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变法范文10篇

战国变法范文篇1

【关键词】战国/古希腊/社会变革

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与古希腊雅典城邦、古罗马共和国前期，都发生了国家建立早期的社会改革运动。战国变法至秦帝国的统一，建立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此前，古希腊雅典城邦国家已经走完了它的民主政体的改革旅程；而同时，古罗马正迈步在共和国前期政治改革的社会发展阶段。古代中西方社会通过改革各自选择了极为不同的政治道路，这一历史选择过程，给各自社会的政治制度铺奠了完全异质的基石，在各自的文化传统中打下深刻的烙印，从而对此后漫长的社会发展历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一

古希腊罗马的改革与战国变法都属于一种国家建立早期出现的社会转型现象，是在氏族血缘组织解体或宗法血亲制度崩溃的前提下，由于社会阶级和权力结构需要重新组合而进行的重要改革运动。由于两者社会结构和各方面基础条件的不同，尤其是改革的主导力量有别，而使两者在运作过程中表现出对“人”及其生存的基本权利诸核心问题存在着本质性差异。

公元前594年，希腊雅典的梭伦改革，颁布“解负令”，取消公私债务，恢复债奴的公民身份，并永远禁止把雅典公民沦为奴隶。公元前367年，罗马通过李锡尼法案，缓解了平民的债务问题，到公元前326年，又通过波提利乌斯法案，正式废除了债务奴隶制。李维的《罗马史》写道：“这一年似乎是罗马平民自由的新开始，因为债务奴役被取消了……这样，被奴役的人遂获得了解放，就是在以后也禁止奴役债务人。”（注：李维：《罗马史》第8卷，转引自于信贵《古代罗马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法律禁止将公民沦为奴隶，从而在外籍奴隶与本国公民之间建立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将不得奴役本国公民的理念上升为国家制度，对本国公民的人身权作出基本保障，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国家公民制度，从而使平民与贵族逐渐融合成平等的自由民阶级。此改革措施的卓越之处在于从野蛮的奴隶社会中开辟出“文明”之路，开始将“奴隶”与“人”基本分开，而后罗马法“人格权”这一概念便肇始于此，它不仅是民众对平等权利追求的初步胜利，且在世界法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公元前五世纪后期，魏国李悝变法，其《法经》规定：“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注：［明］董说：《七国考》卷12引桓谭《新论》。）“籍其家”就是将其家人全部沦为奴隶。此类法律为当时各国普遍采用，如云梦《秦律》中有关各式罪犯之家人籍为奴隶的条文不少。公元前361年，秦国商鞅变法，“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更将从事工商业或贫穷的民众都沦为奴隶，而官僚集团则按军功爵秩分配“臣妾”（注：《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篇》）。说明官府是如何蛮横地侵犯着民众的人身权。《商君书·错法篇》载：“同列而相臣妾者，贫富之谓也。”说得十分坦然。《战国策·秦策四》谓当时各国“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裘锡圭也详尽论证了当时奴隶数量很大，且在各类生产上普遍使用，应定性为奴隶制社会的问题（注：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总之，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奴隶数量大增，使用也更普遍，乃至秦、汉两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奴隶数量最多的时期。一直到清代，统治者也根本没有保护本国民众基本人身权的概念，民众因犯罪与债务沦为奴隶者触目皆是，人们始终不懂得什么是“人格权”！（注：参阅拙作：《论罗马法“人格”与秦汉律“名籍”问题》，《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战国变法“重农”，奖励耕织，其目的何在呢？《商君书·农战篇》曰：“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百姓曰：‘我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食亲，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所以李悝变法“尽地力之教”，要求农民“治田勤谨”。商鞅变法规定“lù＠①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注：《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篇》。）即上缴官府粟帛多者，可以免除徭役，而其重视农业生产的目的，并非是考虑农民的权益，出发点主要在于稳固君主统治和扩军备战。商鞅“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使民无得擅徙，……农静诛愚，则草必垦矣”诸措施（注：《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篇》），便是其最好的注释。

工商业经济政策方面也同样如此。雅典梭伦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工商业经济，保护新兴工商业者的政策措施，如提倡学习手工技术，欢迎外邦手工艺人的移民，鼓励手工业品的出口等。直到伯里克利执政，他本人就是一个大工商业主，更主张积极发展工商业。罗马法逐步确立的自由权、私产权等内容，是古罗马工商业经济发展繁荣的重要条件，“航海家和商人们活动的蓬勃发展早在罗马统治扩张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它一直伴随着并且最终超越了罗马的扩张，商业繁荣自然而然地导致形成一系列体现着商品经济现实的法律关系。”（注：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页。）古希腊罗马在重视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鼓励发展工商业，保障民众自由经营工商业的权利。

而战国变法则采取严厉的抑商政策，《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变法实施的“平籴法”，就是将好年成分为上、中、下三等，坏年成也分为上、中、下三等，完全由官府控制粮食的籴、粜渠道与价格，以此措施来稳定国家的经济统治秩序。其实质上就是不允许粮食进入市场流通领域，以排斥商人打击商业，与商鞅的“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措施一致。商鞅变法还要求“壹山泽”，由国家垄断山泽之利，“重关节之赋，则农恶商”，“废逆旅”，“无得取庸”（注：《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篇》。），更为残酷的是立法将工商业者沦为奴隶。战国变法摧抑私营工商业，不给人们自由经营工商业的权利，其目的在于打击影响其统治稳定的因素，以加强专制统治，根本无视民众生存择业的基本权益问题，从而也完全排斥了市场对国民经济的激励机制。

再看打击旧贵族势力，平等分配政治权利的问题。雅典梭伦改革将人民按财产分为四个等级，各自拥有不同的政治权利；设立四百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以分贵族会议之权；并设立陪审法庭，由公民充任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到公元前508年，克利斯提尼改革将全国划分为十个地区，每个地区选50人，建立五百人会议，其重新划分选区的目的在于抽掉一些贵族势力的基础，“以便让更多数的人可以参加到政府中来”（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6页）。

公元前487年的执政官选举方式改革，将原来被选者大多为氏族贵族首领的公民直接选举，改为根据人口数量按比例先行用抽签方式选出一定的候选人，而后再从中选出9名执政官。抽签选举虽有很大的盲目性，然而它强调了每个公民都有被选举的平等权利，打破了贵族操纵选举和大大削弱了贵族垄断高级官职的局面。到公元前480年，又废除了一切关于行政官职任选的财产限制，规定每个公民在法律上都享有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公元前462年，民主派领袖厄菲阿尔特改革，剥夺了贵族会议的绝大部分权力，此后公民大会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可废立法律条文及表决议案、选举官吏、制定政策等；陪审法庭成为最高司法和监察机关，审理重要案件，考核政府官员；五百人会议成为最高行政机关，它是公民大会的常务委员会，负责国家行政与财政事务；十将军委员会除率兵作战外，开始处理行政事务，权力逐渐扩大；而贵族会议则从国家权力的峰巅跌落下来。同时，执政官不再兼任法官，原享有的大部分行政权力亦被剥夺。至此，雅典的民主政体基本完成（注：参阅顾銮斋：《论雅典奴隶制民主政治的形成》，《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古罗马在公元前494年，平民通过“神圣约法”，选出数名保民官，参与国家行政、立法活动，并能对执政官的权力行使否决权，保民官非但自己取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也保护平民的基本权益不受贵族的侵犯。到公元前471年，平民通过斗争，又取得创设平民大会的权力，进一步抑制了贵族的势力。公元前445年通过法案，废除了平民不得与贵族通婚的限制。公元前367年通过保民官李锡尼·绥克斯图法案，在两名执政官中必须有一人为平民。期间，平民又陆续获得担任军政官、财务官和独裁官、监察官的资格。公元前286年，通过的《霍布滕西法案》规定：平民大会决议对全体罗马人民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至此，平民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以取得基本胜利而告一段落。

战国变法也严厉打击旧贵族，然而其目的与结果全然不同。公元前390年左右，楚国吴起变法，由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之缘故，“使封君的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甚至“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注：《韩非子·和氏篇》、《吕氏春秋·贵卒篇》。），目的是要改变旧的分封制权力结构以加强君主的国家集权统治。商鞅变法“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在剥夺旧贵族特权的基础上，将臣民的等级爵秩完全纳入军事轨道，以增强国家军事力量。当然在打击旧贵族的过程中，部分平民得以进入军功官僚集团，但其缘故与结果决非是为平等政治权利和提高整个基层民众的社会地位，而主要着眼于收取旧分封贵族的权力，以完成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治之政体。

战国变法还讲究整顿吏治，如“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壹楚国之俗。”（注：《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滑稽列传”、“田世家”。）。齐威王“赏一人，诛一人”，“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注：《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滑稽列传”、“田世家”。）秦国“其大夫出于其门，人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私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注：《荀子·强国篇》。）要求官吏一心奉“公”，即完全投入于事奉以君主为核心的国家公务中。尤其是韩国申不害讲究君主统治权术之改革，就是为了禁止大臣“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国”，而主张“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最后，“明君使其臣并进辐凑”（注：《群书治要·申子·大体篇》。）。《商君书·修权篇》宣言：“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做到群臣乃至全国都跟着君主一人运转。其中心问题都在于如何使“吏治”服务于君主专制的国家统治体系之中，这样新兴军功官僚集团很快堕落为君主的驯服工具，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君主专制统治。

我们看到，古希腊罗马的社会改革，其核心内容主要围绕平民的基本权利问题而展开，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平民与贵族的平等化进程得以初步实现；在平等权利的理念指导下，通过一系列政治改革法案，出现了民主共和制度的雏形。而战国变法，其核心则基本围绕在加强君主专制的国家统治方面，进一步剥夺本国民众的基本权利，还包括燔诗书、禁游学诸文化政策。其强国兴邦与进行战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扩张国土和增固君主的权力，而西方古典古代社会有关人民取得平等权利的改革内涵，在战国变法中完全找不到相应的影子。二

为什么中西上古时代社会改革的核心问题会产生如此迥然的差异？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追寻探究而发人深省的课题。它与两者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密不可分，也有着当时社会权力结构与经济、法律诸方面基础条件的区别等等缘故。然而表现出来的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两者社会改革的主导力量完全不同：古希腊罗马社会改革的主导力量是平民阶级，而战国变法的主导力量却是各国君主，及其代表极端君主派的法家人物（注：参阅拙作：《战国法家代表地主阶级吗》，《学术月刊》1991年第3期。）

在古希腊雅典，平民与贵族矛盾不断加剧，阶级关系极度紧张，下层平民甚至到处酝酿起义，而促发了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改革。数十年之后，人民起来推翻僭主统治，随后又与联合斯巴达王实行寡头统治的贵族斗争，取得胜利而推选克利斯提尼进行改革。又在一系列与贵族的较量中，迎来了厄菲阿尔特改革的成功，然而民主派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其最卓越的领袖厄菲阿尔特遭贵族暗杀。最后，伯里克利当选为首席将军，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将雅典的民主政治进一步推向繁荣。其中，这些领袖人物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平民的要求，权衡利弊、因势利导，以凌驾于平民与贵族阶级之上的身份，平衡两对立阶级的权益以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而采取一系列缓和矛盾、改制立法的进步措施，进行了一场又一场大刀阔斧而较为公正的社会改革，它实际上都是平民的阶级力量及其斗争成果的反映。

罗马的平民人数众多，且大量集中于城市，更便于组织与行动。特别是许多平民参加军队，构成罗马军团的主力，在战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公元前494年，平民由于不堪忍受贵族的债务奴役而发生骚动，随即与军队中的平民战士一起撤到离罗马五公里的圣山上安营扎寨，当时罗马国家正大敌压境，一下子失去了大部分军事力量，贵族在惊恐中不得不与平民谈判和解。公元前451年，贵族与平民共同组成十人立法委员会，执掌最高权力，编制与颁布了《十二表法》。然而当阿庇·克劳迪领导的十人委员会暴露出专制的意图，扼杀民众的自由呼声时，人民只得又起义，推翻十人委员会，重新任命了执政官与保民官。据有关史料记载，到公元前287年，取得平民会议决议对全体罗马公民有同等法律效力的胜利之际，一共进行了五次这样的撒离斗争，虽然道路跌宕起伏，但每次斗争平民最终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罗马平民是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参加斗争，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曾经在阿芬丁山上建立一个公社组织，其中有希腊商人参加，他们带来了其母邦平民斗争的历史经验。同时，罗马平民在与外界的接触中，更吸收了许多有关政治改革的新思想，学习过希腊的一些成文法典。他们已能意识到怎样才能争取到平等的政治与经济权利，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从而目标较为明确，策略进退有序，表现出极其智慧的斗争艺术。古罗马的平民斗争顽强坚持了两个多世纪，许多杰出人物还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艰苦卓绝的精神、波澜壮阔的画面，都让人感叹不已！

那么，战国时期的民众为什么不可能像西方平民阶级那样为争取平等权利而进行艰苦的政治斗争呢？其原因似乎是多方面的，然而最根本的因素是两者处于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之中：西方的平民阶级处于已经颇为发达的私有制经济之中，大多数公民都是一定生产资料的私有权者；而战国时的民众则处于国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之中，绝大多数人民只是国家共同体的附庸（注：参阅拙作：《从云梦秦简看秦的国有制经济》，《史学月刊》1995年第4期。）。要知道，财产私有权不仅是民众个人的经济权利，更是一种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它是人们进行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诸社会活动的核心，是实现其他权利的物质前提，如果没有独立自主的财产权，那么其他权利都将是空谈，同时也使人们的权利意识极为淡漠。

中国古代从三皇五帝的酋邦制度，发展出夏、商、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其礼制等级森严的千余年统治，把人们的头脑与视野局限于一种以君主所有制与贵族等级分享制为基础的经济框架中。到春秋战国时期，君主进一步收夺贵族的权利，走向诸侯国所有制的历史道路。它一方面使根深蒂固的君主制走向更为残暴且加重奴役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也使人们基本不知道自己应有一些什么样的基本权利需要维护，就是说既没有天赋人权的平等意识，更不懂得如何去争取其应享有的各种生存权利。就是在所谓“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中，依然反映出当时人们在政治、法律思想方面存在的一系列局限。（注：参阅拙作：《论先秦政治思想的主要局限与影响》，《学术月刊》1996年第7期：《论中西早期法律思想的异质内涵》，《法学》2000年增刊。）

我们知道，战国时的秦、魏、齐、楚诸国都普遍实行授田制，学术界已有许多论述。《银雀山汉简·田法》所反映的齐国授田制最为典型：“三岁而壹更赋田，十岁而民毕易田，令皆受地美亚（恶）均之数也。”谓国家授农民之田，三年更换一次；因田分上、中、下三品，故十年方“毕易田”，其中美恶之田均得授耕一遍。（注：《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一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49-755页。）同时，国家的官营工商业也占据着无可争辩的主导地位。（注：参阅拙作：《从云梦秦简看秦的国有制经济》，《史学月刊》1995年第4期。）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中生活，人民在获得其生存的物质资源上必然只能仰国家之鼻息，造成个人对国家的过度依赖，无法培养出根源于保护个人私产权益，从而发展出政治方面的平等权利意识，也就不可能为此进行艰苦而有效的法权斗争。

战国时代的平民只是一个相当松散的阶级构成，约可分为国家自耕农、私营工商业者和士人诸阶层，在君主统治体制之中，各阶层有着各自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目标，很难形成一个有统一斗争目标的整体力量。自耕农从属于国家，土地由授田制而来，《汉书·食货志》中对其生活状况算有细账，还有其他杂赋、徭役也相当沉重，既然日子艰难，便出现一些农民放弃本业，流入城市转入工商行业，少数有条件者开始走文学、游说、军功、游侠之路。所以，自耕农的上层出现一种分流的趋势，主要从上述几个方面去寻求出路。

私营工商业者从春秋后期开始出现，战国时期已相当活跃，随着从业人数的增加，可以说逐渐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私营工商业阶层。其利用当时社会转型统治松弛之机，发展商品经济，应该说已积累起一定的经济实力。其代表人物虽然在纯经济理论方面已达一定水准，乃至自成体系，但在传统与环境的影响下，政治方面始终缺乏参与意识，也没有产生有关商品经济秩序、保护私有产权，以及为本阶层民众要求平等政治权利的思维概念，其局限是相当明显的（注：参阅拙作：《东周秦汉私营工商阶层述论》，《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2期。）。

士人即文学、游说、军功之辈，可分“正身之士”与“仰禄之士”，前者虽或有“从道不从君”的理念，然往往很难得到君主的重用，时或颠沛流离，坎坷一生。后者追求荣华富贵，不择手段地讨好君主，以谋取私利，这种人占了士人中的大多数。然而他们并非新兴的地主阶级，“军功官僚基本没有自己独立的私有经济，其经济来源主要是国家分发给的俸禄及一系列特殊待遇，……该集团的经济只在国家财政统筹运转模式中处于附属地位。其经济地位，更加强了它对君主的依附性。”由此更进一步出现了“食其禄者死其事”这一誓死效忠君主的观念，使其逐渐成为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驯服工具（注：参阅拙作：《试论战国军功官僚集团》，《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4期。）。

当西方古典古代的平民阶级在为争取平等权利而与贵族进行了艰苦卓绝、坚持不懈的政治斗争之际，战国时代的平民却还根本没有这种平等的权利意识，为了寻求出路，其上层佼佼者往往投向君主的怀抱。而当诸侯国君主要求加强专制集权统治之时，极端君主派的法家人物和军功官僚集团便成为其变法的中坚力量与社会基础，他们虽然也与旧贵族进行斗争，但其目的却只在维护以君主为首的一小撮统治者的利益。两者改革的目的和性质既然南辕北辙，其内容、成果及其对人类社会的深远意义便自然也大相径庭。三

古希腊罗马的社会改革给人类留下宝贵的遗产：主要是其民主共和制度的雏形及其运作实践，及以民法为其精华的罗马法的不断丰富。“民主”这个词的起源，是古希腊人用来形容自己国家政治制度的，从古典作家的用法来看，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以及给予人民以最高权力。这一付之实践的理想来自二三千年前的西方古典古代的民众，确是一件极其了不起的大事。当然，其民主共和制度初创之时，存在许多缺陷与局限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正确评价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一般认为，由于奴隶、外邦人与妇女都没有政治权力，所以它只是在少部分居民中实行民主，同时上层阶级享有比一般民众更多的权利。如在伯里克利时期，雅典有人口约31万，其中奴隶有11万，外侨3万不到，公民有17万余人，公民中妇女和儿童不享有政治权利，这样享有民主权利的成年男子才4-6万人左右，仅占全部人口的1/6。所以国内的一般教课书与世界通史之类，大多仍以此而取各种批评态势。其实无须对古人过于苛求，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二千五百年前的城邦国家中，能有占1/6人口的数万公民得到民主的政治权利，便已是一个十分伟大的事业！张中秋指出：“如果考虑到历史的因素，那么这个比例在古代世界中当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占有总人口1/6的人享有了民主权利，才使雅典国家与古代其他特别是东方的国家严格区别开来，也才使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法具有了民主和法治的精神。……它已在思想和传统上为后来所有类型的西方民主和法治奠定了基石。”（注：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8页。）

