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地理知识十篇

天文地理知识篇1

那么如何将天文科普与地理教学紧密地联系起来呢?通过多年的探索,我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在这里试举一些典型实例与大家分享。

1.充分利用主要天象出现的时机。高中地理必修I第一章(宇宙中的地球)绝大部分都是天文知识,非常抽象,要求学生在课堂上认识宇宙,从而形成科学的宇宙观是不够的。还应该走出课堂,在户外夜空下进行学习和认知宇宙。这就需要利用重要天象出现的时机开展天文科普活动。

2009年7月22日的日全食,这正是天文科普教育的大好时机。7月初,我专门腾出时间给同学们讲“日全食”这个主题,让学生了解了日全食发生的原理。还介绍了这次日全食出现的具体区域,让学生了解我们本地能看到日偏食。到了7月22日那天,我指导学生用水盆观察法和小孔成像法观测本地的日偏食的全过程。我鼓励他们详细记录发生日偏食的全过程,然后,集合学生做了汇报。互相介绍了观测活动的成果和体会,分享观测成果。这样学生从这一次活动中了解了日全食和日偏食的天文知识,同时培养了同学们的观察、动手、实践能力,培养了他们对科学的热爱,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

2.利用天文科普知识命制地理创新试题。找准切入点,命制好和地理课文内容相关的天文方面的试题,这样可使天文科普与地理教学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达到彼此促进的作用。

我曾就日影轨迹设计了一道试题:

12月22日,我国某中学地理小组进行太阳高度角和当地经纬度观测,操作方法是:在操场上选择一点A处,垂直立一个竹竿(杆长2米),画一个半径为2米的圆圈,将观测到的杆端点在地面所投影的变化记录在操场平地上。据此回答:

(1)该地的地理坐标约为()

A.122.5°E、21°34′NB.120°E、45°N

C.117.5°E、21°34′ND.120°E、23°26′N

解析:北京时间11:50,该地影长达最短,即地方时12:00,可以求出该地的经度为122.5°E;根据该地的正午太阳为高度角45°(影长为2米),求出当地的纬度。

(2)该地一年中有两次出现立杆无影的奇观,其中一次发生在6月8日前后,另一次发生的时间为()

A.4月4日前后B.6月22日前后

C.7月5日前后D.9月9日前后

解析:画出太阳直射点移动规律图可以知道另一次太阳直射发生的时间是7月5日前后。

天文地理知识篇2

    相当长一段时期,儒学被误解为科学(指自然科学)的对立面,至少与科学无关。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着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着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科技是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萌芽并发展起来的,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起着重要的作用。假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是一种与相科技对立的文化,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又怎么可能会有高度发展的科技?反言之,在一个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中,与科技相对立的文化又如何能够成为主流文化?

    一.

    关于“儒家”,《汉书?艺文志》作了较为全面的概述和界定:“儒家者流,……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从这段总括性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原创儒家有三个主要的特点,这就是:求道、为学、致用。

    首先,儒家重视求道,“于道最为高”。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一生致力于求道。《论语?学而》说:“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卫灵公》说:“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里仁》说:“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显然,求道是孔子一生的追求。孔子的“道”,主要讲的是为人处世之道。孔子说:“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又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但最重要的是“忠恕之道”,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孔子之道,为思孟学派以及后来的《易传》所发挥,从而形成了儒家的“天人合一”之道。《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并且认为,“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易传》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乾?文言》)并且明确提出天道、地道与人道统一的 “三才之道”(《周易?系辞下传》)。

    正因为儒家讲的“道”是人道与天道的统一,是“天人合一”之道,所以,儒家又重视“天”,重视研究天地自然,从而形成了儒家的自然观,主要包括:思孟学派的阴阳五行自然观、荀子的气论自然观和《易传》的阴阳八卦自然观,充分表明儒学融合自然之道。虽然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儒家的这些自然观并不能算作是科学,但是在中国古代,阴阳五行自然观、气论自然观以及阴阳八卦自然观一直是古代科技的思想基础,是中国古代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儒家重视为学,“游文于六经之中”。孔子作为教育家,要求自己和学生有广博的知识。《论语?雍也》说:“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孔子讲“博学”,主张“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具有知识论倾向;不仅要求学习社会文化,学习伦理道德方面的知识,而且也包括学习自然方面的知识,从而使学生成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君子。这里的“游于艺”,就是学习“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实际上包括了古代的数学知识。而且,孔子还要求学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思孟学派和荀子的着作以及《易传》等也广泛涉猎自然知识。

    正因为儒家重学,也重视自然知识,包容科技,先秦儒家自孔子开始就十分重视对于古代科技着作的研究。他们所整理、研究以及撰写的着作中,《夏小正》、《禹贡》、《月令》等都是当时重要的科技着作,《诗经》、《尧典》、《周礼》等也都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先秦儒家把科技知识包容于儒学之中,而这些科技着作以及科技知识事实上成为后世儒家学习和研究科技的知识基础。

    再次,儒家重致用。孔子重人道、重学问,最后又落实到致用上。在为政方面,孔子讲“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讲道德教化;同时也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讲利民。这一思想后来被孟子发展成为“仁政”。孟子认为,施行仁政,首先要“制民之产”。他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因而要发展农业生产,要“不违农时”;“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上》)。在儒家看来,讲“仁政”,就要发展农业生产,当然也就离不开发展农业科技。

    儒家讲民本,最终又要落实到发展农业,发展农业科技;与发展农业相关,又要研究天文学、地理学以及数学等等。这表明儒家本身具有发展科技的内在要求,儒家文化与科技密切相关。在中国古代科技体系中,农业科技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用科学发展较快,其原因概在于此。

    二.

    原创儒家具有的求道、为学、致用的特点,使得儒学融合科学于一体。而且,后世儒家在发展儒学的过程中,大体上继承了这个重要的传统,只是在各个时期,儒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从儒学发展史看,历代都有儒家学者研究自然、研究科技,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做出直接的贡献。

    汉代儒家确立了儒家的经学传统,较多地发挥儒家为学包括研究科技知识的特点。汉代经学家在整理和研究儒家经典时,把包含有古代科技知识的儒家着作也确立为经典。按照中国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分类,《周易》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着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着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尤其是,汉代经学家还把春秋时期的技术着作《考工记》补入《周礼》,列为儒家经典。汉代儒家在整理和研究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对其中的科技知识进行注释和发挥,实际上也是一种科学研究。

    汉代儒学包容科学,不仅表现为汉儒所确立的儒家经典中包含古代科技着作和科技知识,而且,汉代有不少儒家直接参与科学研究,甚至成为那个时代的科学家。汉代儒家普遍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并有所研究,这不仅有其政治方面的原因,也与儒家讲“天人合一”有着密切的关系。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 ]笔者以为,至少在汉代可以这么说。在汉代儒家中,对天文学颇有研究的,至少有扬雄、桓谭、刘歆、贾逵等。扬雄对天文学很有兴趣,主张浑天说,并提出“难盖天八事”。桓谭对天文学也颇有研究,在宇宙结构问题上,反对盖天说,主张浑天说。扬雄和桓谭对于浑天说取代盖天说的地位起到重要的作用。后来的儒家学者刘歆修《三统历》,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天文学着作”,“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 ]贾逵在天文学上颇有造诣,他所参与修订的东汉四分历比以往各家历法有显着的进步。

天文地理知识篇3

【关键词】真理世界知识政治化政治知识化

本文是从知识发生学的角度，探讨古典知识体系是如何在天人相与的背景中逐渐生长起来，并构成传统政治形态之知识基础的。

天人相与：古典真理世界诞生的知识背景

在中国人看来，宇宙是单一的实体，在天与天体、地与其创造物、人与其活动这几大领域之间没有严格的分野。浑然一体的宇宙观使人把自己安放在一种整体性的秩序之中。天人关系就是从中引发出来的，天人感应对于人们的生活乃至政治统治都是异常重要的。[1]天人关系构成了中国古典知识体系孕生和演展的最原始也是最持久的一道背景。[2]《说文解字》中说：“天，颠也，至高无上”。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是一个方位之天，即高与广的结合，同时作为一种意志象征的预设之天呈现在我们面前。《尚书》中说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3]

如果说方位之“天”是一种直观的话，那么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天”就是来源于人造和预设，这就是独特的“造天”现象。预设之天导致了一般知识和经典知识中的神秘感，因为它把人造的社会秩序（社稷）看作与天然的自然秩序等义等值的存在，从而是某种不须讨论的自在者。[4]

对天人关系的思索构成了中国古典知识体系的源头，首先表现为天文学知识的累积。以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而闻名的李约瑟和爱利亚德也曾指出，古代中国的天文学知识，通过象征、暗示与种种相关的仪式，把一种据说是正确的、符合自然规则的空间格局传达给人们，使他们建立合理的思想的基础，并使他们的各样观念与思想在这个基础上保持着统一与和谐。[5]这种人文主义色彩异常浓厚的天文学并不是以对自然的探知作为关怀的，而是在浩瀚的天穹中寻求人类自身的定位，把自己投放到苍穹之中，同时又把宇宙安放在心灵之间。在这里看不到西方理性化的知识体系中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而是人与外在世界的合一。所谓“天数已定”，“命数难逃”就是揭示了一种主宰世间的冥冥之力。可见方位之天已被内化到人生和政治的架构之中，成为推断政治命数的工具，天文学也不再展现着探究自然奥妙的魅力，而转化为测定人事吉凶和政治合法性程度的手段。方位之天一旦转化为预设之天，便注定了人世间的延续实依赖于一种天数，因为人事吉凶、社会兴替、生老病死均是通过天象来展现的。这就导致了古典时间观的产生。崇高的天数左右着世间的沉沦，古往今来的流变不过是苍天在人间导演的循环往复的一幕幕剧目而已。顺应天命之人可以促使国泰民安，违背天命之人在剔除、淘汰之列。世间的流变不过是天命从旧人身上游离出去再降临新人身上的循环过程。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支配世间的真理世界是凝固的、恒常的、不变的，而时间的流逝不过是重新与真理世界相通和相离的循环往复的交替而已。时间在人们的心目中也就是一个圆圈式的复归原点的运动。所以，在天人相与这一知识背景之下，历法时间、历史时间都是对中国古典知识中恒定不变的循环观念的直观表达。无论是天干地支的纪年还是按一个王朝年号的纪年，都是始而复终，终而复始的，一个个逝去的王朝像一个个大圆圈，而一个个接替的皇帝像一个个小圆圈，王朝告终或皇帝死去，纪年即重新开始。它们没有如公元（亦即西元）纪年法那种以一个年份将历史截然分成两段，又不断指向未来的直线和屡加迭进的性质。[6]于是，以天人关系为中轴而形成的一整套把所有要素同构在一起的知识体系就成为中国人判定一切事物的出发点。其中以天人感应和天人相与为主干的思维方式把人们纳入到了无所不包的知识体系之中，它不仅是构成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而且也是主导一般知识形态的核心要素。

绝地天通：发现真理世界的资格限定

既然作为政治形态合法性之原生点的真理世界不为所有人所共享，那么它又是怎样与人相通约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还得要从神话时代的颛顼的“绝地天通”讲起。传说中的颛顼是一位能继修皇帝之功的古帝，他进行的“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为政治的知识化和秩序化提供了一个不断追认的源头。在颛顼宗教改革之前，“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谁都可以通神降神，结果便是人人都沉陷在迷醉之中失去理智，而且人人都不能建立起权威与秩序，这样神也就没有意义。[7]人人都能通神，传达神的意志的话，必然影响联合体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所谓“九黎乱德”、“九黎之乱”，或许就是由此引起的动乱，[8]正是这一知识的分立和政治的无序才呼唤英雄出世，颛顼所进行的“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就是把政治纳入到一个秩序化和知识化状态中的改革。于是人人与天相通的渠道被切断，这一权利被归拢到执掌祭祀大权的巫觋阶层之中。绝地天通以后，人类如何按照天道的要求生活呢？也就是说如何模仿天道呢？这就导致了早期的贵族――巫觋阶层的出现。巫觋之人必须具备一些主观条件，即聪明圣智，拥有超乎常人的感觉能力，神明降附其身是巫觋角色的认可和体现。女成为巫，男城为觋。所以，中国原始宗教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已有专职事神的人员，而一班人则从事其他社会职业，不参与事神的活动，这叫做民神不杂，民神各业。在第二阶段，人人祭祀，家家作巫，人意通天，这叫做民神杂糅、民神同位。其结果是祭品匮乏，人民不再得到福佑，第三阶段，绝地天通，恢复民神不杂的秩序。一旦绝地天通，民神不杂，便导致了等级的出现，贵族与平民的出现，“礼”的制度开始出现。[9]这一阶层的形成及其与“王‘的卡里斯玛的合一，虽然破坏了上古平静的气氛、简单的心情和平等的社会结构，但是，它却真正使“思想”从实用的、个别的、具体的、一般的意识活动中分离出来，一方面提升成为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性的“观念”，一方面具体化为制度性的、可操作性的“知识”。[10]于是与天相通的器物技术，成为拥有权力和知识的人的专利，一种金字塔式的社会分层结构开始出现，当然这一结构是以对与天相通的器物知识作为分层界限的。近来考古学的一些成果也已证明法器在那时演化为象征统治权力的礼器。[11]政治开始被纳入到一个知识化的轨道上去了。

考古发现的卜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一个秩序化的知识系统，它通过知识的载体――文字，确认了发现真理世界的资格限定。在殷商那个中国古典知识体系开始孕发的时代，我们看到了中国政治知识化的源头。在天人关系逐渐集中到王一人身上的时候，并没有导致王权的无限扩展和恣意延伸，因为王与天相通的权利总是在祭祀这一政治仪式中得到确认的。而王并不是自己完成祭祀仪式的，祭祀中需要有祝有巫，主持祭祀的是那个时代最具有知识、技术和最具有文化意义的象征性人物。[12]于是我们会看到，作为历史和知识源头的承载真理世界的天道，从时隐时现的状态解脱出来，赋予了人间一种制度化、秩序化的存在状态。西周在承继殷商时代之知识传统的基础上，对天命与人的关系进行了更加实用化的解释，周公的“唯命不于常，唯德是授”的革命观把那个支配世间的恒常的真理世界与人的德性联结在一起，中国传统政治变迁的动力机制就在德性所知的知识形态中被确立下来，历史在中国古典知识体系内的展开至此才被真正确立了可以信赖的源头。所以葛兆光说：“西周时代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切都在进一步合理化与秩序化过程中”。[13]后世的历史不过是对这一时代的不断追认和摹仿而已。

春秋战国时期的平民化运动再度引发了中国古典知识体系的危机，在众人皆迷、唯我独醒的时代，真理世界就只能向老子、孔子等人敞开，于是对“道”的呼唤便成为与群霸相争之局面并不和谐的“灵异”。如果说在轴心时代真理世界向部分人的敞开是取决于一种文化的觉醒的话，那么在两汉之后随着儒学的法典化，真理世界向部分人的敞开，就取决于一种体制的规定和权力的保护了。科举制的推行则更加剧了这一传统的延续和再生。古典知识的传承和发现真理世界之人的再生，证明了在王朝兴替的背后，潜伏着一种以一贯之的力量，正是这一力量使传统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不会因权力占有者的变革而被阻断。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近代西力东渐和西学东渐打破了传统政治形态的知识基础为止。圣人：真理世界的言说者和构成者

