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作文十篇

中国传统文化的作文篇1

【关键词】传统文化；“孝”文化；作用

一、我国古代“孝”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古人云：人之行，莫大于“孝”，百行“孝”为先。“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孝”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大致经历了“孝”行、“孝”德、“孝”道、“孝”治等几个阶段，最终走向成熟，成为中国社会最普遍的理念。

“孝”的概念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是一种基于血缘关系的朴素的自然情感。在虞、夏、殷商时代，“孝”尚未上升到理论层面，更没有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处于散在的、自发的“孝”行状态，是中国“孝”文化的发展初期。进入西周以后，“孝”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个人行为，而是人人必须都具备的美德。推行“孝”行，是周人施行德政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进入“孝”德的发展阶段。到了东周，“孝”发展到了“孝”道阶段，春秋乱世，礼坏乐崩，但在这乱象四起的时代，人们对“孝”却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在反复论述，研讨的基础上将“孝”提升到理论层面，成为“道”。这一时期的关键认为是孔子，“孝”道形成的标志性成果是《孝经》的出现。《孝经》是古代世界唯一的一部系统论述“孝”道的文献，深受执政者的青睐。汉魏及以后历朝，则为“孝”治阶段。“孝”治，即将“孝”道转化为治国的基本理念，“孝”治始于汉初，强化于魏晋，成熟于唐宋，贯穿至明清。

二、“孝”文化世代传承的原因

（一）“孝”文化适用于封建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

封建社会在政治上大多主张实行大一统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封建君主强调“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思想。儒家“孝”文化中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思想主张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而且提供了封建君主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统治合法化的基础。因此封建君主大多主张“以“孝”治国”。正是因为儒家“孝”文化的主张迎合了封建君主统治的需要，才使得“孝”的思想上升到国家意识的高度，并促使这一思想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得以迅速推广。总之，“孝”文化的官方化，政治化和正统化使“孝”的观念深入人心，保证了“孝”文化世代相传和经久不衰。

（二）“孝”文化适应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发展的需要

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决定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催生和促进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观念，这些观念的核心就是“孝”。同样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观念反过来又强调和突出家庭的作用，进而决定了封建社会适于实行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这些观念又进一步强调和巩固了“孝”的思想。因此“孝”文化与封建经济的相互适应保证“孝”文化延绵不断，得以传承。

（三）“孝”文化确定并巩固封建宗法等级观念，有利于封建文化建设

《管子》认为“孝”论主要包括三大系统，“血缘”、“师承”和“君臣”。这三大系统涵盖广泛的人物群体，凡是自然人，不可能脱离这些人物群体而独立存在。这三大系统以“血缘”为基础。“师承”和“君臣”是“血缘”的延伸。按照血统的远近和亲属，封建国家形成了封建宗族制。封建宗族制，不仅有利于小宗即家庭宗亲的延续与稳定，还保证了各级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同时，在封建宗族制的基础上，“孝”文化形成了严密的封建等级观念，这一观念，更加有利于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和统治，因而受到统治者的极力推崇与宣扬。有利于封建社会的文化建设。

三、“孝”文化的作用

（一）古代“孝”文化的积极作用

从个体来讲，“孝”道是修身养性的基础。通过践行“孝”道，可以完善个体的道德。倡导“孝”道，可以很好的培育下一代，具有修身养性的作用；从家庭来说，实行“孝”道，促进长幼有序，规范人伦秩序，促进家庭和睦，具有凝聚家庭的作用；对社会而言，“孝”道思想规范社会行为，建立礼仪制度，调节人际关系，从而具有凝聚社会，促进天下一统的作用；对国家而言，“孝”道推崇忠君思想，倡导报国敬业。儒家认为，实行“孝”道，即在家敬父母，在外事公卿，这其中蕴藏着的报效国家和爱国敬业的积极思想；对文化而言，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同化作用，其根本原因在于“孝”道文化。“孝”的思想始终统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

（二）古代“孝”文化的消极作用

不可否认，“孝”文化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具有封建性、愚民性和不平等性，这些时代局限性具有消极色彩。首先，儒家思想本质上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意识形态。在封建制处于上升阶段，相对于奴隶制来说，具有进步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封建阶级处于没落趋势时，儒家思想的封建性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其次，“三纲五常”的思想，其目的是为了实行愚民政策。孔子曾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代统治者也是在“孝”道思想的掩盖下，利用“孝”道思想的外衣实行封建愚民政策，为其封建统治服务；再次，儒家“孝”道思想及封建等级观念使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合法化。不平等的关系中长永远在上，幼永远在下，强调下对上，卑对尊的单项的绝对服从，增强和加剧了社会奴性。家庭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都充斥着不平等的价值观念。总之，对于古代“孝”文化的社会作用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既看到其积极的作用，也不能忽略了消极作用。

四、弘扬“孝”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的现实意义

（一）“孝”文化是调节代际关系，实现家庭和睦的一剂良药

“孝”是“众德之根、诸善之源、立身之本、齐家之宝、治国之道”。“孝”表现为尊老爱幼、父慈子“孝”、夫敬妻贤、兄友弟恭。一个和谐的家庭必然是一个有“孝”道、有爱心、有亲情的家庭。“孝”道，则是处理家庭关系的核心内容。两代人成长的时代不同，经历不同，观念不同，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有差异，因此不可避免地在代际之间存在隔阂。因此，家庭要和睦，就必须协调好代际关系，最基本的就是要传承弘扬以“孝”道为核心的尊老敬老优良传统。家庭和谐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团结，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二）“孝”文化有助于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增强全民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本内容，“推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风尚的形成，不仅能够调节和谐人际关系，更能够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协作，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我相信，强大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比想成为我国的核心竞争力，必然有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

参考文献

中国传统文化的作文篇2

隆明洋

中国的传统文化很多很多，如：中药、春节、古典乐、四大名著、神话故事、糖葫芦、毽子、古代名人、皇泽寺、明月峡……

在汉族节气中，最热闹的要数春节了。每到春节不管老老少少晚上都要聚在一起吃团圆饭。晚上八点看春节晚会，零点左右家家户户开始放烟花爆竹。这些来历是：在很久以前有个叫“年”怪兽每这天就要出来伤害人。有一位神仙说“年怕放炮，怕红色的东西。”当年看到家家户户挂红，放炮就吓得不敢来了。到了后来就演变成了今天的贴春联，放鞭炮。人们也把这天定为过年，于是这就成了风俗。

我最喜欢过年了，因为过年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去走亲访友；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也不用做作业；只要玩的不过分大人们一般都由着我们，爽快的很！随便在长辈面前发挥一下，就能获得一个大红包。

中国传统文化的作文篇3

摘要：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传统文化更是意义非凡，在整个人类发展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时刻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思想也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企业中的市场营销在企业经营中占据很高的地位，传统文化也对企业的营销起到了促进作用。本文主要全方面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然后阐述了传统文化对中国文化品牌发展的作用，最后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企业市场营销的意义和发挥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的作文篇4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档案工作；档案保管；社会体制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在封建社会中产生和形成的，必然是为封建经济和政治服务，为巩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统治服务。出于这种认识，就不难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会对中国档案文化产生消极影响。

第一，传统农耕文化。

封建私有制最突出的特征是稳定、封闭和生产力落后。由于生产力低下，社会物质财富极不丰富，从而形成了聚财、守财的小农思想意识。这种小农意识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念，衡量一种事物是否有价值，不是从对社会对人类长远利益有否意义，而是从自我的功利出发，对我近期有用的即认为有价值，对我近期无用的则认为无价值。

（1）反映在封建统治者的档案观念中则是保守、封闭、自私，为了维护皇权统治，从档案的收集、整理到利用，都带有极大的阶级局限性，违反档案工作客观规律，任意歪曲、篡改档案内容，遏制不利于皇权统治档案的形成，甚至毁灭不利于其统治的档案。在政局稳定时，“以藏为主，秘而不宣”，视作祖传珍宝，一旦政权不保，档案必被其付之一炬，使档案成为旧政权的殉葬晶，表现出十足的小农意识。

（2）档案管理人员也视管理技术和经验为看家本领，而不轻易向外传授，不可能进行横向交流，更不可能写成文章广为传播，求稳怕乱的思想，也使其不可能产生一种社会责任感，积极主动的开展档案工作。

（3）同时，一般民众由于自给自足经济的束缚，生产规模小，又被剥夺了掌握文化的权利，没有总结提高生产技术的强烈愿望，自己不可能有产生和留存档案的意识，自然也与档案无缘，出于其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也不可能产生要求朝廷开放档案的愿望，当然不会提出开放档案的要求。这又从反面促使“以藏为主，秘而不宣”思想的发展。这种封建小农意识下的档案工作必然是封闭的、保守的。

第二，“先王之典”的档案意识。

档案是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自然形成的历史记录，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应该形成档案。但在在封建社会中，档案是以治世治人的皇权统治为中心而形成的，只有皇朝的祖训祖制、先王先圣的言行记录才能作为档案收藏于皇家的档案库中，档案库中自然都是历朝皇帝及其官僚机构的官方文书和皇帝的私人著述。而在封建社会中广大劳动人民的科技发明、文化创造的丰硕成果和对自然现象的观察记录却不能受到重视，档案馆库里自然只剩下门类单一的政治性“皇家档案”，造成档案内容的严重缺项，馆藏结构极不合理。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尽管皇家档案库的馆藏不可谓不丰富，但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内容方面却又十分贫乏。档案库充其量只能完整的反映封建皇族的发展史，以皇家档案库档案为基础编写的各朝国史，实际上是封建皇族的家族史，是封建社会时期最大最完整的族谱。档案反映社会生活内容的贫乏，加剧了档案的封闭，也使档案和档案工作走向社会，为文化发展服务的进程更加艰难。

