载体”的上市行动带有相当大的政策扶植意味，因此同样作为香港红筹公司的中移动无法照此办理。但同在lO月，中移动以广东为窗口，在内地发债80亿，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行量最大的一笔企业债。此番动作是其为7月1日收购母公司的安徽、江西、山西、陕西、湖南、湖北、四川、重庆等八省市的移动公司筹措资金的后续动作。

11月末，联通亦发表声明，表示以约230亿元人民币向母公司收购九省市网络业务。至此，双方均将自身最重要的资产纳入了上市公司麾下。资金就是争霸的各路大军的粮草，双方因此表现出对融资窗口的空前重视。

图谋霸业，苦练内功

相较而言，资金与实力都明显高于对手的中移动并非如联通般单纯关注于资本运作，其全盘战略直至年后2002年财务报告之时方水落石出。

2003年3月，中移动公告称其母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总经理张立贵以及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跃、鲁向东进入上市公司董事会。其中除了张立贵担任非执行董事，李跃、鲁向东与1998年8月进入中移动董事会的江苏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何宁均负责一部分具体业务――这一变动富有意味之处在于，它对中国移动集团公司和上市公司管理架构的重新安排，即原来曾经作为一级独立管理实体的红筹公司职能已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将是来自集团公司的垂直管理。在此安排之下，原来的焦点人物王晓初将逐渐淡出。

分析人士认为：无论在创新能力还是执行能力都较其他几大运营商高出不少的中国移动未来最需解决的就是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企业内两套权力体系的问题，一旦成功，则会因体制优势继续领跑。

而同一时期，中国电信的上市旅程艰难得多。直到上市之前一周，香港一边传来确切消息：中国电信国际招股认购不足，无法在11月1日凌晨确定最后招股价。该时招股价(1．47至1．68港元)下限已经贴近每股资产净值1．46港元。

为了避免重现当年中海油上市失败后苦练内功的情景，中国电信果断地选择了砍掉一半发行量重新发行，并宣布了高达30％的派息率。11月15日中国电信终于挤进香港股市，但其以每股资产净值相当的价格总发行75．6亿股，共募资112亿港元的情况显然并不如人意。

整合工作不如预期顺利而导致曝光率远不及对手的网通集团，也没有坐视其他三家对手领跑。经过大半年的秘密谋划，在网通集团领命主理海外战略的小网通总裁田溯宁，以8000万美元的现金购得亚洲环球电讯价值19亿美元的网络资产。这是中国电信商几十年来第一次进行的海外并购。

亚洲环球电讯拥有亚洲技术最先进，质量最好的海缆，但母公司的破产使其资金链几乎断裂，网通低调竞标，最终低价夺得连接亚洲16个国家和地区200个主要城市间的一张光纤网，把国内电信业的竞争布局完全扩展到中国周边地区。《华尔街日报》评价说，收购显示了“中国企业在政府放松管制之后的不同寻常的新的积极步伐”。

但中国网通在其核心工作――三大块资产的整合方面并不令人满意。虽然目标定为在2003年下半年能够在纽约、香港两地同时上市，可在合并一年之后，三家公司的股权结算都未能完成。

没有人能容忍这种尴尬局面持续下去。2003年4月23日下午，在复兴门网通集团总部，由有关部门召开的网通三级以上部门经理内部会议上，宣布了关于网通集团和信息产业部人事调整的决议：原信产部副部长将于24日开始履新网通集团党组书记、总经理新职，而原网通集团总经理奚国华同日起调任信息产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坊间传闻，网通集团将可能通过划拨方式取得小网通与吉通的股份。这虽然不失为最直接的方式，却也显然会在各界投资者中折损信誉。

但若个中问题不能及时解决，麻烦同样不少：2003年4月一家名为九洲在线的网通集团下的宽带公司的出台，就显示了一丝不和谐之音：一直专注于宽带业务的小网通是否会遭遇这个“小表弟”的釜底抽薪?

CDMA登场，战势动荡

就在移动、电信和网通韬光养晦、苦练内功的时候，联通的CDMA新业务打了一场漂亮的反击战：在一年间抢得700万客户，虽然数量上不及中国移动3388万户的增长量，但已经成为其有力的挑战者。正是在此基础上，联通一举超过网通，成为国内第三大基础电信运营商。这几乎是国内少有的一次反败为胜的战例。

但一开始，局势却并不这么乐观。由于2002年上半年只发展了100万用户，且手机供应始终不足，联通只能采取破釜沉舟的手段进行集中采购、手机补贴。为了打造声势，联通曾在各地广泛组织直销队伍，仅山东省就有一支专职和兼职员工总数为8万人的销售大军，每天一户一户地上门推销。

但去年联通取得700万用户的真正转折点是2002年下半年，联通开始采用分销商制。联通以加盟的方式汇聚了以渠道商和通讯设备商为主的各个领域的市场力量，由其发展的客户可在话费方面进行分成。分销商不仅具备联通所不具备的一些资源，而且降低了联通的成本与市场风险。去年10月起仅三个月，上海渠道商永乐公司就销售了十余万部手机。

继2002年令许多人大跌眼镜地一举发展700万CDMA用户之后，2003年联通希望再创奇迹：在确保CDMA业务收支平衡的前提下，再发展1300万用户。

但令分析师们担心的是，去年联通半年发展600万用户的奇迹来自于高成本的手机补贴，如果今年采用同样的战略，现金流并不充裕的联通能否支撑庞大的资金需求?

而且，联通决意在2003年做到CDMA业务上的盈亏平衡，其中包括在今年完成去年手机补贴的大部分摊销。今年，联通选择了逐渐放弃手机补贴策略，进行了一系列合作规则的调整，其中重要一点是由各分销商自备手机销售。这一举动把原本属于联通的成本压力转嫁给了合作的分销商们，但相应分成额度也提高了，一般分销商们可以获得50％甚至60％的利润。

据了解，由于今年联通不再包销手机，且做出了“客户发展数量是其次、盈亏平衡才是首要”的姿态，让众多手机生产商开始退缩。而联通本来希望通过压低专利费用的方式分几个百分点的利润给手机生产商，但上游的高通没有应允，导致联通去年辛苦搭建的产业链再度出现了危机。

联通今年的另一赌注是基于CDMAl X的增值业务。但与日本的N T TDoKoMo公司对比，该公司推出2．5G业务的同时就推出了1000款游戏与服务，因此市场回报惊人；而联通的CDMA lX推出了近两个月后，联通还拿不出20款软件供消费者选择。

联通本来与其软件提供商协定好以15％对85％的比例分成，但签约时，联通在其中设了许多附加条款，比如专利费用、税务等。最后，软件提供商的收入降到了50％左右，这让不少本来专心为联通提品的商家开始分流，因为联通并未与他们签定独家买断协议，不少人开始准备与移动合作。

价格战打响，烽火连天

虽然几大运营商高层均在不同场合表示并无意进行价格战，但事态已经不可遏抑――

2003年4月8日，中移动在广东省推出月费20元的无限小时网内来电接听计划。中国联通当日即做出反击，推出“集团超级优惠VPN套餐”，此前已经推出GSM月费10元来电接听计划。这些举措被视为针对中国电信上月底在广州市郊推出月费20元小灵通服务而做出的，更被认为是新一轮价格战的起点。由此，三家股价均有所回落，中移动股价下跌4％至15．7港元，中联通与中电信股价分别跌去2．8％及1．4％，至4．4港元及1．38港元。

这种情况几乎每天都在各地上演，以至于除了京沪粤等少数省市之外，移动实际话费已降到单向收费水平之下。

驱动2002年整个市场变化的两条鲶鱼，除了CDMA之外，最具杀伤力的正是一年抢到了1000万客户的小灵通。

与CDMA相比，电信与网通的小灵通业务更富进攻性。在信产部“不鼓励也不干涉”的态度下，随着一直被视为“政策底线”的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被攻陷，小灵通已经“无所不能”，它甚至提出今年的目标是完成对90％的城镇人口的覆盖。而且，“小灵通”正在走出作为“固话延伸”的窠臼。在较早开展“小灵通”业务的陕西等省份，已经可以实现部分省内城市之间的漫游，进一步大规模连通只是时间问题。

战国策篇2

鲁迅曾这样描述过他理想中的中国文化：「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1。为了早日摆脱内外交困的境地，真正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战国策派同样走上了内外求索的文化探寻之路。即陈铨所讲的「假如我们承认中国文化应当??弃坏的，保全好的，那么我们就不啻无形中承认，文化是可以改建的。改建一方面在自身，一方面要借镜。外来的文化，自然也要一部分地移植2。

1.向外：德国，还是德国

「战国策派的理论资源皆来自德国：从作为「战国策派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文化形态史观，到作为他们的哲学观和哲学基础的意志哲学，到他们追慕的「狂飙运动，无一不然。这是同「战国策派对世界先进思潮先进文化的认识分不开的──他们认为欧洲文化中日尔曼文化才是主流，过去介绍西方文化多偏重英、美文化是偏颇的做法，所以他们要「用介绍德国文化来补救这缺点3。

「战国策派三员主将亦从不讳言他们对德国文化的热爱。林同济视「尼采的《萨拉图斯达》为自己最爱读的书4，甚至专文批评了当时一些翻译中歪曲尼采（F.W.Nietzsche）的现象。雷海宗更是从30年代起就运用「文化形态史观来观照历史和现实的「中国学界第一位的形态历史家5。被称为「长篇小说七大家6的陈铨也表示，「中国近几十年对于英美派的思想，已经普遍介绍，稍微懂得一点新思想的人，除了英美派思想以外，就无所谓思想，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要来介绍德国思想，当然要引起一般人的惊骇反对7。就「战国策派成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诸人等来讲，很多也都是留德出身。

其实中德之间的文化交流很早就开始了，这有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为证。而两国的自主交流则要到十九世纪后半期，这之后几乎每一时期都有一个或几个杂志（报纸副刊）成为德国文化的重镇，构成了一定的代表性。有关当时中德交流盛况的论述也很多，如柯伟林（WilliamC.Kirby）的《政府与纳粹德国》8，陈意新的〈中德关系与中国现代化模式〉9，丁建弘、李霞的〈中德学会和中德文化交流〉10，刘殿君的〈三十年代中德军事关系及其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影响〉11等等，季羡林的《留德十年》12、陈西滢的《西滢闲话》13也提及当时留德的风气之盛。

「战国策派的出现正是中德交流的必然结果。「战国策派的一个显著特色，也在于它虽然有许多文章出自美学家或文艺家的手笔，但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美学或文学团体，对德国文化中的审美精神的时代性和现实意义的关注才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对德国启蒙时代的思想革命对中国人的启发意义，以及尼采所提倡的带有审美主义色彩的权力意志与酒神精神对中国人的意义，这些文章都予以高度的重视与强调14。如陈铨所言：「谈现代德国史，我们必须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希特勒的侵略必须****，必须指斥，但，十八世纪以来，普鲁士政治家如何把德国民族化分为合。化弱为强，化无能为光荣，整个过程中，大有可资我们借鉴之处的。15从中可以看出「战国策派之所以热爱德国文化，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能从中学到民族自强之道。

2.向内：臧否五四？继承五四？

「战国策派因它理论的新奇偏僻和对战争双方性质的淡化引来了巨大的非议，而它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胆臧否，则加剧了当时的左倾文艺阵营对它的恶评。虽然在实际上，「战国策派给了「新文化运动总体以相当高的评价，但它又一直耿耿于怀「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像德国的「狂飙运动那样形成一种民族意识普遍觉醒的运动，使中国失去了借欧战后短暂的和平局面来积蓄力量的机会。

但以「战国策派批评最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来返观「战国策派自身，却常常意外地在表现僻异的「战国策派身上发现主流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容：政治民族主义的目的、文化决定论的手段、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省、功利主义文学观。这种对比是有趣的，它既有助于我们对「战国策派较深层文化特质的认识和把握。而由二者的这种内在联系、似与不似，也会使我们更容易理解「战国策派，感受到「战国策派同人的拳拳爱国之心，体会到40年代知识阶层的普遍的文化反省品格。

2.1反思五四？

「战国策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和反思主要体现在林同济的〈廿年来思想转变与综合〉16、陈铨的〈与狂飙运动〉17〈论坛·二十年前的错误〉18和雷海宗发表在《周论》上的〈五四献言〉19这几篇文章中，尤以林同济、陈铨的文章最有代表性。陈铨在小说《狂飙》20中，也借小说人物李铁崖之口表达过自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看法。

林同济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旨与母题就是个性的解放，这种解放在当日是绝对必需的，但社会上实际行为的表现却是，「一方面总嫌是个性不够伸张，个性不够活跃，另一方面却又感到决篱屏藩，流弊已甚。正所谓旧的秩序已经否定，新的秩序无法诞生。所以五四的作风必须向另一条路线转换，要由「个性解放的要求一变而为集体生命的保障。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里含有民族集体的意识，「目前民族生存运动的高潮中也依然保留并且应当保留个性解放的种子，这正是文化及思想潮流的连续性和互动性的表现，但是不同的时期应该有不同的注意点和重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毛病并不在其谈个性解放，而在于它「不能把这个解放放在一个适当的比例来谈，放在民族生存的前提下来鼓励提倡21。

陈铨则拿德国狂飙运动来观照「五四新文化运动，得出后者的影响和成绩远远不及前者的结论22。他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的先知没有认清时代，以致犯了三个错误：把战国时代误认做春秋时代、把集体主义时代误认做个人主义时代、把非理智主义时代误认做理智主义时代。

雷海宗认为「对于旧思想旧传统的重新估价，对于新思想新潮流的热烈介绍的「新文化运动尚未结束，「今日仍需珍视自由探讨的精神，虚心学习，以「完成五四一代留给我们的重大使命23，已然以继承者为己任。