以终极依据体现出来的真理世界如何为中国古典知识体系缔造了供后人持续追忆和不断确认的源头？这是我们要研究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在明晰了真理世界的内在规定性及其发现这一世界的资格限定之后，我们又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即由儒学构筑的真理世界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古典知识体系的起点？我们知道，在中国人的时间观中，政治权力执载者的变更仅仅是意味着一段“王朝时间”的终结，新的权力执载者必须要重新到赋予其合法性的真理世界中去汲取营养，并成为这一世界的主人及其在人间的复制者。这一回溯式的思微方式驱使后人必须去圣人之道中去寻求供以持续追忆和不断确认的知识源头。因为一旦作为政治所供奉的真理世界得以确立之后，后世的历史都不过是以此为源头而展开的。在老子看来就是“悟道”的历史，孔子看来就是“闻道”的历史。那么为什么在虚拟的天道消失之后，孔子会成为道的代言人呢？换言之，为什么后世的知识增量必须要以对孔子的阐释作为原点呢？所有这一切都根源于孔子角色的转变，即孔子由一位“教师”转变为“圣人”。孔子的神话化在历史的神话化中不断被强化，确立了孔子作为古典真理世界之言说者和构成者的地位。随着文字的出现，知识通过文字可以传承，历史通过言说得以延续的局面得以终结，随即进入了能够被记载的时段。[14]知识通过文字固定下来，历史也通过文字符号得以传承。因此，夏商周三代在孔子的知识视域中，并不是作为神话出现的，而是作为信史出现的。而周礼也就成为他续补已经断裂的真理世界的摹本。西汉时期儒学的法典化标志着神秘性、道德性、政治性和入世性的中国古典知识体系正式诞生。支配后世演展的圣人神话系统便成为赋予传统政治体系之合法性的知识基石。这就是出现于汉代纬书中的政治神话。如果把三代以前的神话时代视为是人类渴望与神性相通、赋予社会和人生以原初意义的话，那么纬书政治神话的诞生则直接预示着一种意识形态的构建，正是这一“意识形态的突破”导致了中国古典知识作为一种道德的宗教而存在着，[15]在这里看不到超感性的上帝，只有天道与圣人合二为一并为人感知的真理世界的化身，知识体系中的王国也就是世俗的王国。于是圣人便成为真理世界的言说者和承载者。政治形态的道德底线由此而铸立。

但自儒学法典化之后，孔子的形象就由一个道德说教家转变为“圣人”。一个圣人神话谱系就在后人的不断阐释中逐渐生长起来。正如梁启超所言：孔子渐渐的变为董仲舒、何休，渐渐的变为马融、郑玄，渐渐的变为韩愈、欧阳修，渐渐的变为程颐、朱熹，渐渐的变为陆九渊、王寿仁，渐渐的变为顾炎武、戴震。[16]假孔子替代真孔子的过程也恰好是中国古典知识体系日渐丰满的过程。在孔子肉体失灭之后依托孔子灵魂再生的“孔子”，就是要担负起赋予他所处时代以终极意义的责任。而其思考的原点则是神话化的圣人――孔子。作为终极依据的天道实际上已与圣人同体，黑格尔把它称之为“实体精神与个体的直接统一”。[17]在“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圣王难以产生，天道的承载者就只能由“圣人”来承担了。孔子成为统治者与天相通的梯子，只有通过对孔子的占有才能实现对天道的占有，因为孔子是真理世界的言说者和承载者。一旦被神话化的孔子出现在人们的知识视域中，由孔子所担负的道德理想和终极依据便成为古典知识体系的生长点和价值承担者。与君统、政统、治统相即相离的师通、道统便成为赋予政治形态以合法性的知识源泉。孔子由一学派创始人转变为古典知识体系的创制者，由真理世界的言说者进而成为真理世界的构成者。此后的历史不过是对孔子解释权进行争夺的历史。经学：藏在典籍中的真理世界

冯友兰先生说：春秋战国是子学时代，以后则是经学时代。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汉武帝置五经博士，把儒学抬高为官学。[18]学术再度官学化强化了知识政治化的传统。[19]古典知识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已经被神化了的孔子，也就成为古典知识体系的灵魂。不管经的范围和领域有何变化，经典之学成为通向理想之国的唯一阶梯，更诱使士人认定它是一切知识的基本来源，是确证无疑的。它一方面是人格与精神的支柱，另一方面它又是知识与技术的总汇。稽古能够取青紫如拾地芥，又能从中学到基本的人文知识到最高深的宇宙知识，于是经学成了绝对的显学，而对绝对权威的经典的解释之学也就成了中国精英思想中知识的来源与真理的凭据；在经典及其注释中人们可以获得所有的知识，在经典及其注释中真理则拥有了所有的合理性。[20]由文字组合而成的客观知识世界在后人的解释中，构成了一系列的陈述，这一陈述不仅成为人们争夺的对象，而且人们通过对陈述复制、修正和诠释，使其内部意义充分扩散出来。在知识边界不是轻易逾越的时代，对陈述本身的占有就直接意味着对权力的占有。

经学之所以能够将真理世界隐藏在典籍之中，使之成为一般大众难以进入的高雅之地，关键在于它是以艰涩的文字组合而成的难以理解的知识世界。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曾经指出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个无文字的社会，[21]因此汉字在中国是作为一种知识奢侈品确立了其高贵的地位。既然经学是由艰涩的文字组合而成的难以理解的知识世界，那么对典籍的阐释就成为真理世界得以不断传承的基础。经学说到底就是依靠对典籍的解释为政治体系之合法性提供知识论证的一门学问。可见，传统中国政治形态依靠由文字构筑起来的边界将庙堂之知和乡俗之知隔离开来。这是一个依靠文字构筑权威的国度。但是对文字的注解和微言大义的阐发又不自觉地将神秘主义的知识要素融会其中，由此导致了中国古典知识的理智化程度并没有得到逐步的提升和强化。这一进程直至近代西学输入中国才告终结。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由孔子删定的典籍就开始成为中国古典知识的主干。它不仅是真理的化身，而且也为士人提供通往真理世界的工具。无论是经书的注释还是其他古籍的注释，所追求的目标都是阐释和理解作品的意义。自古以来的传统观念认为，作品的意义就是作者的原意，注释的目的就是把作者寄托在作品中的原意揭示出来。在千百年来的经典的注释活动中，经师们皓首穷经，诚惶诚恐地追求圣人寄托在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他们真诚地相信，经典中蕴藏着大量的圣人平治天下教化人民垂范后世的遗训。[22]故我们在汤一介先生提出的中国解释经典的三种方式中，看不到知识类型更新的动力机制。[23]首先，经学在中国古典知识体系中主干地位，自然是因为它处于“经”之地位，典籍不是文字机械的组合，而是蕴藏义理的载体。政治形态所赖以存在的常理就隐藏其中。故对典籍的解读过程便是发现真理世界的过程。其次，经学也为士人承载治国之权力提供能力上的储备。当经学被提升为构筑国家意识形态的显学地位时，通过解读典籍发现真理世界的刚勇就逐渐为通过对典籍的机械掌握以占据权力所压抑，尽管后世不时有那些通经致用之人，在引经据典和联系实际的过程中把矛头机智而巧妙的指向帝王，以捍卫道统之地位。但是把知识和权威融为一体的经学的确是在塑造着一种“经学化的被动性思维方式”。真理世界被政治权力固定在一个始终不变的状态上，由此便导致了居于最高层的帝王成为真理世界的秉承者，而士人则下降为真理世界的实践者。尽管知识与权力的抗争并没有因政治知识化和知识政治化的合一而彻底剔除，但知识仅仅是在承担着对无道之帝王进行道德讨伐、对秉承天道之新君进行道德论证这一剩余功能罢了。文武，称祖道圣这一回溯式思维方式使传统中国的政治变迁周而复始地去追寻古典知识的源头。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近人提出“革天”之观念为止。

帝王：真理世界的秉承者和复制者

帝王是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核心。帝王与天相通之同时发生的逆向结果便是以占有天道为前提。“占有”包含着杜撰和欺骗之意。所谓天君一体、圣王相通、道王同体就是这一“占有”的直接结果。[24]于是君主作为全社会的主宰者，以禀承天道、推广人道、践行天道为己任。由此可见，在帝王对天道的占有中过程中，君主、圣人、天道相通并逐渐一体化，道通过圣人的环节与君主的权力实施相沟通，成为君主至上权威的根源。基于道的不可亵渎性和禀承天道之绝对权威的君权，就具有强烈的专制色彩，他把自己视为政治形态的最后一道屏障。实际上帝王对天道的占有，仅仅是特定时段中的现象，并没有阻止古典知识所构筑的真理世界在既定政治权力之外的延续性，也就是帝王对天道的占有在长波段的历史时间中始终抗拒不了这一传统，更不能注定他的永久性占有，一旦他秉承天道的资格在大众知识世界和道统体系中中遭致怀疑乃至否定，就会促发权力占有主体的更替。

所以，我们说在中国古代存在着一种道义和功能意义上的政治辩证法。道义辩证法就体现在帝王对真理世界的秉承和占有中。功能辩证法就体现在帝王对真理世界的曲解、修正和士大夫阶层的卫道之中。帝王正是经受着道义这两重辩证法的制约，才使其虽作为政治实践中的无限体，但缺乏无限的恣意扩张的空间存在。所谓帝道就是在古典神学知识中对帝王的道德限定，得道意味着对真理世界的禀承，失道则意味着对真理世界的背弃。可见，在中国古人的知识视域中，天下并不始终是系于一家一姓，它是外在于帝王之家的“共有物”，当然能够代表众人分享这一共有物的只能是真理世界的秉承者。这与日本万世一系的传统显然是不同的。按照福泽谕吉的说法，日本在中古武人执政时代，形成了至尊未必至强、至强未必至尊的观念，于是没有一种思想能够居于垄断地位，自由的空间从中生长出来。这与中国人一直拥戴绝对的集至尊与至强与一身的帝王显然是不同的。[25]至尊是其有秉承真理世界的资格，至强是其有把真理世界复制到人间的力量保证。至尊与至强必须融为一体。因此，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无道之君不断为革除，另一方面却又是一个替天行道的帝王的诞生，一个无限体的人格化身消失了，另一个无限体的人格化身又诞生了。天下总是被笼罩在帝王这一无限体之下。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在权力占据者的背后是古典真理世界的再生和传统政治形态的连续复制。帝王作为这一世界的禀承者是不断再生产出来的。

知识贵族[26]：真理世界的确证者和实践者

帝王仅仅是依靠对真理世界的秉承而确立了政治形态之制度底线的地位，置于真理世界在人间的展开过程，即天道如何落实为人道，则是由儒者这一功能性的集团来承担的。由儒者构成的文官集团成为居于帝王和一般大众之间的联结者和实践者。

我们治道，在封建的世袭社会自春秋解体以来，封建意义上的身份贵族就不复存在了。但是一个新兴的知识贵族却应运而生，它起源于战国时期“士”之地位的上升，至西汉独尊儒术之后，开始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得以诞生。在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边缘化地位之后，随着科举制的推行，这一力量又重新抬头，并主导着传统政治政治形态的运作。

知识贵族不是世袭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以身份作为区别于其他阶层的边界。可见，它是凭借承载知识这一资源来区别于其他阶层的，也正是凭借对知识的执掌来确立其社会、政治地位的。

继知识在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短暂的分立状态之后，儒学在西汉的法典化使政治再度被纳入到知识化的轨道上去，与之相适应，知识政治化的现象也应运而生。士者经世致用的道德使命便在政治知识化和知识政治化共存的状态中逐渐发轫出来，并且这一传统一直被奉为神圣化的法则一直延续下来。它在真理世界与世俗生活相联结的状态中确定着士者的定位和知识的价值。

儒者历来以经世致用而显示其处世的价值。经世致用往往是在两种状态下进行的，一是士降格为屈从于帝王的实践者，与作为真理世界之秉承者的帝王在功能上相配。此种状态的展开以知识贵族对帝王的政治确认作为前提，以权力和优势地位的诱惑作为驱动力量。二是以真理世界的确证者这一角色，贯彻“行义以达其道”的宗旨。此种状态的展开是以知识贵族对真理世界的发现、捍卫和对帝王秉承真理世界之资格与能力的确认与论证作为其前提的。事实上在具体的势态中，以上两种状态往往是交合在一起，难以完全割裂开。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对知识贵族在中国传统政治形态中的定位与功能产生了许多截然相反的判断。要么将其推至崇高，要么将其贬为奴仆。任何极端的判断都是因为没有进入特定情势下的士人的知识视域所致。事实上，儒者所期待的“王者”与现实中儒者所认可的“王者”在他们特定情势下的知识视域内，往往是合二为一的，于是才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之说。如果期待的王者与现实中的王者是分离的，那就是对帝王之政治认可和道义认可的中断，帝王的离经叛道最终只能导致天道游离于帝王肉体，他不再拥有天下便是必然的结果。

士者承担者将真理世界沉淀到民间的政治责任，这直接导致了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外在表现就是一种典型的教化体系，探知自然的技术和逻辑概念对于这一体系来讲都是一种累赘与多余。从《尚书》中的“洪范九畴”中，我们可以得知，作为树立人间规范所借用的依据――九畴这一中国式的规范，是以伦理主义为核心特征的。它排斥“多于的技术”。[27]在这里，我们看到真理世界在人间的落实经历了这样一个线路：通过帝王的秉承、知识贵族的实践再到在民间的沉淀，于是在教化体系中按照品性和知识把人分为不同的等级序列。天道与人道的相通就在这一等级序列中得以实现。由学校、士绅、政府官员等构成的教化体系，借助于政治权力的效力，使中国传统政治形态弥漫在古典知识的氛围之中。[28]知识就是在这一完整的教化体系中流动着、传承着。[29]

结论：知识的政治化与政治的知识化

1.知识的政治化

知识政治化对于中国来说是一根深蒂固的传统。知识体系的分裂也就是政治与社会的分裂，依靠权力对知识的回收，就成为知识政治化的外在形式。在这一传统中，知识成为治国所利用的一项重要资源，而且承载知识的主体――士人，也成为治国所依赖的最为重要的一种政治力量。士者既是真理世界的论证者，同时又是真理世界的实践者（即阎步克先生所说的“文人”与“官僚”），[30]他们在出世和入世、分与合之间获得了二重角色上的统一。

从以上观之，知识的政治化并没有完全导致士者的奴仆化，他们不仅作为真理世界的确证者为政治形态的合法性基础进行道义上的论证，而且在功能上又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力量，使帝王之无限体的地位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一种象征。与此同时，儒者因为把经世致用视为唯一的人生正途，故他们在现实的权力配置体制中，又往往抵挡不住权力和优势地位的诱惑，这又为帝王控制士者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以致于韦伯认为科举制度因“引发生员们为俸禄和官职的竞争而斗争”，防止了绅士们起来一致反对政府。[31]科举制也就被视为是权力对知识的体制性回收，它把知识政治化推至最高限度，科举制成为传统政治形态存续的生命线。科举制的推行使的规模在古典的轨道上达到了极限。此可见，知识的政治化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士者作为真理世界的确证者和实践者，在展示着知识在道义上的崇高；另一方面士者作为政治权力的工具，丧失了催发知识不断丰满和知识类型更新的动力，而专注于通过对考试内容的机械性掌握作为求取功名利禄的途径，科举制成为士者工具化的渊薮。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知识的政治化导致了士者作为真理世界的确证者和实践者在捍卫纯正的经世致用之道的同时，也引发了士者工具化倾向的扩展，而且两者往往是交合在一起的，因为儒家学说在西汉经过了法典化的加工和政治确认之后，儒者明白“一种思想学说要成为世间的制度法律或意识形态，必须借助策略而不能单凭理想”，以知识与权力分庭抗礼，甚至希望超越权力的想法，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真正实现，理性主义的固执与昔日王者师的尊严，在现实领域中往往是遭致有限的遗弃。[32]

2.政治的知识化

在知识政治化的同时，政治也被知识化了。如果说知识的政治化意味知识和执掌知识之主体的政治工具化，那么政治的知识化则意味着政治形态必须在文字组合而成的知识体系中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和证明。

