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士阶层口语艺术

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蜂起，诸子百家纷纷发表本学派对时局的观点，力求以自己学派的观点拯救时局，这样就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局面，史称“百家争鸣”。在这场不同文化的交锋中最为抢眼的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和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纵横家学派。孟子、张仪、苏秦、庄子、杨朱等“士”在向诸侯王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时，都能严守本学派观点，熟练运用说理技巧，极大地繁荣了战国时期的口语艺术。因为儒家和纵横家是当时最为显赫的两个学派，他们的口语交际活动主要记录在《孟子》和《战国策》等书中，因此本文主要以孟子、苏秦、张仪的口语活动为分析对象。

一、口语艺术的繁荣

战国时期，“天下共主”的周王室逐渐衰微，失去了对所属诸侯国的控制，形成了士国林立的局面。各诸侯国无不怀着“莅中国而抚四夷”的目的，欲图一统天下的宏伟霸业。为此，他们广招安帮治国的天下贤士，谋求富国强兵的奇谋良策，于是礼贤下士蔚然成风。这就为当时的士人阶层提供了施展抱负、发挥才能的政治平台。于是名士蜂起，他们“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纷纷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为了证明本学派政治主张的正确性、实用性，各学派的代表人物一方面要游说各诸侯国国君，使其能够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要不断地与其他学派的代表人物进行论战，驳斥其他学派的“淫辞邪说”。基于这两种目的，谋臣策士之间的“口水仗”也就在所难免了，正所谓“鼓天下之所动者存乎辞”［1］129。战国时期的纵横家苏秦、张仪是这方面杰出的代表，他们凭借着自己对各诸侯国地理、经济、武力、外交等国情的深入了解，不停地游说于秦国、魏国、赵国、楚国等国之间，令“所在国重，所去国轻”［2］65。以致“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1］125；达到了“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2］78的效果。而欲达此效果，必须具备高超的口语表达能力。以“好辩”著称的孟子一面向齐宣王、滕文公等宣传“王道仁政”，一面“述圣人之道，拒杨墨”［1］138，同道、墨、农、兵诸家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形成了轰轰烈烈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促进思想活跃、文化繁荣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口语技巧的成熟，繁荣了战国时期的口语交际艺术。

二、口语交际的主要内容

(一)孟子的游说内容：王道仁政孟子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一生中他始终不移地推行“王道仁政”的政治主张。因此，他在周游列国时向各国君主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王道”理想和“仁政”措施。他的观点综合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省刑薄敛国君要一统天下，就必须得民心，而得民心就必须省刑罚，薄税敛。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上》中指出：“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如果国君能推行上述的治民政策，就会“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2.制民之产“孟子认为，没有固定的产业收入却有恒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只有‘士’才能做到。而一般的人，如果没有一定的产业收入就不会有恒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为了使老百姓具有恒定的道德和行为准则，执政的君主就应当给民分配一定的产业，使其有固定的收入。”［3］143于是，孟子提出：“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在此基础之上，孟子又提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这种通过稳定社会基层生产力来稳定整个社会的政治秩序和伦理关系的制民之产思想，起到了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

3.与民同乐孟子不否认国君可以适当地享受物质乐趣，但反对统治者荒淫无度。他又进一步指出了享乐的方式，即这种“乐”只有做到“与民同乐”才是正当的、真正的“乐”。孟子说：“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再来看齐宣王和孟子的一次对话。“齐宣王问曰：‘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犹以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孟子的观点是，只有与民共乐，与民共忧，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从而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才能称王。另一次，孟子再一次与齐宣王讨论了“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的问题。由此可见，只有与民同乐，才是真正的快乐，才能称王。孟子深刻地认识到“与民同乐”的力量，所以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当作仁政的一部分。

4.庠序之教在“黎民不饥不寒”的基础上，还需要进行道德人伦教化。人伦教化的中心是教民亲亲、敬长，以建立伦理秩序。国君如果能建立好家庭和社会的伦理秩序，天下自会安定，人民也就能安享太平。因此孟子说：“设立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孟子•滕文公上》）虽然三代的学校名称不同，但三者的内容都是一样的，皆是以“明人伦”为主，使人们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腾文公上》）这样，家庭关系以及社会关系便有了秩序，而秩序和稳定是“王天下”的基础。而当人皆能做到以孝悌为本时，王道理想便会得以实现。

