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隐私保护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未成年人隐私保护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因特网的普及，人类已经进入全球化、网络化的信息时代。信息社会在带给未成年人快捷与便利的同时，也对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是指未成年人在网络中（包括局域网、广域网、互联网）享有的个人信息，网上个人活动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犯、知悉、收集、复制、公开、传播和利用的一种人格权。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受侵犯有以下特征：

（一）侵权主体的广泛性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用户不再只是网络信息的被动接受者，正逐渐转变为主动参与者。由于网络空间的开放性，每天有大量信息上传到网络上，其中不可避免地混杂着一些未成年人的隐私，这些信息有些是网络管理者自行上传的，有些是网络用户上传的。侵犯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的主体十分广泛，不仅包括个人和网络经营者，还包括商业公司、软硬件设备供应商和黑客。①

（二）侵权客体的特殊性

传统隐私权的客体是隐私，一般是指仅与特定人的利益或者人身发生联系且权利人不愿为他人所知晓的私人生活和私人信息。而网络隐私权客体的范围有所扩大，包括了传统经济活动下不属于隐私的内容，例如姓名、性别、年龄等，即未成年人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一切个人信息都属于信息时代网络活动中隐私权的内容。未成年人的个人数据资料、网络通信内容、个人网络生活和个人网络空间都会成为侵权的客体。

（三）侵权对象的特定性

在网络环境下，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权的对象是未成年人。对于未成年人这一群体，个人信息被披露会对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大困扰。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未成年人越来越多地融入网络，他们在学习先进科技，吸取丰富知识的同时，也面临着隐私权被侵害的危险。为了有效地保护社会经验不足、维权意识淡薄的广大未成年人，法律界应将未成年人隐私权研究摆在重要的位置上。②

（四）侵权行为的多样性

在互联网中，未成年人的信息资料通常以数字或数据的方式表现，其数字化特征，为他人收集、复制、传播、利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网络隐私侵权行为呈现出多样性特征，主要有对未成年人数据的非法收集、恶意散布、非法利用、非法交易等。未成年人信息常常可以轻而易举地为他人获得，甚至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已被泄露。

我国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立法保护的不足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对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隐匿、毁弃；除因追查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检查，或者对无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代为开拆、查阅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开拆、查阅。”第69条规定：“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侵权责任法》第2条明确规定隐私权为该法保护的民事权益，第36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2009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253条后增加1条，作为第253条之一：“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第1条规定：“国家保护能够识别公民个人身份和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电子信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公民个人电子信息，不得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公民个人电子信息。”

《侵权责任法》第36条，是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对公民隐私权的具体人格权地位予以确认，意义重大，填补了我国民事权益保护的法律空白。《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的出台，更是加强了对公民网络信息的保护。但是，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保护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第一，对于侵犯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刑事责任不明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9条规定了侵犯未成年人隐私的行政责任。我国《刑法修正案（七）》并没有明确情节严重的具体表现。第二，《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得比较笼统，可以进一步细化。这个条款规定的是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有多种类型。他们所采取的侵权行为的表现方式不同，对于未成年人的隐私权侵犯的程度不同。在特殊情况下，不同类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被部分或全部地免除民事责任。

加强我国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立法保护

（一）明确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修正案（七）》中没有对“情节严重”的认定。有学者认为，在未来的司法解释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量较大的；多次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或者因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受过行政处罚两次以上，又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手段恶劣或者形成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购销组织网络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造成严重后果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获利较大或者销售金额较大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虽未达到上述数量标准，但接近且已达到该数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情节严重”：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用于实施违法活动的；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使之流向境外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的金融交易、疾病医疗、婚恋情史等重要信息的；非法获取残疾人、非婚生子女的个人隐私信息的。③

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的行为能力受到限制，不能独立、完全地行使自己的民事权利，对行为的性质和后果不能够完全认识。未成年人属于弱势群体，从法律角度来看，保护弱势群体的本质，就是体现宪法和法律的公平和平等原则，也是对法律正义本质的具体实现。在形式平等的基础之上，对弱势群体实行有差别的倾斜保护，以矫正形式正义的不足，体现法律对实质正义的追求。笔者认为，非法获取未成人网络隐私信息同获取残疾人、非婚生子女的个人隐私信息性质一样严重。非法获取网络隐私信息未达到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数量标准，但接近且已达到该数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者，可以视为“情节严重”。

按照经济分析法学派的观点，以效益最大化作为标准，法律的根本宗旨在于以价值最大化的方式分配和使用资源，或者是通过法律的参与使社会财富达到最大化的效益目标。运用效益原理中财产规则和责任规则对青少年隐私权的立法保护进行分析，如果运用财产规则能够带来效益最大化，那么，应该选择财产规则；当财产规则不能产生效益最大化，只有责任规则能够产生效益最大化时，那么，就应该选择责任规则。如果对侵犯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的行为给予严重的处罚，对于侵犯者来说，就不会选择责任规则。

（二）细化民事责任

欧盟在2000年的《电子商务指令》中将网络服务提供者分为三种类型，规定了不同的免责条款。

首先，为用户提供信息传输服务或网络连线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符合下列条件时不需为传输信息负责：未发起该传输；未选择传输接收人；未选择或修改传输信息。

其次，对信息进行自动的、媒介的、暂时的存储行为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符合下列条件时，不为这种存储行为负责：未修改信息；遵守接收信息的条件；遵守工业广泛承认并使用的信息更新规则；没有干涉合法使用被工业广泛承认并采用的技术去获取信息使用的资料；实际知悉信息的最初来源已被删除或屏蔽，或者法院、行政机关命令删除或屏蔽时，应立即删除或屏蔽该信息。

最后，为用户提供信息存储服务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符合下列条件时，不为所存储的信息负责：未实际知悉违法信息或活动，并且在有关损害赔偿的请求上，未察觉该违法信息或活动具有显而易见的事实或情况；在实际知悉或意识到之后，立即删除或屏蔽该信息。

我国的立法应效仿欧盟的法律规定，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同的类型，规定不同的免责条款。这样不仅保护了网络用户的隐私权，而且保护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合法权益。《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规定不具体，应在立法上作出明确规定，从而增加法条的现实可操作性。国务院2006年制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将网络服务提供者分为提供网络接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缓存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和提供搜索及链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四类，规定了不同的免责事由。

笔者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仅包括技术服务提供者，还包括内容服务提供者。技术服务提供者，主要是指提供接入、缓存、信息存储空间、搜索以及链接等服务类型的网络主体。技术服务提供者如果主动实施侵权行为，如破坏他人技术保护措施、利用技术手段攻击他人网络、窃取他人信息等，就要承担侵权责任。内容服务提供者，是指主动向网络用户提供内容的网络主体，应当对所上传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如果提供者提供的内容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就要承担侵权责任。我国的《侵权责任法》应该将网络服务提供者分为不同的类型，规定不同的免责条件，特殊的情况特殊对待，从而提高法律的可适用性。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2012～2013年度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课题“信息时代青少年隐私权保护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3YB157）成果】

注释：

①华颉：《网络时代的隐私权――兼论美国和欧盟网络隐私权保护规则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河北法学》，2008年第6期

②冉妮莉：《青少年网络隐私权及其法律保护》，《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篇2

关键词：隐私;隐私保护;作文教学;伦理原则

中图分类号：G623.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4）11-0073-03

一、 隐私的概念界定与法律保护

（一）隐私的界定

隐私，顾名思义，隐蔽、不公开的私事。对于隐私的概念，我国学术界至今并无统一标准。一般认为，隐私是一种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当事人不愿他人知道或他人不便知道的个人信息;当事人不愿他人干涉或他人不便于干涉的个人私事和当事人不愿他人侵入或他人不便侵入的个人生活领域。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学生隐私可以客观地概括为一切可能对学生个人产生消极、不利影响的个人信息。

（二）学生隐私的法律保护

隐私保护最早源于美国。鉴于未成年人相对于成年人更容易受到非法侵犯，未成年人的隐私保护问题也更为受到社会的关注。当今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在立法上确定了未成年人的隐私权，《世界人权宣言》《欧洲人权公约》和《美洲人权公约》都把隐私权确认为人人平等享有的权利。美国也制定了《隐私权法》《家庭教育及隐私权法》《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对在校学生的隐私涉及的范围，可公开的学生隐私的情形、范围、程序等做了极为细致的规定。

在我国，首次出现“隐私”一词的法律文件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88年公布实施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第1款规定：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的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自此，个人隐私保护实现了有法可依。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也相继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的隐私受法律保护。

综上所述，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既是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也是顺应国际趋势。

二、作文教学中的隐私侵权现象分析

目前，对学生的日记、信件等个人信息的保护，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是，学生作文中涉及的个人隐私尚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近年来，由学生作文隐私引发的学生侵权问题日益增多。

（一）作文教学中隐私侵权的表现类型与原因

1.作文教学中隐私侵权的表现类型

从教师对待学生作文隐私的行为方式来看，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类型：

①不作为

代表案例：某小学学生李明（化名）不小心尿了裤子，被同学王华（化名）发现，写到作文里，后又投稿到某作文报。作文刊登出来后，李明父母非常愤怒，向王华家长和学校讨要说法。

