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学相关知识十篇

天文学相关知识篇1

论文摘要：概述了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的原理以及国内外应用现状，总结了该方法的发现流程以及开发人机交互系统所需要的关键技术，对比分析了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应用于生物医学领域及航天科技情报研究领域的异同点，人工模拟了用该方法发现新型飞行器隐身技术的知识发现过程，验证了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用于航天科技情报研究领域的可行性，揭示了规模应用的努力方向。

1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对于航天情报研究的重要意义

作为科技情报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分支，航天科技情报研究既有与其他专业情报研究相同的一面，也有其保密性强、难以从公开渠道获取等特点。一直以来，航天情报研究多采用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方式，分析方法也局限于传统的情报研究方法，因此检索前沿技术发展动向时，会出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现象，难以发现有价值的文献，无法为科研决策提供有效的情报支持。

1986年，Don．R．Swanson在研究时偶然发现以雷诺病生理改变作为中间词，可将以鱼油和雷诺病为主题词检索到的两组原本无联系的文献联系起来，得出鱼油有助于雷诺病的治疗的结论。于是Swanson认为，对于两组非相关文献A和C，可以通过某中间词或中间文献B建立起二者的关联，上述发现A、C关联的过程称为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1997年，Swanson在描述知识发现的过程中，提出了开放式和闭合式两种方法(如图1所示，该方法2001年被Weeber正式命名)。在科学假设的形成阶段主要采用开放式方法，以感兴趣的主题C为初始点，发现中间集合B，通过中间集合B与文献集合A之间的关系，确定C与A之间的关联。在科学假设验证阶段主要采用闭合式方法，从C、A两端同时开始进行检索，产生相互交叉的词汇集合B。这种知识发现方法的诞生，不仅对情报学的学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可有效解决一般检索方法无法发现有价值文献的问题，为航天情报研究者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具有里程碑意义。

与Swanson提出的非相关文献概念相比，本文中的非相关文献概念有所扩展，是指文献之间不彼此引用、没有被共引且也不共引其他文献…、不能用主题检索等常规检索方法同时被检索出来的彼此间相对独立的文献。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则是指以揭示隐含于非相关文献中的尚未被人们认识或发觉的知识片段的逻辑联系，从而提出知识假设，以便专业研究人员进一步证实，促使新知识的产生为目的的情报研究过程。

2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的应用现状及发展

Swanson提出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后，很多学者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方法的改进和应用领域的拓展，使得该方法在其他学科的移植应用成为可能。

1993年，Z．Chen在Swanson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整合分散在文献内部知识片断间逻辑关联的方法，为建立不同专业领域间的知识关联开辟了新途径。1996年，M．D．Gordon创建了基于短语的词频统计方法，并建立起中介文献的概念，将非相关文献的发现应用扩展至学科和领域之间，拓展了基于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应用的广度。航天情报领域与物理、化学、材料等领域密切相关，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的跨学科、跨领域性使其可以用于发现不同学科和不同领域之间的隐含逻辑联系。

Swanson本人也尝试将该分析方法向数据库移植，1999年专门针对医学数据库Medline设计了人机交互检索系统Arrowsmith，用于自动检索联系两组非相关医学文献的中间文献。Arrowsmith系统除可以模拟整个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过程外，还提供了生物医学文本挖掘工具列表和以作者为入口的检索模块等8个模块，提高了实现过程的效率，使该方法在某些学科的大规模应用成为可能。

2001年，Weeber提出了基于“概念”的非相关文献发现方法，并开发出专门用于MetaMap的基于概念的自然语言处理系统——DAD系统J。同年，M．D．Cordon和Lindsay研究了该方法在万维网中的应用，积累了网络应用经验。Kostof研究小组将Swanson理论的应用范围拓展到决策服务领域中，使其更具实践价值。

2001-2003年间，P．Srinivasan等也开展了对开放知识发现过程的研究。柏林自由大学医学图书馆的J．Stegmann等开始尝试用共词聚类分析来模拟知识发现的过程，寻找从来源文献到目标文献的路径和规律。2001-2005年问Hristovski等将该方法用于遗传学领域]。2006年，Swanson以Medline为目标数据库，在回顾其以往基于非相关文献发现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如何提高获取文献B的准确度的问题，认为根据特定主题事先获取文献A和C时应该优先考虑使用标题字段和MeSH主题词表术语。

在方法改进的同时，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的应用领域也在不断扩展，可以用于Biosis，Embase，Scisearch，Intemetdatabases等数据库中，但仍限于生物医学领域。直到1999年K．A．Cort将其用于Wilson人文数据库隐含知识关联的挖掘，利用该方法揭示了此前从未被人文领域知晓的现代诗人R．Fomt同古希腊哲学家Cameades之间的思想关联，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的应用领域得到实质性拓展。

国内对Swanson情报学方法及Arrowsmith软件的介绍始于2000年，多数文献是对Swanson方法的评价、简介和相关性算法改进，实践方面限于网络版的Arrowsmith的利用和设计中文系统重现Swanson知识发现过程，也有文献探讨了该方法向中医药领域拓展的可行性和数据集构建等问题。目前，基于文献的知识发现方法已经成为国内情报界研究的热点，先后有20余篇文献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种种改进使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日趋成熟和完善，为该方法用于航天科技情报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

3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应用于航天科技情报领域可行性分析

3．1领域比较

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在人文领域的成功应用证明了该方法的普适性。因此，将该方法用于航天领域有其可能性。与医学领域相比，航天领域有以下异同(见表1)。

相似点：有特定的检索需求；有独立的情报研究机构和情报研究人员；有比较完善的主题词表；有相对完善、独立的数据库；有专业词典。不同点：没有开展过类似的研究；没有一体化的语言系统；没有专门的人机交互系统；保密要求，不能及时获取全部文献；政治原因，人工处理，消除文献间联系。

3．2发现流程及关键技术分析

分析Swanson知识发现方法的原理和Arrowsmith系统工作原理，可将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流程分为5个步骤(见图2)。

第一步：主题确定。即确定初始检索词，依据何种主题词表选取初始检索词；是否对文献类型进行限定；确定初始文献集选取范围等。第二步：发现中间词集。具体包括自然语言处理、相关性判定、过滤修剪、确定非相关性几个方面。自然语言处理主要是建立通用语言知识库和专业语言知识库，用于自动抽词、分词。相关性判定可依据词共现、概念共现或二者相结合的方式来选取中间词，此部分算法的改进是学者研究的重点。过滤修剪有很多方法，如停用词表过滤、语义网络过滤、词频过滤、日期过滤、排序过滤、人工过滤，等等，确定非相关性可利用引文分析法。第三步：找出关联词集。与发现中间词集方法类似。第四步：验证关联。利用闭合式知识发现原理进行验证。第五步：判定过程结束。可通过设定阈值、统计参数限定或发现不到新概念作为结束发现过程的标志。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生物医学领域还是航天领域应用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其原理与技术是相同的，如果建立起相应的语义映射机制，设计算法，在航天领域应用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进行情报研究是完全可行的。

4可行性验证

为了验证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在航天领域应用的可行性，人工模拟验证了等离子体技术应用于飞行器隐身方面的知识发现过程。

·背景：20世纪60年代起，苏联开始研究新型飞行器隐身技术，到80年代左右取得一定进展。美国于20世纪90年代也开始了相应研究，研究成果处于保密。假定1995年左右，希望通过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发现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数据库选取：鉴于技术的保密性，航天领域专用数据库中难以检索到有价值的文献。因此选取IEE出版的INSPEC数据库进行检索。该数据库收录了包括物理、电子工程和信息技术等领域的3500余种期刊，1500余种会议记录以及大量图书、报告、学位论文的摘要和索引。

·检索平台：THOMSONISI公司的Webof Knowledge平台。

·检索时间段：1967-1994年。

·初始主题词(C)：StealthMaterial(隐身材料)。

·检索方式：主题检索、通用检索。

主题确定过程：初始考虑StealthMaterial、StealthCover(隐身涂层)、StealthCoat(隐身层)、StelathTechnology(隐身技术)4个主题词，考虑到与检索需求最为接近选取StealthMaterila作为主题词。检索结果有14篇文章。发现中间词集过程：上述14篇文章的受控标引词共计50个。进行概念聚类后按照出现频率进行统计，剔除无意义中间词后的结果见表2。

进一步修剪并确定非相关性：根据隐身技术原理，TemperatureControl原理确实可应用于隐身(如红外隐身)但属于已知技术，故可在筛选中间词时剔除。而Antennas和RadarCross—sections出现频率极高，经判定与隐身技术具有相关性属于相关文献，故中间词集可确定为MelectromagneticWaveAbsorption和SuperconductingDevices。考虑到Magnetohydrod)namic和SuperconductingDevices本身可作为隐身技术，其原理在于降低运动阻力，降低噪声，从而减小被发现的概率，继续检索意义不大，故终止以两个词为出发点的知识发现过程。最终ElectromagneticWaveAbsoprtion词作为中间词集。

找出关联词集过程：考虑到ElectromagneticWaveAb．soprtion含义的宽泛性和人工模拟的可行性(进行主题检索得到7928篇文章)，此处人为缩小检索范围，仅将文献集检索范围限定在标题上，检索到文章79篇，重复中间词集发现过程，得到受控主题词227个，剔除与Elec．tromagneticWaveAbsorption相关的词，利用词性修剪，剔除非名词及非名词短语，利用领域修剪，剔除生物等非相关领域名词，并进行概念聚类后得到19个关联词，将阈值设定为2，按出现频率排序后结果见表3。进行进一步阅读以判断是否有新的知识发现。

Plasma单独出现23次，与ElectromagneticWave共同出现27次，高度相关，阅读分析后发现，Plasma可以吸收或发射电磁波，从而避免雷达探测，用于隐身(见图3)。Semiconductor也可影响电磁波的吸收和发射，用于隐身。IndiumAntimonide未见于电磁波吸收明显相关。supedattices主要研究电磁波在超晶格中的传播、耦合等现象，未见明显相关。Excitons等离激子可吸收电磁波，用于飞行器隐身。

过程结束：将ElectromagneticWaveAbsorption作为中间词B，成功发现了关联词Plasma和Semiconductor(A)。结论：Plasma和Semiconductor具有ElectromagneticWaveAbsoprtion(吸收电磁波)的特性，故可以用作StealthMateiral(隐身材料)。磁动力和超导技术通过降低行动噪声也可用于飞行器隐身。

文献验证过程：采用闭合式知识发现方法在INSPEC数据库中检索1999年后发表的文献，发现关于等离子体隐身技术的研究文献公开发表于2002年，而在国防科技信息服务系统中，检索发现最早文章发表于1999年。中文维普数据库中，发现2000年以后，关于等离子隐身方面的中文文献大量发表(见图4)。关于磁动力和超导技术通过降低行动噪声用于飞行器隐身的文献和半导体材料用于隐身的文献也有发表。

事实验证：俄罗斯于1999年5月公布，将一等离子体发生器安装在米格战斗机上，用于飞机隐身。1997年，美国委托田纳西大学研发等离子体隐身天线。分析1995年前发表的文献，ElectromagneticWaveAb soprtion与Plasma同时出现的频次非常高，而StealthMateiral与ElectromagneticWaveAbsoprtion原理也很清楚，然而却没有直接揭示两者联系的文献发表，无疑令人费解。然而考虑到航天领域的政治性与保密性，可将其解释为StealthMaterial与Plasma的关系是被人为屏蔽掉的，即不公开发表或人为去除联系或将边缘文献发表在领域外期刊上。因此，上述知识发现过程可称为用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法发现航天领域内被人为屏蔽的相关文献的过程。

上述过程同时证明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法可应用在航天领域，用于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和人为屏蔽的相关文献知识发现，对航天科技情报工作者来说无疑是个喜讯。

5规模应用面临挑战

天文学相关知识篇2

关键词： 关中―天水经济区； 知识产权战略； 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ki.sxsx.2017.01.020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7）01-0106-06

2016年11月11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关于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市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到2020年，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及其他国家重点发展区域建成20个左右具备下列特征的知识产权引领型创新驱动发展之城……到2030年，在国家主要城市群中全面形成特色鲜明、体制顺畅、集聚融合、充满活力、更加开放的知识产权强市建设发展格局。”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起点的“关中―天水经济区（下称“关天经济区”）”以大西安（含咸阳）为中心城市，地处亚欧大陆桥中心，处于承东启西、联接南北的战略要地，是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好、自然条件优越、人文历史深厚、发展潜力较大的“国家重点发展区域”，“关中―天水城市群（下称“关天城市群”）”也是“国家主要城市群”。具备全面形成知识产权发展新格局、建成以西安为代表的知识产权强市，形成引领大西北、辐射中西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局面的能力。

重视并合理制定知识产权战略无论是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还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 虽然在2012年陕西、甘肃两省知识产权局就联合签署印发了《关中―天水经济区知识产权工作发展规划》，实施四年来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是P中―天水地区跨行政区知识产权合作的先行尝试，但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的提出，明确了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方向。关中―天水地区已经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最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之一，而区域知识产权发展状况则是使这一区域向着科技含量更高、投资特色更明显、经济增长更快速、辐射区域更广大，在全国乃至世界具有强大吸引力的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产业化基地这一目标前进的重要保障。因此，陕西省、甘肃省相关县市应该在条件成熟时尽快出台“关中―天水经济区知识产权战略”将知识产权制度上升到区域战略高度，结合自身产业特色、区位特点和发展水平，优化关天地区知识产权整体环境，为关天地区全面对接“一带一路”倡议，抢抓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一、关天经济区知识产权特色及优势

（一）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颇具规模

关天经济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优势，拥有以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等为代表的部级和省级开发区21个、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基地5个。①在飞机制造、重大装备制造、数控机床、汽车、特高压输变电设备、电子及通信设备、工程机械和特种专用设备、太阳能电池等高新技术产业上具有明显优势。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中国高新区研究中心联合编写的《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16）》显示（图1），西安高新区万人专利授权达到了482.7件每万人，遥遥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国内其他高新园区和美国硅谷。2015年，西安高新区申请专利总量达到41782件（其中发明专利8064件，实用新型专利5669件，外观设计专利28049件），同比增长37.2%，占全市的68.5%，占全省的55.9%。而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2012在西部22个部级开发区中综合评价排名第7，其中科技创新指标排名第1，科技创新领跑西部地区。②