政治的知识化首先表现为政治形态的合法性基础来自天命的降临，来自对圣人之道的秉承。而天命的降临必须在人们对天的认知框架中获得从得分确认。于是便有了祭天这一政治仪式俄产生。中国古代的祭天大典便成为最隆重、最神圣的政治仪式。站在科学的角度，可以把祭天斥为“无知”，但站在古人的角度，祭天恰恰体现了“有知”，它是在人们对天的认知基础上将政治纳入知识化轨道的第一步。祭天是在中国古人“天人关系”这一永恒的知识背景下，将政治形态构筑在不容怀疑的知识基础之上的最初尝试。其次，当儒家学说充当了国家意识形态之后，祭孔便是成为与祭天相配的一种政治、文化仪式。如果说祭天是为政治形态的合法性提供一种终极依据上的确证的话，那么祭孔则是为政治形态的合法性提供一种世俗化的知识基础。祭孔也就成为历代帝王崇仰知识的象征，故祭孔逐渐演变为对尊奉孔孟之道、熟读圣贤之书而有所作为的前代文人的合祭。[33]在古典知识把天道和圣人之道推至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时候，祭天和祭孔是就成为在知识化轨道上构筑政治合法性基础的最为重要的政治仪式。其次，政治的知识化表现为政治形态的架构和运作都是以经典知识作为支撑力量的。最后，政治的知识化表现为它对规范知识的崇仰和提升来展示其道义形象的。经典知识在中国古代作为求取功名和在政治生活中立足的一元化的资源，不仅是德治体系和教化体系的装饰品，而且也是政治形态立足的文化象征。

当然，在知识政治化和政治知识化一体性的状态中，始终潜伏着一个难以破解的矛盾，即知识传承的逻辑和权力传承的逻辑之间的潜在抗争。尽管在汉武帝之后知识通过一种体制性的力量被政治收购过去，选举制度特别是科举制不过是在技术上强化了权力对知识的收购能力，但是“士志于道”“君子谋道不谋食”的传统却潜藏着滋生异端的因子。虽然这一因子在传统政治形态中并不拥有无限扩展的空间，但它对政统的监视作用始终是统治者惴惴不安的缘由。可以说，正是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最为突出的特征就表现为对知识的政治收购和对异端的铲除和打击这两个方面。中国传统政治的演进之路可以从这一矛盾中得到解释。

[1]参见[英]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760页，第730－731页。

[2]俞晓群：《数术探秘》，北京：三联书店，1994，第57页。

[3]俞晓群：《数术探秘》，北京：三联书店，1994，第57－58页。

[4]玄峻：《联想与印证》，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第103页。

[5]参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6]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解体》，北京：三联书店，1998，第9页。

[7]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第126页。

[8]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第203页。

[9]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北京：三联书店，1996。

[10]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第89页。

[11]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第205页。

[1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第100页。

[1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第125页。

[14]对中国文字形成的研究，是考古学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进年来热烈讨论的山东邹平县丁公村龙山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是否就是“四千年前中国的文史纪实”，或招租护佑驱邪的卜辞？还很难说，至少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出符号的意义，所以它是图画还是文字，它是偶然性刻画还是有意识写字，就不可能有结论。但是，殷商的甲骨文、商周的铜器铭文，却已经是极为成熟的文字，从这一点来看，文字的起源要比商周早很多。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第114页。

[15][德]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103页。

[16]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17][德]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117页。

[18]汤志钧等著：《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第18页。

[19]参见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卷）第十一章“随社会而演变的学术思想”中第三节“统制学术思想的诸策略”的“汉的表彰经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225－227页。

[20]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第413－414页。东汉以降，天下裂变，道术又面临着为天下裂的局面，尤其是王室贵族不言而喻地占据着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的中心之外，接近王权的宦者集团与外戚集团则利用王权进行着激烈的角逐，并不拥有思想与学术的人凸显于历史的中心地带，而拥有思想与学术的人却被挤到了历史的角落。魏晋玄学作为一种边缘化的知识形态得以产生，自然是知识与脱离政治收购的逍遥性后果。道教的复兴，佛教的传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知识载体不能进入权力中心在知识类型变迁上的反映。随着科举制的设立，两汉政治知识化的传统又在制度上得以展现，知识又成为占据权力的唯一可靠的资源，通过探寻藏在典籍中的真理世界，以重铸士人之政治地位的局面一直延伸到清朝科举制废除之时。

[21]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

[22]董洪利在《古籍的阐释》一书中认为，追求原意说在学理上是难以成立的，它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缺陷根源于以下几点：（1）尽管每一位作者都希望把自己的意图原原本本地、毫无保留地反映在作品之中，但由于作品语言的局限，作者的意图不可能充分地、完全地表达出来，言不尽意是作者与作品关系中存在的普遍现象。（2）随着作品的完成和作者语境的消失，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只有宣示义能完整地固定在上下文结构的语境之中；而作者认为十分确定的启示义，则失去了使其确定的语境，进入意义未决或曰多义待决状态。（3）作品一旦脱离了作者的语境，就成为自主性的客体，面向此后任何时代的任何读者（解释者）开放。（4）由作者意图所规定的作品和意象是作品意义得以实现的决定性因素，但它只能决定解释的大致范围和走向，无法限定解释的具体内容和方式。（6）解释者无论受到作品语言和意象多么大的引导和启示，仍然只能在个人的社会文化背景、传统观念、风俗习惯、知识经验等基础上，也就是个人前理解的基础上展开他的解释。而个人前理解具有不可替代和不可完整的特性，因而个人的解释也不可能完全相同。故董洪利认为以追求作者原意为目的的解释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幻想。正是在这种幻想的笼罩下，注释的本质被掩盖了，注释的作用被歪曲了。因为理解作品的意义是一种创造性的解释活动，董洪利同意加达默尔所的观点，即在理解过程中总是存在着两种视界，作品所表达的内容是作品的视界，解释者的前理解是解释者的视界。视界融合既不是解释者完全抛弃自己的视界而进入作品的视界，也不是把作品的视界完全纳入并服从于解释者的视界，而是两者相互融合成一个新的视界。这个全新的视界把二者完全融为一体，不分彼此，超越了各自独立的状态和相互间的距离，形成了新的意义。加达默尔描述的“视界融合“既是理解的过程，又是一切解释活动最基本的方法。理解的客观性只有依赖”视界融合“才能实现。参见董洪利著《古籍的阐释》一书中的第二章“注释的目的”，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第41－82页。当然如果从纯粹的解释学的原理来看，中国古代对典籍的阐释并不是一种创造性的理解。但是如果把典籍的阐释置于当时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结构中来审视，则会发现追求原意恰恰是追认古典真理世界的回溯式运动过程，正是这一回溯式的知识复原过程，才决定了中国古典知识体系不会因为权力执载者的更替而中断。在此，我们还是把本文多次提及的观点作如下表达：如果从纯粹学术知识的角度来看，追求原意说的解释方式无疑是背离了为知识而知识的创造性，但是如果从中国古典知识体系内在的政治属性来看，则会发现追求原意说正是支配中国历史演展的终极依据所在。尽管中国古代在对典籍的阐释过程中，尽管不乏“异端邪说”，但它终究是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由于圣人和经书得到了统治者的推崇而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所以发现和重建圣人寄托在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就成为官方法定的正统标准。[23]汤一介先生提出中国历史上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解释经典的方式，即以《左传》对《春秋经》、的解释为代表的叙述事件型的解释；以《易传·系辞》对《易经》的解释为代表的整体性哲学的解释；以《韩非子》的《释老》《喻老》对《老子》的解释为代表的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参见汤一介：《再论中国的解释学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24]参见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第201－211页。

[25][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4，第17页。

[26]余英时将士称之为“知识阶层”，费孝通称之为“知识阶级”。本文将其称之为“知识贵族”，根据有二：（1）支撑他们具有政治和社会优势地位的是知识，故其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定位非常特别，与其他阶层的分野使其处于一种贵族化的地位；（2）其自身的知识容量一旦通过制度化的途径（如科举制）得到认可，便具有诸多特权。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一书中第一章第五节“绅士的特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27]玄峻：《联想与印证》，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第107页。

[28]参见汤志钧等著：《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9]在民间沉淀下来的真理世界，构成了一般大众思维世界中的构成要素之一。他们的政治判断就是在今天，仍然受制于这一古老的教化传统。由统治者所建构的教化体系并不能将一般大众的思维世界完全囊括在内。对此问题笔者会另撰文分析。

[30]参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1][德]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选》，转引自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第2－3页。

天文地理知识篇4

[关键词]：生命意识 体知 朱熹 文化生命 本体生命

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生命智慧之学，它关涉人的生命存在、价值与意义，注重个体生命体验与内在心灵的开拓，以主体生命来贯通天人（形上形下）、内在外在、历史与现实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贯理路。承接这一传统，在朱熹哲学体系中，生命构成了其本体论、人性论、知行观与历史文化观的最本质的链结。本文试从生命的发生、生命的内涵、生命的践履及历史文化生命入手，对朱熹哲学的生命意识作初步的分析。

一、 本体与生命：形上形下的统一

人的生命从哪里来？朱熹指出，人的产生与本体息息相关，人是理与气合力作用的结果，“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1]。其实，不仅人的生命，而且天地万物的生命皆源于本体——“理”，“理”是生命的根源，而“气”只是构成生命的质料和工具而已。故朱熹又云：“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2]。生命是形上形下的统一，形上的理赋予生命以内在的本质，形下的气赋予生命以外在的形体。在现实生活中，朱熹似乎更为强调“气”的作用：“是人物之始，以气化而生者也。气聚成形，则人形交气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变化无穷矣”[3]。“且如天地间人物草木禽兽，其生也，莫不有种，定不会无种子白地生出一个物事，这个都是气”[4]。“气”是生命的种子，“气化”是生命发生的过程，气的聚散交感是人物生生不息变化无穷的动力和根由。这是对张载“气”论的继承和发展，它也使朱熹思想带有二元论的性质。

在朱熹思想体系中，人对天地宇宙的根源感还体现在“太极”、“仁”、“天地之心”等本体范畴的架构之中。“太极”作为宇宙本体，“所以指夫天地万物之根”[5]，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在天地之间它表现为阴阳，阴阳化生五行生养万物。“天地之心”则“别无所做，大德曰生，只是生物而已”[6]，它起的是沟通天人的作用。而“仁便是天地之心”[7]，“仁是天地之生气”，“生的意思是仁”[8]，仁是生命力和道德情感的象征。这些本体范畴从不同的侧面论证了生命化生的过程和特征，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生命的认识。

理、太极、仁等范畴作为世界本体不仅是万事万物产生的终极根源，落实到现实生活世界中，它们还是生命的最高价值准则。“理”是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在现实世界中朱熹把它还原为主宰万事万物和人的生命的绝对原则，“然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9]。“太极”是与“理”等同的范畴。然而“太极……又兼有标准之意”[10]，对人而言，太极表现为动静，“生五常以应万事”[11]。“仁”作为本体，不仅是“万理之原，万事之本”[12]，而且 “仁”包四德，“周流于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体也，义则仁之断制也，礼则仁之节文也，智则仁之分别也”[13]，“仁”又代表“理”作为天下伦理规范的总原则。

生命遵循本体原则，生生不已，发用流行，生命价值的实现在于进入那种超越物我，主体生命与本体世界浑然一体的生命境界。朱熹批评伊川“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说得太深，无捉摸处”[14]，又言“明道言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一段极好，只是说得太广，学者难入”[15]，干脆断言“天地万物本吾一体”（《中庸章句》第一章）。这一思想是对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孔子和二程“仁”的境界的进一步深化，是一种宇宙关怀和人间关怀，带有明显的生命本体意识。把“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或终极目标，朱熹和二程并无不同。他只是认为二程说得“太高”，实质上，天人本无二致，二者本来就是和谐统一的。在朱熹的本体范畴系列中，“天地之心”是他用来沟通天人的重要环节，“熹所谓……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为心，此虽出于一时之臆见，然窃自谓正发明得天人无间断处，稍似精密”[16]。这种“天人无间断处”意即天人本质相通，天之道即人之道。朱熹明确指出：“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于天地。即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17]。至此，宇宙与人生真正贯通为一。

二、 人性：本体生命的内在转化

生命的发生源于宇宙本体，生命的活动遵循本体原则，生命的实现以本体境界为终极目标，在生命的完成中，作为本体的“天理”、“太极”、“仁”真正进入人的生命，成为生命的具体内涵。如何把本体世界具体落实到现实世界，把本体生命内化为人的内涵生命，朱熹提出了他的“人性论”。钱穆也指出，“其（朱熹）论性，上承伊川性即理一语，自宇宙界落实到人文界”[18]。实际上，人与宇宙万物皆有“性”，宇宙与人生皆为“理”的派生物，朱熹讲“性即理”在本质上是把生命由本体界落实到现实界。只有在人性上，本体界才真正落实到人文界，本体生命才真正转化为人的内在生命。因此，禀承“天理”的人性构成了生命的具体内涵。

承接张载和二程，朱熹论性，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等不同称谓。

天命之性又称天地之性、本然之性，它指人所禀受的天地之理。朱熹认为人性即是天理，“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孟子集注告子上》），《语类》载：“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19]。由于“理”是最高、最完美的精神实体，它印证到各个具体事物中也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天命之性是至善的，它的内涵便是仁、义、礼、智等美德，“性者，人之所受乎天者，其体则不过仁、义、礼、智之理而已”（《孟子或问》卷十四），“乾之元亨利贞，天道也，人得之则为仁义礼智之性”[20]。可见，天道的规则——“理”体现在人的生命中就表现为一种先验的道德伦理法则，以此来规定人性，人性便带上了“超社会、超人类的先验色彩”[21]。这种“天命之性”构成了生命的精神性内涵，它的纯粹性也决定了人的精神生命的理想化，向“天命之性”的精神回归也成为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

然而，天命之性只是性之本体，“性之本体，理而已矣”（《孟子或问》卷十一），它是形而上的先验存在，只有气质之性才是现实的人性。相对于纯粹至善的天理之性，气质之性是包含着理和气共同作用下的人性。朱熹说：“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22] “气”是形而下之器，它决定人的形体，人一旦具备了形体，气质之性也就具备了，“人具此形体，便是气质之性”[23]。气质之性是天命之性的现实安顿处，“天命之性，若无气质，却无安顿处”[24]。故我们日常所说的性皆指气质之性而言，而非天命之性，“若才说性时，便是夹气禀而言。所以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25]。

从朱熹对“气质之性”的规定看，气质之性的内涵应包含专指理言的“天命之性”以及“气”禀而成的人的形体感官欲求。朱熹肯定了这种维护生存所必须的物质欲求，“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合当如此者”[26]，并认为“饮食男女，固出于性”（《孟子或问》卷十一），这些物质欲求来源于人的生理本能，与生俱有，是人性的基本构成。这似乎是对告子“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的认同，实则不然。朱熹注曰：“生，指人、物所以知觉、运动者而言”，“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气也。……然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也；”告子执著于气而遗其理，故“以人的知觉运动者为性，故言人之甘食、悦色者即其性”（《孟子集注·告子上》）。告子的错误就在于把人性等同于物性，只看到人物之性于“气”上的同，而忽略了人物禀受天理有偏全之异，唯有人才能得天理之全。因此，现实的人性应该是“天理”所决定的精神性与“气质”所决定的物质性所统一。“理”与“气”的合力产生了人的生命，它们以同样的方式决定了现实的人性，人的生命内涵也即为精神性生命与物质性生命的统一。