从「战国策派的诸多论着来看，「战国策派同人出于对世界局势的大致体认，得出当今世界「角于力24的结论。他们认为要想立足于强国之列，就要吸取尼采哲学，反思传统文化，锻造新的民族性格，从「立人到「立国。他们反复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还是希望能把个人主义这块好钢真正用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块刀刃上。在林同济们看来，真正的个性解放与集体团结是不冲突的，「个人与集体之两宗，质虽异而用则合25。所以「战国策派的理想局面就是一个个强大的个人支撑起一个强大的国家，重心落在国家上。

2.2似与不似

「战国策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最大的歧异，应该是一方强调集体主义和国命整合，一方强调个人主义。但是，二者的民族主义的内在前提和基本归宿已使得他们的差别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大，艰难的时势迫使他们做出了共同的选择26：

中国社会的兴盛与灭亡实际上正是几代启蒙思想家的最基本的思想动力和归宿，无论他们提出甚么样的思想命题，无论这个命题在逻辑上与这个原动力如何冲突，民族思想都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存在，一种绝对的意识形态力量。

有论者言：「由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主观观点来看，他们的确是把个人主义的诸价值当作『价值。但是他们立刻将此『价值变作反传统思想的依据，且认为这些『价值是与民族主义并行不悖的。正如许多中国第一代知识份子一样，五四反传统主义者以为个人主义的诸价值对于促进民族主义目标的实现，能发生有效的功能27。

就连二者用来达到民族主义目的的手段也是一样的，这就是他们都相信文化决定论，都希望通过再造文化以达到民族自强的目的。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都赞同法国孔德（AugusteComte）的观点「要想政治改良，非先把思想变了，风俗改了不行28。《战国策》也在其编者注中称，「重新估量我们的文化传统，是抗战路程上日加迫切的必须工作29。他们认为，站在民族生命长久发扬的岗位看去，抗战的最高意义必须是整个文化的革新。

「五四新文化运动用「人的解放、「民主、「科学等各种「新思想批判和否定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如吴虞、陈独秀等人对家族制度与****主义的关系的分析），如果说他们是在文化传统的积淀中去寻找现实积弱积弊的因由的话，「战国策派也同样如此。「战国策派认为，「中国文化，的确有些不好的成分：如像有家族而无国族，享乐主义，遁世主义，守旧主义，贪污的传统，重文轻武的风气，懒惰，敷衍，不紧张，不认真的态度，没有团结精神，对公益事业不热心，这样一切都有它思想的背景。处在这样一个新时代，中华民族不改变这种文化上的缺憾，很不容易建设一个良好的政治，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30、「我们主张对中国文化的反省，并不是喜欢多事，乃是在战的现实，战的必需与迫求下，企图一个自动的变更31，「不但是对中国文化过去的历程求个认识，并且还可以于过去的认识中想法来控制我们文化的动力以企图一个新未来的创造32、「抗战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给我们一个机会，来测验我们民族的元气，来量断我们民族的活力或竞争力33。

同样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省，相比之下，几十年后的「战国策派要客观冷静理性，也深入得多，可以说，他们是拿出做学问的工夫来分析研究传统中国文化，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像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本来就是他的一部学术专着。而「新文化运动主将更多是从伦理的角度来批判传统文化的，它与个人经验联系密切，如胡适所言，「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34。无疑，「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开拓工作的艰巨性而倾向于前一方面，「战国策则相对偏重于后一方面，但两者都意图「培养出一个健康地民族，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有光有热的文化35。

「战国策派认为，传统礼教在权威制度方面的束缚性已因时代的大变革、新思想新文化的介绍、一切事业近代化的推行而逐渐减削其势，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从旧礼教的破瓦颓垣里，去寻找出不可毁坏的永恒的基石，在这基石上，重新建立起新人生新社会的行为的规范和准则36。在中国谈改造运动需要「制度化和专家化及新战国时代新公民道德的培养37，「有勇气将民族弱点加以修正，方能说到建国38。所以才有了「战国策派的〈君子与伪君子──一个史的观察〉39、〈五伦观念的新检讨〉40、〈中西人风格之一比较〉41、〈力人──一个人格型的讨论〉42、〈大夫士与士大夫──国史上的两种人格类型〉43、〈士的蜕变──由技术到宦术〉44、〈官僚传统──皇权之花〉45、〈中饱──官僚传统的一面〉46、〈无兵的文化〉47、〈嫉恶如仇──战士式的人生观〉48、〈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49、〈文化的改建──人生观的改建〉50等等的持久关注。在这些充满思想和锐气的文字里，我们常会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子。如陈独秀〈除三害〉51、一湖〈中国士大夫阶级的罪恶〉52是可以与「战国策派诸文章互相参照着读的，关注则一，然深浅立现。其他如〈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中分析认为「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与其说是由于儒学，不如说是由于道家53，也极类鲁迅「中国之根柢全在道教54之说。

真正的不同还在于，「战国策派有较统一的方法论，这就是他们从德国文化中学来的「文化形态史观。他们由「文化形态史观，得出「战国时代重演的结论，所以要求恢复国民在战国时代的血性和气质，要去历史中寻找当日的「贵士传统怎样走到今天民生雕敝政治腐败外敌入侵的境地的因由。相比之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由千差万别甚至许多是相互矛盾的思想学说构成的，在政治、伦理、哲学和文学等方面呈现了一种「无序而矛盾的特征55。「战国策派成员之间的些微歧异与「新文化运动内部的众声喧哗比起来，简直都算不了甚么。几十年后的「战国策派用更加清晰的语言表达了几代人的梦想：国家民族的独立富强和文化的再造繁荣。当然，时局的危急使得他们的呼声显得急迫地多。实际上，「战国策派始终都有「新文化运动的某些影子，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后期的某些影子。以「战国策派臧否「新文化运动最厉害的一点──「新文化运动盲目宣扬和平主义贻误了备战──为例，「新文化运动在较早些时候，尤其是在一战刚结束时，舆论界确实是一片「去兵之声，陈独秀甚至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称，美国总统威尔逊「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56。可是不久发生的山东问题就迫使陈独秀改变了这一看法，他认为国民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一种就是「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他解释说57：

我们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抵抗被人所压。我们不可不承认托尔斯泰（Tolstoi）的不抵抗主义，是辱没人格民族自灭的谬说。我们不可不承认尼采（Nietzsche）斯特勒（Stinor）诸人的强力唯我主义，有不可磨灭的价值。一个人一民族若没有自卫的强力，单只望公理昌明、仰仗人饶恕和帮助的恩惠才能生存，这是何等卑弱不能自立的奴才。

后来的「战国策派的理论中类似的说法就更多了，这也说明时势是怎样迫使我们的知识份子越来越现实越来越功利的。

2.3反思的反思

记得《独立评论》上有讨论党化教育的文章，引用罗素《教育论》中的一段话：「近代日本，是以国家的强大为教育重要目的的一个好例。他的教育目的，唯在制造爱国的国民和灌输有益于国家的智识。我不能过赞他们的成功。自从勃尔提督的舰队叩日本国门以来，日本几乎不能自存；除非我们说自存是有罪的，他们的成功足以表白他们方法的不错。但是只有在绝望的情形下，可以用此种方法，没有立刻的危险而用这样的方法，是大错的。文章认为，危急存亡情形的国家希望借教育的力量，来唤起人心发生效用，那么，「社会目的的宣传，自然比个人目的重要58。

40年代似乎就是这样的危急存亡情形，「战国策派提倡的虽然不是党化教育，但也类于「社会目的的宣传，自然比个人目的重要，但「战国策派是不是应该在提倡「大政治、「英雄崇拜等一系列理论时特别指出这种提倡只是权宜之计，同时也时时警惕将会由此带来人们思想上的偏执和狭隘呢？罗素的话也许给我们观照「战国策派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借鉴。

「战国策派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派别，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近代以来不断发展的民族主义思潮与中国现实碰撞的产物。它不仅自有渊源，而且与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一脉相承了近现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人文知识份子不变的济世情怀。它的出现，它所受到的巨大非议，无不彰显着它的存在和它存在过的那个特殊时代；它是由学者发起的，处处凸显了作为学者在当时所想做到的，所能做到的。不管怎么说，对于他们生活的时代、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他们是努力过了，虽然这种努力还是一种不大被认可的努力。

注释

1鲁迅：〈文化偏至论〉，见《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页49。

2陈铨：〈文化的改建──人生观的改建〉，《民族文学》第一卷第三期，1943年9月7日。

3范长江：〈昆明教授群中的一支「战国策派之思想〉，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201页。

4林同济：〈我看尼采──《从叔本华到尼采》序言〉，《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着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页233。

5〈编辑按语〉，《战国》第二期，1941年12月10日。

6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卷（台湾:台湾昭明出版社，1980），页37。

7陈铨：〈德国民族的性格和思想〉，《战国策》第六期，1940年6月25日。

8柯伟林（WilliamC.Kirby），陈谦平等译:《政府与纳粹德国》（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

9陈意新：〈中德关系与中国现代化模式〉，《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2年10月号。

10丁建弘、李霞：〈中德学会和中德文化交流〉，见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谭》（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页265-75。

11刘殿君：〈30年代中德军事关系及其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影响〉，见《人文杂志》1998年第一期。

12季羡林：《留德十年》（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

13陈西滢：《西滢闲话》（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14张辉：〈德国美学的东渐及其媒介研究〉，见《北大中文研究》（创刊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369。

15陈铨：〈法与力〉，《战国》第26期，1942年5月27日。

16林同济：〈廿年来思想转变与综合〉，《战国策》第十七期，1941年7月20日。

17陈铨：〈与狂飙运动〉，《民族文学》第一卷第三期，1943年9月7日。

18陈铨：〈论坛·二十年前的错误〉，《民族文学》第一卷第三期，1943年9月7日。

19雷海宗：〈五四献言〉，《周论》第一卷第十七号。

20陈铨：《狂飙》（上海：正中书局，1942）。

21林同济：〈廿年来思想转变与综合〉，《战国策》第十七期，1941年7月20日。

22陈铨：〈与狂飙运动〉，《民族文学》第一卷第三期，1943年9月7日。

23雷海宗：〈五四献言〉，《周论》第一卷第十七号。

24林同济：〈力〉，《战国策》第三期，1940年5月1日。

25林同济：〈大政治时代的伦理──一个关于忠孝问题的讨论〉，《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着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页168。

26汪晖：〈预言与危机〉，《文学评论》1989年第四期，页37。

27刘桂生、张步洲编：《台港及海外五四研究论着撷要》（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页81。

28〈通信〉，《新潮》第二卷第二期，1919年12月。

29林同济：〈编者住〉，《战国策》第三期，1940年5月1日。

30陈铨：〈文化的改建──人生观的改建〉，《民族文学》第一卷第三期，1943年9月7日。

31注25林同济：〈大政治时代的伦理──一个关于忠孝问题的讨论〉。

32林同济：〈大夫士与士大夫──国史上的两种人格型〉，《战国》第17期，1942年3月25日。

33潘光旦：〈抗战的民族意义〉，《今日评论》第一卷第二期。

34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七卷第一期。

35林同济：〈嫉恶如仇──战士式的人生观〉，《战国》第19期，1942年4月8日。

36贺麟：〈五伦观念的新检讨〉，《战国策》第3期，1940年5月1日。

37沈从文：〈读《英雄崇拜》〉，《战国策》第5期，1940年6月1日。

38沈从文：〈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战国策》第9期，1940年8月5日。

39雷海宗：〈君子与伪君子──一个史的观察〉，《今日评论》第一卷第四期，1939年1月22日。

40贺麟：〈五伦观念的新检讨〉，《战国策》第3期，1940年5月1日。

41林同济：〈中西人风格的比较〉，《战国策》第五期，1940年6月1日。

42陶云逵：〈力人──一个人格型的讨论〉，《战国策》第十三期，1940年10月1日。

43林同济：〈大夫士与士大夫──国史上的两种人格类型〉，《战国》第十七期，1942年3月25日。

44林同济：〈士的蜕变──由技术到宦术〉，《战国》第四期，1941年12月24日。

45林同济：〈官僚传统──皇权之花〉，注25《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着辑要》，页76。

46林同济：〈中饱──官僚传统的一面〉，《战国策》第十二期，1940年9月15日。

47雷海宗：〈无兵的文化〉，注25《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着辑要》，页108。

48林同济：〈嫉恶如仇──战士式的人生观〉，《战国》第十九期，1942年4月8日。

49岱西：〈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战国策》第一期，1940年4月1日。

50陈铨：〈文化的改建──人生观的改建》，《民族文学》第一卷第三期，1943年9月7日。

51陈独秀：〈除三害〉，《每周评论》第五号。

52一湖：〈中国士大夫阶级的罪恶〉，《每周评论》第二十号。

53岱西：〈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战国策》第一期，1940年4月1日。

54《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页353。

55汪晖：〈预言与危机〉，1989年《文学评论》第三期，25页。

56陈独秀：〈《每周评论》发刊词〉，《每周评论》第一号，1918年12月22日。

战国策篇3

关键词：战国策 拟作 小说因素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2-

《战国策》是刘向杂采“中书余卷”汇编而成的一部书，其在记录一定史实的同时，经后世学者考证，亦混入了许多“非信史”的内容，这些“非信史”的拟作多为纵横后学之士模拟创作的游说教材或脚本。《战国策》在编订后，由于内容的博杂，致使后人对此书的认识，特别是对其部类归属的争论聚讼纷纭。《汉书·艺文志》把《战国策》列为“春秋”类以 “正史”来看待。而《隋书·经籍志》认为此书：“属词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将其归入“杂史”类。宋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一九五引郑樵注曰：“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说，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凡此五类者，足相紊乱。’”可见，这里已把“杂史”看成近似“小说笔记”类的文体了。而使《战国策》由堂堂“正史”归入不入流的“杂史”的原因究竟何在呢？笔者认为，《战国策》中拟作的存在，是使其性质出现争论进而转变的“罪魁祸首”。这一转变在降低其史料价值的同时却抬升了它的文学性，特别是拟作中蕴含着丰富的小说因素，对后世小说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其小说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成功的人物形象塑造