（二）科研教育资源集中

关天地区，尤其是西安地区科研教育资源较为集中，是中国三大教育、科研中心之一，有着丰富的科技人才资源和科教资源。也是关天地区知识产权的创造高地，截至2014年，拥有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共计1 684个，其中科研院所80个，高等院校46个，大中型工业企业1 061个。有研发活动的单位共计403个，科研单位48个，高等院校46个，大中型工业企业244个。③具有明显的优势，仅以2016年上半年为例，西安市专利申请16619件，其中，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专利申请量就分别占到了7385、1020件，占比分别为44%、6%。④咸阳、渭南、宝鸡等其他城市也拥有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中医药大学等为代表的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中，关天地区高校与丝路沿线国家在教育、技术、产业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合作。由西安交通大学发起成立了由31个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128所大学参与的“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已经举办涉及人才培养、政策研究和医疗服务的联盟合作项目8个。西北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两所大学也分别建立了中亚学院，经济区内的科研机构都在尝试与丝路沿线国家进行合作。

（三）文化、旅游资源极具知识产权开发价值

关天经济区是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是著名的丝绸之路源头和羲皇故里，也是13个王朝古都所在地，有着得天独厚的文化、旅游资源，如下表1所示，关天经济区拥有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丰富的人文自然资源优势，而且关中和天水在拥有资源方面既具有相似性又有互补性，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同时，经济区内也拥有大量的国家、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腔艺术、西安鼓乐、天水泥塑等都是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的传统艺术。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具有巨大的知识产权开发价值。由西安长风集团以秦始皇陵兵马俑为原型的文化创意产品――秦亲宝贝，给憨厚、笨重、凶悍的兵马俑赋予了新的生命，得到国内外市场的认可。虽然这个产品一开始就发生过版权纠纷，但由于他们妥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建立起了行版权、商标、专利立体保护体系，这个文创产品成长迅速，并成为了近期举办的第十一届全国艺术节的吉祥物，是关天地区丰富文化产业资源知识产权化的一个缩影。

（四）现代农业产业、植物新品种、地理标志产品优势突出

关天经济区内拥有以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为代表的现代农业产业集群。杨凌示范区拥有60多个部级和省部级科研平台，聚集了农林水等70多个学科、近6000名科教人员。《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提出，要把杨凌建设成为次核心城市和全国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核心区。“杨凌农科”品牌在2015年品牌价值评价中测评价值达661.9亿元，在参评的61家参评区域中位列第二，具有极大的品牌价值。同时， 2000年9月农业部就批准正式挂牌成立了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测试（杨凌）分中心，年测试品种权申请品种数量逐年增加。2010-2011年度年测试玉米、小麦、甘蓝型油菜、大豆、苹果、梨等各类植物品种权申请品种、遗传资源 登记品种、数据库已知品种1200多份，测试植物学性状260多个。

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新的挑战和要求

（一）沿线国家知识产权状况发展极不平衡

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30个国家，东起古丝路起点西安，西抵知识产权制度的发源地欧盟，其中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2013年中国和俄罗斯GDP分别为9万亿美元和2.03万亿美元，吉尔吉斯斯坦为72亿美元，塔吉克斯坦为85亿美元，后者人均GDP仅为4610美元，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10096美元）的46%。①并且各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极不均衡，融入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体系的程度差异也较大。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新兴经济体的积极融入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国内知识产权制度也基本完善，知识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但以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为代表其他发展中国家尚未充分融入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国内知识产权制度也不完善。截止2015年4月底，孟加拉国知识产权方面的国内立法仅有9部，巴基斯坦虽然相关国内立法有22部，但是其以知识产权为主题的立法仅有2部，其他均为相关性立法。因此，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合作中，必须面对各国国内基础制度迥的现状。[3]

（二）经济区内知识产权秩序尚未成熟

与东部沿海地区不同，关天经济区虽然属于西部经济较为发达、活跃的地区，但仍未建立起良好的知识产权秩序，很多企业不重视知识产权，更注重短期效益，忽视研发投入，很少有专门管理知识产权的机构和人员，企业研发、营销、服务、决策等各层次的人员普遍缺乏知识产权意识，即便一些企业有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也常常处于被动管理与后置管理的状态。在竞争层次不高的低发展阶段，他们不太了解其中的游戏规则，不申请专利或侵犯他人专利，在没有全面介入国际竞争之时问题还不够凸显，然而，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走出去是他们的必然选择，知识产权秩序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很容易成为跨国公司围堵的对象。在西安市中院的2015知识产权典型案例中，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与陕西汇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就是很好的例子。陕西汇丰公司缺乏知识产权意识在登记企业名称时未尽到合理避让义务，客观上利用了汇丰银行、汇丰中国银行“汇丰”商号的知名度及商誉以及因此形成的市场竞争优势，将“汇丰”注册为企业名称字号使用，构成不正当竞争，最终败诉。风靡一时，被视为电影经典的《大话西游》虽是西影厂的作品，但由于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直至2015年才将“大话西游”申请注册商标，而网易游戏则早就将“大话西游”设计为网络游戏，数年来已为其带来近300亿的收入。巨大的利益与西影厂失之交臂。这都是关天地区知识产权意识不足、知识产权秩序不成熟的体现。

（三）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成为主流，企业“走出去”需求迫切

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机制是我国知识产权发展与世界接轨的保障。中国和国际上很多国家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方面存在差异，比如知识产权部门的职责分布不完全对应、管理方式和手段不完全一致、知识产权保护和救济途径不完全相同等等。这些差异是进一步推动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机制建设不可回避的挑战。[4]陕西省首趟国际货运班列――“长安号”的常态化运营就是典型的例子，自2013年11月“长安号”国际货运班列开通以来，已累计开行231列，合计运输货物34.8万吨，已实现每周3班的常态化运营，货物品类涵盖原材料、机械设备、工业零配件、建材、食品以及轻工产品等6大类，共206个品种，承载了西北地区工业企业“走出去”的国际化需求。中兴西安基地是中兴公司的重要研发基地，中兴公司目前拥有6.6万余件全球专利资产，已授权专利超过2.4万件，连续6年位居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三甲、蝉联PCT国际专利第一、芯片专利中国第一、物联网专利全球第一。根据西安高新区的统计，中兴西安所申请的PCT位居高新区榜首。以中兴西安为代表的企业积极探索知识产权走出去，加强知识产权对外战略布局，强化重点领域产业知识产权海外布局和风险防控，对于整合经济区内知识产权要素，制定知识产权战略以为保障的需求就愈加迫切。

三、关天经济区知识产权战略构建

（一）知识产权创造战略

1. 突出知识产权特色领域，实现差异化协调发展。关天经济区产业发展特点突出，知识产权创造应围绕自身产业特点，分别布局，差异化发展。以西安高新区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园区高吸技术发展迅速，多年来，西安高新区重视区内知识产权产业化成果显著；作为中华文明摇篮的关天地区同时拥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创意产业颇具基础；以杨凌示范区为代表的现代农业产业也在全国具有示范和带动作用。

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的产业化。支持园区建立专业化的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平台，服务中小企业。积极开展相关知识产权培训，提高企业知识产权意识。切实增强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综合运用和保护能力，促进企业做大做强。大力加强服务外包型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健康发展。

着力构建特色文化产业。加强对传统知识、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切实做好相关产业的基础性保护工作。充分发挥关天地区历史、文化资源优势，集成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演艺、旅游、民间文艺、民间工艺等各领域的资源，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充分利用现代管理、现代科技等手段，打造一批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品牌。

充分发挥现代农业在农业转型中的带动作用。充分运用植物新品种、地理标志、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形式保护农业产业，大力支持现代农业，促进建立农业标准化示范基地。依托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立与科研院所联合育种的新机制，加快培育一批动植物新品种，扶持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现代农业龙头企业。结合实施“一村一品”千村示范万村推进工程，扶持培育一批“名、特、优、新、稀”产品。加大推进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力度，制定对应技术标准体系，建立特色农业标准示范基地，全面推行标准化生产。加快实施“一所一标”工程。积极探索以专利、商标、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标准相结合的农业知识产权立体保护构架。培育一批现代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提高农业单位产量。①

2. 激发现有园区创新活力，促进政产学研有机结合。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配置相结合，整合创新资源，聚集创新要素，强化创新功能，建设特色鲜明和优势突出的区域创新体系。支持关天地区在统筹科技资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方面开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依托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大学科技园区等，大力扶持科技创新型企业，积极承接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把各类园区建设成为高新技术研发聚集地、孵化基地和产业化基地。加强重点实验室、工业研究院、工程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建设。统筹军民结合、军地结合、寓军于民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的协调发展。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为支撑，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

（二）知识产权运用战略

推进统筹科技资源改革，建立统筹科技资源中心。《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提出要建设以西安为中心的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推进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加快产学研一体化，统筹军民科技互动发展，促进科教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5]如前文所述，经济区拥有较强的科技资源储备，尤其具备科技人才资源优势。但这些资源优势尚未充分发挥经济社会发展引领作用，与所提目标仍有差距，而且西安作为关天经济区内唯一的科技中心，其他地区的科技资源与西安存在较大差距，在科技资源结构和利用上仍然存在不足。建立统筹整个关天经济区的科技资源统筹中心需求依然迫切。

打破中央与地方、军用与民用之间的壁垒，解决体制和机制问题是关天经济区建设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的首要任务和根本任务。[6]杨凌要打造成为统筹现代农业科技资源的改革示范基地，就是要充分利用自身的农业科技优势和产业基础，统筹陕西省、全国，以及全球三个层面的现代农业科技资源，引导科技创新要素的集聚，从而将杨凌打造成为全国现代农业高技术产业高地。

（三）知识产权服务战略

面向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关天经济区仅具有科技、人才优势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有知识产权服务业作为辅助，才能将知识产权的价值最大限度的发挥。知识产权服务业是指知识产权服务主体利用自身专业知识和技能，围绕知识产权的确权、维权、用权，为知识产权权利人开展以知识产权、转让、诉讼、许可、评估、咨询、培训、信息检索和分析、质押融资等相关服务为主要内容的一种现代服务行业。

关天地区现有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的知识产权品牌服务机构2家，在数量上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应支持西安高新区为代表的科技产业园区积极申报国家知识产权服务集聚示范区，积极引进国内外优质的知识产权品牌服务机构入住关天经济区，将经济区打造成为丝路起点的知识产权服务业高地。

（四）知识产权保护战略

积极推动西安知识产权法院设立，管辖包括关天经济区在内的跨区域知识产权案件，并作为西北或中西部地区知识产权案件的统一管辖法院，以优化“一带一路”经济文化合作的知识产权司法环境。[7]同时，探索经济区有关法院设立知识产权审判庭，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集中于一个审判庭，专门负责审理或协助有关法院办理著作权、商标权和专利权案件。在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工作中注重兼顾审判质量和效率，结合关天地区地方知识产权特点，探索司法审判过程中跨区域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机制。

提升涉外知识产权审判能力和涉外法律适用能力，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下，知识产权的国际市场逐步形成和壮大、国际知识产权关系日益发展和繁荣，不远的将来会有大量的涉外知识产权案件涌入关天经济区内的各级法院。以公正、合理地解决国际知识产权争议，促进公正公平、规范透明的法治和市场环境的建立，促进关天经济区知识产权司法形象的树立。

（五）知识产权管理战略

1. 突破行政区域界线，打造“关中一天水经济区”知识产权合作新机制。关天经济区内各级地方政府、各知识产权相关主题可通过非正式的协力合作及行动，例如通过建立关中―天水经济区知识产权统筹协调委员会，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分管领导和陕西省人民政府、甘肃省人民政府、各有关县市区、各知识产权相关机构担任委员，推动本区域的知识产权的发展和建设，在短时间内并不对现行的体制作变更的前提下，快速建立起知识产权合作平台。因为，经济区不同于行政区，一般而言，区域的控制权由地方政府执掌，行政区的权利排他性构成了区域协调发展的障碍。[8]而要实现区域内知识产权要素的有效流动和最大效能的发挥，实现良好的区域知识产权治理，就必须协调好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建设中的经济区与行政区的关系。国内自改革开放以来，不同类型和规模的区域合作组织就不断出现，上海经济区、京津唐经济区、辽中南城市群等城市区域的相关区域协作组织相继成立，泛珠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江浙沪地区也在进行相应探索。

2. 积极推进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点。积极推进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点，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管理环境。经济区内的知识产权管理、执法、服务、战略实施等工作由区内相关地市知识产权局统筹协调，树立以行政服务为主的管理与服务理念，理清基本权力范围，明确管理职责，创新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方法，扩大授益性行政行为的范围和作用。在知识产权管理过程中适当引入商业化运作模式，降低行政管理成本，使管理与市鱿嘈调，积极向公众提供知识产权信息咨询、普法宣传等，扶持知识产权创造主体。

（五）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战略

1. 面向一带一路沿线，探索建立知识产权跨国协调合作机制。知识产权助推经济发展是知识产权制度的核心功能，而良好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机制是实现该功能不可或缺的保障。[9] “一带一路”建设和关天经济区建设都是着眼长远服务本地区域发展带动跨国区域发展的重大举措。而要突出关天经济区在跨国区域范围内的重要作用，引导企业“走出去”是必不可缺的重要环节。加强宣传并完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服务工作，积极推动企业走出国门，进行海外投资和科技合作，《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中提出支持企业“走出去”的具体措施中，就包括许多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举措。

2. 依托现有平台，探索建立知识产权合作子平台。在面向丝路沿线国家的对外贸易活动中，除面临需要了解和熟知贸易国知识产权政策法律制度的困境外，还面临知识产权合作伙伴的联络，贸易活动中专知识产权机构的选择，专利技术的信息的检索，知识产权贸易争端解决等方面的困境。[10]而这些信息单纯依靠企业的力量是不够的，重新进行平台搭建也似乎显得捉襟见肘，一时半晌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关天经济区内拥有很多既有的国内、国际合作平台，可以依托既有平台，探索建立知识产权合作子平台，将相同或相近专业领域的知识产权资源快速统筹。关天经济区内已有以“丝博会暨西洽会”、“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大会”等高层次、广泛影响力的国际、国内产业盛会；以西安交通大学为代表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发挥自身优势发起成立了“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并相关子联盟；西安高新区则在2015年12月18日揭牌建立了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军民融合特色试点平台。依托这些已有的平台可以在发挥平台现有功能基础的条件下，再加强其专利服务功能，不仅促进行业内建立自律机制，形成良性竞争局面，开拓海外国家市场，而且可以承担推动该领域的专利创新角色，并提供有效的知识产权服务。

“关天经济区”是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好、自然条件优越、人文历史深厚、发展潜力较大的国家重点发展区域。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农业优势突出，文化旅游资源、可研究资源丰富。面对一带一路倡议下沿线国家知识产权状况发展极不平衡，经济区内知识产权秩序尚未成熟，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成为主流和企业积极“走出去”的西安市困境和要求。因而，应当突出知识产权特色领域，实现差异化协调发展，激发现有园区创新活力，促进政产学研有机结合，进而面向一带一路沿线，探索建立知识产权跨国协调合作机制和现有平台的知识产权合作子平台，探索构建具有关天水特色的知识产权“创造、运用、服务、保护、管理、国际合作”六位一体的跨行政区域知识产权战略新模式。

“关天经济区”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将是我国跨行政区知识产权战略构建新的尝试，对于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整合区内知识产权要素，引导企业走出去具有极大意义。当前国内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往往以行政区划为边界，而知识产权要素的流动却从来不以行政区划为限制，国家划定“关中―天水经济区”的目的就是要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形成中国西部发达的城市群和产业集聚带与关中城市群相呼应，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将是助推“关中―天水经济区”全面形成知识产权强市建设发展格局的重要推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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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查斯虎.统筹科技资源助推杨凌现代农业发展的探讨[J].科技创业月刊，2012，（7）：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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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任宗哲.关中―天水经济区建设中合作机制构建刍论[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111-115.