（二）苏秦、张仪的游说内容：合纵连横同样是游说诸侯国君，作为纵横家杰出代表的苏秦、张仪，他们为了赢得个人富贵，达到飞黄腾达之目的，不同时间不同场合提出了完全相反的主张：一会儿主张合纵，联合南北的六国来抵抗西方的强秦；一会儿主张连横，要拆散六国的联合，使东方各国投降事秦。

1.合纵抗秦苏秦游说各诸侯国国君旨在推销其合纵战略，在六国间建立反秦联盟才是他游说各国之最终目的。而当时六国普遍存在惧秦心理，看不到自身的有利条件。因此，要建立反秦联盟，首先要解除他们惧秦的心理压力。所以，苏秦辩证地分析了各国的经济、地理、国防、外交等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充分肯定其有利因素；接着，又指出各国面临的危机。齐楚的危机在于听信“横人之言”，割地事秦，“‘养仇而奉仇者也’，后患无穷。”［4］最后，苏秦指出解决危机的办法是合纵抗秦。如，对燕国，他指出“愿大王与赵纵亲，天下为一，则燕国必无患矣”［5］2244。对魏王，他说“大王诚能听称，六国纵亲，专心并力一意，则必无强秦之患。”［5］2256

2.连横事秦同样是纵横家的张仪，但其政治主张却与苏秦截然相反。他主张连横事秦。而连横事秦可以使六国求得眼前的安宁，实则后患无穷。他游说各国时虽也是辩证分析各国面临的战争要素，但其分析的结果与苏秦恰恰相反。他首先指出的是各国反秦的不利因素，形成惧秦的心理；接着就指出事秦的好处和不事秦的坏处。他在游说魏王时指出魏国既没有优越的地理条件又面临着外交上的困境；他在游说赵国时指出“今楚与秦为昆弟之国，而韩、魏称为东番之臣，齐献鱼盐之地，此断赵之右臂也”［6］286。他恐吓魏王：“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据卷、衍、酸枣，劫卫去阳晋”，截断南北“纵道”，“梁之亡可立而须也”［5］2285。他威胁赵国：“今秦发三军：一军塞午道，告齐师兴师渡清河，军于邯郸之东；一军军于成皋；驱韩、魏而军于河外；一军军于渑池。约曰：‘四国为一以攻赵，破赵而四分其他’。”

三、口语交际的方法及技巧

（一）注重营造说话气势孟子认为“浩然之气”是辩论中克敌制胜的力量源泉。在与人辩论时，他伺机而动，居高临下，善于掌控全局，语势高屋建瓴、喷薄有力。孟子深知“知言”和“养气”之关系。何谓“知言”？即“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矣言！”（《孟子•公孙丑上》）“养气”则是“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之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自己最擅长的是“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以孔子第二自居,对儒家道义充满了坚定的信念,并希望能著孔子之道。这一切都集中表现在他的‘浩然之气’里。他的‘浩然之气’是源于性善论的哲学思想,以儒家道义为主要内容,以道德情感为动力,体现孟子独特个性和人格的综合体。”［7］“浩然之气”是一种强烈的正义感，是辩之必胜的信心。孟子认为，辩论中之所以能折服对方，关键在于自身所持观点的正义性。战国时的其他策士在论辩时也十分注重营造交际时的气势。《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篇中苏秦说秦王的那段经典说辞，可谓气势磅礴，纵横捭阖。同样是在《战国策•秦策一》“司马错论伐蜀”篇中，张仪和司马错在论述各自观点时都呈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

（二）比喻技巧的使用士人们在辩论中最常用的方法是比喻。据统计，在《孟子》全书210章中，有93章共使用了159个比喻，可见孟子对比喻的喜爱和善用。孟子以“五十步笑百步”比喻事情没有实质变化；以“缘木求鱼”比喻追求“霸道”的危害；以“沛然下雨”比喻国君德泽于民；以“水之向下”比喻民众向仁君的归附等等。这些形象的比喻，很好地诠释了孟子的“王道仁政”的政治理想，对于说服交际对象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苏秦游说齐宣王时用“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三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齐国武力的强大。张仪在游说时也大量使用比喻这一手法。在《张仪为秦连横说韩王》中，张仪用勇士孟贲比喻秦兵，用怯夫比喻“山东之卒”，非常形象地说明二者在勇猛上的差距，又用大力士乌获捕获婴儿比喻秦兵和“山东之卒”在力量上的悬殊，再用千斤重担压于鸟卵之上比喻“山东”之地的危险处境。这三个比喻十分形象贴切地说明了“山东”之国与秦国在武力上的差距，极大地震慑了韩国君臣。

