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主要区别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主要区别，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 经济法主体的概念、性质和特征

研究经济法主体的首要目标是在对现实中各种经济法主体类型进行概括的基础上，给出经济法主体一个明确的定义，以确定受经济法规制的主体范围。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在分析此问题时，习惯性地把经济法主体混同于经济法律关系主体，或者走向反面，夸大二者的区别，而忽视了经济法主体的特殊性质。[2]目前国内学术界给经济法主体下定义时也就相应存在着两种不良的倾向：①过于强调国家在经济法律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有意识地缩小了经济法主体的范围，与实践中政府部门在经济利益驱使下，借国家之名干预经济的非正常现象“不谋而合”；②认为参加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并不一定由经济法本身设立，依据行政法或者民商法的思维模式，推导出任何具有独立人格的法律主体都可能成为经济法主体，这实际上是泛化了经济法主体的概念。这两种倾向未能正确把握经济法主体的本质属性和外部特征，为我们正确认识经济法主体设置了极大的障碍，并且也不自觉地降低了经济法主体的实践价值。对这两种倾向进行理论上的抽象总结，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相对完备的经济法主体概念：经济法主体就是根据法律确定的社会责任而赋予不同资格的、代表不同利益倾向的权力享有者和义务承担者。

长期以来，学界对经济法主体的本质特征的认识不够，使现有的对经济法主体的类型化并不是建立在对经济法主体的固有本质的基础之上。相对于其它部门法(如民法和行政法)主体而言，经济法主体具有不同于它们的本质属性：①经济法主体具有经济利益性，即它应当是某种经济利益的明确代表，是该种经济利益的积极追求和维护者。不论是国家主体、还是组织主体、个人主体，法律对经济法主体经济行为的调控，更多地通过平衡协调的手段控制该类主体行为的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完成的。②经济法主体具有纵横统一性，这是由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应当是纵向因素和横向因素的统一所决定的。对某个具体的经济法主体而言，由于其所处的经济关系性质不同，可能与其他主体处于不同的相对地位。③经济法主体具有责任优先性，即它应当以社会责任作为自己的定位标准和行为准则，同时国家和社会也应当将社会责任作为评价其在法律关系中所处地位和所为法律行为的标准。[3]

2 经济法主体的分类

经济法主体可分为微观经济法主体和宏观经济法主体两类。

2.1 微观经济法主体是指在市场管理活动中产生的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在市场管理中往往涉及市场中的各个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和国家对市场的管理，这就需要区别平等的经济法主体和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具有管理和被管理关系的微观经济法主体和行政法律关系主体。首先，在市场的运行中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并不必然就是经济法主体或者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对经济活动参与者不加区分的一律归类为任何一种法律关系主体的做法都是片面的。我们认为，区分经济法主体和民事法主体的最主要的标准就是，参与经济活动所涉及的利益是否具有整体性、公共性。经济法区别于民法的另一个标志就是国家的主要职能在于防范市场的混乱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对混乱的修正，在微观经济法律关系中始终存在国家主体，而且国家主体加入经济法律关系的时间是提前介入，而民事法律关系中，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主体，国家并不以有别于其他主体的资格加入到民事法律关系中来，充其量也就是在民事关系被扭曲后作为裁判人加入到对恢复关系的关系中来，但这时的国家已经不是我们所讨论的意义上的国家了。

2.2 宏观经济法主体是指在宏观调控中产生的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就宏观经济法主体而言，则只需要区分宏观经济法主体和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就可以了。在经济法地位独立性的长期争论中，宏观调控这一国家行为的性质成为争论的焦点。不赞成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学者把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视同为行政行为，从而把参与宏观调控法律关系的各类主体等同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这种观点，显然混淆了经济法和行政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宏观经济法主体所参加的社会关系，是不同于行政法律关系的，国家对经济进行的宏观调控和国家的行政管理有显著区别，行政法虽然也可能涉及经济内容，但是，行政管理的基本价值取向完全有异宏观调控的价值取向。前者是国家为了维护社会、治安或政治秩序，保证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实现，而后者则是国家为了社会经济结构的正常运行，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行政管理法律关系的主体，通常是一对一的关系，不仅国家作为一方主体是比较固定的，而且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另一方行政相对人也是固定的，具体的主体只能够提起具体的权利请求，而不能由其他人就同一的权利义务提出主张；而宏观调控法律关系的主体，尽管国家也是作为主体的一方无可争议的参加到经济法律关系中来，但是经济法律关系的另外一方主体，却因为宏观调控涉及的利益的广泛性，从而导致经济法权利的享有主体的不确定性。这是宏观调控显著区别于行政管理的地方。可以说，宏观经济法主体和行政法关系主体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是否有国家始终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一方，而是在于主体在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的内容。[4]

3 具体层面上的经济法主体分析

3.1 宏观调控法中的经济法主体。在宏观调控法中政府主体在法律关系中占有恒定地位，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有调控主体与被调控主体之分，但二者关系也并非行政法意义上的简单隶属关系或管理关系。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一方虽然是政府，但是政府主体的调控行为是一种综合和间接手段，包含引导、规制、监督等方法，目的是保证社会经济总体的均衡协调增长。而对所谓的被调控主体，也不能作泛化的理解，造成被调控主体因为处于“被动”地位，而没有实践价值的假象。明确哪些主体能成为被调控主体，有助于我们理解政府主体的宏观调控权力的大小、界限，其取决于现实经济生活中主体的经济需要。[5]

3.2 市场规制法中的经济法主体。市场规制法主体可以分为管理主体、投资主体、经营主体、消费主体等。我们认为，首先市场规制法主体不应该包括劳动主体，因为劳动关系虽然也具有财产属性，却具有较强的人身关系和社会公益属性，应当主要由劳动法这样的社会法单独调整，而不应再把劳动者的完整概念纳入经济法范畴中。其次，不能笼统地把市场规制法主体关系划定为经济管理关系，主体的平衡和谐是市场规制法主体关系最为显著的特征。

3.3 “中间地带”法中的经济法主体。由于经济的持续发展，新的经济关系不断涌现，从而形成了一些既不能纯粹归于市场规制法又不能完全归于宏观调控法的经济法新法域，比如有关市场准入、经济监督的法律制度。这充分体现了经济法制内部相互协调、相互融合的本质，更集中体现了经济法现代性。[6]

综上所述，经济法在建立持续、快速、稳定、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的目标下，构建经济法的理论体系是完全可行的，而且是必须的，而从主体制度的研究可以看出其他的相关的经济法基础理论的影子，对经济法主体的理论研究，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本文对经济法主体仅仅进行了粗浅的探讨，希望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参考文献

[1] 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的基本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197.

[3] 李昌麒.中国经济法治的反思和前瞻.法律出版社2001.59

[4] 美]萨缪尔逊，诺德豪斯.萧琛主译.经济学.(第17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139

[5] 王全兴.经济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409

[6] 美]博登海默.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421

[7] 邱本.论经济法主体.来源于中国民商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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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管制；规制；监管；干预；调控；市场监管法；市场规制法

中图分类号：D912.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0023803

1管制、规制与监管

管制、规制与监管都是英文“regulation”的不同翻译，对于日本学者的著述倾向于将它译为规制，如金泽良雄在《经济法概论》一书中第一编第四章所谈及的问题就是“经济法中的规制”，植草益的《微观规制经济学》等。对于英美学者的著述则更倾向于使用管制，如丹尼尔•史普博的著作是《管制与市场》，施蒂格勒的《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等。而在国内的经济学著述中，管制与规制的运用也无统一的规范，如王俊豪所著《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马昕等所著《管制经济学》，谢地所著《政府规制经济学》，王雅莉所著《公共规制经济学》，张维迎的《管制与信誉》等。在经济法学著述中，结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学者们大多数使用的是市场规制，如漆多俊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第十章所述内容即是“市场规制法原理与制度体系”，监管在经济学领域很少见，但是在法学领域，有的学者将市场监管法和市场规制法并列为微观经济法范畴，是干预市场微观领域的不同手段。如卢炯星认为，市场监管法与市场行为规制法同属于微观经济法范畴，但两者却各有不同。有的学者认为，在与法律密切联系的层面上，管制、规制与监管并无本质区别，既包括与此相关的政策，也包括为实施政策而制定的法律法规。还有学者认为：管制原意是指有系统地进行管理和节制，并含有规则、法律和命令的基本含义，通常理解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和限制，要比监管的范围大的多，监管只是管制的一种，是从维护安全，降低风险角度进行的管制。管制与规制并无不同，只是“regulation”的不同翻译而已，无论管制更多的适用于政策性讨论也好，规制侧重于管制法律表现形式也好，这些区别对于实质性研究并无意义，因此我们的研究重点不应该是刻意追求到底是该用规制还是用管制，而是应当着眼于经济运行的整体来掌握适用的范围以及与其他经济管理方法的区别。