《战国策》“拟作”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物智慧，在表现他们深刻理智的基础上，进而对其人物形象加以刻画。如《秦策一·苏秦始以连横说秦王章》中自称“东周之鄙人”的苏秦，怀着追求“势位富贵”的梦想，以进取而自励，“乃夜发书”，当读书欲睡，甚至“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而且他在这一艰难的过程中始终有着坚信乐观的态度，他孜孜不倦的从事政治、外交活动，有着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苏秦的形象称得上是战国时期“坚韧的、自信的、叱咤风云的”典型人物代表。此外，在其它拟作中也塑造了许多丰富的人物形象，比如《楚策四·魏王遗楚王美人》章中郑袖“面如桃花心如蛇蝎”的阴险小人形象；《魏策四·秦王使人谓安陵君》章中唐且“不畏强暴，面折廷争，能辩善对”而不辱使命的外交英雄形象。拟作中的这一小说因素对后世小说的发展特别是对以虚构与想象标榜的传奇小说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那些被塑造的人物形象至今仍给人们留下历久弥新的印象。

二、生动而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

《战国策》一书，所记载的主要是纵横家言论，其语言的特点也大致为纵横恣肆、不可拘羁。但在一些拟作中，除此语言特点之外，还体现出更加生动且富含感情的特点。如《齐策一·邹忌修八尺有余章》中的语言特点就显得较生动形象，我们可以拿它与《吕览》文中语言的比较来论证。《吕览》文云：

列精子高听行乎齐湣王，善衣东布衣，白缟冠，颡推之履，特会朝雨，祛步堂下，谓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丽。”列精子高因步而窥于井，粲然恶丈夫之状也，喟然叹曰：“待者为吾听行于齐王也，夫何阿哉！又况于所听乎！万乘之主，人之阿亦甚矣，而无所镜，其残亡无日矣。

由此文看，当列精子高问其侍者关于自己的容貌时，其侍者曰：“公姣且丽”，只是简单的回答，感情色彩不甚明显；而在《邹忌修八尺有余章》中出现了邹忌对于其妻妾客的三问，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妾之回答：“徐公何能及君也！”，而客之回答亦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可见，三则回答都是在把邹忌与徐公对比之后得出的，而对比手法的运用，使原本平淡的语言突显出强烈的感情色彩。对后世小说语言在生动且蕴含强烈感情方面的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此外，在《苏秦始将连横说秦王》与《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等章中亦有精彩记述。

三、跌宕起伏的情节安排

故事情节作为小说的要素之一，其巧妙安排是吸引读者兴趣的所在。《战国策》中的一些拟作为依托史实而创作，在充分发挥想象的前提下，合理而巧妙的故事情节安排更具文学性，亦体现着丰富的小说因素。如《魏策·秦王使人谓安陵君章》中记述了“唐雎不辱使命”的传奇故事，此文一开头即摆出秦王以强凌弱的态势，用明为“易”实为“夺”的伎俩欲霸占安陵而安陵君不许的尖锐矛盾，点明唐雎使秦的缘由。接着写唐雎入秦与秦王面折廷争的场面，其间还插入“秦王怫然怒”，唐雎“挺剑而起”等细节描写，从而在严谨生动的故事情节中勾画出一幅短兵相接的斗争画面，渲染出一派充满刀光剑影的紧张氛围，富于传奇色彩的情节亦使人们充分享受了审美的愉悦。此外，《苏秦始将连横说秦王》与《秦王欲见顿弱》等章的故事情节亦跌宕起伏。

此外，在人物塑造与情节安排中还穿插着丰富的细节描写，使得人物刻画更加细腻、情节安排亦更加生动，因篇幅有限，在此简列，兹不赘述。

总之，《战国策》是刘向杂采“中书余卷”汇编而成的书，由于其来源博杂，其中混入了许多“非信史”的内容，大部分是纵横后学之士模拟创作的游说教材或脚本。这些出于非自觉的文学目的而进行的创作，在发挥想象与运用虚构手法的过程中却造就了小说的雏形，亦极大地推动了后世小说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西汉）刘向．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清）阮元．衢本郡斋读书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3]陈其遒．吕氏春秋校释.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

战国策篇4

《论战》之所以经典，是因为给人许多启迪。股市新兵需要指点，老兵也需要温故而知新。

首先，要明白趋势不同于走势。许多人坚定不移地走基于价值的投资路线。比如有些股票已经贵到离谱。他们仍在那里鼓吹还要上升，这就令^怀疑他们别有用心。曹先生对技术走势也抱有戒心，并且认为技术分析在某些特定的时期会失去效用。但他并不否定技术，反而在理性分析经济发展基本趋势的基础上，合理运用技术分析，在相对确定的方向上不断加大下注力度，以获取较为安全的收益。

其次，要明白趋势是由基本面决定的，离开基本面就无趋势可言。当美股、港股、A股同样在K线图上表现出牛市特征时，为何曹先生一直说只敢确定A股处于牛市，而不愿意对港股做出肯定判断，更明确认为美股不过是熊市反弹?原因就是大陆经济基础走好是不争的事实，而次贷危机对美国的伤害非短期可以消化得掉。技术分析派如果不能明白技术分析最终必然要服从于基本面的道理，误判局势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第三，基于趋势的投资者与基于价值的投资者并非属于截然对立的武林门派。反之，二者之间有很多交叉地带，也有许多值得互相借鉴的地方。无论是基于价值的投资者，还是基于趋势的投资者，都在很大程度上以经济的高增长和企业的成长性为投资的出发点。再便宜的股票，如果成长性一塌糊涂，也不值得买人。这一点，巴菲特和芒格完全改造了格雷厄姆的投资理论。也就是抛弃了单纯以清算价值衡量股票贵与贱的防守型投资理念。因此，对基于价值的投资者而言，如果仅仅考虑到价格问题，而忽略了企业的成长性，也就是价值的核心来源，那么就是伪价值投资者。对于趋势投资者而言，如果仅仅根据技术图形的走势做出决策，而不考虑投资对象的成长性，那么，趋势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风险之大，自不必说。所以，曹先生追求的趋势，建立在经济基本面向好、行业基本面向好、个股成长性向好的基础之上，绝非单纯依赖于技术分析。

最后，无论是牛眼投资法，还是止损不止盈。都是将盈利最大化、损失最小化的具体手段，操作上宜因人而异。也就是说，尽管曹先生可以将这些技术用得活灵活现，但个人投资者用得怎样，还要看自身造化。投资哲学上可以取长补短，但在交易系统方面还是要结合自己的性格特点加以改造，否则，就有可能出现“彼之蜜糖、我之砒霜”的效果。这一点，不可不察。

战国策篇5

[关键词]冷战；美国；安全政策；艾森豪威尔；肯尼迪

一、艾森豪威尔的国家安全观

早在就任总统之前，艾森豪威尔已就国家安全战略思想问题提出了重要的主张。他认为，国家安全不仅包括物质上的国土防御，还意味着最广泛意义上的对国家基本价值观、经济系统及国内机构的保护。因此美国安全战略是为了保护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为了捍卫财产、领土和生命的安全。他将维护美国国家的安全，连同其根本的价值观和制度，列为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基本目标。他乐观地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开放、多元化的美国体制会战胜残暴和专制的共产主义体制。

但是艾森豪威尔认为实现该目标的手段是有限的，他提倡一种“扬己之长，以制敌之短”的不对称的反应：不论对手采取何种层次的进攻（核战争或者常规战争），美国都将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即核武器来应对，从而赢得战略主动权，又获节省之便。艾森豪威尔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思想，一方面，在于他深受克劳塞维茨思想的影响。这位普鲁士战略家认为，政治如同战争一样，手段必须从属于目的，无目的的努力一无所成。艾森豪威尔说：“冷战必须有某种目的，这一目的不止是单纯的‘胜利’，因为不计代价后果的胜利，和失败一样是破坏性的，在核时代尤其如此。”（1）在艾森豪威尔看来，美国的目标不仅是要实施冷战，更要彻底赢得冷战，结束冷战。

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在财政问题上倾向于保守。他坚信，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很少来自军事失败的可能性，而更多地是由于政府过度支出造成的。“除非是在紧急情况下，一切旨在抵御外部威胁的措施必须依据其可能产生的长期内部效应，加以权衡和评估”。（2）他尤其强调经济实力是军事实力的基础，在充足的国防成本和有偿付能力的经济之间保持适当平衡，是国家安全战略重要的部分。在杜鲁门政府的决策者们看来，为应对极端危险的状况，必需不断升级美国的军事建设，艾森豪威尔却对此持异议，他认为必须实现更高效和更经济的国防开支。对此，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持有相似的观点，他也认为不能将军事实力与经济稳定割裂开来，杜勒斯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如果经济稳定毁了，那么一切都毁了。”

二、“新面貌”战略

1953年10月底批准的NSC162/2文件，是艾森豪威尔国家安全政策的正式声明，阐述了“新面貌”防御策略的大致轮廓。其核心理念即艾森豪威尔强调的重新获得主动权，同时降低成本。

首先，将核武器作为主要的威胁工具，实施“大规模报复”。该文件认为“核武器是对苏联扩张最可靠的威慑，在发生敌对行动时是最至关重要的工具”，甚至“可被作为其他武器使用。”（3）在艾森豪威尔的统筹下，快速扩张的美国核武器库成为其总体军事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

其次，加强和扩张美国的双边和多边联盟。在艾森豪威尔、福斯特・杜勒斯及其他高层决策者看来，加强同盟能够帮助美国进一步减少常规军，是解决始终存在的财政拮据问题的需要。国务卿杜勒斯四处游说，促进了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巴格达协定和与巴基斯坦和台湾新的安全联盟的建立。美国试图通过建立这样一个全球性联盟网络，对苏联和中国形成包围之势，挫败它们的敌对行动，同时减少美国部队的压力。简言之，艾森豪威尔设想在美国与其地区伙伴之间实行进一步的责任分工，美国为该地区国家提供了核保护伞，以遏制苏联的侵略。

第三，实施更高效和节约成本的方法，开展间谍活动、破坏活动以及隐蔽行动。第四，重视心理战、公共外交和宣传在整体冷战策略中的地位和作用。艾森豪威尔相信美国和苏联政治、心理、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已经变得与军事经济斗争一样关键。艾森豪威尔政府针对东欧开展国际文化展览、巡回剧团演出等活动，旨在突出美国体制的优势和吸引力，揭露共产主义自身所固有劣势。

三、肯尼迪的国家安全观

肯尼迪国家安全观的显著特点主要表现在对苏联和中国给美国安全造成的威胁的高度警觉。肯尼迪和他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认为，美国应采取更积极的方式来应对对手造成的日益增长的外部威胁。这一时期，赫鲁晓夫的“三和政策”带来的缓和，中苏关系的破裂，并未导致美国对自身利益界定的相应缩减。肯尼迪依然保留了“零和博弈的世界观”，即认为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之所得皆为美国之所失。1957年10月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文星引发的“导弹差距”危机，加上此时中国军事力量急剧壮大，迫使美国不得不将其视为对全球均势的重大威胁。“我认为危险是存在的，”他在竞选演说中说，“历史将会做出判断，现在正是形势开始不利于美国的时候，正是共产主义浪潮开始涌入的时候。”（4）肯尼迪在1961年1月的第一份国情咨文中强调：“危机与日俱增......随着武器的扩散和敌对力量的增强，每一天我们都将离最危险的时刻越近。”（5）

肯尼迪国家安全观的另一个特点表现在，他认为实施遏制的资源是充足的、手段是多样的。肯尼迪崇尚凯恩斯主义经济哲学，该理论主张通过扩大财政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增加需求的方式来刺激经济的发展。这就将肯尼迪在财政问题上从艾森豪威尔对预算的严格限制中解放出来。为遏制共产党国家最小程度的“攫取”，艾森豪威尔政府愿意冒有限核战争的危险，肯尼迪则要求“不同的危险要求有不同的政策和不同的行动”，即采取一种对称反应的战略。

四、“灵活反应”战略

1961年3月，肯尼迪宣布了“灵活反应”战略的目标：遏阻一切战争，全面的战争或者有限战争，核战争或者常规战争，大战争或者小战争；使所有潜在的侵略者确信任何进攻都无济于事，确保我们有足够的讨价还价的筹码，以结束军备竞赛。（6）

首先，在核问题上提出了“相互威慑”战略。肯尼迪认为应该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并不意味着削减核武器的数量和种类，而是核武器与非核武器相互补充。尽管“导弹差距”并不存在，但政府需要保持美国的战略优势地位，必须扩充核武器。到1964年年中，同前任当局计划相比，可供使用的核武器增加了150%，可投放的兆吨当量增加了200%，并追加了10艘北极星潜艇和400枚民兵导弹。尽管存在担心这样做会相对削减常规武器的资金，激起苏联人战略性扩充的反应，但是政府并没有削减过导弹项目。到肯尼迪晚期，“相互确保摧毁”的奇特逻辑成为执政纲领。

其次，强化海外同盟，加强常规军事力量。肯尼迪认为欧洲应自力更生，能够同时抵抗苏联，减轻华盛顿方面的全球责任。然而，美国不允许北约诸国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另一方面，使各国在共同控制和安排下使用美国核武器的办法，也由于各国之间的矛盾，以及英法等不愿放弃自己独立的威慑而始终无法实现。于是，北约依然持续着各个国家核力量互相独立的状况。虽然这对保障美国的安全必不可少，但却无法验证这种保障到底有多大作用。

