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机构的属性十篇

宏观调控机构的属性篇1

【关键词】金融法；宏观调控权；完善

金融法律关系主要包括作为平等主体之间的金融交易关系和不平等主体之间的国家金融监管调控关系。前者属于民商法范畴，后者属于经济法范畴，金融调控法的调整对象只有金融调控关系。金融调控主要以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的货币政策为主导而展开的，因此，中央银行是重要的金融调控主体。

一、我国金融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之现状

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对于金融宏观调控权设定、行使以及责任追究等主要法律制度进行了较为完善的规定，关于“金融宏观调控权之设定”、“金融宏观调控权之行使”、“违法行使金融宏观调控权之责任”的法律规定主要体现如下：

（一）涉及“金融宏观调控权之设定”的法律规定

首先，关于中国人民银行性质、地位等基本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法》在总则第2条就明确确认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中央银行之地位，并且阐明了其主要任务在于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其次，关于中国人民银行组织机构的基本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的组织结构可以分为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两部分。从外部结构来看，其属于一元中央银行制。从内部结构来看，主要决策机构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在我国宏观调控以及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行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最后，关于中国人民银行职责的基本规定。第一章“总则”第4条的规定了中央银行所具备的主要职责。

（二）涉及“金融宏观调控权之行使”的法律规定

“金融调控权之行使”，通常是指“金融调控权”主体对于被调控主体所实施的关机金融结构和运行调控，以及经济利益再分配方面的法律行为。《中国人民银行法》中主要从法律地位和货币政策机制两个方面实现“金融宏观调控权之行使”的正当性。

（三）涉及“违法行使金融宏观调控权之责任”的法律规定

“金融宏观调控权”违法的责任，作为一种法律责任，是指由于违反了有关法定义务，行使“金融宏观调控权”的权力主体应当受到谴责，并为此而承担法律上的不利后果。我国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单独设立了第7章“法律责任”，共十条内容，是《中国人民银行法》中条数最多的一个章节，足见其重要性。

二、我国金融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之不足分析

（一）金融宏观调控权设定之法律供给缺失的问题

首先，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缺少基本法的规制。金融宏观调控的立法现状为单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等法律法规行政规章所形成的一个集群，各个法律法规之间由于立法原则和实施细则不统一，执法冲突时有发生，整体效能发挥不理想，需要制定一部宏观调控基本法来指导各个法律法规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强化金融调控法律制度体系的整体协调性。其次，我国当前的金融宏观调控法律制度体系中，还有很多重要的金融宏观调控单行法并未到位。

（二）金融宏观调控权行使之法律控权不足的问题

首先，从独立性角度考虑。虽然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独立于财政部、独立于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独立于社会团体和个人，可以说具有较大的独立性，但是与美联储等独立相对来讲较高的中央银行来说，其独立性涉及还是存在一定不足的，例如：中国人民银行隶属于政府而不是全国人大。其次，货币政策机制方面。货币政策工具规定不明确。《中国人民银行法》在第23条就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执行货币政策，但是并未就如何选择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程序等具体内容做出规定，并且其他配套法律法规也未作规定，这些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

三、我国金融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之完善分析

（一）宏观之金融调控权规制之完善

1、金融调控模式之选择

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最理想的金融调控模式可以在全球应用。而且不同国家现行的不同调控模式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各国都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自己的历史传统、金融业发展状况、法制环境等因素而具体确定的。反观之，我国对于金融调控具体模式之选择也应当要符合我国的国情。

2、金融调控方式之选择

我国金融调控之方式选择应当走法制化道路，尽量减少行政政策指令，而应当依据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适当对中央银行法律制度进行调整，通过颁布具体法律法规等完善和实现中央银行法律制度之宗旨。

（二）微观之金融调控法律制度之完善

1、独立性之加强

加强中国人民银行之独立性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一、如前文所述我国中国人民银行隶属于国务院而非全国人大，加强中国人民银行之独立性；二、内部机构设置之完善。应当依照国际惯例在《中国人民银行法》中明确货币政策委员会在中国人民银行内部最高权力机构的地位，并对其性质、地位等做详述规定；三、改革我国央行内部货币政策委员会之构成。

2、货币政策机制之完善

货币政策工具作为中央银行金融调控的主要手段，对于实现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不仅仅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工具的重要性，并在实际操作中实现其功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国货币政策工具之实质功能并未充分发挥，并受限于我国还未成熟和发展起来的金融市场，因此，我国应当努力建设一个相对发达的金融市场，为相关业务和政策的实现提供一个良好的条件。

参考文献：

[1]漆多俊.经济法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314320

[2]漆多俊.宏观调控法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277278

[3]张辉.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37139

宏观调控机构的属性篇2

论文关键词 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性质 司法现状

一、宏观调控的历史背景

市场万能的经济理论随着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而走下“神坛”，人们开始相信没有任何真理能一劳永逸的解决市场变化莫测的问题。随着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论》一书的腾空出世，一种新的经济调节形式被大家所认可，即用国家调控代替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这种形式主要是通过国家行政职能的有效介入对经济进行刺激，从而缓解经济危机。这种形式在当时称为国家管理经济的最高形式，并且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广泛认可和使用，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在欣然这种强有效方式同时也要注意到，这种模式也导致了“政府失灵”问题，即：政府调整范围广以及政府能力有限和所代表利益有偏好。如“郭京毅案”中代表的“政府俘获”现象，这证明政府的决策不必然是理性的，虽然可以通过一定的非诉程序起到控制作用，使其趋于合理性。但是通过司法审查对自由裁量权进行法律控制，不仅是一种权威性的补救措施同时也是一种警示的惩罚措施，其修正权力的不良运作。因此主张宏观调控的可诉性，符合宏观调控法的根本目的和基本精神，符合现代市场的内在要求，也是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呼吁建立的法治社会相匹配。

二、从宏观调控的概念来“质疑”宏观调控的可诉性

宏观调控本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术语，因此我们先探究其经济学上概念。从我国国内对其的主要观点有：第一，国家权力观说。认为“宏观调控”指国家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和实现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尊重市场规律下，从宏观和总体对国民经济进行的干预与调节。第二，国家经济职能观说。认为“宏观调控”是现代国家从社会经济的宏观和总体角度，运用计划经济政策和各种调节手段，引导和促进社会经济，是对社会经济宏观结构和运行进行调节的一种国家经济职能活动。第三，总量平衡说。认为宏观调控是指国家从全国经济运行的整体层面出发，运用多角度，广层次的宏观经济手段，对国民经济的总体供求关系进行调节和控制。

从我国的三种主流学说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国内主流观点认为宏观调控是以国家名义，通过税收、货币、产业等措施对市场的协调，是国家权力组成中重要的经济法律权力。可是在法学界以邢会强博士明确表明宏观调控行为的不可诉性，并且2002年首次提出宏观调控的不可诉性，他认为宏观调控行为属于国家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满足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强大的政治性这两个国家行为的构成要件，而国家行为由于政治因素影响深远，不能依据司法来衡量，因此被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

但是笔者不敢苟同，因为从法理层次上讲无论宏观调控属于什么性质，都可以确定它是一种经济法律权力。而从权力本质上看权利与义务是共具的，只拥有权力而没有对应义务，那是专制。若权力与义务比例失衡，义务过多则会导致不公平正义。而且政府作为公民权利让渡组成的特殊职能机构，它所做出的涉及公民利益的宏观调控行为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基于公民自愿遵守的规章-法律的授权，这是任何政府行为合法性的基础。因此可得出法律不能只授权而没有相应制约措施。所以从法学理论层面上说，“质疑”宏观调控的可诉性，缺乏依据。

三、从宏观调控法性质“质疑”宏观调控的可诉性

邢会强博士在其文章中提到，宏观调控行为的不可诉性源于该行为的性质。因为宏观调控从性质上属于国家行为。不过我们肯定一个世界上广泛认同的观点，即国家行为是为司法所豁免的。但是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宏观调控的主体是政府。把宏观调控的主体定义为国家，这就使任何国家行为因其性质的特殊性而肆无忌惮，如此一来必将本是政府的行为游离在法律之外。

首先，邢会强博士认为宏观调控因满足国家行为的两个要件，故属于是国家行为的一种。国家行为不可诉根源于国际法上国家行为的豁免权，因为是国与国之间，涉及到国家主权、国际关系等行为，不宜用宏观调控来规范。将国家行为性质带到经济法中，故邢会强博士认为经济法中的国家行为也是不可诉的，而且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的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中，也可以找到国家行为不可诉的规定。但是这都是将宏观调控的主体定义为国家，性质是国家行为。但是具体什么是国家行为，行政诉讼法并没有具体规定。从1999 年《最高公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公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看，国家行为是指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防部、外交部等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授权，以国家的名义实施的有关国防和外交事务的行为，以及经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国家机关宣布紧急状态、实施戒严和总动员等行为。从既有的法律规定中我们看出宏观调控的国家行为与法律规定的国家行为相差甚远，宏观调控的行为更多是经济性的，是行政管理下的经济职能在经济生活中的运用。虽然在极少数情况下，因为战略政策的调整而进行的调控，如“战时经济管制”“宵禁”等此时宏观调控更多意义上是政治因素，涉及国家安全，此时的性质才是国家行为，主体是国家从而不具有可诉性，但是更多情况下它们界限是明确的。

其次，笔者更倾向于将宏观调控的主体定义为政府。首先国家的内涵大于政府，这就不利于将本来涉及政治因素的行政行为诉之司法机构进行审查，何况在给其披上国家这“圣衣”将其无限扩大化。因为从当下的宏观调控乱象看，政府部门或官员为了追逐自己的利益而相互矛盾，使得国家的公信力大打折扣。最具有说服力的就是各地政府为了一时经济指标，以“经济发展宏观调控”的名义实拆迁之实，导致的各种拆迁惨案。这都是将宏观调控的主体定义为国家，性质定义为国家行为，以逃避司法审查以及由此带来的宏观调控权限配置失当所致。因此将宏观调控的主体定义为政府更有利于规范政府干预行为，这也与政府的由来相匹配。公民让渡自己一部分权力给政府，共同服从于基于大家共识所达成的标准原则，政府的权力的来源于公民，通过公民选举的政府对公民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公民监督。公民对国家事务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对涉及公众利益的重大事务还有决策权。这样一来保障了国家权力按公民意志而不至于偏离。任何政策的制定都不可能面面俱到，或多或少都会有一部分人利益受损，“良性违宪”、“良性违法”不就是在满足社会绝大多数人情况下，做出的牺牲小部分群体的利益的决定，更何况政府大多情况下制定的政策不一定是理性的。这些遭到利益受损人的合法权益怎么救济，政府不理性做出的政策侵害了他人利益，难不成一个“宏观调控”大帽子下就闭口不谈，政治责任的通告批评不痛不痒，根本起不到警示的作用，只有将其进行司法审查通过法律诉讼，将宏观调控的主体定义为政府才能有效控制政府权力的随意化，才能做到权从民来和有权有责，做到一个真正对民服务的限权政府。

四、从司法现状“质疑”宏观调控的可诉性

司法权是一国最权威、最彻底和最具有约束力的存在，为了保持其司法上的独立性司法本应保持对政治的高度敏感性，避免过多参与政治而丧失其公正性。而邢会强博士认为当下司法机关不具有这样能力审查宏观调控，也没有承担其巨大风险后的责任，所以不适宜对宏观调控进行司法审查。

但是笔者在此有不同看法。首先，从我国法律规定看，对宏观调控的制约看其是否违宪，一个是全国人大有权撤销不正确的法律、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一个是制定机关自己或者自己的上级机关有权撤销。但是我国的特殊国情，我国的人大一年才开一次会，而且时间短暂，跟本没有时间去研究去讨论一个宏观调控政策的正确与否。那另一种制约是自己检查自己或上级检查自己，我们都知道一句法律格言，“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这是为了避免人性的天然偏袒。同时制定机关与上级同属于一个体系，难免不会发生包庇自己下级机关的行为，致使两条制约途径在我国都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我们只有将其依靠于独立的司法审查，因为司法时“只服从与法律的要求和良心的命令”，而独立于上级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同时结果会得到国家的强制力执行，有确实有效的保障。我们不能因为当下缺乏危违宪审查的明确主体和可宪法司法化的机制、程序就断言其不具有可诉性。任何机制的健全都是从理论的不断完善开始的，倘若我们一开始就封杀这种可能性，那么我国的法制进程的完善也就遥遥无期了。我们所追求的法治也就是镜中月水中花了。我们不能因为怕它麻烦，怕它能力不足而对其恐慌。为什么当下法制基本上健全下还有这多人喜欢上访？因为就是法制的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对一些敏感问题司法审查就开始隔岸观火，缺乏公信力。上访不就是相信“人治”压倒法制，相信上级的行政机关有能力改变下级命令，这对我们苦苦建设的法治社会是多么大的讽刺。