第三，封建的档案占有制。

中国封建社会实行的是封建专制制度，其经济基础是土地的国有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封建统治者以国家的名义，对土地的占有量是很大的，是封建社会中最大的地主，而广大自耕农和佃农在十分有限的土地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由于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必然形成政治上的不平等，正如马克思所需要言，“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53页）因此作为国家象征的档案自然是封建统治者的私有财产，拥有对档案的绝对权利，档案和档案工作的一切都取决于皇帝的意旨。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关于档案和档案工作的一切规定、法则，无一不是皇帝亲自颁诏和其官僚机构遵循皇帝御旨颁发的，因此，皇帝的意志是封建社会时期档案和档案工作的最高法律，这一切都不会受到任何的监督。而广大劳动人民却对档案没有丝毫的权利。这实际上表明，封建统治者在垄断了土地的同时，也垄断了广大劳动社会实践和文化创造的成果。封建社会的档案和档案工作就是建筑在这样的封建私有制的基础之上。档案的封建占有制的直接后果是，封建统治者利用对档案的特权，成为历史的代言人，以档案为文化专制统治的工具，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文化控制，极大地抑制了档案的利用和开发，是对档案这一文化财富的最大挥霍和浪费。

（1）影响了档案工作的根本目的。

（2）影响了档案工作的体制。

（3）影响了档案工作的具体进行。

（4）抑制了档案的利用和开发。

结果，中国传统档案工作只能是缓步发展，体现为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上的落后。

第四，传统思维方式。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传统的思维方式主要体现为循环论、恒久意识和变易观。

（1）农业生产的生产周期、四季的循环、社会现实中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而复始的循环，都加剧了古代人们的循环意识，常把自己封闭在一个不思突破的循环系统中。

（2）这种循环意识，又滋生了永恒意识，认为世界是悠久的、静定的。

（3）在这种思想意识下的变易观必然是一种寓变易于保守之中的变易观。

传统思维方式在档案和档案工作中的表现就是，档案必须长期保存，档案管理体制不必常变，档案管理的技术和方法也不需有太大的改变，与封闭静止的社会结构相适应，档案和档案管理也在一种恒定的，周而复始的模式中缓慢地运行，不思突破与进取。每次厄运袭来，被打破的只是档案文化的外壳，而对其深层次的结构，从未形成过大的冲击，因此它又能按原有的模式迅速地恢复。在传统的思维方式下，档案文化的发展与运行是缓慢迟滞的，总体上是静止的。封建社会中的档案工作并不需要理论的指导，靠直觉经验和口传身授，就能使档案文化得以延续。

第五，盲目自大的心理。

由于中国封建文化的早熟，对周边国家甚至西欧国家都曾产生过巨大影响，四大发明曾代表了当时世界科技的最高水平，不仅周边国家对中国文化顶礼膜拜，而且西方国家也艳羡不已，马可波罗等人的游历，使中国人的自大在外国人的赞叹声中恶性膨胀，当一个民族强大的时候，看到的往往是自己的长处，甚至把短处也看作是长处，更多的是看到别人的短处，甚至把别人的长处也看作是短处，中国人的在自大中逐渐关闭了与世界其它民族文化交流的大门，一味地陶醉于自己已有的成就之中，不思进取，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受自大心理的支配，中国的档案文化从未与世界其它民族的档案文化发展过横向交流，也未走出去了解西方档案文化发展的动态，在一个封闭的圈子内潜滋慢长，渐渐失去了活力，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必然产生强烈的排斥力量。

中国传统文化的作文篇5

本文中使用“文化”这一概念用于克罗伯和克拉孔的定义，他们把文化看成是成套的行为系统，其核心是由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的。新儒学家余英时先生认为，“这个看法同时注意到文化的整体性和历史性”。[7]走出认识中国的困惑正需要整体性和历史性。既然是一个由历史形成的整体性那它就不是单向的线性的因果联系，肯定是由多个维度或多个自变量决定的复杂的关系。“向度”即指中国文化空间的自变量。

一、向度

为中国文化空间确定座标有些类似于帕森斯结构主义社会学⑧考查社会子系统的方法，同时又是拉兹洛广义进化论[8]方法的具体应用。用这种方式分析中国文化，我们发现它的座标包括下述三者。

1．政治整合。关于什么是整合最好使用协同学的术语来进行解释。[10]一个包含若干个子系统的系统如果能实现协同效果(同步变化、行为一致)，即有序，其中必有一个子系统把其他于系统征服或称役使(slaving)，这个役使其他子系统的子系统即为序参量(ordering parameter)，它使整个系统呈现有序的方式即为役使原理(slaving principle)。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政治子系统就是这种整合社会的序参量。费正清用“中国遗产中的权力主义传统”[11]表达同一个含意。谢和耐看法与此相同：经济活动也由于政治功能的突出优势而在那里未达到过在其他文明中的那种独立性和独特性。”[12]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主张的自由主义经济，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正常运转其实就是反对一个国家以政治整合社会。

“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是以其他法则，那末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13]中国用政治整合社会的最典型的法律制度便是二元性的经济制度。自商、周的奴隶主土地国有制结体到秦汉止，中国的经济逐渐形成了二元性的结构特征：土地所有制为官田、私田并举。产业结构则是农业的家庭经营为主而手工业几乎全部由国家垄断，“故皆重盐、铁之利；而布帛交换盛行，亦皆重丝、麻的织作，无不设工官经营，独占利益。”[14]自秦一直到明清农民一直是二重人身依附关系，即地租归地主、赋役归国家。同时，税收在秦汉时期亦是两重性的，即皇室税收和国家税收分开。[15]这种二元的经济结构既增加了国家运转的经济消费又极大地滞碍了经济的发展。而且几千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垄断着人的生存权力，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非常差。人只是政治机器上的锣丝钉。这是政治整合社会的必然结果。中国政府一直没有在代议制及其相应机构中确立其合法性，既无实在的立法机构和立法程序，也无限制政府行为的法律，如宪法。意识形态成了立法的根据和政府合法性的根据。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即儒家学说或称儒教。而儒教的宗旨之一便是主张意识形态，如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张载则说得更露骨：“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16]韦伯对儒教的论述不是完全正确，但他对儒教的本质的概括可说一语破的：“儒教所要求的是对俗世及其秩序与习俗的适应，归根结底，它只不过是为受过教育的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17]儒教的这一本质决定了历代的中国政治精英集团始终对非精英的抵制以及其自身的封闭。[18]他们从历史中寻找合法性的基础就不足为怪了。因为历史是由官方史家记载的精英参与的政治事件。

2．家庭本位。“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国家或是教会组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单位。每个个人的家庭是他经济资助、安全、教育、社会交往和娱乐的主要来源。祭祖甚至是个人主要宗教活动的中心，在儒家的五种著名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三种由亲属关系所定。中国的整个伦理体系倾向于以家庭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或国家为核心。”[19]中国数千年的农村自然经济结构以及国家垄断手工业生产窒息了分工和交换的发展是形成家庭本位的结构因素。占正统地位的儒家学说对孝梯的主张是家庭本位的思想根源。众所周知，儒家对父子关系的强调是任何其他学说没有的。在孝的伦理准则中，父亲对子女的责任感和期望、子女对父亲的忠诚和报偿两者是纵向的互动关系。因此，杜维明先生的观点——儒家学说的父子关系能·产生他者意识似乎有些偏颇。[20]中国历史几干年社会动乱连续不断也是家庭本位的一大成因。“在社会混乱关系时，‘家庭’是组织人类的一种有效方式，但作为一种排他性的社会细胞，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狭隘的偏见……。”[21]家庭本位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既泛化为一些风俗也泛化为一些观念。西方人对中国风俗最大惑不解的就是祖先崇拜[22]以及由此产生的死者与生者在一个特殊的世界里的互渗关系[23]，而对那些地位尊贵和影响巨大的死者进行神化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把个人利益等同于的自私行为则是家庭本位向社会的扩展，这和“国家”概念的内涵相得益彰，强化了国家的支配地位。家庭本位和其泛化类似于一种超循环机制，越来越牢固。

3．内在超越。现代学者几乎对内在超越是中国人的精神追求达成了共识。钱穆和余英时师徒是内在超越精神的积极鼓吹者。钱穆的观点——“西方文化的最高精神是外倾的宗教精神，中国文化的最高精神是内倾的道德精神”[24]——被余英时发挥殆尽。余英时认为，中国文化把人间秩序和道德价值归源于“帝”或“天”，但对此超越源头只作肯定而不去穷究到底。与西方一直坚信的彼岸世 界相比，中国的超越世界与现实世界却不是如此泾谓分明的。因此，中国的超 越世界没有走上外在化、具体化、形式化的途径。“孟子早就说过：‘尽其心者知 其性，知其性则知天’。这是走内在超越的路，和西方外在超越成一鲜明对 照”。[25]这样，余英时就自然推出了中国人的“天人合一”、重视人伦、人的内在价 值自觉能力以及生前和死后的界限并非清楚等观念。余英时用内在超越便把 中国哲学的核心思想贯通起来了。

杜维明也把中国人的精神追求概括为内在超越，不过杜维明则更明确地指 出内在超越是一种本体论特征，“从本体论上说，一个人的自我在它自己的的现 实性范围体现着最高的超脱；自我的充分实现无需任何外在的帮助。从最终意 义上看，自我的实现就等于人与天完全合一的实现……自我实现所包含的不过 是对内在精神性的追求”。[26]杜维明还通过内在超越推导出了更丰富的政治学内 容：“既然自我实现的本体论基础和现实力量被认为是固定在人性和心灵的结构中，因此，尊重人的尊严必然被信奉为普遍意义上的平等主义。[27]当然，熟知 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杜维明的结论和事实不符。当把中国文化的向度组合起 来之后，我们会看到，中国文化不仅不能生产纯粹理性的知识，更不能生产普遍意义的平等。