第三，肯尼迪打破了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式的第三世界政策，提倡对第三世界实行更多新的、宽容的和激进的政策。肯尼迪“不允许任何中立的国家加入共产主义集团”，但同时认识到“如果‘失去’中立国家，力量的平衡可能会（对美国）极为不利。”（7）他加强对第三世界的援助和信息文化交往，以期改变这些国家的社会内部结构，使之可经受住要求革命的巨大压力，同时不诉诸共产主义。例如，开展争取进步联盟，试图通过发展援助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缓解贫困和解决紧迫的教育卫生需求，从而削弱共产主义在南半球的吸引力。此外，和平队项目也是肯尼迪政府时期颇具代表性的计划。肯尼迪认为，和平队志愿者无私地在许多世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服务，将帮助改变敌对国家所造成的美国人的负面形象。

学者们就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在冷战时期的国家安全政策的相对有效性进行了长期的讨论。虽然他们在战略目标上存在广泛共识，但显然采取了不同的战略优先顺序。这些战略战术的转变从重要的方面将两届政府明显地区分开来――虽然两者都有别于之前的杜鲁门政府。然而，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肯尼迪政府之间基本的连续性，也许更引人注目。二者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是一致的，并且都看到了冷战的长期性，不仅包括军事竞争而且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激烈竞争。此外，二者都承诺不仅要实施冷战，而且最终要赢得冷战。

注释：

（1）《剑桥冷战史》第一卷，梅尔文・莱弗勒、文安立著，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P288-312。

（2）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日记条目，1952年1月22日，《艾森豪威尔日记》，埃德・罗伯特・法瑞尔（纽约：诺顿，1981），P210。

（3）《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52-1954》第二卷，《NSC162/2号文件》，引用自鲍伊和罗伊梅尔曼的《缔造和平》P577-97。

（4）《纽约时报》，1960年8月25日。

（5）《美国总统公开文件：约翰・肯尼迪，1961年，（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62年版）》，P19-22。

战国策篇6

关键词：中国能源安全石油短缺国际环境国际战略

中国经济多年来的持续快速发展，导致对能源需求特别是海外石油需求的不断增长。中国石油安全问题不仅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面临一系列严峻国际环境因素的影响。充分认识影响中国石油安全的国际环境，采取积极的应对之策，确保中国海外石油供应安全，对于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和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石油短缺是中国能源安全问题中的核心问题

近年来，中国对能源尤其是海外石油资源的需求呈迅猛增长之势。中国能源安全问题越来越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大影响因素。如果从总量和结构的角度来分析，中国能源的总需求略大于总供给，供求总量矛盾不太突出，但结构严重失衡。

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内能源供给总量基本大于需求总量，当时还是能源净出口国。从90年代开始中国能源呈现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态势，且随经济增长缺口逐渐扩大，1992年中国的能源供求缺口为19.14Mt标准煤，2000年扩大到190Mt，从1993年起，中国由能源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在新世纪之初，中国能源安全形势日益严峻起来。

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的核心，或者说中国能源安全的主要矛盾并不是能源总量问题，而是能源结构的矛盾。基于资源禀赋特点和建国初期所制订的经济建设路线，中国能源供应几十年来一直采取完全依靠国内资源的方针，从而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占到75％左右。尽管石油勘探开发取得相当大的成绩，但由于长期实行油品限供与高价政策并大量出口原油以获取外汇，2000年，2000年，中国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的比重仅为23.6％，而煤炭的比重高达67％，天然气仅为2.5％，一次电力为6.9％。然而全世界1998年平均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占39.9％、煤占27％、天然气占23.1％，一次电力高达23.8％。这表明，与世界一次能源消费结构相比，中国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多年来在中国的能源构成中，煤一直居主要地位，而石油、天然气等其他烃类能源相对较少，水电等非烃类能源所占比重也比煤少。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能源消费呈不断增长之势，并在世界能源消费增长份额中占有很大比重，导致中国能源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据有关机构统计，2002年，世界一次能源消费增长了2.6％，远高于10年来的年平均增长趋势1.4％。可是，同年中国的能源需求却增长了l9.7％，而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能源消费增长则低于1％，连续第二年低于经济增长趋势。煤是2002年全球消费增长最快的能源，而中国的煤消费增长高达28％，而世界的煤消费只增长了7％，如果把中国除外，世界煤的消费仅增长了0.6％。在中国，目前消费量最多的是煤、石油、天然气和水电的常规能源。尽管水电、风力、核电和太阳能是理想的清洁能源，但由于资本、技术差别等原因，在可预见的将来，它在中国能源的总构成中还不可能担当主要的角色。从能源清洁度、使用价值和开发成本来看，煤、石油、天然气各有优缺点。同煤相比，石油是较清洁的能源；同石油相比，天然气则是更为清洁的能源。石油和天然气在许多方面可以代替煤，但煤却不能完全代替石油和天然气。煤同石油、天然气、水能、核能相比，是笨重而肮脏的能源，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必然对交通、生态和地理环境形成极大的压力，并直接影响能源利用效率。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的大国，国民经济各部门除交通运输之外几乎均以煤为主要燃料。然而，要想用煤能完全代替石油和天然气，必须通过深度加工的代价来开发洁净煤、洁净燃料新技术，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看，这样做短期内未必能够奏效。

综上所述，在现阶段，中国国内能源供求的突出矛盾主要是结构性矛盾，具体表现为清洁高效的能源供不应求，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的总产量和品种规格的增长赶不上迅速扩大的需求。在改革开放的头20年，煤一直是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的主体，在能源结构中，煤、天然气和水电的供求基本平衡，但煤在能源供求总量中的份额却有所下降，从而导致对石油需求的迅速增加。因此，洁净煤的问题不解决，就会在以油代煤、以气代煤的过程中，出现和加剧煤的供应过剩，而油气供应不足的矛盾，形成煤在积压、或用于出口的同时又不得不进口大量石油的局面。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石油短缺是中国能源安全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说国内石油供应不足是中国能源安全的核心问题。

二、中国石油安全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国际石油市场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还是欧佩克之外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可是从90年代开始，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带动了石油消费量的急剧上升。1993年石油进口量超过了石油出口量，在数量上成为净进口国；1995年石油进口的金额超过了石油出口的金额，在石油贸易金额上成为石油净进口国。1996年中国的石油产量居世界第5位，为156Mt，原油加工能力达到230Mt，石油与石油产品的进口量为13.93Mt，相当于当年石油消费总量的8％；1997年原油进口量达到35.47Mt；1998年进口原油27.32Mt，成品油21.74Mt；1999年原油和成品油净进口额为46.80Mt［4］。2002年，中国进口原油和油品总量为89.75Mt，其中原油进口64.91Mt，比2001年增长了15.2％，进口额达到了127.57亿美元；油品进口20.34Mt，进口额为37.99亿美元［5］。2003年总的石油（包括原油、成品油和LPG）净进口量已经超过100Mt，10年来中国石油净进口量呈直线上升之势。

中国目前石油最终可采储量较低，人均占有量只有10t，居世界第41位；油气剩余可采储量多年没有较大的提高，占世界比重很低，而且储采比又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加之中国东部高产油田因开采难度增加、成本攀高，大都已进入开采中晚期，因此，中国的石油产量在未来10年左右不可能实现大幅度增长。而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特别是耗能较多的第二产业）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发展（如家庭轿车的增加）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的加快，中国国内对石油能源的需求有增无减，供求缺口越来越大，对外石油依存度不断提高，使得石油供应安全成为不容回避的问题。

石油对外依赖程度越高，表明石油供应安全越可能具有脆弱性。有人说，中国未来石油安全问题的出路在“海外”，从发展的眼光看，这种观点似乎有些危言耸听。但它却道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中国石油安全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国际石油市场和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中国的石油安全战略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石油对外战略或石油国际战略。

三、国际环境对中国石油安全的制约

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石油经济的全球化浪潮逐渐形成。全球化意味着石油生产和贸易将向世界各地的市场开放，而石油安全供应是有关石油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石油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将会使原本对世界经济与政治局势影响深远的石油资源主导权的争夺更趋复杂难料。石油作为不可再生的先导资源和重要的战略物资，将会成为21世纪国际争夺与控制的焦点。由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迅速融入全球化进程，以及中国对外石油依存度的不断提高，中国能源安全特别是石油安全日益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相关联。国际环境对中国石油安全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不利的制约因素。这里主要分析国际环境对中国石油安全的制约。

（1）全球油气资源的政治性博弈和控制权争夺愈演愈烈，中国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有利空间可能被挤压

对于石油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地位，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专家汉斯·摩根索曾经有一段较为深刻的描述："谁能把它们（指石油--作者注）加入自己的其他原料来源，谁就大大增加了自己的资源，并且以同样比例剥夺了对手的资源。在这个意义上，对它们的控制一向是强权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英国，美国，在一段时间里还有法国，在近东从事那种被适当地称为"石油外交”的活动，即建立势力范围，从而在某些地区得以独占石油储藏。“近30年来的世界石油资源较量和斗争史，以及未来世界石油资源格局的演变趋势表明，世界能源生产或消费大国，特别是美、欧、俄等西方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将会继续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和方式，甚至不惜通过战争来争夺和控制世界上具有稀缺性、战略性的油气资源。2003年3月的伊拉克战争尽管有着种种理由，但是与1990年的海湾战争一样，它无论如何都是一场与“石油”有关的战争。美国萨达姆政权并试图建立亲美的伊拉克新政权，是为了达到多重石油战略目标，其实质是为实现美国全球石油战略和全球霸权战略奠定基础。

可以预见的是，多年来一直作为世界石油主要生产和出口地的中东、非洲、拉美、里海-中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必将成为未来世界油气资源争夺最为激烈的主战场。目前，世界排名前二十家大石油公司垄断了全球已探明优质石油储量的八成以上，这表明，全球可供勘探开采的油气资源有利空间越来越小。而且，中国在海外的石油资源产地大多分布在政治、经济不稳定的地区。所有这些都与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和中国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所作的贡献不相称。中国必须依托大国外交、经济合作和一定优势的海权，在全球范围参与石油竞争，确保在海外石油市场份额及其石油运输的安全。除了在中东－北非、中亚－俄罗斯和我国南海等石油资源富饶地区参与竞争外，还要参与西非、拉美、东南亚和大洋洲等地的石油资源的开发与合作，寻求广泛的海外油气资源来源，以拓宽中国能源安全的国际空间。

（2）中国处在亚太新的能源消费增长中心，面临着与周边油气资源消费大国之间的激烈竞争

近十年来，亚太地区已成为仅次于北美洲的新的能源消费中心。北美洲作为世界第一大石油消费区，其石油消费量在世界石油消费总量中所占比重在1989－1999年下降了0.2％，而此间亚太地区的石油消费量却由19.9％增加到26.9％，猛增了7个百分点，成为世界石油消费第一增长大户。美国、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作为世界经济中的经济强国、大国或增长潜力巨大的发展中国家，都是石油消费大国和净进口国，其国内生产的石油和天然气远远赶不上需求的巨大增长，石油需求和消费的自给能力很低，对外依存度不断增高（参见表5）。目前，北美消费的石油约为每天2400万桶，亚太2000万桶。美国、日本进口石油占石油消费总量的比重分别为60％和80％。其中中东原油占进口比重为：美国22％、日本98％、中国44％，其他亚太国家73％。这些国家都是世界能源消费大国，特别是中国、印度等国日益成为亚太地区新的能源消费中心，其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以及独特地缘政治经济联系将不可避免地使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美、日等传统消费大国之间在世界石油市场上展开激烈的竞争。

中国为实现石油安全目标而采取的“走出去”和“多元化”国际能源战略，在亚太地区遇到的最强的竞争对手主要是美国、日本、印度和韩国等，特别是与美、日的油气战略竞争尤为激烈。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其1996出版的并引起全球极大关注和持续争论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别出心裁地提出一个假设，即在2010年中国和越南在南中国海为石油发生战争，美国为了自身利益与中国交战。在这个假设中，亨廷顿从文明冲突的视角演绎了世界各大文明之间卷入一场全球范围的战争。尽管他的分析忽视了文明之间合作、交流、共处的历史和现实，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因而受到世界范围的激烈批评，但他以石油为导火线对大国之间、特别是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所作的假设，绝非捕风捉影和无稽之谈。他在这场假设的冲突中所分析的中国、美国、俄罗斯和中东产油国之间的石油利益争夺的具体过程尽管不一定真正发生，但其中涉及的大国特别是亚太石油消费大国之间的斗争是不能回避的。亨廷顿在这个假设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对于美国来说，为了维护国际法、抵抗侵略、保卫海洋自由、保证获取南中国海的石油，以及阻止东亚为一个国家所控制，这样的干预是必要的。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美国的干预是完全不能忍受的。”这段话背后所反映的美国部分人对中国合理利用世界石油资源的偏见和戒心，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和深思。

2001年2月，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了经过三年研究得出的报告《21世纪能源地理政治学》。其中写道：“今后20年，亚洲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可能产生深远的地缘政治影响。亚洲地区对现有能源储备的争夺可能会激化，演变成各国之间的武装冲突；中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日益增强，从而可能促进北京与该地区的一些国家形成军事联系，这将使美国及其盟国感到忧虑。”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美国布什政府成立之初即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对美国形成最大威胁，在新世纪中国是美国战略竞争对手而不是战略伙伴，因此防范和遏制中国曾一度是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基点。虽然这一政策基点在“9·11”事件后转向了与中国合作反恐层面，但美国政府内心深处遏制中国的长期战略并未消失，为此，美国试图将能源特别是石油作为遏制中国的重要战略手段。尽管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赞赏中国一如既往地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作为负责任大国对国际公共问题所作的巨大贡献，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对能源需求进口的正常商业行为常常被过分“政治化”。在未来的中美关系中，石油可能成为另一个重大的、影响到双边或多边关系的不确定性因素。因此，不管自觉不自觉、愿意不愿意，在全球化浪潮之中，中国别无选择，已经并将继续卷入世界油气资源领域的激烈竞争。