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统一于人的生命之中，二者缺一不可，“有气质之性，无天命之性，亦做人不得；有天命之性，无气质之性，亦做人不得”[27]。天命之性构成人的精神生命，决定人的本质，人与物的根本分歧在于仁、义、礼、智，也难怪朱熹得出如此结论：“告子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所谓气者当之……所以然者，盖徒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孟子集注·告子上》）。气质之性构成人的现实生命，既包含人的精神本性又含有人的物质本性。不过，存在于“气质之性”中的“天命之性”已不再纯粹至善，而是含有“气”的成份的天命之性；这里的物性欲求也不是指纯粹的物性，而是在天理指导下的物质欲求。

人的生命是物质和精神、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气质之性和天命之性相互依存、相互包容、统一存在于生命之中，构成了生命中不可分割的整体。朱熹也常常反驳那种把性分为两截的观点，他说：“大抵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亦非判然两物也。”[28]从源头看，“气质之性，便只是天地之性。只是这个天地之性却从那里过。好底性如水，气质之性如杀些酱与盐，便是一般滋味”[29]。天地之性是气质之性的本然状态，二者关系如水之于盐水。在现实中，天命之性便转化为气质之性，“所以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30]，据钱穆考证，这是“朱子晚年新得”，系朱熹69岁以后对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问题之“晚年定论”。钱穆认为，朱熹早年（46岁时）强调“不必把性分作两截看”，“本善之性堕入气质中便熏染不好，此似不必再有气质之性之一名”，晚年则“以两性相对，然言意间显以气质之性为主”[31]。钱穆看到了朱熹对生命认识的发展路径，即由注重精神生命（本然之性）到注重现实生命的精神和物质的欲求，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但是钱穆过分强调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之间的差异，从而忽视了二者作为生命内涵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三、 体知：主体生命的认知与践履

在生命的本源处，以“仁义礼智”为内容的天命之性构成了生命的本质。但是，这些先验的内在道德原则由于被气质所遮蔽，并不能完全支配人的现实意识。只有通过大量的学习研究和身体力行即朱熹所谓的“致知”与“力行”才能充分发展内在生命的这一倾向，才能拔开迷雾，返回纯粹至善的本然之性，达到“理”的境界。

宋儒常常把知行问题表述为“致知”与“力行”的关系，知行观只是对“致知”与“力行”的简称，它指称人的生命实践尤其是人的道德认知和践履。在这里，“致知”兼指格物致知，朱熹尤指通过格物穷理，达到对“天理”的认识。“力行”则指知识的实行和道德的践履。在朱熹理学体系中，其“致格物知”注重个体生命的参与、体验和体悟，知识与道德浑然一体，本质上属于一种“体知”的认知途径。

“体知”是指儒家认知的一种特殊途径。从字面上讲，“体”有“亲身体验”或“设身处地着想”的意思，意即“体之于身”的认知方式。在“体知”活动中，主体与客体、道德与知识是和谐统一的。关于“体知”，杜维明先生曾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在现代汉语中，“知道”与“会”表示两种不同的认知经验。“知道”之“知”是所谓“知道是什么”之“知”，是一种认知；“会”即所谓“知道如何作”之“知”，是一种体验，“体知”是二者的统一。他还用“德性之知”诠“体知”，认为德性之知是内在的体证之知，是从事道德实践必备的自我意识，它是一种体验，一种体知，不能离开经验知识但也不能等同于经验知识。[32]这种体知的自我意识，与张载的“大其心以体天下之物”[33]和程颢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34]的观点是一致的。它涉及的不仅是认识论的问题，也是本体论、宇宙论和道德实践的问题，其认识结构为天人合一的结构模式。

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作为一种认知活动不证自明，但它能否作为一种“内在体证之知”或作为一种“体验之知”呢？回答是肯定的。

朱熹论格物，最精采的当见于《大学章句》之格物补章：“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所谓“致知在格物”，它是朱熹向外穷理的方法，在朱熹看来，理散在万物，物物各有其理。所谓“豁然贯通”，“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就是在格物穷理的基础上，经过直觉体悟，进入万物一体的“仁”的境界，“穷理”的根本目的就在这里。其实，“致知乃本心之知”[35]，“格物”的目的也在于“明此心”，“格物所以明此心”[36]。一切只需向内寻求，心即理，“明此心”即是“明此理”，朱熹认为，“心与理，不是理在前面为一物，理便在心之中，心包蓄不住，随事而发。”[37] “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谓心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别有理，理外别有个心”[38]。于是，“格物致知”便转化为一种“内在的体证之知”。然而，朱熹与“心学”的差别在于，他虽然认为理内在于心而为心之“全体”，但也散在万物，万物各有其理，故应内外兼修，诚心正意，“今日格一物，明一格一物”“及其真积力久而豁然贯通焉”（《大学或问》卷二），内与外，天与人，心与理皆合而为一，这也与“体知”的认知结构模式相通。

我们应当看到，在朱熹思想视野里，认知的目的在于为其道德实践服务，“致知”又表现为一种体验之知。朱熹认为，“求仁”的道德实践固然要求“力行”，但是，只有首先通过“致知”，明其义理，才能使其行为合法化，否则就如瞎子行路，在道德实践上陷于盲目性。他说：“实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为近，但不学以明之，则有挺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为助，则自无此蔽矣”[39]。致知也只有与道德实践相互依存相互协助，人的道德行为才会不致于盲目。所以那种通过认知而得到的“真知”是指能体验能践履之知，“知而未能行，乃未得之于己，此所谓知者亦非真知也。真知则未有不能行者”[40]。

朱熹的“格物致知”具备了“体知”的两个最基本的特征，在本质上二者是一致的。作为一种内在体证之知，“体知”强调的是主体的生命体验和从事道德实践所必备的自我意识。“体知”是一种认知（致知），也是一种力行，一种道德践履。这种认知与力行的结合一方面使得内在的生命意识转化为现实生命意识和道德行为，由内而外，由本体而现实；另一方面，它又向内探求，回归生命本体，体悟天理。于是，合内外，一天人，融汇知识与道德成为“体知”的最终目标，它的实现即是“仁”的境界的获得或“心与理一”的实现。因此，“体知”更多地是对“天理”或“道体”的体认或体悟。朱熹非常重视“体知”的作用，在他的著述中经常可以遇见“体验”“体认”“体究”等话语，如“讲论自是讲论，须是将来自体验。体验是自心里暗自讲量一次。”[41] “体认是把那听得底自去心里重复思绎过。”[42] “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43]并有《体认》诗曰：“虽云道体无形象，形象原因体认生。试验操存功熟后，隐然常觉在中明”。[44] “此个道理，须是用功夫自去体究。”[45]这些术语只是“体知”的另一种表述而已。在这种“体知”与“力行”的紧密关联中，始终贯穿着一种生命的现实意识，它贯通天人、主体与客体、知识与道德，因而，注重生命体验和道德自我意识构成了朱熹哲学现实生命意识的主旋律。

四、

传统与道统：文化生命的自觉

人既是历史的存在又是文化的存在。一旦人的生命进入历史文化空间，人的类本质——人的历史文化生命也就开始了。生命在历史活动中选择、承继并创造着文化，一种特定的文化在历史中的延续、演进形成文化传统，一种特定的文化传统（或精神）的承传系统构成道统。对主体生命而言，传统与道统分别指向生命对历史文化的态度和生命在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它们共同体现着人类历史文化意识。朱熹自觉地把自我生命融入历史文化的空间中去，通过对历史文化的自觉承传和对儒家道统的自觉担当，朱熹在他的文化观中开展出了他那独特的历史文化生命。

朱熹精心编织的文化观是他用来连接文化传统与道统的纽带。什么是文化？朱熹从本体论的视角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作为精神文化的“文”源于本体的“道”，二者是统一的，“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46]，“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47]。在这里，作为“道”的具体显现之“文”，其内涵包括文章、文字、文化艺术、典章制度等等，泛指一切精神文化，“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不曰道而曰文，亦谦辞也”（《论语集注·子罕》）。“小子之学，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诗、书、礼、射、御、书、数之文是也”[48]。“或言柳文较古，曰是。但却易学，学便似他，但会衰了人文字”[49]。这里的“道”指终极的价值根源和由此转化而来的现实价值准则，也即指“天道”或“人道”原则。朱熹把“道”等同于“理”和“太极”，确立了“道”的本体地位，他说：“道即理之谓也”（《通书解·诚上》）， “物之理乃道也……形而上谓道，形而下为器”[50]，“一阴一阳之谓道，谓太极也”[51]。形而上之“道”在现实中表现为“人道”或“圣人之道”、“修齐治平”之道，保存在六经和孔孟的经典文本之中，成为能体现终极价值的万世不易之准则，“道之在天下，其实源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其文则出于是圣人之手，而存于《易》、《书》、《诗》、《礼》、《乐》、《春秋》、孔、孟之籍……然古之圣人欲明是道于天下而垂之万世，则其精微曲折之际，非托之文字，亦不能以自传也。”[52]可见，“道”存在于文化之中，“道”的承传必须依赖于文化，没有文化，“道”体本身是无法流传下来的。

从这种“道本文末，文道合一”的文化观出发，朱熹提出了他对待历史文化传统的“因革”论。他认为，对文化传统的继承和革新应对其所因所革的对象作出明确的“道”与“文”、“本”与“末”的区分。对万事万物的总根源—— “道”及体现本体原则的伦理纲常是万万不可更改的，“道只是有废兴，却丧不得”[53]。在现实中，“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论语集注·为政》），因为“三纲五常”属于“天理”，“其（天理）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54]。所变革的只不过是“礼乐制度”，“文章制度”，因为它们不过是天理、道在各个时代的不同形式，是“文”，是“末”，它们是可以革新的，甚至会丧失得干干净净，“文如三代礼乐制度，若丧便扫地”[55]，“其所损益，不过文章制度小过不及之间”（《论语集注·为政》）。把对文化传统的“因革”理解为“文道”和“本末”的关系，是朱熹对儒家传统观的一大发展，其中也体现出其浓厚的文化本体意识。

朱熹的“道统”说也与其“文道合一”的文化观密切相关。朱熹认为，远在三代，“文”与“道”是合一的，“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56]。这是因为圣贤之心，“既有是精明纯粹之实，以旁薄充乎其内”，故一旦形显于外，便条理分明，光耀万代，不可收拾，其文皆列为六经而垂万世。三代圣贤的文章，“其文之盛，后世固莫能及……亦莫之识也。”所以孔子感慨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孟子之后，圣学失传，“天下之士，背本趋末，不求知道养德以充其内，而汲汲乎徒以文章为事业。”于是由战国，经秦汉至隋唐，始有“韩愈氏出，……其师生之间，传授之际，盖未免裂道与文以为两物”[57]。回顾自三代以来的文化传承和发展，朱熹发现，自孟子之后至隋唐，道与文裂为两物，道统不传，学之不讲，儒家文化传统面临失落的危机。正是对文道二分、儒学没落的深切忧虑，朱熹才力倡“道统”说，模仿佛道法统，建立起儒家传道的谱系，宣称儒学由尧舜禹文武周公孔孟至二程一脉相承，而自己则私淑其意，自觉地承担起传道的使命，并总结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传，真可谓用心良苦。

实质上，文化传统是人的文化生命在历史中的表现形态，朱熹对文化传统的既因又革的文化自觉凝聚成他那独特的文化生命。道统则是人的文化生命在历史文化中的定位，朱熹对道统传承的自觉担当，以及朱熹在教育与学术上的伟大贡献使之成宋代儒学的重镇，也正是这种对文化传统的自觉承传和对儒家道统的自觉担当的生命自觉，朱熹的文化生命才显示出他不朽的精神魅力。

天文地理知识篇5

关键词 《周髀算经》、域外天文学、宇宙模型、寒暑五带、天球坐标

根据现代学者认为比较可信的结论，《周髀算经》约成书于公元前100年。自古至今，它一直被毫无疑问地视为最纯粹的中国国粹之一。讨论《周髀算经》中有无域外天学成分，似乎是一个异想天开的问题。然而，如果我们先将眼界从中国古代天文学扩展到其它古代文明的天文学，再来仔细研读《周髀算经》原文，就会惊奇地发现，上述问题不仅不是那么异想天开，而且还有很深刻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意义。

1 盖天宇宙与古印度宇宙之惊人相似

根据《周髀算经》原文中的明确交待，以及笔者在文献[1]和[2]中对几个关键问题的详细论证，我们已经知道《周髀算经》中的盖天宇宙有如下特征∶

一、大地与天为相距80,000里的平行圆形平面。

二、大地中央有高大柱形物（高60,000里的“璇玑”，其底面直径为23,000里）。

三、该宇宙模型的构造者在圆形大地上为自己的居息之处确定了位置，并且这位置不在中央而是偏南。

四、大地中央的柱形延伸至天处为北极。

五、日月星辰在天上环绕北极作平面圆周运动。

六、太阳在这种圆周运动中有着多重同心轨道，并且以半年为周期作规律性的轨道迁移(一年往返一遍)。

七、太阳的上述运行模式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说明昼夜成因和太阳周年视运动中的一些天象。

令人极为惊讶的是，笔者发现上述七项特征竟与古代印度的宇宙模型全都吻合！这样的现象恐非偶然，值得加以注意和研究。下面先报道笔者初步比较的结果，更深入的研究或当俟诸异日。

关于古代印度宇宙模型的记载，主要保存在一些《往世书》（puranas）中。《往世书》是印度教的圣典，同时又是古代史籍，带有百科全书性质。它们的确切成书年代难以判定，但其中关于宇宙模式的一套概念，学者们相信可以追溯到吠陀时代----约公元前1000年之前，因而是非常古老的。《往世书》中的宇宙模式可以概述如下∶[3]

大地象平底的圆盘，在大地中央耸立着巍峨的高山，名为迷卢(meru，也即汉译佛经中的“须弥山”，或作sumeru，译成“苏迷卢”)。迷卢山绕着环形陆地，此陆地又为环形大海所围绕，……如此递相环绕向外延展，共有七圈大陆和七圈海洋。

印度在迷卢山的南方。

与大地平行的天上有着一系列天轮，这些天轮的共同轴心就是迷卢山；迷卢山的顶端就是北极星(dhruva)所在之处，诸天轮携带着各种天体绕之旋转；这些天体包括日、月、恒星、……以及五大行星----依次为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

利用迷卢山可以解释黑夜与白昼的交替。携带太阳的天轮上有180条轨道，太阳每天迁移一轨，半年后反向重复，以此来描述日出方位角的周年变化。……

又唐代释道宣《释迦方志》卷上也记述了古代印度的宇宙模型，细节上恰可与上述记载相互补充∶

……苏迷卢山，即经所谓须弥山也，在大海中，据金轮表，半出海上八万由旬，日月回薄于其腰也。外有金山七重围之，中各海水，具八功德。

根据这些记载，古代印度宇宙模型与《周髀算经》盖天宇宙模型却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细节上几乎处处吻合∶

一、两者的天、地都是圆形的平行平面；

二、“璇玑”和“迷卢山”同样扮演了大地中央的“天柱”角色；

三、周地和印度都被置于各自宇宙中大地的南半部分；

四、“璇玑”和“迷卢上”的正上方都是各种天体旋转的枢轴----北极；

五、日月星辰在天上环绕北极作平面圆周运动。

六、如果说印度迷卢山外的“七山七海”在数字上使人联想到《周髀算经》的“七衡六间”的话，那么印度宇宙中太阳天轮的180条轨道无论从性质还是功能来说都与七衡六间完全一致(太阳在七衡之间的往返也是每天连续移动的)。

七、特别值得指出，《周髀算经》中天与地的距离是八万里，而迷卢山也是高出海上“八万由旬”，其上即诸天轮所在，是其天地距离恰好同为八万单位，难道纯属偶然?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文化的多元自发生成是完全可能的，因此许多不同文明中相似之处，也可能是偶然巧合。但是《周髀算经》的盖天宇宙模型与古代印度宇宙模型之间的相似程度实在太高----从整个格局到许多细节都一一吻合，如果仍用“偶然巧合”去解释，无论如何总显得过于勉强。

当然，如果我们就此立刻进入关于“谁源于谁”的考据之中，那又将远远超出本文的范围。

2 寒暑五带的知识来自何处?