二、组合

中国文化的三个座标轴，两两组合构成一个平面，共产生三个中国文化的 平面，同时，三个座标构成中国文化的三维立体空间。

1．政治整合与家庭本位的组合形成社会的自然化。诺齐克[28]在论述国家起 源的时候明确指出，国家是一种特殊的机构，它提供的特殊“商品”是保护，公民 以自己的经济成果与其交换保护。由此可见，政治在它的起点上包含着平等的 因素。从理论上讲，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只能是外在的等价交换的原则。然而，由于政府的唯一性与垄断性，又自然而然使其处于独特的位置上。

它既可以完全不顾其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基础，又可以自身制造出自我确证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形式。如果对它不加限制，它将时时刻刻产生极权、独裁、奴役和暴政。因此，人类社会的进步便是从政治作为结构信息和整合机制的社会板块中还其他社会子系统以自由。洛克阐述代议制对于政府的制约作用时他是在确立国家的合法性前提。哈耶克在其《通往奴役之路》中着力论证了政治子系统不应该是高高在上的中心指挥者，它只是和经济子系统平起平坐的交换伙伴。波普在其《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以及从曼海姆开始的在法兰克福学派臻于顶峰的意识形态理论都在向人类和历史呼吁：文化子系统应该走出政治的牢笼。政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就在于它和其他人类社会的子系统处于一种解构关系中。

中国以及所有亚细亚社会形态的国家之所以在世界性的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步履维艰、停滞甚至倒退，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国家把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确立在家庭本位的泛化上。家庭是自然造成的无法更改的秩序，它的合理性是无可置疑的，它既是一种历时的等级制度又是一种共时的等级制度。就在人类历史的轴心期中[29]，当中国人把“国”的概念由“家”的隐喻形式表达出来时，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就开始了一个社会的自然化进程，即以家庭的自然模式建立国家的政治统治模式，一国之君就是所有臣民的超血缘的父亲，而没有血缘关系的父亲的父亲只能是空间性的具有隐喻性层次的“天”了。靠天命来给权力找合法性基础只是家庭本位的隐喻和象征转换。一个地方的首长就是其人民的“父母官”。同时，中国又把提倡社会自然化的儒家学说用法律固定下来，“真正体现(中国)法律特色的是法律的儒家化——换句话说，是儒家所倡导的礼的精神和有时是礼的具体规范，被直接写入法典，与法律融合于一”。[30]如(唐律)中规定的官吏守丧其间离职的法令，一直存留到清代的“存留养亲”的法

令，儿子告发父亲处以重刑的法令，等等。中国保留着世界上最繁琐的最森严的等级之间的形式礼仪，尤其是对最高统治者——皇帝。这些传统、风俗、礼仪把社会的自然化推向顶峰，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独特的造神运动的文化基础。和西方相比，中国史前期的神话并不发达。而过了轴心期之后，中国人不停地把历史和现实的人物神化，如孔子、孟子、关公，以及历代朝庭的开拓者，都被神化。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

社会的自然化极大阻碍了人的社会化进程，中国人始终停留在列维—斯特劳斯[31]所说的人的自然化的阶段。到现在为止，中国民俗中还保留着许多文化和自然之间相互转换的具体习俗[32]，如对各种自然现象的文化解释(如慧星)，鬼神信仰，征兆信仰，择吉，风水等等，都和列维—斯特劳斯[33]论证的野性的思维十分相似。而人的自然化的典型标志则是中国人是“物种的个体”[34]，而不是社会的个体，中国人传宗接代的信念，以生殖数量战胜死亡的传统，收义子(女)、结拜等拟血缘关系的习俗，对“义”[35]的宣扬与强调，都鲜明地表征着中国人没有彻底脱离种系的观念。我们民族的历史既与现在分离，又与现在结合的现象则说明了列维—斯特劳斯笔下的野性的思维的最后一个特征——时间的可逆性。列维—斯持劳斯给野性的思维一个雅号——修补术[36]，其工具的世界是封闭的，并且这套简单的工具可以应付世界的一切情况，即以不变应万变，这就是我们的民族的思维习惯。因此，我们无法产生工程师型的现代科学。这就是李约瑟难题——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的理想答案。同时，一个自然化的人按生物方式生存，对现实化、直接性的利益肯定会垂诞三尺。

2．家庭本位与内在超越的组合形成伦理本体化。家庭本位的理性基论是人的自然化。内在超越的理性基础是人的性善论。家庭本位形成一套伦理准则。内在超越必将把这套伦理准则当成自我完善的信条。因此，孟子十分自信地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侧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对此，杜维明先生明确指出这是本体论的方式，“关于人性的完善性的设定，在经验上是不可证明的。然而，它肯定不是对那些超越理性把握范围内的东西的一种不可验证的信仰。它的地位是本体论的，因为它指出一种理解人的存在的方式”。[37]当然，这是一种伦理本体化的方式。

正如康德在其《实践理性批判》中确凿论证的那样：伦理准则具有直言律令的性质，或者说伦理准则不是一种事实判断而是价值判断，它不是“是”而是“应该”。于是，伦理本体化就不是以自我同一性为标志的自由意志显现的自在之物，而是由外在的社会规范加在人身上，具有“应该”属性的义务和责任。这样内在超越其实只具有方法论意义，即“无需任何外在的帮助”就能实现自我克制、自我反省、自我解脱、自我转移。由于伦理本体化中价值的外在属性没有给自我或主体以余地，个体的利益自然没有其位置。因此，“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食”。(论语，丑灵公)颜回就是楷模，“贤哉回也，一产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但是，却没有人考证颜回的早逝是不是这种“重天理、灭人欲”的道德牺牲品?而没有个人利益的追求肯定不会产生推动经济发展的“看不见的手”则是毫无疑义的。

建立在家庭本位和内在超越基础上的伦理本体化既能去掉个体内在价值的世界又能制造一个泛价值的事实与应该不分的世界。正统的儒家文化认为道德形而上学预设着人心的先验性，正如孟子所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寿不贰，修身以候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章句上)。这就是说仁义礼智等道德的属性在我们心中沉睡，只要我们尽心去求，便能使其复活，即心有一种内在的赋予价值的能力。同时孟子还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同上)这无非是说心这种创造价值的能力还可以扩及万物。心还是这样一种官能：“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向’。惟心之谓与!”(孟子·告子上)这类似于胡塞尔所说的意识总是和其对象共在，没有无对象的意识。于是，心便内在地同时也是外在地制造了一个泛价值的世界。这种泛价值的倾向在朱熹那里达到顶峰，以一理万殊为借口，浓缩了事实的世界和价值的世界。对此，刘述先先生早已有所论述：“朱子之病正在他之不能真正正视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二者之间的差别。……他教人即物穷理，总说一草一木，莫不有理，由这里开始，慢慢积累，久自有得。”[38]这是伦理本体化的必然结果。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中国文化不能区分纯粹理性的知识和实践理性的知识，因此，不可能有真正的知识论，当然也不可能有真正的伦理学。

伦理本体化还能产生一个更大的欺骗性，那就是人们坚信只要用道德约束的方式就能制造出明君、清官、良民。这就给政治与道德的结合大开方便之门。两者的结合一方面给统治者提供了得心应手的统治工具，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暴力和谎言运用得相得益彰，这是道德本体化的一大公害；另一方面被统治者亦被迷惑把希望寄托在有道的明君和清官身上，忽略了改变社会结构的必要性。洛克说，权力使人败坏，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败坏。这告诉我们道德是一种社会结构的产物，不加限制的权力一定会产生暴政和独裁。对此，刘述先先生也早有先见之明：“传统儒家思想最大的一个错误在，把社会的阶层秩序当作干年万世永远不改变的应然程序，于是有所谓纲常的观念。”[39]

中国传统文化的作文篇6

关键词: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楚文化；文艺创作；文艺思想：影响；文化血脉

中图分类号：J04文献标识码：A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国人传统思想及文化心理的解读，无可避免地会受到历朝历代之正统观念的影响。而正统观念的导向，正如楚学专家所指出的，历代封建王朝基于统治的需要，自古以来重儒轻道，重北轻南，重龙轻凤。长久的厚此薄彼，造成了国人对于“楚文化”认知的缺失。而这种国人自身认知的缺失，或者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的普遍盲区，也直接导致了很多汉学家的迷惘——近年来陆续有海外学者撰文，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迷惑，因为有着太多无法解释的文化现象困扰着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位偏差，尤其是对楚文化之重要地位的有意无意的忽视，是导致这些迷惑的重要原因。

一、楚文化：定位中国文化不可或缺

基于种种因由而被排斥在正统科举制度所指定的典籍之外、长期被置于文化认知盲区的楚文化，直到近现代才逐渐为人所提及。因此，其对于中国文化及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有意无意地低估乃至无视，并由此而造成了相应的研究结论上的种种误差。虽然楚文化研究人员都知道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定位中国文化的时候，目前国内仍然极少会有学者将楚文化作为其定位之标识；就更不用说海外汉学家了，或许知道楚文化的人都寥寥无几。

在论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确乎仍然是儒家文化、孔老夫子。然而事实上，楚文化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而且还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学艺术的创作，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血脉。作为文化血脉的楚文化，可以说几乎从来未曾断绝过；它深埋于中国文学艺术作品之中，其影响力之大，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文学史。

楚文化不仅对中国文艺创作的影响深远，倘若解析大量文艺作品及社会文化符号，感知深藏其间的文化血脉，亦可以清晰地看到楚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巨大影响。楚文化是定位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标识，拥有扛鼎之力道，其真正地位举足轻重。全面认知中国文化，需要了解楚文化；研究中国文学，应当充分了解楚文化。