（3）全球石油供应链中断的潜在风险依然存在，国际石油价格的剧烈波动难以避免

世界石油供应链是否连续而完整、油价的波动能否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仍然具有不确定性，这是未来各国石油安全所面临的一个重要国际环境，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石油消费大国所严重关切和担忧的问题。国内外有关专家研究认为，从目前情况看，国际石油供求态势大体平衡，除非受到国际政治、地缘战略等非商业性的剧烈争夺而偏离正常运行轨道，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全球石油供应链应该不会出现大的问题。然而，全球石油供求总量能够平衡是一回事，能否以在合理的价格波幅内实现连续充分的供给则又是一回事。虽然发生石油危机的几率很小，但是因政治因素，特别是战争因素--“战争不过是政治关系的一种混合其他手段的延续”，会使世界石油市场价格出现波动，增大人们预测油价走势的难度，动摇石油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进而扭曲世界石油市场格局，阻碍世界石油市场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世界石油价格的波动和上涨，不仅将对诸如航空和运输等对石油依赖程度较大的行业产生严重冲击，而且将使整个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受到重大影响。如果出现上述风险，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一些能源需求增长较快的国家（包括中国），经济增长将受到极大的打击。

由于石油不是一种普通商品，而是一种重要的原材料和战略物资，其全球供应链和价格形成机制除了受市场经济规律影响外，往往受国际政治因素的制约，以致于石油价格在某种情况下常常表现为所谓的“政治价格”。从1973年世界爆发“第一次石油危机”到2003年美英等国再次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30年间，世界石油价格经历了多次暴涨和暴跌，其中几次石油价格的暴涨都是由政治事件引起的。2004年5月初，国际原油价格上升到每桶40美元，创下自1990年10月海湾战争以来的新高，其重要原因之一仍然是政治因素所致--以伊拉克为中心中东产油区的地缘政治风险在增大。

（4）“中国石油”有所抬头，中国公平合理参与全球油气资源的竞争受到少数大国的误解

近年来，中国能源进口数量不断增加，这种增加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及其对世界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是相一致的，也是大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然而，某些国家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石油进口量和海外油气资源的拓展行为表示"高度关注"和"忧虑"，甚至明里暗里挤压中国的海外油气拓展空间，应该说不是什么正常的现象。美国美中防务委员会在2002年早些时候呈交给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在世界能源市场上正面临来自中国日益有力的竞争；同年6月美国安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FrankJ.Gaffney在众议院国际委员会的证词中指出，中国能源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已构成对美国能源安全的威胁和挑战，美国与中国争夺能源供应方面的竞争会更加激烈。日本也有人认为中国未来大量进口石油将引起世界石油市场的混乱，为了维护石油安全，中国可能采取军事手段，从而威胁地区稳定与安全。

近年来，美、俄、日等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上有意无意地干扰、排挤中国石油企业的对海外石油开发权公平竞争的几个实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2002年12月中国石油集团收购俄罗斯斯拉夫石油公司部分股权“搁浅”：中国石油应俄方有关部门邀请，原定于2002年12月18日参加俄斯拉夫石油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开招标。然而，就在招标的前一天，俄国家杜马投票对1993年私有化条例做出补充，把在私有化过程中不允许国有股份超过25%的公司参与私有化这一规定的适用对象扩大到外国的法人和自然人，中国石油只得宣布退出竞标。原计划2003年底开工的中俄石油管道“安大线”（从俄安加尔斯克－中国大庆）因日本的多次介入（力促建一条通向太平洋沿岸纳霍德卡的“安纳线”）而至今“去向不明”：由于日本对俄许以“重金”和美日关于“安大线”不利于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蛊惑，俄方在时而“安大线”、时而“安纳线”、时而又二线合一为“折中线”的几个方案中摇摆不定，致使原定2003年3月做出最终决定的事，一推再推至9月，至今未能定夺。此外，2003年5月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和中国石化集团欲购买英国天然气集团在哈萨克斯坦里海北部油田的股份，由于现有股东“行使”优先收购权而先后“惜败”。

所有这些事件的发生尽管是多种因素使然，但“中国石油”及其夸大其词的数据推测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这种论调和不负责任的推测，将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对外开放的环境，对开拓海外石油资源和建立资源保障体系极为不利。对此，必须给予高度警觉和重视，并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消除世人的误解和疑虑，为中国石油安全的"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四、实现中国石油安全的国际战略

中国石油安全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国内外环境和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保障中国石油安全需从多方面研究并采取相应综合性对策。如在国内，可采取诸如进行石油储备立法和加快建立石油储备体系、加大国内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投入和有关海域油气资源勘探的力度、加强新能源的研发和节能技术的开发和推广等。这里主要从制约中国能源安全的国际环境因素的角度，来分析实施中国石油安全的基本国际战略。

（1）提高对中国石油安全问题的认识要具有国际战略眼光

一方面，中国的能源安全绝不可能关起门来实现。在新世纪，随着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的能源需求将以更快的速度增长。2003年初，中国地质科学院发表报告说，除了煤之外，后20年中国实现现代化，石油、天然气资源累计需求总量至少是目前总量的2～5倍。报告指出，中国的主要油田都已接近生产结束期，到2020年，中国需要进口500Mt原油和1000×108m3天然气，分别占国内消费量的70％和50％。如前所述，尽管我国能源安全目标的实现，从长远来看有赖于能源品种的多元化，在煤、油气消费增长的同时，要逐步增加水能、核能、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能等洁净高效能源的比重，但是在近20年左右，石油作为中国清洁能源中需求增长最快而供给能力严重不足的品种，它的短缺已经成为中国能源安全的瓶颈和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的能源安全之路虽然不可能完全步欧美大量进口海外能源模式之后尘，但中国的能源安全绝不可能关起门来实现。

另一方面，中国应加快海军建设，以期通过一定的制海权维护在石油的安全供应。马汉曾经说过：“商业影响需要通过在各地部署的海军来得以存在。”这对我们认识石油这种国际政治色彩浓厚的战略商品具有重要启示。事实上，欧美通过大量进口海外石油来确保国内能源安全的前提是它们拥有强大的制海权。对于中国这样的对外石油依存度较高的大国来说，能源缺乏有利有力保障，尤其是缺乏海军对海上运输线安全的保障，其石油安全问题承受着较大的风险和压力。在世界产油区，“中国目前缺乏军事能力”，特别是“没有必要的海军能力和长距离空军能力”。“目前中国海军力量还不能够确保海上能源交通线的安全，过分依赖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石油和单一的海上运输线使得中国的石油进口的脆弱性比较明显。”相对于海外能源进口的增长步伐来说，中国为维护这一能源利益的军事自卫手段仍然严重滞后。15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史表明：军事、尤其是海上军事斗争是大国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终极手段；强于世界者必盛于海洋，衰于世界者必先败于海洋。中国必须为此有所计划，并早作准备，壮大中国海军力量，实施海洋强国战略，以确保在国际市场上通过正常的经济贸易手段而获得的正在不断增长的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经济利益。

（2）进一步实施“走出去”的跨国石油经营战略，参与国际石油市场新秩序的建立

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进行石油勘探开发的跨国经营，不是基于目前中国大量进口石油、国内石油供应紧缺情况的一种权宜之计，而是21世纪中国石油能源战略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即使未来国产石油大幅增加，中国也应该拥有足够的作为战略物资和优质能源的石油，以使石油供应在较长时期内的安全性得到保证。近10年来，尽管中国在26个国家开展了油气田合作项目，在7个国家获得了份额油，2002年整个中国石油企业拿到的海外份额油估计为20Mt，占中国原油产量的12％左右。但是，中国对全球石油资源的占有率尚不足4％。目前中国石油、中国海洋石油和中国石化三大石油公司都在继续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以争得更多的海外石油份额。中国三大石油公司应加强沟通和协调，避免在海外寻找石油项目中“撞车”，为此，三方可以整合内部资源，形成合力，合作对外；或者与外国公司结成战略联盟，以增强在国际石油领域的竞争力。同时，还必须制订适合中国国情和自身条件的“走出去”具体策略，比如采取“远近并举、难易并进，由小到大、以小博大，跨国收购，多元多向”等策略。

鉴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走势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今后中国对世界石油市场的参与度、影响度都将大大提高。中国不仅现在和未来是石油消费大国，而且必将成为世界石油生产大国，并将在国际石油贸易、石油金融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绝不只是世界能源市场上一个纯粹而被动的消费大国或进口大国，中国的石油企业也要像国际石油公司一样成为实力雄厚的大跨国公司。现在是中国对自己在世界石油市场中地位及作用作出准确判断的时候了。随着石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将在世界石油勘探开发、石油供应、石油投资等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将在建立国际石油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充当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修改者和执行者，从而成为世界石油市场的受益者和维护者。

（3）政府和企业都要努力为参与海外油气资源竞争创造有利条件

由于海外石油开发与贸易竞争激烈，加之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的时间不长，经验也不丰富，因此，要提高中国石油企业进军海外石油市场的成功率，需要政府和企业双方积极创造条件。一方面，中国政府应为石油企业跨国经营提供外交、法律、制度和政策层面的支持。“由于石油的特殊的战略价值，在当代社会，一国要想获得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军事安全，不能没有充足、稳定、价格合理的石油供应。对于高度依赖国外石油资源的国家来说，必然别无选择地要卷入与石油有关的国际事务中去；对外依赖程度越高，对威胁的感觉就会越强烈，其对外战略中的'油味'就会越重。”“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石油既是各国政治外交的争夺对象，又是达到政治外交目的的手段。”［24］因此，中国在开展国际政治活动和制定对外政策时，一定要考虑石油安全因素，要通过多边外交、首脑外交、周边外交、经济外交、区域外交和大国间外交等多种外交手段，为中国石油安全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时，政府可以建立健全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制度，调整国家现行税收、信贷和外汇政策，设立海外油气风险勘探专项基金，鼓励石油企业进行国际融资，"走出去"参与国际资本市场和油气市场竞争。此外，还可以通过其他灵活多样的方式加强与油气生产国、消费国和国际能源组织的沟通协调，为中国石油企业跨国经营创造宽松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中国石油企业必须加强对海外有关油气田所在国的投资环境的研究，包括充分认识和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产业政策、投资环境世界排位以及政治外交倾向甚至寡头政治和黑恶社会势力（如俄罗斯寡头政治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等，达到知己知彼，有的放矢，多方应对。

（4）实现多元化石油战略，确保中国能源安全最快的实现

首先，实施石油进口地域多元化。中东特别是海湾地区是世界上石油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是世界市场上石油的主要供应者。石油进口国特别是石油进口大国都不能不同它打交道。中国也不例外，目前有一半以上的石油从中东地区进口。但是，作为“世界油库”的中东，却是当今世界最为动荡的地区，其石油供应往往受到宗教、民族、边界和其他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中东和平进程并未加快，而恐怖主义威胁有增无减，以暴制成恶性循环。因此，石油进口来源过度集中在中东有很大的风险。实施石油进口地域多元化，就是要从以进口中东石油为主转向逐步扩大进口非洲、拉美、中亚、俄罗斯及其他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石油，以分散进口风险。其次，实施石油生产及种类多元化。如实施国内和国外生产相结合战略以加强我国石油产业；确定可调整的原油、成品油的进出口比率以稳定国内油市；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提高上游企业石油开采生产率和扩大石化及相关产业部门生产规模，以增强石油企业国际竞争力。第三，实施石油战略结构多元化。该战略由生产、贸易、金融（建石油开发基金、增强中国石油公司国际融资和市场竞争力）及国际合作、经营管理等各种要素单元组成。国际石油政治和经济发展史表明，多元化石油战略是实现进口国石油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举措。对于中国来说，多元化石油战略势在必行。

（5）确立合作型石油安全新观念，建立多边油气合作安全机制

石油安全问题不只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几乎所有石油净进口国，不论是强国大国，如美国、日本、中国，还是中小国家，如以色列、韩国等国，都面临着能否以合理的价格获得足够石油的问题。因此，石油安全是集体安全，而不是单个国家的安全。只不过，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石油安全问题更为紧迫。当今世界，石油安全问题不可能游离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之外而单独成为一个封闭的市场，它只能通过双边或多边的合作或竞争下的合作，在彼此相容、交融和整体平衡的利益中实现。

石油安全问题实质上并不是总量严重不足的问题，而是世界石油资源如何合理有效配置的问题。上个世纪世界国际石油格局的变化和调整，以及大国能源政策的演进的历史表明，“竞争下的合作”将是21世纪世界石油领域发展的主要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海外能源竞争应该避免发生国际冲突，要与各国在石油领域共同合作或实现竞争下的合作。这样的合作乃是各方实现能源安全过程中“多赢”良策。目前，中国特别要加强与俄罗斯、中亚各国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建立石油安全战略联盟；还应在上海五国合作组织的基础上，加强与俄罗斯和中亚各国的油气合作开发和能源经贸关系；也可以在中国、俄罗斯、日本和韩国、朝鲜等国之间“建立东亚能源共同体”等，以期共同承担风险和责任，使中东、中亚产油区避免成为东亚冲突的根源，而成为走向合作的桥梁。

参考文献：

1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2李文彦．2l世纪前期我国能源战略的若干问题．经济地理，2000,（1）：8

