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齐策四十篇

战国策齐策四篇1

关键词 战国策 数词 语法 功能 词性

中图分类号：H04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x.2015.04.021

The Grammatical Function of Numerals in the History of Zhanguo

LIU Ying， WU Cunxi

（Yan'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Institute， Yan'an， Shaanxi 716000）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grammar composition of numerals in the History of Zhanguo， which is great help for reader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book's excellent language. The numerals act as predicate， object， attributive， adverbial and complement. There are mainly "number（quantity）-noun" and "noun-number（quantity）" two forms of expression， and have a majority of the "number（quantity）-noun" form. Numerals act as attributive account for more than 94%， and the remainder are served as other different components. The parts of speech may change when numerals act as predicate.

Key words the History of Zhanguo; numeral; grammar; function; parts of speech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书，记载战国时代谋臣策士为君王出谋划策和相互辩论的亦史亦文的大作，它之所以被大家推崇，是因为它用生活化的语言描述了很严肃的政治问题，它的语言辞采绚丽，生动形象，巧言雄辩，敷张扬厉，言约事丰，明畅通达，摩态传神，语言个性化，在语言艺术上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峰。其中数词出现的频率较高，充当了不同的语法成分，读者阅读、理解类似的古代文章比较困难，因此我们对其进行了分析、总结。

1 数词作定语

“数（量）・名”语序的中心是人或事物，而“名・数（量）”语序的中心是数量，但这两种形式中的数词都充当名词的定义，修饰名词，表示事物的数量。例如：

（1）薛公欲知王所欲言，乃献七珥，美其一。（《齐策三・齐王夫人死》）

（2）李从以车百乘使楚，犀首又以车三十乘使燕、赵。（《魏策一・陈轸为秦使于齐》）

（3）乃与之万家之邑一。（《魏策一・知佰秦地于魏植子》）

（4）聂政大呼，所杀者数十人。（《韩策二・韩傀相韩》）

其中，“七”“一”“百”“三十”“万”“十”都与名词相结合，相当于“几（个、辆）什么”，例1中的“一”后边应该加一个“珥”字，在这里省略了。以上四例中的数词都是表示前、后实物的数量，数词与名词之间没有量词的出现，也不影响语义的理解。

2 数词作状语

数词直接出现在动词的前面，表示动作的数量。数词作状语计量动量是实指，一般只计一个动作的数量。例如：

（1）故妾一僵而弃酒。（《燕策一・人有恶苏秦于燕王》）

其中，“一”此处数词就表示摔跤的次数，也是一种形象化的修饰，好比现代汉语中“他一拙住薄？

关于动词和数量词结合的表达形式在本书的事例不是很多，但却比较有代表性，其形式只有一种，“数词+动词”，他们之间没有出现数量词。例如：

（2） 所以王三问而不对者是也。（《秦策三・范捶至秦》）

（3）楚地持戟百万，百起摔数万之师，以与楚战，一战举鄢、郢，再战愤夷陵。（《秦策三・范捶至秦》）

（4）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秦策四・秦襄王二十年》）

（5）曹沫为鲁君将，三战三北，而丧地千里。（《齐策六・燕攻齐取七十余城》）

（6）赵王使往贺，三反，不得通。（《赵策四・秦攻魏取宁邑》）

（7）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人也。（《赵策四・秦攻魏取宁邑》）

（8）使下臣奉其币物，三至丰廷而不得通。（《赵策四・秦攻魏取宁邑》）

（9）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达胸。近者掩心。（《韩策一・苏秦为楚合从说秦王》）

（10）齐、赵之交，一合一离。（《燕策二・苏代百齐献书于燕王》）

（11）遂兴兵伐宋，三覆宋，宋遂举。（《燕策二・客谓燕王曰》）

其中，数词后面的动词多数为行为动词。由以上例子可以发现，在《战国策》中与动词结合的数词大部分是“一”“三”，其中“一”主要是为了说明该动词的短暂和不稳定性。而“三”在例子里往往都表示动作的次数，就是确切的“三次”，没有表示比较模糊的概念或“多”的意思。

3 数词作宾语

在《战国策》中数词作宾语的例子很少，只发现一例。

寡人愚陋，守齐国，唯恐失之，焉能有四焉？（《齐策四・先生王斗造门而欲见齐喧王》）在此例中“四”作宾语指“四种爱好”。

4 数词作谓语

从数词作谓语所表示的语法意义去分析，它有三种不同作用的句型。第一种是数词直接充当谓语的句子，称为数词谓语句。例如：

（1）大县数百，名都数十。（《魏策三・魏将与秦攻韩》）

（2）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

（3）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于镒。（《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

上述例句数词作谓语侧重对主语作数量状态的描写。

第二种是主谓谓语句，即主谓词组作谓语的句子，数词作主谓词组的谓语，它是整个谓语的一部分。例如：

（4）邹忌修八尺有馀，i（yi）丽。（《齐策一・邹忌修八尺有馀》）

上述例句数词在句中充当主谓词组的谓语，它叙述的是邹忌的身高，当然他还有相貌等。“八尺”与主谓词组的主语“修”，结合起来作谓语，对全句主语“邹忌”进行叙述说明。

第三种是动词谓语句，这种句型，谓语虽是由数词充当的，但它已经失去了数词的特征，成了动词。例如：

（5）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jin）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魏策四・秦王使人谓安陵君》）

上述例句中的“四”表示“成为四个”。

另外，下面例6、7中表示行为的数量，还可以把数词放在全句末尾作谓语，前面用一个“者”字作结构主语。所以凡做谓语的物量词，在语义上都含“有”“占”等动词义。

（6）鲁仲连辞让者三，终不肯受。（《赵策三・秦国赵之邯郸》）

（7）韩子卢逐东郭逡，环山者三，腾山者五。（《齐策三・齐欲伐魏淳于髡谓齐王》）

就以上分析看，数词作谓语从词性上看不外两种情况，一是以数词直接作谓语，表示所指名物的数量或数位，往往计量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作。二是数词活用为动词作谓语。但二者有本质区别。当数词直接作谓语时词性没有发生变化;而数词活用为动词时，词性发生了变化，有动词功能;数词直接作谓语，那表示叙述事实，强调动作的数量，对主语数量状态的描写，而数词活用为动词强调的是与数量有关的动作。

5 数词作补语

数词直接出现在宾语的后面作句子补语，能作补语的数量词只能是动量词和时量词，它是从动作、行为的动量或时量方面对中心词加以补充说明的。例如：

（1）乃与之万家之邑一。（《魏策一・知佰索地于魏恒子》）

（2）臣有大喜三，重之宝剑。（《齐策三・孟尝君出行五国》）

（3）夫中山，千乘之用也，而敌万乘之国二。（《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

（4）燕人大时，得首三万。（《燕策二・苏代自齐使人渭燕昭王》）

以上四例中的数词都是对前面的宾语作补充，表示确切的数和量。

6 总结

本论文主要从语法角度对《战国策》中数词充当的成分进行了详尽的举例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战国策》中数词充当了谓、宾、定、状、补五种语法成分;

（2）主要有“数（量）・名”与“名・数（量）”两种表达形式，其中“数（量）・名”占多数。数词在“数（量）・名”的形式中充当定语的例子约占到94%以上。

（3）数词充当谓语时词性可能发生变化。

参考文献

[1] 何建章.白话战国策[J].考试周刊，2011（54）：207-208.

[2] 吕惠君.古汉语数词语法功能辨疑[J].天津师大学报，1995（3）：73-76.

[3] 夏群.试论古汉语数词的表动量用法及其发展[J].内蒙古大学学报，2010（6）：130-133.

[4] 杨翠兰.汉语成语的语法功能研究[J].烟台教育学院学报，2005.11（3）：23-26.

[5] 李咸菊.“名动词”之语法功能及词类地位探讨[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07.17（1）：57-61.

[6] 梅轶洁.《祖堂集》数词的语法研究.上海：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战国策齐策四篇2

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分裂动荡的春秋战国时代为古代知识分子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并最终在社会上形成独特的阶层。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武力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是使用武力毕竟成本高昂，因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往往成为各国的首选。在激烈动荡的战国时代和三国时期，拥有高超的游说技巧的策谋之士作用凸显。

一、士人类型

“士”历经春秋，到战国时代，大都沦为没有任何政治地位和经济能力的平民百姓。尤其是战国时代的策士，今天看来虽然拥有辉煌的战绩和骄人的成就，却总也摆脱不了卑微、艰难困苦的出身。正是因为没有养家糊口的本领，饱读诗书后才会有游说的冲动和可能。他们一方面低微、贫贱，另一方面却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占有者。为了成就自己的勃勃雄心和实现卓越的才华，他们只能靠出卖自己的智慧和政治主张，以换取诸侯的认可进而实现自己辉煌腾达、位极人臣的人生目标。

《战国策》一书约有四百九十七章，前后计约两百年间（前460～220年）的事。书中叙及人物约有六百多位，形象鲜明者不下百人，上至国君，下及百姓。作品生动形象的描绘了战国时代各个生活层面的人物群像。其中给人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当属“士”这一群体。荀子在《荀子·尧问》将战国士人分为“仰禄之士”和非礼不进的“正身之士”。①熊光宪在《战国策研究》一书中把所有记载的士人归为策士。②其实《战国策》的士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为诸侯出谋划策或奔走游说的策谋之士，如苏秦、张仪、陈轸、公孙衍、冯援、庄辛、左成、触龙等人。第二类是那些为人排忧解难而不计报酬，拥有高义的正身之士，如颜斶、鲁仲连、唐雎、王斗、田子方等。第三类是那些知恩图报，不怕牺牲，舍命报主的勇武之士，如王孙贾、豫让、聂政、荆轲等。