下面，将就上述问题分别展开论述。

（一）对楚文化认知的缺失，导致偏差

在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方案中，中国文化被称之为“儒家文化”——这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遍认知。但亨廷顿并不能说明如何理解这种文化，以及可以由此得出什么结论。马克·西蒙斯认为其他人在定义中国的非西方特征上也同样不太成功。他注意到最近已难得听到“儒家学说”这个关键词，并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从宗教或意识形态来看，它与中国的现实不符。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不符呢？

如何定位中国文化，对于很多海外学者来说，或许已成为一件令人不知所措的事情。马克·西蒙斯在德国《星期日法兰克福汇报》发表的文章《迷惘在北京》非常形象地展现了他们在面对中国文化研究时的状态：迷惘。这迷惘，正是由于众多的海外学者对于中国的了解认知，往往仅限于“古代中国的儒教”和“现代中国的革命”——单是这两项竟然能够并存于中国，已经足以令许多对中国文明稍有探究精神的研究者感到疑惑不解：何以那样维护统治秩序的儒教国家，会产生这样席卷全国的彻底革命？

同样令西方部分学者感到不解的是，曾经明确反对儒教的中国政府，如今却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在全球大举兴建以儒家代表人物命名的“孔子学院”。当然，这个问题还是可以用相对比较能够让人接受的方式来解释，譬如说曾经反对传统的执政者发现传统还是很重要等等诸如此类的解读。可是西方人同时也发现：孔子学院的教学手段虽然“花样繁多”，但却“内容贫瘠”，难免让研究中国文化的人感觉不得要领。显然，这个号称孔子学院的教学机构与真正的儒家之间的差距甚大，实际教学内容似乎跟儒教也难搭界。教学内容的制定者要么是小心翼翼地在应该教什么和希望教什么之间寻找交集，要么自己也处于迷惘之中苦思冥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另外还有女性的地位问题。按照“儒家文化”男尊女卑的标准，中国女性的地位应该是非常低下的。儒教在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所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三从四德、贞节牌坊，将她们牢牢地捆缚了几千年。这甚至在近年的几个著名案例中，成为了美国人拒绝将中国女孩归还给其亲生父母带回中国的理由之一；他们认为女孩回到中国生活会面临地位卑下的悲惨人生。

但是现在终于有研究者发现并且开始承认：中国女性的事业心远远高于西方女性，中国的女性高官、企业高管的比例也明显高于西方社会。

“在中国，很少有制度性的障碍阻挠女性实现职业上的成功。因此，女性担任领导人被视为很常见的事情。如今，中国女性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比例已达21.3%，高于美国国会中的女性比例。企业管理层也同样如此，……大约五分之四的中国公司高级管理层中有女性任职，欧盟的这一数字仅为50%左右，美国则是三分之二。”①另外，中国女性在婚后也不像西方妻子那样普遍得改姓夫姓。在儒家奉为圣人之言的“不孝有三，无后（男性后代）为大”的中国，她们不仅仍然拥有独立的姓氏，还拥有孩子的冠姓权（即有权决定孩子跟母亲姓甚至随母系亲属的姓氏）——这些确乎都是矛盾中的矛盾。

美刊的文章分析说，这归因于当年那场革命。美国外交学会高级研究员伊索贝尔·科尔曼说：“的革命……但的确赋予了妇女更多权利。”认为自从毛讲了“妇女撑起半边天”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听起来，似乎仅仅是由于那场革命打破了儒教奉行了数千年的男尊女卑，而那场革命的领导者也确实被一些人视为传统中国文化的破坏者。

但是毛先生难道真的只是纯粹的传统文化的破坏者，而没有传承吗？有人注意过这个“破坏者”是在中国土生土长、酷爱《楚辞》、酷爱古典诗词曲赋的吗？众所周知，中国的执政党曾经一度激烈地反对儒教，而其对手则自诩拥戴孔孟——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固执地认为是他们在台湾省保留了所谓的“正统”中华文明。有意思的是，很少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当年逐鹿中原的时候，在这个奉行儒教几千年的国度，在这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度里，为什么成功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中国传统文化的作文篇7

关键词：传统文化；德育教育；作用

中图分类号：JO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在高职德育教育实施的过程中,除了要运用先进的教学理念、恰当的教学方法、科学的教学思路来实现德育教育的目标,还要充分的发挥传统文化在德育教育基石作用。传统文化又被称为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与沉淀下来的文化,反映一定的民族特质与民族风貌。

一、高职院校职德育教育特点

1、以职业观培养为重点

高职学生的职业观的形成是其思想道德价值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是否具有坚定的、科学的职业观,会对学生日后在职业岗位上的表现、职业生涯规划与职业理想产生很大影响。职业观教育是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是我国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职能决定的。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实践能力强、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高技能人才”,由此可以看出,培养目标中将“具有良好职业道德”作为培养目标的重要内容。学生只有树立了正确的职业观,就会激发出学习兴趣,学习动力,从而达成职业目标,摆脱学生自身“失败者”的定位。

2、注重爱国主义教育

高职学生将来会成为社会生产与建设的主力军,会是社会建设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建设生力军的爱国主义情结与坚定的爱国主义信念,会对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注重爱国主义教育是我国当前面临的国内与国际形势决定的。近些年,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取得了重大发展,这时,一些国内的分裂势力,与国外的,再也按捺不住,开始蠢蠢欲动。例如达赖集团鼓动的自焚事件频繁发生,新疆东突分子制造的惨案。国外也是同样,日本对的居心叵测,菲律宾非法射杀了台湾渔民后拒不道歉。这些事例都说明我国国内外环境依然存在很多不安全因素,那么,爱国主义教育就不能停止,反而更要加强。

3、注重诚信教育

近些年,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与全球的联系也日益紧密,很多不良的思潮涌入我国,侵蚀着我国青少年的身心。例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盛行。很多年轻人在大学毕业后没有目标,没有动力,毕业等于失业的现象比比皆是。很多年轻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甚至会挺而走险,发生这些现象,都是由于“诚信”教育的缺失。2001年由于高考作文题目为《诚信》,引发了全社会对诚信的讨论。面对当前诚信缺失的社会现状,诚信教育成为了高职德育教育的重点。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高德育职教育中的作用

1、中国传统文化在培养学生思想素质中的重要作用

（1）培养和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爱国主义情感是一种对祖国充满热爱、忠诚的感情及愿意为祖国奉献一切的情感。中国的青年一代肩负着建设祖国的重要任务，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有利于团结青年一代，更会成为鼓励当代高职生参与祖国建设的强大动力，同时，也更有利于当代高职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郑成功、戚继光、林则徐等历代爱国主义英雄身上体现的强烈爱国主义情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中起着积极的影响作用。在高职德育教育中通过宣传历史上杰出爱国人士的爱国事迹和爱国名言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激励他们为国家崛起民族复兴发愤学习，以饱满的热情参与到未来的国家建设中。

（2）培养和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社会责任是一个社会的人应该对社会承担的使命、职责、义务。不同的人因其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同，而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责任。当代高职生除了要承担普通社会成员对社会应尽的责任之外，还因为高职生的身份，对社会负有更多的特殊的责任。当代高职生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是祖国发展、民族振兴的需要。作为21世纪祖国现代化建设中坚力量的高职生，其社会责任感的强弱将直接影响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每个高职生都应该勇敢地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脚踏实地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祖国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2、中国传统文化在培养学生意志品质方面的重要作用

（1）有助于高职生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

当前许多高职生没有道德感，以自我为中心，缺少仁爱之心和感恩之心，骄傲自大、心胸狭隘，屡屡做出违背道德标准，甚至是触犯法律的事情。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文化素质低下，道德水平不够。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积累的文化底蕴对于道德情操的培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的“言忠信，行笃敬”的诚信品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心比心”的宽容品质，“自下者人必高之，自高者人必下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谦虚谨慎的思想，“容止所思言词安定”、“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彬彬有礼”的礼仪风范都是当代高职生所需要大力提升的优秀品质，在高职德育教育中通过对相关内容的关注和学习必然有助于高职生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

（2）有利于培育高职生顽强的意志和自立能力

根据大量的调查显示，当代青少年学生的意志力呈现普遍薄弱的现象，一是家庭教育的原因，近年来，我国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而且生活条件好了，很多父母都会有溺爱的现象，在家庭教育上也是紧盯着孩子的分数，而不注重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因此在客观上导致了孩子意志力薄弱的现象；二是学校教育，由于现时的教育制度仍受应试教育的影响，课堂上老师不断地灌输知识，却缺乏了对学生毅力和信念等非智力因素的培养。由于特殊的成长背景，当代高职生中的许多人缺少吃苦耐劳的毅力，独立自主性差，甚至出现了家长跟到学校照顾起居的可笑场面，培养高职生顽强的意志品质和自立能力是中国大学教育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见贤思齐，见不贤自省”的自律精神；“头悬梁、锥刺骨”、“梅花香自苦寒来”、“只要功夫深，铁柞磨成针”的刻苦钻研精神；“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志不强者不达”的自强精神，恰恰是中国高职生身上缺少的品质。在高职德育教育中，注意引导学生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自强不息的自强精神，有利于培养和锻炼高职生顽强的意志力和自立能力。

3、中国传统文化对培养和提升高职生道德素质的意义

（1）提高高职生家庭道德素质

在中国古代传统道德中，“百善孝为先”。“孝”是道德的首要内容和其他一切道德的基础和出发点。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孔子还特别强调孝的实质在于“敬”。孟子对孔子的仁孝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将之推及整个社会。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高职德育教育中积极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孝”的合理因素，培养学生在家庭关系中理解父母，尊敬父母，回报父母的优良道德品质，有利于建立和谐的家庭关系和协调的人际关系。

（2）培养爱岗敬业精神

许多高职生好高鹜远，不肯脚踏实地地面对生活，跳槽现象频现，失信于企业的现象严重。我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爱岗敬业的高尚风范，它曾激励着我们的先人们无论身处何境，都以国家兴旺为自己的努力目标，从而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做一些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族的事情。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专注统一、感恩思想，强调“术业有专攻”、“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在高职德育教育中引导高职生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专心于专业岗位建设，培养其爱岗敬业的精神。

结束语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对高职德育教育具有重要作用，是高职德育教育能否真正发挥自己的优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重要资源。在高职德育教育中我们应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对培养人才的积极作用，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之成为优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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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磊.中国传统和谐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J].当代经济，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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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贾飞.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加强高校德育建设[J].才智，2009，(27).

