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女十篇

父与女篇1

父母分居，她竟然没有心痛的感觉

王菲出生在北京，父亲王佑林是煤矿工工程师，母亲夏桂影是中国煤矿文工团小有名气的女高音歌唱家。因为父母忙于工作，很小的时候，王菲便被父母送到上海姨妈家生活。直到7岁那年，王菲该上小学了，父母才把她接回北京。

终于可以天天见到爸爸妈妈了，王菲有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但很快，她就有了烦恼，父母虽然都很爱她，但性格不和，他们三天两头吵架，每次吵完了，母亲就悲戚地坐在沙发上掩面抽泣，父亲拉长了脸，怒气冲冲地摔门而去!王菲蜷缩在角落里，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浑身抖个不停

那时的王菲不明白，他们一家三口是最亲近的人，为什么父母水火难容?有什么事情值得要天翻地覆地吵呢?因为父母之间“战争”频发，家里失去了宁静和温馨，王菲丝毫没有安全感，只要在家里，她就像一只受了惊吓的小兔子，神经时时处于紧张状态。

王菲上初一那年，有一天深夜，睡得正香的她被父母激烈的争吵声惊醒，她睁开的睡眼，见父母像两只斗红了眼的公鸡，吵着吵着，他们甚至还动起了手!父亲重重一巴掌打在了母亲的脸上，母亲哭着跑出了门……这么晚了，母亲会去哪里?王菲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连鞋子也来不及穿，光着脚丫追出了门。

在胡同口，王菲凄厉的呼唤让母亲停住了脚步。母亲将她紧紧搂在怀里，放声大哭“孩子，这日子没法过了，妈妈要与你爸爸离婚!”听母亲说要离婚，王菲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知道离婚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尽管父母整天吵吵闹闹，但这个家好歹还是完整的啊!王菲摇晃着母亲的手，哽咽着说“妈，我不要你和爸爸离婚，我不想成为单亲孩子!”母亲没有再说话。

想着母亲的话，王菲下半夜再也睡不着，黑暗中，泪水流了她一脸。过了好一会儿，王菲听见父母在客厅里压低声音的争吵，母亲的话语里满是冷漠和幽怨“我一天都不想和你过下去了，告诉你，要不是为了女儿，我早就和你离婚了!”父亲气咻咻地说：“你以为我愿意和你生活在一起吗?我还不是为了孩子!你等着，等孩子再大几岁了，我一定和你离婚!”

原来父母之间早已没有感情，原来他们是为了她才勉强凑合在一起!王菲的心一片冰凉。此后，父母再发生争吵，扬言要分开，王菲内心深处已没有了那种刻骨铭心的痛楚。

上世纪80年代初，王佑林为了逃避糟糕的婚姻，移民去了香港，和夏桂影过起了分居生活。王菲跟随母亲继续在北京生活。父亲离开的那天，母亲没有去送她，王菲一个人陪着父亲来到了机场。想到以后见女儿一面都不容易了，王佑林忍不住潸然泪下，而王菲不仅没有难过，心里反而恨恨地想分开了好，分开了你们就不会吵架了

因为父亲不在身边，母亲的情绪变得好多了，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在王菲身上，家里出现了少有的温馨和宁静。王菲不再惴惴不安，心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对别的孩子来说，父母分居是一种说不出的痛和遗憾，而王菲却有一丝庆幸她终于过上了自己想要的没有争吵的平静生活……

父亲去了香港后，一年也回来不了一次，他也很少给家里打电话。即使偶尔父母通话，他们之间也没有了争吵，取而代之的是冷冰冰的客套。时光就这样在王菲与母亲的相依为命中一天天流逝，一转眼，王菲上高中了，已经渐渐懂事的她见证了母亲的不容易。母亲不仅工作忙，还要照顾她，料理家务，过度的操劳让母亲已经过早地衰老。

王菲上高二那年冬天，有一天放学回来，她看见母亲正吃力地把煤球和大白菜往六楼搬，寒冷的冬天里，母亲却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王菲忍不住鼻子发酸“这些都是男人干的活，要是爸爸在家就好了。”母亲脸色突变一“你别跟我提他!”