宏观调控机构的属性篇3

一、透过电力数据警示经济运行中的问题

电力弹性系数反映了电力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对数量关系。电力和经济增长速度都是相对数值量，而电力弹性系数是两个相对数值量的比值。因此，电力弹性系数的数值大小及其变化隐含了许多相对数量关系，对应了许多不同的电力及经济发展状况。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若GDP的边际电耗（边际电力成本）小于平均电耗（平均电力成本），则其平均电耗还可以继续降低，从而经济效率不断提高，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系统是一个很复杂的大系统，很难由一个指标反映其发展的可持续性。但研究表明，电力弹性系数的变化可以起到警示的作用。从数学上可以证明：电力弹性系数小于1是GDP的边际电耗小于其平均电耗的充分必要条件：如果电力弹性系数小于1，则GDP的边际电耗小于其平均电耗；反之，如果GDP的边际电耗大于其平均电耗，则电力弹性系数大于1。

电力需求强度，即行业的用电增长率与全社会用电增长率之比，可以反映行业的发展状况。若某行业的电力需求强度大于1，意味着这个行业用电增速大于全社会平均的用电增速，行业发展较快，甚至过热。反之，若某行业的电力需求强度小于1，意味着这个行业用电增长率小于全社会平均用电增长率，行业发展较慢。

统计显示，2000年以前我国电力弹性系数基本小于1，GDP的平均电耗由1978年的0．206千瓦小时／元（2000年价格，下同），下降到1999年的0．146千瓦小时／元，总体上呈下降的趋势。2000年起，GDP的边际电耗大于其平均电耗，则平均电耗开始回升，由2000年的0．151千瓦小时／元，上升到2003年的0．167千瓦小时／元及2004年的0．175千瓦小时／元，电力弹性系数大于1。我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电力弹性系数大于1，如1979、1989、1990、1991年，但持续时间不长。可以预见，2005年电力弹性系数不会有大的改善。我国将出现连续6年（2000―2005）GDP的边际电耗高于其平均电耗的现象，这意味着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可能出现了某些不健康的因素。

导致电力弹性系数大于1的主要因素是重工业电力需求强度大于1。而重工业中又以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等行业用电增长最快。2001年全社会用电量的增长率为9％，而钢铁、有色金属、建材行业用电增长分别为11．2％、16．1％及8％，钢铁行业的电力需求强度为1．24，说明其用电增长速度比全国平均速度高1．24倍。有色金属的电力需求强度为1．789，其用电增长速度比全国平均速度高1．789倍，具有很强的发展势头，处于过热的状态。建材的电力需求强度为0．89，其用电增长速度只是全国平均速度的0．89倍；2002年全社会用电量的增长率为11．6％。钢铁行业的电力需求强度为1．138，其用电增长速度比全国平均速度高1．138倍，低于2001年的水平。有色金属的电力需求强度为1．664，比2001年低0．125，但发展势头仍很强。建材的电力需求强度为0．922，属于正常发展；2003年全社会用电量的增长率为15．28％。钢铁行业的电力需求强度为1．57，远远高于2001年的水平，开始处于过热的状态。有色金属的电力需求强度为1．655，比2001年低0．134，但仍属于过热发展。建材的电力需求强度为1．138，开始过热发展。这些行业电力需求强度的变化反映出我国经济结构正在向着不合理的方向转化。

可以看出，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有：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动力（资本形成总额、最终消费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之间的比例还不太合理。以加大投资（特别是房地产的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使得经济发展缺乏后劲，抗干扰能力弱，风险很大。一旦出现不利因素，则对投资效益，银行的呆账、坏账都有负面的作用，将直接波及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再者，投资方向不利于调整产业结构及降低能耗。此外，国家鼓励消费的政策不到位，使得消费刺激不足。

2000年以来电力弹性系数急剧上升，给我国电力供应带来了压力。电力的高需求，使得我国发电装机容量不够，电网输配能力不足，导致2003年以来全国许多地区电力供应紧张，出现了拉闸限电。煤电运再次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

二、透过电力分析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

针对这些问题，政府决定对部分过热的行业进行宏观调控，避免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2004年4月起，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陆续出台。相关产业、行业逐月电力需求强度（中电联：《电力统计快报》2004），可以通过分析相关产业、行业相应的电力需求强度的变化，观察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

二产的电力需求强度由2004年初的1．1155上升到1―4月份的1．13354，增幅为0．01804。2004年4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相继出台后，开始回落到1―7月的1．07847，降幅达0．05507。由此可见，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实施初期，效果还是很明显的。8月份起又有小幅反弹，1―10月为1．10613，增幅为0．02766，反弹势头较强。2004年10月29日央行加息0．027％的货币政策又引起二产的电力需求强度回落到2005年第一季度的1．021。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二产电力需求强度的总体影响为－0．11（与2004年4月相比，下同），已见成效。同时也须看到，在中央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下，二产的电力需求强度始终没有跌破1，说明其内在动力很大，结构问题还较突出。重工业的电力需求强度也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2004年初的1．14上升到1―4月份的1．188，增幅为0．048，远远大于同期二产的增幅。增长势头较强。各项宏观调控政策使之降到1―7月的1．097，降幅达0．091，大大遏制了它的发展势头。宏观调控效果明显。8月份起又有反弹，升至1―10月的1．169。增幅达0．072，增长势头很强。2005年第一季度又降到1．12，宏观调控政策对重工业电力需求强度的总体影响为－0．07，具有一定的效果。轻工的电力需求强度较弱，基本上呈下降的趋势。除了2004年初为1．044大于1外，其他月份均小于1。2004年底为0．927。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05年第一季度又降到0．661，下降幅度较大，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宏观调控政策对轻工业电力需求强度的总体影响为－0．27，与我们的意愿相悖。三产的电力需求强度在2004年初较弱，仅为0．84，且呈下降趋势，1―4月为0．81，远远小于1。5月份起开始回升，突破1，达到年底的1．024，增幅高达0．218。这说明三产的发展势头良好，产业结构向着预期的方向转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见到了成效。但2005年第一季度又下降到0．856，政策对三产电力需求强度的总体影响仅为0．05，显得乏力，还需要继续加强。

从行业用电特性来看，钢铁、建材、有色金属及化工四大行业占全国用电量的30％，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前三个行业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因此，可以从它们的电力需求强度的变化分析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钢铁电力需求强度由2004年1―4月的1．83降到1―7月的1．568，显示各种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是行政手段）对钢铁电力需求强度的影响为－0．262。由于国际钢价的上升，在其他政策继续发挥作用的条件下，某些钢铁企业只能冲破行政手段的作用力，通过增加产量获取利润。因而使得整个钢铁行业的电力需求强度增加到1―10月的1．728。这也说明行政手段对钢铁电力需求强度的影响至少为－0．162，其他政策对钢铁电力需求强度的影响为－0．1。由此可见，行政手段对钢铁电力需求强度的影响很大，占各种宏观调控政策对钢铁电力需求强度影响的61．8％，但其可持续性弱，稳定性差，很容易反弹。2004年10月29日央行加息0．27％的货币政策又使钢铁电力需求强度回落到年底的1．686，其当月影响为－0．042。2005年第一季度又降到1．515。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钢铁行业的总体影响为－0．315，效果较明显。但应该看到钢铁行业增长势头依然较高，结构问题还很突出。国际钢材价格不断攀升，CRU国际钢材价格综合指数由2003年末的106．8点上升到2004年末的152．18点，上涨42．4％；同期国内上涨了24．1％。2005年国际铁矿价格大幅上扬，将导致国内钢材价格继续上涨，对调控政策的实施不利。宏观调控政策对建材的影响也较大。建材电力需求强度由2004年初的1．781 下降到1―7月的1．2，经小幅反弹后，降到今年第一季度的0．715。各种宏观调控政策对建材电力需求强度的影响为－0．53，下降幅度很大，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实施效果很明显的一个行业。这说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房地产的膨胀发展起到了抑制作用。

有色金属行业受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最大。有色电力需求强度由2004年初的1．781 下降到1―7月的1．2，经小幅反弹后，降到今年第一季度的0．688。各种宏观调控政策对有色金属电力需求强度的影响为－0．61，也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实施效果最明显的一个行业。说明国家对电解铝宏观政策的实施已经见到实效，对铝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04年化工电力需求强度一直小于1，在0．8左右波动，不在发展过热的行业之内。由化工电力需求强度的变化可以看出它的发展呈U字型，即先高、再低、后高的趋势，到今年第一季度虽然电力需求强度升至0．927，与2004年4月相比上升了0．172。但一直低于1，属于良性增长。

城市居民生活用电需求强度由2004年初的0．37上升到今年第一季度的1．5，与2004年4月相比，提高了0．897，这与城市居民收入增加有关。而可喜的是：2004年1―2月农村居民生活用电需求强度高达1．2。这主要是国家对农民工欠款解决得力，农民回乡过春节刺激用电增长较快。5月以来，农村居民生活用电同比增长呈上升趋势，自8月份起，农村居民生活用电需求强度又开始高于城市的水平，达到年底的0．62，比城市高0．12。今年第一季度为1．366，与2004年4月相比提高0．855。足见中央的“三农”政策得到落实，农民收入增长较快。这是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很好的契机，为今后促进消费的增长，打下了基础。

总之，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使得二产、重工、钢铁、建材、有色金属等行业的电力需求强度下降，与2004年4月相比，它们的政策效果均为负值，不同程度地起到了抑制这些行业发展过热的作用。而同时，对三产还起到了促进发展的作用，特别是到2004年底，三产电力需求强度比2004年4月增加0．218，成绩突出。2005年第一季度电力弹性系数为1．4，比2004年有所下降。这也是宏观调控政策效果的体现。这次宏观调控旨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消除经济增长中不稳定不健康的因素，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电力的侧面可以看出，政府的宏观调控已经取得成效，为今后我国经济稳步健康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也显示出国家对宏观调控的决心及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三、应关注的问题

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无疑将抑制部分行业投资过快，减缓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同时由于中央“三农”政策得到落实，农民获得了实惠，农民收入得以提高，为刺激消费奠定了基础。这些政策的实施将使今后投资增幅降低，消费增长加快，在宏观上起到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作用。但是，还须看到的是，我国的经济结构还不合理，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突出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为此，应关注以下问题。

1、应特别关注房地产的发展态势，警惕其泡沫的出现危害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房地产价格的上升，一方面有继续拉动钢材、有色金属、建材快速增长的动力，对宏观调控取得的成果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又有滋生泡沫的气源，会对整个经济系统产生大的扰动。因此，政府应下大力气，采取有力措施平抑房价，切断在房地产中所有可能滋生泡沫的气源。

2、要分析三产及轻工业电力需求强度在今年第一季度下降幅度较大的原因，及时研究对策，扶持三产及轻工业的发展。从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状况来看，宏观调控还有空间，宏观调控的任务还很艰巨。应抓住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投资增幅得到抑制，消费增长势头较好的时机，加强经济结构的调整。

3、诱发投资扩张的机制依然存在，物价上涨的压力还很大，石油、煤、电、运等能源供需矛盾还没有得到缓解。模拟显示：2005年若电力需求增长12．5％，最大可以支持GDP增长8．9％。此时，电力供应缺口约2300万千瓦，电力供需形势依然严峻。今年需新增发电用煤约8300万吨标煤。届时，煤矿的增产能力、安全生产、运输等问题仍旧会十分突出，煤电运依然是经济发展的瓶颈。

宏观调控机构的属性篇4

那么，原因何在？

这个问题让笔者想起了法国名导演欧容的电影《花瓶（Potiche）》，这部2010年上映却颇有复古范的影片讲述了一对夫妻管理家族制伞工厂的故事，看似专业的丈夫作为总经理与工会闹得水火不容，企业每况愈下，而被视作花瓶的妻子接手总经理工作后，却把企业经营得井井有条。夫妻二人的成败，关键在于处理博弈能力的差异，无法理顺宏观、微观的博弈关系，看上去很美的经营策略也仅是纸上谈兵。