②直接告知

代表案例：武汉市某中学教师，让学生以班级同学为对象，用人物传记的形式写成作文。结果，在以男生晓军（化名）为写作题材时，全班57人中，有54人在作文中大篇幅数落晓军的缺点。教师将这些作文拿给晓军，晓军看完后泪流满面，一向活泼开朗的他从此变得沉默寡言。[1]

③公布披露

代表案例：马鞍山某小学教师，让学生在作文中写下自己的儿童节心愿。其中一位学生在作文中恳求父亲不要再在她面前毒打母亲。这篇作文被教师放到某著名论坛后，引发热议，网友们认为教师不应该布置这样的作文题目，更不应该公开作文隐私。[2]

上述案例表明，在日常教学中，学生作文隐私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由此带来多方面的消极影响：一是对学生本人的伤害，使学生身心遭到损害;二是对作文教学的损害，作文隐私的泄露，会使作文敷衍搪塞，导致作文整体教学质量下降。

2.作文教学中隐私侵权的原因

①课标对“真实”的界定不明确

我国作文教学特别重视作文的“真实”。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在“教学建议”中强调“写作教学应贴近学生实际，让学生易于动笔，乐于表达，应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热爱生活，积极向上，表达真情实感”，“要求学生说真话、实话、心里话，不说假话、空话、套话”。[3]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从起步作文开始，教师就要求学生用“真实”的目光去观察身边的客观世界，以“真实”的语言表达自己的主观感受。但是，学生所写内容可能是真实人物的积极、正面表现，也可能是人物的消极、负面表现，侵犯到别人的隐私。这一点却被课标和教师所忽视。课标对“真实”界定的模糊，是作文教学中隐私侵权的原因之一。

②学生宣泄式的写作侵犯到别人的隐私

由于生活条件优越，学生身体发育普遍提前，造成学生生理年龄与心理年龄的“脱节”和“矛盾”。他们在面对一些状况的时候，容易冲动、偏激，做出不理智的行为，之后又悔恨、难受，在内心形成创伤。这些创伤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郁积成沉重的心理负担，无法排遣。这时候，作文就成了宣泄的最佳方式。但是，他们在宣泄的过程中，有可能将别人真实发生的事表达出来，侵犯到别人的隐私。

③师长本位思想根深蒂固

我国传统文化中师长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缺乏尊重学生权利的思想基础。教师受师长本位思想的影响，对其自身公开学生作文内容、侵犯学生隐私的行为缺乏清晰认识，普遍认为其行为是对学生关心的合理举动。大部分学生和家长也认为，教师是依职权履行职责，是在对学生负责，不存在违法侵犯行为。

基于上述原因，近年来，作文教学中的隐私侵权现象呈上升趋势。如何保护作文隐私，已经成为语文教学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二）不同主体（学生、教师、家长）对隐私保护的态度

为了掌握有关作文隐私侵权现状，了解不同主体对隐私保护的态度，笔者分别对学生、家长和教师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如下：

1.学生声音：“写作文”像是打小报告

问卷的数据显示，在完成问卷的98名小学生中，61名学生表示“怕老师有看法或在班上朗读，不好的事情不会都写出来”，占62.2%;有37名学生称“会如实地把别人的优缺点和家庭状况写出来”，占37.8%。值得关注的是，36名学生中，有4名表示，“不会将作文写得太好，因为怕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朗读”。完成问卷的98名学生一致表示，“不希望同学在作文中写下自己的缺点，或者不好的事情”。他们认为，在作文里写别人的缺点，或者不好的事情，就如同间接式的告密，等于向老师打小报告。

2.家长观点：涉及隐私的内容最好不要写

参与问卷调查的30名家长中，有86.7%的家长认为，作文可以写真人真事，但教师在孩子写之前，应该指导孩子辨别哪些内容能写，哪些内容不能写。如写父母离婚这些家庭隐私，对于心智不成熟的孩子而言，相当于二次伤害。

3.老师说法：说真话有助于了解学生心理

完成问卷的19名语文教师一致认为，作文应该说真话。因为身边的事，自己的感受，学生写起来比较得心应手，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而且，学生在作文里实话实说，老师可以从学生的作文里发现一些平时看不到的事，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心理，及时进行针对性的引导。

调查获得的信息表明，学生和家长对作文中出现的个人隐私非常担心，甚至反感，他们认为作文中的“真话”曝光了自己的缺点和隐私，影响了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形象，增加了自己的心理负担。而教师们却坚持，无论从作文教学，还是从学生的身心健康出发，作文都应该让学生如实地写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

通过以上案例呈现与调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以下问题：①作文教学中的隐私侵权行为屡现不止;②教师缺乏对学生作文隐私保护的观念;③作文教学在保护学生作文隐私方面仍然处于空白状态。

三、基于隐私保护的作文教学的伦理原则

作文教学当中的隐私保护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如权利边界，引导策略等，但所有这些前提是确立一个基本的伦理原则，为作文教学隐私保护提供具体依据。

（一）明确的写作形式区分原则

不同的写作形式决定不一样的写作内容。作文是一种规定性的写作，基础教育各学段都规定了学生每学期的写作任务，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要求小学三至六年级课内习作每学年16次左右。课程标准规定的作文任务学生必须按时保量完成，教师有责任和义务进行检查指导。而日记、微博等写作形式是完全个人化的行为，具有明显的私人性与隐秘性，也更容易涉及学生及别人的隐私。所以，在进行作文教学时，应确立一个基本的原则，让学生能够区分不同的写作形式，利用日记、微博或其他完全个人化的记叙方式抒写自己的心灵，宣泄个人的情感，保护自己及别人的隐私。

（二）积极的社会关系原则

作文是一种社会行为，在解决作文教学当中“真”与“善”的关系时，真――写真人真事真情实感等，必须服从善的要求，即作文中的真实信息与细节必须是对真实人物的积极、正面表现，如果是负面的，必须采用虚构的方式。这就需要指导学生处理好善和恶的关系，如通过组织一些活动让学生认识人际交往中的善意的方式，深入地去理解“善”，逐步学会运用善意的方式进行写作。

（三）个别化沟通原则

在处理涉及学生本人或他人隐私的文本时，教师与学生的沟通和教学渠道必须是个别化的。学生可以在教师面前表现隐私，教师对学生也有教育的责任和义务。但在作文教学当中，当学生的作文中出现自己或别人的隐私时，教师的教育引导就要采取个别化的沟通方式。另外，教师在布置学生写作文时，不会知道学生的作文会涉及某个人的隐私，但一旦发现，跟相关学生的交流就应该是个别化的，包括作文的点评、指导等都应该是个别化的。

（四）监护人权利原则

教师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委托关系，教师教育权来源于学生家长的委托，其权利仅限于委托合同的内容。家长作为监护人，对学生的人身、财产和其它一切合法权益负有监督和保护责任。教师在公开（如交流、讲评、发表等）学生作品时，如果其中涉及学生本人或他人的隐私，必须告知学生家长其中涉及个人隐私的部分，公开行为必须得到家长的同意。如上文案例中有关晓军缺点的人物传记，尽管教师完全出于教育和帮助的目的，但其给晓军看作文的行为并未征得晓军监护人的同意，因此，教师的行为属于侵权。

遵循作文教学的伦理原则，只有以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依归，以学生的安全利益、情感关怀、社会照顾为责任，才能使作文隐私保护与发展学生的作文能力两者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1]杨静雅.老师让学生以同学为对象写作 1男生被54人数落[N].武汉晨报，2012-5-21（A16）.

篇3

关键词：网络隐私权；个人信息；个人数据

中图分类号：DF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9-0267-03

一、国外网络隐私权保护制度概况

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同时也增加了大量网络侵权案件，其中用户网络隐私侵权现象已经愈演愈烈，成为被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主要国际组织和国家等都纷纷制定了保护网络隐私权的相应制度。由于网络隐私权主要是被网上个人信息或个人数据所承载，因此，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通常是将网络隐私权的保护置于个人信息或数据的保护范围之内。欧盟及其成员国主要采取统一立法的方式来进行规制。欧盟制定了《个人数据保护指令》和《电子通信资料保护指令》，作为成员国制定相关立法的指南；其成员国多数也制定了适用于本国的统一立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颁行了《隐私保护与个人数据跨境流通指南》和《电子商务消费者保护指导原则》。亚太经和组织（APEC）在1985年和1995年分别通过了《过境数据流宣言》和《APEC信息基础设施汉城宣言》，2004年又通过了《APEC隐私框架》，即所谓的CBPR规则体系。

美国早在1974年就颁布了《隐私权法》，而如今作为世界上网络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其颁行了众多的涉及网络隐私权保护的法律和政策，典型的如《电子隐私通讯法》、《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全球电子商务框架报告》、《个人隐私权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白皮书、《网络空间可信身份标识国家战略》、《网络世界中消费者数据隐私：全球数字经济中保护隐私及促进创新的框架》等等，此外还包括一系列相关条例，如《信息自由法》、《金融隐私权法案》、《美国金融改革法》、《有线通讯隐私权法案》、《电视隐私保护法案》、《电话用户保护法案》等[1]。德国则制定有《联邦个人数据保护法》，作为德国联邦法院实现个人信息保护功能的基本成文法[2]。其他一些国家，如英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等也都制定了专门的可以适用于网络隐私权保护的个人信息或个人数据保护法。中国的台湾省和香港地区也制定有专门的法律对用户的网络隐私予以保护。