高中毕业后，王菲没有考上大学，无所事事的她感到非常郁闷。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征得母亲的同意后，决定让王菲去香港，那边发展机会多，也许王菲能找到人生的定位。1987年，王菲在母亲的泪眼婆娑中飞赴香港。

女儿心有千千结：母亲去世责任在父亲

初到香港，王菲很不适应那里的生活，因为不会讲粤语，她只能整天待在家里。父亲带她参加一些聚会，她总是一个人孤独地坐在角落里。与父亲生活在一起，虽然家里没有了父母的争吵和战争，但王菲备感孤独，一点儿都不快乐。

女儿的沉郁王佑林都看在眼里，他四处托人为王菲找工作，但因为她不会说粤语和英语，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一次，电视里播一场时尚秀，见那些模特风摆杨柳般地在T型台上走着猫步，王佑林突然灵机一动，女儿身高1.72米，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很有神，而且气质也不错，或许她也可以往模特方面发展。于是，王佑林为王菲报了一个模特培训班。就这样，王菲开始了模特培训。

每天穿着高跟鞋枯燥地走台步，两条腿又酸又肿，半个月后，王菲就再也不愿意去了。她告诉父亲，她喜欢唱歌。受母亲的影响，王菲从小就能歌善舞，很小就成为央视“银河合唱团”的领唱，她希望往唱歌这条路上发展。王佑林尊重女儿的选择，他辗转托人找到了著名歌唱家戴思聪，让王菲跟着他学唱歌。

王菲嗓音醇厚嘹亮，很有质感，而且领悟力好，简直就是音乐奇才，一年后，她成为香港新艺宝唱片公司的签约歌手，她推出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执迷不悔》等歌曲风靡华人世界，并以6000万港元加盟当时红极一时的EMI科艺百代唱片公司，成为亚洲天后。

那几年里，因为忙于事业，王菲很少回北京看望母亲。1995年5月，王菲在上海演出时，顺便回北京看望母亲。几年不见，出现在王菲视线里的母亲让她大吃一惊母亲比以前苍老了许多，头发花白了大半，走路都有些蹒跚。看着家里清锅冷灶，闻着家里弥漫的孤独气息，王菲的眼泪刷刷直流，母亲一个人生活在北京，太不容易了!她哽咽着对母亲说：“妈，我和爸爸都很忙，不能经常回来看你，你年纪也大了，跟我们去香港生活吧，现在那边的条件很不错。”夏桂影摇了摇头，她被王佑林伤透了心，心灵的创伤还未愈合，如果再与他生活在一起，也许伤口又会被撕得鲜血淋漓，她告诉王菲一“妈妈习惯了一个人生活，虽然孤独，但心灵安宁。”见母亲这样说，王菲没有再勉强，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去。

回到香港，王菲把母亲的近况告诉了父亲，王佑林长叹了口气。王菲认真地对父亲说“爸，既然妈妈不愿意来香港，那我们回北京吧，一家人团聚在一起。”王佑林苦笑摇头“我和你妈合不来，在一起又会争吵，还不如现在这样分开好。”父亲的执拗让王菲有些生气，她以为父亲故意找托词

不愿意与母亲和好，开始对父亲心生不满。

1995年秋天，夏桂影在体检时被查出患有乳腺癌，她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王菲。当时王菲正在新加坡拍摄一部广告片，她在电话里哭着对父亲说“爸，妈得了癌症，她这辈子太不容易了，你去北京照顾她吧。”

父亲来到北京的第二天，王菲也赶到了母亲的病房。分离多年后，一家三口在病房这个特殊的地方团聚，说不清是心酸还是悲壮。王菲希望父亲能回到北京生活，这样他就可以长期照顾母亲。可王佑林只在北京待了一个星期就回到了香港。此后，他也是一两个月来一次北京，在夏桂影病房里待个几天又离开了。

父亲的冷漠和自私，一点点在王菲心头叠加，她对父亲的不满和怨恨越来越浓烈。父亲啊，难道你和母亲之间的隔阂这么深吗?母亲都得了绝症了，你都不能好好陪伴她吗?