再看中国经济，宏观调控之下，实体经济尚未扭转颓势，一方面和经济环境的复杂严峻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则与宏观调控的微观传导颇有关联。实际上，作为宏观调控的理论源泉，传统凯恩斯主义在学术上的最大缺憾正在于就宏观论宏观，而近几十年来经济学领域的诸多努力也集中于为传统宏观经济理论构建微观基础。但在笔者看来，宏观调控理论上的微观基础虽在不断夯实，但现实中的微观基础却并不牢固。很多市场人士在分析宏观调控时往往聚焦于整体性影响，而并未关注到微观主体的应对及其带来的反作用。

笔者最近两年在地方上工作，这一段经历让笔者对宏观微观博弈有了切身体会。笔者以为，宏观调控未能快速改变当前中国经济的失速态势，易被忽略的一个原因是：五种宏观微观之间的博弈，让宏观政策缺乏有效的微观基础。

其一，宏观微观之间存在“囚徒博弈”。

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可谓家喻户晓，囚徒困境的核心是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这种情况也体现于宏观调控的微观传导过程中。一些宏观政策出台的目标是符合集体理性的，但微观个体却会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来调整个体行为，调整后的个体行为却未必符合宏观政策本意。

例如，2012年以来，监管部门花大力气整顿银行业不规范经营，其目的是规范行业行为，还利于民，减小融资成本，助推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虽说政策业已取得显著成效，但从微观层次看，整顿不规范经营、不对称降息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在加大银行业竞争的同时，也大幅提升了大型企业的议价能力和话语权，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资源是有限的，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部分金融机构被迫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对大型企业的业务维护上，中小企业得到的金融服务反而受到了挤占。

其二，宏观微观之间存在“吃饭博弈”。所谓吃饭博弈，很直白的解释就是，宏观调控再怎么阳春白雪，微观个体包括企业和地方政府，都是需要吃饭的。宏观看，中国经济长期吃饭靠转型，唯有转型才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但微观看，地方经济短期吃饭难转型，为转型而转型很容易滋生形象工程或风险隐患。微观中国，很多城市、县域存在产业集聚、经济结构单一的特征。如果恰巧这个单一的行业属于粗放增长的行业，属于转型压降的对象，那么地方政府作为一方水土的衣食父母，将很难真正去做实转型。特别是在当前地方政府业绩评价体系下，以短期“自发降速”换取长期产业结构调整空间的现实激励作用并不大。

而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微观企业，一旦为转型而转型，往往会盲目追求多元化，将眼光投入到房地产、民间金融等面子足、见效快的时髦领域，而这种超出其自身风险控制能力的“多元化”可能会成为酝酿隐患的温床，甚至会对企业的主业或地方支柱产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

其三，宏观微观之间存在“弹簧博弈”。这种博弈就像压弹簧，此消彼长，不进则退，只有宏观调控不断施力，政策效果才会持续显现，若宏观调控不再施力，政策效果就不会继续叠加，而一旦宏观调控有所减弱，往往会出现有违政策初衷的逆向反弹。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始终具有做大GDP、增加财政收入、提升地方品牌等多重诱惑，只要宏观层面对楼市调控稍有放松，甚至不需放松，只要有些许“不强调”的迹象，微观层面就有捂热楼市的冲动。

其四，宏观微观之间存在“边缘博弈”。宏观调控画了一个圈，而部分微观实体包括地方政府和微观企业，往往行走在宏观政策的边缘，或是在不断试探宏观调控的边缘区域，这种行为往往会带来诸多风险。例如，2011年中国民间融资市场经历了一波非理性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是流动性紧张状态下的需求所致，另一方面也与民间融资市场政策监管的边界不清晰有关。宏观层面鼓励民间金融力量的稳健培育，但由于规范性的民间金融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对民间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政策还在不断完善过程之中，而这种初始阶段的监控薄弱，则为民间融资市场创造了行走于边缘的条件，表现为机构超速扩张和业务高杠杆运作。这种边缘博弈带来的非理性繁荣的风险，业已在当前逐步显现，并还将不断释放。

其五，宏观微观之间存在“专业博弈”。宏观层面凝聚着专业思维，充斥着专业人士；微观层面则缺乏足够的专业资源。这种“专业屏障”往往成为信息不对称下博弈均衡走向集体利益受损的重要壁垒。

实际上，这种专业博弈发展到极致，甚至会引致金融危机，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本质上也是专业博弈的结果，前者是金融机构利用专业优势过度开发房产业务、金融衍生品诱发的危机，后者则是政府部门利用专业优势过度透支社会财力诱发的危机。

总之，宏观微观之间的五种博弈，让中国宏观调控缺乏有效的微观基础，进而使其效果显得有所不足。

宏观调控机构的属性篇5

「关键词经济法体系，结构分析，二元结构，中间地带

经济法的体系应如何确立，曾是众说纷纭的重要问题。随着人们共识的日渐增多，对经济法体系问题的探讨也余音渐歇。但近几年来，经济法制度的迅速发展，生成了大量的新规范，这些新规范不仅会直接影响人们对经济法体系具体结构的认识，也会影响人们对经济法体系既有共识的合理性的看法，因而对经济法体系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仍然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讨。

按照既有共识，经济法体系作为经济法规范所构成的内在和谐统一的整体，其核心问题是规范的分类与结构问题；与此同时，经济法体系作为相关经济法规范所构成的一个系统，可以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来对其展开研究，以更好地揭示经济法规范的类别及其所形成的特定结构。事实上，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研究经济法的体系，都离不开对相关规范的分类及由此形成的特定结构的研究，都离不开重要的“结构分析”。这对于研究经济法体系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当然也适用。

对于经济法体系所涉及到的结构性问题，经过多年的探索，人们已经达成了许多共识，目前学者尚略有歧见的，主要是对经济法规范的“分法”上的不同：有些学者主张“二分法”，有些学者主张“多分法”，并由此带来了经济法体系结构上的不同，在此不再赘述。本文的探讨，是立基于学界已有的一些基本共识（如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体系结构等本体论共识），着重从经济法体系发展的角度，对经济法体系进行一般结构分析，提出体系的“二元结构”可能遇到的主要问题，特别是“二元”的“中间地带”的归属问题，并探讨如何“一分为二”地解决这些问题。

一、经济法体系的一般结构分析

从历史上看，经济法体系的发展，确实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演进历程。一般认为，从一些主要国家的立法来看，较早的经济法方面的立法，主要集中在市场规制法方面，如美国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等，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以后，随着各国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大，宏观调控法才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成为经济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这两类实质意义的规范在各国最为普遍，且关联密切，因而它们作为经济法体系发展的两个重要成果，已经为理论界所公认。

基于上述两类规范在具体调整范围上的差别，还可对其进一步做出分类。例如，宏观调控法规范可以进一步分为财税法、金融法、计划法规范，这与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财税、金融、计划这三类政策、手段相一致，它们构成了宏观调控法的三大类别。又如，市场规制法规范可以进一步分为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保护法规范，这与市场规制所保护的不同主体的不同法益以及所运用的不同手段是一致的，它们构成了市场规制法的三大类别。

从上述分类来看，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这两大部分，构成了经济法体系上的“二元结构”。其中，宏观调控法包括三个部门法，即财税调控法、金融调控法和计划调控法，分别简称财税法、金融法和计划法；市场规制法也包括三个部门法，即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保护法。上述的各个部门法都可以有具体的立法体现；各类具体的经济法规范，都可以分散到经济法的上述亚部门法中。

上述对经济法体系的各个亚部门法的描述，可以大略概括为“财金计划调控法，两反一保规制法”。当然，这些亚部门法按照部门法原理还可以做进一步的细分。如财税法包括财政法与税法两个具体的部门法，其中，财政法包括财政体制法和财政收支法，具体包括预算法、国债法、政府采购法、转移支付法等；税法又包括税收体制法与税收征纳法，而税收征纳法又可以进一步分为税收征纳实体法（商品税法、所得税法和财产税法）与税收征纳程序法等。

上述财税法规范的分类，与经济法的其他亚部门法规范的分类也都是一致的。例如，基于上述原理，金融法、计划法等领域同样可以相应地分为一般的体制法与具体的调控法，其现实立法则可以具体体现为中央银行法，以及经济稳定增长法、产业结构法等。又如，在市场规制法领域，反垄断法同样包括反垄断体制法和垄断行为规制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则包括反不正当竞争体制法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制法，等等。当然，这些只是学理上的分类，现实的具体法律文件的名称未必与其一致。

经济法规范的上述不同层次的分类，会直接影响到经济法体系的内部结构。从总体上看，经济法体系的内在结构是一个“层级结构”。其中，第一层结构，是体现经济法的调整范围、机能或调整手段的两类规范群，即宏观调控法规范群与市场规制法规范群，简称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第二层结构，分别是体现宏观调控职能的三个部门法，以及体现市场规制职能的三个部门法，它们一般也被称为经济法的亚部门法；第三层结构，每个亚部门法还可进一步分为若干小的部门法。这样的结构，在数量比例关系及排列顺序上是较为合适的，同时，各层结构的各类规范之间都有着内在的协调互补的关系，而不是相互交叉、重叠、冲突的关系，从而使经济法系统能够较为稳定地发挥其整体功效。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纯粹是从部门法的意义上，而不是从具体的形式意义的立法上来理解的。[1]在各类具体的形式意义的立法中，可能包含有其他的部门法规范，如形式意义的财税法中可能有行政法规范，形式意义的金融法中可能有民商法规范，形式意义的计划法中可能有宪法规范，等等，这些都是正常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法学上的部门法划分，都是依据其主要性质所做的一种大略划分。事实上，各种法律分类，都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并非都是完美无缺的。

二、经济法体系的结构选择及其新问题

（一）“二分法”与“多分法”的结构选择上述体系的“二元结构”，是对经济法体系的基本描述。但是，经济法体系并非一成不变。由于经济法尚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人们对于经济法体系的认识自然也难求尽同。上述关于经济法体系的“二分法”，作为一种基本分类，作为经济法的核心分类，只能算是经济法学界乃至法学界的“基本”共识。但在上述“二分法”的基础上，尚有“三分法”、“四分法”[3]等“多分法”。各类“多分法”比“二分法”多出的部分，如市场主体法、市场运行法、社会保障法、政府投资法等，往往都是很复杂的问题，很值得研究和讨论。下面就举几例来简略说明。

第一，关于市场主体法。市场主体的资格实际上主要是由民商法来加以确立的，只要符合经济法的要求，同样可以成为经济法上的主体。经济法的主体资格是通过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来加以确定的。宏观调控主体和市场规制主体的资格，是由宏观调控法或市场规制法中的组织法或称体制法来确立的；而接受调控或规制的主体的资格，如果有特殊要求的话，也要由宏观调控法或市场规制法来加以确定。因此，不需要在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之外设置一个单独的主体法或市场主体法。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对于经济法主体及其行为，都要加以规定和规范，其性质并非仅是“行为法”。

第二，关于市场运行法。市场运行是一个大的概念，在市场运行中涉及到市场交易、市场竞争等众多问题，从而涉及到合同法、票据法等诸多民商法规范的适用。经济法的主要功用，是保障和规范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维持市场竞争的秩序，并确保公平、正当的市场秩序。对于一般的市场竞争，无须经济法特别规范，但对于不公平的和不正当的竞争，则恰恰需要经济法着重规制。因此，应当放入经济法体系的，只应是市场规制法，而不是整个市场运行法。

第三，关于社会保障法。虽然它与经济法密切相关，但因其有自己不同于经济法的宗旨和调整对象，因此，随着社会保障法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其独立性日益突出。考虑到社会法的调整目标是着重解决社会运行中产生的社会问题，而经济法则是着重解决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经济问题，（见参考文献1）因此，许多学者已经开始把社会保障法归入作为部门法的社会法而不是经济法。

第四，关于政府投资法。政府投资，如果意在宏观调控，则应由宏观调控法来规范；如果是作为营利性活动出现，则同样要受市场规制法规范。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政府应尽量避免“与民争利”，逐渐退出竞争性领域。特别是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直接投资的领域应逐渐限缩，主要致力于公共物品的提供，因而应当与预算支出或具体的转移支付、政府采购等问题相关，从而应与财政法联系更为密切。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政府投资法是否应当作为一个与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相并列的领域，其必要性如何，很值得探讨。