古典古代政体的特点是尽量排除个人独裁专权。雅典五百人会议的主席团，每年由十个选区轮流组成，主席团设主席一人，相当于形式上的国家元首，每天早上抽签决定，任职一天，不得延长，不得连任，以至于有人说雅典每年有三百个元首。克里斯提尼时代，公民大会实行的“贝壳放逐法”，规定对于危害公民自由和现行制度的人要予以放逐，主要即用于防止个人专权的措施。亚里士多德称：“制订此法是由于对当权的人发生怀疑而起，……也被用来驱逐任何其他威势太大的人”（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6-27页。）。并逐步出现一整套相互制约的政治权力机构，雅典甚至已经出现了三权分裂政体模式的雏形。

在雅典，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而在罗马，则往往是元老院拥有最高权力，就民主程度来说，罗马要逊于雅典。罗马政治机构中最具个人权力色彩的官职是在特殊紧急情况下设立的独裁官，他实际上是从两名执政官中产生，由元老院任命而不是选举产生，集军事与行政权力于一身，但这种职位是临时性的，一旦紧急情况结束，其职权即告终止，任期一般不得超过半年。只是到了罗马帝国形成的前夕，独裁官的权力才急剧膨胀起来。总之，就罗马共和国整个政治结构而言，没有个人专权，平民也基本取得与贵族较为平等的权利。尽管元老院权力很大，毕竟“百人团民众会议、部落民众会议和平民部落会议具有三重性质：选举、立法和司法。”（注：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148、267、153页。）尤其是决议对全体罗马人都有约束力的平民会议。所以罗马共和国完成的是一种被摩尔根称为“半贵族政治、半民主政治”的国家制度（注：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36页。）。

虽然选举制往往被贵族操纵，尤其在古罗马“财富在百人团民众会议中占有决定性分量。”“虽然一切具备条件的市民均可以要求取得官职，但实际上这些官职都势必只在有限的家庭中沿袭，这些家庭逐渐形成一个狭窄的领导阶层，形成一种新的贵族政治。”然而，重要的是国家官员必须由民众会议直接选举，且受民众监督与对民众负责这一系列制度的滥觞。伯里克利时代，实行了官吏公职津贴制，使下层公民被选上官职由“可能”变为“现实”，得以真正参与国家的管理。亚里士多德说：“因为人民有了投票权利，就成为政府的主宰了。”（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12页。）话虽说得漂亮了一些，但至少选举制度所反映的社会进步，这在古代世界中是独一无二的。

对官吏的监督制度也颇为严密。在雅典，官吏从当选到卸任，总共不过一年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他首先要接受资格审查，以执政官为例，其任职资格先由五百人会议审查，发现问题，就要提交法庭裁决。其二是信任投票，在五百人会议的每一个主席团任期内，公民大会都要对执政官和将军举行信任投票，看其是否称职。如果多数公民对某一官员投不信任票，他就得去法庭接受审理。由于主席团为十个选区轮流组成，任期各为一年的十分之一，所以一年中就有十次这样的信任投票。最后是卸任检查，每个官员任职期满，都由专人（查帐员和助理员）对其在职期间的行政活动和经济帐目进行审查，如发现有违法行为，就送交法庭裁决。在罗马，“执政官在任职期间是不可侵犯的，但在任职结束后，他重新成为普通市民并对他担任执政官职务期间的行为负责，对他所做的侵害私人权利或国家权利的事负责。”（注：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148、267、153页。）

雅典的最高法庭叫陪审法庭，其审判官叫陪审员，由三十岁以上公民抽签产生，任期一年，不得连任。大部分是中、下层公民，每五百人组成一个审判庭，共有十个审判庭。至于每个人到哪一个审判庭，审理哪一个案件，都由临时抽签决定，最后投票表决当事人诉讼的胜负。这样的法庭运作较为廉洁公正，因为陪审员评判案件，除本城邦的法律外，就主要凭自己的良心，而无须慑服任何其他权威。古罗马有“向民众申诉”制度，或称上诉权法，如果对执法官的判决不服，公民可以向民众大会上诉，最后由民众大会作出有关裁决。它“使执法官治权中固有的处罚裁量权受到限制”，“被罗马人视为对市民自由权的最高宪法保障”（注：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148、267、153页。）。当然，其司法民主制度初创时期也演绎出一些冤案，但无须以此来全盘否定此司法民主制的历史意义。

虽然说，要求全体公民在政治权力上一律平等的理想是难以做到的（按：就是在今天也做不到），但西方古代社会毕竟将它作为理想提了出来，且在付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创造出一些有关制度与法律，不管其民主制完善程度如何，这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它还促进了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创造出灿烂的多元文化成果。古典古代的民主政体也一直在相当艰苦地与僭主、寡头政治相抗争，道路极为坎坷，如雅典出现过四百人政府和三十僭主的残暴统治，最后还是被强权所摧折，罗马共和国也终被帝国取代，但它的生命力终将至近代重放光芒！

在战国变法中我们看到，魏文侯在改革中能礼贤下士，不拘一格延揽人才，以翟璜为上卿，李悝为国相，西门豹为邺令，吴起为西河守，乐羊为大将，……使国势蒸蒸日上，一时雄冠海内。齐威王在改革时也同样重视各式人才，用邹忌为相，田忌为将，淳于髡主客，孙膑为军师，尤其是设立稷下学宫，招揽饱学之士，使其进退自由，一时“群臣进谏，门庭若市”，也使国力激增，强于诸侯。它给后人留下了在君主“人治”统治模式下一些颇为诱人的景色，这种“人治”经验虽也可套以“开明”、“仁政”之桂冠，然其不存在丝毫的“民主”制度之内涵，而终被纳入专制统治的轨道，成为其特定时期的一种补充，只能昙花一现而没有多少生命力。在逐步建立起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中，君主开始独揽全国政治、经济、军事、立法、司法、监察等大权，直接导致秦代“皇帝”制度的产生。皇帝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专断一切的权力：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主要由皇帝任命，并必须无条件地效忠于皇帝，按皇帝的命令办事，而皇帝却几乎不受任何权力、法律的监督或约束。以皇帝独裁专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制度，成为中国古代持续了二千余年漫长岁月的稳定的统治结构模式。

在君主专制日益残酷统治之下，民众不要说批评君主，就是议政的权利都是被剥夺的。考核官吏的“上计”制度，也只是向君主负责，决非受民众监督，更无须民众的信任投票。朝廷专门设置的有关监督机关，监视的是全国民众乃至百官，直至进行残酷的杀戮。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主要为皇帝的爪牙，震惊天下的坑儒惨案，便是由御史一手承办的，实质上成为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在法家实行“轻罪重刑”统治政策之后，民众完全被残酷的法网所控制。

战国变法范文篇2

【关键词】战国/古希腊/社会变革

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与古希腊雅典城邦、古罗马共和国前期，都发生了国家建立早期的社会改革运动。战国变法至秦帝国的统一，建立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此前，古希腊雅典城邦国家已经走完了它的民主政体的改革旅程；而同时，古罗马正迈步在共和国前期政治改革的社会发展阶段。古代中西方社会通过改革各自选择了极为不同的政治道路，这一历史选择过程，给各自社会的政治制度铺奠了完全异质的基石，在各自的文化传统中打下深刻的烙印，从而对此后漫长的社会发展历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一

古希腊罗马的改革与战国变法都属于一种国家建立早期出现的社会转型现象，是在氏族血缘组织解体或宗法血亲制度崩溃的前提下，由于社会阶级和权力结构需要重新组合而进行的重要改革运动。由于两者社会结构和各方面基础条件的不同，尤其是改革的主导力量有别，而使两者在运作过程中表现出对“人”及其生存的基本权利诸核心问题存在着本质性差异。

公元前594年，希腊雅典的梭伦改革，颁布“解负令”，取消公私债务，恢复债奴的公民身份，并永远禁止把雅典公民沦为奴隶。公元前367年，罗马通过李锡尼法案，缓解了平民的债务问题，到公元前326年，又通过波提利乌斯法案，正式废除了债务奴隶制。李维的《罗马史》写道：“这一年似乎是罗马平民自由的新开始，因为债务奴役被取消了……这样，被奴役的人遂获得了解放，就是在以后也禁止奴役债务人。”（注：李维：《罗马史》第8卷，转引自于信贵《古代罗马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法律禁止将公民沦为奴隶，从而在外籍奴隶与本国公民之间建立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将不得奴役本国公民的理念上升为国家制度，对本国公民的人身权作出基本保障，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国家公民制度，从而使平民与贵族逐渐融合成平等的自由民阶级。此改革措施的卓越之处在于从野蛮的奴隶社会中开辟出“文明”之路，开始将“奴隶”与“人”基本分开，而后罗马法“人格权”这一概念便肇始于此，它不仅是民众对平等权利追求的初步胜利，且在世界法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公元前五世纪后期，魏国李悝变法，其《法经》规定：“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注：［明］董说：《七国考》卷12引桓谭《新论》。）“籍其家”就是将其家人全部沦为奴隶。此类法律为当时各国普遍采用，如云梦《秦律》中有关各式罪犯之家人籍为奴隶的条文不少。公元前361年，秦国商鞅变法，“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更将从事工商业或贫穷的民众都沦为奴隶，而官僚集团则按军功爵秩分配“臣妾”（注：《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篇》）。说明官府是如何蛮横地侵犯着民众的人身权。《商君书·错法篇》载：“同列而相臣妾者，贫富之谓也。”说得十分坦然。《战国策·秦策四》谓当时各国“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裘锡圭也详尽论证了当时奴隶数量很大，且在各类生产上普遍使用，应定性为奴隶制社会的问题（注：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总之，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奴隶数量大增，使用也更普遍，乃至秦、汉两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奴隶数量最多的时期。一直到清代，统治者也根本没有保护本国民众基本人身权的概念，民众因犯罪与债务沦为奴隶者触目皆是，人们始终不懂得什么是“人格权”！（注：参阅拙作：《论罗马法“人格”与秦汉律“名籍”问题》，《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战国变法“重农”，奖励耕织，其目的何在呢？《商君书·农战篇》曰：“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百姓曰：‘我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食亲，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所以李悝变法“尽地力之教”，要求农民“治田勤谨”。商鞅变法规定“lù＠①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注：《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篇》。）即上缴官府粟帛多者，可以免除徭役，而其重视农业生产的目的，并非是考虑农民的权益，出发点主要在于稳固君主统治和扩军备战。商鞅“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使民无得擅徙，……农静诛愚，则草必垦矣”诸措施（注：《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篇》），便是其最好的注释。

工商业经济政策方面也同样如此。雅典梭伦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工商业经济，保护新兴工商业者的政策措施，如提倡学习手工技术，欢迎外邦手工艺人的移民，鼓励手工业品的出口等。直到伯里克利执政，他本人就是一个大工商业主，更主张积极发展工商业。罗马法逐步确立的自由权、私产权等内容，是古罗马工商业经济发展繁荣的重要条件，“航海家和商人们活动的蓬勃发展早在罗马统治扩张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它一直伴随着并且最终超越了罗马的扩张，商业繁荣自然而然地导致形成一系列体现着商品经济现实的法律关系。”（注：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页。）古希腊罗马在重视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鼓励发展工商业，保障民众自由经营工商业的权利。

而战国变法则采取严厉的抑商政策，《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变法实施的“平籴法”，就是将好年成分为上、中、下三等，坏年成也分为上、中、下三等，完全由官府控制粮食的籴、粜渠道与价格，以此措施来稳定国家的经济统治秩序。其实质上就是不允许粮食进入市场流通领域，以排斥商人打击商业，与商鞅的“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措施一致。商鞅变法还要求“壹山泽”，由国家垄断山泽之利，“重关节之赋，则农恶商”，“废逆旅”，“无得取庸”（注：《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篇》。），更为残酷的是立法将工商业者沦为奴隶。战国变法摧抑私营工商业，不给人们自由经营工商业的权利，其目的在于打击影响其统治稳定的因素，以加强专制统治，根本无视民众生存择业的基本权益问题，从而也完全排斥了市场对国民经济的激励机制。

再看打击旧贵族势力，平等分配政治权利的问题。雅典梭伦改革将人民按财产分为四个等级，各自拥有不同的政治权利；设立四百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以分贵族会议之权；并设立陪审法庭，由公民充任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到公元前508年，克利斯提尼改革将全国划分为十个地区，每个地区选50人，建立五百人会议，其重新划分选区的目的在于抽掉一些贵族势力的基础，“以便让更多数的人可以参加到政府中来”（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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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87年的执政官选举方式改革，将原来被选者大多为氏族贵族首领的公民直接选举，改为根据人口数量按比例先行用抽签方式选出一定的候选人，而后再从中选出9名执政官。抽签选举虽有很大的盲目性，然而它强调了每个公民都有被选举的平等权利，打破了贵族操纵选举和大大削弱了贵族垄断高级官职的局面。到公元前480年，又废除了一切关于行政官职任选的财产限制，规定每个公民在法律上都享有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公元前462年，民主派领袖厄菲阿尔特改革，剥夺了贵族会议的绝大部分权力，此后公民大会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可废立法律条文及表决议案、选举官吏、制定政策等；陪审法庭成为最高司法和监察机关，审理重要案件，考核政府官员；五百人会议成为最高行政机关，它是公民大会的常务委员会，负责国家行政与财政事务；十将军委员会除率兵作战外，开始处理行政事务，权力逐渐扩大；而贵族会议则从国家权力的峰巅跌落下来。同时，执政官不再兼任法官，原享有的大部分行政权力亦被剥夺。至此，雅典的民主政体基本完成（注：参阅顾銮斋：《论雅典奴隶制民主政治的形成》，《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古罗马在公元前494年，平民通过“神圣约法”，选出数名保民官，参与国家行政、立法活动，并能对执政官的权力行使否决权，保民官非但自己取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也保护平民的基本权益不受贵族的侵犯。到公元前471年，平民通过斗争，又取得创设平民大会的权力，进一步抑制了贵族的势力。公元前445年通过法案，废除了平民不得与贵族通婚的限制。公元前367年通过保民官李锡尼·绥克斯图法案，在两名执政官中必须有一人为平民。期间，平民又陆续获得担任军政官、财务官和独裁官、监察官的资格。公元前286年，通过的《霍布滕西法案》规定：平民大会决议对全体罗马人民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至此，平民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以取得基本胜利而告一段落。

战国变法也严厉打击旧贵族，然而其目的与结果全然不同。公元前390年左右，楚国吴起变法，由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之缘故，“使封君的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甚至“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注：《韩非子·和氏篇》、《吕氏春秋·贵卒篇》。），目的是要改变旧的分封制权力结构以加强君主的国家集权统治。商鞅变法“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在剥夺旧贵族特权的基础上，将臣民的等级爵秩完全纳入军事轨道，以增强国家军事力量。当然在打击旧贵族的过程中，部分平民得以进入军功官僚集团，但其缘故与结果决非是为平等政治权利和提高整个基层民众的社会地位，而主要着眼于收取旧分封贵族的权力，以完成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治之政体。

战国变法还讲究整顿吏治，如“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壹楚国之俗。”（注：《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滑稽列传”、“田世家”。）。齐威王“赏一人，诛一人”，“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注：《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滑稽列传”、“田世家”。）秦国“其大夫出于其门，人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私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注：《荀子·强国篇》。）要求官吏一心奉“公”，即完全投入于事奉以君主为核心的国家公务中。尤其是韩国申不害讲究君主统治权术之改革，就是为了禁止大臣“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国”，而主张“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最后，“明君使其臣并进辐凑”（注：《群书治要·申子·大体篇》。）。《商君书·修权篇》宣言：“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做到群臣乃至全国都跟着君主一人运转。其中心问题都在于如何使“吏治”服务于君主专制的国家统治体系之中，这样新兴军功官僚集团很快堕落为君主的驯服工具，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君主专制统治。

我们看到，古希腊罗马的社会改革，其核心内容主要围绕平民的基本权利问题而展开，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平民与贵族的平等化进程得以初步实现；在平等权利的理念指导下，通过一系列政治改革法案，出现了民主共和制度的雏形。而战国变法，其核心则基本围绕在加强君主专制的国家统治方面，进一步剥夺本国民众的基本权利，还包括燔诗书、禁游学诸文化政策。其强国兴邦与进行战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扩张国土和增固君主的权力，而西方古典古代社会有关人民取得平等权利的改革内涵，在战国变法中完全找不到相应的影子。二

为什么中西上古时代社会改革的核心问题会产生如此迥然的差异？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追寻探究而发人深省的课题。它与两者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密不可分，也有着当时社会权力结构与经济、法律诸方面基础条件的区别等等缘故。然而表现出来的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两者社会改革的主导力量完全不同：古希腊罗马社会改革的主导力量是平民阶级，而战国变法的主导力量却是各国君主，及其代表极端君主派的法家人物（注：参阅拙作：《战国法家代表地主阶级吗》，《学术月刊》1991年第3期。）

在古希腊雅典，平民与贵族矛盾不断加剧，阶级关系极度紧张，下层平民甚至到处酝酿起义，而促发了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改革。数十年之后，人民起来推翻僭主统治，随后又与联合斯巴达王实行寡头统治的贵族斗争，取得胜利而推选克利斯提尼进行改革。又在一系列与贵族的较量中，迎来了厄菲阿尔特改革的成功，然而民主派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其最卓越的领袖厄菲阿尔特遭贵族暗杀。最后，伯里克利当选为首席将军，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将雅典的民主政治进一步推向繁荣。其中，这些领袖人物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平民的要求，权衡利弊、因势利导，以凌驾于平民与贵族阶级之上的身份，平衡两对立阶级的权益以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而采取一系列缓和矛盾、改制立法的进步措施，进行了一场又一场大刀阔斧而较为公正的社会改革，它实际上都是平民的阶级力量及其斗争成果的反映。

