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的任务十篇

宏观调控的任务篇1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这表明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我们对经济发展规律和宏观调控目标的认识更进了一步。

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是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经过多年实践，我们对前三个目标逐步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和国际产业转移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国际收支状况对经济稳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过去外汇短缺时期，出口创汇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有效途径。目前，影响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矛盾，已由过去的外汇短缺转化为贸易顺差过大和外汇储备增长过快。这一转变，既显示了我国综合国力逐步增强、国际竞争力逐步提高，也带来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贸易摩擦增多和国内资源更多流向国外等问题。不仅如此，贸易顺差过大、外汇储备增长过快，进而导致国内资金过于充裕，刺激过度投资和资产价格膨胀，对物价稳定造成潜在压力，使货币政策调控面临难题，长期下去将对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必须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

今年以来，我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加之国外资本大量流入，外汇储备高速增长，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依然突出。我国国际收支持续盈余，固然有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分工格局变化的因素，但在更深层次上则与我国储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的结构性矛盾，以及过多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关。面对这种情况，缓解国际收支失衡的矛盾，必须对症下药，坚持从国情出发，注意借鉴国际经验，多方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促进国际收支平衡，要加强财政、货币、贸易、产业、投资政策的协调配合。最重要的是，通过政策杠杆和产业引导，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推动外贸增长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目前我国外贸规模已经很大，位居世界第三，但出口效益和质量还有较大差距，这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外贸中的反映。要采取措施增加自主知识产权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鼓励先进技术、重要原材料、关键设备进口，稳步扩大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利用外资要更加注重提高质量和优化结构，重点放在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和海外智力上，引导跨国公司把更多高端制造、研发环节转移到我国。促进国际收支平衡，还要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引导和规范企业对外投资合作。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要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这不仅有利于改善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可以直接消化一部分出口，增加进口需求。要通过完善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制度改革，稳定消费者支出预期；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农民和城市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增强其消费能力；通过拓宽消费领域，改善消费环境，更好地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应当看到，国际收支失衡是国际国内多种原因造成的，并非短时间内就可以解决。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目标明确，政策对路，方法适当，就一定能在缓解国际收支失衡矛盾方面有所成效，促进国际收支趋于平衡，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宏观调控的任务篇2

论文关键词 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权 监督

一、宏观调控权的基础理论问题探讨

（一）宏观调控权运行机制

有学者把宏观调控权配置原则概括为：决策集权原则、执行分权原则和权力法定原则。

对于宏观调控的立法，笔者发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行政权力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引导作用越来越严重。在我国，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制定、修改、废除法律，从法的本质来看，法是人们共同遵守的一种社会规范，而现状是，中央行政机关制订的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政府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已趋向于模糊了与法律的界限。现行法律规定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计划是在国务院计划部门编制后报全国人大审议批准，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国务院享有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力，同时国务院事实上也拥有着极大的“授权立法权”。宏观调控的执行机关同时成为立法机关，这无疑是不科学的，它的好处是提高了宏观调控的及时性，增强了应变能力，其不足却是对宏观调控行为缺少应有的约束，而且随意性也很大。这一环节在现实宏观调控权运行中已经暴露出很多问题，因而宏观调控权的监督机制必须予以重视和完善。

然而，宏观调控权的监督机制也是存在问题的。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权力机关，依法授予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宏观调控权，并监督其实施。但是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非常设机构，则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应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承担该监督义务。根据我国《宪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如下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共同行使立法权；行使宪法和法律的解释权；行使宪法实施的监督权；行使对其他国家机关工作的监督权；行使对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人事任免权；行使对国家生活中重要事项的决定权；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联系全国人大代表，组织视察，领导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其中，大量的立法工作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承担，以及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撤销由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毫无疑问，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如此之多的职权，很可能无法充分行使其宏观调控权的监督权，换句话说，现行法律机制下，不利于宏观调控权的实施。

（二）宏观调控行为可诉性分析

宏观调控权是一种公权力，公权力的存在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民众的利益。假定宏观调控主体的宏观调控行为是抽象行政行为，并且该宏观调控行为损害了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那么现行法律只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改变和撤销宏观调控行为。这就容易形成一种局面：行政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某涉及宏观调控的文件，做出实质上损害国家利益和民众的行为并造成了恶劣影响，但是因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未予以改变和撤销，这就造成了受损利益主体无“法”寻求救济。那么最可能的情况就是，该损害行为会持续进行，直到其危害严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甚至是全国人大去改变、撤销。

因而，宏观调控行为如果不可诉，对于国家法治建设进程来说，其影响是退步大于前进的。笔者认为，宏观调控权包含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宏观调控主体在宏观调控权运行各个环节中的决策行为、执行行为和监督行为，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即人民有权利在宏观调控行为实质损害国家、社会和公众利益时对其实行现时的监督和纠错，有权利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宏观调控行为的违宪审查，进行全面而又及时的司法审查。

二、宏观调控权行使问题研究

（一）宏观调控权滥用行为

宏观调控权是自由裁量非常大的权力，但缺乏法律的有效设计，再加之没有专业权威的外部监督机关和内部高度的敬业伦理，对它的滥用也就很容易产生。

首先，国家宏观调控主体模糊了宏观经济调控的界限。比如，政府借经济管理之名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其次，国家宏观调控主体为追求政府利益最大化而滥用宏观调控权。笔者认为，利益主体寻求己方利益最大化无可厚非，而如果宏观调控主体利用其他利益主体通过契约授权而进行“剪羊毛”，此种行为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以牺牲众人的合法利益而满足权力者本身，则必须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对违宪实施该宏观调控行为的组织和负责人必须予以处分，并且国家机关对其违宪调控行为的具体受害人应给予国家赔偿。

（二）宏观调控权越权行使

宏观调控权的配置有横向配置与纵向配置两方面，依照权限法定原则，任何主体应该在法定范围内行使宏观调控权，因此宏观调控越权行为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

首先是纵向越权，地方主体因不具有宏观调控权，它只能在中央宏观调控主体作出宏观调控决策后依法予以执行；其次是横向越权，对于特别重大的宏观调控措施，宏观调控决策权应交由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行使，而从事经济计划、财税、货币、内外贸易等国家核心经济事务的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和对外贸易部等行使其它宏观调控措施的决策权。一般情况下，中央政府的其他职能部门则无权制订宏观调控决策。

（三）宏观调控不作为

笔者认为宏观调控不作为，即为行政不作为。宏观调控主体不作为是一种行政上的渎职行为，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必须承担的一项经济职能，也是宏观调控主体必须对其他利益主体应尽的义务。

三、对造成宏观调控权违法行使的原因及其危害分析

（一）宏观调控权违法行使的原因分析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我国传统上是一个行政权高于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国家，数千年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官高于法”的潜意识。

1.从立法的现状来看，我国立法不完备，重叠现象和法律空白大量存在。比如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部门主要是计划部门、财政部门、金融部门等三大机关，但未对其进行法律规定的具体和细化；而如前文提到的国务院的“授权立法权”，造成的现状是“宏观调控的执行机关同时成为立法机关”。

2.从行政权力扩大化的角度分析，正如笔者前文所述，随着社会发展，中央行政机关制订的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政府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在国民经济生活中起到愈发重要的引导和规范作用。笔者认为，行政权力扩大化的趋势会削弱宏观调控权的活力，也容易混淆行政职权与宏观调控权的界限。这就使得宏观调控权非常容易被僭越，被滥用。

3.从市场利益主体的分析框架入手，利益主体在博弈中，趋向己方利益最大化。宏观调控主体有为追求己方利益最大化而损害其他利益主体的合法利益的倾向。

4.从宏观调控权的监督机制分析，长期以来，宏观调控权的监督一直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薄弱环节。虽然宪法规定国家权力机关有权对中央政府进行监督，但是，这种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缺乏现实上的可操作性，使得监督基本流于形式，监督应有的作用尚未发挥出来；而国家权力机关系统外部的个人、组织作为监督主体，只能通过批评、建议或申诉、控告、检举等方式向有权国家机关反映，监督者的权利缺乏保障机制，致使其监督效果不尽如人意。由于尚无司法审查制度，司法监督更是无从谈起。

（二）宏观调控权违法行使造成的危害

宏观调控权违法行使会导致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到损害，宏观调控效果遭到损害。在某些问题上，由于宏观调控权在法律上规定不清，造成很多宏观调控主体重叠调控，其调控效果可想而知，而民众对政府公信力必然随之下降，随之很多社会问题便衍生出来。其次，量变造成质变。长期的违法调控行为除了损害社会利益、民众利益外，还会滋生对法治的不信任，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造成破坏。这是十分危险的：中国传统上就是一个行政权大于司法权和立法权的国家，法治遭到破坏会促成官本位的形成，而官本位的社会必然会破坏法治。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恶性循环。

四、宏观调控权监督机制的完善

（一）加强宏观调控主体自身监督

现行体制下，宏观调控主体中有不少是从事宏观经济监察、监督的，如国家的财务部、审计部门、统计部门、质量监督部门、物价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这些部门在履行经济职能时，必须从主体上、内容上、方式上遵守法定化的要求。总之，任何宏观调控权的行使都必须有相应的机构进行监督，任何违法环节也应由相应机构进行制裁。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

（二）建议成立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

在宏观调控权行使中已经或者可能出现的越权行使、滥用宏观调控权以及不行使宏观调控权等行为是行使宏观调控权的最大危险，为了保证调控主体正确和有效地行使宏观调控权，就必须对之予以监督。有学者便提出，为了切实解决人民监督宏观调控权的问题，首先必须使调控主体的权力观回归到其本来意义，调控主体还要树立法治观念。对人民监督应有切实的制度保障应当在人大常委会新设受理人民监督宏观调控权的专门机构。

笔者十分同意该观点，该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设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强调了其相对独立性，不受中央行政机关的宏观调控主体领导，而直接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有一点笔者认为很重要，该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人事任免权应借鉴美国的法官终身制度。美国宪法规定：“最高法院和低级法院的法官如忠于职守，得终身任职。”笔者认为，人事任免权制度采取终身制可以保障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成员的“监督独立”。

（三）明确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

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前文已有探讨，因此，笔者认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公民、组织对国家宏观调控行为提出的违宪审查诉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应该在地方设立办事机构，公民、组织亦可向办事处提交违宪审查申请，地方办事机构经初审后应当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依法行使监督权，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该制度可以从实质上保障国民监督宏观调控行为的权利，可以为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合法利益遭受宏观调控行为侵害时提供救济途径。

 