天文学相关知识篇3

科学技术领先的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大学生的天文普及教育，发达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中学与高校也都普遍开设了天文学课程。美国国家天文学联盟副主席肯·威尔科克认为：“对于学生，天文学是检验他们一生对科学兴趣的最好方法”[1]。

我国的天文教育目前很薄弱，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我国现有高校3152所，在校生超过2000万，其中高职高专1281所，开设天文选修课的高职院校不到20所[2]。近几年一些高校纷纷开设天文公选课，但目前高职院校中开设天文选修课的仍是凤毛麟角，多数学生天文地理知识贫乏。例如，许多学生不能辨认北斗星、不知道四季更替的原因，或热心于“占星学”，相信网上传播的带有迷信色彩的信息。因此在高职院校中开设天文选修课，普及天文学知识，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势在必行。

我院在校学生有1200余人。自2003年开设“趣味天文”第二课堂，2009年起开设“星空探秘”公选课。至今已运行天文公选课4个学期，选课人数累计198人。随着教学实践的深入，我们不断总结经验改进教学，将天文公选课开成学生喜闻乐见的一门课程。本文分析了天文选修课的必要性，结合近年来我校教学经验体会，介绍我院天文公选课的实施。探讨天文教育的特征、模式、选修课所面临问题及其对策。

1.天文选修课的必要性

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有思维活动，人的思维活动涉及到其所处环境，包括宇宙环境。高职院校的天文教育，是提高学生科学素养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天文领域的相关知识和新的发现，能激发学生的科学热情，帮助学生掌握科学思维方法，树立正确的宇宙观。

在高职学生中普及天文知识，对破除迷信、反对伪科学具有重要意义。天文是研究天上发生的现象的学问，而很多迷信也恰恰来源于“天上”。例如，很多学生迷恋“生肖、星座与命运”的所谓对应关系，社会上一度有许多出版物，对这一不科学的论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信所谓“生肖”的因果对应的思潮，对社会良性发展危害性很大。天文知识的普及，正是让学生知晓正确的天文知识、树立正确人生观和科学思考方法、破除迷信和伪科学的有力武器。

大量调查数据的分析，说明学生需要天文知识。公选课实施以来，针对天文公选课，我们进行了连续多个学期的问卷调查。累计发出问卷198份，收回182份。被试学生涵盖高职生和中职生，来自4个学院的9个专业，其中3个文科或艺术类专业。

结果表明，有89%的学生希望学习天文知识。对于学生获取天文学信息的途径，我们让学生在以下6种途径中进行多项选择：⑴多媒体网络⑵电视⑶报刊杂志⑷科普书⑸科普展览或天文馆⑹课外活动。统计显示，使用过小于或等于2种途径的学生占46%，使用过3种途径的占23%，4种途径的占15%，5种或以上的途径的仅占2%，其中绝大多数人是由网络或电视中了解天文信息的。上述结果说明，绝大多数学生很希望了解天文知识，但是获得天文知识信息的途径还很少。问卷中还设计了少量天文基本常识题，从答卷结果看，学生的天文知识很肤浅而零散。

关于学生对天文知识的兴趣点，问卷结果显示了以下几个方面：星座与人生、外星人与UFO、流星及日月食、小行星撞地球、黑洞。

表1是学生回答的选课动机统计表（问卷为多项选择）。可以看出，多数学生的选课动机是积极的。学生希望拓展知识面和提高素质，但也有部分学生的选课目的是为修够学分，其部分原因是可供选择的选修课数量尚不多。

综上可见，高职学生的天文基本常识还很欠缺，他们对天文知识是渴求的，这种渴求正是探索宇宙和认识自然的原动力。因此在高职院校中很有必要提供途径，使学生有机会了解和学习天文知识。

2.天文选修课的教学实践

2.1教学目标的研究与确定

学校应根据学生特点来设置教学目标，这个原则对于选修课更为重要[3]。我院天文选修的授课对象是全院学生，他们专业分散，大部分是二年级学生，五年制高职生约占60%的比例。学生数理基础很差，已有的天文知识很零散且肤浅，基本知识往往局限于一些科技史话或科幻故事等。

根据学生情况，参照其他院校的经验，我们将天文选修课的教学目标定位于：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一方面了解一些天文常识和前人的研究历程，拓宽知识面，帮助学生形成较科学的理性思维习惯。另一方面使学生了解天文新成就和进展，激发他们对天文的兴趣。

2.2教学内容的取舍

鉴于选修课的特点和我们的现有条件，我们首先明确一个主导思想：打破纷繁复杂的天文知识体系，根据既定教学目标制订教学内容。经过多学期教学探索，筛选出一些重要的、有趣味性的、适合我校实际情况的内容，重构成为天文选修课的授课内容。制订教学内容时我们设计了两条主线，一是天文现象与天文观测，因为这是天文理论与实践的基础，而且从现象入手的教学更容易为学生所接受。二是天文新成果，介绍一些天文研究最新成果，经常结合媒体报道的科技新闻，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引入相应天文知识或常识，拓宽学生知识面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学内容的选取上，我们特别注意了教学内容的趣味性[4]。例如，第二课的题目是“从干支纪年谈起——天文简史”，最后一课“外星人存在吗——探索地外文明”，题目吸引了学生的兴趣。课堂教学中，我们一般选择有趣的事例或经典故事引入教学内容。还利用一些名人轶事、历史典故等，活跃课堂气氛，集中学生注意力[5][6]。另外，教学中还介绍一些科技发展史，一些重要天文成果产生的背景，对学生的思维习惯和能力起到潜移默化的培养作用[7]。

天文公选课没有合适的教材，课题组开发编纂了讲义。内容源于相关图书资料、天文馆资料、图片、官方网站资料、有关科技新闻等。网络资源中有极多可以利用的素材，但也需要花很大精力去选取和浓缩。讲义涉及经典核心知识、历史、研究方法、趣味实验、天文新发现等。教学内容动态变化，紧跟科技发展形势，也是教学内容之一大特点。

2.3教学方法的研究

按照天文选修课的特点，本课特别适合采用活动教学、案例教学和多媒体教学。我们在教学中大量采用多媒体教学方式。多媒体教学手段可以 容纳大量知识信息，另一方面还可以展示丰富的、多彩绚丽的天文图片和视频内容。除此之外，还利用多种教学形式，如主题讨论、室外观测、器材及星图使用、观测记录讲评等，多样的课堂形式和大量的信息交流，活跃课堂气氛，学生在活动中既学习了知识，又提高的思维水平。

比如在第一次课上，教师引导做一个有趣的假想“旅行”[8]：多媒体课件演示，从教室出发，由近及远渐渐远离地面、地球、地月系、太阳系、银河系…，直至“宇宙边缘”。这个假想的旅行，展示了宇宙之大而给学生以震撼，学生正确认识了我们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同时又进一步提高学习兴趣。这个“开篇”为学生所喜闻乐见，也得到很多教师的好评。

作为天文类课程的重要环节，实地观测是必不可少的。借助逐步完善的观测条件，我们组织学生进行天文观测。利用不同的学期时段所发生的天象，布置和指导学生完成定期和不定期的观测与记录[9]。这些活动有：课程前4周的月相观察和记录；星图的使用练习；夜晚辨认识别星座和认星；二分二至午时太阳高度角的测量；赤道仪和折射镜的使用等。这些活动往往联系着诸多知识、历史神话、常识等，活动使学生拓展了知识、开阔了心胸、陶冶了情操、锻炼了能力。

2.4考核方法的探索

选修课的考核类型一般为考查。经过近几年的教学实践，我们总结了一套适应天文选修课的考核方法。

根据天文选修课程特点，本课不宜闭卷考试。我们采用观测天象记录、知识竞赛、讨论天文新发现、撰写小论文等方式，考核学生对天文选修课的掌握程度。例如在2010年，结合科技新闻“发现最年轻的黑洞”的讨论题，学生写出自己的看法或深度解读，经过查找资料和讨论，评出单元成绩，每个学生都不觉得是在考试，但是掌握了科技新知识。在结课考核的学生论文要求时，学生往往很关心如何要求论文的字数，我们对字数的要求很宽泛，字数不做特别要求，重在论文质量。规定学生可以针对其所感兴趣的内容（天文范畴），发表自己的看法，写出自己的认识或观点，不能抄袭或下载，引用文献要注明出处等。这样的要求下，学生能够发挥出主观能动性，写出言之有物、观点明晰的小论文。培养了他们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严肃认真的治学精神。

3.若干思考

在高职院校中开设天文选修课，是普及天文知识的一种很有效的方式。天文学是对人类文明影响最大的学科之一，天文学与社会政治、宗教、文化、艺术等领域也有久远的关系。天文学的基本知识，对于当代大学生，无论将来从事何种职业，都是值得学习的。

通过对天文学基本知识的学习和观测活动，可以使高职院校学生获得关于天体和宇宙的各种知识，科学地认识宇宙，了解人类生存的宇宙环境和探索宇宙的科学方法，从而开阔学生的视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提高科学素质和综合知识水平。

3.1授课内容与方式

天文选修课的授课内容可以包括：天文学简史、认识四季星空、天球坐标系、天体测量概述、太阳及行星系统、恒星和星系、现代宇宙学知识。实践部分包括：普通天文望远镜基本知识、星座辨认、大行星的观测、河外星系观测、彗星及其它天象观测、简易天文望远镜的制作知识等。根据学生学习情况和教学条件的配备，可以对以上内容进行一定的取舍。

针对该课程知识性强，与其它学科的交叉、综合性强，学生好奇性强的特点，理论部分采用课堂讲座方式为主、学生讨论为辅的开放式教学模式。实践部分可适时做基本观测实习，或针对当时特殊天文现象，组织观测活动，丰富和活跃学生学习内容。

3.2天文选修课的实施效果

通过调查问卷，我们要求学生评价课程对自己的“作用”和学习“收获”。表2显示了学生对天文选修课的基本评价。认为天文选修课“有用”和“有收获”的都占到90%以上。

3.3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在高职院校开设天文选修课是一项新的教改实验，尚有以下问题要解决：如何定位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的组织、平衡教学内容的系统性与趣味性、课外作业内容问题、网络资源的利用、实践活动内容的设置、观测器材购置。

天文选修课的目的应该是：通过选修课学习，了解天文发展历史、天文发现方法和成果，拓宽知识面，帮助学生形成一种科学的、理性的思维方式，培养学生克服困难的意志，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新性。

课外作业的选取对学生学习效果影响颇大。作业形式可以是：对某一问题的思考、课外阅读后的课堂讨论、小论文、观察记录、观测数据计算推演。研究和布置的作业要保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热情，进一步引发其探索兴趣。

在教学中发现，文科生的感悟和追求与理科生有所不同。他们在知识的本体之外，更侧重天文奥秘中蕴含着的人类思想的美丽，更善于理解星语、品位内涵，悟出做人的道理，自我培养净化的心灵。我们不妨将他们的这一学习特点和感悟，引入到天文选修课目标中，使理科学生具有更高人文素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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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玉民.星座世界[M]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8.7

[6]chinahou.org

[7]【美】卡尔·萨根著.李元等译.宇宙[M]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10

天文学相关知识篇4

一，

在反右运动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大体上处于“思想改造”的对象，知识分子的总体不能作为革命的积极力量被肯定。或者是革命力量的边缘，或者是革命的对立面，在两者之中，知识分子的地位摇荡着，而且总是被推向着后者。在“文革”中知识分子的道德形象和社会属性更被贬抑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于差一点被归入与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一类的社会反动力量。知识分子的普遍压抑在文革之后遽然消解，并且在邓小平时代的初期以官方定义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身份恢复了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平等地位，虽然这一提法看上去很反讽，但它确然是当时意识形态下所能给予知识分子的最大程度的重新肯定。我们都还记得，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每一次官方给予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都相当敏感。

如果说，1980年以前“知识分子”话语的中心和动力总是围绕着官方的定位而发生，那么可以说，此后的“知识分子”话语则产生于知识分子自身在改革开放环境中的不断反思。这无疑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政治进步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自觉。30年来，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思考已经成为时代变迁的每一阶段的引人注目的文化图像。不过，在改革开放初期，知识分子“身份”的解放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建设和专业工作的热情投身，而并没有立即引起知识分子自身对于“知识分子”的人文反思，这是不奇怪的。80年代关于知识分子的思考起于“文化热”的前夜，这时俄国式的知识分子定义随着西方学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传播，渐渐影响了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引起对“知识分子”的最早思考，并导致了“知识分子研究”成为“文化热”中的焦点论题之一。而且，这种取向的对“知识分子”的理解与启蒙思潮一起，对1989的风潮起了它自己的作用。80年代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反思一方面集中在作“改革的”还是“保守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强调与现实政治的距离性、批判性，“自由知识分子”成了那一时期不少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义。与80年代的“知识分子”话语更多具有“政治化”的性格不同，90年代中期的“知识分子”话语是针对“市场化”，所谓“人文精神”的讨论因此而起。而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今天，“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一方面，按其在西方发生的逻辑应当是针对“专业化”和技术理性，另一方面则可能也针对着当代中国知识群体生活的“小资化”。这一切都明显地证实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深入历程。