3BP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June2003）

战国策篇7

近两年国际米兰联赛称雄，上赛季尤文图斯脱离炼狱重回甲级便摘走探花，AC米兰这个夏天在吃进小罗后，争锋的野心已昭然若揭，这三支球队再度重建了“电话门”后的“三雄时代”，只不过“后三雄时代”已不再是冠军轮流坐庄的局面。罗马队连续两个赛季坐稳意甲第二把交椅，上赛季带给球迷惊喜的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和热那亚同样对第一集团座次垂涎欲滴――自从斯帕莱蒂的平民乌迪内斯跻身冠军联赛后，打土豪、分田地已成了近几个赛季腰杆挺得笔直的意甲中游球队的一致口号。

【三雄补强均留憾】

莫里尼奥习惯的“433”阵型在意甲能有多大市场？热身赛中进球难比登天的蓝黑军团尽管坐拥伊布拉希莫维奇、阿德里亚诺、克雷斯波和克鲁斯四大顶级中锋，却缺乏边路突击输送炮弹的好手，小曼奇尼没法左右兼顾，夸雷斯马只闻流言不见真人，只得再度“请”老将费戈出任主力右边锋。比起当年在切尔西轮流调配罗本、达夫、乔・科尔和赖特-菲利普斯四大边锋的意气风发，如今的莫里尼奥只能干瞪眼。老队长萨内蒂被前提到后腰位置，也多少预示着上赛季担任国米指挥官角色的坎比亚索可能转型。在维埃拉伤病缠身、状态低迷的情况下，多起用蒙塔里、斯坦科维奇，甚至小将贝利等不惜体力、全场飞奔的球员更能弥补前锋疏于回防的缺陷。上赛季国米中场在与罗马、利物浦等强硬前卫线对话中往往落于下风，而在莫里尼奥的胜利哲学中，中场失控显然是不能容忍的，但目前的国米缺少特里和兰帕德式的铁人，也没有古德约翰森型的万能胶，恐怕在本赛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磨合才是国米的主题。

AC米兰在转会市场上表现得前紧后松，虽然相继拿下了赞布罗塔、博列洛和罗纳尔迪尼奥等重量级人选，但西米奇、古尔屈夫和吉拉迪诺也离开了米兰内洛。上赛季的事故多发地段――中后场，加利亚尼还是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马尔蒂尼再战一年、迪达留队与其说是补强，不如说是无奈。弗拉米尼上赛季在表现抢眼，但仅就热身赛表现来看，法国人还需要逐渐适应球队的战术和节奏，这也是不少法国球员意甲处子赛季的必修课。至于安东尼尼、卡达乔和比乌德斯，他们的分量甚至不如古尔屈夫。尽管下赛季没有冠军联赛的任务，但米兰管理层“来一人、走一人”的转会思维着实落伍，连续几个赛季收官阶段伤兵满营、无人可用的窘境，并没有令球队痛下决心加厚板凳深度，反而不断地送走那些偶露峥嵘的年轻人：阿巴特、马尔佐拉蒂等人至少杯赛用得着，指望伤病与日俱增的高龄锋将出满勤，实在是一种奢望。

尤文图斯的人员与战术相比米兰双雄变动甚小，在保持了主力框架外，梅尔贝里和曼宁格都不失为球队的有益补充，而租借在外的焦温科等人的回归也体现了俱乐部着眼于未来的经营思路。可以肯定的是，尤文图斯是“后三雄”中最不必为“6+5”政策烦恼的球队，但在中场组织者角色上，他们仍缺少合适人选。内德维德已不复当年之勇，又慢又软的蒂亚戈早就被冠名为水货，新来的波尔森与西索科是一个路子，在卡莫拉内西越来越沦为边路工兵的现实面前，指望焦温科迅速接班，无异于揠苗助长。不过拉涅利向来是手中一把好牌时两眼昏花，手握烂牌反而井井有条，上赛季在同样不被看好的情况下，他交出了有足够说服力的季军成绩单。

【中游球队争造反】

意甲“七姐妹”时代对欧战名额的激烈争夺大有在本赛季重演之势，也难怪托蒂在罗马队接连售出小曼奇尼和久利后无奈地感慨：“我们不过是新赛季第四。”罗马王子的过谦之词在身后诸强的疯狂扩军面前，恐怕也未必能兑现。虽然主力只少了小曼奇尼一个，但新来的巴普蒂斯塔与其并非同一风格，且在新环境适应速度之慢人尽皆知。上赛季球队没有一个正经中锋，用“460”无锋阵型气煞了国米，却没能在冠军联赛挺过曼联这一关，新赛季问题依然存在。如今罗马的主力们又老了一岁，梅克斯、阿奎拉尼早就向国米暗送秋波，想跟上“三雄”又不被身后的佛罗伦萨等超越，斯帕莱蒂缺的不仅仅是钱。

佛罗伦萨的两套班底已经无需赘述，普兰代利堪称意甲新一代主帅中的佼佼者，弗雷和穆图两大核心的留队对于这支整体年龄偏低的球队至为关键，但上赛季球队在前六名中最低的进球数还是令人悬心，进攻离了穆图就玩不转，新援吉拉迪诺在AC米兰充当单箭头也始终找不到感觉。出征冠军联赛对“紫百合”更是考验，一方面球队需要冠军联赛的奖金分成来平衡夏季的大笔支出，但上赛季他们在联盟杯对上格拉斯哥流浪者尚且不能全身而退，不是实力不济，而是缺乏经验。另一方面，9月份他们将陆续和尤文图斯、那不勒斯、热那亚等劲敌交锋，两线作战如何取舍，也值得关注。

拉齐奥上赛季令人失望，多少要拜冠绝意甲的12张红牌所赐。新赛季他们的几笔引援都极具针对性，球队已经基本将克拉尼奥蒂留下的烂摊子收拾干净，没有欧战任务倒有可能令他们在联赛中抢占先机；桑普多利亚得到了皇马几乎白送的卡萨诺，进攻火力陡然提升，该队由帕隆博领衔的后防线名气不大但异常实用，加上德塞纳、萨马尔科和米兰特等实力派球员，混个温饱不在话下。

那不勒斯和热那亚上赛季在开局不佳的情况下给予了主教练足够的信任，新赛季的投入也相当可观，以联盟杯为奋斗目标并不算好高骛远；而升级之初一度势头凶猛的巴勒莫近年来沦为平庸，若要问责，主席赞帕里尼对球队竞技事务的横加干涉首当其冲。不过，如今以巴尔扎利和扎卡尔多为首的国脚小山头已被肃清，队内气氛逐步和睦，虽然星味较之过去略有不及，但该队的魔鬼主场和强悍作风仍是看家法宝，上赛季能在近乎分崩离析的处境下险些搅了国米的冠军梦，其实力斗志仍不可小觑。

【保级军团谁落马】

上赛季三匹升班马彪悍的战绩一度让人们对今夏重返甲级序列的博洛尼亚、基耶沃和莱切充满期冀，但人们也许忘记了，他们惨遭降级厄运均因为投资力度不够、阵容单薄所致，而去年热那亚与那不勒斯的成功正源于主席普雷齐奥西和德劳伦蒂斯的巨额支票。这个夏天，除了博洛尼亚开出近2000万欧元招兵买马外，基耶沃和莱切都是小修小补量入为出，挖来的也多半是其他球队的弃将，虽然两队历史上均不乏花小钱淘到莱罗塔列、武契尼奇等宝贝的先例，但如今的意甲早就不是四五年前黑马纵横的时代，队队都有球星压阵，没几个软柿子可捏。

上赛季勉强保级的都灵、雷吉纳、卡利亚里和卡塔尼亚本赛季的阵容厚度也令球迷悬心，几支球队虽然乐于互通有无交换球员，但实力不升反降却如出一辙，虽然罗西纳、布里恩扎、阿夸弗雷斯卡和斯皮内西等当家球星新赛季都将留守，但俱乐部并没有为他们添置几个合格的帮手。上赛季提前完成保级任务的亚特兰大和锡耶纳也不容乐观，两队赖以生存的共有球员今夏不少回归母队，后者更是放走了久经战阵的洛卡泰利和基耶萨，在保级的关键时刻，老将的经验尤为宝贵。

新赛季意甲最快退步球队的名额似乎已经提前被乌迪内斯预订，在把吉安、多塞纳、梅斯托等核心球员放走后，“乌鸡”依然执着于内部挖潜，虽然一线队多达三十余人，但除了夸利亚雷拉、迪纳塔莱和萨帕塔尚属意甲一线球星，其余诸子多半是意甲新生。当年斯帕莱蒂的乌迪内斯几乎人人能战，如今却是老的老小的小，主帅马里诺的日子可比几位前任难过多了。

【伤病左右上半程】

上赛季收官之战，伊布带伤上阵助国米打破僵局并卫冕成功的一幕犹在球迷眼前，但如今莫里尼奥面对的是和前任曼奇尼相同的问题：手下伤号太多，开局阶段无人可用。且不说瑞典人为国出征欧洲杯采取保守治疗，即便出场也不敢拼得太狠，刚从圣保罗回归、得到葡萄牙人青睐的阿德里亚诺又不合时宜地在热身赛中严重拉伤，至少缺席一个月，也难怪在五场热身赛中收获了三张白卷的莫里尼奥无奈自嘲：“好在我们要拿的冠军在明年5月。”面对一张写满了基伏、科尔多巴、马特拉齐、萨穆埃尔和达科特等猛将名字的伤病名单，葡萄牙人怎能不一声叹息。

国米后防捉襟见肘，AC米兰则为前锋人选头疼，被寄予厚望的博列洛回归米兰内洛不到一个月，便在内部训练中离奇拉伤，而老伤员大英扎吉的病假条从上赛季就没断过，被巴萨宣布膝盖有恙而提前放假的小罗转战中国，承受着两天一赛的强度，而卡卡因为手术干脆错过了北京之行……也难怪安切洛蒂强行留下了准备前往撒丁岛的帕洛斯基，并祭出了安布罗西尼打中锋的怪招，可被同样缺兵少将的切尔西锋线在铁路杯上狂灌五球，看来米兰的痼疾不仅在前场。不过安切洛蒂也无须为奥运征兵伤怀，毕竟小罗状态正逐渐复苏，倒是拉齐奥人提起球队前巨星卡西拉吉就牢骚满腹：“我们贡献了国奥队唯一的超龄球员罗基，结果他才踢了一场就断了腓骨！”

拉齐奥同城对头罗马队的“伤”不但在身更在心：队长托蒂上赛季末再次重伤提前告别，至今仍在恢复期；老主席森西在意甲还有13天揭幕时猝然离世，对球队情绪的影响可想而知。过去几年，正是老人的决心和毅力令罗马挺过了财政危机，并在国米一家独大的两年中始终保持着对蓝黑军团的压力。

战国策篇8

【关键词】国家发展战略 转轨 包容性增长

自200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出台以来，我国的“新医改”进程拉开了帷幕。“新医改”提出“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突出强调了从市场化向公益性的回归，契合了我国的“包容性增长”战略，代表着我国公共卫生政策的重大变迁。笔者将沿着历史脉络系统地分析梳理我国总体发展战略的变化与公共卫生政策体系变迁的内在联系及其作用机制。

国家发展战略与公共卫生政策变迁的内在联系

1949年以来我国先后采用过两套比较成熟的公共卫生政策体系：一是建国初期的福利卫生政策体系，另一个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产业卫生政策体系。2003年之后，“非典”等突发性事件和我国在公共卫生领域面临的各种长期性问题，又推动了第三种崭新的、以政府主导的、高覆盖的公益卫生政策体系的诞生。国家发展战略的转轨从宏观上指引着这三种公共卫生政策体系前后相继的变迁过程。

赶超型发展战略与福利卫生政策体系。新中国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与当时的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紧密相关。自1840年以来，外强压迫、民生潦倒和“东亚病夫”的耻辱，使得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决心推行国家主导的赶超型发展战略，并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①这一时期的制度安排、资源配置体系和社会组织结构符合了公共卫生领域的公益性特点及其内在要求，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创造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公共卫生筹资和运营模式，政府得以向全体公民免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30年中，我国用占世界2%的卫生总费用，解决了占四分之一世界人口的健康问题，在短期内建立了一个低水平、全覆盖、福利型的公共卫生体系，保证了全体公众享受到最基本、最公平的医疗服务，被世界银行称之为“以最少投入获得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②

经济增长型发展战略与产业卫生政策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了市场化导向的经济增长型发展战略，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渐转化为各级政府对GDP增长速度的迷恋，在所有政策领域盲目推进市场化进程。③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了树立以产业模式为标准，建立商业化、市场化的公共卫生服务制度的政策目标。分税制改革之后形成的分级财政和卫生投入体制又将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责任转嫁给地方财政和公民个人。地方公共卫生投入严重不足，迫使各级政府同意公共卫生机构采取“以副补主”、缩减公益项目进行“创收”和放松公共卫生管制等一系列商业化、趋利化措施④，由此导致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缓慢、服务公平性下降、宏观效率低下，并积聚了高度的公共卫生风险。因此，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公共卫生政策在“总体上是不成功的”。

包容性增长战略与公益卫生政策体系。2003年以来，“非典”等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和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不断揭示产业卫生政策的缺陷，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一系列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中开始思考政策的调整问题。科学发展观及以人为本的政策理念的提出与和谐社会发展远景的重新规划，都预示着国家发展战略转轨的再次到来。2009年11月，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发表讲话，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战略，强调“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并将其纳入“十二五”发展规划之中。在这一战略指引下，新医改方案重新回归公共卫生的公益性，肯定了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主导地位，力求改变公共卫生领域过度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重新体现公共卫生的公共产品属性。中央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努力改变公共卫生机构的传统筹资模式和补偿机制，落实疾病控制和医疗救治工作经费，以确保公共卫生服务的有效开展。