此外，涉外经济法的分立，与经济法理论上的分类直接相关。尽管这种分立曾经有相当多的立法支持，但随着中国的入世，以及国民待遇的普遍实施，许多领域都废止了“内外有别”的两套制度，以更好地维护法制的统一，由此使涉外经济法的特殊性变得越来越小。据此，一般也都认为没有必要把涉外经济法作为一个大的独立领域来与宏观调控法等相并列。

以上只是列举了几个方面的关于法律归属的不同观点，对这些观点的不同态度，都会直接影响到经济法体系的具体结构。尽管人们的认识尚有一些分歧，但无论怎样，把依据“二分法”所确立的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这两大部分作为经济法体系的核心部分，已殆无异议。当然，由于经济法一直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因此，即使把上述的“二元结构”作为经济法体系的核心框架，也必须看到经济法体系所应有的开放性，不断地发现和解决在体系结构上的新问题，以对体系理论不断做出适当发展。

（二）“中间地带”的归属问题

如果在经济法的体系上选择“二元结构”，就会发现，随着经济法体系的发展，在二元结构之间，还存在着一些被认为具有过渡性、模糊性的规范，这些规范与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规范都密切相关，可以称为“二元结构”的“中间地带”，如监管规范、价格规范、反倾销与反补贴规范等。这些新生规范都有一定的特殊性，其究竟应并入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这两大规范群之中，还是独立或游离于两大规范群之间，都会影响到经济法体系的结构，因而仍然需要具体分析。例如，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相关的监管规范也越来越引人注目。这些监管规范，主要体现为对特定行业的监管，并进而体现为对特定市场的监管。在金融业，分别有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以及相应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监管；同时，在其他领域，还有对电力业、石油业、房地产业、医药业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的监管；此外，对国有资产等方面的监管也被高度重视，等等。深受关注的各种类型的监管，不仅直接影响到相关的监管体制（为此，我国成立了一批“监督管理委员会”），而且也对相关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形成了一批重要的监管规范（有的体现在专门立法中，有的散见于相关立法中）。

对于各类监管规范，究竟属于宏观调控法还是市场规制法，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有人认为监管规范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而设置的，因此，应当把它们定性为宏观调控法；也有人认为，监管规范虽然与宏观调控密切相关，但与传统的宏观调控法规范是不同的，因为其调整更具有直接性，且监管受体具有特定性，而不像宏观调控法的调整那样具有间接性，在调控受体上具有非特定性。

如果从调整的直接性和主体的特定性来看，监管规范更接近于市场规制法规范。事实上，如同监管规范一样，市场规制法同样也是为宏观调控法服务的，与宏观调控法之间同样是互补的关系。因此，从广义上说，也可以把监管规范作为一类特殊的市场规制规范列入市场规制法中。

这样，就可以对市场规制法做出进一步的发展，即市场规制法不仅包括通常意义上的一般市场规制法（即前面谈到的传统的竞争法和消费者保护法），在此基础上，还包括特殊市场规制法，如金融市场规制法（包括银行监管法、保险监管法和证券监管法）、电力市场规制法、石油市场规制法、房地产市场规制法等。

从一定意义上说，特殊市场规制法同样要以传统的竞争法为基础，因为这些企业，无论是银行企业，还是电力企业、石油企业、电信企业、房地产企业等，也都要遵循一般的竞争法规范，只不过在此基础上，基于这些企业或者行业的特殊重要性，国家往往还要专门进行规制。有些规制（如金融领域的规制或称金融监管），本身就与宏观调控直接相关。因此，可以认为，这些监管规范与宏观调控规范和市场规制规范都密切相关，只不过基于其规范相关主体行为的直接性和特定性，更适宜把相关的监管归入广义的市场规制之中。

从目前已有的立法来看，一些监管规范已经开始倾向于市场规制方面。例如，在金融监管领域，银行监管已经关注对银行业的竞争行为的规制，而证券监管同样要关注对证券市场上的各类行为的规制，等等。

除了监管规范以外，被认为属于“二元结构”的“中间地带”的法律规范，还有价格规范、反倾销与反补贴规范等，它们也同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密切相关，对其如何归类，在后面还将专门探讨。从总体上说，各类处于二元结构“中间地带”的规范，大都属于市场规制法规范，但它们与宏观调控法规范的联系确实又非常密切，甚至某些规范本身就属于宏观调控法规范。这也是现代经济法制度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新特点，它们推动着经济法体系的发展，在进行结构分析时需要特别注意。

（三）“二元”的交叉融合问题

如果在经济法体系的构成上选择“二元结构”，还应当注意一个问题，即经济法体系中的“二元”，并非截然孤立，而是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的。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作为“二元”的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密切关系问题已略有探讨，（见参考文献2）随着“二元结构”的“中间地带”的发展，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规范之间的交叉融合的现象日益突出，从而使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联系更为紧密，也使经济法作为一个统一的部门法的系统性更为突出。

如前所述，从规范生成的先后来看，一般认为，同宏观调控法相比，市场规制法的产生比宏观调控法更早，与传统的民商法、行政法的联系也更为密切，从传统法中汲取的养分也相对更多。而宏观调控法，则是在经济理论、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有了一定发展的基础上，特别是在法律理论及相关立法有了一定发展的基础上，才逐渐产生和逐渐被认识的一个重要领域。人类的实践已经表明并将一再表明，宏观调控法的有效实施，离不开市场规制法的调整所确立的基本秩序，并同时为市场规制法所确保的市场秩序提供重要的外部环境；而市场规制法的有效实施，也离不开宏观调控法所提供的相关保障，并且，恰与宏观调控法的调整相得益彰。

对于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关系问题，虽然学界已有了一定的探讨，但对于其在具体制度上的交叉融合问题，则探讨不多。事实上，在具体的立法中，两类规范交叉融合的趋势已日渐明显。这既反映了两者之间的固有联系，同时，也体现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关问题的复杂性。例如，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的立法中，就既有关于调查机关及其程序的规定，也有关于企业竞争、经济秩序、产业损害、税款征收等方面的规定，体现了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结合。这就是值得注意的法律现象。如果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则有助于避免过去对两类规范的僵化理解，看到新问题和新规范的复杂性。

可见，在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各自的发展过程中，一些非典型性的宏观调控法规范和市场规制法规范，作为“二元结构”的“中间地带”，也逐渐变得重要起来。这些非典型性的、过渡性的规范在“二元结构”的罅隙中日益生长，使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更加融为一体，从而为提炼经济法规范共通的法理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三、对“中间地带”的“一分为二”

如前所述，在经济法体系的发展过程中，会不断地遇到诸如“中间地带”之类的结构性问题，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国的经济、法律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法律联系日益密切，经济法的体系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如果不能够“一分为二”地认识这些影响及由此产生的新问题，就会对经济法体系的稳定性和客观性产生疑惑。因此，对于体系发展中遇到的“中间地带”等新问题，都要注意“一分为二”地去把握。事实上，诸如产业法、反倾销法与反补贴法、价格法等近年来发展较快的新型规范，作为体系的“二元结构”中的“中间地带”，如何对其进行归类，确需在进行结构分析时予以关注。下面就以这几类法律规范为例来略做说明。

（一）产业法规范的结构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产业的发展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在经济学领域，整体产业的层次往往被认为属于“中观”经济层次，即它相对于一国的宏观经济是属于微观层面，并与一般的宏观调控制度直接相关；而相对于一国的微观经济，则又较为宏观，且与规范微观主体行为的企业制度、市场规制制度的相关度更高。

在法学领域，产业法（或称产业政策法）作为一种广义上的称谓，主要包括产业结构法和产业组织法两大部分。其中，前者主要涉及到国家的宏观经济或中观经济，因而通常被认为属于宏观调控法（或更为具体的计划法）的组成部分；而产业组织法则通常被认为属于市场规制法。因此，产业法同价格法等一样，有些也属于宏观调控法规范，有些属于市场规制法规范，需要将其“一分为二”，因而其在整个经济法体系中的存在，同样很有特色。在中国加入WTO以后，产业法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相关的理念和制度发展也都很值得关注。例如，过去的竞争规制或产业组织理论，主要是强调通过对局部的个体的规制，规范具体的竞争者的行为，来保护竞争秩序，而随着产业法的不断发展，如何对于整个产业直接进行调整和保护等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并且，相关的法益保护已经大大超出了“个体本位”，而上升到了“整体利益”的高度。

在一般的产业法体系中，产业结构法与产业政策联系密切，涉及到对产业的布局、调整、扶持或促进等诸多问题。其实，中小企业促进法，以及相关的促进法等，与之有密切的关联。但此类法律往往“宣言性”更为突出，可诉性较弱，直接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较为不易。相对说来，产业组织法因其主要可以归入市场规制法，因而相对于产业结构法，其可诉性更强，与传统法也更为接近。

（二）反倾销法与反补贴法的结构分析

在现实制度中，影响市场机制的竞争制度有很多，其中，倾销、补贴等行为都会影响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因此，无论这些行为是由市场主体作出，还是由政府来实施，都会受到相关竞争制度的限制或禁止，由此也使反倾销法和反补贴法日益得到重视。

入世以后，反倾销与反补贴制度、保障措施制度等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其重要目标在于确保公平的、正当的市场竞争，以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积极作用。如同上述的产业法一样，反倾销制度、反补贴制度、保障措施制度，同宏观调控制度和市场规制制度也都有一定的联系。例如，反倾销制度涉及到反倾销税问题，还涉及到一定的行业或产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会涉及到宏观调控问题；同时，倾销本身就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反倾销也就是反不正当竞争，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把某些反倾销制度归入市场规制法领域。再如，补贴与财政支出有关，它可能是政府通过财政支出所实施的一种宏观调控；同时，补贴也可能带来相关主体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因而它又涉及到市场规制问题，等等。

透过倾销、补贴行为与反倾销、反补贴行为，可以看到，无论是上述哪类行为，它们在发生原因或行为结果上，都既可能与公权力的行使或宏观调控有关，也可能与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或市场规制有关，并且在根本上都体现了公权力对市场主体的影响。事实上，反倾销、反补贴制度在各国的相继建立，主要是基于产业整体、市场秩序、社会公益等方面的考虑，其相关规范可能被归入宏观调控法中的财政法、税法，也可能被归入市场规制法中的反垄断法或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因此，对于这些规范，同样应当“一分为二”地进行归类。

作为一类处于“中间地带”的规范，反倾销规范与反补贴规范的存在，体现了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之间的内在的、密切的联系；作为一种纽带，它们把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而使整个经济法体系能够融为一体。其实，无论依据什么标准对它们进行分类，各种类型的规范都只具有相对意义，作为研究者，更主要的是应当把握这些制度同其他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它们在解决现实问题方面存在的问题。

上述制度，都涉及到“产业整体”，而不只是作为个体的企业，其研究要体现整体主义方法论的运用和价值。因此，相关的损害问题，以及损害的责任问题，并不仅仅体现在民商法领域对于损害的赔偿，也并不仅仅只是传统的赔偿形式，而是涉及到新的责任形式，包括征收税收的形式。这种税收的征收，实际上具有惩罚性，因此有“惩罚性关税”之说；同时，这种惩罚还会有一定的时间性，还会同相关问题的解决、外交关系的改善等相关。因此，它既不属于传统的罚款，又不属于稳定的经常税，而只能认为属于一种临时税，故有别于其他的责任形式，并涉及到社会成本的补偿问题。（见参考文献3）

（三）价格法规范的结构分析

价格制度同样是可以在经济法体系中“一分为二”的重要制度。但对于价格法的归属问题，人们并未达成共识。例如，有人认为价格法应当归属于宏观调控法，因为价格调控属于宏观调控，价格法当然也应当属于宏观调控法，并应当与财政法、金融法、计划法等相并列。此外，也有人认为价格法应当归属于市场规制法，因为价格行为是基本的市场行为，对价格行为进行规制，当然是市场规制的应有之义，因而有关价格欺诈、价格暴利之类的规范，都应当属于市场规制法。

