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务十篇

公司法务篇1

现实生活当然要“现实”一点。作为专业性相对较强的职业分类，法学毕业生一般有进律所和去公司做法务两种选择，两者之间的区别很类似我们曾经讨论过的财务类职位（详见《第一财经周刊》2013年1月21日刊《事务所还是财务部？》）。

所以我们这次的重点放在了如何在大公司做具体的法务工作上。华特迪士尼亚太区副首席区域法律顾问卢志安认为不管是待在律师事务所，还是在公司做法务，其实都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他本人在2001年加入迪士尼之前，曾经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了8年。“如果是在律所，基本没有自己的时间。这还不像‘四大’，有所谓的‘忙季’”，他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但在公司的话就相对没有那么高负荷，也比较有计划性，只不过作为一个支持部门，要做到让所有部门都满意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尽管看上去是一个在条条框框内做事的岗位，但做法务也同样需要用创意的思维去思考商业实践的问题。“说服能力和感染力也非常需要，”罗迈国际商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合伙人曹迪说，“只有这样，你才能在谈判中为公司争取到更多的利益。”

此外，法务工作有一个最新趋势是“从一个商业Idea开始形成就介入，之后服务于商业过程中的每个环节”。这意味着法务需要熟悉公司的所有业务，也就是有更多日常的Paper Work。“这些工作很枯燥，但你还是要做到足够严谨。”智联招聘高级职业顾问邹莉欣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他们的谨慎甚至表现在求职上，罗迈国际最新的一份数据显示，过去6个月内在网上更新简历比例的行业排名中，法务排在倒数第三。

此外，可能也很少有职位能像法务这样有如此清晰的两条路径，要么就是在律师事务所做到合伙人的位置，要么就是在公司做到Top管理层，可以转行的方向很有限。接受我们采访的职场专家虽然提供了几个诸如“合规（检查公司内是否有违反行业操守或者法律法规）”、“外汇交易”这样的尝试方向，但同时也表示从职业发展前景来看，其实未必比法务本身更好。

那么，大公司的法务部到底都做什么？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法务？《第一财经周刊》采访了华特迪士尼法务高管卢志安、罗迈国际合伙人曹迪以及智联招聘顾问邹莉欣，从不同角度解读这个职位。

职位行情

竞争指数

根据邹莉欣提供的数据，在整个智联招聘竞争指数排行榜中，法务排在第12位，属于竞争指数比较高的职位，平均1个职位会收到31份简历。其中，竞争最为激烈的是法律专员和法务助理这类初级岗位，竞争指数为49，主管类为37。2013年3月新增法务职位1000多个，而同时期销售类为19万个，所有行业平均新增为1万个。

从猎头方的角度来说，罗迈国际合伙人曹迪发现，这几年法务人才的需求在不断增长，一方面是因为外企在中国的扩张，出于团队建设的需要，法务在职能方向上分的越来越细。“五六年前，可能一个首席法务就够，但现在不行。”曹迪说。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设法务部。罗迈国际2013年1月至3月针对2000多人的一份调查显示，按照换工作意愿强烈程度排名，法务排在倒数第五，但2012年法务的成功跳槽率为41.69%，在所有行业中排名第一。“从我的接触经历看，做法务的都很谨慎，他们不太会主动跳槽，一般是猎头找到他们，整个跳槽的过程也很谨慎。”曹迪说。

热门职位

目前企业需求很大的法务职位包括两类，一类是与国际商务法相关的职位，主要涉及融资并购、商务谈判等项目。另一类是与知识产权法相关的职位，也就是大家所理解的专利，涉及到自主研发、专利申请、产权分配、产品归属等法律问题。

薪酬曲线

在不同的律师事务所和不同企业中，法务薪酬待遇也不一样。曹迪告诉《第一财经周刊》，法务职位在这3年的薪酬增长比较稳定，年增长比率大概在8%至10%。对于本科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一般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月薪起薪在8000元至1万元，一些顶级的律师事务所在1万元至1.5万元，而硕士的话，则在1万元至2万元之间。

而智联招聘的数据库中，邹莉欣说大学生刚入行的平均薪酬在3000元至5000元，他们在简历中对薪酬的期待并不算很高。

工作内容

公司里的法务职位，其主要工作并不是去解决出现了的问题，而是把大量的工作时间都用在Paper Work上，比如起草合同、审核等，基本上企业的所有部门都需要法务支持。卢志安说，从功能上划分的话，大公司的法务应该主要分成三大块。

法律服务功能

有越来越多的公司意识到法务的重要性，最近几年的一个新趋势是法务在公司新业务的创办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就是从一个Idea就开始介入，比如说最初迪士尼计划创办迪士尼英语的时候，面临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是建立一个新公司，还是延伸出一个新的业务部门？“这时候就需要法务部门从迪士尼现有的知识产权和产品结构上给出建议。”卢志安说。之后从新产品开发到上市、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到为不同业务获得相应执照，法务都需要全程服务，它们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保护品牌。

监管功能

这同样是最近几年越来越频繁地被提出并受到重视的方向，被媒体曝光的一些诸如公司行贿丑闻、企业内部腐败、被证监会罚款等事件都跟公司监管缺失相关。法务必须要做好监管方面的工作，为公司能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支持。

和律师事务所的沟通

以迪士尼为例，它们和律所的合作是以项目为导向，主要是在遇到收购兼并、企业重组，以及诉讼方面的事务时找律所。因为短时间内要看大量文件，比如收购兼并，涉及到股权转让、公司负债状况等，“我们称之为审慎调查。”卢志安说，而在诉讼上，因为涉及到很强的专业性，所以更需要律师的经验。

职业发展路径

在律所

法务有两条很清晰的职业路径，一种是在律师事务所一直做到合伙人。“而能不能做到合伙人的一个最大的指标就是你手上是不是有大客户。”曹迪说。

在大公司

第二种就是在公司做法务做到公司管理层。“很多人从律所跳到企业，看重的其实并不是薪水，而是工作和生活的相对平衡。”曹迪说。

以卢志安自己为例，他在2001年加入迪士尼，平均每2年有一次升职。需要了解的一点是，在迪士尼，法务并不向公司运营管理层汇报，比如说卢志安直接汇报的对象是迪士尼总部首席全球法律顾问和主要负责监管的首席合规官，而最高的Title就是迪士尼全球高级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

能力要求

说服能力

首先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也就是用所有人都能听得懂的语言去解释法律问题。“你不能跟你的客户或者老板说，根据什么法第几条。”曹迪说，紧接着你就需要告诉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可以而那样做就不可以。“有时候两种方案看上去差不多，你要让他们明白差别在哪里。”

而在公司兼并和并购项目中会涉及到很多法律相关问题，不管你是收购方还是被收购方，谈判和说服能力都非常重要，它直接关系到你能够为公司和员工争取到多少利益。

商业头脑

近几年公司的法务不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职能，以迪士尼为例，公司法务部还担负着建立新业务的责任。“现在基本上是从业务部门有一个Business Idea时，我们就开始介入了，”卢志安说，“你必须从商业的思维去给予符合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建议，而不仅仅是只确保它做到合法。”

创意思维

比起懂法，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应用法律，这同样需要一些策略和创意。“当然，它并非说你可以天马行空，更多的是在技巧方面。”卢志安觉得哪怕你对法律条款烂熟于心也不意味着你就能够解决问题。所以，他认为一个优秀的法务或者律师应该做到给老板或者客户明确的意见，而不是“如果你选A方案，会有哪些利弊；如果选B方案，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更多的人想知道的是他们到底该选哪一个。法务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在里面，告诉他们，“站在你的立场上，我觉得你应该选A或者应该选B。”而老板和客户最终是否接受你的建议就是他们的事情了。

严谨细致

“有些小细节可能其他人不会注意到，或者是看到了也不怎么当回事，”邹莉欣说，“但到了你这儿，你就需要能够看出端倪。”很多风险都是潜伏在某个细微之处，但爆发出来的影响往往是巨大的。法务必须要严谨细致，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做好风险规避。

给律师的一个建议

律师执照，尤其是像美国和英国这些国外的律师执照，对法务的薪水影响非常明显，“平均会有8000到3万的区别”，曹迪说。她的建议是如果本科学法律，可以先考一个国内的律师执照，在律师事务所待上1到2年的时间，之后去海外读一个硕士，并考取当地的律师执照，这个执照含金量很高的地方在于，你不仅要通过纸面上的测试，还需要1年律师事务所的实操经验才能获取。所以取得这个证书再回到国内去一些有“魔圈（Magic Circle）”*之称的国际知名律所工作的话，一开始就可能会是2.5万的起薪。

卢志安

华特迪士尼亚太区副首席区域法律顾问

C =CBNweekly L =卢志安

C：您对新入行的律师有什么建议？

公司法务篇2

我国的基金业刚刚起步，与之相应的法律法规付诸阙如，监管体制急待完善，相关法律专题研究在理论深度上还十分欠缺。由此导致目前基金业的发展中存在诸多问题，基金实际运作中违规操作现象严重，其换手率之高，交易量之大，已经严重背离基金自身的特性和稳定股市的初衷，不是理性投资的手段，而完全成为投机者的炒作工具，甚至有专家指出，投资基金是中国未来股市的潜在危机之一。[①]基金管理公司在整个基金运作中处于核心地位，其法律义务之完善是基金立法规范的重心，[②]对于保障基金资产安全、基金业整体的健康稳定发展意义重大，颇值探讨。

