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学论文十篇

天文学论文篇1

在这片开阔地带，一切都是如此地平和与舒展，澄明和悠然。这时正好是仲秋，适时的气候给人无论是心理还是生理都带来清爽的惬意。一些在都市里被遗忘的姿势，此时又在这山野中拣回来了。真的，我好久没有利用仰望这个姿势观赏苍天了。

在城市里，我大都用平视或俯视的姿势，外出时是为了躲避往来的车辆和擦肩而过的行人；而在书斋里，则是为了翻读古书。这些往往把我小时候喜欢仰望的姿势冲淡了。那时仰望天空，感到神秘和不可思议；退而仰望自家的果林，笔直的木瓜树上黄澄澄的木瓜，垂于枝头红艳艳的荔枝，仰望时心田流满了口水。只是后来，这个姿势随着我的长大和城市的拥挤，不用似乎也无大碍。

现在，我坐在一堆奇形怪状的木头疙瘩上，仰望天幕，有一大群的鸟正从远方飞来。它们相互应和着掠过，转眼间就消失了。我的心因此快活起来，它们在这个夕阳时分为我所仰望纯属一种偶然，却又因这一偶然使我随缘任意地想。我首先想到晋人，想到以鸟入诗的陶渊明，他喜爱以仰望的姿势来充实清贫且闲逸的生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悠然”二字，就是仰望的灵魂，真是闲雅得很。陶氏笔下多鸟的意象，鸥、鹤、燕、雁不胜枚举，这都不是大气象之鸟，却舒展了诗人紧蹙的眉头：人理应像仰望中的飞鸟才是。晋人似乎对仰望有独特的嗜好，如王羲之《兰亭序》中有“仰观宇宙之大”的佳句，而当时的一些诗中，也多有“肆眺崇阿，寓目高林”的描绘。仰望与俯察可以说是常用的姿势，总是仰望更为提神，也更有超然玄远的意趣。人靠仰望，靠自已的眼神，与浩渺无限的宇宙连为一体。

傍晚时分，天边推出了火烧云。如果你注意了，每一天的火烧云都是一幅绝版的佳作，他们御风而行，时缓时疾，不断地变换着身影。我欣赏的是火烧云那种天然柔和的行迹，在聚散中悄然无痕，在避就时极具宽松，人说“渊默如海”，云海就是如此。我眼前现出唐人怀素，这位酒肉和尚总是来到旷野上，昂首看云，“观夏云随风变化，顿有所悟，遂至绝妙。”比他更早的晋人卫铄，这位奇女子就认为笔画中的“横画”要写得“如千里阵云，隐隐然其实有形”。这些赤诚的自然之子，通过仰望，使人性通于天性，笔趣融于天趣，终于笔底风云卷舒无碍。这不禁使我深深感佩古人的善解天意，想想吧，这么一种行走的风景总是不间断地从我的头顶掠过，可是我们忽略了上天终日无言的启示，这种不动声色不事张扬的显现，才是真正的大师手笔呀！

夜幕拉开的时候没有月亮就可以仰望到满天的星斗。墨色的穹庐密集的群星，会使人想起热闹和拥挤，这并不大合我的心思。幸好我在这里的几天中，正好是新月升空的时候，淡淡的，如同宣纸上淡墨一撇。在辽阔无垠的天幕上，一弯寒月未免过于孤单了，很自然使人想到清寒和简淡。我庆幸自己来得是时候。唐人也多有望月移情之癖，不少唐诗就沭浴在粼粼的月光里。只是唐人多以写三五月圆为乐事，面对苍茫天庭唏嘘不已。把玩这些月光晚会留下的佳作多了，会觉得感怀世事套路相近，无非是天上圆而地上不圆罢了。在我眼中，还是寒月寻味久远，那种缺失性的体验，会使人深刻一些，形成观察生活、感受生活独特的审美指向，洞见人生来路的坎坷悲欢，慢慢摒弃一些虚妄和轻浮。再说了，仰观寒月必定对我笔下的韵致有些助益，我总是想，大凡把文章写得热闹了富贵了，不免世俗气升浮。文辞美仑美奂，乘起婉媚流波，圆满得皆大欢喜，心头终归还是贮存不住。寒月一般的笔墨大多有一缕淡淡的忧郁之美，低调潜行，藏露从容，避纤禾农而就清淡。仰观朦胧如梦的寒月，你再看看周遭舒卷飘忽的寒云，幽深寂寞的寒山，森然静立的寒林，再烦燥不宁的心旌也会如同浴过一片清莹。真的，这样的月夜足以洗心。

仰望苍天，仰望那掠过的、飘过的、漫过的种种景致，靠我们有限的眼力和无限的眼神，远距离地与这一浩渺之美交通。人在仰望中测出了自己能量的疆界，内心必然充满起伏的潮汐：造物主赐予我们生命的同时，还教会我们利用各种各样的姿势。每一种姿势的设计都是有所苦心，有所用途，绝非多余。不仅有显见的实用性，还有深邃的精神性。只是有些姿势

天文学论文篇2

一. 天文学研究的历程

朱熹对天文现象的思考很早就已开始。据朱熹门人黄义刚“癸丑（1193年，朱熹63岁）以后所闻”和林蘷孙“丁巳（1197年，朱熹67岁）以后所闻”，朱熹曾回忆说：“某自五、六岁，便烦恼道：‘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物事？’见人说四方无边，某思量也须有个尽处。如这壁相似，壁后也须有什么物事。其时思量得几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后是何物？”[ ]可见，朱熹从小就关心天文，直到晚年仍对此难以忘怀，并孜孜以求。

然而，朱熹在其早期的学术生涯中，并没有进行天文学的研究。朱熹早年除读儒家经典外，“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 ]。绍兴三十年（1160年，朱熹30岁），朱熹正式拜二程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开始潜心于儒学，并接受李侗以“默坐澄心”于“分殊”上体认“理一”的思想。

据《朱文公文集》以及当今学者陈来先生所著《朱子书信编年考证》[ ]，朱熹最早论及天文学当在乾道七年（1171年，朱熹41岁）的《答林择之》，其中写道：“竹尺一枚，烦以夏至日依古法立表以测其日中之景，细度其长短。”[ ]

测量日影的长度是古代重要的天文观测活动之一。最简单的方法是在地上直立一根长八尺的表竿，通过测量日影的长短来确定节气；其中日影最短时为夏至，最长时为冬至，又都称为“日至”。与此同时，这种方法还用于确定“地中”。《周礼•地官》载：“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意思是，在夏至日中午测得日影为一尺五寸的地方，此地便是“地中”。而且，从“地中”向北，每一千里则影长增一寸；向南，每一千里则影长减一寸。这就是《周髀算经》所谓“周髀长八尺，勾之损益寸千里”。这一说法到南朝以后受到怀疑；唐朝的一行和南宫说通过不同地区日影的测量，进一步予以纠正。朱熹要其弟子林择之协助测量日影，显然是要比较不同地区日影的长短，其科学精神可见一斑。

在同年的《答蔡季通》中。朱熹写道：“历法恐亦只可略说大概规模，盖欲其详，即须仰观俯察乃可验。今无其器，殆亦难尽究也。”[ ]

蔡季通，即蔡元定（1135～1198年）；建阳（今属福建）人，学者称西山先生；精于天文、地理、吕律、象数，著作有《律吕新书》、《大衍详说》等；为朱熹“四大弟子（ 蔡元定、黄干、刘爚、陈淳）”之首。蔡元定的年龄仅比朱熹小5岁，并在天文学等科学上有所造诣，很受朱熹的器重。从以上所引《答蔡季通》可知，当时朱熹正与蔡元定讨论天文历法，并且认为，研究历法必须用科学仪器进行实际的天文观测。

淳熙元年（1174年，朱熹44岁），朱熹在《答吕子约》中写道：“日月之说，沈存中笔谈中说得好，日食时亦非光散，但为物掩耳。若论其实，须以终古不易者为体，但其光气常新耳。”[ ]显然，朱熹在此前已研读过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并对沈括的有关天文学的观点进行分析。胡道静先生认为，在整个宋代，朱熹是最最重视沈括著作的科学价值的唯一的学者，是宋代学者中最熟悉《梦溪笔谈》内容并能对其科学观点有所阐发的人。[ ]

淳熙十三年（1186年，朱熹56岁），朱熹在《答蔡季通》中写道：“《星经》紫垣固所当先，太微、天市乃在二十八宿之中，若列于前，不知如何指其所在？恐当云在紫垣之旁某星至某星之外，起某宿几度，尽某宿几度。又记其帝坐处须云在某宿几度，距紫垣几度，赤道几度，距垣四面各几度，与垣外某星相直，及记其昏见，及昏旦夜半当中之星。其垣四面之星，亦须注与垣外某星相直，乃可易晓。……《星经》可付三哥毕其事否？甚愿早见之也。近校得《步天歌》颇不错，其说虽浅而词甚俚，然亦初学之阶梯也。”[ ]可见，当时朱熹正与蔡元定一起研究重要的天文学经典著作《星经》和以诗歌形式写成的通俗天文学著作《步天歌》，并就如何确定天空中恒星的位置问题进行讨论，其中涉及三垣二十八宿星象体系。

同年，朱熹在《答蔡伯静》中写道：“天经之说，今日所论乃中其病，然亦未尽。彼论之失，正坐以天形为可低昂反复耳。不知天形一定，其间随人所望固有少不同处，而其南北高下自有定位，政使人能入于弹圆之下以望之，南极虽高，而北极之在北方，只有更高于南极，决不至反入地下而移过南方也。但入弹圆下者自不看见耳。盖图虽古所创，然终不似天体，孰若一大圆象，钻穴为星，而虚其当隐之规，以为瓮口，乃设短轴于北极之外，以缀而运之，又设短轴于南极之北，以承瓮口，遂自瓮口设四柱，小梯以入其中，而于梯末架空北入，以为地平，使可仰窥而不失浑体耶？”[ ]在这里，朱熹设想了一种可进入其中观看天象的庞大的浑天仪。

淳熙十四年（1187年，朱熹57岁），朱熹在《答廖子晦》中写道：“日之南北虽不同，然皆随黄道而行耳。月道虽不同，然亦常随黄道而出其旁耳。其合朔时，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则日月极远而相对；其上下弦，则日月近一而远三。如日在午，则月或在卯，或在酉之类是也。故合朔之时，日月之东西虽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远，于日则不蚀。或南北虽亦相近，而日在内，月在外，则不蚀。此正如一人秉烛，一人执扇，相交而过。一人自内观之，其两人相去差远，则虽扇在内，烛在外，而扇不能掩烛。或秉烛者在内，而执扇在外，则虽近而扇亦不能掩烛。以此推之，大略可见。”[ ]在这里，朱熹对月亮盈亏变化的原因作了探讨。

淳熙十六年（1189年，朱熹59岁），朱熹在《答蔡季通》中写道：“极星出地之度，赵君云福州只廿四度，不知何故自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岳台，却只差八度也。子半之说尤可疑，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却是天地之中也耶？”[ ]在这里，朱熹试图通过比较各地北极星的高度及其与地中岳台的关系，以证明大地的运动。

朱熹在一生中最后的十年里，在天文学研究上下了较多的功夫，并取得了重要的科学成就。南宋黎靖德所编《朱子语类》卷一“理气上•太极天地上”和卷二“理气下•天地下”编入大量朱熹有关天文学的言论，其中大都是这一时期朱熹门人所记录的。例如：《朱子语类》卷二朱熹门人陈淳“庚戌（1190年，朱熹60岁）、己未（1199年，朱熹69岁）所闻”：“天日月星皆是左旋，只有迟速。天行较急，一日一夜绕地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进过一度。日行稍迟，一日一夜绕地恰一周，而於天为退一度。至一年，方与天相值在恰好处，是谓一年一周天。月行又迟，一日一夜绕地不能匝，而於天常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九日半强，恰与天相值在恰好处，是谓一月一周天。月只是受日光。月质常圆，不曾缺，如圆毬，只有一面受日光。望日日在酉，月在卯，正相对，受光为盛。天积气，上面劲，只中间空，为日月来往。地在天中，不甚大，四边空。……”[ ]

《朱子语类》的其它卷中也有此类记录。例如：《朱子语类》卷二十三黄义刚“癸丑（1193年，朱熹63岁）以后所闻”：安卿问北辰。曰：“北辰是那中间无星处，这些子不动，是天之枢纽。北辰无星……。”义刚问：“极星动不动？”曰：“极星也动。只是它近那辰后，虽动而不觉。……今人以管去窥那极星，见其动来动去，只在管里面，不动出去。向来人说北极便是北辰，皆只说北极不动。至本朝人方去推得是北极只是北辰头边，而极星依旧动。又一说，那空无星处皆谓之辰……。”又曰：“天转，也非东而西，也非循环磨转，却是侧转。”义刚言：“楼上浑仪可见。”曰：“是。”……又曰：“南极在地下中处，南北极相对。天虽转，极却在中不动。”[ ]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朱熹所著《北辰辨》（大约写成于1196年，朱熹66岁）以及卷六十五朱熹所注《尚书》之《尧典》、《舜典》（大约写成于1198年，朱熹68岁）都包含有丰富的天文学观点。《北辰辨》是朱熹专门讨论天球北极星座的论文；在所注的《尧典》中，朱熹讨论了当时天文学的岁差、置闰法等概念；在所注《舜典》中讨论了早期的浑天说、浑天仪的结构，并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浑天仪结构。

这一时期朱熹所编《楚辞集注》（成书于1195年，朱熹65岁）之《天问》中也有一些注释反映了他在天文学方面的研究和造诣。

二. 天文学的成就

就朱熹研究天文学的方法而言，其最根本的研究方法是[ ]：

其一，细心观察各种天文现象。朱熹是重视亲身观察、善于观察的人。他经常运用仪器观察天文现象；并运用观察所得验证、反驳或提出各种见解。

其二，用“气”、“阴阳”等抽象概念解释天文现象。朱熹所采用的这一方法与中国古代科学家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

其三，运用推类获取新知。朱熹经常运用“以类而推”的方法，用已知的东西、直观的东西，对天文现象进行类推解释。

其四，阐发前人的天文学研究成果。朱熹研读过包括沈括《梦溪笔谈》在内的大量科学论著，对前人的天文学观点均予以评述，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朱熹的天文学研究方法，固然有其不足之处，这主要是由于古代科学所处的阶段而导致的。在古代科学的范畴中，朱熹的天文学研究方法应当属于合理。更为重要的是，朱熹运用这些方法在天文学上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朱熹在天文学方面的科学成就主要反映在他最后十年里有关的言论中。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以“气”为起点的宇宙演化学说。朱熹曾经说：“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 ]这里描绘了一幅宇宙演化途径的图景。