中国传统文化的作文篇8

    论文摘要:自油画传入中国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中国油画在几代画家的努力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西方的油画在中国经历了从过去的学习模仿到今天的融合创新，在这个过程中引人关注的是有许多的画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力图将东方的精神操合进西方的表现形式，以期创造出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油画语言。

    从刚刚落幕的第十一届全国美展油画展上，我得到了这样一个印象，即尽管还不能与西方几百年前的写实作品相比，但我国油画家的写实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由此使人产生了一个焦虑，如果画得与照片一样，那么油画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在油画布上的彩色喷绘已经流行的情况下，一些油画形式(比如写实手法)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确实令人生疑。现在的全国油画展就如一个照片临摹展，艺术的学术价值荡然无存。上个世纪中叶，西方人就声称绘画(油画)死了，现在看来不无道理，因为西方社会先进于我们，现在同样的问题也摆在我们面前。当下图像获得的廉价性和快捷性，就绘画的写实功能来说其发展的空间确实越来越小，使得以写实为目的的油画必然淡出艺术圈，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同时我们也希望看到，油画作为一门有着多元化取向与选择的艺术语言，在数码影像取代了它的写实功能以后，它能更积极地向另外的空间发展。如果说在过去的历史时期争论要画中国的油画还是要画地道的“油画”的话，现在似乎可以很明确地断言，所谓“地道的油画”，即西方写实性油画，在人类科技进步的背景下已经毫无出路了。如果还要想把“油画”保留在艺术圈，油画家不想被定性为“手艺人”而是艺术家的话，那么改革不可避免。

    其实，在西方油画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一直有大批艺术家想将它纳人中国文化的努力，减弱西方油画对现实的模仿功能来突出它的艺术性。一些独辟蹊径的中国艺术家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注人油画的尝试。

一、从油画传入中国的过程看国人改造油画的努力

    西方油画是随传教士的文化传教活动传人中国的，油画传人中国的时期最早可追溯到明朝万历年间。1579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经澳门转人广东肇庆时，带来了一批圣像油画，这也是有史记载的西方油画首次进人中国。明末清初更多的有绘画才能的西方传教士陆续进人中国，如利玛窦、郎世宁、王致诚，蒋友仁、艾启蒙、潘廷璋等，将油画在中国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在明代油画的发展已出现中西绘画融合的倾向，一些用油画颜料绘制的肖像如在澳门发现的(明代武将像》，画家就以中国式的线条勾勒外形。现遗存的明末期间绘制的澳门圣母雪地殿小教堂天主教圣经故事壁画，也用中国画勾线技法加以描绘。这些尝试了中西交融的绘画，既有西方油画材质美感，又颇具中国画人物写意神韵。可见西方的油画在传人中国之初就有中西结合的努力，同时也是中国人用自己的审美观改造西方油画的开始。而供奉于清朝宫廷的郎世宁等外国画家，则将西方绘画的技法融人中国画之中，创造出了中国画的另一个表现形式。可以看出，在中西绘画表现形式的碰撞之初就出现了互相融合的现象。

    中国20世纪初的出国留学热潮中，主要以日本、美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为主要目的地。在早期留学生名单中，系统学习西方绘画艺术的年轻人有李铁夫、冯钢百、李毅士和李叔同等，他们是中国第一批走出国门、有意识地学习西方油画体系的先行者。第二次世界战之前，法国是西方艺术的中心，也是外国留学生们向往的艺术圣地，中国留学生逐渐抛弃作为西方艺术“转述者”或“转译者”身份的日本，转而直接选择法国。这一时期留学法国的人包括了庞薰某、常玉、潘玉良、常书鸿、林风眠、徐悲鸿、吴大羽、颜文梁等学子，之后还有吴冠中、朱德群、赵无极等也在巴黎学画。

    1915年乌始光、汪亚尘、俞寄凡、刘海粟、陈抱一、沈伯尘、丁惊七位上海图画美术院教师，在上海城内西门宁康里发起创立了国内最早的一个西画研究团体—东方画会。他们试图以画会的形式，来共同研究和促进西画运动。1919年9月28日，由丁惊、刘雅农、张辰伯、杨清磐、陈晓江等六人发起组织的“天马会”成立，画会成立之时提出五大主张:一、发挥人类之特性，涵养人类之美感;二、随着时代的进化，研究艺术;三、拿“美的态度”刨作艺术，开展艺术之社会，实现美的人生;四、反对传统的艺术，模仿的艺术;五、反对以游戏态度来玩赏艺术。到1927年初会员已达二百余人，成为二十年代中国最著名的美术团体之一。当时以上海美专为中心，还有一个名为“摩社”的绘画团体，刘海粟为召集人，摩社的宗旨是“发扬固有文化，表现时代精神”，庞薰栗、倪贻德以及当时在国内艺术界已负盛名的傅雷、潘玉良都是摩社成员。而后倪贻德和庞薰栗又在摩社的基础上，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著名的现代油画艺术团体“决澜社”。

二、关于国民政府时期油画本土化的研究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美术第一次大规模遭受西方艺术观念冲击的时期，当时我国油画的发展趋势基本与国际同步并密切受西方流行艺术影响。中国的油画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画家的艺术个性不受限制的自由驰骋。留洋归国的艺术家把风行西方的现代主义样式介绍给国内，开创了中国现代美术的启蒙运动，他们传播新的思想和知识，兴建现代教育，组建各种艺术群体。从后印象主义到立体主义，塞尚、马蒂斯、毕加索、德朗、莫迪里安尼等现代派画家成为了30年代上海油画的偶像人物。

    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是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地区，激进与保守、前卫与传统、坚持国粹与全盘西化都各有一片阵地，同时也使艺术家们对艺术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一些人清醒地认识到，油画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的经验而要有本民族的精神，中国油画要在世界上有立足之地的话，绝少不了“中国的身份”。汪亚尘最早提出了“中国人的油画”这一概念，他指出:“中国人画西洋画，终究是中国人的洋画……，我更愿意拿西洋材料来作中国人的油画。”关良提出了“中国的特色”的观点，他曾经谈到:“我们的东西不能总是在追随西洋画，中国人应该表现出中国的特色”。倪贻德等一些油画家也意识到模仿西画仅仅是一种手段，要吸取西方绘画的养分来“创造自己的艺术”，指出中国油画应具有“中国精神”，“要从模仿到独立创造自己的艺术。中国的油画家要走向世界艺坛非表现‘中国的’不可，换言之就是应该表现我们民族的特征”。

    一些民国时期的油画家在油画实践中尝试注人中国式的语言，执着于油画本土化的研究。王悦之的《织布女》舍弃了光影和物体体积感，用线勾勒人物，常玉的《沙滩裸女》将马蒂斯式的造型与中国画的留白巧妙结合，并在油画的右下角以传统书画的印章形式落款。女画家关紫兰的《西湖风景》，布局方法采用中国画的散点透视，张弦、潘玉良绘画中平面化的处理，吴大羽《京剧脸谱》将德国表现主义的手法与即兴的中国写意水墨形式融为一体，林风眠的《芦雁》体现出艺术家欲将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绘画相溶的努力，刘海粟的《上海豫园九曲桥》凝重粗犷的中国式笔触、关良油画中野兽派绘画的趣味与东方意境的交融等等。另外还有一些画家的绘画形式主要受西方写实风格的影响，如李铁夫、冯钢百、徐悲鸿、吕斯百、唐一禾、卫天霖等，周碧初、沙奢、颜文梁等则受印象派较大影响。虽然这些画家的绘画里并没有直接的中国文化主张，但也在思维方式、构图处理、用笔用色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出本土油画的倾向，与西方的油画已经有了明显地区别。

    在中国油画的发展史上，这是短暂而辉煌的时期，对外交流频繁，多种艺术思想与观念并存，油画这个西方的艺术门类已经初步为中国本土文化消化。但1937年抗战爆发，中断了蓬勃发展的中国油画，艺术家的文化心态在战争的炮火中受到扭曲，才气横溢的艺术家骤然间夭折，中国文化精神的油画探索基本上就以终止。

    另外，与求新的西方艺术相比，一些中国画家痛感传统的中国画因循守旧不思变革，决心要用西方艺术来改造发展中国画。1919年赴法国留学的徐悲鸿抱着要改变中国传统绘画的困境而有意识、有选择地对西方艺术进行学习，他提出的主张是:“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可采人者融之。”他和其他艺术学子不同，对当时如火如茶的西方现代艺术毫无兴趣，一心一意研究西方的古典写实艺术。勤奋的徐悲鸿填补了中国写实油画的一段空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时期内，他与进人我国的苏联现实主义一道，将中国油画的写实技巧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改造传统中国画方面，他把西方写实艺术手法融人到中国画中，创造了新颖而独特的风格;而在油画方面，以徐悲鸿为首的写实主义油画逐渐在中国成为主流，持有不同艺术观的艺术家尽管继续他们的探索和实践，但影响甚微。

三、新中国油画民族化的讨论

    新中国成立后，虽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方针的统领下，文艺为政治服务，苏联式的写实主义独领风骚，也还有油画家要坚持创造中国式的油画，这就是延续到今还争论不休的所谓“油画民族化”的问题。