一、基金管理公司的法律地位

权利义务是法律关系的内容，要研究法律主体的义务，就要先探讨法律关系的性质和主体的法律地位。[③]

投资基金（InvestmentFund），是一种由众多不确定的投资者将不同的出资份额汇集起来，交由专业的投资机构进行操作，所得受益由投资者按出资比例分享的投资方式。换言之，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募集资金，专家经营，代人理财”的投资方式。在美国，这种投资又称为“共同基金”（MutualFund）,英国称为“单位信托基金”（UnitTrust）,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称为“证券投资信托基金”。[④]其中，专业的投资机构便是基金管理公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为依据委托管理合同，运用和管理投资基金资产，开展实际投资活动的公司。[⑤]

笔者认为，证券投资基金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基础是由信托契约确定的信托关系。传统的信托关系当事人分为信托人、受托人和收益人。信托人通过将信托财产所有权转移给受托人，由后者依据信托契约的规定将运用信托财产进行投资所取得的收益交给收益人。[⑥]作为一种证券化的信托关系，基金信托属于商业自益信托，即信托人与收益人重合，从而与传统信托法律关系的三方关系（包括收益人、信托人和受托人）有所不同。基金主体一般包括投资人（亦即收益人、信托人）、管理人和托管人。基金主体的法律关系从整体上而言，表现为三位一体的二元投资基金契约结构模式,即以基金管理公司、托管人为订约方,投资者为相关受益方的三位一体型态,具体分为内部和外部两元结构，从外部而言是信托人（收益人）与受托人的信托关系，从内部而言，受托人包括基金管理公司和托管人，基金管理公司和托管人通过签署托管协议进一步明确他们在履行信托职能上的分工权责关系。这种法律关系可以由下图表示：

二、基金管理公司义务总述

如上所述，基金管理公司作为受托人，对基金财产拥有法律上的所有权和投资管理权，因此，在履行其职责时，其行为必须符合特定的标准——信义义务（FiduciaryDuty）。基金管理公司负有信义义务，是基金契约信托法律关系的内在要求，也是各国的普遍看法。不过，有的国家在立法中对此有明确规定，有的国家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处理这一问题上依照信托关系的一般原则处理。我国台湾省投资信托法就没有明确规定，基金管理公司对委托人负有信义义务，但学者认为，基金管理公司在信托关系中受托人的法律地位决定了它对委托人的信义义务。[⑦]

由于我国没有专门的《信托法》作为调整基金管理关系的整体大框架背景，信托关系的一般原则和义务无从谈起，所以，专门针对基金管理方面的法律就更为重要。目前,我国对证券投资基金设立、募集、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基金的管理和运作等,主要由国务院证券委员会1997年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进行调整，但是，《暂时办法》没有明确规定基金管理公司作为受托人应当负担信义义务。[⑧]

信托法上的信义义务传统上分为积极的作为义务（PrescriptiveDuties）和消极的不作为义务或禁止性义务（ProscriptiveDuties）。积极的作为义务要求受托人在处理受托事务中必须以促进受益人的最佳利益为宗旨，受托人必须履行适当的注意义务；禁止性义务要求受托人在处理委托事务中，必须避免利益冲突，以尽其忠实义务。[⑨]简言之，信义义务分为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其中，注意义务是对受托人称职的要求，忠实义务是对受托人道德义务的法律化。[⑩]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中，基金管理公司是基金资产的实际经营者，如何设定基金管理公司的法定义务，或者如何依照法定义务设定其管理和运作基金募集资金的法定准则，达到既有利于投资利益最大化又能最大限度减小投资风险的目的，是十分重要的。

三、基金管理公司的忠实义务

所谓忠实义务是指信托关系中受托人必须以受益人的利益为处理信托事务的唯一依据，而不得在处理事务时，考虑自己的利益或者图利他人，即必须避免与受益人产生利害冲突之情形。[11]基金管理公司在运作基金时，如果同时牵涉自己的利益或与其有关的第三人的利益，很可能会作出有利于自己或第三人的投资决定，从而使信托基金投资事务得到不公平的处理。基于此,国外法律对基金管理公司规定了忠实义务，以避免这种情形的出现。忠实义务的设置除赋予受益人(或基金信托管理机构)损害赔偿请求权这一事后救济措施外，更为有效的方式是避免基金管理公司与受益人处于利害冲突的地位。

各国由于情况不同对利害冲突交易的防范规制亦宽严不一。具体做法有以下几种：一是公开利害冲突交易，但该交易必须事先取得受益人、保管机构的同意；二是对有利害冲突的交易予以禁止；但主管理机构同意后可以进行；三是对有利害冲突的交易予以全面禁止。[12]《暂行办法》对此亦有所涉及，《暂行办法》第34条第12项规定禁止将基金资产投资于与基金托管人或基金管理公司有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但是，同美、日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有关规定相比，尚存较大的缺陷。

首先，欠缺忠实义务的原则性规定。在现实生活中，基金管理公司与受益人发生利害冲突的行为形态万千，而且法律上难以明文逐项禁止。明确规定基金管理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就能够起到避免挂万漏一的作用——口袋条款的积极意义就在于此。

其次，在下述几个具体问题上也未予以规范：

（1）禁止或限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包括基金管理公司内部关联人员）与其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之间进行证券买卖。这是防止基金管理公司利用经营投资基金之便利为自己以及与其关联人员，牟取不当利益的根本措施，也是基金管理公司必须对基金投资人和受益人忠实的基本要求。

《暂行办法》对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内部人员与信托基金的交易未作禁止性规定，但根据《暂行办法》第34条第4项“禁止基金管理公司从事除国债以外的其他证券自营业务”的规定，实际上排除了基金管理公司与信托基金进行股票等证券直接交易的可能，但国债的内部交易仍无法避免，更为重要的是关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内部人员与信托基金之间的交易，《暂行办法》未作任何规定。

台湾地区《证券投资信托事业管理规则》第27条第1款规定：“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事业之董事、监察人、经理人或其关系人,除经证管会核准外,于证券投资信托事业决定运用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买卖某种上市、上柜公司股票时起,至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不再持有该种上市、上柜公司股票时止,不得参与同种股票买卖。”依此规定,基金经理公司之内部人员无法与投资信托基金为股票买卖交易之可能。[13]关于上述“关系人”,该《规则》第8条规定为“股东为自然人者,指其配偶、二亲等以内之血亲及股东本人或配偶为负责人之企业;股东为法人者,指受同一来源控制或具有相互控制关系之法人”。香港《单位信托及共同基金守则》关于对单位信托或共同基金集合投资计划管理的公司一般责任中规定,自行管理计划的董事不可以主事人身份与该计划进行任何交易。并规定,管理公司、投资顾问、该计划的董事或他们的关联人士,如果以主事人身份与该计划交易,必须事先征得受托人/代管人的书面同意。《守则》对“关联人士”的界定是“就一家公司来说,指:⑴直接或间接实益拥有该公司普通股本20%或以上人士或公司,或能够直接或间接行使该公司总投票数10%以上人士或公司;⑵符合⑴款所述其中一项或全部两项规定的人士或公司所控制的人士或公司,或⑶任何与该公司同属一个集团的成员,或⑷任何在⑴、⑵或⑶款所界定的公司及该公司的关联人士的董事或高级人员”。

有学者认为，我国《证券法》第68、69、70、183条规定了比较具体的证券内幕交易的防范内容，因此，《暂行办法》中没有对“基金管理人内部相关人员买卖其任职的管理人所经营的基金发行的证券”作出限制性义务规定。这并无不妥。[14]如果基金管理人内部的相关人员买卖这种证券不构成“证券内幕交易”,就是没有危害性的,则理所应当不予禁止;如果这种证券交易是利用该基金内幕信息进行的,则应按《证券法》设定的“证券内幕交易”规范进行处理。基金管理人内部相关人员利用其职务之便获得的内幕信息,买卖自己参与管理工作的基金所发行的证券就是《证券法》规定的“证券内幕交易”,并无特殊性的。有些人认为这个现象也是目前调整证券投资基金专门法律的一个比较重要欠缺的观点,笔者认为并不科学和全面。

所以，我国应当在立法中明确禁止基金关联交易，并对基金关联人士进行专门的界定，从而解决基金关联交易的判断上的困难。

另外，有学者指出，基金关联交易虽有其消极的一面，但从社会经济角度而言，它具有节约交易成本的经济功能，有其存在的积极价值，所以不应该对基金关联交易“一棍子都打死”，而应当从制度上进行限制其消极方面而利用其积极方面。[15]笔者认为，虽然有些国家的法律对于基金关联交易采取二元处理的方法，即对某些特定的关联交易加以禁止，而对一般关联交易加以限制，[16]但是，关联交易形态复杂，即使在证券市场已经相当发达的国家对关联交易问题的处理也是非常谨慎，争论不休。对我国而言，基金业起步晚，相关立法和执法都急待加强，基金业市场本已存在许多不规范操作的问题，[17]在这个尚不成熟的市场中对于关联交易进行二元处理的难度可想而知，一旦松了口子就极易导致限制失控的灾难性后果，所以，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应当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关联交易，舍弃眼前的经济效率而保证证券市场的安全发展，在市场经过充分发展而各方面条件比较成熟的情况下，才可以考虑对关联交易进行二元处理。