尽管世界各国为保护网络隐私权普遍制定了专门法律，但在权利保护的具体实践方面并不一致。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发现，在立法内容方面各国显示出一定的趋同性，这反映了国际社会在网络隐私权保护方面的共识；而同时在实现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具体方式上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差异，尤其是欧盟严格的网络隐私保护模式与美国较为松散的保护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差异主要源自各国社会发展状况和立法传统的不同。我们认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在网络隐私权保护的方式和水平上存在不同是很正常的，重要的是各国已经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探索经验，可供我国借鉴。下面我们将对世界各国网络隐私权保护的总体情况进行分析评价，从而发现其总的发展趋势。

二、国外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共性

网络隐私权作为世界各国国内立法和国际合作中保护的重点内容之一已经成为了共识。以欧盟和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地区和国家在保护网络隐私权方面具有如下共同点。

（一）重视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制定大量的专门立法

截止到今天，欧盟、经合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的成员国多数都制定了本国的信息保护法。根据立法保护的客体范围不同，有的国家使用的是“数据保护法”，如德国、法国、芬兰等；有的国家采用的是“信息保护法”这样的措辞，如日本和韩国。这些国家使用的名称虽然不同，但其核心实质具有同一性，都是对信息或者表现为数据形态的信息进行立法保护。使用“数据保护”这种说法的以欧洲国家为主，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还直接使用了“隐私权保护”这样的立法称谓，除美国外还有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作为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的俄罗斯，其互联网发展与中国具有相似的特点，都是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但俄罗斯在信息立法方面却远远走在了中国的前面。1995年俄罗斯就颁行了《俄罗斯联邦信息、信息化与信息保护法》，后于2006年重新修订颁行，名称改为《俄罗斯联邦信息、信息技术与信息保护法》。总之，目前世界上多数大力发展互联网的国家，其中也包括很多互联网发展不如中国的国家，已经制定了专门的信息保护法，运用独立的部门法调整隐私信息保护的法律关系成为了世界各国的共识。

（二）注重对商务活动领域中个人隐私数据的保护

互联网的发展为经济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便捷条件，尤其是对推动跨国贸易、跨境交易意义重大，电子商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迅速发展的。电子商务企业在业务往来过程中会获取大量的用户信息，其中既包括个人用户的信息，也包括其他企业法人的信息，这些信息蕴涵着巨大的商业价值。此外，从整个电商行业掌控的个人信息（含法人）角度来看，这些信息还具有巨大的国家战略价值。电商行业与其关联组织，如其他企业、物流公司、金融机构、保险公司等通常存在复杂的关系，很可能需要共享这些信息，并由此带来信息安全问题。世界各国，尤其是国际组织都非常重视电子商务环境下个人信息和隐私数据保护问题。经合组织曾批准通过《电子商务消费者保护指导原则》，目的是在于确保消费者网上购物时也可获得不亚于直接由本地商家或邮购购物水平的隐私安全保障。亚太经合组织制定的隐私保护规则更是主要针对电子商务领域个人信息和隐私数据的保护。美国克林顿政府于1997年批准了《全球电子商务框架报告》，该报告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却反映出美国在电商领域强化保护个人信息和隐私的政策导向。

（三）注重对个人数据信息利用行为的规范

国际组织在制定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则中，非常重视对数据控制者转移数据的限制，因为数据的再次转移很容易造成信息泄漏，给权利人带来损害。但国际组织也注意到，数据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其有效流动来实现的，因此在对数据流动限制的同时还要保证其流动的自由。这就是说，对数据流动的限制应该保持在极其必要的范围内。欧盟的《个人数据保护指令》中对数据进行了分类处理，其中所谓的敏感信息原则上是禁止处理的，而为履行公共事务或行使公共权力的数据管理人和第三方则有权披露数据信息，基于数据管理人和接受数据的第三方的合法利益的目的也可以披露数据，但这种利益不能超出数据主体的利益、自由和基本权利。亚太经合组织的CBPR框架也对信息的合理使用设定了基本方向，信息的实际控制者在使用个人信息，包括个人信息的转移或披露时，应该考虑信息的性质、收集的背景和信息的预期用途。确定信息使用的目的是否和所陈述的目的相符合，或者是否来源于原来的目的，亦即原来目的的合理延伸。可见，虽然CBPR没有指明哪些信息属于敏感信息，但却明确要求成员国在处理信息时应考虑信息的性质，这无疑是对信息分类的要求。由于CBPR属于建议性质，这种分类目前只能在各个成员国的国内立法中予以体现。

对个人数据信息的利用还涉及到二次利用的问题。二次利用也称加值利用，是指超出收集个人信息的特定目的的使用。个人信息收集的目的在于个人信息的利用，通常包括按照个人信息收集目的的使用，也包括更为复杂的二次利用。原则上，二次利用是不被法律禁止的，但需要符合正当的使用观念。欧盟对个人信息的二次利用持保守态度。它认为，个人数据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因此，二次利用应当严格受限。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第6条规定，个人数据仅能用于个人同意的目的，或者当事人在个人数据被收集的时候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使用目的。据此可知，欧盟反对没有合法根据的个人数据二次利用。与之相反，美国并不是将个人信息权或隐私权作为基本人权看待，其个人信息立法的目的主要在于防止个人信息滥用。因此，个人数据的二次利用在美国原则上是得到允许的，这是美国社会对个人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基本态度。根据美国宪法关于隐私的保护规定，既然个人信息是信息主体主动自愿提供的，它就丧失了隐私期待利益，因而不受美国宪法的保护。当然，美国法也要求对敏感个人信息进行二次利用之时，必须获得信息主体书面许可。这体现了对敏感个人信息（如关于儿童的个人信息和治疗吸毒、酗酒的医疗信息）的特别保护，属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特例。可见，在敏感信息的二次利用方面，总的原则是趋于限制的。

（四）注重特殊群体的网络隐私权保护

在世界各国普遍重视保护网络用户个人信息和隐私数据的同时，一些国家开始越来越重视特殊人群的隐私保护问题。这里所谓的特殊人群，就是指儿童、消费者、雇员和患者等特定人群。这些特殊群体有的是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如未成年的儿童、青少年等；有的是处于特殊的消费领域，如某个行业的消费群体、银行储户、医疗机构的病患等。另外，还有出于工作需要而被掌握个人信息的群体，主要是各行业中的雇员职员等工作人员。个人信息和隐私数据保护水平的逐渐提高，将会出现保护客体的分层化，如出现一般信息和敏感信息的区别对待规则，对特殊群体保护的独立性也是个人信息保护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以保护儿童隐私权为例，《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明确规定了儿童的隐私、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受任意或非法干涉，其荣誉和名誉不受非法攻击。美国不仅制定有《隐私权法》，还专门制定了《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该法要求，网络从业者要确实告知其网站上的隐私权政策，并且在搜集13岁以下儿童个人信息前，必须首先获得家长的同意。欧盟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对互联网内容分级管理，采取多种方式避免青少年受到来自互联网的伤害。2008年，欧洲议会批准通过了欧盟委员会的第三个网络安全计划，旨在2009年至2013年间加大力度，打造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安全网络环境。总之，世界各国与国际组织在个人信息与隐私数据保护方面呈现出进一步细化的趋势，这也是保护水平提高的表现。

三、立法模式与监管方式的分野

（一）统一立法与分散立法

在个人信息与隐私数据保护方面，世界各国的立法模式主要有统一立法和分散立法两大类。所谓统一立法，就是指在国内制定专门统一的调整信息保护或隐私保护法律关系的法典。这一类的国家属于多数，几乎大多数欧盟成员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都采用了这种立法模式。欧盟组织虽然曾经大力倡导这种立法模式，但大多数国家采取这种模式主要是因为与各自的国内法律体系相吻合。采取统一立法模式的主要优点有：个人信息和隐私数据的保护在国家内部得到明确化，以法律的形式把个人信息权利确定下来，从而有利于对公民个人信息权利加以保护；统一立法模式还有利于建立保护个人信息和隐私的统一标准，避免了分散立法以及自律规范标准混乱的问题；统一的立法是由权威的立法机关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产生的，是经过专家论证和广泛的社会征集意见，因此更为科学，更容易被公众所遵行。分散立法的典型国家是美国，美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旨在强调信息的隐私性保护，采取公、私有别的分散式立法模式，形成个人信息保护的多元格局。在美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制的最大特点是多样性，议会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准则与理念；不同行政部门在执行个人信息保护法律的过程中以制定行政规则或决定等方式解释法律所规定的准则；法院则通过个案以判例的形式拓展个人信息保护的领域与力度。美国联邦层面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近40部。美国2012年出台《网络隐私保护框架》，旨在推动联邦立法，并进而制定具有强制力的实施细则，最低限度也要成为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强制执行的行为准则[3]。不同的立法模式反映出不同的价值理念和法律文化背景。大陆法系国家注重权利本身的保护，习惯采取集中管理的方式，成文法的背景致使其一般采取统一立法的模式，而美国则更加看重自由价值，在遵从一般性原则的前提下，多采取体现各个领域意志的管理规范。