1.1管制（规制）的性质

丹尼尔•耶金在他的一书《制高点――重建现代政府与市场之争中》写到的管制（规制）在战前与战后被接受的程度和内容有非常大的差别，这是什么原因呢？在查看了相关资料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战前的管制（规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管制，政府的手伸向市场的各个微观领域，因此它指的是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直接监督和管理。而凯恩斯主义则将政府从微观拉向宏观，主张管理总体经济而不是具体的市场运作。因此，凯恩斯主义被赋予了另外一种名称“政府干预”，用与区分政府管制（规制）。丹尼尔•史普博认为管制是由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或者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者特殊行为。金泽良雄认为规制可以理解为是对于一定的行为规定了一定的秩序，而起到限制的作用，经济法规制的对象就是经济生活涉及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循环的全部过程，并包括与此有关的金融、运输等。维斯卡西认为，政府管制是政府以制裁手段对个人或组织的自由决策的一种强制性限制，政府的主要资源是强制力，政府管制就是以限制经济主体的决策为目的而运用这种强制力。植草益认为，政府管制是社会公共机构依照一定的规则对企业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我国学者王俊豪则将管制定义为具有法律地位的、相对独立的政府管制者（机构），依照一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主要是企业）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因此，管制（规制）的性质是对微观经济领域和主体的干预。

1.2监管及市场监管法

监管，有学者将其解释为监督和管理，但其并不是监督和管理的内涵的简单相加，而是有特定的含义。国外有学者认为：监管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经济个体自由决策所实施的强制性限制。国内也有学者认为：监管就是由监管者为实现监管目标而利用各种监管手段对被监管者所采取的一种有意识的和主动的干预和控制的活动。卢炯星给监管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监管就是市场运作的条件下，以矫正、改善市场机制为目的，政府对市场经济行为的干预和干涉，或者说，监管就是政府根据法律制定与执行规章的行为，因此，市场监管就是监管主体制定各类市场的行为规则，并通过执行这些行为规则来减少市场失灵、构建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权益、促进市场竞争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市场监管法作为经济法需要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与市场的矛盾不断加深，而逐渐进入法学家们的研究视野中。目前学界关于此方面系统化、专门化的研究不多。但是，市场监管法在微观经济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调整市场在运行过程中，监管主体对市场主体及其市场行为进行监督管理所产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总和。市场监管法不仅是市场主体进行市场运营的准则，也是市场监管主体依法监督、持续审慎监管、有效监管的依据，对于保障市场的安全与秩序、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保障市场公平有效的竞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市场监管法进行研究的学者们一致认为，它是属于经济法，而且应当是经济法的独立组成部分。它与市场规制法虽然都是调节微观经济的法律，但是作用的领域却各不相同。经济法学界注意力普遍集中在体现调整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的宏观调控法和维护市场竞争的微观市场规制法，对于市场监管法很少提及，这在各个法学著述中可以发现大多学者将经济法的内容分为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如漆多俊的《经济法基础理论》、《经济法学》，邱本的《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等。有的则用市场规制法包含了市场监管法，但是对于两种微观领域的调控措施又没能很好的协调两者的差异。在研究微观经济立法时，没有必要区别市场规制与市场监管，因为微观经济活动的配置应该交给市场，政府只是在市场失灵时的一个次优选择，所以微观经济领域的立法就应该本着少管，间接管理的原则。当需要管理一项经济事务时，根本不用区别是规制范畴还是监管范畴，我们的着眼点应该是什么时候管以及如何管的问题。

2干预与调控

干预一词在国家与市场的博弈过程中似乎历来就被视为国家或者政府的一项权力，在读了丹尼尔•耶金的《制高点――重建现代政府与市场之争》一书后发现，在英美国家，管制与干预有过一次巧妙的交锋，而分水岭就是1929年的经济危机。此后大多数文献都使用的是干预，以区分危机前的管制。探究其中的原因，是凯恩斯和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所引起的变化。众所周知，经济危机后，美国民众强烈呼吁政府出来“主持大局”，他们一方面迫切希望政府能够利用自己的权力增加就业、降低通货膨胀、恢复市场等，而另一方面，特别是曾经一度控制市场的资本家们，害怕政府的介入会影响到他们的活力和发展，不想再回到20世纪初那种被管制的时代，更不需要一个什么都管的政府。因此，在这种踌躇中，管制逐渐淡出美国人民的经济生活，政府发现他们试图再次激活管制的计划有些力不从心。

调控一词在西方很少被使用，而在我国的经济学和经济法学领域被使用的频率很高，特别是当与另外一个词――宏观一起使用时，就构成了通说认为的国家调整经济的两大手段之一，即宏观调控。调控与上述的干预在特定语境下有着同样的内涵，就是国家对宏观经济生活的管理与监督。

2.1干预

即使是对政府干预最具权威性的斯蒂格利茨的著作《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中，也没有对干预一词进行解释。但是他有一段形象的描绘来说明政府干预是对的，这对于理解干预有一定帮助：保险公司不能完全区分高风险与低风险的客户，对同样巨额财产保险收同样的保险费吸引的往往是高风险的客户，低风险的家庭买保险的可能性比较小。有那么多高风险客户，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巨大，所以公司进行“干预”限定保险范围，不让人们想保多少就保多少，这样做可以激励人们安装防火系统或者采取其他措施来降低火灾风险。又如劳资关系，纯市场体系，假定雇主掌握每个雇员的大量信息，那就可以经常调整工资以便使每个人生产出最多的产品，偷懒的工资少于勤快的。但是雇主并不掌握所有这些情况，所以走捷径采取某些“干预”，如补贴午餐费，以提高积极性从而提高平均生产效率。从中文词义来讲干预的意思是过问别人的事情。干预是一种外在力量的影响，市场有着自身的运作机制如供求机制、价格机制、价值规律等，政府对其进行干预的确是一种外来权力的干涉，相对于政府来说，市场的确是“别人的事情”。在看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发展历史，由于过度的竞争导致垄断妨碍了自由的市场环境，于是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来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先有市场和市场失灵从而产生了经济法。这也足以说明，在私有制度国家，使用干预一词是非常的贴切，虽然即使学者们也没有做如此的区分，如马克•波尔曼在他的文章《美国联邦政府的历史演变与国家的经济角色》中谈到19世纪末政府的经济政策时使用的是：干预的加强，并没有使用当时流行的词语管制。在国家与市场不断协调的今天，用干预来表示宏观领域的调节，用管制来表示微观领域的管理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方向。

2.2宏观调控

漆多俊给宏观调控的定义是：国家用以调节经济的各种引导促进方式发达并形成系统后的综合体现，是国家运用引导促进系统调节经济的基本方式，国家从社会经济的宏观和总体角度，运用国家计划、经济政策和各种调节手段，引导和促进社会经济活动，以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由于国家经济调节的本质是宏观和总体的，作为国家调节基本方式之一，国家所运用的引导促进方式也主要是对社会经济宏观和总体上的引导和促进。国家引导促进的主要着眼点和目的是社会经济的宏观结构和总体运行，所实施的措施重在影响社会经济的全局，而不仅仅触及某些局部和个体。宏观调控的作用方式具有指导性，并非强制干预或者直接参加经营活动，而是按照宏观规划目标和方向，给社会经济活动者以指导、鼓励、帮助和服务，引导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调控本身具有内在力量自发作用于外在的意思，中国政府相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来说是一个内部的力量，是政府建立了市场，并且运用自身的权力来规范市场运行。可以说是自己建立自己管理。因此用调控代替干预来说明政府在宏观领域的调节更加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历史和国情。

3我国的选择――以规制（监管）为重心的探索

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发展方向以及经济法的制定，应当有自己的特点，不能一味的效仿英美国家或者采用单一的手段，而应该是：立足宏观调控，微观领域重在研究哪些规制（监管）是现阶段必须但是长远要“退出”的，哪些无论是现阶段和长远都要“退出”的，哪些现阶段很“弱”而长远需要加强的，哪些是现阶段和长远都是必须的。并且完善和发展宏观调控法、以及市场规制（监管）法，明确二者的界限，发现二者的联系，从而能够灵活的运用于实践当中。

