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学术论文十篇

农业学术论文篇1

关键词：科学引文索引；统计分析；内蒙古农业大学

中图分类号：G25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3）10-0279-03

1引言

SCI、ISTP和EI是国际公认的3大著名检索工具，不仅具有文献检索功能，还具有对期刊和论文影响力的评估、科研成就的评价等功能，通过评价收录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一地区或机构科学研究水平和实力。内蒙古农业大学图书馆2011年购买引进了web of science（SCI）数据库，SCI作为世界知名的3大检索工具之一，能够及时准确地反映学术研究的重大突破、学科前沿的最新研究动态和热点难点问题，是衡量一个机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重要因素。一所高校发表的论文被SCI收录的情况反映了该校的学术地位和综合研究能力。定量分析了2003～2012年10年来的科技实力和发展趋势，以为内蒙古农业大学学科建设、科研决策及人才培养提供客观公正、科学准确的评价数据和理论依据。

数据来源为登录SCI数据库，检索策略为地址= （inn* mong* agr* univ*）；出版年= （2003-2012）；引文数据库=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XPANDED）；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Science （CPCI-S）；CCR-EXPANDED； IC。

2结果统计与分析

共检索到署单位名称为内蒙古农业大学的作者发表的论文716篇，本次统计不包括本校人员以其他形式署单位名称发表的学术论文。

2.1论文数量分析

2003～2012内蒙古农业大学发表的论文被SCI收录的情况见表1、图1。从图表中可以看出10年间，内蒙古农业大学每年发表的论文被SCI收录的数量呈快速递增的趋势，2007年发表的文章被SCI收录60篇，以后逐年增加，到2012年发表的文章被SCI收录达164篇，这说明本校的科学技术研究水平和能力在逐年提高。近年来，学校每年对发表被SCI等3大引文系统收录文章的教师给予奖励，既提高了内蒙古农业大学的学术地位，又激发和提高了老师的科研能力，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这将会对该校科学研究的发展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2.8论文主要国际国内合作情况

通过合作，可以更快地将自己的科研成果传播到世界。研究表明，合作研究成果的论文一般比独立完成的论文要获得更多的引用，具有更高的参考价值。我校科研人员参与发表的716篇SCI收录论文中有228篇通过机构间合作完成，占31.8%，合作机构达105个，合作国别有17个国家和地区。可见，我校科研人员国际国内合作是比较广泛。

3总结与建议

经过以上统计分析，近几年被SCI收录的论文数量虽然逐年在增加，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1）从引文量来看，除去自引文献，实际被引的数量并不高，说明我们整体论文的科技水平还偏低，论文质量有待提高。

（2）从发表文章的期刊影响因子来分析，只有一种期刊的影响因子超过了5，大部分都在1以下。分析其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每一学科 SCI收录的期刊种数较多，其影响因子各不相同，影响因子高的期刊，所要求的论文科技水平质量就高，如果我们科研人员的论文质量达不到此类刊的质量要求，拒收比例就高，论文投不到此类刊上，投到影响因子较低的刊上相应影响因子就不会高。其二，我们的科研人员的论文质量较高，但是没有认真地去选刊，产生了高水平的文章投到了影响因子较低的刊物上，因而表现出了大部分作者的论文所发表的期刊影响因子整体偏低。建议作者今后在努力提高论文质量的基础上，在文章发表时，作者一定要认真比较分析同一学科不同种刊物影响因子，正确评价文章的质量，做到适得其所。

（3）继续加强国内外机构间的科研合作，提高科研水平。我校科研人员总体发文量与全国其他高校想比，数量和质量还相差甚远，我校现有的科研水平和科技投入与经济发展需要还不是很相称；其次，由于许多国外刊物不符合中国国情，不少优秀学术论文没有被该系统收录。主观原因是我们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国际合作的意识是有，但强强联合是不够的，没有通过国际合作这个大舞台大幅度提升自己科研水平的想法。因此，我们应正确看待和认真分析我校的科研现状，进一步加强和鼓励教师们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方式，加强学术国际间的合作，产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论文，努力提升我校整体科研实力。

参考文献：

农业学术论文篇2

关键词：天津市农业科学院;Web of Science;SCIE;论文产出;被引频次;学科分布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5.04.031

Analysis of Output and Academic Influence of Papers of Tianji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ased on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ZHANG Yu-wei， WANG Xiao-rong， JIA Bao-hong， SONG Bin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Tianji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Tianjin 300192，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has statistical analyzed the research papers published by Tianji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TAAS） between 2003―2013， based on the Web of Scienc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 situation of constructing disciplines of TAAS has been analyzed through the amount of published papers，the cited frequency， H index， the distribution of cited countries，disciplines distribution， etc.

Key words： TAAS; Web of Science; SCIE; paper output; cited frequency; disciplines distribution

天津市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天津农科院）成立于1979年，是一个以应用研究为主，具有较强实力和地方特色的社会公益类综合性农业科研机构。历经几代农科人的艰苦创业，天津市农科院各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已成为天津农业科技战线的主力军，科技创新与科技服务位居全国先进行列，为天津乃至全国农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30年来，天津农科院注重顶层设计，强化全院协同创新，打造了一支由院士、国家和市级专家、高中级研究员为主体的500余人规模的科技创新队伍，各研究机构呈现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可喜局面。目前，已经建成了14个研究机构，分别为：天津科润黄瓜研究所（简称黄瓜所）、天津科润蔬菜研究所（简称蔬菜所）、天津市农作物（水稻）研究所（简称作物所）、天津市畜牧兽医研究所（简称畜牧所）、天津市林业果树研究所（简称林果所）、天津市植物保护研究所（简称植保所）、天津市园艺工程研究所（简称园艺所）、天津市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简称资环所）、国家农产品保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天津）（简称保鲜中心）、天津市农村经济与区划研究所（简称区划所）、天津市农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简称信息所）、天津市农业生物技术研究中心（简称生物中心）、天津市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简称质标所）、天津市设施农业研究所（简称设施所）等。

科研论文是体现科研单位工作成效和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一个单位、一个学科和一名科技人员产出科研论文是体现该部门、领域或该人的科研活力的重要参考。Web of Science是一个基于Web而构建的动态的数字研究环境，兼具知识的检索、提取、分析、评价、管理与发表等多项功能。在内容上，Web of Science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著名的三大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为核心，有效地整合了学术期刊等重要的学术信息资源。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科研机构和高校都将Web of Science的信息产品作为评价科研成果的重要依据。在我国，Web of Science的信息产品，尤其是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简称SCIE）收录及引用论文的统计分析结果成为评价学术单位科研成效和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近年来，天津农科院科研水平不断进步、重视国际间合作，陆续有优秀论文被SCIE收录。分析天津农科院科研论文的SCIE收录情况，可以从一个侧面客观地评价该单位的科研现状和水平。

1 数据收集

通过Web of Science的SCIE数据库，于2014年11月对天津农科院各研究所2003―2013年被收录的论文进行检索。利用数据库的检索、分析功能结合手工统计，进行数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天津农科院论文发文量及变化趋势

2003―2013年，天津农科院共有76篇论文被SCI收入，其中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的为33篇，如图1所示。11年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的论文总体呈波动上涨趋势，其中2003―2005年无，2010年以后增长较快。

2003―2013年，天津农科院各研究所发文量中，如图2所示，保鲜中心发文量最多。保鲜中心、植保所、畜牧所发文量大于5篇，蔬菜所、黄瓜所、作物所、生物中心、林果所发文量小于5篇。质标所、园艺所、资环所、信息所、区划所、设施所无。

2.2 天津农科院论文学术影响力分析

为反映天津农科院的发文质量，分别统计了2003―2013年天津农科院各研究所的SCI科技论文被引频次（以后简写为TC）、篇均被引量、TC≥20、10≤TC<20、1≤TC<9、TC=0的占比，以及潜在被引指数和H指数，从而反映学术论文影响力。

表1显示，2003―2013年天津农科院SCI发表的论文总被引量为175，篇均被引量为5.30，潜在被引指数为-3.03，H指数为7。被引频次1≤TC<9的论文最多，占到了发文总量的60.61%。其次是TC=0的论文，占发文总量的24.24%。TC≥20、10≤TC<20的论文分别只占6.06%和9.09%。

农科院各研究所中，保鲜中心的总被引量和篇均被引频次均为最高，分别达到了87次和10.88次。总被引量排名前4的从高到低依次为保鲜中心、植保所、作物所、蔬菜所。篇均被引量排名前4的从高到低依次为保鲜中心、作物所、植保所、蔬菜所。

潜在被引指数统计的为各单位零引用发文占比与最近一年（2013年）发文量占比例之间的差，差值越小，被关注度越高。各研究所的潜在被引指数，黄瓜所最低为-66.67，畜牧所最高为33.33。发文被国内外同行关注程度排名前3位由高到低依次为黄瓜所、作物所、植保所。

各研究所的H指数方面，保鲜中心的H指数最高为4，其次植保所、蔬菜所的H指数为3。

2.3 天津农科院论文施引文献的国家分布

施引文献是指引用天津农科院发文的SCI文章。通过分析2014年11月统计的引用了天津农科院2003―2013年发表SCI文章的施引文献的分布情况，可以了解天津农科院的研究成果被哪些国家所关注，从这个角度可以反映天津农科院科研的影响力。

从图3中可以看到，天津农科院的研究论文受到22个国家科研人员的关注，关注度（引用次数）最高的为中国，引用次数占所有国家的42.44%。对天津农科院论文关注度最高的前5个国家从高到低依次是中国、美国、巴西、伊朗、韩国，5个国家的引用次数超过了总引用次数的70%。

2.4 天津农科院各学科论文产出量分析

天津农科院整合院内科技力量，促进软硬学科协调发展，形成了学科齐全、优势突出的良好局面。目前，该院已形成了作物、蔬菜、林业果树、畜牧兽医、植物保护、农业资源与环境、农产品加工与贮运工程、农业质量标准与检验检测、农业信息技术、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观赏园艺等11个学科大类。

如图4所示，天津农科院2003―2013年被SCI收入的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的论文，集中在林业果树、作物、畜牧兽医、植物保护、蔬菜、农产品加工与贮运工程6个学科，其中蔬菜、农产品加工与贮运工程两个学科的论文最多，分别为8篇。观赏园艺、农业信息技术、农业资源与环境、农业质量标准与检验检测、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等学科还未有论文被SCI收入。

2.5 天津农科院各学科论文学术影响力

表2显示，天津农科院各学科论文中，农产品加工与贮运工程的总被引量和篇均被引量均为最高，分别达到了87次和10.88次。总被引量排名前3的学科从高到低依次为农产品加工与贮运工程、植物保护、蔬菜。篇均被引量排名前3的学科从高到低依次为农产品加工与贮运工程、作物、植物保护。作物学科的总被引量排名第4，但篇均被引量排名较高，排名第2。

各学科中，被引频次1≤TC<9的论文，林业果树、作物、蔬菜、农产品加工与贮运工程4个学科均超过了学科论文总量的50%。畜牧兽医学科1≤TC<9，TC=0的论文分别占50%。植物保护学科TC=0的论文最多，占到了57.13%。

各学科的潜在被引指数，作物最低为-33.33，畜牧兽医最高为33.33。发文被国内外同行关注程度排名前3位由高到低依次为作物、蔬菜、植物保护。

各学科的H指数方面，农产品加工与贮运工程的H指数最高为4，其次植物保护、蔬菜的H指数为3。

3 结 论

2003年以来，天津农科院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的SCI论文总体呈上涨趋势，2010年以后增长较快。尽管论文数量还不算多，但表现出了较好的增长趋势。这是天津农科院近年来重视科研工作、积极引进人才、加大科研投入的结果。

天津农科院下设14个研究机构，分为11个学科大类。2003―2013年发表的SCI论文集中在8个研究所、6个学科。这说明天津农科院学科优势明显，在林业果树、作物、畜牧兽医、植物保护、蔬菜、农产品加工与贮运工程等学科论文产出量较多。而在观赏园艺、农业信息技术、农业资源与环境、农业质量标准与检验检测、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等学科还未有论文被SCI收入，反映出天津农科院在学科布局的完整性、均衡性上欠佳。今后，天津农科院在保证优势学科发展更强、更高的基础上，要注意学科的均衡发展，通过引进和培养领军人才、年轻力量加强薄弱学科的建设，提高整体的科研水平，逐步形成优势学科突显、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格局。

2003―2013年天津农科院SCI发表的论文总被引量为175，篇均被引量为5.30，受到22个国家科研人员的关注。天津农科院的科研成果正在受到世界上科技界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但是，发表的论文中被引频次1≤TC<9的论文最多，占到了发文总量的60.61%，TC≥ 10的论文只占15.15%，高质量论文较少，在提高论文质量上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因此，天津农科院要通过制定各种奖励机制、培训机制、考核机制，鼓励与其他科研机构进行交流合作，做出更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发表更高质量的论文。

参考文献：

[1] 王婷，刘敏娟.中国农业科学院科研产出及学术影响力评价：基于论文、专利产出的分析[M].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

[2] 王婷，颜蕴，续玉红，孟宪学. 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论文产出及国际学术影响力分析――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J]. 中国农业科技导报，2013（2）：54-63.