上述各类观点，从局部看，都有其道理，但就整体上看，并不能全面地解释各类价格法规范的归属问题。事实上，在具体的价格法规范中，既有涉及到价格总水平的宏观调控法规范，也有关于不当定价、价格欺诈、低价倾销等与价格相关的市场规制法规范。因此，在学理上可以对相关价格法规范进行“一分为二”的解析，而不应以偏概全。在这个意义上，虽然价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常重要，虽然价格曾经被视为非常重要的经济杠杆，虽然形式意义的价格法也是很重要的法律，但在经济法体系中，一般并不把价格法同财税法、金融法等宏观调控法相并列，也不把它同反垄断法或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并论。

由于种种原因，价格制度的研究在前些年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而在很多经济法的部门法研究中，却隐含着对价格制度的研究，只是对价格制度未予整合而已。事实上，价格的理念、制度是贯穿于各个部门法之中的，它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成为贯穿经济法体系的一根红线，把整个经济法的各个部分有机地联系起来。

以价格法的归属为切入点，进行“一分为二”的分类研究，有助于在揭示某类规范差异的同时，发现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在综合调整上日益融合的趋势，从而有助于理解为什么经济法规范能够形成内在联系紧密的、和谐统一的整体；同时，也有助于针对现实中存在的不足，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完善。

在此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前面谈到的对经济法体系的一些“中间地带”的“一分为二”，只是基于学理或学术研究上的便利所做的一种归类，它有助于揭示某一类法律规范的细微差别。例如，同样都属于价格法规范，但由于作用不同，所要规范的行为不同，立法宗旨也不同，这些差别的存在，就导致有些价格法规范可以归属于宏观调控法，而有些价格法规范则可以归属于市场规制法。当然，上述差别仅是经济法体系内的差别，体现的是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差别。

总之，对于经济法体系中需要“一分为二”的问题的一些探讨，意在说明，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划分，仍然是为了研究的便利所做的一种基本划分，但这两大部分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有些学者对其基本的、内在的联系过去曾经做过探讨。需要说明的是，经济法体系上的二元结构是一种基本的结构，只有把握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这“二元”，才有可能把握“二元”之间的“中间地带”。对于体系上的“中间地带”，以及主体上的“第三部门”等问题，都还需要认真研究。

在“二元结构”之间来研究相关问题，并不是孤立地只研究“二元”，而是要以“二元”为基础，去研究相关的各类问题，从而更好地区分传统问题与新兴问题，找到相关问题的解决对策。经济法是新兴的，其体系是开放的，因而会不断地产生新问题。在经济法研究中，需要对许多新的经济现象和法律现象做出解释，这也恰恰是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生命力之所在。

四、结论

经济法体系如何确立，直接关系到人们对于经济法的直观认识。对于经济法体系的结构分析，可以有多种路径，如有人从主体、行为的路径，把经济法规范分为主体法和行为法等；也有人从调整手段或调整方式的角度来划分经济法规范；甚至还有人从涉外因素、所涉法域等诸多角度来认识经济法规范的类别。但相对说来，选择调整对象路径的学者相对较多。无论哪种路径，只要有助于正确认识体系问题，就都是有其价值的。

研究经济法体系的内部结构，需要考察其结构的特定性，因为特定的结构会产生特定的功能，同样，特定的功能也需要特定的结构。据此，在研究经济法体系问题时，也可以把相关的调整对象理论、地位理论、价值理论等结合起来。由于体系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并且，经济法系统就应当是一个外部协调、内部统一的部门法系统，因而还可以用系统论的方法来研究经济法的体系问题，其中，结构分析的方法非常重要。

有鉴于此，本文着重探讨了经济法体系的“二元结构”，认为整个经济法体系可以一分为二，即可以分为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两个部分。这样的划分，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调整手段（法律化的宏观调控手段和市场规制手段）、法律主体（调制主体与调制受体）、调整领域（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领域）等，都存在着内在的关联。这样，就有可能涵盖多种研究路径，并尽量贴近实际。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两分法”及相关部分所包含的部门法是比较合适的，其数量比例关系较为合理，对于经济法系统的延续和发展很有好处。

如果在经济法体系方面确立和选择“二元结构”，就需要解决“二分法”与“多分法”的异同问题，同时，还需要解决经济法体系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新问题，如“中间地带”的归属问题等。从求同存异、寻找和增进共识以及有利于学科发展，促进学术积累的角度来看，经济法体系的“二分法”所遇到的各类问题都是可以不断解决的。

认识经济法体系，同样应当持开放的心态，以应对开放社会所产生的繁杂问题。为此，应当“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特别是对处于“中间地带”的一些法律规范，如产业法规范、价格法规范等，在其归属问题上更应当作出“一分为二”的分类，使其在性质上各得其所，在调整上又能够相互为用，以共同实现其整体上的调整目标。

「注释

[1]这一点必须再三强调。事实上，如果仔细挖掘，就会发现，学界存在的许多争论以及其中可能隐含的谬见，都与此有关。

[2]主张“三分法”的如漆多俊教授，曾提出了“国家调节论”或称“三三理论”，其中的核心部分就是其在体系方面的“三分法”。在上述的“二分法”之外，还增加了国家参与法。

[3]主张“四分法”的如杨紫煊教授，曾提出了“国家协调论”；又如李昌麒教授，曾提出了“国家干预论”等。他们都在“二分法”之外，又提出了构成经济法体系的其他两个部分。

[4]另外，对于经济法是否调整内部经济关系，回答是肯定的。例如，对于企业内部组织的征税，特别是对关联交易的征税；对于银行系统内部组织机构的规范、监管；对于托拉斯内部行为的调整，等等，都会涉及到内部关系的调整问题。从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来说，更为关注主体的外部活动，而当内部活动影响相关的规制的时候，则法律同样要予以调整。

[5]从立法的角度来看，市场规制法（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往往被认为是经济法立法的开始。一般说来，市场规制法与民商法、行政法等联系都很密切，在很大程度上是民商法等部门法进一步发展，并融入经济法因素的结果，对市场主体的相关权益关注更多；而宏观调控法的全面发展则要更为晚近，与民商法的联系远没有市场规制法那么密切，对宏观调控主体的权力行使关注更多。

[6]产业政策通常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等等，其所涉范围较广。这些政策的法律化，就会形成相应的法律规范。由于产业结构政策在广义上可以包含产业技术政策和产业布局政策，因而人们相对更为重视的，是产业结构法和产业组织法。

[7]其实，在上述领域里还有一些新问题值得研究。例如，对于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进行司法审查，是否体现了这一领域的可诉性的增强？又如，反倾销税的性质是什么？它是否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税？由此是否能够适用传统意义上的税法及其原理？它与其他海关税收或工商税收存在哪些区别？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很值得研究。

「参考文献

[1]社会法论略[J].中外法学，1996，（6）。

宏观调控机构的属性篇6

微观意义上的政企关系

人们已习惯于把政府所有与经济活动有关的行为都称之为宏观管理或宏观调控，这是一种错误。其实，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可以分为宏观调控、微观管理和微观管制三方面。

宏观调控的对象是作为宏观总量的国民经济，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力之广，几乎能波及到每一个微观经济主体甚至每一个公民。因此宏观意义上的政企关系是一种间接关系。

微观管理是政府代表国家站在出资者立场上依靠行政命令或直接参与市场的方式对微观经济主体实施的一种内部管理，主要指国有资产运营管理、部分社会公益事业和部分城市公用事业的投资和直接管理活动。微观管理的主体大多为地方政府，而公共企业的职员都具有国家公务员的身份。

微观管制则是政府站在完全中立的立场上，依据法律法规对微观经济主体实施的一种外部限制和监督，它包括经济性管制（市场准入和特定产品定价）、社会性管制（产品质量、污染排放及劳动安全等标准的设定）以及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管制；

由此可见，微观管理和微观管制体现的是微观意义上的直接的政企关系。而且微观管制又是政府最常见最繁杂的行政行为。计划体制下，政府成立大量的产业主管部门在几乎所有的产业（其中大部分为竞争性产业）领域从事微观管理活动。随着改革的深入，大部分政府微观管理活动将被取消，竞争性产业的组织和协调应逐步过渡给市场或企业自愿加入的行业组织（协会、商会）。而大量被节约下来的行政资源应该用来充实和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微观管制，尤其是历来缺乏认识和不被重视的微观管制。

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对政企关系的调整：进展与不足

1. 进展方面。本次机构改革根据精简、统一、效能和权责一致的原则，在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方面确实取得了空前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把综合经济部门改组成了宏观调控部门。如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原国家计委）的职能定位在“负责研究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规划、总量平衡、结构调整的宏观调控调控部门。”而把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职能定位在“负责调节近期国民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部门。”为此这两大部门在某些职能上也作了重要调整，例如把制订产业政策和调整产业结构等职能移交给了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调整和减少了专业经济部门。如在邮电部和电子工业部的基础上组建信息产业部；把煤炭、冶金、机械、国内贸易、化工等部改为由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管理的国家局，将它们的行业主管职能完全剥离出去，使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调整为：“政府按投入企业的资本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向企业派出稽查特派员，监督企业资产运营和盈亏状况；负责企业主要领导干部的考核、任免。”从新三定方案来看，这些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实际上是走向行业协会的一种过渡形式。其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大幅度削减也表明了本届政府在政企分开问题上的强硬态度。

──加强了执法监管部门。如由地质矿产部、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海洋局和国家测绘局共同组建国土资源部；组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把国家环境保护局升格为正部级单位；在国家医药管理局、卫生部药政局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基础上组建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等。

以上举措都表明，本次机构改革在宏观调控、微观管理和微观管制三方面行政资源的合理配置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各机构三定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也较顺利。实质性的政企分开预计明年初即可完成。

2.不足之处。相对于本次机构改革的深广程度来说，前期的调研和行政组织法律等准备工作显得有些仓促，以至于某些决策有悖于本次改革的精神，同时也遗留下了一些短期内无法解决但在一定程度上会给机构改革带来负面影响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纺织总会和轻工总会本来已不在国务院系列，让它们向行业协会过渡是上一次机构改革已经解决了的事情，这一次却使它们回到政府行政系列，确实出乎意料；再如有色金属总公司分解为三个大型集团公司，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题中之意，看不出有成立有色金属局的必要；建材局在屡次机构改革中都保留下来也是令人费解的现象。

──在各专业部门大力改革和削弱的有利条件下，不应解散而是应充实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如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职能。令人失望的是，本次改革使中央一级国有资产和国有大型企业的管理陷入混乱局面。插手这一块的有财政部的产权登记部门、有国家机关事物管理局、有国家经贸委、有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有人事部甚至还有国务院办公厅。大型企业稽查特派员是一种外部监督制度，它并不介入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那么现在谁作为国有产权的代表进入到企业的治理结构中去呢？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本次机构改革就不能说是成功的。

──非竞争性行业如铁路、电信、邮政、广播、电视、城市公用事业如何政企、政事分开，如何通过国有独资公司或政府公司制度来规范这些企事业单位的经济行为，本次改革没有触及。而谁都清楚，这些行业存在的问题决不亚于竞争性行业里国有企业所面临的问题，而且都是消费者极为关心的问题

宏观调控机构的属性篇7

关键词：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法；委任立法；法治

中图分类号：D91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1-0048-06

按照法治国家的要求，政府行为必须符合法治的要求，宏观调控是政府行为，当然也应当法治化。法治，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著名论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二是得到普遍服从的法律都是制定良好的法律。宏观调控法治化是指国家对宏观调控制定有法律，政府宏观调控是依法进行，有关宏观调控的法律是制定良好的法律，并得到严格的执行。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宏观调控法治化进展缓慢。本文探讨我国转型时期宏观调控法治化的障碍及其实现路径，希望为推进宏观调控法治化进程提供支持。

一、转型时期宏观调控法治化的障碍

(一)宏观调控的技术性和灵活性

宏观调控法治化首先要求有法可依。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这个“法”应当是国会制定的法律，而不是政府自己制定的法规、规章或其他。但这在宏观调控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这是由于“行政国”的出现和发展。“自从二十世纪以来，由于‘行政国’(administrativestate)的出现和发展，议会中的政治精英所掌握的知识似乎也无法应对日益专业化的立法需求。随着行政管制范围的扩大以及管制事务的专业化和技术化，立法职能日益转移到行政部门。时至今日，在任何一个现代法治国家，法律规则大部分是由行政机关制定的，由议会制定的规则反倒成了冰山一角。行政国时代的法治，与其说是‘法律的统治’(rule of law)，还不如说是‘规章的统治'(rule ofrules)。”也就是说，政府的统治权主要由行政部门来行使，立法部门并不能完全控制行政权力。这就是20世纪以来各国广泛出现的“委任立法”的现状及其产生原因。