在研究经济立法时，我们要有这样一个逻辑起点：具体的政府市场经济活动和经济立法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徐杰老师用了一个很贴切的词语――互动。首先要考虑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变化是如何影响法律体系的建构和运转，其次是法律的制定和适用又是如何影响政府管理经济秩序的形成。在经济立法研究过程中，应当把政府规制（监管）视为研究的重心，这不仅因为宏观调控的理论研究远远丰富于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政府规制（监管）是直接作用于各个市场主体和具体的经济活动中，一旦政策有所偏差，市场参与者将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微观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是主导，所以对于市场规制（监管）的研究更侧重于个案的分析。我国有着很深的计划经济传统，如何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规制（监管），这也是为什么政府规制（监管）确实应当成为经济法研究重心的深刻的体制原因。

有了这样一个逻辑起点，我们的研究应该遵循这样的逻辑不断深入：(1)国家规制（监管）市场经济的度；(2)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如何影响经济立法；(3)我国经济法应该有怎样一种体系框架。

3.1确定政府规制（监管）的度

理论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可是并没有太大的突破，因为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活动，要作一个定量分析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这个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受许多因素影响下，不断维持这一种动态平衡。

3.2规制（监管）程度对经济立法的影响

法律规范对政府规制（监管）权限的界定以及对政府取得、行使规制（监管）权程序的规定，在加大了政府管制成本的同时，又对政府管理活动形成了监督，因此在防止政府过度规制（监管）或者滥用规制（监管）权方面具有提高政府管理效益的作用。但是由于政府规制（监管）要发挥作用主要还是依赖政府机构主动行使权利如处罚权，因此规制（监管）的效率又会因这一制度安排而降低，在这些情况下，甚至会导致政府规制（监管）失败。因此，我国经济立法应当一方面加强对政府权力的限制，防止权力寻租的出现如将行政垄断纳入反垄断法调整范围，另一方面在一个个具体经济法律关系中努力发掘传统法律救济的资源，关注行政处罚、私人诉讼以及公益诉讼等多种救济手段的有效结合。

3.3我国政府规制（监管）发展前景

在放松规制（监管）还是加强规制（监管）上，理论界普遍认为，应当放松经济性规制，加强社会性规制。笔者认为，加强社会性管制是不置可否的，因为社会性管制涉及劳动保障、消费者安全健康卫生、环境保护、公共物品的提供等方面，这些都是与社会利益息息相关的领域，所以加强社会性规制（监管）是增加社会福利的有效途径。对于经济性规制（监管）是要放松还是加强，可以从事情的本原即政府规制（监管）的原因来入手，分析是否需要管制、管制多少的问题。当一项经济活动需要政府干预的成本大于收益，或者政府干预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目的，那么在此领域就可以放松规制（监管）或者让政府放手而完全交给市场。在有些领域，并不是一概而论是放松规制（监管）还是加强规制（监管），应当结合市场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环境来考虑。例如，电信行业属于自然垄断行业，传统理论认为自然垄断行业由于存在定价悖论、效率悖论、负外部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等缺陷，所以现阶段政府进行规制（监管）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随着中国加入WTO，电信市场的开放势在必行，允许国内外新企业进入，强化市场竞争力量对经济效率的刺激作用，从而使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律成为一种普遍规律。电信行业是一个需求弹性很小的领域，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虑，电信市场的放松规制（监管）是一个慢慢放手的渐进过程。

参考文献

［1］金泽良雄，满达人译. 经济法概论［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5.

［2］漆多俊. 经济法基础理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

［3］吴弘. 市场监管法的基本理论问题［J］. 经济法论丛, 2006,(5): 29.

［4］丹尼尔•史普博. 管制与市场［M］. 上海: 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9.

［5］金泽良雄,满达人译. 经济法概论［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5.

［6］王俊豪. 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7］卢炯星. 经济法中的市场监管法若干理论研究［J］. 经济法论丛, 2006, (5):2830.

［8］现代汉语词典［K］.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篇3

本文主要探讨的就是会计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中的传导作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二者之间存在价值联系，因此而产生互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在互动运行的过程中，其信号传导的主要机制就是会计。通过会计，可以对会计计量的过程中的价格波动真实的反映出来，利用财务报告的披露传导和信息使用者非理性的行为，将市场的价格波动幅度进行有效的放大，这样一来，会计和实体经济以及虚拟经济可以形成一个对因果积累进行循环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就是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和波动性。

关键词：

会计；实体经济；虚拟经济

利用会计信息，可以对经济的发展奠定决策的依据，通过世界经济的发展的角度，可以将经济分成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个部分。针对虚拟经济，主要是以实体发展为基础，如果发生很大的偏离，就是引发金融危机。通过金融危机，其实就是社会资源的配置出现严重的失衡，与此同时，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当中，会计的作用也没有发挥出来。经两种经济进行比较，虚拟经济更加复杂，但是从本质上将，主要就是实体经济的价值交换。两种经济类型其实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对于经济体系的发展起着决定作用，无论是哪种经济发生变化，另一个经济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一、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二者进行互动的基础和特点

经济的发展需要银行的融资，针对融资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对于资本的回笼，从我国现阶段的发展进行有效的分析，表面虚拟的资本和原始的资本二者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换一种说法就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联系非常密切，二者不能独立进行运作，在一定的基础上，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需要进行联合运作。针对虚拟的资本价值，其主要来源就是实体的价值，实体经济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各种资本带来的利润也是各种各样的，其具体的资本与其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异，从人们当前的预期收入水平为出发点，具体的范围主要就是虚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的发展，换一种说法，当金融产品和基础债券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会带动虚拟经济的信号发生变化，会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但是这种变化和实体经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对比虚拟经济的股票等债券形式，实体经济和它们的关系逐渐变得模糊，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逐渐显现出各种价值关系，使企业得到更好的收益。将概率进行折算，主要是将其作为一种具体的价格符号，对于整体的债券进行收益分红的措施，而折算出来的分红，要测算其虚拟的经济，预算的整体水平和国内经济的发展都会具有很大的影响，使整体项目收益可以更好的发展下去。充分利用利用率和整体的衍生程度，主要是在金融的角度，达到合作共赢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与其收益和水平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

针对当前我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这种密切的关系主要是在经济发展的水平为基础。针对当前的实体经济，在盈利能力上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欠缺，对未来经济的实体进行准确的衡量的主要依据就是财务自身道德发展水平，这也是经济投资未来的发展方向，我国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针对价值符号，做出了有关价值的相关的判断，这就导致虚拟的符号和商品之间出现了明确的劳务关系，二者可以相互进行脱节，针对其价值符号，其主要的循环方式和周期也是比较短的。总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变化，导致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二者的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当发生变化之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变化和经济发展水平也具有十分密切地方关系，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就是相互配合和相互影响，二者之间的影响力也会随之不断加大。针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历史，经济的发展是具有一定的规律的，实体经济的发展总是要比虚拟经济的发展要快，随着现代化和信息化的水平不断发展，就会发生金融抑制的具体现象，这样一来，资金就会产生回笼的情况，针对资金的运作能力，也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经济发展在不断的影响之下，会导致虚拟经济发生膨胀的现象，就要将实体经济过渡到虚拟经济，这样一来，就会引发金融风暴的产生。当前的经济发展要保证由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方向发展，否则在未来发展的过程中，实体经济收入就会变得更加多样化，出现比较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实体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二、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主要特点

虚拟经济主要是从实体经济中进行脱离的，在经济市场中，逐渐进行独立的发展，在本质行上说，实体经济发展的利润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二者的主要区别就是虚拟经济是预期收入，而实体经济是实际收入。针对企业的发展，将其发展利润进行固定的时候，企业这个时候的实际发展就会越来越高，而虚拟经济也会受到更高的收入。经济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符号种类也会不断增加，二者之间的价值体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三个具体的体现：一个就是公里的股票等需要借助企业的预期经济收入，进行有效的评估。另一个就是例如证券资金和担保证券，其主要的评估基础就是企业的证券收入，最后一个就是类似政府债券，其决定和影响因素就是国民经济发展直接进行影响，主要就是社会资本收入的主要价值的体现。

