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范文10篇

战国范文篇1

一、口语艺术的繁荣

战国时期，“天下共主”的周王室逐渐衰微，失去了对所属诸侯国的控制，形成了士国林立的局面。各诸侯国无不怀着“莅中国而抚四夷”的目的，欲图一统天下的宏伟霸业。为此，他们广招安帮治国的天下贤士，谋求富国强兵的奇谋良策，于是礼贤下士蔚然成风。这就为当时的士人阶层提供了施展抱负、发挥才能的政治平台。于是名士蜂起，他们“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纷纷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为了证明本学派政治主张的正确性、实用性，各学派的代表人物一方面要游说各诸侯国国君，使其能够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要不断地与其他学派的代表人物进行论战，驳斥其他学派的“淫辞邪说”。基于这两种目的，谋臣策士之间的“口水仗”也就在所难免了，正所谓“鼓天下之所动者存乎辞”［1］129。战国时期的纵横家苏秦、张仪是这方面杰出的代表，他们凭借着自己对各诸侯国地理、经济、武力、外交等国情的深入了解，不停地游说于秦国、魏国、赵国、楚国等国之间，令“所在国重，所去国轻”［2］65。以致“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1］125；达到了“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2］78的效果。而欲达此效果，必须具备高超的口语表达能力。以“好辩”著称的孟子一面向齐宣王、滕文公等宣传“王道仁政”，一面“述圣人之道，拒杨墨”［1］138，同道、墨、农、兵诸家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形成了轰轰烈烈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促进思想活跃、文化繁荣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口语技巧的成熟，繁荣了战国时期的口语交际艺术。

二、口语交际的主要内容

(一)孟子的游说内容：王道仁政孟子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一生中他始终不移地推行“王道仁政”的政治主张。因此，他在周游列国时向各国君主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王道”理想和“仁政”措施。他的观点综合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省刑薄敛国君要一统天下，就必须得民心，而得民心就必须省刑罚，薄税敛。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上》中指出：“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如果国君能推行上述的治民政策，就会“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2.制民之产“孟子认为，没有固定的产业收入却有恒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只有‘士’才能做到。而一般的人，如果没有一定的产业收入就不会有恒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为了使老百姓具有恒定的道德和行为准则，执政的君主就应当给民分配一定的产业，使其有固定的收入。”［3］143于是，孟子提出：“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在此基础之上，孟子又提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这种通过稳定社会基层生产力来稳定整个社会的政治秩序和伦理关系的制民之产思想，起到了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

3.与民同乐孟子不否认国君可以适当地享受物质乐趣，但反对统治者荒淫无度。他又进一步指出了享乐的方式，即这种“乐”只有做到“与民同乐”才是正当的、真正的“乐”。孟子说：“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再来看齐宣王和孟子的一次对话。“齐宣王问曰：‘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犹以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孟子的观点是，只有与民共乐，与民共忧，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从而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才能称王。另一次，孟子再一次与齐宣王讨论了“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的问题。由此可见，只有与民同乐，才是真正的快乐，才能称王。孟子深刻地认识到“与民同乐”的力量，所以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当作仁政的一部分。

4.庠序之教在“黎民不饥不寒”的基础上，还需要进行道德人伦教化。人伦教化的中心是教民亲亲、敬长，以建立伦理秩序。国君如果能建立好家庭和社会的伦理秩序，天下自会安定，人民也就能安享太平。因此孟子说：“设立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孟子•滕文公上》）虽然三代的学校名称不同，但三者的内容都是一样的，皆是以“明人伦”为主，使人们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腾文公上》）这样，家庭关系以及社会关系便有了秩序，而秩序和稳定是“王天下”的基础。而当人皆能做到以孝悌为本时，王道理想便会得以实现。

（二）苏秦、张仪的游说内容：合纵连横同样是游说诸侯国君，作为纵横家杰出代表的苏秦、张仪，他们为了赢得个人富贵，达到飞黄腾达之目的，不同时间不同场合提出了完全相反的主张：一会儿主张合纵，联合南北的六国来抵抗西方的强秦；一会儿主张连横，要拆散六国的联合，使东方各国投降事秦。

1.合纵抗秦苏秦游说各诸侯国国君旨在推销其合纵战略，在六国间建立反秦联盟才是他游说各国之最终目的。而当时六国普遍存在惧秦心理，看不到自身的有利条件。因此，要建立反秦联盟，首先要解除他们惧秦的心理压力。所以，苏秦辩证地分析了各国的经济、地理、国防、外交等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充分肯定其有利因素；接着，又指出各国面临的危机。齐楚的危机在于听信“横人之言”，割地事秦，“‘养仇而奉仇者也’，后患无穷。”［4］最后，苏秦指出解决危机的办法是合纵抗秦。如，对燕国，他指出“愿大王与赵纵亲，天下为一，则燕国必无患矣”［5］2244。对魏王，他说“大王诚能听称，六国纵亲，专心并力一意，则必无强秦之患。”［5］2256

2.连横事秦同样是纵横家的张仪，但其政治主张却与苏秦截然相反。他主张连横事秦。而连横事秦可以使六国求得眼前的安宁，实则后患无穷。他游说各国时虽也是辩证分析各国面临的战争要素，但其分析的结果与苏秦恰恰相反。他首先指出的是各国反秦的不利因素，形成惧秦的心理；接着就指出事秦的好处和不事秦的坏处。他在游说魏王时指出魏国既没有优越的地理条件又面临着外交上的困境；他在游说赵国时指出“今楚与秦为昆弟之国，而韩、魏称为东番之臣，齐献鱼盐之地，此断赵之右臂也”［6］286。他恐吓魏王：“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据卷、衍、酸枣，劫卫去阳晋”，截断南北“纵道”，“梁之亡可立而须也”［5］2285。他威胁赵国：“今秦发三军：一军塞午道，告齐师兴师渡清河，军于邯郸之东；一军军于成皋；驱韩、魏而军于河外；一军军于渑池。约曰：‘四国为一以攻赵，破赵而四分其他’。”

三、口语交际的方法及技巧

（一）注重营造说话气势孟子认为“浩然之气”是辩论中克敌制胜的力量源泉。在与人辩论时，他伺机而动，居高临下，善于掌控全局，语势高屋建瓴、喷薄有力。孟子深知“知言”和“养气”之关系。何谓“知言”？即“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矣言！”（《孟子•公孙丑上》）“养气”则是“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之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自己最擅长的是“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以孔子第二自居,对儒家道义充满了坚定的信念,并希望能著孔子之道。这一切都集中表现在他的‘浩然之气’里。他的‘浩然之气’是源于性善论的哲学思想,以儒家道义为主要内容,以道德情感为动力,体现孟子独特个性和人格的综合体。”［7］“浩然之气”是一种强烈的正义感，是辩之必胜的信心。孟子认为，辩论中之所以能折服对方，关键在于自身所持观点的正义性。战国时的其他策士在论辩时也十分注重营造交际时的气势。《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篇中苏秦说秦王的那段经典说辞，可谓气势磅礴，纵横捭阖。同样是在《战国策•秦策一》“司马错论伐蜀”篇中，张仪和司马错在论述各自观点时都呈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

（二）比喻技巧的使用士人们在辩论中最常用的方法是比喻。据统计，在《孟子》全书210章中，有93章共使用了159个比喻，可见孟子对比喻的喜爱和善用。孟子以“五十步笑百步”比喻事情没有实质变化；以“缘木求鱼”比喻追求“霸道”的危害；以“沛然下雨”比喻国君德泽于民；以“水之向下”比喻民众向仁君的归附等等。这些形象的比喻，很好地诠释了孟子的“王道仁政”的政治理想，对于说服交际对象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苏秦游说齐宣王时用“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三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齐国武力的强大。张仪在游说时也大量使用比喻这一手法。在《张仪为秦连横说韩王》中，张仪用勇士孟贲比喻秦兵，用怯夫比喻“山东之卒”，非常形象地说明二者在勇猛上的差距，又用大力士乌获捕获婴儿比喻秦兵和“山东之卒”在力量上的悬殊，再用千斤重担压于鸟卵之上比喻“山东”之地的危险处境。这三个比喻十分形象贴切地说明了“山东”之国与秦国在武力上的差距，极大地震慑了韩国君臣。

（三）层层推进的方法士人为了使国君接受自己的观点，非常讲究说话的技巧。他们仔细揣摩国君的心理，认真研究当前的形势，使用层层推进的方法，让对方随着层层推理而不得不接受自己的观点，从而达到游说目的。在《齐桓晋文之事》章中，孟子开篇即提出“保民而王”的观点，接着通过“以羊易牛”事例的分析，又运用一系列生动的比喻劝导齐宣王，使其懂得只要善于“推恩”，将“不忍”之心推及国家管理，就可以实现“保民而王”的仁政。随后又以“缘木求鱼”作喻，阻断了齐宣王企图通过武力征服天下的念头。最后水到渠成地托出一套施行“仁政”的具体方案。全篇说辞层层推进，步步深入，气势充沛。苏秦在游说六国时也常用此法，如在《战国策•赵策二》“苏秦从燕之赵”中，苏秦非常注意演说的层次性和递进性。他首先向赵肃侯指出国家的根本在于安民和邦交，由此引出合纵他国的主题。接着勾画出合纵之后的美好前景和假如连横事秦的悲惨结局，又分析了赵国的实力及其在地缘政治方面的重要性，接着指出赵王完全可以建立尧、舜的功业而不必要向秦王臣服。最后部分，苏秦通过对比六国与秦的实力、通过揭露连横派的只顾自己私利的真面目，和盘推出了赵国合纵的具体方案。说理透彻、洋洋洒洒、气势如虹，这种逻辑性很强、又很有气势的雄辩，任何人也不得不折服。赵王最后接受了他的主张，成为合纵战略的初始者。

（四）排比手法的运用士人们为了在最大限度上引起国君的注意，在游说时会采用多种方法，尽可能使自己的说辞更形象、更富感染力。而排比的运用无疑最为合适。孟子在《梁惠王上》中道：“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些排比句，带着强烈的激情，极富鼓动性和感染力，这次谈话取得了彻底胜利。排比的运用使其言论喷薄有力、高亢激越、酣畅淋漓。苏秦在游说秦惠王时曰：“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惛于教，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沉于醉，溺于辞。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一连串的短句排比，充分表达了苏秦自信而又张扬的个性。

四、说服效果

（一）孟子的说服效果孟子“好辩”且“善辩”，所向披靡，辩无不胜，从来没有失败的记录。并且齐宣王曾感慨道：“《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之言，于我心有戚戚焉！”应该说，孟子的“王道仁政”的政治理想有其进步的意义，但这种理想具有很大的幻想成分，实施起来难度很大。因此，各诸侯国国君表面上故作倾听之状，背后早已抛之九霄云外，根本不愿意实施。他们感兴趣的是“霸道”而非“王道”。另外，孟子在和其他学派进行辩论时往往只是以势压人，并非以理服人，因此其他学派并没有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观点。所以孟子的说服效果表面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实则收效甚微。最后，孟子心灰意冷，遂退而著书。

（二）苏秦、张仪的说服效果

战国范文篇2

北京市第28中学特级教师陈毓秀

（一）教学目的

1．要求学生掌握的基础知识：

战国时期的起迄年代。战国七雄的形成和方位，商鞅变法的背景、内容和历史作用。我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围魏救赵和马陵之战。合纵与连横。

2．要求学生从思想上认识：

①战国时期多国的变法，是地主阶级为确立封建统治，发展封建经济的政治改革。

②商鞅变法使秦国逐步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

3．要求培养学生的能力：

讨论“商鞅变法为什么能获得成功”？以培养分析综合能力。

（二）教学过程

1．复习提问

①我国奴隶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期逐渐瓦解？这其间经历了哪几个朝代？

②春秋时期有许多诸侯国，谁能在这幅空白地图上把齐、楚、秦、燕、晋这几个主要的诸侯国标出来？（挂上事先画好的春秋时期空白图）

2．导入新课

我国奴隶社会从公元前21世纪夏朝建立开始，经过商、西周，到春秋时期逐渐瓦解。春秋以后，我国历史跨进了战国时期。战国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时期。我们知道，我国封建社会时间极长，从战国开始，经过了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夏金元、明清直到鸦片战争前（1840年）为止，长达两千多年的漫长过程。而战国时期是这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开端。

战国时期是战国七雄的天下，现在学习第8课《战国七雄》。

3．讲授新课

一、七雄并立（板书）

1．战国七雄（板书）

战国七雄局面是怎样形成的？——自西周分封诸侯，中国的历史地图上出现过许许多多的诸候国。但是经过春秋时期三百来年的争霸战争，大国兼并小国，强国吞并弱国，到战国开始的时候，诸侯国已经为数不多。主要的有齐、楚、秦、燕、韩、赵、魏七个大国。（板书）。七国中，齐楚秦燕，大家已经熟悉。韩赵魏是怎样形成的呢？（挂战国时期地图，与已经挂在黑板前的春秋地图对照）。春秋时期的晋国在战国地图上已经消失，代之而起的是韩、赵、魏三个诸侯国。原来晋国已经被它的三家大夫韩氏、赵氏、魏氏瓜分，一分为三，形成了韩、赵、魏三个诸侯国。历史上把这件事叫做“三家分晋”。与此同时，齐国大夫田氏夺了原来姜氏（姜太公的后代）的大权，历史上叫做“田氏代齐”。不过田氏代齐以后，齐国仍叫齐国，所以在地图上表示不出这个变化来。

历史上把这七个强国并称为战国七雄，七雄并立是战国期的基本形势。

战国七雄的地理方位：齐国在东，楚国在南，秦国在西，燕国在北，韩、赵、魏三国在中间。（看图讲）（辅之顺口溜“齐楚秦燕韩赵魏，东南西北到中间”）。

战国七雄的都城：齐（临淄）；楚（郢）；秦（咸阳）；燕（蓟）；韩（郑）；赵（邯郸）；魏（大梁）。

2．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我国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板书）

战国时期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一共经历了250多年。在这一时期，七雄之间战争频繁，比春秋时期更加剧烈，规模也更大，一个战役便要出动几十万、上百万的兵力，一次战争便要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地打下去，战国便因此而得名。战国时期步兵和骑兵成为主要兵种。课本图画《身着甲衣的战国骑兵》，表现了当时骑兵的形象，身上穿着牛皮做的盔甲，手里拿着铁铸的匕首，骑着战马。图画《战国兵器》画的是戈（用来横击敌人或把敌人钩住）、矛（用来刺杀敌人）、戟（戈和矛的组合）。

战国时期为什么又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呢？这就得从当时多国的变法运动谈起。因为战国时期正是通过多国变法，确立了封建制度，形成了封建社会。

各国都开展了变法运动，其中以秦国的商鞅变法比较彻底，成效显著，对中国历史发展也有深远影响。

二、商鞅变法（板书）

1．变法背景（板书）

（1）地主阶级的兴起以及要求发展封建经济，确立封建统治——春秋以来，在奴隶制瓦解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对新的阶级，即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最早的地主阶级是由奴隶主转化来的，一些奴隶主驱使奴隶开垦荒地，开垦出来的荒地就成为他们的私有土地，所以新兴地主拥有很多土地，他们也有了一定的权势，有的甚至抓到统治权。像“三家分晋”的韩、赵、魏三家，“田氏代齐”的田氏，都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者。但是，奴隶主贵族仍旧拥有各种特权。旧的奴隶制度都是保护奴隶主的。新兴地主要想确立他们的封建统治，发展他们的封建经济，就必须改革旧制度，废除奴隶主贵族的多种特权。

（2）李悝变法、吴起变法对商鞅变法的影响——战国时期，各国的地主阶级在基本相同的背景下先后都开展了变法运动。影响比较大的有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它们对商鞅变法提供了经验，有明显的影响。商鞅是李悝的弟子，商鞅是带着李悝的《法经》入秦的。商鞅变法的很多措施跟李悝、吴起是基本相同的。李悝变法，废除了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按功劳的大小授予爵禄；推行“尽地力之教”，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地主田租收入；制订《法经》，保护地主阶级私有财产及其统治地位。楚国吴起变法规定：“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对世袭封君的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精简机构，淘汰冗员，加强士兵训练，增强了兵力……可以说商鞅变法跟李悝、吴起变法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3）商鞅变法，是在秦国落后、秦孝公发愤图强，坚决要求改变落后面貌的历史条件下获得成功的。在战国七雄中，秦国地处西方，较之东方各国落后，被东方各国瞧不起，连会盟也不让它参加。年轻有为的秦孝公即位后，深感“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他发愤图强，下令求贤；“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我要升他高官，分他土地）。”被秦孝公选中的是谁？商鞅。商鞅是卫国人，所以叫卫鞅。古代称诸侯之孙为公孙，所以又叫公孙鞅。他入秦后，因功封给他商于15个城，号为商君，所以又称他为商鞅。当秦孝公的求贤令在各地张贴出去以后，身在魏国、怀才不遇的商鞅得悉后，马上动身，来到秦国，求见秦孝公。他向秦孝公端出了全部变法图强的设想：怎样可以富国，怎样可以强兵，又怎样必须把奴隶主贵族的特权一项一项连根拔掉。秦孝公越听越来劲，不知不觉地把他的膝盖往前挪。两个促膝而谈，“语数日不厌”。秦孝公决定要按商鞅的主张实行变法。

但是变法是触动整个社会的大变革。大臣都能支持吗？秦孝公召集大臣，共商变法大计。奴隶主贵族势力的代表人物甘龙和杜贽竭力反对变法，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据理反驳，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课本图画《商鞅舌战图》是这次大辩论的写照。中间席地而坐的是秦孝公，商鞅正在跟反对变法的大臣进行辩论。他手里拿着竹筒，引经据典，响亮地喊出了“便国不法古”的口号（只要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方便，就不一定效法古代），坐在他对面的是甘龙和杜贽，被商鞅驳得张口结舌，坐不安席。——这一场历史性大辩论的结果是秦孝公最后拍板，说：商鞅说得对。决定任用商鞅，实行变法。

变法令公布之前，商鞅“立木赏金”，表明了新法令一公布，就要坚决实行的态度，借立木赏金以取信于民。

2．变法内容（板书）

在秦孝公支持下，从公元前356年至前350年，商鞅大规模地推行两次变法。变法的内容，课本把它归纳成为三条。

①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板书）图画《农民正在掘开田地上的纵横疆界》反映的是秦国的农民正在按照商鞅的法令掘开田地上的疆界。过去田地上的疆界不作数了，商鞅废除了过去的土地制度。过去旧的土地制度是土地全部归奴隶主贵族控制，不许私有，不许买卖。因此新法令剥夺了奴隶主贵族控制土地的特权，保护了地主的土地私有权。

②奖励耕战（板书），包括奖励耕织和奖励军功两方面的内容。耕是指耕地和织布或织帛，指的是生产。新法规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图画《奖励耕织》画的是一个农夫在耕地，一个农妇在织布，地上有老母鸡在寻食，房前屋后种上了瓜和果，这不正是封建经济男耕女织的典型写照吗？新法奖励耕织，必然鼓励男耕女织，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

战是作战。新法规定，在战争中立了军功的，按军功大小，授予爵位，授予田地房产。这就必然鼓励战士勇敢杀敌，促进秦国战斗力的加强。在旧制度下，爵位是奴隶主贵族专有的特权，而新法却进一步规定，贵族没有军功，就没有爵位，不能享受特权。奖励耕战又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势力，发展了封建势力。

③建立县制。（板书）商鞅把全国的城邑和村子合并起来，新设置了31个县。在全国普遍建立县制，由国君直接派官吏去管理，这样，封建国君的权力更加集中。

商鞅变法是一场废除奴隶制，确立封建制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商鞅变法条条内容打击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奴隶主贵族进行了拼死的反对。变法令刚一公布，他们就起来抵制。太子驷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唆使太子犯法。商鞅毫不手软，采取严厉措施严加惩处：公子虔割了鼻子，公孙贾脸上刺了字，新法才顺利进行下去。新法推行了18年，公元前338年，全力支持变法的秦孝公死了，被旧势力包围的太子继位，即位后第一件大事便是把商鞅车裂致死。但是，新法顺应了封建制度一定要发展的趋势，早已深入人心，商鞅虽死，秦法不变，商鞅的政策仍然在秦国继续推行。

3．变法意义（板书）

商鞅变法对秦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第一，要在“富强”两个字上着眼，变法以后，秦国的封建经济发展，这是富；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加强，这是强。总起来说，秦国很快成为国富兵强的封建国家，奠定了后来秦灭六国的基础。第二，要抓住“封建”这个性质。变法废除了奴隶制度，发展的是封建经济，确立的是封建制度，变法以后的秦国形成为一个富强的封建国家。