尽管王菲请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但依然没有能够挽留住母亲离去的脚步。1998年8月，王菲正在广州开演唱会，演出非常成功。当天晚上，她打电话准备向母亲报喜，电话通了，却没有人接听，于是王菲又拨通父亲的电话。父亲的语气沉痛而悲凉“本来你妈妈是想撑到你的演唱会结束的，可她没有撑到，昨天，她已经走了……”

世界顿时一片黑暗，王菲心如刀割，她匆匆赶回北京奔丧。母亲的灵堂里哀乐低沉，纸幡飘荡，王菲紧紧抱着母亲的遗像，哭得死去活来。母亲才60岁啊，就这样匆匆地走了。母亲活着的时候，为这个家操碎了心，但因为和父亲感情不和，她一直生活在苦闷中，郁郁寡欢。如果父亲当初能对母亲多一份宽容和理解，少一份指责与争吵，如果在母亲生病的时候，父亲能陪伴在她身边，无微不至地关心她、照顾她，也许母亲不会这么快就离开!料理完母亲的后事，她没有和父亲说一句话，拎着行李就出了门。父亲跟在身后问她:“孩子，你打算回香港吗?要是这样，我就和你一起走。”王菲回过头来，狠狠地瞪了父亲一眼“要走你一个人走吧，我不想和你同路!”说完，她决然离去。

恩怨过后云淡风清，血脉相连父女情深

在王菲回到香港的第二天，王佑林也从北京回来了。就从这天起，尽管父女俩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但王菲与父亲形同陌路，她很少与父亲说话，看父亲的眼光始终冷冰冰。有时父亲主动和她说话，她不是恶声恶气，就是拒绝回答。

这年除夕之夜，王菲格外思念母亲，没有心情吃年夜饭，王佑林劝了她几次，见女儿都没有动，终于忍不住发了脾气“孩子，人得往前看，你总是这样悲伤痛苦，你妈就能活过来吗?”王菲倏地站起来，涨红了脸，对父亲吼道“就是你当初不负责任，我妈才那么早就走了!告诉你，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你这个孩子，怎么能这样对我说话?我和你妈走到这一步，难道责任全怪我吗?”“不怪你怪谁!”王菲说着，愤怒地抓起茶几上的电视遥控器砸在地上，遥控器顿时四分五裂。

因为父女俩心情不好，家里的气氛非常压抑和沉闷，王菲不想每天板着脸面对父亲，1999年夏天，王菲事先没有告诉父亲，在九龙买了一套房子，直到搬家那天，王佑林才知道女儿买了房子要搬走，他老泪纵横地劝王菲“孩子，能不搬走吗?你真的那么恨爸爸吗?”王菲哪里听得进去父亲的话?态度坚决地搬出了父亲的家。

有一天，王佑林按响了女儿家的门铃，透过猫眼，王菲见是父亲，没好气地说：“你来干什么?我不想见你!”说完“啪”的一声关上了门。王佑林只得含泪离去。站在阳台上，看在楼下父亲孤独的背影，王菲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因为心里充满了憎恨，王菲没有和父亲来往，连春节都没有去看望父亲，父女俩在岁月里经受着心灵的煎熬……

2000年初，王菲在结束与窦唯的婚姻一年后，和比自己小11岁的谢霆锋开始了“姐弟恋”。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王佑林心里非常着急，自己的婚姻不幸福，他多么希望女儿在婚姻的道路上能走得顺畅一些，少一些坎坷，女儿已经遭受过情感的挫折了，如果再受到打击，她怎么能承受得了啊!

尽管知道女儿不欢迎自己，但王佑林还是来到王菲的家，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的感情生活爸爸不想干涉，但你要慎重啊，爸爸害怕你再受到伤害。”王菲说，不要你管。

王佑林的担忧成了现实。2002年，谢霆锋离开了王菲。王菲是个性情女子，对感情非常投入，又一次遭受情感的重创，让她痛不欲生。那段时间，她的工作全部停止，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在痛苦和眼泪中艰难度日，好几次，她甚至想结束生命，一了百了。

王佑林比王菲更痛苦，他也不管王菲乐意不乐意，搬到了她的家里来住。女儿的颓废和万念俱灰，让他心惊肉跳，他寸步不离地守在王菲身边。晚上，因为担心女儿会出意外，他在王菲的房间里打了一个地铺，整夜守着女儿。