宏观调控的任务篇3

论文关键词 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性质 司法现状

一、宏观调控的历史背景

市场万能的经济理论随着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而走下“神坛”，人们开始相信没有任何真理能一劳永逸的解决市场变化莫测的问题。随着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论》一书的腾空出世，一种新的经济调节形式被大家所认可，即用国家调控代替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这种形式主要是通过国家行政职能的有效介入对经济进行刺激，从而缓解经济危机。这种形式在当时称为国家管理经济的最高形式，并且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广泛认可和使用，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在欣然这种强有效方式同时也要注意到，这种模式也导致了“政府失灵”问题，即：政府调整范围广以及政府能力有限和所代表利益有偏好。如“郭京毅案”中代表的“政府俘获”现象，这证明政府的决策不必然是理性的，虽然可以通过一定的非诉程序起到控制作用，使其趋于合理性。但是通过司法审查对自由裁量权进行法律控制，不仅是一种权威性的补救措施同时也是一种警示的惩罚措施，其修正权力的不良运作。因此主张宏观调控的可诉性，符合宏观调控法的根本目的和基本精神，符合现代市场的内在要求，也是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呼吁建立的法治社会相匹配。

二、从宏观调控的概念来“质疑”宏观调控的可诉性

宏观调控本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术语，因此我们先探究其经济学上概念。从我国国内对其的主要观点有：第一，国家权力观说。认为“宏观调控”指国家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和实现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尊重市场规律下，从宏观和总体对国民经济进行的干预与调节。第二，国家经济职能观说。认为“宏观调控”是现代国家从社会经济的宏观和总体角度，运用计划经济政策和各种调节手段，引导和促进社会经济，是对社会经济宏观结构和运行进行调节的一种国家经济职能活动。第三，总量平衡说。认为宏观调控是指国家从全国经济运行的整体层面出发，运用多角度，广层次的宏观经济手段，对国民经济的总体供求关系进行调节和控制。

从我国的三种主流学说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国内主流观点认为宏观调控是以国家名义，通过税收、货币、产业等措施对市场的协调，是国家权力组成中重要的经济法律权力。可是在法学界以邢会强博士明确表明宏观调控行为的不可诉性，并且2002年首次提出宏观调控的不可诉性，他认为宏观调控行为属于国家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满足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强大的政治性这两个国家行为的构成要件，而国家行为由于政治因素影响深远，不能依据司法来衡量，因此被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

但是笔者不敢苟同，因为从法理层次上讲无论宏观调控属于什么性质，都可以确定它是一种经济法律权力。而从权力本质上看权利与义务是共具的，只拥有权力而没有对应义务，那是专制。若权力与义务比例失衡，义务过多则会导致不公平正义。而且政府作为公民权利让渡组成的特殊职能机构，它所做出的涉及公民利益的宏观调控行为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基于公民自愿遵守的规章-法律的授权，这是任何政府行为合法性的基础。因此可得出法律不能只授权而没有相应制约措施。所以从法学理论层面上说，“质疑”宏观调控的可诉性，缺乏依据。

三、从宏观调控法性质“质疑”宏观调控的可诉性

邢会强博士在其文章中提到，宏观调控行为的不可诉性源于该行为的性质。因为宏观调控从性质上属于国家行为。不过我们肯定一个世界上广泛认同的观点，即国家行为是为司法所豁免的。但是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宏观调控的主体是政府。把宏观调控的主体定义为国家，这就使任何国家行为因其性质的特殊性而肆无忌惮，如此一来必将本是政府的行为游离在法律之外。

首先，邢会强博士认为宏观调控因满足国家行为的两个要件，故属于是国家行为的一种。国家行为不可诉根源于国际法上国家行为的豁免权，因为是国与国之间，涉及到国家主权、国际关系等行为，不宜用宏观调控来规范。将国家行为性质带到经济法中，故邢会强博士认为经济法中的国家行为也是不可诉的，而且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的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中，也可以找到国家行为不可诉的规定。但是这都是将宏观调控的主体定义为国家，性质是国家行为。但是具体什么是国家行为，行政诉讼法并没有具体规定。从1999 年《最高公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公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看，国家行为是指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防部、外交部等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授权，以国家的名义实施的有关国防和外交事务的行为，以及经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国家机关宣布紧急状态、实施戒严和总动员等行为。从既有的法律规定中我们看出宏观调控的国家行为与法律规定的国家行为相差甚远，宏观调控的行为更多是经济性的，是行政管理下的经济职能在经济生活中的运用。虽然在极少数情况下，因为战略政策的调整而进行的调控，如“战时经济管制”“宵禁”等此时宏观调控更多意义上是政治因素，涉及国家安全，此时的性质才是国家行为，主体是国家从而不具有可诉性，但是更多情况下它们界限是明确的。

其次，笔者更倾向于将宏观调控的主体定义为政府。首先国家的内涵大于政府，这就不利于将本来涉及政治因素的行政行为诉之司法机构进行审查，何况在给其披上国家这“圣衣”将其无限扩大化。因为从当下的宏观调控乱象看，政府部门或官员为了追逐自己的利益而相互矛盾，使得国家的公信力大打折扣。最具有说服力的就是各地政府为了一时经济指标，以“经济发展宏观调控”的名义实拆迁之实，导致的各种拆迁惨案。这都是将宏观调控的主体定义为国家，性质定义为国家行为，以逃避司法审查以及由此带来的宏观调控权限配置失当所致。因此将宏观调控的主体定义为政府更有利于规范政府干预行为，这也与政府的由来相匹配。公民让渡自己一部分权力给政府，共同服从于基于大家共识所达成的标准原则，政府的权力的来源于公民，通过公民选举的政府对公民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公民监督。公民对国家事务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对涉及公众利益的重大事务还有决策权。这样一来保障了国家权力按公民意志而不至于偏离。任何政策的制定都不可能面面俱到，或多或少都会有一部分人利益受损，“良性违宪”、“良性违法”不就是在满足社会绝大多数人情况下，做出的牺牲小部分群体的利益的决定，更何况政府大多情况下制定的政策不一定是理性的。这些遭到利益受损人的合法权益怎么救济，政府不理性做出的政策侵害了他人利益，难不成一个“宏观调控”大帽子下就闭口不谈，政治责任的通告批评不痛不痒，根本起不到警示的作用，只有将其进行司法审查通过法律诉讼，将宏观调控的主体定义为政府才能有效控制政府权力的随意化，才能做到权从民来和有权有责，做到一个真正对民服务的限权政府。

四、从司法现状“质疑”宏观调控的可诉性

司法权是一国最权威、最彻底和最具有约束力的存在，为了保持其司法上的独立性司法本应保持对政治的高度敏感性，避免过多参与政治而丧失其公正性。而邢会强博士认为当下司法机关不具有这样能力审查宏观调控，也没有承担其巨大风险后的责任，所以不适宜对宏观调控进行司法审查。

但是笔者在此有不同看法。首先，从我国法律规定看，对宏观调控的制约看其是否违宪，一个是全国人大有权撤销不正确的法律、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一个是制定机关自己或者自己的上级机关有权撤销。但是我国的特殊国情，我国的人大一年才开一次会，而且时间短暂，跟本没有时间去研究去讨论一个宏观调控政策的正确与否。那另一种制约是自己检查自己或上级检查自己，我们都知道一句法律格言，“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这是为了避免人性的天然偏袒。同时制定机关与上级同属于一个体系，难免不会发生包庇自己下级机关的行为，致使两条制约途径在我国都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我们只有将其依靠于独立的司法审查，因为司法时“只服从与法律的要求和良心的命令”，而独立于上级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同时结果会得到国家的强制力执行，有确实有效的保障。我们不能因为当下缺乏危违宪审查的明确主体和可宪法司法化的机制、程序就断言其不具有可诉性。任何机制的健全都是从理论的不断完善开始的，倘若我们一开始就封杀这种可能性，那么我国的法制进程的完善也就遥遥无期了。我们所追求的法治也就是镜中月水中花了。我们不能因为怕它麻烦，怕它能力不足而对其恐慌。为什么当下法制基本上健全下还有这多人喜欢上访？因为就是法制的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对一些敏感问题司法审查就开始隔岸观火，缺乏公信力。上访不就是相信“人治”压倒法制，相信上级的行政机关有能力改变下级命令，这对我们苦苦建设的法治社会是多么大的讽刺。

宏观调控的任务篇4

关键词：金融宏观调控行为；传导机制；承诺信任机制；反思机制

金融宏观调控作为一个“复杂问题”，经济学科对之研究颇多、成果颇丰，而从法学视角对其研究却显薄弱。理论和事实均表明金融活动本身存在风险，金融体系呈现出不稳定性、脆弱性特征，随着金融的快速发展可能导致资本融通的低速和阻滞，致使市场经济低效率。在此情况下，国家对金融的宏观调控势在必行，但是国家对金融的调控亦可能失败，为了避免国家因等因素造成非理性调控，有必要通过经济法规范金融宏观调控。而经济法规制的核心是对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规范，故本文以“金融宏观调控行为”为焦点进行研究。

一、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结构及特征

认清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结构，有助于研究金融宏观调控。然而金融宏观调控行为具有何种结构，学者多有不同主张，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王全兴先生认为：宏观调控本来是寓于政府与市场互动框架中的一个由决策和执行两个阶段所构成的政府干预过程，宏观调控权作为与宏观调控对应的一个法律概念。应当涵盖宏观调控的全过程。胡光志先生认为：宏观调控作为一种政府行为或政府调控措施，包含决策、实施监督、效果验证等多个环节。刘定华先生和肖海军先生认为：金融调控实质上是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刑会强先生认为：宏观调控行为是决策行为，而不包括其他。

笔者认为，金融宏观调控行为是国家有关机关对宏观金融进行干预的行为。实施这种行为，首先要基于对宏观金融运行的透彻认识，在全面细致分析基础上做出对宏观金融进行干预及如何干预的决策，光有决策尚不能影响宏观金融，一定要对该决策进行实施。因此金融宏观调控若不涵盖决策的执行，则金融宏观调控根本不可能实现。金融宏观调控行为意图使宏观金融运行良好，则对该行为是否能达到最终目标必须有检验标准，否则金融宏观调控行为仅就行为本身来看，意义不大，所以金融宏观调控行为效果亦是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结构因素之一。可见，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结构应当涵盖金融宏观调控决策(即货币政策)、金融宏观调控决策执行及金融宏观调控效果。

金融宏观调控行为源于法律上的授权，是一种法律上的行为。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结构为决策、实施和调控效果，从表面上看似乎与传统法律行为理论相符。依照传统法律行为的理论，学者们认为，法律行为从运作过程上看，法律行为的结构为：“法律行为的动机形成与目的确定阶段，法律行为的实施阶段及法律行为的效果阶段。”(李龙，1996)但通过下文具体分析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特征，会发现金融宏观调控行为不同于传统法律行为，有些区别甚至是本质性的。

第一，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经济基础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一国宏观金融的形成以及“市场失灵”在宏观金融领域凸现。这使国家不得不改变“守夜人”的角色，介入私人领域之中，主动干预到私人领域之中，主动地干预社会经济生活。

