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的主要形态范文
时间：2024-03-08 18: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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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不平衡，要建设富裕、文明、和谐、全面发展的农村社区面临诸多挑战，只有把农民动员起来，让他们真正成为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激发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真正使农村社区建设成为惠及广大农民群众的民心工程。社区教育，是提高社区全体成员素质和生活质量以及实现社区发展的一种社区性的教育活动过程。[1]新农村建设要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主要通过新农村社区教育来实现。村民参与是调整村民和社区关系的重要策略，也是新农村社区教育的重要发展路径。
一、村民参与新农村社区教育的重要意义
村民参与新农村社区教育活动顺应了新农村社区教育发展的要求，对于新农村社区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村民参与可以使村民依法享有的自主管理的权利得以回归。农村社区教育具有公共性，村民依法享有参与社区教育事务决策和管理、获得政府提供农村社区教育服务过程中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信息、对农村社区教育服务进行监督和评价等权利。
其次，村民参与可以增强农村社区的自组织能力。农村社区的治理需要与包括所有村民主体在内的各方协调利益并联合行动，促进社区教育目标的实现。这有利于克服政府决策和管理过程中目标和方法的局限，使农村社区教育的自组织能力和自我调适机制得到加强。
最后，村民参与有利于使农村社区教育服务更加贴近村民需求。村民参与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2]。作为一种由社会主体参与的社区教育治理形式，村民参与使社区教育管理更加开放透明，更加贴近村民需求。这也顺应了当前服务型政府建设中政府要求拓展教育服务评价主体，以更好地满足对公民需求。村民参与社区教育建设，其终极目标已不再限于追求农村社区教育系统内部的平衡，而是力求实现社区教育与国家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
二、村民参与新农村社区教育的现状及问题
当前，我国农村社区村民参与虽然已经起步，但是还很弱，社区村民参与整体发展不平衡。他们的参与意识差，积极性不高，“动员式”参与是主要参与形式，非政治性参与是主要内容，参与程度有限，而且缺乏制度上的保障。具体而言，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从参与内容看，私人利益是主要因素。实证研究表明，从社区参与内容来看，公共性程度较低、每个居民“共享”利益较大（较强分利能力）的社区项目，参与的居民较多。[3]
第二，从参与形式看，“动员式”参与是主要形式。农民主动参与意识较差，大部分农民在思想上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农村社区教育建设与自己无关。
第三，从参与程度看，组织化参与水平不高。村民基本处于分散状态，在参与制度不健全，渠道不畅通，村民利益诉求受阻时，就会出现一些非制度化、非理性化参与行为。
三、 构建村民参与新农村社区教育的发展路径
农村社区是基于村民“在生活的诸多方面相互关联为一个非行政色彩的地域性的利益共同体，并进而升华为道德共同体、信念共同体、情感共同体”[4]。因此，社区中的每一个村民既是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既是服务的提供者又是服务的享有者。在社区建设中，只有村民的直接参与和治理，发挥村民参与的主体意识，才能促进新农村社区教育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展。
（一）建立村民参与的组织形态
村民参与的组织形态是指社区中的村民通过特定的机构或形式，按照规定程序参与社区教育管理。以组织形式参与是村民参与新农村社区教育的发展方向。组织形式参与具有组织性、目的性、规范性等特点，是一种利用组织力量的、水平较高的参与形式。依据承担的主要职能，村民参与的常设性组织机构主要对社区教育机构办学目标、发展规划、员工管理、财务预算以及人员招聘等重大问题进行集体决策。如建立类似学校内部管理的民主管理委员会、教育议事会等组织形式。
除常设性机构外，村民参与可以采取以下形式。一是具有特定任务的参与形式。社区教育机构根据发展目标和特定教育活动需要，根据自愿参与原则确定部分社区村民代表组成临时性参与社区教育管理活动的组织，任务完成后即自行解散。二是听证会。听证会是行政听证会在村民参与农村社区教育管理中的应用，是农村社区教育机构在作出影响受教育对象的权利和义务的决定前，就有关问题听取利害相关者意见的一种程序，通过村民成员间的商讨、对话，达成共识。
（二）健全村民参与的制度规范
村民参与的制度规范是农村社区教育与社会关系的制度性重构，相关组织机构运作需要特定的法律、法规和制度规范予以保障。通过制度规范，可以减少村民参与活动的不确定性，从而使村民参与新农村社区教育活动合法、有序。社区建立的基础是关怀、信任和协作，它是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有效沟通和冲突解决系统结合在一起的。[5]健全村民参与的制度规范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
1.是村民参与的法律建设。法律建设指国家以宪法、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等形式对村民参与新农村社区教育活动的权利作出规定。我国现行教育法律对村民参与的权利、义务、形式、程序没有配套法律规定，这是村民参与新农村社区教育法律建设面临的任务。
2.是村民参与的规范建设。目前我国村民参与新农村社区教育活动的目标、方法、途径以及保障条件等相关程序性的规章制度还不够健全，村民参与新农村社区教育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度还很低。各级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必须加强相关规章制度建设，明确村民参与社区教育活动的途径、机制和基本程序，使村民通过合法的途径行使参与新农村社区教育活动的权利。
（三）完善公民参与的其他辅助条件
在具备组织形态、制度规范等要件的基础上，村民参与新农村社区教育活动还有赖于其他辅助条件的成熟。首先，村民应具有一定的参与意识。村民参与意识是村民在社区教育管理活动中能动地实现其权利的前提条件。具备一定的参与意识，村民才能够基于对自身权利和义务的认识而参与社区教育事务。其次，村民应具有一定的参与能力。村民参与能力主要表现为村民是否通过合法的途径、采取规范的形式参与农村社区教育管理事务。当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村民参与社区教育活动的意识和能力是在参与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而不可能一蹴而就。
新农村社区教育要在实践中积累成功经验，减少不符合公共利益、不利于教育秩序维护的参与行为，在农村社区形成共同认可的规范体系与活动框架。在制度实施过程中，新农村社区教育要探索切实可行的程序、方法、手段，通过有效的实践使村民对为何参与、如何参与等获得明确认识，形成以公共性优先和规范性程序为基础的参与新农村社区教育活动的价值理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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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6.
[3]陈万灵.“社区参与”的微观机制研究[J].学术研究，2004(4):77-81.
篇2
基金项目：河南省2013年科技发展计划项目“河南省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信阳市‘三化’协调科学发展对策研究”（132400410809）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厉有国（1966-），男，河南罗山人，信阳师范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理论。
新型农村社区是“现代化城镇体系的末端节点”。对农民来说，它是一个全新的场域，对农民身份的影响意义重大。关于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集中在有关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的市民化上，而对新型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对农民市民化转身的影响研究则不足。因此，了解和考察这一群体的生活状况及存在的问题，探讨社区文化建设对社区居民身份转化的作用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新型农村社区农民市民化存在的问题
“我是谁”是一个涉及到人的社会身份与角色的问题。农民生活的最大特点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而生活在新型农村社区的人住在楼房或独栋别墅里，他们通过土地流转或土地承包的方式脱离了与土地的联系，从事建筑、服务等非农工作，与城市居民一样，工资性收入成为主要经济来源，家庭支出构成也与城里人大致相同，其突出特点是正在“去农民式生活”，但其市民化转身仍然面临许多障碍。
1.习惯于农村生活方式。新型农村社区拥有全新的自然空间和人文空间，既与城市社区不同，与传统村庄社区也不可同日而语。确切地说，它具有城市特质――高楼大厦、林荫大道和现代公共设施。从公共服务设施等器物上看，如建设规模和社区公共设施的品种和质量而言，新型农村社区都不是传统村庄社区的翻版，也不是旧村庄社区的再造，这类社区的硬件设施可以和城市社区相媲美。但由于生活在这里的农民对成为城市市民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加之习惯于自在自由的农村生活，这就使得散漫、规则意识缺失的农村生活习惯，在社区生活中随时表现出来，如占用公共绿地种植蔬菜、在公共场地乱堆乱放、在公共场所随意乱丢垃圾等等。这些不文明、不科学、不卫生的农村陈规陋习在新型农村社区随处可见，在管理缺失时表现得特别突出，这都是他们还没有适应新环境的表现。农村生活方式的惯性，是农民市民化转身的重要影响因素。
2.非农化就业转换艰难。新型农村社区的居民通过土地流转或土地承包的方式脱离了土地，从事建筑、制造、加工、服务、修理等非农工作或成为农业工人，与城市居民一样工资性收入成为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但是新型农村社区的农民大多学历低、年龄大，转岗能力差，导致他们的就业领域十分有限，且大多是工作环境差、待遇低、强度大、工作时间长的工种。新型农村社区的许多居民由于就业困难，不得不选择设点摆摊，从事一些回报少、技术含量低，缺少可持续发展的工作。有的甚至不得不又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巨大的城乡差距，高昂的生活成本，艰辛的就业历程，冷却了农民的“市民热情”，使他们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因此，很多人内心里并没有认同自己社会身份的转变。
3.市民身份认同比较模糊。在我国特殊的国情下，一般来说，从农民转变到市民是一个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过程。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新型农村社区的居民对自己社会角色的认同却并不一定如此。例如，他们对自己究竟是“市民”还是“农民”的看法就有疑问。尽管已经把新型农村社区作为城镇化的最后一级的组成部分，制度设计的目的是使农民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身份和社会权利，但由于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在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等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仍然游离于城市社会保障之外，与城市市民相比，他们的社会保障仍然是“低覆盖、低标准、低起点”。由于这种保障对于他们来说与农民并没有什么差异，因此，许多社区居民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种社会权利的“二元制”，在客观上强化了新型农村社区居民社会层面的失落感，使他们在内心深处难以认同自己新的社会身份。
4.市民人格精神缺失。新型农村社区通过村庄整合等模式改变了居民的聚居模式，集中居住的生活模式打破了以往村与村、组与组，以及家族、宗族的传统居住格局，人口、家族结构异质化，形成了“大杂聚，小聚居”新的人际关系，并为人们提供了城市化的公共服务，目的是以城市性取代乡土性、以现代性取代传统性，逐步转变农民的思维方式、生活观念、行为习惯，使其拥有“城市性”，并最终成为名副其实的市民。但是，村庄社区的“社会关系及其残余，不管是物质的、意识形态的或其他，都会对现今的社会关系产生约束”，[1]致使他们具有浓厚的农民情结，突出表现就是一些人拒交物业管理费，对城市文明生活难以适应，缺乏独立性、自主性、责任性、组织性和纪律性，以及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等价值观和法治精神、自治精神。
二、影响新型农村社区农民市民化的社区文化因素
文化具有“以文化人、润物无声”的功能，新型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缺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影响社区农民市民化转身的重要因素。
1.社区文化设施、组织和人才缺失，影响了农民对新生活的预期。基础设施是社区文化赖以存在的物质载体，没有这些硬件设施，社区文化就无从谈起。因为文化属于精神范畴，在一定的载体下形成一种社会文化环境，并对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产生同化作用。由于政府在规划新型农村社区时标准低，准备不足，多将其定性为“安置社区”，没有将其纳入城市社区管理体系，导致新型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缺少公共财政经费支持，文化建设投入不足，硬件设施不齐全，很多新型农村社区缺少居民图书室、公共活动室、体育健身设施，没有电影院、KTV、娱乐场所等，更缺乏群众性的文化组织和文化活动人才，导致社区公共文化活动无法正常开展，农民在闲暇之时主要以看电视、斗地主、打麻将等方式消遣时间，或者做“宅男”“宅女”。这样的文化氛围、文化生活和休闲娱乐方式跟农村生活并无区别，社区的文化生活与城市文化生活的巨大差距，直接增加了农民心理层面的失落感，阻碍了社区居民对未来生活的预期。