（2）基金管理公司经营的数个信托基金之间的交易问题

基金管理公司的主要业务为基金管理业务和发起设立基金。因此,同一基金管理公司往往可能同时经营数个基金,此时如果允许该数个基金相互之间进行交易,往往会产生种种弊端。[18]如基金管理公司为了某一基金的利益,指示信托基金相互之间买卖,结果有损于另一基金。又如在数个信托基金间进行不必要的操作指示,从而使与其有关的经纪商赚取手续费。但另一方面,笔者认为，基金之间的相互交易也并非有百害而无一利。例如，当某基金因基金契约届满必须处分股票,而另一基金此时需要购进某种股票,允许基金间的相互交易则能保护受益人取得最大限度的收益。或者，如果基金为应付受益人大笔赎回受益凭证的要求,而另一新设立的基金持股比率过低应买进股票时,这种基金之间相互买卖股票,对两者均有利。[19]另外，香港基金市场实践中还出现了“雨伞基金”，即在一个依照香港法律组成的“母基金”下，再组成若干“成分基金”。“雨伞基金”通常允许投资者根据环境的改变，将基金投资由一个成分基金转移到另一个成分基金。鉴于此,日本《证券投资信托法》第17条第2项规定:“委托公司(即基金管理公司一笔者注)不得指示信托财产相互间为财产部所定之有价证券交易”。而财产部于昭和42年9月30日的命令中规定:“委托公司对信托财产,不得为下列交易之指示:1图利该信托财产受益人以外之人之交易;2在该当交易之信托财产中,图利信托财产受益人而损害其他信托财产受益人的交易;3对该当交易之信托财产之特定有价证券,不正当地增加其买卖数量或人为形成价格为目的之交易”。此外,日本证券投资信托协会业务规则中还具体列举出哪些情形下可以进行信托财产间的交易。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3）不得用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买卖与基金有利害关系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国务院证券委的《暂行办法》第34条规定的禁止行为中的第12项“将基金资产投资于与基金托管人或者基金管理公司有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就是对基金管理公司而设定的这项义务;台湾地区《证券投资信托事业管理规则》第15条第1款第4项和第5项规定,不得对本证券投资信托事业同时经理之各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为证券交易行为;禁止买卖与本证券投资信托事业有利害关系公司所发行的证券,都是针对基金管理公司的义务。[20]香港《单位信托及共同基金守则》规定,如果管理公司任何董事或高级人员拥有一家公司或组织的任何一种证券的票面价值超过该证券全数已发行的票面总值的0.5%,或管理公司的董事及高级人员合共拥有的该类证券的票面值超逾全数已发行的票面总值的5%,则有关集合投资计划不可投资于该类证券之上。

至于何谓与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有利害关系的公司,《暂行办法》没有具体的解释,这无疑是我国基金法律上的重大漏洞。台湾地区《证券投资信托事业管理规则》的解释是“持有该基金已发行股份总数5%以上的公司或者指担任基金经理公司董事或监察人的公司”。这种利害关系交易因为大多数是受关联公司控制的,极易损害基金大多数投资人和受益人的利益,当属禁止之列。但是,在少数情况下也有正当的这种关联交易,必须由基金管理公司征得基金的受益人和保管人同意后方可进行。

四、基金管理公司的注意义务

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是指受托人在处理信托事务时必须达到受托人所从事的职业应该普遍达到的注意程度。[21]之所以对受托人规定该项义务是因为委托人将财产交付信托,不仅信赖其人格,而且信赖其能力,相信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运作能使其获得丰厚的回报。日、韩均规定了证券投资信托中的经理人的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英美法系虽无此概念,但就受托人注意的程度而言,其要求并无实质区别。那么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的实质内涵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可以参照美国多数州采用的谨慎投资原则,该原则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其一为注意的需要。即受托人于投资之前,应以合理的注意,对投资对象的安全性与获益性进行调查,必要时还得征求各方面专家的意见,以供参考。如受托人未作调查或调查时未尽适当的注意即进行投资,或调查显示不能投资仍进行投资,应对投资所造成的损失负赔偿责任。反之,如受托人已尽其注意作了充分调查,其投资本身也无不当之处,则虽有损害,也可免责。其二,技能的需要。受托人应具备与所从事的投资行为相适应的技能,否则,应就投资损失负责。其三,谨慎的需要。受托人应谨慎行事,即以合理的方式如分散投资等,获得合理的收入,尽量避免投机。[22]此外,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经理以及投资顾问、受益凭证承销商等人员与基金持有人之间并无直接法律关系,一旦发生侵害基金持有人权益之情形,持有人无法直接对其主张权利。鉴于此,立法应规定基金管理公司及其董事经理、投资顾问等人员对基金持有人承担法定之注意义务。

按照基金管理公司必须对基金资产以及基金受益人基于基金资产可获得利益负责的要求,基金管理公司主要应当对基金资产的安全和稳定收益尽合理的注意。为此,基金管理公司有以下三方面主要法定义务:

（1）遵守用基金资产投资范围和品种的限制。设定这方面法定义务的主要目的就在于确保基金资产的安全系数,最大限度地减小和防范基金的投资风险。

（2）遵守对可能危及到基金资产安全和基金投资人与受益人利益的经营活动的限制。这类义务所限制的主要是一些非投资性的基金管理公司运用基金资产行为,以及一些会给基金资产带来较大风险的基金管理公司自身经营活动。

（3）分散基金投资品种、限制投资比例方面的义务。这类义务主要以分散投资风险、保障基金安全和投资人与受益人利益为要求,规定基金管理公司在法律允许的投资品种和投资经营范围内进行投资经营时,应当做到投资品种和具体项目多样化以及保持各项投资与基金资产之间的一定比例。[23]

五、完善我国基金管理公司信义义务的立法建议

我国《暂行办法》第33、34条列举了基金投资组合应当符合的五个规定和禁止从事的十三种行为，主要属于对基金管理公司注意义务的具体规则，所以，总体而言，我国法律规定侧重对注意义务、对基金投资安全的要求，而对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忠实义务的规定过于简单。从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出发,我国在调整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规范中,当务之急主要应增加“限制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内部相关人员与基金之间进行证券交易”、“限制用基金资产投资买卖与基金有利害关系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限制用基金资产投资买卖未上市证券”等针对基金管理公司的法定义务,并对“与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人、基金有利害关系的发行上市证券的公司”作出具体的界定。

公司法务篇3

一、领导重视，全面落实政务公开工作

我局党组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到在司法行政机关推行政务公开工作，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举措，是新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推行政务公开、实施“阳光行政”，有利于接受群众监督，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有利于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消除隔膜，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有利于转变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建立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行政运作机制。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局党组把推行政务公开作为一项重要工作，采取积极措施，狠抓落实。

首先，我们成立了以局党组书记、局长为组长，局党组成员为成员的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下设政务公开办公室,负责政务公开的日常工作。制订了《*市司法局政务公开实施办法》，对政务公开的内容、形式、程序、监督保障和组织领导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

其次，召开全局政务公开动员大会，要求全体干警增强责任心和紧迫感，积极投身政务公开活动，为推行政务公开出主意、想办法。在广泛征取各科、室、处意见后，我们制作了政务公开运作程序表，加快建立各科、室、处政务公开台帐。在推进政务公开中，我们坚持“依法公开、真实公开、及时公开、注重实效、方便群众”的原则，努力使推行政务公开与密切联系群众相结合，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需，便于群众办事，让群众满意；与转变机关作风相结合，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和办事效率；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相结合，从源头上预防不公正行为和腐败问题的发生；与推进政务信息化建设相结合，为社会提供高效优质的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

第三，加强硬件建设，确保政务公开工作的落实。我局保障经费投入，完善政务公开的硬件建设，建设局域网；在局办公楼一楼大堂设立政务公示栏和公开栏，公开局机关及各科、室、处职责，以及法律援助处、公证处等对外窗口单位办事条件、程序方法等内容，此外,在公证律师管理科也设置政务公开栏，上墙公开该科室的业务范围、条件、程序、承诺和监督制度；市法律援助处、公职律师事务所和公证处印制了大量办事指南等资料供前来办事的群众索要，使政务公开工作落实到位。

二、注重实效，规范政务公开工作的内容

在推进政务公开工作中，我们坚持凡是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要求的，只要不涉及党和国家的秘密，都实行公开。尤其注意从群众普遍关心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入手，对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容易出现不公平、不公正甚至产生腐败的环节，都予以公开，增强工作的透明度。我们结合本局实际，对包括监狱工作管理、律师工作管理、公证工作管理、基层司法工作管理、法律援助工作、司法行政法制工作、司法鉴定、组织人事、财务收支、物资采购、基建工程、行政管理、审计等13类65项进行公开。按照对外方便群众办事、对内强化权力监督的指导思想，认真分析研究了公开中的重点、热点问题，确定对外侧重办事过程、办事结果、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的公开；对内侧重对人、财、物处置的公开，让干警清楚知道实情，了解领导干部权力行使情况。为此，我们重点突出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抓市法律援助处、市公职律师事务所和市公证处“三个窗口”的公开。市法律援助处、市公职律师事务所和市公证处是我局的窗口单位，每天接待前来办事和法律咨询的群众较多，其服务态度、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好坏直接关系到我局的形象和声誉。因此，我们首先将这三个单位作为政务公开的重点对象，把工作职责、业务范围、办事程序、服务承诺、收费项目及标准、投诉电话等进行公开，方便当事人办事，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同时，印制了办事指南，让群众取阅，为群众提供办事指引。