其实，知识分子的声名不仅在中国曾经遭遇“臭老九”的尴尬，在西方也不总是运交华盖。萨义德(Edward W. Said)甚至论定：“一直到20世纪，英文中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知识主义(intellectualism)、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主要用于负面。”1 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是指知识分子在自己的专业活动之外，同时把专业知识运用于公众活动之中，或者以其专业知识为背景参与公众活动。这些公众活动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而这种运用和参与是以利用现代大众媒介等公共途径发表文字和言论为主要方式。无疑地，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念的提出，是要强调专业化的知识分子在以学术为志业的同时不忘致力于对于公共问题的思考和对解决公共问题的参与。

与以往知识分子概念的职业限制不同，如有些学者所强调的，“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其职业身份可以多种多样。如果从“关心政治、参与社会、投身文化”（杜维明语）的活动方面来看，那么公共知识分子所栖身和生存的地方，也是其发挥作用的地方。因此，虽然他们可能栖存在学术界、政府界、企业界等不同领域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甚至社会运动，虽然他们各自关心的公共问题并不相同并且活动的公共方式亦各有异，但他们共同参与建构公共领域的空间，对公共事务发挥影响。

在这种意义下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并没有统一的的政治立场和文化观点，不可能把公共知识分子理解成观点一致的集团。公共知识分子们往往各有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政治主张和社会文化主张，无论是改革的时代或是革命的时代都是如此。知识分子可以是主张对现状批判的人，也可以是主张回到传统精神价值的人，知识分子无须与现有政治保持一致，但也不必与政治结构刻意保持距离。2

不仅在同一社会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具有不同的主张和观点，在不同文化—社会传统中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往往各自突显出不同的特色。在文化中国最先倡导公共知识分子的杜维明指出，知识分子在沙俄集中体现为抗议的精神，但在美国则更多体现在增进市民社会的努力，在英国体现为社会批评，在法国体现为文化的反省，在中国体现为儒家性格的知识群体，等等。3 这使我们对于以下这点发生兴趣：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对公共性的强调及其多样的公共性格在中国古代是否有其文化的资源？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传统对现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有何文化的塑造作用或影响？在描述的意义上，我们能否比照俄英美法而把中国知识分子概括为在某一方面的突出体现？

二，

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是一个属于现代性的问题。但知识者的公共性并非现代社会所独有。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谓的传统知识分子也有其公共性。而中国古代的“士”“儒”“士大夫”，其本身在作为学者的同时就是官僚队伍的成员或候补成员，所以在此意义上古代中国的士儒天然具有其公共性。虽然在承担行政职务的范围和等级上的不同会导致其公共性的差异，但总的来说公共性对于古代的士儒从来不是问题。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的展开和表达，无论就其存在和技术的意义而言，与古代已不可比，古代士儒超越自身利益而面对的公共事务集中在朝廷政治和地方政务，因此他们的政治表达途径与方式要么在宫廷之中面陈政见，要么在地方上疏建言、政教，与今天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以大众媒介为主体的公共领域大相径庭。古代士儒的政论文字，也限于知识人之间流传，而不是“公开的合理讨论”（哈贝玛斯）。但是另一方面，在价值取向上，现代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国知识群体传统的影响。

在直接的意义上看，中国古代没有与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性完全相当的讨论，但这决不是说对于我们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讨论古代思想不能提供任何资源，或者古代思想传统对于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及自我认同没有影响。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古典资源所给予我们的意义，往往取决于理解和解释。从这个角度来说，事实上并不需要另外寻找特别的文献资料，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而言，现有的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史的研究，只要换一个理解的角度，大都可以变成知识分子公共性讨论相关的资源。

1987年，余英时在为其古代知识分子研究论集新写的自序中指出：

如果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的维护者。……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涵义的，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这种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出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的私利之上的。……

西方学人所刻划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竟和中国的“士”极为相似。孔子所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便已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曾参发挥师教，说得更为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一原始教义对后世的“士”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愈是在“天下无道”的时代也愈显示出它的力量。所以汉末党锢领袖李膺，史言其“高自标持，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又如陈藩、范滂则皆“有澄清天下之志”。北宋承五代之浇漓，范仲淹起而提倡“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终于激动了一代读书人的理想和豪情。晚明东林人物的“事事关心”一直到最近还在振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弦。如果根据西方的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4

余英时的这些论述并不是特别针对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而发，但其论述全部，也都适用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古代形态和心态渊源的说明。他所说的“知识分子”就是“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的知识人，这里的公共性是兼针对私我性和专业性而言的。

可以再对余英时的论述作一点申发。首先，余英时的古代知识阶层研究更多用“士”，而很少用“儒”，其实在其所讨论的范围和意义下，“士”与“儒”是可以共用和互换的。更为明显的是，如果我们整个回看两千五百年以来的历史，无疑，承继和发扬了这一“士”的精神传统的是儒家。儒家士人和儒家思想是此种精神的传承、阐扬与实践的承当主体。所以以下的论述中我们径用“儒士”“士儒”来进行讨论。

另一值得注意之点，是“天下”的概念在古代知识分子论说中所扮演的公共性意义。从余英时所引的有限的材料已可显示，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包含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资源，儒士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公共关切，往往借助于关于道、国家，特别是“天下”的论述形式表达出来。

让我们顺着这两点把这一问题稍加展开。

三，

从春秋时代的历史来看，诸子百家的“士”是从王官中转化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伴随着“哲学的突破”发生，“士”（不是春秋最下层贵族的士）的产生正是指从各种专业化的世官中转生出来的、追求普遍价值的新知识人。儒士从其出现开始直到中华帝国晚期，一直保有着类似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品格。

儒士的第一个特点是“以道自任”。这一点至少自余著提出以来已为众所周知，故只需略举数例，如孔子、孟子的名言：

士志于道。（《论语·里仁》）

君子谋道。（《论语·卫灵公》）

君子忧道。（《论语·卫灵公》）

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

这些都是强调，士的关怀始终超越一己或家族的利害得失，而指向“道”。道是世界的普遍原则，是人类的精神理想。如果我们知道西周以来的世官制度是以家族世传某种知识为特征，就可知轴心时代以降的“志于道”者正是对专业化的世官心志的超越，而且这类士君子在春秋末期以后已经不是偶然出现而是成为群体了。

儒士的第二个特点是“以天下自任”。这一点需要多以多一点材料来说明。

中国古代的“公共”一词的含义多指普遍性而言。《释名》：“江，共也。小流入其中，所公共也。”在古代政治文献中，像“法，天下公共者也”的说法很为常见。在宋代以后的哲学思想中，“理为天下公共之理”，“理为天下所公共”这类的讲法俯拾皆是，以强调理的普遍性。5 不过，在与今天所说公共性有关的问题上，也有一些使用“公共”语词的例子，如宋代所谓的“公共讲求”、“公共参议”。6 宋代学者批评当时士人有言：“障固其公共者使之狭小，阐辟其专私者而更自以为广大”。7 明代也有学者曾倡言：“故必推极其虚灵觉识之知，以贯彻无间于天下公共之物，斯为儒者之学。”8 在这里，“贯彻无间于天下公共之物”成为儒者之学的一个本质规定。所以，“公共”一词在中国古代也有广泛使用，只是其用法与今天不尽相同。

较接近于今天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观念所强调“公共性”的意义，古代多用“天下”来表达。显然这是一个大的“公共”概念，也体现了古代儒家思想的总框架。《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思想结构，表示格致诚正是基础，而修齐治平不仅是格致诚正的自然延伸，也是格致诚正的最终完成，家国天下在先秦儒学是作为心性学的必然展开和归宿。《中庸》也认为，知修身“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所以把修身列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即列入“为天下国家”的九条常法之中，可见“天下国家”是古典儒家的具有目的意义的关怀。当然古典儒家的关怀在《中庸》还有“与天地参”、“赞天地之化育”的更高的一面。但无论如何，“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合内外之道”，君子决不能只以成己为限，而一定要发及成物，使道行于世界。由于君子心怀“天下”，所以“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中庸》），这里的天下当然是一公共的世界，故古代儒家虽然在问题意识上没有提出公共性的问题，但在出世与入世、道与利等等问题上的论述可以说都蕴含了儒家在公共性上的价值立场，即“天下”所代表的人民的、公共的利益始终是儒家的具有终极意义的关怀。

这种立场可以孟子的话为作代表：“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之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孟子·万章上》）孟子的话虽然不是讨论针对专业性的公共性，但他的话“自任以天下之重”无疑为古代知识人规定了基本的价值方向，而这种“自任”的内涵是以“忧国忧民”为其特色。我们在后世的著述中每看到“以天下为己任” “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的话，9 都是孟子以来此种传统的明确表现。至于这种精神在古代士儒的具体的体现，那就不胜枚举了。自《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梁惠王下》）以后，早如汉代的士大夫“每朝会进见，及与公卿言国家事，未尝不噫呜流涕”；10 后如范仲淹自诵其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感论国事，时至泣下；11 ，乃至从明代东林党人顾宪成到现代共产党人邓拓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12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足以证明“自任以天下之重”的精神对古代儒士和现代知识分子的深入影响。这种精神的影响使得现代知识分子很难以遗忘对公共事物的关切来谋求个人的专业发展，也不会使这种精神的体现仅限于学术界的知识分子。

以下再列举若干宋明儒者的说法和表达。《宋元学案》述范仲淹生平云：“先生以天下为己任，……尝自诵其志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感论国事，时至泣下，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先生倡之。”13 述陈古灵云：“气古行高，以天下之重为己任。”14《明儒学案》所记载的此类儒者言行更多，如“以天下之理处天下之事”，15“以天下为己任”，16“以天下为重”，17“吾辈动辄以天下国家自任”；18 这些都表明“以天下为己任”已经成为深入近世儒士心灵深处的价值精神，社会、民生、风俗的公共性相对于个人的任何关切都始终具有优先性。“道也者天下古今公共之理”，19 “道也者，天下之公道也，学也者天下之公学也”；20 “天下事皆所当言，上为朝廷，下为苍生”，21“以天下之公议，寄之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言之”，22“公议所在，系国家元气，系天下治乱”。23 古代儒士已经把真理的公共讨论，特别是政治问题的公共讨论看成是关系到国家治乱存亡的重要领域。

当然，宋明以后，受佛教的影响，理学中也有内向化的发展，有些儒者重视精神的修养，反对只追求家国天下而忽略个人修养，强调个人的修身应当和家国天下的关心一体并进，如说“今人但在天下国家上理会，自身却放在一边”，“便逐在家国天下去”。24 更有强调道德修身决定论者，认为随着道德修身问题的解决，家国天下的问题即随之解决，故有说：“人常言圣人忧天下、忧后世，故生出许多假意，悬空料想，无病呻吟。君子思不出其位，只是照管当下，即天下后世一齐皆在。”25 当然，这一类说法也可能是明代后期士人对专制腐败的政治丧失了改革的信心所致。所以，儒学传统内部虽然包含着某些复杂性，但其主流和主导的价值取向无疑是天下国家优先的。 四，

杜维明（Tu Wei-ming）是近年大力提倡公共知识分子观念的儒家学者。对于杜维明来说，他不仅从上述儒家观念出发而认定儒家对于公共知识分子可能提供很多资源，显然他认为儒家对士的理念和实践从更广的方面支持和体现了他所理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是一种新的知识分子形象，而在西方文化中现代意义下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资源相当薄弱，26 因为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既不是离群独居的希腊哲学家，也不是代表上帝声音的希伯莱先知，“甚至也不是西方意义下的僧侣阶级或者长老，也不是19世纪俄国发展起来的知识分子”。如19世纪俄国的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他们全是贵族，特别反对政府，不反对政府就不是知识分子。萨哈罗夫是知识分子，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不能算是知识分子。这种观点现在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知识群体的发展有很大的不同。” 而且这种定义和中国当代的体制内知识分子现象不能相合。27 换言之，他所理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外延范围相当广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职业身份和其表达公共性关切的方式都是多样的，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念远远超过了那种仅以不同政见者自命的沙俄知识分子的概念。根据这样的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理解和诠释，杜认为，与这种充盈着更为丰满的人文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格形象最确切相近的是儒家传统的“士”，对于这样的知识分子类型，儒家具有较为丰厚的资源，在儒家传统影响下，儒家性格的公共知识分子表现为“关心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并富于历史感受和道德自觉。

中国古代儒者士大夫的这种广义的公共性（尤其是参与政治的公共性）是不言自明的，列文森说：“中国官僚不是保持其与王权的一定距离（或它与王权的紧张关系），而是以官员的身份为王权服务，以儒家的身份为社会思考。无论在事实界还是精神界，他们从来都没有陷入毫不起作用的境地。”28 另一方面，儒家的人格理想与职业化的要求始终不合，“儒学主要坚守其非职业化理想，即反对专业化，反对那种仅把人当作工具的职业训练”。29 因此，儒家对“士君子”的观念从来不是以现实政治的批判为唯一的内容，尽管儒家士大夫在实践上总是以对政治提出批评为自己的道德责任。儒家的文化信念和责任伦理，使得儒家更注意文化的发展，更注意道德风教的变化，更多站在政治之内（而不是站在政治之外）参与政治。与博格斯所说的历史上西方知识分子多“不履行一定的政治指责”相比，中国传统的儒士大夫多履行一定的政治—行政职责，而又同时保持其学者文人的文化身份。

我们今天讨论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的意义，在我看来，这至少提供了一个机会，清理80年代以来的有关“知识分子”的自我确定方面的各种观念。以沙皇俄国时代知识分子的抗议精神来作为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义，是80年代后期中国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的一种不完整的认同，这种认同固然在促进“知识分子”的理解走出文革的历史转型、发展批判性方面有积极意义，但如果与中国知识阶层传统和儒家思想传统的士大夫精神相比，毕竟有些窄化，也已不能适应今天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多面需要。因此，对我来说，参与有关“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并不是对这一观念有任何道德上的偏爱，而是希望以此为契机，来吸收晚近的丰富资源，进一步认识知识分子的理解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两者之间的关系。