    1957年董希文在《美术》上发表了《从中国绘画的表现方法谈到油画中国风》的文章，指出:“我们的各种艺术都应该具有自己的民族风格，而关于油画，由于我们努力学习苏联及其他国家的油画经验，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产生出许多能真实地表现生活的作品，但为了使它不永远是一种外来的东西，为了使它更丰富起来，获得更多的群众更甚多喜爱，今后，我们不仅要继续掌握西洋的多种多样的油画技巧，发挥油画的多方面的性能，而且要把它吸收过来，经过消化变成自己的血液，并使其有自己的民族风格。”

    1954年莫朴在《谈学习中国绘画传统的问题》一文中谈到:“接受和发扬中国绘画优良传统，是今天所有的画家必须重视的问题。特别是从事油画的同志们更应予重视。一般搞油画的画家，总满足于油画表现能力的充分，以学像西洋绘画为能事。但这样的绘画，是不是能表现中国民族的特点呢?是不是符合于中国人民的欣赏要求呢?实际上这种油画如果发展下去，是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危险。因此，创造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油画，是重要的问题，要创造新中国的油画，画家首先就应认真地研究自己民族绘画的优良传统”。

    针对油画民族化的问题，画家罗工柳提出了几个问题:+(1)所利用的传统形式，对所表现的内容是不是矛盾，是妨碍了还是有助于内容的表现;(2)利用了传统形式，效果是在原有基础上发展和提高了还是反不如原来中国工具所表现出来的传统形式为好;(3)利用传统形式时，油画原来的好处用上了没有，油画的长处是丰富了发展了，还是削弱了;(4)最重要的是利用的结果，群众喜欢还是不喜欢。”在1956年召开的“全国油画教学会议”上，有代表指出:1、民族风格本身是逐渐形成的，不能割断历史，也非一朝一夕的突变，所以要由浅人深，不断努力学习。2、我们既要民族风格，同时也要发挥油画特点。3、油画的民族风格决不是用油画颜料来画中国画，如用单线平涂的方法去教学生是不行的。4、当掌握了油画性能和具有一定表现能力之后，应根据自己民族风俗习惯、爱好、优良传统，创作中国气派的油画风格，不能仅仅停留在西洋的表现形式上。5、要追求民族风格，必须真正理解祖国绘画现实主义传统本质。6、仍然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尤其向苏联学习。学习越好，有益无损。7、民族风格不能狭义理解。吴作人认为:“油画在中国绘画中是新放的一枝鲜花。尽管它是外来的，但是在中国艺术园地里生根，它就开始成长为中国的艺术。其实中外现实主义绘画之间存在着相通的原则。所以我们可以不怕油画和中国传统绘画之间会有不可接近的距离。”并明确地提出:“中国学派的油画，也不可能在今天定下它的规格和面貌，任何时候也不可能。个人的风格和民族的风格都是在高度水平的基础上发挥的。”国画家潘天寿则提出:“中国人画油画，要注意中国民族的特点，因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思想、感情、风俗和习惯，中国人不论画什么都应该有民族风格。”

    对一些要画地地道道、原汁原味油画的中国油画家来说，外国人的观点颇有警示的意义。苏联油画专家马克西莫夫指出:“当你在(中国美术)展览会上看到一些画的时候，你会发现，画家是那样地热衷于研究苏联艺术，以至于机械地从苏联艺术中搬用了一些东西，从这点可以证实，就是除了苏联艺术的优点以外，还有一些艺术家的缺点也带到中国艺术里了。”并且提醒道:“为了不至限于对任何人的模仿，中国的艺术家们应该更多地观察周围的生活，研究典型并且突出地表现中国人民的性格特征，构图也不要按照西欧或是苏联的一些例子，而在研究生活和对象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的独特风格和自己民族的构图。从事油画方面创作的中国艺术家们不只应该看，而且应该研究西欧的、俄国的和苏联艺术的典范作品，同时也不要拒绝从中国的民族风格中吸收一些技巧的因素。”

    与艺术讨论的同时，油画家们在创作实践中积极进行着中国式油画语言的探索，如董希文的《开国大典》、《春到西藏》，吴作人的《齐白石像》，罗工柳《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等。而真正意义上接近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内涵的油画实践要属林风眠体系的艺术家。

四、林风眠体系的艺术家在油画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实践

    林风眠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绘画开拓者，他主张中西艺术相互融合，他的艺术思想成就了一批当时年轻的艺术家。但林风眠的贡献显然在西方艺术对中国传统绘画的革新上，他的主要作品是运用了自塞尚以后的现代主义形式，从而给传统的中国画注人了一股清新之风，如他的戏曲人物“芦花荡”在宣纸水墨的表达方式中借鉴了立体派的形式语言;在水墨画《秋艳》里大胆使用野兽派的色彩，并率先在中国画中使用方形构图、西方式的空间透视，林风眠一生都在致力于在作品中融合东西方艺术精神的试验和探索，他的学生朱德群、赵无极、吴冠中传承和发展了他的艺术观念。

    吴冠中先生将毕生精力用于将中国民族精神改造西方油画的实验上，他的绘画力图通过形式美的表象来传达东方的意境和审美。艺术表达的进程基本可分为三步，即模仿学习阶段、形式表现阶段和精神传达阶段，也是一个物质上去繁就简、精神上不断升华的过程，吴冠中的油画舍弃不必要的光影和繁琐的细节变化，运用中国传统绘画大幅留白的手法、充分考虑点、线、面在画面中的布局，营造了油画形式的东方式话语。吴冠中有着深厚的国学修养，诗歌、散文、书法方面知识的积淀使得他的油画语言典雅清新如水墨写意一气呵成。朱德群、赵无极两位艺术家与吴冠中一样都是林风眠的学生，同时去法国留学，艺术倾向一致。但吴冠中由于留学后即回国，一直感受体验着中国的本土文化，所作作品更多具有草根文化性质;朱德群、赵无极的绘画作品则是在西方绘画的框架之上有意识的吸取中国文化的营养，他们的作品是具有东方意味的抽象表现主义，讲究宏大的气势、惊人的视觉震撼。赵无极的绘画作品立意于中国山水，十分讲究构图布局，收、放有节;朱德群则特别重视笔触表现，将中国书法的“写”融人到西方的抽象表现形式中，酣畅淋漓、挥洒自如。西方抽象表现的笔触与画面的运笔痕迹往往是激情的体现而止于视觉的体验，而中国书法的笔触却能给人与意境的联想，自形式而内容而精神，比西方的表现方式更增加了哲学层面的意义。

    朱德群、赵无极的共同点是，他们绘画中具有西方的“光”，他们用光营造画面的视觉中心。光是西方绘画的特点，由光产生影而显出明暗是中国传统绘画要极力回避的，这也看出他们与吴冠中绘画的不同，吴冠中画面的视觉中心由形象组成，由面的黑白或线的疏密衬托与挤压而成。色彩也是朱德群、赵无极画面的重要形成因素，如赵无极作于 1959-1971年的《9. 5. 59一8. 1.71))，浓艳厚重的、高纯度的朱红色以占画面百分之六十的面积倾注到2米左右的画幅上，在暖棕、微黑色调的衬托下，显示出惊心动魄的巨大力量，色彩与色彩面积之间天衣无缝的衔接，似山非山、似水非水的模糊肌理使得它更具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意境;色彩在朱德群的抽象绘画里表现的如星光一样灿烂辉煌，他是控制色彩对比与和谐的大师。《宁静》是他蓝色绘画系列里的其中一幅作品，大面积的群青和钻蓝形成了画面的主调，粉绿、柠檬黄的小色块分怖其间，白色似空气、似河流笼罩于上，夹杂着血一样的红色块的黑色区域蔓延着侵蚀那纯净的蓝色。

    朱德群、赵无极、吴冠中师从林风眠的艺术精神，受西方现代语言滋润但却根置于唐、宋、元、明、清及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朱德群在回国办展时深有感触地表达了他对祖国传统文化的向往:“我觉得中国绘画，最近于抽象画。中国唐宋，范宽、李唐，或者其他的画家，他们画的东西，与自然有很大的距离。这个距离，就是抽象的意义在里面。不过中国人没有讲出来就是。我的画越趋于无形，我就越接近中国唐宋的绘画思想。我再三地说过，我的抽象是属于中国的，属于中国传统的唐宋年代的山水。我是越画越抽象，反过来也越来越接近我自己的中国文化，也就越来越深地感觉到中国文化的深厚的底蕴……”。早年就去法国学画的赵无极则是在西方重新发现了中国，他说:“如果在我成为艺术家的过程中不能否定巴黎的影响，我认为有必要同时指出，随着我的人格逐步确定下来，我也逐渐重新发现了中国。我最近的画作正呈现了与生俱来的中国本质”。油画呈现出中国元素不是一个形式问题，而是体现在它的精神内核。

五、中国的油画需要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

    油画是外来的绘画种类，是国际性的绘画传达媒介，它有其它绘画材料无法企及的表达优势，在不断出现的新艺术样式的挤压下仍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但它需要更新。中国的油画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而我们宏大的民族文化宝库便是中国油画发展的基石。

    东西方艺术本是两条轨道上的车，有着完全不同的思维和表现语言，20世纪以来随着世界进步才有了广泛而深人的交流。对于我国来说，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一直是西风压到东风。在美术上，近现代中国美术史基本上也是不断引人西方绘画方法、艺术理念的历史，其中包括前苏联的影响，事实上，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运行西方的思维方式和西方的价值观，我们抛弃了优秀的文化传统，肤浅的学习了西方艺术的皮毛。个体的特殊往往在共同体形成趋势时才显现出，在当下艺术全球化、国际化的语境下，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语言更凸显出其重要性。