2.社区文化活动缺失，影响了社区凝聚力和农民归属感。公共文化活动，是人们增加彼此联系和了解，提高人们的公共精神和社区意识，培育社区归属感的重要平台。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入住社区后，由于住房缺乏开放性，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自由而随意地相互串门，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断裂，以往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关系被解构。在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网络成员相互认识的可能降低，社会关系功能结构趋于开放、松散，其亲密程度大不如以前。同时，社区内的农民为维持生计，每天忙于奔波，缺乏参与社区治理的动力。同时，人们也因为工作差异而缺少共处的时间和空间，人们交往频率变低，即使是前村后屯的邻里，也逐渐变得陌生，社区除了居住功能外，其情感、文化、精神的沟通功能都在弱化。但是，目前新型农村社区的体育活动、棋艺活动、演唱活动、科技教育、节庆文化等公共文化活动供给严重不足，更缺乏具有乡土特色的文化活动，如庙会等“节场”文化。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不足，弱化了其情感、文化、精神的沟通功能，在客观上导致邻里互动和群体意识缺失，导致社区居民社区认同感不强。
3.社区民主管理缺失，影响了农民市民身份的转换。新型农村社区通过村庄整合等模式改变了居民的聚居模式，一般规模比较大，多者上万人，少者也几千人，异质化的社区人口和家族结构，导致了复杂的利益格局和多元的利益诉求，增加了社区管理的难度，并对社区管理人员的服务能力提出了“新要求”。但新型农村社区或委托于物业管理，或是由传统农村社区管理者继续管理。前者，只是对物业管理负责，注重的是经济利益。后者，由于缺乏协商等现代社区治理思想和技能，在实践中仍采用命令式的管理方式，缺乏推进社区群众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措施和行为。如此以来，导致新型农村社区管理方式陈旧混乱，造成社区管理者和社区居民的冲突时有发生，这种冲突在婚丧嫁娶、利益分割、人情往来、社区治理活动中表现得特别突出。这些冲突造成社区居民心理上的不适，阻碍了他们市民人格的形成。
4.社区制度文化教育缺失，影响了农民市民化转身的进程。制度是文化的重要形态，表现为一系列影响人类行为的规则或规范。对于新型农村社区而言，社区管理无疑被注入了城市社区管理的新“要求”，目的是再造新型农村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社会心理等，促使社区里具有乡土气息的农民向市民转化。但目前制度文化建设也存在着缺失的问题，既没有把城市化的规则和制度纳入社区文化建设之中，对社区群众的消费观、时间观、娱乐观、价值观和信仰观等进行集中培训，也缺乏将遵章守纪等意识渗透到社区文化活动、学习活动之中，更缺乏处罚措施。一些新型农村社区虽然制定了新的规范，但往往只是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缺乏硬性规定和处罚措施。因为社区的人们大多是前村后屯的，因此，对于一些违反市民生活准则、文明规则等行为，也大多因为是熟人，不愿得罪人而熟视无睹，制度制定的初衷并不能够完整实现，结果导致社区内许多不文明行为的发生，如乱牵乱拉、乱挖乱建等随处可见。制度文化教育不足，影响了农民市民化转身的进程。
5.公共文化服务缺失，影响了农民对新市民角色的认同。物化的产品和服务中的文化，对人们的生活习惯、价值理念、思维方式等会产生重要影响。因为当他们共同趋向某一类文化实物、器用时，他们直接就被相同的习惯选择和文化认同所联系起来。新型农村社区一般规模较大，但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金融、购物等公共服务不足，特别是学校、医院较少，更缺乏酒吧、电影院、咖啡厅、KTV和非营利的公共文化机构等具有城市生活标志的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资源的短缺，就造成城市生活方式缺乏对农民的引领。公共文化服务缺失严重影响了社区文化建设，制约了社区居民城市生活习惯、价值理念、思维方式的形成。据统计，有超过65%以上的受访居民对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现状表示很不满意，认为他们是“二等”市民，没有享受到城市市民的待遇，这阻碍了他们对新市民身份的认同。
三、加强新型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助推农民市民化的对策
新型农村社区是农民的“新型社会空间”。[2]它的建设宗旨在于对接城市社区、消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农村城镇化和实现城乡一体化，因此，应当积极建设新型农村社区促使农民向市民“华丽转身”。
1.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强新型农村社区文化设施、组织和人才建设。多渠道筹措资金是新型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健康发展的前提。首先，地方政府要立足于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加强规划管理，把居民图书室、公共活动室、活动场地、体育健身、托幼教育设施等基本设施纳入社区建设规划。其二，各级政府要完善财政预算，安排新型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预算经费，社区文化管理部门要创新工作方式，加强社区与企业的联合，争取企业支持。其三，积极培育和发展各种基于共同爱好和兴趣的社区文化团体，积极组织人员申请文化建设项目，通过项目带动的形式支持群众性的文化组织建设，培植业余文化队伍；采取多种途径培训文艺骨干，开发社区业余文化人才资源，提高社区文化人才的政治和业务素质，储备文化力量。
2.开展多种形式的社区文化活动，帮助农民构筑市民价值观。“从社区建设与发展的角度看，当下社区发展的目标主要在人，在于人精神层面的满意度、归属感、凝聚力。”[3]为此，必须开展多种形式的社区文化活动，帮助农民构筑市民价值观。首先，根据新型农村社区的实际情况，组织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如各种体育比赛、棋艺比赛、演唱比赛等活动，引导兴趣爱好相同的人聚集起来，减少他们在社区生活中的失落感，使他们在享受到文化活动乐趣的同时，也不断地积累城市市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消费观念。其次，开展多种类型的文化交流学习活动。如社区科技文化学习和技能培训、（高）校（社）区联合等文化交流活动等，传播居民精神风貌和城市生活方式，彰显文化“以文化人、润物无声”的功能，营造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引导社区农民逐步构筑市民价值观。
篇3
［关键词］新常态;物业管理;新型农村社区
1背景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将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新经济增长转向第三产业。“新常态”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进入了新阶段，更注重为农村居民提供与城镇居民均等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实现城乡均等化发展。由于物业管理具有社区、人文、环境、服务和管理的综合功能，在改善新农村居民生活环境、拓宽就业、维护社会稳定、提高文化素养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已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新农村物业管理还在探索中发展。2010年以来，北京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成果显著，其中物业管理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北京城乡接合部地区668个村庄，根据城中村、平原村、山区林地村、特色产业专业村等五种形态，全面实行社区化管理，累计投入专项资金20多亿元，建设完善新型农村社区市政配套基础设施等工程。新农村政策的推行，让农民们“上楼”过起了城里人的生活。2014年6月，门头沟军庄镇东杨坨村开始接受北京天合立信物业公司进村管理，村委会则负责协调、监督物业公司的工作。经过几年发展，不仅使当地农村环境清洁有序，农村社区物业使用效率得到提高，邻里物业纠纷也有所缓解，同时还带动农村物业产业的发展。因此，专业化、规范化、市场化、特色化将成为北京新型农村社区物业管理发展的新方向。
2物业管理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2.1物业管理促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有助于解决影响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诸多问题
社区建设是城市建设的基础，物业管理是社区建设的载体和组成部分，社区建设中的许多内容需要依托物业管理服务来进行。很多新型农村社区管理由于先天条件不足，起点较低，存在诸多需要解决问题。乡镇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认识不一致，职责分工不明确，房屋没有专项维修资金、缺少专业队伍管理，全靠村集体经济支撑、村委会代管。村集体贴钱管理小区，村民们颇有微词。如果没有专业管理和资金保障，新型农村社区的很多公共设施，特别是电梯、消防、二次供水等设施持续使用会出问题。北京市政府为加快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成立专门机构，明确农村政企分开、政府公共服务和居民自治管理分开，各村镇根据不同形态社区采取不同的物业管理服务模式，出台相关政策与临时指导文件，在新型农村社区按照城市小区标准配备物业管理用房，建立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全面实施物业管理。对符合条件的社区，可以选聘有资质的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物业服务，各镇根据物业服务成本核算进行补贴。物业服务不仅为村民解决后顾之忧，还能为村民房屋保值增值，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
2.2物业管理拓宽就业渠道，带动经济发展
当前新型农村社区的物业管理服务人员大多来自社区村民，土地流转后，不再种地，部分村民通过招聘参与物业服务，实现了社区村民就近就业，减轻了政府压力，增加了村民收入，促进家庭稳定、社会和谐。针对社区物业管理人员文化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较低，没有培训和相关证书的情况，北京市农委会同市劳动保障局、市财政局、市教委等部门先后出台了相关意见和办法，一名农民市级财政补贴培训费200元，农民可以免费参加电工、焊工、家政等各类培训，获得职业技能证书后就业，避免了一些农民上楼入住新型社区后，收入不见增长而生活成本增加的困扰。物业管理不但有利于解决村民就业，对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也有重要作用。据估算，在房屋七十年的使用过程中，物业管理对公共设备设施维护及房屋修缮的费用与购房费的支出比例为1.3∶1，物业服务管理所创造的经济总值将越来越多，新农村物业的市场价值会越来越显现。
2.3物业管理有利于维护新型农村社区稳定，改善农村治安问题
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和推进使农民的生活环境大大改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由于城郊新型农村社区生活成本相对较低，流动人口多;社区村民之间，村民与村干部之间因为各种原因发生矛盾产生纠纷繁多，常引发治安或刑事案件，给社区治安带来一定隐患，影响社区和谐稳定。如大兴区推广实施村庄社区化物业管理以来，村庄刑事发案数与2008—2010年三年同期平均刑事发案数相比下降了25%，群众安全感由原来的48.3%提升到96.5%。物业管理企业对于维护农村治安和社区秩序具有积极作用。通过协助村干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安全监管工作，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及安全保卫工作，协助公安派出所对外来人口登记，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矛盾，积极预防、妥善处理矛盾纠纷。另外，物业建立长久有效的治安防范体系，落实安保责任，规范安保制度，布置安防系统设备，实现24小时监控值班，定时保安巡视、进出口有门岗值班，规范停车管理，保障和维护好社区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提升村民安全感和满意度。
2.4物业管理社区文化活动，有利于提高村民文化素养“新常态”下，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同样重要
社区文化建设在城镇化进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物业管理企业通过策划新颖的活动项目，运用宣传、教育、娱乐等多种形式，培育村民和流动人口的社区意识，更新观念、提高素质，引领村民形成良好社会风尚。北京怀柔区汤河口镇新地村在村中60多块墙面上建起了文化墙，书写诗词、名人画像、弟子规图画、爱国英雄、尊老爱幼图画等，倡导新农村乡风文明新风尚。色彩缤纷的文化墙也成了新村亮丽的人文风景线。
3推进新型农村社区物业管理再提升的建议
从北京市实施物业管理的农村社区反馈看，物业化管理符合农村发展的实际和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可大大提升社区管理水平和农民生活质量，让农民真正享受到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提升新型农村社区物业管理服务水平也势在必行。
3.1新型农村社区物业管理要提前谋划