秦国通过变法形成封建国家。战国时期全国都先后进行变法，也都先后不同程度地确立了封建制度，成为封建国家。因此，我们说，战国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商鞅变法是发生在战国中期的事情。商鞅变法在各国变法中不是最早的。最早起来变法的是魏国的李悝，魏国也最早强盛起来。在战国初期的将近100年时间里，无论是西边的秦，东边的齐，还是南边的楚，没有不被魏国打败的。魏国夺取了邻国一片土地，一时称雄中原，风头十足。不过魏国的强盛到了战国中期，经过“围魏救赵”、“马陵之战”两次大战的失败，元气大丧，又衰落下去。

围魏救赵和马陵之战，都是魏国跟齐国之间的交战。齐的军师是孙膑，魏的主将是庞涓。（关于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可让学生阅读课本小字）

围魏救赵——公元前354年，魏国派将军庞涓率领军队进攻赵国（边讲边在黑板上画示意图），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抵挡不住，第二年向齐国求救。齐国派孙膑为军师，率领军队来救赵国。按常情考虑问题，邯郸被围，齐国为救赵国，当把军队开到赵国，去解邯郸之围。而军师孙膑，却把军队开到了魏国，他要乘魏国精兵北上攻赵，内部必然空虚的当口，来一个避实击虚，“攻其所必救”。庞涓虽然被迫从邯郸撤军，回师自救。军队经过长途行军，疲惫不堪，走到桂陵，遇到早已埋伏在那里以逸待劳的齐军，被齐军打得大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由于战场在桂陵，齐魏之战又称桂陵之战。

马陵之战——十几年过去，魏和齐又发生了马陵之战。这一次，魏国向它南边的韩国发动进攻。韩国也向齐国求救，齐国仍旧派孙膑为军师，仍旧以“围魏救赵”的战术，出兵去救韩国。魏国派庞涓率领10万大军迎战孙膑。但孙膑却避开了正面交锋，主动把军队后撤，后撤中，每天减少烧饭的军灶，制造军队大量逃亡的假象，引诱庞涓来追。庞涓紧追不休，轻敌猛进，一直追到马陵的一棵大树之下，齐国的伏兵忽然万箭齐发，箭如雨下，魏军大乱，自相践踏，十万雄师，一朝覆没，庞涓拔剑自杀。这一仗，齐国又获大胜。经过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齐国的军师孙膑声名远扬，成为战国c期最著名的军事家。

四、合纵（公孙衍、苏秦）与连横（张仪）（板书）

马陵之战以后，魏国衰落下去，齐国强大起来。这时候，西方的秦国，由于商鞅变法成功，正在迅速崛起。因此，魏国衰落以后，又出现齐、秦两强东西对峙的局面。齐秦为了争取盟国，击败对方，在不断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又展开合纵、连横的外交斗争。

什么是合纵？合纵就是东方六国联合抗秦，（“合众弱以攻一强”）。这种联合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是从南到北的纵向联合，所以叫做“合纵”。首先起来推行合纵政策的是魏国人公孙衍。不过，他没有取得什么成效。后来合纵政策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苏秦（洛阳人）。苏秦奔走于东方多国之间，身佩六国相印，在他的游说推动下，东方各国一度合纵攻秦，迫使秦国吐出一些占领的地方，使秦国遭到一定的挫折。

什么是连横？连横就是劝说一国帮助秦国进攻其它各国（“事一强以攻众弱”）。这种结合是西边的秦国与东边各国之间横的连合，所以叫做连横。连横政策的代表人物是魏国人张仪。秦国用张仪为相，让他推行连横政策。当时东方的齐楚两大国结成联盟，秦国要跟齐国争雄，必须先破坏齐楚联盟。张仪连横政策最成功的一着便是把齐楚联盟给破坏了。

合纵连横的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各国一会儿加入合纵，跟楚国搞联合，跟齐国搞联盟，一会儿又跟秦国抱到一起，朝秦暮楚，反复无常。“朝秦暮楚”的成语就是这么来的。——不过，虽然斗争很复杂，情况多变化，形势发展的总趋势是清楚的，那就是，在不断的军事斗争和复杂的合纵连横斗争中，楚国和齐国先后衰落下去，秦国却越战越强。

4．巩固小结

最后，把战国形势发展的脉络梳理一下，作为小结：纵观战国250多年历史的发展，如果把它比作一次长跑比赛，那么，起跑最快的是魏国。李悝变法后，魏国一马当先，称雄中原。战国中期马陵之战以后，齐国赶上去，超到魏国的前面，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也超过去。齐秦两强你追我赶，难分先后地跑了一段，终于秦国越跑越快，在七个参赛者中遥遥领先。比赛最后的结局大家是清楚的，一统天下的金牌是被秦国夺走的。但是，临近终点的最后一圈，秦国是怎样奋力冲刺、怎样夺去奖牌的？这最精彩最紧张的一幕要以后再学了。

5．作业

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这是战国时期起止年代。要注意，战国开始与春秋结束不是同一年。前476年，春秋结束；前475年，战国开始。请不要混淆。

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开始。商鞅推行变法18年，这是开始的一年，也不要误认为商鞅变法只此一年，要注意“开始”两字。

今天这一课最重要的人物是商鞅。请用最简单的语言解释“商鞅”这一名词。（答：战国时期著名的改革家，从公元前356年开始，在秦国推行变法，获得成功）。

词语战国七雄，要求掌握七雄的名字和地理方位。

词语“商鞅变法”，要求掌握开始的年代、变法内容和意义。

（三）教法建议

1．第一个子目“七雄并立”概念比较简单，有些内容小字已经接触过，宜于用谈话法进行。七雄的地理方位要结合地图来讲解。交待韩、赵、魏三国的形成，可以把《春秋列国图》与挂图《战国形势》并排挂在黑板前，引导学生对照比较，观察两者之间的变化，待学生发现问题时，提出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然后讲述“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

2．三家分晋和田氏分齐不是重点，而过程复杂，教师讲得越简单越好。但是可以补充“三家分晋”及“田氏代齐”这两个历史常用词语，便于学生学习、记忆。

3．商鞅变法背景中关于土地私有制出现，地主、农民阶级产生的过程，按照浅化教材的原则，不宜讲得过多过繁，交待清楚地主阶级已经产生，他们要求发展封建经济，确立封建统治便可。

李悝变法和吴起变法的具体内容，可根据各个学校学生水平的不同或讲或不讲。

秦孝公发愤图强及商鞅舌战的情节，建议结合图画小字内容作描绘性叙述，以加强感性认识。

“立木赏金”故事，课文并未提到，而学生在小学学过，可以引导学生回忆，由学生叙述它的大意。

4．商鞅变法的内容，最好把课文和图画揉合在一起讲。

5．商鞅变法的意义，可以先让学生读课文。教师分析讲解时要强调“富强”两字，秦国逐渐国富兵强，奠定了统一基础；还要强调变法运动的封建性质，商鞅变法是一场地主阶级要求废除奴隶制，确立封建制的政治改革。变法标志着封建制度的确定，封建国家的形成。

5．围魏救赵和马陵之战的故事讲到什么程度为宜（略讲、不讲、描绘性地讲）？既要根据学生的求知欲（有的学生看过课外读物或看过电影，要求教师讲得详细点），又要考虑课时的约束，各个学校似应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作出决择。

战国范文篇3

一、易县战国影视城简介

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内影视事业的发展和人们对特色旅游和个性旅游需求的增加，国内出现了建造影视城的高峰，各地纷纷修建影视城，发展当地旅游经济。河北易县战国影视城就是在这样的“造城”高峰期诞生了。

1.易县战国影视城的兴建1996年，著名导演陈凯歌要拍摄电影《荆轲刺秦王》。为了真实地再现影片所表现的时代特征和主人公的真实生活，陈凯歌选中河北易县作为外景地。并得到易县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战国影视城当即作为县委县政府的重点项目开始运作。1997年4月，易县战国影视城奠基兴建。当时选址在易县城东的麻屋庄村，主要因为麻屋庄村坐落在灵山脚下，空气清新，景色怡人，又与112国道毗邻，交通便利。1998年，战国影视城一期工程完成。影视城总占地面积700亩，建筑面积9万m2，主要由外城、内城、秦王宫、大郑宫、长信侯府以及古竞技场、古作坊、秦街、燕市等建筑组成。影视城内各建筑物的设计十分独特，秦王宫的雄壮、大郑宫的幽雅、长信侯府的华丽以及交错的关门、神秘的竞技场、古朴的作坊等，城内殿宇、楼亭遍布，回廊相连。大大小小的建筑物将战国的政治、军事、民俗融为一体，充分展示和体现了战国时期的文化内涵。目前，影视城以规模之大，建筑之雄伟，风格之古朴，堪称我国战国建筑群之首。

2.易县战国影视城的资源优势战国影视城不仅城内建有大量的人造模拟景观，气势恢宏，而且影视城所处的河北易县被称作“京南绿洲”，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易县湖光山色，景色怡人，既有风景秀美的云蒙山、翠云山，又有碧蓝清澈的易水湖。战国影视城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容易与周边资源进行整合，为影视剧拍摄提供自然景观和模拟景观，同时也很容易借助周边景区发展影视旅游业务。易县不仅自然环境优美，历史文化资源也很丰富，有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被评为4A级风景区的清西陵；有举世闻名的燕下都遗址；有与“居庸关”“倒马关”并称为“内三关”的“紫荆关”；有被列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狼牙山；有“五塔镇燕山”之一的荆轲塔等多处历史文化资源。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吸引了国内外众多摄制组，易县战国影视城建成后，先后为《荆轲刺秦王》《吕不韦传奇》《天下粮仓》《神探狄仁杰》《赤壁》《花木兰》《孔子》《墨攻》《见龙卸甲》《大秦帝国》等100多部影视剧的拍摄提供了十分理想的外景地。在1999年的第5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因成功地为影片《荆轲刺秦王》提供了外景而获得技术艺术奖(即外景地设计奖)。

二、易县战国影视城目前的经营模式

经营模式是企业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定位而采取的某一类方式方法的总称。包括其在产业链上的位置及在此位置下实现其价值的方式方法。

1.影视城的主要经营模式从国外的经验看，影视城的经营有两种模式：一是主题公园模式，即围绕品牌及电影、卡通人物开发多功能体验式大型游乐项目及衍生产品，如迪斯尼。这种模式是影视城旅游化形成的模式，属于后影视产品开发，是随着人们对旅游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影视城在经营上不断结合影视剧情节、影视剧制作等环节设计旅游项目，形成的以参观游览、参与体验为目的的影视旅游产业；二是影视拍摄基地模式，即将影视城作为影视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通过提供影视剧拍摄的场景、场地，吸引影视摄制组，进而通过影视产业链的延伸发展，将电影筹拍、后期制作、出品发行等影视专业功能聚合在一起的产业中心，如好莱坞。

2.易县战国影视城的经营模式易县战国影视城作为影视城项目，其业务范围可以涵盖影视产业和旅游产业两个领域，经营范围相当广阔。但目前易县战国影视城在经营上还只是为摄制组提供拍摄场地和场景，目前的收入也只限于场地使用费，产业链上无延伸产品，只是一个外景地。既没有把自己打造成影视拍摄精品基地，在拍摄上增加影视技术设备投入和完善的制作人员生活消费服务，也没有向影视主题公园延伸，增加影视城的旅游娱乐项目，吸引游客参观体验。单纯以收取场租费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使影视城的经营范围过于狭窄。从经营模式上看，目前战国影视城还处在产业链的上游环节，没有通过产业链延伸扩大经营范围，经营模式比较单一。而单一的模式已暗藏巨大风险，一旦摄制组撤走，影视城就将面临荒废的境地。由于战国影视城只是面向摄制组收取场租费，拍摄之外的其它相关服务跟不上，多数摄制组只是取几个景就走，长期留在影视城拍影视剧的摄制组较少。因为没有常住的摄制组，相应的其他影视产业，如影视后期制作、影视营销等公司也没有进入，影视拍摄基地模式还不完善。

三、易县战国影视城经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易县战国影视城虽然拍了一些著名的影视剧，在影视界也有一定知名度，但整体经营效果却差强人意。从经营模式上看，目前战国影视城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缺乏产业链的延伸开发影视城与影视的关系不应局限于提供场景，其功能应从拍摄场所转向更广的活动平台，使影视产业链不断完善。完善产业链是影视产业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也是支撑影视城发展的持续动力。所谓影视产业链，主要包括编剧、导演、制作、发行、放映、后电影产品开发等。浙江横店影视城1996年创建时，只是电影《鸦片战争》的外景拍摄地，如今已发展成了具有28个实景地和一批摄影棚的亚洲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每年吸引众多国内外剧组取景拍摄，形成一条剧本创作、融资投资、实地拍摄、制作发行、衍生产品开发等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并被誉为“中国的好莱坞”。易县战国影视城创建10多年了，目前还只是在提供拍摄实景这样的单一产品上做文章，没有从产业链的发展上延伸突破，因此，发展比较缓慢。

2.缺乏对区域资源的整合运用现代市场营销强调以目标市场为中心，整合各种可利用的资源，运用多种营销手段进行营销传播和推广，以达到企业的经营目标，并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易县战国影视城有丰厚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但目前尚没有对现有资源进行整合运用，营销手段比较单一，从产品看，只有拍摄场景，虽然场景还算丰富，有内城、外城；有秦街、燕市；有秦王宫、长信侯府等，但都是外景，没有内景和民居，因此，不能满足拍摄过程中摄制组的其他需求。从渠道上看，易县战国影视城目前基本没有自己的销售渠道。

3.缺乏系统的品牌传播品牌作为产品的一个重要的识别部分，可以增加产品的价值。这是因为品牌创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是一个可识别的名称和标志，它还代表着一连串的附加价值，提供消费者功能与心理层面两者兼具的利益点。易县战国影视城目前在国内外虽有一定知名度，但知名度并不高，品牌联想则几乎没有。主要是因为，易县战国影视城尚没有对外进行统一的、系统的传播，仅有的一点儿知名度来自于影视剧拍摄过程中的媒体报道和影视剧自身的传播。易县战国影视城在营销上比较忽视传播，既没有明确的市场定位，也缺乏系统的宣传推广。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好酒都怕巷子深，更何况是一个尚没有形成自己独特优势的地方影视城了。所以，易县战国影视城应充分挖掘自身的影视资源进行广泛而系统的品牌传播。

四、易县战国影视城未来的发展模式

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了《“十二五”期间中国电影产业黄金五年发展研究报告》，对2011年至2015年，中国电影市场发展趋势作出预测，认为届时全国票房将突破300亿元，冲击400亿元，到“十二五”末期，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因此，影视产业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影视旅游也是最具投资潜力的行业。易县战国影视城应抓住这一大好时机，把影视业与旅游业结合起来，采取“影视+旅游”的经营模式，将战国影视城打造成区域影视旅游品牌，大力发展影视旅游产业。

1.通过资本运作扩大影视城规模与发展所谓资本运作是指运用市场法则，通过资本本身的技巧性运作或资本的科学运动，实现价值增值、效益增长的一种经营方式。易县战国影视城可以改变原来那种“出租场地，收取场地费”的经营模式，要与摄制组合作经营影视剧，以场租入股单部影视作品的方式，参与影视剧的投拍，从而参与票房和拷贝的分成，获得更大的收益。其次，易县战国影视城还可以打造全新的差异化营销概念，吸引风险投资者、旅游地产商投资影视城。具体做法如“详细的愿景描绘”“切实可行的商业计划”以及明星广告、影视剧贴片广告等。通过造势传播，扩大影视城的知名度、美誉度，进而让风险投资者、旅游地产商关注并介入。有了资本，影视城就有了发展的资金保障，只要影视城能吸引摄制组和游客，其他的配套设施、配套服务就会不断完善，就会形成一条以影视文化为依托，以影视旅游为发展的完整的产业链。

2.创作+表演的影视产业链延伸影视城就其功能而言，不外两个：一是影视拍摄，二是影视旅游。影视拍摄针对的是摄制组，需要做好剧组的配套设施；影视旅游针对的是广大游客，必须完善相关的旅游配套功能。战国影视城可先从影视拍摄外景地出发，加强影视城软硬件设施建设，为剧组提供从拍摄景点、场景设施、服装道具、生活消费等一条龙的服务，以完善的服务吸引国内外著名的摄制组。另外，易县战国影视城可将产业链向上延伸至创作环节，一方面可以组织专人进行影视剧本的创作；另一方面也可以面向全国搞有奖征文活动，征集有关的影视剧本。以影视剧本吸引摄制组源源不断地前来影视城拍戏，使影视城的场景设施充分利用。同时，故事也是影视剧的魅力所在，能持久地吸引受众，成为开发影视旅游的优质资源。有了影视精品之后，易县战国影视城就可以在后影视产品开发上下功夫了。比如，将拍摄影视作品的建筑物、场地场景、服装道具等供游客参观游览；生产并销售与影视剧相关的纪念品；培训群众演员、设计影视剧中的情景让游客体验等。其中最能吸引游客的要数影视表演。影视表演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组建一只文艺队伍，或招募一些群众演员，排练一些经典剧目，定时定点地在影视城演出，以吸引游客，传播影视文化。二是设计一些影视剧中的情节，让游客模拟表演，当游客穿上影视城中的服装道具，表演了人物角色后，影视城可设专人为游客当场编辑并播放，让游客体会电影的拍摄技巧，体验做演员的感受。消费学家郑也夫在《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一书中认为，人们最终需要的不单单是物质的丰富，更多的是一个娱乐化的虚拟空间。消费者希望通过游戏获得自我的实现和对刺激的追求。影视表演正是充分利用了影视的娱乐化特点，满足了消费者这种本能而高级的需求。

战国范文篇4

——老子、孔子、和诸子百家

北京市教育局教研部高级教师张桂芳

（一）教学目的

1．要求学生掌握的基础知识：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仁”的学说的内容；孔子在教育和文化方面的主要贡献。“百家争鸣”的概念；战国时期墨、儒、法家的代表人物及其政治主张；《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

2．引导学生理解并认识：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促进文化的空前繁荣，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许多大思想家及其著作，对后世以至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宝贵的历史遗产和精神财富。

3．训练和培养学生的能力：

引导学生思考“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许多大思想家和百家争鸣？”培养学生用历史的观点、政治与思想文化相互作用的观点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4．要求认知的图画和文字史料：

孔子画像。课本大字中和竖排的孔子论教育的原话。孙武的原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二）教学过程

1．复习提问

①春秋五霸是指哪些人？请按课本大字的顺序将他们排列出来。

②战国七雄指当时的哪七个诸侯国？请按“东、西、南、北、中”的顺序回答。

③东周分为哪两个时期？分别说出各自的起止年代。

④请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特点。

2．导入新课

请同学们回忆一下第7、8、9三课的课题（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大变革时期的社会经济）。在这三课中，我们从政治和经济方面学习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同学们已经知道，这500多年是我国奴隶社会瓦解、封建社会形成并逐步确立的社会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诸侯争霸，七雄并立，社会动荡，战乱频仍。而贯穿整个时代的是奴隶制度的没落和消亡，各国纷纷“变法”，新兴的地主阶级异军突起，封建经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日趋繁荣。大的社会变革促使那些有识之士去深入思考当时的种种社会问题，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学说和主张。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并且会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当春秋战国时期历史的车轮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滚滚前进的时候，科学文化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思想、军事、科技、文字各个领域英才辈出，他们中许多人至今还为中国嬴得世界的瞩目与尊敬。下面，让我们的思绪回到两千多年前的历史舞台上，先结识几位著名的思想家和军事家。

3．讲授新课

（板书课题）

同学们可能读过有关老子、孔子的故事吧？“子”在古时在姓氏后边，是作为对有学问的人的尊称。你们小学六年级时学过一节关于孔子的历史课，叫做——（《大教育家孔子》）孔子不光是大教育家，还是大思想家。“诸子百家”指的是许多有学问的人提出的学说、主张，“百”在这里不是固定的数，是多的意思。同学们打开课本，先看看第58页上的那个老者，他就是老子。

一、思想家老子与《道德经》（板书）

从画像观察，老子确实很老，背驼顶秃，眉毛都长得很长。不过他不一定姓“老”，史书上对他的记载不详细，大约是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司马迁的《史记》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又称老聃（d1n），做过周朝的史官，管理王室的藏书。还记载老子晚年看到周朝日渐衰落，就西出函谷关隐居去了。函谷关的守官尹喜对他说：“您要隐去了，请把您的见解学说写下来吧。”于是，就有了《道德经》（又称《老子》）。这是一部富有哲理性的著作，分“道”与“德”上下篇，5000字。流传下来的《道德经》实际上是经过战国时道家学派补充整理而成的。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将《德经》放在《道经》之前，因此又称《道德经》。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老子思想中最可贵的地方就是朴素辩证法思想，认为各种事物都有对立面，对立的双方互相依存，指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他还认为对立的双方会互相转化，说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什么意思呢，请看课本的小注。