[3] 马桂莲，张琴，姚佳，等.基于Web of Science收录的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科研论文统计分析[J].上海农业学报，2014（2）：115-119.

[4] 马超，董巧连. 基于Web of Science收录的河北农业大学科研论文定量分析[J].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农林教育版，2011（1）：116-119.

农业学术论文篇3

文革以后农史研究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其特点是在前一阶段整理农书的基础上，以农业科技史为中心，对农业生产力、生产关系、农业政策、农业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展全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专业农史机构的研究和专业农史机构以外的各学科的有关研究也获得初步的整合。由于内容较多，本节分为两部分，首先概述新阶段的一些主要特点，然后简要介绍重要研究领域及其重要成果。

（一） 农史研究新阶段出现的原因及其主要特点

1、 新形势出现的主客观原因

客观上，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实现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需要从农史研究中获取借鉴，这给农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主观上，建国后十七年以资料整理为中心的工作已经为农史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循此继进，开展全面的史的研究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在文革中被人为地中断了。文革结束后，人们被压抑的研究农史的热情迅即迸发出来。这在1977年安徽合肥召开的中国生物学史（包括农、医史）学术讨论会上已有所表现。1978年，农业部和农科院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编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任务。1979年，在郑州召开的第一次编写会议，被农史界学者喻为"农史研究春天"的到来。继之，80年代初又有《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上马，该书特设《农业历史卷》，在草拟框架时，确定其内容包括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农业生产史、农业经济史、农业思想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世界农业史等学科分支或项目，实际上是大致明确了农史学科的"四至"。从1995年开始，在郑重会长的倡导下，中国农史学会组织编写全面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历史发展《中国农业通史》，全书分原始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代卷和边疆民族卷，另有附录一卷，共10卷，规模宏大，目前仍在编写之中。这些动员整个农史界力量编写的大工程的启动，对农史学科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不同学科加速交叉融合的形势下，友邻学科理论方法以至资料的引入，也为农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这些既促进了农史研究新阶段的到来，也成为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下面简单介绍这一新阶段的一些主要表现和特点。

2、 研究队伍空前壮大

文革中被解散的研究单位恢复了编制和活动：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的恢复在文革后期，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恢复在1978年。同年，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成立了农业历史研究室，不久浙江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也成立了农史研究机构。据《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称：到1990年，广义范围农业各业务部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建立的农史研究机构已近20个。这些单位的农史研究者，都在新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从80年代初期起，这些研究单位大都着手招收培养农史学科的研究生，这样，在老一辈学者焕发学术青春的同时，新一代农史研究骨干也迅速成长起来。除了农史专业研究队伍自身的壮大以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史学界、科技史界、经济史界、民族学界、考古学界、历史地理学界的学者纷纷加盟农史研究，有些甚至已经进入农史界的圈子。最明显的是考古文物界。江西省在70年代末成立了陈文华主持的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该中心开始设在江西省博物馆内，后来设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内），编辑《农业考古》，打出"农业考古学"的旗帜，成为农史研究领域中一支活跃的力量。农业部下属的农业博物馆，1983年开始筹备，1986年正式开馆，馆内有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的常年陈列，她下设的研究所亦以农业历史为重要研究方向，出版了一批图谱和专著，积极参与国内外有关学术活动，该馆是农业历史学会的挂靠单位。科技史与农史联姻是有传统的，胡道静先生就称自己是科技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在农史学会正式成立以前，农史工作者主要是通过科技史学会的农史专门委员会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的；这种联系现在还有继续。李根蟠由于曾在中国农科院工作的关系，成为出入经济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从1981年开始，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于1987年9月正式成立，由刘瑞龙任名誉会长，王发武任会长，会员包括了农史专业研究机构的学者，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以及业余农史爱好者共283人。1993年换届，由郑重任第二届理会长，会员增至382人。1998年再度换届，郑重继续任会长，会员增至570人。90年代，农业部成立当代农史研究室，1994年在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下设立当代农业历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农史学会成立以来，已经举行了8次学术年会，对团结各方面力量推进农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地方，河南省和广东省也先后成立了农史学会，广东省农史学会的活动尤为正常和活跃。

3、 农史刊物的创办

1981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当时还是筹委会）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联合创办的《中国农史》季刊和中国农业考古中心主办（后与中国农业博物馆合办）的《农业考古》半年刊几乎同时创刊。前者是我国农史学科第一份专业性学术期刊，内容包括农业史、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外国农业史和古农书研究等，大大超越原来该室集刊的范围。后者把考古文物与农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注意反映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少数民族农业史、中外比较农业史、农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为一体。从1991年起，每年增加两期茶文化的专号。在此稍前，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研究室受农业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了不定期《农史研究》丛刊，从1980年到1990年共出了10辑；该刊一度计划改为季刊，但只出版了1983年第1期。1987年，中国农业博物馆创办了《古今农业》半年刊，1991年改为季刊；刊登有关农业历史、农业考古、农业资源、农业经济、农业博物馆的建设等方面的论文和调查报告。1994年，农业部当代农业史室也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农业史研究》。作为一种专史拥有几种学术刊物，这在中国史学界是罕见的。这些刊物不但为农史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园地，而且促进了专业农史研究圈与圈外各种信息和成果的交流，促进农史研究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而大有利于农史学科的发展。

4、 研究领域的拓宽，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这是新时期农史研究发展的重要特点。在这个题目下实际上包括了三方面的问题，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难以分割的，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叙述。上面谈到，建国后十七年的的农史研究是以整理农书为中心的，本时期，这一工作仍在继续，但重点已经转到史的研究。大体说来，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前，研究是以农业科学技术史为中心展开的；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以《中国农业通史》的编纂为契机，转入更全面的农业史研究的阶段。与研究领域拓宽紧密相联系的，一是新资料来源的开辟，二是与友邻学科的交叉融合。文革前农史研究收集和运用的主要是农书的材料、历史文献的材料，方志的材料；文革后，除继续发掘和利用这些材料以外，又加入了新的材料，最突出的是考古学的材料、民族学的材料和以"满铁"调查资料为中心的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1] 。农史学科的资料基础更加雄厚和广阔。这一时期农史研究的方法，除继承前一阶段的传统外，还引入不少学科的理论方法，又有其他学科的学者加盟农史研究，于是出现了农史研究与友邻学科交叉融合的态势，以至形成农史研究的新领域或新的生长点。上面说到的考古学、民族学材料加入农史研究，同时就是农史学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交叉融合。它如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民俗学、生态学、气候史、比较农史法、自然辩证法等的引入或加盟，都给农史研究增添新活力，使之出现多样化的绚丽局面。

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浮燥的风气的漫延，在有关论著大量涌现的同时出现了忽视质量的倾向，对材料和论据缺乏严谨的考据和论证、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章已不是个别的现象，急功近利的求多、求快、求大的行为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而又缺乏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在20世纪末，商品经济的大潮对农史研究的队伍的冲击越来越大，农史研究面临新的困难。

（二）重要领域及重要成果举隅

1、农书和农业文献的整理、校释和研究

这方面的工作在文革前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成绩最显著的是中国农业遺遗产研究室的缪启愉，缪氏在50、60年代已积极参与万国鼎领导的农书整理校注工作，万氏1963年去世后，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农书整理工作遂由繆氏牵头。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文革后期即已开始在辛树帜的领导下整理出版石声汉的遗著；此外马宗申也独立做了不少工作。现按时代的先后对综合性农书的整理作一简单介绍：

先秦：夏纬瑛五十年代在西北农学院工作时已致力于先秦农书和农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60年代调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管子地员篇校释》和《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后，完成了《周礼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和《夏小正经文校释》，分别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他的工作为先秦农业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王毓瑚的《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是在研读夏著《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的基础上写成的，对夏著作了不少有益的补充和校勘。

两汉魏晋南北朝：缪启愉继《四民月令辑释》（农业出版社，1981）后推出的《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初版，1998年再版），是在广泛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而考订之翔实、校释之精审，超越前人，是迄今最完善的一本《齐民要术》校释本。缪氏还有《齐民要术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一书，对《齐民要术》的科学内容作了分析。游修龄的《疑义考释》（收入游氏《农史研究论文集》）运用现代化科学知识考释《齐民要术》中难读难解问题，是继《及其作者贾思勰》之后研究《齐民要术》的又一力作。

隋唐宋元：这方面的成果有缪启愉的《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石声汉的《农桑辑要校注》（农业出版社1983），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8年），马宗申的《元刻大字本农桑辑要译注》也将要出版；王毓瑚校点的《王桢农书》（农业出版社，1981年），缪启愉的《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其中，缪氏的校释后出转精，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

明清：石声汉在身患沉疴情况下奋力完成的《农政全书校注》遗稿，经过整理压缩后，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明清农书整理的最重要成果。研究《农政全书》及其作者徐光启的论著，在农书及其作者的研究中居于首位；据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所载，截至1991年，有关论文达167篇。就本时期的研究而言，梁家勉的《徐光启年谱》是研究徐氏生平的力作；《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纪念徐氏逝世三百五十周年专集和席泽宗、吴德铎主编的《徐光启研究论文集》（学林出版社1986年）也收集了部分成果。明清不少地方性农书，如《农桑经》、《马首农言》、《三农纪》都有了校注本[2] 。王达对王恒力《补农书校释》作了增补[3] 。宋湛庆对明代马一龙的《农说》进行了整理和研究[4] 。我国最后一部大型综合性农书《授时通考》，亦由马宗申作了校注，由农业出版社从1991年到1995年分4册出齐；至此，我国重要的综合性农书已全部整理出版。

专业性农书的整理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作物、植物专书有傅树勤、欧阳勋的《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伊钦恒的《群芳谱铨释》（农业出版社，1985年）等。两汉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不少记录岭南植物的"志录"类著作，最著名的是《南方草木状》，旧题西晋稽含著，对该书作者和撰期历来有争议，1983年华南农学院召开关于《南方草木状》的国际讨论会，将该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会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杨竞生撰写了《南方草木状考补》，堪称有关研究成果的总汇。缪启愉、邱泽奇的《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农业出版社，1990年），则开创了整理古代农业典籍的新体例。畜牧兽医书和水利书的整理也很有成绩。前者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的《元亨疗马集选释》、杨学聪点校的《新刻马书》（均为农业出版社1984年出版）、许长乐校正的《新刻注释马牛羊驼经大全集》（农业出版社，1988年），后者如马宗申的《营田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4年）、汪家伦的《筑圩图说及筑圩法》（农业出版社，1980年）和《浙西水利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84年）。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辑的《中国农学遗产选集》转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又有《茶》、《古兽医方集锦》、《常绿果树（上编）》、《稻（下编）》等分册问世。另外又出版了《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陈祖椝、朱自振编，农业出版社，1981年）、《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朱自振编，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国古代栽桑技术史料研究》（章楷著，农业出版社，1982年）、《中国科技史资料选编--农业机械》（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研究组编，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森林史资料汇编》（董智勇主编，中国林学会林业史学会1993年）等资料集。为了摸清明清农书的家底，经过王达的长期努力，已知明清农书（包括佚书）已逾千种；有关成果在2001年的《中国农史》中连载。作为传统农学资料精华的整理，彭世奖编著的《中国农业传统要术集萃》（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是别开生面的一种。

对农书各别研究或综合研究（包括中外农书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多，《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各编的有关部分，综合了有关研究成果，对历代农书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还应该提出的是在中国农业古籍的整理和研究中，中国与东邻国家的友好合作。这里仅举两个例子：其一，被吴德铎称为"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的《全芳备祖》，它的宋刻本传到日本后，长期被珍藏于宫内省图书馆，文革后，承蒙日本友人、尤其是天野元之助教授的帮助，原书被全部摄制寄来我国，1982年由农业出版社作为"中国农学珍本丛刊"的一种影印出版。其二，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传到日本后，天野元之助教授根据他三十多年来对中国农书版本的研究，70年代撰写了《中国古农书考》，作为对《中国农学书录》的补充，并与它合刊发行；天野这本书，文革后亦由彭世奖翻译成中文出版（农业出版社，1992年）。

2、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

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中心，对农业生产各个部门、各个项目的研究，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各种因素和领域的研究，均已展开。