《周髀算经》中有相当于现代人熟知的关于地球上寒暑五带的知识。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异的现象----因为这类知识是以往两千年间，中国传统天文学说中所没有、而且不相信的。

这些知识在《周髀算经》中主要见于卷下第9节∶[4]

极下不生万物，何以知之? ……北极左右，夏有不释之冰。

中衡去周七万五千五百里。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夏长之类。此阳彰阴微，故万物不死，五谷一岁再熟。

凡北极之左右，物有朝生暮获，冬生之类。

这里需要先作一些说明∶

上引第二则中，所谓“中衡左右”即赵爽注文中所认为的“内衡之外，外衡之内”；再由本文图1[5]就明确可知，这一区域正好对应于地球寒暑五带中的热带(南纬23°30′至北纬23°30′之间)----尽管《周髀算经》中并无地球的观念。

上引第三则中，说北极左右“物有朝生暮获”，这就必须联系到《周髀算经》盖天宇宙模型对于极昼、极夜现象的演绎和描述能力。据前所述，圆形大地中央的“璇玑”之底面直径为23,000里，则半径为11,500里，而《周髀算经》所设定的太阳光芒向其四周照射的极限距离是167,000里；[6]于是，由本文图1清楚可见，每年从春分至秋分期间，在“璇玑”范围内将出现极昼----昼夜始终在阳光之下；而从秋分到春分期间则出现极夜----阳光在此期间的任何时刻都照射不到“璇玑”范围之内。这也就是赵爽注文中所说的“北极之下，从春分至秋分为昼，从秋分至春分为夜”，因为是以半年为昼、半年为夜。

《周髀算经》中上述关于寒暑五带的知识，其准确性是没有疑问的。然而这些知识却并不是以往两千年间中国传统天文学中的组成部分。对于这一现象，可以从几方面来加以讨论。

首先，为《周髀算经》作注的赵爽，竟然就表示不相信书中的这些知识。例如对于北极附近“夏有不释之冰”，赵爽注称∶“冰冻不解，是以推之，夏至之日外衡之下为冬矣，万物当死----此日远近为冬夏,非阴阳之气，爽或疑焉。”又如对于“冬有不死之草”、“阳彰阴微”、“五谷一岁再熟”的热带，赵爽表示“此欲以内衡之外、外衡之内，常为夏也。然其修广，爽未之前闻”----他从未听说过。我们从赵爽为《周髀算经》全书所作的注释来判断，他毫无疑问是那个时代够格的天文学家之一，为什么竟从未听说过这些寒暑五带知识? 比较合理的解释似乎只能是∶这些知识不是中国传统天文学体系中的组成部分，所以对于当时大部分中国天文学家来说，这些知识是新奇的、与旧有知识背景格格不入的，因而也是难以置信的。

其次，在古代中国居传统地位的天文学说----浑天说中，由于没有正确的地球概念，是不可能提出寒暑五带之类的问题来的。[7]因此直到明朝末年，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在他们的中文著作中向中国读者介绍寒暑五带知识时，仍被中国人目为未之前闻的新奇学说。[8]正式这些耶稣会传教士的中文著作才使中国学者接受了地球寒暑五带之说。而当清朝初年“西学中源”说甚嚣尘上时，梅文鼎等人为寒暑五带之说寻找中国源头，找到的正是《周髀算经》----他们认为是《周髀算经》等中国学说在上古时期传入西方，才教会了希腊人、罗马人和阿拉伯人掌握天文学知识的。[9]

现在我们面临一系列尖锐的问题∶

既然在浑天学说中因没有地球概念而不可能提出寒暑五带的问题，那么《周髀算经》中同样没有地球概念，何以却能记载这些知识?

如果说《周髀算经》的作者身处北温带之中，只是根据越向北越冷、越往南越热，就能推衍出北极“夏有不释之冰”、热带“五谷一岁再熟”之类的现象，那浑天家何以偏就不能?

再说赵爽为《周髀算经》作注，他总该是接受盖天学说之人，何以连他都对这些知识不能相信?

这样看来，有必要考虑这些知识来自异域的可能性。

大地为球形、地理经纬度、寒暑五带等知识，早在古希腊天文学家那里就已经系统完备，一直沿用至今。五带之说在亚里士多德著作中已经发端，至“地理学之父”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 275-195 b.c.）的《地理学概论》中，已有完整的五带∶南纬24°至北纬24°之间为热带，两极处各24°的区域为南、北寒带，南纬24°至66°和北纬24°至66°之间则为南、北温带。从年代上来说，古希腊天文学家确立这些知识早在《周髀算经》成书之前。《周髀算经》的作者有没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从古希腊人那里获得了这些知识呢? 这确实是耐人寻味的问题。

3 坐标系问题

以浑天学说为基础的传统中国天文学体系，完全属于赤道坐标系统。在此系统中，首先要确定观测地点所见的“北极出地”度数----即现代所说的当地地理纬度，由此建立起赤道坐标系。天球上的坐标系由二十八宿构成，其中入宿度相当于现代的赤经差，去极度相当于现代赤纬的余角，两者在性质和功能上都与现代的赤经、赤纬等价。与此赤道坐标系统相适应，古代中国的测角仪器----以浑仪为代表----也全是赤道式的。中国传统天文学的赤道特征，还引起近代西方学者的特别注意，因为从古代巴比伦和希腊以下，西方天文学在两千余年间一直是黄道系统，直到十六世纪晚期，才在欧洲出现重要的赤道式天文仪器（这还被认为是丹麦天文学家tycho的一大发明）。因而在现代中外学者的研究中，传统中国天文学的赤道特征已是公认之事。

然而，在《周髀算经》全书中，却完全看不到赤道系统的特征。

首先，在《周髀算经》中，二十八宿被明确认为是沿着黄道排列的。这在《周髀算经》原文以及赵爽注文中都说得非常明白。《周髀算经》卷上第4节云∶

月之道常缘宿，日道亦与宿正。

此处赵爽注云∶

内衡之南，外衡之北，圆而成规，以为黄道，二十八宿列焉。月之行也，一出一入，或表混里，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一道一交，谓之合朔交会及月蚀相去之数，故曰“缘宿”也。日行黄道，以宿为正，故曰“宿正”。

根据上下文来分析，可知上述引文中的“黄道”，确实与现代天文学中的黄道完全相当----黄道本来就是根据太阳周年视运动的轨道定义的。而且，赵爽在《周髀算经》第6节“七衡图”下的注文中，又一次明确地说∶

黄图画者，黄道也，二十八宿列焉，日月星辰躔焉。

日月所躔，当然是黄道(严格地说，月球的轨道白道与黄道之间有5°左右的小倾角，但古人论述时常省略此点)。

其次，在《周髀算经》中，测定二十八宿距星坐标的方案又是在地平坐标系中实施的。这个方案详载于《周髀算经》卷下第10节中。由于地平坐标系的基准面是观测者当地的地平面，因此坐标系中的坐标值将会随着地理纬度的变化而变化，地平坐标系的这一性质使得它不能应用于记录天置的星表。但是《周髀算经》中试图测定的二十八宿各宿距星之间的距度，正是一份记录天置的星表，故从现代天文学常识来看，《周髀算经》中上述测定方案是失败的。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周髀算经》中提供的唯一一个二十八宿距度数值----牵牛距星的距度为8°，据研究却是袭自赤道坐标系的数值(按照《周髀算经》的地平方案此值应为6°)。[10]

《周髀算经》在天球坐标问题上确实有很大的破绽∶它既明确认为二十八宿是沿黄道排列的，却又试图在地平坐标系中测量其距度，而作为例子给出的唯一数值竟又是来自赤道系统。这一现象值得深思，在它背后可能隐藏着某些重要线索。

4 结语

反复研读《周髀算经》全书，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即它的作者除了具有中国传统天文学知识之外，他还从别处获得了一些新的方法----最重要的就是笔者在文献[1]中着重讨论的公理化方法(《周髀算经》是中国古代唯一一次对公理化方法的认真实践)；以及一些新的知识----比如印度式的宇宙结构、希腊式的寒暑五带知识之类。这些尚不知得自何处的新方法和新知识与中国传统天文学说不属于同一体系，然而作者显然又极为珍视它们，因此他竭力揉合二者，试图创造出一种中西合璧的新的天文学说。作者的这种努力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成功的。《周髀算经》确实自成体系、自具特色，尽管也不可避免地有一些破绽。

那么，《周髀算经》的作者究竟是谁? 他在构思、撰写《周髀算经》时有过何种特殊的际遇? 《周髀算经》中这些异域天文学成分究竟来自何处? ……所有这些问题现在都还没有答案、但是笔者强烈认为，《周髀算经》背后极可能隐藏着一个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大谜。

注释

[1] 江晓原∶《周髀算经》——中国古代唯一的公理化尝试，第七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论文（中国深圳，1996年1月），将发表于《自然辨证法通讯》。

[2] 江晓原∶《周髀算经》盖天宇宙结构考，将发表于《天文学报》。该文详细论证了以往认为《周髀算经》盖天宇宙模型为“双重球冠”是完全错误的，并给出了真正符合《周髀算经》原意的盖天宇宙几何模型。

[3] d.pingree: history of mathematical astronomy in india, 收于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vol.16, new york, 1981, p.554。此为研究印度古代数理天文学之专著，实与传记无涉也。

[4] 本文所依据之《周髀算经》文本为∶江晓原、谢筠∶《周髀算经译注》，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节号是该文本中所划分的序号。以下同此。

[5] 关于本文图1的绘制依据以及有关考证，详见[1]、[2]。

[6] “日照四旁167,000里”是《周髀算经》设定的公理之一，这些公理是《周髀算 经》全书进行演绎推理的基础，详见[1]。

[7] 薄树人∶再谈《周髀算经》中的盖天说----纪念钱宝琮先生逝世十五周年，《自然科学史研究》8卷4期(1989)。

[8] 这类著作中最早的作品之一是《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1593年刊行；影响最大的则是利玛窦(mathew ricci)的《坤舆万国全图》，1602年刊行；1623年有艾儒略（jules aleni）作《职方外纪》，所述较利氏更详。

天文地理知识篇6

一、精选天津史料 创设试题情境

按照现代考试测量理论，“任何试题要求考生完成的思维任务或操作活动，都是置于一定的背景材料之中的”[1]。注重科学地选用各类史料创设试题情境，是天津卷历史试题的基本特征之一。涉及天津地方史的试题，注重精选天津地方史或与天津地方相关的历史材料创设背景。除去一部分考纲、教材直接包含的天津历史内容之外，大多数地方史试题不直接考查与天津历史相关的知识，而是以考纲规定的主干和重点为发展线索，考查历史阶段特征，或对相关历史概念、理论的理解与把握。这类试题在天津卷地方史试题中占较大比例。

例1：2004年高考第19题：

民国初年，我国民族工业进入了进一步发展阶段。以天津为例，在工商部注册资产达万元以上的企业有数十家，其中面粉、纺织、化工业生产水平居全国前列。我国民族工业在这时期得以迅速发展的主要内因是

A.海外华侨竞相投资办厂

B.欧洲列强在一战期间暂时放松经济侵略

C.各种实业团体广泛建立

D.辛亥革命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

例2：2009年高考第6题：

下图所示的民族企业创建后，仅用三年时间，商即遍布全国大中城市，产品远销东南亚。其迅速发展的背景是

A.地处沿海的天津水陆交通便利

B.辛亥革命为其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

C.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其发展提供了客观条

件

D.南京国民政府推出了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政策

上述两题都以天津地方民族工业发展的材料创设试题情境，考查考纲和教材涉及的相关历史时期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内容。例1题干中给出民国初年天津民族工业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数字及居全国领先地位的行业，要求考生从天津这个“点”反观全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共性内因。考查落实的点是辛亥革命对民国初年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整体影响，属于考纲和教材的基本内容。例2题干提供1932年诞生于天津的民族企业“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产品“抵羊牌”商标图片，辅之以该企业迅速发展的文字介绍，以个别企业诞生并迅速发展的史实为情境，考查考生对“30年代”我国民族工业“迅速发展背景”知识的掌握和理解程度，即南京国民政府实施的相关经济政策及其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例3：2005年高考第21，22题：

21.1861年，进入天津口岸的各类洋布折银3250582两，占当年天津口岸进口总值的64.8%；鸦片折银948480两，占进口总值的18.9%。材料反映的实质问题是

A.进口货物中洋布占主要份额

B.中国近代商业贸易落后

C.西方国家向中国倾销商品

D.鸦片贸易合法化

22.图2信息反映的是

A.天津工商业调整完成

B建国初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C天津建成国际港口大都市

D天津港改造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

天津港是近代以来我国北方的重要港口，对京津、华北乃至东北等地的社会发展以及对外经贸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成为考查近代相关历史内容的理想切入点，天津卷地方史试题多次提及。第21题选用1861年天津口岸进口货物之数量及比例数字设置试题情境，考查考生对1861年清政府签署《北京条约》、天津开埠通商及其影响的理解和把握。第22题以“1952年天津新港建成”的图片创设情境，考查对“天津新港建成”这一成就之于全国背景下社会发展的归属的理解与判断。1952年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属于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的范畴，与工商业企业的“内部调整”以及1953年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并不相关。考查的具体知识内容也是考纲和教材要求把握的识记和理解认识的点。

例4：2011年高考第4题：

下图为1878年天津首发的中国第一套邮票中的一枚。与该邮票设计理念无关的是：

A.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B.近代西方文化的影响

C.“师夷长技”的思想

D.兴民权、倡新学思想

本题设计从多方面体现地方史特点。选材和情境创设，天津地方色彩浓郁；既考查考生获取信息、理解分析、知识迁移等能力素养，也包含情感渗透，使其感悟家乡在近代历史发展上的地位和影响力等。

题干选取近代首发于天津的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票”）图样作为背景材料，考查考生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国社会近代化历程及特点的理解和认识（本题兼而体现多方面的考查目标）。大龙票人所共知，耳熟能详，又源自天津，故而材料给人亲切的感觉，营造了很好的试题情境。以邮票为代表的中国近代邮政事业的发展，并非考纲和教材规定的内容。本题意在考查学生对首发于天津的“邮票”这个历史情境蕴含的若干历史文化的认知和理解。邮票画面中心的龙图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同时近代邮政源自西方，1878年（洋务运动期间）传入中国，所以它包含了西方文化的传入和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与借鉴。而邮票信息仅限于文化技术层面，并未包含“民权”等政治思想的内容。

另外，天津卷历史试题地方性还体现在“史料出处”的地方性上。如，近年多道试题的情境材料均引自近代创办于天津、闻名国内外的《大公报》等。

二、关联考纲内容 考查天津知识

这类试题有别于前面试题的是，既以天津地方史的史料创设背景，又考查考纲、教材包含的，涉及天津地方史的知识点，并以此突出“地方性”。

客观看，现行课标和教科书直接涉及天津地方史的内容并不丰富（逊色于大纲下的通史），用于直接考查的知识内容相对有限，又由于必修、选修模块的设置，涉及天津地方史的知识间相互孤立、缺乏联系，因而可直接用于命题的知识内容选择余地不大。基于这个实际，天津卷考查地方史具体知识点的试题通常选择在中国近现代史与天津地方史的某些关联处，或一个明确的点，或一个横截面，或一条发展纵线，或宏观，或微观，等等。