罗马的平民人数众多，且大量集中于城市，更便于组织与行动。特别是许多平民参加军队，构成罗马军团的主力，在战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公元前494年，平民由于不堪忍受贵族的债务奴役而发生骚动，随即与军队中的平民战士一起撤到离罗马五公里的圣山上安营扎寨，当时罗马国家正大敌压境，一下子失去了大部分军事力量，贵族在惊恐中不得不与平民谈判和解。公元前451年，贵族与平民共同组成十人立法委员会，执掌最高权力，编制与颁布了《十二表法》。然而当阿庇·克劳迪领导的十人委员会暴露出专制的意图，扼杀民众的自由呼声时，人民只得又起义，推翻十人委员会，重新任命了执政官与保民官。据有关史料记载，到公元前287年，取得平民会议决议对全体罗马公民有同等法律效力的胜利之际，一共进行了五次这样的撒离斗争，虽然道路跌宕起伏，但每次斗争平民最终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罗马平民是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参加斗争，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曾经在阿芬丁山上建立一个公社组织，其中有希腊商人参加，他们带来了其母邦平民斗争的历史经验。同时，罗马平民在与外界的接触中，更吸收了许多有关政治改革的新思想，学习过希腊的一些成文法典。他们已能意识到怎样才能争取到平等的政治与经济权利，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从而目标较为明确，策略进退有序，表现出极其智慧的斗争艺术。古罗马的平民斗争顽强坚持了两个多世纪，许多杰出人物还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艰苦卓绝的精神、波澜壮阔的画面，都让人感叹不已！

那么，战国时期的民众为什么不可能像西方平民阶级那样为争取平等权利而进行艰苦的政治斗争呢？其原因似乎是多方面的，然而最根本的因素是两者处于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之中：西方的平民阶级处于已经颇为发达的私有制经济之中，大多数公民都是一定生产资料的私有权者；而战国时的民众则处于国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之中，绝大多数人民只是国家共同体的附庸（注：参阅拙作：《从云梦秦简看秦的国有制经济》，《史学月刊》1995年第4期。）。要知道，财产私有权不仅是民众个人的经济权利，更是一种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它是人们进行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诸社会活动的核心，是实现其他权利的物质前提，如果没有独立自主的财产权，那么其他权利都将是空谈，同时也使人们的权利意识极为淡漠。

中国古代从三皇五帝的酋邦制度，发展出夏、商、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其礼制等级森严的千余年统治，把人们的头脑与视野局限于一种以君主所有制与贵族等级分享制为基础的经济框架中。到春秋战国时期，君主进一步收夺贵族的权利，走向诸侯国所有制的历史道路。它一方面使根深蒂固的君主制走向更为残暴且加重奴役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也使人们基本不知道自己应有一些什么样的基本权利需要维护，就是说既没有天赋人权的平等意识，更不懂得如何去争取其应享有的各种生存权利。就是在所谓“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中，依然反映出当时人们在政治、法律思想方面存在的一系列局限。（注：参阅拙作：《论先秦政治思想的主要局限与影响》，《学术月刊》1996年第7期：《论中西早期法律思想的异质内涵》，《法学》2000年增刊。）

我们知道，战国时的秦、魏、齐、楚诸国都普遍实行授田制，学术界已有许多论述。《银雀山汉简·田法》所反映的齐国授田制最为典型：“三岁而壹更赋田，十岁而民毕易田，令皆受地美亚（恶）均之数也。”谓国家授农民之田，三年更换一次；因田分上、中、下三品，故十年方“毕易田”，其中美恶之田均得授耕一遍。（注：《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一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49-755页。）同时，国家的官营工商业也占据着无可争辩的主导地位。（注：参阅拙作：《从云梦秦简看秦的国有制经济》，《史学月刊》1995年第4期。）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中生活，人民在获得其生存的物质资源上必然只能仰国家之鼻息，造成个人对国家的过度依赖，无法培养出根源于保护个人私产权益，从而发展出政治方面的平等权利意识，也就不可能为此进行艰苦而有效的法权斗争。

战国时代的平民只是一个相当松散的阶级构成，约可分为国家自耕农、私营工商业者和士人诸阶层，在君主统治体制之中，各阶层有着各自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目标，很难形成一个有统一斗争目标的整体力量。自耕农从属于国家，土地由授田制而来，《汉书·食货志》中对其生活状况算有细账，还有其他杂赋、徭役也相当沉重，既然日子艰难，便出现一些农民放弃本业，流入城市转入工商行业，少数有条件者开始走文学、游说、军功、游侠之路。所以，自耕农的上层出现一种分流的趋势，主要从上述几个方面去寻求出路。

私营工商业者从春秋后期开始出现，战国时期已相当活跃，随着从业人数的增加，可以说逐渐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私营工商业阶层。其利用当时社会转型统治松弛之机，发展商品经济，应该说已积累起一定的经济实力。其代表人物虽然在纯经济理论方面已达一定水准，乃至自成体系，但在传统与环境的影响下，政治方面始终缺乏参与意识，也没有产生有关商品经济秩序、保护私有产权，以及为本阶层民众要求平等政治权利的思维概念，其局限是相当明显的（注：参阅拙作：《东周秦汉私营工商阶层述论》，《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2期。）。

士人即文学、游说、军功之辈，可分“正身之士”与“仰禄之士”，前者虽或有“从道不从君”的理念，然往往很难得到君主的重用，时或颠沛流离，坎坷一生。后者追求荣华富贵，不择手段地讨好君主，以谋取私利，这种人占了士人中的大多数。然而他们并非新兴的地主阶级，“军功官僚基本没有自己独立的私有经济，其经济来源主要是国家分发给的俸禄及一系列特殊待遇，……该集团的经济只在国家财政统筹运转模式中处于附属地位。其经济地位，更加强了它对君主的依附性。”由此更进一步出现了“食其禄者死其事”这一誓死效忠君主的观念，使其逐渐成为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驯服工具（注：参阅拙作：《试论战国军功官僚集团》，《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4期。）。

当西方古典古代的平民阶级在为争取平等权利而与贵族进行了艰苦卓绝、坚持不懈的政治斗争之际，战国时代的平民却还根本没有这种平等的权利意识，为了寻求出路，其上层佼佼者往往投向君主的怀抱。而当诸侯国君主要求加强专制集权统治之时，极端君主派的法家人物和军功官僚集团便成为其变法的中坚力量与社会基础，他们虽然也与旧贵族进行斗争，但其目的却只在维护以君主为首的一小撮统治者的利益。两者改革的目的和性质既然南辕北辙，其内容、成果及其对人类社会的深远意义便自然也大相径庭。三

古希腊罗马的社会改革给人类留下宝贵的遗产：主要是其民主共和制度的雏形及其运作实践，及以民法为其精华的罗马法的不断丰富。“民主”这个词的起源，是古希腊人用来形容自己国家政治制度的，从古典作家的用法来看，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以及给予人民以最高权力。这一付之实践的理想来自二三千年前的西方古典古代的民众，确是一件极其了不起的大事。当然，其民主共和制度初创之时，存在许多缺陷与局限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正确评价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一般认为，由于奴隶、外邦人与妇女都没有政治权力，所以它只是在少部分居民中实行民主，同时上层阶级享有比一般民众更多的权利。如在伯里克利时期，雅典有人口约31万，其中奴隶有11万，外侨3万不到，公民有17万余人，公民中妇女和儿童不享有政治权利，这样享有民主权利的成年男子才4-6万人左右，仅占全部人口的1/6。所以国内的一般教课书与世界通史之类，大多仍以此而取各种批评态势。其实无须对古人过于苛求，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二千五百年前的城邦国家中，能有占1/6人口的数万公民得到民主的政治权利，便已是一个十分伟大的事业！张中秋指出：“如果考虑到历史的因素，那么这个比例在古代世界中当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占有总人口1/6的人享有了民主权利，才使雅典国家与古代其他特别是东方的国家严格区别开来，也才使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法具有了民主和法治的精神。……它已在思想和传统上为后来所有类型的西方民主和法治奠定了基石。”（注：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8页。）

古典古代政体的特点是尽量排除个人独裁专权。雅典五百人会议的主席团，每年由十个选区轮流组成，主席团设主席一人，相当于形式上的国家元首，每天早上抽签决定，任职一天，不得延长，不得连任，以至于有人说雅典每年有三百个元首。克里斯提尼时代，公民大会实行的“贝壳放逐法”，规定对于危害公民自由和现行制度的人要予以放逐，主要即用于防止个人专权的措施。亚里士多德称：“制订此法是由于对当权的人发生怀疑而起，……也被用来驱逐任何其他威势太大的人”（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6-27页。）。并逐步出现一整套相互制约的政治权力机构，雅典甚至已经出现了三权分裂政体模式的雏形。

在雅典，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而在罗马，则往往是元老院拥有最高权力，就民主程度来说，罗马要逊于雅典。罗马政治机构中最具个人权力色彩的官职是在特殊紧急情况下设立的独裁官，他实际上是从两名执政官中产生，由元老院任命而不是选举产生，集军事与行政权力于一身，但这种职位是临时性的，一旦紧急情况结束，其职权即告终止，任期一般不得超过半年。只是到了罗马帝国形成的前夕，独裁官的权力才急剧膨胀起来。总之，就罗马共和国整个政治结构而言，没有个人专权，平民也基本取得与贵族较为平等的权利。尽管元老院权力很大，毕竟“百人团民众会议、部落民众会议和平民部落会议具有三重性质：选举、立法和司法。”（注：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148、267、153页。）尤其是决议对全体罗马人都有约束力的平民会议。所以罗马共和国完成的是一种被摩尔根称为“半贵族政治、半民主政治”的国家制度（注：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36页。）。

虽然选举制往往被贵族操纵，尤其在古罗马“财富在百人团民众会议中占有决定性分量。”“虽然一切具备条件的市民均可以要求取得官职，但实际上这些官职都势必只在有限的家庭中沿袭，这些家庭逐渐形成一个狭窄的领导阶层，形成一种新的贵族政治。”然而，重要的是国家官员必须由民众会议直接选举，且受民众监督与对民众负责这一系列制度的滥觞。伯里克利时代，实行了官吏公职津贴制，使下层公民被选上官职由“可能”变为“现实”，得以真正参与国家的管理。亚里士多德说：“因为人民有了投票权利，就成为政府的主宰了。”（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12页。）话虽说得漂亮了一些，但至少选举制度所反映的社会进步，这在古代世界中是独一无二的。

对官吏的监督制度也颇为严密。在雅典，官吏从当选到卸任，总共不过一年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他首先要接受资格审查，以执政官为例，其任职资格先由五百人会议审查，发现问题，就要提交法庭裁决。其二是信任投票，在五百人会议的每一个主席团任期内，公民大会都要对执政官和将军举行信任投票，看其是否称职。如果多数公民对某一官员投不信任票，他就得去法庭接受审理。由于主席团为十个选区轮流组成，任期各为一年的十分之一，所以一年中就有十次这样的信任投票。最后是卸任检查，每个官员任职期满，都由专人（查帐员和助理员）对其在职期间的行政活动和经济帐目进行审查，如发现有违法行为，就送交法庭裁决。在罗马，“执政官在任职期间是不可侵犯的，但在任职结束后，他重新成为普通市民并对他担任执政官职务期间的行为负责，对他所做的侵害私人权利或国家权利的事负责。”（注：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148、267、153页。）

雅典的最高法庭叫陪审法庭，其审判官叫陪审员，由三十岁以上公民抽签产生，任期一年，不得连任。大部分是中、下层公民，每五百人组成一个审判庭，共有十个审判庭。至于每个人到哪一个审判庭，审理哪一个案件，都由临时抽签决定，最后投票表决当事人诉讼的胜负。这样的法庭运作较为廉洁公正，因为陪审员评判案件，除本城邦的法律外，就主要凭自己的良心，而无须慑服任何其他权威。古罗马有“向民众申诉”制度，或称上诉权法，如果对执法官的判决不服，公民可以向民众大会上诉，最后由民众大会作出有关裁决。它“使执法官治权中固有的处罚裁量权受到限制”，“被罗马人视为对市民自由权的最高宪法保障”（注：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148、267、153页。）。当然，其司法民主制度初创时期也演绎出一些冤案，但无须以此来全盘否定此司法民主制的历史意义。

虽然说，要求全体公民在政治权力上一律平等的理想是难以做到的（按：就是在今天也做不到），但西方古代社会毕竟将它作为理想提了出来，且在付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创造出一些有关制度与法律，不管其民主制完善程度如何，这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它还促进了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创造出灿烂的多元文化成果。古典古代的民主政体也一直在相当艰苦地与僭主、寡头政治相抗争，道路极为坎坷，如雅典出现过四百人政府和三十僭主的残暴统治，最后还是被强权所摧折，罗马共和国也终被帝国取代，但它的生命力终将至近代重放光芒！

在战国变法中我们看到，魏文侯在改革中能礼贤下士，不拘一格延揽人才，以翟璜为上卿，李悝为国相，西门豹为邺令，吴起为西河守，乐羊为大将，……使国势蒸蒸日上，一时雄冠海内。齐威王在改革时也同样重视各式人才，用邹忌为相，田忌为将，淳于髡主客，孙膑为军师，尤其是设立稷下学宫，招揽饱学之士，使其进退自由，一时“群臣进谏，门庭若市”，也使国力激增，强于诸侯。它给后人留下了在君主“人治”统治模式下一些颇为诱人的景色，这种“人治”经验虽也可套以“开明”、“仁政”之桂冠，然其不存在丝毫的“民主”制度之内涵，而终被纳入专制统治的轨道，成为其特定时期的一种补充，只能昙花一现而没有多少生命力。在逐步建立起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中，君主开始独揽全国政治、经济、军事、立法、司法、监察等大权，直接导致秦代“皇帝”制度的产生。皇帝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专断一切的权力：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主要由皇帝任命，并必须无条件地效忠于皇帝，按皇帝的命令办事，而皇帝却几乎不受任何权力、法律的监督或约束。以皇帝独裁专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制度，成为中国古代持续了二千余年漫长岁月的稳定的统治结构模式。

在君主专制日益残酷统治之下，民众不要说批评君主，就是议政的权利都是被剥夺的。考核官吏的“上计”制度，也只是向君主负责，决非受民众监督，更无须民众的信任投票。朝廷专门设置的有关监督机关，监视的是全国民众乃至百官，直至进行残酷的杀戮。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主要为皇帝的爪牙，震惊天下的坑儒惨案，便是由御史一手承办的，实质上成为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在法家实行“轻罪重刑”统治政策之后，民众完全被残酷的法网所控制。

战国变法范文篇3

【关键词】战国/古希腊/社会变革

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与古希腊雅典城邦、古罗马共和国前期，都发生了国家建立早期的社会改革运动。战国变法至秦帝国的统一，建立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此前，古希腊雅典城邦国家已经走完了它的民主政体的改革旅程；而同时，古罗马正迈步在共和国前期政治改革的社会发展阶段。古代中西方社会通过改革各自选择了极为不同的政治道路，这一历史选择过程，给各自社会的政治制度铺奠了完全异质的基石，在各自的文化传统中打下深刻的烙印，从而对此后漫长的社会发展历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一

古希腊罗马的改革与战国变法都属于一种国家建立早期出现的社会转型现象，是在氏族血缘组织解体或宗法血亲制度崩溃的前提下，由于社会阶级和权力结构需要重新组合而进行的重要改革运动。由于两者社会结构和各方面基础条件的不同，尤其是改革的主导力量有别，而使两者在运作过程中表现出对“人”及其生存的基本权利诸核心问题存在着本质性差异。

公元前594年，希腊雅典的梭伦改革，颁布“解负令”，取消公私债务，恢复债奴的公民身份，并永远禁止把雅典公民沦为奴隶。公元前367年，罗马通过李锡尼法案，缓解了平民的债务问题，到公元前326年，又通过波提利乌斯法案，正式废除了债务奴隶制。李维的《罗马史》写道：“这一年似乎是罗马平民自由的新开始，因为债务奴役被取消了……这样，被奴役的人遂获得了解放，就是在以后也禁止奴役债务人。”（注：李维：《罗马史》第8卷，转引自于信贵《古代罗马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法律禁止将公民沦为奴隶，从而在外籍奴隶与本国公民之间建立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将不得奴役本国公民的理念上升为国家制度，对本国公民的人身权作出基本保障，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国家公民制度，从而使平民与贵族逐渐融合成平等的自由民阶级。此改革措施的卓越之处在于从野蛮的奴隶社会中开辟出“文明”之路，开始将“奴隶”与“人”基本分开，而后罗马法“人格权”这一概念便肇始于此，它不仅是民众对平等权利追求的初步胜利，且在世界法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公元前五世纪后期，魏国李悝变法，其《法经》规定：“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注：［明］董说：《七国考》卷12引桓谭《新论》。）“籍其家”就是将其家人全部沦为奴隶。此类法律为当时各国普遍采用，如云梦《秦律》中有关各式罪犯之家人籍为奴隶的条文不少。公元前361年，秦国商鞅变法，“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更将从事工商业或贫穷的民众都沦为奴隶，而官僚集团则按军功爵秩分配“臣妾”（注：《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篇》）。说明官府是如何蛮横地侵犯着民众的人身权。《商君书·错法篇》载：“同列而相臣妾者，贫富之谓也。”说得十分坦然。《战国策·秦策四》谓当时各国“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裘锡圭也详尽论证了当时奴隶数量很大，且在各类生产上普遍使用，应定性为奴隶制社会的问题（注：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总之，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奴隶数量大增，使用也更普遍，乃至秦、汉两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奴隶数量最多的时期。一直到清代，统治者也根本没有保护本国民众基本人身权的概念，民众因犯罪与债务沦为奴隶者触目皆是，人们始终不懂得什么是“人格权”！（注：参阅拙作：《论罗马法“人格”与秦汉律“名籍”问题》，《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战国变法“重农”，奖励耕织，其目的何在呢？《商君书·农战篇》曰：“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百姓曰：‘我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食亲，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所以李悝变法“尽地力之教”，要求农民“治田勤谨”。商鞅变法规定“lù＠①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注：《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篇》。）即上缴官府粟帛多者，可以免除徭役，而其重视农业生产的目的，并非是考虑农民的权益，出发点主要在于稳固君主统治和扩军备战。商鞅“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使民无得擅徙，……农静诛愚，则草必垦矣”诸措施（注：《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篇》），便是其最好的注释。

工商业经济政策方面也同样如此。雅典梭伦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工商业经济，保护新兴工商业者的政策措施，如提倡学习手工技术，欢迎外邦手工艺人的移民，鼓励手工业品的出口等。直到伯里克利执政，他本人就是一个大工商业主，更主张积极发展工商业。罗马法逐步确立的自由权、私产权等内容，是古罗马工商业经济发展繁荣的重要条件，“航海家和商人们活动的蓬勃发展早在罗马统治扩张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它一直伴随着并且最终超越了罗马的扩张，商业繁荣自然而然地导致形成一系列体现着商品经济现实的法律关系。”（注：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页。）古希腊罗马在重视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鼓励发展工商业，保障民众自由经营工商业的权利。