（二）统一监管与分散监管

世界各国在对个人信息和隐私数据保护监管方面的做法不一，但基本上呈现两大类型，一是统一的监管，一是分散监管。监管方式的不同是由立法模式不同所决定的。采取统一立法模式的国家和地区通常也采取统一的监管方式，而采取分散立法模式的国家则一般也会采取分散的监管方式。欧盟《数据保护指令》规定各国设立独立的监管机构来建立控权机制，这些机构在行使授予它们的职权时应当完全独立。除一些国家外，多数欧盟成员国都已经建立了统一的执行和法律架构，具有统一的国内数据保护法和独立的专员办公室。例如，德国的联邦数据保护与信息自由专员就是德国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自由法律实施的监督机构。而由17名成员组成的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则是法国监督《数据处理、数据文件及个人自由法》实施的独立机构。与此不同，美国采取的是分散监管机制。美国将公共部门与私营机构收集、储存和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分别置于不同的法律框架内调整，对隐私权的保护划分为公、私两个领域，分别采用不同的保护方式：在私人领域，主要通过从业者的自我约束和相关协会的监督管理来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安全；在公共领域，则制定大量的单行法规来规范政府行为，保护公民隐私权。这样的监管方式对不同领域的隐私权采用不同的保护方式，有效避免了国家立法对个人信息正常流动的过早干预，但在解决争议方面缺乏有效的机制。

（三）法律规制与行业自律

目前，世界各国都开始重视行业组织在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方面的积极作用，但行业自律的地位在各国并不相同。通常情况下，偏重于个人隐私权利保护的国家不如主张商业充分发展、公民自由权利至上的国家重视行业自律。这也就是行业自律机制在美国较之欧洲得到更加广泛应用的原因。欧盟成员国并非均排斥行业自律机制，而是在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方面更多地是依靠立法，行业自律只是辅手段。而在美国，行业自律成为了调整个人信息保护的主要手段，国家只有在极其必要的情况下才会介入到个人信息与隐私保护中来，这是美国倡导市场自由发展理念的结果之一。美国目前主要的行业自律模式包括建议性的行业指引、网络隐私认证机制和技术保护模式[4]。法律规制与行业自律调整关系的分野是各个国家各个地区法律传统和社会历史背景不同造成的，但现在逐渐出现了融合的趋势，偏重一方容易导致保护的不平衡。如注重法律规制，容易产生调整不及时不灵活的问题，而侧重行业自律机制的，则很容易出现执行与救济无力，对权利主体实质上保护效果不佳。

综上所述，我国应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根据自身特点，既要充分保证数据流动的自由性与市场的活跃，也要保证权利主体的信息安全，尽可能发挥立法与行业组织的各自优势，综合调整好隐私保护的法律关系。笔者较为倾向于以欧盟的调整方式为范本。同时认为，应积极发挥行业自律的规范作用，因为即使制定了有关的信息保护法律，行业自律仍不会因而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应将其与相关的立法紧密结合，共同发挥规范网络行为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华劼.网络时代的隐私权——兼论美国和欧盟网络隐私权保护规则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河北法学，2008，（6）：9.

[2] 贺栩栩.比较法上的个人数据信息自决权[J].比较法研究，2013，（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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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技术与应用的迅猛发展，不可避免的是社会向着更加公开化的方向发展，媒体产业之间的界限也正在逐渐变得模糊，媒体逐渐从一个高门槛的专业机构操作，变成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可以自己信息、传播新闻。互联网助推自媒体迅猛发展，每一个账号都是一个小小的媒体，对许多重点、热点事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自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特点

分析自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特点，需从何谓自媒体说起。所谓自媒体，就是指以个人作为传播者，以现代化、电子化的手段，向不特定的大多数或者特定的单个人传递规范性及非规范性信息的的新媒体总称。像博客、微博这样的自媒体面向的就是开放的不特定的大多数，而像微信面向的则是较为封闭的特定的单个人。

从自媒体的定义不难看出，自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特点首先就是新闻传播主体的多元化。相较于传统新闻传播系统，受众只能通过向专业传播机构提供新闻线索并在被采纳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在职业记者的笔触下新闻，而在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有平台，人人都是新闻传播者。其次，传播方式多样化是自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的第二个特点。传统媒体经历了从报纸、到广播、再到电视的发展历程。相较于传统媒体采取一种或者几种传播形式相结合，自媒体时代新闻传播方式融多种传播形式于一体，文字、图片、语音、视频自由组合。第三，自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特点突显了一个字――快。青海省玉树县发生地震、央视大火、没过客机坠落哈德逊河……这些突发新闻、热门新闻第一时间、第一手材料、第一信源都来自于微博这一自媒体平台。第四，自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过程中穿受主体的“交互性”强于传统媒体。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具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单向传递，受众只能被动接受。而自媒体传播具有传受关系交互性优势，也就是说，自媒体的主体既可以是新闻者，也可以是信息获得者。

二、自媒体时代下对新闻当事人隐私的侵犯

在“人人皆记者”的自媒体时代，很多新闻都发端于自媒体，发酵于网络，随着而来的问题也给很多人带来了困扰和隐患――隐私被侵犯。2014年7月初，上海地铁九号线，一名“咸猪手”男子摸女生大腿的视频在网上疯传，并引起传统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尽管部分视频中，当事人脸部被打上马赛克，但这名“咸猪手”男子还是很快被网友“人肉”出来，并在女孩报警后受到了行政处罚。应该说，这名“咸猪手”要为自己的违法违德行付出代价，并不值得同情，但令人担忧的是，网友不但通过人肉搜索曝光了“咸猪手”男子的个人隐私信息，而且连他妻子、女儿的信息也一并曝光，甚至直接打电话给他的妻子进行“声讨”。互联网信息海量性和流通性的特点，使得获取一个人的信息变得非常简单。毫无疑问，“咸猪手”男的行为在此案中是违反法律并应受到道德谴责的，然而作为咸猪手”男的妻子和孩子，却也受到了同样的人肉，将隐私暴露无遗，这一点值得思考。咸猪手”男的妻子和孩子与此案并无关系，他们的隐私应当受到保护。更何况对于孩子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有明文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

“咸猪手”妻子和孩子遭人肉搜索隐私受到侵犯并非偶发事件，明星因隐私在网上被泄漏成为新闻当事人，新闻当事人因遭网络人肉隐私受到侵犯不断推动新闻发酵的事情近年来在网络及传统媒体报道中屡见不鲜。自媒体时代下如何保护新闻当事人隐私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自媒体时代如何保护新闻当事人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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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际上电子商务网络隐私权保护

    目前电子商务仍处于技术高速发展的时期,对于电子商务的法律管理,不是简单的法律调整代替技术调整,而是将技术调整纳入整个调整体系内,立法时就应充分考虑技术要求和现实的可能性。鉴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立法上还应该有足够的前瞻性。为了专门解决网上隐私权的保护问题,已有不少国家、地区和组织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立法工作。美国是互联网技术和电子商务发展发达的国家之一,在法律传统上也比较重视个人的隐私。1974年通过的《联邦隐私法案》,主要从行政的角度出发,对政府应当如何搜集资料、资料如何保管、资料的开放程度等都做了系统的规定。而在民事方面,法律涉入不多;在商业领域,一般非常强调业界的自律,尽量避免政府法令的介入。此外,对于未成年人有专门的法律,如1998年通过的《网上儿童隐私权保护法》规定,搜集12岁以下儿童的资料时,须获得家长的同意。这一点也为我国的一些网站所借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提出了四条信息公平操作的原则:用户应该拥有下述权力:知情权,选择权,合理的访问权,足够的安全性。欧洲也是互联网技术和电子商务发达的地区。欧洲与美国双方在如何确保消费者在隐私权被侵犯时,享有明确的解决纠纷权利的问题上存在着一些基本分歧,美国方面提倡应采用业界自律的方法,而欧洲国家更强调通过法律的手段调整社会关系,尤其是新技术带来的充满未知数的新型社会关系。1995年,欧盟《欧盟资料保护指令》,在保护隐私权方面将欧盟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纳入了法律调整的范围内——这对国际间如何协调对隐私的法律保护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欧盟资料保护指令》中争议最大的第25条规定:有关跨国资料传输时,个人资料不可以被传输到欧盟以外的国家,除非这个国家能保证资料传输有适当程度的保证。而这个“适当程度的保证”的要求之高,连美国都未能达到。