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主要特点就是相互依存，其主要评估预期收入基础就是经济的财务情况和发展能力，可以有效的提升经济符号价值，在实体经济中出现的经济风险，对于虚拟经济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使虚拟经济产生很大的波动。在虚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对于交易价格的变化都会起到严重的影响，是价格和价值之间出现偏差，对于实体经济中的活动产生很大的偏差，使实体经济的各种经济活动受到一定的影响。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具体的发展模式是不同的，在实际的经济市场当中，资金的具体利用效率就会变得很低，具体的市场活动也会发展的比较缓慢，对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直接影响。当实体经济的发展比虚拟经济慢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出现经济泡沫现象，使虚拟经济面临发展危机，而实体经济也会遇到更大的困境。针对周期性的波动来说，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最普遍的状态就是失调状态。

三、会计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中的传导作用

(一)会计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互动当中的传导作用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具体的投资的过程中，企业要进行全面的评估，就要对投资对象的价值提前进行评估，随后才能进行有效的投资。在这个过程中，会计会提供出具体的投资信息，对会计信息进行披露和采用，使信息的获取可以做到多渠道和多来源，而得到的具体信息也要做到具备一定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以及经济性，与此同时，利用会计准则，对跨级目标进行准确的定位，在经济运行的过程中，要将会计的支持作用充分的展示出来。在披露跨级信息的过程中，会计的主要作用，就是向企业提供主体财务信息，是投资决策者可以活动具体的决策信息，在这个过程中，虚拟信息符号定价的基础性信息。总之，会计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中的传导作用，其主要的体现就是对企业的偿还能力企业债权等进行准确的评估，可以提供基础性的信息，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过程中，会计的主要的作用就是信号传导。无论是对虚拟经济还是对实体经济进行投资，都需要投资对象进行全面的价值评估，会计在这个过程中的责任非常重大，需要提供相关的投资信息。当前针对投资者的投资信息的来源和渠道，具有很大的多样性，而在这些渠道中，最可靠和稳定的就是来自会计的信息披露，针对具体的跨级准则，对于会计的目标进行了准确的定位，在经济运行中，对于跨级的支持作用进行强调。企业通过会计，获取有关虚拟经济主体和实际经济主体的相关的信息，这样一来，企业才会针对现实的情况，根据会计提供您的实体经济的信息，来选择虚拟经济的具体的符号，这是非常基础的信息，将会计这项功能进行充分的应用，可以将股票价值和会计信息之间的关系进行有效地梳理。

(二)会计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中的传导流程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主要经济体系中，具有比较明显的互动流程，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信息传导当中可以具体的体现出来。针对当目前的市场价格的具体的变动，市场价格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因素所影响，这样一来，市场价格就会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处在波动之中。可以利用会计确认或者会计报表的主要方式，将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主要的变化情况进行有效的结合，将企业中各种权益变化充分的反映出来。会计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中的传导流程当中，这个过程主要就是通过微观经济的运行，对宏观经济产生变化的具体过程，利用企业的财务信息，可以将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有效的调整。在企业具体的会计报表当中，主要披露的是市场价格，针对市场主体，可以将企业和相关的预期收入进行有效的调整，使国家投资和融资决策以及市场价格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完成具体的互动环节时，针对下一个因果循环，可以自动的进入，确认和计量会计信息披露，在财务报表当中将循环的变化进行有效的传导，由具体的财务报表进行再一次的披露，从而就开始另一个投资和融资发生变动。

(三)利用会计传导将风险进行规避对经济体制的风险进行有效的避免，将会计信息的传导功能进行有效的控制，在这个过程中，信息的生成和信息的反馈特别重要。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二者之间具有很大的关系，将会计信息在两种经济体制之间的局限性和特点进行展现。市场的具体价格会受到各种因素的有效的影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针对会计的计量计算，主要就是对市场价格进行依赖，其主要的成本、价值等都要对市场价格进行依赖。而政府机构对于商品的价格会进行有效的干预，这就说明市场定价具有一定的失允性，利用会计信息，这个时候很难将企业的投资价值反映出来，在跨级信息中会呈现一定的风险，在两种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进行传导。针对当前的财务跨级信息记录，要使会计信息的及时性得到有效的保障，在处理信息的过程中，就要进行有效的分段假设，如果具体的公式信和报表的信息进行比较，稍晚一些，当具体的信息被公示之后，决策和需求之间会产生很大的矛盾，对于市场的价格会产生很大的波动，因为会计信息和实际的市场信息会产生很大的偏差，这就需要具体的投资人员或者财务人员，要将信息生成的方式进行改进，对于财务会计的信息要准时完成，对于市场的情况也要不断进行分析，针对财务的个体因素的影响要进行减少，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当中，这对会计信息进行科学的选择。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我国当前的发展模式主要就是实体经济为主，虚拟经济为辅，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将会变得更加虚拟化，而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桥梁就是会计，在实际发展过程中，要将会计的作用进行充分的应用，是二者实现有效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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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郝佳音,邢潇丹,杨超.结合经济运行周期环境下对公允价值计量的认识及再思考[J].经济研究导刊,2015(04):122-123.

[3]赵霞.加强会计指数研究提升会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力[J].科技与企业,2015(08):30.

[4]杨帆,杨丽歌.我国实体经济与股价波动的背离关系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5(07):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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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耀华.会计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中的传导机制分析[J].中国商论,2015(22):136-138.

[7]李晨阳.加强会计指数研究全面提升会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力[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3(34):257.

篇4

(一)确立我国目前公共财政职能的理论依据

1.财政职能是由财政本质决定的。只有回答财政是什么,才能明确它应该干什么,即它所承担的基本职责、活动范围和运行方式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财政改革的不断深化,经过理论界和财经界的共同努力,财政理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基本上适应了转型、创建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理论体系的要求。在紧紧结合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借鉴西方公共财政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展市场经济必然要实行公共财政模式以及突出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基本的共识。这些都对重新加深对财政本质的认识,提供有利的条件。在我国建立公共财政,已成为共识,转变政府职能问题已做出相应决定,体现了从现实国情出发。很多专家学者也认识到,我国建立公共财政,不仅要矫正市场失灵,同时还要培育市场、弥补市场发育不健全出现的“市场残缺”,不仅要通过相应的经济和法律手段调解收入分配、解决社会分配的不公问题,还要在生产流通领域加大对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提高经济效率,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在《领导干部财政知识读本》中,把财政这一经济范畴的定义概括为:“财政,也叫国家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对财政本质的这一代表性认识,是探讨财政职能的根本依据。

2.借鉴吸收现代公共财政理论。既然我们国家已明确把发展市场经济,建立符合我国市场经济环境的公共财政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即理所当然地应该认真学习、借鉴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为界定转型时期的财政职能提供理论依据。实际上,我国财政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大努力,取得了很大成就。诸如在强调财政在资源配置中应发挥的职能作用,正确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上基本上取得了共识,一些相应的措施已付诸实施。

3.依据转型理论和政策探讨现阶段财政职能。转型的理论,也是来源于西方。二战以后,世界各国在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体制都经历了转型,表现出谋求共同发展的趋势,又呈现出多元化转型模式。在总结世界各国各种转型方式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依据我国的国情,我们党采取渐进的转型模式,稳步推进改革开放,经历了20多年的艰苦努力,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社会经济得到巨大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但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我国经济转型,本质上又是在近代工业化远没有完成的条件下,超越阶段,合二为一地走向现代化社会转型,包含着既要完成工业现代化,又要实现现代化的双重目标的转型。由此又规定了我国社会的转型,同时又要推进文明转型和体制转型。所谓文明转型,就是要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以至更快地进入现代信息社会的转型;体制转型是指适应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完成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也势必要规范政府行为和界定政府与市场等重大分配关系,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程度越来越增强的条件下,公共财政应承担矫正市场失灵和弥补市场缺陷的职能作用就越来越明显。由此可见,建立公共财政是转型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结果,又是形成新的社会结构框架的支撑,它的发展必然以促进微观经济主体的发展与保持活力为先决条件。我们应该看到,转型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正如党的初级阶段理论所一再强调的。这一过程,既是计划经济特征逐渐消退的过程,又是市场经济因素不断成长的过程,新旧交替,此消彼长,不同于健全的市场经济。因此必须从这一过程的特殊性出发来促进公共财政的发展,用现实的观念来探索这一过程中财政职能所表现出的特殊性。

(二)对我国公共财政职能的基本认识

对于我国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理论界曾有过不同意见,有人提倡三职能说,即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和调控经济职能;也有人提倡四职能说,即在上面所述三个职能上再增加监督管理职能。本人更赞成四职能说,尤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强调财政的监督管理职能更有其特殊意义。财政的监督职能不同于审计监督,审计监督是一种事后行为,而财政的监督职能却能够监督整个过程;财政监督也不同于法律监督,它是一种行政监督。