而战国变法则采取严厉的抑商政策，《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变法实施的“平籴法”，就是将好年成分为上、中、下三等，坏年成也分为上、中、下三等，完全由官府控制粮食的籴、粜渠道与价格，以此措施来稳定国家的经济统治秩序。其实质上就是不允许粮食进入市场流通领域，以排斥商人打击商业，与商鞅的“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措施一致。商鞅变法还要求“壹山泽”，由国家垄断山泽之利，“重关节之赋，则农恶商”，“废逆旅”，“无得取庸”（注：《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篇》。），更为残酷的是立法将工商业者沦为奴隶。战国变法摧抑私营工商业，不给人们自由经营工商业的权利，其目的在于打击影响其统治稳定的因素，以加强专制统治，根本无视民众生存择业的基本权益问题，从而也完全排斥了市场对国民经济的激励机制。

再看打击旧贵族势力，平等分配政治权利的问题。雅典梭伦改革将人民按财产分为四个等级，各自拥有不同的政治权利；设立四百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以分贵族会议之权；并设立陪审法庭，由公民充任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到公元前508年，克利斯提尼改革将全国划分为十个地区，每个地区选50人，建立五百人会议，其重新划分选区的目的在于抽掉一些贵族势力的基础，“以便让更多数的人可以参加到政府中来”（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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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87年的执政官选举方式改革，将原来被选者大多为氏族贵族首领的公民直接选举，改为根据人口数量按比例先行用抽签方式选出一定的候选人，而后再从中选出9名执政官。抽签选举虽有很大的盲目性，然而它强调了每个公民都有被选举的平等权利，打破了贵族操纵选举和大大削弱了贵族垄断高级官职的局面。到公元前480年，又废除了一切关于行政官职任选的财产限制，规定每个公民在法律上都享有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公元前462年，民主派领袖厄菲阿尔特改革，剥夺了贵族会议的绝大部分权力，此后公民大会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可废立法律条文及表决议案、选举官吏、制定政策等；陪审法庭成为最高司法和监察机关，审理重要案件，考核政府官员；五百人会议成为最高行政机关，它是公民大会的常务委员会，负责国家行政与财政事务；十将军委员会除率兵作战外，开始处理行政事务，权力逐渐扩大；而贵族会议则从国家权力的峰巅跌落下来。同时，执政官不再兼任法官，原享有的大部分行政权力亦被剥夺。至此，雅典的民主政体基本完成（注：参阅顾銮斋：《论雅典奴隶制民主政治的形成》，《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古罗马在公元前494年，平民通过“神圣约法”，选出数名保民官，参与国家行政、立法活动，并能对执政官的权力行使否决权，保民官非但自己取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也保护平民的基本权益不受贵族的侵犯。到公元前471年，平民通过斗争，又取得创设平民大会的权力，进一步抑制了贵族的势力。公元前445年通过法案，废除了平民不得与贵族通婚的限制。公元前367年通过保民官李锡尼·绥克斯图法案，在两名执政官中必须有一人为平民。期间，平民又陆续获得担任军政官、财务官和独裁官、监察官的资格。公元前286年，通过的《霍布滕西法案》规定：平民大会决议对全体罗马人民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至此，平民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以取得基本胜利而告一段落。

战国变法也严厉打击旧贵族，然而其目的与结果全然不同。公元前390年左右，楚国吴起变法，由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之缘故，“使封君的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甚至“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注：《韩非子·和氏篇》、《吕氏春秋·贵卒篇》。），目的是要改变旧的分封制权力结构以加强君主的国家集权统治。商鞅变法“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在剥夺旧贵族特权的基础上，将臣民的等级爵秩完全纳入军事轨道，以增强国家军事力量。当然在打击旧贵族的过程中，部分平民得以进入军功官僚集团，但其缘故与结果决非是为平等政治权利和提高整个基层民众的社会地位，而主要着眼于收取旧分封贵族的权力，以完成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治之政体。

战国变法还讲究整顿吏治，如“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壹楚国之俗。”（注：《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滑稽列传”、“田世家”。）。齐威王“赏一人，诛一人”，“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注：《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滑稽列传”、“田世家”。）秦国“其大夫出于其门，人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私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注：《荀子·强国篇》。）要求官吏一心奉“公”，即完全投入于事奉以君主为核心的国家公务中。尤其是韩国申不害讲究君主统治权术之改革，就是为了禁止大臣“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国”，而主张“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最后，“明君使其臣并进辐凑”（注：《群书治要·申子·大体篇》。）。《商君书·修权篇》宣言：“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做到群臣乃至全国都跟着君主一人运转。其中心问题都在于如何使“吏治”服务于君主专制的国家统治体系之中，这样新兴军功官僚集团很快堕落为君主的驯服工具，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君主专制统治。

我们看到，古希腊罗马的社会改革，其核心内容主要围绕平民的基本权利问题而展开，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平民与贵族的平等化进程得以初步实现；在平等权利的理念指导下，通过一系列政治改革法案，出现了民主共和制度的雏形。而战国变法，其核心则基本围绕在加强君主专制的国家统治方面，进一步剥夺本国民众的基本权利，还包括燔诗书、禁游学诸文化政策。其强国兴邦与进行战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扩张国土和增固君主的权力，而西方古典古代社会有关人民取得平等权利的改革内涵，在战国变法中完全找不到相应的影子。二

为什么中西上古时代社会改革的核心问题会产生如此迥然的差异？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追寻探究而发人深省的课题。它与两者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密不可分，也有着当时社会权力结构与经济、法律诸方面基础条件的区别等等缘故。然而表现出来的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两者社会改革的主导力量完全不同：古希腊罗马社会改革的主导力量是平民阶级，而战国变法的主导力量却是各国君主，及其代表极端君主派的法家人物（注：参阅拙作：《战国法家代表地主阶级吗》，《学术月刊》1991年第3期。）

在古希腊雅典，平民与贵族矛盾不断加剧，阶级关系极度紧张，下层平民甚至到处酝酿起义，而促发了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改革。数十年之后，人民起来推翻僭主统治，随后又与联合斯巴达王实行寡头统治的贵族斗争，取得胜利而推选克利斯提尼进行改革。又在一系列与贵族的较量中，迎来了厄菲阿尔特改革的成功，然而民主派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其最卓越的领袖厄菲阿尔特遭贵族暗杀。最后，伯里克利当选为首席将军，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将雅典的民主政治进一步推向繁荣。其中，这些领袖人物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平民的要求，权衡利弊、因势利导，以凌驾于平民与贵族阶级之上的身份，平衡两对立阶级的权益以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而采取一系列缓和矛盾、改制立法的进步措施，进行了一场又一场大刀阔斧而较为公正的社会改革，它实际上都是平民的阶级力量及其斗争成果的反映。

罗马的平民人数众多，且大量集中于城市，更便于组织与行动。特别是许多平民参加军队，构成罗马军团的主力，在战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公元前494年，平民由于不堪忍受贵族的债务奴役而发生骚动，随即与军队中的平民战士一起撤到离罗马五公里的圣山上安营扎寨，当时罗马国家正大敌压境，一下子失去了大部分军事力量，贵族在惊恐中不得不与平民谈判和解。公元前451年，贵族与平民共同组成十人立法委员会，执掌最高权力，编制与颁布了《十二表法》。然而当阿庇·克劳迪领导的十人委员会暴露出专制的意图，扼杀民众的自由呼声时，人民只得又起义，推翻十人委员会，重新任命了执政官与保民官。据有关史料记载，到公元前287年，取得平民会议决议对全体罗马公民有同等法律效力的胜利之际，一共进行了五次这样的撒离斗争，虽然道路跌宕起伏，但每次斗争平民最终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罗马平民是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参加斗争，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曾经在阿芬丁山上建立一个公社组织，其中有希腊商人参加，他们带来了其母邦平民斗争的历史经验。同时，罗马平民在与外界的接触中，更吸收了许多有关政治改革的新思想，学习过希腊的一些成文法典。他们已能意识到怎样才能争取到平等的政治与经济权利，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从而目标较为明确，策略进退有序，表现出极其智慧的斗争艺术。古罗马的平民斗争顽强坚持了两个多世纪，许多杰出人物还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艰苦卓绝的精神、波澜壮阔的画面，都让人感叹不已！么，战国时期的民众为什么不可能像西方平民阶级那样为争取平等权利而进行艰苦的政治斗争呢？其原因似乎是多方面的，然而最根本的因素是两者处于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之中：西方的平民阶级处于已经颇为发达的私有制经济之中，大多数公民都是一定生产资料的私有权者；而战国时的民众则处于国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之中，绝大多数人民只是国家共同体的附庸（注：参阅拙作：《从云梦秦简看秦的国有制经济》，《史学月刊》1995年第4期。）。要知道，财产私有权不仅是民众个人的经济权利，更是一种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它是人们进行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诸社会活动的核心，是实现其他权利的物质前提，如果没有独立自主的财产权，那么其他权利都将是空谈，同时也使人们的权利意识极为淡漠。

中国古代从三皇五帝的酋邦制度，发展出夏、商、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其礼制等级森严的千余年统治，把人们的头脑与视野局限于一种以君主所有制与贵族等级分享制为基础的经济框架中。到春秋战国时期，君主进一步收夺贵族的权利，走向诸侯国所有制的历史道路。它一方面使根深蒂固的君主制走向更为残暴且加重奴役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也使人们基本不知道自己应有一些什么样的基本权利需要维护，就是说既没有天赋人权的平等意识，更不懂得如何去争取其应享有的各种生存权利。就是在所谓“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中，依然反映出当时人们在政治、法律思想方面存在的一系列局限。（注：参阅拙作：《论先秦政治思想的主要局限与影响》，《学术月刊》1996年第7期：《论中西早期法律思想的异质内涵》，《法学》2000年增刊。）

我们知道，战国时的秦、魏、齐、楚诸国都普遍实行授田制，学术界已有许多论述。《银雀山汉简·田法》所反映的齐国授田制最为典型：“三岁而壹更赋田，十岁而民毕易田，令皆受地美亚（恶）均之数也。”谓国家授农民之田，三年更换一次；因田分上、中、下三品，故十年方“毕易田”，其中美恶之田均得授耕一遍。（注：《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一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49-755页。）同时，国家的官营工商业也占据着无可争辩的主导地位。（注：参阅拙作：《从云梦秦简看秦的国有制经济》，《史学月刊》1995年第4期。）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中生活，人民在获得其生存的物质资源上必然只能仰国家之鼻息，造成个人对国家的过度依赖，无法培养出根源于保护个人私产权益，从而发展出政治方面的平等权利意识，也就不可能为此进行艰苦而有效的法权斗争。

战国时代的平民只是一个相当松散的阶级构成，约可分为国家自耕农、私营工商业者和士人诸阶层，在君主统治体制之中，各阶层有着各自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目标，很难形成一个有统一斗争目标的整体力量。自耕农从属于国家，土地由授田制而来，《汉书·食货志》中对其生活状况算有细账，还有其他杂赋、徭役也相当沉重，既然日子艰难，便出现一些农民放弃本业，流入城市转入工商行业，少数有条件者开始走文学、游说、军功、游侠之路。所以，自耕农的上层出现一种分流的趋势，主要从上述几个方面去寻求出路。

私营工商业者从春秋后期开始出现，战国时期已相当活跃，随着从业人数的增加，可以说逐渐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私营工商业阶层。其利用当时社会转型统治松弛之机，发展商品经济，应该说已积累起一定的经济实力。其代表人物虽然在纯经济理论方面已达一定水准，乃至自成体系，但在传统与环境的影响下，政治方面始终缺乏参与意识，也没有产生有关商品经济秩序、保护私有产权，以及为本阶层民众要求平等政治权利的思维概念，其局限是相当明显的（注：参阅拙作：《东周秦汉私营工商阶层述论》，《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2期。）。

士人即文学、游说、军功之辈，可分“正身之士”与“仰禄之士”，前者虽或有“从道不从君”的理念，然往往很难得到君主的重用，时或颠沛流离，坎坷一生。后者追求荣华富贵，不择手段地讨好君主，以谋取私利，这种人占了士人中的大多数。然而他们并非新兴的地主阶级，“军功官僚基本没有自己独立的私有经济，其经济来源主要是国家分发给的俸禄及一系列特殊待遇，……该集团的经济只在国家财政统筹运转模式中处于附属地位。其经济地位，更加强了它对君主的依附性。”由此更进一步出现了“食其禄者死其事”这一誓死效忠君主的观念，使其逐渐成为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驯服工具（注：参阅拙作：《试论战国军功官僚集团》，《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4期。）。

当西方古典古代的平民阶级在为争取平等权利而与贵族进行了艰苦卓绝、坚持不懈的政治斗争之际，战国时代的平民却还根本没有这种平等的权利意识，为了寻求出路，其上层佼佼者往往投向君主的怀抱。而当诸侯国君主要求加强专制集权统治之时，极端君主派的法家人物和军功官僚集团便成为其变法的中坚力量与社会基础，他们虽然也与旧贵族进行斗争，但其目的却只在维护以君主为首的一小撮统治者的利益。两者改革的目的和性质既然南辕北辙，其内容、成果及其对人类社会的深远意义便自然也大相径庭。三

古希腊罗马的社会改革给人类留下宝贵的遗产：主要是其民主共和制度的雏形及其运作实践，及以民法为其精华的罗马法的不断丰富。“民主”这个词的起源，是古希腊人用来形容自己国家政治制度的，从古典作家的用法来看，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以及给予人民以最高权力。这一付之实践的理想来自二三千年前的西方古典古代的民众，确是一件极其了不起的大事。当然，其民主共和制度初创之时，存在许多缺陷与局限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正确评价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一般认为，由于奴隶、外邦人与妇女都没有政治权力，所以它只是在少部分居民中实行民主，同时上层阶级享有比一般民众更多的权利。如在伯里克利时期，雅典有人口约31万，其中奴隶有11万，外侨3万不到，公民有17万余人，公民中妇女和儿童不享有政治权利，这样享有民主权利的成年男子才4-6万人左右，仅占全部人口的1/6。所以国内的一般教课书与世界通史之类，大多仍以此而取各种批评态势。其实无须对古人过于苛求，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二千五百年前的城邦国家中，能有占1/6人口的数万公民得到民主的政治权利，便已是一个十分伟大的事业！张中秋指出：“如果考虑到历史的因素，那么这个比例在古代世界中当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占有总人口1/6的人享有了民主权利，才使雅典国家与古代其他特别是东方的国家严格区别开来，也才使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法具有了民主和法治的精神。……它已在思想和传统上为后来所有类型的西方民主和法治奠定了基石。”（注：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8页。）

古典古代政体的特点是尽量排除个人独裁专权。雅典五百人会议的主席团，每年由十个选区轮流组成，主席团设主席一人，相当于形式上的国家元首，每天早上抽签决定，任职一天，不得延长，不得连任，以至于有人说雅典每年有三百个元首。克里斯提尼时代，公民大会实行的“贝壳放逐法”，规定对于危害公民自由和现行制度的人要予以放逐，主要即用于防止个人专权的措施。亚里士多德称：“制订此法是由于对当权的人发生怀疑而起，……也被用来驱逐任何其他威势太大的人”（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6-27页。）。并逐步出现一整套相互制约的政治权力机构，雅典甚至已经出现了三权分裂政体模式的雏形。

在雅典，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而在罗马，则往往是元老院拥有最高权力，就民主程度来说，罗马要逊于雅典。罗马政治机构中最具个人权力色彩的官职是在特殊紧急情况下设立的独裁官，他实际上是从两名执政官中产生，由元老院任命而不是选举产生，集军事与行政权力于一身，但这种职位是临时性的，一旦紧急情况结束，其职权即告终止，任期一般不得超过半年。只是到了罗马帝国形成的前夕，独裁官的权力才急剧膨胀起来。总之，就罗马共和国整个政治结构而言，没有个人专权，平民也基本取得与贵族较为平等的权利。尽管元老院权力很大，毕竟“百人团民众会议、部落民众会议和平民部落会议具有三重性质：选举、立法和司法。”（注：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148、267、153页。）尤其是决议对全体罗马人都有约束力的平民会议。所以罗马共和国完成的是一种被摩尔根称为“半贵族政治、半民主政治”的国家制度（注：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36页。）。

虽然选举制往往被贵族操纵，尤其在古罗马“财富在百人团民众会议中占有决定性分量。”“虽然一切具备条件的市民均可以要求取得官职，但实际上这些官职都势必只在有限的家庭中沿袭，这些家庭逐渐形成一个狭窄的领导阶层，形成一种新的贵族政治。”然而，重要的是国家官员必须由民众会议直接选举，且受民众监督与对民众负责这一系列制度的滥觞。伯里克利时代，实行了官吏公职津贴制，使下层公民被选上官职由“可能”变为“现实”，得以真正参与国家的管理。亚里士多德说：“因为人民有了投票权利，就成为政府的主宰了。”（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12页。）话虽说得漂亮了一些，但至少选举制度所反映的社会进步，这在古代世界中是独一无二的。

对官吏的监督制度也颇为严密。在雅典，官吏从当选到卸任，总共不过一年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他首先要接受资格审查，以执政官为例，其任职资格先由五百人会议审查，发现问题，就要提交法庭裁决。其二是信任投票，在五百人会议的每一个主席团任期内，公民大会都要对执政官和将军举行信任投票，看其是否称职。如果多数公民对某一官员投不信任票，他就得去法庭接受审理。由于主席团为十个选区轮流组成，任期各为一年的十分之一，所以一年中就有十次这样的信任投票。最后是卸任检查，每个官员任职期满，都由专人（查帐员和助理员）对其在职期间的行政活动和经济帐目进行审查，如发现有违法行为，就送交法庭裁决。在罗马，“执政官在任职期间是不可侵犯的，但在任职结束后，他重新成为普通市民并对他担任执政官职务期间的行为负责，对他所做的侵害私人权利或国家权利的事负责。”（注：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148、267、153页。）

雅典的最高法庭叫陪审法庭，其审判官叫陪审员，由三十岁以上公民抽签产生，任期一年，不得连任。大部分是中、下层公民，每五百人组成一个审判庭，共有十个审判庭。至于每个人到哪一个审判庭，审理哪一个案件，都由临时抽签决定，最后投票表决当事人诉讼的胜负。这样的法庭运作较为廉洁公正，因为陪审员评判案件，除本城邦的法律外，就主要凭自己的良心，而无须慑服任何其他权威。古罗马有“向民众申诉”制度，或称上诉权法，如果对执法官的判决不服，公民可以向民众大会上诉，最后由民众大会作出有关裁决。它“使执法官治权中固有的处罚裁量权受到限制”，“被罗马人视为对市民自由权的最高宪法保障”（注：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148、267、153页。）。当然，其司法民主制度初创时期也演绎出一些冤案，但无须以此来全盘否定此司法民主制的历史意义。