与《战国策》相比，《三国演义》的士人类型更加丰富多彩，形态各异。其中所描绘的谋士人物众多，有名有姓的不下百人，而出过两个计谋的人就有近百人。他们性格千姿百态，文韬武略，聪慧睿智，可以说是古代策谋士人的大集合，大展示。他们凭借才能为各自的君主服务，在政治、军事、外交上举足轻重。一次次上演“三寸之舌，强于百万雄兵；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

《三国演义》中所描绘的谋士最具特色的是以群体出现。除袁绍手下一批谋士不和外，在魏、蜀、吴旗下谋士多能平和相处，共谋大事，与《战国策》中的策士有很大的区别。众所周知，三大集团下都有一批智谋卓越、文韬武略的谋臣，而每个集团都会以一人为核心，共同为君主服务，如曹魏集团早期的郭嘉，后期的荀彧、司马懿；孙吴集团早期的周瑜，后来的陆逊；刘蜀集团的诸葛亮和后来的姜维。这些核心人物和其他谋士共同构成集团的智囊团，他们精诚合作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曹氏集团就是典范，曹魏集团的智囊团是以荀彧为中心，然后引出程昱、郭嘉、刘晔等，在后来随同曹操南征北战过程中他们都是各自出力，配合的天衣无缝。如在擒吕布，斩颜良，灭袁绍，平冀州的重大战斗中，计谋出自荀攸。在官渡之战中提出“绍有十败，公有十胜”著名论断的郭嘉，为曹操战胜袁绍作了理论阐述和思想准备以安定军心。因此，我们不得不佩服荀彧的远见卓识，荀攸的足智多谋，郭嘉的忠心耿耿，贾诩的谨慎细微，程昱的善察直言，刘晔的长于权变。正是他们各自特色的性格，采长取短，形成了一个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谋士集团，使曹操的整体实力大大地超过东吴和西蜀，为曹操统一北方起了关键作用。

二、游说技巧

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武力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是使用武力毕竟成本高昂，因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往往成为各国的首选。在激烈动荡的战国时代和三国时期，拥有高超的游说技巧的策谋之士作用凸显。

战国策齐策四篇3

一、齐国农业历史文化的积淀

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齐国地处黄河下游，境内错落有致地分布着比较广阔的平原，有山麓堆积平原、胶莱平原、黄河三角洲冲积扇等。这些平原地势平坦，土层深厚，蕴水丰富，是齐国农业发展的理想场所。先秦时期，齐地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属于暖温气候(1)，具有发展农业的优越条件。境内水利资源丰富，潍河、济水、大沽河、弥河等河流经境内，丰富的水利资源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齐国东有黄海，北有渤海，南有泰山，西有清河，四面都有天然屏障，堪称"四塞之国"，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足以保护其发展中的农业不致遭到扼杀，为在列国割据兼并的年代里发展经济和文化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环境。齐国正是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来发展农业生产的。

现今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早在远古时代齐国就有原始居民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并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远古文化，这就为齐国的建立、富强以及农业科技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目前在齐地发现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为距今四五十万年前的"沂源猿人"遗址(2)。此后，在旧石器时代的各个时期，齐地都有原始人类活动。人们在长期的采集实践活动中，逐渐认识了一些植物的生长规律，于是就尝试在居住地附近将采集来的这些植物的种子、果实种在土里，以期待它们发芽、生长、开花、结果。这个过程大约经过几十万年的漫长时间。到距今约一万年左右，随着全新世暖期的到来，齐地原始农业便在这种有利条件的孕育下得以诞生。齐地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文化有后李文化(3)、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后李文化距今为8500～7700年，其出土的生产工具有石铲、蚌铲、蚌镰、石磨盘、石磨棒等，说明当时的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其陶器上粟作遗痕的发现，表明了齐地是我国最早产生粟作农业的地区之一。北辛文化的年代约为距今7300～6300年，出土的生产工具有石铲、石刀、石磨盘、石磨棒、蚌铲等，主要为农业生产或粮食加工用途，其中石铲数量最多，为主要生产工具，标志着农业的发展。大汶口文化时期和龙山文化时期，齐地的原始文化获得更大的发展，其发掘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粟作遗存就表明了这一点。龙山文化时期，在齐地的原始农业文化遗址中还发现有稻作遗存(4)，表明当时齐地人民还掌握了种稻技术。历史发展到夏商时期，齐地农业有了进一步发展。此时期所发现的生产工具比原始社会时有了明显的进步。岳石文化时期（时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王朝）不仅出土有比龙山文化数量更多的石质、骨质、蚌质的铲、镰、刀、锄，而且也出现了更适合农耕的新型农具方孔石锄和弧面石刀(5)；商代的农具中则出现了青铜斧、镰、犁等(6)。西周时，太公以功封于此地，建立齐国。他一方面因地制宜，"劝其女工，极技巧，通鱼盐"(7)，发展工商业；一方面也极其关注农业的发展，《六韬》中载太公之言，认为社会经济生活中农、工、商为"三宝"，缺一不可，"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8)。但同时他又把"大农"放在"三宝"之首，认为农业的发展应放在工商业之先，可见太公在发展齐国经济时并未忽视农业。有的学者认为太公时的齐国，不具备发展农业的条件(9)。其实则不然，从齐国盐碱地的分布情况看，主要集中在齐国北部今惠民、东营一带，而齐国中部地区，尤其是临淄附近，土地还是相当肥沃的(10)。所以说，太公当时推行重农政策完全是可以行得通的。以上论述表明，齐地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发展，奠定于石器时代，积聚于夏商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农业的兴盛，可以说就是得益于史前的肇基与商周的发展。长期农业历史文化的沉积，使齐人积累了丰富的农作经验，这为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农业科技的振兴奠定了基础。

二、开明的民族政策

齐地自始以来一直为东夷人所居之地。太公就国时，就遭到了东夷人的强烈反对。史载：太公受封后，"东就国，……夜衣而行，黎明至国"，一到营丘，立即与东夷人（莱夷）发生争夺营丘之战，"莱夷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11)面对东夷人的挑战，太公如何应对呢？史书记载，太公采取"因其俗，简其礼"(12)的建国方针。这就是说，太公采取的措施是因袭东夷人的传统文化、生活习俗、礼仪制度等等，不采取行政手段去变革它。这种民族平等的开明政策的推行，使得刚刚建立的齐国与当地土著东夷人之间不会发生较大的冲突，有助于保持齐国境内社会秩序的稳定，不致引起较大的社会动荡。这样，齐人就能与当地的土著东夷人进行交往、融合，而民族融合有利于双方的科技文化的交流。众所周知，自新石器时代起，东夷人就有着发达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手工业生产技术，尤其在纺织、金属冶炼、天文历法、陶器制造、生产工具制造等方面，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13)。通过双方的文化交流，齐人就吸收了东夷人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包括农业科技），从而为齐国农业科技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有生力量，促使其在春秋战国时期得以快速发展。

三、统治者实行重农政策

恩格斯曾经说过，"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14)。它可以为人们提供衣食所需要的原料，是富国富民的主要途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源泉，而且农业还能为战争提供物质基础，是夺取战争胜利的保证。正是基于对此的认识，古代社会的历代统治者都对农业生产高度重视，齐国统治者当然也不例外。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就颁布了一系列政策，以促使农业生产发展。

首先，管仲改革，实行四民分业的定居政策。管仲提出四民分业论，将全国人民按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主张"处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士井"、"处农就田野"，"勿使杂处"。并且四民的职业世袭不变，即"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15)。这样，由于同一职业的人居住在一起，有利于彼此之间交流经验，提高生产技能；同时，四民长辈的经验、技术、技能很容易就传授给下一代人，而下一代人也不需要经过严格的教育，便能自然而然地学会生产技术，提高劳动技能。这种政策就有利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生产技能的长进。

其次，齐国统治者实行奖励专门人才的科技政策。《管子·山权数》篇记载："民之能明于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育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疾病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知时，曰’岁且阝厄’，曰’某谷不登’，曰’某谷丰’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此国之大者也。"奖励范围包括农业、畜牧业、林业、园艺、医药、时令、蚕桑七个方面，基本上囊括了大农业的整个领域。像这样全面而具体的奖励政策，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从这些材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国家不仅奖励科技人才，而且还要求人们向他们学习科学知识，免去他们的兵役，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研究。同时，还把奖励科技人才的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显而易见，这种政策的推行对齐国农业科技的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第

三、设置农官。为了有效地促使农业生产的发展，齐国设置了各种农官，从《管子·立政》、《度地》等篇可知，当时设有虞师、司空、司田、乡师、工师、水官等。同时在给这些官职选配官员时，要求官员们具备相应的科技知识。比如说，主管水利的司空要懂得"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臧，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旱，有所禾分获"(16)。就是懂得排水、通渠、筑坝、蓄水，以保证农业丰收，也就是需要具备水利方面的科技知识；主管农业的司田要懂得"相高下，视肥硗、观地宜，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钧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17)。就是要懂得土壤的地势高低、土质肥瘦，适宜种植何种作物，并懂得何时种植何种作物，以便对农业生产做出安排，也就是需要具备农业方面的科技知识。农官的设置，使得有关的农业科技技术工作成为一项稳定的社会职业，保证了农业科技工作能够持续、系统地发展。同时，选拔具有科技知识的人才担当相应的职务，可以使得他们在国家财力、物力等各方面的支持下，安心地从事科技研究。此外，还能积累相应的农业科技资料。总之，农官机构的建立为科技取得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尊贤重士的政策和自由争鸣的学术气氛