在朱熹看来，宇宙的初始是由阴阳之气构成的气团。阴阳之气的气团作旋转运动；由于内部相互磨擦发生分化；其中“清刚者为天，重浊者为地”[ ]，重浊之气聚合为“渣滓”，为地，清刚之气则在地的周围形成天和日月星辰。朱熹还明确说：“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时，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时凝了。初间极软，后来方凝得硬。……水之极浊便成地，火之极轻便成风霆雷电日星之属。”[ ]他根据直观的经验推断认为，大地是在水的作用下通过沉积而形成的，日月星辰是由火而形成的。

将宇宙的初始看作是运动的气，这一思想与近代天文学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说有某些相似之处。1755年，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星云说；1796年，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也独立地提出星云说。星云说认为，太阳系内的所有天体都是由同一团原始星云形成的。然而，在他们500多年之前，朱熹就提出了类似之说；尽管尚缺乏科学依据和定量的推算，但其通过思辩而获得的结果则是超前的。

对此，英国科学史家梅森在其《自然科学史》一书中予以记述：“宋朝最出名的新儒家是朱熹。他认为，在太初，宇宙只是在运动中的一团浑沌的物质。这种运动是漩涡的运动，而由于这种运动，重浊物质与清刚物质就分离开来，重浊者趋向宇宙大旋涡的中心而成为地，清刚者则居于上而成为天。……”[ ]

第二，提出了地以“气”悬空于宇宙之中的宇宙结构学说。朱熹赞同早期的浑天说，但作了重大的修改和发展。早期的浑天说认为：“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 ]但是，当天半绕地下时，日月星辰如何从水中通过？这是困扰古代天文学家的一大难题。朱熹不赞同地载水而浮的说法，他说：“天以气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气。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尔。天以气而运乎外，故地搉在中间，隤然不动。”[ ]这就是说，地以“气”悬空在宇宙之中。

至于地如何以“气”悬空在宇宙中央，朱熹说：“天运不息，昼夜辗转，故地搉在中间。使天有一息之停，则地须陷下。惟天运转之急，故凝结得许多渣滓在中间。”[ ]又说：“地则气之渣滓，聚成形质者；但以其束于劲风旋转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坠耳。”[ ]朱熹认为，宇宙中“气”的旋转使得地能够悬空于宇宙中央。朱熹的解释克服了以往天文学家关于宇宙结构学说的弱点，把传统的浑天说发展到了一个新水平。[ ]

关于地之外的天，朱熹说：“天之形，……亦无形质。……天体，而实非有体也。”[ ]“天无体，只二十八宿便是天体。”[ ]又说：“星不是贴天。天是阴阳之气在上面”；“天积气，上面劲，只中间空，为日月来往。地在天中，不甚大，四边空，”[ ]这显然是吸取了传统宣夜说所谓“天了无质，……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无止，皆须气也”[ ]的思想。

第三，提出了天有九重和天体运行轨道的思想。朱熹认为，屈原《天问》的“圜则九重”就是指“九天”，指天有九重。事实上，在朱熹之前，关于“九天”的说法可见《吕氏春秋•有始览》：中央曰钧天，东方曰苍天，东北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颢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东南曰阳天；后来的《淮南子•天文训》等也有类似的说法；直到北宋末年洪兴祖撰《楚辞补注》，其中《天文章句》对“九天”的解释是：东方皞天，东南方阳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东北方變天，中央钧天。显然，这些解释都不包括天有九重的思想。

朱熹则明确地提出天有九重的观点，并且还说“自地之外，气之旋转，益远益大，益清益刚，究阳之数，而至于九，则极清极刚，而无复有涯矣”[ ]；同时，朱熹赞同张载所谓“日月五星顺天左旋”的说法。他进一步解释说：“盖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进过一度。日行速，健次于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比天进一度，则日为退一度。二日天进二度，则日为退二度。积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则天所进过之度，又恰周得本数；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尽本数，遂与天会而成一年。月行迟，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尽，比天为退了十三度有奇。进数为顺天而左，退数为逆天而右。”[ ]《朱子语类》卷二朱熹的门人在阐释所谓“天左旋，日月亦左旋”时说：“此亦易见。如以一大轮在外，一小轮载日月在内，大轮转急，小轮转慢。虽都是左转，只有急有慢，便觉日月似右转了。”朱熹赞同此说。[ ]

对此，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说：“这位哲学家曾谈到‘大轮’和‘小轮’，也就是日、月的小‘轨道’以及行星和恒星的大‘轨道’。特别有趣的是，他已经认识到，‘逆行’不过是由于天体相对速度不同而产生的一种视现象。”[ ]因此李约瑟认为，不能匆忙假定中国天文学家从未理解行星的运动轨道。

在天文学研究中，朱熹除了提出以上新见外，还对沈括有关天文学的观点做过详细的阐述。例如：沈括曾说：“月本无光，犹银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侧，而所见才如钩；日渐远，则斜照，而光稍满。如一弹丸，以粉涂其半，侧视之，则粉处如钩；对视之，则正圆。”[ ]朱熹赞同此说,并接着说：“以此观之则知月光常满，但自人所立处视之，有偏有正，故见其光有盈有亏。”[ ]他还说：“月体常圆无阙，但常受日光为明。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在西边明，人在这边望，只见在弦光。十五、六则日在地下，其光由地四边而射出，月被其光而明。……月，古今人皆言有阙，惟沈存中云无阙。”[ ]

三. 对后世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大致包括宇宙结构理论和历法两大主要部分，尤以历法最为突出。宇宙结构理论自汉代形成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之后，也经历了不断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占主导地位的浑天说不断吸取各家学说之长而逐步得到完善。

朱熹的天文学研究侧重于对宇宙结构理论的研究。他通过自己的天文观测和科学研究，以浑天说为主干，吸取了盖天说和宣夜说的某些观点，提出了较以往更加完善的宇宙结构理论，把古代的浑天说推到一个新的阶段，这应当是朱熹对于古代天文学发展的一大贡献。

但是，由于朱熹的天文学研究只是专注于宇宙的结构，对于当时在天文观测和历法方面的研究进展关注不够，在这些方面的研究稍显不足。因此，他的宇宙结构理论在某些具体的细节方面，尤其是定量方面，尚有一些不足之处，有些见解和解释是欠妥当的。

然而，他毕竟对宇宙结构等天文学问题作了纯科学意义上的研究，代表了宋代以至后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古代天文学在宇宙结构理论研究方面的水平。而且，朱熹的宇宙结构理论在后来直至清代一直受到了不少学者的重视和引述。

朱熹之后宋末的重要学者王应麟(1223～1296年，字伯厚，号深宁居士)撰《六经天文编》六卷，记述了儒家经典中大量有关天文学方面的重要论述，《四库全书•六经天文编》“提要”说：“是编裒六经之言天文者，以易、书、诗所载为上卷，周礼、礼记、春秋所载为下卷。”该著作也记述了朱熹的许多有关天文学方面的论述。

元代之后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官定教科书。其中《尚书》以蔡沈的《书集传》为主。蔡沈（1167～1230年，字仲默，号九峰）曾随其父蔡元定从学于朱熹。他的《书集传》是承朱熹之命而作，其中包含了朱熹所注《尚书》之《尧典》、《舜典》等内容，涉及不少有关天文学方面的论述。另有元代学者史伯璿（生卒不详）著《管窥外篇》；《四库全书•管窥外篇》“提要”说：该书中“于天文、历学、地理、田制言之颇详，多能有所阐发。”在论及天文学时，该书对朱熹的言论多有引述，并认为“天以极健至劲之气运乎外，而束水与地于其中”。这与朱熹的宇宙结构理论是一致的。

明初的胡广等纂修《性理大全》，其中辑录了大量朱熹有关天文学的论述。明末清初的天文学家游艺（生卒不详，字子六，号岱峰）融中西天文学于一体，撰天文学著作《天经或问》，后被收入《四库全书》，并流传于日本。该书在回答地球何以“能浮空而不坠”时说：“天虚昼夜运旋于外，地实确然不动于中……天裹着地，运旋之气升降不息，四面紧塞不容展侧，地不得不凝于中以自守也。”这里吸取了朱熹关于气的旋转支撑地球悬于空中的宇宙结构理论；在解释地震的原因时，该书又明确运用了朱熹的这一观点，说：“地本气之渣滓聚成形质者，束于元气旋转之中，故兀然浮空而不坠为极重亘中心以镇定也。”在论及日月五星的运行方向和速度时，该书说道：“日月之行，宋儒言之甚详”，并且还直接引述朱熹关于五星运行方向和速度的观点予以说明。

清代著名学者李光地（1642～1718年，字晋卿，号榕村）曾奉命主编《朱子大全》，其中“卷四十九理气一”有“总论、太极、天地、阴阳、时令”，“卷五十理气二”有“天文、天度、地理、雷电、风雨雪雹霜露”，收录了朱熹有关天文学的不少论述。李光地所著的《历象本要》引述了朱熹所谓“地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天包乎地”以及“天有九重”等，用以说明朱熹的天文学思想中包含了西方天文学有关宇宙结构的知识[ ]。他在所撰的《理气》篇说：“朱子言天，天不宜以恒星为体，当立有定之度数记之。天乃动物，仍当于天外立一太虚不动之天以测之，此说即今西历之宗动天也。其言九层之天。近人者最和暖故能生人物。远得一层，运转得较紧似一层。至第九层则紧不可言。与今西历所云九层一 一吻合。”[ ]他的《御定星历考原》六卷，也引述了朱熹有关宇宙结构的言论，并且认为，朱熹所说的“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尔”就是指“天浑圆地亦浑圆”，而与西方天文学的宇宙结构理论相一致。

李光地与被誉为清初“历算第一名家”的梅文鼎（1633～1721年，字定九，号勿庵）[ ]交往甚密，并且对当时的西方科学都持“西学中源”说。梅文鼎在所著《历学疑问》中多处引用朱熹有关宇宙结构的言论。该书认为，朱熹已经具有西方天文学所谓“动天之外有静天”、“天有重数”和“以轮载日月”的观点，并且说：“朱子以轮载日月之喻，兼可施诸黄、赤，与西说之言层次者实相通贯。”[ ]

除此之外，清代还有黄鼎（生卒不详）的《天文大成管窥辑要》八十卷，其中也包括朱熹有关天文学的不少论述。

朱熹是古代的大哲学家，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一座高峰。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在天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一直没有能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但是，这并不能否认他在天文学上确实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他的宇宙结构理论对后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注释：

[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2页。

[ ]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第九十四。

[ ]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四。

[ ] 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 ] 《答林择之》，《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初编），以下简称《文集》，卷四十三。

[ ] 《答蔡季通》，《文集》续集卷二。

[ ] 《答吕子约》，《文集》卷四十七。

[ ] 胡道静：《朱子对沈括科学学说的钻研与发展》，《朱熹与中国文化》，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

[ ] 《答蔡季通》，《文集》卷四十四。

[ ] 《答蔡伯静》，《文集》续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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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榕村语录》卷二十六《理气》

天文学论文篇3

天然药物化学实验教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中药有效成分的提取、分离和鉴定等基本操作技能的训练，使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训练严格的科学的工作态度，并为药剂等后期课程和将来从事药剂专业岗位工作奠定基础。

因天然药物化学实验性质所决定，从提取分离到成分鉴定，周期较长，特别是实验中有些步骤重复性操作占用时间长，但又必须等待这一步骤完成后，才能进行下一步骤的操作，如从中药粉防己中提取防己碱、防己诺林碱、轮环藤酚碱，回流提取装置安装后，用EtOH回流提取2～3次，每次1～2h；又如从中药大黄中提取蒽醌苷元，先用20%H2SO4水解（大黄粉末）3～4h后，再用CHCl3连续回流提取3～4h［1］，类似这样重复性操作时间较长而又是必须的实验步骤，学生要在实验室等待，存在着较大的时间浪费。

根据2007年卫生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编制的《全国中等卫生职业教育药剂专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天然药物化学基础教学大纲”［2］（以下简称《大纲》）中教学时间分配和实验项目与学时安排，按实验指导相应项目内容操作，时间是不够的（见表1，表2），而且有些重要实验项目或技能，《大纲》中没有安排或未包含（见表3）。中专学制短，课程设置较多，每门课程所必须的基本操作技能和实需实验时间不可能全满足。《大纲》明确规定：“要培养学生具有规范、熟练的天然药物化学所必须的基本操作技能”，要达到《大纲》要求，就必须保证重要实验项目或技能的学习落实，这样，《大纲》的实验学时安排与要求就有矛盾了，怎样化解这个矛盾，本文作者在实验教学中，根据天然药物化学实验特点，以充分利用重复性实验操作时间为课题进行了一些探索，取到了一定的效果。

1方法

1.1预习实验内容

实验前，要求学生全面预习实验内容，弄清实验目的、原理和步骤，特别强调为什么这一步骤要这样做，还可用哪些方法能达到相同实验目的，通过预习和思考，使学生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全面系统了解本次实验内容，以便在实验中合理分配和利用实验时间，避免或减少实验差错和不必要的时间浪费。

1.2利用课外时间

用相同的方法提取2～3次的实验步骤，由学生进行仪器安装并完成第一次实验操作，以后各次的重复性操作步骤或不同实验项目的重复性操作技能，由实验指导老师完成或派同学轮流利用课外时间完成。

1.3两个班级套作

如有两个相同专业的班级，对方法步骤相同而需反复多次操作的实验，可由两个班级分别完成，如提取两次时，第1个班级进行第1次提取实验操作，下一步骤实验产物由实验指导老师提供；第2个班级进行第2次提取实验操作，合并第一个班级第一次提取的实验产物，进行下一步骤的实验。

1.4穿插理论教学

对于单次时间较长的实验操作步骤，如上述大黄蒽醌苷的水解和蒽醌苷元的提取等，由学生安装仪器，操作0.5～1h，余下重复性操作除参照“1.2”方法完成外，还可将各类型成分的提取、分离、检识和实例的理论教学，选择性地在实验室利用这些等待时间较长的间隙进行。

1.5时间套用安排

任课教师和实验指导老师，注意对每一个实验项目各技能步骤作好时间上的套用安排，如利用回收溶剂时的等待时间铺制薄层色谱硬板或配制试剂，利用薄层（纸）色谱展开或柱色谱洗脱的等待时间作化学检识反应等。