虽然说，要求全体公民在政治权力上一律平等的理想是难以做到的（按：就是在今天也做不到），但西方古代社会毕竟将它作为理想提了出来，且在付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创造出一些有关制度与法律，不管其民主制完善程度如何，这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它还促进了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创造出灿烂的多元文化成果。古典古代的民主政体也一直在相当艰苦地与僭主、寡头政治相抗争，道路极为坎坷，如雅典出现过四百人政府和三十僭主的残暴统治，最后还是被强权所摧折，罗马共和国也终被帝国取代，但它的生命力终将至近代重放光芒！

在战国变法中我们看到，魏文侯在改革中能礼贤下士，不拘一格延揽人才，以翟璜为上卿，李悝为国相，西门豹为邺令，吴起为西河守，乐羊为大将，……使国势蒸蒸日上，一时雄冠海内。齐威王在改革时也同样重视各式人才，用邹忌为相，田忌为将，淳于髡主客，孙膑为军师，尤其是设立稷下学宫，招揽饱学之士，使其进退自由，一时“群臣进谏，门庭若市”，也使国力激增，强于诸侯。它给后人留下了在君主“人治”统治模式下一些颇为诱人的景色，这种“人治”经验虽也可套以“开明”、“仁政”之桂冠，然其不存在丝毫的“民主”制度之内涵，而终被纳入专制统治的轨道，成为其特定时期的一种补充，只能昙花一现而没有多少生命力。在逐步建立起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中，君主开始独揽全国政治、经济、军事、立法、司法、监察等大权，直接导致秦代“皇帝”制度的产生。皇帝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专断一切的权力：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主要由皇帝任命，并必须无条件地效忠于皇帝，按皇帝的命令办事，而皇帝却几乎不受任何权力、法律的监督或约束。以皇帝独裁专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制度，成为中国古代持续了二千余年漫长岁月的稳定的统治结构模式。

在君主专制日益残酷统治之下，民众不要说批评君主，就是议政的权利都是被剥夺的。考核官吏的“上计”制度，也只是向君主负责，决非受民众监督，更无须民众的信任投票。朝廷专门设置的有关监督机关，监视的是全国民众乃至百官，直至进行残酷的杀戮。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主要为皇帝的爪牙，震惊天下的坑儒惨案，便是由御史一手承办的，实质上成为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在法家实行“轻罪重刑”统治政策之后，民众完全被残酷的法网所控制。

战国变法范文篇4

教学目标

知识结构

春秋

战国

社会经济

农业

工具

铁工具开始出现；

开始用牛犁耕并推广

铁农具使用范围扩大；

开始用牛犁耕并推广

水利

楚国：孙叔敖修芍陂

秦国：李冰修都江堰；郑国修郑国渠

手工业

冶铁

创造铸铁柔化技术，比欧洲早2000年以上

铸铜

莲鹤方壶，出现金银错新技术

漆工艺

采用夹纻技术

纺织

麻织品的纤维相当细密

煮盐

山西的池盐，山东的海盐，四川的井盐

酿酒

已能用曲造酒

专著

《考工记》

商业

商业发达，出现商业中心，如齐国临淄、赵国邯郸、楚国郢

社会变革

土地所有制

出现私田，出现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剥削方式

变革

齐国：管仲变法

鲁国：初税亩

魏国：李悝变法

楚国：吴起变法

秦国：商鞅变法

教学建议

复习课设计

第六节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和社会变革

一、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农业

1、铁制农具的使用

要求学生记住我国铁器出现的最早时间、使用铁器的最早时间、春秋战国铁制农具使用情况。理解铁制农具使用的重要意义。

2、牛耕技术

要求学生记住牛耕技术开始使用推广的时间，掌握牛耕技术运用的历史意义。同时，使学生了解：春秋战国时期长达五百余年，牛耕技术的逐步推广是渐进的过程，且受农户经济条件的制约。

3、水利事业的发展

让学生掌握当时中原地区普遍使用的灌溉农田工具是桔槔。根据书中的地图，要求学生记住春秋战国时期兴修的主要水利设施。

（二）手工业

要求学生通过列表的方式，总结春秋战国时期，手工业的发展情况。

（三）商业

要求学生记住当时主要的商品、重要的商业中心。

二、封建剥削方式的出现

使学生了解：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大量的私田。私田的主人采用新的剥削方式，即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剥削方式。这种新的剥削方式使私田主人与耕种者之间形成了新的生产关系，即封建地主与封建农民之间的关系。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改革和变法

1、春秋时期封建土地私有制逐渐确立。

指出春秋时期，各国通过改革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重点介绍齐国管仲改革和鲁国的“初税亩”。

2、战国时期的改革

首先，让学生理解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变法的大背景。

其次，简要介绍吴起变法和李悝变法。

最后，重点讲解商鞅变法以及历史意义。

重点——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改革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适应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出现，为进一步改革残存的奴隶制，运用政权的力量，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春秋初齐国和鲁国的税制改革，战国时的李悝变法、吴起变法、邹忌改革和商鞅变法。其中最典型、成效最大的是秦国商鞅变法。

从改革的内容来说，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政治上，主要废除奴隶主贵族特权，加强封建君主专制。经济上，消除奴隶制土地制度，确立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生产。军事上，奖励军功，提高军队战斗力。

从改革的作用和效果来看，因为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内部阶级力量的差异，其效果是不同的。齐国等国虽较早的过渡到封建社会，但由于旧贵族势力较大，变法受到很大阻力，所以变法不彻底。有的国家出现了内乱，政权不稳定。只有秦国借鉴了各国变法的经验，改革比较彻底，功效最大。总起来看，这些改革，都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废除了奴隶制政治经济制度，巩固和发展了封建制的政治经济制度，大大促进了封建制的建立和发展。

重点——铁器的使用和牛耕对社会生产的促进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标志着我国生产力的显著提高。而牛耕技术的推广，使耕作效率大大提高，是农业动力的革命，有助于农业劳动力的解放。生产力的提高，导致大量私田的出现，封建剥削方式、生产关系也随之出现。经济基础的变化，引起各国政治改革。通过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及封建制度得以确立。我国进入的封建社会。

难点——春秋战国时期改革、变法运动发生的必然性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使农业生产大大提高，出现了大量的私田。与之相伴，出现了封建生产关系和封建剥削方式。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走向瓦解。由于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导致上层建筑也随之改变。各国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先后进行变法，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建立起封建制度。因此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易错问题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动力，是一切历史现象的根本原因。井田制的瓦解是春秋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出现，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公田”外，新开垦的“私田”将成为可能的和需要的了。所以，私田和封建剥削方式的出现，都是因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易错问题——西南地区的开发始于战国时期

我国西南地区的开发始于战国时期，而不是汉武帝在西南地区设置郡县开始。早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开始开发西南，秦国蜀守李冰，在成都附近的岷江流域，修建的防洪灌溉工程都江堰。这是开发西南地区的开始。开发西南地区的开始与中央政权设置郡县地方行政机构是两个不同的历史现象。

典型例题

例1按照因果关系排列春秋时期井田制瓦解的过程

①鲁国“初税亩”②各诸侯国井田制瓦解③铁器和牛耕的使用④一些贵族化公田为私田，采用新的剥削方式⑤私田开垦越来越多，私田主人不向国君交纳产品⑥奴隶主贵族转变为封建地主，奴隶转化为农民

A．①③④⑤⑥②B．③⑤①④⑥②C．③①④⑤⑥②D．③④①⑤⑥②

答案：B。

例题分析：此题为因果排序选择题，是历史和政治综合能力题，主要考查历史过程的再认再现能力、辩证唯物主义的因果关系、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的综合运用。井田制瓦解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具体表现为③，因此③应排在第一位。与③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是⑤，排在第二位。与⑤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是①，排在第三位。与①有直接关系的是④，排在第四位。④决定了⑥，⑥决定了②。

例2郭沫若曾指出：“东周列国的社会制度的变革到春秋末年以后才达到质变的阶段”。最能证明这一观点的是

A．春秋争霸战争B．“战国七雄”的出现

C．战国通过变法废除奴隶制，确立封建制D．周王室更加衰微

答案：C

例题分析：此题为论证选择题，是历史学科能力综合题，主要考查观点论证能力、历史阶段特征的再认再现能力、历史思维的分析能力的综合运用。题干引文是观点。这一观点实际上是说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制度的大变革，是在战国时期完成的，C项证明了郭沫若观点的正确性。

例3对于秦国来讲，商殃变法起决定性的历史作用是（）

A．旧制度被废除，封建经济得到发展

B．秦国军事力量日益强大

C．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基础

D．加速了秦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发展

答案：A

例题分析：本题是一道比较题，旨在考查学生的分析比较能力。本题实际上是对商鞅变法作用的评价问题，作为一场深刻的地主阶级变法运动，其历史作用是多方面的，不可能局限于一点或一个方面，但是，这是一道单项选择题，因而答案只能是一个。D项是商鞅变法作用之一，即使加速了秦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发展，也不可能是决定性的作用；B项和C项也是商殃变法的作用之一，但也不是决定性的作用。因为“秦国军事力量日益强大”和“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基础”的根本还在于秦国旧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奴隶制度被废除，使封建经济得到发展，正是因为封建经济发展，秦的军事力量才会日益强大，秦统一六国才会有坚实的基础，因而只有A项是正确选项。

例4战国时期封建制度确立的条件是（）

①封建土地私有制逐渐代替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②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形成及其经济势力的增长③地主阶级要求发展封建经济，实行地主阶级专政④在新兴地主阶级的推动下，各国先后实行变法

A．①②③B．③④C．①②③④D．②③④

答案：C

例题分析：本题旨在考查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首先应该知道“封建制度”是以封建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剩余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地主占有绝大部分的土地，并用地租形式剥削农民；其上层建筑是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这就涉及土地制度、地主阶级的专政诸项因素。“条件”是指可能性。综合起来考虑则是具备哪些条件才可能确立封建制。依据这一分析，①是必备条件，它涉及封建制赖以建立的基础问题；②涉及统治阶级一一地主阶级；③涉及封建制的上层建筑；④则是涉及封建制确立的主要方式、途径问题。因而C项为正确答案。

例5《史记·商君列传》载：“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这主要是因为商鞅（）

A．允许工商者入仕为官B．准许土地自由买卖

C．承认土地归私人所有D．规定按军功授爵赐田

战国变法范文篇5

北京市第28中学特级教师陈毓秀

（一）教学目的

1．要求学生掌握的基础知识：

战国时期的起迄年代。战国七雄的形成和方位，商鞅变法的背景、内容和历史作用。我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围魏救赵和马陵之战。合纵与连横。

2．要求学生从思想上认识：

①战国时期多国的变法，是地主阶级为确立封建统治，发展封建经济的政治改革。

②商鞅变法使秦国逐步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

3．要求培养学生的能力：

讨论“商鞅变法为什么能获得成功”？以培养分析综合能力。

（二）教学过程

1．复习提问

①我国奴隶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期逐渐瓦解？这其间经历了哪几个朝代？

②春秋时期有许多诸侯国，谁能在这幅空白地图上把齐、楚、秦、燕、晋这几个主要的诸侯国标出来？（挂上事先画好的春秋时期空白图）

2．导入新课

我国奴隶社会从公元前21世纪夏朝建立开始，经过商、西周，到春秋时期逐渐瓦解。春秋以后，我国历史跨进了战国时期。战国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时期。我们知道，我国封建社会时间极长，从战国开始，经过了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夏金元、明清直到鸦片战争前（1840年）为止，长达两千多年的漫长过程。而战国时期是这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开端。

战国时期是战国七雄的天下，现在学习第8课《战国七雄》。

3．讲授新课

一、七雄并立（板书）

1．战国七雄（板书）

战国七雄局面是怎样形成的？——自西周分封诸侯，中国的历史地图上出现过许许多多的诸候国。但是经过春秋时期三百来年的争霸战争，大国兼并小国，强国吞并弱国，到战国开始的时候，诸侯国已经为数不多。主要的有齐、楚、秦、燕、韩、赵、魏七个大国。（板书）。七国中，齐楚秦燕，大家已经熟悉。韩赵魏是怎样形成的呢？（挂战国时期地图，与已经挂在黑板前的春秋地图对照）。春秋时期的晋国在战国地图上已经消失，代之而起的是韩、赵、魏三个诸侯国。原来晋国已经被它的三家大夫韩氏、赵氏、魏氏瓜分，一分为三，形成了韩、赵、魏三个诸侯国。历史上把这件事叫做“三家分晋”。与此同时，齐国大夫田氏夺了原来姜氏（姜太公的后代）的大权，历史上叫做“田氏代齐”。不过田氏代齐以后，齐国仍叫齐国，所以在地图上表示不出这个变化来。

历史上把这七个强国并称为战国七雄，七雄并立是战国期的基本形势。

战国七雄的地理方位：齐国在东，楚国在南，秦国在西，燕国在北，韩、赵、魏三国在中间。（看图讲）（辅之顺口溜“齐楚秦燕韩赵魏，东南西北到中间”）。

战国七雄的都城：齐（临淄）；楚（郢）；秦（咸阳）；燕（蓟）；韩（郑）；赵（邯郸）；魏（大梁）。

2．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我国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板书）

战国时期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一共经历了250多年。在这一时期，七雄之间战争频繁，比春秋时期更加剧烈，规模也更大，一个战役便要出动几十万、上百万的兵力，一次战争便要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地打下去，战国便因此而得名。战国时期步兵和骑兵成为主要兵种。课本图画《身着甲衣的战国骑兵》，表现了当时骑兵的形象，身上穿着牛皮做的盔甲，手里拿着铁铸的匕首，骑着战马。图画《战国兵器》画的是戈（用来横击敌人或把敌人钩住）、矛（用来刺杀敌人）、戟（戈和矛的组合）。

战国时期为什么又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呢？这就得从当时多国的变法运动谈起。因为战国时期正是通过多国变法，确立了封建制度，形成了封建社会。

各国都开展了变法运动，其中以秦国的商鞅变法比较彻底，成效显著，对中国历史发展也有深远影响。

二、商鞅变法（板书）

1．变法背景（板书）

（1）地主阶级的兴起以及要求发展封建经济，确立封建统治——春秋以来，在奴隶制瓦解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对新的阶级，即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最早的地主阶级是由奴隶主转化来的，一些奴隶主驱使奴隶开垦荒地，开垦出来的荒地就成为他们的私有土地，所以新兴地主拥有很多土地，他们也有了一定的权势，有的甚至抓到统治权。像“三家分晋”的韩、赵、魏三家，“田氏代齐”的田氏，都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者。但是，奴隶主贵族仍旧拥有各种特权。旧的奴隶制度都是保护奴隶主的。新兴地主要想确立他们的封建统治，发展他们的封建经济，就必须改革旧制度，废除奴隶主贵族的多种特权。

（2）李悝变法、吴起变法对商鞅变法的影响——战国时期，各国的地主阶级在基本相同的背景下先后都开展了变法运动。影响比较大的有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它们对商鞅变法提供了经验，有明显的影响。商鞅是李悝的弟子，商鞅是带着李悝的《法经》入秦的。商鞅变法的很多措施跟李悝、吴起是基本相同的。李悝变法，废除了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按功劳的大小授予爵禄；推行“尽地力之教”，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地主田租收入；制订《法经》，保护地主阶级私有财产及其统治地位。楚国吴起变法规定：“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对世袭封君的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精简机构，淘汰冗员，加强士兵训练，增强了兵力……可以说商鞅变法跟李悝、吴起变法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3）商鞅变法，是在秦国落后、秦孝公发愤图强，坚决要求改变落后面貌的历史条件下获得成功的。在战国七雄中，秦国地处西方，较之东方各国落后，被东方各国瞧不起，连会盟也不让它参加。年轻有为的秦孝公即位后，深感“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他发愤图强，下令求贤；“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我要升他高官，分他土地）。”被秦孝公选中的是谁？商鞅。商鞅是卫国人，所以叫卫鞅。古代称诸侯之孙为公孙，所以又叫公孙鞅。他入秦后，因功封给他商于15个城，号为商君，所以又称他为商鞅。当秦孝公的求贤令在各地张贴出去以后，身在魏国、怀才不遇的商鞅得悉后，马上动身，来到秦国，求见秦孝公。他向秦孝公端出了全部变法图强的设想：怎样可以富国，怎样可以强兵，又怎样必须把奴隶主贵族的特权一项一项连根拔掉。秦孝公越听越来劲，不知不觉地把他的膝盖往前挪。两个促膝而谈，“语数日不厌”。秦孝公决定要按商鞅的主张实行变法。

但是变法是触动整个社会的大变革。大臣都能支持吗？秦孝公召集大臣，共商变法大计。奴隶主贵族势力的代表人物甘龙和杜贽竭力反对变法，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据理反驳，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课本图画《商鞅舌战图》是这次大辩论的写照。中间席地而坐的是秦孝公，商鞅正在跟反对变法的大臣进行辩论。他手里拿着竹筒，引经据典，响亮地喊出了“便国不法古”的口号（只要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方便，就不一定效法古代），坐在他对面的是甘龙和杜贽，被商鞅驳得张口结舌，坐不安席。——这一场历史性大辩论的结果是秦孝公最后拍板，说：商鞅说得对。决定任用商鞅，实行变法。

变法令公布之前，商鞅“立木赏金”，表明了新法令一公布，就要坚决实行的态度，借立木赏金以取信于民。

2．变法内容（板书）

在秦孝公支持下，从公元前356年至前350年，商鞅大规模地推行两次变法。变法的内容，课本把它归纳成为三条。

①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板书）图画《农民正在掘开田地上的纵横疆界》反映的是秦国的农民正在按照商鞅的法令掘开田地上的疆界。过去田地上的疆界不作数了，商鞅废除了过去的土地制度。过去旧的土地制度是土地全部归奴隶主贵族控制，不许私有，不许买卖。因此新法令剥夺了奴隶主贵族控制土地的特权，保护了地主的土地私有权。

②奖励耕战（板书），包括奖励耕织和奖励军功两方面的内容。耕是指耕地和织布或织帛，指的是生产。新法规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图画《奖励耕织》画的是一个农夫在耕地，一个农妇在织布，地上有老母鸡在寻食，房前屋后种上了瓜和果，这不正是封建经济男耕女织的典型写照吗？新法奖励耕织，必然鼓励男耕女织，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

战是作战。新法规定，在战争中立了军功的，按军功大小，授予爵位，授予田地房产。这就必然鼓励战士勇敢杀敌，促进秦国战斗力的加强。在旧制度下，爵位是奴隶主贵族专有的特权，而新法却进一步规定，贵族没有军功，就没有爵位，不能享受特权。奖励耕战又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势力，发展了封建势力。