例5：2007年高考天津文综第39题历史部分与天津地方史相关的内容为：

材料二：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要求开放天津、宁波等地通商。乾隆皇帝严词拒绝，并表示如果“夷商将货船驶至浙江、天津地方”，“定当立时驱逐出洋”。

（4）材料二反映了当时中、英两国怎样的历史状况？

材料三：18世纪中期以后，广州是清政府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1843年上海开埠后，城市商业中心由城东南的“南市”逐渐转移到城北沿苏州河新闸一带的租界地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逐渐转移由广州转移到上海。1861年天津开埠后，城市经济中心由城东北沿河一带逐渐转移到城东南的租界地区，天津逐渐成为北方外贸中心。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上海、天津发展成近代大城市。

（5）广州、上海、天津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各依据什么条约？概括材料三反映的通商口岸城市发展的主要特点。

（6）依据图13～15，结合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说明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指出图15所示地区与前两地开发相比，在经济运行环境方面的最大优势。

材料二中马噶尔尼使团来华涉及开放天津的要求，属于营造天津地方史的情境氛围，设问和解答的思路方向是材料反映的当时中英两个国家的不同发展状态，与天津地方史不直接相关。材料三所给史料反映了鸦片战争之后广州、上海、天津先后开埠及其影响的史实，设问中“广州、上海、天津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各依据什么条约？”涉及考纲和教材包含的天津地方史的内容，即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依据《北京条约》”天津被迫开埠通商，并因此导致天津租界地的出现和“城市商业和经济中心的转移”。这基本属于对基础知识识记能力的考查，相对简单明确。

试题提供了深圳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规划）的图片和文字材料，要求结合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答出“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这是对全国对外开放格局基础知识的考查，包含天津，但不特指天津；随后，试题要求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天津滨海新区开发与深圳特区、浦东新区开发在经济环境方面的优势，考查联系比较、分析判断和知识迁移运用等能力。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环境属于地方史的情境，“优势”的内涵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并不特指天津，但在这里又主要指天津。

例6：2012年高考天津卷第13题：

13.（19分）阅读材料，参看地图，回答问题。

材料一：从金朝开始，随着北京成为都城，地处海河与南、北运河交汇处的三岔河口一带的天津，很快发展成为北京调运漕粮等生活物资的中转枢纽和通往北京的军事要地。“舟车攸会，聚落始繁。”

材料二：开埠前的天津是一个封建性城市。开埠通商后，天津很快发展为我国最早建立新式工业、新式采掘业和新式交通的城市之一；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商业和港口城市、北方最大的金融中心。

材料三：1902年清政府接管天津后，建立中国最早的警察队伍，建立市政工程局，修建公共厕所、垃圾站。打击银钱投机，建立官银号、银元局，鼓励开办近代工商企业。1903年，政府开始部署建设以大经路为轴心的新城区，仅20年，新城区就成为天津新的政治、文化和工业中心。

——摘编自罗澍伟《近代天津城市史》

（1）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指出图中A、B、C三区开始形成的时间和原因。用一例近代史实说明天津是“通往北京的军事要地”。

（2）分别举例说明材料二中天津的“新式工业、新式采掘业和新式交通”。依据材料二，分析开埠通商对天津发展的意义。

（3）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02年清政府接管天津的背景。依据材料三，归纳20世纪初期天津发生的主要变化。

本试题属于纵横辐射较大的综合题，以考查若干历史学科的基本能力为主（下文另论）。但试题仍然比较集中地考查了考纲、教材中涉及天津地方史的若干具体知识点，考生只要基础知识掌握扎实、头脑比较清醒，依据材料中提供的有效信息，大多数问题是有话可答的，并不像有些师生反应的那么“偏”。如第一问中B区形成的时间和成因，“第二次鸦片战争（或《北京条约》签订）后，开埠通商”；天津是“通往北京的军事要地”的事例，可答出若干相关基本史实，除“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到达天津白河口，威胁北京，清政府妥协”之外，还有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西方侵略军攻占天津、进犯北京等等；第二问中举例说明天津的“新式工业、新式采掘业和新式交通”，考查考纲、教材中有关洋务运动的基本史实，即“天津机器制造局、开平煤矿、有轨电车”等；第三问中“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02年清政府接管天津的背景”，也属于对天津地方史基础知识的考查，即“《辛丑条约》签订后，八国联军退出天津”，依据历史事件因果关联，不难得出合理的史实背景。本题考查考纲、教材明确规定的、涉及天津地方史的知识点多达10个，赋分也几乎占到总分的一半，是历年天津地方史试题考查具体知识点最集中的一题。

三、突出能力要求 考查学科素养

如前所述，在现行课标、考纲、教材中，外显的天津地方史知识内容数量有限，因而单纯从具体知识内容入手设计地方史的试题，空间不大，这也不是天津卷地方史命题追求的方向，但通过选择使用与课标、考纲、教材相关联的天津地方史资源，以天津历史为切入点，考查时代特点及历史背景，进而突出考查历史学科的基本能力要求，特别是新课程理念下的若干学科能力素养，则大有用武之地，也是完全可能、可行的。这些能力素养包括：阅读史料获取信息的能力，提炼归纳观点依据史实得出结论的能力，依据历史时序空间概念理解认识事物的能力，调动运用知识思考理解问题，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综合分析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

例7：2006年高考第33题（以“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由城市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为主题，政、史、地三科综合的“串题”之一）：

明朝迁都北京之后，运河漕运发达，天津“粮艘商舶，鱼贯而进，迨无虚日”。清朝一度解除海禁，有天津文人描绘说：“百宝都从海舶来……怪怪奇奇洋货街。”能够涵盖材料信息并反映天津历史发展的表述是

A.明、清时期天津经济持续发展

B.运河漕运使天津商贸不断发展

C.海上运输兴起促成了天津商贸持续繁荣

D.水运通道便捷保证了天津商贸不断发展

例8：2010年高考第7题：

“盖天津（城）市发展之趋势，其初围绕旧城，继则沿河流，复次沿铁道线，自由电气实业则沿电车道而发展。”这反映出近代天津城市化进程的显著特点是

A.以老城区为中心不断扩展

B.伴随交通方式的变化而发展

C.由城市周边的不断开发而发展

D.伴随工商业的发展而发展

上述两题，突出考查阅读理解史料、提炼归纳信息并得出结论的基础能力。例7要求考生从材料中提炼概括明清时期天津作为京畿之地运输枢纽的特征及状态，即漕运、海运齐头并进并带动了天津商贸的繁荣发展，故D项涵盖了情境材料的信息；例8的立意及考查目标与例7接近。情景材料简明地揭示了古代、近代以来天津城市（区）发展特征，即天津城区在最初“围绕旧城”发展之后，主要是伴随着漕船河运、铁路运输线路、电车车轨走向等而扩展，故B项概括了材料中反映的“天津城市化进程的显著特点”。

这一特点在上文不少例题中也有体现。例4大龙票一题，考查了考生捕捉信息、知识迁移和运用、联系想象等思维能力，意图使其借助这些能力对邮票的设计理念作出判断，并得出正确选项。

例5涉及天津滨海新区发展战略，在古代、近现代丰富适切的历史材料和关联的设问中，除了考查学生阅读理解、获取信息、提炼概括、知识再现、知识迁移等基础能力之外，还突出考查了特定历史情境下对时空概念的界定。例如试题情境给出的1980年诞生第一个特区——深圳，1990年启动长江三角洲的龙头——浦东的开发，新世纪以来启动的北方经济增长的引擎——天津滨海新区，时间上几乎涵盖了我国对外开放、开发的整个历程，空间上纵跨珠江流域、长江口岸和海河之滨，时空跨度非常大。考生只有依据清晰的时空意识，对试题涉及的历史事物进行整体的、联系的、发展的分析，并灵活调动相关知识，才能作出准确的解答。尤其是最后一问中“指出图15所示地区与前两地开发相比，在经济运行环境方面的最大优势”，只有准确理清空间概念、时序变化，才能比较和判别不同时空背景下，天津滨海新区的规划建设的“经济运行环境（指社会环境条件）”，即“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

例6除对天津地方史相关知识点进行考查之外，更主要的是从多方面集中考查了若干学科能力。包括综合或整体阅读、把握材料信息的能力、读图识图能力（含空间方位概念）、图文信息整合运用能力、知识再现迁移运用能力、运用适当的史观综合分析阐释问题的能力，等等。据阅卷教师反映，第一小题中“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指出图中A、B、C三区开始形成的时间和原因”一问，相当一部分考生丢分严重，除了基础不扎实之外，主要反映了考生“整体阅读、提炼归纳”能力的欠缺，即只读材料一、二，忽略材料三，导致答题信息的丢失。第二小题中的“依据材料二，分析开埠通商对天津发展的意义”，第三小题中“依据材料三，归纳20世纪初期天津发生的主要变化”两问，除了考查阅读概括等基础能力外，则主要考查考生运用正确的历史观对具体史实材料进行理性提升，用有历史学科色彩的语言规范表述的能力。

四、渗透天津乡情 感受爱乡爱国

分省自主命题测试地方史内容，最具积极意义的考试目标之一就在于通过鲜活生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试题，渗透正面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使考生在亲切、熟悉的地方史“情化信息”①下，认识了解家乡历史，感悟家乡历史，进而深刻理解中国的、世界的整体的历史，从考试的环节，实现历史学科深厚的教育功能。这既是历史学科的特点与要求，也是历史新课程理念之一。天津卷地方史试题大多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和意图。

例1、2两题，均涉及天津近代民族工业发展及其在国内的地位与影响，例1民国初年天津“在工商部注册资产达万元以上的企业有数十家，其中面粉、纺织、化工业生产水平居全国前列”和例2“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的“抵羊牌”产品在国内首屈一指、名冠东亚，生动直观地反映了当时天津民族工业的辉煌历史，考查的点虽是全国民族工业发展的背景，但可令考生直观感受在近代民族工业曲折发展中，家乡天津所处的位置和影响，并体验到爱家乡的朴素情感。

例4中，作为中国近代邮政的发祥地，天津在中国邮政史上写下了包括第一套邮票在内的众多的第一。考生从识读诞生于天津的第一套邮票——大龙票的情境之中，在审题、解题的思考过程中，于一枚小小邮票的“方寸之间”，可直观品悟到中国近代对外开放的脚步，理解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更能感受家乡天津在近代开放过程中、于洋务运动期间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与影响，从而感悟到浓浓的乡情。

例5天津滨海新区发展规划一题，从近代天津被迫开埠，到新时期在国家对外开放发展格局中天津滨海新区的战略规划，在鲜明的时代对比中，使考生感悟新旧中国的历史变迁，更深切感受到就在当前、就在天津的对外开放格局及其发展的时代脉动，从而引领考生关注天津发展的状况，体验爱家乡、爱祖国的自豪感。

例9：2008高考天津卷第18题：

1900年以后在天津老城南门外（南市一带）出现了租界与天津地方当局均不实施管理并一度畸形繁荣的地区，俗称“三不管”。这本质上反映出近代天津城市的

A.封建落后性

B.治安管理的不合理性

C.半殖民地半封建性

D.建设的散乱随意性

本题考查考生对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理解。试题没有按一般意义设置题干和选项，就概念考概念，而是将其放在天津地方史上人所共知的“三不管”的特定历史情境下来考查，除了体现能力立意、考查理解之外，包含着引领考生感悟与体验半殖民地半封建背景下天津近代历史和社会具体状态的目标，这是情感方面的渗透。曾有教师认为该题在选材和考点上有“负面”之嫌（因为“三不管”曾是旧天津最下层社会的聚居区及黑社会势力猖獗之地），笔者认为该题在选材和考点的结合上很巧妙，看似“负面”的情境，恰恰可以引领考生感悟近代天津乃至近代中国发展历程的曲折与艰辛，从而渗透了积极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试题揭示的内涵和本质是正面的、积极的。

例5、例8，均涉及天津城市化进程及其发展特点，特别是2012年天津城市化进程的综合题，测试的主要着眼点之一即定位于情感的渗透。试题将天津历史自然地融入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之中，在考查涉及天津的相关知识和有关学科素养的同时，通过不同历史时期天津所处重要地理位置及影响、近代较早开埠通商、较早开启城市化进程及其作用影响的理解和认识，使考生在解题过程中感受天津城市化、近代化的历程和特点，感受近代以来天津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的历史及其时代变迁，从而很好地渗透了爱家乡、爱祖国的积极情感和态度。

综上，历史试题强调学科素养，目前教材中涉及地方史的显性知识点不多，因而地方史的命题，更加强调考查基本学科能力及素养。地方史试题考查特点的明晰，对教学无疑具有指引作用，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需举一反三，明确教学策略。

【作者简介】陈光裕，男，1955年生，天津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论、课程论等教学和研究。

郑晓峰，男，1968年生，中学高级教师，天津市和平区教研室历史教研员，主要从事历史教学研究。

多志静，女，1966年生，中学高级教师，天津市东丽区四合庄中学历史教师，主要从事历史教学研究。

天文地理知识篇7

    论文摘要：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体现出“敬天畏命”、“知天达命”的生态伦理认知，表达了“仁人恤物”、“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感，致力于“取物以时”、“节资护源”的生态伦理实践。这些朴素的生态伦理智慧开创了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之先河，在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中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对当今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及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随着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生态环境也在日趋恶化:耕地锐减、植被萎缩、物种频亡、沙漠狂扩、空气污染、淡水危机……面对这些威胁人类生存的困境，世界各国都在竭力寻求解救良方。西方学者曾经感言:如果人类21世纪要生存下去，就要到2500年前的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孔子的伦理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已深深扎根于我们的民族心理，中华民族有利用孔子智慧解决上述困境的先天条件，它总体上讲求德政仁治，重视民生疾苦，强调人际伦常，追求社会和谐。在孔子的思想中多处涉及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问题，如“敬天畏命”、“知天达命”的生态伦理认知，“仁人恤物”、“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感，“取物以时”、“节资护源”的生态伦理实践。探析这些古老而素朴的生态伦理智慧，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对当今我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敬天畏命”、“知天达命”的生态伦理认知

生态伦理研究的是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春秋时期，由于科技文化落后、神学迷信盛行，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能力低下，对许多自然现象无法解释，充满着神秘感，因此对自然界存在一种依附和敬畏的心理。孔子虽是当时的知名学者，但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在论及人与自然(当时表现为“天”、“命”)的关系时也无法摆脱敬畏的伦理心态。

    孔子注重人道，淡薄天道，甚至“罕言命”“不语怪、力、乱、神”。其学生曾子对他评价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其中的“性与天道”各指什么?《礼记·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即天所给予人的气质叫做“性”，依照本性去做事叫做“道”。“性与天道”关系如何?从《易传》中可发现孔子的观点:“天道变化，各正性命。”即天道是不断变化的，在变化中使万物各得其性命，也就是使每一个事物都能够按照它本身的性质来发展。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这一观点，在《孟子·告子上》中他提出了“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的观点，即由“尽心”到“知性”再到“知天”的认识途径，认为人可以通过修心养性感知到“天道”。孔子在“天道”、“性”、“命”三者的关系l提出了由天到人、又由人到天的认知过程，即由“敬天畏命”到“知天达命”的发展过程。骆承烈先生也认为此处的“性”指道德，“命”指规律，天能够生长万物，也能给人以美德。记录孔子言行的书籍较多，《论语》最为全面，仅在《论语》中，“天”就出现过犯次，“命”出现过18次，“天命”作为一个完整的词出现过3次，这些论述都是分析孔子生态伦理思想的文本。