第二，金融宏观调控行为主体是国家有关机关，在我国为中国人民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绝对不可能是单个的个体。因为金融宏观调控是为了使国家宏观经济良好运行而进行的干预，所以要求行为主体必须是站在宏观的、整体的、全局的高度，具备金融领域的专业知识。

第三，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对象是宏观金融。现代社会金融的良好运行是宏观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而对金融领域的控制需要丰富的金融专业知识。宏观金融调控政策的制定、执行要根据经济周期的循环变动，调整利率、法定准备金率等技术工具，其间涉及大量的专业知识。而“专业信息，是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定义、方法，对其正确解码必须具备达致临界的知识存量和相关参照系、共享程度较低的信息。”(伯・霍尔茨纳，1984)

第四，金融宏观调控行为意欲产生效果需要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传统法律部门通过建立“法律行为”的概念，构建法律关系，确定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即一个法律行为就直接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行为效果。而金融宏观调控行为却与之迥异，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作用模式为：“货币政策一商业银行一个体行为选择”。货币政策制定出来以后，商业银行这一中间层按货币政策执行后，并不表明就已经达到了金融宏观调控的目的，产生预期行为效果。更重要的是通过货币政策的出台来引导社会个体行为，这之间就必然存在一条传导路径与相应的传导机制。

第五，实现“对宏观金融的控制”操作难度很大。罗斯柯・庞德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一书中表明：法律是实现社会控制的一种强有力的方式。对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控制同样也是一种社会控制，只是实现对宏观金融的社会控制的操作难度更大些。金融宏观调控需要丰富的专业知识，需要畅通的传导机制。这一特征也使得金融宏观调控行为不同于传统法律行为。传统法律仅仅通过对个体行为的规制就可以达到对相应领域如民事领域的控制。而专业知识的具备存在难度，传导机制的畅通程度的不同，以及金融宏观尚受其他因素的干扰，综合因素导致实现对宏观金融的控制存在不小难度。

第六，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目的的实现需要承诺信任机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基德兰德与普雷斯科特以其“时间不一致性理论”指出：如果政府没有充分的激励在执行阶段落实其承诺，并且这一点能为受体所理性预期，那么，后者对政府调控引导将采取不遵从对策，导致调控目标落空。如前特征四所述，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引导社会个体行为选择，“与政府相对的调控受体可以凭借遵从或不遵从的策略选择来回应政府的行为引导，宏观调控的实际绩效将更多地取决于调控受体的预期及预期支配下的选择；而政府调控措施在制定阶段与执行阶段是否融贯一致，即政府在执行阶段是否基于充分的激励履行其在执行阶段宣称的调控承诺，将直接决定着受体的预期确立和行动选择，继而影响调控绩效。”(吴元元，2006)可见，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顺利实施需要调控主体的承诺与受体的信任，建立良好的合作环境。

二、我国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经验实证分析

(一)货币政策的制定

金融宏观调控行为多样，本文以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为例进行实证分析。中国人民银行做出货币政策决定之后必须向外界公告，公告的形式和实体都必须具有严肃性、权威性、可信赖性。但笔者对多个公告进行研读后发现尚存以下问题：

第一，中国人民银行对这一重要的公告程序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特别是2003年9月21日那次调整没有任何正式的通知，显得不够严肃。

第二，从公告形式而言，中国人民银行采用公告通知的形式，虽然起到告知作用，但通知形式本身却不足以表达货币政策的权威性，给人不够慎重的印象。通知这种形式给公众传达的信息似乎有“通知的内容随时都可能更改，甚至是向相反方向改变”的嫌疑，因此这种形式不利于建立社会公众对金融宏观调控的信任，不是中国人民银行良好的承诺形式。

第三，从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公告通知的内容来看，2006年8月15日(包括该次)以前的诸次调整都采用的是“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的模式。但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决定无需经国务院批准，只需向国务院备案即可，但中国人民银行在2006年8月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决定之前都谨慎地报经国务院批准，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人民银行独立性较低。从2006年11月15日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开始，公告通知中才终于挥去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影子，采用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的模式。

第四，从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利率的公告通知的内容而言，调整利率所用文字模式均为“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利率属于报经国务院批准后方可执行的货币政策。利率与存款准备金、再贴现等工具相比较而言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影响更为重大的货币工具，所以报经国务院批准是必经的法定程序，但公告的文字表达并未看出加息决策经过国务院批准。从2004年上调利率时人行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的回答中可以看出加息的确经过国务院批准，只是在公告中未明确表达出来。对此笔者不禁产生疑惑，在2006年11月之前人行调整并不需要经国务院批准的存款准备金公告采用“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模式，而对于必经国务院批准的利率政策却没有“经国务院批准”的文字表述呢?可见，对于利率这一十分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从公告的文字表达上并不严肃、严谨，正是因为这种不严谨使得至少从表面而言利率政策的制定有与法律规定相背的嫌疑。

第五，从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利率政策的迅速程度和准确度来看，货币政策的制定需要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和反思机制。从1995年开始到2002年，受我国经济偏冷、内需不足等因素影响，人行一直采用低利率政策，但到2002年，我国已经走出了通货紧缩期，然而从2002年至2004年加息之前低利率政策一直没有改变，从而推动了一轮又一轮的投资过热，从房价的一再上涨，各类资源被过度开采等现象可以看出，低利率已经成为资源合理配置的一个障碍。2004年至今的8次加息，特别是2007年7个月内5次紧密度加息从另一个侧面表明2002年至2004年加息之前货币政策并不及时准确，倘若在我国经济走出经济紧缩之时就能及时采取准确有效的货币政策，或许就能避免通过短期内频繁加息来遏制投资过热而效果又太理想的局面。因此，货币政策的制定必须建立快速准确的反应机制，同时也须建立对过去不甚理想和成功的货币政策进行反思的机制，如对频繁加息的效果做出及时评价及反思将有利于今后的金融宏观调控。

第六，不论是从存款准备金，还是利率调整的公告通知的内容来看丝毫看不到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身影，看不出货币政策委员会提出的任何建议，不知是通知未列明还是委员会就存款准备金率、利率调整问题根本就未讨论。笔者又仔细搜查了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有关货币政策委员会的相关内容，也未发现货币政策委员会就存款准备金率调整的任何会议纪要。而货币政策委员会是具有专业知识的团体，如果金融宏观调控的专家尚不能发表见解，则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理性程度就不得不被置疑。

(二)货币政策的执行及效果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人员刘玄在《苏皖两省货币政策传导差异的实证检验及其解释》一文通过计量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区域层面的计量分析表明，货币政策传导在苏皖两地差异非常明显，由此产生区域性货币政策效果的差异。一方面。江苏是货币政策传导的灵敏高度区域，峰值响应时间短，响应峰值也比较高，表明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较为顺畅。而安徽则为低灵敏度区域，货币政策存在梗阻现象”。(刘玄，2006)

上述苏皖两省货币政策执行差异的案例，从经济法的视角而言，应当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货币政策的实施需要考虑区域差异，协调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我国地域广博，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各区域对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及灵敏程度各不一样，影响了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效果。为确保对各区域的调控都能达到预期目的，就必须因地制宜，在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中都得考虑差异因素(还包括行业因素等)，以法律的形式将这些变量程序化，从而确保金融宏观调控的充分理性。

第二，货币政策传导不畅除了利率管制、金融市场不完善因素之外，微观主体的阻滞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这一阻力在安徽省或许比在江苏省更加凸现，但并不意味着江苏省对微观主体因素就不予以关注。微观主体的行为选择应当始终都是金融宏观调控行为考虑的重中之重。“典型的市场经济中，货币政策的作用途径是：通过货币供给影响总产量，总产量的变动和利率对消费的影响又必然会波及供求比例关系，最后实现货币政策的目的。”(陆前进、卢庆杰，2006)货币政策传导路径中的任何一环都不能出现问题，但从已有的文献研究中笔者发现少有研究关注微观主体对金融宏观调控的信任问题，而这个问题却是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必须纳入考虑的因素。如果微观主体缺乏对金融宏观调控的信任，其行为选择受调控的引导的可能性就相对小。在经济不发达地区更是如此，经济条件不宽裕的个体如果对金融宏观调控不信任，其行为就不会受调控影响，而经济条件宽裕的个体抵御金融宏观调控失败或调控当局对金融宏观调控行为反悔的风险的能力比前者要高，因此经济条件宽裕个体更易于受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引导。建立调控当局对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承诺机制，有利于增强微观主体对金融宏观调控的信任，使得微观主体更易受金融宏观调控的引导。谢百三诉财政部一案，财政部改变国债可以回购的承诺，并且这一决定缺乏社会整体福利、效率等正当理由，这种对承诺的违背严重降低公众对宏观调控的信任程度，这个案例也为规范金融宏观调控，亟需建立承诺信任机制敲响了警钟。

三、我国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规则实证分析

我国规范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主要有：《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关于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的通知》等。

现有规定尚存以下问题。

第一，中国人民银行与政府关系问题。从《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条规定可以看出，现有体制是国务院领导下的中央银行，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受国务院影响。如，常出现的政府转移支付，中央银行根本就不能说不，然而这种转移支付又会影响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因此就算是在国

务院领导下也应该是在规范领导的前提下。

第二，货币政策目标存在潜在冲突。依《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条规定，我国货币政策采用双重目标模式，一是“货币币值稳定”，二是“促进经济增长”。这两个目标存在一致性的同时，也潜藏冲突。双重目标易使目标易位频繁，而目标的不确定性容易使经济大起大落。对于中央银行而言，稳定货币是其职责范围内力所能及之事，而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颇多，单凭央行努力难以实现，并且各国货币政策制定、实施的经验亦表明货币政策目标应单一即“稳定货币”，如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经验就告诉我们：“执行以价格长期稳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对本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贡献。”(陈元，1995)

第三，货币政策委员会功能有效实现问题。“(1)政府对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信息、环境等因素进行了分类、整合、加工和处理，决策是在特定认知的基础上作出的，那么，其选择行为是合理的；(2)如果政府没有经过一定时间的思考，其决策是在外部环境诱导下直接以经验或直觉判断作出，其决策行为便是非理性的；(3)就理性的发挥程序而论，如果政府决策时对信息、环境等因素进行分类、整合、加工和处理的时间很短，以至于形成决策的认知没有经过一定时间的理性思考，即处于笔者所界定的‘即时有限理性状态”’。(何大安，2006)为了防止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非理性”、“即时有限理性”，需要发挥专业人士的特长，发挥货币政策委员会之功效。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第三条的规定，我国货币政策委员会仅仅享有建议权，而从本文第二部分论述的经验事实早已表明货币政策委员会连建议权的实现都难以确保。专家委员会建议与否、建议什么对金融货币政策制定都不甚重要的话，再谈决策行为的理性化就会陷入尴尬的境地。造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是因为没有货币政策委员会的牵制，金融宏观调控当局将享有更多自主决断权，可以服务于其他目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法律对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地位规定尚不够到位，从法律规制而言，应改变货币政策委员会咨询地位，否则难以落实《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即“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应当在国家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制定和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四，有关承诺信任机制、快速反应机制和反思机制方面的规定暂付阙如。“‘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调节个人行为，完成法律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马震，2006)而激励必须是确定的，调控主体必须对激励做出确定的承诺，如此人们方能确定预期。快速反应机制要求货币政策的制定、执行应当快速、准确，否则宏观金融状况一旦已经发生变化，货币政策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反思机制是一种自身能够不断改进、完善的机制，是一种提高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理性程度的机制，但目前我国法律规范还没有建立这种机制。