科学是脑力劳动的产物，因此科学的发展与知识分子有着密切的关系。知识分子在古代被称为士。对士人的重视，齐国开始很早。齐恒公时就设立"庭燎之礼"，广纳贤士。延至战国，田氏家族在取得齐国政权时非常清楚士的作用，深知"得士则昌，失士则亡"的道理，于是创立稷下学宫，召天下贤士。稷下学宫可以说是战国中后期的学术交流中心，容纳了众家学派，如儒家、法家、道家、墨家、阴阳家、名家等。而且各家各派的著名代表人物都在稷下学宫呆过，如孟子、荀子、慎到、田骈、环濮、邹衍、邹等(18)。正如侯外庐先生所说："’稷下’是兼容并包的，在那里战国各派大小学者都可以参加。"(19)齐国统治者不仅给贤士们以优厚的待遇，提供优越的环境，"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20)，而且还给他们崇高的社会地位，"为上大夫"(21)。稷下学者在这优越的环境里广研学术，各显所长。他们既研究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等方面的问题，也探讨天文、历算、舆地、医药等自然科学知识，如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就因为经常谈论天文星象，所以被称为"谈天衍"(22)。这种自由的学术气氛，就直接推动了齐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促进了科技的兴盛。当时齐国在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化学、动植物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23)，并领先于其它诸侯国。如《考工记》就堪称是我国最早的手工业百科全书，里面详尽地记述了三十种手工业生产的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从运输、生产工具，到兵器、容器、玉器，以及皮革、染色、建筑等，全面反映了当时技术发展的卓越水平。《甘石星经》可谓天文学研究的奠基之作。正是由于稷下学者们的著述，使得由齐国劳动者在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知识得到总结和整理，使得先秦时期的一些科学成就得以流传至今。齐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整体提高，相应地也带动了农业科技的发展。

正是在以上诸因素基础上，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农业科技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齐文化的大花园中大放光彩，在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注释：

（1）宣兆琦：《论自然环境对齐文化的影响》，《淄博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

（2）《山东沂源县发现猿人化石》，《人民日报》1982年5月7日。

（3）济青公路文物考古队：《山东临淄后李遗址

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11期。

（4）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山东杨家圈遗址发掘简报》，《史前考古》1984年第3期。

（5）高广仁：《岳石文化的社会成就与历史地位》，《海岱区先秦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82页。

（6）山东省博物馆：《山东长清出土青铜器》，《文物》1964年第3期；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年第8期；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勘查纪要》，《文物》1959年第11期。

（7）《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8）《六韬·六守》，《四库全书·子部·兵家类》第726册。

（9）宣兆琦：《试析齐国经济思想发展的主要阶段性特点》，《管子学刊》1994年第3期。

（10）张光明：《淄博地区先秦文物考古的发现与研究》，《管子学刊》1993年第3期。

（11）（12）《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

（13）逄振镐：《东夷及其史前文化试论》，《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一辑，三秦出版社，西安1980年版。

（1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6页。

（15）《国语·齐语》。

（16）（17）《管子·立政》。

（18）《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19）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页。

（20）《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

（21）《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战国策齐策四篇4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仅有纵横家的理论著作《鬼谷子》和记载策士言论的著作《战国策》得以流传。千百年来，这两部著作深受人们喜爱并不断传播，对历代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成长与决策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战国策》主要是记载战国时期各国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谋议论辩时的政治主张和纵横捭阖、尔虞我诈的故事。《战国策》之文章具有时代特点，其辩丽恣肆之文风，雄隽华瞻之文采，正是那个时代特点的体现，于文辞语言之运用方面达到新水平。论辩者凭着自己高超的论辩艺术和语言技巧，牵着对方的鼻子一步步走，使文章形成迂回曲折、波澜起伏的论辩风格，让人叹为观止。下面仅结合《战国策》，谈谈战国时期谋士们的说辩艺术。

一

可以说，先秦时期作为一门显学的纵横术，鬼谷子无愧为纵横家的先师。被宋代高似孙称为其智谋“盖出战国诸人之表”，是“一代之雄”。鬼谷子所主张的一套系统的“说人之法”，从怎样揣摩游说对象的心理到设立游说策略等，均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鬼谷子的“说人之法”，其内容简而言之就是“听贵聪、智贵明、辞贵奇”。“听贵聪”就是要善于从对方的言辞中听出真正的意图，用揣情之术去揣摩对方的情感，然后见机而动。游说时要善于察言观色，从对方的一举一动中揣测其内心深处的想法和欲望。只有这样，说话才有针对性。鬼谷子所说的“捭阖”，就是开闭。所谓“开”，就是敞开心扉发言，并采取积极的行动；所谓“闭”，就是关闭心扉沉默，并采取消极的行动。就是说，在与对方交际的过程中，要估量对方的贤、智、勇等方面的情况，可先使对方开启，即“捭之”，或者先使对方闭藏，即“阖之”。一开一闭的目的是为了让对方将实力和计谋全部暴露出来，以便对对方作出准确的估计，然后根据情况进行游说。捭阖掌握得好，就“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如：战国时期大纵横家苏秦，早年就学于鬼谷子先生，后游说诸侯多次碰壁，回到家中又受到亲人冷落，自惭自伤而不气馁，“乃闭室不出，出其书遍现之。……于是得《周书·阴符》，伏而诵之”，“读书欲睡，引锥自利其股”，终于学成揣摩。就是说，只有了解君主的真实心理和目的，对症下药，才可能使游说取得成功。后来，在游说赵王时，他改弦易辙，针对赵国的处境和赵王的心态，为赵燕韩魏等小国制定了以合作求安全的外交策略，这就是著名的合纵战略。“赵王大悦”，遂封苏秦为武安君，专事约纵散横的事。自此，苏秦身佩相印，轻裘肥马，游说斡旋于七国之间。一时在战国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出尽风头。也使他对人情世态有了深层认识，方有了“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的感慨。

“智贵明”是指游说者必须有过人的才智和智谋。只有考虑周全、出奇制胜的人才能成功地游说别人。在游说时要说人以私、结人以诚、顺人之意。所谓说人以私，就是要晓之以情，动之以利，使谈话内容与其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结人以诚就是诚心诚意对待别人，为别人考虑，成为其亲密的朋友；顺人之意就是不要强与对方说他不想说的，也不要用他不知道的事来教训他，而应该根据对方的好恶进行游说。鬼谷子所说的“飞钳术”是用褒扬之词来抓住对方心理的一种方法。就是说，先诱导对方发言，将需要对方说的话诱导出来以后，马上加以推崇，抓住对方的话，不让他收回。要想诱导对手顺着自己的思路说话，在诱导时就要忽同总异，给对方以假象，让他摸不着头脑，最后落入圈套。总之，只要褒贬、喜怒的手段交替运用，对方的本意就一定会暴露出来。

类似这样成功的说辩案例在《战国策》中其实很多。譬如《邹忌讽齐王纳谏》，为劝说齐威王广开言路，邹忌不是像一般人那样正面讲道理，而是用一段具体的家庭琐事为譬喻来阐明“纳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为了使齐威王能欣然接受谏言，邹忌先述说自己的生活体验，指出妻、妾、客的三种回答出于不同的动机，接着由自己的生活小事推至治国大事，以齐王所处的生活环境和自己的经历作比较，得出“王之蔽甚矣”的结论。这里，邹忌没有直接批评威王，而是以事设喻，启发诱导齐威王看到自己受蒙蔽的严重性，从而使他懂得纳谏的重要。邹忌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依据，现身说法，推己及人，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再如《触龙说赵太后》，老臣触龙在众大臣劝说无果的情况下，出面劝说顽固的太后。他在劝谏的过程中采用了“迂回”战术，动之以情，喻之以义，终于说服太后同意长安君到齐国做人质。触龙的说辞步骤明晰：第一步，用“缓冲法”——在叙寒温、谈家常之中缓和了紧张的气氛，打破了僵持不下的局面；第二步，用“引诱法”——触龙以自己的爱子之心为诱饵，巧妙地引出太后爱子之情，从而过渡到长安君的问题上来；第三步，用“旁及法”——触龙避实就虚，表面上大谈燕后，其真实意图是强调太后为燕后“计久远”，而为长安君“计短也”；第四步，“直入法”——触龙从总结历史教训入手分析了赵国及其诸侯国侯位绝嗣的原因，单刀直入地指出，眼前太后只知一味溺爱长安君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同时阐明爱子必须为之“计深远”，不能使其无功而受禄，而要令其“有功于国”。触龙把爱子之心与关心国家命运之情两者紧密联系起来，切中要害，这就不能不使太后心悦诚服，从而成功地解除了赵国所面临的危机。

“辞贵奇”是对游说者语言的要求。就是说，要根据不同的对象确定自己说话的格调，并要注意语言的修辞。一般来说，游说时的语言不能平平淡淡，毫无特色，而应该出奇制胜，甚至不妨以危言高论吸引对方的注意，引起对方的兴趣，这样才好打开游说进言的通道。游士说辞往往用夸张、排比的修辞手法，以加强气势；同时，又很讲究语言的形象性，因此说辞中不乏生动的描写、形象的比喻。如苏秦在为赵合纵时，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齐国富庶的景况：“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齐策一》）张仪为秦破纵连横时，为说动楚怀王，他使出浑身解数，摇唇鼓舌，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大肆宣扬秦国的强大，说：“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粟如丘山。”（见《战国策》卷十四）并以小恩小惠诱骗楚王，致使楚王贪图便宜，与齐破裂。此外，为增强说服力，说辞还借助于寓言故事。如江乙以狐假虎威对齐宣王（《楚策一》），苏秦以桃梗与土偶谏孟尝君（《齐策三》），汗明以骥服盐车说春申君（《楚策四》），邹忌用自身的生活琐事来启发齐威王（《齐策一》）。