    二、我国网络隐私权保护现状与立法建议

    1、我国网络隐私权保护现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对网络隐私权的高度重视和积极保障相比,我过对隐私权的规范相当薄弱。出来在《宪法》、《民法通则》及其相关司法解释中间接提及隐私或与隐私权内容相关的事项外,在专门的互联网法规中也只有《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互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方法》第18条规定:“拥护应当服从介入单位的管理遵守用户守则,不得擅自进入为经许可的计算机系统,篡改他人信息;不得在网络上散发恶意信息,冒用他人名义发出信息,侵犯他人隐私;不得制造传播计算机病毒及从事其他侵犯网络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活动。”这些零星的规范远远不能适应电子商务发展对隐私权保护提出的要求,可以说,我国法律对于规范网络经营者对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利用,以及对用户网络隐私权保护的规定尚处于无操作性、无针对性的阶段。除非网络经营者对于其自身收集和使用用户个人信息作出了明确的保证,网络用户尚可根据合同法来维护自己的隐私权,否则网络经营者是不承担保护用户隐私权的义务的。就目前国内个网站所公布的隐私权保护策略来看,只有一些大型跨过企业的网站的隐私权保护政策对于收集和利用个人信息的方式、途径等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如Visa亚太网站、西门子、柯达、戴尔等),而其他国内网站的隐私政策公告多数内容简单,而且不涉及对于个人资料使用的说明以及相关的的安全保证。但即使是那些较重视隐私保护的网站,起隐私保护政策也附有许多免责条款从而使网络隐私全保护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我国有必要首先对网络经营者收集和使用网络用户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规范,以更好地保护互联网用户的网络隐私权。

    2、我国网络隐私权保护的立法建议笔者认为,我国对网络营销者和使用网络用户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规范的立法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内容:(1)收集和利用个人信息的主体对于更够从事个人信息收集和利用的合法主体,其他各国的隐私保护立法中一般都有明确规定,要求词类主体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并经过登记,方可进行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利用。(2)收集和利用个人信息的规则对于网络经营者收集和使用网络用户个人信息的行为必须有专门的规则加以规范,一切实保护网络用户的隐私权不受侵犯。具体而言,网络经营者再收集和利用用户个人信息时应遵循以下原则:告知原则,目的明确原则,当事人事先同意原则,合法使用个人信息原则。(3)收集和利用个人信息的主体的义务网络经营者除了应履行合法使用个人信息的义务外,还必须履行安全保管或保存个人信息的义务。既网络经营者必须对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必须建立相应的保管机制,以确保个人信息不会被删除、损毁或泄露。(4)转让个人信息的特殊规则对于网络经营着转让个人信息的行为,必须有特殊规范来进行归制。转让行为除了征得当时人的书面同意外,网络经营者还必须履行更为严格的告知义务,既应实现告知当事人个人信息被转让(如租赁、销售或交换等)的可能性,在出现确定的利用方式后,还应告知当事人利用的方式、用途等。此外,还应当保证个人信息所有人有选择退出的权利。我们希望通过上述方面的立法,使得网络经营者在收集、利用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障用户的个人隐私,从而使我国电子商务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下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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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隐私及隐私权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名词产生以来,对隐私和隐私权概念的定义历来存在争议,迄今尚无统一的定论。但是从隐私权保护与限制的角度出发,必须要给隐私和隐私权下一个严谨科学的定义,以界定其内涵和外延。

1.1隐私的概念

关于“隐私”一词的概念,其最初来源于拉丁文“Privacy”,解释为“独处或不受干扰的状况、不受干扰或不受公众注目的自由、私人权利、个人自由”等,《现代汉语词典》中,隐私就是不愿告人或不愿公开的个人的事。1我国法学界曾一度将隐私等同与阴私,显然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阴私主要指男女性关系方面的秘密以及有关人体的秘密,应当包括在隐私之中。多年来,学界对隐私的涵义一直有着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隐私就是隐秘而不准公开的意思”;而有的学者认为,“隐私就是私生活,相对于公共生活而言,是指与公共无关的纯属个人的私人事务”。前者着眼于隐私的隐秘状态来界定隐私的概念,突出隐私的“隐”字;而后者着眼于隐私的范围及其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划分,突出隐私的“私”字。更有学者认为,“隐私”概念是“隐”与“私”两大要件的结合:“隐”是指私人生活或私人信息所不愿为他人知道,不愿向社会公开;“私”是指与社会公众利益或他人利益无关的私人生活和私人信息。”

1.2隐私权的概念

隐私权(TheRightToPrivacy)的概念和理论是由美国学者最早提出来的,1890年美国学者不兰戴斯和沃伦在《哈佛法学评论》第四期发表《论隐私权》一文,首次提出了隐私权的概念,在该文中作者认为,经过文明洗礼的社会每一个人均应享有“不受他人干涉搅扰的权利。”联合国大会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二条和1966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七条也做了保护公民隐私权的有关规定。到1974年,美国通过的《隐私权法》第二条规定:“隐私权是受合众国保护的基本人权。”

隐私权的概念,在学理上一直存在争论,目前主要分为以下五种观点:

1、独处权说,即隐私权是一种保留独处不受干扰的权利,沃伦和布兰代斯最初论述隐私权时,就是采用了该学说;

2、秘密关系自治说,即隐私权是法律赋予个人的一种是否允许他人对私人事务知晓或干涉的选择权,其旨在保障私密关系不受侵害;

3、私生活自由说,即隐私权是个人支配其私人生活的一种自由;

4、信息秘密说,即隐私权是对个人信息免受他人披露、公开传播的权利;

5、一般人格权说,基于隐私的高度抽象性和概括性而将其视为一般人格权。

1.3公众人物隐私权的涵义

公众人物,是指在社会生活中被广为人知的社会成员或在社会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重要人物。按照美国有些判例的分类,公众人物可以包括三类人:一是在政府机关担任重要公职的人员;二是自愿的公众人物;三是非自愿的公众人物,这些人本身不是公众人物,不会涉及到公共利益,但因某些事件的发生而偶然卷入其中从而成为“公众人物”。公众人物与其他自然人一样享有一般的民事权利,但是因为他们的知名度超过其他自然人,或者承担的职责涉及到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利益,他们的行为关乎到国家、社会的利益或者公众的知情权,因此,人们对他们的关注程度远远地超出对一般公众。

“公众人物”在我国的出现始见于2002年“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时报》案”。而2002年12月18日上海市静安区法院一审驳回球星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一案判词:“即使原告认为争议的报道点名姓称其涉嫌有损其名誉,但作为公众人物的原告,对媒体在行使正当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容忍与理解。”在该判决中将体育明星视为公众人物,可见在我国立法上并不存在“公众人物”这一概念,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公众人物的认识。

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主体显而易见是公众人物这类特殊群体,客体是他们的隐私权,由于公众人物身份地位及其影响的特殊性所致,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隐私权,公众人物与大众传媒不可分割,具有明显的公众性,但并不能说公众人物就没有隐私权,只是这种隐私权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具有鲜明的特征。首先,公众人物的隐私具有公众兴趣性。其次,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与公共利益相关。最后,与公众知情权、舆论监督权的冲突是公众人物隐私权的最为突出的特点。

2.我国公众人物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2.1我国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的立法现状:

(1)宪法、民法未确认隐私是一项独立的权利。我国宪法第38条、第39条、第40条原则性地规定了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非法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的内容。但遗憾的是我国民事立法对隐私权尚无明文规定,而是以司法解释的形成予以弥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知>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规定:“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开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但是令人欣喜的是2009年《侵权责任法》第二条正式确立了隐私权的概念,这意味着隐私权已经被我国法律所承认。《民法通则》第140条关于“凡侵害公民隐私的,一律按照侵犯公民名誉权认定”的规定正式被废除。

(2)有关隐私保护的立法比较零散,缺乏统一性。我国对公民隐私保护的相关内容散见于宪法、民法、刑法、

诉讼法等部门法及司法解释和行政法规中。此外,《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等法律法规中对隐私也有相应的保护。从总体上看,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对隐私保护的规定比较杂乱且过于笼统,内容上不能相互衔接,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当权利人隐私受到侵害时很难得到充分有效的法律救济。 (3)立法上存在滞后性。我国现有的法律对公民隐私权保护的范围还很窄,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电脑网络的蓬勃兴起,使人们的隐私权又面临着新的风险。

2.2我国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的完善

随着国际上对隐私权关注度有着逐渐升温的趋势,我国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也呈现出逐步重视的趋势。

民法通则并没有规定隐私权的概念,而实践中则是将其纳入名誉权的保护。而新颁布的《侵权责任法》则直接规定了隐私权的概念,这在立法上讲可谓一个进步。但总的来看,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重视的程度也不够,法律保护依然非常杂乱,不完善,不明确。缺乏完善的法律体系、对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的范围界定不明,以及网络隐私权保护立法的滞后已经成为突出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对我国公众人物隐私权制度的完善,提出几点立法构想:

(1)明确规定隐私权及公众人物隐私权。首先应在我国法律中出现隐私权的独立条款,以宪法规定为统领,在宪法中明确隐私权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民法是公民从事民事活动的基本依据,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应当具体体现在民法当中,才能使得权利的保护得到有效地落实。在法律上明确确认隐私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是消除我国法律在维护公民隐私权方面局限性的最佳选择。公众人物享有隐私权,由于其所处的特殊社会地位能够对社会公众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法律应给予特殊规定。

(2)对公众人物隐私权作出限制性、保护性及层次性规定。公共官员更多地涉及公共利益,因此其隐私权应受到较多的限制,社会公众人物中的自愿性公众人物,如众多演艺界人士,主要涉及公众兴趣问题,比起非自愿性公众人物或偶然性公众人物则应受到较多的限制。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一些着名科学家和学者,属于智力资源型公众人物,也应对其隐私权给予较多保护,如杨振宁的私生活在受到媒体干扰后显然对其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因此,笔者认为这种分层次性的分别保护会使社会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同样也促进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平与正义。