1.资源配置职能。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主要是将一部分社会资源集中起来,形成财政收入,然后通过财政支出分配活动,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引导社会资金的流向,弥补市场的缺陷,最终实现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优状态。财政资源配置职能的范围大小应由政府的职能范围来确定,是市场配置无效而又是社会需要的公共物品和劳务。

2.收入分配职能。收入分配职能是指政府收支活动对各个社会成员收入在社会财富中所占份额施加影响,以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目标,这是财政与生俱来的一项职能,不过在不同历史阶段分配的内容和形式会有所不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财政收支活动的突出特征是高度集中,统收统支,政府包揽过多,存在大量越位与缺位的问题,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分配活动主要应集中在公共需要的范围里,这是财政职能的一个重大的转变。

3.经济稳定发展职能。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不可避免地造成经济的波动,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失衡、通货膨胀、失业、经济危机是经常发生的,这也需要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对市场进行干预和调节,以维持生产、就业和物价的稳定。因此,经济稳定发展就成为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在经济转型阶段,这方面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西方经济理论认为,财政的稳定发展功能有两个方面,一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另一个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工具作用。具体到我国的实际情况,财政调控经济的实现方式应有四种:一是针对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分别采取不同的财政政策,实现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基本平衡。当经济下滑时,社会总需求不足,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财政支出,减少税收,刺激总需求的扩大;当经济膨胀时,社会总需求过度,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减少财政支出,增加税收,抑制总需求。二是通过发挥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等制度的“内在稳定器”作用,协助稳定经济。三是通过财政投资和补贴等,加快企业、能源、交通运输等公共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和环境。四是逐步增加治理污染、生态保护以及文教、卫生等方面的支出。

4.监督管理职能。在财政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发展的各项职能中,都隐含了监督管理的职能,那么为什么还单独列为一项职能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转型时期,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经济决策的分散性、市场竞争的自发性和排他性,某些旧体制还在起作用,新体制还不健全,漏洞很多,资产流失、损失浪费、侵占挪用、问题大量存在,放松财政的监督和管理是不行的。财政监督管理职能的内容主要应包括:一是通过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监督管理,跟踪、监督宏观经济运行指标,及时反馈信息,发出预警信号,为国家宏观调控提供决策依据,从而为经济正常运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二是通过对微观经济运行的监督管理,规范经济秩序,主要是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财政、税收、会计法规,为市场竞争提供基本的规则,保护正当的市场竞争,同时严肃财经纪律,依法治税,依法理财,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三是通过对国有资产营运的监督管理,主要是实施价值形式的监督管理,在搞活搞好国有企业的同时,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四是通过对财政工作自身的监督管理,不断提高财政分配效益和财政管理水平。

二、探讨财政职能问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财政职能是财政区别于其他经济范畴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规范财政活动的基本准则。概括地说,财政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分配活动,也就是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通过征税、举债以及收取各种规费、使用费等途径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以实现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这就是财政范畴与其他任何经济范畴的主要区别之处,从而为研究界定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提供了客观依据。

其次,财政职能是实现政府职能的重要手段。财政是随着国家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我国主流派财政理论称财政为“国家财政”,公共财政理论把财政称作“政府财政”,在这一点上认识是一致的。那就是说,财政是与国家密切相连的,财政职能须依据政府职能来确定,研究财政职能需要从这一点出发。

第三,实行公共财政模式的国家,财政职能有共性的一面,但又必须从各自国家的国情出发,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即使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里,都实行公共财政模式,也都是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有各自的具体特征,何况在我们这样一个从长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大国里,照搬国外某些理论、做法都不行,必须从我国当前的具体情况出发,借鉴国外公共财政的理论和经验,与我国的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和方法特点来。探索财政职能,也必须从这样一个总的要求出发。

第四,财政职能有其相对固定的内涵,但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内容和形式都会有所不同。所以,研究财政职能,必须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在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中,摆正财政的位置,明确自身面临的任务,寻求切合实际的运行方式。总之,要用发展的观点,开拓的精神,探索新形势下的财政职能。

三、我国财政职能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1.财政供给制分配方式尚未完全打破,国家财政仍包揽过多,通常说的“越位”问题仍然存在。这些年来,财政改革多半着眼于旧体制存在的统收问题,而政府大包大揽的传统思想和财政统支的局面依然存在,财政职能范围仍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仍受着计划经济体制下供给制分配方式的影响,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也不利于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这里面突出的问题,一是财政补贴仍过于沉重。财政补贴主要包括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两大类,但长期以来,为了维护社会经济的稳定,保持物价水平的平稳,使相当一部分国营企业的产品价格水平,虽然放开了,但仍与价值存在着严重背离的情况,企业亏损负担沉重,财政承担着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不断增加的双重压力。有关资料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财政补贴快速增长,由1980年的250.14亿元增加到1990年959.68亿元,年均增长14.4%,占同期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8%上升到24.9%,上升了6.9个百分点。二是财政支出供给范围仍然过宽,不仅包括了公共需要范围里的开支,而且还承担着大量竞争性经营领域里的开支,如补充企业的资本金,安排重点企业生产建设性支出等等。三是在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中对基数的确定,是根据“保存量”(即保证1993年地方政府的既得财力)的原则,利用基数法得到的。这样一来,原体制中一切合理不合理的因素都囊括在内,等于承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不合理所得。为此,主要应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步伐,尽快建立起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并与此同时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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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十二五”规划;指标体系;县域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10-0025-04

“十二五”时期,在“后危机时期”和经济周期回升期的国际背景下,我国将处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社会发展方式转型以及政府转型的关键期,不可预见的因素很多。这就要求各地“十二五”规划必须根据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的新特点和新要求,充分体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战略思想,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总体、全面的合理安排。

县、县级市(简称“县域”)是我国行政区划体系的基本层级,也是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组织管理的基本单元,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性和特殊性。科学编制县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需要积极适应新的发展环境,并根据自身实际,正确把握“十二五”时期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定位和重大任务,并切实采取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和保障措施。其中,合理确定规划指标是科学编制县域“十二五”规划及其顺利实施的关键环节,也是充分发挥规划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引导作用的有力保证。

一、“十二五”时期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

“十二五”时期,我国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将面临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必须在规划体制、理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作出相应调整,以适应新的变化要求,这对于科学编制县域“十二五”规划至关重要。

第一,我国“十二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与“后危机时期”的延续在时间上大部分重合,处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战略调整的关键时期。后危机时期国际市场供需格局出现调整,国际需求的规模在一定时期内很难保持高速增长,国际供给的地区分布和商品结构也面临重大调整和激烈竞争,这对我国外向化程度较高的县域如何进一步稳定外需、扩大内需提出了迫切要求。

第二,“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关键时期。相比城市而言,县域是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重点也是难点,为此近年来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加快城乡统筹发展的措施。县域既是城镇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又是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交汇点,也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衔接处。作为承上启下、连接城乡的重要枢纽,在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诸方面发挥着区域性综合功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适应新形势,县域城乡发展在“十二五”期间将面临着新的发展要求和目标。

第三,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面临调整,特别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4万亿投资在2010年底基本结束后,将会出现政府投资淡出后社会投资的跟进问题,这对于县域保持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特别是投资依赖程度较高的县域经济增长,必将形成较为严峻的挑战。

第四,“十二五”时期将从机制上保障人民能够更多地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改过去的“国强民富”为“民富国强”。从长远看,这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缩小区域贫富差距,提高国家发展质量。除此之外,社会发展领域将面临重要发展机遇,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国家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实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等,都会对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五,“十二五”期间全国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将基本实现省管县行政管理体制。县域经济的地位必将得到进一步提升,通过县域经济这个载体,可以更好地统筹城乡发展、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壮大,县城或中心镇的规模不断扩大,县域之间的经济关系必然要进行新一轮的调整,这对县域经济的统筹协调和互动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1]

第六,在全球注重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下,我国“十二五”时期将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2009年9月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战略任务,强调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不断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县域作为基本区域单元,需要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绿色经济的技术创新上应对新的挑战。