作物史的研究涉及各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和嗜好作物。从研究论著数量看，粮食作物中，稻最多，麦次之；经济作物中，棉花最多；园艺作物中，果树最多，蔬菜和花卉次之，嗜好作物中的烟和茶均可观，尤其是茶，研究论著的数量冠于各种作物，但相当部分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论述的。在作物史的各种论著中，游修龄的《中国稻作史》是最重要的成果。游修龄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旗手之一，他善于把现代科学知识与农史研究结合起来，熟练而巧妙地把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古文字学、训诂学、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古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与方法应用到农史研究中去，视野开阔，新见迭出。这种治学特点在《中国稻作史》中鲜明地表现出来。游氏新时期撰写的农史论文，大多收集在《农史研究文集》（农业出版社，1999年）中，其中也有相当部分是论述作物史的。作物史方面的论著还有章楷的《植棉史话》（农业出版社，1984年）、倪金柱的《中国棉花栽培科技史》（农业出版社，1993年）、郭文韬的《中国大豆栽培史》（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朱自振的《茶史初探》（农业出版社，1996年）、唐启宇的《中国作物栽培史稿》（农业出版社，1986年）[5] 等。农业生产的其他部门史亦成果累累。如畜牧史方面，谢成侠的《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中国养禽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相继出版，《中国养马史》也再版并出版了日译本。张仲葛、朱光煌主编的《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程绍迥、张仲葛主编的《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农业出版社1992年）亦已问世。林业史论著有张钧成的《中国林业传统引论》（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年）、南京林业大学林业遗产研究室主编的《中国近代林业史》（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年）、陶炎的《中国森林的历史变迁》（中国林业出版社，1994年）等。渔业史的论著有丛子明、李挺主编的《中国渔业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张震东等的《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等。蚕桑史的论文数量亦可观，其中蒋猷龙关于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的研究较有影响[6] 。土壤学家王云森写了《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年），据报道，他的《中国土壤科学技术发展史》正在出版中[7] 。研究农具史的学者不少，其中周昕用力最勤，《中国农具史纲及图谱》（建材工业出版社，1998年）是他研究成果的总汇。水利史是与农史密切相关、但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的一个学科，在本时期相当活跃，成果丰硕。其中与农史关系较大的专著有：汪家伦、张芳的《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繆启愉的《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彭雨新、张建民的《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芳的《明清农田水利史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8年）等。除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外，也有不少从总体论述中国传统农业科技特点的论著，其中董恺忱、杨直民的《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农史1981年第2期？）较有新意。

在史学领域内，综合性的通史著作更能反映了该学科的总体研究水平。作为农业科技史综合研究的成果，《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和《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堪称两本里程碑式的著作。前者梁家勉任主编，动员了农史界几乎全部的力量，数易其稿，经过8年的工作，1989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全书将近100万字。该书集80年代中期以前农史界研究之大成，并广泛吸收了史学界的新成果，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后者范楚玉、董恺忱先后任主编，北京的几位学者参加编写，游修龄为主审，200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40余万字。该书在《史稿》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80年代中期以来农史界和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农学体系的特点，按长时段分篇，每篇依次介绍该时期农学发展的历史背景，该时期的农书，然后按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内在的逻辑关系阐述该时期农学的发展；在材料的发掘、内容的开拓和论述的深化方面都有新的创获，基本上代表了90年代农史研究的水平。近代农业科技史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编撰（具体组织者为闵宗殿）的《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5年），它的出版填补了农业科技史的一个空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研究偏重于古代状况。

以生产史为中心的农业史综合研究，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是比较重要的成果。该书把"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特点和发展主线，突破以前研究中只讲农区和汉族农业的局限，把农业区域、农业结构、农业类型和不同民族农业联系起来作动态的考察，是建立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相适应的农史新体系的尝试。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屯垦史，是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者集体编撰的《中国屯垦史》[8] 、彭雨新的《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

3、农业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

利用考古发现研究农业史上的事物，可以上溯到30年代徐中舒的《耒耜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的第二本第一分）和胡厚宣的《卜辞所见之农业》（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不过在很长时期内这种工作是零散的、主要是史学界的学者在做。70年代，裴李岗、磁山、河姆渡等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农具、作物、牲畜等农业遗存，震撼了考古界，也震撼了农史界，促进了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和把考古文物运用到农史研究中。游修龄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文化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1976年）、《从河姆渡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和传播》（1978年）就是影响很大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时有些学者自觉地把考古文物、民族学资料引入农史研究。例如宋兆麟，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本人参加了许多民族地区的调查，他对河姆渡骨耜、钱山漾"石犂"、汉代牛耕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特点。从70年代后期开始，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合作进行原始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的系列研究，用的就是考古学材料、民族学材料、神话传说材料和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有关研究成果后来结集为《中国原始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对推动这股潮流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是陈文华。在陈文华的直接操持下，江西省博物馆1978年冬举办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1980年该展览修改后应邀赴京展出。这是首次利用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全面系统反映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辉煌成就。1981年，在原农业部长何康的支持下，江西省博物馆成立了"中国农业考古中心"，出版了《农业考古》。这样就树起了一面旗帜，开辟了一个阵地。把原来被忽视的农业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汇集起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农史界，又促进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和成果在"农业考古"旗帜下交流融汇，为农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对农史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还有中国农业博物馆。她是"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赴京展出后开始筹建的。她设立了常年的大型农史展览，编辑出版了《古今农业》和一批资料和论著，并支持了《农业考古》出版，是《农业考古》合编单位之一。闵宗殿和曹幸穗先后任博物馆研究所的主任。农业考古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除在刊物发表的外，还有的编成专著问世。如：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中国古代耕织图》（王潮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汉代农业画像砖石》（夏亨廉、林正同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陈文华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农业出版社，1991年）、《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彭邦炯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等。

农业起源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焦点之一。以此为主题，已举行了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稻作起源地是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本时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距今一万年前后长江中游的彭头山、玉蟾岩、仙人洞遗址，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稻谷遗存，江苏吴县草鞋山、湖南澧县城头山古稻田遗址的发现，不断刷新人们的认识。对水稻的起源地有各种不同见解，立足于考古发现的中国长江中下游起源说逐步取得优势。这一时期，人们还广泛介绍国外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并对中国农业起源的途径进行探索，取得了一些共识。对于这个问题讨论，古为农在《中国农业考古的沿革与农业起源问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中已有所总结。

4、农史研究中民族学资料之利用与民族农业史

民族学和民族史与农史学的交叉融合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农业考古》设"少数民族农业研究"专栏，其他农史刊物注意刊发这方面的文章，有利于这种趋势的发展。这种交叉融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利用近现代仍然处于原始社会或初期阶级社会的民族的有关资料，研究农业发展的早期形态；或利用这些资料研究农业历史上的有关事物。李根蟠、卢勋在实地调查和广泛利用民族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学者利用民族学资料研究耦耕、耦犂等也取得可喜成绩。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尹绍亭的《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2册和罗钰的《云南物质文化·采集渔猎卷》，收集了丰富的资料。

二是研究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农业的发展，它与中原汉族农业的交流与融汇，它对中国农业总体发展所作的贡献等等。李根蟠较早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9] 一文，并在这个基础上与卢勋合作撰写《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有关少数民族农业史的论文已有相当数量，涉及的方面也相当广。对北方草原民族牧业生产研究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最近，王建革利用满铁资料研究北方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别开生面[10] 。对南方民族农业史的研究也比较活跃，专著有覃乃昌的《壮族稻作农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

转贴于 5、 地区农业史

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50年代，例如，1965年出版的《浙江农史研究集刊》第一册所收集的，就是浙江地区农业史的论文。陈恒力也曾致力于太湖地区农业史资料的搜集。不过，比较系统地开展地区农业史的研究，还是80年代的事情。这是农史研究深入发展自身所要求的，亦与当时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勃兴息息相关。做这方面工作的有专业的农史研究者，也有经济史的研究者，有关成果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张波的《西北农牧史》（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李伯重的《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1620-1850年间江南农业的发展》（英文，英国麦克米兰公司1998年）、衣保中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等。近年张泽咸也发表了论述了汉唐时代边疆地区农牧生产的系列文章，如《汉唐间蒙古高原地区农牧业生产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汉唐间东北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上、下）（文史1999年第1、2期）等。应当指出的是，历史地理学者的加盟大大促进了地区农业史[研究的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包含了不少与农业史有关的内容；他指导的研究生的博士论文，形成了包括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农业地理的系列著作，相当一部分在90年代后期陆续出版，如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陈国生的《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社教的《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周宏伟的《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李令福的《明清山东农业地理》（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五南图书出版公司联合出版，2000年）等。一些省区也在编写本地的农业发展史，如江苏省农林厅的《江苏农业发展史略》（江苏省科技出版社，1992年）、陈钧《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杨新才的《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其中，最突出的是广西，不但有《广西农业经济史》（左国金等编著，新时代出版社，1988年）、《广西农业科学技术史》（廖振钧编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而且有农业的各种专题史和生产部门史，如土地利用史、土壤肥料史、植物保护史、农业机械化史、水利史、粮食生产史、油料作物史、糖业史、甘蔗史、烟草史、林业史、畜牧史、渔业史等。随着西部大开发热潮的到来，对西部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对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绿洲农业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

6、 农业文化史与农业思想史

从文化史的角度上研究农业史，把农业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也是新时期、尤其是80年代末以来农史研究的新取向。这一方面是受到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文化热的影响，同时，当时教育界提倡自然辩证法与科技史的结合，也成为这种研究取向的动力。80年代末就有人呼吁以文化学作为农史研究的新视野[11] 。从1994年，《农业考古》开辟了"农业文化研究"和"农业与饮食"专栏，另增加每年两期的《茶文化专号》。同年底，中国农史学会在江苏无锡召开了第七次学术年会，主题是以吴地文化为重点的区域农业史。有关论著也逐步多起来。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农业史，要求注意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与整个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习俗、观念形态等等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研究大致上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各别部门、各别项目或各别地域农业文化的研究，如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吴越文化、齐文化；其中茶文化的研究最为活跃，已经先后召开了3次国际茶文化学术讨论会，与农业关系密切的饮食文化研究亦成果累累。二是总体的研究。从文化角度对农业史的总体考察，首推石声汉。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著。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12] 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学术界对我国农业文化的特点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存在不同的认识，可参阅叶茂等的综述《传统农业与现代化》的第五部分[13] 。

与农业文化史关系密切的有农业思想史。在农史界，农业思想史研究的倡导者是王毓瑚。从发表的有关论著看，有从农学思想的角度研究的，有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研究的，均有论著问世。在农学思想的研究中，对"三才"理论的论述最多；它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农学理论的核心。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继起研究的有范楚玉、李根蟠等[14] ，该问题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中有较详细的论述。

7、 农业史与环境史、灾害史

在欧美，环境史研究大体上是20世纪年代以后才开始的；中国的有关研究并不比国外晚。例如60年代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一文，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创之作。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尤其是90年代后期各种环境灾害纷至沓来，环境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环境史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很广，由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的学者在做，农史研究者只是其中之一。如历史地理学界等广泛开展对各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及其与农牧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其中对历史上农牧交接地带的研究最令人瞩目[15] 。史念海对黄土高原环境变迁的论述最多，《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是其总结性著作，内有"生态环境编"、"农林牧分布编"、"农牧分界编"等。朱士光的有关研究成果结集在《黄土高原地区的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对河西地区沙漠化和农牧史的研究，李并成做的工作较多[16] 。其余如蓝勇对西南地区和三峡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研究[17] ，王建革把生态学理论与经济史、社会史结合的一系列论文[18] ，萧正洪关于环境与技术选择关系的论述[19] ，就是这方面研究的部分成果。进行气候史研究的，开创者是竺可祯[20] ，继起研究的有文焕然、张丕远、邹逸麟、满志敏[21] 等人。1999年，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联合起草了《过去2000年中国环境变化综合研究》预研究报告，列出5个研究重点，即：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研究，过去500年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的研究，过去2000年来人对环境变化适应的研究，陆地生态系统的历史演变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生物物理过程研究，过去2000年气候与环境变化的模拟研究。又有从经济思想或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以至东亚古代自然观的，强调这种自然观的特点是主张人与自然协调。例如90年代后期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主持了环境与东亚文明的国际合作研究[22] 。以上研究，不限于农业史，但均与农业史有密切关系。关于农业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农史界主要是从农学思想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上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和实践，研究中国古代各业协调发展、物质循环利用的生态农业雏形；彭世奖、倪根金、闵宗殿、李根蟠等人都在做这方面工作[23] 。《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也组织了关于"生态、农业、社会"的专题讨论。1999年底，中国农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借用传统哲学"天人关系"的范畴，考察经济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试图把各个学科的分散研究整合起来，把研究推向深入。[24]

与环境史关系密切的是灾害史的研究。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20世纪初历史学者就开始收集历史上的灾害资料并进行研究，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陈高佣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10卷，中法大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1945年第1期）就是其代表性的成果。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8、90年代，灾害史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成果累累。许多省区都编辑了地方的自然灾害史料，水利部水管司还编辑了几个大河流域的旱涝档案史料；人们从多角度探讨灾害的成因（自然因素中的气候、人文因素中的过度垦殖，尤为学者所注意）、灾害对农业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历史灾害发生的规律性、灾害与人口关系、减灾措施与荒政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各学科的学者，但研究内容多与农业史有关。在农史界，西北农业大学古农学研究室做的工作较多，他们选编了《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张波、卜凤贤还对灾害学和灾害史的理论进行了探讨[25] ，《农业考古》90年代末开辟了"农业与灾害"专栏。