(3)明确公众人物隐私权的核心范围。立法上对公众人物隐私权范围进行划定,可以避免对公众人物隐私权限制而造成过分的侵害发生。笔者认为,核心隐私范围应包括:住宅不受非法侵入或侵扰;私生活不受监听和监视;夫妻性生活不受他人干扰或调查;享有通信秘密与自由。上述内容是一个自然人的基本人格权,公众人物作为自然人也应不例外地受到保护。同时,公众人物对于自身与社会政治和公共利益无关的纯私人事物也绝对地不容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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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消费者；网络经营者；侵权；权益保护；

近年来，我国网商群体从400万迅速增长到20__万的规模，采用电子商务手段开拓交易市场，成为一股迅猛的潮流，电子商务发展前景十分可观。但网络交易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形，成为其发展的阻碍，亦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提出严峻的挑战。如网络购物的侵权问题成为消费者投诉的重点，其中对B2C和C2C交易中的投诉占大部分。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的数据来看，20__年，涉及互联网的投诉达7189起，与上一年相比，增长幅度达到96.3％，增幅居各类投诉的首位。事实上，网络销售坑骗消费者事件的实际发生数要远远高于这一数量，因涉及金额不多或不法商家无迹可寻等各种因素，多数消费者放弃投诉的权利。如此众多的网络欺诈必然导致消费者对电子商务失去信任与信心。因此，在尊重网络交易发展规律的前提下，从法律及相关层面采取各种措施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对推动我国网络经济的健康发展及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一、网络环境下消费者与经营者主体资格的界定

电子商务中可能存在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交易模式有三种：B2B、B2C、C2C，其中B2C模式中存在消费者与经营者是毫无争议的。值得探讨的是：B2B、C2C模式中是否存在消费者与经营者？

我国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没有明确界定消费者的概念，也没有对消费者的主体资格进行说明。根据国家标准局《消费品使用说明总则》的界定，可以成为消费者主体的只能是“个体社会成员”。而目前有些学者认为若单位购买生活资料最后也是由个人生活消费而使用，那么该单位和集体是属于消费者权益法保护范围的。在这种特定情况下，“单位”、“集体”或者“组织”是否构成消费者的主体值得商榷：

首先，国际通行的规则是将消费者定位于个人。从目前法学理论界的观点和世界各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惯例看，消费者的主体资格只限于个人，例如：《牛津法律大辞典》解释是，消费者是指那些从经营者处购买、获得、使用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人；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消费者政策委员会定义为，为个人目的购买或使用商品和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欧盟消费者远程合同指令》定义为，非出于商业、买卖、职业目的而缔结合同的任何自然人。

其次，只有自然人才能成为最终消费的主体，单位购买生活资料的基点仍是个人生活消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指的消费是个人消费，或者说是直接消费。在单位作为商品的买受人，服务合同的订立者时，其不能直接进行生活消费，不能作为最终消费者。法人或其他组织因消费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应由合同法调整，而不应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如果单位坚持依照《消法》来主张权利，这种情况下它相当于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的诉讼代表人。

最后，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角度看，立法宗旨是为了保护交易中弱势一方，就单位所具有的实力而言，很难将其视为市场中的弱势一方。消费者在交易过程中作为个人往往处于弱者地位，故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的特殊保护。且其与经营者相比较缺乏交易经验或缺乏足够的交易信息和交易能力，从而导致在交易中已不具有和对等经营者的实力，所以要求国家立法进行干预；而法人或其他组织在进行交易时，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与团体力量和经营者抗衡，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处于强势地位，法律上无给予特殊保护的必要。

因此，具有消费者主体资格的只能是个人，本文将“消费者”定义为：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目的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商业的，由国家专门法律保护其消费权益的个体社会成员。电子商务只是人们生活消费的手段之一，它没有改变消费者的定义及法律保护，所以现行法对消费者的定义适用于电子商务中的消费者。根据上文，电子商务中具有消费者主体资格的为：出于生活消费目的通过互联网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商业的个人。那么，B2B交易模式中的单位购买者不具有网络消费者的主体资格，即B2B交易模式中不存在消费者与经营者。

消费者与经营者是相对应、相对立的二者，没有经营者就没有消费者，反之亦然。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经营者的概念未作解释，也未对其主体资格进行界定。《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经营者有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产品质量法》用的是“生产者”、“销售者”概念，未将两者合称。实践中，经营者的概念也不明确，对其的认定没有统一的标准，我国对经营者注重的是经营许可证或商业行为。根据实际，我们认为“经营者”应该是指：指以营利为目的，从事商品生产、销售和商业，并已经取得经营许可证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那么在电子商务中通过网络技术手段达到营利目的，从事商品生产、销售和商业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应该具有经营者的主体资格。在C2C交易模式中，是否存在经营者呢？我们认为个人销售者应被视为经营者，以令其对应的购买者自然成为消费者，双方行为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从立法角度看，网络消费者作为分散孤立的个人，实力弱、手段弱，在消费时处于不利或弱势地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强调经营者与消费者处于平等地位，并且在规定中侧重于对消费者的特殊保护；在网络交易环境下，因网络的虚拟化、技术化、无纸化（电子化）使消费者更处于不利或弱势地位。且信息不对称性[①]等因素更加严重，例如：在C2C交易中，在线销售者只是披露商品信息或自己的身份信息，消费者无法对其信息作出真伪的鉴别。如果销售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那购买者的权益将无法得到保障。信息不对称在C2C交易模式里表现的淋漓尽致，整个交易过程中购买者始终处于弱势地位。

其次，在C2C交易模式下，企业以个人身份注册并从事经营完全可能，而购买者很难得知与其交易的对象究竟是企业还是个人。如果法律一概将企业注册为个人用户的销售者排除在经营者的范围之外，那么与这类销售者进行交易的个人购买者不会被法律视为消费者从而无法受到特殊的保护。

再次，在C2C模式交易中，大部分的个人销售者以出售商品为业，主观上具有营利目的，客观上存在营利行为。由于网络的特性，个人销售者可以只凭借个人身份证或相关证件开设“店铺”，销售商品。其“店铺”规模及产品种类甚至可以和现实生活中的商家相媲美，甚至规模更大、种类更多。其销售方式涉及“拍卖”、零售、批发等。这类个人销售者的性质和现实生活中的经营者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其不需要经营许可

证就可以在网上经常性地从事经营活动。将这一类个人销售者视为经营者，更有利于网络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且当前网民对C2C交易中产生的纠纷或欺诈，都认为应当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体系的救济范围。事实上，在C2C交易中遭受欺诈的网民很大都选择向相关的消协或工商部门投诉。

在C2C交易模式中，以何标准来确定个人销售者为经营者，这涉及到制订法律的技术问题，本文不作论述，拟提出几点考虑：1.个人销售者是否以出售商品为业，具有营利目的。2.个人销售者出售商品的数额或交易频率具体达到的标准。3.个人销售者“店铺”货物的库存量具体达到的标准。二、网络环境下消费者权益保护面临的问题

（一）网络消费欺诈问题

网络消费欺诈是指经营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网络上实施的利用虚构的商品和服务信息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消费者财物的行为。在网络环境下，销售者对其身份信息披露不全或虚假，购买者很难认证或无法判断销售者的真实身份。而且，在销售商品（服务）时，销售者对购买者无告知销售动机的义务，购买者只是凭借经验和习惯对销售者的销售动机进行主观判断，购买者很难断定销售者是真实销售商品还是借销售商品之名实施欺诈。只有购买者将在线销售者视为经营者时，才可能向其订购货物，支付货款。在目前网络法律规范不完善的状态下，笔者认为只要消费者将在线销售者视为经营者，或者说消费者根据销售者披露的信息判定或推断其为经营者，无论其是真实的经营者或假冒经营者身份的欺诈行为人，法律上就应当将销售者认定为经营者。这样不仅可以扩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范围，有助于消费者在遭受欺诈后寻求司法救济。也可以借助该法对网络交易行为进一步规范，弥补现行法对网络交易监管的不足。现阶段，网络消费欺诈的手段有：低价陷阱套取货款、空头承诺骗取订金、网络拍卖欺诈等。

针对网络消费欺诈，可以尝试建立事前预防体系：（1）建立经营者信息管理中心。大力发展网络认证机构，确立合理的认证规则，建立网络信用体系，从而保证经营者的基本信息、资质证明、产品信息真实；（2）加大政府的监管力度。目前，我国对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制度，对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备案制度，但某些非经营性网站也开展营利活动，对于这样的网站，管理部门应该定期进行巡查，坚决予以处罚或取缔；(3)从立法上明确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审查义务。大部分网络交易都是通过交易平台进行，平台提供商对在其平台上开设“店铺”的企业和个人应尽到身份审查义务，以确保交易纠纷产生后，给消费者提供经营者真实的信息；（4）可以考虑在涉及网络消费合同时，法律作这样的规定：在网络交易中，消费者的付款应先做预付款处理，交易过程完成之前，预付款所有权不发生转移。