老子是个学问很渊博的人，推想在当时就很有名气，不然一个守函谷关的官怎么会知道他呢？相传，在老子做史官的时候，孔子曾亲往求救。课本上的图画《孔子见老子》，就是由这段故事而来的。拄杖的老子大概正在对孔子阐说做人行事的道理吧。这位不辞劳苦拜访名师的孔子，后来果真学有所成，他的学问和对中国文化的贡献，都远远超出了老子。

二、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板书）

请同学们先看课本上的孔子画像，注意《老子》与《孔子》两幅画像的区别，从画像上看，孔子好像有向人陈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又像是在给学生上课。关于孔子，同学们知道些什么？（由学生的回答导入新课）

1．创立儒家学派（板书）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的鲁国，幼时家里很穷，但他非常爱读书学习。孔子曾做过管理牛羊和管理仓库的小吏，课本小字写了他是怎样对待工作的，请大家课下去读。孔子30岁左右开始收徒讲学。后来他到了齐国，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未成，又回到鲁国，官至大司寇（相当于司法部长）行摄相事。后因与鲁国掌政者意见不合，率弟子辞职出走，到诸侯国奔走游说达14年之久，但始终不得志。68岁时，孔子回到故乡鲁国，潜心编订文化典籍，教授弟子。在长期研究学问和参预政治的生涯中，孔子的思想逐渐系统完善，形成学派。在古代，把为贵族人家相礼、作乐的知识分子叫做“儒”，孔子曾做过儒，因而后世把他创立的学派称为儒家。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对这个字，孔子有过许多解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爱人”，爱做动词，即爱别人，爱众人。孔子这样提与他的经历有关，课本小字讲了一个故事（请同学读孔子路见妇人哭墓、叹苛政一段）。孔子从维护统治秩序的角度出发，希望统治者体察民情，爱惜民力，让百姓有安定的生产环境，反对严刑酷法繁役，这在不把奴隶当作人看的奴隶社会，是有进步意义的。孔子经常对弟子讲“仁”，有的话传至今日，被赋予新的意义，对我们做人行事仍有警醒作用。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凡是自己所不喜欢的，不要强加给别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生活得好，也必须使别人生活得好。

孔子死后，他的弟子将他的言论整理成一部语录体的书，叫作《论语》。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被后世的封建统治者利用和改造，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统思想，影响既深且远。

孔子不但有学问，创立了一个学派，而且是一位善于育人的好老师。他虽然没能成为有大作为的政治家，但作为大教育家却成为后世为人师者的楷模。

2．兴办私学，致力教育（板书）

下面，请默读“孔子是一位大教育家”这段课文，包括大字、小字、竖排引言，结合小学学过的知识，思考一个问题：“孔子在教育方面有什么建树，哪些值得我们继承？”（教师根据学生回答逐条整理）

孔子兴办私学，广收门徒。这是很了不起的，打破了“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这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个突破。（指导同学看彩图《杏坛》。）

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和方法。如“因材施教”、“温故而知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至今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3．编订古代典籍（板书）

为了教学需要，孔子悉心搜集、整理、编订古代文化典籍。相传，《诗经》、《》、都是孔子编订的。他还根据鲁国历史材料编成《春秋》一书。

二、百家争鸣（板书）

战国时期历史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封建制度刚刚确立，旧的阶级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强国并存、各自为政，新兴的地主阶级对如何治理国家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许多思想家从各自阶级立场出发，提出各种各样的政治主张，形成了不同的学派。这些思想家纷纷著书立说，互相之间展开争论，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最为著名的学派和思想家有墨家的墨子，儒家的孟子、荀子，道家的庄子和法家的韩非等。

1．墨子与墨家：“非政”、“兼爱”（板书）

孔子死后大约11年，墨子出世。墨子名翟，做过较长时间的手工工匠，其技术与当时的鲁班齐名。墨子很爱读书思考，逐渐参预政治活动。当时孔子的儒学在许多国家流行，影响很大。墨子一开始也学儒家，渐渐发现一些问题。后来便自立新说，聚众讲学，（请看课本图《墨子和弟子在一起》）还常与儒家学派辩论，成为当时一大学派，与儒家学派并称“孔墨显学”。

墨子出身于劳动者，自称“贱人”，他的思想代表手工业者和小私有者利益。墨子看到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百姓被迫当兵打仗，人民颠沛流离，困苦不堪，因而提出“非攻”、“兼爱”的主张。“非”在这是责怪、反对的意思，就是反对给人民带来灾难的兼并战争。“兼爱”即互爱互利，有力的要以力助人，有财的要以财助人。墨子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了当时人民的愿望，有积极意义，但是，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怎么可能互助互爱呢？因此，这种主张在当时不可能实现。

墨子还主张节俭，和弟子一起过简朴的生活，从图上也可看出，他们不脱离劳动。这与孔子鄙视生产劳动形成鲜明对照。墨子还主张“尚贤”，官吏及至天子都要选拔贤能的人担任。这在那个时代确实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民主思想。

2．孟子：“民贵君轻”和“仁政”（板书）

大约墨子谢世四年，儒家与孔子齐名的另一著名代表人物孟子降生在鲁国的一个附属小国——邹。孟子名轲，曾就学于孔子之孙子思，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学说。孟子所处的时代，封建制度已经确立，地主阶级基本上巩固了统治地位。孟子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认为要达到长治久安，必须“行仁政”，让农民有田种，有衣穿，有饭吃；给农民充足的生产时间，减轻赋税，省减刑罚。孟子还认识到人民的力量不可轻视，提出“民贵君轻”的观点。（请看课本上竖排原话）他告诉统治者不能小看老百姓的力量，只有争取人民拥护，才能保住统治地位。他说：“桀纣之失效天下也，失其民也”。夏桀、商纣之所以败亡，就是因为他们太残暴，失去民心。

孟子的上述主张虽然是要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长治久安，但是，起了劝诫统治者不要过分欺压人民的作用，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孟子之后，荀况成为战国时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他与孔孟不同，注意吸收总结各派学说的成就，从中汲取积极因素，形成自己的学说，成为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子提出了著名的“制天命而用之”即人定胜天的思想，这在2000多年前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还很有限的时代，无疑是大胆而可贵的。他并不是妄言，而是说自然现象有规律可循，人们掌握了自然规律，就可以“天地官（管）而万物役”，荀子的名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

荀子有个学生，叫韩非，不过他没有师承儒学，而是继承和发展了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形成一套完整的法家政治学说体系。

3．韩非子和法家（板书）

韩非子生活在战国晚期，出身韩国贵族。看到韩国日渐衰败，他很着急，屡次上书韩王，提出种种使国家富强的方略计策，但未被采纳。韩非主张根据社会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进行政治改革，制订国家政策。认为国家应实行“法治”，以法令为准绳，不论官吏百姓，人人都当知法守法、受法度制约。韩非还主张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君主将大权独揽。

韩非口吃，不善言谈而善于写作，他的许多散文都成为传世名篇。为说明抽象的道理，他写了不少著名的寓言故事，如《守株待兔》、《自相矛盾》、《滥竽充数》等，已为后世熟知常用。

韩非的著述有10多万字，后来传到秦国，秦王嬴政看后赞叹不已，说：“我得见此人，和他在一起，死也安心了”，并逼着韩王派韩非入秦。可是韩非来到秦国后，没有受到重用，反而遭到同学李斯及他人的陷害，被迫自杀于狱中。韩非虽死，但他的政治主张却被秦王嬴政采用。

上面，我们介绍了战国“百家”中主要几家的代表人物。同学们已经知道，战国时期封建制度初步确立，各国的封建统治者都力求图强革新，以巩固其统治，进而称霸天下。请大家从这个时代特点出发，想想哪家的学说对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最为有用？（引导同学回答问题，并加以归纳）当然是韩非子的学说。一方面他从历史进步的观点出发，赞赏改革，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另方面，他提出的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实行法治的主张，适应强国之君结束分裂割据局面、一统天下的政治需要。正因为如此，嬴政才赞赏并推行了韩非子的政治主张，并由此成就帝王之业。

“百家争鸣”，我们主要介绍了政治学派。春秋战国时，由于大小战争连年不断，许多有志报国的人都研究战争，探讨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因而有所谓“兵家”，有人将他也放在“百家”之列。下面介绍两部著名的兵书。

四、《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板书）

《孙子兵法》不仅是我国，也是世界是最早的兵书，在世界军事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被称为《兵经》，译成英、日、俄、德、法等多国文字出版。这部书是春秋晚期著名军事家孙武写的，书中叙述的许多战略战术原则一直为历代兵家所遵循。如“我专而敌分”、“以十攻一”、“以众击寡”，讲的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指导同学看课本竖排原文，并作文字解释）讲的是充分了解和掌握敌我双方的情况；还有，“攻其不备，出其不意”、“避实击虚”等更为我们所熟知。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时，创造性地运用这些战略战术原则，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据说现在连日本的企业家也研究《孙子兵法》，以求在商业竞争中削弱对手，发展自己。

《孙膑兵法》是战国中期孙武后代孙膑所著，就是那位创造著名的“围魏救赵”战法的孙膑。这部兵书继承了孙武的军事思想，有些方面还有所发展，可惜传诸后世的只是其中的部分内容。

4．巩固小结

这节课，我们认识了春秋战国时期几位著名的思想家、军事家，了解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希望同学们能够准确地记住老子、孔子、墨子、孟子、韩非子、孙武、孙膑这几位重要人物生活的时代（春秋还是战国），以及他们的主要建树或主张、精辟名言。这些大思想家为中国乃至世界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关心天下兴亡，对学问孜孜以求，值得我们学习。

5．作业

简述孔子的主要建树。

将春秋战国时期主要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主张归纳列表。

（三）教学建议及教学设备

战国范文篇5

[关键词]《战国策》；政治思想；时代背景；诸子学说

《战国策》一书，是反映战国时期历史的一部十分重要的典籍。它记载了许多的言谈游说之士——即所谓的纵横家的言论，正如西汉刘向所言，此书“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历代学者也大体认为书中的主要内容“大抵皆纵横捭阖，谲诳相轻倾夺之说也”。但是笔者认为，书中的言谈游说之士的纵横捭阖，就其本身而言，主要还是一种“干人主”的方法和技术，作为一种政治活动来说，是属于技术层面的性质，其中并不带有什么政治思想与政治学理。用通俗的话来说，它就是教人如何为了某种利益而打动对方，“皆揣摩人君心理之术”。然而我们知道，战国时期是许多政治思想并行于世的时期，而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它必须包括如何治理国家、如何统治民众、权利的分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等等这些内容，并且对进行政治活动的人产生一定的影响与支配作用。换句话说，政治思想是在抽象的层次上研究政治主张的概念及论证涉及政府(政治机构)的措施与制度，以及具有政治行为的人，如古时的君、臣，近代的议员、公民，皆在其讨论诠释的范围之内。正如张舜徽先生在论及当时的游说之士时所言：“不外拿自己的一套主张，游说诸侯，乘机爬上统治地位，成为最高统治者周围的显赫人物。他们的任务，不外想拿各人自己的一套议论主张，实行于当时，来巩固统治者的权位，维护统治与服从的社会秩序。”《战国策》中所记载的言谈游说之士，在他们的言论中，自然也存在着一些政治思想。作为“自己各人的一套议论主张”来游说上层人物，以此来达到他们自己的某种目的。本文就是对这些游说之士的政治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

因为在《战国策》里很多的政治思想大都散见于各个篇章之中，因此，在研究探讨时，必须从宏观的层面上把握其总体面貌，抓住其主要的观点。

战争的重要性。对战争研究，是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战国时期，七雄并立，彼此之间征战不休，都想战胜对方，或是达到保存、扩大自己的实力，进而达到统一天下的效果和目的。所以在当时战争就体现了它的极其重要的意义。虽然战争之惨烈正如孟子所言，各国国君“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之子弟以殉之”。但是各国之间的征战依旧如故，并且各种指挥打仗的人才如白起、廉颇等人也都为人君所重，而如何进行战争并取得胜利，也成为了一种专门之学，即所谓的“兵家”。所以《战国策》中所记载的那些言谈游说之士，在他们的言论中，也就将战争赋予了很大的重要性、合理性了。如《战国策·秦策一》载苏秦说秦惠王曰：

夫徒处而致利，安座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戟相撞，然后可建大功。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臣诸侯，非兵不可也。

这段话中，就提出了当时的人主治国的两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致利”和“广地”。但是在当时群雄并立的情况下，要达到这些目的，不是那些整日“恬于教，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沈于辩，溺于辞”的人可以得到的，“非兵不可”才是最主要的手段。我们可以查阅《史记》中所记载的战国时期的历史，几乎无年不战，无战不是杀人逾万、血流成河，最终的政治利益的实现靠的就是战争。不但“致利”和“广地”需要战争，守护国土、避免邻国强占本国的土地，更是离不开战争。《战国策》中所载的郑同说赵王之辞就说明了这一点：

今有强贪之国，临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则不可，说以义则不听。王非战国守围之具，其将何以当之?王若无兵，邻国得志矣。

在战国这个纷争惨烈的时代，想要保住国土，不能向邻国“告以礼”、“说以义”，用文章或口头作道义上的论争，而是必须备守城之具，有充足的军队，通过战争来守卫国家。这与上文所引的以“致利”、“广地”为主的目的虽有不同，但两者欲达到目的的手段必归于战争。由此可见，《战国策》中对战争的重要性的叙述，是占有重要地位的。这也是深深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的。此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战国策》中尽管夸大了言谈游说之士的重要，如通过苏秦的“和纵”之计，“秦王解兵不出于境，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俨然是一言而定天下安危。但是在纵横捭阖的背后，仍然是以各国的实力为基础的，而这种实力的最好体现，就是用来进行战争的军事实力。所以哪怕是书中极力夸大的人物苏秦等人，在游说国君之时，也是必说“带甲数十万，车千乘”这样体现一国实力的话语，这也是《战国策》中重视战争的一个良好的佐证。

增强君主集权，有效驾驭臣下。战国时期的一大特点，就是春秋时的封建国家开始解体，郡县制的集权国家开始出现，“各国的政权组织相应的发生了变革，废弃了原来各级贵族统治的制度，开始形成以将相为首脑的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权”。大臣开始由国君任命，并且听命于国君，而对于国君而言，如何加强集权、有效地使用自己的权力，如何控制驾驭臣下使之完全为己所用，也就显得特别重要了。《战国策》中对这方面自然也是极为重视。如书中所载的有人向秦惠王所进之言就提到：

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忘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

虽然这段话是否符合史实值得商榷，因为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本身就是打击当时的贵族势力，使君主得以集权，并非是让自己的声名盖过君主。但姑且不论这些，这段话就是要君主独揽大权，不能使大权旁落。因为“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如此一来，则“木实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伤其心。都大者危其国，臣强者危其主”。作为新兴的集权式的君主，应该全力制止“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的情况，否则，是很不利于君主独揽大权的、臣下完全听命于君主的集权统治。故而要极力避免“大王更为臣”的现象出现，哪怕杀掉威胁君主地位的大臣也在所不惜。这段引文的后面正是这样的结果，“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除了君主要独揽大权之外，还要使君主的命令能够顺利执行，不能出现“今天下之府库不盈，囷仓空虚，恶其士民，张军数千百万，白刃在前，斧质在后，而皆去走，不能死，罪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能杀也。言赏则不兴，言罚则不行，赏罚不行，故民不死也”的情况。作为集权的君主，要想在战乱纷争不止的战国之世有所作为，就必须让全国民众为自己的利益而行动，一切以君主之命为鹄的，“士民”不许违背君令、有自己的独立意志，使君主“言赏则不兴，言罚则不行”，一位合格的集权君主，应该像书中所载的范睢之言，做到：

臣闻古之善为政也，其威内扶，其辅外布，四治政不乱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为非。

如此一来，臣下“不敢为非”，君主中央集权、独揽大权的目的才是完全达到了。最后《战国策》还提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劳”与“佚”的关系，具体讨论了君主的“统治术”问题，这就使得书中所论的关于增强君主集权、有效驾驭臣下的思想更加完备了。如《战国策·齐策五》就写道：

故夫善为王业者，在劳天下而自佚，乱天下而自安，诸侯无成谋，则其国无宿忧也。何以知其然?佚治在我，劳乱在天下，则王之道也。

控制权力，不让臣下权侵君主，使君主的命令能够顺利执行，再加上重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劳佚关系，使主佚而下劳，这样就可以实现增强君主集权、有效驾驭臣下的目的了。这些观点符合当时的政治现状，达到了为统治者服务的要求。王夫之说战国是“古今之一大变会”，而政治上的中央集权正是这“变会”的主要特征之一。《战国策》中所记载的增强君主集权、有效驾驭臣下的思想，体现了这样的时代要求和特征，并且代表了新兴的集权君主的利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因此，不能仅从技术层面上将《战国策》看做是“阴谋诡计”“纵横捭阖，谲诳相轻倾夺之说”。

重用贤臣，摒去奸侫。上文提到，战国时期君主的中央集权倾向明显加强，臣下的录用与升黜，都以君主的意志来执行，春秋时代的“世卿政治”——国家的各种职位由各国的封建贵族担当，职位世袭，国君不得随意干涉的贵族政体——趋于解体，而“贵族阶级垄断政治之制度既废，平民遂获得登上政治舞台之机会”。一时间，求贤用贤成为各国君主的当务之急和时尚，所以如何才能获得贤人并且有效地使用贤人，也就成为当时政治思想的一个主题。《战国策》中就提到了“国亡者，非无贤人，不能用也”的观点，说明了“贤人”对于国家的重要性。要想获得贤人，首先就是要尊重贤人，书中所载郭隗对燕昭王说道：

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诎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学，则百已者至。先趋而后息，先词而后嘿，则什己者至。若恣睢奋击，啕籍叱咄，则徒隶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

这段话就说明了越是尊重人才，则越优秀的人才就会来到朝廷为人主所用。如果君主大摆架子，“恣睢奋击，啕籍叱咄”，则只能得到平庸昏碌之辈了。战国时期由于私人讲学的兴起，使得许多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学习获得知识，从而走上仕途。当时许多属于不同君主的政权同时存在，为这些新兴的“士”阶层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施展才能的机会和空间，他们的地位也因之提高，能够“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以一副很自信、很有尊严的面貌出现。《战国策》中记载的齐宣王见颜斶，后者俨然为王者师的姿态，直呼“王前!”，要齐宣王走到他跟前说话，并指出“明乎士之贵也”才算得上是“明主”，更是形象地表达了这一点。除了尊重贤人之外，还应该虚怀纳谏，广开言路，并且择善而从。这样可以使国力强盛，国政清明。书中著名的“邹忌讽齐王纳谏”就说明了这一点：

(齐威王)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

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这段文字不但写出了作为一国之君应该如何的鼓励臣下来进谏，而且还极力突出了虚怀纳谏、广开言路、择善而从的良好政治效果，国内是“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颇有孔子所谓的“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的景象；诸国是“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齐国也因君主的虚怀纳谏而强盛起来。虽然这里有一定的夸张性，但从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战国策》一书鼓励君主应虚怀纳谏的思想。不但君主应如此，在书中，作为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也说道：“有能扬文之名，止文之过，私得宝于外者，疾入谏”。可见虚怀纳谏的重要性。最后，在重用贤人的同时，书中也提到了应该除去奸佞之人，使得贤人可以无阻碍无滞累的行其治国的主张。书中所记载苏秦说赵王之辞就提到这一点：

臣闻明王绝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故尊主广地强兵之计，臣得忠于前矣。

“流言之迹”“朋党之门”都是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官僚政治的典型弊端，若贤人整日被流言所诋毁，遭朋党所排挤，就无法有效地为君主贡献自己的才能了。所以除去奸佞之人，是重用贤人的一个重要的前提，作为臣下而言，也应该做到“贤臣之事其主也，亦必无女石而进贤”，公忠体国，不做嫉妒排挤同僚之事。重民爱民，关注民生。《战国策》一书中所体现的最后一个政治思想就是重民爱民、关注民生。我们知道，中国自西周起，就有了重民爱民的思想。《尚书》中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其惟王以小民淫用百彝，亦敢殄戮用义，民若有功”这类的语句，就明显地体现出统治者要重民爱民、勿滥施刑于民的治国理念。战国时期的各国国君，也十分重视民众问题。《孟子》中所载梁惠王对孟子说“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一副十分关注民众生计的样子，并且十分希望自己国内的民众数量繁衍增多，故而询问孟子在他这样关注民生之后，为何依旧是“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下，《战国策》一书中就有了体现关于重民爱民思想的语句。书中所载的齐国使者出使赵国，赵威后问齐使“岁亦无恙邪?民亦无恙邪?王亦元恙邪?”齐使不高兴她的询问顺序，赵威后便解释道：

不然。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故有问舍本而问末者耶?