    在论及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时，孔子表现出直观素朴而又慎重务实的风格。在对待鬼神的问题上，孔子的伦理意识是“敬鬼神而远之”。“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鬼神”在当时都是超自然的力量，孔子对其知道得不多，故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但不盲从。当然，这也是由孔子“不知为不知”的求实态度所决定的，懂得不多自然也就谈论得少。在对待“天”的问题上，孔子怀着无比的敬畏，他已认识到了自然之天力量的伟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即客观存在的天不用说话，一年四季在不停地运转，自然万物在不断生长。加上受周公“以德配天”思想的影响，孔子推崇“唯天为大，唯尧则之”的圣人之道，他意识到了人应“敬天畏命”，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然而，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在遇到重大挫折或伤心透顶时，孔子还是难免归咎于天或命:“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亡之，命矣夫!”特别是对能做到“三月不违仁”的得意门生颜渊英年早逝发出了“隐!天丧予!天丧子!的无奈悲叹。可见，在孔子的心目中，“天”、“命”具有人格力量，具有主宰万物的能力;“天”既是客观存在的‘.自然之大”，又是其主观世界的“义理之大”。对于“自然之天”，孔子的认识是“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已经具有一定的朴素唯物主义理性倾向。这种认识也为荀子“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莱亡”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于“义理之天”，孔子的认识则表现出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守旧立场。《礼记·表记》曾载孔子言:“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这就表明孔子在价值标准和思维模式上赋予了君权天授的观念。信奉君王为上天之子，作为天在人世间的代表，以“仁德”天子为最高代言人来转达“天命”。即使是在身遭困境时他也以“天命”不可违为伦理本位，坚信“天生德于予，桓魁其如予何!”但孔子并不屈“大”、服“命”，他务实而不务虚，认为人具有主观能动性，无力改变“天”、“命”、但可改造自身，人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加深对“天”、“命”的认知，只有具备了这种认识才能成为“君子”，其依据是:“不知命，无以成君子也。“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押大人，侮圣人之言。因此，在孔子看来，“敬天畏命”的伦理意识是成就君子的必备条件，“知天达命”是君子必备的生态道德义务，但这种生态伦理意识和道德义务除了“生而知之者”是先天固有之外，一般人可通过“学而知之”。毕竟，孔子坚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为仁由己”，他看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君子应“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通过下学人事而上达天理。《易传》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即天(即自然)的运动刚强劲健，相应于此，君子应刚毅坚卓，发愤图强;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其中的“厚德载物”也富含了君子对待自然万物应持的生态道德。君子在实际生活中不懈地“克己成仁”，自觉培养与天命相符的伦理观念，就能逐渐意识到天地万物是相关相联、共生共荣的。人可通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方式来改造自身的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掌控自己的命运。

    孔子对天命的体认，主要表现在对“天道”和“人道’关系的认知上。如何贯通二者关系?在他看来，“礼也者，天地之序也;乐也者.天地之和，致中和，万物育焉。”此处他把天地万物的和谐与共生共荣纳人了“礼”和“乐”的伦理范畴，作为调整人与天地万物关系的道德规范，起到了“天人合其德”的功效。孔子积极人世的参政情怀和济世抱负，决定了他必然期待为政者应满怀“敬犬畏命”的生态伦理意识、俗守“知天达命”的生态道德义务、时刻履行“修德保民”的伦理使命，才能达到“与天地相参”的和谐境界

    在因袭周公“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思想的基础上，孔子认识到人与自然利害枚关，在其德政仁治主张中，就曾提出过保护人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应是为政者的首要职责。首先，孔子认识到了山川具有调节气候、养育百姓的功能，诸侯应具有守护名山、大川、百源不被破坏的“天责”。如“山川之神足以纲纪天下.其守为神”。王肃注:“守山川之祀者为神，谓诸侯也”韦昭曰:‘足以纲纪天下，谓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以利天下也。其次，他认识到了生态平衡的重要性，他曾言:’‘丘闻之也.剖胎杀夭则麟麒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同避)之，何况乎丘哉!”从中不难发现，孔子不仅把滥杀动物视为“不义”的行为，而且认识到此举会导致云雨不兴、鸟兽绝迹等生态环境失衡的恶果，像麟麒、蛟龙、凤凰等在当时都是象征社会和谐、国泰民安的吉样物，它们不光顾不仅意味着当时生态环境的恶化，而且昭示着社会环境的动乱。这种深邃的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失为一种理性判断。如何获得这种生态伦理认知?他认为，只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才能了解和认识生物的生长规律，自觉把自己的言行纳人到“天道”的轨迹。人们只有惜守“天道”、“敬天畏命”，不做伤天害命、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之事，“天”才会泽慧万民，否则，“四海穷困，天禄永终”。虽然孔子对“天”和“命”有一份特殊的敬畏心理，但他从未服天从命，有时甚至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在他看来，“天道即人道”，“人道”重于“天道”，他一生志于“学”、志于“道”、志于“仁”，以“仁”和“礼”为大人立德，尽力倡导“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价值。

    孔子从揭示自然的本体入手，务实而不务虚，以求“仁”和践“仁”来沟通“人伦”和“天伦”之道，通过“天人合其德”，否定“宿命”论，最终达到“知天达命”。这些思想与“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剖胎杀夭则麟麒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等生态思想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他素朴而务实的生态伦理观。他力求通过人的主观努力，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同时又以“敬天畏命”的伦理心态为自己“人世”铺设了一个“天人合一”的文化背景，以“知大达命”及“天道即人道”理念，将天命与人命有机地结合，给人以“知天达命”的生命关怀，试图构建一个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共荣的和谐社会—“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零，咏而归。"fzll先进’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境界也是当今世界生态环境所追求的目标。

    当前，我国正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构建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在内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在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除了使用经济、政治和技术等手段外，还要培养国民生态环境的伦理意识，使他们能意识到“天人合一”的规律性、能对大自然心存敬畏之情。生态文化“软实力”的巨大力量在今天市场大潮中更应发挥其强大功效。人只有对自然界心存一种“敬畏”意识，才不会去任意、粗暴、无节制地干涉和利用大自然，“人类中心主义”的言行才会有所收敛。

    孔子“敬天畏命、知天达命”的古朴的生态伦理认知，对时下我国公民生态伦理意识和观念的培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它与社会主义生态道德体系的构建、对国民生态伦理意识和观念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

    二、“仁人恤物”、“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感

    孔子从“仁者爱人”出发，执着于“知人”、“立人”、“达人”、“安人”、“惠人”、“举贤人”等人道原则，对社会底层的“民”也富有同情心，忠告为政者要“使民如承大祭”“因民之利而利之”，以“耕也，馁在其中矣”安抚农民，并提出了一系列“庶民、富民、教民”的德政仁治措施，表现出重自然、重农业的伦理倾向，其“泛爱众而亲仁”观点中的“众”就包括“百物”在内，这正是孔子的“仁爱”由“仁人”延伸到“恤物”的具体表现。于是，他主张“无为物成，天地之道”，要求把“仁爱”原则由人延伸到“百物”，“仁人”应与“恤物”相统一。这一思想直接影响到后来孟子“仁民爱物”和张载“同胞物与”的生态伦理情感。而且孔子认识到“人伦”与“天伦”也是相互感应的，违背“人伦”要受尘世的谴责，违背“天伦”将要受到“天”的惩罚，如“获罪于天”，将“无所祷也”。这些思想为后儒的“天人感应”说奠定了伦理基础。《大戴礼记·易本命》也记载了孔子对自然生物关爱的伦理情怀，如:“夫易之生人，禽兽、万物、昆虫，各有其生。或奇、或偶、或飞、或行，而莫知其情。”“王者动必以其道，静必以其理。动不以道，静不以理，则自夭而不寿，妖孽数起，神灵不见，风雨不时，暴风水早共兴，人民夭死，五谷不滋，六畜不蕃也。”可见，在天人关系上，孔子已认识到“天人合一”的相关相联性，人是万物之灵，应创造潜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理性思考，培养对自然物的关爱情怀，自觉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规范自己的行为，通过“志于道”、“志于学”、“反省内求”、“慎独”等方式，达到“知人”、“知性”、“知天达命”的功效，以谋求天人之间的和谐共存与共生共荣。

   当然，孔子是道德至上论者，认为只有人才具有仁义等道德，在天地万物中人具有最高价值。因此，当马棚被烧，孔子首先问的是:“伤人乎?不问马。在《微子》篇中也谈到:“鸟兽不可与同群”、“君子诽伤其类。”从中可见孔子已开始从生态学的角度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正是因为人的价值高于动物的价值，所以孔子表现出重人命轻畜命的伦理情感。人是万物之灵，君子应诉求“成仁之道”、依“礼”“视”、“听”、“言”、“动”。故君子能“诽伤其类”，‘子’。“孔子作《春秋》，上摇之天道，下质诸人性。《易传》也以天、地、人三才之理作为自然法则，提出‘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日生’，把天地看成一个生生不息的创造万物与人的流行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人类之善行和道德的根本基础”、孔子依据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把人类的道德情感诉诸天地万物之间，并要求君子对待自然万物也要付之伦理情怀。“鸟之将尽，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句话表明动物对同类的不幸遭遇尚且知道表达悯怜哀悼的情感，人类就更不应该去任意、残忍地虐待、捕杀和吞食动物，而应担负起万物之灵的职责，体恤动物，自觉地去善待和保护动物，特别是幼小和繁殖期、哺乳期的动物。这里的“哀”和“善”就构成了孔子生态伦理的情感基础。

    山水是自然环境的主要构成要素，虽然它们没有生命，但孔子对其也是情有独钟，他曾颇有感触地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知者’，和“仁者”均指道德修养较高的人，他们心怀“敬天畏命”的生态伦理意识和“知天达命”的生态道德义务，从“天人合一”的心理情感出发，能体会到自然万物变化的无限魅力，感受到山水田园风光的无限乐趣，既有山清水秀的外部环境，又有心情舒畅的内心世界，快乐和长寿就自然而然了。而且此情此景下，人的创作灵感也极易迸发。如孔子面对滔滔江水奔流而下，就有感而发出对历史发展、时间变化的惊叹:“逝者如斯夫!“智者”和“仁者”正是孔子教育学生所追求和向往的境界，孔子认为通过学《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能够启发人的观察力和提高人的想象力，培养人的合群性;学《乐》可以增强对大自然的认识和审美能力，能够提高道德境界，有助于成就事业，即“兴于诗，立丁礼，成于乐”。在此，孔子把“‘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与君子仁人志士的培养有机结合在一起，把人伦道德与生态道德融通起来。难怪他强调“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这种生态伦理情怀一直影响着后世的许多文人墨客对山水的热爱和讴歌，对成仁取义精神境界的向往和追求。当前生态环境的恶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态伦理情感的严重缺失，违背自然规律，急功近利地追求“金山银山”，只顾眼前利益，实施滥采乱伐、滥垦乱排等不良行为所致。当然，追求经济增长，是现阶段的主要目标，但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在这点上，孔子是有深刻认识的，他也并非无视经济利益，但他求利是有原则的。他曾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这就应证了现代社会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坚持“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的发展思路。发展经济决不能以高耗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这就是我们要把握好的重要原则。只有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等全球性问题才能得到缓解，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才能真正实现，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才能真正见效。

    三、“取物以时”、“节资护源”的生态伦理实践

    孔子是务实的实践家，他认为:“君子耻于其言而过其行”、“君子欲呐于言而敏于行”。在生态伦理的实践上，他也是积极付之以实际行动。

    首先，他把“仁之本”的“孝”纳入了生态伦理的范畴，把“孝”的原则推广应用于调节人与生物的关系，《礼记·祭义》曾载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匾。思慈爱忘劳，可谓用力矣。尊仁安义，可谓用力矣。博施备物，可谓不匾矣。”又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孝”是“仁”的根本，孔子把不按时节砍树杀兽看作是不孝行为，足可见他对万物生长规律的重视，对自然物生命的尊重，对维持生态平衡的理性判断。他还把用财物养亲视为奉行孝德的表现，而这必须适时断树杀兽才能做到。如果违时断树杀兽，就会断绝子孙后代甚至自己的财源，能够用来养亲的财物也就会匾乏，那就是不孝了。所以孔子极力反对竭泽而渔，主张适时节度获取生物资源，以不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为基准，使自然物能够自然地持续繁衍。他本人也亲自实践“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行为。即不在大绳上系许多钩来钓鱼，不射歇宿的鸟。《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亦载孔子说:“开蚕不杀当天道，方丈不折则恕也，恕则仁也。”这些完全符合生态道德的弃恶性原则，使大自然为人们提供更多更好的物质生活资料，自然物应运而生，自然繁衍，避免被斩尽杀绝。那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做法满足的是贪婪者一时的欲望，但他们得到的只是眼前的蝇头小利，毁灭了源头就无法永续使用生物资源，最终它们也将是受害者。把小树过早砍伐，把幼小禽兽早早吃掉，不仅使生物资源得不到有效合理的利用，而且是对生物资源的践踏。树木和禽兽的生长是有一定规律的，需要相应的生长期，破坏了它们的生长规律也就使它们无法为人类提供永续的有效利用。

天文地理知识篇8

我在教学中常常将文学名句引入课堂，使课堂意境有所提升，教学效果十分显著，亮点颇多。

亮点一：文学名句开场白，创设情境趣味多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一堂课的教学也是如此。教师要想学生上课时精神饱满，注意力集中，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就不能小视课堂教学的导入。创设良好的教学情境，能体现出地理教学的趣味性，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巧妙地引用学生耳熟能详的文学名句作为开场白，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如在学习有关地球的自传时，我是这样开头的：“同学们，记得同志的诗《七律――送瘟神》中有这样一句话‘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为什么坐地不动就能日行八万里呢？你能说说原因吗？” 同学们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随后，我因势利导，说：“其实，真正的原因我们可以通过今天的学习探究到答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地球的自传吧。”

再如，我在讲“沿地表水平运动物体的偏移”一节内容时，以诗句“莫问桑田事，但看桑落洲。数家新住处，昔日大江流。”设置疑问导入新课：“昔日江流所在地为什么现在会成为宅住地呢？”再通过学习，让学生明白原来是因为大江流的运动方向发生了改变，所携带的泥沙在另一侧沉积形成新的陆地，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地球自转的意义。

亮点二：教学过程引名句，知识规律易掌握

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有不少语句描述了自然现象，概括了自然规律，有助于地理知识的学习。如果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根据教学的需要，精心选择一些文学名句，既使教学过程变得生动有趣、富有诗意，又让学生更容易掌握地理知识，识记地理规律。

如在学习月相的知识点时，我引用“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来让学生了解农历初三时月亮的形状是弓形的为上弦月，又引用“去年元月夜，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枝头，人约黄昏后”来了解在农历十五时月亮的形状是圆形的为满月。在学习地貌特征区域差异的表现时，我用诗句“五岭逶迤腾细浪”来说明我国南岭的巍峨气势，是中国江南最大的横向构造带山脉；用“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来形象生动地说明桂林山水的地貌特征是典型的岩溶地貌，主要是流水侵蚀作用造成。

气候是一个重点内容，也是学生难以掌握的一个知识点。知识枯燥且乏味，融入诗句，能让学生更形象地感受气候的分布规律。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惟妙惟肖地写出南方人少见的温带大陆性气候的特点――降温快，冬季寒冷。而一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更是形象地写出西北地区已不受季风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明确该地受大陆气团的控制形成温带大陆性气候。

说到锋面，学生也总是难以理解，特别是那些地理术语的理解更是难上加难。通过诗句的生动描写，可让学生理解这些锋面所带来的天气特征。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形象地写出了准静止锋的影响，一句大气豪放的诗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则写出了快行冷锋所带来的效果。