国家发展战略变化对公共卫生政策变迁的影响机制

目前，我国正处于新旧公共卫生政策体系变迁的过程之中。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政策结构，旧的公共卫生政策体系有其独特的自身利益及其分利团体，而传统的政策意识和认知框架也将长期地存在于政治生活之中，进而导致路径依赖。因此，我们仍需在包容性增长战略的指引下深入探讨新旧公共卫生政策范式转换的各种机制问题和关键因素。

政治环境的结构性改变。国家发展战略的确定意味着秩序的稳定，一旦外在的政治环境发生结构性变迁，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就成为必然，作为其重要部分的公共卫生政策也会相应发生变动，这体现了国家作为制度最大供给者的力量。但是国家在政策调整中的地位并非是绝对的稳固的，国家也有其竞争者。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就在“非典”期间多次要求我国改进疫情统计和通报系统，迫使我国政府决策者进行政策调整。在极端情况下，战争、或者选举导致一些国家的政府下台，从而导致国家整体机构的崩溃和轮换，也会引起原有国家发展战略的根本性变化。当然，在我国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调整由党中央主导，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这充分体现在建国之后公共卫生体系的历次变迁过程中。

社会管理理念的更新。任何一种发展战略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管理理念。建国之初的“苏联模式”认为：“社会首先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所以也就存在着一些一般的、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系统所固有的管理规律”⑤。这成为我国赶超型发展战略的观念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型战略则以对市场和GDP增长的迷信作为该时期社会管理的核心价值，盲目以产业化推进公共卫生改革，导致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严重倒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将社会视为发展的第三极，这是我国社会管理理念的重大创新。之后的包容性增长战略更是清晰表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没有必然联系，二者具有各自的内涵、特征、目标、规律和衡量标准。总之，社会管理观念的更新回应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也推动了“新医改”的诞生。

政策权威的转移⑥。政治环境的变化和国家发展战略的转轨往往蕴涵着政策权威的变化。即便在稳定的政府结构中，总体发展战略的调整也常常要通过政策权威的转移来实现。政策权威的转移总伴随着不同领导特质、政治认知和政策风格的转换，直接影响国家发展战略的认知框架和核心目标。新政策权威的特殊统治地位又有助于其在政策议题的发起、动员和辩论阶段取得优势，降低政策变迁的成本，抵抗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从而保证公共政策变迁的顺利实现。这正是我国政府推动新一轮医改、从产业卫生政策向公益卫生政策转变的内在推动力量。

危机事件的累积效应。“非典”等危机事件激发并验证了原有卫生政策体系及其代表的国家发展战略的失败，但并非所有危机事件的效应都是同等的。例如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通过行政问责制惩处一批官员，重建了一系列检测标准和食品检疫制度。“非典”事件正好发生在新旧政策权威的交接期，这无疑极大地降低了政策变迁的成本，并集中引发了社会管理领域对国家发展战略的深度质疑和挑战。新的政策权威又通过政策议题的转变、政策风格的变化和政策理念的变迁来标示自身存在的特征和价值。所以这一类发生在政策权威转移过程中的危机性事件被称之为“触发性事件”。⑦

参政议政网络的开放。公共卫生政策变迁的实质是公共利益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得到了更鲜明的体现。公共利益的实现程度依赖于政策网络的开放程度，而后者与国家发展战略直接相关。“非典”等社会危机导致的严重猛烈的社会后果以及由此激发的非常规的政策制定方式，打破了固有的参政议政网络，推动了政府、民众、社会组织、媒体和国际社会等在政策网络中的互动与学习过程。政府意识到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源配置的不均等，而这必须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高度加以调整。当然，调整国家发展战略，实现政治资源配置的均等化，归根结底离不开民众充分行使其政治权利。为此需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使政治权力和公共权利真正回归社会，这是保证制度创新持续进行、避免制度僵化的根本动因。

（作者单位：上海金融学院公共经济管理学院；本文系复旦大学“985工程”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创新基地《转型时期公共服务政策创新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林毅夫，蔡昉，李舟：《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8页。

②葛延风：《中国医改：问题·根源·出路》，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7年，第81页。

③张毅强：“大部制模式：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回应”，《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2009年第1期，第10～21页。

④《国务院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页。

⑤丁元竹：“社会管理观念创新问题研究”，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6月23日。

战国策篇9

鲁迅曾这样描述过他理想中的中国文化：「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1。为了早日摆脱内外交困的境地，真正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战国策派同样走上了内外求索的文化探寻之路。即陈铨所讲的「假如我们承认中国文化应当??弃坏的，保全好的，那么我们就不啻无形中承认，文化是可以改建的。改建一方面在自身，一方面要借镜。外来的文化， 自然 也要一部分地移植2。

1.　向外：德国，还是德国

「战国策派的理论资源皆来自德国：从作为「战国策派的 历史 观和 方法 论的文化形态史观，到作为他们的 哲学 观和哲学基础的意志哲学，到他们追慕的「狂飙运动，无一不然。这是同「战国策派对世界先进思潮先进文化的认识分不开的──他们认为欧洲文化中日尔曼文化才是主流，过去介绍西方文化多偏重英、美文化是偏颇的做法，所以他们要「用介绍德国文化来补救这缺点3。

「战国策派三员主将亦从不讳言他们对德国文化的热爱。林同济视「尼采的《萨拉图斯达》为自己最爱读的书4，甚至专文批评了当时一些翻译中歪曲尼采（f. w. nietzsche）的现象。雷海宗更是从30年代起就运用「文化形态史观来观照历史和现实的「中国学界第一位的形态历史家5。被称为「长篇小说七大家6的陈铨也表示，「中国近几十年对于英美派的思想，已经普遍介绍，稍微懂得一点新思想的人，除了英美派思想以外，就无所谓思想，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要来介绍德国思想，当然要引起一般人的惊骇反对7。就「战国策派成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诸人等来讲，很多也都是留德出身。

其实中德之间的文化交流很早就开始了，这有陈铨的《中德文学 研究 》为证。而两国的自主交流则要到十九世纪后半期，这之后几乎每一时期都有一个或几个杂志（报纸副刊）成为德国文化的重镇，构成了一定的代表性。有关当时中德交流盛况的论述也很多，如柯伟林（william c. kirby）的《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8，陈意新的〈中德关系与中国现代化模式〉9，丁建弘、李霞的〈中德学会和中德文化交流〉10，刘殿君的〈三十年代中德军事关系及其对中国抗日战争的 影响 〉11等等，季羡林的《留德十年》12、陈西滢的《西滢闲话》13也提及当时留德的风气之盛。

「战国策派的出现正是中德交流的必然结果。「战国策派的一个显著特色，也在于它虽然有许多文章出自美学家或文艺家的手笔，但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美学或文学团体，对德国文化中的审美精神的 时代 性和现实意义的关注才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对德国启蒙时代的思想革命对中国人的启发意义，以及尼采所提倡的带有审美主义色彩的权力意志与酒神精神对中国人的意义，这些文章都予以高度的重视与强调14。如陈铨所言：「谈现代德国史，我们必须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希特勒的侵略必须****，必须指斥，但，十八世纪以来，普鲁士 政治 家如何把德国民族化分为合。化弱为强，化无能为光荣，整个过程中，大有可资我们借鉴之处的。15从中可以看出「战国策派之所以热爱德国文化，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能从中学到民族自强之道。

2.　向内：臧否五四？继承五四？

「战国策派因它理论的新奇偏僻和对战争双方性质的淡化引来了巨大的非议，而它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胆臧否，则加剧了当时的左倾文艺阵营对它的恶评。虽然在实际上，「战国策派给了「新文化运动总体以相当高的评价，但它又一直耿耿于怀「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像德国的「狂飙运动那样形成一种民族意识普遍觉醒的运动，使中国失去了借欧战后短暂的和平局面来积蓄力量的机会。

但以「战国策派批评最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来返观「战国策派自身，却常常意外地在表现僻异的「战国策派身上发现主流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内容 ：政治民族主义的目的、文化决定论的手段、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省、功利主义文学观。这种对比是有趣的，它既有助于我们对「战国策派较深层文化特质的认识和把握。而由二者的这种内在联系、似与不似，也会使我们更容易理解「战国策派，感受到「战国策派同人的拳拳爱国之心，体会到40年代知识阶层的普遍的文化反省品格。

2.1 　反思五四？

「战国策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和反思主要体现在林同济的〈廿年来思想转变与综合〉16、陈铨的〈五四运动与狂飙运动〉17〈论坛·二十年前的错误〉18和雷海宗发表在《周论》上的〈五四献言〉19这几篇文章中，尤以林同济、陈铨的文章最有代表性。陈铨在小说《狂飙》20中，也借小说人物李铁崖之口表达过自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看法。

林同济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旨与母题就是个性的解放，这种解放在当日是绝对必需的，但 社会 上实际行为的表现却是，「一方面总嫌是个性不够伸张，个性不够活跃，另一方面却又感到决篱屏藩，流弊已甚。正所谓旧的秩序已经否定，新的秩序无法诞生。所以五四的作风必须向另一条路线转换，要由「个性解放的要求一变而为集体生命的保障。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里含有民族集体的意识，「 目前 民族生存运动的高潮中也依然保留并且应当保留个性解放的种子，这正是文化及思想潮流的连续性和互动性的表现，但是不同的时期应该有不同的注意点和重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毛病并不在其谈个性解放，而在于它「不能把这个解放放在一个适当的比例来谈，放在民族生存的前提下来鼓励提倡21。

陈铨则拿德国狂飙运动来观照「五四新文化运动，得出后者的影响和成绩远远不及前者的结论22。他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五四运动的先知没有认清时代，以致犯了三个错误：把战国时代误认做春秋时代、把集体主义时代误认做个人主义时代、把非理智主义时代误认做理智主义时代。

雷海宗认为「对于旧思想旧传统的重新估价，对于新思想新潮流的热烈介绍的「新文化运动尚未结束，「今日仍需珍视自由探讨的精神，虚心 学习 ，以「完成五四一代留给我们的重大使命23，已然以继承者为己任。

从「战国策派的诸多论着来看，「战国策派同人出于对世界局势的大致体认，得出当今世界「角于力24的结论。他们认为要想立足于强国之列，就要吸取尼采哲学，反思传统文化，锻造新的民族性格，从「立人到「立国。他们反复批评 「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还是希望能把个人主义这块好钢真正用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块刀刃上。在林同济们看来，真正的个性解放与集体团结是不冲突的，「个人与集体之两宗，质虽异而用则合25。所以「战国策派的理想局面就是一个个强大的个人支撑起一个强大的国家，重心落在国家上。

2.2　似与不似

「战国策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最大的歧异，应该是一方强调集体主义和国命整合，一方强调个人主义。但是，二者的民族主义的内在前提和基本归宿已使得他们的差别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大，艰难的时势迫使他们做出了共同的选择26：

中国社会的兴盛与灭亡实际上正是几代启蒙思想家的最基本的思想动力和归宿，无论他们提出甚么样的思想命题，无论这个命题在逻辑上与这个原动力如何冲突，民族思想都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存在，一种绝对的意识形态力量。

有论者言：「由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主观观点来看，他们的确是把个人主义的诸价值当作『价值。但是他们立刻将此『价值变作反传统思想的依据，且认为这些『价值是与民族主义并行不悖的。正如许多中国第一代知识份子一样，五四反传统主义者以为个人主义的诸价值对于促进民族主义目标的实现，能发生有效的功能27。

就连二者用来达到民族主义目的的手段也是一样的，这就是他们都相信文化决定论，都希望通过再造文化以达到民族自强的目的。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都赞同法国孔德（auguste comte）的观点「要想政治改良，非先把思想变了，风俗改了不行28。《战国策》也在其编者注中称，「重新估量我们的文化传统，是抗战路程上日加迫切的必须工作29。他们认为，站在民族生命长久发扬的岗位看去，抗战的最高意义必须是整个文化的革新。

「五四新文化运动用「人的解放、「民主、「 科学 等各种「新思想批判和否定了

同样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省，相比之下，几十年后的「战国策派要客观冷静理性，也深入得多，可以说，他们是拿出做学问的工夫来 分析 研究 传统 中国 文化，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像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本来就是他的一部学术专着。而「新文化运动主将更多是从伦理的角度来批判传统文化的，它与个人经验联系密切，如胡适所言，「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 科学 的 方法 来做整理的工夫34。无疑，「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开拓工作的艰巨性而倾向于前一方面，「战国策则相对偏重于后一方面，但两者都意图「培养出一个健康地民族，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有光有热的文化35。

「战国策派认为，传统礼教在权威制度方面的束缚性已因 时代 的大变革、新思想新文化的介绍、一切事业近代化的推行而逐渐减削其势，现在的 问题 是「如何从旧礼教的破瓦颓垣里，去寻找出不可毁坏的永恒的基石，在这基石上，重新建立起新人生新 社会 的行为的规范和准则36。在中国谈改造运动需要「制度化和专家化及新战国时代新公民道德的培养37，「有勇气将民族弱点加以修正，方能说到建国38。所以才有了「战国策派的〈君子与伪君子──一个史的观察〉39、〈五伦观念的新检讨〉40、〈中西人风格之一比较〉41、〈力人──一个人格型的讨论〉42、〈大夫士与士大夫──国史上的两种人格类型〉43、〈士的蜕变──由技术到宦术〉44、〈官僚传统──皇权之花〉45、〈中饱──官僚传统的一面〉46、〈无兵的文化〉47、〈嫉恶如仇──战士式的人生观〉48、〈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49、〈文化的改建──人生观的改建〉50等等的持久关注。在这些充满思想和锐气的文字里，我们常会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子。如陈独秀〈除三害〉51、一湖〈中国士大夫阶级的罪恶〉52是可以与「战国策派诸文章互相参照着读的，关注则一，然深浅立现。其他如〈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中分析认为「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与其说是由于儒学，不如说是由于道家53，也极类鲁迅「中国之根柢全在道教54之说。