指明了民众才是使统治者得以顺利统治的最根本的因素。民众生计有问题，统治者的统治地位也就要动摇了。而民众生计得到保证，则会使一国的生产储备、作战能力、田赋税收都有所增加。所以对于统治者而言，必须重民爱民，关注民众的生计问题。这段话的思维逻辑是“岁—民—君”，虽然与孟子著名的民本论“民为贵，社稷为次，君为轻”中的“民一社稷一君”的思维逻辑顺序有所不同，但是两者都承认民众是统治者治国的根本与基础则是一致的。此外，书中记载的齐襄王问人如何对待齐国重臣田单，那人主张应嘉奖田单，理由便是：

寡人忧民之饥也，单收而食之；寡人忧民之寒也，单解裘而衣之；寡人忧劳百姓，而单亦一比之，称寡人之意。

正是因为田单一系列的举动，都体现了重民爱民的思想，民忧饥则使之有食，民忧寒则使之有衣，关注民众的温饱问题，这样就可以让统治者更得民心，获得民众的支持，所以值得嘉奖，“乃赐单牛酒，嘉其行”。以此二例，可见《战国策》中提倡统治者应重民爱民。或许有人会问，战国时期各国国君都驱使民众上战场，彼此厮杀，使无数民众丧失生命，正像孟子所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另外，那些言谈游说之士，也多半是游说统治者如何消灭对方、打击对方，这些都是以民众生命为代价的。从这点上讲，战国时期哪有什么重民爱民的思想存在呢?其实，攻城掠地与重民爱民这二者并不矛盾。战国时各国君主为了扩充自己的军队，国内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这都需要国内有充实的人口。如商鞅主政秦国之时，就千方百计招挟三晋之民来秦国耕作，以此来扩充秦国国力，而为了招挟民众，使民众服从管理，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故有必要摆出一些重民爱民的姿态，以麻痹民众、使之心安理得地被统治。因之在《战国策》中出现体现重民爱民的思想也就不足为怪了。

战国范文篇6

【关键词】战国/古希腊/社会变革

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与古希腊雅典城邦、古罗马共和国前期，都发生了国家建立早期的社会改革运动。战国变法至秦帝国的统一，建立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此前，古希腊雅典城邦国家已经走完了它的民主政体的改革旅程；而同时，古罗马正迈步在共和国前期政治改革的社会发展阶段。古代中西方社会通过改革各自选择了极为不同的政治道路，这一历史选择过程，给各自社会的政治制度铺奠了完全异质的基石，在各自的文化传统中打下深刻的烙印，从而对此后漫长的社会发展历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一

古希腊罗马的改革与战国变法都属于一种国家建立早期出现的社会转型现象，是在氏族血缘组织解体或宗法血亲制度崩溃的前提下，由于社会阶级和权力结构需要重新组合而进行的重要改革运动。由于两者社会结构和各方面基础条件的不同，尤其是改革的主导力量有别，而使两者在运作过程中表现出对“人”及其生存的基本权利诸核心问题存在着本质性差异。

公元前594年，希腊雅典的梭伦改革，颁布“解负令”，取消公私债务，恢复债奴的公民身份，并永远禁止把雅典公民沦为奴隶。公元前367年，罗马通过李锡尼法案，缓解了平民的债务问题，到公元前326年，又通过波提利乌斯法案，正式废除了债务奴隶制。李维的《罗马史》写道：“这一年似乎是罗马平民自由的新开始，因为债务奴役被取消了……这样，被奴役的人遂获得了解放，就是在以后也禁止奴役债务人。”（注：李维：《罗马史》第8卷，转引自于信贵《古代罗马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法律禁止将公民沦为奴隶，从而在外籍奴隶与本国公民之间建立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将不得奴役本国公民的理念上升为国家制度，对本国公民的人身权作出基本保障，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国家公民制度，从而使平民与贵族逐渐融合成平等的自由民阶级。此改革措施的卓越之处在于从野蛮的奴隶社会中开辟出“文明”之路，开始将“奴隶”与“人”基本分开，而后罗马法“人格权”这一概念便肇始于此，它不仅是民众对平等权利追求的初步胜利，且在世界法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公元前五世纪后期，魏国李悝变法，其《法经》规定：“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注：［明］董说：《七国考》卷12引桓谭《新论》。）“籍其家”就是将其家人全部沦为奴隶。此类法律为当时各国普遍采用，如云梦《秦律》中有关各式罪犯之家人籍为奴隶的条文不少。公元前361年，秦国商鞅变法，“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更将从事工商业或贫穷的民众都沦为奴隶，而官僚集团则按军功爵秩分配“臣妾”（注：《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篇》）。说明官府是如何蛮横地侵犯着民众的人身权。《商君书·错法篇》载：“同列而相臣妾者，贫富之谓也。”说得十分坦然。《战国策·秦策四》谓当时各国“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裘锡圭也详尽论证了当时奴隶数量很大，且在各类生产上普遍使用，应定性为奴隶制社会的问题（注：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总之，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奴隶数量大增，使用也更普遍，乃至秦、汉两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奴隶数量最多的时期。一直到清代，统治者也根本没有保护本国民众基本人身权的概念，民众因犯罪与债务沦为奴隶者触目皆是，人们始终不懂得什么是“人格权”！（注：参阅拙作：《论罗马法“人格”与秦汉律“名籍”问题》，《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战国变法“重农”，奖励耕织，其目的何在呢？《商君书·农战篇》曰：“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百姓曰：‘我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食亲，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所以李悝变法“尽地力之教”，要求农民“治田勤谨”。商鞅变法规定“lù＠①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注：《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篇》。）即上缴官府粟帛多者，可以免除徭役，而其重视农业生产的目的，并非是考虑农民的权益，出发点主要在于稳固君主统治和扩军备战。商鞅“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使民无得擅徙，……农静诛愚，则草必垦矣”诸措施（注：《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篇》），便是其最好的注释。

工商业经济政策方面也同样如此。雅典梭伦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工商业经济，保护新兴工商业者的政策措施，如提倡学习手工技术，欢迎外邦手工艺人的移民，鼓励手工业品的出口等。直到伯里克利执政，他本人就是一个大工商业主，更主张积极发展工商业。罗马法逐步确立的自由权、私产权等内容，是古罗马工商业经济发展繁荣的重要条件，“航海家和商人们活动的蓬勃发展早在罗马统治扩张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它一直伴随着并且最终超越了罗马的扩张，商业繁荣自然而然地导致形成一系列体现着商品经济现实的法律关系。”（注：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页。）古希腊罗马在重视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鼓励发展工商业，保障民众自由经营工商业的权利。

而战国变法则采取严厉的抑商政策，《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变法实施的“平籴法”，就是将好年成分为上、中、下三等，坏年成也分为上、中、下三等，完全由官府控制粮食的籴、粜渠道与价格，以此措施来稳定国家的经济统治秩序。其实质上就是不允许粮食进入市场流通领域，以排斥商人打击商业，与商鞅的“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措施一致。商鞅变法还要求“壹山泽”，由国家垄断山泽之利，“重关节之赋，则农恶商”，“废逆旅”，“无得取庸”（注：《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篇》。），更为残酷的是立法将工商业者沦为奴隶。战国变法摧抑私营工商业，不给人们自由经营工商业的权利，其目的在于打击影响其统治稳定的因素，以加强专制统治，根本无视民众生存择业的基本权益问题，从而也完全排斥了市场对国民经济的激励机制。

再看打击旧贵族势力，平等分配政治权利的问题。雅典梭伦改革将人民按财产分为四个等级，各自拥有不同的政治权利；设立四百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以分贵族会议之权；并设立陪审法庭，由公民充任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到公元前508年，克利斯提尼改革将全国划分为十个地区，每个地区选50人，建立五百人会议，其重新划分选区的目的在于抽掉一些贵族势力的基础，“以便让更多数的人可以参加到政府中来”（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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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87年的执政官选举方式改革，将原来被选者大多为氏族贵族首领的公民直接选举，改为根据人口数量按比例先行用抽签方式选出一定的候选人，而后再从中选出9名执政官。抽签选举虽有很大的盲目性，然而它强调了每个公民都有被选举的平等权利，打破了贵族操纵选举和大大削弱了贵族垄断高级官职的局面。到公元前480年，又废除了一切关于行政官职任选的财产限制，规定每个公民在法律上都享有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公元前462年，民主派领袖厄菲阿尔特改革，剥夺了贵族会议的绝大部分权力，此后公民大会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可废立法律条文及表决议案、选举官吏、制定政策等；陪审法庭成为最高司法和监察机关，审理重要案件，考核政府官员；五百人会议成为最高行政机关，它是公民大会的常务委员会，负责国家行政与财政事务；十将军委员会除率兵作战外，开始处理行政事务，权力逐渐扩大；而贵族会议则从国家权力的峰巅跌落下来。同时，执政官不再兼任法官，原享有的大部分行政权力亦被剥夺。至此，雅典的民主政体基本完成（注：参阅顾銮斋：《论雅典奴隶制民主政治的形成》，《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古罗马在公元前494年，平民通过“神圣约法”，选出数名保民官，参与国家行政、立法活动，并能对执政官的权力行使否决权，保民官非但自己取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也保护平民的基本权益不受贵族的侵犯。到公元前471年，平民通过斗争，又取得创设平民大会的权力，进一步抑制了贵族的势力。公元前445年通过法案，废除了平民不得与贵族通婚的限制。公元前367年通过保民官李锡尼·绥克斯图法案，在两名执政官中必须有一人为平民。期间，平民又陆续获得担任军政官、财务官和独裁官、监察官的资格。公元前286年，通过的《霍布滕西法案》规定：平民大会决议对全体罗马人民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至此，平民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以取得基本胜利而告一段落。

战国变法也严厉打击旧贵族，然而其目的与结果全然不同。公元前390年左右，楚国吴起变法，由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之缘故，“使封君的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甚至“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注：《韩非子·和氏篇》、《吕氏春秋·贵卒篇》。），目的是要改变旧的分封制权力结构以加强君主的国家集权统治。商鞅变法“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在剥夺旧贵族特权的基础上，将臣民的等级爵秩完全纳入军事轨道，以增强国家军事力量。当然在打击旧贵族的过程中，部分平民得以进入军功官僚集团，但其缘故与结果决非是为平等政治权利和提高整个基层民众的社会地位，而主要着眼于收取旧分封贵族的权力，以完成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治之政体。

战国变法还讲究整顿吏治，如“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壹楚国之俗。”（注：《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滑稽列传”、“田世家”。）。齐威王“赏一人，诛一人”，“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注：《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滑稽列传”、“田世家”。）秦国“其大夫出于其门，人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私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注：《荀子·强国篇》。）要求官吏一心奉“公”，即完全投入于事奉以君主为核心的国家公务中。尤其是韩国申不害讲究君主统治权术之改革，就是为了禁止大臣“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国”，而主张“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最后，“明君使其臣并进辐凑”（注：《群书治要·申子·大体篇》。）。《商君书·修权篇》宣言：“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做到群臣乃至全国都跟着君主一人运转。其中心问题都在于如何使“吏治”服务于君主专制的国家统治体系之中，这样新兴军功官僚集团很快堕落为君主的驯服工具，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君主专制统治。

我们看到，古希腊罗马的社会改革，其核心内容主要围绕平民的基本权利问题而展开，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平民与贵族的平等化进程得以初步实现；在平等权利的理念指导下，通过一系列政治改革法案，出现了民主共和制度的雏形。而战国变法，其核心则基本围绕在加强君主专制的国家统治方面，进一步剥夺本国民众的基本权利，还包括燔诗书、禁游学诸文化政策。其强国兴邦与进行战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扩张国土和增固君主的权力，而西方古典古代社会有关人民取得平等权利的改革内涵，在战国变法中完全找不到相应的影子。二

为什么中西上古时代社会改革的核心问题会产生如此迥然的差异？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追寻探究而发人深省的课题。它与两者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密不可分，也有着当时社会权力结构与经济、法律诸方面基础条件的区别等等缘故。然而表现出来的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两者社会改革的主导力量完全不同：古希腊罗马社会改革的主导力量是平民阶级，而战国变法的主导力量却是各国君主，及其代表极端君主派的法家人物（注：参阅拙作：《战国法家代表地主阶级吗》，《学术月刊》1991年第3期。）

在古希腊雅典，平民与贵族矛盾不断加剧，阶级关系极度紧张，下层平民甚至到处酝酿起义，而促发了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改革。数十年之后，人民起来推翻僭主统治，随后又与联合斯巴达王实行寡头统治的贵族斗争，取得胜利而推选克利斯提尼进行改革。又在一系列与贵族的较量中，迎来了厄菲阿尔特改革的成功，然而民主派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其最卓越的领袖厄菲阿尔特遭贵族暗杀。最后，伯里克利当选为首席将军，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将雅典的民主政治进一步推向繁荣。其中，这些领袖人物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平民的要求，权衡利弊、因势利导，以凌驾于平民与贵族阶级之上的身份，平衡两对立阶级的权益以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而采取一系列缓和矛盾、改制立法的进步措施，进行了一场又一场大刀阔斧而较为公正的社会改革，它实际上都是平民的阶级力量及其斗争成果的反映。

罗马的平民人数众多，且大量集中于城市，更便于组织与行动。特别是许多平民参加军队，构成罗马军团的主力，在战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公元前494年，平民由于不堪忍受贵族的债务奴役而发生骚动，随即与军队中的平民战士一起撤到离罗马五公里的圣山上安营扎寨，当时罗马国家正大敌压境，一下子失去了大部分军事力量，贵族在惊恐中不得不与平民谈判和解。公元前451年，贵族与平民共同组成十人立法委员会，执掌最高权力，编制与颁布了《十二表法》。然而当阿庇·克劳迪领导的十人委员会暴露出专制的意图，扼杀民众的自由呼声时，人民只得又起义，推翻十人委员会，重新任命了执政官与保民官。据有关史料记载，到公元前287年，取得平民会议决议对全体罗马公民有同等法律效力的胜利之际，一共进行了五次这样的撒离斗争，虽然道路跌宕起伏，但每次斗争平民最终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罗马平民是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参加斗争，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曾经在阿芬丁山上建立一个公社组织，其中有希腊商人参加，他们带来了其母邦平民斗争的历史经验。同时，罗马平民在与外界的接触中，更吸收了许多有关政治改革的新思想，学习过希腊的一些成文法典。他们已能意识到怎样才能争取到平等的政治与经济权利，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从而目标较为明确，策略进退有序，表现出极其智慧的斗争艺术。古罗马的平民斗争顽强坚持了两个多世纪，许多杰出人物还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艰苦卓绝的精神、波澜壮阔的画面，都让人感叹不已！

那么，战国时期的民众为什么不可能像西方平民阶级那样为争取平等权利而进行艰苦的政治斗争呢？其原因似乎是多方面的，然而最根本的因素是两者处于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之中：西方的平民阶级处于已经颇为发达的私有制经济之中，大多数公民都是一定生产资料的私有权者；而战国时的民众则处于国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之中，绝大多数人民只是国家共同体的附庸（注：参阅拙作：《从云梦秦简看秦的国有制经济》，《史学月刊》1995年第4期。）。要知道，财产私有权不仅是民众个人的经济权利，更是一种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它是人们进行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诸社会活动的核心，是实现其他权利的物质前提，如果没有独立自主的财产权，那么其他权利都将是空谈，同时也使人们的权利意识极为淡漠。

中国古代从三皇五帝的酋邦制度，发展出夏、商、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其礼制等级森严的千余年统治，把人们的头脑与视野局限于一种以君主所有制与贵族等级分享制为基础的经济框架中。到春秋战国时期，君主进一步收夺贵族的权利，走向诸侯国所有制的历史道路。它一方面使根深蒂固的君主制走向更为残暴且加重奴役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也使人们基本不知道自己应有一些什么样的基本权利需要维护，就是说既没有天赋人权的平等意识，更不懂得如何去争取其应享有的各种生存权利。就是在所谓“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中，依然反映出当时人们在政治、法律思想方面存在的一系列局限。（注：参阅拙作：《论先秦政治思想的主要局限与影响》，《学术月刊》1996年第7期：《论中西早期法律思想的异质内涵》，《法学》2000年增刊。）

我们知道，战国时的秦、魏、齐、楚诸国都普遍实行授田制，学术界已有许多论述。《银雀山汉简·田法》所反映的齐国授田制最为典型：“三岁而壹更赋田，十岁而民毕易田，令皆受地美亚（恶）均之数也。”谓国家授农民之田，三年更换一次；因田分上、中、下三品，故十年方“毕易田”，其中美恶之田均得授耕一遍。（注：《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一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49-755页。）同时，国家的官营工商业也占据着无可争辩的主导地位。（注：参阅拙作：《从云梦秦简看秦的国有制经济》，《史学月刊》1995年第4期。）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中生活，人民在获得其生存的物质资源上必然只能仰国家之鼻息，造成个人对国家的过度依赖，无法培养出根源于保护个人私产权益，从而发展出政治方面的平等权利意识，也就不可能为此进行艰苦而有效的法权斗争。

战国时代的平民只是一个相当松散的阶级构成，约可分为国家自耕农、私营工商业者和士人诸阶层，在君主统治体制之中，各阶层有着各自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目标，很难形成一个有统一斗争目标的整体力量。自耕农从属于国家，土地由授田制而来，《汉书·食货志》中对其生活状况算有细账，还有其他杂赋、徭役也相当沉重，既然日子艰难，便出现一些农民放弃本业，流入城市转入工商行业，少数有条件者开始走文学、游说、军功、游侠之路。所以，自耕农的上层出现一种分流的趋势，主要从上述几个方面去寻求出路。

私营工商业者从春秋后期开始出现，战国时期已相当活跃，随着从业人数的增加，可以说逐渐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私营工商业阶层。其利用当时社会转型统治松弛之机，发展商品经济，应该说已积累起一定的经济实力。其代表人物虽然在纯经济理论方面已达一定水准，乃至自成体系，但在传统与环境的影响下，政治方面始终缺乏参与意识，也没有产生有关商品经济秩序、保护私有产权，以及为本阶层民众要求平等政治权利的思维概念，其局限是相当明显的（注：参阅拙作：《东周秦汉私营工商阶层述论》，《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2期。）。

士人即文学、游说、军功之辈，可分“正身之士”与“仰禄之士”，前者虽或有“从道不从君”的理念，然往往很难得到君主的重用，时或颠沛流离，坎坷一生。后者追求荣华富贵，不择手段地讨好君主，以谋取私利，这种人占了士人中的大多数。然而他们并非新兴的地主阶级，“军功官僚基本没有自己独立的私有经济，其经济来源主要是国家分发给的俸禄及一系列特殊待遇，……该集团的经济只在国家财政统筹运转模式中处于附属地位。其经济地位，更加强了它对君主的依附性。”由此更进一步出现了“食其禄者死其事”这一誓死效忠君主的观念，使其逐渐成为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驯服工具（注：参阅拙作：《试论战国军功官僚集团》，《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4期。）。

当西方古典古代的平民阶级在为争取平等权利而与贵族进行了艰苦卓绝、坚持不懈的政治斗争之际，战国时代的平民却还根本没有这种平等的权利意识，为了寻求出路，其上层佼佼者往往投向君主的怀抱。而当诸侯国君主要求加强专制集权统治之时，极端君主派的法家人物和军功官僚集团便成为其变法的中坚力量与社会基础，他们虽然也与旧贵族进行斗争，但其目的却只在维护以君主为首的一小撮统治者的利益。两者改革的目的和性质既然南辕北辙，其内容、成果及其对人类社会的深远意义便自然也大相径庭。三

古希腊罗马的社会改革给人类留下宝贵的遗产：主要是其民主共和制度的雏形及其运作实践，及以民法为其精华的罗马法的不断丰富。“民主”这个词的起源，是古希腊人用来形容自己国家政治制度的，从古典作家的用法来看，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以及给予人民以最高权力。这一付之实践的理想来自二三千年前的西方古典古代的民众，确是一件极其了不起的大事。当然，其民主共和制度初创之时，存在许多缺陷与局限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正确评价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一般认为，由于奴隶、外邦人与妇女都没有政治权力，所以它只是在少部分居民中实行民主，同时上层阶级享有比一般民众更多的权利。如在伯里克利时期，雅典有人口约31万，其中奴隶有11万，外侨3万不到，公民有17万余人，公民中妇女和儿童不享有政治权利，这样享有民主权利的成年男子才4-6万人左右，仅占全部人口的1/6。所以国内的一般教课书与世界通史之类，大多仍以此而取各种批评态势。其实无须对古人过于苛求，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二千五百年前的城邦国家中，能有占1/6人口的数万公民得到民主的政治权利，便已是一个十分伟大的事业！张中秋指出：“如果考虑到历史的因素，那么这个比例在古代世界中当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占有总人口1/6的人享有了民主权利，才使雅典国家与古代其他特别是东方的国家严格区别开来，也才使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法具有了民主和法治的精神。……它已在思想和传统上为后来所有类型的西方民主和法治奠定了基石。”（注：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8页。）