8、 关于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讨论

在新时期的农史研究中，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成为研究和讨论的中心之一。这一讨论的背景是，文革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的传统农业，无论理论上或实践中都成为突出的问题；史学界在批判封建主义过程中，如何评价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也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此外，这一讨论又与国外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批评联结在一起。讨论最热烈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后一直没有中断。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一、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的特点。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之一是精耕细作，这是大家公认的。论者把精耕细作理解为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综合技术体系。农学理论的基本精神是"天人相参"。又提出"多元交汇"的问题。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结构的特点，学界有不同认识，或认为是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或认为是不同于西欧的另一种农牧结合类型。二、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种完全否定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传统的意见，这种观点受到多数学者的批评。在基本肯定传统农业历史作用的前提下，不同学者对它的评价的差距相当大，分歧集中在对传统农业（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劳动生产率的估计，以及是否出现如同美籍学者黄宗智所说的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过密型"农业。对西方殖民势力侵入前，中国传统农业是否已经落伍，如果已经落伍，这种差距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认识上的分歧更大。三、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农业的作用。论者大致肯定在农业现代化中应该把现代科学与传统农业中的精华相结合，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的新模式。有关讨论文章，几个农史刊物都有刊载，《农业考古》设有"农业历史与农业现代化"专栏；专著则有郭文韬等的《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6年）。关于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特点及其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的两个结束语，有较系统的论述。有关讨论情况，可参阅叶茂等《传统农业与现代化》[26] 综述。

9、 世界农业史、比较农业史及其他

我国学界对世界农业史的介绍始于30年代，1949年以前出版过几本有关世界及欧美农业史的译著。但开展世界农业史的研究和把中国农业史放到世界农业史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是文革以后的事。王毓瑚是这种研究的倡导者，并已着手译介外国农学史和比较（包括经济与技术方面）农业史的有关资料。1980王氏逝世后，这一工作主要由董恺忱继续进行，他给大学本科学生、研究生和教师讲习班讲授这方面的课程和开设讲座，译介和撰写有关文章，并主编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的"世界农业史"部分。近年来这方面的论著逐渐增多。1996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邹德秀的《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

新时期农史研究还涉及其他一些方面，这里不一一介绍了。需要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了一些工具书，如闵宗殿编的《中国农史系年要录（科技篇）》（农业出版社，1989年），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的《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林业出版社，1992年）等，给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了方便。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和中国农业博物馆联合编纂《中国经济史研究一百年》，包括研究综述和大型论著索引的数据库，将以文字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出版。

注释

[1] "满铁"是1907年日本在大连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日本政府当年为了侵华的目的通过满铁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调查，调查所积累的丰富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社会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是中国学者首次系统利用满铁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尝试。曹氏目前正在主持对满铁资料的大规模的整理研究工作。由于本文舍弃了农业经济史的内容，关于满铁资等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的整理和利用的介绍也只好从略。

[2] 李长年：《农桑经校注》，农业出版社，1982年；高恩广、胡辅华：《马首农言注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第2版；邹介正：《三农纪校释》，农业出版社，1989年。

[3] 农业出版社，1983年。

[4] 《的整理和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5] 该书和作者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农史稿》，虽然都是80年代中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却是作者文革前完成的。

[6] 【日】吉武成美、【中】蒋猷龙：《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研究》，《农业考古》1987年2期，1988年1期。

[7] 《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8] 该书分上、中、下三册，主编分别是杨向奎、张泽咸、王毓铨；农业出版社，1990-1991年出版。

[9] 在《农业考古》1984年第1、2期、1985年第2期、1987年第1期、1989年第1、2期连载。

[10] 《游牧圏与游牧社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1] 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农史》1989年第1期。

[12]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3]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6-118页。

[14] 石声汉：《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农业出版社，1980年；范楚玉：《中国古代对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论述》，《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3期，1984年；李根蟠：《从"三才"理论看中国传统农学的特点》，载《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国际波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5]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环境研究与思考》，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

[16] 李并成著有《河西走廊历史地理》，此书计划出3卷，.第一卷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

[17] 《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作者还有关于三峡地区生态环境与农林牧变化的系列论文。

[18] 如《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游牧圏与游牧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9] 《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0]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21] 文焕然，文熔生著《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的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集。

[22] 参见王守华、戚印平著《环境与东亚文明》，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23] 彭世奖：《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农史研究》第8辑；《从中国的农业史看未来的农业与环境》，《中国农史》2000年第3期。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24] 1993年底台湾学者刘翠溶和澳大利亚学者伊懋可（Marle Elvin）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有台、港、大陆和西方学者参加的"中国环境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心之一就是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会后出版了题名《积渐所至》的论文集。

农业学术论文篇4

关键词：农民 沟通 工作 特点 方法

中图分类号：F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10（b）-0223-01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而占其中最大比例的是农民。如何做好农村工作，科学发展，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重要工作。在推进农村的各项工作中，要切入了解与农民沟通的特点，牢牢抓住沟通的要害，掌握有效的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法，推进农村的快速发展。

1 与农民沟通的特点

对于不同的人群，沟通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存在很大的差别。由于不同的人群的教育背景、历史条件、生活环境等的差异性，使沟通时所表现出来的特点迥异。农民是一个有着特殊背景的巨大团体，他们手中掌握着国家发展的根基，然而受教育背景、生活条件等的影响，与农民沟通呈现出特定的特点[1]。

生活在农村、乡镇的大部分农民，受教育程度低，掌握的科技知识较少。对于各种科学技术的了解较少，因此与其沟通交流要尽量使语言通俗化，易于理解，不可以像做学术报告或者和专业人士交流一样，大量使用专业术语；这样会造成双方互相产生隔阂，因此要牢牢把住农民的知识文化背景这一特点，尽量使沟通通俗化。

农民对于不同的事物所表现出来的心理是大相径庭的。政府、科技部门与农民沟通主要贯彻新政策、思想，推广先进技术、机械等。先进的科学理论、机械设备对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具有重大意义。农民对于先进的农业理论、机械很乐于接受，以期增产、增收，发展高效农业，获得更大的农业收入。

然而，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农民的思想相对比较保守，对于新的思想、科学理论，在初始阶段都持观望态度，一者认为先观望第一批敢吃螃蟹者的收益，如果新的思想理论、机械设备带来较大收益，待第二年再引入，这样可以减少风险，确保自己收益的稳定性；一者持等待依靠心理，依赖农村的带头人，对各种事情都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以第三者的身份处之，你愿意来帮助我推进新技术、理论、机械设备，他就去用，没有高兴亦或是愿意之说，你不愿意来我这里推行，他也不遗憾，不去恳求学习先进知识理论。

除了因循守旧而又期望借助新的科学技术理论、机械设备提高自己的农业收入的矛盾心理，有小部分农民持排斥心理，对于外来新事物一棒子打死，认为没有益处，只依靠传统的技术理论来稳定自己的农业收入。

不同农民因各地风俗文化、历史背景的不同，对于新事物、新理论所持的心理不一样，与其沟通要了解清楚相关的背景，做到有的放矢。

中国现有体制下，农民分区域居住，划分为行政村，村落行政事务由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共同主持。此外，行政区的划分是有一定的规则的，通常一个村落内由几个大的家族组成，每个家族都会有一个领导者亦或是德高望重者。因此，要充分利用这一特点，找准沟通交流对象，快速推进科学技术理论等[2]。

除了上述几个主要的特点外，还要认清现在的国内形势，农民中的大部分青壮年外出打工，留在家里的大部分是老人、病残以及妇女，使新技术理论的推广存在一定的障碍。

2 与农民工作的方法

无论与何种人群沟通、工作，都需要讲究一定的方法策略。与农民工作过程中，要采用合适的工作方法。

农民的文化底蕴、知识积累等的限制，对于与其沟通，进行推进科学技术理论、机械设备的科技人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农业）推广人员必须有耐心，在遇到有的农民对工作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反对时，都要做耐心细致的解释，从而做好推广工作[3]。 推广人员说的意思农民不理解，受地域、文化、方言等的影响，农民想表达的意思推广人员也可能听不懂，因此会出现双方互不理解的尴尬局面。对于科技人员来说，要持一个永久的耐心，不厌其烦的为农民解释先进的科学技术理论，农民不懂的地方会变换各种通俗易懂的方式为大家解答。

与农民接触就要表现出朴实、诚恳、谦虚、热情[4-5]。农民大部分都很淳朴、热心，科技工作者要与农民坦诚相待，急农民之所需，为农民着想，为农民谋利益、幸福。与农民成为知心朋友，关心农民的生活需求，给农民提供信息，传授先进技术，提高农民朋友的技术、知识水平。同时不要摆架子，与农民朋友沟通要使语言尽量通俗化，与其成为真正的知心朋友，快速推进先进的技术理论、设备等。

除了上述的工作方法，还存在其他的好的工作方法，各级工作人员应在探索实践中不断摸索，提高与农民沟通工作的效率。

3 实际工作中与农民沟通的特点与工作方法

笔者主要从事与农业相关的水利工作，该水利工作肩负着农田灌溉与防洪抗旱等多项重大使命。在日常的与农民工作中掌握了与农民工作的一些特点与工作方法。

水利在农业生产中至关重要，农民对于水利上的新技术新理论普遍呈现出乐于接受的心理，水利发达，则农业发达，农民的收入随之也大大增加。在推进灌溉的新技术中，农民对于此技术的储备知识较少，在沟通语言上必须采取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专业名词通俗化。

在推进水利的新政策、新措施中，采用与村落负责人先沟通的方式方法，让其今早了解新政策、新措施、新理论的方方面面，使其帮助水利工作者一起辅导农民朋友采用新措施。

农作物最怕干旱，因此水的重要性尤为突出。新的灌溉方式可以节省水资源，提高灌溉效率。滴灌、喷灌是很好的灌溉技术，应逐渐替代以往的漫溉方式。在与农民朋友沟通交流时，要把漫溉解释的通俗易懂，就是现在大部分采用的水从农田的一边慢慢灌溉至那一边这种古老的方式，同样要将滴灌、喷灌解释的通俗易懂。在与农民沟通，推进水利工作中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要端正态度，充满耐心，推进工作的顺利进行。

4 结语

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农业是基础。在推进各项新措施、新技术、新理论、新设备等工作中，要掌握好与农民工作的特点，采取合适的工作方法。认清农民的各种心理、文化背景、风俗文化，找准切入点，端正好工作态度，充满耐心，与农民成为知心朋友，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需，为农民谋幸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 蒋冰晶.沟通视域下农民化解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2，40（4）：2427-2430.

[2] 李秀英.任瑞丽.浅谈沟通在农业推广中的重要作用[J].内蒙古农业科技，2005（7）：34-35.

[3] 李冬青.试论在农技推广中与农民进行有效沟通[J].山西农业科技，2010（2）.

农业学术论文篇5

通过阐述农业机械中的几种新的技术手段，比如计算机技术、网络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及液压技术等在农业机械中的应用情况，对农业机械技术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希望可以为农业机械设备的智能化发展提供相应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

农业机械；技术手段；应用；发展前景

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正在逐渐提高，这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分不开的，经济的发展需要基础的支持，农业就是我国的基础，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基数大。随着近几年我国农业的发展，很多高新技术也被运用到农业的机械设备中，使农机设备向着智能化的方向发展，有效地提升了农业生产的整体效率。在农业的生产中使用高新技术还能够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保证农机相关机械的正常运作。

1农业机械技术的应用分析

1.1计算机技术

这里所说的计算机技术主要指的是计算机视觉技术，这一技术最早被运用在农业机械上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主要运用的是计算机技术中的视觉技术，利用这一技术的主要目的是可以对农产品的品质质量进行分级别检查。计算机视觉技术是以图像处理为基准，随着图像处理以及视觉模拟技术的发展，计算机视觉技术不仅可以用来检查农产品的品质，而且还可以用来对农产品进行播种、收割。虽然计算机视觉技术在我国农业技术领域的应用时间还不是很长，在实际的使用中还有很多的问题出现，但是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计算机视觉技术必将会改变传统的农业作业模式，为现代化农业发展提供技术上的支持。

1.2网络信息技术

网络信息技术在我国农业机械上的应用是非常成功的，信息技术与地理信息系统的有机结合不仅可以为农业的生产提供高精度的监控，而且还能够对农业生产中出现病虫害的情况进行及时的检测，然后根据定位系统来进行田间作业。

1.3液压技术

液压技术主要依靠的是微电子技术和工业传感技术，在数据的采集上，运用液压技术主要完成的是能量的转换和匹配，其目的是为了让农业机械的效率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高，让机械设备的相关系统特征可以得到完善，让机械设备的可靠性能够得到提升，这也很好地符合了环境保护的相关标准要求。而大部分的农业机械都是采用内燃机作为原动力，所以很多时候都会出现工作负荷，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通过电液控制手段来完成负载与原动力之间的匹配情况，尽可能地减少功率传输过程中出现的损失，从而提高农业机械系统的工作效率。