二、县域“十一五”规划指标实施情况及存在问题

2010年是“十一五”结局之年。纵观我国各地“十一五”规划指标的实施情况,目前大部分县域完成比较理想,多数指标达到了预期值。与“九五”、“十五”等以往五年计划相比,指标的选取充分考虑到了当时的国内外发展环境以及当地的实际情况,不仅包含了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主要层面,系统性和逻辑性较强;而且强调了预测性、指导性和合理性,与以往五年计划都是指令性指标的做法有很大区别,总体上反映了规划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战略与政策的全貌,为党和政府有效调控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但是,站在当前国际国内发展背景下审视,“十一五”指标设置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加以修改与完善,以更好地适应“十二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和任务要求。

1.指标体系的层次性有待改进

县域“十一五”指标体系虽然分为若干相对独立的类别,有一定的逻辑性和系统性,但其层次性不够鲜明,未能充分突出制约县域发展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不利于对产业发展、空间布局、人口管理、资源利用等方面的合理引导与调控。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县域在各类指标的内部设置上也缺乏一定的层次性,不利于统筹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

2.指标目标值的预测前瞻性不够

具有引导性和前瞻性的目标值是合理的规划指标体系的关键。科学确定指标预测值应当根据国内外发展环境及其变化趋势,以县域实际发展水平为基础,并充分考虑其发展潜力。但通过对县域“十一五”规划指标实现程度的比较分析,发现有些指标在“十一五”中期甚至早期就已经达到目标值,从而导致后期发展缺乏相应的目标指向。

3.指标选取未能充分体现县域特点

每个县域的区位和资源禀赋不同、产业结构和优势产业不同、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不同,人民群众的富裕程度也不尽一样,因此各个县域在全市或区域中的功能定位自然会有差异。例如,一些县域可能是全市或区域范围内的增长极,对全市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举足轻重;而另一些县域可能发展比较滞后,今后需要加强区域合作,加快自身发展。但是,不少县域在“十一五”规划指标设计中,往往忽略了自身特点和功能定位,盲目参照其他县域或地区所设置的规划指标,致使缺乏一定的针对性,难以适应各个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4.指标属性尚需进一步明确

根据各个指标的不同性质和功能划分为“约束性”和“预测性”两类属性的规划指标,是我国“十一五”规划在指标体系设置上的新要求,也是一大创新。约束性指标集中体现政府意志,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以及同级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的工作要求,需要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和有效运用行政力量确保实现。预期性指标集中体现政府战略意图、引导未来发展方向,主要依靠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实现,政府通过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和政策引导社会资源配置,使市场主体行为方向与政府希望的发展方向尽可能一致。但在一些县域的“十一五”规划中,并没有对规划指标的属性加以明确,或者对其法律效力进行说明,从而对目标值的顺利实现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县域“十二五”规划指标设计思路和原则

1.指标设计思路

我国历次五年计划或规划,取决于各个时期的形势与任务要求,其指标设置会有所不同,实施效果也差别很大。因此,以往五年计划或规划指标的设置情况以及在执行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阻力,可以为设计“十二五”规划指标体系提供宝贵经验与深刻教训。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更加注重把满足人的需求作为社会发展的目的和内在要求,更加强调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加快发展、科学发展,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降低消耗、提高效益。所以,选择县域“十二五”规划指标,不仅要结合国内外发展的新形势与新变化,还要综合考虑县域的实际情况,努力形成一套速度、质量、效益、结构相统一,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建设相结合的规划指标体系。

按照县域“十二五”规划指标体系设计的总体目标要求,与“十一五”相比,尤其需要在完善指标体系结构和增强指标调控功能等方面寻求思路创新。

(1)完善指标体系结构。一要强化指标的系统性,突出分层、分类特点;二要适当控制指标数量,突出主要发展目标以及政府调控的重点;三要增强可操作性,提出好执行、可检查、能比较、易评估的指标,形成更加切实可行的指标体系。

(2)增强指标调控功能。一要依据县域发展背景、发展条件和功能定位,突出规划指标的针对性,强化空间导向性指标、产业导向性指标和资源调控性指标,增强规划指标的调控引导功能;二要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五个统筹”的发展要求,突出民生、环保等方面指标;三要坚持深化改革,推进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突出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指标。

例如,经济结构指标,要立足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力,反映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优化等方面的要求;民生方面的指标,要本着民生改善,反映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要求;生态环境指标,要着眼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反映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人居环境改善等方面的要求。

2.指标设计原则

(1)上位对接原则。上级部门所制定的规划指标体系,对下级各部门的具体发展目标以及指标体系的构建、指标值的确定做出了许多指引性和规定性的要求,尤其是对指标属性究竟是约束性还是预期性做出了明确的阐述。因此,有必要深入解读上级部门的规划指标体系,参考上级部门在指标选择、目标值预测等方面的做法。县域“十二五”规划作为国家和省市“十二五”规划的组成部分,其指标设置首先要与中央有关精神保持一致,要服从国家和省市规划的指导,符合上级部门“十二五”规划的编制要求,与上级部门“十二五”规划的指标体系及目标任务相衔接。

(2)实用可行原则。县域“十二五”规划应当选用符合县域发展特色和要求的指标,除了普遍使用的地区生产总值(GDP)、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市化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等指标外,还要考虑县域在自然条件、经济基础、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和基本特征,从实际出发,紧扣自身特色,体现与众不同的方面;紧扣县域的优势,体现比较优势;突出重点,切忌“小而全”[2]。在具体设定哪些指标和确定赋值多少上,还需要根据每个县域在全市或区域所承担的角色以及自身的发展前景进行选择和安排。只有这样,才能克服规划指标体系的虚无空泛,切实发挥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和约束作用。

(3)反映全面和突出重点原则。县域“十二五”规划指标设计要考虑全面系统,能够反映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既要与县级政府提出的发展目标相衔接,又要与各部门中长期规划相协调,也要考虑各类型发展目标之间的互补,即经济目标、资源环境目标、公共服务目标等的相互补充。[3]与此同时,还要注意突出重点,尤其要突出强调能够反映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指标。

(4)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原则。县域“十二五”规划指标的设置,既要继承以往五年计划或规划中那些被实践证明能够很好地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指标,又要充分体现时代精神,摒弃已经过时的指标,引入更具有科学性、更能反映时代进步的指标,以保证五年规划指标体系的继承与创新、稳定与连续。

(5)可比性原则。县域“十二五”规划指标的选择首先要保证在时间上具有纵向可比性;同时,要尽量保持与上级部门“十二五”规划目标和基本思路的衔接,并选用相对数(如比例数、平均数等)指标以保证指标之间的横向可比。另外,为了有利于相关县域之间的比较,还可以选择在经济发展、资源环境、产业结构或地理区位具有可比性和相似性的县域为参照,除了一些共性的规划指标外,着重观察和分析这些县域的特色指标设计,选取其中合理、有价值的指标,为完善县域“十二五”规划指标体系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6)可持续发展原则。县域“十二五”规划作为政府部门的规划,既要充分考虑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力争对未来发展有所预见,又要保持一定的连续性。[4]因此,在规划指标设置及预测上要将当前发展需要与未来发展变化有机地结合起来。

四、保障县域“十二五”规划指标实现的措施建议

合理完善的县域“十二五”规划指标体系,是县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只有实现“十二五”规划指标的功能,才能有效完成县域“十二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与任务,使发展成果惠之于民。

1.完善调控体系

县域各部门应当认真总结“十一五”规划的完成情况,并结合“十二五”期间上级部门的要求以及县域的发展潜力和功能定位,提出符合实际的规划指标目标值。在此基础上,政府部门要建立健全相应的调控体系,通过市场调控和行政调控手段相结合的方式,运用市场手段和法律手段,加强政策引导,必要时可以采取行政手段干预,确保规划目标的顺利实现。

2.强化组织落实

县域“十二五”规划指标能否顺利完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规划的组织落实情况。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合理分工,将规划指标的相关任务纳入到年度计划中,并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执行情况,明确进度、明确要求、明确责任,以保证规划指标实施在总体要求上方向一致,在空间配置上相互协调,确保规划目标的顺利实现。

3.实施动态引导

按时评估规划指标完成情况,并根据形势变化做出科学分析。对于规划指标及预测值的必要调整,必须依照程序修改,实施有计划的动态引导机制,不断提升指标体系的规划引导功能。同时,在评估过程中,要区别对待约束指标与预测指标。必须强调约束指标的约束作用,确定可达到的现实目标;允许预测指标在一定范围内上下浮动,保持相对平衡。如经济指标可以留有一定余地,而环境生态指标则要求严格规定。

4.建立评价体系

设置县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评价监测体系,定期评价和其经济、社会、环境等各方面发展水平。同时,充分发挥评价的矫正功能,通过评价的反馈作用,及早发现问题,分析形成原因,提出有效对策,不断引导县域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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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制度；技术；均衡价格；企业性质