二

事实上，当时社会主流学说向来对于这种“能胜人口，不能服人心”的修辞和论辩之术非议颇多。尽管孔子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但是大致言之，在孔子心目中，君子似乎大多不善辞令，“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刚毅木讷近仁”“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先秦散文中的外交辞令在中国文学史上异常突出，这和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春秋开始，天下大乱，私人讲学，处士横议。更由于各国之间斗争尖锐，加之外交频繁，使节往来，非常讲究辞令。大国侵略小国，固然要“奉辞伐罪”，弱国应付强国，尤须委婉其辞。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这也正说明了“辞之不可以已”，乃为当时政治斗争的特殊需要。也正是由于诸子百家的论辩盛行，才催生了逻辑学的形成和发展。南朝梁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谈到论辩的作用，强调指出：“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这已成为至理名言。

战国策齐策四篇5

一、叙事生动形象，有不少完整而富于戏剧性的故事。

《战国策》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叙事生动形象，有不少完整而富于戏剧性的故事，人物生平经历具有相当的完整性，文章更富于生机和趣味。

如《战国策》卷3（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章，是一则写纵横家发奋图强、锐意进取的好故事。这一章里说苏秦起初以连横术游说秦王未果，穷困潦倒，受辱于妻嫂，后来努力揣摩纵横之术，以合纵术游说赵国成功，功成名就，不可一世。又如《齐策・邹忌讽齐王纳谏》，从家庭说到朝政，从“群臣进谏，门庭若市”写到“虽欲言，无可进者”，阐明了纳谏除弊的道理，遣词用语生动而又耐人寻味。又如《燕策・荆轲刺秦王》中“易水送别”一段，描写了“白衣素冠”的人物形象，并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歌声，渲染悲壮气氛，读来令人极受感动。还有《齐策・冯谖客孟尝君》、《赵策・鲁仲连义不帝秦》、《魏策・唐且不辱使命》等名篇，叙事生动具体，将诸般情节细细写来，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相互穿插，便构成了惊心动魄的故事。这种模式代表了《战国策》的最高叙事水平，都受到了历代读者的赞赏。

二、文笔多彩，刻画人物栩栩如生。

《战国策》文笔多采，刻画人物栩栩如生，有鲜明的个性，有几种是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是写智谋出众的纵横家。纵横家为了出人头地，免不了互相倾轧。战国时代的纵横家，是凭借非凡智慧，以身家性命为赌注，博取功名的。他们常常要只身出行不可测的敌国，进行谋略活动，稍有不慎，便会招来杀身之祸。比如苏秦，显赫一时，但最终难逃杀身之祸。一种是写有胆有识的纵横家，如唐且。《战国策》卷25（魏策四）“秦王使人谓安陵君”章，写唐且为安陵君使于秦，与秦王论天子之怒与布衣之怒，威胁秦王以命相搏，使得秦王不得不屈服谢罪。一种是写大义凛然、不畏生死的侠客。“荆轲刺秦王”，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刺客故事。荆轲自身未必是纵横家，但他是纵横谋略的一颗棋子。燕太子丹派荆轲到秦国，目的是生擒秦王，逼他归还六国土地，或者杀了秦王，给秦国陷入内乱，是大谋略。荆轲以樊将军头和燕国督亢地区图，骗取秦王信任，得以面见秦王，亦是谋略。太子丹为求荆轲出手，对他尊重有加，事事奉承，亦可见战国时代统治者重士、贵士的风气。聂政的勇猛、刚毅，和荆轲一样富有传奇色彩。一种是写“知遇之恩”和报恩之“义”的义士。《战国策》卷18（赵策一）“晋毕阳之孙豫让”章，更是直接说出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至理名言。豫让远不及荆轲、聂政神勇，但他刺杀赵襄子的决心，却足以令天地动容。豫让的行为，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战国游士极重知遇之恩。豫让先后在范氏、中行氏和智伯手下做官。智伯灭了范氏和中行氏，豫让并不为他们向智伯寻仇。赵襄子质问豫让何以只为智伯寻仇，而不为范氏、中行氏寻仇，豫让说范氏、中行氏对自己与众人全无分别，智伯却是以国士之礼待自己，自己一定要报知遇之恩。战国策士，时常于险恶政治环境中行非常之事，因此主上的信任对他们尤其重要，甚至高过于身家性命。在许多篇章里，还成功描述了君王、后妃、谋臣、义士等不同类型人物，把他们的性格特征、身份、处境都刻画得入木三分。这些手法对后世传记文学的写作很有影响。

三、说理论辩，言辞犀利、精辟。

《战国策》中说理论辩，言辞犀利、精辟。战国时代，七雄并峙，此时外交之重要，甚至超过战争。书中主要记谋臣策士的说辞，他们为使听者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尽量把话讲得严密雄辩，无懈可击，并努力抓住对方最关心的点，一语破的。如《赵策》记述触龙的说辞，他顺着赵太后的心思，从谈家常入手，然后引古论今，层层深入分析“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的危害，终于使之心悦诚服地接受劝告，让她的幼子长安君到齐国去当人质。又如《战国策》卷18（赵策一）“知伯帅赵韩魏而伐范中行氏”章，有一段赵国谋臣张孟谈论智士之用的言论――“国家将要灭亡，而不能去保护它；国家有了危险，而不能去安定它，那何必敬重有才智的人呢？”这句话非常好。该章记张孟谈力主赵襄子驻防晋阳抵抗智伯，又在危难之际，与韩、魏之君达成协议，结成联盟，最终联手消灭了知伯。张孟谈充分发挥非凡的见识和智慧，使得相对弱小的赵国战胜了强大的智伯，为自己赢得了不朽名声。苏秦与张仪是战国时代最伟大的纵横家，也是说理论辩中言辞最犀利、最精辟的代表人物。苏秦为合纵山东六国而奔走，最终促使山东六国结成抗秦联盟。张仪极力破坏合纵联盟，游说各国与秦之间的连横。苏秦、张仪合纵、连横所进行的谋划和游说诸侯国君的说辞，占据了《战国策》相当的篇幅，言辞犀利、精辟的说理论辩始终贯穿其中。

四、善用丰富多彩修辞手段和寓言故事，增强人物传记的表达效果。

战国策齐策四篇6

指日月运行。兔，传说中的月中玉兔。借指月亮

乌飞兔走：

谓光阴流逝。乌，指日。兔，指月

一雕双兔：

唐李林甫、张九龄、裴耀卿并为相，李抑扬张、裴自得，张裴二人罄折卑逊，时人窃言“一雕挟两兔”。见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及《新唐书·李林甫传》。后因以“一雕双兔”谓三人并列显位，一人势盛而两人受其挟制

兔角牛翼：

兔不生角，牛不长翼，故以“兔角牛翼”喻不合情理之事

兔葵燕麦：

形容景象荒凉

兔起凫举：

喻行动快速

兔起鹘落：

谓兔子刚出窝，鹘立即降落捕捉。极言动作敏捷。亦比喻作书画或写文章下笔迅捷

兔起乌沉：

谓月出日落

兔缺乌沈：

犹兔走乌飞

兔丝燕麦：

喻有名无实

兔死狗烹：

兔子死后，猎狗被烹食。多比喻统治者杀害功臣。语出《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

兔死狐悲：

比喻因同类的灭亡感到悲伤

兔死犬饥：

比喻敌人灭亡后，功臣不受重用

兔头麞脑：

形容人面貌猥琐。多形容坏人

兔走乌飞：

谓日月运行，光阴流逝。兔，月中玉兔;乌，日中金乌

白兔赤乌：

月亮和太阳的代称。多借指时间

待兔守株：

比喻墨守成规不知变通或妄想不劳而获，坐享其成

得兔忘蹄：

犹言得鱼忘荃。蹄，兔罝。语出《庄子·外物》：“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东兔西乌：

谓月亮东升，太阳西落，表示时光不断流逝。古代神话中说太阳中有三足金乌，月亮中有玉兔，因以乌、兔代指日月

狡兔三窟：

《战国策·齐策四》：“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后以“狡兔三窟”喻藏身处多，便于避祸

龟毛兔角：

龟生毛，兔长角。本指战争的征兆。后比喻不可能存在或有名无实的东西

狐死兔泣：

喻物伤其类

狐兔之悲：

犹狐死兔泣

获兔烹狗：

犹言狡兔死，走狗烹。比喻事成后排斥以至杀害有功者

见兔放鹰：

①禅宗谓有的放矢，对机说法。②谓看到眼前利益，就竞相追逐

见兔顾犬：

比喻时机当前，急谋对策。语本《战国策·楚策四》：“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

静若处子，动若脱兔：

语本《孙子·九地》：“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後如脱兔，敌不及拒。”形容军队未行动时就像未嫁的女子那样沉静，一行动就像逃脱的兔子那样敏捷

狼奔兔脱：

形容仓皇逃窜

目兔顾犬：

看见兔子而呼猎犬。比喻及时补救。语出《战国策·楚策四》：“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

犬兔俱毙：

《战国策·齐策三》：“齐欲伐魏，淳于髡谓齐王曰：‘韩子卢者，天下之疾犬也;东郭逡者，海内之狡兔也。韩子卢逐东郭逡，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於前，犬废於後，犬兔俱罢，各死其处。田父见之，无劳倦之苦而擅其功。’”后因以“犬兔俱毙”喻双方同归于尽

狮象搏兔，皆用全力：

比喻对小事情也拿出全部力量认真对付

战国策齐策四篇7

【1】增强看齐意识用系列讲话武装头脑发言稿

对于军人，这是一句再简单不过的口令，虽日日重复，可每次训练和行动又无不自此开始。入伍不用太长时间，看齐意识就会融入军人的血液，成为一种自觉。

军人，天职是打仗;看齐，不分战争与和平。1945年，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说：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间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下，我们党不断开辟治国理政的新境界，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面貌焕然一新，广大人民群众欢欣鼓舞。我们党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需要持之以恒地攻坚克难，考验着我们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时时处处向党中央看齐，切实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

向党中央看齐要一厘不差

军人强调看齐意识，全党同志也要不断增强看齐意识，而且向党中央看齐要做到一厘不差。指出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就可以使党员干部政治上站稳立场、思想上明辨方向，行动上令行禁止。