讲到自然带的分布规律时可用“风吹草低见牛羊”“浅草才能没马蹄”“一川碎石大如斗”“风沙茫茫大如天”等诗句，来描绘出我国西北地区从东到西的自然景观，反映了从沿海向内陆的地域分异。由于从沿海向内陆水分的递减，形成了“草原――草原荒漠――荒漠”的自然景观。有关山地的垂直地域分异的诗句就更多了，如“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五月天山雪，开花只有寒”“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亮点三：课堂小结用名句，拓宽视野促学习

在一堂地理课即将结束时，教师如果巧妙地引用文学名句，不仅可以很好地概括本节课的知识点，扩充教学容量，也可以激发学生的思考，拓宽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天文地理知识篇9

一、加强地理学习意义的教育

从地理学习兴趣调查中发现，无论是对地理学习有兴趣的还是无兴趣的学生都认为“地理学习目的”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在实际教学中，应该寓地理学习意义于教学的始末。例如，讲气候知识联系到外出旅游选择日期和准备日常用品；讲海水运动知识联系到港口建设和潮汐发电；讲地形知识联系到水库选址、铁路、公路的基建等等。让学生切身感受到生活中、祖国建设中地理知识无处不在，今天多学点，学好点，明天就可多懂点、多用点。

在实际教学中，还应寓地理学习意义教育于形式活泼、内容丰富的地理课外活动中，如“地理知识在祖国建设中的作用”主题班会，“地理与生活”智力竞赛，“到宇宙去旅行”智力游戏等等，既能促使学生增长地理知识，同时也能使学生进一步了解地理，了解学好地理的重要性，从而产生真切的学习情感。

二、发挥知识的诱导作用

在学习时，学生寻求知识中蕴含的真理，探究“为什么”的事物因果关系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心理，尤其是处于学习兴趣高级水平层位的学生更是如此。

地理学科虽然有不少“地”的知识，但这些“地”的知识中藏有深刻的道理。因而，在教学中，教师如能经常揭示地理事物和现象的时空分布规律，解释其形成原因，以满足学生的求真心理，便能充分激发学生地理学习兴趣。富含深刻道理的“为什么”知识，能诱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引人入胜。在学习时，学生还具有一种求奇心理，即表现为学生能为一些奇异和新鲜的事物所吸引。地理学科中的许多令人神往的疑谜和奥秘，如百慕大三角、冰原上的暖水湖、死海的“死”、能预报天气的树、大震中不倒的埃及金字塔等，都是满足学生求奇求异心理的素材。教学中教师只要因势利导，就能将学生的猎奇求异心理转化为渴求地理知识的愿望。

爱美是人之本性。地理美已广为人们所接受和欣赏。地理美不仅有自然景观美，更有人文景观美和人地关系协调美。这种集自然美与人文美为一体的地理美是其他学科所不及的，它能使学生的求美心理得到满足进而将求美心理转化为求知心理。

三、加强课堂教学的艺术性

我们在教学中，一些机械记忆的知识点和一些抽象的理论性强的地理规律，往往使学生感到学习枯燥无味。因此，在地理教学中，应恰当引用古诗文、歌谣、趣闻、典故等进行教学，来增强学生的地理学习兴趣。

首先，赏析诗文教学，活跃课堂气氛、陶冶学生情趣。如讲气候时引用“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春）、“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夏）、“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冬）；引用“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分析气候的垂直变化。这些古今有名诗文能为顺利完成教学任务打下良好的基础。

其次，适当引用谚语进行教学。在地理教学过程中，适当引用谚语，能提高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启迪思维，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地理知识。如天文地理方面：看北斗七星便知是四季：“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

再次，成语和谜语也使教学过程增添光彩。成语寓意深刻，耐人寻味。如讲海陆间循环时用“百川归海”，不仅生动、形象，而且还科学、客观地反映了地理现象；谜语启迪智慧，陶冶性情。在教学中如能适当应用，则可启发学生思维，拓宽他们的知识面。如“说它多大有多大，日月星球全容纳，无人知它始和终，也没左右和上下”――宇宙；“千颗星，万颗星，北天星星数它明，有它给你指方向，夜里航行不用灯”――北极星。讲课中也可以穿插一些地理谜语来活跃课堂气氛。比如“船出长江口”――上海；“空中码头”――连云港；“用圆规画圆”――太原。

最后，运用历史典故，引人入胜。 教材中有一些比较重要但又抽象的知识，教师若适当引用生动、形象的材料加以印证，既深化学生所学知识，又能引起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如讲授低压（气旋）和高压（反气旋）系统时，除运用多媒体电化教学之外，还可穿插火烧葫芦峪的故事：三国时期，诸葛亮北伐中原、六出祁山。一次将司马懿父子及所率魏军困在葫芦峪，遍山点起大火，欲将敌方全部烧死。司马父子自度难逃此劫，抱头痛哭等死。不料突然下起大雨，浇灭山火，司马父子得以死里逃生。熊熊大火使此山区的近地面空气受热上升，气压降低。其中地心因空气上升冷凝而形成气旋雨，导致歼灭魏军失败。

四、开展丰富的地理课外活动

在提高学生兴趣上，课外活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课外活动通常具有知识性、科学性、实践性、灵活性、趣味性等特点。在这种活动中学生不仅可以获得创造力发展所需要的良好环境，而且开始了真正的创造活动。

天文地理知识篇10

王廷相是明代中叶重要儒家学者。他以信守孔子之道为己任，指出：“儒者之论，合于圣者，即圣人也，则信而守之；戾于圣者，即异学也，则辨而正之，斯善学道者也。”[ ]他还根据孔子所言“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 ]中的“慎言其余”著《慎言》。同时，他明确主张研究自然，要求把握“物理”。王廷相在所作“策问”中说：

诸士积学待叩久矣，试以物理疑而未释者议之，可乎？天之运，何以机之？地之浮，何以载之？月之光，何以盈缺？山之石，何以欹侧？经星在天，何以不移？海纳百川，何以不溢？吹律何以回暖？悬炭何以测候？夫遂何以得火？方诸何以得水？龟何以知来？猩何以知往？蜥蜴何以为雹？虹霓何以饮涧？何鼠化为鴽，而鴽复为鼠？何蜣螂化蝉，而蝉不复为蜣螂？何木焚之而不灰？何草无风而自摇？何金之有辟寒？何水之有温泉？何蜉蝣朝生而暮死？何休留夜明而昼昏？蠲忿忘忧，其感应也何故？引针拾芥，其情性也何居？是皆耳目所及，非骋思于六合之外者，不可习矣而不察也。请据其理之实论之。[ ]

显然，王廷相是主张研究各种自然现象、研究科学的。而且他还认为，研究天地之道是学者“穷理尽性”所必不可少的。他说：

古之圣人，仰以观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而人之道益明。盖以人性贯彻上下，通极内外，弥满于无垠，周匝于六合，苟一物之未知，是于性犹有所未尽也。故天地之道，虽悠远高深，学者不可不求其实矣。[ ]

王廷相不仅主张研究自然，同时自己也广泛深入地研究自然、研究科学。在天文学上，他进行过大量的天文观测，主张浑盖合一论，并且通过对浑天说与盖天说的优点加以综合，以解释各种天文现象；他还专门研究了古代天文学上的“岁差”概念的发展，撰有《岁差考》。[ ]

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儒讲经世致用，与此相联系，他们也极力推崇科学，主张研究科学，包括研究天文学。

顾炎武对当时的王学末流提出批评。他说：“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 ]顾炎武认为，王学末流清谈“明心见性”之类，实际上是弃“修己治人之实学”，其结果是“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顾炎武所谓的“修己治人之实学”，就是“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关于“博学于文”，顾炎武说：

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 ]

顾炎武讲的“博学于文”，当然也包括研究科学。顾炎武的《日知录》三十余卷“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证其谬误”[ ]，其中也包括科技知识。《日知录》第30卷“论天象数术”，有《天文》、《日食》、《月食》、《岁星》、《五星聚》、《百刻》、《雨水》等条涉及天文学。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地阐发民主主义思想的著作”[ ]。同时在该书中，黄宗羲还非常重视“学校”，认为学校不仅在于养士，更重要的是“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他认为学校除了有“五经”师，“兵法、历算、医、射各有师”。他还说：

学历者能算气朔，即补博士弟子。其精者同入解额，使礼部考之，官于钦天监。学医者送提学考之，补博士弟子，方许行术。岁终，稽其生死效否之数，书之于册，分为三等：……上等解试礼部，入太医院而官之。[ ]

对于取士，黄宗羲提出了8种渠道，有科举、荐举、太学、任子、邑佐、辟召、绝学和上书。其中所谓“绝学”，黄宗羲说：

绝学者，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郡县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发明，使之待诏。否则罢归。[ ]

显然，黄宗羲非常强调天文学的学习，注重选拔天文学人才。

黄宗羲在为学上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重要著作流传于世，同时也撰写了不少科学著作，其中天文学类著作“有《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授时历法假如》一卷，《西历假如》、《回历假如》各一卷”[ ]。

王夫之一生潜心著述，著作等身。除了对经学、史学、文学以及政治等有深入研究外，他对科学也有较多的关注。尤为重要的是，他把研究科学与理学的“格物穷理”联系在一起。他曾说：

密翁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 ]

密翁，即方以智（公元1611～1671年），字密之，号曼公，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科学家。在学术思想上，他主儒、释、道三教合一，[ ]并且著有《物理小识》、《通雅》等科学著作。他认为，学问有“质测”、“宰理”、“通几”之分，[ ]所谓的“质测”就是要研究“物理”；他还明确指出：“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 ]可见，方以智的“质测之学”就是指自然科学。王夫之以方以智的“为质测之学”解“格物”，实际上就是以研究科学解“格物”。把研究科学与儒家为学成人所必需的“格物”联系起来，足以表明王夫之对科学的重视。

王夫之不仅以研究科学解“格物”，他本人对科学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王夫之晚年著《思问录》以及《张子正蒙注》，其中《思问录》外篇和《张子正蒙注》的《太和》、《参两》等篇包含了丰富的科学方面的论述，涉及天文学、地学以及医学等方面的内容。

在天文学上，王夫之反对盖天说，赞同浑天说。他认为，盖天说“可状其象而不可状其动也，此浑天之说所以为胜”。他还说：

乃浑天者，自其全而言之也；盖天者，自其半而言之也。要皆但以三垣二十八宿之天言天，则亦言天者画一之理。[ ]

王夫之还具体分析了历家的“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转”以及张载的“日月五星顺天左旋”，并且说：

张子据理而论，伸日以抑月，初无象之可据，唯阳健阴弱之理而已。乃理自天出，在天者即为理，非可执人之理以强使天从之也。[ ]

显然，王夫之不赞同张载提出的“日月五星顺天左旋”的观点。与此同时，他也不赞同张载用阴阳五行说解释日月五星各自运行速度的不同，并且明确指出：“五纬之疾迟，水金火木土以为序，不必与五行之序合。”[ ]关于日月五星运行的速度，王夫之说：

远镜质测之法，月最居下，金、水次之，日次之，火次之，木次之，土居最上。盖凡行者必有所凭，凭实则速，凭虚则迟。气渐高则渐益清微，而凭之以行者亦渐无力。故近下者行速，高则渐缓。[ ]

此外，王夫之对月食、月中之影、岁差等天文现象以及历法的有关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明清之际的陆世仪也非常重视天文学的研究。陆世仪（公元1611～1672年），字道威，号刚斋，又号桴亭，太仓（今属江苏）人。他赞同朱熹的格物穷理之说，反对王阳明的致良知。他说：“致良知虽是直截，终不赅括，不如穷理稳当。……天下事有可以不虑而知者，心性道德是也。有必待学而知者，名物度数是也。假如只天文一事，亦儒者所当知，然其星辰次舍，七政运行，必观书考图，然后明白，纯靠良知，致得去否？”[ ]陆世仪认为，科学方面的知识不同于心性道德方面的知识，其认知方法也不相同；儒者应当学习科学知识、研究科学，而不是靠“致良知”。与此同时，陆世仪还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强调学习科学的重要性。他说：“六艺古法虽不传，然今人所当学者，正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用世，不可不讲。俗儒不知内圣外王之学，徒高谈性命，无补于世，此当世所以来迂拙之诮也。”[ ]

清初大儒李光地对天文学也有研究。李光地（公元1642～1718年），字晋卿，号厚庵、榕村，福建安溪人。曾奉命主编《性理精义》、《朱子大全》等著作。李光地一生致力于理学，“以子朱子为宗，得道学正传。而又多才多艺，旁及天文算数之事，尤能贯通古今，洞明根底”[ ]。他说：“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仰则观于天文，穷理之事也，此则儒者所宜尽心也。”[ ]在这里，李光地把研究科学与儒家的“尽心”、“知性”、“知天”、“穷理”联系在一起。

李光地对天文历算有特殊的爱好，与当时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梅文鼎交往甚密。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梅文鼎奉昭参与修《明史•历志》。当时的李光地因仰慕梅文鼎的历算才华，与他订交，并就历算的研究进行了交谈。此后，李光地经常前去求教，学问大进。期间，梅文鼎还根据李光地的建议编纂《历学疑问》。该书写成后，李光地为之作序，并刊刻行世。后来，李光地又将《历学疑问》以及梅文鼎推荐给康熙皇帝，梅文鼎受到了褒奖，于是名声大震。在与梅文鼎的交往过程中，李光地对天文学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其天文历法类著作主要有：《历象要义》、《历象合要》、《历象本要》等，主编《御定星历考原》、《御定月令辑要》等；还有论文《记太初历》、《记四分历》、《记浑仪》、《算法》、《历法》、《西历》等。

戴震是清代重要的汉学家。他除参与编修《四库全书》外，还有著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声类表》、《方言疏证》等，有清代考据学大师之誉。同时，他也非常强调研究科学。他说：

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 ]

显然，戴震把对科学的研究看作是整理、考订古典科技文献必要的知识基础。

戴震不仅强调研究科学，而且自己也深入研究科学，“凡天文、历算、推步之法，测望之方，宫室衣服之制，鸟兽、虫鱼、草木之名状，音和、声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镇、郡县相沿改革之由，少广旁要之率，钟实、管律之术，靡不悉心讨索。”[ ]正是对科技的深入研究，他撰写了大量的科技著作，其中有天文历法类著作：《原象》、《续天文略》、《迎日推策记》、《九道八行说》、《周礼太史正岁年解》、《周髀北极璿玑四游解》、《记夏小正星象》、《历问》、《古历考》等。

还需指出的是，明清一些儒家，比如黄宗羲、李光地等，他们在研究天文学时，较多地通过介绍西方的天文学知识，把中国传统的天文知识与西方的天文学结合起来。这对于西方天文学的传入是有积极意义的。

注释：

[1] 《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与彭宪长论学书》。

[2] 《论语•为政》。

[3] 《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问》。

[4] 《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问》。

[5] 参见高令印、乐爱国：《王廷相评传》，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261页。

[6] 《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7] 《日知录》卷七《博学于文》

[8] 《日知录》潘耒“序”。

[9] 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3页。

[10] 《明夷待访录•学校》。

[ 1] 《明夷待访录•取士下》。

[ 2]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9册。

[ 3]《船山全书》第12册《搔首问》，湖南：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637页。

[ 4] 参见罗炽：《方以智的“质测通几”之学》，载陈鼓应等：《明清实学思潮史》（中卷），山东：齐鲁书社1989年版。

[ 5] 方以智：《通雅》卷首三《文章薪火》。

[ 6] 方以智：《物理小识》“自序”。

[ 7] 王船山：《思问录》外篇。

[ 8] 《思问录》外篇。

[ 9] 《思问录》外篇。

[20] 《思问录》外篇。

[21] 《思辨录辑要》卷三《格致类》。

[22] 《思辨录辑要》卷一《大学类》。

[23] 阮元：《畴人传》卷四十《李光地》，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

[24]梅文鼎：《历学疑问》“李光地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