古典古代政体的特点是尽量排除个人独裁专权。雅典五百人会议的主席团，每年由十个选区轮流组成，主席团设主席一人，相当于形式上的国家元首，每天早上抽签决定，任职一天，不得延长，不得连任，以至于有人说雅典每年有三百个元首。克里斯提尼时代，公民大会实行的“贝壳放逐法”，规定对于危害公民自由和现行制度的人要予以放逐，主要即用于防止个人专权的措施。亚里士多德称：“制订此法是由于对当权的人发生怀疑而起，……也被用来驱逐任何其他威势太大的人”（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6-27页。）。并逐步出现一整套相互制约的政治权力机构，雅典甚至已经出现了三权分裂政体模式的雏形。

在雅典，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而在罗马，则往往是元老院拥有最高权力，就民主程度来说，罗马要逊于雅典。罗马政治机构中最具个人权力色彩的官职是在特殊紧急情况下设立的独裁官，他实际上是从两名执政官中产生，由元老院任命而不是选举产生，集军事与行政权力于一身，但这种职位是临时性的，一旦紧急情况结束，其职权即告终止，任期一般不得超过半年。只是到了罗马帝国形成的前夕，独裁官的权力才急剧膨胀起来。总之，就罗马共和国整个政治结构而言，没有个人专权，平民也基本取得与贵族较为平等的权利。尽管元老院权力很大，毕竟“百人团民众会议、部落民众会议和平民部落会议具有三重性质：选举、立法和司法。”（注：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148、267、153页。）尤其是决议对全体罗马人都有约束力的平民会议。所以罗马共和国完成的是一种被摩尔根称为“半贵族政治、半民主政治”的国家制度（注：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36页。）。

虽然选举制往往被贵族操纵，尤其在古罗马“财富在百人团民众会议中占有决定性分量。”“虽然一切具备条件的市民均可以要求取得官职，但实际上这些官职都势必只在有限的家庭中沿袭，这些家庭逐渐形成一个狭窄的领导阶层，形成一种新的贵族政治。”然而，重要的是国家官员必须由民众会议直接选举，且受民众监督与对民众负责这一系列制度的滥觞。伯里克利时代，实行了官吏公职津贴制，使下层公民被选上官职由“可能”变为“现实”，得以真正参与国家的管理。亚里士多德说：“因为人民有了投票权利，就成为政府的主宰了。”（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12页。）话虽说得漂亮了一些，但至少选举制度所反映的社会进步，这在古代世界中是独一无二的。

对官吏的监督制度也颇为严密。在雅典，官吏从当选到卸任，总共不过一年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他首先要接受资格审查，以执政官为例，其任职资格先由五百人会议审查，发现问题，就要提交法庭裁决。其二是信任投票，在五百人会议的每一个主席团任期内，公民大会都要对执政官和将军举行信任投票，看其是否称职。如果多数公民对某一官员投不信任票，他就得去法庭接受审理。由于主席团为十个选区轮流组成，任期各为一年的十分之一，所以一年中就有十次这样的信任投票。最后是卸任检查，每个官员任职期满，都由专人（查帐员和助理员）对其在职期间的行政活动和经济帐目进行审查，如发现有违法行为，就送交法庭裁决。在罗马，“执政官在任职期间是不可侵犯的，但在任职结束后，他重新成为普通市民并对他担任执政官职务期间的行为负责，对他所做的侵害私人权利或国家权利的事负责。”（注：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148、267、153页。）

雅典的最高法庭叫陪审法庭，其审判官叫陪审员，由三十岁以上公民抽签产生，任期一年，不得连任。大部分是中、下层公民，每五百人组成一个审判庭，共有十个审判庭。至于每个人到哪一个审判庭，审理哪一个案件，都由临时抽签决定，最后投票表决当事人诉讼的胜负。这样的法庭运作较为廉洁公正，因为陪审员评判案件，除本城邦的法律外，就主要凭自己的良心，而无须慑服任何其他权威。古罗马有“向民众申诉”制度，或称上诉权法，如果对执法官的判决不服，公民可以向民众大会上诉，最后由民众大会作出有关裁决。它“使执法官治权中固有的处罚裁量权受到限制”，“被罗马人视为对市民自由权的最高宪法保障”（注：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148、267、153页。）。当然，其司法民主制度初创时期也演绎出一些冤案，但无须以此来全盘否定此司法民主制的历史意义。

虽然说，要求全体公民在政治权力上一律平等的理想是难以做到的（按：就是在今天也做不到），但西方古代社会毕竟将它作为理想提了出来，且在付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创造出一些有关制度与法律，不管其民主制完善程度如何，这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它还促进了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创造出灿烂的多元文化成果。古典古代的民主政体也一直在相当艰苦地与僭主、寡头政治相抗争，道路极为坎坷，如雅典出现过四百人政府和三十僭主的残暴统治，最后还是被强权所摧折，罗马共和国也终被帝国取代，但它的生命力终将至近代重放光芒！

在战国变法中我们看到，魏文侯在改革中能礼贤下士，不拘一格延揽人才，以翟璜为上卿，李悝为国相，西门豹为邺令，吴起为西河守，乐羊为大将，……使国势蒸蒸日上，一时雄冠海内。齐威王在改革时也同样重视各式人才，用邹忌为相，田忌为将，淳于髡主客，孙膑为军师，尤其是设立稷下学宫，招揽饱学之士，使其进退自由，一时“群臣进谏，门庭若市”，也使国力激增，强于诸侯。它给后人留下了在君主“人治”统治模式下一些颇为诱人的景色，这种“人治”经验虽也可套以“开明”、“仁政”之桂冠，然其不存在丝毫的“民主”制度之内涵，而终被纳入专制统治的轨道，成为其特定时期的一种补充，只能昙花一现而没有多少生命力。在逐步建立起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中，君主开始独揽全国政治、经济、军事、立法、司法、监察等大权，直接导致秦代“皇帝”制度的产生。皇帝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专断一切的权力：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主要由皇帝任命，并必须无条件地效忠于皇帝，按皇帝的命令办事，而皇帝却几乎不受任何权力、法律的监督或约束。以皇帝独裁专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制度，成为中国古代持续了二千余年漫长岁月的稳定的统治结构模式。

在君主专制日益残酷统治之下，民众不要说批评君主，就是议政的权利都是被剥夺的。考核官吏的“上计”制度，也只是向君主负责，决非受民众监督，更无须民众的信任投票。朝廷专门设置的有关监督机关，监视的是全国民众乃至百官，直至进行残酷的杀戮。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主要为皇帝的爪牙，震惊天下的坑儒惨案，便是由御史一手承办的，实质上成为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在法家实行“轻罪重刑”统治政策之后，民众完全被残酷的法网所控制。

战国范文篇7

一、春秋战国市的设置与市之间的联系

市在中国古代出现很早，传说中有"神农作市"、"祝融作市"〔1〕。到春秋战国，随着铁器的使用，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扩大和增多，市场也随之发展了起来。根据记载，春秋战国有国家常设的市、临时的市和农村的市三种：

《周礼·考工记·匠人》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段话讲了周王朝国都建筑的规模和布局。国都面积方九里（81平方里），《左传》隐公元年载诸侯国都为方900丈，即方三里，卿大夫都邑不能超过方300丈，即方一里〔2〕。周王都城布局为"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即左为祖庙，右为社（土地神），前面是国王居住、办公的"朝"，后面是市场。市被视为珍宝、货物荟萃之地，所以成了国都中与祖庙、社、朝并列的四大布局之一。这说明周代对市是非常重视的。王畿内的道路上也设有市，《周礼·地官·遗人》载："凡国野之道，……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国野道路上两市之间距离为50里，候馆是有楼可观望的房屋，积是积存谷物等物资的地方。不难看出，周王畿从国都到通往四方的道路上星罗棋布地分布着一个个市场。诸侯国也是如此。《管子·乘马篇》载："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五聚命之曰乡。"据此可知：五暴曰部，五部曰聚，聚有市，五聚曰乡，则一乡之内有五个市场。《管子·小匡》载管仲在齐改革时置"士农之乡十五"。根据这些情况，齐国从国都到各乡之内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市场。《管子·揆度篇》谈各类诸侯国设市的情况时说"百乘之国，中而立市"，"千乘之国，中而立市"，"万乘之国，中而立市"。《揆度篇》是现存轻重十六篇之一。《轻重篇》虽然成书的时间有所争论，但反映的一些制度应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制度，上述所说"百乘"、"千乘"、"万乘"等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国内都设立着市场就反映了这一点。

《周礼·地管·司市》载，在国王与"诸侯会同"和"师役征伐"时，可以临时设市，由管理市场的官吏司市"帅贾师而从"，掌握物价和买卖等事宜。战国时在军队驻屯的地方出现了军市。《史记·冯唐列传》载战国末年赵将李牧曾把"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3〕，因此深得士卒喜爱。《战国策·齐策五》载苏秦对齐闵王说"士闻战，则输私财而富军市"云云，说明齐国也有军市的设置。《商君书·垦令篇》主张加强对军市管理，令军市"无有女子"，让"商人自给甲兵"，又令军市不得"私输粮者"等等，说明秦国也有军市。赵、齐、秦三国都有军市，说明军市发展已较普遍。由于军市是随军队驻屯而兴起的，对特定地区来说如果军队转移了，军市也就不存在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军市仍是属于临时性的为军队服务的市场。

在农村存在着按井田而划分的集市。《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一夫一妇受田百亩，以养父母妻子，五口为一家，公田十亩，即所谓十一而税也。庐舍二亩半。凡为田一顷十二亩半，八家而九顷，共为一井，故曰井田。……井田之义：一曰无泄地气，二曰无费一家，三曰同风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财货。因井田以为市，故俗语曰市井"。这种"因井田以为市"的农村集市称之为"市井"。

上述三种市场各有用途，难于互相取代。这就是春秋战国市场的种类和布局。

春秋时期在市场经商的已有官商、非官商之分。《管子·乘马篇》云："贾知贾（价）之贵贱，日至于市，而不为官贾"，说明商人中已有官商、私商之分了。各种手工业者，也在市场上陈列出售商品。《论语·子张篇》载"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肆，列也。"〔4〕据此可知，各种手工业者都在市场上陈列出售产品。农民也在市场上买卖货物，"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就反映了这种情况。统治阶级也在市场上采购物品，春秋时晋国韩宣子韩起至郑，要买郑国商人的玉环就是一例〔5〕。各个阶层的人都和市场或多或少地发生了联系。总的说来，春秋中叶以后，私商迅速发展了起来，到战国，私人经商的大小商人都已出现，从行业上看卖珠玉、黄金、马、冠（帽）、鞋、粮食、丝织品、狗肉、酒、兔、茅草等等应有尽有。春秋战国市场的商业经济活动迅速发展，除生产力、社会经济发展这一根本因素外，其原因还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其一，各国统治者从市场的租税中能得到大量经济收入。其二，周王室和诸侯国在市场设有各种官吏，对开市时间、货物价格、市场秩序、度量衡、租税等都进行有效管理，保证了市场的有序活动，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发展。其三，商人取得了经商的相对自由，统治者不能强求买卖。如春秋初年，郑国统治者与商人订有"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的盟誓〔6〕。这种盟誓限制了统治者对商人的掠夺，保护了商人的正当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从春秋开始，由于水陆交通的发展，全国大小市场都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仅中原地区如此，中原地区的市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经济联系也在发展之中。关于中原地区市场之间的联系和通商情况，《管子·揆度篇》说："百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估计）五十里。一日定虑（计划），二日定载，三日出境，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轻重，毋过五日。……千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百五十余里。二日定虑，三日定载，五日出境，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轻重，毋过一旬。……万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虑，五日定载，十日出境，二十日而反。万乘之制轻重，毋过二旬。"这是说，百乘之国，中央立市，四周边境估计为五十里路，一天定计划，两天装载货物，三天内就可以出境，五天可以返回。所以，百乘之国根据邻国物价贵贱去经商赚钱，不过五天可以来回一次。千乘之国根据邻国物价贵贱去经商赚钱，十天内可以返回。万乘之国根据邻国物价贵贱去经商赚钱，二十天可以返回。这一记载反映了春秋中叶以后各国市场的联系和商人跨国经商的实际状况。《国语·齐语》载管仲改革时，齐国商人就"服牛轺马，以周四方"，跨国经商。《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载郑国商人弦高去周经商，至滑国遇秦将孟明等统帅的军队。《左传》成公三年载一郑国商人至晋，受到晋大夫荀罃的"善视"，后又去齐国经商。战国时，中原各国交通方便，《战国策·魏策一》载张仪对魏王说"诸侯四通，条达辐辏，……从郑至梁（大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梁"。在这种情况下，跨国经商是极平常的事情。中原地区从各国国都到郡县之间的大小市场已联系在一起。从春秋时开始，中原的市与周边少数民族经济联系也在发展之中，《史记·货殖列传》载：秦文公、德公、缪（穆）公"居雍（今陕西凤翔南）"，地处陇、蜀孔道，充斥着"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秦献公把国都迁到栎邑（今陕西临潼北），"栎邑北郤（隙）戎翟（狄），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南可控滇、僰，僰出奴隶。西接邛、筰两地，筰出产马及旄牛。巴蜀四面山岭阻塞，然而有千里栈道，与北方交通无所不通，输出多的货物，换回缺少的东西。杨（山西洪洞东南）、平阳（临汾西南）二邑，向西与秦、翟通商，向北与种（河北蔚县）、代（山西代县）通商。种代靠近东胡，内地对这里的输出，时时有赢余。燕也是一大都会，南通齐、赵，"东北边胡"，北邻乌桓、夫余，而通其利。江南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铅、锡。番禺（广州）也是一大都会，是珠玑、犀角、玳瑁、水果、葛布的聚散地。

在各地市之间联系加强的情况下，全国各地物资可以流通。《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管子·小匡》说商人"服牛轺车，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这说明通过市场的交易可以得到其他地区有用和珍异的物品。《荀子·王制篇》说"四海之内若一家"，"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转移）"，"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这是当时经济发展出现的新形势。

总之，经春秋时期的发展，战国时国内大小市场形成和出现，并且彼此联系了起来。这使全国各地的物产、特产都可以流通。这种状况为后来中国的统一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条件和物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秋战国市的发展、大小市场的形成和彼此联系在一起，有着重大的进步意义，并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转二、市的功能与其经济活动要素

关于春秋战国市的功能问题，除《管子·乘马篇》谈的较多外，其他典籍中只有零散的记载。根据这些记载，归纳起来，春秋战国市的功能有以下诸点：

1.解决民间的物资匮乏问题。《管子·乘马篇》云："岁有市，无市则民乏"。这一功能是市的根本功能之一，其他功能多与此有关。

2.市是聚集天下财物、众人通过交易而获利的地方。《管子·内篇》云："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注云："和，谓交易也，万人因市交易而得利。"《易·系辞下》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句话与上引《管子·内篇》那句话内容相似。

3.市可以促进货物流通。《管子·侈靡篇》说，如果货物"积之市"，不流通，就要了解出产地，运至其他地区，使之流通，即所谓"静而不化，观其所出，从而移之"。《周礼·地官·泉府》载泉府的职能之一就是"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贾（价）买之，……以待不时而买者"，也就是泉府把市场上滞销的货物买下，以等待有买主时再卖出去。这也是促进流通的办法之一。

4.市可以鼓励、促进生产发展。《管子·侈靡篇》云："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市可以起劝导、鼓励民众发展本业生产。"本"指农业生产。这里包含着市场的交易可以反过来促进生产发展的思想。

5.市可以向统治者提供赋税。《管子·乘马篇》云："亦（立）关市之赋"〔7〕。关于市赋的征收量，《管子·幼官》载"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二者加起来为百分之三。《管子·大匡篇》载："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即关、市税的征收都不能超过五十分之一，二者合起来不超过百分之四。《管子·乘马篇》载："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黄金一镒"，大意说在市场经商的三十名商人，从正月到十二月，交纳黄金一镒作税收。市税也称市租，如齐景公曾与晏子"市租"千金〔8〕。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关税也是与市有关的税收，货物通向市过关要纳关税。《战国策·魏策三》载在魏国通向韩国上党之间的"共莫"如设关收税，与韩国"共有其赋，足以富国，韩必德魏"〔9〕，说明关税的收入对国家来说是很重要的。

6.在市的房舍、场所储存货物也要纳税。市内储存货物的房舍叫廛，市廛是官府建造的，所以商人储存货物要向官府纳税。《周礼·地官·廛人》注引郑众云："廛谓市之地未有肆而可居以畜藏货物者也。"《孟子·公孙丑上》载孟子主张；"市，廛而不征"；《礼记·王制篇》说："市，廛而不税"。上述两处都主张市上不征收房舍中的货物储存税，正说明当时征收着廛税。

7.通过市上货物的交易可知物价的贵贱。《管子·乘马篇》云："市者，货之准也。""准"是市上交易中形成的物价水准，说明物价贵贱是通过市场交易形成的。而知物价贵贱的目的是为了知节俭，所以《乘马篇》又说："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如"百货贱"，则官府和经营者从这些货物中就无法获利。货物贱，是由于货物多、供应充足造成的。而货物多则说明事情治理得好，事情治理得好就无需再花精力与费用去治理，所以说"百事治，则百用节矣"。

8.从市的情况可以知道吏治的好坏和民情风俗的正邪。《管子·乘马篇》云："市者，……可以知治乱。"什么是"治乱"呢？《乘马篇》说："官不理，则事不治。事不治，则货不多。是故何以知货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货多。"所以，《管子·乘马篇》主要是从市场上货物的多少来了解"治乱"或吏治的好坏的。《礼记·王制篇》云："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邪辟。"注云："贾"指物价贵贱，"志淫邪辟"指所好不正。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要从物价贵贱来了解民情。因此，前者并不是因袭后者的"旧说"〔10〕，而仍有其自身特有的内涵。

9.通过市场可以了解货物的多寡。但是市场不是生产领域，所以不能"为多寡"。这就是《管子·乘马篇》所说"市者，……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

10."市"是争利的地方。《战国策·秦策一》载张仪对秦王说："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这句话留传至后世，人们视市为争利、发财的地方。

11.市上有娱乐场所，可以娱乐。《诗经·陈风》云："不绩其麻，市也婆娑"〔11〕。"不绩其麻"，讲妇人不从事应从事的麻织业。婆娑，即舞蹈。"市也婆娑"，即到市里跳舞。这说明市内有娱乐场所，可供娱乐。

上述所列市的诸项功能，可分为三大类：1至4项为一类，谈了市是解决物资匮乏与交易的场所，能促进流通和鼓励生产发展，这可以视为市内在的自身功能。5至9项为第二类，谈的是市对国家和统治者的作用，市税、廛税和与市有关的关税可给国家带来巨额的经济收入，从市的状况可以了解物价贵贱、社会治乱、货物多寡等信息，供统治者治理国家之用。最后两项为第三类，从特定角度即市可以争利发财、可以娱乐等方面讲了市的功能。市的这些功能，说明它当时在社会上具有重要的作用。