真正的不同还在于，「战国策派有较统一的方法论，这就是他们从德国文化中学来的「文化形态史观。他们由「文化形态史观，得出「战国时代重演的结论，所以要求恢复国民在战国时代的血性和气质，要去 历史 中寻找当日的「贵士传统怎样走到今天民生雕敝 政治 腐败外敌入侵的境地的因由。相比之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由千差万别甚至许多是相互矛盾的思想学说构成的，在政治、伦理、 哲学 和文学等方面呈现了一种「无序而矛盾的特征55。「战国策派成员之间的些微歧异与「新文化运动内部的众声喧哗比起来，简直都算不了甚么。几十年后的「战国策派用更加清晰的语言表达了几代人的梦想：国家民族的独立富强和文化的再造繁荣。当然，时局的危急使得他们的呼声显得急迫地多。

实际上，「战国策派始终都有「新文化运动的某些影子，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后期的某些影子。以「战国策派臧否「新文化运动最厉害的一点──「新文化运动盲目宣扬和平主义贻误了备战──为例，「新文化运动在较早些时候，尤其是在一战刚结束时，舆论界确实是一片「去兵之声，陈独秀甚至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称，美国总统威尔逊「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56。可是不久发生的山东问题就迫使陈独秀改变了这一看法，他认为国民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一种就是「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他解释说57：

我们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抵抗被人所压。我们不可不承认托尔斯泰（tolstoi）的不抵抗主义，是辱没人格民族自灭的谬说。我们不可不承认尼采（nietzsche）斯特勒（stinor）诸人的强力唯我主义，有不可磨灭的价值。一个人一民族若没有自卫的强力，单只望公理昌明、仰仗人饶恕和帮助的恩惠才能生存，这是何等卑弱无耻不能自立的奴才。

后来的「战国策派的 理论 中类似的说法就更多了，这也说明时势是怎样迫使我们的知识份子越来越现实越来越功利的。

2.3　反思的反思

记得《独立评论》上有讨论党化 教育 的文章，引用罗素《教育论》中的一段话：「近代日本，是以国家的强大为教育重要目的的一个好例。他的教育目的，唯在制造爱国的国民和灌输有益于国家的智识。我不能过赞他们的成功。自从勃尔提督的舰队叩日本国门以来，日本几乎不能自存；除非我们说自存是有罪的，他们的成功足以表白他们方法的不错。但是只有在绝望的情形下，可以用此种方法，没有立刻的危险而用这样的方法，是大错的。文章认为，危急存亡情形的国家希望借教育的力量，来唤起人心发生效用，那么，「社会目的的宣传， 自然 比个人目的重要58。

40年代似乎就是这样的危急存亡情形，「战国策派提倡的虽然不是党化教育，但也类于「社会目的的宣传，自然比个人目的重要，但「战国策派是不是应该在提倡「大政治、「英雄崇拜等一系列理论时特别指出这种提倡只是权宜之计，同时也时时警惕将会由此带来人们思想上的偏执和狭隘呢？罗素的话也许给我们观照「战国策派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借鉴。

「战国策派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派别，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近代以来不断 发展 的民族主义思潮与中国现实碰撞的产物。它不仅自有渊源，而且与近 现代 中国的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一脉相承了近现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人文知识份子不变的济世情怀。它的出现，它所受到的巨大非议，无不彰显着它的存在和它存在过的那个特殊时代；它是由学者发起的，处处凸显了作为学者在当时所想做到的，所能做到的。不管怎么说，对于他们生活的时代、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他们是努力过了，虽然这种努力还是一种不大被认可的努力。

 

 

注释

1 鲁迅：〈文化偏至论〉，见《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页49。

2 陈铨：〈文化的改建──人生观的改建〉，《民族文学》第一卷第三期，1943 年9月7日。

战国策篇10

［关键词］ 抗战时期 中国共产党 派 政策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1］，国共两党再度合作，携手走进抗战阵营。新的政治形势给国内的政治党派尤其是国共两党提出了新的课题。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2］，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各派和人民团体中的革命分子，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精诚团结，共赴国难。［3］因而，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派的政策及二者关系的变化也就成了影响社会生活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拟就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派政策及其影响作一粗浅探讨。

一、中国共产党派政策的演变

中国的派，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包括其他爱国人士参加的具有阶级联盟性质的党派。中国共产党和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团结和争取派，以结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对此，有一句名言：“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4］抗日战争时期，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同盟者和合作者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在坚持抗战、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不遗余力，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二者之间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大革命时期的“关门主义”到抗战时期的志同道合，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势力及派的关系经历了由远到近、由疏到亲的历程。

（一）中国共产党对派的关门主义政策（1935年以前）

大革命的洗礼使中国共产党获得锤炼与发展，但是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组织上，中国共产党依旧有些稚嫩。面对大革命失败后勃然兴起的中间势力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离开国民革命的战线走入反动营垒”［5］，并且称“中间势力是阻碍革命胜利的危险敌人之一”［6］。这种认识看不到派的政治立场有左翼和右翼之分，也否定了有革命倾向的第三党。1928年5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对第三党的认识和态度》，决定对第三党采取坚决斗争的策略，并把改组派和第三党混为一谈，认为二者乃一丘之貉，“所不同者是汪、陈派已经先一步被豢养成了忠实的走狗，而邓谭等则在门外狂吠哀号而已”［7］。这就排斥和打击了派中的左翼分子，痛失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大好时机。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共接连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州宣言》及《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倡言抗日，并且还认为日本侵占东北是“向反苏战争又前进了一步”［8］。但是对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国内阶级关系业已发生的变动则认识不足。相反，还认为“民主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9］。这就把一些原来可以成为盟友的中间力量拱手让与。

概而言之，1935年以前的这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由于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在阶级关系的认识上始终没有走出民族资产阶级是“危险敌人”的误区，这就使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派关系时走了一段弯路。这段弯路导致中国共产党无法同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甚至无法利用敌人营垒中不断分化的矛盾、间隙，因而缩小了革命的阵营。这一“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路线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后才得到改变。

（二）中国共产党对派的争取与团结政策（1935—1937年）

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出“左”倾错误的泥沼。瓦窑堡会议上，提出“我党的基本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10］，并且指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个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或正在改变着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都有参加反日反汉奸卖国贼斗争的可能。因此，党的策略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11］。与此同时，我党还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12］，开始加强对派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中共团结抗日主张的感召下，派大都走上了“抗日、倒蒋、联共”的道路。不过这时双方还处于精神道义上相互支持、宣言纲领上相互呼应的阶段，在实际斗争中进行的有形合作还不多见，但这毕竟营造出了全国团结御侮、一致对外的政治气氛，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作用显著。

这一时期的派将置于“唯一领导抗日的地位”，以为拒绝的领导就要负“破坏统一、分裂抗日战线和危害国家的责任”［13］。这种过分相信的倾向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是客观存在的，如王明就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其实质就是要一切服从，放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对此，指出：“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要的”，但不能“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如果各党派放弃统一战线中应有的独立自主原则，就是向投降，就会给国家民族的利益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14］统一战线中存在的这种无条件拥蒋的错误倾向，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对缺乏正确的认识，对的抗战热情估计过高，对其片面抗战的实质缺乏清醒的认识。随着抗日战争的逐步深入和消极抗战意图的暴露，各派先后接受了惨痛的教训，改变了错误的认识，并以更积极的姿态向共产党靠拢。

（三）中国共产党对派的支持与帮助政策（1937—1945年）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与广大的派都投入到了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各派在斗争中所表现出的极大的民主热情，所发挥的不容忽视的政治作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与热情赞扬。为此，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和制定了对派工作的政策和策略，热情支持和帮助各派走向联合斗争。

列宁在其早期著作中曾有这样的论断：“无产阶级决不应该把其他阶级和政党看做‘反动的一帮’，恰恰相反，它应该参加整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应该支持进步阶级和进步政党去反对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党，应该支持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运动。”［15］对于派反帝爱国和要求民主的政治纲领，中国共产党不但评价颇高，而且在实际斗争中也予以热情的支持。一方面，共产党着力在边区和根据地进行民主建政的实践；另一方面，敦促抗战建国纲领，设立国民参政会，承认中共及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并要求切实而迅速地“实现民主改革，以动员全体民众加入抗日战线”［16］。虽然因为的独断专行共产党的努力成效并不大，但却足以让共产党与派的关系更加密切。

除了支持派的政治纲领，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各抗日阶级在经济上“有福同享，有祸同当”［17］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济政策”。该政策从土地、私营经济、劳动及商业贸易等方面着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主义进步性的承认和对派抗日革命性一面的联合，有利于从政治上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样地它还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并增强了持久抗战的经济力量。在抗战形势渐趋好转、民主法政观念深入人心以及专制独裁统治逐步加强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还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力主各抗日党派和各阶层人士成立联合政府，把中国引向光明。

此外，在派的创建以及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所起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帮助及精神感召下，派中的大多数逐渐放弃对的幻想，转而支持中国共产党，“事事采取和中共一致的态度，力求呼应中共，处处和政府为难”［18］。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倡议联合政府，得到“国内各党派及对政治有兴趣人士之共鸣”［19］。中国共产党支持与帮助派的政策，使日益孤立，同时也为日后派接纳新的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历史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派政策的影响

近现代中国的政党政治在发展中可谓艰辛备尝，曲折异常。然而，也正是这种曲折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的各派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大环境下分化、整合，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而抗战时期则是这一政治制度逐步确立的关键时期。

1935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对派奉行关门主义政策。这对中国共产党与派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革命的进程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这种关门主义政策首先使中共自身受到了严重的孤立，在反动派的围剿下损失惨重，不仅人数急剧下降，而且党的各级地方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据党的六大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31万多人。中共许多领导骨干和群众领袖英勇牺牲，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党员人数由大革命时期的近6万人锐减到1万人左右。［20］党的发展遭到严重阻遏，党的政治主张及思想理论都无法传播出去，这对中国人民思想理论的进步和提高无疑是一种羁绊。这就不仅仅使我国革命的主力军遭到损失，更使得我党没有争取到大范围的同盟军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其次，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关门主义政策也使各派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各派本身就具有分散性和动摇性，且大多处于非法地位而政治主张又不尽相同，在国共两党严重对峙的社会环境下，他们一直处于松散的联盟状态，而且也没有形成单一或统一的政党。这种状态正好给了以可趁之机，许多派人士遭到政府的迫害，如第三党的创始人邓演达就因积极的宣传反蒋政策而又缺少足够的支持与保护，于1931年11月9日在南京郊外不幸遇害。再次，中国共产党与派之间的这种互不信任甚至是相互敌视使得反动统治坐收渔翁之利，这对中国革命不啻是一种灾难，同时也是1933年福建革命失败与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

1935年，党开始朝着纠正“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建立统一战线的方向发展，这一转变对中国时局的影响可谓撼天动地。中国共产党对各派的积极争取有力地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6年，在宋庆龄的帮助及共产党员董健吾的努力下，中断8年之久的国共关系出现转圜。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鼓舞下，派也献计献策，为达成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日添砖加瓦。虽然派的措施意见因与实际情况差别较大而不可能实现，但是也为国共两党最终实现合作抗日提供了借鉴与帮助。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及接纳联共抗日主张，也与派的从中斡旋和大力支持不无关系。

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与派的合作更加畅通无阻。各派在中共的领导下，克服了初期过分相信、依赖的错误，以更务实、更积极的姿态投入到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中。这首先表现在舆论宣传上，以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为主体的派在抗战中积极响应中共的号召，坚决守住文化战线的抗日阵地，充分宣扬抗日主张，推动抗日战争和抗日运动的蓬勃发展。其次，各派还在行动上支持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表现在军事上，就是他们中的不少年轻人奔赴抗战前线，直接杀敌报国，如救国会大批成员进入陕北、华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经济上，各派开展了大规模的募捐活动，筹集大笔钱财抢购医药、棉花、车辆、飞机等抗战急需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国内；另外，派还协助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动民众，动员全民抗战。更为重要的是，中共与派的合作，在政治上同样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派积极进步的政治立场，深明大义、共赴国难的精神，壮大了民族抗战的力量和阵容，孤立和打击了反动势力；第二，派始终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从抗战大局出发，甘当国共两党之间的调解人，确保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局面。尤其在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对反动派掀起的高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不得不收敛其活动，由政治上的进攻转为防御。第三面对反动派的独裁统治及其倒行逆施，派不畏，积极投入到民主运动中去，客观上也推动了国统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沉重打击了的独裁统治。

说，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21］这一“奇观”的出现、“壮举”的形成、“伟业”的造就，与中国共产党的派政策是密切相关的。否则，就不能调动各派的抗日积极性，就不能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简言之，就不能从政治上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更好地巩固和扩大政治上的爱国统一战线，需要更好地动员和团结各派力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而奋斗，这也正是研究“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派政策”的重大现实意义之所在。

参考文献：

［1］《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页。

［2］《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选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6页。

［3］《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选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7页、第328页。

［4］《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55页。

［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40页。

［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70页。

［7］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土地革命前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页。

［8］《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7页。

［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1页。

［10］《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38页。

［11］中国人民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1979年版，第351页。

［12］中国人民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1979年版，第357页。

［13］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编，《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3辑，第4页。

［14］《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6页、第747页、第748页。

［15］《列宁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页。

［16］《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3页。

［17］李富春：《对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政策的意见》（1941年5月10日）。

［18］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政治发展史》第3册，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版，第1300页。

［19］《叛乱史》［M］，正中书局1974年版，第12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