    中国传统美学对于绘画艺术性的阐述远远早于西方。当东晋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的绘画理论时，欧洲美学还停留在亚里士多德“模仿论”的时代，在有关艺术创造性方的认识比中国的传统美学晚了十几个世纪。西方(欧洲)艺术自古希腊开始一直是模仿性的，直到二十世纪初以克罗齐为代表的表现主义美学颠覆了古典美学的理论以后，西方的艺术发展才有了质的飞跃。西方写实油画是科学观察、理性表达的产物，中国传统绘画更多地强调“神、气、韵、意”，中国传统美学观与绘画理论影响和造就了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辉煌灿烂，诗、书、画、乐一体使得中国的画家本人同时具有诗人、文学家、理论家、哲学家的文化修养，而西方人则更多倾向于物理的、科学的研究，所以西方人在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我们。

    我国古代艺术理论精辟地阐述了艺术的本质与目的。这些思想精华，主要特点体现在艺术思维方面，强调综合性与整体性;在对客体再现的问题上，不强调模仿外形而强调神、气、道;在艺术表现上强调人的主观作用，强调艺术家通过观物而产生的悟性，追求作品的意境、神韵、空灵与气感。

    中西艺术观的不同在于，一，西方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对立，强调主客二分，而中国传统文化则强调其中的和谐，强调天人和一、心物交融的观点;二，西方艺术理论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侧重于写实和客观描写也就是强调模仿，而中国艺术理论以道德哲学为基础，侧重于写意和主观表现，突出主体的人格力量，注重情感和精神的表达;三，在理论形态上，西方的传统艺术理论强调科学实证精神，注重概念、推理的严密逻辑性，中国传统艺术理论则强调自我体验，注重经验传递，往往在艺术作品中是笔不到意到、语不达而情达，引发联想。

    改革开放之后，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自由的学术氛围使我国的油画水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各种风格并头齐驱，但占主流的依然是写实主义。国内众多的油画家的目光紧紧锁住西方博物馆里几百年前写实大师的作品，孜孜不倦地钻研大师们的油画写实技巧，誓与他们一比高下。我们知道，艺术一旦成为模式后便难有创造的空间，而写实油画有着一套十分齐全而有效的体系，在今天而言，它的技术成分多于艺术的成分，商品的属性高于学术的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的作文篇9

【论文摘 要】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关系密切，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在构建多层企业文化中，以“忠”为本构建企业文化内层的“魂文化”、以“仁”为本构建企业文化中层的“法文化”、以“信”为本构建企业文化外层的“形文化”的作用巨大。以“五常”为核心构建同心圆文化是企业文化建设需要。

中国传统文化是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内容特别丰富，包括儒家、道家、法家、佛家等较多的文化形态，其中的核心内容是儒家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是今天构建多层企业文化的一个超大宝库。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关系

企业文化始于国外，进入中国后便跳出了西方管理理论的局限而融入中国文化体系中，逐步完成了企业文化的中国化过程。胡平在《企业文化》一书的序言中指出：“中国的企业文化在与国际交流中最有生命力的还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那部分。要想发展、繁荣中国的企业文化，需要我们把好的传统继承下来，并在实践的过程中创新，实现文化的对接和超越。”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文化具有影响力，企业文化能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主要是两者功能上具有相似性、作用上具有相互性两大方面原因。

（一）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两者功能上的相似性

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同属文化的范畴，两者功能上相似性特征明显。文化的概念非常广泛，难下一个精确定义，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在类别和层次上也不可能划一起，但两者共性较多，特别是在道德规范层面，双方的要求基本一致。2002年的8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工商银行哈尔滨雷锋储蓄所，推出了“雷锋形象永相伴，客户需求记在心”的服务理念。雷锋是为大家做好事的典型，储蓄所与储户联系密切，把雷锋精神与工行理念结合起来的创新服务观念，实际上是对员工的具体要求，就是要为储户着想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与儒家提倡的“爱人”（《论语·颜渊》）中对人要爱的要求，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从这个例子，体现了企业文化和传统文化道德规范上对人的共同要求。

（二）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彼此作用上的相互性

外国企业文化进入我国后，能较快融入我国文化体系、焕发出强劲的生命力，与生存的土壤和与主宰生存土壤的传统文化作用上的相互性密切相关。首先，传统文化能为企业文化生存提供合适土壤。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对企业文化构建的影响客观存在，浓郁传统文化的土壤，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人，这些为企业文化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其次，企业文化发展可从传统文化中获取必要的成分。在数千年占据着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深刻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制约着今天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像儒家提倡的“仁”等观念思想，对企业文化发展可以起到较大影响。再者，企业文化为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有效载体。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漫长历史中积淀的丰富内容要有效的途径传承下去，需要较多的途径，企业文化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构建多层企业文化中的作用

企业文化是由核心层、中间层和层构成的多层次的系统，要构建好这具有多层次结构及关联错综复杂的系统，就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

（一）企业文化的多层结构

企业文化作为多层次的错综复杂的系统，要形象地看实际上就是一个“同心圆”，提出该模型的是加拿大的佩格·纽豪热、佩·本德和科可·斯特姆斯伯格。同心圆模型中内层圆是核心，它是以国家政治方针、行业政策和企业价值观为宗旨的理念文化层面，简称“魂文化”；中层圆是保证，它是以国际惯例、行业法律法规和企业规章规范为内容的承上启下的制度文化层面，简称“法文化”；外层圆是基础，它是以市场认同为目标的产品文化、环境文化和服务文化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象文化层面，简称“形文化”。构建企业文化同心圆模型，等于打通了企业文化的脉络，该脉络犹似一张大网，把企业的管理、生产、流通、服务等部门紧紧网住，使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能发挥它本身的作用。

（二）传统文化在构建多层企业文化中的作用

历史上，“仁、义、礼、智、信”在国家稳定、发展上作用巨大。“五常”是个人应该具备的五种基本常识，这对人要求的道德规范，是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五常的核心是“仁”，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等等方面内容，它所具有功能，在构建现代企业的多层文化中能发挥多方面作用。

1.导向、激励作用。以“忠”为本构建企业文化内层的“魂文化”，发挥传统文化的“导向、激励”作用。“忠，敬也，尽心曰忠。”（《说文解字》）这就是说对别人尽心尽力为“忠”，对于“忠”，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这是曾子对孔子的评价，说老师的道就是忠恕。如“子曰：君子……主忠信”（《论语·学而》》），孔子意思是说对人要以“忠、信”两种道德为主。关于忠，孙中山说：“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孙中山选集》）孙中山转化了忠的对象，将忠于皇上转为忠于国家和人民。在中国，无数在忠于国家精神感召下的人士，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的情怀，为民族献出毕生的精力、生命。民族英雄岳飞，英雄雷锋，好干部焦裕禄，科技精英钱学森等等，这些英雄人物又激励无数后来者，加入到为国尽忠的队伍，奉献精力才华。企业文化同心圆最里面那层为“魂文化”，即“精神文化层”，内层的内容以国家政治方针、行业政策和企业价值观为宗旨的理念，兼容了国家的发展观、企业的价值观和员工的事业观。企业理念体系是同心圆文化的核心内容，通常以企业精神、企业哲学、企业信条等来体现的。

构建“魂文化”实际是铸造企业经营理念，理念是一个企业的灵魂。在企业灵魂铸造中，要融入传统文化精髓，将“忠”的理念注入其中，发挥传统文化 “导向、激励”作用，引导员工忠于国家、企业，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

著名企业海尔，它的企业文化内层主要由“海尔理念、海尔精神、海尔目标”组成的，海尔精神的内容是“敬业报国、追求卓越”，巧妙的融入了“忠”的理念，渗透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的志士精神。

成功企业具有独特企业文化。百年企业华新水泥，“诚信、奉献、业绩、创新”是它的核心价值观，这融国家发展观、企业的价值观和员工事业观内容于一体的八个字里，完整再现了儒家“诚信”主张、一样融入了“忠”的理念。

可以看出，融入传统文化精髓的海尔精神“敬业报国、追求卓越”和华新水泥的核心价值观“诚信、奉献、业绩、创新”，分别深入了两个企业员工的内心，为员工指明了为国尽“忠”和“忠”于企业的人生方向，充分激励了员工奋发努力情怀。海尔的成功和“华新”品牌永不陨落，企业文化起到了关键作用。

还有中国移动公司“正德厚生、臻于至善”的核心价值观，完全是古为今用的成功典范。现代企业构建企业“魂文化”，融入传统文化精髓是个正确选择。

2.凝聚、关爱作用。以“仁”为本构建企业文化中层的“法文化”，发挥传统文化的“凝聚、关爱”作用。“仁”本意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两个人一起为“仁”，大家都是人，把人当人看。历代的有识之士强调人要有仁爱之心。世界上几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独立于世，与儒家建立的以“仁”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分不开，强调“仁者爱人”的做人信条，它产生的凝聚力是无穷的。

中层圆“法文化”是“制度文化层”，就是企业要构造的制度体系。以“仁”为本也是以“人”为本，强调在“法文化”建设中要具有人性化理念。古代的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里体现出“百姓”的地位高于“社稷”“君”的观点，强调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企业制度文化构建，主要包括领导体制、组织机构、管理制度三个方面。构建企业文化除正确的理念外，少不了“法文化”的保证作用。“法文化”“作为同心圆模式的关键环节，它是以国际惯例、行业法律法规和企业规章规范为内容的承上启下的制度文化层面，对上体现着企业理念，对下制约着员工行为，对外平衡着企业与社会、与客户的关系。”尽快建立符合国家、企业、职工实情，适应时代需求的经营等机制，是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必然要求。