1.4人工智能技术

随着信息全球化的不断深入，高端技术不仅在大型的企事业单位中被运用，在农业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比较有成果的就是美国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出激光拖拉机、机械的内部导航装置，等等，这些装置可以对拖拉机的运行方向及所处位置进行实时的测定，在了解地区土地信息之后，再制定合理的土地种植方案、农药及种子的数量，等等。

2农业机械技术的发展趋势

2.1推广农业机械产品的技术发展

目前在我国的农业机械发展上，已经开始运用机电智能化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这使得农业机械化设备的科技含量有了极大的提高，不仅有效地提高了农业机械的作业效率，而且也提升了农业的生产效率。

2.2农业资源的利用率得到了提升

只有提高了农业资源的开发利用率，才能够确保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为保护生态环境奠定基础，如回收农业生产的废弃物，普及无害化的处理设备，运用无害化技术来处理废水可以有效地达到保护环境的作用。而在农业种植的过程中，使用有机肥料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除此之外，大力发展节能型动力机械设备可以有效地避免出现资源浪费，从而提高农业资源的整体利用效率。

2.3提高农业机械产品的质量监督水平

要想提升农业的机械化水平，还要从规范设计的基本要求出发，全面提高农业产品的质量。在质量提升的过程中，还要注重农业产品的整体造型和外观，农机设备的耐久性也要经得起考验。选用与农机设备相配套的发电机及元件，能够最大程度上提高农业机械产品的质量。在农业机械设备完成安装之后，还要对其进行试运行，只有保证了设备各项指标都正常的基础上，才能够真正的投入使用，这也是提高农业机械产品可靠性的前提。

2.4加大政府的补贴力度

各级地方政府要加大农业机械的技术推广，做好农业机械的培训工作。国家还要将拖拉机、插秧机等农机具作为农具购置补贴的关键，普及农业机械知识。这样也能够更好地提高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进程。2.5确保农业机械技术的安全生产关注安全监督管理及装备的创建工作，加大农业机械的安全投入，以便更好地满足农业机械工作安全监督管理的需求。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要将农业机械的安全检验工作纳入到各级县市政府的财政预算当中。

3结语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一些高新技术正在逐渐地被运用到农业的机械设备中，这些机械设备的出现不仅提高了农业的整体生产水平，而且还进一步提升了农业的生产效率，很好地实现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在今后的农业发展过程中，农业机械也必定是智能化的，所以要求操作人员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全面推广农业机械新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意义上实现我国农业机械的智能化。

作者：徐家亮 刘晓鹏 单位：黑龙江省克东县农机安全监理站

参考文献：

［1］陶乐然.长春星宇小区新技术应用［C］//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吉林经济发展———启明杯•吉林省第四届科学技术学术年会论文集（下册）.2006.

［2］刘蒙之.传播新技术与国家发展———一种政治经济学的观察［C］//中国传播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集.2006.

［3］张仁江，田莉.制造业企业新技术采纳：动因、路径及障碍分析———基于T公司的纵向案例研究［C］//第六届（2011）中国管理学年会———技术与创新管理分会场论文集.2011.

［4］胡札进，姚尚斌，徐七三“.双低”储藏与四项储粮新技术的综合应用［C］//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历史责任———中国科协2003年学术年会论文集（上）.2003.

［5］柳旭.浅析电视空间新技术对审美体验的影响［C］//2009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影视技术文集.2010.

农业学术论文篇6

一.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

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有人归纳为两点，有人归纳为三点或五点，等等。[59a.29a.58.42a.64.50b]不管具体表述如何歧异，人们的分析一般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结构两方面着眼的；最近亦有人从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农业及其相互关系考察我国传统农业。对我国传统农业与水利的关系则有不同认识。

生产技术的特点

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主要特点，这是国内外学者所公认的，但对精耕细作内涵的认识有一个深化过程，对它形成的原因和作用，则存在较大分歧。

董恺忱考证了“精耕细作”一词的来源，指出古代文献中虽屡有“深耕疾耘”等证，但“精耕细作”一词始见于五十年代我党关于农业合作化文件和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中；它实际上是近人对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体系的一种概括[59c]。这一观点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至于这一技术体系的内容，开始时人们偏重从耕作栽培技术上去理解它，并以南北不同的土壤耕作体系的形成作为农史分期的重要标志。外国人有称中国传统农业为“中耕农业”，而与西欧中世纪“休闲农业”相对称者，也是着重在土壤耕作体系的区别[69]。与此同时，人们又纷纷强调中国传统农业土地利用率高（较早由休闲制进入连和制和复种制）这一特点，而与精耕细作并列。随着人们对我国传统农业技术体系认识的深化，人们对精耕细作内涵的理解也大大拓宽了。1989年出版的《中国农业科技史稿》“结束语”在论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时，就把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生产能力的技术措施（如育种.种子处理保藏.对农业生物之间互养或互抑关系的利用等）和改善农业生物环境条件的技术措施（如土壤耕作.施肥.灌溉等）提到同等重要地位。上述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一方面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另一方面以“三才”理论为指导，这三方面结合而成的统一整体，也可以用“精耕细作”来概括。文中又指出，精耕细作首先是在种植业中形成，但在发展过程中，其基本原则也被应用于广义农业生产的其它领域中[49]。已有人试图用这种认识具体阐述中国传统的农学体系。[29b]

精耕细作属集约经营的范畴。我国传统农业基本上属劳动集约类型。精耕细作与多劳集约关系密切，以至有论者往往把二者等同或混淆起来。最近有人指出精耕细作不一定和多劳集约相联系，并以汉代的代田法和区田法为例，说明可以有产量和效率并重型精耕细作和多劳集约型精耕细作，只是由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小农分散经营越来越占优势，精耕细作也就越来越被限制在多劳集约的轨道上运行了[29e]。

至于精耕细作传统形成的原因，或强调人口多耕地少格局的影响[8a.11]，不过这种格局的形成相参对晚后，难以成为精耕细作形成的主因。更多学者从封建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特点予以解释，本综述下篇还将具体论及。席海鹰的思路与众不同，他强调自然条件形成的压力，认为精耕细作是在中国人民改造恶劣的自然环境.抵御频繁的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建立并得到发展的。他不是用封建地主制解释精耕细作的形成，相反，是用精耕细作来解释封建地主制的形成，把精耕细作视为联结中国自然条件和中国社会的中轴。[48]从某些精耕细作技术在封建地主制形成以前即已出现看，[29a]这种说法有其一定道理。农史界的学者则多倾向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即：精耕细作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与不利的自然条件的斗争中所创造的巧妙的农艺，它的形成和发展既与封建制下农民有较多的人身自由和经营自主权有关，亦与逐步形成的由局部到全国性的人多地少的格局有关，同时，它又是各民族农业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结果。[49.29a]

生产结构的特点 农业生产结构指农业生产中各个生产部门或生产项目之间的结合形式和比例关系。它的中心是农牧关系。中国古代农牧关系有着与西欧中世纪不同的特点。在广大的农区，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导，种植业中又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畜牧业只占次要地位。故古人有“辟土殖谷为农”（《汉书·食货志》）之说。对这种历史现象，论者鲜有不承认的，而认识则大相径庭。

国外学者有称中国传统农业为“无畜农业”或“跛足农业”的。五十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学史》认为我国自春秋以来形成“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影响颇大。[7a]。宁可基本上承袭了这一观点，认为“从汉代开始，除饲养军马及西北与游牧民族接壤的地带外，在农业地区中，与农业相结合的大规模畜牧业就没有得到发展”。其原因则是：个体生产，不宜大规模畜牧业，精耕细作，连种复种，无法普遍开辟牧场；农业生产率偏低，无法广种饲料。[11a]唐启宇分别以“主谷式”农业（先农后牧）和“谷草式”农业（农牧并重）来概括东亚和西欧的传统农业。[51]曹隆恭也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偏重粮食，不是农牧结合，而是农牧分区。[58]有些研究世界史的同志也从中外比较的角度谈到中西农业生产结构的不同特点。例如吴于廑认为无论东方西方，封建社会的经济都是农本经济，以足衣足食为根本目的，耕织结合，但对牧养牲畜的需要各不相同。中国养畜主要为农耕提供动力，牛耕发展缓慢，纺织原料不靠畜产品。南欧中亚土质粘重，很早就使用重犁，要用二牛.四牛以至八牛拉犁，养牛较多；纺织原料主要是羊毛，养羊业比较普遍；加之很早就有食肉.饮乳酪的习惯，故畜牧业在农本经济中的比重较大。[28]马克思垚也有类似的论述，但他认为中国牧轻农重特点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而对西欧中世纪畜牧业比重也不宜高估。[1]

以上论断，如局限在农区个体农户经营的畜牧业的范围内，无疑是正确的或部分正确的。所以说是部分正确，是因为如“跛足农业”一类提法虽然形象，但欠全面，容易引起误解（台湾学者许倬云就曾指出，中国农业自成体系，但是中跛足的[64]）。中国传统农业不是农牧结合的提法亦未必符合实际。有些同志更由此走向极端。陈平认为西欧一直是半农半牧，以牛为主，中国则自井田制崩溃以来，就形成以粮为主的“单一小农经济结构”，这是我国两千年来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34a]。

这种观点引起一些同志的批评。他们指出：“单一小农经济结构”这一概念是不科学的。因为这里的“经济结构”实际上只是指生产结构，不应与小农经济混为一谈，小农经济一般同时经营多种生产项目，其生产结构不可能是“单一”的。我国春秋以后畜牧业并没有走向衰落，而是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至中唐以来才逐步产生农牧关系畸轻畸重的现象，但也不能笼统称之为“单一经济”。我国农区生产结构是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耕桑并举，农牧结合的综合经济。就农牧关系而言，虽然畜牧业只是农区农业经济中的副业，但一方面利用农副产品牧养牲畜，另一方面利用畜粪肥田和畜力耕作，也是农牧结合.互养互促的一种形式。除农家小型养畜业外，地主和国家往往经营较大规模的畜牧业，而广大牧区又有比较发达的游牧经济。我国古代农牧关系可概括为“两个并存”，即：农耕民族占统治地位的，种植业为主的地区和游牧民族占统治地位的.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同时并存；在以农为主的地区内，则是以养马业为基干.主要用于军事目的.规模较大的国营牧业和以牧养猪.牛.羊和家禽为主，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的.规模较小的民营（农民和地主经营）牧业同时并存。[29b.c.d.2]

关于“多元交汇”

我国是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农业类型，不能归结为某种单一的模式。由于各种原因，以前的农史研究偏重于汉族和经济发达地区，有欠全面。在编纂《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时，曾提出要反映各民族对农业科技的历史贡献，不能写成单一的汉族农业科技发展史。这方面的工作已陆续取得一些成绩。在此基础上，近年来有人提出中国传统农业是“多元交汇”的体系的命题，指出中国农业不是从单一中心起源而向周围辐射，而是在广阔的地域内的若干地点同时或先后发生的，各地区各民族基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经过分化和重组，逐渐形成相对异质的农业文化，中国古代农业是由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融汇而成，并在他们的相互交流和相互碰撞中向前发展的。精耕细作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多元交汇”体系的产物。多元交汇和精耕细作构成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并成为其巨大生命力的源泉。论者谓这一观点能更全面.更真实地反映我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农业发展的面貌与机制。它与费孝通提出而为民族学.考古学界普遍接受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命题相互衔接，而又有所区别。[29e]

关于“水利农业”

十七.八世纪以来，西方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有完善的农田灌溉系统，是集约化农业的组成部分。近世言“亚细亚生产方式”者，或把水利灌溉.农村公社.土地国有.专制主义作为其主要特征，而中国亦被归入其中。主要根据之一是马克思说过人工灌溉设施是东方农业的基础。这种观点颇有影响。最近的例子是孟庆琳.王朗玲的文章，认为“我国封建农业是主要的特征是水利农业”，水利灌溉在任何地方都是农业生产的支柱，黄土地区在适当灌溉条件下的“自行肥效”是中国农业具有持久性的主要奥秘。而中国封建官僚体制.宗法制度，以及封闭性都是水利农业的产物[43]。这种观点在农史界并没有获得响应。因为很明显，像我国最早的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反映的那种旱作农业技术体系，是很难划入“水利农业”范畴的。已故王毓瑚先生曾对这种观点提出了系统的批评。他指出十七.八世纪以来欧洲人传说的中国古代农田灌溉制度是出于想象和误解，马克思所说的“东方”，不包括中国在内。农田水利建设兴起的战国时代，也正是土地私有制实行之时。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类似灌溉网的广泛设施。农田水利建设和集权政治没有必然联系，分裂时期的某些割据政权，反而往往在农田水利建设上做出成绩[4]。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既不象西欧那样完全依赖天然降雨，也不象马克思所说的古代东方完全依赖人工灌溉，各地区是在很不相同的条件下以不同方式解决水的问题，不存在遍及全国的灌溉网。他的观点基本上继承自王毓瑚，但并不否定井田沟洫体系的存在，只不过认为它的作用在排水洗碱。沟洫农业是垄作形成的旱作农业，而非灌溉农业。[29f]最近史学界批判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中关于“治水社会”理论时，也指出它背离了中国历史实际。[12]