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物业管理是房屋建成后，在使用过程中的日常维护和管理。随着物业管理行业发展，这种理念已不能与时俱进了。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对物业管理的需求和依赖越来越强，为提升物业管理能力和工作质量，根据目前物业管理取得显著效果的成熟经验，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应提早谋划物业管理工作，提前参与。这对于提升社区物业管理质量、减少物业纠纷、保障村民权益有积极作用。新型农村社区物业提前参与不同于城市社区物业提前介入，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请物业管理专业化团队提前参与，对社区未来的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做好引导与开发，提前培养专业化团队。2013年被北京市新农村委员会定为市级新型农村社区示范村的平谷西古新农村，也是中国养老示范基地。规划四个大区:以道教文化和灯彩艺术为特色的文化区、养老产业区、观光农业区、新民居住宅区。物业管理在规划阶段进入，对产业发展和建成使用都有更长远的意义。另外，现代物业管理制度向广大农村地区推广，会面临很多由农村具体情况引发的新问题，如物业费收缴。物业管理企业应该早做准备，有必要通过前期调查，尽可能多地发现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方案，防患于未然。
3.2推行新型农村社区物业管理市场化
新农村物业管理市场化是指突破农村社区自给自足和内部交换为主的物业管理初级阶段模式，经过公开市场过程，选聘物业服务企业，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物业管理单位的管理和服务。在选定物业服务企业过程中，建议重点关注物业资质、物业管理方案、投标报价、企业信誉、管理业绩等条件，综合评判，确保最终选定服务收费合理、专业技术力量较强、管理行为规范、信誉良好的物业管理服务专业公司。这样，总体服务质量必然有保障，不仅节省村民物业服务费用，也会减少物业管理争议。物业管理收费不是福利，新农村物业管理必须尽快摆脱收费难问题。新型农村社区受经济来源、传统观念、传统文化、消费习惯的影响，入住后，部分村民不愿意交纳物业费和公摊电费等，影响物业管理的正常运营，从而影响社区的生活质量。某种意义上讲，免费、廉价、低值的服务，对新型农村社区物业管理是一种损害，无助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长久、可持续发展。在“新常态”下，物业管理消费，是“花钱买服务”、物业保值增值，享受社区建设成果。新常态促使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观念更新，通过注重市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可以引导市场行为和社会心理预期。新型农村社区物业管理推行市场化模式，企业化运营，是提高物业管理总体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切实可行，不仅有迫切的现实必要性，也是长效管理的必然趋势。
3.3坚持新型农村社区物业管理规范化
在北京新型农村社区物业管理实践中，也有些物业管理公司前期服务表现较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服务质量越来越差，究其原因，与新型农村社区物业管理尚不规范有关。如何扭转服务质量下降的状况，如何规范新型农村社区物业管理已经迫在眉睫。目前北京市新型农村社区已基本实现物业管理全覆盖，其物业管理模式虽不同于城市，但可借鉴城市现代物业管理制度，从长远发展看，提高农村物业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规范化是农村物业管理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新型农村社区物业管理规范化，主要包括小区文明建设、业主(居民)自治管理和综合服务规范、重要事务决策规定，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和管理，房屋安全管理、治安消防秩序维护、环境卫生维护、绿化养护、重要信息公开等。培养农民“自己家园自己管”的意识，建立了包括业主(村民)、社区、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行业主管部门在内的物业管理评价体系。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新型农村社区物业管理的逐步规范，物业管理服务质量必然水到渠成，稳步提升，并能始终如一保持高水准不变样。
3.4新型农村社区物业管理特色化
物业管理服务能力的体现，不只在于提供所谓高档奢华服务，而在于提供恰当的服务。新型农村社区物业管理更加注重以村民为核心，以需求为导向的切实可行的特色化的物业管理方案。根据新型农村社区相对独立的特点，建立24小时应急服务机制和专项措施。依照“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推出了老人护理、学生学习、儿童看护、送洗衣、代送代收快递等针对性较强的特约服务。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发展，农民也逐步形成资产统筹管理增值升值意识。在新型农村社区物业管理中，物业管理公司有着与村民距离近，联系紧密的天然优势，建议物业公司拓展资产经营能力，逐步成为村民资产经营的合作伙伴。物业管理公司可以适时开展房屋租赁、农产品统一销售等多种经营活动。物业管理公司在“保姆”“管家”的位置上的提升，可以与社区村民共赢，农民获得了预期收益，物业服务公司也可取得经济效益。在“新常态”下，新农村建设发展的新阶段，现代物业管理从城市逐步延伸到农村，也不应仅局限于农村社区物业管理，对于农村大量存在而且是发展现代农业物质基础的农业基础设施、设备等农村公共资源，更应该引入物业管理模式，以降低使用成本，提高农村公共资源的使用寿命和利用效率。现代物业管理在农村、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将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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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社区教育 三农问题 农业科技进步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1（b）-0244-01
受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多种条件的影响与制约，我国农村社区教育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城市社区教育。由于政府重视程度不统一、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原因直接导致我国农村社区教育发展存在严重不平衡的现象。缺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资源共享，人们的认知程度严重制约着农村社区教育发展。当前，大力发展农村社区教育，有助于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三农问题”，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推动农业科技进步。
1 我国当前面临的“三农问题”
所谓“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国民素质的提高、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更关系到社会稳定、国泰民安。
1.1 农业问题
农业问题，包括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产品流通、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科学技术推广等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产供销体制不顺畅是阻碍农业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发展农村社区教育，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对解决农业问题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1.2 农村问题
农村问题包括统筹城乡发展、小城镇建设、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结构调整等问题。在统筹城乡发展、小城镇建设的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也是农村面临的重大问题。发展农村社区教育，有效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1.3 农民问题
现阶段农民问题主要包括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利益、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等问题。真正有效地解决农民问题，需要政府重视，更需要全社会的力量。发展农村社区教育，通过“阳光培训”工程、发展绿色产业，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建设民主公平的市场环境，为农民增收减负。
1.4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和举措
目前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在于给予农民平等的权利，包括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使他们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城乡互动，共同发展。
发展农村社区教育这一问题的提出正是基于当前我国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在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物质文化生活的同时，通过发展农村社区教育，加强对农民的培训，提高农民素质，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2 合理配置农业剩余劳动力资源
我国农业劳动力资源存在数量多、素质低、分布不平衡、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等特点。按照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分析，由于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明显明显高于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农业劳动者存在向城市滚动的自然倾向，从而工业部门的扩张可以获得来自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不过这种模型当中显然忽略了城市也存在着失业这一不可避免的问题。
实际表明，农业内部发展是可以消化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也是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政府已经制订城乡统一的就业规划，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强培训以提高农业劳动者素质等，通过各种措施来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率。
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重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对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相应的要求较高素质和工作技能的劳动力。因此，发展农村社区教育，将基础素质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结合起来，促进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
3 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科学技术推广
近年来，由政府公共财政支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受训农民转移到非农领域就业为目标，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前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日益兴起。发展农村社区教育，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和就业技能，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实现稳定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
加快发展农村社区教育，大力实施现代农业人才支撑计划、农村劳动力培训、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基层农技推广等人才培养工程，加强农业科研人才、技术推广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等队伍建设，形成一支数量足、留得住、用得上而且结构合理的农业科技人才队伍。
由政府出面统筹文化、教育、农业、科技等各方面，实现社区内教育资源共享，充分发挥社区内职业学校或职教中心的作用，联合社区内基础教育和相应的教育资源更好的教育部门发展社区教育，还要充分利用城市教育对农村地区的辐射作用，联合办学。广泛利用社区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的力量办学，教育教学内容要适应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发展农村社区教育必须坚持区域实践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方针，及时总结新经验，切实加强理论指导，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中，逐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农村社区教育的体系，推动解决“三农问题”，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程，促进农业科技进步。
参考文献
[1] 生永明.江苏省发达地区农村社区教育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以江阴市为例[D].中国农业大学，2004.