向党中央看齐要一厘不差。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率先垂范、以上率下。从出台中央八项规定，到重拳整治四风，再到践行三严三实。正是因为中央从自身抓起、以身作则，才树立起徙木立信的公信力，产生了强大示范效应，促进了党风政风转变。经验证明，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如果广大党员干部都能学榜样、做表率，我们党的精神面貌、我们国家的精神面貌就会大不一样。

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要一厘不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治国理政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取得了具大成就，赢得了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实践证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定、成熟、智慧，具有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一定能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就是要结合自身的工作，经常和中央的方针政策对对表，经常用中央的要求照照镜，经常根据中央的新部署新任务调整步伐，这样才能做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

向党的十八大看齐要一厘不差。围绕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央对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十三五规划做出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提出的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等战略思想。这些无疑是我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遵循。党员干部对中央的战略思想和重要部署不仅要烂熟于心，更要在执行中不折不扣，不走形变样，扎扎实实贯彻落实。

向党章党规看齐要一丝不苟

党章是党内的根本大法，是所有党组织和党员的根本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章党规党纪的学习贯彻。在十八大通过新修订的党章之后，在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了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的号召，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三次、五次全会上，他都对学习贯彻党章提出要求。而今年的六次全会上他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尊崇党章，严格执行准则和条例。

做到向党章党规看齐一丝不苟，就要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两学一做，基础在学。学习党章党规，重在明确基本标准，树立行为规范;学习系列重要讲话，重在加强理论武装，统一思想行动。对一名共产党员来说，自觉尊崇党章、遵守党规，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是最基本的要求。两学一做，关键在做。这次学习教育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就是引导广大党员做合格共产党员。坚持学用结合，突出问题导向，才能着力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特别是理想信念动摇，党的意识淡化、宗旨观念淡薄、组织纪律涣散等问题。党员合格的标准是具体的、明确的。通过学习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做到向党章党规看齐一丝不苟，就要带头做到三个正。一是正大光明讲信念。革命理想高于天。战争年代，无数革命先烈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能够威武不屈，就是因为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矢志不移;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众多优秀共产党人为党和人民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他们有崇高而坚定的理想信念在激励。坚定的理想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的源泉。二是正风肃纪零容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将作风建设作为反腐败攻坚克难的切入口，八项规定实施三年来，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这一卓有成效的变化源于共产党人的较真。三是正道直行敢担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面对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是选择做太平官还是选择担责任?人民把权力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认准党的宗旨使命，认准人民期待，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该做的事就要做，该得罪的人就得得罪。不得罪腐败分子，就必然会辜负党、得罪人民。

向党的根本宗旨看齐要一心不二

指出：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党得到人民拥护和爱戴的根本原因，对于充分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至关重要。一部党的历史，就是一部践行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向党的根本宗旨看齐一心不二，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充分认识和始终坚持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是我们正确应对新时代一系列前所未有新问题、新挑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发展新局面，实现两个100年目标中国梦的关键。多想想困难群众，多想想贫困地区，多做些雪中送炭、急人之困的工作及时了解人民群众的所思所盼，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叮嘱躬行，深刻地向全党同志揭示，人民是我们党智慧和力量之源泉。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从而更好地造福于民，党的根本宗旨就能落到实处。

向党的宗旨看齐一心不二，必须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指出：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价值立场和价值取向。深入学习贯彻这一重要思想，对于理解四个全面的价值本质，增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向党的根本宗旨看齐一心不二，必须向一大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型学习。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与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一首《念奴娇》词，写尽党的好干部焦裕禄的为民情怀与英雄本色，也道出了无数人心中优秀共产党人的良好形象与精神风貌。高度概括的焦裕禄精神，其实质是始终与群众心连心、与人民保持血肉联系的宗旨意识。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开局之年，实现十三五规划的号角已经吹响，我们正迈入一个新时代。我们的事业需要千万个焦裕禄式的先进人物，需要打造一支对党忠诚、敢于担当、清白做人的干部队伍，需要锻造更多可负重、能奉献的铁肩膀，需要激扬那种以天下为己任、以人民为信念的伟大精神和趋势情怀。

【2】增强看齐意识用系列讲话武装头脑发言稿

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发挥我们党的战斗力，凝聚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强大的力量，很重要的就是要增强看齐意识。

看齐意识，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早在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说：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间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今天我们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与几十年前有着根本的不同，但毛泽东同志这个论述，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和指导意义。

当前，党的领导弱化、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的挑战客观存在。少数党员干部在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有的对涉及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有的甚至对中央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阳奉阴违。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这些不大整齐的问题如果不认真对待和解决，就会影响党的团结统一，影响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总之，无论是树立信心，还是统一步伐;无论是统筹全局，还是重点突破，都需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有更加积极的看齐意识。

要向中央看齐。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率先垂范、以上率下。从出台中央八项规定，到重拳整治四风，再到践行三严三实。正是因为中央从自身抓起、以身作则，才树立起徙木立信的公信力，产生了强大示范效应，促进了党风政风转变。经验证明，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如果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榜样、做表率，我们党的精神面貌、我们国家的精神面貌就会大不一样。

要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治国理政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赢得了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实践证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定、成熟、智慧，具有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一定能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就是要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常和中央的方针政策对对表，经常用中央的要求照照镜，经常根据中央的新部署新任务调整步伐，这样才能做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

要向党的十八大和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看齐。围绕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央对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十三五规划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提出了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等重要战略思想。这些无疑是我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遵循。领导干部对中央的战略思想和重要部署不仅要烂熟于心，更要在执行中不打折扣，不走形变样，扎扎实实贯彻落实。当然，看齐，不能仅仅是喊口号，也绝不是唯上唯书，搞教条、本本，而是要结合本地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开展工作。

整齐，反映了一种面貌;看齐，体现了一种精神。看齐意识也是纪律要求，不讲纪律，怎么看齐?大至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整齐有序所展示的是纪律性，是高素质，是高效率，是管理水平，是驾驭能力。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向前进。

看齐意识的难能可贵正在于此。

【3】增强看齐意识用系列讲话武装头脑发言稿

每次天安门前的盛大阅兵，总会给人留下力与美的印象：刀削斧劈的队形、摧枯拉朽的方阵，如群山列队、江河奔腾。这就是整齐之美、整齐之力。

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正是差异造就了大千世界。参差披拂、错落有致是美，如浓云泼墨、乱石铺街。整齐划一、井然有序也是美，如急雨飞簇、大川横流。但过于强调差异，组织的整体性就要大打折扣。对一个团队、一支军队、一个政党来说，必须追求群力谁能御，齐心石可穿的境界。

管理学上，既有三个和尚没水吃的经典说法，也有靠团队制胜的狼群效应，其差别就在于一个是我字当头、个人至上，一个是齐心合力、众志成城。没有齐心就没有合力，没有同向就没有同步。正如《六韬》所讲：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我们党为什么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除了铁一般信仰、铁一般纪律外，还离不开广大党员的看齐意识。正如在中央政治局最近召开的专题民主生活会上指出的，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就可以使党员政治上站稳立场、思想上辨明方向、行动上令行禁止。

今天，看齐的难度，不在于找不到目标，而在于愿不愿看齐、会不会看齐。比如，有的党员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心知肚明，仍把口无遮拦当能耐，只图一时掌声，不顾党的形象;有的领导干部明知正风肃纪的大势，不是主动让权力进笼，而是琢磨如何破窗还有的说起改革头头是道，真刀真枪时却只想动别人碗里的肉，不想动自己盘里的菜。正是由于看齐意识不强，让他们忘记了步调一致，选择了我行我素;忘记了以身作则，选择了言行不一，甚至走出队列而浑然不觉。

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说：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间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应当看到，与过去相比，我们的党员队伍更加壮大，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更加多样，形成共识的难度在加大。因而，看齐意识应当也必须予以强化。

战国策齐策四篇8

四个合格个人发言材料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加强党的领导关键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只有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才能使我们党更加团结统一、坚强有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是总结我们党95年的历史、加强党的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今天，我们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深入学习贯彻同志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不断增强四个意识，使全党紧紧凝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增强四个意识是弘扬优良作风、加强党性修养的必然要求

回顾95年的光辉历程，我们党之所以能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和风险挑战，一个主要原因是党有优良作风、党员有坚强党性。同志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我们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心胸开阔、志存高远，始终心系党、心系人民、心系国家，自觉坚持党性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性修养，核心是不断增强四个意识。

增强政治意识，就是要把好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对党和人民绝对忠诚。增强政治意识，要求把好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坚定理想信念，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方向。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各种政治风浪面前处变不惊、头脑清醒。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同志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各级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公仆、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正确政治立场，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风险就有了最大的底气。打造坚强领导核心，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意识，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解决好从哪里来、向哪里去，忠于谁、代表谁、服务谁这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根本问题。

增强大局意识，就是要自觉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大局意识主要是指心中有全局，在大局下行动。党员干部必须自觉站在党和国家的全局想问题、办事情，自觉把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放到全党、全国改革发展的大局中考量和谋划，不能片面强调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要克服本位主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到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全国一盘棋。坚定不移地推进各项改革，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为了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不惜牺牲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做改革的促进派和实干家。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做好有利于大局的具体工作，是每一名党员干部的责任担当，也是党性强的表现。打造坚强领导核心，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大局意识，自觉从大局看问题，做到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

增强核心意识，就是要加强党的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核心意识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国人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二是党中央是全党的核心，必须加强党的团结、维护党的集中统一。近现代中国发生了两个影响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关键选择：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两个选择是中国人民意志和愿望的体现，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我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我们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党中央团结凝聚各方面力量，协调好各方面意见，集中好各方面智慧，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作出科学决策。打造坚强领导核心，就要增强党员干部的核心意识，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不含糊。