从根源上，韦伯(Max Weber)和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都认为，“君子不器”的儒家类型的知识分子是无专业技能的人，又是认同价值优先于技术的人。因此儒家的知识人文化与专家文化不同。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儒家文化中的“价值优先”，在本文所讨论的范围内，表现为对公共事务的关切被看作是十分重要的价值。有人认为儒家的这种价值取向在毛时代的现代中国的红专之辩中仍有影响。自然，“红”虽然是泛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化的象征，但无疑是公共性的。在这个意义上红专之辩中也可以说隐含有儒家的影子。不过儒家的价值优先是道的优先、理的优先、义的优先，与“红”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仍有不同，这一点也应明辨。列文森甚至认为儒家比共产党更反对专业化，以区别儒家与共产主义实践，这虽然在某一意义上是对的，但就1949-1978而言，还应当说儒家比后者更反对政治化。事实上，儒家传统的知识人往往具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充分地具有对国事天下事的关注，从而道德价值优先的模式会降低专业化的倾向，贬低专家的地位；另一种也应承认，儒家内部的反智主义传统不强，始终在主流上强调道德不离于知识，而且在儒学传统中包容了大量的人文知识的专业化研究，这使它比起其他宗教传统较易于容纳专业化。

在中国古代，“学术之为召唤”和“政治之为召唤”对于士大夫群体毫不冲突，而是自然合一的，因为，就其为学者而言，他们可感于学术的召唤，就其为官员而言，他们服务于政治的召唤。传统士大夫的这种双重性格与现代化社会的职业化体制对于知识分子的要求很不相同。韦伯早已指出，以理性化为其基础的现代社会分化，造成了职业化的合理发展，也是现代化由以发展的条件之一。但工具理性的发展使我们“被迫成为职业人”，它造就的知识分子可能是“没有精神的专家”，并使得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之间存在着难以消解的冲突。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论说，正是在这种职业化的背景下所产生的，意在强调摆脱学院化所体现的职业局限和宰制，但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念并非从根本上反对职业化作为社会分化和专业分化的合理进步意义。所以，那些抗拒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而致力于人文学科探求、专业化地认同学院化研究工作的人，应当受到尊重。

学术之专业化或职业化的发展，是现代社会或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表现。事实上，科学研究的专业化及自然科学知识分子的专业化，在民初以后近代大学建立的过程中已逐渐确立。但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职业化或专业化在50-70年代经历过复杂的曲折。有关“红”与“专”的讨论以及“又红又专”“先红后专”的说法，是文革前后近三十年当中有关知识分子自我确定的主要模式，而这种模式当然是受着意识形态的影响的。如果“红”代表政治化而“专”意味专业化，那么可以说，在1949-1978这三十年，专业化和职业化始终受到阻碍，又由于意识形态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关联性强，因之使得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化严重受阻，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严重落后。如果“红”的政治化是“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公共性，在中国，后文革时代的专业化正是作为对泛政治化的否定和离异而发展起来的，它与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目标是一致的，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正是教育、科研的专业化制度的发展作为重要条件之一促进了中国人文社会学科的巨大发展，而这种专业化的制度的建设仍然处于发展中的阶段。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儒家传统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讨论的意义，一方面儒家思想传统为知识分子保持其政治、社会、文化的公共关怀提供了价值的辩护，另一方面也应承认，儒家思想传统对专业化的发展不能提供较多的支持。

五，

正如博格斯((Carl Boggs)指出的，随着知识分子被吸收进入大公司、政党、利益集团、教育体系、国家机构的现代体制网络，他们成为大规模的科学管理的成员，他们的作用越来越工具化了。职业性愈来愈重要，而公共性愈来愈弱化，知识分子的这种状态与现代性所产生的新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宰制”相适应，专业主义成了知识分子现代生存必须适应的环境。30 知识分子不仅受技术理性的制约，由于大众媒介受私人公司和政府权力的控制的程度越来越深，而大众媒介又是知识分子表达公共意见的主要渠道，因此知识分子公共性的表达受到控制财富和权力的集团的限制。这种财富和权力对公共性的腐蚀虽然无关于知识分子的意向心态，但也会造成公共知识分子生态的恶化。

另一方面，像传统的费边主义者(Fabians)所期望的，科学技术、文化学术的知识分子仍能在现代社会扮演公共良心的角色，这一点不仅由以上所说的现代性技术理性宰制和财富权力腐蚀造成巨大限制，而且，更极端者如古德纳(Alvin Gouldner)等人则认为现代知识分子已经是独立的阶级，而不可能作公共的良心，知识分子与资本家的不同，是他们占有的是文化资本，他们在公共领域提出的只是这一阶级的特殊利益。其实，这种看法难脱庸俗唯物论之讥，比起孟子“无恒产而有恒心”的观念对于知识分子的理解，尚逊一筹。

但是，在提倡知识分子公共角色的学者看来，造成知识分子公共性丧失危险的主要方面来自专业化，来自专业化给知识分子自我确认带来的内伤。现代性以技术和大规模组织、专业主义标准等形式把社会领域格式化，而大学就是这种形式的集中体现。现代性产生了理性化形式的教育制度，而大学和教育在现代社会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现代化影响的感觉，没有什么地方比在高等教育体系内更为强烈的了。在高等教育体系中，作为古典学者、哲学家、牧师或文人学士的传统知识分子，已经被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分子所取代，他们的工作与知识产业、经济、国家和军队有机地联系在一起。”31

“结果是相互分离的、各不相干的学科和亚学科的大量繁殖，就它们的专业化的学术网络控制而言，它们是科层化的，这一网络拥有自己狭隘的主题、行话和社会集团。”32 强烈批评专业化的学者担心，科层化的专业性发展导致专家代替了传统的知识分子，即投身人类社会的政治主题、文化主题、社会主题的知识分子，富有创见和批判性的讨论逐渐消逝，人文领域的学术性问题变得日益狭隘化。他们认为，由于相信通向知识之路存在于耐心和无偏见的数据积累之中，学术问题力争向更严格、更客观的方向发展；于是对意义和观点的追求，哲学的反思，“不可避免地迷失在专业技能和经验性资料的困境之中”，反而模糊了战争、和平、革命、善恶这样的大问题。33 雅各比(Jacoby)认为，当知识分子成为大学教授时，他们不需要写公共文章，他们不写，最终也不会写。34 从而，知识分子的学术化不仅不能提出有创见的学问，更使这个专业化阶层与大学外的历史和社会相脱离。所有以上这些观点都表现出具有人文精神的忧患意识，也是对现代性的深度反省，值得“现代化中社会”的知识分子加以警惕。

不过，“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道德的符号，公共知识分子并不享有道德的权力。如萨义德也指出，在大众媒体面前会产生媚俗的公共知识分子，宋儒程伊川亦云：“虽公天下之事，若用私意为之，便是私。”35 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在其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著作中指出，1970年以前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可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而如今已经很难。在现代知识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时代，如今一个领域的天才进入公共领域去发表其他方面的意见时，很可能错误百出，大说外行话。这使得公共知识分子所提供的，“公共”多于“知识”。这位前联邦法官尖锐指出，当今美国知识分子在传播信息、提供意见方面表现很差，判断错误屡见不鲜，对改善公众的理解贡献不大，对重大问题的事实只有极为表面的理解。36

从另一方面看，立足于中国现实的社会发展，专业化不是太多了，反而可能是还很不够。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决不能把公共化与专业化相对立，而是应当在大力推进专业化的前提下倡导文科知识分子以其专业为背景的公共化。（甚至将来可能的发展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主体不再是学院知识分子的业余活动，而成为独立于专业学者的独立行当。）公共化并不是学院知识分子的必然义务，更没有必要提倡自然科学家向公共知识分子的方面发展。如波斯纳不把罗尔斯（John Rawls）包括在公共知识分子之中，因为罗尔斯从不有意识地为大众写作，可是谁能无视罗尔斯对于整个美国乃至世界学术界（无论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力、及其对知识界、文化界的巨大影响？面对中国加速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广泛需求，和国际化的学术竞争与学科发展，我们现在太需要在各个学科中出现罗尔斯式的学者，而我们的传统使我们一向不缺少公共性的写作者（文学专业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尤其如此），而现代市场化的发展使得甘心长年坐冷板凳的有体系成就的专业学者更难出现。成为对照的则是，媒体的大规模扩张，为具有商业性的以及非商业性的公共化（大众化）的写作和表达提供了致命的诱惑和广泛的市场，媚俗的知识分子应运而生。因此用公共性写作来回避专业工作的艰苦工夫，与用专业化工作消解社会关怀或公共参与，对人文社会学者而言，同样是要加以警省的。37 当然，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大众传播业正在急速发展和扩张，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关于媒体知识分子的社会需求，而如何定位媒体知识分子和专业学者的关系，也仍然是一个未加澄清的问题。 转贴于

1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2， 第2.页

2 参看《杜维明文集》五卷，第601页。

3 同上。

4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 如《朱子语类》卷十八、二十。

6 见《续资治通鉴》哲宗、徽宗年所载曾肇等言。

7 《宋元学案·水心学案下》

8 《明儒学案·甘泉学案六》

9 如《明儒学案》引师说论张阳和语。

10 《后汉书·袁安传》

11 语见《范文正公集》卷七《岳阳楼记》。

12 邓拓《事事关心》，载《燕山夜话》，1979年版，第156页。

13 《宋元学案》卷三《高平学案》。

14 《宋元学案》卷五《古灵四先生学案》。

15 《明儒学案》卷四《崇仁学案》。

16 《明儒学案》卷十一

17 《明儒学案》卷十四

18 《明儒学案》卷二十三

19 《明儒学案》卷五十四《诸儒学案下二》

20 《明儒学案》卷十五

21 《明儒学案学案》卷九

22 《明儒学案》卷二十五薛方山记述

23 《明儒学案》卷五十三《诸儒学案下一》

24 《明儒学案》卷三十一《止修学案》

25 《明儒学案》卷二十九《北方王门学案》

26 事实上，如列文森所说，希腊式的教育目的也是要培养非职业化的绅士，19世纪牛津和剑桥的理想也是要把人培养成绅士以抵抗维多利亚时代的职业化，可见就非职业化而言，西方文化亦有其资源。（见《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16、196页）而杜维明所说，则是指，就公共知识分子可以活跃于政界、商界、传媒界而言，儒家传统可为这种形象的知识分子提供更多的观念和例子。

27 他还指出，知识分子概念同样应当包括回归传统价值的人，政府部门也是公共知识分子活动的重要舞台。雷蒙·阿隆可能比一个萨特或一个福柯更体现出公共知识分子所承担的伦理义务。《杜维明文集》五卷，520、601、606页。

28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科，2001年，第220页。

29 同上，第175页。

30 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江苏人民，2002年，前言、第11、80、100页。

31 同上，第121页。

32 同上，第140页。

33 同上，第144-147页。

34 《最后的知识分子》，英文本，第7页。

35 《宋元学案》卷十五《伊川学案》

天文学相关知识篇5

关键词：微课；初中语文教学；应用

所谓微课，也可以称为“幕课”，它主要是以视频的形式，把某一教学内容讲授给学生，在此过程中还有师生互动环节。这种授课方式对于现代教育来说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手段，不仅仅是网络教学资源开发的表现，如今还被广泛地运用在各科的教学课堂上。它的使用，尤其是对初中的语文课来说，不但模拟展示了真实的教学情景，将知识客观地传达给学生，还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为语文的学习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也提升了学习的效率。下面就具体谈谈微课的有效应用。

一、以微课的形式进行形象化的情境教学

如今各个科目老师尤其是初中语文老师，最喜爱以微课的教学方式对学生传授知识，以提高课堂学习效率。因为微课教学可以将抽象的语文知识形象直观地展示在学生的面前，而且，微课本身具有时间短、容量小且形象感十足等性质，使得其可以与初中语文教学活动更加有效地融合，完美地模拟出相关的教学情境，生动而又形象地将知识内容展示出来，最大程度上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展开丰富的想象力，进而提升课堂的学习效率。

例如，教学《看云识天气》这一课，主要是通过学习云的形状、形态等等分析天气的变化。在这一课，使用微课教学的效果会更加直观、完美。首先，老师可以通过微课对云的各种形态进行形象直观的展示，并将云的形状与相对应的天气生动直观地表现出来，让初中生可以更好地明白什么形状的云对天气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与此同时，再配上相应的解说词和各种各样的云层图片以及课文中的相关语句，不仅帮助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云层与天气的关系和视觉享受，更能领略到语言独特的魅力，进而达到教学目的，提升了学生的想象观察及分析的能力。

二、利用微课精学教材，突破重难点

微课最大的优势就是内容短小而精且具有针对性，因为它只是针对某一情节或者段落进行规划讲解，并且，这个情节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会涉及，使得初中生可以清晰明了地学习相关知识内容。比如，在学习《松树金龟子》这篇课文时，老师可以借助微课播放松树金龟子的相关图片与视频，重点将其生活习性、外部特征、求偶发音等方面展示出来，不仅能加深初中生对松树金龟子相关知识的了解，同时也有利于课堂教学内容的顺利开展。此外，微课化繁为简，帮助学生学习掌握课文的重难点。

例如，《我的叔叔于勒》这一课，有几处重难点学生理解起来会有些吃力，更不要说这几处的作用了。文中有几处对大海的描述，而作者描述这些大海并不仅仅是为了显示海的魅力，而是别有深意。老师可以通过微课，将文中描写大海的句子加之色彩对比鲜明的大海的图片，比如，深邃蔚蓝的大海与晦暗阴沉的大海。让初中生通过比较图片，对文章进行思索，加上老师的相关解说与微课的演示，让学生清晰明白地认识到第一幅图片显示海的宁静与第二幅图片海的阴沉，同时这两幅海的描述也暗喻着作者的心情，一个是愉悦无比，一个是灰心丧气、失望透顶。同时也见识到作者通过描绘海的景色，对比鲜明地塑造出人物的形象。

三、利用微课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微课不仅仅可以用来帮助学生提高学习语文的兴趣和语文知识的积累，同时也可以培养初中生在语文学习中的实践能力。老师可以通过微课这个教学平台，将一些小说等文章角色进行演绎和分析，继而加深对小说人物形象的学习与认识。例如，在《皇帝的新装》这一课的授课时，任课教师可以以话剧的形式进行教学，并制成微电影，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够参与其中，并通过制成的微电影和演绎过程中的心得体会，进一步深入地学习这篇文章，从而更好地体会作者安徒生在该篇文章中所表达的情感，即对大小官吏愚蠢、奸诈以及虚伪的丑恶形态进行深刻的揭露，并对天真烂漫的童心进行了褒奖，以此来提升学生的学习实践能力。