[2] 杨立杰.如何发展农村社区教育[OL].中国吉林网，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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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整合 联合 结合 社区教育 任督二脉
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2-1578（2017）04-0287-02
农村社区教育作为成人教育演变发展的一种新型教育途径，既是现代农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坚实基础。相对于城市社区教育而言，近年来农村社区教育虽然有了初步的发展，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还是不能适应新农村建设步伐和农村教育改革全面深入的新时势和新要求。作为一种新型的、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教育形态，农村社区教育应审时度势，科学定位。如何创新思路，谋求发展，探索出适合农村社区教育发展的途径，实现农村社区教育健康发展，应成为社区教育工作者思考的课题。笔者尝试以“合”字为主导，通过整合、联合、结合，打开了农村社区教育发展的新路子。
1 整合――农村社区教育的重要保证
所谓社区教育资源是指社区内有可能对社区成员产生教育功能的各种资源。按其性质，可分为有形资源（教育设施、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等）和无形资源（社区精神面貌）两类。社区教育资源的整合，就是要充分利用、拓展和开发社区教育资源，做到横向联合，纵向沟通，最大限度地实现教育资源的共有、共享。
1.1 统筹规划，加强组织资源的整合
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的指导作用，建立以乡镇主要领导牵头的“社区教育委员会”，负责本社区教育的统筹规划和组织落实，对全镇社区教育工作进行检查指导。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作用，实现社区教育资源共享可操作化。政府要从上至下做好协调工作，加大资源共享的宣传力度，从而带动个人、单位与社区资源的全面共享。加大资金投入，建立多元投入机制。在社区教育建设中政府要加大投入的力度，并列入财政预算，充实社区教育的资金。对社区、单位、个人提供的教育资源服务，政府要对其进行评估，适当给予补贴，实现教育资源的最大作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加强与各单位的联系沟通，将本地各部门的专业优势，转化为社区教育的资源优势，承担社区教育的M织、实施、监督、协调的责任。
1.2 引进资源，优势互补，互惠互利
立足本社区教育资源，加强与其他社区的联系，加强交流，互通有无，促进社区间教育资源的共享。首先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展网络教育。充分利用社区内的网吧、电台等，建立信息网络中心，对社区成员开展网络教育，加强他们与外界的交流，了解并同时享用其他社区的教育资源，达到互通有无的目的。其次要引进外来教育人才资源，组建社区教育讲师团。邀请各社区学者，有理论水平的专家，有专长的技术能手循环在各村级社区进行讲学、交流经验，并担任各个村级社区有关教育发展的顾问，促成社区间教育资源的共享。
1.3 提炼资源，营造良好社区教育氛围
在社区创建中心文化户、发挥协会组织功能、建立志愿者队伍，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社区教育氛围。首先，创建文化中心户。由社区领导小组制定社区创建“文化中心户”活动的方案计划。一家“文化中心户”落实周边4―5户联系户，平时加强与联系户的学习交流，形成浓厚的学习氛围，丰富文化活动。其次，发挥协会组织的功能。发挥协会组织在繁荣社区精神文明方面的作用，如戏剧协会组织开展文艺娱乐活动，法律协会宣传法律知识等。再次，建立志愿者队伍。志愿团队是一支社区建设的生力军，他们能够给社区带来新鲜的空气，开展一系列活动。发挥社区志愿者队伍在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宣传弘扬正气，乐于奉献的精神。
2 联合――农村社区教育的重要途径
2.1 校政联合
通过镇政府和市社区教育指导中心，主动和市妇联、青少年活动中心，农、林技术推广中心、村（居）委会等社区相关部门协调沟通，形成培训师资的知识结构、专业结构的互补，财力物力的有机配合，打造农村社区成人教育一体化培训中心和教育基地，提高综合培训能力和规模培训效应。同时，社区教育中心与社区文化站联合，利用图书馆、青少年活动场地等教育设施及群众聚集的优势，举办青少年假日兴趣班、老年大学、戏曲教唱班等，丰富社区教育活动。与镇农办联合，充分利用村、镇文化礼堂，开设流动课堂，讲授现代农业知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高农民的科学素质。
2.2 校校联合
通过校校联合，达到资源共享，与辖区内的中、小学联合，使社区教育的手段、方法、对象等得到更宽的拓展。在社区教育体系中，中学、小学始终是社区教育的主体和基础。根据甘霖实际及市场需求，与市内其他同类学校联合，借助兄弟学校的师资，举办特色班。如： 2014年与市农民培训学校联合举办农村家宴中心厨师培训班；2015年举办新型职业农民生猪养殖员培训班；2016年已与市社区学院联合举办3期电子商务普及型培训班。与大专院校的联合，不同的大专院校在不同的学科领域有领先的教育能力，很多高校都设立了专门的针对校外学员的成人培训机构，和大专院校联合办学，对于提高社区党员干部和待业青年的学历层次，提高企业领导干部管理能力，以及对农业新科技的普及将起到关键作用，同时也提升了相关机构的办学效益。
2.3 校企联合
社区教育中心和各企业联合互动，主动谋求社区教育的延伸拓展，通过培训――上岗――再培训――再上岗的方式，促进社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培训具有现代企业的理念、生产技术的要求、献身企业的职业道德、安全操作生产意识等高素质的劳动大军，并形成良性循环。如：2015年3月―12月，学校邀请国内知名的管理专家刘立户教授，借用双鸟集团链条车间临时会场，组织镇属双鸟机械等规上企业的管理员近500人，举办五期“创新生产现场管理――精益生产培训”专题讲座。组织镇属规上企业中层以上管理员，分六批去台湾健峰学院（企业管理）深造。
3 结合――农村社区教育的重要举措
3.1 与经济特色相结合
综合全镇农民素质的现状和各相关部门的教育培训任务，科学制定甘霖镇三年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计划，规划侧重培训农民优化粮食品种和品质结构，发展优质粮食和集约型养殖业，根据社会需求发展高教农业、特色农业和生态农业。社区教育中心在进行培训时，紧紧抓住特色做文章。
3.2 与居民需求相结合
社区教育是以本社区的全体居民为教育对象，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决定了他们所需的培训服务内容有差异，社区教育中心应关注这些不同的需求，主动对他们进行训前调查，摸清他们在学历教育、技能教育、健康教育、休闲娱乐等方面的需求，然后制定相应的工作目标，采取相关的措施开展活动。以村文化礼堂为阵地，开设流动课堂，面向农民群众开展教育。每年组织250名农民学员，进行专业培训，每月一次，考试合格发结业证书。聘请市农技专家，在各村文化礼堂每月安排二次（10日或20日）举办“农民实用技术培训”专题讲座，每年24次，历时三年。
3.3 与创建活动相结合
篇6
关键词：城乡统筹规划 资源优化配置 转型升级 制度创新
1. 前言
2007年《城乡规划法》的颁布实施，将城乡统筹作为重要的规划编制原则，确立的规划体系包括城镇体系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但是在市（县）层面却取消了城镇体系规划，已经不能很好的指导本区域内城镇体系的规模结构、职能分工和空间布局等城乡统筹发展内容；虽然各部门的专业规划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涉及城乡关系，如经济部门的产业布局规划、国土部门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水利部门的江河流域规划、交通部门的公路网络规划等，但实际上由于体制的原因，各项规划很难较好地衔接，甚至相互矛盾，造成了操作层面上没有一个规划能在实践中统筹指导城乡发展。因此必须寻求一种新的规划编制思路，以合理配置城乡资源。
2. 城乡统筹发展中资源要素配置向“乡村倾斜”的必要性
2.1农村土地资源占比偏大，但是浪费情况严重。
当前广东的农村建设用地占比巨大，但数字庞大的建设用地其实并没有多少用于城市化的建设，多数是散布在各镇街大大小小的村级工业园和农村居民点中。由于农村建设风貌不佳，且占地比例较大，“城不像城，村不像村”。农村建设用地规模占比偏大，土地利用效率较低，浪费情况严重，人均占地大，存量建设用地容积率较低，究其原因在于农村土地资源在向城镇流转过程中，尚未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交易机制［2］，国家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征用土地并不是等价的买卖，只是对征用土地的适当补偿，没有考虑农民的社会保障和长期发展的问题，城市资源向农村和农民的回流效应，同时这种城乡土地资源价值巨大差异也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3］［4］［5］。
2.2农村劳动力资源存量丰富，但是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相对较少
在广大农村，其行政办公经费、市政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完全由政府财政负担，其余69个社区的社区道路、河涌、绿化和垃圾处理仍要由集体自己承担，市政公共基础设施未能向其有效延伸，居民无法享受优质的城乡公共配套服务。主要原因在于政府财政未能延伸到农村，广大的农村社区由于缺少财政支撑，基本公共服务全靠自我供给，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脆弱，农民在失去土地后的风险大于机遇，离开土地后的就业困难可能导致成为城市贫民。可以说，对未来的担忧使农民根本无法摆脱对土地的依赖，已经严重的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局部地区出现“逆城市化”现象，有部分市民开始千方百计的迁移户口到农村。
2.3农村金融资源严重不足，造成资源要素价值流失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由于缺乏用地指标进行非法流转，造成不能有效办证，这样便不能很好的为企业的发展提供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也就使得企业无法获得银行的融资和贷款，导致企业在集体建设用地上的建设被束缚住了手脚。虽然已有许多地方法规允许符合规划和年度用地计划的集体建设用地可入市流转，但是国家在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上的明令禁止使得城市的工商资本难以进入农村，阻碍了资金和技术向农业的回流。正是因为农村金融市场的封闭性和利用价值较少，可进行贷款融资的要素过少，导致国家四大商业银行近几年大规模撤并县级以下机构和网点，又进一步的造成了农村金融市场变得更加弱小，造成金融要素日渐流失的恶性循环效应。
3. 城乡统筹发展优化资源配置的基本思路
基于上述现实，要改变农村资源要素价值不断流失的现状，需要城乡统筹发展，向农村地区适当倾斜配置土地、劳动力、金融、生态等要素资源，引领建设集约紧凑、环境优良、服务完善、城市与农村和谐相融的“理想城乡”形态（见右图），引领城乡发展建设升级，不断提升城镇化发展水平。
3.1稳步推进“三个集中”，提高城乡资源要素的集中程度
（1）集聚城镇，建立城乡协调互补的镇村体系。推进城镇功能集中，引导生产业向服务功能集聚区集中；制造业向工业园区集中；创新功能向创新平台集中。以产业集约、集群发展推动城镇化进程，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条件，同时优化城乡要素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推进城乡协作互补格局。
（2）集中企业，引导建设活动向城镇和园区集中。加强土地集约和混合利用，采取交通导向的土地开发利用模式，推进工业集中集约集群发展，服务业向交通枢纽地区集中，农村土地适度集中和规模经营，优化城乡空间格局。
（3）集中人口，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地区集中。引导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聚集人气和创造商机，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为土地规模经营创造条件；妥善解决征地农民和进城务工农村劳动者的就业、居住、子女教育等问题，推动农民转变生产生活方式。
3.2分类指导建设三类社区，不断提升城乡宜居程度
（1）依托城镇地区建设“商-住”平衡社区。在现在的城镇地区，围绕城际轨道、地铁、BRT等公交站点建设高密度，功能复合的“商-住”平衡社区。居住开发量90%集中在公共交通枢纽3公里范围内，建立密切联系区域公交枢纽与内部组团的公交系统及步行系统，居住区周边3公里范围内就业岗位与居住人口中的就业人口的比值达到70%以上，配备齐全的社区康乐、运动设施，商店、学校、公园、公交车站和地铁车站都位于步行可及的距离内。发展金融、保险、会展、总部经济等现代服务业，成为为先进制造业提供生产的产业服务中心。
（2）依托城郊地区建设“工-住”平衡社区。在现在的城郊地区，紧邻各产业园区布置面向制造业从业人员的居住社区，强调工住平衡，形成居住与就业紧密联系，开发密度较低的“工-住”平衡社区。以地铁为轴，通过短途小巴或自行车连接居住社区中心和地铁站点或者公交枢纽站，疏解中心城区密度过高的人口、克服传统的摊大饼式扩张模式带来的建设用地无序蔓延；完善住区内部的公共服务设施，满足社区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成为现代产业之都和世界级高端制造中心。
（3）依托乡村地区建设“农-住”平衡社区。根据乡村地区的自然、文化、基础设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条件，按照建设模式划分为“完善型”村庄、“重建型”村庄和“保护型”村庄，建设农业生产与居住相结合的“农-住”平衡社区。以区、镇政府为主导对社区住房环境进行改造，新建住房以节能节地型住宅为主，尽量少占用耕地，就地取材，避免脱离实际的拆建；通过土地综合整治等手段，围绕传统建筑适当布置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活动场地，建设社区服务中心，重点推进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保证每个住区都有小学、托幼、医疗点、文体活动场所及商业销售点等公共服务设施，实现共建共享，提高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服务水平。
3.3加快推进“三旧改造”，不断优化城乡景观风貌形态
（1）“旧城”地区主要置换形成公共服务完善的城市地区。以建设宜居社区、改善城镇居住环境为目标，成片、集聚改造旧城区，置换低效用地，引入公共服务及文化设施建设，激活旧区活力，形成多功能混合的发展模式，带动城市复兴。
（2）“旧厂”地区主要置换形成相对集中的工业地区。以提高产业竞争力及创新能力为目标，对低效利用的旧厂房进行改造，提高容积率和土地利用率，完善配套设施，引进新的生产模式，置换成为以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为依托的产业基地。