春秋战国市的经济活动是建立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的，这与现代市场经济有共同之处。因此，商品经济的要素如供求规律、价格、竞争机制在春秋战国市的经济活动中都有明显的表现。商品多、供应充足则贱，商品少、供应不足则贵。供求规律的这一基本原则，在春秋战国时期发挥了作用。春秋末年范蠡经商就是从货物的"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运用供求规律而致富的。战国时的大商人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也是利用供求规律而致富的。《管子·轻重篇》所阐发的轻重理论不仅探讨了货物轻（贱）重（贵）发生的原因，而且在供求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经济上的治国理论。《管子·国蓄篇》说："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在这一敛一散、一买一卖之中，国家就会获得"十倍之利"，同时还可以使"财之櫎（物价）可得而平也"，即起到平抑物价的作用。这种建立在供求规律基础上的轻重理论，就是国家制定对内对外经济政策的根据。这说明，人们已认识到供求规律是商品交换过程应遵循的原则。价格也是当时市的经济活动中的要素，经商就是靠买卖过程中的物价差价而赚钱。春秋末子贡、范蠡经商就是靠不同时间、地点、物价差价而致富的。《管子·轻重乙篇》谈价格问题时说："桓公问于管子曰：衡有数乎？管子对曰；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岁有四秋，而分有四时，已有四者之序，发号出令，物之轻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无数"。什么是衡呢？郭沫若说"衡乃物价之意"。马非伯认为衡在"此处当作平准，即物价政策讲"〔12〕。据这些解释，上段的意思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的正常物价不能固定在一个定数上，而应随一年四季变化而上下摆动，所谓"物之轻重相什而相伯"就说明了这一点。正因物价能够上下波动，客观存在的供求规律、价值规律对社会生产的调节作用才能得以发挥，商人和国家才能发财、谋利，经济才能搞活。在市的经济活动中，竞争也出现了。商品生产者经营好、技术好，可以发财致富。《庄子·逍遥游》记载了一个故事："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絖。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龟，指皮肤坼裂。洴澼絖是丝絮洗涤剂。这一故事是说宋人有善于制造一种药使手不裂开者，是个世代以漂洗丝絮为业的手工业者，有客愿出百金买其药方，这个手工业者因此发家。反之，如果没有特别的技术，又不善经营管理，则有可能破产。总之，在春秋战国市的经济活动中供求规律、物价的上下波动、竞争三大要素的作用发挥，对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战国市的经济活动的影响，使资源配置、产业结构向有销路、有效益的行业、部门倾斜。盐是齐国的特产，有销路和效益，所以《管子·轻重甲》借管仲之名主张在齐国产盐区煮盐，并加以积存。说从本年十月到次年正月可生产积存成色好的盐36000钟。春耕开始后，禁止聚集庸工煮盐，盐就会涨价10倍。这时，齐国把积存的盐粜到梁（魏）、赵、宋、卫、濮阳等国家、地区，会获得成色好的金子11000余斤。这是市的经济活动的发展，导致资源配置（包括人力资源）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具体事例。当时冶铁业也是一个新兴产业，发展冶铁业可以增加国家收入，所以《管子·轻重乙》借管仲之名主张用"民得其七，君得其三"的民营冶铁而由官府收税的办法发展冶铁业。这种对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对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春秋以后出现了煮盐、冶铁、开采丹砂、放牧牲畜的大富豪，就是当时资源配置、产业调整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三、市的制度与管理

《周礼·地官司徒》司市、胥师、贾师、质人等条目中，系统叙述了周代市的制度与管理。这些内容哪些是西周的，哪些是东周春秋战国的虽已无法全部加以区分，然而其基本方面反映着春秋战国的情况应无疑问。由于其他典籍关于市的制度与管理的记载零散而缺乏，所以探讨此问题，只能以《周礼》的有关记载为主要依据。

《周礼·地官·司市》所说的市有大市、朝市、夕市之分。中间的市称大市，日中进行，以"百族"即自由民和贵族派人来买东西为主。东边的市称朝市，早晨买卖东西，以商贾为主。西边的市称夕市，傍晚交易，以贩夫贩妇为主。管理市的最高官员为司市，司市办公的地方叫"思次"。在司市之下，二十肆设胥师、贾师各一人，胥师、贾师办公的地方称"介次"。同一类和同一种货物陈列的市列称肆，肆是陈列和买卖货物的地方。肆设肆长一人。市的门口有"胥"执鞭把守，察出入之禁令是否得到遵守，并巡行纠察治安。市中的各种官吏要检查肆中货物的真伪，并定其价格。司市每天在其治所"思次"以悬挂旌旗为标志，宣布开市，并在这里"听大治大讼"，处理有关事情。这时，胥师、贾师也到"介次"办公，"听小治小讼"。凡民众在市中遇到的钱物纠纷、量度争讼和刑罚方面的问题，都在有关官吏办公的地方解决。凡是拾到货物钱财、六畜，要交到肆吏办公的地方，以便主人认领，如果过了三天没人认领，就没收入官。对市上货物、六畜、珍奇宝物的管理，没有的要使之有，有利的货物要使之丰富起来，有害的货物要使之无，侈靡的货物要使之微少。凡是要在市场流通的货物，都要凭玺节出入。玺节是准许通商的凭证。玺即印章，有刻字，印在竹帛上以为节。1957年考古工作者在安徽寿县丘家花园发现的鄂君启节就是楚怀王颁发的陆路、水路通商的货物通行证〔13〕。这说明通商时货物出入关卡用节的制度，战国时还盛行。在灾荒疫病年景，民众匮乏时，市上不征税。对于市上的违法行为规定了禁令，针对一般民众的禁令有十二条，针对行商的有十二条，针对坐贾的有十二条，针对工者的有十二条。市上对违法者处罚的刑罚分小刑和中刑、大刑。小刑在肆门出布告公布其犯禁罪状，中刑在市巡游示众，大刑要加以笞打即用鞭、杖、竹板抽打。犯法严重的处以属周代五刑的刑罚，归上级有关部门处理。在"诸侯会同"、"师役征伐"时，设临时市场，司市也要率贾师等，掌管市政、物价和买卖之事。

周代社会等级森严，市上对参加交易的人和商品都有限制。《周礼·地官·司市》载："国君过市则刑人赦，夫人过市罚一幕（帐幕），世子过市罚一櫎（小帐幕），命夫（卿大夫、士）过市罚一盖（车盖），命妇（有封号的妇女）过市罚一帷。"这就是说统治阶级中的人入市是有失身分的事情，严格禁止。《礼记·王制篇》载有禁止在市上交易的各种物品，主要有以下几类：其一，体现统治阶级等级的用器禁止在市上交易，如规定："圭璧金璋不粥（鬻）于市，命服命车不粥于市，宗庙之器不粥于市，牺牲不粥于市"，"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其二，严禁兵器在市上交易，规定"戎器（兵器）不粥于市"。其三，为保护生产，规定"五谷不时，果实不熟，不粥于市"。其四，质量不合格的产品禁止在市上交易，如规定："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礼记》记载的应是西周的制度，春秋时期禁止在市上交易的货物发生了变化，战国时期的变化更大。如上引《礼记·王制篇》说"珠玉成器不粥于市"，而《左传》昭公十六年晋国的韩起在郑国要买商人的玉环，说明春秋时成器的玉在市上可以交易。《礼记·王制篇》说"戎器（兵器）"不能在市上交易。而《周礼·地官·质人》则说"兵器"是市上交易的一种普通商品，说明后者反映的应是西周以后的情况。

《周礼》所记载的市场管理制度是上下级官吏逐级负责和同级官吏分工负责的制度，每个官吏都规定了明确的职责。司市是管理市的最高官吏，《周礼·地官·司市》载其职责功能为："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次序）分地而经市，以陈市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贾阜（多）货而行布（货币），以量度成贾而征儥（卖），以质（长券）、剂（短券）结信而止讼，以贾（经商）民禁伪而除诈，以刑罚禁虣（暴）而去盗，以泉府同货而敛赊。"司市掌管市的治理、教化、政务、刑罚、量度、禁令。以次序分开地段而治理市，把货物分类陈列在市上并辨别其真伪好次使物价平衡，用政令禁止货物奢侈浪费而调正市风，在买卖中以长券、短券缔结合同而结信止讼，让经商的民众禁伪冒而除欺诈，用刑罚禁止暴力掠夺而去除盗贼，让管理货币的泉府使货币统一而收购滞销的货物。

质人主要是掌管市上商业信用合同契券的官吏。《周礼·地官·质人》载："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买儥者质（长券）剂（短券）焉。"契券质、剂有效时间为"国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期内有效，期限以外失效。此外，质人还要负责稽察"市之书契，同其量度，巡而考之，犯禁者举而罚之"。

廛人是管理市上税收的官吏。《周礼·地官·廛人》载，市上的各种税都归廛人收敛。收税的种类主要有以下几种：一种税叫"絘布"，郑众注云："絘布，列肆之税布（货币）。"所以，絘布就是在列肆上收的一种店铺摊位税。第二种税叫"緫（总）布"，郑玄注云："緫布谓守斗斛诠衡（测重量的器具）之税。"这表明总布是货物买卖时用斗斛等量器和衡器所收的劳务手续税。第三种税叫"质布"，注云："质布者，质人所罚犯质剂者之泉（钱）也。"这就是说质布是质人对违反贸易契券规定而征收的罚款。第四种叫罚布，注云："罚布者，犯市令者之泉也。"所以，罚布是对违反市的法令的商人的罚款。第五种税叫"廛布"，注云："廛布者，货贿诸物邸舍之税。"这就是说廛布是商品货物在邸舍中的储存税。上述五种税。都由廛人收敛"入于泉府"。此外，廛人对屠宰牲畜者，要征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凡市中珍异食物滞销的，要以市价收购"入于膳府"。

胥师是管理二十个肆列"介次"的市政官吏。其职责是"平其货贿，宪（法令）刑禁焉。察其诈伪、饰行、儥慝（坏）者，而诛罚之。听其小治小讼而断之"。

贾师是在"介次"管理物价的官吏。其职责是管理财物，辨别货物的真伪好次，展示货物的成品而"奠（定）其价"，然后令在市上交易。"凡天患，禁贵儥（卖）者，使有恒（常）贾（价），四时之珍异亦如之。"

司虣（暴）是维持市上治安的官吏，十肆设一人。其职责是"禁其斗嚣（喧闹）者与其暴乱者，出入相陵犯者"，禁以其群"游饮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则搏（捕捉）而戮（惩罚）之"。

肆长是管理一个肆列的官吏。其职责是"掌其市之政令，陈其货贿，……而平正之。敛其总布，掌其戒禁"。

司关是在关卡管理验节、货物出入和收关税、廛税的官吏。商人在市内买了货物，要出关到国境处，由司市给以玺节，司关验节检查放行。不通过关卡而私自运出货物的，查出后要没收其货物，惩罚其人。不是从市上而是从民间取得货物的商人，没有司市给的玺节，过关时要向关卡纳税，由关上给以节和传（过关文书），货物停留在关下邸舍要另纳"廛布"。司关与掌管国门（城门）的司门、管理市的司市三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司门管城门的关闭，检查、禁止违法货物出入等。

此外，《周礼》所载与市管理有关的官员和机构，还有管理货币的"泉府"等，此不一一赘述。

《周礼》所载市的上述管理制度，基本上反映着春秋战国的状况。如各国有市的设置，并有官吏管理、维持秩序。鲁国管理市的官叫"贾正"，《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臧会奔郈邑，郈大夫鲂假使其为"贾正"，注云："贾正，掌货物，使有常价。"其职责相当于《周礼》中的贾师。《左传》昭公二年载郑国管理市的官吏称"褚师"，宋、卫也有此官。《史记·孙叔敖列传》载楚有"市令"。《史记·田单列传》载齐有"市掾"。吴国管理市的官称"市正"〔14〕。东周王室管理市的官叫"司市"等等。市上有官吏维持治安，《吕氏春秋·去宥》载，"齐人有欲得金者，……往鬻金之所，见而操金，攫而夺之，吏搏（捕）而束缚之"。此外，如出入关卡凭节传，并纳关税等也反映了春秋战国的情况。

总之，上述市的制度、管理，从货物质量、价格、秩序维持、滞销物资处理、货币管理都相当完善，这不仅对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而且对后世市的制度与管理也有重大影响。

市场的经济活动在人类历史上曾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中国春秋战国市的经济活动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生动事例。春秋战国市经济活动的发展是商品经济、商品生产发展的表现。它促进了铁、盐等新兴产业的兴起和铁器的普遍使用，促进了农村公社土地共有制的解体和庶民"助耕公田"的共耕制崩溃，促进了新兴封建地主制的产生。历史事实证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发展生产、经济方面的作用是无法相比的。由于前者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生产者、共同体、国家需要的使用价值的生产而不是为了交换，所以它具有封闭性、保守性，当物资匮乏时它固然有促进生产发展的作用，而当满足了某种需求时它又可以限制生产的发展。相反，后者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交换，只要能不断生产出满足社会需要有销路的产品，生产就能持续、迅速发展，生产规模就可以不断扩大。所以，它为生产和科技的发展开拓了广阔前景，拥有巨大潜力。可以说这种经济形式是开放性、进取性极强的经济形式。中国春秋战国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就是和市的经济活动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从春秋时期一些有影响的国家推行的农工商并重而又强调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中可以看出，从著名政治家、大商人范蠡倡导的"农末俱利"的原则中也可看出。所以，春秋战国市的经济活动，曾为当时的社会进步和中国古代的繁荣昌盛作出注释：

〔1〕《太平御览》卷一九一引《古史考》、《世本》。

〔2〕《左传》隐公元年载："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叁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注："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墙，长三丈，高一丈。"此处讲卿大夫都邑最大不能过"百雉"，1雉长3丈，100雉则为300丈。又卿大夫都邑最大为诸侯国都的1/3，则诸侯国都方900丈。又周制1里300丈，900丈为3里。

〔3〕《史记·李牧列传》载李牧"市租皆输幕府，为士卒费"。

〔4〕《左传》襄公十一年注。

〔5〕《左传》昭公十六年。

〔6〕同上。

〔7〕郭沫若认为"亦"应为立。见《管子集校》上册，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75页。

〔8〕《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景公以晏子食不致千金……》。

〔9〕《战国策·魏策三》，载《魏将与秦攻韩》条。

〔10〕胡寄窗先生认为《管子·乘马篇》所说"可以知治乱"一条系因袭《礼记·王制篇》的旧说，见《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51-352页。

〔11〕《诗经·陈风·东门之枋》。

〔12〕马非伯：《管子轻重篇新诠》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15页。

战国范文篇8

复习课设计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

在讲述本课内容之前，引导学生回忆春秋战国时期的时代特点，了解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时代背景。

一、思想

本部分内容包括老子、孔子和诸子百家的主要思想和成就。本部分知识学生在初中已经学过。教师可以在学生回忆所学内容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并引导学生对各思想家的思想进行评析。

二、文学

本部分内容包括《诗经》、屈原和诸子散文。《诗经》、屈原这部分内容学生在初中已经学过。教师可以在学生回忆所学内容的基础上，对于初中课本未涉及的内容加以强调。

在讲述诸子散文时，教师可以结合学生已学过的语文知识了学习这部分知识。并让学生认识到诸子通过其散文向世人阐述其思想。

三、艺术

教师可以利用相关的历史图片讲述这部分内容。

四、天文和物理

有关春秋战国时期的天文成就，学生在初中就已经学过，教师引导学生回忆已学内容。并强调天文成就的年代、比西方领先的时间。

战国时期物理学的发展是以前学生没有学过的，教师可以让学生通过阅读课文了解当时中国物理学取得的成就。教师可以进行适当的补充。

五、医学

本部分内容学生也已学过，教师引导学生简要回顾即可。

重点——对儒家、法家、道家思想的综合认识

在春秋战国这一历史巨变时期，代表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们从各自经济、政治利益出发，形成了各种学派，儒、法、道是其中重要的学派。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其中，儒家思想，构筑了传统文化中的人道主义精神；道家思想，构成了封建正统思想中的哲学基础；法家思想，成为历代进步政治家改革图强的理论武器。三者的综合，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重点——对孔子的评价

自汉代至清朝，被尊为“圣人”的孔子一直被尊崇。“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孔子被否定。建国以来，对其评价更是经历了一个大起伏过程。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其是誉毁不一，先是肯定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又受到了批判。“”期间，孔子被全盘否定。在””结束以后，开始公正客观地评价孔子。综合建国以来对孔子的评价，主要观点如下：

关于孔子的阶级属性：一派观点认为孔子是封建文化的代表，也是新兴的地主阶层的代表，其思想保守多于进步，妥协多于反抗。这派人多数持西周封建说。另一种观点认为，孔子是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有人提出，孔子生活在奴隶社会，但顺应了社会变革的潮流，是奴隶主阶级中的改革派。

关于孔子的思想结构：第一种观点认为“仁”是孔子的思想核心。第二种观点认为“礼”是孔学的核心。还有人认为“仁”与“礼”组成孔子的思想核心。

关于孔子思想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有人指出，孔子是国际性的历史人物，其影响远及世界。也有人指出，孔子思想是中国长达二千余年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与思想基础。孔子学说成为历代统治思想的基础，但又是封建时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现。

关于孔子与当代及未来社会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儒家思想作为历史的产物，只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另一种观点认为，孔子及儒家思想不仅有研究价值，而且作为一种精神资源，有着实用价值，对现代化建设事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则从知识经济新特点角度，抛弃了过去一贯尊奉儒学的观点，认为儒学不符合当代社会的实际。

难点——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繁荣局面形成的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高峰，出现了文化繁荣的局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其原因如下：第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二，阶级关系的变革、奴隶制的崩溃、封建制度的建立等一系列社会变革，为思想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政治前提。第三，激烈动荡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变革，使得思想异常活跃，迫使人们去思索，众多思想家从不同角度发表见解，从而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第四，各国统治者基于争霸战争的需要和政治要求，纷纷网罗人才，优待知识分子，让其为争霸战争和社会变革出谋划策。这种宽松的环境和优越的地位，有利于文化繁荣。第五，私学的兴起和讲学之风的出现，造就了一批有知识、有才干和敢于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思想家。第六，民族融合的加强，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扩大，丰富了华夏文化，有利于思想文化的繁荣。

典型例题

例1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蜂出并作，各到一端”、学派众多，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有（）

①社会大变革使思想界非常活跃②各国国君为富国强兵纷纷养士③学在官府局面的改变，贵族对教育的垄断被打破④科技生产迅速发展，唯物主义战胜了唯心主义

A．①②③④都正确B．①②③④都不正确公务员之家:

C．①正确，③③④不正确D．①②③正确，④不正确

答案：D

例题分析：此题旨在培养学生对照材料观点解决问题的能力。由于该题是一道复合选择题，只有经过了①、②、③、④项的首先筛选，才能在A、B、C．D四项中得出正确答案；经分析理解可知：①是背景，②③是史实，唯有④项中科技生产“迅速”发展不妥，唯物主义“战胜了”唯心主义更不对；因此D项是正确答案。

例2阅读下列材料

“欲天下之窗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又说：“（战争）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落敛，……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

请回答：

（l）上述思想是我国战国时期_____、的思想，这一思想的核心是_______。

（2）从哲学的角度分析在阶级社会里，上述思想能成为现实吗？

（3）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分析上述思想有何积极的进步意义?