二是抓人、财、物管理的公开。作为内部公开的主要内容，我们把干警职工关注的人事、财务、物资管理作为另一个重点公开的内容。在人事管理方面，公开干部的录用、选拔、任免、考核、奖惩等内容的条件、程序及结果，让干警职工监督有据。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做到了上级满意、群众高兴、局领导踏实。如今年我市司法行政机关招考公务员、*监狱招考警察，干部的任用等，我们都及时按程序作了公开，切实增强了透明度。在财务管理方面，我们的财务预算及经费使用，如大额度开支按程序审批、大宗物品采购等情况，在局政务公示栏上公开，让干警职工了解政务的运作情况，方便干警监督。

三是抓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公开。公车使用问题一直是干警关注的热点。我局重新修订了车辆管理规定，明确局领导凡是因私用车的，与普通干警一视同仁，一律由办公室安排并按规定交纳有关费用，每季度公布交费情况，干警反映比较好。基建工程是干警关注的焦点，也是腐败容易产生的一个重要源头。我们严格按照招投标法和其他有关法规制度，规范基建工程的招投标工作，做到事前公开基建工程立项、设计、预算，事中公开招投标情况，事后公开质监、验收情况，使工程建设全过程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

三、结合实际，积极落实政务公开工作的有效形式

实行政务公开必须要有一定的形式，以保证公开内容及时与群众见面。我们注意公开的形式与内容相适应。根据不同内容，采取对内和对外公开的形式进行。

对外公开的形式包括：一是设立政务公开栏。在办公楼一楼大堂设立政务公开栏，公开市局的职能、机构设置、各科、室、处职责等内容。此外，对公证律师管理科、市法律援助处、市公证处和市公职律师事务所等对外窗口单位也分别设置政务公开栏，上墙公开本科（室、处）的业务范围、条件、程序、承诺和监督制度。二是编印“窗口工作指南”。将公证、法援等窗口单位有关对外公开的条文逐项印成指南，方便群众办事。三是网络公开。将我局的“12·4”法制宣传日活动、司法考试等事项在网络上；对一些需要大力宣传、人人知晓的政务内容，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

对内公开的形式包括：一是设立公示栏公开。在局一楼大厅和四楼走廊设置“政务公示栏”。公开内容包括规章制度、组织人事、财务收支、基建工程、行政管理和审计等，使广大干部职工获取有关政务信息，公开监督。二是召开会议公开。根据不同内容在党组会议、党员大会、局务会议、中层领导干部会议、全体干部职工大会上予以公开。三是内部行文公开。通过印发文件、会议纪要等形式，把一些重要的事项向下级各单位和全体干部职工公开。四是编印《政务公开手册》和《规章制度汇编》。将组织人事、工资福利、行政管理、司法行政工作等有关内容汇编成册，向下级各单位和全体干部职工公开。五是编印了政务公开有关文件汇编。主要汇编了与政务公开有关的本局及上级有关的文件，发放给局干部职工，让干部职工及时了解政务公开的相关政策动向。

四、健全监督机制，加强政务公开工作的监督

为加强对政务公开的监督，我们成立了政务公开监督小组，并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实行预公开制度。对涉及本单位建设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及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决定前应公开方案和议项，在充分听取干部职工和群众意见并作调整后公布执行。

二是定期召开政务公开情况通报会。每季度末召开中层领导干部会议，通报本季度政务公开工作的进展情况，存在问题及今后的工作计划。

三是聘请政务公开特邀监督员。由政务公开领导小组负责在有关部门、社会团体、知名人士和离退休人员中聘请政务公开监督员，定期或不定期请他们检查和监督司法行政各项工作，听取他们的意见，使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有机结合起来。

四是建立政务公开局长接待日制度。每月15日（遇公休日顺延下一日）为局长政务公开接待日，由局领导轮值，及时处理群众投诉、反映的问题，解答咨询，指定专人记录和回复；

五是设置举报信箱。在办公楼一楼大堂设置举报信箱，接受群众的投诉、检举。举报信箱由政务公开监督小组定期开启，指定专人收集、登记、处理和归档。群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可直接交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政务公开领导小组认真研究，及时加以解决，并要采取适当的方式给予反馈。对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做好解释工作；对群众的投诉、检举信件按程序处理；

六是公布政务公开投诉、举报电话。政务公开领导小组设立投诉、举报电话，分别接受干警、职工及群众的咨询、投诉和检举。电话安排专人接听和记录，并及时向领导汇报。

七是制作各种政务公开登记本，完善台账。包括《群众对政务公开的意见、建议及处理记录簿》、《政务公开报送登记表》、《政务公开接待日情况登记表》《政务公开审批、登记表》。《政务公开报送登记表》发到各科、室、处，由各科、室、处详细填写本单位应公开的内容、公开形式、公开日期等，《群众对政务公开的意见、建议及处理记录簿》、《政务公开报送登记表》、《政务公开审批、登记表》由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及监督小组详细记录。

八是加强监督检查。政务公开监督小组认真履行职责，加强监督检查，把政务公开工作作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干部年度工作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将考核结果作为干部奖惩的重要依据。

公司法务篇4

一、党务公开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党务公开工作以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大精神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紧紧围绕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拒腐防变能力，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坚持党的先进性建设，发展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权利，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权力运作的监督和制约，扩大党员、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

坚持在因地制宜，务求实效的原则。将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和人民群众的要求相结合，科学把握党务公开的特点，增强党务公开的针对性。将方便群众知情参与和有利于对党员干部进行约束，监督相结合，实事求是，注重效果，以党员、群众满意为标准。

坚持科学规范，突出重点的原则。突出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十项监督制度落实情况的公开，突出党内外反映的热点问题，不避重就轻，不避实就虚，科学规范党务公开的内容、形式和程序。

坚持积极稳妥，适当公开的原则。积极探索党务公开的新途径，着重研究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到有序推进，不断加强制度建设，确保党务公开工作不断巩固，提高。正确处理好党务公开与保守党内秘密的关系，坚持固定内容，长期公开，常规工作定期公开、热点问题及时公开、重点事项适时公开。

二、党务公开的主要内容

1、目标任务。包括：年度党建工作计划，司法行政工作规划，年度司法行政工作目标和阶段性工作重点，司法行政重点政策措施，热点司法行政工作开展情况等。

2、思想建设。包括：党组中心组学习计划及落实情况，局直属机关党委学习计划及落实情况，年度党建主题活动情况，年度文明机关创建情况等。

3、组织建设。包括：局党组（党委）议事规则及执行情况，领导班子成员工作分工情况，党组成员民主生活会和整改情况，领导班子成员民主测评情况，领导班子后备干部情况，科级干部选拔任用情况，人员录用情况，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和奖惩情况，党组织机构设置情况，局党组以及直属机关党委成员工作分工情况，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情况，党组织选举情况，党员发展情况，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情况，年度民主评议党员情况，党费收缴管理情况，党建目标管理考核情况等。

4、作风建设。包括：领导干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领导干部述职述廉报告及民主测评情况，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情况，干部出国出境、跨省考察情况，有无用公款为自己或亲友购买商业保险的情况，有无家属子女在自己分管的职权范围内经商办企业的情况，有无拖欠公款或将公款借给亲友的情况，党风党纪违纪案件查处情况，群众来信来访调查情况，群众反映热点问题的处理情况，行业不正之风纠正情况，人大议案、政协提案办理情况，作风建设的重要举措，年度财务预算情况等。

5、制度建设。包括：局接待制度，领导干部接待日安排，首问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限时服务制、文明接待制、党务政务公开督查制度，廉洁自律规定，机关党建工作责任制，特邀党务公开监督员制度等。

6、工作动态。包括：局党组会重要议程及决定，局直属机关党委会重要议程及决定，重要党建活动等。

三、党务公开的形式和时间

（一）公开的形式

1、党内公开

（1）召开党务公开会议；（2）印发党务公开信息；（3）单位内部设立党务公开栏；（4）在单位内部网公开。

2、社会公开

（1）在《西江日报》公开；（2）在*市公众信息网公开；（3）在单位对外网站公开；（4）单位自行设立党务公开栏公开。

本单位可根据实际选择公开的层次和方式。

（二）公开的时间

公开的时间要与公开的内容相适应，原则上固定内容要长期公开，常规工作每季度末更新一次，做到定时定期公开。重大事项及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处理情况要及时公开，重要工作进展情况、重要事项的办理及落实结果应跟踪公开。

四、党务公开的程序

1、党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照党务公开的工作要求，结合本单位实际提出党务公开方案，方案应包括公开内容、方式与时限；

2、党务公开领导小组对公开方案进行集体讨论决定；

3、党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领导小组讨论决定结果对公开方案进行修改完善，送领导小组审核盖章；

4、党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照公开方案实施公开。

五、党务公开的监督与保障

实行党务公开责任制。成立局党务公开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领导小组负责本单位党务公开工作的组织实施，领导小组组长对党务公开工作负总责；办公室负责向领导小组提出党务公开方案，并承办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实行公开内容集体讨论决定制度。凡属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必须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要求，由党务公开领导小组集体讨论作出决定是否公开。