（3）“旧村”地区主要置换形成泾渭分明的农村地区和生态地区。对拥有较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村庄，在保护传统风貌格局的基础上，完善乡村文化旅游配套设施，建设传统风貌保存完好、旅游设施完善的乡村社区；对区位条件和经济基础较好的中心村，加大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完善发展型乡村社区的绿化系统，适当发展服务功能，形成公共服务网络完善的乡村社区；对缺乏发展条件的村庄，严格限制非农发展并进行综合环境整治，塑造建设规模适度，综合环境质量良好的乡村社区；对位于城市（镇）核心区、生态保护区的村庄以及已经退化的“空心村”，加强推进“迁村并点”和复垦复绿工作。
篇7
关键词：为农服务；社会化服务体系；合作社
1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
我国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雏形产生于传统时期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了适应当时城乡割据体制下农业发展的需要，国家先后在农村基层建立了俗称“七站八所”的专业服务机构，按照垂直分工的原则面向社队集体组织提供相应农业职能服务，这种服务方式对推动当时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社队集体组织土崩瓦解，农民重归农村经济的微观主体，成为接受服务的最终需求方。但为农服务领域的改革却相对滞后，暴露出一系列问题。
1.1
服务主体多元化造成农村基层服务资源分散和细碎化
现有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基本延续了传统体制下的运行模式，体现在为农服务上的多部门、多主体运作特征。以农业生产服务为例，既有政府涉农行政部门，也有政府涉农事业单位，还有诸如供销社、农民协会等各类合作经济组织，各涉农部门运行基本是一种纵向垂直结构，部门的设置一般从中央延伸到乡镇一级，有的甚至延伸到村，各部门的服务职能各自沿着这种自上而下的相对封闭管道运行。虽然在中央层面，各部门的涉农服务体系也存在一定的分工，在政策上可以相互协调配合，但当传导到农村基层时，这些涉农服务就会演化为各自基层组织的单个部门行为，导致农村基层服务资源过于分散化，细碎化。在面对农户综合性的服务需求时，往往是单兵游泳式供给，不仅不能充分满足农户需求，且服务效率也不高，当这些部门之间存在某些服务职能交叉时，会诱发重复服务、过度服务状况，大大增加了服务成本。
1.2涉农服务部门的逐利动机导致服务类型发展的不平衡
按照性质划分，农村社会化服务包括两类：一类是具有某种市场化属性的经营，如针对农户个体的农业生产服务和消费服务等；另一类是具有一定公益性质的农村公共服务，如农技推广、农业水利、农村医疗卫生等。
但当前一些农村服务部门逐利动机不断增加，竞相选择进入高利润的经营领域，而对低利润的或者公益服务领域则以“改革”名义选择纷纷退出。这种扎堆于经营领域状况，不仅会造成涉农服务部门服务动机扭曲，职能错位，越权越位服务，加大了经营领域市场秩序的紊乱，引发恶性竞争，最终损害服务效率，而且直接导致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的供给不足。
虽然近年来，随着城乡统筹和新农村建设的实施，各级政府加大了对“三农”的投入，专业服务部门在获得政府专项财政经费支持下，开始面向农村增加公共服务，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考核体系，特别是作为服务的接受方――农民没有最终发言权和监督权，导致很多服务效果也差强人意。
1.3涉农服务部门的纵向运作模式使得农村服务供给游离于农民真实需求之外
目前涉农服务部门实行的是一种带有显著“行政”色彩的科层式管理体制，各基层服务组织都有自己的上级部门，在资源供给上，依赖上级部门，绩效考核的主体也是上级部门，导致农村服务供给模式事实上沦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纵向行政推动，而不是由最终服务接受方――农民的现实需求推动，其结果是服务的供给与需求脱节，特别是一些涉农利益方面的服务，在现阶段分散农户与部门组织间的博弈能力较弱的情况下，强制推行的结果往往是导致农民权益受损，造成农民对服务的满意度降低，甚至产生怨恨和抵触情绪。
2 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改革的思路定位
客观地讲，我国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中所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其内在根源是涉农服务部门的体制问题，因此基于长远角度，应推动涉农服务系统进行彻底性体制改革，淡化行政管理职能，强化服务职能，但从短期来看，由于涉农部门面广量大，且体系庞杂，施行根本性制度改革的难度和风险都很大。
可行的思路是，按照渐进式改革原则，走一种诱致性制度创新道路，先从改革农村基层服务组织人手，通过整合和重组农村基层服务资源，创新一种贴近农村实际，农民信任，服务有力的微观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作为新时期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有效载体和服务主体，以替代原先“散沙式”低效率服务体系，履行为农综合服务职能，克服种种诟病，提高服务效率。在搞活最基层服务机制的基础上，不断创造条件，积累经验，再逐步向纵深层次推进，不断深化改革，最终形成上下一体化的有效农村服务体系。近年来，江苏农村地区涌现的以为农服务社为主要形态的新型农村基层服务组织创新就是很好的尝试。
3为农服务社承接农村基层综合服务职能的优势分析
为农服务社是江苏省供销社系统为适应新时期“三农”发展的服务需求，以基层供销社组织及其服务网络为依托，整合其他农村服务资源和力量，扎根农村基层，贴近农民实际需求，采用全新的机制，集多种服务功能为一体的新型为农服务平台和载体。
从2002年兴办第1家为农服务社开始，截至2008年底，全省供销社为农服务社总数达8036个，覆盖全省45％以上的行政村；各级供销合作社对为农服务社的投资总额达到8亿元；2008年，全省为农服务社完成商品销售总额39.29亿元，其中生活资料15.11亿元，农业生产资料24.18亿元，购进农产品61.21亿元，收购废旧物资5.4亿元。
为农服务社在发展中也形成了多模式、多形态格局。投资形式上，有以供销社作为投资人的自办模式，有供销社职工回村领办模式，也有供销社与村委会、其他组织和个人共同投资的联办等多种模式；而按照服务的范围与类型，为农服务社可分为基本社、综合社和社区服务中心三类，每类社的服务权限和功能范围各不相同，其中最小的基本社服务范围仅限于农业生产基本环节的服务，如农资供应和庄稼医院等，而从综合社到社区服务中心，服务范围和功能逐步扩大，不仅覆盖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全程服务，还延伸到农民生活服务、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等。
为农服务社作为一种新时期农村基层服务组织创新形态，在履行为农综合服务职能上具有显著优势。
3.1
为农服务社初步整合了基层涉农服务资源
为农服务社的组建，初步整合了原先散布于各部门的服务资源，使得绝大多数的涉农服务，无论是经营性还是公益性，都可以汇集到这个公共平台，各垂直服务部门可以借助这一公共载体，集中提供相应服务。据笔者对镇江市丹徒区上党镇东贪村的实地调研，该村为农服务中心是利用供销社现有土地房屋等固定资产发展形成的，目前在服务范围上不
仅覆盖了供销社的现有业务，如农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农产品和废旧物资收购等，还与有关职能部门合作，在为农服务中心设立了若干专业为农服务窗口，比如与村委会、公安部门联合设立村警务室，与文化部门合作设立村图书室，与劳动、教育部门合作设立村农民夜校与就业培训、职业中介等等，为村民提供多种类型综合服务。
为农服务社作为一种综合服务载体，逐渐消除了以往各服务部门“分散出击”、“九龙治水”格局，减少重复服务、多头服务，实现彼此间服务协作，促进综合服务效率的提高；对于农民而言，有了紧靠家门口的为农服务社，真正可以实现足不出村、组，就能获得从农业生产、生活到社区活动等全方位服务，不仅及时便利，且服务成本也显著降低，减轻了负担。
3.2为农服务社在农村商品流通服务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为农服务社是依托供销社组织发展起来的，相比其他终端服务组织，在实施为农服务上更具有相对比较优势。一是可以分享供销系统庞大的终端服务网络资源。目前在涉农服务部门中，要数供销社系统扎根农村基层最深，终端网点最多，与农民的亲和力较高。为农服务社依托供销社网络资源平台，把为农服务网络深入到村组、农户及田头；通过嫁接供销社传统优势服务项目与业务领域，如农资供应等，实施专业化服务，提升服务质量水平。二是可借助供销系统新型流通业态，增强服务竞争力。近年来，供销社系统深化内部体制改革，积极探索新的经营发展模式，确定把标准化、规范化、网络化和连锁配送作为今后发展的方向，大力发展“新网工程”，为农服务社能够分享供销连锁配送体系的规模网络优势、产品质量安全优势和规范化服务优势，增强了在农村商品流通服务领域的经营优势与竞争能力。
3.3为农服务社职能向公共服务领域的延伸也能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产出和服务效率
提供具有公益性质的公共产品是农村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应是乡村政府，但目前乡村政府组织在提供农村公共产品服务方面存在着供给力量不足，供给效率低下，群众满意度不高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存在某种认识误区，即把政府应承担的公共产品供给职责混淆为政府直接负责公共产品的生产。乡村政府部门属于一级政治组织，缺乏专业化管理经验，由其直接主导生产供给，有悖专业化分工原则，导致农村公共产品生产效率不高。而为农服务社是一种专业服务组织，具有一定的专业化管理经验和能力，将某些特定公共服务职能(比如农村环境保洁、慈善事业等)交给为农服务社等第三方服务组织承担，由他们对社区农户提供公共服务，而乡村政府退到幕后，通过把公共服务经费投入为农服务社，以“购买服务”方式承担供给主体责任，同时承担起公共监督责任，不仅能减轻农村基层政府的工作负担，同时也能有效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更好地满足社区农民对公共产品服务需求。
4 强化为农服务社进一步服务于三农的对策
为农服务社是新时期供销系统转变自身职能，探索为农服务新途径的积极创举，其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同时对当前的三农服务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作为一个新事物，为农服务社本身还需要不断摸索和完善，特别在当前推进农村社会化服务改革发展的战略背景下，为农服务社也亟待创新发展机制。
4.1
要逐步以合作社组织形态改造为农服务社
合作社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其意义在于实现社会弱势群体能够以自助的办法为自己争取更好的生存与发展机会，合作社能提高市场化下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发展能力。日本农协与我国台湾地区的农会发展经验也充分验证了这一点。因此，为农服务社作为供销组织系统的一种新形态，也应始终坚持合作原则。
要强化农民作为为农服务社的主体地位，通过开放办社，吸收农民入社，逐步将为农服务社改造成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实现农民自我组织、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的目标。但在改造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以自愿人社为原则，不能搞强制性或行政推动。
4.2渐进式实施为农服务社的产权制度改革
当前，为农服务社由于投资主体多元，组建形式多样，因而运营模式也多种多样，有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伙经营、个人租赁、承包经营等等，总体缺乏一种行之有效的、统一运营管理机制，且现有的运营模式过多偏重市场化和盈利目标，这与其为农服务目标定位存在一定的潜在冲突风险。
鉴于目前为农服务社的合作化程度还很低，农民入社率不高，且服务社自身规模实力和服务能力也较有限，暂可保留现有存量资本结构和产权关系不变。对于外部市场主体参与投资形成的资本部分，产权可界定为市场化性质，权益分配也应按照市场机制操作，当这部分资本投资契约到期后，可视其情况，分别采取不再续约、资产置换、回购股权等不同形式将其投资逐步收归社有，按照合作机制运行；另外，对于由供销合作社或者村镇组织运用集体资产注入形成的资本部分，应明确其合作性质，其投资权益分配应参照合作社运行机制，属于全体社员所有，但现阶段可暂由供销社等集体组织代行管理权，待为农服务社的内部组织与管理机制日趋完善后，再转入社内管理；而对于为农服务社合作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增量资本，应明确其合作性质，归属全体合作社成员所有，其来源可包括农民入社股金、服务社公积金以及政府对合作社的专项扶持资金等。
4.3探索为农服务社的发展业态
在商品经营服务方面，应逐步朝农村消费合作社方向发展。消费合作社是一种以人股社员为主体，为满足社员自身消费需求，而实行的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合作经济组织形态。消费合作社由于其面向社员的非盈利性动机以及接受全体社员的监督机制，因此能充分保障全体社员享受到安全、价廉、物美的商品供应服务。
针对现有的经营服务领域，为农服务社可以分别组建农资产品购买合作社和消费品合作社，也可将两者结合起来，组建一个综合消费合作社；也可基于供销系统的城乡双向购销网络组建城乡互助消费合作社，即在原先农村消费合作社的基础上，利用进城农副产品销售网络，吸纳城市居民入股组建城市消费合作社；对于其他服务领域，具备成立条件的，也应将其纳入各种专业消费合作社。在经营上，各消费合作社仍然可以纳入供销系统的统一连锁配送网络中。
在公共服务方面，应充分尊重和体现农民的服务意愿和服务需求，利用合作社机制，保障农民的决策主导权；从制度层面明确为农服务社作为农民的自治服务组织在为农服务中的主体地位，有关部门通过与为农服务社的合作提供协助和业务指导工作，而不能横加干涉或越权服务，并逐步从直接为农服务领域“退出”。
4.4推进为农服务社的运营管理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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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老人特别是空巢老人的增多使社会面临着极大的养老压力。农村空心化导致农村空巢老人社会资本的双重缺失。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农村养老的社会资本，但社会资本的负效应阻碍了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健康发展。因此，要通过不断努力，优化和培育老人的个体社会资本，加强培育农村社区社会资本，推动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社会资本； 双重缺失；农村；互助养老； 培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 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计划项目（编号134576293）、石家庄市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指导计划课题(编号135790395)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赵志强，石家庄学院马列教学部，博士，研究方向：农村养老保障、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
一、引言