宏观调控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化以来政府的新职能，与“行政国”的出现是同步的。它是指“政府为了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调整运用其掌握的某些经济变量(如财政支出、货币供给)和行政权力，来影响市场经济中各种变量的取值，从而影响微观经济行为的政策过程。”它具有两项典型特征：一是极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宏观调控必须是在占有大量经济数据的基础上，基于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把握和对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认识，采用一定的手段来影响经济发展的方式、走向，平抑可能出现的经济波动。二是灵活性。宏观调控就是相机抉择，因时之需，灵活多变。正是由于这两个特征，宏观调控成为造成“行政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按照传统的法治理论，政府治理国家的正当性来自议会民主正当性的传送，这就是所谓的“传送带理论”(Transmission Belt Theory)。就宏观调控来说，人民通过国会制定法律，法律授权政府进行宏观调控，这就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提供了正当性依据，就算是达成了法治的要求。这实际上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正当性，并不是真正的法治。有学者深刻地指出：“传送带理论最大的缺点也就在于它这种‘法律形式主义’仅强调是否有通往国会的传送带，并不能恰当地描绘或解释现代管制国家中行政权行使的实况。在当今行政权世纪状态中，往往在法律上很难找到坚实的传送带，或只能勉强找到丝缕关联。在牵涉浓厚科技基础的管制领域固然如此，即令在传统的管制领域，任何政策执行点上，行政权都会有立法者无法控制的政策回旋空间存在，包括实际工具的选择、标准的订定，甚至是政策价值间的优先设定与选择等。在此时，传送带理论用国会控制行政权以建立行政权正当性的说法，就显得薄弱而缺乏解释力了。”这是现代行政法治的困境，也构成宏观调控法治化的巨大障碍。

(二)转型时期宏观调控的特殊性带来的障碍

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一般认为，转型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而事实上，伴随这一伟大转型同时发生的，还有三大转型：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从集权经济到分权经济的转型、从传统意识形态到现代意识形态的转型。这四大转型共同构成了我国的转型时期宏观调控的基本环境。

转型时期的宏观调控带有明显的转型烙印，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法治化相比，其法治化面临更多的障碍。这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一是我国转型时期法治化的整体水平；二是我国转型时期宏观调控自身的特点。

在转型时期，由于：政府和人们的法治观念还不强，还存在对人治的某种迷恋，对宏观调控法治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市民社会培育不足，政府权力独大；崇尚“和为贵”的文化意识难以培育出监督制衡的现代法治理念，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未能对行政权力形成有效制衡；等等。以上原因导致我国转型时期法治化的整体水平不高，这从根本上制约了我国转型时期宏观调控法治化水平。

转型时期宏观调控自身的特点对宏观调控法治化也造成重大影响：转型时期的宏观调控具有阶段性、临时性的特点，即在转型时期的不同阶段，宏观经济面临的问题都是不同的，这样就缺少了比较稳定的法律规制对象，可能总结前期经验制定的法律刚出来，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法律的“时滞”现象会更为明显；转型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政策错了纠正起来比较容易，而法律错了，不仅纠正起来十分困难，而且法律的朝令夕改会对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带来冲击；转型时期需要政府有更多的自力以及时应对宏观经济中出现的各种始料不及的问题，法治化容易束缚政府的手脚，影响其及时解决宏观经济中的问题：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情况复杂，而立法者又缺乏相关经验，很难及时制定法律满足宏观调控实践的需要。

二、转型时期宏观调控法治化的路径

转型时期宏观调控法治化遇到很多的障碍，可以说是荆棘丛生，但都不能否定宏观调控法治化的可能性。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已经被确定，宏观调控是国家治理的一部分，不应当游离在法治之外。在转型时期，虽然宏观调控存在多变的特点，但多变并不妨碍它遵循法律的规定，只是需要我们探讨适合转型时期宏观调控法治化的实现方式而已。关于我国转型时期法治化水平整体不高的问题，需要随着转型的逐渐完成逐步提高。本文主要针对转型时期宏观调控自身的特点阐述宏观调控法治化的实现路径。

(一)宏观调控基本规则法定

从党的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算起，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已经有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的宏观调控实践中，我们有了一些基

本的调控经验。在此基础上将宏观调控的基本规则上升为法律，实现宏观调控基本规则法定的条件已经具备。宏观调控基本规则法定包括：

1.宏观调控体制法定

宏观调控体制包括宏观调控机构的设置及其职权划分。宏观调控决策权由中央政府和省级地方政府两级行使；宏观调控执行权和宏观调控监督权由各级政府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分别行使。另外，决策权的划分还包括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划分。转型时期的宏观调控体制具有过渡性，是可以调整的。例如，按照税收法律主义的原则要求，税收立法权应当归属立法机构，但我国目前很多税收法律制度还是行政法规。严格说来，这不符合法治的要求，但这正是转型时期的特点。转型时期是一个逐渐实施法治的过程，即从没有规则到有行政规则再到法律规则。在确定了宏观调控体制之后，不享有宏观调控权的机构就不能行使宏观调控权，这对于防止政府越权行为有积极意义。

2.宏观调控方式法定

政府的任何行为都构成对人民利益的影响或者人民自由的限制。法治社会中的政府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提供法律依据。“每个政府当局必须能够证实自己所做的事是有法律授权的，几乎在一切场合这都意味着有限的授权。否则，它们的行为就是侵权行为。政府必须根据公认的限制自由裁量权的一整套规则和原则办事。”法律授予政府宏观调控权的同时，必须对政府可以采取的宏观调控方式予以规定，否则，宏观调控权的行使就会没有边界。没有边界的权力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会被滥用，甚至走向权力行使所追求的目标的反面。我国法律在授予某些专门的宏观调控机构职权时，明确规定了该机构可以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如《人民银行法》第23条对货币政策工具的规定。但是对国务院、省级政府这两级最重要的调控机构可以采取哪些调控措施，尚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这是今后制定宏观调控基本法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3.宏观调控程序法定

程序本身也是规则，是实行实体规则的方式。正当程序是法治的典型标志。程序对于实体规则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程序是实体规则实行的方式，任何实体规则都必须借助一定的程序才能得以实行，因此，程序是否科学合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实体规则的实现。程序是实体规则公正实行与否的标尺，实体规则不仅要实现，而且必须以正当的程序来实现，人们才能确信实体规则被公正实现了。只有给人们规则被公正实现的内心信念，人们才会对规则产生敬畏，从而信任规则和规则的执行者。程序是防止擅断和专权的保障，规则执行者拥有执行权，任何权力都可能被滥用，而程序对于防止权力滥用的作用非常明显。没有程序的约束，执行者就可能为所欲为，滥用权力，而程序则通过对权力行使方式的规定对之加以约束。宏观调控程序是宏观调控权实现的方式，对于树立宏观调控的正当性、可信性，保障宏观调控权正确行使，防止宏观调控权滥用等，均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历来“重实体、轻程序”，在对正义的追求上，重实体正义，轻程序正义，为了实体正义，甚至可以破坏程序正义；以为只要结果正义，手段无所谓；以为政府及其官员只要是为了人们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就可以不讲程序规则。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一方面，对大量的实体规则没有规定执行的程序；另一方面，即使有程序规定，也往往不按程序办事，违反程序不被看成严重的问题。这样，实体规则的执行就缺少了程序保障。即使实体规则得到了严格执行，由于没有通过正当程序来彰显，也难以给人们规则得到正确执行的内心信念，不能培养人们对规则的信任。另外，它还为政府及其官员借宏观调控之名，滥用权力谋取私利或为利益集团服务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加强宏观调控程序的立法，是宏观调控法治化的重要内容。

4.监督规则法足

任何权力都有滥用和腐败的趋势，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宏观调控权不仅是一种权力，而且该权力的行使影响很大，其滥用的后果也特别严重，故必须加强对宏观调控权行使的监督。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转型时期，大量的本应由立法机构行使的权力通过委任立法的形式委托行政机关行使，这种监督显得更为重要。在没有授权给政府的情况下，政府的越权行为会显而易见；在立法机构通过委任立法方式授予政府自主设定宏观调控权的情况下，政府完全可以将其各种不适当的宏观调控行为通过立法形式合法化。因此，除了建立一般性的行政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以外，必须建立违宪审查机制，以保障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不至于侵害人民的基本权利，不至于超越宪法的规定。有关违宪审查的论著有很多，这里不做赘述。

(二)长期稳定的宏观调控规则和重大临时性调控措施法定

1.长期稳定的宏观调控规则法定

虽然说宏观调控以相机抉择为特征，但实际上，政府为了引导经济发展，始终存在一些长期性的调控政策。如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扶持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等。我国为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制定有《中小企业促进法》。但是，该法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财政扶持、金融支持等，缺少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则。对于这些将在很长时间内实施的调控政策，不仅需要转化为法律，而且要建立完整的制度体系，使之具有实现的现实可能性。

2.重大临时性调控措施法定

当宏观经济出现重大变故、需要采取临时性的重大调控措施时，应当通过立法程序采用特别法令的形式。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更有力地保障临时调控措施的执行；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重大临时措施所涉及的利益调整影响范围广，应当通过立法形式体现人们意志以获得正当性，防止政府滥用临时处置权。

(三)完善宏观调控法律责任制度

法律责任是行为人违反法律所应当承担的否定性法律后果，法律责任制度是法律得到执行的保障措施。人们在考虑是否遵守法律时，往往会根据自身效用做出判断，当不遵守法律更符合自身效用时，就很难自觉遵守法律。此时，应通过加重违法的不利后果，使违法的成本增加，从而导致遵守法律成为行为人的最佳选择。对于法律执行者来说，执行法律虽然是其职责所在，但他们往往不会因此就自觉执行法律，他们在执行法律时也同样要进行效用判断，当不执行法律更符合其效用时，也会选择不执行法律。因此，也需要法律责任来对法律执行者进行制约，规定不执行法律的消极后果，使执行法律成为法律执行者的最佳选择。

转型时期很多的规则不是法律规则，而是政策。有些规则虽然采取了法律的外形，但其内容实质仍是政策。政策的特点表现为导向性，而不是强制性，学术界称之为“软法”。这样，大量规则的执行就缺乏强制性的保障措施，违反规则，没有相应的否定性的法律后果，规则的权威性大打折扣，规则被肆意破坏和践踏的情况严重。这种情况在宏观调控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宏观调控法对宏观调控决策责任的规定几乎还是一片空白，“经济法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像传统的民事、刑事等方面的法律那样，特别是有关对调控主

体或规制主体如何追究责任的规定，往往‘尚付阙如’。”没有法律责任的法律制度就会失去其权威性和不可违反性，难以得到贯彻实施。我国转型时期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地方实施受阻，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因此，必须建立和完善宏观调控法律责任制度，对违反宏观调控法的行为给予惩罚，以达到遏制违法行为的目的。

宏观调控法律责任包括调控主体的法律责任和调控受体的法律责任。对于调控受体的法律责任，相关法律已有较多规定，需要做的是进一步完善和加强落实，使遵守宏观调控法成为调控受体的最优选择。

调控主体的法律责任分为宏观调控决策主体的法律责任和宏观调控执行主体的法律责任。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执行不力，主要是对执行主体的法律责任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因此首先需要建立宏观调控政策执行主体法律责任体系。这包括：宏观调控政策执行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对于宏观调控政策执行机关工作人员贪赃枉法、的法律责任，公务员法等相关法律已有规定。但是，对于没有谋取个人私利，只是为了政绩，为了地区利益、集团利益而违反宏观调控法的政府官员，法律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应当填补这方面的不足。宏观调控政策执行机关的法律责任。除非参与犯罪，现行法律对宏观调控政策执行机关不执行宏观调控法没有规定任何法律责任，相反，一些地方政府因为对抗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反而从中央政府谋得了更多的地方利益。这种现状不改变，宏观调控法的执行梗阻问题永远没法解决。必须明确规定宏观调控政策执行机关在执行宏观调控政策过程中违反宏观调控法的法律责任，使不执行宏观调控政策不仅不能获益，而且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宏观调控决策的法律责任问题是争议最大的。一些学者对宏观调控决策责任问题进行了分析后认为，宏观调控决策行为属于国家行为，决策者只应承担政治责任，而不应承担法律责任。笔者不赞成这种说法，认为决策者也应当为决策失误承担法律责任。第一，决策机关工作人员贪赃枉法、、等，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已有相关法律规定。除此之外，法律还应当对于决策机关工作人员非因上述原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做出错误的宏观调控决策承担责任，包括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第二，宣布决策违法、终止决策的执行或变更决策。对于违法的决策，经法定程序(如违宪审查)，宣布决策违法，并终止执行；对于重大失误的决策，经有权机关宣布终止执行或者予以变更。对于终止执行的决策，原决策机关有义务采取措施恢复到决策以前的状态，不能恢复的，采取相应补救措施。