华为是我国民企的龙头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电信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第二大电信基站设备供应商，职工人数11万。这么大的跨国企业，任正非1987年创业时是个20多人的小企业，20多年时间达到世界级规模大企业，是当今的奇迹。奇迹背后是华为总裁任正非非凡的智慧和他创建的独特的企业文化。

《华为基本法》第四条：“爱祖国、爱人民、爱事业和爱生活是我们凝聚力的源泉。”第六十八条“公司保证在经济景气时期与事业发展良好阶段，员工的人均年收入高于区域行业相应的最高水平。”

华为承诺兑现了。“华为2010年年报显示，公司在雇员费用这块的支出是306亿元，以华为11万员工计算，其员工平均年薪近28万元”（《第一财经日报》）。“这306亿元还不包括股票分红，华为职工有6.5万人持有公司股票，2010年分红118亿元”（《第一财经日报》），股票这一块收益非常丰厚。华为职工工资加股红两项收益，远远超出一般的企业职工收入的数倍或十几倍。

任正非认为“仁爱”是凝聚力的源泉，旗帜鲜明的将“仁者爱人”的思想融入到了企业文化中，在“仁爱”力量感召下，上下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职工爱自己企业、岗位拼命工作，企业全方位关爱职工、高收入回报职工；职工得到实惠后，更加拼命工作。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华为创造了中国速度。

现代企业以“仁”为本构建企业“法文化”，将人性化的关爱融入制度、规章等建设中，能将传统文化的“凝聚、关爱”作用最大化，使精神力量外化为强大的动力，为企业的发展做贡献。

3.约束、示范、警醒作用。以“信”为本构建企业文化外层的“形文化”，发挥传统文化的“约束、示范、警醒”作用。信，过去指传话的，信得过的人才有资格传话。“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意思是一个人没有信用不知他怎么立足。讲信用是大家做人的立身之本、国家的立国之本。

《史记·商君列传》里记载了“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说是战国时商鞅要在秦国推行变法，怕别人不信、不支持，就在秦国都城南门外立一根木头，说谁把木头搬到北门，赏十金。一个人真的把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追加赏金给那人五十金。这一举动，使人们感到商鞅是个说话算数的人，讲信用的人，他的新法获得了大家的信任支持，在秦国很快全面推广了。

《史记·周本纪》里有个“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周幽王宠妃褒姒不笑，周幽王为博取褒姒欢笑，数次点燃骊山烽火台上的柴草和狼粪，狼烟四起，各地诸侯以为军情急带兵来救，结果数次上当受骗。后来真的军情紧急，燃狼烟，诸侯怕受骗不来救了，西戎兵马入城杀死周幽王，抢走了褒娰，还放火烧了宫殿，周幽王的不诚信带给自己灭顶祸灾。

以上事例看出：古人坚守“诚信”，以此约束自己，为后人做出了示范表率；古人抛弃“诚信”，为后人立下一面警醒的镜子。外层圆“形文化”是“物质文化层”，建设该文化层就是要塑造企业品牌形象。外层是以物质形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表层企业文化，由职工创造的产品和各种物质设施构成的器物文化，主要包括企业的产品、包装、服务等方面内容。企业品牌形象塑造，任务很艰巨，但“诚信”是企业应永远坚守的经营之道。

我国“海尔砸冰箱”的故事，家喻户晓，1985年厂长张瑞敏把76台存在质量问题的冰箱当众砸毁。他知道，诚信和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立于不败的是优质产品。他砸出了新天地，今天海尔已成为跨国企业、世界最大的家电企业。

企业如果缺乏诚信，它无法生存。老企业“三鹿奶粉”的消失就是铁证。

华新水泥是中国名牌产品，长江上的大桥基本是华新水泥做的，还有中国、世界一些重点工程都用的华新水泥，用户认可华新产品是认可华新这个百年品牌，品牌背后是过硬的产品。然而，曾经一个时期，当华新改为“东风”后，重要客户都丢失了，恢复华新后，丢失的客户才回来。这说明品牌的重要。

“形文化”是把精神变成物质、把制度变成行为，直接创造效益和财富的文化层面。但业务本身不是文化，贯穿业务之中的经营谋略、营销策略、服务技巧等才是我们需要塑造的文化。

企业建设好企业文化是时代的需要，自身内在需求，企业构建同心圆文化的最高境界：具有主导产品与优质服务、凸显人才素质与企业实力等综合的品牌形象，这是构建同心圆模式的终极目的。一个企业要达到这终极目的，企业就要运用好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融入到内、中、外三层的文化建设中去，真正建设内外一体的同心圆文化，企业才能做大做强，走向世界。

参 考 文 献

[1]胡平.企业文化[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2]宋宝昌.企业文化的同心圆模式[j].北京：企业文化.2003.（12）

[3]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百年华新文化馆[ol].黄石：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网首页（2012-4-28）

中国传统文化的作文篇10

在当今世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广告设计越来越机械化、模式化；而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下，广告的持续发展必然要求设计家要突破各种常规，在注意信息传达功能的同时，更应该注重独特风格的发展，用富有创意的设计去打动消费者的心。于是人们发现，将情感融和到设计之中，广告会获得更易打动人心的力量。其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国，每个人在其成长的过程中都受到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感染，人们在传统文化中受到最为单纯、最为原始的温暖人性，因此，在广告设计作品中，如果能巧妙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会使人倍感亲切、温馨、信任，从而在心灵上引起共鸣，激发消费者消费的欲望。现代广告设计只有真正引起消费者的情感共鸣，才能实现最佳的广告效果。

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到现代广告设计中去?其作用又有哪些?这自然不是简单的问题，对于传统文化我们是照搬照抄，还是将传统文化放置一边，不予理睬?笔者认为好的设计应着重于人与人、人与空间和人与自然的融合上，是对传统文化的再创造。而这种再创造是在理解的基础上，用现代的审美观对传统的一些元素加以改造、提炼和运用，使其更富有时代的特征：或者把传统的造型方法与表现形式运用到现代设计中来表达设计的理念，体现民族个性，这是对传统文化再创造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广告设计的融合作用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广告设计构图的作用

所谓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几千年文化发展史中在特定的自然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积累和流传下来，并且至今仍在影响着当今文化的“活”的中国古代文化，这些文化又包含了国画、剪纸、建筑、皮影、雕刻等等。而传统文化又与广告有着不解之缘，两者在构图上的融和关键在于广告设计中传统美学的审美性。之前我们说过；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古国，每个人都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这必然导致我们对“美”的崇拜和追求观念不同与西方国家，形成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独色的广告作品。因此，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性影响着广告设计作品中“美”的体现，也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我们都知道广告设计是属于“瞬间艺术”，人们驻足于前的时间短，视线集中的程度有限，要想在这苛刻的条件下给人留有印象，广告的设计就不能太过于复杂，必须要做到一目了然，简洁明确，使人在一瞬之间、一定距离外能看清楚所要宣传的事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广告的设计总是尽可能采取假定的设计手法，将不同时间、空间发生的活动组合在一起，并经常运用象征手法，启发人们的联想来吸引消费者。所以在广告构图中，要突出重点，就要删去次要的细节，甚至是背景。这种设计手法与国画处理构图的手法一致。例如：在国画构图中要求“以一当十”、“以少胜多”的精炼：或者“计白当黑”、“无画处皆成妙境”的简洁；“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对比关系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现代广告设计中，构图要概括集中，突出醒目地表达所要宣传的事物，表现物与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赋予画面更广泛的含义并使人们在有限的画面中能联想到更广阔的生活，感受到新的意义。我们只有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合到现代广告设计的理念中去，才能使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广告设计真正的融为一体，从而增强广告设计的传播效率与文化艺术意蕴。另外，传统文化与现代广告设计的融和还可以有效增加广告的附加价值，传统文化由于自身特有的功能性和特殊的文化底蕴，本身就具有“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价值，这种价值可以在现代广告设计中起到增强附加价值的作用。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广告设计构思的作用

在现代广告设计中，我们在跟随西方现代设计潮流的时候，已不满足于纯粹跟随，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探索，并应用传统文化的构思方法来结合现代广告设计，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及自身的文化内涵，把握并创造出具有东方特色的广告设计作品。广告设计是一种“瞬间艺术”，好的广告作品不仅要让人“一目了然”，还要“一见倾心”，为它所吸引，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要求在广告设计中要具备精湛的构思。清代一位学者曾说过，一幅画“与其令人爱，不如使人思”，好的广告设计作品也是如此。它要让人联想、引起人的美好愿望、表现意境，就要有手段，我们称之为“意匠”。如：“独具匠心”指的就是别人没有想到的你想到了，这也是在广告设计中我们经常提到的一种构思方法。“意匠”具体说来就是选材(先取最精粹部分)、剪裁(去污存清)、夸张(强调形象的特征)、经营位置(构图)、表现(选项用恰当的技法)等，而这一切，恰恰是我国广告设计者最为常用的构思手段。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广告设计内容的作用

传统文化是现代广告传播成功的基础，而现代广告传播则是因为传统文化的滋养才具备了强劲的精神发散效力，“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广告同样适用。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怎样在广告设计的内容上体现传统文化的精髓??这是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一个“意”字开始，广告设计内容上的意字，指的是传统文化所要表达的意蕴，也是意味深长之意。“意”是传统文化在内容设计上的关键，也适合于现代广告设计所提出的吉祥如意的设计理念，更符合中国人在广告设计上的要求。例如：脑白金的广告语“今年孝敬咱爸妈，送礼还送脑白金”、“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还收脑白金”，就是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意”的理解。中国自古就有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的传统美德，“脑白金”定位成一种礼品，并且是一种能带给人健康的礼品，极力宣传送礼更要送健康的“意”念。这个观念定位恰好顺应了中国的传统，为广大消费者所能接受，从而有效地树立了企业、品牌形象。整个广告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有强烈的现代气息，既符合了广告主的要求，又达到了准确的广告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