四、我国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经济法规制

金融宏观调控行为规范与否意义重大，关乎一国经济是否能正常运行，根据该行为的结构与特征理论，结合我国现实中金融宏观调控存在的问题，笔者拟提出下述解决方案。

第一，从法律上明确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目标，将货币政策目标定为“维持币值稳定”这一单一目的。“货币政策擅长于总量调控，因为货币政策工具如利率、汇率等，不能分解，主要是对经济总量进行调控”。(丛明，2006)货币政策目标单一消除了目标存在潜在冲突的根源，同时又更加科学。因此，与其选择一种看似美好但不现实的双重目标模式，倒不如选择一种看似简单却更加科学的单一目标模式。

第二，在现行国务院领导中国人民银行的关系格局下，增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独立性，建立相应的独立机制。中国人民银行独立制定货币政策，不受其他利益集团干扰，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理性程度。在现行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务院的关系格局下，中国人民银行的绝对独立是不可能的，但限制国务院对中国人民银行的不当干预却成为可能。通过法律规则限制国务院影响中国人民银行的活动空间，相应的也就扩大了中国人民银行独立自主制定货币政策的空间。这种思路不失为追求中央银行相对独立性的一种有效方案。因政府行为而导致金融宏观调控行为达不到相应指标，则政府应在其行为内承担责任，以政府承担责任的方式减弱其对中央银行的不当干预。如政府命令中央银行转移支付用于其他目的，事实上影响了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安排，可能会引致一定的通货膨胀率，则在政府要求中央银行转移支付之时，用法律的形式规定政府必须与中央银行签订有关转移支付与通货膨胀率关系的合约，用合约的方式让政府承担其转移支付而引发的通胀率的责任。

第三，提高货币政策委员会法律地位。改变现行法律规定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咨询地位，确立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货币政策制定地位，落实专家决策，保障金融宏观调控的理性决策，避免金融宏观调控行为“非理性”和“即时理性”。

第四，提高有关规范性文件的立法层次，提高规范性文件文字表述的准确性、全面性。立法层次的提高意味着法律规范效力等级的提高。现行有些关于宏观调控行为的规范，就规范的内容而言十分重要，但从规范的形式判断却处于比较低的层次，这种情况不利于发挥规范应有的功效。如，货币政策委员会是货币政策制定的智囊团，货币政策委员会功能发挥的程度关系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理性程度，有关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规范是一个重要规范，然而现行规范却仅仅是一个《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规范的形式与规范的内容不相匹配，这也是我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功能发挥不到位的重要原因。因此有必要提高货币政策委员会规范至法律这一立法层次。又如，中国人民银行公布调整利率、存款准备金率，是非常重要的金融宏观调控行为，实践中采用公告通知形式还不足以表达通知内容的重要性及庄严性，有必要提高至银行令这一规范层次。规范性文字表述的准确性、全面性是金融宏观调控行为严肃性的重要体现，如利率的调整必须经过国务院的批准，这是法定的程序，所以利率政策的在文字表述上必须有“经国务院批准”的内容。

宏观调控的任务篇5

1、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回顾

2003年8月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指出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强调完善供应政策，调整供应结构；发展住房信贷，强化管理服务；加强市场监管，整顿市场秩序。

2004年4月，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调整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的通知》和《关于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严格土地管理的紧急通知》，房地产行业被列为“投资过热”行业之一，房地产开发项目资本金比例由20%及以上提高到35%及以上；严格建设用地审批管理，收紧土地“闸门”，以期遏制投资过快增长和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

2005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住建部等部门《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国八条”），加大对投机性和投资性购房等房地产交易行为的调控力度。时隔一年，2006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再次转发住建部等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的通知（“国六条”），提出90/70比例；调整住房转让环节营业税，进一步抑制投机和投资性购房需求；有区别地适度调整住房消费信贷政策。

2008年我国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为尽早摆脱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12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鼓励普通商品住房消费；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积极应对市场变化。

2010年1季度至今，为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势头，中央出台了差别化信贷政策以及包括限购、限贷、行政问责在内的行政性调控措施，对购房需求特别是投资投机性需求实行严控。2010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家庭二套房贷”政策），强调合理引导住房消费，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提出“家庭二套房贷”首付款比例不低于40%，相比2007年9月的“二套房贷”政策更加趋紧。

2010年4月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进一步提高“家庭二套房贷”首付款比例至50%，并对外埠居民购房进行限制。2010年9月暂停第三套及以上购房贷款，并严格施行问责制。

2011年1月国务院召开会议，确定了八项政策措施（“新国八条”政策），再次提高“家庭二套房贷”首付款比例至60%，并从严制定和执行住房限购措施。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必须坚持调控方向不动摇、调控力度不放松，促进房价合理回归。

2013年3月，国务院再次重申五项政策措施（“国五条”政策），进一步明确了坚持调控方向不动摇、调控力度不放松的决心。

通过政策面不难看出，国家在调控过程中注重经济性、政策性调整，重经济手段而忽视法律规范，过分关注于解决表层显性问题，从整体上看，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深层次和法律性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本文试从法律视角来分析和探讨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问题。

2、房地产宏观调控存在的主要问题

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是国家采用行政、法律、经济手段从宏观上对房地产市场进行指导、监督、调节，以保证其供需平衡，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保证房地产市场稳定运作。宏观调控措施以经济性手段（税率、利率、汇率）为主，以行政性手段与法律手段为补充，法律手段应该作为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的基础。在宏观调节的手段中，法律手段是不可或缺的，这要求宏观调控要有法可依，依法调控。这样才能使宏观调控实际有效，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的发展。

我国房地产调控历经10年。房地产宏观调控在短期内成效凸显，各项指标在调控后有不同程度的减速增长或回落。但根据历次宏观调控的经验，这些政策一般很难长期持续发挥作用。这说明我国房地产市场尚未进入健康发展的快车道，房地产市场中一些棘手问题并未得到彻底的解决。

通过分析宏观调控政策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及效果，发现宏观调控存在以下问题和不足。

2.1 宏观调控法律规范体系不完善

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缺乏一套完善的制度保障。从调控措施可以看出，国家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大都以下发文件、通知等形式进行，立法层级较低、高度不足，缺乏完整的法律框架和结构。在没有法律强制力的保障下，大部分文件无法自上而下顺利执行，无法起到积极良好的执行效果。试图用行政权威而不是法律制度，用部门通知而不是法律来调控房地产市场。由于房地产市场具有地域性、差别性的特点，简单依靠有关部门发文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做法日益显得与时不符。

2.2 宏观调控主体不明确，调控权配置上产生诸多矛盾

调控主体包括建设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国土资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银监会、和各级人民政府等，显得权力分散，责任不明。由于我国并没有完善的宏观调控法律体系，导致我们在调控权的配置上产生了诸多的矛盾，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调控权的配置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从而形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模式以及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各自为政、争夺部门利益的局面，进而影响宏观调控的效果。

2.3 金融调控存在的法律问题

2004 年以来中央银行制定了密集的金融调控政策。房地产金融调控措施多次采取了提高贷款利率的措施，但贷款利率的提高不仅抑制了房地产开发商的投资热情，还进一步加重了普通居民的购房负担。央行的几次房贷款利率频繁变动影响了居民正常购房的利益。运用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各种金融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投资至为关键。而货币政策的运用应依据当时房地产市场本身的状况和和条件而定，不易在短时间内几次进行调整。货币政策的实施主要是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来实现的，而这必须有相应金融法律来规定。运用金融法律规范调控房地产市场，有利于合理控制流入房地产市场的资金总量，拓宽融资渠道，确保房地产市场信贷资金安全。

2.4 政府土地调控存在的法律问题

政府运用土地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在清理整顿开发区、遏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和重复建设、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以及防止房地产投资过热和稳定住房价格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然而，政府在运用土地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中存在一些问题。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在房地产土地调控领域，中央政府出台的各项土地调控政策有时会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与效果。宏观调控各项措施互相分解，在有些领域甚至出现了自相矛盾的现象，最终导致这些政策逐渐失去效用，部门之间的博弈和地方政府的态度使房地产政策难以落到实处。管理房地产市场的责任是由多个部门共同承担的。在房地产领域，这种管理体制的弊端在于：从中央到地方对城市土地开发经营管理不统一，从而造成机构重叠、推诿扯皮、职责不清、效率低下诸问题，导致中央各职能部门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协调作用，直接损害了房地产宏观调控的稳定性和工作的高效率。

3、完善房地产宏观调控法律建议对策

3.1 制定《宏观调控法》，使宏观调控有法可依

鉴于目前国家在宏观调控领域中授权、决策、执行、监督的混乱与冲突，以及相关调控主体法律责任的缺失所带来的宏观调控失效的问题，有必要在不断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和借鉴他国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一部规制国家全部宏观调控行为的统一的宏观调控法。促使立法决策和行政执行、国家监督在操作过程中形成一个动态的回环，提高公共权力运作过程的透明度，使宏观调控真正有法可依。

3.2 完善与房地产相关的税收法律制度，发挥税法的宏观调控功能

税收是一种良好的市场调控方法，被称为经济的“自动稳定器”，在调控房价中的作用不可小视。在房地产市场领域，税收调节功能表现为在房地产开发、转让、管理等环节中，通过各种相关税收开征、停征、减免等各项措施来达到对特定时期特殊情况下的房地产市场调控的目的。政府通过利用税收优惠，高税率等多种途径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并对不法房地产商的投机行为予以打击，对低收入购房者予以优惠或补贴，从而平衡房地产市场的供求矛盾，尽量避免房地产泡沫带来的不利影响。

我国房地产税收体系的构建以及税种的设置欠缺税收公平方面的考虑。“重流通、轻保有”的税负结构，转让环节的诸多税收等等这些因素，给中低收入者购买住房设置了人为的障碍，导致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买不起住房的弱势群体继续扩张，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恶性循环。