1.6开展问题讨论

不易套用安排的实验等待时间，由任课老师或实验指导老师出一些有关实验方面的讨论题目，也可以以学生的实验结果或实验中的错误操作步骤为题，引导学生进行对比分析，查找问题，展开讨论，如用20%H2SO4加热水解芸香苷时，为什么会出现浑浊澄清浑浊或沉淀现象？为什么有的实验组产率高，有的实验组产率低？薄层色谱时，容器空间饱和后，将容器盖子打开来调整薄板位置，没有重新饱和而直接展开，对色谱结果有什么影响？讨论以实验小组为单位进行。

1.7填写实验报告

还可利用这些空闲时间填写实验报告，实验报告要求书写规范，体会与讨论部分针对实验中出现的不同现象、失败结果、成功的经验或存在问题等提出自己的观点或看法。

2结果

《大纲》中安排的实验项目学时与实际需要学时相差近68%，而改革后所用学时不到《大纲》中安排时间的82%，是实际需要时间的47%（见表1）。表1《大纲》实验项目时间安排与实际需用时间（略）

黄酮类化合物（槐花中芸香苷的提取、分离与检识）6126萜类和挥发油（八角茴香油的提取与检识）262天然药物化学成分的研究（预试验）462合计223818

1.《大纲》中综合操作练习内容记载不明确；

2．黄柏中小檗碱的提取按渗漉法需用操作时间计算

《大纲》中已安排或包含的单次重要实验技能，改革后所用学时只需所需时间的61%（见表2）。

《大纲》中未安排或未包含的单次重要实验技能，改革后所用学时只需所需时间的50%（见表3）。

改革后，重要实验技能项目单次用时共22学时（见表2～3）。

3讨论

天然药物化学新《大纲》安排教学总学时为72学时，其中实验22学时，约占总学时的30%；2001年《大纲》安排教学总学时为76学时，其中实验26学时，约占总学时的34%［3］；1994年《大纲》安排教学总学时为114学时，其中实验48学时，约占总学时的42%［4］。根据天然药物化学课程性质与特点，实验最好占总学时的40%左右，1994年《大纲》安排的实验学时比例较恰当，新《大纲》实验学时比例偏低，改革后重要实验技能项目单次用时共22学时（见表2，表3），加上不同实验项目所必须的相同操作技能，共需30学时左右，若适当增加实验学时，再如上述诸法进行实验安排，主要实验项目和技能是可以完成的，因有些理论课可在实验室利用实验等待时间讲授，故不影响理论课时。表2《大纲》中有安排或包含的重要实验技能项目单次所需时间（略）

天然药物化学实验重要基本操作技能较多（见表2，表3），中药中化学成分的提取、分离和检识是选择性地应用这些操作技能完成的，《大纲》中有些重要操作技能在所安排的实验项目中没有包含（见表2），因此，老师在实验项目安排和实验方法设计时应注意这些重要操作技能安排。表3《大纲》中未安排或未包含的重要实验技能项目单次所需时间（略）

所需学时合计不包括不同实验项目中相同技能步骤所需时间（未重复计学时）

天然药物化学实验不仅周期长，而且溶剂用量大，如果是重复性的操作步骤，按上述班级套用安排或由实验指导老师提供下一步骤实验产品，还可节约一定量的溶剂。

4小结

通过对天然药物化学实验的改革表明，必须的重复性操作步骤，学生在实验室等待浪费的较长时间，可通过多种途经得到充分利用。

天然药物化学是药学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课程，实践性很强，其操作技能还将要为后期多学科实验和专业岗位工作奠基。新《大纲》计划总学时大幅下调，实验学时也权重不够，因此，任课教师应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对实验项目进行适当调整和巧安排，再按上述改革方法运作，天然药物化学主要实验项目和重要实验技能是能够完成的。

【参考文献】

［1］王宁.天然药物化学（第1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149.

［2］卫生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药剂专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第1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51.

天文学论文篇4

三、天生犯罪人论（一） 前期思想切萨雷•龙勃罗梭的犯罪原因思想，经历了一个由单一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在早期的著述中，龙勃罗梭主要注意遗传等先天因素对犯罪的影响。作为一名监狱医生，他对几千名犯人作了人类学的调查，并进行了大量的尸体解剖。1870年12月，在意大利帕维亚监狱，龙勃罗梭打开了意大利著名的土匪头子维莱拉尸体的头颅，发现其头颅枕骨部位有一个明显的凹陷处，它的位置如同低等动物一样。得出结论：这种情况属于真正的蚯突（vermis）肥大，可以说是真正的正中小脑。这一发现触发了他的灵感，由此他认为，犯罪者与犯罪真相的神秘帷幕终于被揭开了，原因就在于原始人和低等动物的特征必然要在我们当代重新繁衍，从而提出了他的天生犯罪人理论。天生犯罪人成为龙勃罗梭早期著作中一个核心命题。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理论包括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1、犯罪者通过许多体格和心理的异常现象区别于非犯罪人。2、犯罪人是人的变种，一种人类学类型，一种退化现象。3、犯罪人是一种返祖现象，是蜕变到低级的原始人类型。4、犯罪行为有遗传性，它从犯罪天赋中产生。天生犯罪人是龙勃罗梭早期犯罪原因思想的一个核心命题。龙勃罗棱对天生犯罪人的特征作了如下的描述：1、生理特征：扁平的额头，头脑突出，眉骨隆起，眼窝深陷，巨大的颌骨，颊骨同耸；齿列不齐，非常大或非常小的耳朵，头骨及脸左右不均，斜眼，指头多畸形，体毛不足等。2、精神特征：痛觉缺失，视觉敏锐；性别特征不明显；极度懒惰，没有羞耻感和怜悯心，病态的虚荣心和易被激怒；迷信，喜欢纹身，惯于用手势表达意思等。作为犯罪原因先天因素，龙勃罗梭从种族和遗传这两方面展开。关于种族和犯罪之间的关系的论述，是建立在对一些犯罪现象直观地认识基础上，没有直接的科学依据。龙勃罗梭侧重研究了遗传因素对犯罪的影响，从调查个案入手肯定了隔世遗传规律，还提出了天然类聚说，认为两个犯罪家庭联姻后，遗传的影响更大。龙勃罗梭在1876年《犯罪人论》一书中推出天生犯罪人论的时，认为通过对成千上万的罪犯进行观察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是可信的，自称是“基因的奴隶”，认为有些基因即使当时看起来是无足轻重的，而以后也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普遍适用的理论。[12]如何评价龙勃罗梭的这一观点呢，美国犯罪学家劳伦斯•泰勒的论断也许是公正的：“他们（早期天性学说支持者）只能依靠自己的观察做出结论，只能根据当时的科学知识状况提出理论。按现代标准衡量，那时的知识是原始的，所以那时的理论当然也只能是原始的。因此，那时许多理论虽然反映了朴素的真理，但在今天看来也不乏荒谬之处。” [13]（二）后期思想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理论一经传播，马上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抨击。当看到龙勃罗梭搜集的那些相貌不对称和有特征的罪犯画像时，法国人类学家保罗•托皮纳德尖刻地挖苦说：“这些肖像看起来与龙氏朋友们的肖像一模一样。” [14]英国犯罪学家查尔斯•巴克曼•格林（1870-1819）经过12年的工作，领导一项研究计划，根据96种特征考察了3000名以上罪犯，个人还进行了1500次观察，并作了300次其他补充观察。指出：“事实上，无论是在测量方面还是在犯罪人中是否存在身体异常方面，我们的统计都表现出与那些对守法者的类似统计有惊人的一致。我们的必然结论是，不存在犯罪人身体类型这种事情” [15]在科学验证的事实之上，戈林断言，不存在天生犯罪类型，犯罪不是由遗传而来的，他呼吁犯罪学家把心理特征，特别是智力缺陷作为犯罪行为的原因来加以研究。意味深长的是，格林一方面批判天生犯罪人论，一方面则不自觉地接受了龙勃罗梭倡导的生物学研究方法。在这种情况下，龙勃罗梭在后期的著作中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从只注重犯罪的遗传等先天因素，到把犯罪原因扩大到堕落等后天因素的影响，而这种堕落是与一定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分不开，因此，龙勃罗梭分别研究了地理与社会因素对犯罪的影响，强调智力、情感、本能、习惯、下意识反应、语言、模仿力等心理因素与政治、经济、人口、文化、教育、宗教、环境等社会因素与自然因素的作用，天生犯罪人在罪犯总数中的比例也一再降低。在1893年出版的《犯罪：原因和救治》一书中，天生犯罪人占33%，由此形成综合的犯罪原因论。[16]他在《犯罪：原因和救治》中指出：“导致犯罪发生的原因是很多的，并且往往缠结纠纷。如果不逐一加以研究，就不能对犯罪原因遽下断语。犯罪原因的这种复杂状况，是人类社会 所常有的，决不能认为原因与原因之间毫无关系，更不能以其中一个原因代替所有原因。”对于什么是真正的犯罪原因，他说：“实言之，每一现象中的真正特殊原因何在，即使是善于观察的人，亦不能下一断语。” [17]

天文学论文篇5

就认识的发生来说，任何认识都发生于经验中，先天知识也必发生于经验中。然而仅仅有感性经验或特殊经验，只能有经验知识而不能是先天知识。照此看来，先天知识如果有的话，感性经验对于先天知识的不可缺少的作用，最多是一种激发作用，而不能是参予构成作用；而所激发出的先天知识既然不是单纯的经验认识所能够达到的，必定有超出这些经验知识之外的东西参与，否则无法超出经验认识而达到不依赖于经验为真的先天知识。我们可以保守地、然而却在逻辑上极其可靠地将这里所需要的经验之外的条件称为先天的条件，它们使“独立于一切经验”借经验手而得以实现。至于它们是否康德所说的范畴，那需要判断康德哲学是否正确----对于肯定对每个先天知识来说都要有超出经验之外的条件，这不是必需的。

换句话说，对于每一个先天知识，我们都得到这样的结论：如果要认识它，那么任何经验都是不充分的，那只不过是一些经验知识的堆积，它们不能自动地达到先天知识；要想得到独立于一切经验而为真的先天知识，必须有不受一切经验左右的条件存在，它们既体现于经验中，又独立于一切经验。先天综合真理（或“后天必然真理”）如果有，其“先天为真性”（或“必然性”）显然不能来自于经验，那样只能得到经验知识；它只能来自于独立于一切经验的、因而是先天的东西，唯有如此这种知识才是必然为真的而不可能偶然为真（那是经验真理）。

这个结论是利用“先天”与“经验”等概念的规定推导出的，其实所肯定的只是：如果先天综合知识存在，它们必须要求什么必要条件。我们只是断定，如果一个真理是独立于一切经验而为真的（先天或必然）真理，那么它的这种性质依赖于先天的东西才有可能，靠这种东西才有可能超出经验知识之限制。但我们没有作更多的断言，如认为存在先天综合真理或必然真理，那些先天的条件就是康德的先天范畴等等。这样做有一个根本的好处：即使康德对先天条件的解释不被接受，只有先天的东西才能带来必然性也是不受否定的。当然，这在总的趣旨上与康德是相呼应的。

2．认识先天知识，就是认识一个命题中诸概念被断定的关系是不依赖于经验而成立的。“诸概念间被断定的关系”表明，动词的“认识”必须在概念的层次实现这个关系。而在概念的层次，我们只有名词的知识，动词认识（有过程、有时间性，过程本身是经验性的）必须靠超出经验的先天条件实现为名词知识。

以简单的例子1＋1＝2来说，它往往被认为是必然的、先天为真的。若真的如此，它就不应当受到经验的反驳，而它的真理性也只能体现于经验中。认识1个苹果＋1个苹果＝2个苹果，与认识1＋1＝2在逻辑上是不同的，这在常识中难以体现。前者只有具体性，只表现为具体的经验事实；而后者则有一般性，可以从前者中把“苹果”这个单位抽出，同时也可以换上任何一个单位，如“香蕉”、“石子”等等。由于1＋1＝2所适用的事情无限多，而1个苹果＋1个苹果＝2个苹果并不能直接表明这一点，必须要有此经验以及任何有限多的经验之外的条件，如直观能力参与，我们运用这种能力才能够形成一般的1＋1＝2的认识。由于正常人、甚至幼儿都有能力认识1＋1＝2，所以认识它们在逻辑上的区别格外困难。在动物那里，我们可以明显地见到或想像出二者的差别。

拿猴子来说，在一天当中它只得到一只香蕉、然而同伴却得到两只时可能焦躁不安，大吵大闹，但得到2只后总是心满意足地离去，无论香蕉是一次就给了它，还是过了一段时间才给的，也无论它饿不饿都是如此。61我们可以说这只猴子认识到了1个香蕉＋1个香蕉＝2个香蕉，但是不能说它认识了1＋1＝2，因为对于苹果也许它就不是如此反应，有时一只即可，有时3只方可，无规律可循。

对人而言，这个例子虽是太简单了，但仍能说明不少道理。人不是对所有的经验事物都验证了1＋1＝2之后，才表明自己懂得了1＋1＝2。认识“1＋1＝2”的实质在于什么呢？这不能从经验方面去逻辑地达到，任何经验的量的堆积都不在逻辑上等于先天认识，像上面的猴子那样认识一堆“1个苹果＋1个苹果＝2个苹果”、“1个香蕉＋1个香蕉＝2个香蕉”等等，都不等于认识“1＋1＝2”----也就是说，把“苹果”、“香蕉”等等单位去除而只剩下一般的“1＋1＝2”，即从有限的经验中达到一般的先天认识1＋1＝2，必须有一种从这些经验中获致“本质”的、不仅仅局限于经验本身的因而可说是先天的能力。这种能力之需要是显然的，猴子即使在我们说过的意义上“知道”1个香蕉＋1个香蕉＝2个香蕉，也不能说它知道1＋1＝2。

康德认为需要用纯粹感性直观解释数学知识的先天性。不管康德的解释是否成功，显然都紧扣着问题的本质。而像克里普克那样仅仅在日常的层面考虑问题，需要概念上的混淆才能得到貌似新颖的结论，其实是连问题的门槛还没有摸清克里普克“后天必然真理”之多方矛盾