例题分析：本题提供了墨子有关战国时期兼并战争的一段材料，主要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考查对这段材料的理解。回答时，在读懂材料的基础上，联系先秦时各派思想家的主张，提炼出材料的“兼爱”“非政”思想。回答第二问时，主要从矛盾论和阶级矛盾等观点进行分析。要联系墨子代表的阶级利益、有关战争观等，评价墨子思想的进步意义。

答案：

（l）墨子；“兼爱”、“非攻”

战国范文篇9

【关键词】战国/古希腊/社会变革

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与古希腊雅典城邦、古罗马共和国前期，都发生了国家建立早期的社会改革运动。战国变法至秦帝国的统一，建立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此前，古希腊雅典城邦国家已经走完了它的民主政体的改革旅程；而同时，古罗马正迈步在共和国前期政治改革的社会发展阶段。古代中西方社会通过改革各自选择了极为不同的政治道路，这一历史选择过程，给各自社会的政治制度铺奠了完全异质的基石，在各自的文化传统中打下深刻的烙印，从而对此后漫长的社会发展历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一

古希腊罗马的改革与战国变法都属于一种国家建立早期出现的社会转型现象，是在氏族血缘组织解体或宗法血亲制度崩溃的前提下，由于社会阶级和权力结构需要重新组合而进行的重要改革运动。由于两者社会结构和各方面基础条件的不同，尤其是改革的主导力量有别，而使两者在运作过程中表现出对“人”及其生存的基本权利诸核心问题存在着本质性差异。

公元前594年，希腊雅典的梭伦改革，颁布“解负令”，取消公私债务，恢复债奴的公民身份，并永远禁止把雅典公民沦为奴隶。公元前367年，罗马通过李锡尼法案，缓解了平民的债务问题，到公元前326年，又通过波提利乌斯法案，正式废除了债务奴隶制。李维的《罗马史》写道：“这一年似乎是罗马平民自由的新开始，因为债务奴役被取消了……这样，被奴役的人遂获得了解放，就是在以后也禁止奴役债务人。”（注：李维：《罗马史》第8卷，转引自于信贵《古代罗马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法律禁止将公民沦为奴隶，从而在外籍奴隶与本国公民之间建立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将不得奴役本国公民的理念上升为国家制度，对本国公民的人身权作出基本保障，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国家公民制度，从而使平民与贵族逐渐融合成平等的自由民阶级。此改革措施的卓越之处在于从野蛮的奴隶社会中开辟出“文明”之路，开始将“奴隶”与“人”基本分开，而后罗马法“人格权”这一概念便肇始于此，它不仅是民众对平等权利追求的初步胜利，且在世界法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公元前五世纪后期，魏国李悝变法，其《法经》规定：“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注：［明］董说：《七国考》卷12引桓谭《新论》。）“籍其家”就是将其家人全部沦为奴隶。此类法律为当时各国普遍采用，如云梦《秦律》中有关各式罪犯之家人籍为奴隶的条文不少。公元前361年，秦国商鞅变法，“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更将从事工商业或贫穷的民众都沦为奴隶，而官僚集团则按军功爵秩分配“臣妾”（注：《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篇》）。说明官府是如何蛮横地侵犯着民众的人身权。《商君书·错法篇》载：“同列而相臣妾者，贫富之谓也。”说得十分坦然。《战国策·秦策四》谓当时各国“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裘锡圭也详尽论证了当时奴隶数量很大，且在各类生产上普遍使用，应定性为奴隶制社会的问题（注：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总之，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奴隶数量大增，使用也更普遍，乃至秦、汉两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奴隶数量最多的时期。一直到清代，统治者也根本没有保护本国民众基本人身权的概念，民众因犯罪与债务沦为奴隶者触目皆是，人们始终不懂得什么是“人格权”！（注：参阅拙作：《论罗马法“人格”与秦汉律“名籍”问题》，《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战国变法“重农”，奖励耕织，其目的何在呢？《商君书·农战篇》曰：“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百姓曰：‘我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食亲，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所以李悝变法“尽地力之教”，要求农民“治田勤谨”。商鞅变法规定“lù＠①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注：《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篇》。）即上缴官府粟帛多者，可以免除徭役，而其重视农业生产的目的，并非是考虑农民的权益，出发点主要在于稳固君主统治和扩军备战。商鞅“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使民无得擅徙，……农静诛愚，则草必垦矣”诸措施（注：《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篇》），便是其最好的注释。

工商业经济政策方面也同样如此。雅典梭伦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工商业经济，保护新兴工商业者的政策措施，如提倡学习手工技术，欢迎外邦手工艺人的移民，鼓励手工业品的出口等。直到伯里克利执政，他本人就是一个大工商业主，更主张积极发展工商业。罗马法逐步确立的自由权、私产权等内容，是古罗马工商业经济发展繁荣的重要条件，“航海家和商人们活动的蓬勃发展早在罗马统治扩张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它一直伴随着并且最终超越了罗马的扩张，商业繁荣自然而然地导致形成一系列体现着商品经济现实的法律关系。”（注：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页。）古希腊罗马在重视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鼓励发展工商业，保障民众自由经营工商业的权利。

而战国变法则采取严厉的抑商政策，《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变法实施的“平籴法”，就是将好年成分为上、中、下三等，坏年成也分为上、中、下三等，完全由官府控制粮食的籴、粜渠道与价格，以此措施来稳定国家的经济统治秩序。其实质上就是不允许粮食进入市场流通领域，以排斥商人打击商业，与商鞅的“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措施一致。商鞅变法还要求“壹山泽”，由国家垄断山泽之利，“重关节之赋，则农恶商”，“废逆旅”，“无得取庸”（注：《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篇》。），更为残酷的是立法将工商业者沦为奴隶。战国变法摧抑私营工商业，不给人们自由经营工商业的权利，其目的在于打击影响其统治稳定的因素，以加强专制统治，根本无视民众生存择业的基本权益问题，从而也完全排斥了市场对国民经济的激励机制。

再看打击旧贵族势力，平等分配政治权利的问题。雅典梭伦改革将人民按财产分为四个等级，各自拥有不同的政治权利；设立四百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以分贵族会议之权；并设立陪审法庭，由公民充任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到公元前508年，克利斯提尼改革将全国划分为十个地区，每个地区选50人，建立五百人会议，其重新划分选区的目的在于抽掉一些贵族势力的基础，“以便让更多数的人可以参加到政府中来”（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6页）。

公元前487年的执政官选举方式改革，将原来被选者大多为氏族贵族首领的公民直接选举，改为根据人口数量按比例先行用抽签方式选出一定的候选人，而后再从中选出9名执政官。抽签选举虽有很大的盲目性，然而它强调了每个公民都有被选举的平等权利，打破了贵族操纵选举和大大削弱了贵族垄断高级官职的局面。到公元前480年，又废除了一切关于行政官职任选的财产限制，规定每个公民在法律上都享有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公元前462年，民主派领袖厄菲阿尔特改革，剥夺了贵族会议的绝大部分权力，此后公民大会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可废立法律条文及表决议案、选举官吏、制定政策等；陪审法庭成为最高司法和监察机关，审理重要案件，考核政府官员；五百人会议成为最高行政机关，它是公民大会的常务委员会，负责国家行政与财政事务；十将军委员会除率兵作战外，开始处理行政事务，权力逐渐扩大；而贵族会议则从国家权力的峰巅跌落下来。同时，执政官不再兼任法官，原享有的大部分行政权力亦被剥夺。至此，雅典的民主政体基本完成（注：参阅顾銮斋：《论雅典奴隶制民主政治的形成》，《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古罗马在公元前494年，平民通过“神圣约法”，选出数名保民官，参与国家行政、立法活动，并能对执政官的权力行使否决权，保民官非但自己取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也保护平民的基本权益不受贵族的侵犯。到公元前471年，平民通过斗争，又取得创设平民大会的权力，进一步抑制了贵族的势力。公元前445年通过法案，废除了平民不得与贵族通婚的限制。公元前367年通过保民官李锡尼·绥克斯图法案，在两名执政官中必须有一人为平民。期间，平民又陆续获得担任军政官、财务官和独裁官、监察官的资格。公元前286年，通过的《霍布滕西法案》规定：平民大会决议对全体罗马人民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至此，平民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以取得基本胜利而告一段落。

战国变法也严厉打击旧贵族，然而其目的与结果全然不同。公元前390年左右，楚国吴起变法，由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之缘故，“使封君的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甚至“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注：《韩非子·和氏篇》、《吕氏春秋·贵卒篇》。），目的是要改变旧的分封制权力结构以加强君主的国家集权统治。商鞅变法“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在剥夺旧贵族特权的基础上，将臣民的等级爵秩完全纳入军事轨道，以增强国家军事力量。当然在打击旧贵族的过程中，部分平民得以进入军功官僚集团，但其缘故与结果决非是为平等政治权利和提高整个基层民众的社会地位，而主要着眼于收取旧分封贵族的权力，以完成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治之政体。

战国变法还讲究整顿吏治，如“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壹楚国之俗。”（注：《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滑稽列传”、“田世家”。）。齐威王“赏一人，诛一人”，“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注：《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滑稽列传”、“田世家”。）秦国“其大夫出于其门，人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私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注：《荀子·强国篇》。）要求官吏一心奉“公”，即完全投入于事奉以君主为核心的国家公务中。尤其是韩国申不害讲究君主统治权术之改革，就是为了禁止大臣“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国”，而主张“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最后，“明君使其臣并进辐凑”（注：《群书治要·申子·大体篇》。）。《商君书·修权篇》宣言：“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做到群臣乃至全国都跟着君主一人运转。其中心问题都在于如何使“吏治”服务于君主专制的国家统治体系之中，这样新兴军功官僚集团很快堕落为君主的驯服工具，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君主专制统治。

我们看到，古希腊罗马的社会改革，其核心内容主要围绕平民的基本权利问题而展开，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平民与贵族的平等化进程得以初步实现；在平等权利的理念指导下，通过一系列政治改革法案，出现了民主共和制度的雏形。而战国变法，其核心则基本围绕在加强君主专制的国家统治方面，进一步剥夺本国民众的基本权利，还包括燔诗书、禁游学诸文化政策。其强国兴邦与进行战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扩张国土和增固君主的权力，而西方古典古代社会有关人民取得平等权利的改革内涵，在战国变法中完全找不到相应的影子。二

为什么中西上古时代社会改革的核心问题会产生如此迥然的差异？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追寻探究而发人深省的课题。它与两者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密不可分，也有着当时社会权力结构与经济、法律诸方面基础条件的区别等等缘故。然而表现出来的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两者社会改革的主导力量完全不同：古希腊罗马社会改革的主导力量是平民阶级，而战国变法的主导力量却是各国君主，及其代表极端君主派的法家人物（注：参阅拙作：《战国法家代表地主阶级吗》，《学术月刊》1991年第3期。）

在古希腊雅典，平民与贵族矛盾不断加剧，阶级关系极度紧张，下层平民甚至到处酝酿起义，而促发了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改革。数十年之后，人民起来推翻僭主统治，随后又与联合斯巴达王实行寡头统治的贵族斗争，取得胜利而推选克利斯提尼进行改革。又在一系列与贵族的较量中，迎来了厄菲阿尔特改革的成功，然而民主派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其最卓越的领袖厄菲阿尔特遭贵族暗杀。最后，伯里克利当选为首席将军，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将雅典的民主政治进一步推向繁荣。其中，这些领袖人物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平民的要求，权衡利弊、因势利导，以凌驾于平民与贵族阶级之上的身份，平衡两对立阶级的权益以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而采取一系列缓和矛盾、改制立法的进步措施，进行了一场又一场大刀阔斧而较为公正的社会改革，它实际上都是平民的阶级力量及其斗争成果的反映。

罗马的平民人数众多，且大量集中于城市，更便于组织与行动。特别是许多平民参加军队，构成罗马军团的主力，在战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公元前494年，平民由于不堪忍受贵族的债务奴役而发生骚动，随即与军队中的平民战士一起撤到离罗马五公里的圣山上安营扎寨，当时罗马国家正大敌压境，一下子失去了大部分军事力量，贵族在惊恐中不得不与平民谈判和解。公元前451年，贵族与平民共同组成十人立法委员会，执掌最高权力，编制与颁布了《十二表法》。然而当阿庇·克劳迪领导的十人委员会暴露出专制的意图，扼杀民众的自由呼声时，人民只得又起义，推翻十人委员会，重新任命了执政官与保民官。据有关史料记载，到公元前287年，取得平民会议决议对全体罗马公民有同等法律效力的胜利之际，一共进行了五次这样的撒离斗争，虽然道路跌宕起伏，但每次斗争平民最终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罗马平民是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参加斗争，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曾经在阿芬丁山上建立一个公社组织，其中有希腊商人参加，他们带来了其母邦平民斗争的历史经验。同时，罗马平民在与外界的接触中，更吸收了许多有关政治改革的新思想，学习过希腊的一些成文法典。他们已能意识到怎样才能争取到平等的政治与经济权利，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从而目标较为明确，策略进退有序，表现出极其智慧的斗争艺术。古罗马的平民斗争顽强坚持了两个多世纪，许多杰出人物还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艰苦卓绝的精神、波澜壮阔的画面，都让人感叹不已！

那么，战国时期的民众为什么不可能像西方平民阶级那样为争取平等权利而进行艰苦的政治斗争呢？其原因似乎是多方面的，然而最根本的因素是两者处于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之中：西方的平民阶级处于已经颇为发达的私有制经济之中，大多数公民都是一定生产资料的私有权者；而战国时的民众则处于国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之中，绝大多数人民只是国家共同体的附庸（注：参阅拙作：《从云梦秦简看秦的国有制经济》，《史学月刊》1995年第4期。）。要知道，财产私有权不仅是民众个人的经济权利，更是一种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它是人们进行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诸社会活动的核心，是实现其他权利的物质前提，如果没有独立自主的财产权，那么其他权利都将是空谈，同时也使人们的权利意识极为淡漠。

中国古代从三皇五帝的酋邦制度，发展出夏、商、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其礼制等级森严的千余年统治，把人们的头脑与视野局限于一种以君主所有制与贵族等级分享制为基础的经济框架中。到春秋战国时期，君主进一步收夺贵族的权利，走向诸侯国所有制的历史道路。它一方面使根深蒂固的君主制走向更为残暴且加重奴役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也使人们基本不知道自己应有一些什么样的基本权利需要维护，就是说既没有天赋人权的平等意识，更不懂得如何去争取其应享有的各种生存权利。就是在所谓“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中，依然反映出当时人们在政治、法律思想方面存在的一系列局限。（注：参阅拙作：《论先秦政治思想的主要局限与影响》，《学术月刊》1996年第7期：《论中西早期法律思想的异质内涵》，《法学》2000年增刊。）

我们知道，战国时的秦、魏、齐、楚诸国都普遍实行授田制，学术界已有许多论述。《银雀山汉简·田法》所反映的齐国授田制最为典型：“三岁而壹更赋田，十岁而民毕易田，令皆受地美亚（恶）均之数也。”谓国家授农民之田，三年更换一次；因田分上、中、下三品，故十年方“毕易田”，其中美恶之田均得授耕一遍。（注：《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一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49-755页。）同时，国家的官营工商业也占据着无可争辩的主导地位。（注：参阅拙作：《从云梦秦简看秦的国有制经济》，《史学月刊》1995年第4期。）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中生活，人民在获得其生存的物质资源上必然只能仰国家之鼻息，造成个人对国家的过度依赖，无法培养出根源于保护个人私产权益，从而发展出政治方面的平等权利意识，也就不可能为此进行艰苦而有效的法权斗争。

战国时代的平民只是一个相当松散的阶级构成，约可分为国家自耕农、私营工商业者和士人诸阶层，在君主统治体制之中，各阶层有着各自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目标，很难形成一个有统一斗争目标的整体力量。自耕农从属于国家，土地由授田制而来，《汉书·食货志》中对其生活状况算有细账，还有其他杂赋、徭役也相当沉重，既然日子艰难，便出现一些农民放弃本业，流入城市转入工商行业，少数有条件者开始走文学、游说、军功、游侠之路。所以，自耕农的上层出现一种分流的趋势，主要从上述几个方面去寻求出路。

私营工商业者从春秋后期开始出现，战国时期已相当活跃，随着从业人数的增加，可以说逐渐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私营工商业阶层。其利用当时社会转型统治松弛之机，发展商品经济，应该说已积累起一定的经济实力。其代表人物虽然在纯经济理论方面已达一定水准，乃至自成体系，但在传统与环境的影响下，政治方面始终缺乏参与意识，也没有产生有关商品经济秩序、保护私有产权，以及为本阶层民众要求平等政治权利的思维概念，其局限是相当明显的（注：参阅拙作：《东周秦汉私营工商阶层述论》，《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2期。）。

士人即文学、游说、军功之辈，可分“正身之士”与“仰禄之士”，前者虽或有“从道不从君”的理念，然往往很难得到君主的重用，时或颠沛流离，坎坷一生。后者追求荣华富贵，不择手段地讨好君主，以谋取私利，这种人占了士人中的大多数。然而他们并非新兴的地主阶级，“军功官僚基本没有自己独立的私有经济，其经济来源主要是国家分发给的俸禄及一系列特殊待遇，……该集团的经济只在国家财政统筹运转模式中处于附属地位。其经济地位，更加强了它对君主的依附性。”由此更进一步出现了“食其禄者死其事”这一誓死效忠君主的观念，使其逐渐成为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驯服工具（注：参阅拙作：《试论战国军功官僚集团》，《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4期。）。

当西方古典古代的平民阶级在为争取平等权利而与贵族进行了艰苦卓绝、坚持不懈的政治斗争之际，战国时代的平民却还根本没有这种平等的权利意识，为了寻求出路，其上层佼佼者往往投向君主的怀抱。而当诸侯国君主要求加强专制集权统治之时，极端君主派的法家人物和军功官僚集团便成为其变法的中坚力量与社会基础，他们虽然也与旧贵族进行斗争，但其目的却只在维护以君主为首的一小撮统治者的利益。两者改革的目的和性质既然南辕北辙，其内容、成果及其对人类社会的深远意义便自然也大相径庭。三

古希腊罗马的社会改革给人类留下宝贵的遗产：主要是其民主共和制度的雏形及其运作实践，及以民法为其精华的罗马法的不断丰富。“民主”这个词的起源，是古希腊人用来形容自己国家政治制度的，从古典作家的用法来看，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以及给予人民以最高权力。这一付之实践的理想来自二三千年前的西方古典古代的民众，确是一件极其了不起的大事。当然，其民主共和制度初创之时，存在许多缺陷与局限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正确评价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一般认为，由于奴隶、外邦人与妇女都没有政治权力，所以它只是在少部分居民中实行民主，同时上层阶级享有比一般民众更多的权利。如在伯里克利时期，雅典有人口约31万，其中奴隶有11万，外侨3万不到，公民有17万余人，公民中妇女和儿童不享有政治权利，这样享有民主权利的成年男子才4-6万人左右，仅占全部人口的1/6。所以国内的一般教课书与世界通史之类，大多仍以此而取各种批评态势。其实无须对古人过于苛求，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二千五百年前的城邦国家中，能有占1/6人口的数万公民得到民主的政治权利，便已是一个十分伟大的事业！张中秋指出：“如果考虑到历史的因素，那么这个比例在古代世界中当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占有总人口1/6的人享有了民主权利，才使雅典国家与古代其他特别是东方的国家严格区别开来，也才使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法具有了民主和法治的精神。……它已在思想和传统上为后来所有类型的西方民主和法治奠定了基石。”（注：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8页。）

古典古代政体的特点是尽量排除个人独裁专权。雅典五百人会议的主席团，每年由十个选区轮流组成，主席团设主席一人，相当于形式上的国家元首，每天早上抽签决定，任职一天，不得延长，不得连任，以至于有人说雅典每年有三百个元首。克里斯提尼时代，公民大会实行的“贝壳放逐法”，规定对于危害公民自由和现行制度的人要予以放逐，主要即用于防止个人专权的措施。亚里士多德称：“制订此法是由于对当权的人发生怀疑而起，……也被用来驱逐任何其他威势太大的人”（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6-27页。）。并逐步出现一整套相互制约的政治权力机构，雅典甚至已经出现了三权分裂政体模式的雏形。

在雅典，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而在罗马，则往往是元老院拥有最高权力，就民主程度来说，罗马要逊于雅典。罗马政治机构中最具个人权力色彩的官职是在特殊紧急情况下设立的独裁官，他实际上是从两名执政官中产生，由元老院任命而不是选举产生，集军事与行政权力于一身，但这种职位是临时性的，一旦紧急情况结束，其职权即告终止，任期一般不得超过半年。只是到了罗马帝国形成的前夕，独裁官的权力才急剧膨胀起来。总之，就罗马共和国整个政治结构而言，没有个人专权，平民也基本取得与贵族较为平等的权利。尽管元老院权力很大，毕竟“百人团民众会议、部落民众会议和平民部落会议具有三重性质：选举、立法和司法。”（注：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148、267、153页。）尤其是决议对全体罗马人都有约束力的平民会议。所以罗马共和国完成的是一种被摩尔根称为“半贵族政治、半民主政治”的国家制度（注：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36页。）。

虽然选举制往往被贵族操纵，尤其在古罗马“财富在百人团民众会议中占有决定性分量。”“虽然一切具备条件的市民均可以要求取得官职，但实际上这些官职都势必只在有限的家庭中沿袭，这些家庭逐渐形成一个狭窄的领导阶层，形成一种新的贵族政治。”然而，重要的是国家官员必须由民众会议直接选举，且受民众监督与对民众负责这一系列制度的滥觞。伯里克利时代，实行了官吏公职津贴制，使下层公民被选上官职由“可能”变为“现实”，得以真正参与国家的管理。亚里士多德说：“因为人民有了投票权利，就成为政府的主宰了。”（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12页。）话虽说得漂亮了一些，但至少选举制度所反映的社会进步，这在古代世界中是独一无二的。

对官吏的监督制度也颇为严密。在雅典，官吏从当选到卸任，总共不过一年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他首先要接受资格审查，以执政官为例，其任职资格先由五百人会议审查，发现问题，就要提交法庭裁决。其二是信任投票，在五百人会议的每一个主席团任期内，公民大会都要对执政官和将军举行信任投票，看其是否称职。如果多数公民对某一官员投不信任票，他就得去法庭接受审理。由于主席团为十个选区轮流组成，任期各为一年的十分之一，所以一年中就有十次这样的信任投票。最后是卸任检查，每个官员任职期满，都由专人（查帐员和助理员）对其在职期间的行政活动和经济帐目进行审查，如发现有违法行为，就送交法庭裁决。在罗马，“执政官在任职期间是不可侵犯的，但在任职结束后，他重新成为普通市民并对他担任执政官职务期间的行为负责，对他所做的侵害私人权利或国家权利的事负责。”（注：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148、267、153页。）

雅典的最高法庭叫陪审法庭，其审判官叫陪审员，由三十岁以上公民抽签产生，任期一年，不得连任。大部分是中、下层公民，每五百人组成一个审判庭，共有十个审判庭。至于每个人到哪一个审判庭，审理哪一个案件，都由临时抽签决定，最后投票表决当事人诉讼的胜负。这样的法庭运作较为廉洁公正，因为陪审员评判案件，除本城邦的法律外，就主要凭自己的良心，而无须慑服任何其他权威。古罗马有“向民众申诉”制度，或称上诉权法，如果对执法官的判决不服，公民可以向民众大会上诉，最后由民众大会作出有关裁决。它“使执法官治权中固有的处罚裁量权受到限制”，“被罗马人视为对市民自由权的最高宪法保障”（注：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148、267、153页。）。当然，其司法民主制度初创时期也演绎出一些冤案，但无须以此来全盘否定此司法民主制的历史意义。