针对房地产投机行为，在西方国家普遍征收物业税，物业税增加了房屋保有者经济负担，可以对遏制投机行为真正发挥作用。这得我们借鉴和采纳，应尽快开征物业税。

3.3 加大对房地产市场投机行为打击力度

在当前房地产市场秩序混乱的背景下，加强执法、司法方面的各项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就要求行政执法、司法部门要加大力度，提高效率，严格执法，违法必究。加大对违法开发商的整治力度，对捂盘惜售、囤积房源、散布虚假信息、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

3.4 建立专门机构对各主体进行协调

房地产业牵涉面广，多部门多方参与管理使得与房地产政策相适应的有关行业配套措施显得并不是很协调，或者说实施起来难度较大，甚至是不能及时出台， 显然这样的局面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策的有效实施。由于房地产具有极强的属地性，各个地区有着自己独特的特征，因此，建议设立专门机构，统筹协调有关部委的行政行为。这样能够加强执政能力，有利于政策的有效实施。

3.5 加强政府职能的定位

除了协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中各自的功能定位外，总体上明确政府在房地产宏观调控中的角色定位很重要。面对相对混乱的房地产市场，政府应更好的定位其具体职责，维护房地产市场竞争秩序的公平以及保护弱势群众的利益。

在房地产宏观调控方面，国家宏观调控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市场的引导和促进上面，尽量做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发挥资源的最大价值。政府最核心的职能应该是对房地产市场经济竞争法律秩序加以维护和完善。

3.6 建立和完善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法律责任机制

各个宏观调控主体对房地产进行宏观调控，这是国家赋予他们的权力，当然也是其义务所在。在近几年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中，中央政府曾屡次下令要求各个地方政府抑制投资过热的势头但却收不到什么效果，归根结底在于没有法律责任的约束。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措施缺少了法律性的保证，那必然是短视的饮鸩止渴。在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中更多的倾注法律性元素，才能更长久更公平的解决现有的问题，这也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刘宇星.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法律问题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09.12.

宏观调控的任务篇6

现代市场经济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政府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其中的经济和行政手段，随着越来越多的趋同于经济规律作用的模式，这样，法制作为刚性准绳的重要作用，就随之凸现出来，因此，如何加强宏观调控过程中的法制建设，通过法制建设和制度创新，促进宏观调控突破体制性、政策，使市场经济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是今后面临的一项新课题。

一、法制对经济宏观调控的作用和意义

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打破以往的政府为经济活动中心、以计划命令为主要手段的经济模式，将市场作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将经济规律作为市场运营的基本准则。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应当由直接的管理，转变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计划、确立市场运行规则、向市场主体提供引导和服务、促进市场健康发育，积极维护市场秩序等宏观的、间接的管理方式，这样，经济的宏观调控与法制建设就成为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说，法制是经济的产物；但同样的，我们也不可以忽视法制建设带来的巨大的反作用，法制建设对经济宏观调控的作用具体表现为：引导作用、促进作用、保障作用和制约作用。

（一）法制建设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其相对应的市场经济模式一样，有其自身的随机性和复杂性，如何使其能够在经济运行过程中适时、合理并行之有效，是充分发挥法制的引导作用的重要意义所在。目前，我国法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的指引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使宏观调控经济过程中的各种行为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通过政府立法程序，将实践中调控经济所需的具体手段，上升为法律、政策和规范，为调控主体设定行为模式和权义界限，将其调控行为纳入法制轨道。第二、调控主体通过法的规范，引导市场经济主体在遵循市场经济体制自身要求的同时，也遵循一套统一而普遍适用的规则，避免或抑制各经济主体随意发展、大量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某些经济领域发展失控或呈现危机，使市场经济得以健康发展。

（二）法制建设对宏观经济的促进作用。法制建设对宏观调控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法律的规范，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反映市场经济规律，从而合理的确认政府职能以及随着经济发展的情况，政府职能相应的调整和转变，以促使它更好地为市场经济服务，正确理顺并处理好政治关系、社会管理关系和经济关系等，既调动了调控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使市场经济进一步按照法律所确认的原则，深入发展，稳定发展，为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扫除障碍和创造条件。

（三）法制建设对宏观经济的保障作用。法律以其特有的属性——国家强制性和规范性，在保障宏观调控经济顺利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保障具体表现在，通过法律的强制性和规范性，确认和维护宏观调控主体的权利模式和行为模式，引导调控主体的活动，预防、打击、制裁经济活动中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保障并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秩序，平等地对待和处理好各种经济纠纷，保障各方主体的合法利益和权利得到实现。建立和维护必要的法律秩序、法律环境，为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各个领域和环节提供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行为标准和规范，为制裁和处理市场经济运行中产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提供准则，从而为市场经济运行提供秩序保障和环境保障。

（四）法制建设对宏观经济的制约作用。通过法律的规范，在引导、促进和保障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制约宏观调控过程中的强制性、盲目性和任意性等消极因素和市场经济的自发性、波动性等倾向，这种制约作用是法律本身的功能，也是改革开放、特别是宏观调控经济对法律的需求。

二、宏观调控与法制建设相结合，是我市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

我市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增长,有赖于科学合理且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加以保障.因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宏观调控本身不是灵丹妙药，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市场经济过程中存在的所有问题，而法制的本身可以合理的补充宏观调控经济上的不足，为宏观调控提供正确的引导和有效的保障，因此，宏观调控与法的功能紧密结合，是更好的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明显提升经济效益的有效手段。

（一）法制建设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现实性。第一，法制建设对市场经济的特殊功能只有在宏观调控中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因为宏观调控是指政府对经济的间接管理，是指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服务、引导和必要的干预，而法律则是实现间接管理、必要干预的最佳手段。第二，法具有普遍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强制性的属性，它能有效地满足宏观调控的需要。因为宏观调控的对象是总需求与总供给，是市场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产业结构与公平分配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只有通过法才能调整、适应，引导和保障。

（二）宏观调控与法制结合的重要意义。传统的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把法律手段仅仅作为宏观调控手段之一的观念已经逐渐远离经济发展的舞台，法制的作用越来越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凸现出来，因此，树立法制建设是宏观调控的依据、准则和保障的正确思想，全面认识宏观调控与法制建设的内在联系也就因此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如何合理的将法制建设与宏观调控有机的结合起来。第一，充分认识到法制建设对宏观经济的重要作用，要改变过去那种把三种手段，即行政手段、经济手段与法律手段并重的观念，因为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既要法律来确认、规定，也要法律来调整与保障，还要法律来解决使用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时所出现的矛盾、纠纷和具体问题。第二，我市的宏观调控既要借鉴外省市的经验与教训，更要从我市实际出发，并赋予它新的含义，即市政府经济管理部门通过对我市基本经济总量的调节，控制、组织市场经济的运行，引导经济的发展

三、我市存在的问题

（一）宏观调控管理体制没有完全理顺，法制建设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法制工作的领域不宽，没有渗透到社会、经济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中去，法治政府的理念有待深入人心，“管理就是权力，管理就是审批”的观念转变还不到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行政干预经济活动的现象依然存在，在行政管理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责任权力、权利义务不对等，甚至违法设置行政管理权或被管理者的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发育和经济发展。

（二）服务型政府建设尚未到位。政务公开不全面，法定应公开的信息尚未完全公示，行政决策、行政决定及其程序和依据没有公开；电子政务的发展滞后，有的网页内容单薄、更新缓慢、功能单一； 行政许可事项及相关管理事项的集中办理、联审会办实现难度较大；应当统一在政务大厅受理、回复的事项存在“两头受理”、“两头回复”的现象；不依法、不按程序履行职责，行政管理工作制度不健全、不落实等现象依然存在，行政服务效能有待提高。

（三）宏观调控职能与经济发展有脱节，法制工作受功利因素干扰。由于权力本位、利益本位的驱动，加之机构设置不尽合理、职能交叉，以及法制工作的机制不够健全等客观因素，在宏观调控经济过程中，权力掣肘，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等现象时常出现。

（四）对宏观调控行为的监督不完善。宏观调控主体内部监督制约制度尚未严格贯彻执行到位，而已开展的监督范围偏重在行政处罚，对行政许可、收费等执法的监督相对薄弱，部门法制机构监督工作难以开展，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手段，监督的效能未能充分、有效地发挥。

四、解决上述问题的几点建议

（一）积极理顺宏观调控行政管理体制。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理顺各种宏观调控关系，克服职责交叉、相互掣肘、以权压法、以言代法的现象，在各项工作中牢固树立依法办事的法治观念，坚持以人为本、以法为准、依法行政。将各种宏观调控方式和手段聚集起来，发挥综合效能；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培育、发展各类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将政府经济职能还给市场主体，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功能，除法律法规明确必须由行政机关实施的以外，逐步将资质认定审查、行业信息披露等行业管理职能转移给行业组织，发挥其行业管理与行业自律的作用。

（二）建设服务型政府。第一，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事项外，凡是依法应当公开的政务信息，以及其他可以公开的行政决策、决定、政策等政务信息，都要通过能够为社会广为知晓的方式和渠道向社会公众公示，对于公众依法有权查询的政务信息，要创造便利、快捷的查询办法、渠道或条件。第二，完善决策机制。一是按照市政府要求规范决策程序，制订和完善决策程序和部门内部决策程序规定，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实现决策权和决策责任相统一。第三，加速管理转型。注重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类资源，优化改善投资环境，积极探索和运用行政指导、行政规划、动态管理等多种间接管理、市场化手段，积极进行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推行事后监管为主的行政管理方式，促进宏观调控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运用法律手段重新定义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打破以政府为中心、以计划命令为手段的经济模式，将市场作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将经济规律作为市场运营的准则。由此，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必须由直接的微观管理，转变为制定战略计划、确立市场规则、向市场主体提供服务、促进市场发育，维护市场秩序的以宏观、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管理。也就是要求政府职能从传统的计划、审批许可、命令向规划、政策、运用经济杠杆、指导、协调、服务转变。这样，我们就应该通过立法、制定规范等方式，逐步规范政府权力，调整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关系，废除那些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旧职能，另塑造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新职能，这是形成自由、竞争、公平的市场机制的重要条件。

宏观调控的任务篇7

「关键词宏观调控法、经济法、宏观调控

一、宏观调控法的立法特点

宏观调控法是经济法体系三个基本构成之一。现代国家调节社会经济的基本方式有三种，宏观调控是其中一种。对宏观调控予以规范的法律，便是宏观调控法。宏观调控法是调整在国家宏观调控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是个新型的部门法，具有许多鲜明的时代特征。宏观调控法在立法上更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立法内容上的多样性和变动性

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宏观调控涉及面广，体系庞大，调控措施和活动种类繁多。宏观调控立法从内容上看，必然覆盖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按照宏观调控及其立法体系的轴线，首先，现代国家的计划涵盖范围越来越广，不仅全面涉及社会经济领域，还要规划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经济计划如今发展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其次，国家的经济政策包括国民经济各产业、行业和部门的政策，及国民经济各职能方面（如财政、税收、货币、信贷、外汇、外贸、价格等）的政策。此外，各种经济杠杆、政策工具和手段的运用也各有特点。可以说，宏观调控立法内容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点，不仅较之其他部门法（如刑法、民法等）显著不同，即在经济法体系内部，其他如竞争法、国家投资经营法，也远为逊色。