增强看齐意识，就是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风雨历程中形成了一条基本经验：党的事业要发展，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正确是最重要的、第一位的;有了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还要团结统一、步调一致，这样才能赢得胜利。党员干部要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看齐，就是听从党中央的号令，步调一致。对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要结合实际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对中央明令禁止和反对的事情坚决不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做到政治方向不偏、政治立场不变、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松。当前，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最重要的是认真学习贯彻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同志系列重要讲话蕴含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贯穿着坚定的理想追求和三个自信的政治定力，蕴含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忧思和强烈的历史担当，饱含真挚的为民情怀、务实的思想作风和科学的思维方法。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用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始终做到政治上坚定清醒、思想上同心同向、行动上不偏不倚，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打造坚强领导核心，就要使广大党员干部把看齐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四个合格个人发言材料

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这一政治属性要求每一位共产党员始终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当前，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关键是增强四个意识，即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这是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根本要求，也是做合格共产党员的必修课。这四个意识既有各自的规定性和明确要求，又彼此联系、互为支撑，相互渗透、相互依赖，集中体现为根本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要求，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具有重要作用。只有全面把握四个意识的深刻内涵和辩证关系，才能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增强四个意识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现代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必然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回顾我们党的历史，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是始终坚持讲政治。可以说，讲政治是我们党的一贯要求和特有优势。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坚持讲政治、增强四个意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这是由加强党的建设的要求决定的。党的先锋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制度和对党员权利义务的基本规定，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要求，都决定了全党必须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

这是由当前我们党面临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决定的。放眼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异常复杂严峻，可以说是世所罕见。我们党要因势而谋、顺势而为、乘势而进，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就必须使全党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学会从政治上认识和分析问题，认清形势、把握大势，顺应时代潮流、推动改革发展，为人类社会作出应有贡献。

这是由我们党所担负历史任务的艰巨性、繁重性决定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为完成这一中心任务，中央明确提出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自身状况和面临形势任务的清醒认识。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矛盾。克服这些困难和矛盾，完成党所担负的历史任务，必须注重讲政治，从政治的高度认识和把握各种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政治意识强调政治方向，要求坚定信仰不迷失

政治意识通常表现为政治集团的政治思想、政治路线、政治文化和个体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信仰。不断增强政治意识，是我们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对全体党员提出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特有优势，是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求的首要任务，也是合格共产党员的重要标准。

在四个意识中，政治意识是管总的，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都具有政治意识的涵义，都是讲政治的具体体现。增强政治意识，必须坚定政治方向和政治信仰，坚持政治原则和政治立场，保持政治警觉和政治清醒，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前，少数党员干部政治意识淡薄，在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有的对涉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有的拿那些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事。有的党组织觉得政治纪律是软的、虚的，对违反政治纪律的错误言行不在意、不抵制、不查处。解决这些问题，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和各级党组织增强政治意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信仰，站稳政治立场，保持政治定力。特别是要做到忠诚于党的事业，学会从政治上分析和处理问题，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任何时候都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第一使命是爱党、信党、护党、跟党走。

大局意识强调认识高度，要求登高望远不短视

大局意识的基本内涵是善于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识大体、顾大局、观大势、谋大事。大局意识与政治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紧密联系、相互作用。我们所说的大局，必然是站在政治高度的大局、紧紧围绕核心的大局、自觉主动看齐的大局。不断增强大局意识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坚持在大局下思考和行动，自觉从党和国家大局角度想问题、办事情、抓落实，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确保中央政令畅通。

大局意识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识大体、顾大局，必须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来讲，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都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的大局。就一个领域、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工作来讲，中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大局，党和国家的全局性工作是大局，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是大局。我们所有的工作都要围绕大局搞服务、谋良策、抓落实、出成果，努力在大局中实现自身价值。就领导干部分管的工作来讲，也有一个形成一盘棋、共吹一个号的大局意识问题。树立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必须把自己的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去定位，尤其要时刻绷紧党性原则和政治纪律这根弦，不能搞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不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能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不能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或以种种借口和理由脱离大局、妨害大局、给大局添乱。

核心意识强调力量聚合，要求集中统一不离散

增强核心意识的基本要求是不断增强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内在包含讲政治、顾大局、能看齐的要求。核心就是中心，是事物赖以生存和发展最重要、最关键的圆心。领导核心就是一个组织和集体的中心或者圆心，组织和集体的活动是一个个不同半径的同心圆。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的历史表明，没有核心意识就不能形成统一的意志，就不会有战斗力、号召力、凝聚力。

在95年的革命、建设、改革历程中，我们党之所以能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始终坚持集中统一领导，始终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正如同志所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今天，我们党作为一个拥有8700多万党员、在13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大党，要经受住四大考验、防范住四种危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增强核心意识。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往开来、革故鼎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境界。实践充分证明，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是在国内外赢得崇高威望，全国人民真心拥护、由衷爱戴、高度信任和完全信赖的坚强领导核心。进一步增强核心意识，就要坚定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在思想上认同核心、在政治上围绕核心、在组织上服从核心、在行动上维护核心，在党言党、在党为党，把爱党、忧党、兴党、护党的意志贯彻到实际工作的各个环节和方方面面，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用实际行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恪尽职守。

看齐意识强调步调一致，要求整齐划一不掉队

看齐意识源自1945年同志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的报告。原话是这么说的：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间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当前，不断增强看齐意识，就要听从党中央的指挥，服从党中央的安排，紧密团结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持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坚持向党中央看齐。这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所决定的，是我们党担负的历史使命所要求的，是每位党员干部的责任所在、义务所在。

不断增强看齐意识，要坚定理想信念。这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精神上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站不直、立不正，看齐就无从谈起。坚定的理想信念源于学、成于思、固于行。要切实加强理论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掌握正确的方法论。要把学习和思考、学习和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坚持问题导向，注重融会贯通，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特别是在乱花渐欲迷人眼时保持思想定力、战略定力、道德定力，沉着冷静地看齐;在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时抵御住各种诱惑，拧紧固牢总开关，不碰法纪高压线，无怨无悔地看齐。总之，增强看齐意识既要有思齐的自觉，还要有对齐的标准，从而迈出整齐的步伐。

四个合格个人发言材料

我们一直在提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那么一直以来也就涉及到三个问题：其一，何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其二，为何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其三，如何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在各时期、各阶段党内包括党外各界也都有相应的研究，很多领导人也在各种场合分别对这三个问题发表过重要讲话。今时今日，在《筑牢从严治党的政治根基》这篇文章中，有了更加系统、完善的回答。笔者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与增强四个意识的关系来思考这几个问题，结合文章中的启发，提出几点看法。

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充分理解四个意识的内涵。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目的和意义是为了更好地管党治党，使从严治党长效化、常态化。党内政治生活早在1980年被规范为12条准则，但涵盖范围却十分宽泛。对于提高党员特别是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增强党性，加强党的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其内容应当是涵盖四个意识。其一，讲政治，也就是增强政治意识，坚定政治立场;其二，顾大局，也就是增强大局意识，拥有大局观念;其三，重核心，也就是增强核心意识，把握领导核心;其四，常看齐，也就是增强看齐意识，主动看齐中央。这四个方面是包含在党内政治生活体系之中的，而且占很大一部分比例。其余的各个方面也都有这四个意识的体现或者影响。所以说，弄懂何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就要弄懂这四个意识的内涵。

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高度认识四个意识的作用。

从整体看，四个意识是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可靠保障，同样也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了依靠。可作为原则性指导意见，对党组织、党员各方面提出要求，特别是为政治要求提供规范。要严肃，需通过怎么样的方式来达到?要明白，目的要严肃，达到的方式就更要严肃。只有一种办法制度。通过制度进行刚性约束，出台相应的规章、条例、准则等等。从关键少数到绝大多数再到全覆盖，四个意识应在其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内部看，政治立场坚定，忠诚于党，热爱祖国这是基础，也可看做是目的之所在。至于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一方面既是为达成政治意识之所为，另一方面也是党令政令畅通的完善和保证。只有从充分掌握四个意识之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作用，理解四个意识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让党内政治生活发挥真正的优势。

三、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准确把握四个意识的要求。

战国策齐策四篇9

关键词：《战国策》策士形象

一、能言善辩

战国之间的战争虽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武力国力的强弱，却不能否认在权衡与攻守之间，谋臣策士的筹划与计谋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策士的“能言善辩”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了各国之间的实力消长。

（一）善用比喻、寓言

战国时代，君德浅薄，多庸主暴君，游士为说服君相，说辞大都不以直接方式，往往引类譬喻，借动物、植物或人们生活中习见的其他事物为喻，循序渐进地达到辩说的目的。生动形象的比喻和具有特色的寓言故事能够更轻易地打动对方。

这些多姿多彩的寓言故事使得《战国策》其书更加瑰丽隽永。在众多寓言中，诸子寓言多用于阐明见解，《战国策》寓言则同当时的内政外交密切联系，更注重实用性，内容丰富，艺术手法多样，向世人展现了形形的人物形象。[2]

（二）以退为进

齐国将求九鼎，周王再次使颜率至齐。“谓齐王曰：‘周赖大国之义，得君臣父子相保也，愿献九鼎，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器械被具所以备者称此。今大王纵有其人，何途之从而出？，臣窃为大王私忧之。’”以退为进，先表明东周愿意献上九鼎的诚心，随即将矛盾转移，使齐王自己弃之。此乃二辩。

战国时代风云激荡、群雄逐鹿，作为日渐衰弱的东周忠臣颜率，为了应对混乱的局势，在对人性的深刻把握基础上，和对游说即能的熟练驾驭下，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口才，三言两语就挽救了一个国家的尊严和利益。

（三）以史为镜

唐太宗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2]历史是一面镜子，史实可供人们借鉴，同时也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在《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秦策一）中，他便用到了大量的史实来作为论据。