二.对中国传统农业评价中的肯定论和否定论

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是与中国农业现代化应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紧密相连的。七十年代末，我国曾从美国引起成套的农业机械化设备，一时间在部分同志中引起近乎天真的乐观情绪，似乎只要照搬西方的技术和设备，就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我国农业现代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精耕细作的传统，被认为是小农经济手工操作的产物，甚至不再值得一提。在生产结构方面，有人也主张学西方，走“以牧为主”的道路，改变我国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传统食物结构。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对解放后三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评价问题。生产结构不大合理，生态环境恶化是三十年农业遗留的突出问题之一，有些同志对此估计较重，认为是执行“以粮为纲”方针所致；“以粮为纲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产物，与历史上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农业结构一脉相承。这样，他们就从对三十年的否定进而为对传统农业的否定。这股思潮最有代表性的是陈平的《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两千年动乱.贫困.闭关自守的病根》等一系列文章。在作者看来，单一经济.精耕细作.小农经营是三位一体的。它破坏自然生态，引起劳动生产率递减（如说“精耕细作，复种套种，加上灌溉，使地力不得休息，土壤沙化.盐碱化日益严重”等），造成人口问题和周期性土地危机；阻碍分工，抑制交流，使资本主义不能顺利产生（作者称之为“稳定性最高.进化度最小”的“超稳定结构”），等等，总之是坏到了极点。《病根》一文在《学习与探索》发表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分别全文或摘要转载，一时造成颇大影响。[34]”

这种观点在农史界引起了几乎一致的反对。较早提出不同意见的，如杨直民.董恺忱指出，从农业历史看，集约化是必然趋势。中国传统农业以劳动集约为特点，技术上表现为精耕细作；西方农业现代化，也是提高农业集约度的过程，技术上表现为机械化的精耕细作。因此，不应把机械化和精耕细作对立起来。在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吸收精耕细作传统中合理的.有用的因素[33]。郝盛琦等人批评了把我国封建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归罪于“单一小农经济结构”的观点，反对全盘否定我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艺。指出“精耕细作的传统，虽然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它却是我国农民智慧和经验的结晶，不便许多技术经验足资今天借鉴，而且就通过精细管理提高单产这一发展方向而言，也仍然符合我国今天人口多耕地少的国情，决不能简单地贬之为‘老路’。我国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应当继承和发扬，但我国传统农业建立在手工劳动.部分使用畜力和直观经验基上，劳动生产率极低的状况也一定要改变”。“农业机械化必须有利于精耕细作和促进单产的提高，否则，就将在中国的土地上失去生命力”[46]。更多的同志是从正面对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和它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给予肯定的评价。尤其是原农业副部长刘瑞龙《正确对待我国农业历史遗产》和《论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化》等文，影响较大。作者指出：“在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不是放弃精耕细作的传统来实现现代化。相反，必须利用精耕细作的传统来实现现代化。把精耕细作和现代化结合起来，这将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和优点，是加快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最基本的依据。”由于这些文章曾广泛征求和汲取农史界的意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农史界的共识。[19]

肯定论者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论证的。

1．总结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肯定它在世界农业史中的崇高地位。这方面文章发表得很多，尤其集中在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史》（季刊）.《农业考古》（半年刊）和《农史研究》（不定期论文集）上，这一时期出版的若干专著和小册子也以很大篇幅阐述这方面的问题。下面只举两例予以说明。董恺忱在《从世界看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一文中，广泛吸收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他们的评论，指出：一.中国是世界上栽培作物起源中心之一。二.中国框形犁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传统犁之一。它的特点是具有曲面壁和摆动性。西方近代犁吸收了中国犁的特点，成为近代农业革命的契机。三.我国是世界上有较高土地利用率的国家之一。和南欧中世纪长期实行休闲制不同，中国很早就实行连种制和复种制。四.在世界农业发展较早的国家中，我国是没有出现地力衰竭的几个仅有国家之一，这主要得力于中国农民善于利用生产.生活上的废弃物给土地施肥。五.我国传统农业一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主要表现在精耕细作农艺和较高的单产上。西欧中世纪收获量只有播种量的三四倍，而中国达到十几倍.几十倍以至上百倍[59b]。原江西省博物馆陈文华等主办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则以具体事实说明我古代许多农业工具和农业技术，比西欧领先一两千年。

2．揭示我国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强大生命力，肯定它在我国农业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如方原反对脱离我国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完全按西方模式改造我国农业，他指出，我国解放后的三十年间，农业发展速度和粮食单产均居世界前列，并非什么都是落后的。这期间粮食总产增加近三倍，以不到世界总耕地7%的耕地，养活全世界1/4的十亿人口，主要依靠以现代科技初步强化了的精耕细作传统；这一事实集中表现了这一传统的强大生命力。他主要走强化和发展精耕细作优良传统的路[8b]。为什以我国农业现代化必须与精耕细作的传统相结合？一些同志强调了农业科学技术的继承性，认为在农业生关系统中环境条件和生物特性变化较慢，不少传统技术是基于对这些条件的深切认识，故能长久适用，不会过时。还有人从系统论角度对此作了阐述[39.5]。这些论述解释了农业科技的一般性，但还没有揭示中国农业科技的特殊性。就特殊性而言，精耕细作是以增加单产.提高土地利用率为主攻方向的，正如许多同志指出，这可以用较少土地养活较多人口，非常符合我国人口众多.耕地紧缺的基本国情。同时，精耕细作是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这种理论把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条件（“天”“地”）.农业生物（“稼”）和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人”，视为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能够比较正确地认识和利用农业生物与环境条件之间，各种农业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比较正确地处理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因而也就比较符合农业的本质，这也是这种农业技术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49.29]

农业学术论文篇7

1、学术性，或称理论性，是学术论文与其他类议论文章根本区别之所在。学术论文是一种学术性的论理文章，只能以学术问题作为论题，以学术成果作为表述对象，以学术见解作为文章的核心内容。它要求运用科学原理和方法，通过严密的论证和分析，以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而不是客观事物外部直观形态和过程的叙述。

2、科学性，科学性是一切学术论文的灵魂和生命。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探索客观真理，因此首先必须发扬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反对弄虚作假的不诚实态度；其次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符合科学的规律。

3、创造性，或称创新性、创见性、独创性，这是衡量学术论文价值的根本标准。科学研究是处理已有信息、获取新的信息的一种创造性精神劳动，需要不断开拓新的领域，探索新的方法，阐发新的理论，提出新的见解。表述科研成果的学术论文，贵在创新。如果没有一点创新性，就根本没有必要写学术论文。

4、专业性，学术论文的专业性不仅表现在研究内容和手段上具有明显的专业特色，而且表现在文章的结构、专业术语、图表、公式等方面。

5、规范性，不同的期刊论文虽然在语种、版面上有区别，但都具有相似的基本格式。世界发达国家对学术论文的撰写和编辑制定了各种国家标准。国际标准化组织也制定了一系列的国际标准，不同学科和专业的学术机构还制定了本学科和专业的国际标准。

科技论文范文欣赏：

[摘要]科技扶贫在我国农业生产和生活的伟大实践中，使广大贫困地区农民依靠科技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在中国经济整体日益市场化的今天，为了进一步提高科技在扶贫攻坚战中的作用，并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本文介绍了林下经济作物种植这一条既能产生经济效益又能很好地保护林地生态的科技扶贫新模式，从而证实了林下经济作物种植切实是一条切实可行的科技扶贫新途径。

[关键词]新途径林业科技兴农林下经济作物种植

[中图分类号]F32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650(2014)07-0110-02

引言：科技扶贫政策的提出，它是应对贫困农村地区技术生产落后和技术人才极度缺乏的这一经济现状的，近些年来，科技扶贫为实现我国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因为在我国，科技扶贫政策的提出较晚，地区之间发展的还很不均衡，还没有形成一致认识的扶贫模式的具体界定。因此，研究科技扶贫发展的具体操作模式，探索形成比较规范和科学先进的科技扶贫模式理论，对完善和发展科技扶贫理论和进一步推进科技扶贫实践都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在这种背景下，林下经济作物种植模式就应运而生，它是在实行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之后，将集体林地承包到了农户手中，广大林农为充分的利用林地空间，深挖林业生产力，实现不砍树也能致富的绿色循环经济，而在农业生产领域涌现出的新生事物。近年来，我国把把林下经济作物种植产业作为促进生态保护、农民增收、社会发展的重要农业产业，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经济作物种植，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科技扶贫的意义及其特征

1.科技扶贫的意义

科技扶贫政策的实施与应用，促进了贫困地区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使农民尽快的实现了脱贫致富。高素质的科技扶贫人才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农民群众进行科技扶贫政策与技术的普及教育，提高了农民的农业科技文化素质，增强了贫困地区农民自我发展和积累的能力，大幅度提高了贫困地区劳动生产率水平，以得到最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2.科技扶贫的特征

2.1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在科技扶贫中始终扮演着第一位的角色，起到的作用永远是最重要的也是决定性的。由于贫困地区自然、经济、社会和人文等方面与发达地区相比较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科技扶贫开发中，需要大力发展本土科技以及引入必要的先进技术，同时由于农林牧渔等行业技术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和适应性，在贫困地区引入技术时，必须要求技术本身是先进的、成熟的，并结合当地实际综合体现技术的先进性、成熟性、实用性和经济性。

2.2加大力度提高了农民的农业科学文化素质。科技扶贫不仅要求有先进实用的科学技术，同时要求科技实施人员素质较高，因此提高个体素质是贫困地区脱贫的必备条件。通过多种形式，提高农民群众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不仅要引入科技和管理人才，组织实施各类型的扶贫项目和扶贫讲座等类型的活动，集中解决贫困问题以及增大群众的认知面，而且要在扶贫项目和扶贫讲座等类型的活动的带动下，大力开展科技扶贫政策与技术的培训与教育，以达到普及科学技术，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目的，这样就从根本上转变了农民思想观念，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个体素质，造就了当代的适应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农民。

二、应用林下经济作物种植模式的开展方法

笔者生活在平原地区，随着退耕还林工程以及防护林工程等项目的实施，农民栽树的积极性高涨，林地面积在近几年迅速增加，改变了林木稀少的的状况，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1.近几年来，养殖业收益较好，林农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林地资源，实现养殖以及林业的双重发展。在林地里散养家常鸡、鸭，鹅等，在各地都有非常成功的例子，在果园散养鸡鸭鹅等家禽，能够明显的减少害虫的虫口密度，而且不用给果园单独除草，省工省力。在合适的林地规划一片空地圈养生猪和羊，有的还在林地建立托牛所，利用林地的坑塘养鱼，收益相当高。而家禽家畜的粪便又是林木生长良好的肥料，二者相得益彰，极大地提高了林地资源的利用率，促进林木的生长。

2.林下种植已经非常普遍，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人们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林下套种喜阴的园艺用卉苗木前景广阔，喜阴的有苔类。在林木种植的初期，可以采取林木与矮杆作物间作，例如大豆、花生、辣椒、等。耐阴的药材品种非常多，而且随着中医药的发展，药材的需求量非常大。可栽植人参、西洋参、等很多品种。林地栽植食用菌历史悠久，可以种植蘑菇等菌类植物。

3.充分发挥林木丰茂、空气清新、生态良好的优势，合理利用森林景观、自然环境和林下产品资源，发展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等产业，大力发展森林旅游。建立“林家乐”，突出个性特色，以采摘、垂钓等休闲模式吸引各方游客来享受林地的中的农家乐趣。

三、林下经济作物种植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1.促进农民致富增收

林木的生产周期是比较漫长的，这严重制约着林改后农民的发家致富。而发展林下经济作物种植，增加了林业附加值，开辟了农民增收致富的渠道。

2.因地制宜成本低

林下经济作物种植模式利用森林系统良好的生态条件，在林下种植南药、棕榈藤和切叶花卉等适宜的经济作物(植物)，这种种植模式是充分利用当地现有的药用经济作物和资源，投入少、效益高，也可有效地帮助山区农民脱贫致富，从而实现“靠山吃山、吃山养山”的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目标。

3.保护环境效果好

林下经济作物种植模式，可构建不同类型森林复合经营系统，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又能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从而达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结语

林下经济作物种植作为一条农村科技扶贫新途径，具有农民可操作性强、投入少、见效快、种植面积广、大大增加农民收益、保护生态环境等优势，在农民林业生产实践的各个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林下经济作物种植能提高森林覆盖率，同时由于林下经济作物种植又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益，产品符合绿色环保的要求，这样，林下经济作物种植作为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发展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必将成为农村经济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因而也成为了我国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褚琳，劲草.科技扶贫是摆脱贫困的根本途径[J].科学经济社会，1999