实行预公开制度。公开单位决定或办理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要事项，应提前公开初步方案，提前时间不得低于半个月，要在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后，进行必要的调整，并在调整形成正式方案后及时公开。

实行党务公开监督员制度。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聘请一定数量的党务公开监督员，定期听取其对党务公开的意见、建议，广泛收集群众反映。党务公开监督员的主要职责是：对党务公开的内容、形式、时效等提出合理化建议，当好参谋和助手，提高党务公开的实效；及时收集、反馈群众对党务公开的建议和意见；向群众宣传党务公开的内容，以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更多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实行实名举报反馈制度。对署真实姓名举报有关党务公开内容的，应认真受理，并视情况将处理结果告知举报人，听取其意见。

六、党务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

公司法务篇5

公司司法解散概述

所谓公司之解散，乃指导致公司人格消灭之法律事实。换言之，解散乃公司人格消灭之原因。公司解散可以分为任意解散、法定解散和强制解散。公司司法解散就属于强制解散，这一制度起源于英国，它的前身是“公正合理清盘令”(petition de droit)制度。司法解散，是指公司经营管理存在严重困难或者公司运营危害公司参与方、社会公共利益而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时，根据相关主体的申请，法院裁决予以解散公司的制度。司法解散分为命令解散和判决解散。命令解散是指法院应利害关系人或检察官之请求，或依职权以危害公共利益为由解散公司。该项制度是为了纠正因公司设立准则主义而引起的滥设公司之弊端而创设的公司解散制度。判决解散是指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时，法院根据股东的请求而强制解散公司。

公司司法解散的事由

根据《公司法》第183条、《公司法解释二》第一条和《公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三条的相关规定，可以将公司司法解散的是有归纳如下：

股东会僵局。所谓股东会僵局是指股东会常年无法正常召开或虽能正常召开但是无法达成相关决议。《公司法解释二》第一条提起解散公司的事由第（一）（二）项和《公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三条提起解散公司的事由第（一）（二）项都是股东会僵局的法条依据。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有限责任公司，很少会发生在股份有限公司，因为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可以上市流通。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更为偏重，因此股东之间由于利益冲突、观念矛盾等，经常会在某些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一般而言，产生股东会僵局不外乎有两种原因：一种是股权设置畸形，股东所持股权势均力敌，导致双方各占50%，形成了股东之间只能完全同意或无法达成一致；另一种是股东在公司章程中设定了更高的表决比例要求，使一些拥有较高比例的股东的对立也能形成股东会僵局。

董事会僵局。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解决，使得董事会陷入困境，即形成董事会僵局。《公司法解释二》第一条提起解散公司的事由第（三）项和《公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三条提起解散公司的事由第（四）项都是董事会僵局的法条依据。董事会僵局的具体表现在：其一是公司多数董事之间形成对立，各方均无法达到法定的召开董事会的人数，无法形成决议；其二是由于程序上的要求，各方无法按照法律或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地召开董事会。

股东滥用权利。关于股东滥用权利，英国公司法中有“不公平损害行为”（unfair prejudicial conduct）的概念,美国公司法中有“欺压”（oppression）的概念，都与我国公司法中使用的股东滥用权利具有相似性。英国公司法中的不公平损害行为可以解释为：当董事及控制股东在执行公司事务过程中损害公司成员利益时,受害人可以因为公司事务以不公平损害的方式加以执行而向法院,如果法院认为公司事务的执行的确具有不公平情形存在,法院会对所的事项颁发它认为是适当的任何命令,如调整公司事务在将来的执行、命令公司或其他成员购买受害者的股份、修改公司章程等。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王志诚教授将股东欺压分为利益排挤和权益冻结。所谓利益排挤，通常是指某些股东利用其在公司之战略地位、内部消息、控制权或者法律机制之设计，以完全排除某些股东对公司之所有权或参与权。所谓权益冻结，通常是指控制股东通过某种交易，以使少数派股东丧失或者改变其股东权益及股东地位，乃至于被迫收回其对公司的投资。股东滥用权利在我国主要是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问题。《公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三条提起解散公司的事由第（三）项就是股东滥用权利的法条依据。股东滥用权利在实务中主要表现在：第一，利用表决权优势操纵股东（大）会，选出董事、监事从而组成受其控制的董事会和监事会；第二，未经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第三，挪用公司资金据为己有；第四，违反公司章程规定，未经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以公司资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穷尽内部救济。穷尽内部救济源于英国早期的合伙法实践。穷尽内部救济是指股东提起直接诉讼或者间接诉讼前，应当首先通过公司内部程序解决争议，唯有无法以内部程序解决的争议，才能提交法院裁决。本文所说的穷尽内部救济指的是《公司法》第183条中的“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正如刘俊海教授说过：“不是所有的公司僵局不可逆转，不是所有的公司僵局不能化解。”所以，股东欲提起公司司法解散之诉必须先通过内部途径解决，内部途径解决不了，才可以诉诸法院。这里所指的穷尽内部救济主要有：内部协调、公司章程规范、股东查账、股东转股和股东退股等。倘若股东能够通过这些缓和的救济方案避免其利益受损，就应该屏蔽掉公司司法解散之诉。

以上解散公司的事由并不需要完全具备和缺一不可，股东才能提起司法解散之诉，而是出现了股东会僵局、董事会僵局或股东滥用权利中的任何一种事由，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股东通过内部救济不能解决，就可以向法院提起公司司法解散之诉。

公司司法解散实务研究

这部分主要从公司司法解散之诉的种类、管辖法院、诉讼当事人和司法解散的替代性救济措施来探析公司司法解散这一制度。

公司法务篇6

(一)集团对子公司实施财务内控有助于保证集团战略决策的顺利实施

房地产集团虽然是其下属的各个子公司的“集团总部”，但是其并不等于是各子公司资源与能力的简单相加，集团本身能够对各子公司的资源进行有效协调与整合，使各子公司在运营中拥有共同的经营目标，并在共同利益的导向下以实现集团整体效益为最根本目标，因此，集团总部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与市场竞争力。而这一切的实现离不开集团总部对子公司实施有效的财务内控。通过有效的财务内控措施使各子公司彼此之间以及与集团总部之间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实现集团的战略决策。

(二)集团对子公司实施财务内控有助于集团整体财务目标的实现

房地产集团公司对子公司实施财务内控，有助于集团实时了解子公司的各项财务管理活动，并能及时根据集团政策对子公司实施监督与控制。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使子公司的各项财务管理活动都围绕集团的财务目标而进行。此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房地产集团总部与各子公司都处于不断变化的环境之中。因此，房地产集团在对子公司实施财务内控的过程中，应实施关注宏观环境的变化。在不同的经营环境下要注意对财务目标的调整。在此过程中，集团与子公司之间可能会产生矛盾与冲突，对此，各子公司要以集团利益为重，必要时要牺牲自身利益保全集团整理利益，以集团整体财务目标的实现为最终目标。

(三)集团对子公司实施财务内控有助于集团与各子公司防范财务风险

无论何种企业类型，在发展运营之中势必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财务风险。房地产集团也不例外。而通过有效的财务内控，集团总部能够有效防范与控制集团本身与各下属子公司的财务风险。房地产集团由于项目规模大、资金占用量高等原因，在运营中子公司常会贷款以供运营，而贷款担保的主体常常是集团总部，或者子公司的贷款多是由集团总部以自身名义进行统一贷款和拨付。无论哪种形式，集团总部与各子公司都面临着巨大的财务风险。而对子公司实施财务内控，集团总部能够及时了解子公司的经营运转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和采取措施，有助于集团与子公司共同将风险降至最低。

二、我国房地产集团对子公司实施财务内控的当前现状

(一)集团与子公司直接信息不对称，难以实现有效的资源共享

目前，我国的房地产集团规模都较大，子公司成员众多，且子公司与集团总部往往处于不同地域，经营业态相对复杂。在此背景下，集团总部与子公司之间的财务与非财务信息存在不对称的现象，各类信息由于地域等因素的影响无法被及时而有效的传递，导致集团总部的财务管理成为“孤岛”。同时，受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各子公司之间以及子公司与集团总部之间的资源无法实现“共享”。造成有些集团盈利较高，资金充足；而有些子公司却“入不敷出”，举债较高，存在大额的资金成本。资源流失与资源沉淀问题共同存在。

(二)房地产集团公司不具有完善的“整体性”的预算管理机制和内控机制

房地产集团公司在运营中，下属子公司通常会根据自身需求设计内部管理机制。但是，倘若以整个集团公司为视角，却不难发现，我国很多房地产集团公司都缺乏“整体性”的内部管理机制，尤其是整体性的预算管理和内控机制相对缺乏。使集团在管理各下属子公司时硬性约束较少。而且，预算管理制度多以子公司为主体，缺乏整体预算，不利于资金的统筹安排。

(三)房地产集团公司缺乏“战略性”的财务内控目标

除上述问题之外，目前我国很多房地产集团公司还缺乏“战略性”的财务内控目标，导致集团本部与各下属子公司缺乏统一性的财务内控宏观目标。在“多头”化的财务内控目标的影响下，无论是集团本部还是各下属子公司的财务内控在整体上不具有协调性。此外，房地产集团本部与各下属子公司的管理模式存在较大差别。单纯依靠集团本部对各下属子公司实施统一的财务内控，难免会受地域、各子公司建设项目的具体情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财务内控效果可想而知。