总而言之，初中语文课堂教学采用微课教学为辅助，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单一教学模式，同时也提高了教学效率，促进了新课标改革的顺利进行，同时也培养了老师对教学方式方法创新的意识。此外，微课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有效应用还改善了课堂的学习氛围，提升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学生学习语文知识的热情，也有助于学生语文知识的积累，最终达到对语文课堂教学活动优化的目的。

参考文献：

天文学相关知识篇6

【关键词】高中地理；教学；图表；有效运用

在地理新课标中确定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在新课标中要求了应该要重视对学生的地理素养以及获取地理信息、运用地理信息的能力进行培养。人教版地理教材中，图、文、练之间已经没有明确的划分界限，而把课文分为诉述式课文和活动式课文两种形式，无论哪种形式的课文，又都以文字叙述、图象、资料等多种方式呈现。这就说明在地理教学中，图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通过对图表的有效运用，才能够帮助学生去理解地理原理、认识地理的规律，从而来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这样才能够满足新课标的相关要求。所以在高中地理教学中老师要有效运用图表来进行实际教学工作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本文从以下几点阐述：

一、对课程标准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把握住测试的要求和内容

从课程标准以及学业的水平测试中可以发现，在对地理图表的要求上采用了下面这样一些词汇：获取、判读、准确理解、填绘、分析以及表述等。所以在平时的高中地理教学当中，教师就应该要从这些方面来对学生进行引导，让他们能够关注在地理学习中地理图表的有效性。

比如下面这幅图为地球某天的太阳光照图，图中的阴影部分表示夜半球，那么从这一副没有任何文字的图当中能够得到哪些相关的地理信息呢？

通过对所学的相关地理知识进行分析之后可以发现，这幅图是地球的俯视图，图示当中的每一条经线的精度差应该是30°，时间就应该是相差两个小时，A点所在的经线是正对太阳的经线，那么A点的时间就是正午的十二点；还有就是在北极圈以及北极圈以北的地方出现极昼，而在南极圈以及南极圈以南的地方则出现极夜，也就说明了这是一幅北半球夏至日的光照图。在得到这些相关的地理信息之后还能够进行相应的一些计算。

二、在设计地理图表的时候要根据知识类型的不同来进行科学设计

对于地理知识来说一般可以分成程序性知识和陈述性知识，所以在实际的教学当中需要根据不同的知识类型来选择比较合理和科学的教学方式，比如在对陈述性知识进行教学的时候就可以选择采用直接教学法，而在对程序性知识进行教学的时候就可以选择采用间接教学法。地理这门学科涉及到了人文社会以及科学等很多个学习领域，所以地理知识不仅有文科知识的特点，同时也有理科知识的特点，为了能够让地理图表在地理教学中有效性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那么在对地理图表进行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要根据地理知识的类型来进行，这样设计出的地理图表才能够更加合理和科学。

（1）对于自然地理知识来说，基本上都是采用示意图来对地理规律和地理原理进行表述。这样知识之间的相互联系就能够更加直观的显示出来，对于那些比较抽象的地理知识来说学生在理解的时候就会更加容易，对知识的理解记忆难度就会相应的降低。比如在对地球的四大圈层进行教学的时候，为了能够更加直观的表示让四大圈层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教师就可以设计出下面这样一幅图，在这个图示中，I就表示的是大气圈，II就表示的是水圈、III就表示的是生物圈，而IV就表示的是岩石圈。这样学生在对四大圈层的相关关系进行理解和记忆的时候就会更加的容易。

（2）对于人文地理知识来说，对地理现象进行归纳和总结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采用表格的形式来进行表示的，这样教师在实际的教学中就可以采用比较的方法，让知识之间的相互联系充分的展现出来，比较记忆的效果就能够得到有效增强。

（3）对于区域性的地理知识，则基本上都是采用图、表以及文字并用的方式来进行表示，这样对于那些地理事物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学生就能够更加直观的去认识，在对比较复杂的区域地理特征进行归纳总结的时候就会更加方便和容易。

三、对地理图表和地理规律、现象之间的转换要重视，这样地理图表的表现力才能够得到增强

地理教师应该要在平时的地理习题教学中重视对学生进行引导教学，让他们能够经常进行图表和文字之间的转换。比如在对天气系统进行实际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就可以采用下面的题目进行联系。下图中是我国某地气象站某一个月份中部分的气象观测记录，那么通过对图表的阅读，这个时候的过境天气系统应该是什么呢?

通过对图表的阅读可以发现，这个图表提供了一些天气现象和相关的气象数据，教师首先应该要引导学生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和比较，比如从18号到21号气温从2℃变成了零下4℃，就可以发现当地的气温是在不断下降，而气压则在上升，然后还需要对天气状况进行分析。在对图表进行分析比较之后学生就应该要进行文字的表达，通过和所学的知识进行联系，最终就能够得到全面的答案，这个时候的过境天气系统应该是冷锋。

四、不断加强对学生的规范性指导，让他们能够重视知识之间的相互联系

在地理图表中对地理知识之间的联系性也有比较充分的体现，在实际的地理教学中，教师应该要不断加强学生在读地理图表方面和绘制地理图表方面的规范性指导，这样才能够让他们在读和绘制地理图表的时候真正的提高地理学习的效率，进而让地理图表的有效性充分的发挥出来。比如学生在对气旋平面示意图进行绘制的时候，老师应该提醒学生对于最后表示风向箭头的弯曲方向要重点注意，这样学生在实际的绘制过程中才不会出现错误。

五、结束语

为满足时代和地理教育教学发展的要求，地理教育呈现出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尤其是绘图能力训练等特点。新一轮的高中地理教材在原来的教材基础上进一步的更改和丰富，如人教版必修教材就大大加强了图表的篇幅，并且每幅图都在说明问题时恰到好处，极大地丰富了教材内容，这就使得图表的分析和运用成了新教材教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并且，地理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知识跨度和抽象性都很大的学科，它不仅具有理科知识的特点，同时还具有文科知识的特点，所以在实际的教学当中教师应该要合理和科学的采用地理图表来进行教学，让地理图表在教学中的有效性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样高中地理的课堂教学效率才能够得到有效提高。

参考文献：

[1]李春楼.浅议高中地理教学的图表教学方法[J].高考(综合版)，2012,12:23

天文学相关知识篇7

关键词: 地理知识迁移应用 高考题 解法

2009年高考文科综合能力测试全国卷Ⅱ中有这样一组题:某旅游团希望在杭州西湖欣赏“雷锋(塔)夕照”的同时,也领略“月到中天(月亮高度最大),水面风来”的情境。(注:月球公转周期约为30天,农历初一月球在天空中的视位置最靠近太阳)

9.若旅行团在某日16时左右看到了“月到中天”,则该日是农历()。

A.初二 B.初五 C.初八 D.十一

10.若该旅行团在某日18时40分左右看到“月到中天”,则该日是农历()。

A.初二 B.初五 C.初八 D.十一

这两题的解法应该是相同的,但很多考生见到题目后却感觉到无从下手。其实只要在审清题意,充分利用所给的条件后,还是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出此组题目的。

方法一:利用月相判断。某日16时看到“月到中天”说明太阳位于月球的西侧,两天体的视位置的夹角小于90°,据此可推测,此日应在初一(新月)到初七、八(上弦月)之间,但由于初七、八时太阳与月球在天空中的视位置夹角为90°,初二时太阳与月球在天空中的视位置很近,可排除A、C、D项,只有B项符合题意。

18时40分看到“月到中天”,说明太阳位于月球的西侧,两天体的视位置的夹角为90°左右,故这一天应该为农历初八。

方法二:利用相邻两天月亮出现的时间差来判断。由于月亮每天出现的时间比前一天晚约48分钟,那么每天“月到中天”的时间也应该比前一天晚约48分钟。由题意“农历初一月球在天空中的视位置最靠近太阳”可知:农历初一时“月到中天”的时间为12∶00左右。若想16时左右看到了“月到中天”,则需(16-12)×60÷48=5(天)后,即农历初六前后。同理,若想18时40分左右看到“月到中天”,则需[(18-12)×60+40]÷48≈8(天)后,即农历初九前后。因此,前一题选B,后一题选C最合适。

方法三:利用地球运动的相关知识进行知识迁移。如下图所示:大圆表示地球,小圆表示月球,虚线圆弧表示月球公转轨道的一部分。由题目提供的条件“农历初一月球在天空中的视位置最靠近太阳”可知:农历初一时“月到中天”应为地方时12∶00前后。即下图中的A点的人在农历初一看到“月到中天”时,月球运行到公转轨道A′处。若想某日16时左右(下图中B点)看到了“月到中天”,则月球运行到公转轨道B′处。由于A、B两点相差4小时左右,可推出=60°。根据题目提供的条件“月球公转周期约为30天”可知:月球绕地球公转的速度约为12°/天,则月球从公转轨道A′处运行到B′约需60°÷12°/天=5天,即农历初六前后能在16时左右看到“月到中天”。同理,若想在某日18时40分左右看到“月到中天”,则需在农历初九前后。

方法一是许多高考资料在解析这组题目时常用的方法,但是我认为在以上三种方法中这种方法是最不容易让学生理解和接受的,它也不符合出题者出此题的本意。因为月相知识在必修一中虽有涉及,但却属于选学内容,而且在高考说明中对这部分内容出没作要求。因此,方法一在高考中绝大多数考生是想不出来的,只有那些选学过月相这部分内容或者是平时对月相和农历知识都有一定了解的学生才有可能想到这种解法。

方法二看似简单,但这一方法的关键是要知道每日月出时间要比前一日晚约48分钟。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推算出这一数值。第一种方法是根据月相的变化规律计算出两日间的月出时间差。朔日时日月同升同落,望日时日月此升彼落,据此可知:一个朔望月中,月出时间要推迟一天。那么,每天月出时间应推迟24小时÷30天=48分钟/天。第二种方法是利用月球的公转来求出。由于月球公转的周期约为30天,也就是说月球围绕地球公转一周(360°)大约需要30天,即月球在公转轨道上每日运行12°。由于月球围绕地球公转的方向和地球自转的方向一致,都是自西向东的,这就使每天月球升起时间要比前一天大约推迟12÷15=0.8(小时)=48(分钟)。当然,若是平常学习中老师没有讲到这一点,只凭学生在考专场上推算也是有很大的难度的。

方法三在以上三种方法中应该是最容易被学生接受和理解的。它既充分利用了题目所提供的条件,又用到了知识的迁移,这完全符合新课标对学生的能力要求。这种方法应该符合命题者的本意,也是最能体现考生解题能力的一种方法。因此,我们在日常的地理课堂教学中不但要让学生学会知识,而且要让他们学会应用已学的知识解决问题,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而“六模块建构课堂”中的“迁移应用”模块为我们在日常教学中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一个最佳途径。

要想让学生能够应用已学会的知识解决实际中遇到的难题,我们必须让他们养成以下习惯。

一要仔细审题,在审清题意的基础上,考虑命题者的命题意图,也就是说要弄明白此题考什么。

二要充分利用题目所提供的条件(包括隐含条件)。“月球公转周期约为30天”是本组题目提供的一个条件,一些考生只所以没能解出此题,就是因为没能充分地利用此条件。另外,解题时还要考虑隐含件的利用。在此题中就隐含着一个时间条件,由于杭州位于120°E附近,它的地方时接近北京时间,因此题中的时间既可看作是北京时间,又可以看作是杭州的地方时。

三要学会知识的迁移。教材中没有月球运动的相关知识,但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地球运动的有关知识。运用地球运动的知识解决月球运动的问题,这就属于知识的迁移运用。

只要我们在做题时,做到以上三点,就不怕遇到我们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在平时的日常教学过程中应该加强“迁移应用”环节的教学,增强学生的解题能力。

参考文献:

天文学相关知识篇8

彝医药理论体系完整、内涵丰富，但晦涩难懂、寓意深刻，今人要想弄清彝族先贤是如何认识与分析人体生命与疾病规律的，就必须对构建彝医药理论的源头进行逆向追溯，探明彝族古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古代天文历法对彝医药理论的影响。对此，王天玺在《先民的智慧――彝族古代哲学》一书中作出精辟论述：“彝族古代哲学认识的两大对象：宇宙与人类――先宇宙而后人类”。《哎哺啥呃》、《宇宙人文论》等彝文典籍都是通过认识宇宙来认识人类生命的。

彝族先民通过长期对各种天体运行规律、各种气候气象、各种地理现象的观测，已深刻认识到各种动物的“生、长、壮、老、已”和各种植物的“生、长、化、收、藏”的生命运动过程，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以太阳论生命、以天文论人文、以哎哺论万物”的彝医药理论体系，其中“哎哺啥呃”是其核心理论。“啥呃”是古彝文音译，汉译则为“气浊”，是彝族认识宇宙与生命的独特思维方式，渗透在彝族先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彝医药理论体系的源头性认识。彝文典籍《哎哺啥呃》的主题就是“哎哺”和“啥呃”，1991年，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西南彝志》中收载了《哎哺啥呃》，该书写道：“上古天未产，哎哺未生时，气浊先产生”。该书序言中是这样说的：“气浊变化产生哎哺，哎哺产生万物的观点，是彝族先民哲学的基本观点。”可见“气浊”不仅是彝族先民的哲学理念，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发展成为彝医药理论体系中最核心的“气浊学说”，体现彝医对宇宙、对生命的认知特点。

1“人体同天体”是彝医构建“气浊学说”的认知基础

“人体同天体”是对宇宙与人体生命关系认知的高度概括，说明彝族古代先贤已能够运用古代天文历法的原理、方法等阐释对人体生命与疾病变化规律的认识，而这些认识在各种流传至今的彝文典籍中均有详细记载，被众多彝医广泛运用于临床实践。要想弄懂彝医药的理论渊源，就必须明确古代天文历法、气象学等相关科学原理对彝医药理论的借鉴和启示作用，也就要深入理解古彝人是如何认识“人体同天体”的，其中天文历法等在彝族古代科学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彝族天文历法是联系人体与天体的共通规律，体现彝医对“气升浊降”的认知特点。天文指的是日月星辰等天体在宇宙间分布、运行等现象；天文学是研究天体、宇宙的结构和发展的科学，包括天体的构造、性质和运行的规律等[4]；历法则指推算岁时节令的方法。系统研读彝文典籍和深入田野调查，笔者发现彝族在长期天文观测中已形成具本民族特色的“宇宙发生演化观”和“天地日月星辰系统认识论”，通过辨星纪、正日影、定节气的方法，用图影、符号等表示各种天象、地象和物象，制定出多种具有深远影响的古代历法。