这一连串的史实充分说明了战争对于大业的重要性。苏秦游说秦惠王的奏章上呈了十次之多，但终究未被采纳。这是一次失败的案例，却不能否认苏秦在这次游说中，成功运用史实来增强了说服效果。

相比之下，蔡泽的游说更为有力。在秦策三中，蔡泽被赵国驱逐，后决定西行入秦，在拜见秦昭王以前，他发出豪语激怒范雎，自称能取代范雎的地位。范雎与蔡泽对话中，蔡泽说，“夫四时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坚强，耳目聪明，而心圣知，岂非士之所愿与？”、“质仁秉义，行道施德于天下，天下怀乐敬爱，愿以为君王，岂不辩智之期与？”。

随后蔡泽列举了商鞅遭车裂、白起被赐死、吴起为肢解、文种迫被杀的四个历史事件来说明自己提出的“功成身退”的主张是正确的。范雎听完蔡泽这一番有理有据的阐述后，对他极为赏识，而后蔡泽亦取代了范雎，成为了秦相。

二、才智超群

战国时期的人物大多是足智多谋的，他们具有非凡的才华，不少策士除了为自己保全利益，逢凶化吉。还能为君王提供奇谋良策，让他们能够转危为安。我们暂且不论这些策士的动机和心理，但是他们具有聪明的头脑，细致的谋略是毋庸置疑的。这些远见卓识，为战国策士添上了智者之范。

在《汗明见春申君》（楚策三）中，汗明则是一位很有打算的策士，他拜见春申君，却足足等了三个月才得以接见，他先是以尧舜的实例来为论据，后又讲述了一个“服盐车而上太行”的千里马遇伯乐的寓言故事，其最终目的却是要春申君做自己的伯乐。而其结果就是汗名以雄辩的才华被春申君赏识，从而得到重视。

三、左右逢源

战国说客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在各种利害关系中，在各种矛盾冲突里，既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又要保全自己的利益。他们要比常人更会揣摩、更能把握物的整体性、联系性、关联性。《战国策》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便是东周策中的《东周欲为稻》了。“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这是东周所忧虑的事情。而西周要做的也正是抑制东周的发展。

说话需要谋划，脱口而出的东西是最没有价值的。说话一定要说到点子上，一定要解决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说话前要深思熟虑、谋局排篇。像苏秦一样句句都迎合西周君的心思和利益，使西周君觉得“放水”最符合自己的利益，然而这恰恰落入了苏子的整体战略安排之中。

这件事情最终以西周放水作为结局，而苏秦亦得两国之金也，实在是左右逢源的典范。

四、功利性质

战国时期是我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时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由分离趋向统一的时期。社会动荡是会引起思想上的触动的，在《战国策》中，笔者是宣扬追求功利的。《战国策》中强调着一种通过智能的发挥来求取财富的过程。

《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就其主流来说，与《左传》等史书也有截然不同之处。“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3]战国时代，是春秋以后更激烈的大兼并时代，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国与国之间，如今讲的是以势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也只是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适的买主换取功名利禄并不为怪。

参考文献：

[1]杜鹃，《战国策》谋臣策士的语言艺术，新闻爱好者，2009年4月上半月，语言文字版

战国策齐策四篇10

[关键词]秦；统一原因；史地因素；领土扩张策略；地缘影响

周平王东迁洛邑后，天下渐失大一统格局。后经春秋五霸争战，及战国七雄兼并战争，最终由秦统一了天下。其间历程可谓漫长而复杂。从不同角度看，秦统一原因显然很多。究竟哪些因素最终导致秦统一了天下？为何是秦国而不是由其他强国来统一？本文将从史地角度，分析探讨秦统一过程中的领土扩张策略及地缘影响。古人云：“天时、地利、人和”，地利因素虽举足轻重，但也要与天时、人和等因素相互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其作用。我们认为，正是与地利相关的所有因素相互结合并综合起来，共同产生影响并发挥其作用，才最终促使秦统一了天下。

一、秦统一前史地背景

西周末，秦人尚为西部弱小民族，其祖先属西迁华夏族一支，国君嬴姓，封秦邑，最初在陕甘边界，属华夏边地。据载，西周末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遂使秦人进入关中西部。春秋中期，秦仍为西陲小国。此后秦穆公积极争霸，使秦成为仅次于晋楚之强国。

秦人立国之初，称霸思想便已崭露头角。公元前747年，秦文公在陈仓遇“陈宝”奇石，后建“陈宝祠”以祭祀神石。其传说反映出秦人早已有称霸思想。此外，这一思想还体现在秦都邑及陵墓中。如秦都雍城附近，秦王陵园之规模、布局可谓前所未有，体现出秦君王之霸气及穷奢极欲；当时雍都规模已与汉长安城不相上下，反映出秦早已突破西周礼制束缚，急欲称霸天下。

周平王赐秦襄公封地仅限“岐以西之地”，但秦宁公后，秦疆域已远超此范围。宁公二年（前714年），遣兵伐荡社，亳王逃至西戎（今陇山以西），使秦势力范围向东大为扩展。武公元年（前659年），伐彭戏氏，至于华山下。武公十年（前649年），伐、冀戎，初县之。又灭小虢。至此，秦疆域从宝鸡附近狭小范围向东扩至华县，向西则达甘肃天水。

秦缪（穆）公为向东扩张，与晋君结为姻亲。当晋遭遇粮荒时，秦向其输送粮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史称“泛舟之役”。由此秦势力成功抵达黄河以东，首次与华夏诸国并列，大大提升其地位。

缪公三十七年（前623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秦穆公遂成春秋五霸之一。后秦孝公称“昔我穆公，……西霸戎翟，……甚光美”。

秦穆公后，秦实力又趋下降。直至战国商鞅变法，终有所改变。经变法，秦实力越发强大，不断蚕食周边部族和诸国。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始称王。公元前260年，秦将白起在长平之战中重创赵军，秦由此威震天下。公元前237年，秦始皇征服六国。仅用十年，秦已统一天下。

二、秦在函谷关以西扩张策略及地缘影响

秦统治者在函谷关以西，先后采取立都关中、称霸西戎、吞并巴蜀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步骤，以实现其领土扩张目的。

1、秦人定都关中

秦德公元年（前709年），初居雍城（今陕西凤翔南）。从春秋至战国，秦都城不断向东迁移，但一直未离关中，直至最后统一天下。

古人早知立国选址重要性。对秦人来说，关中一带“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1）利于其生存和发展。关中平原地势低平且河网密布，为古代农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其“厥土唯黄壤，厥田上上”，（2）便于耕作。古时气候也比现在温暖湿润，长安附近“荡荡乎八川分流”，其流量都大过今天，皆可行船。关中“有、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3）其东部有桃林，“广阔三百里”。关中南北各山中还有铜、铁等可资利用。总之，关中早期所具有的天然环境，为秦国后来崛起直至统一天下提供了优越自然条件。

关中自古有蓝田人、大荔人、半坡人、姜寨人，形成早期原始农业。从夏商至西周，其农业又获长足进步。周人始祖弃因善农耕闻名，被尊为后稷。周人吸收殷商农业经验及重农传统，由此奠定关中农业基础。

西周青铜器制造也很发达，岐山附近曾现大批青铜器，数量、种类多，且品质极高，样式精美。

从原始社会至西周，关中农业、手工业持续发展，创造出高度物质文明，为秦文化取得更大发展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

秦人入关中后，不断吸收、继承周文化及其农业经验，逐步扩大关中农业生产，使其在关中立足。战国以后，秦不断吸收法家治国理念，经变法改革最终崛起。秦人通过开凿郑国渠，大增关中灌溉面积，使关中成为“天府之国”，为秦立都于此奠定了重要农业基础。在《货殖列传》中，关中属山西经济区，其耕地仅占当时天下三分之一，但人口却占十分之三，财富更占到十分之六。说明当时关中具备了立都经济基础。

关中军事上易守难攻，东有黄河，南有秦岭，西为陇山，北有黄土高原，易于设防。自古称四塞之地，东有函谷关，东南武关，西有大散关，北有萧关，可谓固若金汤，一夫当关。故有利于秦在战争中取胜，使秦不断壮大直至统一天下。

从函谷关向东，是秦通往东方主要通道。此地原属魏，后经多次争战，秦夺此关。由此秦进可攻，退可守。战国中后期，中原诸国曾多次合纵对付秦，秦军总能凭借此关，多次挫败联攻。此关东南还有武关，为南侧翼关，秦军把守住武关，就可掌握攻楚之主动权。关中西南大散关自古就是秦蜀咽喉，是秦关中与汉中、巴蜀之交通要冲。秦国守住大散关，就可保证秦统一六国时无后顾之忧。总之，关中具有独特军事地理优势，使秦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由弱变强直至统一天下。

2、称霸西戎

此“西戎”是指春秋时期秦西部戎翟之族。秦人在关中扩张势力后，又进一步向西扩张。秦穆公通过熟知西戎之由余，了解其山川风俗，巧施妙计，分兵合击，最终征服西戎，扩地千里。

称霸西戎对春秋秦国发展影响很大，它加速了秦内部民族融合，使秦“与戎翟同俗”；还有利于秦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为秦统一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此外，使关中以西部族由分散走向统一，此前易受破坏的农业生产得以恢复，为秦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战国中晚期，秦国吞并巴蜀后，又大举向义渠进攻，再次向西北大大扩展其势力。

秦穆公称霸西戎也使秦之声威远名域外，以致秦逐渐成为西域各国、民族对中国之称谓。如古波斯人称中国为“塞尼”、“希尼”，印度人称为“支那”，它们与英文“china”都应是秦之音译；也有学者认为，这应与秦始皇驱逐匈奴有关。