如何解决农村老人，特别是空巢老人①的养老问题，一直是社会各方面的头疼问题。目前，河北省率先探索出了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在农村社区建设“互助幸福院”，部分缓解了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这种模式是以“集体建院、集中居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务”为特征，可以做到“村集体办得起，老人住得起，政府支持得起”，让农村老人实现了家门口养老。这种模式刚刚开始推行，还在发展中。如何深化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使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是一项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理论，通过对河北省的实证研究，对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进行深层次的探讨，以期推进农村互助养老的良性发展。
二、文献回顾
首先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是已故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分类、构成及度量，前人已做过大量的研究和探讨，在此不再赘述。不同的研究者从各自的学术追求与研究范式出发，对社会资本概念做出了不同的界定。笔者综合了各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界定，认为社会资本是指存在于特定共同体之中的个体或团体之间的联系，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合作为基本特征，个体或团体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和其关系网络可以给他们带来的影响。
在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中, 多数研究者有意无意地断言社会资本对个体行动或集体行动具有正面影响，对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条件及其负面影响却往往忽略不计。
现有文献关于社会资本与互助养老的研究并不多见。袁同成研究了我国古代以义庄为载体的农村家族邻里养老模式，提出当前农村可以用NGO（非政府组织） 的形式来代替义庄，发展现代新型的家族邻里互助养老，以充分培育和激活乡土社会中的社会资本。赵淑兰研究了中西部空心村的养老状况，认为农村空心化密切了老人之间的联系，提高了社会资本存量，但这是一种无奈的现实选择。王璐以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为例，对农村“邻里互助”养老模式的建立和开展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互助养老在让老人们实现养老的同时，重新建构了村民之间更为亲密的人际关系。梁鸿认为农村社区本身具有一定的互助传统，并没有因经济社会发生较大变化而削弱，因此在农村推行互助养老模式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在农村互助养老的具体操作创新方面，卢海元提出“实物换保障”的构想，用特定方式将农民所拥有的农产品、土地等实物转换为股权、保险金、养老金等具体物质保障。谢敏提出要建立农村留守老人社会互助保障机制。漆彦忠提出在60岁及以上空巢老人中按照实际身体状况和个人意愿，安排老人进行一对一互帮互助的养老模式。以上研究对社会资本与农村互助养老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索，但都是处于理论和模式构想阶段，对于农村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还没有深入研究。本文通过对河北省正在推广的互助养老模式进行实证研究，探讨农村老人社会资本的构成与动态存量的增减、农村互助养老与农村空巢老人社会资本的关系、社会资本对农村互助养老的正面影响与负面效应等，并提出进一步积聚社会资本，推动农村互助养老健康发展的对策。
三、农村空巢老人社会资本的双重缺失
随着农村中青年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农村呈现出空心化的形态。农村空心化不仅表示农村社区生存空间的空洞化，更重要在于农村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的流失，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农村衰败。农村空心化导致农村空巢老人社会资本的双重缺失：一是个体层面社会资本的缺失，二是团体层面社会资本的缺失。
亚历山德罗·波茨认为必须搞清三个问题: 一是社会资本的拥有者；二是社会资本的来源；三是资源本身。从主体上来看，农村空巢老人社会资本可以划分为个体社会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农村组织社会资本、农村社区社会资本。②本文将个体社会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构成为个体层面社会资本，农村组织社会资本、农村社区社会资本构成为团体层面社会资本。
1.农村空巢老人个体层面社会资本的缺失。农村空巢老人个体层面社会资本的缺失包括个体社会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农村空巢老人个体社会资本的缺失主要表现为：一是农村空巢老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行动能力下降，本来不多的外部异质性资源随着交往网络的疏化也逐渐淡漠；二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村空巢老人与农村社区其他个体的联系越来越少，关系强度逐渐降低，社区与空巢老人的关系呈现出相互脱离的表征；三是农村社区人际交往的功利化大大减少了空巢老人的个体社会资本存量。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意识已经严重地侵蚀了农村日常人际交往，人情交往日益功利化，村民之间的互助关系更多的是市场经济互惠互利原则的体现。空巢老人由于劳动和交往能力下降，自身资源缺乏，没有偿还的能力，难以获得其他人信任，较少或无法获得家庭之外的社会资本。
农村空巢老人家庭社会资本的缺失主要表现为：一是儿女远离老人，即使儿女孝顺，空间距离也使这种代际支持可望不可即；二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合作逐渐弱化，出于利益考量，兄弟姐妹对赡养责任相互推诿，为赡养费用的多寡争论不休，对照料父母的义务互相推脱，空巢老人无法获得稳定的生活环境，家庭社会资本逐渐分散；三是现代农村家庭代际关系表现出明显的重幼轻老的症状，青年一代会选择把家庭资本更多地投向后代的抚育，而对老人只能满足最低限度的生存需求，忽视其生活质量需求和精神关心，更有甚者连最低限度的生存需求也不能满足。
2.农村空巢老人团体层面社会资本的缺失。农村空巢老人除了依赖家庭和自己养老外，更需要团体层面的社会资本以维持养老需求。团体层面社会资本包括农村组织社会资本和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农村空巢老人的团体层面社会资本与个体层面社会资本相比较缺失问题更加突出。
首先，农村组织社会资本稀少。农村组织社会资本是农村社会组织可以获得的、有助于组织获取各种稀缺资源的人际关系网络。目前这类农村社会组织数量有限，社会网络支持少，社会资本存量低。
其次，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存量短缺。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所需的社区社会资本主要来源于农村社区与外界的各种联系。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农村社区在这方面的社会资本相当短缺，不少农村社区自身经济能力较弱，难以获得上级或外界组织的支持，严重制约了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保障。
农村空巢老人在个体层面社会资本和团体层面社会资本的双重缺失对其养老保障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首先，个体和家庭社会资本的缺失导致农村空巢老人养老基本物质保障严重匮乏，家庭成员代际之间的心理和精神慰藉丧失殆尽；其次，农村空巢老人难以获得农村组织和社区的养老支持和精神关心。
四、互助养老模式增加农村空巢老人社会资本存量
“旧的社会资本将随之消失。为了使一种新制度得以出现, 必须重建新的社会资本。”新的社会资本需要新的载体以构建新的社会网络。河北肥乡县率先尝试推行了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这种养老模式以“村级主办、互助服务、群众参与、政府支持”为原则，以“集体建院、集中居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务”为形式，由农村社区集体出资或利用集体闲置房屋建设“互助幸福院”，并由社区承担水、电、暖等日常开支，县财政对幸福院的基本设施及日常运营费用按照相关标准给予补贴。年满60周岁、生活能够自理的老人可自愿申请入住，低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共同生活，由子女承担衣、食和医疗等费用。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可以做到“村集体建得起，老人住得起，政府支持得起”，符合农村实际，增加农村空巢老人的社会资本存量，可以解决部分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之需。
1.互助养老模式增加农村空巢老人的个体社会资本。林南指出社会资本取决于社会网络，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络或社会关系之中，社会网络为接近和使用嵌入性资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个体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为邻里关系、家庭关系、朋友关系以及社区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以及社区外其他组织和个人之间的信任程度和获得资源的可能性。农村空巢老人的个人支持网络几近瘫痪，难以获得新的社会资本。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构建了新的个体社会支持网络，拓展了空巢老人的活动范围，扩大了空巢老人的交际圈，增强了幸福感和安全感。在互助幸福院里，老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相互信任的，可以自由交流，有心事也可以找人倾诉。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村空巢老人的个体社会资本。这些个体社会资本的存量可能并不是很大，但由于空巢期的反哺功能不断被压缩和延迟，对于已经进入生命衰老期的农村老人来说是很容易满足的，互助养老会给他们带来幸福感，提高老年生活质量。
2.增加组织社会资本。组织社会资本是组织通过社会网络联系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表现为处于组织内的个人、组织通过与内部、外部的对象长期交往、合作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沉淀下来的历史传统、行为理念、相互信任、共享规范和规则体系。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构建了空巢老人养老生活的新场域，将具有相同背景、共同问题和兴趣的老人聚集一起组建互助团体，加强了同伴支持系统和经验交流。“团体成员的身份带来的收益是团结的基础，而团结又使收益成为可能”，老人之间的互助服务促使老人自我行动意识回归，使其体验到自我价值的存在和自我存在的必要性。通过权能激发重建自我信念，鼓励他们重新进行自我评估，老人提升了自我认可度和自信心，不再把自己视为无用之人，增强了自我认同感。
农村互助养老组织既是社会行动中的独立主体，同时又是在与外界各种联系中运行的，它是与各方面发生联系的社会网络节点，可以增强同外界组织和个人的联系，反映其需求，有助于其获取各种稀缺资源，帮助农村空巢老人更好地安度晚年，幸福地走完人生的最后阶段。
3.增加社区社会资本。农村空巢老人常年生活在农村社区中，习惯了这一生活场域，很难离开熟悉的社区环境，再适应新的环境，依靠社区实现养老保障是最低成本的选择。社区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为邻里关系、家庭关系、朋友关系以及社区成员之间、成员与社区之间、社区与社区外其他组织和个人之间的信任程度，主要包括社区内社会资本和社区外社会资本。社区社会资本通过对本社区资源的整合和对他社区资源的联合，使社区获得各种资源，为本社区成员提供多样化的社会支持。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能够促进社区成员、社区组织之间、民间与政府间的多方合作的形成，有利于推动农村养老事业的快速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可以推动社区社会资本的良性运作，能够提升社会成员的尊老、敬老水平，进而改变社区成员的冷漠性、功利性的社会行为，可以促进水平的参与网络的形成，促进社区成员之间、社区组织之间在互动中形成农村转型期新的互惠规范，增加社区内社会资本。
五、社会资本对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发展的负效应
大部分研究者都强调社会资本的积极后果，认为社会资本也像其他资本一样会带来增值效应。一些研究者对此提出了批评。波茨论证了社会资本并不像帕特南所说有那么积极的效果，提出了消极社会资本的概念，指出社会资本至少有四个消极后果：排斥圈外人、对团体成员要求过多、限制个人自由以及用规范消除差异。国内学者周建国认为社会资本的效应有正负两个方面, 认识问题时必须兼顾其正负功能。卜长莉认为社会资本同时也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指出社会资本的存量不足或结构不平衡、传统社会资本和现代社会资本脱节会影响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在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推广的过程中社会资本也表现出制约负效应，不利于这一刚刚诞生的养老创新模式的良性发展。
首先，社会资本存量不足造成部分农村互助幸福院建设的敷衍化和简陋化。根据笔者在河北省6个县的调查，在省政府推行农村互助幸福院建设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和农村基层组织不愿意花费精力和财力去认真执行，总是想通过一些面子工程或者虚假材料应付检查，造成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在地方政府层面社会资本存量不足；部分农村社区组织也不愿意承担任务，由于宣传不够和互助养老发展滞后，许多村民不了解这一养老模式，也就导致社区社会资本存量不足。社会资本存量不足致使不少乡村根本就没有推行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已经建成的也有不少设施极其简陋，几乎不能满足入住的基本要求。