(四)房地产集团公司的财务人员个人素质与业务能力有待提高

作为一个拥有着众多子公司的集团化企业，房地产集团公司对财务人员的要求较高。既要求财务人员具备专业化的知识架构、能够处理合并业务、编制合并报表等工作，又能掌握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熟悉“国五条”等一系列房地产市场的相关政策。然而目前，我国大多数房地产集团的财务人员无论是个人素质还是业务能力均难以满足房地产集团的需求。此外，母子公司的财务人员所站立场不同，知识构架掌握程度不一。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母子公司势必难以做到统一的财务管理，也就无法实现有效的财务内控。再者，房地产集团业务较多，采购、建设、销售等业务流程也较多，财务人员需处理的财务工作量较大，再加之母子公司通常不在同一地域，不仅彼此间缺乏有效的交流，而且间接造成财务人员没有闲暇时间了解宏观经济政策。

三、我国房地产集团公司应如何对各下属子公司实施财务内控

(一)从制度入手，建立健全集团公司的财务内控机制

笔者认为，我国房地产集团公司若要对子公司实施有效的财务内控，首先应从制度入手，建立健全财务内控机制。第一，集团公司应从公司治理的角度，从分考虑各下属子公司的经营情况和建设项目的具体情况，针对应收账款、资金流向等建立详细的财务内控机制，并于机制中明确相应的监督机制。第二，集团公司的财务内控机制应详细、具体，能够包含公司的各项业务流程和各个运营部门。第三，财务内控机制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改变，且在集团公司内部和各下属子公司之间具有权威性和效力，各子公司都应严格执行。

(二)房地产集团公司应制定经营目标，做好全面预算管理

预算管理不仅涉及企业的财务管理，其实际还与企业的整个内部管理紧密相关。因此，房地产集团公司还应做好全面预算管理，从“源头”做好财务内控。全面预算管理应涉及采购、建设、竣工决算、销售、售后服务等集团公司的各个流程，并包含全部部门和人员。具体预算有费用预算、采购预算、销售预算、现金预算、资本支出预算等。此外，全面预算管理不仅包含预算管理前的预算编制，还包含预算执行过程中的预算控制，以及后期的预算调整和分析。最后，集团公司应根据预算的完成情况制定考核与奖惩。全面预算管理相当于一种“纽带”，使各部门在集团的运营中相互协调，通力合作，有利于提高集团公司的整体管理效率，同时，还有助于增强各子公司的凝聚力。

(三)房地产集团公司应积极规范财务内控流程，提高财务内控效率

房地产集团公司还应积极规范财务内控流程，提高财务内控效率。各下属子公司应以集团总部的财务规章机制为依据，根据自身情况制定财务内控实施细则，分清集团总部与子公司之间的责权利，同时，对各财务岗位的设置与人员安排也应予以制度明确。资金拨付、收入上缴等财务流程要规定明确，各项经济业务及各财务岗位的设置等要规范，职责要合理划分。保证不相容职务相分离。各岗位之间实现相互监督与制约。总之，从财务流程上确保各项经济业务都能够有效进行，会计信息真实完整。

(四)房地产集团公司应建立绩效考核机制

除上述措施之外，笔者认为，我国房地产集团公司在完善财务内控的过程中还应建立绩效考核机制。在制度建立中集团总部与各下属子公司应分别结合集团和各子公司的特点与性质，分别制度自身的绩效考核机制。首先，无论是集团总部还是子公司，应针对不同部门和岗位制定不同的考核标准。在明确标准之前，需对工作内容和任务目标进行分析，确保所制定出的考核办法不仅与工作紧密相连，而且合理有效。其次，不同级别的员工应制定不同的考核办法和指标，避免“一刀切”式的考核模式，防止考核结果不公平。同时，考核办法过于简单也会影响考核结果，有可能会导致考核结果不准确、不全面。再者，针对考核结果，各子公司应及时向集团总部进行反馈，不仅有助于集团从整体上对各子公司、各部门、各员工的工作情况有所把握，还能使子公司、部门和员工自身更加清楚的了解自身在整个集团中的情况，从而有助于提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五)房地产集团公司应做好资金管理，严控资金审批

公司法务篇7

一、

企务公开的工作原则

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企务公开工作要同公司的各部（室）的目标责任制考核相结合，同公司领导班子，党风廉政和民主管理工作相结合。

二、

企务公开的组织机构

为充分发挥物业公司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体现行政领导的重视，特建立以下组织机构：

企务公开领导小组：

组 长：汪 毅

副组长：余 玲 刁维龙

成 员：李林军 邓 军 张怀德 候新寿 杨雪英

王吉华 李亚林 张守贵 徐培华

下设办公室

主 任：余 玲

副主任：石建忠 刁维龙

成 员：李林军 邓 军 候新寿 张怀德 徐培华 杨雪英 梁升平 张守贵

三、

企务公开的宣传动员

为充分体现企务公开工作的透明度，公司每月组织一次宣传动员活动，以板报、横幅、宣传栏等形式，向全体员工进行宣传，动员职工群众积极参与监督，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切实收到企务的公开性和公正性。

四、公司本着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就企务重大决策，企业经营活动、职工切身利益和广大职工群众关心的问题制定企务公开制度。

五、

企务公开的程序

公司本着体现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按照科学、严谨、有序的步骤制定如下程序：

1 、收集职工意见和建议。

2、工作小组整理公开的有关内容。

3、行政办综合汇总。

4、领导小组研究确定公开内容。

5、监督小组审查通过。

6、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民主议事会，公开栏等形式公开。

7、信息反馈处理。

六、

企务公开的内容

1、公司重大决策和企务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

2、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事项和职工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

3、公司生产经营和管理中的重点问题。

4、公司内部党风廉政建设有关问题。

七、

企务公开的形式

1、确立职工代表大会在企务公开工作中的主渠道地位，在职工代表大会中对部分内容进行企务公开。

2、在公司宣传栏中进行企务公开。

3、以板报、标语等形式进行企务公开。

八、

企务公开的标准

公司本着企务公开内容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原则，以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为依据进行企务公开。

九、

企务公开的监督保证

1、成立企务公开监督小组。

组 长：石建忠

副组长：刁维龙

成 员：孙 强 郗爱民 徐瑞华 高丽萍 王 丽

梁升平

2、建立意见箱

为了对企务公开的真实性、公开性、公正性切实起到监督保证作用，公司设立了意见箱，动员广大员工积极提出意见、建议，并在职工代表中聘请监督员对企务公开工作进行有效监督。

3、及时向领导小组反馈和公开职工群众反映的情况。

十、

企务公开的档案管理

应公开资料、图表、帐薄和台帐。

十一、企务公开的目的

1、令职工群众满意。

2、调动广大员工积极性。

3、加强和促进公司内部管理。

4、加强公司领导班子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

5、促进企业改革、发展和稳定。

新疆百花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企务公开制度

为了更好地推动百花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企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向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加强企务公开工作实事求是地开展，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一、

企务公开例会制度

1、在企务公开领导小组的组织和主持下，每月召开一次企务公开例会，讨论并确定当月应公开的内容。

2、对意见箱中的问题汇总整理，并做出答复。

3、对上月企务公开后的反馈信息进行集中讨论，对反映较大的情况做调查，整理后提出改进方案。

4、总结企务公开后对公司各项工作的开展所带来的影响，在今后的企务公开工作中，对有利的加以保持和发扬，对不利的加以改进和完善。

5、写出当月企务公开工作的总结报告。

二、企务公开管理制度

1、从实际出发，由企务领导小组确定企务公开的具体内容。

（1）、公司重大决策和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

（2）、公司生产经营和管理中的重要问题。

（3）、公司党风廉政建设有关问题。

（4）、公司各项费用支出的具体情况。

其中包括：办公费公开、通讯费公开、招待费公开、经营成本公开、收情况公开

（5）、涉及员工切实利益的事项和职工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

其中包括：社保缴纳情况公开、公积金情况公开、各项规章制度公开、效绩考核结果公开

2、企务公开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按科学、严谨、有序的步骤进行：

（1）、收集职工意见和建议。

（2）、工作小组整理有关内容。

（3）、行政办综合汇总。

（4）、领导小组研究确定。

（5）、监督小组审查通过。

（6）、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公开栏等形式公开。

（7）、信息反馈处理。

三、职工评议制度

1、建立企务公开监督体制，成立企务公开监督小组。

2、设立企务公开意见箱。

3、聘请企务公开监督员。

4、监督小组及监督员职责。

（1）、及时反映企务公开过程中的违反公开程序的情况。

（2）、及时反映企务公开内容不详不实的情况。

（3）、及时反映员工对企务公开工作的满意程度。

（4）、及时反映企务公开后员工的思想状况。

（5）、及时反映群众对企务公开的意见和建议。

公司法务篇8

［关键词］新《公司法》 财务会计报告制度 制度完善

一、新《公司法》中财务会计报告制度的主要内容

财务会计报告是公司提供的反映公司某一特定日期的财务状况和某一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会计信息的总结性书面文件，是公司各类利益群体了解公司经营情况的主要途径。财务会计报告的基本目标是系统、有重点地、简明扼要地向公司经营者、股东、债权人、潜在投资者、潜在交易对象和政府财税部门等使用者提供与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必要的财务信息和会计信息，为其做出合理经济决策提供帮助。《公司法》中的财务会计报告制度主要应该包括财务会计报告的制作、审核、送交、置备、承认、公示、验证等内容。我国新《公司法》在第165条、166条规定了财务会计报告的审验、送交、置备及公示制度。