(四)不断实行宏观调控法从“弹性”向“刚性”的转变

弹性是指制度、规则本身具有能够适应经济结构的调整而发生动态变化的能力。制度需要一定的弹性，弹性一方面为制度执行者的主观能动性留下了发挥作用的空间，不至于因制度过于僵硬而在执行时出现不适应的状况，从而使制度得到更符合制度目的的执行；另一方面，制度的弹性为制度创新留下了空间，从而推动制度的优化。因此，具有一定弹性的制度可以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的动态需求。但是，制度的弹性并不是越大越好。弹性同时也意味着制度的明确性、指引性下降，从而降低了制度的约束作用和指引作用。同时，由于留给了制度执行者较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为执行者滥用执行权种下了恶果。

转型时期的宏观调控立法，一方面，由于经验、理性的局限，不可能制定得很有刚性，不得不选择了很有弹性的立法；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足够的创新知识，中央政府通常要借助地方政府进行制度创新‘实验’，以便对其加以事后的追认或制止。”这样，在即使可以明确、详细规定的情况下，法律也往往要预留一定的制度创新空间。我国转型时期的宏观调控立法实践中，强调立法“宜粗不宜细”，大量使用委任立法、“空白立法”“例外立法”等。这种弹性一方面适应了转型时期宏观调控政策多变的特点，便于政府灵活地采取调控措施；但另一方面，也使宏观调控法的约束力和指引作用受到了消弱，政府信用受到影响。

面对转型时期宏观调控法的这种特点，一方面，我们要继续保留其弹性，特别是对于处于试验阶段的制度，要保留足够的弹性，以鼓励制度创新：在执行有弹性的宏观调控法律时，要从有利于立法目的实现的高度灵活解释和执行法律。另一方面，对于宏观调控的基本制度规则必须形成刚性较强的法律制度规则，防止权力滥用；对于一些已经被实践检验的、科学的、成熟的规则，也要从弹性转化成刚性。转型时期的宏观调控立法，应当是一个不断将弹性规则转化成刚性规则的过程。

(五)建立宏观调控中的良性违法机制

与法律弹性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良性违法的问题。把违法行为定义为违反现行法律规定的行为，这只是对形式上的违法行为的界定；而实质上的违法行为是指具有社会危害性、并且被法律所否定的行为。从理论上说，只有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法律才应当将其规定为违法。但是，一方面，立法者是人不是神，对社会危害性的认识可能出现偏差；另一方面，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是绝对的，与社会经济条件密切相关。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原来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可能就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也就是说，法律过时了。亚里士多德在论述法治时，不仅强调了法律得到遵守，而且要求得到遵守的法律是良法。但问题是，怎样判断法之良与恶?又由谁来判断呢?如果由人们来判断，人们就可以以个人好恶任意地不遵守法律；如果由执行机关来判断，执行者就可以任意地不执行法律。因此，法律一经制定生效，无论良恶，均具有约束力。那么，怎样消除恶法的影响呢?无非两个办法：一是立法者发现恶法后予以修订或者废止：二是良性违法。

良性违法是指行为人的行为表面上违反法律的规定，但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在转型时期的宏观调控中，由于对转型时期经济运行的规律和宏观调控的规律缺乏充分的认识，既要做到有法可依，又要避免恶法的影响，仅靠法律弹性是不够的。首先，弹性是有限度的，法律毕竟是一种行为规范，过多的弹性，就会失去其指引作用和规范作用；其次，即使充满弹性的法律法规也可能是不恰当的；第三，转型社会变化快，而法律总是存在时滞，今天合适的法律，明天可能就不合时宜了。所有不适当的法律法规都要等到立法者来纠正，危害很大。因此，应当允许良性违法行为的发生。

在肯定了良性违法的必要性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谁来判断某种违法行为是良性违法呢?这似乎成了一个难解的悖论。但是，“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众所周知的或者尚未被人们意识到的、占主导地位的道德或政治理论，对公共政策的直觉甚至法官和他的同行所持有的偏见，在法官决定人们都应一体遵守的法律的时候，所起的作用要远远大于三段论所起的作用。”从经验判断，这也许并非一个难题，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都存在一个自然演进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推动旧法死亡、新法诞生的力量并不只有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及法官、新

闻媒体、利益集团以及社会公众等，都可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良性违法的确认权，并不属于政府的某个部门或机关。一种行为被认定为良性违法行为，并不是某个执法机关或某个司法机关处理个案时的法律选择和态度；而是指这种行为或类似行为反复被执法机关或司法机关认定为良性违法行为，或者某种行为受到法律追究引起社会公众的强烈反对等，说明该种行为的实质合法性已被公众所认同。

良性违法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风险与收益的问题。法律一经颁布生效，就产生约束力，违反法律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行为人之所以选择违法，是因为违法能给其带来收益。行为人按照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基于自身利益判断选择是否遵守法律，并承担由此带来的相应后果。执法者在决定对违法者予以制裁时，由于转型时期法律的弹性较大，实际上是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的，如果执法者认为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就可能放过或者从轻处罚违法者。这样，良性违法者就获得了超出守法者的额外收益。这种额外收益的正当性在于：行为人突破落后的现行法律的羁绊进行了创新，额外收益属于创新收益：行为人冒着被追究法律责任的风险，额外收益也属于风险收益。

对良性违法的宽容是有副作用的，它可能会产生鼓励和纵容违法的效果，可能会被执法者滥用，作为其消极不作为或包庇违法犯罪行为的借口。但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树立良性违法观念，建立良性违法制度是有重要意义的。首先，对良性违法者宽容，符合实质正义。因为从本质上说，良性违法行为是不具有违法性的，它形式上的违法是错误地外加的。其次，良性违法者在行为之时是冒着被追究法律责任的风险的，其获得的额外收益，是一种风险收益，是有正当性。第三，良性违法有利于鼓励创新，有利于立法的科学化，避免法律对经济发展形成障碍。转型时期，一切都在探索当中，更应当鼓励创新。而一些陈旧、僵化的法律制度成为创新的壁垒，良性违法制度对于消除这一壁垒具有积极意义。最后，良性违法观念为我国转型时期经济生活当中某些“违法者得利”现象的正当性提供了依据。转型时期，一些地区、一些企业、一些人默守陈规，另一些地区、另一些企业、另一些人敢于创新。许多创新突破了法律、政策的界限，不仅没有受到追究，反而获得了额外收益，使人们产生一种印象：守法吃亏，违法占便宜。在良性违法观念下，我们就要具体分析违法的性质了，如果是良性违法，则其获得收益是正当的。

三、结语

宏观调控法治化是理想，也是过程。作为理想的宏观调控法治化目标，我们只能无限接近，但永远也无法达到；作为过程的宏观调控法治化，我们应当也可以不断推进。转型时期的宏观调控虽然存在一些特殊性，导致宏观调控法治化面临更多的困难。但这些困难不足以构成拒绝宏观调控法治化的理由，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法治化是可以不断推进的。我国虽然没有制定宏观调控基本法，但已经有了很多的宏观调控法律，宏观调控法治化有了一定的制度基础。接下来要做的是，制定一部宏观调控基本法，并在宏观调控基本法的指引下，修改完善现有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在这个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实现两大转化：一是法规逐渐向法律的转化；二是法律的弹性不断向刚性的转化。此外，为了满足转型时期创新、试错和地方实验的需要，需要树立良性违法的观念，并为良性违法免受法律追究提供一定的机制保障。

参考文献：

[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宏观调控机构的属性篇8

关键词:行政合同;民商合同;经济行政合同 

    一、对行政合同的界定

    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为了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实现特定的行政管理目标,与行政相对人经过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行政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是行政主体,当事人之间法律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平等的;民事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当事人之间法律地位平等。民事合同是实现私权利主体的个体利益,通过民事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市场经济主体的自发行为。行政合同目的对于行政主体而言是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实现行政管理的特定目标;对于行政相对人而言,一方面是配合行政主体履行职责,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实现个体利益。行政合同出现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结果,是从“夜警”国家到行政国家的产物。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征求行政相对人意见体现管理的人性化和管理即服务的现代公共管理理念。行政合同在性质上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属于行政执法行政行为,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确认、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征用、行政补偿的不同之处在于与行政相对人协商一致方可成立,是双方合意的结果,不具有单方意志性;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在合法合理前提下行政主体可以直接实施,不必征求行政相对人的意见,具有单方意志性。行政合同从内容上分类,主要包括经济行政合同、人事聘用合同、计划生育合同、国家科研合同等。下面将运用行政法和经济法理论分析经济行政合同内涵。

    二、经济行政合同的内涵

    (一)经济行政合同产生基础

    经济行政合同是现代市场经济产物。现代市场经济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政府调节为必要条件的市场经济。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不可能出现经济行政合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市场经济不是现代市场经济,只有市场的自发调节,缺少政府的干预和调控。1776年斯密的传世之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他的经济自由理念对各国影响深远:市场自发调节,政府不干预经济只充当“守夜人”角色。这种理念和思潮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主流价值观,不可动摇。在纯粹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也不可能出现经济行政合同。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市场调节之手被大大削弱甚至被砍掉,政府干预之手无休止地延伸,无论是微观经济领域还是宏观经济领域只有指令性计划和服从,没有双方的合意,是纯粹的行政管理。19世纪末20世纪初,私有制和自由资本主义引起社会矛盾激化,发达国家走向了垄断和社会化发展阶段。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被政府有限干预的市场经济取代。政府干预、国家管理等理念占据主流。经济行政合同只有在现代市场经济即混合经济中才可能出现,“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协同并用时才能出现。

    (二)经济行政合同内涵

    经济行政合同属于行政合同,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不同点,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不同点同样适用于经济行政合同。只是具有“经济”内容的行政合同。经济法是政府对经济参与、干预(规制)和调节之法,既包括政府对宏观经济的介入,又包括政府对微观经济的介入。在微观经济领域,对应的是经济法中的市场规制法。通过市场规制法,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规范企业行为,控制市场结构和状态,创造充分、公平、适度的市场竞争环境和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在这个领域里是纯粹的经济行政管理,运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社会控制手段对市场活动主体检查监督,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不可能出现双方的合意。所以在市场规制法中不可能出现经济行政合同。现代市场经济是政府宏观调控为必要条件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府管理方式由直接管理转为间接管理,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平衡经济总量,优化经济结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的参与将由直接的行政命令和行政指挥转向公开市场操作和间接干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化趋势。宏观调控法的主要调整方法是引导,即经济利益诱导和计划指导。政府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变化经济参数如税率、利率等,诱导微观主体,履行宏观调控职责,实现宏观调控目

标。这种方法是导向性的,不是强制性的,是以政府意志为主导的,但要求微观市场主体配合,要求微观市场主体的同意。经济行政合同只存在宏观调控法中。通过以上分析,对经济行政合同界定如下:政府为了履行宏观调控职能,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与行政相对人经过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该合同体现了政府意志主导性和宏观经济效益性。

    三、经济行政合同的种类

    经济行政合同具体包括哪些,现在还没有定论,现将比较典型的经济行政合同加以分析,进一步证明经济行政合同的内涵。

    (一)政府采购合同

    依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的规定,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行为。政府采购当事人包括采购人、机构和供应商。政府采购合同是采购人与供应商签订的或者采购人委托机构与供应商签订的就政府采购事项达成的协议。政府采购合同不同于一般买卖合同。采购资金是财政资金,是预算收入,是纳税人的钱,一般买卖合同资金是私部门资金,是买受人支配的资金,政府采购要符合《预算法》的规定。政府采购目的一方面是满足政府需求,另一方面目的是通过政府采购规模和结构调控宏观经济。一般买卖合同是实现私人物品所有权的转移,满足生产生活需求。政府采购合同不同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如行政征收、行政征用,从财政学角度考察,政府采购支出属于购买性支出,要求遵循价值规律和市场规则,要求双方合意。政府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状况,通过变化政府采购规模和结构调控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平衡。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是通过各级采购部门与一个个供应商的采购行为完成的。各级采购部门与一个个供应商的采购行为似乎是微观活动,但实质是为了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政府采购合同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履行调控职能运用的合同,属于经济行政合同。