虽然说，要求全体公民在政治权力上一律平等的理想是难以做到的（按：就是在今天也做不到），但西方古代社会毕竟将它作为理想提了出来，且在付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创造出一些有关制度与法律，不管其民主制完善程度如何，这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它还促进了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创造出灿烂的多元文化成果。古典古代的民主政体也一直在相当艰苦地与僭主、寡头政治相抗争，道路极为坎坷，如雅典出现过四百人政府和三十僭主的残暴统治，最后还是被强权所摧折，罗马共和国也终被帝国取代，但它的生命力终将至近代重放光芒！

在战国变法中我们看到，魏文侯在改革中能礼贤下士，不拘一格延揽人才，以翟璜为上卿，李悝为国相，西门豹为邺令，吴起为西河守，乐羊为大将，……使国势蒸蒸日上，一时雄冠海内。齐威王在改革时也同样重视各式人才，用邹忌为相，田忌为将，淳于髡主客，孙膑为军师，尤其是设立稷下学宫，招揽饱学之士，使其进退自由，一时“群臣进谏，门庭若市”，也使国力激增，强于诸侯。它给后人留下了在君主“人治”统治模式下一些颇为诱人的景色，这种“人治”经验虽也可套以“开明”、“仁政”之桂冠，然其不存在丝毫的“民主”制度之内涵，而终被纳入专制统治的轨道，成为其特定时期的一种补充，只能昙花一现而没有多少生命力。在逐步建立起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中，君主开始独揽全国政治、经济、军事、立法、司法、监察等大权，直接导致秦代“皇帝”制度的产生。皇帝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专断一切的权力：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主要由皇帝任命，并必须无条件地效忠于皇帝，按皇帝的命令办事，而皇帝却几乎不受任何权力、法律的监督或约束。以皇帝独裁专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制度，成为中国古代持续了二千余年漫长岁月的稳定的统治结构模式。

在君主专制日益残酷统治之下，民众不要说批评君主，就是议政的权利都是被剥夺的。考核官吏的“上计”制度，也只是向君主负责，决非受民众监督，更无须民众的信任投票。朝廷专门设置的有关监督机关，监视的是全国民众乃至百官，直至进行残酷的杀戮。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主要为皇帝的爪牙，震惊天下的坑儒惨案，便是由御史一手承办的，实质上成为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在法家实行“轻罪重刑”统治政策之后，民众完全被残酷的法网所控制。

战国范文篇10

一、反自由市场机制的政府干预

马来西亚的外汇管制：为了防止国际组织和外国势力掺活进国家内政，马来西亚一开始就拒绝了有附加条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企图凭自己的力量应付危机。然而，巨额国际游资的冲击实在太强大了，岂是区区一小国能够独立招架？2马元和股市无法遏制地持续下滑，迫使总理马哈蒂尔最终选择了外汇管制。管制内容包括非居民的货币兑换、离岸户口转帐、沽售股票所得的转出、海外投资、进出口结算以及现金的出入境。简而言之，退出游戏，关门不玩了。公布外汇管制措施的当天，马元汇价上升了7.2％。3

香港的庄家下场和增加磨擦的“七招三十式”：面对国际炒家“按提款机”式的新一轮摧毁性攻击，香港当局忍无可忍，直接入市，大笔作多，买港元，买股票，买期货。8月28日一天，香港股市成交790亿港元，创历史最高记录。特区政府照单全收大量抛售的恒生指数股，抛多少收多少，大有不惜“国有化”恒生指数股企业的架式。

紧接着，政府推出“七招三十式”。其中“七招”是香港金融管理局的七项新措施，旨在强化货币发行局制度和增加银行体系流动资金，减少港元利率被人为操纵的机会。“三十式”则分别针对香港联合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中央结算公司、政府财经事务局五个机构，提出新纪律或重申一些交易规则，加强对股票抛空的监管。这些技术性措施，归根结底是给国际炒家的“提款”程序设置障碍、增加摩擦，让炒家没那么容易赚到钱，知难而退。虽然联系汇率发行局制度不变，这些限制性措施不仅在特殊意义上绊住国际炒家的脚，同时也在一般意义上为国际资本在香港进出的流动增加了摩擦。

各国家和地区政府纷纷出手，干预市场：早在1998年1月初，新台币兑美元在三天内大跌之后，台湾就立即关闭了NDF（无本金远期外汇交易）。49月初，为了防止索罗斯旗下基金“空袭”，台湾金融当局指名道姓地宣布，不准台湾投资人将资金汇出境外投资索罗斯基金，严禁台湾证券商为索罗斯旗下基金下单买卖。5新加坡则修改了股市指数，将原来以价格加权的计算改为市值加权计算，使炒家通过操纵指数成份股获利的难度增加。6俄罗斯为了捍卫卢布，曾经在8月宣布限制商业银行购买外汇，其实就是外汇管制。7后来又放弃了，结果，卢布汇价一路下滑，从8月17日到9月9日，卢布贬值超过60%，8外汇交易几度被暂停，银行也一再停止卢布的兑换。最近又有消息说，总统叶利钦正在考虑限制美元在国内的流通。9

二、“资本神话”幻灭

自由派经济学贸易理论的权威巴格瓦提（JagdishBhagwati）说，资本自由化是贸易自由化的理念延伸，可是，鼓吹资本自由化的经济学家从来没有象自由贸易经济学家那样拿出足够的实证分析。大量事实证明，不规则和难以控制的短期资本流动，是许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渊薮。越来越多的证据和逻辑推理都支持限制货币自由流动。贸易自由化和货币自由化是完全不同的是两回事，云云。10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说，亚洲的“病因”是资本市场过早开放。11美国《新闻周刊》发表署名文章说，全球资本流动使穷国的经济越发不稳定，同时反过来损害了富国投资者的利益。12投资银行WarburgPincus&Co.的执行总裁RajivLall说：“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融合本来就是“双刃剑”，人们原来以为好处会大于坏处，现在看来不对了。对国际资本流动作某些方面的限制，也许不是一件坏事。13有迹象表明，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七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都有可能改变反对管制资本流动的一贯态度。因为在“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下，可能需要某些特定的资本管制措施，应付特殊情况。14

麻省理工大学教授克鲁格曼（PaulKrugman）说得更直接，亚洲各国经济苦苦挣扎，丝毫没有起色，随时可能引发新一轮的资本流出浪潮和更严重的危机。对此，唯一的方法是外汇管制，尽管这是很多人所忌讳提到的。他认为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存在很大的问题，却能成为亚洲金融风暴中的“安全岛”，靠的就是有效的外汇管制。15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能为力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年度财政报告，1997年6月至1998年6月财政年度，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最多的是南韩、印尼和阿根廷。16为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己已经出现财政危机，希望美国国会尽快批准180亿美元的拨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执行总裁Fischer估计，现在可用于援助的款项只剩下50至90亿美元。17姐妹机构世界银行也发出警告，向遭殃国家提供大量援助贷款，已经影响了世界银行资产的稳定性，除非股东再注入资金，世界银行将无法继续向有问题的国家施以援手。到目前为止，世界银行已经向亚洲国家和俄罗斯提供了84亿美元贷款，占可提供贷款额度的77.7％。1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钱又出力，为受援国提出一大套进一步自由化的改革开放方案，要求那些急需刺激经济景气的国家紧缩银根、提高利率、严格控制财政赤字，而且不能实施货币局制度。19结果，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国家，至今没有一个可以摆脱困境。克鲁格曼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不但没有将亚洲从危机中挽救出来，反而使情况越来越糟。20虽然有种种资本自由流动和开放金融市场的理论，作为各国“最后贷款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在国际游资巨大的破坏力面前无能为力。

四、欧元面对严峻挑战

1999年1月1日，欧盟11国正式启动欧元。但是，要到2002年7月，创始国货币才全部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三年过渡期，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意大利里拉等货币与欧元并存，同时发行和流通。这样“双轨制”的过渡期，为国际炒家利用欧元中央银行与各国中央银行之间政策取向的偏差，选择薄弱环节各个击破，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典型的前车之鉴是1992年的英镑“阻击战”。当时欧洲汇率稳定体制（ERM）中，弱势货币英镑兑马克币值明显偏高。英国既要维持货币币值（维持高息），又要摆脱经济衰退，唯一的出路是要求德国减息。可是，德国刚刚统一，西德马克与东德马克按一比一的汇率合二而一，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率飙升的强大压力，非但不能减息，反而要加息。于是，弱势英镑成为投机者大笔沽空的攻击目标。一场恶战下来，英镑被国际游资打出欧洲汇率稳定体制。索罗斯志得意满，大赚10亿英镑，英国财相灰头土脸，被迫辞职。21

如今，参与欧元的11个欧洲联盟国家中，各国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政策取向也不一致。这些民主国家的民选政府，政治必须服从选票，关键时刻制定政策，只能从本国选民的利益出发，很容易在货币政策上不能共同进退。欧元挑战美元，是一伙钩心斗角的联盟与一个统一强大的巨人搏斗，前景令人担忧。22如果说1992年，英镑和意大利里拉可以被相继打出欧洲汇率稳定体制（ERM），不能说1999年以后，欧元区的其它货币，譬如德国马克，没有可能成为国际游资投机的目标。如今，德国对俄罗斯的巨额问题贷款已经可能冲击德国的银行体系。23与原东德和俄罗斯经济关系密切的东欧国家，受俄罗斯危机的直接拖累，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的货币已处风雨飘摇之中。24德国建议用欧元救援俄罗斯，希望由此把自己在东欧和俄国的利益卷成欧盟的集体行动。25如果俄罗斯和东欧情况恶化，影响到德国的货币和经济政策，造成德国与欧盟其它国家不一致的政策取向，逻辑上，不能排除马克面临1992年英镑处境的可能性。倘若马克受到强有力的冲击，甚至被打出欧元体系，欧元、乃至整个欧盟的前景都将面临空前未有的严峻考验。

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战国时代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进入改革开放的浪潮，主题是经济自由化。大幅度降低关税、贸易自由化、资本自由流动、开放电讯市场、跨国直接投资和企业兼并、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各种经济同盟的建立、欧盟从关税同盟到贸易自由化到货币一体化等等，所有这些的本质，都是各个国家政府对经济活动直接控制的强度和干预范围越来越小。随着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危机向南美、俄罗斯的蔓延，自由化改革开放的潮流开始了明显的逆转趋势。

曾几何时，“亚洲模式”成为众矢之的。学术界异口同声：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是政府过份干预经济，造成泡沫经济。如今，危机蔓延到“亚洲模式”以外的俄罗斯和南美各国。前者实行的是西方大为推崇的“休克疗法”，后者经过债务危机以后几乎成为美国的加工基地。这使人们对危机的理解逐渐加深，并且开始发生逆转。所谓“逆转”，面对的实践是，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干预都大大加强了。香港始终以政府最少干预经济活动而著称于世。结果，当局不得不庄家下场，亲自和国际游资“埋身肉搏”，紧接着颁布实行“七招三十式”，成为从自由化逆转到大干预而特干预的典型案例。亚洲金融危机早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受援国家推行进一步自由化的改革，结果不仅无效，而且雪上加霜，遭到普遍批评，是另一个方向的典型案例。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的改革，几乎退出进一步改革的逻辑选择空间，是又一个典型案例。马来西亚实行外汇管制的成功，看上去是应付危机诸多手段之中的一种选择，实际上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逻辑上，与人民币不自由兑换的道理一样，只要短缺资本不能自由流动，本国中央银行的景气调节，就能在本国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换言之，过去马来西亚经济的景气，是马哈蒂尔和索罗斯一起说了算，因为中央银行的任何景气政策都可能被国际游资的流入流出抵消或者放大。实行外汇管制以后，马来西亚的经济景气就成了马哈蒂尔一个人说了算。在马来西亚国家范围以内，中央银行可以在没有或很少国际游资“对冲”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当然，代价是巨大的，特别是对外商长期直接投资的负作用不容忽视。26

直截了当地实行外汇管制也好，香港的“七招三十式”也好，台湾指名道姓地禁止索罗斯进场也好，性质上都是为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增加磨擦。倘若不让索罗斯来，罗索斯、斯索罗或者索罗斯自己改个名字还要来，台湾当局还可以继续增加禁止下场的名单，一直增加到国际游资的冲击强度减弱到可以接受的程度。倘若有了“七招三十式”的磨擦，国际游资还来冲击取钱，香港当局还可以继续增加“八招四十式”，一直增加到国际游资的冲击强度减弱到可以接受的程度。换句话说，所以这些政策规定，目的都是要为国际资本流动制造磨擦，直到磨擦大于资本流动的动能，使可能造成伤害的资本不能自由流动为止。所以，政治上宣布不宣布外汇管制是一回事，实际上实行的都是外汇管制，区别只在于管制的程度。因为就算是宣布实行外汇管制，具体到如何管制和管制到什么程度，资本项目和贸易项目之中，本身就有诸多条款，诸多不同程度的限制和区别对待的放松。既然各种政策规定的目的都是使资本流动的磨擦大于资本流动的动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不同形式（宣布的和不宣布的）和不同程度的外汇管制，标志着各国和各地区政府对全球范围自由化改革开放潮流的逆转。

资本自由流动和全球金融一体化的神话，在各国和各地区政府各种形式的外汇管制中逐渐破灭。贸易自由化随之受到威胁。最近，巴格瓦提等西方经济学家把资本自由化与贸易自由化分而论之，值得商榷。80年代末和90年代以来，贸易自由化突飞猛进的发展，和企业跨国化、跨国直接投资突飞猛进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冷战结束的和平环境里，跨国公司全球分工体系内部的“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例越来越大，27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使进出口关税成为多此一举，而且强烈要求资本项目的自由流动。在这个物质基础上，各国的外汇管制对跨国直接投资的巨大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全球范围的跨国直接投资减缓下来，进出口贸易必然重新成为各国政策争执的新焦点。

纵观近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始终有一个生产力发展超越国界和世界市场以民族国家为单元分散管理的矛盾。殖民地经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以后的冷战，在经济层面，本质上都是这个矛盾的反映。试想，各国都关起门来，在国界内部按照百万、千万的人口规模生产自己的汽车，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年生产近千万辆汽车，只能卖在美国，怎么可能呢？一个世纪以前，马克思曾经血淋淋地详细描述过英国机织纺织品对印度和中国小农经济的摧残。在这个意义上，说瓦特蒸汽机演化出资本主义全球殖民的历史，并不牵强附会。同理，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把世界市场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跨国要求，集中成为可以跨国分工和相对自由贸易的两大板块，才奠定了50多年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秩序基础。

如今，第三世界生产力的供给能力发展起来。生产力的发展，以信息产业为龙头，发生了又一次空前巨大的飞跃。为了适应这个生产力的发展，早在80年代，以洲为单位以致跨州的地区经济贸易结盟就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冷战一结束，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就在贸易，直接投资，开放电讯、媒体、商业、金融市场等所有方面排山倒海而来。如果说生产力的发展与殖民、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世界秩序演进，存在某种相辅相成的内在联系，那么今天，技术进步推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更是以百万、千万甚至上亿人口规模为单元的国家所无法容纳的了。在这个问题上，英国、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四个强国联手，才能作成空中客车，与美国航空工业一搏，是生产力发展超越国界在供给方面的典型案例。南韩以几千万人口的国力和市场规模，独立发展各种产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是生产力发展超越国界在需求方面的很好说明。

生产力发展推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是，需要警惕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丝毫不意味着正义和公平。象以往的历史一样，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融合了少数生产力发达国家自私的国家利益。譬如，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军工重组直接威胁欧洲以国家为单位的军工产业的生存。28譬如，酝酿许久的欧元，说到底，也是欧盟列强团结起来，既抗衡美国，又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尽量攫取最大份额的工具。譬如，就象当年英国的机织纺织品是用炮舰送来的一样，今天，专玩金融衍生工具的国际游资四处横行作孽，绝大部分集中在美国的几家金融机构。29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迫使各地受灾政府进一步自由化改革开放。雪上加霜的结果，迫使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和地区不得奋起保护自己。马来西亚的外汇管制，台湾禁止索罗斯进场，香港当局与国际炒家“埋身肉搏”，我国人民币不贬值和暂不考虑人民币可兑换的改革等等，都是国家民族利益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掺合在一起的矛盾反映。如今，从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外汇管制开始，金融危机迫使所有政府干预和控制本国经济的行为大大加强。相对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而言，世界正在步入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战国时代”。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的命题。然而，从瓦特蒸汽机带来的工业革命以来，历史就是这样矛盾地走过来的。这里没有一个纯粹经济学的帕雷托最优模型可以解释的道理。倘若彻底按照帕雷托最优模型办事，过去的帝国主义殖民当然是推动历史前进，争取民族解放就成了反动；今天要防范金融危机，全世界都用美元一种货币，不就万事大吉了，何必还要各国不同货币兑来换去的麻烦？

“战国时代”核心是一个“战”字。斗争和团结（为斗争需要的结盟）是这个时代的主题。

1讨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邓英淘提出世界进入“战国时代”的概念。作者在与邓英淘的多次讨论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发。作者对本文的观点和错误负责。

2据估计，全球对冲基金的资产总额达三万亿美元，再加上借贷能力（以十倍计算），可动用资金达30万亿美元（230万亿港元）（见《苹果日报》：“炒家弹药230万亿，财司怎招架”，1998年9月14日）。另据估计，全球每天的资金流动，在几年前就达到了1.2万亿美元，其中用于国际贸易的只占1％左右。与此同时，各国的外汇储备一般只是以百亿美元计算，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

3见《信报》：“马来西亚实施严厉外汇管制”，1998年9月2日，第8页。

4见《信报》：“台央行总裁解释关闭NDF原因”，1998年9月1日，第7页。

5见《信报》：“台湾全面封杀索罗斯基金活动，台股急跌创22个月以来新低”，1998年9月1日，第7页。

6见《明报》：“星采新股市指数减少受操控”，1998年8月31日，第B-4页。

7见JohnThornhill：“FearsoverdevaluationsendRussianmarketsintodive”，FinancialTimes，1998年8月14日，第1页。

8见《信报》：“浅析俄国金融风暴”，1998年9月9日，第16页。9据香港无线电视新闻报道，1998年10月3日。

10见崔之元编译：“资本神话─商品和服务贸易与美元贸易的差异”，《参阅文稿》，No.98-14。

11见《香港经济日报》：“为亚洲把脉─病因：资本市场过早开放”，1998年9月15日，第A－2页。

12见RobertJ.Samuelson：“GlobalCapitalism，R.I.P”，Newsweek，1998年9月14日，第28页。

13见RajivLall：“TamingCapitalFlows”，FarEasternEconomicReview，1998年9月17日，第47页。

14见StephenFidler：“Capitalcurbsseeninmorefavourablelight”，FinancialTimes，1998年9月15日，第12页。

15见PaulKrugman：“SavingAsia：it''''stimetogetradical”，Fortune，1998年9月7日。

16对俄罗斯的援助在6月以后，尚未计入。

17见BobDavis：“IMFpledgesitsreadinesstoassistBrazil”，TheAsianWallStreetJournal，1998年9月8日，第8页。

18见RobertChote：“WorldBanksoundsalarmoverriskyemergencyloans"，FinancialTimes，1998年9月25日，第7页。只要这个比例达到80％，按规定就要自动增加世界银行的资本金了。

1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先后在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强烈反对为稳定货币而实施与美元挂钩的货币发行局制度。20见PaulKrugman：“SavingAsia：it''''stimetogetradical”，Fortune，1998年9月7日。

21参见俞岱曦等1998：《金钱与梦想》，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49-173页。

22参见刘冰：“欧元能挑战美元吗？”见下期《香港传真》。

23德国是向俄罗斯贷款最多的国家。为了这些连利息偿付都有困难的问题贷款，德国银行的财务评级会被调低（见GrahamBowley：“RussiancrisishitsGermanbanks”，FinancialTimes，1998年9月15日，第26页）。

24见StefanWagstyl：“EasternEuropefeelsfalloutfromthecrisis”，FinancialTimes，1998年9月11日，第2页。

25德国作为被前苏联和“华约国”战胜的战犯，在冷战结束后，为了自身安全和巩固东、西德重新合并，在北约“东扩”中最卖力气，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投资最多。

26参见SheilaMcNulty：“Malaysia''''scapitalcontrolscreateinvestmentchallenge”，FinancialTimes，1998年9月15日，第22页。

27不说经济国际化程度在殖民时代就很高的英美列强，后来者日本，早在1983年，跨国公司内部产品调度就占日本出口总额的23.7%，进口总额的27.7%；90年代更分别发展到30%以上（参见王小强：《产业重组时不我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