二、《公司法》在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制度的缺陷

尽管新修订《公司法》在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制度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和创新，但在制度设计、指导实践操作和立法技术等方面仍存在着缺陷。具体体现在：

（一）财务会计报告的制作主体和责任承担主体不明

公司的组织机构包括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公司法对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的责任承担应该根据公司各组织机构的权责，明确加以规定。但新公司法165条只是笼统规定，而对于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的制作主体、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如何承认以及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应由谁负责，并未作明确规定，不利于明确责任、防范虚假财务会计报告。

（二） 财务会计报告的审验制度未能区分对大小公司适用的不同

新《公司法》新增规定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需依法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增强了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的公信力和可信度，但这种审验制度过分注重其价值目标的“安全性”而忽视了“效率性”，没有区分公司的类型和规模大小，没有考虑到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由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所带来的“效益”与公司所承担“成本”的关系。由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进行外部监督固然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审计的监督功能，但审计费用由公司承担，监督的成本也是不容忽视的。我国新《公司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三万元，要求所有公司都必须接受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无疑对那些规膜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增加了额外的负担和费用。而且由于抽样审计技术的采用，审计并不一定能够发现被审计公司账目中所有的问题。因此，对于那些股东人数较少并且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实行强制审计制度并“不经济”，不利于小公司的发展。

三、完善财务会计报告制度

（一） 明确财务会计报告的制作主体

我国新《公司法》对财务会计报告的制作主体规定不明，根据我国新公司法的规定，由董事会制定公司的年度财务决算方案。所谓年度决算方案，是指根据本年度预算执行结果所编制的、尚未批准的公司年度会计报告。因而可以认为我国公司财务会计报告是由公司会计部门编制，由董事会审核制定，董事会对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对公司负责。建议我国再次修订公司法时，可以明确规定：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应由董事会审核制定，并对其合法、真实、准确、完整性负责。

（二） 明确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的责任承担主体

公司法财务会计制度应该明确规定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总会计师及财务负责人等主体应如何对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承担责任以及在财务会计报告由初步制定到最终承认的各个阶段应分别承担何种责任，形成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与经理层之间权责分明、各司其职、有效制衡、科学决策、协调运作的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责任承担机制。

（三） 对小型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审计实行豁免制度

如前所述，我国新《公司法）规定了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的强制性的全面审计制度，存在着未进行类型化区分，未考虑成本与效率关系的缺陷。从国外公司财务会计报告法定审计模式的演变来看，全面强制审计模式曾经出现过但逐渐被各国放弃。这是由于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模式的选择与公司的类型、规模、所处行业有关。对于股份有限公司、国有独资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特定行业（如银行、证券、保险业等）及具备一定规模的有限责任公司，因其财务会计报告所反映的信息或涉及国家的经济安全，或涉及潜在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利益，或需要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强制审计带来的“效益”高于“成本”，所以这些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模式应实行强制审计模式。而对于那些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财务会计报告所反映的信息并不涉及公共利益，其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模式就可以考虑以较低的成本进行，实行财务会计报告审计的豁免制度。

因此，待条件成熟，我国也可以考虑在今后修订《公司法》时借鉴国外的经验，增加对小型有限责任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审计实行豁免的制度，具体来说：

1．小型有限责任公司的界定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并借鉴国外根据收入、资产负债表总额对公司规模进行界定的经验，我国《公司法》实行财务会计报告豁免制度的“小型有限责任公司”可以界定为工业、建筑业、电子业销售额1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300万元以下；商业及其他服务业年销售额5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100万元以下的有限责任公司。

2．对小型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实行豁免的附加规定

（1）代表1/10以上资本的一名或若干名股东请求时，公司须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财务会计报告进行审计。

（2）对实行豁免的小型有限责任公司，其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必须由具有中计会计师资格的会计师编制。

（3）实行豁免的小型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的制作人，必须在其对外提供的财务会计报告中附上声明，说明公司符合豁免的条件且未有代表1/10以上资本股东请求，并且在财务会计报告上签名并盖章的人员须声明其对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合法、准确性负责。

四、结语

本文主要针对新《公司法》中财务会计报告制度存在的不足，结合我国目前公司财务会计的实际操作，并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的先进经验，提出了较为详细而具体的完善我国《公司法》中财务会计报告制度的对策和相关立法建议：在财务会计报告制度方面，要明确财务会计报告的制作主体和责任承担主体，并对小型有限责任公司的审计实行豁免制度。

参考文献：

［1］《公司法释义》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释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2］江平主编.新编公司法教程（第二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3］储育明.海峡两岸公司法比较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

公司法务篇9

关键词：财务监督制度；公司法；审计员制度；监事会；独立董事

为了保证公司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合法、公正，各国公司立法日益加强对公司的财务监督，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监督模式。在我国，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有权检查公司财务（《公司法》第54条、策126条）；公司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制作的年度财务报告，应依法经审查验证（第175条第1款）；根据我国《证券法》的规定，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负监管责任等等。

从形式上看，我国已建立起了较完整的财务监督机制。但事实上，一直以来我国存在会计造假以及由此引发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而且其严重程度已为政府、社会公众及会计界所公认。尤其是虚假报表事件在股市频频出现，己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该建的账不建，或者账外有账，会计科目的设置、会计凭证和账簿的使用、会计报表的编制随心所欲，种种不规范的会计操作在我国十分普遍。造成如此混乱的会计秩序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原因是财务监督不力。 “其深层次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下的会计行为因缺少必要的外部监督而偏离了公允记录和反映公司财务活动的初衷，成为经理阶层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工具”。[1]我国政府已意识到了这点，并着手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如实行会计委认制、政府派驻监察员或财务总监，修改会计法并实施关于惩治违反会计法犯罪的决定。

经修改后《会计法》专辟会计监督一章赋予会计人员重要监督职权，即对违反本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制定的会计事项，有权拒绝办理等“四个有权”。《会计法》强令会计人员依法履行监督职权，在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一章中规定，只要涉及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隐匿和销毁会计资料、贪污、挪用公款、职务侵占等违法行为，都属于与会计职务有关的违法行为。在法律责任一章中规定，凡是利用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告等会计资料违法的，不问具体行为人是谁，会计人员都要承担法律责任。上述规定对于会计人员依法行使会计职责有一定的约束力。现在，我国正在修改《公司法》，因此应该借此机会强化《公司法》对公司财务监督。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监督：

（1）从外部，公司法应完善审计员对公司财务监督的职能，在这一点上应借鉴英国公司法上的审计员制度。这一制度已经为许多发达国家的公司法所采。相比较而言，我国的注册会计师制度与英国公司法上的独立审计员制度存在以下区别：首先，英国公司法上的审计员是每家公司必须任命的常任审计员，他随时有权检查公司财务，而我国的注册会计师是公司按照有关法律的要求临时聘请的审计员，目的是审计公司年度会计报告的真实性，而且由于时间有限，不可能详细审计，只能采用抽样审计方法，因此，不太可能充分揭示公司的错误及舞弊行为。其次，英国公司法上的审计员具有独立的身份，并且规定了审计员的身份保障制度，审计员由股东大会任命或解任，报酬也由股东大会决定，这就保证了审计员相对于董事的独立身份；而我国的注册会计师是由董事会聘请，报酬由董事会决定，如果注册会计师不按公司意图出具审计报告，董事会就变更注册会计师或会计师事务所，这就导致了一些注册会计师或事务所考虑经济利益而屈从于公司的可能性。再次，英国公司法赋予审计员执行职务的所需的权力，如有权得到公司有关资料，有权参加公司会议，即便是已被免职的审计员仍有权参加股东大会，发表意见，同时加强了审计员的义务和责任。我国要发挥审计员对公司财务的监督作用，就必须填补《公司法》关于审计员规定的空白，借鉴英、法等国的独立审计员制度的规定，对审计员的任职资格、任命、职权与义务、解任与辞职等做出具体的规定。

（2）从内部，健全强化监事会的监督功能。在我国，虽然公司有监事会专门负责检查公司财务，但《公司法》缺乏关于监事的任职资格，任命、职权、义务与责任的规定或规定不完善，致使监事会在实践中形同虚设，没能发挥财务监督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公司法》等法规在规范公司治理结构方面以股东价值为导向，相对重视董事会的作用而忽视监事会的地位，对监事会的运作规定得相当简单，使之在开展监督活动时往往难以在法律上找到可操作的依据。在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监事会由于监督体制的健全，监事会确实在财务监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股票的分布越来越分散，交易越来越频繁，股东会对董事会的监督越来越少，加强监事会对董事会的监督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我们应从以下方面健全强化监事会的监督功能：一、赋予监事会独立的法律地位。“法律赋予监事会监督职权，而监事会能否有效行使监督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也就是说，独立性是公司监事会制度的灵魂，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是监事会有效履行监督权的根本前提”[2].二，“强化监事会的权力，在突出监事会享有业务执行监督权和财务检查权的同时，赋予监事代表公司董事和经理的权力”[3] 三，为了加强对大型股份公司的财务监督，在监事会之外可以设置会计监事。四、扩大及加强监事的职权，规定监事有权查阅公司账簿和其他财务资料；有权要求执行公司业务的董事和经理报告公司业务情况；有权核对董事会拟提交股东会的会计报告、营业报告和利润分配方案等财务资料，发现疑问可以以公司名义委托注册会计师（或审计员）帮助审查，并向股东大会报告情况等。