宏观调控内容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给立法带来难度，即立法难以覆盖其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国家宏观调控活动和措施密切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关系到广大民众的利益关系，它应当由立法加以规范。宏观调控是国家权力的行使，权力应当受到法律规制。在法治条件下，国家的全部公共权力都必须有法律依据，有法律授权，不应当存在“法外权力”。否则，就会如我国有的学者所说是一种“权力缺席”和“权力失约”（注：谢晖：《权力缺席与权力失约-当代中国的公法漏洞及其救济》，《求是学刊》2001年第1期。）。有鉴于此，宏观调控立法应当注意：第一，宏观调控中的各种国家权力及其基本行使方式，都应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以法律加以明确规定。有些内容在法律中可以采取概括加列举方式，尽可能明确、具体和扩大覆盖面，避免大的遗漏。第二，政府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在国家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和范围内，对宏观调控的具体做法可作出详细规定，但不得同国家法律相抵触，更不得超出法律范围设置新的权力。宏观调控的对象是社会经济的宏观结构和运行，是各种经济总量。宏观经济结构和运行及各种经济总量，是由全社会各主体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微观领域的众多经济个量组成的。它们都在不停地运动和变化着。国家的宏观调控措施也必须适应社会经济变化而调整、改变。宏观调控立法应当将这作为一条原则性要求加以肯定。但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和宏观调控措施的多变性也给立法的稳定性带来困难。应当承认，一般说来，宏观调控法的稳定性较之其他法律稍差。这也是它在立法上的一个明显特点。但法律都应当具有一定稳定性，宏观调控立法也不例外，不能只强调它的变动性便否认它的稳定性。宏观调控不能朝令夕改。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宏观调控目标是具有确定性的，宏观调控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法律制度也是确定的，这些决定着宏观调控立法具有相对稳定性。特别是关于宏观调控总的或各个基本领域的综合性法律，其稳定性更强。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动性，在法律之外还需要颁布许多行政法规和规章，或者制定一些暂行或试行办法。这些法律文件的稳定性稍差，便于适时修改、调整，但制定和颁布时也应考虑到具有相对稳定性，总不能过于频繁地变动。

（二）关于立法体制和法律表现形式

宏观调控立法内容的多样性和时间上的变动性，决定它在立法体制和法律表现形式上相应地也有着明显特点。

一般说，国家的立法权需要集中统一，它只属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如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但自20世纪初以来，由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日益多样化和发展变革频率加快，立法需要及时适应变化，所以各国先后实行授权立法制度。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在首开以宪法确立“社会化”原则和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原则的先例的同时，还规定政府可以采取对经济干预的法律措施。以后，1949年的联邦宪法即《基本法》承袭了《魏玛宪法》的作法，虽然它放弃“社会宪法”的提法，却在许多条款中明确地体现了“社会国家”思想。（注：德国学者多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社会国家原则就是社会宪法的代名词。”“《基本法》第一次把社会国家思想提高到宪法原则的地位上。”[德]罗尔夫？斯特博：《德国经济行政法》，苏颖霞、陈少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又如法国1958年宪法规定，“政府为执行其施政纲领，可以要求议会授权自己在一定期限内以法令方式采取通常属于法律范围内的措施”（第38条）。我国学者对“授权立法”一般都作狭义理解。按照现代各国所实行的立法体制，政府（行政机关）一般都有权依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如中国宪法第89条之第1项规定）。学者们认为，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或规章时，如果是依据宪法和国家机关组织法的明确规定，属于行政机关正常权限范围，不算为“授权立法”。只是认为，最高国家权力（立法）机关对于应由自己制定而尚未制定为法律的某些事项，根据需要授权行政机关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法规（暂行规定和条例），这才称作授权立法。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授权立法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与范围，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该项权力。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注：我国2000年3月通过的《立法法》第9—11条。）

授权立法是经济法，特别是宏观调控法立法的一个显著特点。其他部门法立法也有授权立法情形，但总的来说并不太多。只是随着高科技迅速发展，如电子网络技术、生物基因技术等，使得即使如民法、商法等部门法也越来越多地采用授权立法。（注：漆多俊：《转变中的法律-经济法的时代精神》，载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4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

同多级立法体制和授权立法相适应，在法律表现形式上，宏观调控立法除包含一些综合性、较稳定的法律之外，还存在大量的行政法规和各种规章，以及一些暂行或试行规定。而在法律中，也多为关于各个经济部门、各基本领域的规定，许多国家并未制定统一的关于宏观调控的总的法律，即所谓的“宏观调控基本法”或“宏观调控法”。

（三）宏观调控立法的法律要素

法律要素是指构成法律系统的各种基本元素。国内外法学家大致都认为法律规则（规范、律令）是法最主要的要素，但并非唯一的要素。当前中国学者一般认为法要素主要包括法律概念、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等。这种情况当然适用于各种部门法。只是对经济法，尤其是宏观调控法而言，由于它所规制的对象具有较大变动性和多样性，许多问题难以用明确、具体的规则加以表述，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原则显得特别重要。法律原则包括公理性原则和政策性原则。宏观调控法中的政策性原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法律原则虽也是法的要素之一，但它不同于规则。规则是具体的行为规范，它规定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而原则却只是某个领域、范围诸多法律规则精神实质的概括和抽象，不是具体、个别的行为范式。原则虽有抽象性和概括性，但它能够指示人们某类行为的基本方向和基本模式，毕竟有一定可操作性。在一个法律系统中，当规则不能涵盖全体时，原则弥补了不足。即使规则体系较完备，也需要原则对各种具体、个别规则进行指导和协调。

在法律规则方面，宏观调控法乃至整个经济法同其他如刑法、民法等部门法比较，也有其自身特点。其中最显著的是大量的规则属于指导性的，是一种“提倡性规范”（注：漆多俊：《论经济法调整方法》，《法律科学》1991年第5期。）。这种规则不同于强行性或任意性规范，它不是禁止、命令或一般允许，而是提倡、鼓励人们为或不为某种行为。宏观调控法和整个经济法都采取强行性规则、任意性规则和提倡性规则相结合的法律规范方式和法律调整方法。（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180—189页。）

此外，由于宏观调控法的规则体系不可能十分明确和周全，法律需要赋予宏观调控主体乃至司法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实践中，各国的宏观调控主体一直有着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中国，过去由于法治观念、传统和制度上的原因，这种权力更大，并往往得不到法律的控制，常常导致权力滥用、扩张，并为各种腐败提供温床和借口。而要控制这种权力的滥用，恰当行使自由裁量权，最重要的是严格地依法调控。当有关法律中有明确的规则可依时，依规则；当无明确、具体法律规则时，依法律原则，有时还需要深入领会和贯彻立法的目的和法的精神。

现代社会，无论属于哪种法系的国家，司法和行政执法中一定的裁量权都是必需和不可缺少的，但自由裁量权必须严格控制。许多国家的司法审查权将自由裁量权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以期修正权力的不良运作。鉴于通过司法审查权对自由裁量权的运用进行法律控制还仅是一种事后的补救，人们发现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可以起到事先控制的作用，可以使自由裁量权的运用结果趋向于合理性。因此，我们在制定宏观调控法时，应对宏观调控权的行使程序作出明确规定。只有这样，才能使调控方的自由裁量权不至被滥用，使其符合宏观调控法的目的和精神。

（四）宏观调控法的实施保障和法律责任

凡法均需要以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其实施的后盾。经济法及宏观调控法也如此。由于经济法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国家应当代表社会实施调节，因而一般地说，这些法律符合社会公众的利益和要求，民众都能自觉遵守。另一方面，要对社会经济进行有效调节，也必须依靠企业和民众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正因为如此，所以经济法采用了大量提倡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提倡性和任意性规范的实施一般不需要直接的国家强制。特别是提倡性规范，如果人们模范地、成绩显著地遵守法律，还往往规定给予奖励。在法律后果上，经济法采取了制裁与奖励相结合的作法。

经济法和宏观调控法在责任制度上也有自身特点。经济法责任是指人们违反经济法规定的义务所应当付出的代价。经济法义务是各种经济法主体-包括国家调节主体和被调节主体-在国家调节中应当依法正确实施调节管理，以服从和执行调节管理。违反这些义务，即给国家、社会或具体的组织与个人的利益造成危害。经济法所规定的法律责任，便是弥补对这些主体的损害，消除不良影响。其责任形式，对企事业等被调节主体而言，包括：经济（财产）制裁、经济行为制裁（如强制整顿、停业、吊销许可证、吊销营业执照、强制解散等）、经济信誉制裁（如通报批评、撤销荣誉称号、取消或限制从业资格等）；对国家调节主体而言，应主要是经济管理行为制裁，如责令调整原所下达的经济任务或指标，责令减免被调节管理主体原来规定须上交的利润和收费，撤销摊派，停止、纠正或撤销错误或不当干预、管理行为，限制或剥夺从事经济管理的资格或职权等等。对于给国家、社会公众或具体的组织和个人造成损害的，需要给予经济（财产）制裁。这里主要是指国家赔偿。应由国家机关负责人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个人负责的，该个人也应承担赔偿责任。但由于这些个人的财产和经济能力有限，仅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往往不足以抵偿所造成的损害，所以应当主要是使他们承担经济管理行为责任，包括撤销其从事管理的资格（撤销职务）或给予其他相应的行政制裁。

由于国家宏观调控的总体性直接作用对象多为一些经济总量指标，适用对象具有普遍性，被调控方往往涉及某些行业、地区的群体或集体。当由于调控方的责任造成这些群体或集体受到损害时，这些群体或集体中的成员都应得到相应补偿。在责任追究方式上，法律应当允许该群体或集体中的成员代表或任何成员有权提起诉讼。在国家经济调节，特别是实施宏观调控活动中，建立和健全法律责任制度，特别是国家调节管理主体的法律责任十分重要。在法治传统和法治意识较差的国家，在宏观调控不是严格依法进行的同时，法律责任制度尤其是个薄弱环节。相对地说，对于宏观调控对象的责任尚较重视和严格，而对调控方的责任往往无规定或很少规定，或规定得非常原则性，无法操作。实际上，一个宏观调控措施的决策和实施的失误，给社会造成的损害往往远远大于盗窃案或纵火案。对某些调控主体的责任如不依法追究，使其依旧呆在原来负责岗位发号施令，或甚至继续升迁，这是极不公平合理的，也不利于警戒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慎用其手中权力。