③建立县制。（板书）商鞅把全国的城邑和村子合并起来，新设置了31个县。在全国普遍建立县制，由国君直接派官吏去管理，这样，封建国君的权力更加集中。

商鞅变法是一场废除奴隶制，确立封建制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商鞅变法条条内容打击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奴隶主贵族进行了拼死的反对。变法令刚一公布，他们就起来抵制。太子驷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唆使太子犯法。商鞅毫不手软，采取严厉措施严加惩处：公子虔割了鼻子，公孙贾脸上刺了字，新法才顺利进行下去。新法推行了18年，公元前338年，全力支持变法的秦孝公死了，被旧势力包围的太子继位，即位后第一件大事便是把商鞅车裂致死。但是，新法顺应了封建制度一定要发展的趋势，早已深入人心，商鞅虽死，秦法不变，商鞅的政策仍然在秦国继续推行。

3．变法意义（板书）

商鞅变法对秦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第一，要在“富强”两个字上着眼，变法以后，秦国的封建经济发展，这是富；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加强，这是强。总起来说，秦国很快成为国富兵强的封建国家，奠定了后来秦灭六国的基础。第二，要抓住“封建”这个性质。变法废除了奴隶制度，发展的是封建经济，确立的是封建制度，变法以后的秦国形成为一个富强的封建国家。

秦国通过变法形成封建国家。战国时期全国都先后进行变法，也都先后不同程度地确立了封建制度，成为封建国家。因此，我们说，战国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商鞅变法是发生在战国中期的事情。商鞅变法在各国变法中不是最早的。最早起来变法的是魏国的李悝，魏国也最早强盛起来。在战国初期的将近100年时间里，无论是西边的秦，东边的齐，还是南边的楚，没有不被魏国打败的。魏国夺取了邻国一片土地，一时称雄中原，风头十足。不过魏国的强盛到了战国中期，经过“围魏救赵”、“马陵之战”两次大战的失败，元气大丧，又衰落下去。

围魏救赵和马陵之战，都是魏国跟齐国之间的交战。齐的军师是孙膑，魏的主将是庞涓。（关于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可让学生阅读课本小字）

围魏救赵——公元前354年，魏国派将军庞涓率领军队进攻赵国（边讲边在黑板上画示意图），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抵挡不住，第二年向齐国求救。齐国派孙膑为军师，率领军队来救赵国。按常情考虑问题，邯郸被围，齐国为救赵国，当把军队开到赵国，去解邯郸之围。而军师孙膑，却把军队开到了魏国，他要乘魏国精兵北上攻赵，内部必然空虚的当口，来一个避实击虚，“攻其所必救”。庞涓虽然被迫从邯郸撤军，回师自救。军队经过长途行军，疲惫不堪，走到桂陵，遇到早已埋伏在那里以逸待劳的齐军，被齐军打得大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由于战场在桂陵，齐魏之战又称桂陵之战。

马陵之战——十几年过去，魏和齐又发生了马陵之战。这一次，魏国向它南边的韩国发动进攻。韩国也向齐国求救，齐国仍旧派孙膑为军师，仍旧以“围魏救赵”的战术，出兵去救韩国。魏国派庞涓率领10万大军迎战孙膑。但孙膑却避开了正面交锋，主动把军队后撤，后撤中，每天减少烧饭的军灶，制造军队大量逃亡的假象，引诱庞涓来追。庞涓紧追不休，轻敌猛进，一直追到马陵的一棵大树之下，齐国的伏兵忽然万箭齐发，箭如雨下，魏军大乱，自相践踏，十万雄师，一朝覆没，庞涓拔剑自杀。这一仗，齐国又获大胜。经过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齐国的军师孙膑声名远扬，成为战国c期最著名的军事家。

四、合纵（公孙衍、苏秦）与连横（张仪）（板书）

马陵之战以后，魏国衰落下去，齐国强大起来。这时候，西方的秦国，由于商鞅变法成功，正在迅速崛起。因此，魏国衰落以后，又出现齐、秦两强东西对峙的局面。齐秦为了争取盟国，击败对方，在不断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又展开合纵、连横的外交斗争。

什么是合纵？合纵就是东方六国联合抗秦，（“合众弱以攻一强”）。这种联合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是从南到北的纵向联合，所以叫做“合纵”。首先起来推行合纵政策的是魏国人公孙衍。不过，他没有取得什么成效。后来合纵政策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苏秦（洛阳人）。苏秦奔走于东方多国之间，身佩六国相印，在他的游说推动下，东方各国一度合纵攻秦，迫使秦国吐出一些占领的地方，使秦国遭到一定的挫折。

什么是连横？连横就是劝说一国帮助秦国进攻其它各国（“事一强以攻众弱”）。这种结合是西边的秦国与东边各国之间横的连合，所以叫做连横。连横政策的代表人物是魏国人张仪。秦国用张仪为相，让他推行连横政策。当时东方的齐楚两大国结成联盟，秦国要跟齐国争雄，必须先破坏齐楚联盟。张仪连横政策最成功的一着便是把齐楚联盟给破坏了。

合纵连横的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各国一会儿加入合纵，跟楚国搞联合，跟齐国搞联盟，一会儿又跟秦国抱到一起，朝秦暮楚，反复无常。“朝秦暮楚”的成语就是这么来的。——不过，虽然斗争很复杂，情况多变化，形势发展的总趋势是清楚的，那就是，在不断的军事斗争和复杂的合纵连横斗争中，楚国和齐国先后衰落下去，秦国却越战越强。

4．巩固小结

最后，把战国形势发展的脉络梳理一下，作为小结：纵观战国250多年历史的发展，如果把它比作一次长跑比赛，那么，起跑最快的是魏国。李悝变法后，魏国一马当先，称雄中原。战国中期马陵之战以后，齐国赶上去，超到魏国的前面，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也超过去。齐秦两强你追我赶，难分先后地跑了一段，终于秦国越跑越快，在七个参赛者中遥遥领先。比赛最后的结局大家是清楚的，一统天下的金牌是被秦国夺走的。但是，临近终点的最后一圈，秦国是怎样奋力冲刺、怎样夺去奖牌的？这最精彩最紧张的一幕要以后再学了。

5．作业

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这是战国时期起止年代。要注意，战国开始与春秋结束不是同一年。前476年，春秋结束；前475年，战国开始。请不要混淆。

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开始。商鞅推行变法18年，这是开始的一年，也不要误认为商鞅变法只此一年，要注意“开始”两字。

今天这一课最重要的人物是商鞅。请用最简单的语言解释“商鞅”这一名词。（答：战国时期著名的改革家，从公元前356年开始，在秦国推行变法，获得成功）。

词语战国七雄，要求掌握七雄的名字和地理方位。

词语“商鞅变法”，要求掌握开始的年代、变法内容和意义。

（三）教法建议

1．第一个子目“七雄并立”概念比较简单，有些内容小字已经接触过，宜于用谈话法进行。七雄的地理方位要结合地图来讲解。交待韩、赵、魏三国的形成，可以把《春秋列国图》与挂图《战国形势》并排挂在黑板前，引导学生对照比较，观察两者之间的变化，待学生发现问题时，提出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然后讲述“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

2．三家分晋和田氏分齐不是重点，而过程复杂，教师讲得越简单越好。但是可以补充“三家分晋”及“田氏代齐”这两个历史常用词语，便于学生学习、记忆。

3．商鞅变法背景中关于土地私有制出现，地主、农民阶级产生的过程，按照浅化教材的原则，不宜讲得过多过繁，交待清楚地主阶级已经产生，他们要求发展封建经济，确立封建统治便可。

李悝变法和吴起变法的具体内容，可根据各个学校学生水平的不同或讲或不讲。

秦孝公发愤图强及商鞅舌战的情节，建议结合图画小字内容作描绘性叙述，以加强感性认识。

“立木赏金”故事，课文并未提到，而学生在小学学过，可以引导学生回忆，由学生叙述它的大意。

4．商鞅变法的内容，最好把课文和图画揉合在一起讲。

5．商鞅变法的意义，可以先让学生读课文。教师分析讲解时要强调“富强”两字，秦国逐渐国富兵强，奠定了统一基础；还要强调变法运动的封建性质，商鞅变法是一场地主阶级要求废除奴隶制，确立封建制的政治改革。变法标志着封建制度的确定，封建国家的形成。

5．围魏救赵和马陵之战的故事讲到什么程度为宜（略讲、不讲、描绘性地讲）？既要根据学生的求知欲（有的学生看过课外读物或看过电影，要求教师讲得详细点），又要考虑课时的约束，各个学校似应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作出决择。

战国变法范文篇6

繁荣的经济一定会哺育出相应的文化。游三峡访秭归拜谒屈原祠，自然要想到《离骚》。我们读屈原的作品和他的一生，还可以看到，屈原爱国，楚怀王却不给他爱的机会，但怀王没能消灭屈原的爱心。屈原的爱不仅是爱国、爱人民，他也深情地写男女爱情，凝聚在楚辞中的爱，是非常丰富的情感。《诗经》是民间集体创作，代表共性。《离骚》是屈原独立创作，作为更具个性的作品，体现着个体生命中极其神圣而宝贵的东西。人生可能不被理解遭受冤屈，失去许许多多，但不能失去心中的爱。爱是个人情感，却对应着整个世界。人生若失去这种情感，世界也会黯然。《离骚》中所体现的个性，已然是对共性的升华。不管怎么说，从诗经发展到楚辞，楚辞已是华夏当时最先进的文学艺术。

也许还有必要一说，西方对爱心的神圣性认识，可以追溯到从希伯来人耶稣的精神中汲取营养；对个性的肯定，则从古希腊的理性思维中认识到个人在浩荡宇宙中的能力和价值。今天外国朋友来游三峡，可以体会，屈原所表现的人的个性和爱，标志着中华文明在公元前取得的重大进步。

楚国不仅有楚辞，诗歌可入曲传唱。宋玉曾说，有位歌手到楚国首都郢来演唱，开始唱“下里巴人”，与他和唱的有数千人；接着唱“阳阿薤露”，和唱者有数百人；最后唱“阳春白雪”，能与他和唱的就只有几十人了。“阳春白雪”是高山流水。“下里巴人”也不是低水平，而是通俗歌曲，有数千人与那位歌手和唱，那是相当大的场面。你看，从“下里巴人”到“阳春白雪”，楚国音乐在人民中多么丰富而有层次。楚国何止是有屈原呢，楚国的群众性文化已多么灿烂。

如此，楚国就给我们留下一个问题：楚国农业、纺织业、冶炼铸造业，陶器、竹器、漆器等手工业，乃至商业经济均发达，文学艺术也最为发达，何以会被在西北蛮荒之地发展起来的秦国所灭？

楚国不是生产力不行，也不是文化艺术不行，而是经济、文化都发展后，统治者的政治建设未能随之发展进步，未能满足生产者的要求而遭至灭亡。

楚国更大的悲伤，恐怕还在于它不是没有出现过改革。早于商鞅在秦变法的前二十五年，吴起就受楚悼王重用主持变法，变法的措施就是商鞅后来在秦施行的“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可惜变法仅一年，悼王死，吴起被贵族射杀，变法夭折。

悼王去世半个世纪后，怀王即位，此时有屈原。屈原有什么革新主张吗？他作为诗人的形象太饱满了，以至后人常忽略了他的政治主张。但司马迁作《屈原列传》还是指出，《离骚》称道了齐桓公。齐桓公曾用管仲搞过春秋时最早的改革，齐因此成为春秋五霸的第一位霸主。《离骚》还称道了汤、武革命。这都能让我们窥见屈原的改革政见。屈原不仅是诗人，他是楚国的“左徒”，是国家一个高级官员，他有如此丰沛的学问和艺术造诣，且如此重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才华，岂不难得！可惜，楚终于被秦灭亡了。楚国的悲伤是其他被灭亡的国家无法相比的啊！你听，“痛楚”、“酸楚”、“凄楚”，描述的正是楚亡后楚人深长的痛苦和悲伤。

悲剧的力量总是最打动人的，也是这巨大的感伤和对国家的热爱，造就了屈原和《离骚》。为了记住这巨大的不幸，这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人伦大爱，千秋以来中国人为一个人立个节日每年都纪念他，这个人就是屈原。千古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帝王被人民这样纪念。

然而，如果把亡楚的责任都推给国王，恐怕也是不公道的。虽然悼王支持变法遂有楚国变法，怀王未能理解屈原以至付出巨大代价，但关系一个国家能否适时变法的力量并不取决于君王一人，在楚国反对变法的分明有一个旧贵族阶层。

人为什么会悲伤？那一定是曾经美好的东西沦丧。这“旧贵族”的先人，原也是相当积极进取的啊！楚国的先人可追溯到熊绎,西周前期周成王封楚子熊绎居丹阳，丹阳在三峡西陵峡深处，为最早的楚国都。所谓“上控巴蜀，下应荆襄，当水陆之要冲”，这是说楚国位置险要，但这样的地方若不向外发展，楚就会被封闭在峡谷。楚国的先人胼手胝足、拓土开疆，战国时兼并了上游的夔国，向下游发展使楚国都城出现在荆州，整个三峡地区就通称“楚”。当楚国发展到江汉平原就地处华夏中心，这使楚国最有条件汲取东西南北之长，但也容易四面受敌。楚先人汇集四邻之长，警惕危险，把国家发展到最雄强。但后人在繁荣中滋生出优越感，滋长了自高自大。这自高自大不把四邻放在眼里并不只是统治者的缺点。今天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也需要警惕我们自身存在的毛病。

楚国的优势确实曾经很多，以至楚南公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果然，始皇建立的秦朝是被楚霸王项羽所灭。可是，项羽又被秦汉之地的刘邦所灭。为什么？你看，自高自大，不把刘邦放在眼里，这些缺点在生长于楚的项羽身上也体现得多么明显。

秦凭什么击败楚？无疑要追溯到“商鞅变法”。可是，这“变法”并不是商鞅的发明。商鞅的智慧从哪里来？

春秋时齐国发生的改革可以追溯到西周末开始用铁。铁耕促进了井田外“私田”的开发。春秋“井田制”不是私有制，也不是公有制，是国有制。管仲搞“相地而率征”，即按土地征税。承认了私田，就在井田制以外别开了一条新路。

管仲此举的意义有多大？

人类最早用铁的是小亚细亚卡帕多细亚的一个古国赫梯，位于今土耳其克泽尔河流域，早于公元前十四世纪用铁，赫梯因此经济发展，军事也强大，并有楔形文字，还产生了《赫梯法典》，但这部法典是在生产力进步后用来竭力固守奴隶制的。战争起源于剩余劳动产品，这时的赫梯因经济发展处于容易遭到周边蛮族攻掠的环境，一旦遭到入侵，又因国内生产者的利益受到奴隶制压制而难以形成上下一致的有力抵抗。赫梯在公元前十三世纪末和十二世纪初被“海上民族”从小亚西海岸侵入，又遭到来自北面的游牧民族袭击，终于灭亡。

类似的悲剧，中外都曾一再重演。古埃及、古巴比伦经济与文化艺术都相当发达，结果都被经济落后于他们的蛮族攻灭。中国用铁出现在公元前七世纪，比赫梯晚了七个世纪，但齐的改革出现了变革奴隶制的因素，此后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家们进行了持续的变法，终于使中国成为人类最早实现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变迁的国家。可见，当生产力进步引起经济文化显著发展后，政治制度及时革新跟进，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进步多么重要。

所以，在我看来，齐国的变革不只是“中国意义”，而是人类从奴隶制时代向封建制时代变迁的发端。进入战国，魏文侯用李悝厉行改革，李悝作《法经》列《盗法》为开篇，这表明伴随着私有财产的增多盗贼也增多。李悝用国法来保护民间私有财产，成为法家始祖。魏文侯还用吴起为将。文侯去世，吴起受同僚诬陷被撤职，离魏奔楚，于是有了吴起在楚的改革。

吴起死后二十五年，商鞅才从魏入秦。对秦国来说，商鞅完全是外国人。此时秦国生产力与政治制度都落后，从统治者、士大夫到老百姓，头脑中都还没有产生出商鞅带到秦国来的革新思想。秦孝公的英明，在于他相信商鞅带来的变法举措就是曾经使魏和楚强大的法宝，于是下决心用这个外国人推行变法。

商鞅由此轰轰烈烈地“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与此相呼应的举措包括：以“军功爵制”取代“世卿世禄制”，按杀敌人数来赏爵和土地。这办法在商鞅去世后仍被继承下来，极大地调动了作战的积极性。秦国被六国称为虎狼之国，秦兵作战总在得胜时将敌人的头颅割下来系挂在腰间，并继续冲锋。那头颅实在是他们不能丢弃的，用今天的话说，那是他们的计件工资，他们要用那头颅去分领土地。

从前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作《六国论》说，六国的诸侯们凭着五倍的土地，十倍的民众，发愤向西攻秦，最后竟不能免于灭亡，为什么呢？他认为六国不能团结一致，却贪图边界上的寸尺之利，背盟弃约，以至被秦国钻了空子，岂不令人悲伤吗？

其实，这不是六国之间能不能团结的问题，当六国没有实现像秦国那么彻底的土地私有制，人民就难以同统治者团结一致。在人类的进步史上，没有私田就没有私人。建立起承认私田的制度，奴隶就在自己的生产资料上成为土地的主人。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即使在秦国，商鞅变法十数年后还被车裂，可见奴隶主贵族势力不小。谁最肯捍卫土地私有制？肯定是地主。吕不韦在秦王尚未亲政时就推行“纳粟拜爵”，通过让地主纳粮买爵的方式来组建维护土地私有制度的上层建筑队伍。如此，从商鞅变法解放生产力到吕不韦组建与新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可以说秦统一中国的“垦荒”和“种植”都已完成，秦始皇的英明是他坚定地继承了前辈的革新，并发展到一个更加充分的新时期。

战国变法范文篇7

【英文摘要】ProperattentionshouldbepaidtoShangyang''''sobscurantthoughtinthecircleofscholarsbecauseithadprofoundlyaffectedculture,thoughtandpoliticsthroughoutthehistoryofChina''''sfeudalsocieties.Thispaperdiscussesthespecificcontents,motivesandpurposecontainedinShangyang''''sobscurantthoughtanditsinfluenceonthepoliticsandpoliticalideologyoftherulingclassduringtheQiandHanDynasties.