其次，社会资本分布不均衡导致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非均衡化。周建国认为，在现实社会中社会资本以一种动态的、复杂的形式存在于人的行动或社会结构之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社会资本分布的非均衡性。由于不同的乡村社区先天禀赋不同，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存量各异，在空间和时间分布上表现出强烈的非均衡性，有的乡村社区可以很容易地获得来自上级政府或外界社会组织的支持，有的乡村社区可能很少获得外来扶助，某种程度上社会资本动态发展上出现马太效应。在农村互助养老幸福院发展上，一些农村社区获得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扶持资金，大部分农村很少甚至无法获得外来支持。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呈现出非均衡化的特征。
再次，社会资本积累的狭隘性阻碍了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面临的社会资本障碍不仅在于来源于农村社会资本的总量不足和社会资本分布的不均衡，还受制于社会资本积累的狭隘性。农村社会资本积累的路径主要包括社区与外界交往和社区内部的信任培育。
“社会资本需要正式的国家制度去培养和保护。”互助养老模式的运作很大程度上还得依靠政府的支持，包括村集体为“互助幸福院”所提供的场所、修缮设施、配备人员等运行成本的支付，很大一部分依赖于政府的投入。要获得这些政府支持，作为“互助幸福院”首先要先期投入，否则无法获得政府支持。一些贫困的乡村社区在积累跨越型社会资本和垂直型社会资本的过程中面临困难，在“互助幸福院”建设中存在偷懒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六、集聚社会资本，发展农村互助养老
从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来看，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发展一方面面临着社会资本存量不足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受制于社会资本可能产生的负效应，要努力克服社会资本负效应，集聚社会资本，使刚刚萌芽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能够健康良性发展。
1.优化和培育老人的个体社会资本，推动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越丰富，其所能动用的养老资源也越多。一是要增加家庭社会资本存量。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中老人的衣食医疗还要依靠家庭，强化以血缘或地缘为联系纽带的先赋性人际关系，构建养老社会支持网络。强化先赋性人际关系要重视传统文化的价值，鼓励在外务工的子女加强与老人的联系和生活供养。同时在农村社区强化以孝为荣的非制度规范的规制力量，增加家庭社会资本存量。二是通过互助幸福院模式，投资和建构个人自致性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的积累会产生“滚雪球”效应，利用越多，价值越大。鼓励社区老人走出狭隘的交往圈，根据自己的需求、性格、爱好、价值取向等个人意愿，发展与他人的关系。鼓励老人发挥自身的能力和优势，为他人提供服务，这是积累个人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资格以及社会网络联系。林南指出，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社会资本，可以很好地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并为自我在其社会圈子中提供了很好的社会认可。因此，老人要积极参与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组织活动，使自己拥有更多的组织成员资格和身份，建立更多的组织网络联系，这是增加个体社会资本的有效方式。
2.加强农村社区组织社会资本投资，促进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科尔曼把多功能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看作是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组织的创立可以提高个体行动的一致性，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从而使行动更为有效。②社会组织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农村社区组织社会资本的投资有利于建立广泛的内外关系，从而增加组织资源，有利于更好地推动组织成员及组织之间的资源共享，为实施农村互助养老提供组织基础。
一是合理引导和利用家族互助养老功能。家族是一种具有先赋性的非正式组织，能够为家族老人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由于家庭的核心化和小型化，家庭无力承担全部养老义务时，家族成员是最接近的承担者。首先要继续增强家族的互助功能，在家族内部成员之间更好地实现互帮互助。其次要引导突破家族组织的血亲狭隘性，扩大其开放性，为家族外的社区成员提供力所能及的养老服务。
二是要加强农村妇联、青年团、民间文化组织、经济互助组织等正式组织与互助养老幸福院的关系。这些组织虽然不承担养老职能，但他们活动的区域还是在社区里，把他们的功能活动和农村互助养老相结合，既能够提高村民的自组织能力和社区参与度，又能够培养农民的自组织能力和激活农村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是一条有利于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可行途径。
3.培育农村社区社会资本，推动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培育农村社区社会资本是推动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途径。一是要明确村委会在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中的责任和义务。农村互助养老的实施依赖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初期投入和后续维持。在当前中国农村社会中，进入村委会的人绝大部分是农村精英，他们掌控着农村社区的政治权利和社会规范，并通过他们实现农村与上级政府和外界组织的联系，因此明确村委会在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中的责任和义务可以激发村委会及其成员的建设积极性。通过村委会的引领，提高居民的认可度和参与积极性，可以统一和规范社区居民对农村互助养老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从而使社区居民认同农村互助养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二是要培育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的社会资本。科尔曼认为“有效规范可以构成极其重要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不仅为某些行动提供便利(如安全方面的便利)，同时限制其他行动(如自利行为和犯罪行为)”，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行有赖于农村社区社会规范的支撑。由于市场经济逐利性文化规范的泛滥使得农村社会中原有的规范、道德与习俗等社会资本逐渐减少，农村人际关系呈现出呈多元化、平等化、理性化和淡漠化趋势。这种趋势不利于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因此必须培育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的社会资本，引导农民回归尊老、敬老、家庭和睦、邻里团结的传统美德，并通过社会舆论压力，改变过去重幼轻老的代际关系倾向。从农村实际出发，建立有助于农村互助养老实施的规范，为村民提供稳定的互助养老心理预期，营造一种有利于社会资本发展的环境。
七、小结
农村老人，特别是空巢老人面临着极大的养老压力，这种压力不仅仅是老人个体的，也是国家和社会必须承担的。农村老人由于进入生命晚期，体力精力严重衰弱，不仅无法继续创造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也严重缺失。农村空心化导致农村空巢老人的社会资本的双重缺失：个体层面社会资本的缺失和团体层面社会资本的缺失。农村空巢老人的社会资本的双重缺失既有个体衰老的自然原因，更多的是社会原因造成的，缺少家庭关爱和社会关心。我国农村养老问题又是处在城乡社会保障二元结构中，国家无法满足庞大的农村养老需求，不得不由农村自寻出路，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由此产生。从社会资本视角来看，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农村养老的个体社会资本、组织社会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供应，但社会资本存量不足、社会资本分布不均衡和社会资本积累的狭隘性等负效应阻碍了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健康发展。因此，要通过不断努力，优化和培育老人的个体社会资本，加强农村社区组织社会资本的投资，培育农村社区社会资本，推动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这里空巢老人指的是只有一个老人独居或者老人与配偶二人共同居住的。
②由于中央政府还没有把农村互助养老纳入国家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农村互助养老还难以获得国家支持，因此在此不讨论国家社会资本。参见马红梅、陈柳钦.农村社会资本理论及其分析框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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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城镇化 乡村 社区 转型
1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城市化一般简单地释义为农业人口及土地向非农业的城市化的现象及过程。而结合中国农耕生产方式比重较大的特殊国情，城镇以及中小型城市的形成及发展对中国城市建设无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也有众多学者将中国城市化概括为城镇化，包括了小城镇、中小型城市及城市化。城镇化中城市地域空间扩展呈现出多种模式，如蔓延式扩张、新城建设、旧区改造等等。其中以蔓延式扩张最为常见，它几乎存在于任何一种城市地域空间扩张模式中。在城乡二元的社会经济结构作用下，城市边缘区形成了城乡二元景观特征。在这一地域实体中，城乡交互作用强烈，生产要素活跃，同时又充满着各类社会经济矛盾。由于城市边缘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社区矛盾问题越来越受到居民的重视，成为群众最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并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因此关注乡村居民在社区的生活状态和居住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理论方法
就全省政策推动了城镇化进程，进而对底张地步区的社区建设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同时，上位规划也对底张在城乡一体，居民配套、社区转型方面提出了新要求。基于来自各方面外因的诉求，我们提出了社区理念，并应用从农村型社区向城市型社区转型的方法来规划可以体现现代居民生活内涵的新型城市社区。
“社区”是从西方引进来的概念，在西方发达国家，社区是独立于政府管理以外的领域，它以公民自治为基础。从历史上看，发端于英国继而迅速遍及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革命，以及出现在法国的政治大革命使整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造成生产力极大发展。与此同时，提出了更尖锐的社会问题。人口问题、破产失业问题、社会秩序问题、环境问题、犯罪问题等等问题一涌而现。面对这些社会状况，社会学家投身于社区研究中。今天，西方国家的新经济危机也同样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即所谓的城市问题，现代西方学者称之为“城市危机”。这些给城市社区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以美国为例，它包含有三种社区类型：一是一定居住范围的居民共同体；二是富人或穷人的社会共同体；三是共同活动式、有共同特征的共同体，如教堂中心社区、中文教学社区等。可以说，美国社区的共同特征是社会共同体，它属于社会生活系统，而不是政府的行政系统。
相比之下，我国城市社区的发展和建设有自己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第一，我国的社区建设产生、发展于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有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制度约束条件。第二，我国的社区建设产生、发展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与国外的社区发展相比，具有不通的时代特征，从而决定了二者的具体工作内容有一定差别。第三，我国的文化背景、历史发展轨迹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的社区建设只能是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进行，这与西方国家通过居民自治来推动社区建设有着根本性的差别。第四，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工作有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这些基层政权组织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为主要依托，我国的社区建设显然具备更为有利的组织系统和组织保障。
3以底张重点镇作为研究对象研究
3.1规划背景
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是本项目发展的一个机遇，交通基础良好便捷，文化积淀深厚，农业生态资源优厚都是该地的优势所在。而基地的劣势在于建设用地浪费，居民点分散，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因而在上位规划的指导下，我们将加快农村社区转型、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融合空间、延续文化、优化环境、低碳发展作为底张重点镇社区建设的发展方向。
3.2社区理念的应用
3.2.1社区街区化
社区开放空间由传统的封闭式进化为本规划的有序开放式。
3.2.2土地使用及居住构成的复合
规划采用以下土地复合使用的三种模式：平面复合使用、垂直空间上的复合使用及特定空间的复合使用，对于规划中集约用地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3.2.3社区之间的融合
从传统封闭的、设施独立的社区走向现代开放的、设施共享的组合形式。
3.2.4地域特征
规划设计保护和彰显地域文化特色，突出自然环境、人文历史、产业特色，强调风貌的多样性与特色性。
3.2.5文化设施社区化
社区中心：民俗活动，集会、表演、交流
社区边缘：社区街道――作为连接社区的空间网络，街道为居民提供多种功能形式，以增加人们的互动。