一般认为，科斯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开启了现代企业理论研究的先河。近年来，企业理论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最富活力的领域之一，并逐渐形成明显不同的两种取向，即企业契约论和企业能力论。前者强调企业与市场在实现要素一体化过程中的同质性作用，否定了企业；而后者刻意突现企业相对于市场的异质性特点，强调企业中存在某些具有组织依赖性、无法被市场机制复制的要素，并认为这是企业组织租金长期存在的根源。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也是从市场机制运行的理想绩效状态出发，通过分析市场机制与企业组织的关系，说明企业的性质。马克思企业理论以科学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在企业与市场关系、企业一般意义与企业的制度特点等方面的解释上具有严谨的理论逻辑与深刻的价值归依。本文通过比较科斯与马克思探析企业性质逻辑路径的异同，厘清两者在技术、制度等方面的主要区别，以此说明科学的企业性质观应当具备的基本内涵。

一、零交易费用假定与科斯的企业性质解释

“零交易费用”假定是科斯探析企业性质和意义的起点。科斯用零交易费用假定概括新古典理论的基本特征，并通过对新古典理想市场均衡状态的批判性反思，提出正交易费用条件下作为现实产权制度存在的企业的性质解释。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谈到，“如果定价制度的运行毫无成本，最终的结果(产值最大化)是不受法律状况影响的。”也就是说，在零交易费用条件下，无论产权的初始界定如何，经济行为主体将通过无成本的讨价还价和交易活动最终达到资源配置最优化状态。制度因素和生产组织形式对经济绩效不产生任何影响。

零交易费用假定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这一貌似简单的范畴却概括了传统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关于市场机制有效性论证的基本前提和结论，同时化解了来自现实经济事实的各类冲击，为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奠定了新的基础。我们知道，新古典理论以一系列连续可微的外生性技术向量、要素(产品)的可替代性、厂商和消费者的最大化行为和边际分析方法为理论基础，经济行为主体对要素(产品)的成本与产出效率(效用)进行比较，并实现生产技术替代和消费品替代。同时，各经济行为主体的选择与替代结果也将改变市场上各种生产要素(产品)的供求关系和相对价格，最终达到新古典一般均衡效率状态。此时，各种要素单位报酬均等于其边际产值，要素所有者实现私人成本(收益)内敛。在此意义上，“技术选择”是新古典理论厂商行为的核心，是否存在企业制度以及企业对产权如何安排都不会对交易效率产生任何影响。然而，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指出的，新古典一般均衡的形成依赖一系列约束条件，而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垄断、公共产品、道德风险等外部性现象背离新古典一般均衡的基本特征，致使人们将批判的焦点集中于新古典理论理想化的假定前提与其现实解释力之间的矛盾。

零交易费用假定实质上进一步认定了用新古典逻辑化解传统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现实解释力危机的可行性。正如斯蒂格勒所指出的，只要确立交易费用为零假定，即使是垄断者也将按照完全竞争的市场方式行事；公共产品、道德成本等现象的存在并非市场失灵的原因，而恰恰是市场发育不充分的结果，在零交易费用条件下此类现象将不复存在。在此意义上，斯蒂格勒直接将所谓“科斯第一定理”解释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将相等”，并且认为，这种理想的经济绩效状态实质上就是新古典理论的一般均衡状态。

市场机制零交易费用运行所达到的理想均衡状态，是科斯进行企业性质解释的出发点。科斯认为，正因为现实经济运行中存在大量交易成本，以至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无法达到最优状态。企业组织在性质上是作为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在经济生活中，有些因交易费用过大而无法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完成一体化组织的方面，通过企业权威(企业家)与各要素所有者分别缔约，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起到减少交易费用的作用，使经济运行更加接近零交易费用时的理想均衡状态。然而，企业组织的形成和运行同样存在成本，“在企业内组织更多交易，成本可能上升更自然，有一个点必须被达到，那就是说，在企业内增加一项交易的组织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进行这项交易的成本，或等于由另一个企业主组织这项交易的成本。”此时，企业的制度边界达到最优均衡。

二、价值理想状态与马克思的企业性质解释

马克思企业性质解释的叙述逻辑起点是价值一般均衡，它也是一种关于市场价格机制运行理想状态的描述。

理解马克思的价值论，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内涵：(1)社会总产品在结构与数量上的整体供求平衡；(2)存在私有制和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专业化分工；(3)每一分工领域中的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且生产者之间存在生产技术水平差异。供求平衡是马克思经济学关于价值决定的前提假定和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假定在封闭的商品经济中，排除竞争、技术变迁、生产组织形式等因素，我们可以构设一种社会总产品的静态供求均衡状态：此时，在同一生产部门内各生产者所提供的产品加总，恰好与社会对该生产部门产品的需求总量相一致，这样，尽管部门生产者之间存在技术水平差异，但所有的私人劳动都能根据一定的比例关系折算为社会必要劳动，并可用劳动时间统一度量。马克思经济学中这种社会总产品供求平衡理想状态，既是一种社会劳动总量在各生产部门内得以恰当配置的效率状态，同时也是每一生产者凭借其私人劳动的社会化程度获取等量价值回报的公平状态。当进一步考察价值理想状态下部门社会劳动量的决定因素时，马克思认为，当一个生产部门处于不同的技术状态时，等量抽象劳动在该部门内配置，所产生的产品数量也是不同的。因此必须在考察部门平均技术水平的基础上，依照部门使用价值的市场需求数量来确定部门内抽象劳动的最佳配置量。技术水平决定了在部门内投入抽象劳动的产品产出效率，而市场需求则设定了部门产品成其为价值产品的数量界限。

马克思用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体现部门平均技术水平和部门产品的市场需求数量。第一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以部门产品供求均衡作为默认前提，侧重于反映部门生产单位产品的平均技术水平。它是部门内所有劳动者个别劳动时间相对于各自产品数量的加权平均数，用公式表示为：

T1＝∑ti·qi/∑qi(1)

相应地，此时部门应当配置的社会必要劳动总量(第二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满足部门产品供求均衡的使用价值数量分别为：

T2＝∑ti·qi(2)

Q＝∑qi(3)

在这种社会总产品供求的静态均衡条件下，个别生产者的技术水平和产品数量分别构成他参与部门产品价值决定的条件与权重，而后者又是前者的函数。因此，在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基础上扩大产品市场占有份额，是生产者参与价值决定、适应价值规律要求的必然途径。作为市场机制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内生于生产者行为，是生产者逐利努力在宏观经济领域里的综合显现。

马克思所构设的价值静态均衡状态，排除了技术革新、生产者间竞争等因素对部门平均技术水平的影响，也暂不考虑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组织生产的制度因素。然而，一旦通过分析资本总公式矛盾打开企业“黑箱”，上述两方面因素将成为马克思企业性质解释的关键。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企业兼具技术创新方面的一般意义和因资本组织所产生的制度特点：从技术意义上看，企业内要素组织的自觉有序性特点有利于技术创新与应用，这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更好适应价值规律作用的不确定性要求的根源。“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以企业方式进行生产，同等数量的劳动者在相同的劳动时间内向市场提供的产品数量将大于他们分别单干后的产量加总，从而在既定市场份额中占据较大比重。这意味着企业可凭借技术上的优势确立参与单位产品价值量决定的权重优势，这是企业生产方式适应价值规律要求的一个重要表现。企业的技术优势根源于其组织结构特点——如集中劳动、在统一意志指挥下组织有序的一体化内部分工等——渗透着企业权威的自觉意识，为先进科学技术知识的产生与应用提供了可能。这既是企业与作为无意识自发力量的市场价格机制的区别所在，同时也是企业与市场联系的基本方式，是商品经济发展一定时期人们应对价值规律不确定性表现的自觉能动适应机制。

从制度特征上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企业组织安排的整体有序性并非来自劳动者的自觉意识，而是源自资本的权威，渗透着资本家的意志，企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特点使局部个体工人在劳动技能上陷入片面、狭隘状态，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必须通过“总体工人”和相应的生产资料有序系统中得以体现，而这恰恰是资本的存在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作为生产组织形式的企业因由资本家组织生产而带上相应的制度特征，马克思指出：“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家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且使它为资本服务。”发展技术，扩大积累，这一生产者把握价值规律的基本手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得不服从于资本家的逐利目的。