二、宏观调控法的发展趋势

宏观调控与宏观调控法的发展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明显趋势：

（一）宏观调控法的地位日益提升，正在成为经济法体系的核心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法体系三个基本构成之一，是逐步形成的，其地位逐渐重要和提高。经济法发轫之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反垄断法为代表的市场规制法占据核心地位；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实行国有化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法产生后较长时期内以国家投资经营法为核心。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这两类国家的情况都发生了变化。由于高科技迅速发展，国际社会冷战结束，前苏联、东欧国家社会制度发生变革，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并最终确定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无论西方或东方国家的经济法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从经济法体系构成来说，其三个基本方面法律的关系和地位也出现了变化。这是两股相向的运动趋向：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经济法体系的核心正在由反垄断法移向宏观调控法；在中国，则由国家投资经营法逐渐让位于宏观调控法。宏观调控法正在成为当代各国经济法的核心。这是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世界范围内经济法体系发展变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究其原因主要是：首先，宏观调控法地位的提高是宏观调控在国家调节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提高的结果。宏观调控措施在各国如今已经形成一个较为完备的体系。从宏观调控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来看，它经历了一个由否定到肯定和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在当代，没有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不进行宏观调控的。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经济发展的战略性进一步增强，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正在酝酿新的变化，有的经济学家甚至分析，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已由过去的“弥补市场缺陷”转向“塑造国家的未来。”（注：黑爱堂：《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要加强》，《科技日报》1995年7月7日。）

当代各国越来越重视宏观调控的根本原因，在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引起生产进一步社会化，国民经济更加融为一体，并更加国际化、全球化。国家对本国经济的调节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从全局和总体上把握经济运行的状况和特点，需要有更加广阔的视野，需要统筹兼顾，才能进行有效调节。国家需要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统一纳入国家计划的视野，制定各种有关经济政策，综合运用各种调节手段。另一方面，企业、特别是大企业、跨国公司借助高科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资本、熟练劳动力和信息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任何一个国家都已不能像过去那样对它们行使权力，政府必须改变管理方式，减少指令性强制作法，而要以引导、促进、帮助和提供各种条件和服务为主。国家经济调节、管理立法需要增加任意性和提倡性规范。如今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法律的发展，正在经历一个从惩罚机制为主逐渐向以非强制和奖励机制为主的运动过程。（注：倪正茂：《法律效力的投资及其价值选择》，《现代法学》1995年第5期。）这是法律发展的一个趋势。以上情况表明为什么宏观调控及其立法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

其次，市场规制法、国家投资经营法作用的局限性，使其核心地位难以长久维持，这为宏观调控法成为经济法体系的核心提供了机会。

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虽然重要，但它们毕竟主要是对于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种事后反应，这种调节方式往往具有某种被动性，并且其适用范围也是有限的。国家参与投资经营这种调节方式也不宜过多地采用，因为国有企业不能单纯地以利润最大化的实现为依据，它还具有增进社会福利、调节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外部经济等社会目的。国有企业为了实现社会目标往往牺牲企业的利润目标，把实现社会目标放在优先地位。如果过多采取这种方式，将使原来所具有的优点丧失殆尽，反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掀起“私有化”浪潮，前苏联、东欧国家也推行私有化，中国则大力实行国有企业改革。这些国家的一个共同点是都在减少国家直接参与投资经营的范围和程度，降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对必须保留的国有企业则改革其经营制度，减少政府干预程度，尽量按照市场化要求进行经营。这样一来，在改革基本完成以后，关于国家投资经营的立法，较以前的数量和重要性程度相对有所降低。当然，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化不可能将国家投资和国有企业完全“化”掉，不是取消这种国家调节的基本方式。这种调节方式和这方面的立法仍是必要的。国家投资经营法，今后仍然是经济法体系中的一个基本构成。特别是在中国，一则根据特殊国情，国家投资和国有企业在今后一个时期还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二则在当前改革过程中，关于如何指导和推进改革的立法不但不会很快削弱，反而会更加加强。因此，在中国经济法体系中，国家投资经营法的核心地位对于宏观调控法的让渡，是逐渐实现的。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由于宏观调控和宏观调控立法是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宏观、全局和总体的一种国家调节活动和立法，随着时展，它们最能鲜明地体现现代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和经济法的本质特性；加之国家调节方式和经济法体系中其余两种-国家投资经营及其立法、市场规制及其立法，它们同宏观调控及其立法的关系十分密切，所以，宏观调控法在逐渐成为经济法的核心的同时，大有兼顾、甚至统合其余两种法律的趋势。例如，反垄断具有极强的政策倾向性，它同国家的产业组织政策密切相关。不管是反垄断立法还是反垄断法的实施都要受到经济政策的影响，为其所左右。德国的《反限制竞争法》为了适应经济政策变动的需要，自颁布以来已作了四次修改。日本早在1947年就颁布了反垄断法，但其真正有效实施却是从70年代末开始的。其重要原因是反垄断法与产业政策的相互配套的衔接问题。现代国家直接参与投资经营最主要的意义乃在于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投资规模、方向、布局等等都应考虑宏观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的需要。它也应统一纳入国家总体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也应制定相关政策。因此，它同宏观调控和宏观调控法密切相关，后者往往要把前者统一纳入自己的视野，予以统筹安排。

当然，另一方面也应承认，在宏观调控法进一步发达并稳居经济法核心地位以后，市场规制和国家投资这两种国家调节方式仍会存在和继续发挥其特有作用，这两个方面的法律仍将为经济法体系的基本构成之一。虽然它们同宏观调控和宏观调控法密切相关，但无论其作用方式、作用领域等方面均有其特定性。宏观调控及其立法可以或应当将其纳入自己视野予以统筹考虑，但不可能取消和取代它们。它们仍不失为国家调节和经济法体系中相对独立的构成部分。

宏观调控的任务篇8

一、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之策

在最近召开的“两会”上中央领导指出，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扩大和蔓延，世界经济增长明显下滑，我国经济发展也面临很大困难。关于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中央领导概括为两句话：一句话是挑战确实严峻，再一句话是机遇依然存在。因而，要求各级党政进一步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切实做好“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上水平，抓改革、增活力”等各项工作，在应对挑战中开创新局面，在克服困难中实现新发展。这就告诉我们，中央推出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之策、战略之措；精心落实好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治任务、行政要务。毫无疑问，承担经济和社会管理与服务职能的各式各样的主体，包括税务部门，都应当以高度的国家观、凝重的历史责任感、强烈的政治使命意识作保证，精心地将中央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落实到位，进而尽快地实现我国经济“在应对挑战中开创新局面，在克服困难中实现新发展”的宏观调控目标。

二、税收是实行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重要工具

综合各方专家判断看，这次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要大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为此，中央及时作出的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大决策之一，就是重启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采取十项重大措施来扩大内需，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央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组合运用了预算、税收、贴息、减费、增支、投资、国债、转移支付等诸多工具。其政策导向十分明确，有关高层人士将其归纳为十八个字，即“重民生”、“保增长”、“促消费”、“活市场”、“统内外”（既着力于扩大内需也兼顾促进出口）、“利长远”。显而易见，中央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极具战略意义的宏观决策。

税收是财政的重要部分，税收是中央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工具。国务院推出的扩大内需十项措施中的第九项就是减税负、促发展。亦即自20__年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行增值税转型改革，以鼓励企业技术改造。预计实施这项改革的当年就将减轻我国企业千亿元以上的税收负担。现在这项改革业已采用行政法规形式施行。显然，这项改革不仅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重在实现当前扩内需、利出口、保增长等短期目标的期间性决策，而且是具有长远和多重目标的，包括促进产业升级、换代、转型等在内的长效性决策，将在促进我国经济成长壮大上显现长期而稳定的宏观政策效应。实际上，国务院关于扩大内需的另外九项措施，不论是财政或是金融方面的，都与税收有着密切关系，都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间接地内含了涉税内容。现在，与之配套的税收法规、规章，有的已经付诸实施，有的正在制定并将有序出台。无疑，这些法规和规章共同体现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国家税收宏观调控政策，充分表明了税收是实行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三、落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税收政策是税务部门的重大责任

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国家就在税收上迅速推出了一系列以结构性减税为主，包括增值税转型、企业所得税优惠、出口退税率上调、成品油税费改革、储蓄利息个人所得税停征、营业税及契税等减免在内的“减负”、“惠民”、“扩需”、“促产”等政策措施。毋庸置疑，今后还将有新的政策措施陆续公布施行。

在此，我们首先要深刻认识国家实施上述税收政策措施的特别重要性：第一，其现实意义重大，事关我国当前抗击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综合能力和整体绩效，事关我国经济能否尽早排除困难、开启新局。第二，其具体作用重大，事关民本之所系—扩大再生产，事关民生之所系—提升就业率，事关民利之所系—提高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第三，其宏观影响重大，事关我国资源和能源、投资和市场、科技和劳力、城市和乡村、国内和国际、近期和将来的国民经济与社会事业发展的战略布局。

在此，我们还要深刻认识精心实施好上述税收政策措施是自身应负的重大责任：首先，这由税务部门职能和税务人员职责所规定，即担其职者必负其责；其次，这由上述税收政策措施的特别重要性所规定，即事体大而责任也大；再次，这由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一定范围蔓延、远未得到彻底遏制的形势所规定，即因道远而任重。需要指出，我们各级税务部门和广大税务人员历来是堪当重任的，在来势迅猛的国际金融危机面前，也一定能够担当起精心落实国家税收宏观调控政策的重任。

四、“精心落实”重在保证实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税收政策目标

政策的意义在于有用，政策的有用在于落实。前文已述，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各项税收政策意义十分重大。然而，这些政策施行效果如何，预期目标能否实现，则主要在于执行，主要在于税务部门及其人员的贯彻落实水平，因此讨论并提倡“精心落实”不无必要。

宏观调控的任务篇9

【关  键  词】宏观经济/宏观调控/宏观经济调控法……

宏观经济调控法是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核心。在贯彻宪法关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立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目前尚缺少一部统率各层次和各门类宏观调控法律法规的基本法。因而无法从法律上确认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宏观经济调控权”，无法集中规定宏观经济的调控原则、调控主体、调控客体、调控程序、调控责任和宏观经济争端解决机制等基本问题。为使我国现行宏观调控法律法规系统化，确保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和持续增长，迫切需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宏观经济调控法》（以下简称《宏观调控法》）。

一、《宏观调控法》是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法

法是贯彻和实现政策的有效手段。从各国的实践看，每项重大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有法律作后盾。

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大宏观经济政策。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为了保障其货币政策的实施，大都制定了反映该国政策的金融法规。如美国1913制定了《美国联邦储备法》（即中央银行法）；英国1979年制定《英格兰银行法》；日本1942年制定《日本银行法》；德国1957年制定《德意志联邦银行法》；新加坡1970年制定《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法》等。