上面从理论上证明不可能存在所谓的“先天偶然真理”和“后天必然真理”。正如前面所说，克里普克在这两种命题上并没有提出什么理论观点，只是借助例子进行即兴式的“理论”发挥，结论显得有一定的“理论”意味。分析哲学中有很多试图弥补这种缺失的论证，但由于没有发现问题的根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分析并纠正这些想法也足够作许多文章，因为这需要对分析哲学的许多基本概念和常用方法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它们为什么不能奏效。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能把重点放在这些分析工作上面，只是简略地对“水是H2O”这个“后天必然真理”提出几条原则性的论证，因为它相对于“晨星等于暮星”这个后天必然真理，需要更多的环节才能与我们对经验与先天之关系的分析接轨，而在这些环节上出的问题也更多。当然，这并不是说，有了这里对“水是H2O”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将之原封不动地运用于“晨星等于暮星”，后者也有自己的独特困难。不过，基本的道理确实都是一样的。

对于“后天必然命题”，从理论分析即可知道，时间性的经验永远不可能凭自身就等于必然性的知识或先天认识，必须有先天的条件加入才有可能----连经验本身都需要先天条件才有可能。自然，我们并没有对这些先天条件作任何断定，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康德关于先天形式的理论（整体或其细节）。但如果非要在克里普克和康德之间支持一个，那么我们一定会否定克里普克的结论，而宁愿支持康德，因为康德的思想有深层次的一致性和道理，而克里普克的思想则未能如此。如果他的那些“后天必然真理”真的是必然的（克里普克没有对此提供像样的说明或证明），那么它们至多是“先天综合真理”，其必然性即源于“先天”的东西的参与62。

之所以说克里普克的“后天必然真理”至多是康德的“先天综合知识”，原因很多，首要和主要的是，克里普克的那些命题的意思不是很清楚，不是只有一种理解。理解不同，同一表达形式的命题的意思也不尽相同，其真伪及必然性也不同。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们才勉强接近于康德意义的“先天综合知识”----即仍是先天知识；而在其他情况下，克里普克的断言甚至是混乱的或错误的。由于这些原因，我们需要分几个层次来看“水是H2O”这个命题，但不能深入地分析更多的细节63，也不能有针对性地批判分析哲学中相关的错误观点。

概念方面的问题

1．克里普克声称“理论名词的同一性”是“后天必然真理”，让我们充分注意“理论名词”以及其中包含的“理论”一词的根本重要性。在科学理论中，“水是H2O”是个什么性质的命题呢？它其实只是一个定义。既然是“理论”，尽管理论及其中包含的概念必定是从现实世界中得到的，理论不需要肯定实际世界存在什么东西，而只是对其一般规律进行描述。即使世界上没有氧气了，在科学理论中仍然有“氧气”这种物质的位置，其化学结构仍然是O2；即使世界上没有H2O这种物质了，H2O在科学理论中也依然是一种物质的结构。因此，在理论中，“水”只不过是“结构为H2O的物质”的缩写，而不可能是任何别的意思。试想，如果我们用另一个词，例如“氢氧”来代表“结构为H2O的物质”，那么显然“氢氧”就等于这里的“水”，无论世界上是否存在这种物质。在化学元素周期表里，至今还有不知其存在与否的元素，我们既可以为之命名，也可以不为之命名而径直以“原子量为某某的元素”称呼它；如果命名它为A元素，那么“A元素”也不过是“原子量为某某的元素”的缩写或名称。如果我们就A这种物质谈理论名词的同一，我们只是说，“A元素是原子量为某某的元素”，这是个定义，与后天发现某种实际存在的物质是这种物质完全没有关系。理论中可以没有“水”这个词，而只需要有“结构为H2O的物质”就足够了。在科学理论中有“水”这个词，在逻辑上是不必要的，只是缩写符号。

2．再转到克里普克所谓后天发现必然真理“水是H2O”上面。当克里普克说“水是H2O”这个后天必然真理是后天发现的时候，其意不过是指我们靠科学仪器检验出那种被称为“水”的实际物质的结构是H2O，这是“后天”之意。在这里，“水”显然不是“理论名词”而只是某种或某类液体的名称（它们靠外观而被判定为“水”，不是、特别在古代也不可能靠H2O结构），而名称在这里完全是随意的。比如，如果我们碰巧把现在称为“水”的液体称为“氢氧”或任何一个别的名称（就像在不同文字、不同方言中“水”可能被叫做“辉”等等），那么我们所作的结论就不是“水是H2O”，而是“氢氧是H2O”、“辉是H2O”等了。这里的问题显然是：物质的“水”跟理论名词（“H2O这种物质”）有关，但这不是理论名词的同一性问题。如果理论名词只有一个即只有“H2O”，理论名词“之间”的同一性又哪里谈得上呢？可见，在“水是H2O”（或“辉是H2O”等）乃是后天发现的这一克里普克所需要的意义上，首先是没有什么理论名词的同一性可言，没有存在同一关系的两个理论名词；即使有理论名词的同一性，理论中有“水”这个词，它不过是“结构为H2O的物质”的缩写，这与经验发现某种被称为“水”的物质具有H2O根本不是一回事。

这两个层次的问题可以说完全处在分析哲学的内部，可以局限于分析哲学的范围内作更多的讨论。这涉及的工作将会很多，因为必须详细解释分析哲学中已有的支持克里普克结论的观点在什么地方错了。不过，即使不存在这两个问题，克里普克的结论仍然是不正确的，这需要利用前面对于“经验”与“先天真理”或“必然真理”关系的讨论。

认识方面的问题

3．退一步讲，就算前两个层次不存在问题，后天地发现“水（指一种靠外观断定其为水的液体的名称，当然是任意的）是H2O”这个后天必然真理是有可能的，后天发现也低于理论名词的层次。因为，要想使发现可能，我们必先需要科学理论以“H2O”或“CO2”等等为所有可能的物质分类，不拘理论中对物质的定义是否在现实中实现，这些物质定义在理论中都虚席以待，等待现实中的物质对号入座（而不是它们凭空与现实中的物质发生联系，这是不可能的）。不如此，则何谈后天发现某种现实物质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呢？

从后天发现某种实际物质的结构、即把实际存在的物质与科学理论中的物质名词对应起来这一角度看，上面的结论可能更为明显：我们必须使用科学仪器检测这些物质中各种元素的比例等等，所得到的数据（这是常人所读不懂的，就如我们未必读懂医院化验单的数据一样）绝不可能直接与“H2O”或“CO2”等划等号，而至多是氢和氧的含量的比例之类的东西，我们从数据来推算所检验物质的结构。由于检验的数据总是近似的，每次检验所得结果都会有所不同，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标准才能够从近似值确定出它们应该是哪种物质。故而后天发现依赖于这个在先的科学理论，正是靠了它经验数据才与“H2O”或“CO2”等确立起联系。

然而，如果现实中存在现有的科学理论照应不了的物质，科学理论就需要修改、完善、发展，总之，在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上可能性是很多的。就此而言，科学理论不能简单地说是必然的。然而，如果后天发现的“水是H2O”是必然的，则此必然性不是来源于后天的经验本身，而是来源于经验之外的东西----在克里普克那儿就是科学理论。无此条件则这样的“经验发现”根本不可能有。因此，首先科学理论与发现“水是H2O”不是同时发生的，而是后者的先在的条件；其次，科学理论显然不是任何数量的经验堆积就可逻辑地得出的----就如同第谷有足够的观测资料也没有得出万有引力定律一样，如同前面已论述过的，必定有经验之外的条件加入。连科学理论尚且如此，我们怎能把“水是H2O”这个如果必然为真就必定把其必然性放到科学理论身上的命题，说成是后天发现的结果、说成是后天必然真理呢？

天文学论文篇6

航空航天类专业的应用对象包括卫星、飞机、导弹、炮弹甚至还包括舰船和潜艇。在世界范围内，所有的工科教育都是基础教育和应用基础教育的结合，航空航天类专业亦不例外。这一特点引导着高校教师在航空航天类专业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也决定了高校教师必然与军方及大型的航空航天研究院所联系密切。从上述应用对象可以看出，除了为数不多的民用产品外，大都与关系国家国防安全的军用产品有关，尤其一些尖端科技产品更是如此。事实上，即便是那些民用产品，其核心技术也往往涉及国家秘密或者商业秘密，如民航飞机发动机的设计和制造技术一直为几个军事强国所把持。这些特点意味着许多高校航空航天类专业的研究场所和实验场所必须遵守人员出入受限、接触范围受限的法令法规，为“卓越计划”的充分实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2航空航天教学实验室建设的必要性

很多航空航天类专业的课程都是与实际工程紧密结合的，以航空航天类专业本科生必修的专业基础课自动控制原理来说［12］，不仅要讲授基础理论知识，还要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自动控制知识进行飞行器制导控制系统的设计，这需要基于实验室的实践教学来进行辅助。虽然各航空航天高校均已建立了各级别的专业实验室，但这些实验室仍主要为研究生所用，且其承担的多是一些国防科研任务，不一定适合本科生接触和参与。这也是导致航空航天类专业本科生实践能力不足的另一个因素。随着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持续发展，国家和地方的支持力度也不断增强，开设航空航天类专业的高校越来越多，不管是研究型高校(985工程大学)，还是教学研究型高校(211工程大学)都唯恐落于人后，争相设立与航空航天方向相关的学院或专业。这在造成每年毕业的本科生数量与日递增的同时，配套设施建设尤其是本科生教学实验室建设的进度滞后，也使得这些专业的毕业生质量参差不齐，进一步凸显了他们动手实践能力不足的问题。随着“卓越计划”的推进，教学实验室在高校教学、科研和学生培养方面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加强专业教学实验室的建设，并建立有效、开放的运行机制，将是切实提高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重要抓手。因此，有必要建立航空航天类专业的本科生教学实验室，用以承担本科生的实验教学和各类竞赛、创新计划等任务。

3航空航天教学实验室的建设经验

北京理工大学(以下简称我校)建于1940年，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建校70多年来，一直以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为己任，秉承“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校风，在航空航天领域取得了诸多辉煌成果。结合我校航空航天类专业的前述特殊性，以我校相关专业的教学实验室建设经验为例进行说明。

3.1立足校内，建立实验教学基地本科生教学仍以高校校内为主要场所，在校园内建设高水平的专业实验教学基地是重中之重。我校与航空航天类专业本科生培养相关的专业教学实验室或工程教学中心有三个，即航空航天工程北京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基础力学北京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学生课外科技创新基地。宇航学院学生课外科技创新基地是学校的“985”计划项目，已持续投资近200万元，2002年开始组建，2005年建设完成后至今仍不断补充和完善。面向全校尤其是航空航天类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了近20门实验选修课程，每年平均接纳学生1000多人。同时承担国家教育部、北京市创新项目研究5项，参与学生30多人，为全国大学生电子竞赛、北京市电子竞赛培训八届学生计300多人，获奖15项，为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竞赛培训了近200人。该实验教学基地为航空航天类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2科教互融，掌握技术前沿教学与科研的交互融合，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同时有助于学生了解工程技术的难点和前沿领域，这需要确立具有实用性和创新性的实验教学内容。原有实验教学方式存在的不足主要是:实验内容陈旧，多是原理性的验证实验，学生和老师均缺乏动力和兴趣。为此，航空航天类专业的责任教授和管理、实验人员一起重新规划了实验教学模式。在实验教学中，注意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和创新思维，在原理性验证实验的基础上，更注重在强化基础理论的情况下结合学科发展前沿，鼓励学生分组、分工完成课题。既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又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的精神。同时，充分发挥学科优势，鼓励教师把最新的科研成果融入实验教学环节中，甚至鼓励教师把自己的在研项目经过处理后引入实验教学。经过几年的运行和完善，已经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的专业实验课，并在飞行器现代设计方法、飞行力学、飞行器制导控制系统设计等专业课程的实验教学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3.3兴趣牵引，建设专业社团我校航空航天类专业一直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认为这是让学生由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的良好催化剂，同时也是激励创新的原动力。针对航空航天类专业的特点，2001年成立了学生科技创新社团———航模队，共有队员100余人。为了更好地引导和鼓励科技创新，学校还定期举办与此相关的讲座和竞赛，并为每组参赛选手配备专业的指导教师。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航空航天类专业在人才培养，尤其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形成了系统的学生科技实践创新体系:加强实践创新基地建设，引导科研一线教师积极参与，培养学生科技创新团队，培育和支持学生科技创新作品，激发大学生科技创新和实践探索意识，发扬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的精神，使更多的大学生了解科技创新，热爱科技创新，投身科技创新。自2005年以来，多项学生作品在国内外科技创新竞赛中获得大奖，尤其是在被誉为当代大学生科技创新“奥林匹克”盛会的“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上，已获得三个全国一等奖。

3.4校企合作，打造部级实践中心为了更好地了解用人单位的需求，更切实地贯彻落实“卓越计划”，我校一直注重航空航天类专业的校企合作。每届学生大三学习结束的暑假，都会安排两周～三周的毕业实习，针对学生的专业特点，精心遴选实习单位，让学生亲临生产第一线，感受工程产品的真实生产过程和生产工艺。经过多年的坚持发展，实习地点已覆盖诸多大型航空航天及兵工企业，并在兵器工业第二〇三研究所、兵器工业西北工业集团、中航工业西安飞机工业集团、8359所、航天519厂、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等单位建立了北京理工大学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在“卓越计划”的推动下，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从2012年开始每年选派4名学生，在学校及企业双导师的指导下，于兵器工业第二〇三研究所完成毕业设计，充分体现了企业深度参与培养的特色。中国兵器第二〇三研究所一直是学校航空航天类专业尤其是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的实习基地，近十年运行下来，积累了丰富的操作经验。目前，我校已与该研究所合作建立了部级的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并获批为部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同时，学校还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合作建立了部级的工程实践教育中心。这些部级教育中心或实践基地的建设，为校企深度合作及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3.5国际合作，拓宽学生视野学校航空航天类专业一直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鼓励学生到海外著名大学的实验室学习和完成毕业设计。以宇航学院为例，每年到海外高校做毕业设计的本科生比例为10左右，包括萨马拉航空航天大学、鲍曼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代尔夫特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弗莱堡大学、马德里理工大学等均与我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本科生接触并融入世界一流的航空航天实验室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从运行十多年来的成果积累及参与该项计划的学生的发展来看，达到甚至超过了预期目的。在“卓越计划”实施的五年内，计划将每年去海外做毕业设计的学生比例推进到30左右，同时制定了去海外高校进行毕业设计、去海外大型企业参观、再直接进入国外企业实习的三步走方针。并积极引进海外大学实验室的建设经验，完善学校相关专业实验室的建设工作。