（3）在上市公司中发挥独立董事的监督功能。“所谓独立董事制度，就是在董事会中设立独立的非执行董事（亦称外部董事）”[4].“独立董事制度在约束经理人，减少财务虚假和提高信息披露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5]，目前独立董事制度刚刚登陆中国不久，独立董事一要“独立”，二要“董事”，可是面对我国目前独立董事“独立”不易，“董事”更难的现实状况，应当首先从立法的层面上为独立董事的“独立”和“董事”保驾护航，这就要求我们在《公司法》修改时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确立健全这个重要的制度。“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在监控功能上恰好有着互补性。独立董事制度之所以有效，除了因其产生的方式所特有的独立性外，还由于其监督功能的发挥具有天然的事前监督、内部监督以及决策过程监督紧密结合的三大特点” [6].立法时应当注意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在监控功能协调，避免出现矛盾的规定。

参考书目：

[1]徐悦。从财务角度看独立董事[J].财政研究，2002，（6）。55。

[2]常健。饶常林。完善我国公司监事会制度的法律思考[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1，（3）。146。

[3]倪建林。公司治理结构：法律与实践[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04。

[4]韩志国。独立董事：管理革命还是装饰革命[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2。

公司法务篇10

关键词 新《公司法》 股东出资义务 法律完善

作者简介：路晨，山西大学商务学院法律系2011级法学专业学生。

一、股东出资义务的历史沿革

（一）法定资本制下股东出资义务

在大陆法系国家，公司制度的初创期一直采用的是法定资本制。公司成立时股东必须全部认缴公司章程规定的全部股份，即一次性履行全部的出资义务。在此种制度下，交易安全得到良好的保障，公司信誉有较好的支撑；特别是资金需求量大的公司在发展初期，充足的资金能够保障公司运营否的同时也起到向外部宣誓公司实力的作用，但是注册资本仅仅是静态数字，随着公司的发展，注册资本的数额与公司实际拥有的资本并不同步，容易导致交易向对方的损失。

（二）授权资本制度下股东的出资义务

英美法系对于公司设立采取较为宽缓的态度，股份公司成立时，股东只需认购第一次发行的股份总额，公司董事会可以在公司成立之后，经过股东会的授权，募集公司注册资本总额。 该种模式下，股东出资义务的履行相对压力较小，同时在随后的募集过程中，可以根据市场的需要和自身情况募集资金，增加了公司运营的灵活性，但公司实际拥有资本不确定，也容易出现欺诈行为，损害债权人利益。

（三）折中授权资本制度下股东的出资义务

为了弥补法定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的不足，折中的授权资本制应运而生。此种制度下，公司设立时的资本是确定的，但是股东无需一次认缴，可在规定的时间内认缴完毕，还可以在股东会的授权下增资，股东的出资义务进一步减轻。

（四）我国股东出资义务发展概况

2013《公司法》彻底放开公司成立，工商登记中最低注册资本和股东认缴股份限制全部取消，实缴制改为认缴制。股东的出资义务从法定改为章定，出资义务的约束由法律强制规定改为公司内部约定。股东的出资限额和出资的期限都由公司章程决定，放宽了股东出资义务的要求可以使股东的投资压力减少，同时公司注册资本仍然属于公司登记的事项。

二、存在问题

新《公司法》在注册资本上作出较大的修改，基本上颠覆了我国以往公司法对于注册资本的理念，尤其是注册资本实缴制改为认缴制，股东的出资义务发生较大转变；当然，股东的出资义务本身并没有变化，主要是出资义务的履行方式产生变化，新法对股东出资义务的规定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将对新法的实施产生诸多不利影响。

（一）股东分期缴纳存在风险

在以往公司法中采用强制性规定，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出资义务。新的《公司法》中明确，股东出资在公司章程中规定，大多公司设立都不可能采用一次性缴纳的方式，出资时间可以自由约定，只要公司章程约定的时间未到，股东就可以以正当的理由拒绝履行义务，即便是公司陷入困境，股东也可以坐视不理。

（二）不完全出资下的股东权利问题

不完全出资在本文中仅指未完成分期缴纳注册资本的股东的权利。在分期完成出资义务的过程中，该股东能否享有与其他股东同等权利值得考虑。在法定资本制下，通说认为股东的出资义务与股东享有权利不存在必然联系，主要的原因在于法定资本制下，股东出资义务有明确的、可期待的年限，例如股东必须在公司成立5年之内完成出资义务；但是在新《公司法》下，股东出资义务可以完全由股东们自己协商，约定不确定时间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此种情况下，权利与义务就存在明显的不对等，尤其是与其他短时间内完成全部出资的股东相比。

（三）催缴股东出资义务的执行、监督主体

注册资本章定下，股东出资义务未完成的催缴义务应当由谁承担，必须给予明确的规定。在没有国家强制性法律的规范下，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之中必须承担起催缴出资的义务及监督义务，催缴出资的义务不仅对股东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关乎公司的利益。

（四）债权人利益保护

公司的注册资本实缴制度下，至少对外具有一定的说服力，表明公司具有偿还债务的能力；实缴改为认缴之后，公司注册资本成为最不具有确定性的因素，而且股东出资也没有验资程序，债权人的利益通过追究股东的抽逃出资或者虚假出资就不太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人利益将受到巨大冲击。

此外，股东出资义务期限的延长性和出资数额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技术出资或者实物出资的估值，严重影响公司资本的充足性，也影响了公司对外的偿债能力，债权人利益的保护面临更大的挑战。

三、制度完善

面对公司法的改革，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公司设立限制减少，有利于社会整体经济的发展；而是在这种模式下债权人的利益如何维护，这显然过于片面。公司法的目的不仅仅是维护债权人的利益，还应当规范公司治理，为公司发展保驾护航。只有公司本身健全发展，才能更加完善的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如果仅仅为了防止债权人利益受损而阻止公司发展，这只能是“双输的结果”。

（二）建立完善的出资催缴机制

应当坚持资本充足的原则，在认缴制的前提下，建立完善的针对股东延迟出资的催缴制度。追缴义务应当纳入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义务范围之内，同时公司的高管和董事会成员对催缴承担相应的责任，可以将催缴义务纳入到高管、董事的勤勉义务范围之内，按照违反勤勉义务的处罚原则进行规制。

将催缴义务纳入董事、高官的勤勉义务的主要依据可以从三方面解释：

首先，公司章程约定股东出资限额和出资期限实际上就是股东与公司签订的民事合同，在此种状态下，公司可以高效完成组建工作；同时，就必须承担起对股东出资的催缴任务，体现民事权利义务对等原则。

其次，股东出资义务在章程中规定，由其公司董事和高官进行催缴体现便宜原则。注册资本制下，股东的出资直接由股东会授权的董事会和高管掌握，作为公司的经营者，对股东出资和资信状况最为了解。

最主要的原因是，公司的高官和董事作为实际的运作人，有义务基于对公司利益的保护，担负起对股东出资义务的催缴义务。

（三）实现公司信息电子化和信息化

2013年《公司法》成立的同时，我国也建立了全国性的公司信用信息查询系统。该系统包括工商登记信息和公司自主披露的信息，可以查询公司的资产状况和信誉状况等重要信息，有助于促进交易相关人对公司的进一步了解。但是在该“公示系统”的运行过程中，应当明确监督公布内容的主体，不能仅仅将公示信息作为唯一作准信息，防治出现虚假信息。

此外，还可建立公司股东个人或者个体的信用查询系统，尤其是针对法人股东，如该法人股东没有履行出资义务或者延迟履行，将通过该系统予以公示。公示信息不仅影响持股公司的信誉，也会影响其法人股东自身的信誉，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更好的促使股东履行出资义务。

（四）保障分期履行出资义务股东的权利

股东分期履行出资义务是当前公司设立的趋势，一方面可以保障资金得到充分的利用，另一方面也可以给股东周转的时间，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若因为股东的分期出资就限制股东的权利，必然打击股东积极性，同时限制权利与旧法的法定注册资本制就没有区别，本质上还是要求在一定期限内完成出资义务才能获得完全的股东权利。

（五）健全债权人利益保护制度

健全债券人利益保护要从多个方面着手，不仅要从外部建立相关配套制度，同时也应倡导债权人自我保护意识，尽到合格交易人的谨慎义务。

首先，应当完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在股东滥用权利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债权人提起的人格否认之诉，但是不能依赖和扩大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范围，将债权人利益保护的职责全部加之与其上。

其次，债权人应当尽到谨慎义务。《公司法》对债权人的保护是有限的，在交易过程中，交易相对反积极主动查询公司的相关信息，关注公司的资产状况而不是注册资本；此外，交易过程中可以协议提供担保等保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