3、吞并巴蜀

秦惠文王于更元九年（前316年）吞并了巴蜀两国，由此与楚相交界，楚遂成秦东南之劲敌。秦灭巴蜀以前，秦楚蜀三国在长江上游都有其势力。后经激烈争论，秦最终决定吞并巴蜀。事实证明，这不仅使秦开拓了西南大片疆土，还增强了秦经济实力，使秦得“擅巴蜀之饶”，增加了大量人口及劳动力，为此后进一步对付强楚及统一天下奠定了雄厚物质基础。

吞并巴蜀也使秦得以迂回楚侧翼，从而对其江汉腹地实施两面钳击。长久以来，楚一向是秦近邻及大患，也是中原合纵领袖。秦欲东进，除攻韩国外，必先削弱楚。但楚在秦之东南，秦楚之间又有群山阻隔。秦若攻楚，不仅路远，补给困难；而且韩、魏尚在楚侧，对秦来说非常不利。但秦占有巴蜀后，楚就失去了西翼拱卫。巴蜀地处长江上游，物产丰富，秦占巴蜀后，可将其作为秦军攻楚起点及补充兵员和军事物资的战略基地。从巴蜀顺江而下，可威胁楚之郢都（今江陵纪南城）。此时，秦军由汉水南下，就可形成对楚两面夹击之势，楚必面临亡国之危。

秦吞并巴蜀后，另派张若等治蜀。张治使巴蜀故地迅速发展起来，为秦此后进攻准备了充足物资。可见，秦统治者当机立断，因天时、合地利，及人和，故能聚集足够人力、物力，使秦统一天下。

4、商鞅变法之地缘影响

战国中期，中原诸国多已变法改革，而秦仍维持旧奴隶制，其风俗也较野蛮落后，以致被称“秦之野人”。军事上并不占优势，面对魏国武卒等强兵，只有被动挨打。秦内部矛盾也开始加剧，推动秦逐步向封建制过渡，最终导致秦献公至孝公时期出现变法改革。尤其是商鞅变法，对秦之强大及统一六国可谓影响深远。

商鞅变法始于公元前356年，第二次在公元前350年。其内容包括：编制户口，加强刑罚；奖励生产；奖励军功；承认土地私有；推行县制；统一度量衡，等等。其中，奖励生产有利于秦经济发展；奖励军功有利于提高军队战斗力；承认土地私有则使秦原有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如秦国准许受赏者以个人名义“名田宅”，名将王翦出征前，就曾向秦始皇请赏“田宅为子孙业”。

经变革，秦内部出现“家给人足”景象，秦百姓以多立军功为荣，秦国实力也逐步变强。据载，秦自变法后实行二十等爵制，严格按军功等级授予爵位、田宅。正因如此，秦国才能不断激励其军民士气，使秦军战斗力大大增强，故而经常取胜，由此不断推动秦疆域向外推进。

商鞅变法推行的县制，后发展为郡县制，这对秦领土扩张影响深远。通过郡县制，不仅使秦牢牢控制住关中及西戎、巴蜀等地，而且对秦新占土地，秦也设郡县加以管辖。如秦军攻占楚郢都后，在江汉故地设南郡及云梦等县，既巩固其兼并成果，也大大加强秦楚文化融合。如江汉一带的后楚文化就表现出明显的秦文化特征。又如定陶、上党等插花地，秦也设有郡县。

三、秦在函谷关以东扩张策略及地缘影响

秦对六国土地采取了不同的领土扩张策略。面对中原实力各异、文化不同诸国，秦在不同时期采取了灵活有别的外交策略以实现其兼并目的，体现出秦对六国土地先近后远、先易后难的领土扩张策略，由此逐步推进其文化融合。

1、商鞅孤立、打击魏国策略

秦国经变法后，实力迅速增强，为秦孝公向东扩张提供了重要基础。因秦魏疆界相交，故秦对魏有心腹之疾。秦孝公急欲收复河西，并借机向东扩张，遂采取中立楚、韩，联合齐、赵，以孤立、打击魏国之策。商鞅还建议尊魏为王，以麻痹魏惠王。认为可解除秦正面威胁，并使魏成为各国攻击目标。魏惠王为满足虚荣，竟自称为王，其结果正如商鞅所料。

商鞅离间成功后，秦又与齐联合，东西夹攻魏。公元前341年，魏军在马陵之战中惨败，从此实力大损，一蹶不振。商鞅遂提出伐魏以逼魏都东迁，并欺骗魏国主帅公子，将魏军打败，魏只能将河西割让予秦以讲和。由此，魏在齐秦夹攻中被逐步削弱，为秦向东扩张消除了一大障碍。秦也迅速赶超强魏，改变了原有劣势。

2、张仪连横外交策略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惠文王继立。商鞅虽车裂而亡，但秦仍维持原有路线。惠文王广纳贤才，不久收复河西之地，使秦在战略上处于有利地位。但也引起中原各国恐慌，最终六国形成“合纵”。为改变不利形势，秦起用纵横家张仪，采取“连横”之策。

张仪原为魏国人，善长纵横之术。他任秦相后，提出联魏制楚之策，对魏采取边打边拉策略，使魏倒向秦。当时楚本已联齐抗秦，张仪亲赴楚国，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欺骗楚怀王，使其“闭关绝约”于齐。楚与齐绝交后，发现上当，发兵攻秦。但楚两败于秦，汉中郡也被秦占领，使秦关中与巴蜀连成一片，不仅消除了楚对秦威胁，也使巴蜀物资得以顺利运出，对秦进一步强大起到关键作用。

此后，张仪又游说韩、齐、赵、燕等国放弃合纵，“西面事秦”。至此，张仪“连横”策略大获成功。而六国之间仍不时争战，以致最终被秦各个击破。纵观秦惠文王一代，张仪贡献就在于成功拆散了六国合纵联盟。

3、司马错伐蜀取楚策略

公元前316年，秦西南之苴、蜀开战，都向秦求援。此时，韩也来攻秦。于是秦王让司马错、张仪讨论，各有其主张。张仪建议秦与楚魏结盟，然后兵临两周，声讨周王，迫其交出九鼎宝器，进而挟天子以令天下，建立秦之霸业。但两周虽小，周天子与周鼎尚在，各国皆暗中窥视之；而秦军尚无绝对优势取胜，如过早实施其战略以打破中原均势，势必使秦成为众矢之的，促使其他大国合纵攻秦，最终使秦陷入被动。

司马错则提出通过“富民”、“广地”、“博德”，以实现帝王之业。他认为“得蜀则得楚”，还提出“名实两附”观念，即攻蜀名正言顺，反之则有“恶名”，且得不到实际利益，并会招致诸国援韩救周，给秦带来极大危害。

4、魏冉蚕食韩魏、削弱齐楚策略

国国公元前311年，秦惠文王去世，武王继立。张仪被迫离开秦国，其连横外交随之中断。秦武王将韩作为首攻目标，攻占宜阳，韩西界门户顿开，为秦进一步实施蚕食策略创造有利条件。

公元前307年，秦武王去世，秦昭（襄）王继立。魏冉为昭王之舅，又有立储之功，故多次出任秦丞相，他积极推行蚕食韩魏、削弱齐楚之策，使秦领土向中原又大为扩展。

秦昭王十二年（前295年），魏冉以白起为将，加紧对韩魏两国攻伐。经伊阙之战，秦军大败韩魏联军，斩杀24万人。此时，齐灭宋之举也引起东方诸国震恐，于是燕联络诸国，共同伐齐。秦昭王二十三年（前284年），秦军随诸国伐齐，齐军惨败，齐王被杀。经此打击后，齐国也一蹶不振。此役秦把陶邑收入版图，成为秦向东扩张重要基地。

此后，魏冉认为魏乃天下“中身”，攻魏则首尾必救，不如先击楚。公元前279年，秦将白起攻楚，拔郢都。楚顷襄王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之后又迁都寿春。楚国既败，白起又转攻三晋。魏在秦打击下，其西境被大量蚕食，逐渐失去抵抗能力。至此，六国中唯有赵能与秦相对抗。

以上魏冉贡献在于通过攻韩楚魏，使秦获得大片领土，同时削弱齐赵，使秦在力量对比上逐渐取得优势，由此进一步推动秦统一进程。

5、范雎远交近攻策略

因魏冉将陶邑据为己有，欲成“五伯之事”。于是魏人范雎晋见秦昭王，指出穰候不忠，而秦兼并战略也不正确，还举例佐证其观点，建议秦昭王实行远交近攻策略。因韩魏地处天下之枢，故先使其与秦和好，后威逼赵楚，并使强齐屈服。对韩魏，范雎认为应先攻韩，因“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故秦对韩有心腹之疾。范雎又提出“勿独攻其地，而攻其人也”，注重以离间手段分化、瓦解敌人，消灭敌有生力量。

秦昭王采纳范雎建议，先攻心腹之疾韩国，又与赵争夺韩之上党，由此引发长平之战。秦巧施反间之计，共歼灭赵军45万人，给予赵毁灭性打击。此战使秦成功削韩并重创赵国，为秦统一扫清了最后障碍。

范雎“远交近攻”策略是在秦统一条件初步具备、军事与外交谋略渐趋成熟背景下形成的一整套外交及领土扩张策略，标志着秦统一战略已趋成熟。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战国时期众多强国均未能完成统一天下之任务，而秦却能最终统一，显然并非偶然。秦人以函谷关为界，始终立足关中，并向周边西戎、巴蜀地区扩张，作为秦后方基地和攻楚之战略要地；在函谷关以东，秦国对六国土地采取了先近后远、先易后难的领土扩张策略及原则，由此逐步推进对六国故地之兼并及文化融合。在此过程中，先后形成了一系列与秦国地利因素、变法改革、文化融合等有关的地缘因素，它们与其它统一因素相互结合，共同促使秦统一了天下。

参考文献：

[1]孙斌来.秦统一六国原因的再探讨[J].人文杂志，2003，（01）.

注释：

（1）参阅《荀子・强国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