4航空航天教学实验室的建设思考

结合航空航天类专业的教学实验室建设经验和已经取得的成果，今后航空航天类专业教学实验室的建设应该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4.1加强实验室的体系建设航空航天类专业尽管名称和方向各异，但却是一个围绕应用对象不同功能的有机整体。从学生的培养角度来说，尤其是本科生的培养，需要全面了解和通盘考虑。如北京理工大学航空航天工程北京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已经构建完成或部分完成了包括飞行器总体设计、制导与控制技术、半实物仿真等在内的多套与飞行器设计相关的实验系统，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4.2加强实验教学团队的建设教师是实验体系的主体，实验教师队伍的水平和能力，在整个实验体系运行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必须建设一支结构合理、人员精干、专兼结合的实验教师队伍，这支队伍应在培养本科生的实验与创新能力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学校应充分意识到师资队伍在实验教学以及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保障实验教学队伍的发展和壮大。

4.3加强合作与开放力度航空航天类的本科教学实验室不应该仅仅着眼于自身校园内的若干平台，而更应该把目光放眼于整个高校圈、相关企业及相关的国外大学实验室和企业。作为教学实验室建设的一部分，在加强学校不同专业之间合作的同时，更加切实地加强校校合作、校企合作和国际合作力度，同时加大开放力度，真正做到设备共享、人员共享和资源共享。

5结束语

天文学论文篇7

一、横征暴敛、苛捐杂税繁重

“苛政猛于虎”，国民政府的横征暴敛、苛捐杂税繁重，导致大批农民破产。范长江就描写了一些地方官员在灾情严重之际“救灾不忘收税”，把它奉为政治格言。政府沿袭了北洋军阀的预征制度，预征的年限少则一年，有的竟长达三四十年，比如乐至县在1936年已经开始预征1978、1979年这两年的欠粮。“民国才二十六年，而在二十四年时，已收到民国六十八年。钱粮岁数大过实际民国岁数约三倍之多，这是四川政治的奇迹之一。而尤其的，是此种预征钱粮，二十四年已明令豁免，到二十六年灾荒如此严重期中，反而强收旧欠。民间无力，往往因三五元之欠数，动辄被关押，押后不给伙食，要自备食费，勒索至每日五角至一元之多，这比入监狱还低一等，因为在监狱中还有人给饭吃。”［3］542一些军阀巧立名目，加收各种苛捐杂税。广东军阀陈济棠统治的潮梅地区，“税捐的名目特别多，乡村的房子要抽税，吃点心也要抽税，乡村游神要抽税，妇女正月探亲也要抽很重的捐，大大小小差不多几百种。”［4］难怪人们要惊呼“民国万税”了，这些“赋税的名字绝顶的聪明人也记不完”，农民即使遇上丰年到头来也一无所有。程率真的诗歌《收获》就反映了农民在丰年也一无所获、濒临破产的悲惨命运。“完了粮银，出了捐款，赋税的名字绝顶的聪明人也记不完;地主和债主再要去一半，农人的手中已经没有一文钱。没奈何，只好去推推担担，在肩膀头上磨下几文血汗钱;就这样养活儿女，一步步向前，请看那饥饿的脸，灰暗里永笼罩着一个悲惨!不要说这收获时期的可喜，如今再也找不到农人的笑颜。”

二、军阀割据，政治窳败

民国时期军阀割据与政治窳败，导致了灾民遍地。马罗立在《饥荒的中国》中对于1925年四川发生的饥荒作过如下描述:“在一九二五年里，中国中部，发生过一次饥荒;讲到那次饥荒，贵州和四川两省底启衅，也是其所以发生的原因之一。贵州底军队，起初侵入四川底南部，但一经开战后，重被驱逐出来。当这支军队溃退的时候，将凡是宜于负重的牲畜，一概满载着谷粒，携带出境。驱逐邻军出境的四川军队，因为一路上所获给养过少，于是逞其战胜余威，立即将该地被抢剩的食粮，全部提去，忍使那班和两方军事当局毫无关系的无告良民，惨受饥荒底侵迫。”［6］101军阀割据致使政令不畅，导致救灾物资无法运输到灾区。1929年西北大旱时，“积大米的商人、放高利贷的人和地主，他们由武装警卫保护着，大发横财。令人吃惊的是，就在这些城市里，官员们还在和歌妓跳舞打牌。成千上万吨小麦和小米无法运给灾民，因为西北的一些军阀扣留了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不放一节往东驶去，而的一些将领则不让车皮西去，因为他们担心车皮会被对方扣留。”［7］39特别是陕西地区的军阀为了自身利益，鼓励当地农民大量种植鸦片，结果灾荒来临时全省竟无多余的粮食可调剂。面对陕甘大旱，张恨水对灾荒下兵匪为害百姓的行为作了形象的揭露。“平民司令把头抬，要救苍生口号哀;只是兵多还要饷，卖儿钱也送些来。越是凶年土匪多，县城变作杀人窝!红睛恶犬如豺虎，人腿衔来满地拖!平凉军向陇南行，为救灾民转弄兵;兵去匪来屠不尽，一城老妇剩三人!”

四川军阀在灾情严重的情况下还强派鸦片与强验地契。这些鸦片烟款只能从那些善良的并不吸食鸦片的人民身上来收取，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负担。“收缴烟款之多少，为地方官吏成绩好坏之考勤标准，逼使地方官吏为自身计，便不顾人民死活。其销烟不力者，则记过等处分随之而来，在急如星火之催款令下，各级地方机关均皆为此而奔忙。”在灾情严重的情形下验换地契，收取验契费，给民众又带来一大负担。“彼等已食树皮泥土，试问有何力量可以纳此重捐?政府催逼验契，农民有将地契奉送催款人者，更有趁此机会故意犯法者，他们希望被拘入狱，以求得囚粮一饱。”［3］558－559军阀之间的混战导致了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有的甚至遭到人为的严重破坏，对水旱灾害起不到应有的调节功能，加大了灾荒发生的机率。1924年，吴佩孚把保护黄河大堤的柳树砍伐卖掉，筹集军费500余万元，对黄河沿岸人民的生命安全视而不见。［9］30年代初，曾将武汉用于修筑堤防的数千万之积存金全部挪用军费，对全国发生的大洪水置若罔闻。［10］1933年5月，四川军阀刘文辉以水代兵将灌县都江堰掘毁，使内江之水涌入外江，致使川西36县良田非涸即涝，不能耕种。［11］更为悲惨的是1938年，为了阻止日本人的进攻，实施以水代兵的战略部署，悍然下令让部队扒开黄河花园口大堤，“泛区人民因事前毫无闻知，猝不及备，堤防骤溃，洪流踵至，一泻千里，席卷而下，人畜无由逃避，尽逐波臣;财物田庐，悉付流水。当时澎湃动地，呼号震天，其悲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闻多攀树登屋，浮木乘舟，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辗转外徒者，又以饥馁煎迫，疾病侵寻，往往横尸道路，填委沟壑，为数不知凡几。幸而勉强逃出，得达彼岸，亦皆九死一生，艰辛倍历，不为溺鬼，尽成流民。”

花园口决堤使得黄水肆虐，造成了惨绝人寰的特大悲剧。有一首广泛流传的民谣，揭露了花园口决口给人们造成的巨大灾难，“扒开花园口，一担两筐往外走，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张爱萍将军在1938年9月写过一首《黄泛行》，揭露打着抵抗日寇的幌子扒开花园口，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浩劫。“黄河大堤决，一泻千里泽。御寇美其名，人民遭浩劫。遍地若，水天难分界。村舍断残垣，良田俱湮灭。尸骨逐水流，人畜喂鱼鳖。屋顶丧家犬，树梢鸡啼血。不知谁家猫，见主声凄烈。敌后黄泛行，扁舟破明月。悲歌哀生灵，抗日志如铁。恢复我河山，直捣敌巢穴。”［13］28－29的《过黄泛区书所见》则同样印证了民谣的说法，揭露了花园口决口带来的巨大灾难，控诉了反动军阀的倒行逆施。“一过黄泛区，水茫茫。陷泥过膝及腰腹，人马欲渡川无梁。二过黄泛区，草黄黄，芦花飞白，大好牧场。蒋匪兵来，人民隐藏。三过黄泛区，走跄踉。川原水洗，城社荒落，满目凄凉。内战罪魁，抗敌无能，不顾人民之死亡。四过黄泛区，走西华，过淮阳。从前灾星，水旱汤蝗。而今苛政，抽丁征粮。”［14］138－139作为此次灾荒的见证人，诗人臧克家曾这样描写黄泛区的悲惨景象，“对于这次以八九十万人民的生命和无法估计的财产供作牺牲造成的黄泛，我也是它的一个见证人。我在豫东虽然只见了它的一点余波，那景象己经够动魄惊心的了。举目茫茫，一片黄汤，树木的梢头挣扎出水面遥遥地向人招手，日用家俱象小船随波漂荡，时而看到人的尸首和死了的家畜互相追逐着，好似恋恋舍不得分开。平地上行船，高高的屋脊鱼似的掠船而过。在退了水的土地上，走动着一些无衣无食无家可归的受难者，他们有的睡在露天里、有的在树上打一个吊铺。时间仿佛倒退了一万年，二十世纪的人民在过着原始时代的生活。”［15］面对黄泛区流民遍地的惨象，《河南民国日报》一位署名“冠生”的记者曾经写了一首诗，诗歌描述了他所观察到的情形，“黄水望无边，灾情实堪伤，村村皆淹没，家家尽饥荒，贫者本苦难，富者亦无粮，结队离田园，流浪至何方?忍饿暑天行，面瘦黑又黄，偕妇载婴儿，啼号道路旁，日落原野宿，辗转秋风凉，流民成千万，何处是安乡!”

三、奸商的囤积居奇与军阀富豪的穷奢极欲

不法奸商唯利是图囤积居奇，军阀富豪穷奢极欲也是加重灾情的一个方面。“一袋面粉，索价是一千二百元，如果有熟人可托，有小钞可拿，也许一千元可以买到。麦子每市斗三百元，高粱面每斤二十五元。”［16］实际上粮价的涨落，已经和70%的人没有直接的关系了，灾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支付高昂的粮价，他们只能去寻觅树叶、草根等代食品来果腹充饥。流萤揭露了那些投机取巧的奸商，不但没有同情之心，而且还成了1942年河南大灾荒的帮凶，“那些投机取巧的奸商们，利用这个机会，把粮囤集起来，把生活线抬到天上，那些富而不仁的地主，乘这个机会放剥皮钱。在灾区，粮食会一分钟一个价钱。借一百块钱，麦天要还两斗麦。这些恐怕也不是后方所能想象的事。旱魔直接吸干了地面的水分，使禾苗枯死，而直接吸干农民的血的，却是这些两腿动物。从来便以吸食人血自肥的人，旱灾使他们更加肥大，他也帮助了旱灾，加速人们的死亡。”［17］格兰姆•贝克描述了在中发生的这种情形，“囤积者们囤积小麦，等着饥馑促使小麦价格飞涨。然后他们用获得的暴利低价购买土地、儿童和那些快要饿死的人的其他财产。据说，有钱的富人在西安附近设立了几个大规模的组织，派出人前往灾区削价购买土地和奴仆。”［18］352那些有钱的富人哪管灾民的死活，范长江在通讯里曾写到那些一掷千金买笑买醉的军阀。“灾情虽重，而利用灾情以致富者，仍不乏其人。某下野军人，去年囤米，曾赚三十余万元，特别从上海用飞机接去一著名，到成都享乐，费去数万金。一部分军人，在成都仍大肆欢乐。仿上海开设华贵奢侈之沙利文饭店，每日动辄十数万元之出入。上海某著名亦曾被由空中迎去，热闹一番，数万法币，因彼而消费!”［3］539萧乾在《流民图》中也写了一些富户只顾自己行乐，不愿捐助难民。“我们走过富户的门前时，在灯火辉煌中，畅快的笑声荡漾着。他们巍峨的瓦房四周都筑着炮台，上面日夜有人守望着。这次邳县成灾，向富户募集救济粮，面现难色的也颇不少。这些富户多拥有五六百顷地，一家便占据一整个村庄。庄丁平日打杂，遇到佃户抗阻或袭击时，那些壮汉子便是机关枪小钢炮的操纵者了。胆小的地主远躲在上海租借里，留在庄上的，便以藏书、种菊一类雅士安闲地消磨他们无忧无虑的日子。”［19］120作者望着那森凛凛的朱漆大门，不由得吞了一口冷气。一些商人乘机勒索，逼迫农民在灾荒中卖掉其心爱的土地，斯诺在其调查报告中曾指出这一点，“灾情最严重的时候，在这个黑暗的国家里出现一群贪婪者。他们以免收拖欠的租金或只付几个铜板的方式、从饥饿的农民的手里收购了成千上万亩土地，等到旱情解除时再租给佃户。”［7］39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里描写了江南大雨后，惠利轮船公司的经理王伯申不顾两岸农民的利益，让轮船在河道中肆意行驶，致使河水溢出两岸，淹没了许多农田。熊佛西的独幕剧《囤积》就描写了人民整日处于饥饿之中，而一些贪官却欲借机囤积发财的丑剧。

四、赈灾过程中的贪污腐化与漠视民命

国民政府漠视民命、赈灾不力，在救灾过程中敷衍塞责、互相推诿扯皮，没能真正行动起来，即使仅有的一点救灾行动也落不到实处，救灾款项被层层截留挪用，甚至被个别官员中饱私囊，出现了许多贪污腐化的案例，这些与灾情的扩大有着极大的关系。据记者流萤的通讯《粮仓里的骨山》报道，汝南县十九店仓库主任付伯明，把平时积蓄有待荒年放赈的积谷一千五百余石小麦信手挥霍，盗用一空。预计从此时到麦熟，每人只要有一斗小麦便足以维持生命，也就是说一千五百石小麦可以救活一万五千人。因此，《汝南日报》大声疾呼:“如果判傅伯明的罪，便是应判杀死一万五千人的罪!”确实，“如果这一千五百石谷不吞到他一个人的肚子里，汝南街头的灾民准会被收罗得干干净净。”汝南县田赋管理处科长李东光，私自将公仓小麦盗卖五万九千斤。这些小麦都是他们私自以大斗大升剥夺来的，国家并没有多得到一粒，人民却是额外增加了五万九千斤粮食的负担，“谁也不敢保证，在新堤的土里躺着的没有它们的主人!”“‘人民馨其所有，贡献国家’，那是应该的。为了抗战建国大业的完成，他们什么话都没有说。但是，贪官却戴着国家的帽子，利用政府交给他的职权，在人民的沉重负担外更剔尽他们的骨缝，把千万人的脂膏都吞进他一二人的肚子，这是如何可怕的事!”［20］范长江在其通讯中指出四川旱灾的扩大化与某些权贵有着直接的关联，“最下游的西岸，苍崖翠壁间罗布着无数的琼楼玉宇。熟悉的人可以指出哪一座是某将军的住宅，哪一座是某要人的娇窝。每座宅第动辄花费几万几十万的建筑费。这些钱是怎样来的，与现在吃树皮草根泥土的灾民有绝对的关联。”