[2]毕文博.深化科技扶贫，做好科技共建工作[J].农业科技与农业生产，2003

[3]李金海.林下经济理论与实践[M].中国林业出版社，2009

农业学术论文篇8

关键词：生态农业　农业经济　必然性　对策

中图分类号：F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1)009-083-02

1　我国发展生态农业的必要性

我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发展情况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的稳定运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和世界粮食安全问题。长期以来，由于人口的膨胀、观念的滞后、资源的短缺与技术的落后，我国的生态环境受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在全球环境问题和粮食安全问题的背景下，如何既保证农业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率，从而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坚强的农业后盾；同时又保证农业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健康度，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摆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道路中的重大问题。生态农业概念和理论的提出，为解决我国农业发展中所面对的这些问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生态农业”(eco-agriculture，ecological agriculture)一理念的雏形是英国生态学家阿尔伯特・霍华德(AlbertHoward)于1935所提出的“有机农业”理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土壤学家阿尔布勒奇(W.Albreche)在发展有机农业理论时首次提出了“生态农业”的概念。他认为，生态农业是将系统科学、生态学理论、经济学原理应用于农业经济发展的一种农业模式。它即强调吸取传统农业的优点，保持作为生态一部分的农业对生态环境的维护和促进作用；也强调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使其提升农业生产和发展的速率。它要求农业的发展应当考虑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需要发现生态变化和发展的规律，运用科学手段遵循规律，促进农业生态的健康发展，保持农业生态的自然活力。

可见，生态农业既不同于原始农业，也不同于工业时代的农业。原始农业时期，由于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还相对有限，人们置于还置于自然的权威之下，只是被动的顺应自然。这一时期，农业的产量较多地受气候和自然制约，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并不严重。工业时代，由于科学和技术的巨大发展，人们妄想科技可以改变一切战胜自然，妄想人类能成为自然的主人，这一时期，由于机械和化肥等人工手段的作用，农业产量有了稳定和巨大的提升，但人们不合理地介入也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和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如果说前面两个阶段分别是农业经济发展的正题和反题，那么生态农业就是前两个阶段的合题。它要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科技与生态的相互融合，农业与大地的重新统一。具体而言，生态农业有如下几方面的特征：

首先，生态农业强调将农业生态视为一个有机的和系统的整体，强调维护农业生态系统自身的活力和生命力，从而实现农业经济综合、快速的发展。农业生态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涉及众多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系统，例如大气系统和水系统，其中任何一个系统的问题都会影响到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生态系统也不是静止存在的，它有自己的生命和运动规律，违反农业系统的规律，戕害农业生态的生命将损害农业经济的长远发展。因此，生态农业要求在遵循农业生态系统的和其他生态系统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利用土壤、气候、空间资源与信息、生物、农业技术，既实现自然资源的充分开发、循环利用和优化配置，又实现农、林、牧、副、渔系统的、持续的发展，同时也促进农业和其他产业的有效结合和积极互动。

其次，生态农业强调农业经济发展应当实现效率性和持续性的统一。效率是衡量农业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过去我们往往注重效率，大规模地使用非生态的方式以提高农业发展的速度，由此带来了环境破坏的恶果。生态农业将农业的发展建立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相互促进的基础上，它充分地运用人们的生态知识，经济学知识和管理学知识，实现农业和生态资源的多层次、深程度和可循环的开发，从而遵循了自然生态的规律，降低了农业经济发展中所带来的污染，提升了资源的利用率，同时开拓了农业经济的范围，在给我们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保证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绿色与可持续地发展。

2　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不足和相关对策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耕地资源、淡水资源及相关农业发展资源相对短缺，农业经济的发展承担着巨大的使命，面对着诸多的困难。生态农业因其对生态资源和农业资源的综合、深度、多样和可持续的开发，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导向。但生态农业的发展需要参照本国实际的自然生态状况、社会经济状况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只有这样生态农业才能切实和广泛的实行。因此，我们需要客观分析我国发展生态农业经济中存在的阻碍，并积极地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方案。

(1)生态农业的观念还未能深入人心。生态农业的实施有赖于个人生态意识和环保意识的觉醒。由于如下两方面的原因，在我国生态农业的观念还尚未成为指导人民行动的主导观念。首先，在农村由于教育投入和经济发展的原因，农民的文化程度还相对较低，环保意识相对淡薄，对现代农业技术的掌握和认识还存在着不足。数据显示，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劳动力中。35％仅具有小学文化水平，而在德国，接受过专门农业技术培训的农民占了53％，在日本，75％的农民都具有高中文化程度。虽然文化水平不一定代表着个人素质的高低，但由于生态农业是一门融合多门现代学科的综合理论，较低的文化程度会对生态农业的理解和实践产生障碍。其次，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经费投入还相对不足。农技推广经费在欧洲发达国家一般占到农业总产值的1％左右，在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其比重也有0.5％左右，而在我国，一方面农业总产值还相对较低，农村人口众多；另一方面农技推广的经费只占到农业总产值的0.2％，这表明我国的农技推广经费的总额和人居额度都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投入经费的短缺，直接阻碍了生态农业相关理念和技术的传播。为此，国际应当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和制度保障，通过切实落实我国的义务教育制度，普遍提高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设立专门的技术培训机构和培训机制，提升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专业技术知识，提高对生态农业的认识和理解；确立专门的经费和制度，在农村推广和宣传生态农业技术，为农民和农业工作者实施生态农业，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

(2)我国发展生态农业的相关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生态农业理论的发展和实践涉及到众多领域的学科，比如生态学、生物技术、环境工程学、环境伦理学、经济学和系统科学等，他需要这些学科的密切配合和相互融合，因此是一门具有较强综合性和跨学科性的系统学科。过去，我们往往只将生态农业作为一门独立和特殊的学科，从而重视了某一方面和某一部分，但并不能很好地促进这门系统理论的综合提升。此外，我们过去在产、学、研三个密切结合、相互促进的环节上，

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脱节和分离现象，这样就容易造成如下问题：科学研究成果难以推广、应用于实际，从而科研成果不能很好得发挥其巨大的经济效益；具体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不能得到及时地反映和解决，从而实践对科研的指向和推进作用无法有效地发挥；产业缺少科技的支持，因而发展滞后，缺乏产业发展的活力；科技也因缺少转化成产业的途径而缺乏发展的动力。因此，要促进生态农业这一系统理论的发展，我们首先需要从学科上加强对生态农业理论的重视，加强跨学科和跨领域的探讨和研究，发挥各门相关学科和理论的优势，促进生态农业这一系统工程的综合发展。同时，我们需要建立相关制度，推进产学研三者的结合，鼓励生态农业科技理论的发展，鼓励知识性和科技性的农业产业的发展，将研究成果快速有效地转化为社会经济效益，关注生态农业实施中所面对的具体问题，加强理论的问题意识和实践意识。通过科技发展促进经济进步，通过经济效益的提升推动生态农业理论的发展；以实践为指向推动生态农业理论的完善，以理论为武装推动生态农业实践的深化。

(3)生态农业缺乏健全的标准化评估体系。标准化是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包括对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过程的质量和指标评估。虽然生态农业标准化在我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的标准化还有很大差距。这些差距体现在：首先，标准的种类还不够具体、详细和细致。数据显示，至2010年止，我国关于农产品农药残余限量的标准不足500项，而在美国这些标准的数目在03年以超过8000项。其次，标准要求较不严格，在我国目前使用的诸多标准中，只有部分实现了与国际标准接轨，而大部分都是采用自己的标准，且这些标准的门槛比国际标准低了很多。最后，标准有效期较长。在英美等发达国家，标准只有5年的有效期，而在我国标龄一般都长达10年之久。标准化是生态农业的重要指针，标准的落后和不足，体现了我国生态农业的发展还和发达国家存在着差异。它不利于我国生态农业的科学发展，同时会对我国农产品进入世界市场带来阻碍，从而不利于我国农场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因此，我们加大对标准化理论及技术的研究力度，使标准体系既体现我国的生态农业发展的基本情况，也能对我国生态农业的规模化和科学化的发展提供导向作用；既反映标准的国际化水平，也注重标准在我国的可行性。此外，我们还应当建立广泛的标准化推行体系和严格的标准化管理制度。通过多种手段，生动、具体地宣传标准化的重要性，使标准化观念深入农业生产者和农产品经营者与购买者的内心；通过树立示范点，以实际地例子说明标准化的好处；通过对农业工作者标准化技术和理论的培训，使农业工作者在实际生产中学会运用标准化的程序和理论；通过建立广泛的标准化咨询平台，为标准化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知识保障。

(4)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规模小，产业化程度低。生态农业将生态系统视为一个密切联系着的有机整体，强调在保持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综合地、循环地利用生态资源，同时保证农业与其他产业的综合发展。生态农业的这一特定要求其发展应当具有一定的规模，并实现产业化的发展模式。目前，由于资金的缺乏以及农业发展状况的限制，我国生态虽已有近2000个试点，但其规模与发达国家相比还相对较弱，还未能较好的实现产业化生产。较小的规模的产业化水平容易增加生态农业实施和运行的成本，也不利于生态农业发挥其统一效率和生态的重要特点。为此，我们首先应当进一步推进生态农业试点的建设，不但要注意到试点的数量，也要注意到试点的规模和质量。以试点为龙头，推进生态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的发展。其次，应当在政策和财政上，扶持、鼓励和保证生态农业的发展。从制度和财政两方面，为推进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保障。

参考文献：

[1]林祥全，世界生态农业的发展[J]中国农业经济,2003(7)

农业学术论文篇9

关键词：Seminar教学法;耕作学;课程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0-0057-02

在20世纪50年代初，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耕作学科的原因有两个：①现代科学对合理耕作制度的技术体系和理论基础进行系统研究并开始应用;②在社会实践的发展过程中，结合有关作物的套作、间作、复种、布局及用地养地等方面的具体内容，其根本原因是我国结合耕作制度发展和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一门与作物栽培学、土壤学、农业气象学、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等关系密切的综合性较强的边缘学科就是耕作学，从近些年来看，对耕作制度的研究已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热门关注，对于多熟制、旱农以及免耕、少耕等问题已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强烈关注和重视。将seminar教学法应用于耕作学课程的教学中，使得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使学生在农业生产中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得到较大提高，并且通过讨论提高学生的发散思维，加强合作交流，促进理论与技能的实践应用能力及科研创新能力。

一、Seminar教学法

Seminar教学法作为一种区别于传统讲授式教学单向式、垂直式和机械式的教学方法，它是以教师和学生为共同体的教学主体，是学生为探究某一问题而与教师共同探讨的一种交互式教学路径。Seminar独具特色与其活力与创新。Seminar教学法的表现特点：第一，Seminar教学法不仅能够使学生充分理解和吸收所学的知识，同时也是一个教学互动的过程，能够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创新性，营造了课堂教师―学生、学生―学生之间的氛围;第二，Seminar教学法中教师提出某一问题，供学生讨论，能够启发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的创造动机和创造性思维，学生能够在交流当中进行思维发散，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第三，Seminar教学法的教学内容与课程的科学前沿相关联，督促学生查阅资料和相关文献，总结科学前沿，提出问题。从而改变传统讲授式教学模式;第四，Seminar教学法给每个学生提供了参与平台，提高学生团队合作精神。

二、耕作学的飞速进展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是立国之本”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近年来，可持续农业为世界农业发展指明了方向。由于各个国家农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21世纪，世界农业发展呈现多元化的格局。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农业发展方式、类型的日新月异提供了充足条件。随着无污染、无公害、反季节性农产品倍受青睐，出现了立体高效型农业、超级型农业、设施型农业、观光型农业、保健型农业等新型农业。高新技术有助于解决农业生产要素的科学配置问题，减少及消除资源超耗、浪费及环境破坏，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是高新技术的两大核心框架。转基因技术、克隆技术、胚胎移植技术等生物技术在农业中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全球卫星定位（GPS）、计算机、遥感等信息技术成为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新潮流。同时精细农业也是中国农业前进的方向。

三、Seminar教学法在耕作学课程中实施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1.耕作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Seminar教学法在耕作学中的重要性。耕作学从性质上属于自然科学，但它与社会经济条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它与作物栽培学、土壤学、农业气象学、生态学、农业经济学等相互联系与渗透。它有其特定研究对象和以种植制度为主体的内容系。其主要研究的任务是农业的全面增产技术体系与农作物合理布局以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Seminar教学法不仅给学生提供了在课题中获得相关学科知识的平台，而且Seminar教学法重点强调了实践、合作与对话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性。

2.耕作学着实强调实践与理论相结合，从生产实践中获得研究方向和课题，从而服务于农业生产。提高单位面积土地的产量和品质是农业生产中的终极目标，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经济现状的重要课题是在耕作学中获知的。在Seminar教学法中一条独特的途径是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结合。Seminar教学法通过理论数据分析和生产实践和运用耕作学知识来解决农业生产中的确切问题。