林荫道――为社区创造林荫走廊，为居民提供舒适安全的环境。
街区公园――为社区提供的额外的公共空间。布置于街道旁。
3.2.6社区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居住构成的复合：规划分别从居住人群的复合、住房结构的复合、家庭结构的复合、住房类型特征的复合方面对于居住对象和特征进行了分析，以确定不同的住房规划类型。住房的主要规划类型有： 高档点式住房、普通商品房、拆迁安置房等。
3.3. 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变策略
设施的配置决定着社区的层次，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主要是除市政公用设施和金融邮电设施之外的，与居民群体生活息息相关的基础设施，包括三类：一是生活服务设施，； 二是社会管理设施； 三是社会福利设施。
1）借鉴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建立各种服务设施满足不同类别居民的需求，逐步实现设施项目的均好性。
2）借鉴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指标，合理规划建筑面积和用地面积，逐步实现设施建设指标的均等性。
3）保留农村社区原有的生活习俗及场所
4、总结
城镇化的发展给中国带来的不仅仅是土地城市化单方面的问题，它更多的涉及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潜藏的社会地位的变化和居民传统文化素质的冲突。乡村社区转型作为城镇化的一个代表现象，城市和乡村地域系统的一系列传统价值观、生活方式和管理机制正在逐步被打破，而新的价值观和规划理念及管理机制尚未被确立，作为一名规划设计者，力求结合实践思考出一些有参考价值的规划理念，还给农村社区舒适安全的生活，为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微薄的动力。
参考文献
[1]顾朝林，丁金宏，陈田，等.中国大城市边缘区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5.
篇10
一、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概况
民政部自 1987 年以来，以由点到面，逐步推开，基本上建立起范围不同，标准有别的农村基层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即在欠发达地区以扶贫、救灾救济、优抚安置为主；中等地区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发展福利生产，安置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举办福利事业，收养孤寡老人，开展群众性的互助储金活动，帮助有困难的人，达到互助、互保的目的；富裕地区在上述工作基础上，开展以社区为单位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救灾合作保险。1992 年全国已经建立以敬老院、社会保障基金会以及群众优待和“五保”统筹为主干的农村基层社会保障网络的乡镇已达 1.45 万个，约占全国乡镇总数的 30%。全国还有 17.4 万个村民委员会建立了救灾扶贫互助储金会，人会农户近 5000 万户，储备资金达 16 亿元，政府投入的救灾扶贫周转资金近 17 亿元[1]。1992 年民政部颁布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且在广大农村开展了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工作。自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开始在全国推行。到 1997 年底，全国已有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00 多个县参与，投保的农民达 8200 多万人，投保金额达 120亿多元，已有 39.4 万农民领取养老金[2]。同时，在一些地区进行了合作救灾保险的试点工作。1999 年全国开展合作救灾保险的试点县也已达 102 个，救灾理赔支出约为 8700 万元[3]。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开始进入制度化建设阶段的同时，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有了巩固与发展，参加合作医疗的面不断扩大，医疗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国家还实施了扶贫攻坚计划，每年国家用于扶贫的资金达 100 多亿元，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已由 1978 后的 2.5 亿下降到 2000 年的 4000 万，占世界贫困人口的比重由 1/4 下降为 1/20[4]。自 1995 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了初步建立。全国已有 997 个县市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即根据各地自身条件确定保障标准，除按时发放救济粮款外，还对保障对象在税收、水电、上学、医疗等方面给予优惠。这一制度正在全国逐步推广。2007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2008 年全国所有涉农县（市、区、旗）就全部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2009 年底农村低保对象达到 4759 万人，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为 5.4%，与城市低保占 5.5%的比重相当。又如新农保制度，按照试点工作安排，2009 年试点覆盖面为全国 10%的县（市、区、旗），以后逐步扩大试点，2020 年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2010 年，新农保覆盖面将扩大到全国23%的县（市、区、旗），其中、四省藏区和新疆的南疆将率先实现全覆盖[5]。
这些计划的实施，保障了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但是，目前农村社会保障项目远远满足不了农村社会的需要，农村社会保障在制度的建设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随着我国农村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日趋完善，其不合理性日渐暴露，越来越不适应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二、农村社会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
㈠农村社会保障社会化程度低、保障功能差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很不健全，保障的形式主要是农村社会救济、社会优抚、农村“五保”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及合作医疗保险。保障的对象所占的比例很小，农村大多数人还无法享受社会保障。农村社会保障无论是范围还是标准，相对于城市而言都是很低的。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也十分低下，如全国有“五保户”260 多万人，大部分人享受的生活费较低，有一些人甚至处在贫困线上。从国家和社区提供的养老金状况来看，社会养老供给也很低。积极推行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虽然解决了部分群众“病有所医”的问题，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人口与集体在医疗保健的依附关系，医疗保障只是社区化，而不是社会化。
㈡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土地保障职能弱化并存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社会，老龄化水平已经突破 12%，其中农村 60 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更是占到农村人口总数的 13%以上。户籍制度改革，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力向城市转移，这些新情况就导致农村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预计到 2040 年，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 20%。这就进一步增大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完善的难度。同时，城市化造成了对农村大量耕地的侵占，土地给农民带来的收益在也在减少。这样，新的矛盾又产生了，一方面，是需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支持的人群数量在不断上升，而另一方面，农村原有的保障方式的作用又在不断弱化[6]。
㈢家庭保障功能正在减弱 中国农村的老人赡养长期以来实行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子女负担方式，家庭保障机制以代际之间的互惠为伦理基础，通过家庭成员之间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的情感来完成，具有鲜明的自觉性。在农村中，通过养育下一代，使自己年老时能得到赡养，同样，赡养自己的父母，实际上是为自己年老得到下一代的照料奠定道德基础。但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新的生活方式的深入，这种道德基础显得十分脆弱和没有保障。同时，农村家庭结构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结构不断简化，规模也不断缩小，虽然遏制了农村人口的过快增长，缓解了人口压力，使得传统的互助共济的兄弟姐妹关系网络不复存在，增加了家庭中年轻子女的负担系数，农村家庭承受风险的能力削弱。而农村老龄化的到来更使家庭保障异常脆弱。
三、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的原因
㈠中国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尚未完成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基础薄弱，国家只能拿出微薄的资金投入农村社会保障，在行政干预下，这些有限资金的利用率极低，经常被挪作他用。西方发达国家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史表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基础，它坚持以市场机制来配置和优化生产要素，通过价格信息来反映商品的稀缺，克服了行政干预的弊端，有效的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我国农村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和经济状况有所提高，但是城乡差别依然存在，贫富悬殊有拉大趋势，农村的弱势群体也在增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建立健全，使得有利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各种资源无法有效传递到农村。
㈡“二元”经济结构制约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范围小、水平低，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我国较为发达的城市经济与欠发达的农村经济并存，现代工业传统农业并存，城乡差别很大，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由“二元”结构所决定，我国社会保障也呈现典型的“二元”结构，即城市职工的高水平社会保障与农村人口的低水平甚至是缺失的社会保障并存。
㈢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建设滞后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还没有相对应的法律法规来保证。社会保险作为整个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和核心，是以强制性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保险的这一强制性又必须通过国家立法才能得到保证。目前，社会保险在农村进展缓慢，举步维艰，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社会保险立法滞后。
㈣农民的社会保障意识差 中国的农民长期以来受封建文化的影响，认为人的生、老、病、死应该由家庭来负责，家庭保障在农民的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所以，中国农民非常看重自己的家庭，不惜一切代价去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家庭。“养儿防老”是农民最传统的养老思想，子女是中国农民家庭保障的要根本保证。这样的思想不但使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受阻而且制约了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
四、完善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对策
㈠壮大农村经济 加快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建立快速、有序、竞争的市场秩序，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和优化生产要素，这是一种通过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村社会保障资金以解决贫困农民的思路，它也是激活农村社会保障存量资金和提高其增量资金的有效渠道。发展乡镇企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国家要从技术、资金上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帮助，同时防止现代工业部门与此生产结构雷同，以与乡镇企业争夺资源和产品市场。把集中在城市地区的公共服务和舒适的环境逐步向农村扩散。在农村创建更多的学校和医院，给与农民更多教育和就业机会。
㈡加强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管理 随着新农保制度试点的不断扩大，新农保个人账户基金规模将迅速增加，各地一定要管好这笔资金，坚决杜绝挤占挪用等现象。在完善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管理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将新农合、新农保基金纳入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范围，使其管理和运行更加规范。逐步推广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财政国库集中支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