（二）网络虚假广告问题

网络虚假广告是指经营者为达到引诱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目的而的关于其商品或服务的不真实的信息内容，如夸大产品性能和功效、虚假价格、虚假服务承诺等。网上广告因其特殊性，相关部门难以进行审查和监管。而网络广告是网络消费者购物的主要依据，消费者的购物决定大多根据广告文字和图像进行判断而作出。消费者很难判别广告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其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大打折扣。如果消费者因误信网络虚假广告而购买了伪劣、假冒商品，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经济利益，严重的还可能危害消费者的生命和健康安全。网络虚假广告直接涉及相关的问题有两种：一是在某些情况下，它就成了实施网络消费欺诈的一种手段。二是消费者在发现购买的商品与广告内容不符时，就引发了网络合同履行的问题。

笔者对网络虚假广告的监管有如下建议：（1）加强对经营者身份的审核与公布。经营者是网络虚假广告的者，对其身份进行审核与公布，有助于消费者在遭受侵权后求偿权的实现。如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利用互联网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企业登记或营业登记，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经营性网站的工商认证；（2）明确ISP与ICP的责任。[②]目前，许多广告由ISP或ICP收取一定费用后，许多非法广告也混在其中，我国法律并未对两者的责任作出明确规定，它们应当履行何种义务、承担何种责任尚不明确，这可能出现为追求经济利益而纵容虚假广告的；（3）明确主管部门的监管职权及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目前可能涉及网络广告监管的部门太多，具体职责划分处于模糊状态，这不利于对网络广告内容的监管；（4）完善相关法规。有必要针对网络虚假广告等不正当引诱方式制订特殊规则，使网络广告的行为有法可依，加强对虚假广告的管理。

（三）网络消费合同履行问题

网络消费合同不适当履行的行为多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延迟履行。网络购物的物流配送缓慢是很普遍的事情，出于某些原因，经营者向消费者承诺的交货日期难以兑现；（2）暇疵履行。网络消费者在认购商品并发出货款后，经常出现实际交付商品的种类、数量、质量等与购买时不一致的情况。（3）售后服务无法保证。网络交易的最大特点就是打破了地域的限制，虽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经营者承担“包修、包换、包退”的义务，但因为跨地域交易、经营者真实身份难以认定等因素，消费者很难实现其享受售后服务的权利。关于数字化商品的退货问题也成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面临的新的问题。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经营者的合同履行期限未做规定，相关法律法规中也没有偏向消费者履行期限的规则。根据欧盟20__年10月31日生效的《消费者保护（远程销售）规则》：“供应商必须自消费者向其发出订单的30天内履行合同。无论出现任何原因，供应商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履行合同，必须尽快通知消费者并返还所涉款项，通知与返还期限在履行期届满30天内。”该规则同时规定“消费者有权在最少7个工作日内撤消任何远程契约，且不需要给付违约金与说明理由。在撤消契约中，消费者承担的费用仅限于返还货物的直接费用。”我国在未来的立法中，应当考虑这两个规则，有条件的确定最长履行期限和“犹豫期”。前者可以促使经营者及时处理信息，尽快履行合同；后者可以确保消费者“退货权”的实现，同时保障经营者的合理利益。

（四）网络格式合同问题

目前，网络消费类合同中普遍采用的是格式合同形式，大多数交易条款或服务条款都是经营者事先拟定好的，消费者一般只能接受或拒绝。消费者在网络交易中经常遇到的格式合同是点击合同（click-warpcontract），即消费者按照网页的提示，通过双击经营者网站的“同意”或“接受”按钮所订立的网络合同。另一种格式合同是浏览包装合同（browse-warpcontract），指经营者作为合同的一方在合同中约定，访问者一旦浏览了其网站主页便于该经营者成立了合同。

很多格式合同中包含有免除经营者责任

或加重消费者责任的条款；如“因网站或网站个别工作人员的过失造成消费者个人资料的丢失或泄露，网站不负责任”，“用户同意保障和维护网站及其他用户的利益，如因用户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条款而给网站或任何其他第三人造成损失，用户同意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等，这些条款往往很难被消费者所察觉。网络格式合同最大的特点是附和性，经营者在提供格式条款后，消费者要么全部接受，要么全部拒绝，没有协商的余地。经营者的格式合同中，存在着减轻、免除自己责任的条款，这些条款较高的隐藏性令消费者忽略了条款中不公平、不合理的内容。我国《合同法》给予了接受格式合同的当事人以特殊的保障。

在网络环境下，要消除格式合同是不现实的，因为“网络具有天然地适用格式合同的条件及优势”。[③]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责任制定一些规则，规范网络格式合同订立的程序及内容，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1）经营者对合同订立程序的合理性具有提示的义务。网络经营者经常采用设置方便链接，将格式合同隐藏于其他页面等方式，使消费者无法知道合同的存在。经营者应当以醒目的标识提示消费者合同条款的存在，并在技术上设置提示程序，消费者只有阅读了格式条款后，才能缔结合同。（2）经营者对格式条款的合理性具有提示的义务。在网络交易中，消费者往往不会关注网站的服务条款，也不会审查格式合同内容。且很多网站的服务条款长达数页甚至数十页，制作非常繁杂，要求消费者充分阅读和理解格式合同内容也是不实际的。因此，让消费者在确认之前充分了解合同内容就十分重要。订立合同过程中，经营者应当提醒消费者知道网站上哪些协议、声明、通知是属于合同条款；应当以醒目、易懂的形式告知消费者关键条款内容。（3）经营者对合同内容变更的告知义务。在合同订立后，存在着经营者对合同条款进行变更或修改的情形，经营者对其变更或修改的条款内容应当履行告知的义务。

（五）网络支付安全问题

网络交易是一种非即时清结交易，通常由消费者通过信用卡或其他支付手段付款，经营者收到货款后才发货或提供服务，这区别于生活中即时清结的消费交易。我国的网络消费者开始习惯网上付款，基于我国金融服务水平和电子化程度限制，网上支付的安全还难以得到保障。随着网络交易的发展，网上付款将成为消费者履行支付义务的最主要方式。网络的开放性增加了消费者财产遭受侵害的风险，消费者在使用电子货币支付货款时可能承担以下风险：网上支付信息被厂商或银行收集后无意或有意泄露给第三者，甚至冒用；[④]不法分子盗窃或非法破解帐号密码导致电子货币被盗、丢失；消费者未经授权使用信用卡造成损失；信用卡欺诈；支付系统被非法入侵或病毒攻击等。

对于网络支付安全，除了采取当事人自律规范、从网络技术上确保交易安全等措施外，更要从法律上明确银行网络、经营者的赔偿责任，平衡其与消费者之间的权利义务。从目前各国信用卡的法律规范来看，大都偏重于保护消费者。例如，美国的《Z条例》（RegulationZ）就规定：“消费者承担的责任有限，对欺诈产生的损失，经营者承担较大风险；对事件的调查责任主要由发卡行和信用卡公司承担。”我国在制订电子货币支付相关法律时，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法律内容，采取对消费者权益实行重点保护的立法原则。

（六）网络消费者隐私权保护问题

网络消费中，大量的私人信息和数据等被信息服务系统收集、储存、传输，消费者的隐私权不可避免受到威胁，如：网络经营者为追求利润和利益使用甚至买卖消费者个人信息；银行的过错行为或黑客侵犯导致的个人信用卡信息被盗、丢失；大量垃圾邮件的骚扰等。

目前，我国没有专门法律对网络隐私权加以保护，而国际社会对网络环境下隐私权保护的力度已大大加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80年出台的《隐私保护与个人数据资料跨境流通指导原则》、1998年的《全球网络隐私保护宣言》，欧盟1995年形成的《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等，都对个人网络隐私权保护进行了详细的规定，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已经有了保护公民网络隐私权的法案，我国也应该尽快把网络隐私权保护问题纳入立法的轨道。立法内容应当考虑以下几点：（1）规定经营者的义务。制定隐私保护政策与措施并予以公示，对消费者面临的隐私风险有说明和提示义务，对所收集的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与限制、禁止使用的义务；（2）收集个人信息行为必须合法。经营者必须在法律的规定范围内，经主管部门许可与当事人同意后才可以进行收集；（3）个人信息的使用必须安全。经营者对其收集的个人信息的使用必须是合法的，且未经被收集人许可，不得对其信息进行公开或转让。（4）规定侵犯网络隐私权的法律责任。现阶段，在实际的操作中对于侵犯网络隐私权的行为往往适用传统隐私权的保护规则，仅把网络隐私权视为名誉权加以保护，这不利于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和网络交易的发展。（5）制订对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的特殊保护条款。

（七）消费者损害赔偿权难以实现问题

消费者的损害赔偿权，又称求偿权。实现这种权利的前提是消费者在进行交易的过程中或使用商品和服务后，人身或财产遭受了一定的损害。损害赔偿权实际是法律赋予消费者在利益受损时享有的一种救济权。

网络的特性和相关法律的缺失使网络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产生大量的纠纷。当消费者发现自己权益遭受侵害后，因无法得知经营者的真实身份或者经营者处于其他地区而无法或不便寻求救济。而且过高的诉讼成本、举证的困难性、网络交易纠纷的管辖权与法律适用的不确定也导致消费者容易放弃救济权。网络与电子商务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如何更好的保障网络交易的发展，保护网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证网络消费者在遭受侵权后迅速、方便的寻求救济，这成为了立法面临的新的问题。三、网络环境下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的构建