三、马克思与科斯探析企业性质逻辑的比较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科斯与马克思探析企业性质的逻辑路径极为相似：两者都是从市场机制作用的理想均衡状态出发，从生产组织与市场价格机制的关系人手讨论企业的性质，都将人格化“权威意志”视为企业的重要特征，并通过“权威意志”在技术与制度两个层面的作用解释企业的性质。但很明显，两者关于技术、要素、生产组织的制度形式等方面理解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在结论上也根本不同。

在企业性质解释上，科斯认为：“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所有发现相对价格的工作。”_企业组织形成有利于减少“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我们发现，科斯只是用企业与市场两种组织机制的交易成本比较说明企业组织形成的意义。

事实上，引人交易费用后，科斯的讨论不得不在两个层面上同时展开：一者是目标层面，其讨论的基础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约束给定、行为主体的最大化目标以及技术条件的外生性假定。在零交易费用条件下，只要满足上述条件，市场充分竞争的结果终将导致要素均衡价格体系，但在正交易费用条件下，这种理想均衡价格体系只能停留于一种潜在的可能；另一者则是方式层面，其讨论基础在于存在正交易费用，科斯默认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市场价格机制和企业都可以完成各要素一体化组织，只不过两种一体化方式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交易成本差异。

依照科斯的逻辑，一旦在新古典厂商理论基础上引入组织制度分析，对企业权威而言就分别在目的和手段两个层面上产生了技术和制度两种行动目标：企业权威既要依照要素相对价格进行技术关系选择，确保达到新古典意义的一般均衡价格，实现对要素的最优技术安排，又要以交易费用为度量维度，对企业进行规模调整，以达到企业和市场的制度边界均衡。然而，企业权威努力的这双重目标难以统一：一方面，科斯认为，企业组织内各要素的定价成本随其规模的扩张而递增，企业与市场的制度均衡条件，是由企业组织同一笔交易所节省的边际交易成本等于由市场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可见，交易费用是科斯用以解释企业替代市场的必要性意义和企业规模的惟一维度，只要均衡价格存在的约束条件不变，发现相对价格机制之间的边际替代——企业替代市场或者企业规模变迁——所改变的只是要素的定价成本，而并不改变均衡价格体系本身。但另一方面，在新古典理论中，边际替代方法与要素规模报酬递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厂商对同一要素的连续追加使用往往导致该要素边际生产力递减，要素报酬随之相应下降。对此，科斯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一旦某种要素纳入了企业一体化组织，“这意味着，相对价格体系已发生了改变，新的生产要素安排将出现。”这样一来，科斯就不能仅仅通过比较“所增加的内部组织成本”和“所减少的发现相对价格体系的成本”说明企业组织存在的必要性。科斯意识到他的理论努力陷入困境，“现实世界中，企业的这两种职能——通过预测需求和根据这种预测进行行动而对相对价格体系产生影响并进行管理，以及作为给定相对价格的被动接受者——通常是由同一些人执行。但是，在理论上似乎应该把它们区分开来。”科斯的理论逻辑无法保证企业权威在技术与制度两种目标上的统一，但是，由于“科斯第一定理”关于零交易费用状态的解释实际上延承了新古典关于要素技术关系外生性假定，这恰好掩盖了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制度替代对要素技术关系产生的影响，为上述逻辑困境提供了一个避难所。

马克思通过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分别从某一部门既定时期平均技术条件和产品需求总量两个维度，确定价值(均衡价格)的决定因素。与科斯外生性要素数量约束与技术关系不同的是，马克思经济学中决定要素均衡价格(价值)的技术和数量因素内生于解释模型，并且两者存在紧密联系：技术变迁会改变要素的相对稀缺状态，进而引起产品均衡数量与均衡价格(价值)的变化；并且，部门平均技术水平变迁的根源在于部门内各生产者提高自身技术状态的努力。这样，马克思揭示了市场均衡价格决定与微观经济主体行为之间的逻辑联系，并以这一联系为基础，从技术层面解释企业组织的一般性质，即：企业内在自觉有序分工特点有利于技术创新和扩大产品的市场占有，这是企业组织适应价值规律运动、逼近经济生活“应然”理想状态的基本途径。马克思以价值决定和价值规律为基础的讨论只是从技术单一维度解释企业的一般性质，与企业制度特征无关。如若我们进一步联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讨论企业的特殊属性，那么，企业组织同时也是资本获取最大化利润的手段。

与科斯的调和努力明显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企业权威在技术与制度两个层面的目标不可能统一。马克思经济学以要素的异质性为基础，要素之间的一体化组织的形式与结构必须服务和服从于客观既定的技术状态的刚性要求，这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企业追逐最大化利润的制度属性相冲突。马克思用严谨的逻辑证明：资本对有利投资场所的争夺兴趣超越了技术创新的热情，资本家之间竞争的结果，形成以生产价格为中心、以“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为条件的现实制度均衡，它偏离了以部门平均技术水平为基础、代表着社会需求恰当满足的价值理想状态，产生因资本主义制度而引发的“价值转型问题”，并且，这种偏离将随技术发展、企业规模扩张、垄断组织的形成而不断加剧。

科斯和马克思探析企业性质的逻辑路径十分相似，都用技术、制度、均衡价格等范畴解释企业性质，但由于理论前提和分析方法根本不同，两者在结论上也必然存在明显差异。通过与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比较，可以清晰凸现科斯企业理论的问题所在，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现代企业理论的发展脉络。

其次，我们再来看《资本论》第三卷中的绝对地租的计算公式如何演变为(剩余价值理论》中的绝对地租量的计算公式。按前面的规定，《资本论》第三卷中绝对地租的计算公式为：各级土地的绝对地租＝劣等地初次投资产量的社会价值－劣等地初次投资产量的社会生产价格。由于劣等地初次投资产量的社会价值与个别价值相等，劣等地初次投资产量的社会生产价格与个别生产价格相等。因此，公式可先演变为：各级土地的绝对地租＝劣等地初次投资产量的个别价值-劣等地初次投资产量的个别生产价格。又由于劣等地初次投资产量的个别价值＝中等地初次投资产量的个别价值＝优等地初次投资产量的个别价值，劣等地初次投资产量的个别生产价格＝中等地初次投资产量的个别生产价格＝优等地初次投资产量的个别生产价格。因此，《资本论》第三卷中的绝对地租的计算公式可最终演变为：各级土地的绝对地租＝各级土地初次投资产量的个别价值-各级土地初次投资产量的个别生产价格，亦即演变为《剩余价值理论》中绝对地租的计算公式。

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和《剩余价值理论》中对各种形式的地租量两种不同规定的原因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资本论》第三卷中的地租计算方法较为复杂，而《剩余价值理论》中的地租计算方法较为简单。那么，马克思又为什么要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规定一个较为复杂的地租计算公式呢？笔者认为，这两种不同的地租计算方法是分别由《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任务的不同所决定。

我们知道《资本论》的任务是从正面揭示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性质上说，构成级差地租实体的超额利润的产生，与土地所有权的一定性质并无必然联系，因此，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地租理论时，可以先抽象掉对资本转移起限制作用的土地私有权，从而按照商品价值已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现实，假定农业资本也参加利润平均化的过程，绝对地租不存在，农产品也按生产价格出售首先从研究级差地租理论入手。就研究方法上说，对于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揭示，也要遵循从简单到复杂的原则，若在阐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理论之后，一进入农业部门，就叙述绝对地租并规定农产品按价值出售，就势必会与前面的生产价格理论发生逻辑上的冲突。因此，考察在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条件下的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应当从由社会生产价格与个别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构成的级差地租开始，然后，再引进资本主义土地私有权和绝对地租，最后阐述因农产品在市场上按社会价值出售所造成的级差地租增量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符合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才能使人们从简单到复杂地来认识在资本主义土地私有权条件下的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规律。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的研究任务之一，是通过对李嘉图地租理论的批判，使绝对地租理论与价值理论统一起来。李嘉图不懂生产价格理论，不知道商品价值与生产价格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忽视资本主义土地私有权对地租的作用。他只承认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的差额构成的级差地租，而否认绝对地租的存在。他认为，如果存在绝对地租的话，那么农产品就必须要按着高于价值的价格出售，这样一来，价值理论就会被。因此，马克思要分析和批判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绝对地租都成了首先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所以，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首先从绝对地租入手来阐述地租量的规定理论。这样，不仅解决了李嘉图所不能解决的绝对地租与价值理论相一致的问题，也决定了《剩余价值理论》在计算资本主义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上所具有的与《资本论》不同的特殊方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