据彝文典籍记载，上古乾阳运年时代（公元前45―前27世纪）已形成彝族太阳周天日历，苟阿娄、阿娄朴时代已描绘“天星云图”，掌握天文知识；三世朴朴苏能时代，就绘制地图，认识到地理格局；四世苏能拉戛时代，已能进行日月历度的推算[2]。据《彝族源流》记载，在哎哺部落时期就有天文知识丰富的娄师颖先师，有使用文字写下无数经典的举哲奢等人；哎哺部落的每个氏族里都有一些“心里想知识，口里讲知识，手里写知识”的先贤，写下了“成千的天文，上万的地理”知识；将大地分为九块，认为“大地有九方，九方为九宫”，反映彝族先民古老的宇宙观[3]。在认识自然、探索宇宙、发明创造的历史长河中，彝族形成“宇宙化生万物”的哲学认识，通过在长期生活实践中观察日月星运行及各种气象变化，对寒暑交替、生死荣枯、升降浮沉等各种运动变化现象进行总结归纳，形成具彝民族特色的“哎哺啥呃”理论，包括“气浊学说”、“哎哺理论”等，是彝族阐释各种宇宙生命现象的认知模式。为便于广泛传播和深化记忆，毕摩等文化人对这种认知模式经常用“拟神”的手法将日、月、星等各种天体及各种生物赋予各种神的形象，造成后人认知上的误解，但仍然不能掩盖“气浊”、“哎哺”在医学领域的重要地位与贡献。以往在田野调查中，笔者曾多次见到或听到过彝族祭祖有插树枝的习惯，当时仅从原始宗教意义方面去考察，现今从天文学角度去分析它的内容，才知道其包含着丰富的天文学知识，插枝图原来就是一幅完整的彝族星图[4]。

可见，对彝民族各种生活现象的研究，不能仅从其外在表象去认识，需要对其原型的出处深入挖掘，正确领会该民族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也就显得尤为重要。“气浊”在彝医药理论中占十分重要的地位，既是天地之源，也是人体之本。“气浊学说”作为彝医认识宇宙与生命运动的核心理论，除表达对宇宙生命发生演化的认知外，还表达其对“气升浊降”生命运动规律的认识，而这种认知正是建立在“人体同天体”之上。

2“气浊”是事关宇宙与生命发生演化的基础理论

彝医药是以河洛、八卦为理论构建的医药学体系，是应天应地、应日应月的宇宙时空医学，其医药理论也事关宇宙与生命的发生与演化，其中“气浊”扮演重要角色，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2.1气浊是天地之源，也是人体之本彝族先贤认为宇宙与生命的发生、演化均从气浊开始。《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物始纪略》、《土鲁窦吉》、《宇宙人文论》等重要典籍所论述的第一问题均是事关宇宙与生命的演化发生论，认为“气浊”是天地万事万物发生演化的“总根子”。但“气浊”到底是什么？气浊在不同的运用中有不同的称谓，如清浊、气浊、天气地气、青气赤气，名虽各异但理却相通，即实为气与浊尔，表达各种天地发生演化、阴阳消长变化等现象的根由而已。彝医所说的“气”，彝文写作“”，发“sa（啥）”音，有人也翻译为“清气”；彝医所说的“浊”，彝文写作“”，发“ge（呃）”音，也有人翻译为“浊气”。

彝族先贤认为太古之初，杳杳冥冥，什么有形之物都没有，只有动态的气和浊，气浊不断交织变化，形成天地；天气与地气交织变化，形成万物。气浊-哎哺-天地-万物，彝族先贤用一条简洁的、自然演化的路线，解答了宇宙的发生问题，解答了宇宙的起源[5]，当然也表达对生命运动的认识。如彝文古籍《宇宙人文论》论述气和浊产生天地、万物和人类时说：“在天地产生以前，是大大的、空空虚虚的‘无极’景象，先是一门起了变化，熏熏的气，沉沉的浊产生了”[6]。又说：“气熏熏的，浊沉沉的，气浊互相接触，一股气，一路风就兴起了；两者又接触，形成青幽幽，红彤彤的一片，清的上升为天，浊的下降为地”[6]。“气浊相互接触，气翻出青色，浊翻出赤色。青、赤二气成对如桴叶飘飘，又起变化，变成天线、地线，织天又织地，天地同时出现”[6]。《哎哺啥呃》：“十二层天下，充满气浊，产生万物，又不断变化”[7]。可见，彝族先贤认为宇宙存在是气浊演化的结果，人体形成是气浊结合的结果，人体能在宇宙生存，是人体与宇宙相互调节的结果[8]。

气浊是彝族先贤解释、概括人体及自然界各种“象”变的认识基础，是彝医药论“常变”的理论来源，认为气浊之多少、异用均可通过声、色、脉、体等病症特征而相应的表现出来。而彝文典籍《哎哺啥呃》中有专篇对气浊的论述：“浊之路三条，末之路一条，根尾侧上经，头顶上之越，鼻底下之生。次之路一条，胛节顺之经，脑髓中之生，首之路一条，肾水中之漫，肾腹上之经，头顶上之生，源源循环呢，肾水直上冒，头火下而降，水之火不过，金与木不合，五之相合者，脐底往之上，动动而弹弹，无循无经根，古今其面看，看来的是了。其根我来写，其命我来说，人类身体中，气血经路是，气浊路六条，肺肝心喉肾，其不知的怕，论的抄之放，此凡读人呢，请的学着吧”[9]，可见彝医是从“气浊”认识宇宙生命的发生与演化，气浊既是天地之源，也是人体之本。

2.2气浊解答宇宙生命演化的起点和顺序对宇宙生命发生演化的起点，彝汉两族是存在差别，汉族文化从“气”开始而彝族文化从“气浊”开始。汉族医学强调“气一元论”在中医学界已达成共识，而彝医学却强调“气浊二元论”。笔者查阅各种彝文典籍的原始版本，发现“气”与“浊”在彝语言文字系统的指代不同，表达两类不同的事物。彝医传人王正坤先生解释“气浊”时说道：气与浊不同，气为阳，上升则为天，具轻清、薄靡、上浮之性；而浊为阴，下沉则为地，具重浊、凝滞、下沉、下降之性。彝族先贤已认识到“气”与“浊”是以二元形式出现的，二者属性的不同。如《土鲁窦吉》（又名“宇宙生化”）言道：“天与地之间，气与浊二元，影和形两面，由五行定干”。对于气浊关系，彝医传人张之道先生给出准确解释：“气就像一条龙，浊就像滇池的水，如果龙不潜藏在水里，露出水面，人不就得病了吗？”张之道先生的论述可谓精辟，形象生动地解释了气与浊关系，也说明了“阴平阳秘”的真正内涵。正如日常生活所见，气可凝成水，水可蒸发而化成气，但绝不可以说“气就是水，水就是气”，二者虽然可相互转化，但绝对是两类物质。可见，彝族先贤在认识世界本源时是以“气浊二元论”立论的，承认气与浊是不同，属于两类事物。

对宇宙生命发生演化的顺序，彝汉两族也存在差别。彝族认为宇宙发生演化的动力源于气升与浊降，众多彝文典籍均反映这一点，“竖竖剧而冒”的气和“熏熏降而沉”的浊经过不断交织变化，形成哎哺；哎哺有千千万万，其中最好的哎和最好的哺形成天地和日月[10]；天气与地气交织变化，形成天线和地线的变化规律；青气与赤气交织变化，形成青线和赤线的变化规律；而正是这些变化规律形成了万物，其变化规律可用天地五行和宇宙八卦等宇宙数学模型给予概括和认识。“气浊-哎哺-天地-五行-八卦-万物”是彝族先贤认知“气浊产生宇宙、气浊化生万物”的基本图式。

3小结

气升与浊降是宇宙生命的基本运动。彝族先贤认为宇宙生命不是静止存在的，气浊的升降运动是各种生命现象存在的前提条件，故众多彝文典籍均言道“气转浊而生”、“有命才会动”。总体说来，彝族对气浊的升降运动可从以下方面认识。

3.1天地的发生演化均来源于气浊的升降运动，而生命的形成和变化亦离不开气升浊降。彝族先贤不仅认识到气浊存在升降运动，还明确了几组由气浊演化的事关宇宙生命发生、演化、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概念：如天气与地气、天线与地线、青气与赤气、青线与赤线等，这些术语组成了“气浊理论”的概念体系，不仅能够解释天体运行的规律，也解答了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

3.2明确气浊运动的表现形式为“首萌长遍退藏”，其本质均遵循“升降出入”的原则。彝医认为气浊“升降出入”的运动形式体现在与四季的密切契合上，体现在气血在不同的时空下具有不同的血峰特点上。在此理论指导下，形成了彝医独特的血峰理论、禁刺理论和用药理论。

天文学相关知识篇9

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文化虽然也对外来文化进行了有限的综合，但从总体上是在孔子、孟子、老子等人创造的可能性空间中发展的。所谓中国文化在二千年里缺乏真正的革命，指正是这个意思。文化的可能性空间有其边界，但这边界对于终生停留在其内部的人来说是未知的。从这个角度看，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恰恰相反恰恰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勘测传统文化边界的参照，中国知识分子正是通过西方文化产生了对中国文化的欠缺意识的。一种独立发展的文化在受到外来文化冲击时首先产生必然是同化对方的冲动和筹划，而当此冲动和筹划失败时，则会沿着下述两个路线对待它：（1）抗拒；（2）对话。在外强我弱的文化语境中，对外来文化的抗拒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情这种抗拒的人看到的是悲壮的失败，反对它的人则只是目睹了一场喜剧性的衰落，而抗拒者除了收获顽固者的绰号和失败者的耻辱外，至多只能将自己囚禁在对昔日辉煌的回忆中，以与主流文化隔绝为代价来安慰自己。因此，当时的大多数知识他子都于觉醒中意识到与外来文化的对话已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生存的前提。与外来强势文化的对话有三种形态：（1）借鉴；（2）希望对方同化自己；（3）通过建立更强大和开放的本土文化来同化对方。由于五·四时期的西方外来文化是与个性、自由、民主、科学等解放性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不少代表进步势力的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采取的是“希望对方同化自己”的对话方针。通过建立更强大和开放的本土文化来同化西方文化在当时未被提上议事日程，“拿来主义”成为主导性的文化策略。这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建构能力的不足埋下了伏笔。我们在赞美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革命性时不应忘记：正因为他们在世纪初缺乏更高远的文化视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才从总全体上未摆脱殖民语境和后殖民语境。

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策略上的另一个失误是：无论是激进的“希望对方同化自己”者，还是温和的借鉴论者，所奉行的都是文化工具主义。他们不把文化看作一种本体性存在，而仅仅视之为工具——社会改革的工具、救亡的工具、改造国民性的工具。这样，文化自身的本体论建构就被忽略了。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作为整体缺乏为文化而文化的纯粹建构意识，文化工具主义的支配使他们的文化建构大都过于匆忙和粗糙，其成果自然也不如人意。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从总体上讲缺乏世界性的大师，也没有真正超越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二分法的思想体系。即使是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等进行了纯粹的体系性建构的文化大师，其思想也存在着致命的欠缺。本文将通过分析这种欠缺来审判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

熊十力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新唯识论》是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思想文本之一，它与金岳霖的《论道》和《知识论》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最高点和最亮点。新唯识论将佛学、儒学、西方哲学整合为独特的个人体系，其运思之精致和其内涵之博大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均属独一无二。著名哲学史家张岱年先生甚至认为“熊十力的哲学思想的深沉渊奥不亚于海德格尔。” 但是，如果我们冷静地审视熊氏体系，就会发现其明显不足：他写作《新唯识论》时，世界哲学的前沿部分已发展到生命哲学阶段，而《新唯识论》所走的仍是传统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套路，在世界哲学史上的位置与海德格尔哲学相比落后一个时代——后者是现代哲学，熊氏体系则属近代哲学范畴。构成熊氏体系核心的本体说、翕辟说、体用说均是用近代哲学的方式解决近代乃至前近代哲学的问题。除了体系上的落后性外，熊氏学说过多地运用了过时的哲学符号，其具体结论也颇多过时之处，如“感于民而为仁焉，吾无分于民也，有分于吾与民，斯不仁矣。” 这段论述虽说“吾”与“民”不分，但如此说是，“吾”与“民”已经分开了，而在西方的个体主义思想已传入中国之后，此种对于“吾”与“民”问题的设置和谈论本身都已经过时。上述落后性产生了下面的后果：尽管部分学界人士认为熊氏体系博大深奥，但其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并不大。道理很简单：在大量属于更高阶段的思想体系已涌入中国的情况下，中国人自然舍旧而趋新。如果说熊氏体系代表着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的最高水平的话，那么，熊氏体系也因此最典型地代表着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的欠缺。

我们对熊十力的评价原则也适用于金岳霖。金岳霖的最大长处是进行逻辑的建构。他于1944年出版的《论道》以道、式、能为基本范畴，通过纯逻辑的运演建构出了独特的本体论。这本书的问世使中国学术史产生了方法论上的革命。在重感悟而逻辑的中国文化圈中有划时代的意义。但《论道》所建立的是近代式的纯逻辑体系，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时代哲学——生命哲学——不属于同一历史阶段。同时，该书虽然在总体架构上宏大细密，但在落到实处的逻辑论上仍略显粗糙，如他在论证“自我中心观念的不妥之处”时就显得有些幼稚：“自我中心在艺术方面也许有好处，也许它是创作底最基本的原动力。可是在哲学上它似乎是一不妥的思想。别的不说，从法律道德和群己关系上来看，自我中心观的毛病很大。有些有自我中心观的人也许是普通所说很有意思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抹杀自我中心观这一思想底毛病。” 此类不严谨的论证在《论道》中并不少见，而我们在《存在与时间》和《逻辑哲学论》等同时代西方哲学巨著中是找不到如此幼稚的议论的，所以，尽管《论道》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但金岳霖与同时代的西方大思想家相比还是差距巨大的。《论道》在诞生以后命运不佳，在中国知识界产生的反响不大，固然与中国知识分子不善于接受细致的体系性建构有关，但其在体系上的滞后性则是更根本的原因。这种滞后性体现在他和熊十力这样的文化泰斗身上，更让人清醒地认识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与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的差距。