【关键词】商鞅/愚民思想/目的/内容/影响

Shangyang/obscurantthought/purpose/content/influence

商鞅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改革家，他在秦国实行的变法，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为秦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长期以来，商鞅变法一直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但是，在学术界，人们在研究商鞅变法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所带来的影响时，往往偏重于分析变法中所实施的某些具体措施的得失，而忽视了隐藏在这些措施背后、并与其息息相联的、且同样是其变法内容的政治主张——愚民思想。事实上，商鞅的愚民思想与商鞅变法这一历史事件本身一样，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都产生过长远而又深刻的影响，应当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本文拟就对商鞅提出愚民思想的动机和目的、商鞅愚民思想的具体内容、以及其对秦汉时期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和策略所产生的影响等方面的问题，作些初步的探讨。

一商鞅提出愚民思想的动机和目的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与时代的政治形势相适应，这时在学术上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针对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各国的政治弊端，当时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就如何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等问题提出了许多主张和看法，“愚民”这一政治观点就是其中之一。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中，较早提出“愚民”观点的是老庄和管仲。老子曾公开倡言要用愚民政策来窒息人民的反抗思想和麻痹人民的斗志，他说“古之善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注：《道德经·六十五章》），他极力反对开发民智，要求从精神上、物质上杜绝一切能够激发民智和引起争端的措施。庄子则更是将老子的观点绝对化，他主张取消一切制度、规范和文化，认为只有“绝圣弃智”（注：《庄子·去箧》）社会才能安宁。管子也认为“君明、相信、五官肃、士廉、农愚、商工愿，则上下相体，而外内别也。”（注：《管子·君臣》）因此“昔者圣人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知和同以听令也。”（注：《管子·法禁》）他主张“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注：《管子·任法》）其后，许多学派特别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如李悝、吴起、申不害、慎到等人，都在各自的学说中或多或少地流露出愚民的主张。但我认为，在春秋战国诸子中，商鞅和韩非子的愚民主张是最明确、最有系统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最大的，而韩非子的愚民思想实际上是对商鞅愚民思想的继承和进一步发挥，因此商鞅的愚民思想在先秦诸子愚民思潮中居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具有特殊的意义。

那么，商鞅为何要极力主张愚民之治呢？我们知道，作为新兴地主阶级代表的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秦国富国强兵、完成统一大业，从这方面来讲，它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潮流的，也是与广大人民的愿望是一致的。但是，在当时，国家机器是被统治阶级所掌握的，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因此，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讲，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而在较大程度上只能是对立的。商鞅也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民强国弱，民弱国强”（注：《商君书·弱民》），要想国家富强，就必须削弱人民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削减人民的抗异实力。不仅如此，商鞅还认为，一个君主，要想控制天下、战胜敌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首先必须制服自己境内的平民。所以他说：“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者也。”（注：《商君书·画策》）“故有国之道，务在弱民。”（注：《商君书·弱民》）而弱民的根本手段则是使民“朴”，也就是愚民。他认为，人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注：《商君书·弱民》）只有使广大人民愚昧无知、朴实忠厚，人民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国家和君主，而只能是老老实实地听从统治阶级的任意摆布，这样国家就会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也就会更加牢固。

另一方面，在商鞅所处的时代，国家的头等大事莫过于农业和战争，农业的发展是国家富强的根本途径，赢得战争的胜利则是战胜敌国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在商鞅变法的各项内容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重农战，而其它的内容和措施都是围绕着这一内容展开的，是为它服务的。所以，能否使广大人民重视农战，也就成为了商鞅变法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正因如此，商鞅说道：“圣人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注：《商君书·垦令》）为了使人民能够集中精力专心农战，商鞅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否使人民愚昧无知。在他看来：“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疾务农。”（注：《商君书·垦令》）一旦平民愚昧敦厚，他们就不会崇尚学问，不会被其智巧所迷惑，就会专心致志地按照君主的意志从事农战。所以，商鞅提出的愚民思想是与其最重要的变法内容——重农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其目的是要人民摈弃杂念、归心于农战。

由上可知，商鞅之所以提出愚民的主张，无非就是为了使君主能够更好地统治和驱使人民，使人民专心从事农战，从而达到富国强兵、无敌于天下的目的。在《商君书·定分篇》中，商鞅指出：“民愚则易治也”，此一语，就直截了当地道出了他积极推行愚民之治的真谛所在。

二商鞅愚民思想的内容及其实现愚民的具体措施

在商鞅变法的各项内容中，无处不体现出其愚民之治的思想，因此，商鞅愚民思想的内容是与商鞅变法中的各项措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商鞅愚民思想的内容及其实现愚民的具体措施，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去礼乐，尚法治。在儒家学派看来，礼乐是立国、治国的根本，所以孔子虽然生当“礼坏乐崩”的春秋末期，但仍向往西周的礼乐制度，主张“为国以礼”（注：《论语·先进》）的“礼治”；战国时期的荀子虽重视“法治”，但他把礼的地位抬得更高，提出了“治之经，礼与刑”（注：《荀子·成相》），既隆礼又重法的主张。商鞅的礼法观却完全不同于儒家，他认为“礼治”并不能达到使人们归心于农战的目的，而只会使人们更加巧伪、更加轻视法制，因此礼乐与法治是绝对对立的，所以靠德治是不可能治理好国家的，而必须将法制放在首位，加重刑罚，依法去民之巧伪智谀。他说：“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狠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注：《商君书·垦令》）主张除去礼乐，通过以重刑的手段来压抑人们的智慧、禁锢人们的头脑，使他们顺服于君主的淫威，俯首听命于君王。

为了使君主和上层统治者更加清楚和了解他的这一主张，商鞅还从历史的观点阐述了去礼乐、尚法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据《商君书·更法》和《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在秦国变法前夕曾同秦国的贵族代表甘龙、杜挚等就要不要“变法”、“更礼”等问题展开过一场辩论。甘龙认为，“圣人不易名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杜挚也说：“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注：《史记·商君列传》）而商鞅则认为，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加以改变，既不能复古，也不能保守。因此，他反驳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王。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注：《史记·商君列传》）商鞅将人类以来的历史划分为“上世”、“中世”、“下世”和“今世”四个阶段，他认为在不同的阶段，社会形势和社会风气都不同，因而作为君主，在制定政策和法令时就不能效法古代、保守现状。在他看来，由于古时的民风厚朴，所以古时的君王“因事而制礼”，以德权就可以治理好天下，因此礼乐是当时的治国之本。而今世则是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民风巧伪。在这种形势下，诸侯国君要想维持自己的统治和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壮大国家的力量，实行“以力服人”的“霸道”，而不能像儒家那样讲什么“以德服人”的“王道”，不能以礼乐治国，而应以法制来治国。所以他说：“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注：《商君书·开塞》）

二、禁《诗》《书》，贱学问。与儒家将《诗》《书》作为治国经典不同，商鞅认为《诗》《书》对于国家有百害而无一益，其唯一的作用就是扰乱、蛊惑民心，增长人们的智巧和力量，破坏国家法令制度的推行。因此，他将礼、乐、《诗》、《书》列于国家“六虱”之首，是“亡国之俗”（注：《商君书·靳令》）。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好用《诗》《书》，人们就会把精力放在学习《诗》《书》上，最终必定会导致“上无使战，必贫至削”（注：《商君书·靳令》）的局面；相反，如果不用《诗》《书》，则“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注：《商君书·去强》），并且还会起到“民泽毕农，则国富”（注：《商君书·去强》）的效果。

如前所述，商鞅之所以提出愚民主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通过它来达到弱民的目的。在商鞅的心目中，人民“淫”是其所以强的重要原因，而他所说的“淫”就是指人们好学问、有知识、用智巧。关于这一点，商鞅在《商君书·外内篇》中，是讲得较清楚的，他说：“奚为淫道？为辩智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因此，为了弱民，就必须禁《诗》《书》、废学问，他认为“国去言民则朴，民朴则不淫”，（注：《商君书·农战》）只有这样，才能禁除人民的智巧，更好地削弱人民的抗异力量，增强国家的实力，达到“国必无敌”的效果。

那么，怎样才能使人们轻视学问、废弃《诗》《书》呢？商鞅认为，仅靠国家明令强制燔烧《诗》《书》是不够的，还必须要采取一些相应的策略和手段，让人们自觉地、心甘情愿地鄙视学问。为此商鞅提出：“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家不殆。国家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注：《商君书·垦令》）同时他还提出禁止儒生、大臣、诸大夫游学、游仕，闭塞人们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途径，尽可能地让人民愚昧无知、不好学问，使他们专心务农。他说：“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智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智农无从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注：《商君书·垦令》）

三、废好恶、去享乐。商鞅根据其重视农战、弱民强国这一思想，进一步提出了要反对人们有所好恶的主张，因为在他看来，“政民之所恶，民弱；政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强之，兵重弱。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弱之，兵重强。”（注：《商君书·弱民》）人们一旦有好恶享乐之心，就必定会产生忧虑、思考，而人们在忧虑思考过程中，就必定会产生邪乱之心。他说：“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乐则淫，淫则生佚。”（注：《商君书·开塞》）因此，为了防止人们出现淫乱之心，更好地维护统治阶级的长久统治，商鞅认为，不仅必须要从精神上摒弃人民的喜怒哀乐，而且还要废除人民在物质上的享受。在他看来，音乐、歌舞、装饰品及人们的纵欲，不仅会造成物质上的浪费，更重要的是它还会导致人们的精力分散，不安心农战，使人们的智巧得以发展，甚至还会激发人民的反叛之心。所以他提出要使“声服无通于百县”，这样，人民就会“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一。意一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注：《商君书·垦令》）在物质方面，他还提出要抬高物价，加重税收，使之十倍于成本，这样商贾之人就会减少，农民就不会过度地饮酒作乐，大臣官吏们也不会沉醉于吃喝玩乐之中，“商贾少，则上不费粟；民不能喜shì＠①，则农不慢；大臣不荒饱，则国事不稽，主无过举。”（注：《商君书·垦令》）

商鞅一方面主张废除人民的好恶、享乐，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作为人君不可以不审好恶，他说，君主必须懂得和了解人民好恶的心理现象。他主张，因为人民好赏，所以就要用奖赏来引诱他们；因为人民恶刑，所以就要用刑罚来威逼他们。通过这种途径使人民在自己的好恶面前感到迷茫，不让人民去思考，使之愚味，使他们的所有行动都在统治者的指挥下去进行，从而达到其愚民强国的目的。

四、遗贤弃智，按功而赏。与废《诗》《书》、贱学问这一主张相联，商鞅还主张国君在任用官吏时要“任其功而不任其德”（注：《商君书·错法》），不能以贤智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而应量功而任。他认为君主要达到使人民贱学问的目的，就必须要使“国以功授予爵”（注：《商君书·靳令》），而“不滥富贵其臣”，做到“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注：《商君书·画策》），更不能以精通《诗》《书》、擅长学问授官行爵。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以贤智作为授官的标准，那么人们就会纷纷放下自己手中的农活，不务耕战，崇《诗》《书》而尚学问，这样就达不到重农战、贱学问、使人们愚昧的目的。他在《商君书·农战》中说：“今境内之民及处官爵者，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官爵的授予失去了常规，结果“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而这些人“进则曲主，退则思虑”，对国家极为不利。但“今上论材能智慧而任之，则智慧之人希主好恶，使官、制物，以适主心；是以官无常，国乱而不一，辩说之人而无法也”，如果长期下去，“则民务焉得无多，而地焉得无荒？”商鞅认为，凡是圣明的君主在治理国家时，都应当按功行赏，因为“凡民之所疾务农战不避死者，以求爵禄也”，一旦人们见到“为辩智者不贵、游宦者不任、文学私名不显”，那么“军士死节而农民不偷也。”但是，“今世君不然，释法而以智，背功而以誉”（注：《商君书·君臣》），结果造成了“军士不战而农民流徙”（注：《商君书·御盗》）的局面。所以，为了奖励军功，商鞅在变法过程中还重订军功爵二十级，斩得敌人甲士首级一颗，即赐爵一级，并按爵位高低授与种种特权，包括犯罪也可以减刑的特权（注：《秦律·游士律》），而把那些既无军功又不从事农作但却身居高官、享受荣华的所谓贤智之士，则称之为必须铲除的“奸民”。商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喜农而乐战”，专心致力于农战，从而达到富国强兵和“无敌于天下”的目的。

五、一言、一教。商鞅所处的时代，正是战国纷争之际，这时各种阶级、阶层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游说之士层出不穷；各种学派、各种理论应运而生。当时的各国诸侯，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需要，对于这些理论加以选择运用。作为新兴地主阶级代表的商鞅，从其本阶级及秦国的利益出发，极力主张法家思想，而对于其它学派的理论则竭力排斥。他认为，一个国君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就必须只能以一种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而不能使其它的学说掺杂于其中，更不能任用巧言辩说之徒，听任他们议论朝政。因为“说者成伍、烦言饰词而无用”（注：《商君书·农战》），相反它还会起到迷惑主心，扰乱民意的作用，使人们变得虚伪、浮华，而这种结果则正是与商鞅所提倡的“愚民”政策相悖违的。反之，如果国家除去巧言辩说，那么人们就会朴实而不放纵，就不会违背王令、触犯国禁。商鞅针对当时的情况指出：“今为国者多无要。朝廷之言治也，纷纷焉务相易也。是以其君hūn＠②于说，其官乱于言，其民惰而不农。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矣。”（注：《商君书·农战》）鉴于此，商鞅把他所认为是不利于农战的“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说成是“六虱”，坚决反对“国以六虱授官予爵”，并让博闻、辩慧之类的人“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以独立私议以陈其上。”（注：《商君书·约刑》）这实际上是用法家所主张的法令来统一思想，取缔其他各家学派，特别是儒家，由此而发展到“燔《诗》《书》而明法令”，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实行文化专制，借此实现其愚民的目的，更好地维护君王的统治。

三商鞅愚民思想对秦汉政治思想文化的影响

商鞅的愚民思想是商鞅在春秋战国时期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它是新兴地主阶级必须建立统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和商鞅变法这一历史事件一样，它不仅对于此后的秦国，而且对于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特别是秦汉时期的政治思想文化都产生过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商鞅之后，旨在愚民的法治思想经过韩非子的进一步发挥，完全成为了秦的指导思想。在秦统一中国后所推行的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措施中，都深深地留下着商鞅愚民思想的烙印。“挟书令”的颁布和禁止私学是对商鞅“一言、一教”主张的直接继承，“焚书坑儒”、“以吏为师”则是对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的进一步发展，残酷的刑法和暴政更是将商鞅“以刑去刑”愚民措施推向了极端。不可否认，商鞅的愚民思想和愚民措施在战国时期的秦国确实起到了打击阻挠变法的贵族、帮助秦国富国强兵、最终使秦国统一天下等积极作用，但是，在秦国的封建政权彻底确立以后，它对于整个社会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越来越明显地凸现出来，即：不利于社会生产的进步、钳制了人们的思想、妨碍了文化的发展。而这正是后来在愚民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秦朝迅速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所推翻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汉建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感到单靠法家思想是不足以维系其统治的，因而在继承秦制的同时，对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进行了重新调整，经过汉初采用道、法结合的黄老思想作为短暂过渡后，到汉武帝时，终于接受董仲舒等人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就取代了法家思想而逐渐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在表面看来，从汉初“挟书令”的公开废除，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似乎汉代采取了一条不同于秦的思想文化政策，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会不难发现，商鞅、韩非等人的愚民思想其实是被汉代的统治者以一种更隐蔽、更高明的手段继承下来了。汉初废除“挟书令”，鼓励民间献书，容许各家各派可以自己讲学传授，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正处在对统治思想进行重新选择和调整之中，并非意味着对愚民思想的放弃。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正好是秦愚民政策另一种形式的翻新，因为儒术的独尊实际上就意味着对儒家以外各家学派的压制，它对于人们思想禁锢的程度并不亚于秦代对《诗》《书》的简单焚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代愚民政策所取得的效果比秦代更佳（这也是以后的历代统治者在实施愚民政策时更多地采用汉代策略的原因之所在），只不过不同的是，“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裁制；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注：顾颉刚《汉代学术史·尊儒术而黜百家》）不管秦汉愚民政策的手段和结果如何，但商鞅愚民思想对秦汉统治者所产生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

综上所述，商鞅的愚民思想始终贯穿在他的各项变法措施之中，它不仅是商鞅变法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其变法能否顺利贯彻施行的一个重要保证。尤其不容忽视的是，它对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所产生过的巨大影响。所以，深入地对商鞅愚民思想进行探讨，不仅对于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商鞅本人的政治主张有很大帮助，而且还对于我们进一步地研究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策略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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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变法范文篇8

1创设问题情境

通过展示实物、图片、歌词、史料等创设问题情境。比如，在讲到小农经济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时，我平时爱好唱歌，比较熟悉流行歌曲的歌词，于是引用了歌曲《天仙配》的歌词.比如：七女：树上的鸟儿成双对，董永：绿水青山带笑颜。七女：从今不再受那奴役苦，董永：夫妻双双把家还。七女：你耕田来我织布，董永：我挑水来你浇园，七女：寒窑虽破能避风雨，董永：夫妻恩爱苦也甜。紧接着我还引用了古文《论贵粟疏》中的史料：“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从而提出问题：“董永、七仙女的生活体现了中国古代农业什么经营方式”，“两则材料反映了小农经济什么样的特点”，使学生很快产生了兴趣，使同学们对古代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有了一定的体会和理解，并快速思考作答。

2创设历史情境

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通过幻灯片、影像资料的播放，再现相关的历史场景，让学生如临其境地感受、了解和学习历史，并深入分析，深层探讨相关问题。在讲到欧洲国家殖民扩张和掠夺这一节时，我播放了电视剧《大国崛起》的视频片段，播放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四个国家的崛起，让学生从中思考、探究，从而得出结论：这些大国早期崛起的历史恰恰是它们进行残暴的殖民扩张的历史。讲罗斯福新政时，可以播放罗斯福总统第一次炉边谈话的视频录像，谈到：“我通告我们不仅将致力于使用有信用的银行重新开业，而且将致力于通过整顿而促使别的银行取得信用。归根结蒂，在我们调整金融体制上，有一个因素要比货币更重要，比黄金更重要，这就是人民的信心。执行我们的计划成功的要素就是信心和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消除恐怖。”使学生不仅了解了危机的严重程度，而且对罗斯福如何应对危机充满了兴趣。处理开国大典这一知识点时，可再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画面，这样，对当时的盛况以及新中国成立的意义印象也就更加深刻了。

3创设记忆情境

利用谐音法、顺口溜、对联等方法创设记忆情境，使学生将复杂的内容简单化，而且终生难忘。八国联军可以这么记“英俄得（德)法，美日思想上（意)感到非常懊恼（奥匈)”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这样概括一、一个性质；二、二大集团；三、三大转折；四、四次会议；五、五个阶段等。战国七雄：左秦右齐,北燕南楚,当中赵魏韩,不仅记住了七个诸侯国，而且了解了其地理位置。创设记忆情境可以达到深入浅出，简明扼要，抓住主干，融会贯通并举一反三的效果。