天文学论文篇8

航空航天生理学实验课可分为验证性实验课、人体体验课和讨论课三类。这些实验与其他学科的实验相比较，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是在这些实验中，体验性人体实验所占比例较大，且会涉及一些异常的环境因素;另外，除了在实习中会采用普通生理学实验设备外，还会使用一些航空航天医学所特有的大型实验设备，如低压舱、歼击机供氧装备等。而且每一类实验课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下面就三类实验课的特点和改进意见进行详细论述。

1.1验证性实验课验证性实验课主要是通过实验加深学员对航空航天生理学重点、难点理论的理解，更好地掌握理论课内容。以低气压对小动物机体的影响为例，该实验课通过实验要求学生:①观察高空减压病、高空胃肠胀气以及体液沸腾的表现特征;②了解高空减压病、高胃肠胀气以及体液沸腾的发生与大气压力和气压高度之间的关系。该实验每4－8人一组。各实验组进行合理分工:主持实验、减压操作、时间掌握、上升高度观察、动物解剖、上升与下降过程中动物情况观察与报告，以及实验记录等。让学员分别观察:①18000m高度上升实验:观察高空低气压后血管内气泡的形成及特征。取一只正常大鼠放入低压舱，快速上升至18000m并停留6min，在气压高度上升过程中观察动物缺氧致死的表现。快速下降后解剖动物，仔细观察血管内有无气泡形成。②25000m高度上升实验:观察高空胃肠胀气及皮下气肿。取正常大鼠一只放入低压舱，快速上升至25000m并停留6min，在上升过程中观察动物腹部膨胀的情况。注意观察皮下气肿发生的时间、部位，是否扩张及扩张的顺序和停止扩张的时间。待低压舱降至地面后，取出动物剪开气肿部位皮肤，观察皮肤剥离后形成的空腔。③25000m高度上升实验:直接观察高空胃肠胀气及血液沸腾现象。将第2步中解剖过的大鼠直接剪破其心房、血管，使血液流出积聚在胸腔内在将其放入低压舱。快速上升，观察胃肠胀气和血液沸腾的发生与气压高低的关系。然后缓慢下降低压舱并观察上述现象消失与气压高度的关系。通过实验使学员直观地看到高空减压病的发病机制，以及高空胃肠胀气和体液沸腾的发生与大气压力和气压高度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加强了学员在航空军医实际工作中处理问题的能力。随着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航空保障工作不仅要求航医要掌握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更要具有一定自主学习能力和探究问题的精神。我们将改进现有的验证性实验课，通过启发教育，设置一至两个开放课程，积极鼓励学员自己提出需要验证的现象，教员只提供实验设备和必要的指导，真正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学习的能力。

1.2人体体验课人体体验课使学员亲身体验航空特殊环境因素(如缺氧)对人体的影响，使学员了解书本上不能精确描述的个人感受，并对难以理解掌握的知识点如缺氧和加压呼吸训练，通过亲身体验加深理解。以低压舱模拟上升体验与观察为例。本系建有低压舱，并配备了相关设备，可在缺氧耐力的检查时测定呼吸、脉搏、血压、心电、脑电、血氧饱和度等生理指标，旨在通过低压舱模拟上升，让学员:①体验和观察低气压对人体的物理性影响;②体验和观察高空缺氧对人体的影响。该实验每舱上升由6－9人分为3组进行。低压舱上升时采用我教研室制定的上升方案。上升人员地面高度吸纯氧排氮10分钟后，开始以20m/s的速度上升至8000m，短暂停留后以同样的速度上升至11000m，短暂停留完成低气压体验后，以15m/s的速度下降至7500m进行缺氧体验与缺氧耐力检查。完成后以10－15m/s的速度下降到4000m，再以10－15m/s速度降至地面高度。通过该实验使学员对抽象的知识点有了主观感受，加深了理解并且认识到学习航空航天生理学对航空军医工作的重要性，激发学员学习积极性。在学校和本系的支持下，人体体验课的教学设备投入越来越大，我们力争做到每个学员都能成为人体体验课的被试，使学员对理论课的学习内容及时温故知新，对航空中不利因素对人体有哪些影响、影响的危害性及防护手段，以及对航空中常用仪器设备有一个充分认识。

1.3讨论课讨论课是通过实例引导和教员指导下的课堂讨论、资料查询、自学等方式启发学生分析、讨论有关航空航天生理学问题，学习航空航天生理学知识。这种授课方式既加深了学员对大课内容的理解，又增强了学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该实验课以学员宣讲为主。教员提出与大课理论相关，并且与航空军医实际工作密切联系的实际问题，由学员自己运用所学到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并且亲自讲述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学员通过宣讲真正做到了知识的融会贯通，并且由被动学习转为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解决问题，提高了学员在未来工作中解决问题的能力，锻炼了作为航医的主要工作内容航卫保障宣讲的能力，并为以后的宣讲积累了经验和原始材料。随着战斗机性能的不断提升以及防护装备的不断改进，原有的讨论案例已经不能完全满足课程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教员要努力寻找更新、更好的讨论素材。讨论课需要学员自己花大量的时间，查阅相关资料，这些资料的来源又大多依靠学校图书馆的现存藏书作为保证。但就学校现存的有关书籍来看，还不能完全满足学员的需要。此外最新、最前沿的讨论素材也需要教员通过网络资源才能得到。因此，学校完善网络建设、开放网络资源并且给学员更多的自由时间就显得尤为重要。

2总结

天文学论文篇9

主体论文艺学分有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欠缺：将人设定为面对整个世界的主体，忘记了人乃是在世界中的存在（being-in-the world）。要超越主体论文艺学的人类中心主义图式，我们就必须重新领受世界的原始结构：人在世界中，意味着他生存于天地之间，因此，人永远是天—地—人三元整体的构成，把世界理解为天—地—人三元结缘而成的整体是对世界的最恰当言说。老子在《道德经》中将天—地—道—人称为域中四大，实际上说出了由域中四大结缘而成的世界结构：“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焉。”（17）此处的道脱离了天、地、人而又被当作独立本体，实属虚构。海德格尔在著名论文《物》中写道：“这种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纯然一元的转让的反射活动，我们称为世界。”（18）这便是广为人引用的世界四重结构说，与老子的域中四大说是同构的。然而，正如脱离了天地人的道是纯然的虚构，神的唯一属性也是并不实在地存在，所以，世界是而且只能是天—地—人三元构成的整体。《周易•系辞下传》对此有明晰言说：“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19）天—地—人三元整体的存在是人的实践的前提和支撑，故而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绝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人化自然的结果，而是天—地—人三元互动本身。以此原始而全新的世界观来审视文艺学的历史，便会发现：前现代的以天道主义／神道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学与现代的以人道主义为中心的文艺学都是片面的，最完整的文艺学体系乃是将世界领受为天—地—人三元整体而又承认人的主动性的新整体主义文艺学。因此，文艺学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归纳为：天道主义／神道主义文艺学（前现代）人道主义／主体主义文艺学（现代）新整体论文艺学（后现代）。

前现代文艺学明确地将人道归结为天道／神道，虽正确地认识到了人不过是世界的一部分，但未能领受到人在文学艺术创造过程中的能动性，有把人的人道放得过低的毛病。主体论文艺学把人推到了最高主体的地位，固然激发了人在创作中的主动性，却忘记了下面的事实：1、人是世界整体的一部分，将人道抽离于整体性的世界之道，既不符合世界的原始结构，也会使人道找不到最人道的发展方向；2、主体—客体的二分法将世界中的非人存在物都当作客体／手段质料，因而在对物的物性的忽略中伤害了物乃至整个世界。我们可以通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首普通的中国民歌看到无限制的征服对世界的伤害程度：一脚踢倒山／一拳捅破天／张口吞宇宙／革新地球翻／以大山做鞍／以大河做鞭／挺起胸膛／征服自然。（20）走向极端的主体主义在二十世纪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和人文灾难，因而不受限制的主体主义是必须超越的，但这超越不是回到前现代文化去，而是要为人的人道找到最确切的位置。那么，人的人道的最确切位置是什么呢？1、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其主动性也是由实在的世界结构所支撑的，他上受惠于天，下托福于地，因而其主动性不能朝着破坏其基础的方向发展，而应赞天地之化育，守万物之生机，这是天道—地道—人道三元辨证关系对人道的最基本规定；2、既然人是天—地—人三元运动中的一元而又有主动性，那么，他在“赞天地之化育”和“守万物之生机”的同时也有权力发展自己的主动性。所以，新整体主义文艺学是对前主体论文艺学和主体论文艺学的共同超越，指向全新的文艺学形态。

新整体论文艺学是个开放的概念：所有真正超越了主体—客体二分法而又承认人的主动性的文艺学都是它的可能形态。从目前可以预见到的范围而言，下面三种文艺学将构成其主流形态：1、生态文艺学；2、新道论文艺学；3、存在论文艺学。

1、 生态文艺学

生态论文艺学是新整体论文艺学在当下的主要形态。它从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出发，系统地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要求超越主体论文艺学所推崇的人类至上观念和征服自然的学说。它认为人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不能将人凌驾于生态系统之上，而应以生态系统整体的平衡为终极价值尺度，以生态伦理学代替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约束人的行为。文学艺术家必须结束对征服自然的歌颂，发现生态系统整体的和谐之美，倡导人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成员友好共处的生活方式。在中国，建立生态文艺学的工作已经开始，鲁枢元教授多次撰文阐释生态文艺学的基本观念。（21）曾文成教授则出版了《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22）可以预见，二十一世纪将是生态文艺学渐成主流的世纪。但是我们在倡导生态文艺学时也应注意到：生态文艺学的视野还局限于生态／生命领域，其根本原则是维护生态平衡和敬畏生命，而生态系统不过是自然界和宇宙的一部分，所以，生态文艺学的视野虽然比主体论文艺学广阔，仍是有视野局限的文艺学。

2、 新道论文艺学

新道论文艺学是东方文艺学可能的后现代形态。这里所说的道既不是纯然的天道或神道，也不是在文艺复兴以后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人道，而是天道—地道—人道三元统一的道。天道、地道、人道由于人的实践而交道，乃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机缘。有天—地—人三元的交道，人才能知—道、说—道、弘—道，才有文学艺术。由于我们所讲的道是天道—地道—人道的三元统一，所以，后现代的道论文艺学不是对中国古代的道论文艺学的简单复归，而是肯定人的主动性的文艺学体系。它与中国古代的道论文艺学有根本的区别：（1）中国古代道论文艺学中的道主要指的是天道，所谓体道、明道、弘道的终极目的是认识天道并因而赞替天地之化育天行道，新道论文艺学则认为人道是不能归结为天道的本体性存在，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和尊严，充分肯定人在赞天地之化育的前提下自我筹划、自我创造、自我生长的能力和权力；（2）传统道论文艺学的理论视野集中在人道对天道的倾听、遵从、弘扬上，对社会之道即世道的具体结构的探讨几乎是空白，缺乏社会本体论这一维，而新道论文艺学则致力于自然本体论、社会本体论、人类本体论的统一。虽然这种意义上的道论文艺学作为体系尚不存在，但其观点散见于国学功底深厚而又具有当代意识的文艺学家的论述中。由于新道论文艺学的独特性，其建构过程固然要吸收西方文艺学的逻辑建构方法，更要发现汉语自身的可能性空间，因而它的成功建构将使中国文艺学超越后殖民语境。

3、 存在论文艺学

存在论文艺学乃是新整体论文艺学另一种已经诞生的形态。由于存在（being）是一切存在者（beings）之存在,人不过是诸存在者之一，所以，存在论文艺学自在地意味着对主体论文艺学的超越。（23）它的基本逻辑前提是：人与其他事物最原始的关系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一种存在者与另一种存在者的关系；人之独特性在于他能够主动筹划自身的存在并让其他存在者重新结缘，成为存在的发明者和守护者。所以，文学艺术在其更高阶段必然要从“人学”进展到“存在学”，与此相应，文艺学要完成从主体论到存在论的转型。存在论文艺学在西方的最大代表当推后期海德格尔。这位诗人哲学家在《诗•语言•思》等后期著作中建构出存在论美学，其中也涵括了存在论文艺学的始初形态。他认为对存在的遗忘是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因此，拯救之路必须从回到存在开始。回到存在的前提之一是超越主体—客体二分法，恢复人与世界最原始的关系，重新发现人的人性和物的物性。现代性理论将物当作对于主体而言的客体，当作质料和资源，忽略了物的独立和自足品格，无法认识物的真正物性，自然也无法为人的人道找到最确切的位置。那么，物的物性从根本上说是什么呢？海德格尔通过细致的诗意之思指出：在任何一个世内存在物中都居住着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人），所以，物是天—地——人—神四元的聚集。（24）不仅物是天—地—神—人的四元聚集，而且，世界也是天—地—神—人四元的统一：“这种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纯然一元的转让的反射活动，我们称之为世界。”（25）从这种全新的存在论—世界论—人论出发，海德格尔得出了艺术作品的本性是“存在者的真理将自身设入作品”（26）、“人言说在于他回答语言”（27）、“话语是嘴的花朵，在语言中大地朝着天空开放”（28）、回到本性中的人将致力于“守护中的参与”（29）、“诗意是人类居住的基本能力”（30）等美学和文艺学观点。尽管后期海德格尔的学说有将人的主动性定位偏低的局限，但总的来说它指出了建构存在论文艺学的基本思路。

上述三种形态的新整体论文艺学都是对主体论文艺学乃至现代文艺学的超越。由于它们的诞生，以主体论文艺学为典型形态的现代性文艺学已经暴露出致命欠缺，因此，重写文艺学成为文艺学家们在新时代必须完成的使命。本文作为对主体论文艺学的解构和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导言，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概略地论证重写文艺学的可能途径。