冯友兰在体系的细致与宏大上无法与熊十力和金岳霖相比，但他所提出的人生四境界说既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契合了二十世纪人类对天人关系问题的关注，因而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很大。他借鉴西主的社会发展阶段论，提出了人生的四境界说：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在此境界中，人知天、事天、乐天并最终同于天：“知天底人，觉解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分子，而且是宇宙的一分子，所以知天底人，可以谓之天民。” 这种天人合一思想与后期海德格尔哲学所提出的“天—地—神—人”四重奏理论和现代西方的生态主义思想不谋而合，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其中蕴涵着产生东方式的后现代主义的可能性。可惜的是，冯友兰受地域语境的限制，未能充分展开这一可能性，而是重复了陆王心学的“主宰说”：“在天地境界中的‘真我’，不令是他自己的主宰，而且是全宇宙的主宰。” 这种主宰宇宙的思想与西方的征服自然说虽不是一回事，但它所意指的仍是“万物皆被于我”和“宇宙就是吾心，吾心就是宇宙”，而非“人是存在的守护者”。并且，冯友兰所说的天地境界乃是心境，与具体的实践活动没有本质性的关联：“在天地境界中底人，其所作底事，亦是一般人日常所作底事。” 一般人担水劈柴，处于天地境界中的人也担水劈柴，只是其意义不同。这似乎颇得禅宗的精髓，然而冯氏学说的空疏却于此显露出来：在现实生活中，一般人日常中所做底事，有很多是破坏自然（损天）的，此类日常之事的积聚足可以毁天（如现在的生态危机便如此），如果处于天地境界中的人与处于较低境界中的人一同毁天，那么，所谓的天地境界又何从谈起？这种自我矛盾之处意味着冯氏对一些关键性的问题缺乏领悟，其体系也远未达到纯粹境界，因而与以后期海德尔哲学为代表的西方生态哲学有较大差距。

上面指出了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三位哲人的欠缺，意在于揭露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建构能力上的不足。但必须强调的是：尽管他们的体系有本质性的欠缺，但他们的探索仍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最高点，如果他们所代表的建构精神能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发扬光大的话，那么，中国文化就会产生质的飞跃，中国知识分子中也极可能产生世界性的大师。但令人遗憾的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在下半叶经历了一系列灾变，上述三位哲人所开创的建构精神也基本上失传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可能性被再一次耽搁了。五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处于荒芜和半荒芜状态。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化开始复苏，但面对各种如潮水般涌来的西方思想体系，停止运思近三十年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有招架之功，而无同化之力。除了罕见的例外，此阶段至世纪末的中国知识分子无一能够建构出自己的思想体系，有能力提出个别新论点者已属深刻了，大多数人只能以捍卫传统文化或最早介绍西方的某些流派为荣。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钱钟书作为一个没有自己思想体系的学者才被誉为“文化昆仑”的。平心而论，钱钟书在文化史上的地位无论如何是不能与熊十力和金岳霖相比的，但他却被称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的“文化昆仑”，这不能不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前盛后衰的标志。不过，例外总是存在的：李泽厚作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化最有原创精神的人物，将康德哲学、实践哲学、东方哲学进行了综合，创造出了以实践概念为核心的哲学——美学论纲。这个学术文本与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的体系相比，更符合二十世纪文化的主导原则——生存实践原则，其所包含的可能性空间更为广阔。如果这个可能性空间获得充分实现的话，那么，中国文化将产生一次革命，所谓的后殖民语境也将部分地被克服。然而，由于世纪末中国文化急剧动荡的语境和建构主体的不够执着，李泽厚的研究始终处于提出论纲的阶段，而未能如熊十力和金岳霖那样创造出完整的个人体系。正因为如此，我们说李泽厚与熊十力和金岳霖相比有本质性的差距。由于李泽厚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化是个罕见的例外，所以，二十世纪中国化下半叶与上半叶的差距要远远大于李泽厚与熊十力和金岳霖的差距。建构能力的不足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体现得更为明显。世纪末的后殖民语境正是因此而产生的。所以，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化人对中国文化负有更大的罪责，也更应在自己的内心法庭中对自己进行审判。

二、罪责意识的匮乏与超越理性的缺失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欠缺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缺陷直接相关：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尚未普遍地成为主体，不能以独立个体的身份进行自由创造。某些学者从欧美访学归来后感慨：中国人尚未成为个体。我想加一句：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数尚未成为个体。只有个体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才能具有真正的罪责意识，才能在对光荣和耻辱的深刻体验中进行充满激情的文化创造。未成个体的人只能听从他者的呼唤，按着他者的理想使世界成形，只能作为工具而存在。由于他不是他的行动的真正源泉，所以，未成主体的人必然缺乏罪责意识。对于他而言，负有罪责的永远是他人，他自己在任何灾变中都是无辜者和受害者。主体意识和罪责意识的匮乏也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致命欠缺。

罪责意识的匮乏在灾难结束之后体现得最为明显。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界动荡不安，知识分子命运不佳，屡受磨难，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永远是无辜的：他们作为社会的精英总比劳力者阶层更多地参与了重大的历史事件，因而要更多地为历史负责。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灾难面前是远非清白的，有时候他们直接就是灾难的制造者。谁没有在关键时刻说“不”，谁参与了灾难的制造，谁就是罪人。这是无可辩解的事实。对于“文化大革命”这种以文化的名义制造的历史性动乱，知识分子更是难辞其咎。大量资料显示，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怀着兴奋的心情参与了这场动乱，并以能与动乱同步为荣。这其中涵括着数不清的阴暗心理，人性中的恶被灾难哺育得非常茁壮，有时候一个知识分子的苦难就直接来源于另一个知识分子。因此，所有作为成年人——完全民事主体——经历了那场动乱而又没有说“不”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无权宣称自己无辜，都必须为自己的罪责忏悔！然而，现在二十一世纪已经到来了，中国知识分子忏悔过吗？进行过自我审判吗？没有。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满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成了受害者，他们像《窦娥冤》中的弱女窦娥一样向整个宇宙诉苦，都单单忘记了自己的罪。甚至某位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的知识分子也以《毕竟是书生》这类轻松的文字为自己开脱。除了巴金发表了一套说真说的书外，甚少有人表示自己为此负有罪责，而巴金的忏悔也远非如人们想象得那么深刻：他只是就事论事地谈论他当时的心理状态和犯有更大罪责的可能。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俄狄浦斯那种自刺双眼自我流放的承罪精神。在他们看来，应该流放的永远是他人，自己则永远是无辜的。不知道他们是否读过萨特的下述文字：人是自由的，所以，他们为自己和整个世界负起责任来；抱怨是荒谬的，因为你的存在方式是你自己选择的；对此是没有任何推托的理由的 。很多中国学者曾经以轻松的口吻对萨特进行过批判，但在自由与责任的关系问题上，我还没有发现哪个中国学人在灵魂的深度上超过了萨特。

没有罪责意识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悲剧精神，因为罪责意识是悲剧精神的核心；缺乏悲剧精神的文化，必然缺乏深度和张力。真正的悲剧并不在于有人死去，而在于人为自己和世界负责时的苦恼意识。所有的悲剧英雄都是勇于承担罪责的人，承担罪责的根本方式是在内心法庭中对自己进行自我审判和自我惩罚。由此来看，文化大革命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悲剧并没有内化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精神，自我审判和自我惩罚仍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希望逃避的活动。没有悲剧精神的文化人必须缺乏足够深刻的精神体验，因而不可能创造出伟大的文化。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贫乏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欠缺有本质性的关联。周国平对此有恰当的言说：“一个人自己的灵魂不曾有过深刻的经历，则任何外部的经历都不可能使他深刻起来。譬如，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苦难也许不亚于俄国知识分子在沙皇专制或斯大林专制下所遭受的，可是，直到今天，我们没有写出一部以‘文革’为题材的优秀作品，哪怕能够勉强与陀斯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索的《古拉格群岛》相比，这恐怕不是恐然的。” 我同意周国平的观点，但是想反问一句：你本人作为一个经历了“文革”的知识分子不应为此罪责吗？我们何时才能听到你为此而进行的自我责问与自我审判呢？

既然罪责意识的匮乏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欠缺之间有因果关系，那么，中国知识分子就必须补上自我审判和自我惩罚这一课。否则，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化也难以有大的突破。现在需要警觉的是，罪责意识的匮乏正与中国知识分子一起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一个标志是：在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欠缺时，许多人慷慨激昂地痛斥他人的无能，却从未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愧疚之情。事实上，即使你是六十年代出生的晚生代知识分子，你在二十世纪也度过了三十多年的时光，完全可以为中国文化做点什么——马克思、萨特、海德格尔都是在三十多岁时写出自己的代表性论著的，所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贫乏证明你也是失职的，有罪的。但迄今为止，我尚未发现有人表示自己有罪。在此，我呼吁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在内心法庭中对自己进行审判。我本人将借此文率先审判自己：虽然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作为民间人士曾尽力进行哲学建构，写过一本具有独创意义但尚未完全发表的哲学专著——《个体哲学》，但我依然对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化负有罪责，是一个有罪的人。任何在成年之后经历了二十世纪并仍活着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应对中国文化怀有罪责意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贫乏就是我们的原罪。面对原罪，我们只能承担，无权辩解。赎罪的唯一方式是投入到真正的文化创造中去。

罪责意识的匮乏与超越理性的缺失有直接的关系：超越理性的缺失是因，罪责意识的匮乏是果。超越理性与实用理性（工具理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指向直接的功利性目标，而是指向某种超越性的存在——诸神，上帝，天，道，存在，等等。超越性的存在对信仰它的人来意味着终极理想和与此理想相应的价值体系。个体正是相对于它而言才可能是有罪责的。传统中国文化中的超越性确实不如西方文化那样强，但这不意味着它完全没有超越性。儒家文化中的人可“赞天地之化育”，直至达到“宇宙就是吾心，吾心就是宇宙”的高远境界，就是因为它建立了以天为超越存在的价值体系，对于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如果他们成功地实现了此价值体系，那么，他就是神圣存在（圣人或至人），否则，就是罪责存在。王国维于1927年自杀殉道，实是源于无力弘扬天道的罪责感。但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传统文化的超越理性被大多数知识分子否定了，所引入的民主与科学等现代化理念又只被纳入工具理性的范畴，因此，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对新的超越理性的建构长期处于悬搁状态。共产主义理念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被引入中国以后之所以受到广泛的接纳，就是因为它所预设的人类的终极存在状态为建构新的超越理想提供了可能。然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当它落实为具体的社会时，与它相应的社会理想却由于一系列社会灾难而成为反思的对象，所以，超越理性的建立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仍是未完成的。超越理性的长久缺席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缺乏以超越存在为终端的价值体系，人就会感到魂无所依，生存就会变成随机性的功利之旅。中国知识分子的善观望、不执着、立场的游移不定、投机心态都与此直接相关。在此文化生态中，罪责意识自然也就无从谈起，终极性的探索更会被延宕乃至搁置。由于无力建构出来新的超越理性，中国知识分子在解决与此相关的问题时，只能借鉴西方或回归传统，而这恰恰是后殖民语境和复古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事实上，模仿西方和回归传统都不是建构当下中国文化的正途：只有我们的当下创造才是中国文化的活水源头，因而也是建构新的超越理性的唯一起点。在涉及生命中最本己的可能性时，我们绝不能让他人代庖。西方人或古人都不能替我们活着，真正的文化建构只能走自力更生之路。这意味着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再一次被推上审判台，并且统统被判定为自罪，而赎罪的方式则是通过虔诚的劳作来建立新的超越理性乃至新的中国文化。

三、带着原罪上路——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命运和抉择

本文的写作过程是我的自我审判过程，也是我在想象中审判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过程。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欠缺意味着我们是有罪的。我们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犯有渎职罪。这罪在我们进入二十一世纪时乃是原罪。我们现在只能带着原罪上路，别无选择。

天文学相关知识篇10

初中学生普遍感到物理课难学，如果我们教给学生学习物理课的基本方法，就能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提高学习质量．

物理课是初中学生感到难学的课程，其原因是：物理课不但有系统、严密的物理概念和知识，而且物理课与数学、语文课的知识联系也很密切．例如数学中的方次运算、小数分数混合运算、极值的讨论等知识在物理教学中经常应用．但数学知识又不能生搬硬套，例如数学中a＝c／b说明a与b成反比，a与c成正比，但在物理ρ＝m／V定义式中，ρ与m、V的大小无关；在I＝U／R中，却有I与U成正比，I与R成反比．所以学好数学知识对物理课的学习至关重要．同理，一个学生语文水平的好坏对物理的学习影响很大．因为物理中的概念、定理、定律的文字叙述言简意深，一字之差，天地之别．例如重力的方向是竖直向下，不能叙述为垂直向下；导体在磁场中切割磁感线运动时，导体中就产生电流，若无“闭合”二字，则产生的是电压而不是电流；又如物体吸热后温度升高了20℃和温度升高到20℃含义截然不同．可见语文知识对学好物理课的重要．

物理课与生活实践联系很密切，鼓励学生联系生活实际，不但是学以致用的学习方法，而且能培养学生的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情绪，引导学生遵循好奇心—求知欲—爱学习—责任感的成长规律．例如在学习热胀冷缩后，我让学生举例说明．有一个学生举例说：夏天白天长，冬天白天短；另一位学生说：人在夏天身体高，在冬天身体低．对这类问题我没有责怪学生无知，更没有认为是出怪相而批评学生．我从人体生理特点、地理知识给学生以解答，并鼓励学生大胆地联系实践．在物理运算中也要联系实际．数学运算中有一个四舍五入的原则，但在物理运算中不一定适用．有一次我在讲浮力时让学生计算8个人渡河需几根相同的原木时，学生计算结果是需要5．2根，几乎全班同学都采取四舍五入，答案是5根．我让学生从实际出发分析5根原木受到的浮力与8人重力相比哪个大，会有什么结果，从而使学生知道，物理中有时不能生搬硬套数学原则．

在一章或一个单元学完后让学生总结这部分知识的基本结构，即这部分知识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在总结的基础上每个学生写出学习小结，提出不懂的问题．在对知识归纳总结的基础上让学生进行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交流知识的重点、难点，交流学习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