（一）通过法律规定网络经营者的义务

1．在线信息披露义务

在网络环境下，经营者具有强大的优势，交易信息不对称使消费者经常陷入不知情状态，处于交易劣势。经合组织1999年12月《OECD关于电子商务中消费者保护指南》中明确指出网络经营者应当披露的信息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经营者身份信息、商品或服务信息、交易信息，这可以成为我国立法借鉴的原则。

（1）经营者身份信息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了经营者有真实标识义务，这表明公示真实身份是经营者的一项义务。网络经营者同样应当履行披露其真实身份的义务，这一点在许多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法规或章程中得到体现。

我国应当在立法中明确网络经营者对其身份的披露义务，具体披露内容至少包含以下信息：经营者身份，包括法定名称和交易名称；经营场所，C2C交易模式中为住所地；经营者的有效注册地和许可证号，C2C交易模式中为有效证件号；经营者的法定代表人姓名，C2C交易模式中为个人姓名；有效的联系方式；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审查义务。

（2）商品或服务信息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第19条规定经营者有真实信息告知义务。进行网络交易，消费者只能通过经营者的语言描述、图片显示等宣传广告订立合同，消费者无法接触商品。若经营者对商品或服务信息不完全公开，易导致消费者误解，甚至遭受欺诈。

考虑到网络交易的特点，法律可以强制规定网络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时必须告知真实信息的义务，披露的商品或服务信息内容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生产者、产地；生产日期、有效期；价格、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检验合格证明、质量证明；使用说明书、售后服务；可能危及人身或财产安全的商品或服务，特别加以说明；对于经常出现在C2C交易模式中的二手商品，经营者应当告知购买新品的时间、已经使用的时间、外观完好程度、性能完好程度等事项。

（3）交易条件信息

网络交易所有的程序都是网

站经营者设计好的，交易大都属于非谈判交易，交易条件也是由网络经营者确定，消费者几乎没有权利进行选择，我国现行法没有涉及交易条件信息披露问题。

为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法律应当明确规定经营者有义务披露真实的、完全的交易信息，向消费者提供清晰的、全面的交易条件。如：向消费者收取的或由消费者承担的成本项目、服务条款、交付和支付条款、购买的限制或限度条件（监护人许可、地域和时间限制、购买额的限度等）、有效的售后服务信息、保证和担保条款等。

2．不得滥用格式条款的免责义务

网络格式合同在网络消费交易中是必要的，其效力是可以根据《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确认的，只要其符合法律的规定，没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格式合同就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目前，网络经营者利用格式合同减轻或免除责任的现象十分普遍，从法律上应当对免责条款进行限定，对维护交易公平和发展网络交易具有重大意义。如：限制无效条款列入合同；限制不合理条款的效力；对于减轻、免除经营者责任或限制消费者权利的条款应当采用特别提醒的方式列入合同，否则就是“霸王条款，权利不平等”。

3．切实履行合同义务

网络消费交易中，经营者延迟履行合同、暇疵履行合同、不履行售后服务义务的事情常发生。除了上文中建议法律有条件的规定最长履行期限和“犹豫期”外，还应当规定经营者的承诺义务、保证售后服务义务、赔偿义务。当然，为了防止消费者对权利的滥用，可以规定一些例外情形。

4．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义务

网络经营者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除了前面提到的措施外还可以从一些细节上进行规范，如：经营者要保证数据的统一性和秘密性；提供的网络服务必须有技术保障，以保护消费者信息的安全；告知消费者降低风险的技术措施；对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带来的损害结果必须负有赔偿责任；经营者擅自转让消费者个人信息给第三方，造成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其负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建立网络交易消费争端解决机制

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除了从立法和制度上给予其事前保障，更应当保证消费者在争端发生后寻求救济的权利和途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了消费者在遭受侵权行为时寻求救济的权利，但在网络环境下，其救济途径却难以找到。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构筑网络交易争端的解决机制：

1.设立小额诉讼程序

网络交易中，大多数是小额交易，在合同履行出现问题后，面对诉讼成本、诉讼困难等问题，消费者往往选择放弃救济。因此，有效的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立对于方便公民小额纠纷，特别是保护网络消费者利益有着重要意义。

小额诉讼程序的实质是为一般民众提供一种救济小额权利的司法形式，其具有立案数额低、简易、高效等特点，对小额诉讼程序在审理阶段上应该和一般诉讼程序有所区别，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小额诉讼程序的审理就有以下特别规定：可以在夜间或休息日进行；实行一次言辞辩论终结诉讼；为实现简速的审理目的，对证据的调查有特殊规定；诉讼中严格限制诉之变更、追加与提起反诉；使用表格化判决；原则上实行一审终审，限制当事人上诉。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设立了受理小额诉讼的法庭，如：美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我国可以借鉴这些国家和台湾地区的小额诉讼程序，构建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小额诉讼程序。这不仅能够解决网络纠纷中诉讼管辖权的问题，也能够轻松解决消费者跨地域、标的小、案情简单的多种纠纷。

2.建立在线投诉中心

中国工商总局和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可以共同建立一个权威的在线投诉中心，接受来自全国各地的网络消费投诉。在该中心投诉的资料由中心转发到被投诉的网络经营者所在地的工商局或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由当地的工商局或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对投诉资料进行核查并进行处理；也可以考虑在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下设立部门，该部门在收到中心转发的投诉资料并核查后，代表消费者与经营者协商解决。这使消费者在寻求救济时不需要考虑地域限制和救济成本的问题。同时，笔者认为消费者对经营者所在地有查找的义务，这样可以让中心能快捷、高效地处理来自全国各地投诉信息以保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建立在线争端解决机制

在线争端解决机制ODR是指“涵盖所有网络上由非法庭但公正的第三人，解决企业与消费者间因电子商务契约所生争执的所有方式。”它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具有纠纷解决方式和适用规则的灵活性、争端处理的高效性、纠纷解决的经济性（低费用）等特点。在线调解和在线仲裁是最常见的ODR。

在线调解的基本原理同传统调解一样，不同的是调解的全部过程在网络上进行。在线调解的特点是：（1）更能体现当事人的自愿。当事人可以自由决定是否采取该种方式，也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参与到程序中；（2）其程序受法律规范约束少。在线调解中，可以通过第三人寻求一种合理的解决方法。（3）第三人为自愿且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美国OlineADR的调查程序中，通常是由消费者协会、商业协会或一些中立机构来进行调解。

在线仲裁因受到网络技术对当事人举证等活动的限制，很少适用于网络交易纠纷，目前在线仲裁主要解决域名争议。建立和发展在线仲裁面临的问题主要有：（1）证据提交的问题。网络交易中，除了数据电文来往外，可能也会出现书面或其他形式的证据，此时如何向仲裁庭提交证据成为难题；（2）在线仲裁地的确定问题。由于在线仲裁程序完全是在线进行，故不易对仲裁地作出确认，仲裁地的确定对跨国交易产生的纠纷解决有重要影响。（3）仲裁裁决的效力问题。在线仲裁裁决对双方当事人具有多大的法律约束力，是否具有司法执行力，这一点尚不明确。

笔者认为，为更好的保护网络消费者权益，更快的发展电子商务，建立一个具有我国特色的网上争端解决机制是有必要的，该机制必须由相关职能部门进行领导和管理（如中国工商管理总局、信息产业部），相关的全国性协会或组织负责争端解决（如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电子商务协会），以确定和保证争端解决的公正性与权威性。

（三）其他保护方式

对网络消费权益保护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单从立法、司法角度还难以保护，它涉及到政府、行业、消费者自身等多个层面，甚至涉及到整个社会的信用体制等问题。这要求我们不仅仅从立法、司法角度来探讨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要从其他方面来引导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实现，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网络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体系：1.加强行政监管。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阶段，政府强有力的监管对于减少侵犯消费者权益事件的发生有着重要作用。2.实行行业自律。网络交易因其特性导致行业自律往往比行政手段规制更具有有效性。因此，有必要充分发挥行业自治的力量和作用。3.建立信誉评价机制。网络经济有着较高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建立完善的信用评价体系对于交易纠纷的事前防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着重要意义。政府或法律授权建立权威的、中立的信誉评价机构，由它建立信誉查询系统，消费者可以对网络经营者进行信誉查询，这对于网络交易欺诈、不适当履行合同义务的经营者可以起到警诫作用。

总之，构建网络环境下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多方面，全方位合作协调才行[①]信息不对称，指市场活动的参与者对市场交易信息的拥有量是不对称的。导致其的因素有：1、商品或服务的复杂性与技术性。2、交易方式的多样化和格式化。

[②]ISP,InternetServiceProvider,网络服务提供者.ICP,InternetContentProvider,网络内容提供者。

[③]高富平主编：《在线交易法律规则研究报告》，北京

大学出版社20__年版，第33页。

[④]如帐号、密码、身份证号码等。

参考文献：

[1]高富平.在线交易法律规制研究报告[R].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__,4.

[2]张新宝.互联网上的侵权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__,11.

[3]庞敏英.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研究[J].河北法学,20__,(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