1、 文艺起源观

被主体论文艺学所认同的文艺起源论——如游戏说、巫术说、劳动说——都是从人的活动出发探讨文学艺术的起源。这固然没有错，但人的活动依赖于天—地—人三元的总体运动所造就的机缘，所以，仅仅着眼于人的活动而忽略三元的整体运动，就不能在最本源的本源处理解文学艺术的起源。没有天—地的二元运动，就没有人，自然无所谓文学艺术，同样，只有天—地的二元运动而没有人的劳作，文学艺术也就失去了其直接创造者。因此，对文学艺术起源的最恰当言说只能是：天—地—人的三元运动是文学艺术最原始的起源，人的活动作为对天—地—人三元的创造性聚集乃是文学艺术诞生的直接动因。前现代文艺学虽然承认天—地—人三元运动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根源，但对人在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地位过低（如柏拉图的回忆说和刘勰的原道说都把人放到从属的位置），主体论文艺学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人的主体性当作文学艺术的绝对源泉，忘记了天—地—人三元的整体运动对于文学艺术产生的本体论意义，所以，前现代文艺学和主体论文艺学都应该被超越，代之以全新的文艺起源论——以承认人的主动性为前提的天—地—人三元互动理论。

2、 文艺本质论

“文学（艺术）是人学”乃是主体论文艺学的基本命题。它的含义是：文学艺术是由人创造、以人为中心、为人而存在的活动。这个定义虽然对超越神本主义和物本主义的文学本质论有积极意义，但其人类中心主义的偏狭视野使得它未能揭示文学艺术更本质性的本质：文学艺术从根本上说是天—地—人三元运动的文学艺术化，因而文学艺术大于人学，人学不过是文学艺术的一部分。文学艺术不仅仅大于人学，而且大于生态学或纯然的自然本体论，因为文学艺术乃是表现天—地—人三元运动的整体学。

3、 文学功能论

以主体论文艺学为典型形态的现代性文艺学对文学艺术的看法是人本主义的。无论升华说、美育说、实践说、自由创造说或自我表现说，其着眼点都是文学艺术对人的意义。这种文艺功能观在更广阔的文艺学视野中显露出其欠缺：见人而忘物，忽略了人不过是生态系统乃至宇宙的一部分，因而孤立地谈论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把文学艺术的功能定位得过于偏狭。既然人不过是天—地—人三元运动的构成，那么，守护—参与—表现此三元运动必然是文学艺术的总体功能，亦即，既要实现人的人道，又要赞天地之化育，守万物之生机，将人文关怀与生态关怀、宇宙关怀、存在关怀统一起来。与此相应，文学艺术家不仅仅是社会的良知，也应是“天地之心”或“宇宙的良心”。

本文从上述三个方面展示了重写文艺学的可能途径，其目的并非是言说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典型，而是对某种可能性的预演，由于不存在一个绝对在先的文艺学供我们重写，所以，这里所说的重写实质上是建构。建构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具体行动会产生我们现在意想不到的可能性。这正是建构的魅力所在。我们为正在诞生中的新文艺学命名和正名，意在于呼唤更多的文艺学家走上建构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大道。

（1） 如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就极力颂扬文学创作乃至日常生活中的主体性，推崇“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主我扬而尊天才”等个体—主体性原则。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46—56页。

（2） （3）（4）（5）（6）（7）（9）（10）（11）（12）刘再复《文学的反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46页，第55页，第46页，第50页，第54页，第58—59页，第91页，第92页，第47页，第66页。

（8）（16）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

（13）伍蠡甫　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集》，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77页。

（14）（18）（24）（25）（26）（27）（29）（30）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04—106页，第158页，第159页，第158页，第36页，第183页，第183页，第193页。

（15）徐刚《绿色宣言》，当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32页。

（17）《道德篇》，湖南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54页。

（19）《周易》，湖南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36页。

（20）《中国青年》1960年第15期（当时《中国青年》为半月刊）。

（21）参见鲁枢元《走进生态领域的文学艺术》，《文艺研究》2000年第5期。

（22）见《当代文坛》2000年第5期相关报道。

天文学论文篇10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的主体论文艺学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诞生意味着中国文艺学基本上完成了现代性转型。然而，由于以生态危机和人文危机为主要表征的现代性危机的加剧，主体论文艺学所隶属的现代性理论家族成为反思和超越的对象。本文通过分析主体论文艺学的诸多欠缺后认为其根本局限在于它所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图式，未能意识到文学艺术从根本上说是天—地—人三元运动的产物。主体论文艺学的根本欠缺注定了它是必须被超越的文艺学样式，代替它的将是三种形态的新整体论文艺学：生态文艺学，新道论文艺学，存在论文艺学。因此，二十一世纪的文艺学家承担着重写文艺学的使命。

关键词

主体论文艺学局限超越新整体论文艺学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艺学承担着重新建构自身的使命。正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一个时代也应有一个时代的文艺学。要建构真正属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艺学，就必须对二十世纪的中国文艺学进行系统的反思和总结。在二十世纪中国本土学者所提出的文艺学体系中，主体论文艺学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它的诞生使中国文艺学的主流形态由自然本体论和社会本体论转向以人为中心的主体论，意味着中国文艺学基本上完成了现代性转型。但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对于对现代性的反思在中国学术界渐成潮流，主体论文艺学作为现代性理论家族的成员也成为反思的对象，在更广阔的理论视野中显露出其局限。本文将通过分析主体论文艺学的局限来证明超越它的必要性，并探讨新的文艺学体系的可能形态。

一、 主体论文艺学的局限与超越主体论文艺学的必要性

一个理论的意义空间也就是它的局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的主体论文艺学植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性语境，是现代性实现自身的具体方式。所谓现代性是相对于前现代性而言的：前现代性将人性置于对自然性和神性的从属地位，而发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性则使人从世界体系中凸现出来，把人当作征服—认知—观照着的主体，所以，现代性的核心是人的主体性，弘扬人的主体性乃是现代性理论家族的共同特征。从文艺复兴时期起，现代性便成为西方现代文化的灵魂，笛卡儿、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大思想家经过数百年的努力完成了主体性理论的建构。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端之日起，现代性也正式成为中国人追求的目标。弘扬主体性的文艺学思想在五四时期的文艺家那里就已获得了鲜明的表述，鲁迅、胡适、郭沫若、周作人都曾是阐释和歌颂主体性的主将。（1）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主体性思想在中国的发展曾受到过阻滞，但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弘扬、阐释仍是二十世纪中国文艺学的主旋律，而主体论文艺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则使之达到了高潮。

从根本上说，主体论文艺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是主体性思潮自身进展的结果，然而具体的历史处境却使得它以反思1966—1976年间形成的神本主义／物本主义文艺学为出场的机缘。刘再复发表于1986年的专著《文学的反思》是主体论文艺学的最重要文本，在这本书中，对主体论文艺学的提倡与对期间趋于僵化的文艺学体系的批判是合二而一的。他认为1966—1976年间中国文艺学的最大悲剧是主体性的失落，具体表现为：崇尚物本主义／神本主义，信奉机械决定论，把人看作“被社会结构支配的没有力量的消极被动的附属物”（2）、“阶级链条中任人揉捏的一环”、“政治经济机器中的齿轮或螺丝钉”（3）。为了克服主体性在文学艺术中的失落，就必须建构主体论文艺学，完成文艺学的两个转型：从物本主义／神本主义的文艺学转变为人本主义的文艺学；从以机械决定论为核心的文艺学转变为以主体的自由为归属的文艺学。这双重的转型被刘再复归结为一句话——“给人以主体性地位”，具体来说就是：

我们提出要给人以主体性地位，就是要在文学领域把人从被动存在物

的地位转变到主动存在物的地位，克服只从客体和客观的形式去理解现实

和理解文学的机械决定论。（4）

给人以主体性地位，就是使人在整个文学过程中摆脱工具的地位，现

实符号的地位，被训诫者的地位，而恢复其主人翁地位，使文学研究成为一

个以人的思维为中心的研究系统。（5）

我们强调主体性，就是强调人的能动性，强调人的意志、能力、创造性

，强调人的力量，强调主体结构在历史运动中的地位和价值。（6）

经过转变以后的文艺学重新变成了人学——主体学。完整的文学艺术创造过程被视为由三类主体组成的体系——作为创造主体的文学艺术家；作为文学艺术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或观众／听众）。对这三种主体而言，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内在宇宙：它既是文艺创造的内在源泉，也是文学艺术必须表现的中心的中心。刘再复因此要求文学艺术家要向内（灵魂／性格／精神）、向深（深层精神主体）、向我（个性）拓展“人学”。（7）推论至此，主体论文艺学的基本结构已经显现出来。我们可以据此对主体论文艺学进行总体性的价值评估。

主体论文艺学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基本上完成了中国文艺学的现代转型。这种转型造就了巨大的可能性空间，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涌现为激动人心的解放性力量。然而在二十世纪末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后现代视野中，主体论文艺学和它所隶属的现代性理论家族的局限开始暴露出来。我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主体论文艺学至少有以下欠缺和局限：1、它建构在虚构的人学图式、历史图式、精神图式上；2、它所信奉的“人学是文学”命题在生态主义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已显露出其狭隘性，蕴涵在主体性原则中的传统人文主义——个人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也成为超越的对象。

“主体性的失落”是主体论文艺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它所要说的是：人本来是有主体性的自由的人，但后来主体性失落了，人变成了非人。由此而产生图式是：人＝作为主体的人＝个性化的人＝自由的人。由于人在这里是个体的同义语，因而问题出现了：在人类已有历史的大部分阶段内，大多数个体都并非作为个性化的自由的主体而存在，难道他们不是人吗？显然，主体论文艺学所说的人并不是指所有实存过和正在实存过的人，而是一种理想原型。用一个预悬的人的理想原型去衡量人类历史，就会把某些阶段的实在的人类史当作非人的历史，所以，人—非人—人这个图式的虚构性是显而易见的：根本不存在非人的人类历史，只存在人类历史的不同形态。实际上，如果真的把上述逻辑贯彻到底，那么，一切实存过和正在实存着的人类史都会被认定为史前史，因为所有实在的人都不可能完全符合人的理想原型。这样，人—非人—人的三元图式就转变为非人（从古至今）—人（未来）的二元图式：“人类社会，今天仍然处于‘前史’时代，这种社会是有缺陷的。处于这种社会状态的人，还不能充分地全面地占有人的自由本质，作为客体的世界，还不是真正人的对象，它对于人还只有有限的价值和意义，它还不能把人应有的东西归还给人。”（8）人＝理想的人，历史＝理想的人变为现实的人以后的历史，因此，符合主体论文艺学尺度的人和历史都是传奇化了的，而现实的人和历史则被判定为“非人”和“前史”。削足后足仍不能适履，便称足为非足：主体论文艺学的人学—历史学图式的欠缺至此已经充分显露出来。既然所有实存过和实存着的人都处于“前史”状态，那么，文学艺术的本体论功能就只能是在此岸建造乌托邦，变成此岸的宗教：“如果说

，宗教在彼岸世界把人应有的东西归还给人，那么，文学艺术则是在此岸把人应有的东西归还给人。”（9）为了实现这种宗教式的归还，刘再复要求文学艺术家在创作中完成三重的人学还原：把不自由的人还原为自由的人，把不自觉的人还原为自觉的人，把不全面的人还原为全面的人。（10）然而，经过这三重还原，人岂不是又变成了高、大、全的神人了？文学艺术不是又变成新型神学了吗？如果要求文学艺术家都必须在创作中完成这三重还原，那么，文学艺术家将会再次丧失主体性，从而回到主体论文艺学所极力批判的“前史”状态。这大概是主体论文艺学的阐释者没有预想到的荒谬结论。主体论文艺学之所以会陷入自我反驳的逻辑困境中，是因为它预设了人的理想图式：自由，自觉，完整，拥有作为主体的人的全部本质。这种对于人的圣化源于现代性理论家族所信奉的人类中心主义，主体论文艺学的局限归根结底派生于现代性的局限。要从根源处追查主体论文艺学的欠缺，就必须对现代性本身进行反思。

现代性的根本图式是主体—客体二分法，由此二分法又派生出人—自然、目的—手段、中心—边缘等诸多二分法。因为主体在这里指的是人，所以，现代性图式在具体化为人学图式时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乃是人道主义的极端化，它在将人推到最高主体和绝对中心位置时忽略了其他存在物的独立性和价值：人是目的，所有非人存在都是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手段。中国的主体论文艺学推崇人道主义的初衷是以它来反抗将人视为“政治或经济机器中的齿轮或螺丝钉”的庸俗社会学，但由于受现代性的内在逻辑支配，它将“人是目的”这个结论推向极端，自身也变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文艺学。由此产生了主体论文艺学的一个根本局限：忽略人之外的存在物的独立价值，而把它们当作纯工具性存在。刘再复在批判物本主义的文艺学时认为物本主义的错误是“本末倒置，既见物不见人——人服役于物，而不是物服役于人，人本身没有足够的价值”（11），他要求颠倒物本主义的文艺学：“不应把人的存在视为工具，好象他与内在目的无关。这就是说，作家在表现人的时候，要把人当作人，把人视为超越工具王国的实践主体，而不是把他当作自然存在，当作牲畜、草荠、工具。总之，人应该是目的性因素，而不是工具性因素。”（12）但是实现人的主体性就一定要以牺牲物的独立性为前提吗？人与物的关系是不是注定是目的—工具的关系？如果把人当作绝对中心和终极目的，把物当作服役于人的纯粹工具性因素，那么，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关系必然是一种紧张的、暴力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其直接后果只能是物乃至自然界的毁灭，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生态危机。由于人与人的关系直接受制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与人对待人的态度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充满暴力的情况下，彻底的人道主义也就无法实现。雪莱对此早有断言：“人既使用自然做奴隶，但是人本身反而依然是一个奴隶。”（13）海德格尔讲得更为透彻：与“物的毁灭”一同发生的是“人的本性之死”。（14）二十世纪是人的主体性获得空前实现的世纪，也是有史以来生态危机最为严重的世纪，是人与人斗争最为惨烈的世纪，而生态危机与人文危机的共生性说明极端的主体主义并不能真正保护人的福祉。所以，我们有必要重申下述真理：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伟大是由大地托举的”（15），属于人的一切都最终依赖于造化的神力和机缘，因此，人不能将自然界视为纯粹的工具，而应以敬畏和感恩的态度对待自然界。刘再复在写作《论文学的主体性》时显然未认识到这个真理，他对庄子的一段话的误读便是明证。这段话是：“舜问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天地之委形也。”（《庄子知北游》）此对话显然言明的是天地对人的在先性，人乃是天地之委形之造化，然而刘再复却由于其人类中心主义视野将之解释为：“庄子在这里感叹的是：人往往为外物所役，因此，身不由己，不能做主。这种情况表现在主体性部分丧失或完全丧失”。（16）由这个解释可以看出：他已由“见物不见人”的极端走到了“见人不见物”的极端，他所推崇的“文学是人学”乃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的命题。此类文学观念虽然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产生了巨大的解放效应，但是其欠缺也是明显的：世界上不仅仅存在人，还存在日、月、星、山川、河流、植物、动物，存在天与地的交感与宇宙的秘密话语，所以，将文学定义为与自然失去了原始联系的人学既削弱了文学的丰富性，又看低了文学的价值。进而言之，将文学与更广阔的存在割裂开来必然使作为人学的狭义的文学丧失方向。刘再复所倡导的文学的三个还原如果不以对世界整体的感恩和敬畏为前提，就根本不可能实现：1、要把不自由的人还原为自由的人，必须实现人与其他存在的和解，否则，永远与其他存在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人如何能实现自身的真正自由呢？；2、要把不全面的人还原为全面的人，必须知道“全面”的含义是什么，而人的全面发展显然应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解，否则，处于物我对立状态的人谈何全面？；3、要把不自觉的人还原为自觉的人，涉及到人“自觉”以后做什么，其中包括是自觉地将世界当作工具性体系，还是将之领受为家园。这些问题只有在超越了主体论文艺学的基本原则后才能解决，所以，主体论文艺学的欠缺和局限本身就证明了超越它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主体论文艺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后曾引起了短暂而热烈的反响，但未产生其提倡者所预期的长久效果。造成这种状态的根本原因是；主体论文艺学隶属于现代性理论家族，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反思的对象，各种各样的后现代学说开始取代现代性理论，成为新的主流话语。尽管内容庞杂的后现论并不都是理所当然的真理，但是现代性的二元对立逻辑（主体—客体二分法）和由此逻辑生发出的生态危机和人文危机，意味着它将被真正后现代的后现代性所超越。这注定了八十年代中国的主体论文艺学只能是个短暂的过渡。