（三）层层推进的方法士人为了使国君接受自己的观点，非常讲究说话的技巧。他们仔细揣摩国君的心理，认真研究当前的形势，使用层层推进的方法，让对方随着层层推理而不得不接受自己的观点，从而达到游说目的。在《齐桓晋文之事》章中，孟子开篇即提出“保民而王”的观点，接着通过“以羊易牛”事例的分析，又运用一系列生动的比喻劝导齐宣王，使其懂得只要善于“推恩”，将“不忍”之心推及国家管理，就可以实现“保民而王”的仁政。随后又以“缘木求鱼”作喻，阻断了齐宣王企图通过武力征服天下的念头。最后水到渠成地托出一套施行“仁政”的具体方案。全篇说辞层层推进，步步深入，气势充沛。苏秦在游说六国时也常用此法，如在《战国策•赵策二》“苏秦从燕之赵”中，苏秦非常注意演说的层次性和递进性。他首先向赵肃侯指出国家的根本在于安民和邦交，由此引出合纵他国的主题。接着勾画出合纵之后的美好前景和假如连横事秦的悲惨结局，又分析了赵国的实力及其在地缘政治方面的重要性，接着指出赵王完全可以建立尧、舜的功业而不必要向秦王臣服。最后部分，苏秦通过对比六国与秦的实力、通过揭露连横派的只顾自己私利的真面目，和盘推出了赵国合纵的具体方案。说理透彻、洋洋洒洒、气势如虹，这种逻辑性很强、又很有气势的雄辩，任何人也不得不折服。赵王最后接受了他的主张，成为合纵战略的初始者。

（四）排比手法的运用士人们为了在最大限度上引起国君的注意，在游说时会采用多种方法，尽可能使自己的说辞更形象、更富感染力。而排比的运用无疑最为合适。孟子在《梁惠王上》中道：“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些排比句，带着强烈的激情，极富鼓动性和感染力，这次谈话取得了彻底胜利。排比的运用使其言论喷薄有力、高亢激越、酣畅淋漓。苏秦在游说秦惠王时曰：“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惛于教，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沉于醉，溺于辞。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一连串的短句排比，充分表达了苏秦自信而又张扬的个性。

四、说服效果

（一）孟子的说服效果孟子“好辩”且“善辩”，所向披靡，辩无不胜，从来没有失败的记录。并且齐宣王曾感慨道：“《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之言，于我心有戚戚焉！”应该说，孟子的“王道仁政”的政治理想有其进步的意义，但这种理想具有很大的幻想成分，实施起来难度很大。因此，各诸侯国国君表面上故作倾听之状，背后早已抛之九霄云外，根本不愿意实施。他们感兴趣的是“霸道”而非“王道”。另外，孟子在和其他学派进行辩论时往往只是以势压人，并非以理服人，因此其他学派并没有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观点。所以孟子的说服效果表面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实则收效甚微。最后，孟子心灰意冷，遂退而著书。

（二）苏秦、张仪的说服效果

1.苏秦的说服效果苏秦推行合纵战略，主张“合众弱而攻一强”，所以他的使命便是奔走于六国之间，建立反秦联盟。苏秦凭借着热情和毅力，最终使齐、楚、赵、韩、魏、燕六国结成了合纵的战略联盟。但是，六国之间尔虞我诈，矛盾重重，各自为政，合纵战略名存实亡。另一方面，强秦利用六国之间的矛盾，挑拨离间，拆散合纵联盟，各个击破，使合纵战略最终瓦解。虽然合纵联盟最终失败了，但它成功迫使秦国15年不敢出兵关外，保持了七雄较长时间相抗衡的局面。因此，可以认为苏秦的游说取得了阶段性的效果。

2.张仪的说服效果张仪推行连横战略，所以他的目的就是破坏合纵战略。当时六国之间矛盾重重，各怀心事，合纵战略得不到有效的贯彻执行。张仪游说于各国之间，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成功地瓦解了六国的反秦联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张仪的连横战略最终获得成功，与他依仗的背景有着很大关系。如果没有秦国强大的军事实力的支持，他也很难瓦解反秦联盟。如在秦军多次对魏国发动军事攻势之后，张仪再去说服魏王，其效果可想而知，魏国只有割地事秦一条路了。战国时期士阶层的口语艺术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块瑰宝，所显现出来的高超的口语交际技巧，为我国口语表达艺术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后世的许多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都从其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即使在今天，研究、发掘这些历史瑰宝，对人们仍有可借鉴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