3.耕作学教学以学生主动学习为主可在Seminar教学法中体现。近年来，耕作学的研究范围还是实践意义，其研究进展在国际上的十分迅速，大量的研究论文每年都有发表。学科的前沿，理清学科的重点，把握学科研究方向和阅读重点是教师必须依据的。Seminar教学法的推广使得学生必须阅读和查阅相关问题的大量阅读材料和相关文献。这样非常有利的调动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学习的主动性及能力，从而使学生的课题与学术前沿接轨。

四、Seminar教学法在耕作学课程的应用

在耕作学教学过程中实施Seminar教学法，应该不拘泥于课本知识，要结合生成实践和科学前沿，对实际生产问题的灵活处理，将较近科研成果和实际生产问题植入Seminar教学，让学生的创新能力得到更好的培养。比如研究耕作学的种养结合与庭院经济中分为不同的研究小组，例如庭院立体种植模式和庭院的立体养殖模式等。研讨会以Seminar的形式进行，可邀请学科的资深教授、生产一线专家参加，还可以邀请兄弟院校的专家参加，并对某一题目的实际工作和研究报告进行讨论，大家可对演讲者合理提问。具体实施方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根据耕作学科的特点，老师提出研讨章节的具体题目，学生查阅相关文献，追踪并把握研究发展动态和科学前沿。利用课堂时间（1小时30分钟）进行研讨。

2.主持人介绍（2～3分钟）。主持人有任课老师担任或者邀请专家担任，简要介绍研讨内容的主题及科学前沿。

3.宣读主题报告内容（约30分钟。由报告小组派出代表发言，发表想法，陈述观点，也可结合自己认为感兴趣的命题进行陈述。报告内容要求学生用精练的语言、主题明确、简介精简明了，针对耕作学前沿中某一具体问题研究进展利用多媒体进行论述。同学或者邀请专家提问（约15min），要求报告小组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或发表看法，或对相对的命题进行辩论。这是研讨过程中最精彩的部分，能够充分体现学生的学术积累和思辨才智。

4.由主持人进行总结（约5分钟）。邀请专家点评、简短地对讨论进行总结，对学术问题进行评价，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加深对讨论内容的理解和印象，并做好阶段性的总结

5.发表小组总结（约5分钟）。主要由发表小组对本次讨论内容的准备、发表的学习心得进行总结。

6.Seminar的课程整改。研讨结束后由发表小组根据讨论的内容和专家的建议认真修改报告的内容，为了能够使资料得以保存，最终由学生将报告内容装订成册。

五、总结

农业学术论文篇10

论文摘要：开展农民职业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职业教育不等同于学校职业教育，生产教育是主体，生活教育是基础，生态教育是追求。推进农民职业教育要适合农民认知的心理阶段，照顾到农民职业教育的特殊性，采用适宜的教学模式。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时代的最强音。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快人力资源开发，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业人口快速分化的重要途径。农业职业教育在整个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的作用，所以研究农民职业教育既是一个学科研究领域，也是时代的迫切要求。

一、农民职业教育的研究范围

农民是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与根。研究农民职业教育，必须界定“农民”这个概念。《汉书食货志》对“农”字是这样解释的：“辟土殖谷曰农”。 “民”古同“氓”、“萌”，指卑贱的下人，所谓“萌”（懵）而无识也，主要是个身份概念，与有权有势的“官”相对。因此，农民作为一个名词，在古代中国既有职业的色彩，又有身份等级标志的含义。

建国后，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不断通过区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来固化二元社会结构。所有农村户口的人统称为农民，成为与市民相对应的社会群体，一种次等经济待遇与身份地位的标志。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有了一定程度转换职业的自由，其的职业构成日益复杂化。根据职业分层理论，一定社会对象的区分要根据其职业方式和经济活动模式的差异来描述。在新的历史时期，农民的职业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民的职业出现多样性，虽然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也出现了多元化，但与农地始终保持着依附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农民即为占有一定农地份额，具有劳动能力并从事一定的农业生产的群体，它既包含农业和农村劳动力，也包含在城市（镇）从事其它行业的、但仍保留农业户口的劳动者。

农民职业教育属于职业教育的范畴。职业教育是指在一定普通教育的基础上，为适应某种职业需要而进行的专门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教育，使受教育者成为社会职业所需要的应用人才。农民职业教育就是对具备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农民施行的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各类相关职业需要的专门知识、技能以及相应的职业道德教育。

二、农民职业教育的目标

职业教育目标的确定是受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职业岗位需要以及教育规律等多种因素制约的。农民职业教育目标的确定必须符合农民自身的文化水平，在有限的文化基础上实施技能培养，能够引导农民学会谋生、谋职、谋效益，使农民获得生活的能力，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有利于促进农民合理流动，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有序转移，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应该使农民学会文明健康的生活，学会解放自己，与时代一同进步。在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发展的总体形势下，农民职业教育的目标必然要定位为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全面职业教育。

（一）生产教育是主体

首先，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是推动农业生产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提高科学技术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率的关键。通过培训教育，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武装农民，使现代农业新技术迅速渗透和扩散到农业生产当中去，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根本上改造传统的低效农业，大力发展“三高”农业。与此同时，还应使农民掌握 1-2 项相关职业技能，能在市场经济中闯出自己的生活道路，学会职业转换，用自己勤劳的双手、精湛的技术获取应有的经济利益。

（二）生活教育是基础

在农村社会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广大农民的教育需求就不仅是对单纯的谋生手段或生产技能的需求，更多的是对发展现代生活和现代文化的总体需求。因而我们的教育培训也应该为农民介绍关于如何建设农村社区的优良的文化环境，帮助农民群众培养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真正缩小城乡差别，推动农村城市化进程，实现农村社区社会文明的全面进步。

（三）生态教育是追求

适应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在农村开展的职业教育培训，还必须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灌输给广大农民，包括计划生育、绿色食品、植树造林、减少污染等方面的科学和法律知识。

从单纯的生产技术培训到对农民的“三生”教育的发展，要求我们不断更新教育理念，拓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内涵和领域，要同农村的基础教育、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协调发展，使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事业获得更大的发展，为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农民职业教育的过程

农民职业教育不完全等同于学校职业教育，它有着农民学习心理与教学的独特特点。

（一）农民学习心理发展阶段

根据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观点分析认为，农民在接受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基本上经过认识、感兴趣、评价、试用和采用五个心理阶段。

首先是认识阶段。这是农民接受职业知识与技术教育的第一阶段。农民通过各种途径获得新品种、新方法、新农具、新化肥、新农药、新栽培技术，新饲养管理技术等信息，意识到了许多职业知识和技术的存在，形成一些新概念。然后是感兴趣阶段，农民对某项知识与技术经过分析认识后，觉得此项知识与技术与自己的生产经营、日常生活有关，并感到此项知识与技术可能产生理想效果，自己又有条件采用因而就产生了兴趣。第三是评价阶段，一旦农民对某项知识与技术发生兴趣，他就会实质性联系自己的情况进行评价，对准备采用的某项信息的得失加以详细的分析、比较和判断。第四达到试用阶段，农民对某项知识与技术经过评价，确认了此项信息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但为了稳妥行事，先在小块土地上试验。经过自己的试验，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和掌握了技术后，农民就会确信自己是否可以采用此项技术了。最后是采用阶段，它是农民经过自己的试验得出是否采用某项知识与技术的最后阶段。

从农民接受、采用职业知识与技术的五个阶段可以看出，农民职业知识与技术的应用是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由于我国农民长期处于封闭的小农经济的生产经营环境，形成了安守现状、依赖、求稳从众等心理特征，对职业技术的采用并不是积极自愿的，因而需要认识、分析和把握农民接受职业教育的心理特点，因势利导，促进农民采用新技术、新信息欲望的形成，从而使农民在生产经营中积极地运用科学技术。

（二）.农民职业教育教学的特殊性

1．教学活动的实践性

农民职业教育教学区别于其他类型学校教学之处就在于它特别强调实践性教学，这是由农民职业教育特定的培养目标所决定的。农民职业教育的教学要以职业实践为出发点，作为教学工作的导向和最终目标。教学活动的实践性，包括教学过程必须采用实践性教学、示范讲演、教师巡回指导等多种教学方式组织教学。

2．教学方法的直观性

人们的认识活动总是从具体的感觉、直觉和表象开始的，而后才上升到理性的东西。农民职业教育因其所特有的实践性、操作性，要从直观的教学活动开始。这不仅仅因为农民的职业和社会经验还不太丰富，对技术过程的想象力和抽象思维能力还很有限，还因为这样做符合人类认识事物的普遍规律。因此，农民在职业教育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尽可能地利用直观教学手段，减少农民学习和认识过程中的困难，帮助农民建立起实践经验和理性思维的联系。这就要求教师在熟练使用传统的挂图、模型、幻灯、投影仪等教具的同时，还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提供的手段，如张贴板、现代音像技术和计算机辅助教学等技术设备。除此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农民进行实际操作，增加感性认识。

3．教学内容的实用性

农民职业教育是为社会培养直接从事生产实践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以及其他劳动者，它偏重理论的应用、实践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为此，农民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既有别于高级教学内容的理论性，又不同于普通教学内容的基础性，而是强调实用性。实用性是农民职业教育教学内容的一大特点，它是指职业教育的教学注重知识的实际运用，关注运用的条件、方法、手段及效果的评价等，而不过分强调原理分析和理论推导；教学内容的重点在于生产、服务等职业技能的学习和职业态度的养成，而不像高教教学内容那样重视研究、开发、设计等能力的培养；教学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基本上以实际工作需要为度。

4．教学组织的多样性

我国农民居住分散，有农忙与农闲之分，再加上人数众多且素质较低，因此，普通教育的书院式教学组织形式不适合农民职业教育，农民职业教育应当做到因材施教、因人施教、因业施教。从目前来看，我国农民职业学校主要还是采取班级授课制，即把学生按相同专业(工种)、程度分成班级进行教学。在这个前提下，具体的教学组织形式有全班、小组和个别三种。其中，尤以小组和个别为最多。农民职业学校的文化课和理论课基本上采用全班教学的形式。除此之外，像实验室实验、社会调查访问、拆装机器等，一般采用小组教学的形式。分组—般采用混合的方式，即一个组内有能力强的和较差的，有男性、女性。个别教学常用于练习、教学实习、生产实习，使学生独立地进行学习。这种个别化的教学组织形式在国外的职业培训中运用的最为普遍。

5．教学场所的开放性

农民职业教育的理论教学同其他类型教育的教学在教室里进行，也就是课堂教学。然而，由于农民职业教育的教学除理论教学之外，主要还是实践性教学，因此，这也决定了其教学场所的开放性。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农民职业教育要进行模拟操作、实验、实习、设计、社会调查等，这就要求学生走出课堂，来到实验室、生产车间，甚至要走向社会，锻炼自

己的实践能力，从而塑造从业所必需的职业能力。由此可见，课堂仅仅只是农民职业教育教学的一个场所，农民职业学校的学生只有走出课堂，走进实验室、生产车间、社会的广阔天地里，才能顺利地走向未来的工作岗位。

四、农民职业教育教学模式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在职业教育的教学领域，德国双元制教学模式、能力本位的教学模式、习而学的教学模式和“宽实活”课程模式等等都对于我们研究农民职业教育教学模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农民职业教育要有多样化的教学形式。传统单一的教学组织形式己经不适应新形势下农民职业教育的要求。要改革教学组织形式，既打“阵地战”，又打“游击战”，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通过巡回教学、田间课堂、现场讲座、试点项目、远程教育以及单个教练等形式，使广大农民真正从职业教育中受益。

（二）农民职业教育要采取以实践作为主要教学方法。农民职业教育教学的主要任务是让农民掌握一定的农业生产技术、技能和相关知识，因此，其教学方法应以实践为主，采用案例结合、讲练结合等方式，这是由职业教育的教学规律所决定的。

（三）农民职业教育要以农业新科技作为主要教学内容。农民接受职业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所学知识能够使其在生产中具体操作、运用，能够给其带来经济效益，改善生活状况。因此，农民职业教育应根据农民自身及市场需求，以农业新科技作为主要教学内容。

（四）农民职业教育要突出全方位的教学功能。农民职业教育教学的主要任务虽然是让农民掌握一定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技能，但是，对学员的生产、销售、创业等一系列经济活动进行指导，集技术培训、农业科技推广、生产知识于一体，这是由农民职业教育办学的特殊规律所决定的。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基本状况，只有通过不断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把农村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持续推动新农村建设的人力资源优势。农民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是造就创新人才，目的是传授知识与技能，目标是为新农村建设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所以，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与新农村建必须先行。农业职业教育的全面发展，必将促进农民素质的全面提高，从而成为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步伐的直接动力。

参考文献：

[1] 陈遇春：高等职业教育学教程[M]，西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

[2] 石伟平：比较职业技术教育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 陈俊峰：论农民教育观的变革[J]，高等农业教育，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