二、 从主体论文艺学到新整体论文艺学：一个必要的导言

主体论文艺学分有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欠缺：将人设定为面对整个世界的主体，忘记了人乃是在世界中的存在（Being-in-the world）。要超越主体论文艺学的人类中心主义图式，我们就必须重新领受世界的原始结构：人在世界中，意味着他生存于天地之间，因此，人永远是天—地—人三元整体的构成，把世界理解为天—地—人三元结缘而成的整体是对世界的最恰当言说。老子在《道德经》中将天—地—道—人称为域中四大，实际上说出了由域中四大结缘而成的世界结构：“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焉。”（17）此处的道脱离了天、地、人而又被当作独立本体，实属虚构。海德格尔在著名论文《物》中写道：“这种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纯然一元的转让的反射活动，我们称为世界。”（18）这便是广为人引用的世界四重结构说，与老子的域中四大说是同构的。然而，正如脱离了天地人的道是纯然的虚构，神的唯一属性也是并不实在地存在，所以，世界是而且只能是天—地—人三元构成的整体。《周易系辞下传》对此有明晰言说：“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19）天—地—人三元整体的存在是人的实践的前提和支撑，故而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绝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人化自然的结果，而是天—地—人三元互动本身。以此原始而全新的世界观来审视文艺学的历史，便会发现：前现代的以天道主义／神道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学与现代的以人道主义为中心的文艺学都是片面的，最完整的文艺学体系乃是将世界领受为天—地—人三元整体而又承认人的主动性的新整体主义文艺学。因此，文艺学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归纳为：天道主义／神道主义文艺学（前现代）人道主义／主体主义文艺学（现代）新整体论文艺学（后现代）。

前现代文艺学明确地将人道归结为天道／神道，虽正确地认识到了人不过是世界的一部分，但未能领受到人在文学艺术创造过程中的能动性，有把人的人道放得过低的毛病。主体论文艺学把人推到了最高主体的地位，固然激发了人在创作中的主动性，却忘记了下面的事实：1、人是世界整体的一部分，将人道抽离于整体性的世界之道，既不符合世界的原始结构，也会使人道找不到最人道的发展方向；2、主体—客体的二分法将世界中的非人存在物都当作客体／手段质料，因而在对物的物性的忽略中伤害了物乃至整个世界。我们可以通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首普通的中国民歌看到无限制的征服对世界的伤害程度

：一脚踢倒山／一拳捅破天／张口吞宇宙／革新地球翻／以大山做鞍／以大河做鞭／挺起胸膛／征服自然。（20）走向极端的主体主义在二十世纪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和人文灾难，因而不受限制的主体主义是必须超越的，但这超越不是回到前现代文化去，而是要为人的人道找到最确切的位置。那么，人的人道的最确切位置是什么呢？1、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其主动性也是由实在的世界结构所支撑的，他上受惠于天，下托福于地，因而其主动性不能朝着破坏其基础的方向发展，而应赞天地之化育，守万物之生机，这是天道—地道—人道三元辨证关系对人道的最基本规定；2、既然人是天—地—人三元运动中的一元而又有主动性，那么，他在“赞天地之化育”和“守万物之生机”的同时也有权力发展自己的主动性。所以，新整体主义文艺学是对前主体论文艺学和主体论文艺学的共同超越，指向全新的文艺学形态。

新整体论文艺学是个开放的概念：所有真正超越了主体—客体二分法而又承认人的主动性的文艺学都是它的可能形态。从目前可以预见到的范围而言，下面三种文艺学将构成其主流形态：1、生态文艺学；2、新道论文艺学；3、存在论文艺学。

1、 生态文艺学

生态论文艺学是新整体论文艺学在当下的主要形态。它从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出发，系统地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要求超越主体论文艺学所推崇的人类至上观念和征服自然的学说。它认为人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不能将人凌驾于生态系统之上，而应以生态系统整体的平衡为终极价值尺度，以生态伦理学代替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约束人的行为。文学艺术家必须结束对征服自然的歌颂，发现生态系统整体的和谐之美，倡导人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成员友好共处的生活方式。在中国，建立生态文艺学的工作已经开始，鲁枢元教授多次撰文阐释生态文艺学的基本观念。（21）曾文成教授则出版了《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22）可以预见，二十一世纪将是生态文艺学渐成主流的世纪。但是我们在倡导生态文艺学时也应注意到：生态文艺学的视野还局限于生态／生命领域，其根本原则是维护生态平衡和敬畏生命，而生态系统不过是自然界和宇宙的一部分，所以，生态文艺学的视野虽然比主体论文艺学广阔，仍是有视野局限的文艺学。

2、 新道论文艺学

新道论文艺学是东方文艺学可能的后现代形态。这里所说的道既不是纯然的天道或神道，也不是在文艺复兴以后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人道，而是天道—地道—人道三元统一的道。天道、地道、人道由于人的实践而交道，乃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机缘。有天—地—人三元的交道，人才能知—道、说—道、弘—道，才有文学艺术。由于我们所讲的道是天道—地道—人道的三元统一，所以，后现代的道论文艺学不是对中国古代的道论文艺学的简单复归，而是肯定人的主动性的文艺学体系。它与中国古代的道论文艺学有根本的区别：（1）中国古代道论文艺学中的道主要指的是天道，所谓体道、明道、弘道的终极目的是认识天道并因而赞替天地之化育天行道，新道论文艺学则认为人道是不能归结为天道的本体性存在，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和尊严，充分肯定人在赞天地之化育的前提下自我筹划、自我创造、自我生长的能力和权力；（2）传统道论文艺学的理论视野集中在人道对天道的倾听、遵从、弘扬上，对社会之道即世道的具体结构的探讨几乎是空白，缺乏社会本体论这一维，而新道论文艺学则致力于自然本体论、社会本体论、人类本体论的统一。虽然这种意义上的道论文艺学作为体系尚不存在，但其观点散见于国学功底深厚而又具有当代意识的文艺学家的论述中。由于新道论文艺学的独特性，其建构过程固然要吸收西方文艺学的逻辑建构方法，更要发现汉语自身的可能性空间，因而它的成功建构将使中国文艺学超越后殖民语境。

3、 存在论文艺学

存在论文艺学乃是新整体论文艺学另一种已经诞生的形态。由于存在（Being）是一切存在者（beings）之存在,人不过是诸存在者之一，所以，存在论文艺学自在地意味着对主体论文艺学的超越。（23）它的基本逻辑前提是：人与其他事物最原始的关系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一种存在者与另一种存在者的关系；人之独特性在于他能够主动筹划自身的存在并让其他存在者重新结缘，成为存在的发明者和守护者。所以，文学艺术在其更高阶段必然要从“人学”进展到“存在学”，与此相应，文艺学要完成从主体论到存在论的转型。存在论文艺学在西方的最大代表当推后期海德格尔。这位诗人哲学家在《诗语言思》等后期著作中建构出存在论美学，其中也涵括了存在论文艺学的始初形态。他认为对存在的遗忘是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因此，拯救之路必须从回到存在开始。回到存在的前提之一是超越主体—客体二分法，恢复人与世界最原始的关系，重新发现人的人性和物的物性。现代性理论将物当作对于主体而言的客体，当作质料和资源，忽略了物的独立和自足品格，无法认识物的真正物性，自然也无法为人的人道找到最确切的位置。那么，物的物性从根本上说是什么呢？海德格尔通过细致的诗意之思指出：在任何一个世内存在物中都居住着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人），所以，物是天—地——人—神四元的聚集。（24）不仅物是天—地—神—人的四元聚集，而且，世界也是天—地—神—人四元的统一：“这种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纯然一元的转让的反射活动，我们称之为世界。”（25）从这种全新的存在论—世界论—人论出发，海德格尔得出了艺术作品的本性是“存在者的真理将自身设入作品”（26）、“人言说在于他回答语言”（27）、“话语是嘴的花朵，在语言中大地朝着天空开放”（28）、回到本性中的人将致力于“守护中的参与”（29）、“诗意是人类居住的基本能力”（30）等美学和文艺学观点。尽管后期海德格尔的学说有将人的主动性定位偏低的局限，但总的来说它指出了建构存在论文艺学的基本思路。

上述三种形态的新整体论文艺学都是对主体论文艺学乃至现代文艺学的超越。由于它们的诞生，以主体论文艺学为典型形态的现代性文艺学已经暴露出致命欠缺，因此，重写文艺学成为文艺学家们在新时代必须完成的使命。本文作为对主体论文艺学的解构和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导言，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概略地论证重写文艺学的可能途径。

1、 文艺起源观

被主体论文艺学所认同的文艺起源论——如游戏说、巫术说、劳动说——都是从人的活动出发探讨文学艺术的起源。这固然没有错，但人的活动依赖于天—地—人三元的总体运动所造就的机缘，所以，仅仅着眼于人的活动而忽略三元的整体运动，就不能在最本源的本源处理解文学艺术的起源。没有天—地的二元运动，就没有人，自然无所谓文学艺术，同样，只有天—地的二元运动而没有人的劳作，文学艺术也就失去了其直接创造者。因此，对文学艺术起源的最恰当言说只能是：天—地—人的三元运动是文学艺术最原始的起源，人的活动作为对天—地—人三元的创造性聚集乃是文学艺术诞生的直接动因。前现代文艺学虽然承认天—地—人三元运动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根源，但对人在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地位过低（如柏拉图的回忆说和刘勰的原道说都把人放到从属的位置），主体论文艺学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人的主体性当作文学艺术的绝对源泉，忘记了天—地—人三元的整体运动对于文学艺术产生的本体论意义，所以，前现代文艺学和主体论文艺学都应该被超越，代之以全新的文艺起源论——以承认人的主动性为前提的天—地—人三元互动理论。

2、 文艺本质论

“文学（艺术）是人学”乃是主体论文艺学的基本命题。它的含义是：文学艺术是由人创造、以人为中心、为人而存在的活动。这个定义虽然对超越神本主义和物本主义的文学本质论有积极意义，但其人类中心主义的偏狭视野使得它未能揭示文学艺术更本质性的本质：文学艺术从根本上说是天—地—人 三元运动的文学艺术化，因而文学艺术大于人学，人学不过是文学艺术的一部分。文学艺术不仅仅大于人学，而且大于生态学或纯然的自然本体论，因为文学艺术乃是表现天—地—人三元运动的整体学。

3、 文学功能论

以主体论文艺学为典型形态的现代性文艺学对文学艺术的看法是人本主义的。无论升华说、美育说、实践说、自由创造说或自我表现说，其着眼点都是文学艺术对人的意义。这种文艺功能观在更广阔的文艺学视野中显露出其欠缺：见人而忘物，忽略了人不过是生态系统乃至宇宙的一部分，因而孤立地谈论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把文学艺术的功能定位得过于偏狭。既然人不过是天—地—人三元运动的构成，那么，守护—参与—表现此三元运动必然是文学艺术的总体功能，亦即，既要实现人的人道，又要赞天地之化育，守万物之生机，将人文关怀与生态关怀、宇宙关怀、存在关怀统一起来。与此相应，文学艺术家不仅仅是社会的良知，也应是“天地之心”或“宇宙的良心”。

本文从上述三个方面展示了重写文艺学的可能途径，其目的并非是言说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典型，而是对某种可能性的预演，由于不存在一个绝对在先的文艺学供我们重写，所以，这里所说的重写实质上是建构。建构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具体行动会产生我们现在意想不到的可能性。这正是建构的魅力所在。我们为正在诞生中的新文艺学命名和正名，意在于呼唤更多的文艺学家走上建构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大道。

（1） 如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就极力颂扬文学创作乃至日常生活中的主体性，推崇“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主我扬而尊天才”等个体—主体性原则。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46—56页。

（2） （3）（4）（5）（6）（7）（9）（10）（11）（12）刘再复《文学的反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46页，第55页，第46页，第50页，第54页，第58—59页，第91页，第92页，第47页，第66页。

（8）（16）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

（13）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集》，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77页。

（14）（18）（24）（25）（26）（27）（29）（30）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04—106页，第158页，第159页，第158页，第36页，第183页，第183页，第193页。

（15）徐刚《绿色宣言》，当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32页。

（17）《道德篇》，湖南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54页。

（19）《周易》，湖南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36页。

（20）《中国青年》1960年第15期（当时《中国青年》为半月刊）。

（21）参见鲁枢元《走进生态领域的文学艺术》，《文艺研究》2000年第5期。

（22）见《当代文坛》2000年第5期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