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支出政策和财政收入政策。国家通过扩张性或紧缩性财政政策的不同影响，作用于经济运行，起着某种自动抑制社会总需求过分扩张或收缩，促进社会经济稳定的基本功能。世界各国普遍重视财政法的宏观调控作用，都制定有预算法、税法等，有的国家还制定了《财政法》法典。

此外，各国还通过制定产业规划法和价格法等贯彻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

在我国，近年来国家制定的《预算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即中央银行法）、《税收征管法》、《价格法》等各单项宏观调控法律，在贯彻和保障宏观经济政策的实现，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仅靠各单项宏观调控法律还不能处理和保障各项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相互配合问题，难以克服政策之间的相互矛盾，难以避免“一脚踩油门、一脚踩刹车”的自我较劲现象。因此必须有统领各单项宏观经济法律的《宏观调控法》。

二、《宏观调控法》是处理重大经济关系的法律依据

江泽民同志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一文中，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现代化建设所遇到的涉及全局性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明确提出必须处理好的带有全局性的12项重大关系。如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等，都是涉及到全局性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解决，迫切需要制定《宏观调控法》。这样，在处理重大经济关系就有了法律依据。

三、《宏观调控法》是解决部门、地区之间利益冲突的法律准绳

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地区差异大，经济发展不平衡。1995年9月，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坚持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方针。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正确处理全国经济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建立区域经济与发挥各省区市场积极性的关系，正确处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当前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所以说区域经济协调关系是宏观经济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政府在解决部门、地区之间利益冲突中制定了一些单项法规，如《汽车工业产业政策》、《省际间粮食收购价格衔接办法》等，对合理安排产业结构、振兴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促进产业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平衡发展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但是这些单项法规的权威性比较低，各法规之间也不够协调统一，亟待出台《宏观调控法》。

四、《宏观调控法》是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法律保障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重点是，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能够综合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和正确运用经济杠杆的机制。计划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社会财力、物力可能，合理确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宏观调控目标，并通过实施产业政策及投资政策，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因此可以肯定的说，国家的计划是加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的特征。但是，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使用计划调控手段，必须更新计划观念，健全计划机制。

健全计划机制，就必须重视计划决策、管理、调控的制度化、法律化。善于采用法律形式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制定和实现。采用法律形式，主要在于使法定计划能够尊重经济规律、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使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手段在法的规范作用下结合起来。更新传统的计划观念，就不能把所有国有企业的经济活动统统纳入国家计划体系。在法的调整下，使计划关系成为一种计划法律关系，使计划活动成为一种计划法律行为。为此，就必须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法》，确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计划原则，建立各项具体的计划法律制度。

运用法律保障政府计划的实现，也是某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措施。例如，法国是采用计划指导经济较早的国家。1946年1月3日法国政府正式颁布了实施中期计划的法令。以法律形式推行“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计划”。日本在宏观调控方面也使用所谓的“法令性计划”指导市场经济活动。在计划调控的具体措施上，在如何通过经济法律手段实现政府计划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经济，以完善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

与此同时，为了协调计划调节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的关系，发挥各种调节手段的综合力量，制定一部统领包括《计划法》在内的所有宏观经济调控单项法律的《宏观调控法》也是非常必要的。

五、《宏观调控法》是确认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法律地位的需要

宏观调控的任务篇10

关键词：工商行政管理；宏观控制；微观搞活；职能；作用

一、工商行政管理的特征概述

1.综合性。工商行政管理具有综合性，首先管理的内容丰富和多样，管理的过程整体且统一。市场中各种商品的流通和交换，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联系都决定了市场关系的复杂和多样，进而决定了监督管理的多元化。而工商行政管理就是对市场的监督管理，对市场主体资格的审核和确认，包括市场主体的进入、竞争和退出。正因如此，工商行政管理具有综合性。2.程序性。工商行政管理是发挥经济监督职能的部门，必须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客观要求进行监督管理，尤其要严格遵循法律法规等条文，在工作过程中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在监督管理活动中切忌主观性和随意性，要有严格的规范性和程序性，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科学规范的程序，严格进行行政管理的实施。在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和行政确认等活动中确立规范程序，保证工商行政管理的顺利完成。3.关联性。工商行政管理属于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管理的范畴，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对国家经济进行监督管理，从而维护和构建市场的秩序。工商行政管理并不直接使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也不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和生产活动，而是通过对市场主体行为的监督来管理市场秩序，保护市场中各个主体的合法权益，因此工商行政管理将国家对于市场的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联系在了一起，使得它具有了关联性的特征。4.超脱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隶属于国家的行政机关，并不能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因此不会与市场中各个主体具有关联，也不会存在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能够依法行使对市场的监督权力，维护市场的经济秩序，正是因为它具有超脱性，没有利益纠葛，能够超脱于市场之上，因此才可以公正执法、严格执法，监督和维护国家的利益，维护市场中各个主体的权益。

二、工商行政管理中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的关系

1.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密不可分的，宏观是从国民经济整体的角度出发的，而微观经济是从个体的角度出发的，体现了经济生活中的不同层次和不同方面。他们具有一定的联系，能够相互影响。微观经济的运行需要宏观控制，而宏观经济的运行也要微观经济来保证。因此在行政管理中不能只注重宏观手段，总想着用行政手段进行宏观控制，而忽略了微观搞活。应当从大方面进行控制，小方面进行放开，才能使得市场经济既平稳有序的运行也能灵活蓬勃的发展。2.微观是基础，宏观是方向。微观经济是单位个体，而这些个体组成了宏观经济。宏观控制对国民经济高层次的管理，要想取得宏观控制的成功就必须增强微观经济的基础。没有宏观控制的引导就缺乏经济的方向，没有微观的搞活就容易导致市场经济规律的紊乱。因此实行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相结合才能使得经济市场管而不死活而不乱。3.加强微观搞活是实现宏观控制的保证也是宏观控制有效性的标志。微观搞活和宏观控制实质上并不矛盾，因为宏观控制并不是本身的目的，其目的也在于搞活经济市场，促进经济市场的稳定发展。首先微观搞活从单位个体出发，使得经济繁荣发展，市场昌盛，这样才能进行宏观控制。如果市场止步不前宏观控制也没有了意义。其次宏观控制是控制经济发展的方向，其目的也是繁荣市场，最终也落实到了微观经济基础上面，从微观上面才能检验出宏观控制是否有效。

三、工商行政管理在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中的具体职能分析

1.监督职能。工商行政管理具有监督职能，也是其最主要的职能。其作用是为了维护市场的稳定运行并且保证市场经济的公平、公正、公开。有了监督职能才能够减少非法企业的存在，减少经济市场中投机倒把的行为发生，保护合法企业的经营，避免其受到不正当竞争的危害。2.控制职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通过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来控制管理经济组织活动，对于经济发展的方向可以进行控制和纠正，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正常活动。并且对于市场的结构可以进行控制和优化，使其符合国家宏观政策的要求。3.协调职能。经济发展的步伐加快，使得经济主体增多，经济利益矛盾也不断增加，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通过协调职能进行各主体之间的协调，保证其矛盾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各主体之间的和谐发展才能使得市场和谐稳定。4.服务职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许多基层服务任务，对于一些证件的办理和核查都需要与基层打交道，因此其服务职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应当确保基层服务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服务素质，增强服务意识，改进服务态度，简化服务程序，提高服务效率，做到这些才能更好的发挥出服务职能。

四、工商行政管理在市场运行中所起的作用

1.有效调控市场机制运行。由于市场机制的运行，会让效率得到提升，但也会存在优者更优，劣者被淘汰的情况，这样将会拉大贫富差距，使得地区间发展越来越不平衡，富的更富穷的更穷，因此工商行政管理可以进行宏观控制，让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进行有机结合，再有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通过一些行政手段来使得经济发展更加平稳更加有效，实现社会的公平，缩小贫富差距。2.优化市场资源配置。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能够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由于市场失灵等原因的存在，还需要宏观调控进行市场资源配置的优化和改革。资源的稀缺性导致了必须把资源进行合理分配，使得其在正确的领域发挥出最大的功能，资源是否能在各部门之间合理分配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工商行政管理中，能够通过宏观配置进行资源优化，通过微观搞活进行资源的有效利用。3.合理优化市场结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能够控制企业登记管理程序，对于国家支持的产业结构类型进行积极支持，对于生产污染大、消耗高、无销路产品的企业应该及时检查登记，让其早日转型、合并或者歇业。因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能够调节和控制行业结构，让行业布局向着合理化发展，在优化市场结构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4.弥补市场缺陷，依法维护市场秩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能是监管，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进行监督和检查，对于合法的企业进行保护，对于不合法的企业进行取缔，维护市场秩序的有效运行。对市场缺陷进行弥补，避免市场失灵等现象的发生，严厉打击投机打靶和走私贩卖等违法活动，避免搭便车行为。

五、加强工商行政管理的对策建议

1.强化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为了建立公正、公开、公平的经济秩序，就要进行工商行政管理，实行有效的市场监管。为此要形成以监管职能为核心，其他职能为辅助的形式，使得相关职能推动监管职能，在工作中形成以监管职能为主导。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市场监管的作用，使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挥出其最大的效用。2.建立健全责任制度。为了确保工商行政管理职能的作用的发挥，就要对于部门内部的权责进行详细的划分，保证机构能够高效的运作，在发生事情时也能够追究到个人，而不是找不出具体的责任人。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其认真负责，对于市场监督不放水，保证其依法检查依法处理。3.提高相关从业人员的素质。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监督工作任务也变得更多，因此应当提高相关人员的工作素质，对人员进行培训和学习，使其能够适应新任务的要求。首先应当充实具有法律、经济等专业知识的人员。其次，应当组织专业培训或者专业讲座，帮助其提高业务素质。另外随着任务的增多，不仅应当提高人员的专业素质，还应当提高其服务素质。应当增强服务意识，改进工作作风，进行微笑服务，并且将程序进行简化，从而提高办事效率。4.提高各类市场的规划统筹。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入改革，各个市场也进行了蓬勃发展，例如工业品消费市场、金融市场、劳务市场等，这些市场各不相同，不能运通统一的经验进行管理，而是应当进行调查研究，进行管理办法的完善和修改，在不同的时期和经济形势下进行不同的统筹规划，进行合理布局。另外也要进行科学的管理，及时掌握行情的变化，为企业提供有效信息，使其能够及时有效的做出正确的反应。

六、总结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济发展越来越迅速，市场经济主体的增加使得市场更加容易混乱，因此工商行政管理就发挥出了积极的作用。为了有效对经济市场进行监管，工商行政管理从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两方面着手，积极运用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对于市场中的衰败企业和非法企业进行监管，让其转型和关闭，有效维护了市场的秩序，使得市场结构更加完善合理，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建立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作者:侯德林 单位:河南省安阳县民政局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