4创设活动情境

通过竞赛、写作、辩论、表演等，创设活动情境。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举办多种形式的知识竞赛、撰写相关历史小论文、分组辩论开放性问题、分角色表演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等形式，使学生会觉得既新颖又刺激，还挺红火热闹，并全身心地投入。比如，讲到鸦片战争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可以通过辩论赛的方式，正方的主题是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反方是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正方、反方通过激烈的辩论不仅使学生对鸦片战争两方面的影响有更全面的理解，而且激活了课堂，提高了效率，使学生产生了主动学习的愉悦感。从效果上充分说明创设活动情境能使学生很快调动所有知识、能力，不仅能开阔视野，深刻理解、把握所学知识，还达到提高能力的目的，比如使写作能力、自我展示能力、分析综合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团结合作能力等都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5创设文学情境

战国变法范文篇9

改造生存环境的奋斗精神

中华民族是勤劳的民族，世世代代同大自然作斗争，改造生存环境，恩惠时人，造福后代。

远在传说时代，黄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严重灾害。舜命禹去治水。禹用疏导的办法，把洪水引到江河里，再使之流往海洋。他治水认真负责，十分辛苦，“三过家门而不入”，花了13年工夫终于把洪水控制住。

战国时期，秦国的水利专家、蜀郡守（相当于后世的县官）李冰政绩卓著，功垂千古，他在岷江流域修建的都江堰，时至今日，2200多年来一直在川西平原造福人类。

西汉文帝、武帝时，黄河两次决口，泛滥成灾。汉武帝刘彻调集了几万民工，进行治理。他亲临工地，视察工程，指挥调度。经过这次治理，以后80多年里，黄河没有发生过大水灾。

王景是东汉时的水利家。汉明帝时，黄河决口，在汴渠一带泛滥了60余年。公元69年，王景受命治理黄河。他采取“河汴分流”的措施，终于收到防洪、航运和稳定河道等巨大效益，使黄河下游两岸被淹的几十个县的土地又了良田。

以上几个名人治黄修河的事迹，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征服大自然斗争的缩影，是各族人民对祖国无私奉献的生动例证。

誓死抵抗外敌侵略的斗争精神

中华民族富于斗争精神，勇于抵抗外国侵略者，誓同外敌血战到底，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功迹。戚继光、郑成功、康熙帝就是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的杰出代表。

戚继光自幼痛恨倭寇横行，16岁时曾作诗明志说：“封候非我愿，但愿海波平。”他编练的“戚家军”，纪律严明，作战勇敢：擂鼓该进，就是前面有水有火，也要奋勇前进；鸣锣该退，就是前面有金有银，也要坚决退回。

1561年，他率领这支反侵略军在台州附近九战九捷，消灭倭寇5000余人，荡平了浙江的倭寇。然后，他又与另一抗倭名将俞大猷相配合，到1565年基本肃清了福建、广东的倭寇，成为我国永垂史册的民族英雄。

郑成功是我国抗击荷兰殖民者的民族英雄。1661年，他率领将士25000人，由金门出发，经澎湖在台湾登陆。经过8个月的极其艰苦的战斗，他终于打败了盘踞台湾38年的荷兰殖民者。1662年二月一日，荷兰总督揆一投降，宝岛台湾重回祖国怀抱。这无疑是台湾史也我国古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康熙帝是我国封建帝王中比较优秀的人物。为驱逐沙俄侵略者，他曾亲自出巡东北，视察防务，决心组织自卫反击战。

1685和1686年，刚刚超过30岁的康熙帝命令清军两次进攻侵占雅克萨的沙俄军队，重创俄军，迫使沙俄同意通过谈判解决中俄东段的边界问题。1689年，他又派遣索额图等同沙俄订立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俄之间东段的边界，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是中国领土。康熙帝为祖国立下了不朽功业。

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反抗精神

我国古代史上，一再爆发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人民起义。虽然这些起义没有达到根本改造社会、完成农民阶级自身解放的目的，但是由于提出了蔑视权贵、否定特权的口号，或提出了打乱封建统治秩序和占有制度的纲领，并为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就充分显示了我国历代劳动人民的大无畏反抗精神。前者如陈胜、吴广起义提出的“王候将相，宁有种乎？”后者如黄巢起义提出的“均平”，王小波起义提出的“均贫富”，钟相、杨么起义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李自成起义军提出的“均田免粮”，等等，便是这种反抗精神的集中反映。

我国古代史上几乎绵亘不绝的人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和一切剥削者，使我国的社会状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由起义前的政治腐败、黑暗，土地高度集中，人民流离失所、饿殍遍地，而变为政治比较清明，经济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较为安定并略有改善。

秦末农民战争结束后，西汉初期的统治者注意吸取秦亡的教训，采取休养生息的宽舒政策，到文帝、景帝时出现了“文景之治”。

绿林赤眉起义推翻了王莽的“新”朝的统治后，东汉的光武帝刘秀调整了统治政策，十多年后出现了“光武中兴”的局面，人民的人身权利也获得了较多的保障。

唐朝统一中国后，唐太宗吸取惰亡的教训，认识到人民力量的伟大，懂得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全面调整了统治政策，使得唐朝前期先后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

在大规模农民战争后建立起来的明朝和清朝，在其统治的初期也都注意调整统治政策，使国家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和发展。

事实雄辩说明，在我国历时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只有那些阶段性发动的大规模的人民起义才是打击反动统治阶段，扫除腐朽、邪恶势力，清理国家发展道路的强大力量，才是推动祖国前进的伟大动力之一。

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精神

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反对战争；渴望统一，厌恶分裂。

我国历史上虽然出现了四次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但是由于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四次大分裂终为四次大统一所代替：（一）秦王羸政于公元前221年，结束战国时期的分裂局面，统一中国；（二）280年，晋武帝司马炎灭吴，结束三国鼎立局面，统一中国；（三）589年，隋文帝杨坚灭陈，结束南北朝对峙局面，统一中国；（四）元世祖忽必烈于1279年消灭南宋最后一支抵抗力量，结束宋金对峙局面，统一中国。这四次大统一说明，统一是祖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和趋势，是中华民族的人心所向，上述四个帝王顺应历史的潮流和人心的归向而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

这四次统一之外，清朝的统一尤其具有重要意义。清初，台湾的郑氏割据势力即郑经、郑克爽武装集团使海峡两岸处于分裂状态。1683年，康熙帝派清军进入台湾。次年，清政府在台湾设置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完成了祖国的统一大业。

另外，漠西蒙古准噶尔部以噶尔丹为首的分裂势力，公然向康熙帝提出“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的狂妄要求，企图在沙俄支持下造成祖国的分裂局面。康熙帝亲自带兵迎战，先后于1690年和1696年分别在乌兰布通和昭莫多大败噶尔丹的军队，最后消灭了这股分裂势力，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的事件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该部是漠西蒙古的一支，明末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逐渐被沙俄所控制。1771年一月五日，27岁的渥巴锡领导土尔扈特人发动了反抗沙俄压迫的武装起义，接着踏上了重返祖国的艰难征程，经过半年多的不懈努力，付出了牺牲后，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为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谱写了光辉的篇章，证明了中华祖国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探索发展道路的改革精神

中华民族善于继承，但也勇于改革。中国古代中上，涌现出一代又一代的改革家，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改革。

春秋时期，齐恒公任用政治家管仲进行改革，使齐国势力大振，齐恒公因而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

战国时期，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使秦国逐渐成为七个诸候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秦的统一打下了基础。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鲜卑族）进行了永垂史册的改革，加速了北方各族封建化的进程，促进了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尤其是他颁布的均田令，是一项影响深远的改革措施，直到隋唐都基本上承袭了这种新的土地制度。

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虽是昙花一现，但它的指导思想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富国强兵”，却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忘怀的。

我国著名的改革贯穿着中国古代史的始终，程度不同地促进了国家的发展。这种优良的改革传统为近代的先进人物所继承。19世纪末，为了救亡图存，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发动了。在变法遭到封建顽固派镇压的严峻时刻，伟大的爱国者、改革家谭嗣同挺身而出，拒绝流亡海外，坚持斗争到底。他曾给后来者留下了掷地有声的珍贵遗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为变法、为祖国而献身的高尚精神恰恰就是我国古代历史上诸多改革的必然产物，也是对这些改革的爱国主义实质的最好说明。中国古代史的改革大都具有进步性，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探索精神、革新意识和强大的生命活力，是推动我国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之一。

各民族共建华夏的贡献精神

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是由祖国境内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50多个民族都对我国古代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先，自古以来我国各民族就是互相学习、共同发展的。张骞通西域后，西域各族人民辛勤培植的植物，如葡萄、苜蓿、核桃、胡罗卜等种子通过汉使传入了内地，丰富了汉族的生活；内地汉族的铸造铁器和凿井的技术传到了西域，促进了西域各族的发展。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北方出现了各民族大融合与大交流的趋势：各少数民族向汉族学会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广大汉族人民也学到了各兄弟民族的畜牧业经验。辽、宋、夏、金时期，中原的汉族与北方及西北方的少数民族通过榷场进行了频繁的贸易，促进了彼此的发展，等等。

其次，在肯定汉族主导作用的情况下，必须指出的是：我国的少数民族，尤其是蒙古族和女真族（满族），对祖国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蒙古族建立的元帝国，创立了包括行省制度在内的各项制度。其中行省制度对后世的影响尤其巨大：第一，为我国明清以后的行政划分奠定了初步基础；第二，加强了中央对边疆地区、特别是对台湾和西藏的管辖；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便于同处一个中央政府管辖之下的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交流和彼此融合，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内聚力。

女真族先是建立了一个地处淮水、大散关一线以北的地方政权“金”，后又建立了统治我国达268年之久的清王朝。清王朝前期是我国发展的重要阶段，我国的统一得到进一步巩固的加强。

上列事实说明：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各民族共建华夏的伟大贡献精神将永垂青史。

推进边疆发展的奉献精神

中华民族是乐于奉献的民族，在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甘愿效劳边陲、为祖国进行奉献的开拓者层出不穷，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张骞和班超。

为了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于公之前139年第一次出使西域。他亲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地，公元前126年方才归汉，在外共13年，其中被匈奴扣留达11年之久。回到长安时，出发时的100多人中只剩下他和堂邑父二人了，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公元前119年，他又奉命第二次出使西域，前往乌孙，直到公元前115年才由乌孙使者伴送归汉，次年病逝。他把自己一生的最后20年都无私地献给了祖国的边陲。

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中西交通的新纪元。从此中国的古代文明开始西传、丝绸、冶铸、水利技术都源源不断地传播到中亚、罗马和欧洲地区。张骞通西域的另一个伟大作用是，为后来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奠定了基础，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班超是继张骞之后我国又一个在边陲为祖国效劳和奉献的杰出人物。公元73年，以效法张骞为己任、以投笔从戎著称于世的班超随从窦固出击北匈奴贵族，旋奉命率吏士36人赴西域。他在西域整整活动了30年，巩固了东汉在西域的统治，保护了西域各族的安全和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他还曾派遣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至条支西海（波斯湾）而还。可以说，这是中华民族从陆路走向欧洲的最初尝试。102年，班超回到洛阳，不久病逝。他把自己一生的最后30年完全献给了西域——我国的西部边陲，为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作出了卓绝的贡献。

张骞和班超的献身边疆的精神将永远闪射光芒！

与亚非各国共进的携手合作精神

中华民族是胸襟广阔的民族，不仅热爱自己的祖国，也胸怀整个世界。中国古代史上出现不少优秀人物，他们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交流经济和文化，增强友谊与了解，为亚非的共同发展作出了贡献。

玄奘是唐代高僧，唯识宗的创始人之一，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的三大翻译家。为了解决疑难，他不辞辛苦地去到天竺（印度）学习，在那里度过了17年的时光。回到长安后，他又从事了19年的翻译工作，译成经、论75部，凡1335卷。他所译的经籍，对丰富福祖国文化有一定贡献，并为古印度佛教保存了珍贵的典籍。

鉴真也是唐代高僧。他曾六次东渡，最后一次东渡成功，到达日本。他先后在日本九州、奈良等地传布佛教，成为日本律宗的创始人。他还把中国的建筑、雕塑、医药学知识介绍到日本，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最后长眠日本。

郑和是我国明代的伟大航海家，回族。从1405年起到1433年止，在28年间他共七次出海远航，到过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地区。郑和的船队加强了中国与亚非地区的友好贸易关系，加深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友好情谊，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不仅规模大，而且时间早。郑和航海的最后一年比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年要早59年，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的一年要早64年。郑和堪称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航海家。

郑和第七次航海起程时年已60，回国时叶已62岁，不二年即病逝。他把自己的后半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祖国的远洋航海事业。

上列以玄奘、鉴真、郑和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人物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亚非，属于世界。

为国为民的科学创造精神

中华民族是勤劳而富有创造精神的民族，在古代史上，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培育出了无数杰出的科学家。

我国古代文化璀璨夺目，光彩照人，举其要者有如下述：商代的青铜文化和世界上最早的日食、月食记录；春秋时期关于哈雷慧星的世界最早记载；战国时期产生的世界首部天文学著作《甘石星经》；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比西方早500年提出的勾股定理特例；比西方早800年问世的药典《唐本草》；西汉至宋代我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等等。这一切都是世界科技史上的珍奇，其中四大发明是使我国成为四大文明古国的重要标志，它的西传则对西方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尽人皆知的影响。

我国古代科学家，灿若群星，令世人瞩目：

东汉科学张衡，创造出世界上最早利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和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后者比欧洲出现的第一台地动仪要早1700多年。他还在世界上首次正确地解释了月食的成因。

南朝科学家祖冲之，推算出圆周率兀的值在3.141526和3.1415927之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的数值准确到小数点以后七位数字的科学家。他提出的兀的密率355/133要比欧洲早1100多年。

唐代的天文学家僧一行成为世界上测量子午线长度的第一个人。

元朝科学家郭守敬和王恂、许衡等科学家共同编制了《授时历》。该历同现行公历即1582年提出的格列高利历一年的周期相同，然而比后者的确立早300年。

李时珍是明代杰出的医药学家，经过27年艰苦劳动。终于著成世界上内容最丰富、考订最详细的药物学著作《本草纲目》。

战国变法范文篇10

[论文摘要]：文章立足于近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试从中国民主思想到民权思想的转变为切入点，为进一步探索中国近代思潮的转变和发展历程提供依据。

鸦片战争后，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列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输出地。与此同时，“西学东渐”之风在中国也越刮越大。向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成为当时进步人士的一种普遍的认识。民主、民权思想就是在这种情境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一、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的兴起

顾颉刚曾说：“精神学说在中国极不昌盛，自从战国以来，只有先圣先王的精神，没有自己的精神；自从严复译了《天演论》、《群已权界论》等书，其他又有‘民权’、‘自主’、‘自由’、‘平等’诸名词见在出版物里，大家看了方晓得自己是一个人，不是一个附属品。”［1］甲午战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书籍。

1896年，严复翻译了英国人赫胥黎的《天演论》，将进化论输入中国，成为近代中国学习和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新文化的总代表，中国资产阶级主要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他成功的介绍了西方在于“彼此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他在解释“民主”概念时说：“五洲治制，不出二端：君主、民主是已。君主之国权，又一而散于万；民主之国权，由万而汇于一。民主有二别：用其平等，则为庶建，真民主也；用其贵贵贤贤，则曰贤政。民有权而自为君者，谓之民主。民主者，治制之极盛。……夫民主之所以为民主者，以平等。［2］随着民主思想的传入，唤醒了中国广大民众独立的人格思想，产生了近代中国的民主主义。新民本思想由于与民主思想这种属于相近的思想范畴的“东西”，使得民主思想更加易于嫁接到其之上，并使之符合中国的国情。西方民主这个外来的文化要素，才得以成功在中国“登陆”并在中国扎下根来。

在晚清时期，倡导君权仍然是主流思想。而梁启超却充分肯定了由“君政”到“民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说：“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民主乃是“救时之善图。”［3］严复也说：“夫所谓富强者，质而言之，无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有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否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日鼓民力，二日新民智，三日新民德。［4］这些思想明显有反对君主专制、强调万民地位为特征的“新民本”的思想的特征。由于受到西方政治思想影响很深，严复更易于把西方的民主思想和观念直接嫁接到中国近代的新民本思想上，使之赋予了近代民主思想的某种功能，成为人们追求民主自由的一种时代象征，对中国近现代争取民主的浪潮和文化转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近代中国民权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近代中国民权思想是在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下产生的，它亦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结果。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传入中国，对传统民本思想向近代化的演变起了催生作用。主张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时，巧妙地援引了传统民本思想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

梁启超曾说：“方之三代之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5］康有为则明确指出“圣人不以天为主，而以人为主也，是天理字非劲全美者。”［6］此外，他还提倡“民史”，重视“民功”，以民为重。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中里所设想的在大同社会里，每一个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平等、独立等人权，把此当为解救人类痛苦的一剂良药。他多次向光绪皇帝上书，提出要“尽革旧俗，一意维新”，要启民智、兴民权、开议院等等主张。梁启超也认为，伸张民权是当务之急，因为民权日衰是中国致贫致弱的根源。［7］他坚信：“民权不必待数千年之起点明矣。盖地球之运，将入太平，固非泰西之所专，亦非震旦之所得避。吾知不及百年，将五洲而悉唯之从，而吾中国亦未必能独立而不变。”［8］此外他还提出：“然则所谓天之秩序命讨者，实无异民之秩序命讨也，立法权在民也；所谓君主对于天而负责任者，实无异对于民而负责任也，司法权在民也。然则中国古代思想，其形质则神权也，其精神则民权也。［9］谭嗣同则更为勇敢地对君权进行批判，积极宣传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君末民本、君权民授、主权在民的理论。近代中国先进的思想家对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认同和发挥促进了民权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使广大民众的眼睛为之一亮。在新文化运动时，陈独秀就曾指出：“‘彻底之觉悟’，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10］

中国近代思想家从提倡制度的革新到提倡思想的彻底觉悟使民权思想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并成为一种潜在的“国民意识”。他们把民权作为救亡图存的重要内容。维新派民权思想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脉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不仅为后来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权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人权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参考文献

[1]顾颉刚.《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P757.

[2]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一册[M].P23.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一》[M].P109、110.

[4]《严复集》第一册[M].P27.

[5]《时务报》,1896年10月7日，第8册.

[6]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康有为全集》第二集[M].P379.

[7]李瑜青.《人本思潮与中国文化》[M].东方出版社,1998,P257.

[8]梁启超.《论君权民权相擅之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