    (二)再贴现合同

    再贴现是指商业银行将通过贴现业务持有的尚未到期的商业票据向中央银行申请转让,借此获得中央银行的资金融通。实质上是中央银行通过再贴现业务向商业银行提供资金融通。对中央银行而言,再贴现是买进商业银行持有票据,是一种信用业务;对商业银行而言,再贴现是出让贴现票据,解决一时资金短缺困难。整个再贴现过程,实际上就是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之间的票据买卖和资金融通过程。再贴现合同是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就再贴现事项达成的协议,包括再贴现对象、再贴现率、再贴现金额等内容。再贴现合同不同于一般的贴现合同。贴现合同的主体是商业银行和工商企业、自然人,主体之间法律地位平等;再贴现合同的主体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中央银行是行政机关,和商业银行不是平等的法律主体。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贴现合同目的,对于商业银行是提供金融服务,实现利润最大化;对于工商企业,是筹集资金,实际上是民间的资源配置。再贴现合同目的,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是筹集放款资金;对于中央银行而言,是通过再贴现业务控制货币供应量和资金流向,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再贴现合同不是中央银行的单方意愿,中央银行是被动的,要有商业银行的申请才可以,是双方的合意,不具备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单方意志性。再贴现率是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之一,政府通过再贴现率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实现币值稳定、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目标实现通过一系列再贴现合同完成,再贴现合同是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形式,属于经济行政合同。

    (三)公开市场业务合同

    公开市场业务指中央银行通过在金融市场买进或者卖出有价证券,借以改变商业银行准备金而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一种措施。中国人民银行从1998年开始建立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制度,选择了一批能够承担大额债券交易、有效传导货币政策商业银行作为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债券交易主要包括回购交易、现货交易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公开市场业务合同是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就在金融市场上公开买进或卖出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券和中央银行票据达成的协议。公开市场业务合同不同于一般的证券买卖合同。公开市场业务合同一方必须是中央银行,一国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行政机关,与相对方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平等的;一般的证券买卖合同是资本市场上普通的投资者和筹资者,法律地位是平

等的。公开市场业务合同目的,对于中央银行而言,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控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对于相对方是实现投资收益或者投机利益;一般的证券买卖合同是投资者实现投资收益,筹资者筹集所需资金。既然是市场业务,就要遵循市场规律,不可能向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单方意志性。公开市场业务是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之一,政府通过公开市场业务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实现币值稳定、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目标通过一系列公开市场业务合同实现,公开市场业务合同是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形式,属于经济行政合同。

    【参考文献】

    [1]柯梅森.行政法学[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

宏观调控机构的属性篇9

那末症结在哪里？我以为，虽然中国的经济改革已过26年，宏观调控的概念自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上提出至今也近20年，但是我们还未完全认清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分别，进而还未有效地区分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这两种非常不同的职能。

去年5月，当代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来访中国，正值政府的各项宏观调控措施出台。他在北京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对此作了一句话的评论：中国出台了这么多措施，没有一项是宏观政策，全部都是微观政策。此言一针见血。

在现代经济学中，宏观经济指的是总量，如政府的总支出和总收入、货币的总供给、GDP的增长率、劳动就业率和失业率，以及影响整体市场的价格参数如利率、汇率等等。不仅仅企业属于微观范畴，而且某一行业（比如汽车、房地产）、单个市场（比如钢材、电）都属于微观范畴。这一概念上的区分直接引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职能的分野：宏观调控指的是政府有关财政、货币、汇率等调整总量的政策；而市场监管指的是政府对企业、行业或单个市场的规制。当卢卡斯听到政府旨在对原材料、房地产、银行贷款方向等的限制措施后，由此评论自然不足为奇。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的手段是不同的。市场监管，比如对银行的监管、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对电信业的监管、对土地的监管等等，涉及某个企业，某个行业，某个市场这样的微观层面，因此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这三种手段都是适用的。而宏观调控则不同。

不少人认为改善宏观调控就是少用行政手段，多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我觉得这种提法不妥。首先，宏观调控是不能用法律手段的。虽然我一直主张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但那是在微观层面。事实上，我不知道有哪个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是用法律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其次，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之分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宏观调控政策当然是由政府的行政部门制定和执行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行政手段。但是政府应该是对宏观经济总量做调节（价格的或是数量的），而不是对微观经济活动做干预。

目前，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是对投资项目的控制。在市场经济中，单个项目投资是微观问题，是企业、银行的事。投资项目审批既不属于宏观调控，也不属于市场监管，它不是政府的事。政府的宏观调控应该管的是投资总量，手段是财政、货币政策。在计划体制中，政府直接管投资项目的审批。既然管了上项目，就也要管下项目；既然让地方政府管了上项目，就也要迫使它下项目。通过控制投资项目来实现宏观调控，造成“自我辩解”的恶性循环。如果宏观调控不再通过对投资项目审批的控制来实现，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就走向成熟了。

宏观调控中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不能“一刀切”。这话似是而非。首先，宏观调控是政府对经济总量的调节，对总量当然是“一刀切”的，无论是在数量上（财政收支、货币供给），还是在价格上（利率、汇率），都是如此。其次，市场经济的精髓就是同一商品（比如同等风险的贷款）的价格（比如利率）要一律，因为它反映的是同一稀缺资源在全社会内的机会成本。根据这一“一刀切”的价格，企业和银行自己作出不是“一刀切”的数量决定――上不上项目，贷不贷款。这是使资源达到有效配置的机制。如果由政府去决定不“一刀切”的数量，虽然立即见效，但是不可能有效率。

宏观与微观不分、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不分来源于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下，政府对经济无所不管。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政府职能必须做相应转变。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与市场监管职能通常由不同的政府部门实施，前者通常是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后者则是其他部门。政府职能转变归根到底是政府治理结构改革的问题。政府治理不仅仅涉及到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涉及到政府内部的组织结构。

宏观调控机构的属性篇10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法体系；调整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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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完备的经济法体系的标志

（1）能够有效地推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经济建设的进程。一是要能够有效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提高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二是能够不断扩大 生产和促进商品流通，加快服务贸易的发展。三是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够合理地利用世界资源，保护环境。四是能够保证发展中国家成员的贸易与经济发展。五 是建立与WTO规则顺利对接到一体化的多边贸易体制。六是法律体系的法律规则能够“平衡协调”经济生活中的经济贸易关系，以规范社会整体发展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相统一。

（2）经济法律所调整经济关系的覆盖面应该是全方位、多层次的，而不能有缺口和漏项。这是经济法体系是否完备的重要条件和基本标志。具体来说其主要包括如下几 方面经济关系：在国民经济管理活动中属于决策性的经济关系；在国民经济管理活动中属于宏观调控，特别是间接调控的经济关系；在国民经济管理活动中属于部门 （行业）经济特定的经济关系；在国民经济管理活动中的经济监督关系；在国民经济管理活动中企业内部的管理关系以及涉外经济管理关系。

（3）政府的经济职权必须规范化，权责必须经法律加以确认，职权的构成必须科学，法律地位必须明确。政府机构在法律上的资格是否明确，以及体现，其法律地位的经济 职权是否确定的规范化、科学化，是经济法体系是否完备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政府机构的经济职权是国家领导和组织经济建设的职能在法律上的表现。这种权力是法 律授予的，政府机构既不能任意转让，也不能超越法律规定的限度面滥用；这种权力是权责一致的，即政府机构享有经济职权的权力同时也承担恪守职责的义务。

（4）必须明确经营主体和消费主体的法律地位及权利和义务。经营主体和消费主体是经济法律关系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他们的法律地位是否通过立法加以确定，权利义 务是否明确，并在实际生活中能否付诸实施，也是经济法体系是否完备的另一个重要标志。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总体构成运行过程中，都要以它们为基本的依托和重要载体。 

（5）法律体系上必须门类齐全、成龙配套、协调发展、系统严谨。经济法体系作为整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和其中的各个子系统之间要互相衔接、互相协调、互相配合、互为补充。即每类经济法律制度都必须与国家宪法相协调；地方性经济法规必须与国家制定的经济法律、法规相协调；同类的经济法律法规之间 相协调，以避免相互矛盾抵触。

（6）立法计划的实施进一步规范化、科学化，实现经济立法的规范化、科学化是建立完备的经济法体系的基础条件之一。立法机关收回经济立法权，进一步明确经济立法机 关的权限，严格立法程序，进一步提高经济立法的的技术水平是法制文明的需要。

2 我们只有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出发才能认清经济法的体系

经济法应调整以下关系，这也是经济法的结构体系。

2.1 经济法总论

主要研究经济基础理论和经济法总则。可以分为下列各部分：

（1）经济法的理论基础，包括哲学基础、经济学基础、政治学基础、社会学基础和法理学基础。

（2）经济法的基本问题，包括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地位、宗旨、基本原则、作用、体系和适用范围等。

（3）经济法主体理论，包括经济法的基本分类（市场主体、经济行政主体和中间层主体）和立法模式，经济法主体资格与相关主体（民事主体或行政主体）资格的关系以及各种市场主体（中央、地方政府及其经济行政部门）、各种经济行政主体和各种社会中间层的特征、法律资格和法律形态。

（4）经济法行为理论，包括市场对策行为的概念、特征、要素和分类；市场规制行为、宏观调控行为的概念等。

（5）经济法责任理论，包括经济法领域法律责任的立法模式，以及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其他法律责任的组合和运用的特殊性等。

（6）经济法奖励理论，包括经济法领域的立法模式、原则、形式、条件和程序。

2.2 宏观调控关系

正如我们所知，“市场之手”的缺陷在于一定条件下会令经济陷入资源配置无序化与严重浪费的泥潭，因此需要超然于市场之上的力量对社会经济进行宏观引导。

而对于宏观调控的方式，学界的认识较为一致。一般认为，我国近年来宏观经济两次调控的成功，主要是运用从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到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运用税率 和国债利息率；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到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运用了银行利息率和货币发行总量，这样两个宏观调控的手段，拉动内需，刺激投资，扩大对外贸易，从而使我国的经济安全着陆，继续健康发展，其法治手段配合得也还可以，但是滞后了，以至于腐败现象没能得到扼制，甚至还在漫延。因此一般来说，宏观调控手 段，包括产业政策、利率、汇率、长中短期计划的制定、财政税收政策，货币政策及 其货币政策手段，价格政策，地区开发政策，外贸进出口政策等方面及其法制化。

2.3 微观规制关系

长期自由竞争必然会拉开市场主体之间的差距，当部分主体的力量积聚到一定程度后，垄断与限制竞争就产生了。垄断内生于竞争又限制竞争，这就是市场的辩证法。由于垄断可以带来超额利润，从而令人们趋之若鹜。同时竞争的发展也必然催生出不正当竞争，这是一种竞争过度，其对市场机制的损害也是显而易见的。不管是垄 断还是不正当竞争其结果都使市场经济的微观调节机制受到扭曲，令市场这无形之手失灵。在微观经济领域中国家的干预往往直接针对个案。而由于垄断组织势力强 大，不正当竞争普遍猖獗，为保证法律的顺利实施，法律多以强行性规范为主。这部分的经济法律规范人们称之为微观规制法，其要义在于对市场障碍的排除，维护经济发展的微观秩序。

2.4 国有参与关系

国有参与关系是国家基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动用财政力量进行社会投资比例再分配的一系列活动。从这点来看，国有参与关系可以认为是从宏观调控关系中分化出来 的。之所以把它独立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之一，是基于国有参与在世界范围经济实践中的重要性以及这类关系之间的共性——通过国家参与市场经营活动，实现宏观经济目的。

2.5 市场监管关系

市场监管关系有些学说将市场监管笼统归于宏观调控领域，也有些学说将市场监管列入微观规制领域，其实将市场监管关系单列研究是符合现实需要的，也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