父亲的呵护和关爱，让王菲的痛苦有所减轻。那天，看到父亲为她熬好了冰糖莲子羹，并不停地用嘴巴吹气，王菲的心有一丝柔软的疼痛袭来，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扑进父亲的怀里放声大哭。王佑林像王菲小时候一样搂着她，抚摩着她的头发，安慰道“孩子，你这么善良，一定会找到一个真正疼爱你的男人的。”毕竟血脉相连，毕竟血浓于水，那一刻，王菲内心深处对父亲的怨恨淡了许多……

为了减轻王菲的痛苦，王佑林故意对他说“孩子，爸爸劳累了几十年，一直没有机会去外面走走，趁我现在还走得动，你陪爸爸去外面看看吧。”王菲知道父亲的用意，心里涌满了感动，答应了父亲的要求。

父女俩来到了安徽黄山，山中流水潺潺，云雾飘渺，空气纯净而清新，王菲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心情惬意而舒畅!王佑林每天跑到山下的农家，买来没有污染的鲫鱼和豆腐，熬成香喷喷的鲫鱼豆腐汤让王菲喝下。在山上住了一个星期，王菲心情好多了，父亲陪着她回到了香港。这时，王菲彻底走出了情感的阴影，她感激父亲说“爸，谢谢您在我心情最沮丧的时候陪伴我!”王佑林笑了“孩子，哪个做爸爸都希望儿女幸福开心啊!”

遭遇两段情感的重创后，王菲一度失去了爱的能力，王佑林鼓励她“孩子，也许是缘分未到，只要你勇敢去寻找，一定能找到一个与你白头偕老的人”父亲的话给王菲爱的勇气，2005年，她找到了自己生命的真命天子李亚鹏，两人很快结了婚，并有了可爱的孩子。看到女儿终于有了幸福的归宿，王佑林彻底放下心来。

三段情感的起起落落，让王菲对婚姻、对人生有了全新的认识，这时的她能够理性地审视父母当年的感情，父母感情的不和谐，不能全怪父亲。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需要双方共同用心经营。而且，作为一个男人，父亲这辈子也很不容易，他没有享受到一个男人应享受的家庭温情和夫妻深情，如果不是为了给她一个完整的家，他本来可以结束与母亲名存实亡的婚姻啊!

终于读懂了父亲后，想到这些年自己对父亲的怨恨，王菲心里充满了愧疚和自责，她真诚地向父亲道歉：“爸，女儿曾经那么不懂事地恨您，您能原谅女儿吗?”王菲的话让王佑林百感交集“孩子，父母怎么会记恨儿女呢?”

父与女篇2

第一次对父母的人格定位，是子女七岁前，对父母形象产生相应的心灵感受。这时，子女本能地依据马斯洛关于需要层次理论的前两项低层次需要，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逐步感触、认识父母对自己生存、生活方面表现出的爱。这是出自血缘亲情的骨肉之爱，真、善、美天然地注入其中。子女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心灵感受中，对父母人格做出定位。

第二次对父母的人格定位，是子女步入学校乃至进入成年期。这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复杂的背景下对父母的形象做出的人格定位。这次人格定位，依然同步于子女生理与心理的发育过程，自觉不自觉地依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后三次高层次需要，即社会交往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对父母形象做出是非分辨、荣辱感悟和人生价值的界定。此时，子女心里已逐步掌握理性判断事物的新标准，他们站在既是亲情又超乎亲情的视角之上，对父母的言行举止、人生价值、社会奉献重新审视定位。这中间要经历一个不断肯定又不断否定的复杂思维过程。也就是说，子女在进入学校、走向社会的过程中所接触的事物，有些情理、是非与父母教育的并非完全相同，于是，他们对父母的教育发生疑问，甚至否定。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判断与选择，他们会对父母再次做出新的人格的定位。这次人格定位不同于第一次人格定位，是一次理性认识的飞跃。对父母做为社会人的人格定位，对自己初步的人格奠基均为逐渐成型。子女未来对社会的责任，人生价值的取向，将从这次人格定位的基点上起程。

两次人格定位，亲情与情理教育的水乳交融，不断强化着父母形象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力。孩子对父母不同的人格定位，向孩子展现出不同的人生图画。人格完整、品行端正，公正勤谦、奉公守法的父母，其行为与社会公论所一致，就会成为子女崇拜的偶像，父母的言行就会成为子女成长的阳光雨露，子女就会发自内心地去效仿父母的言行，做一个高尚的人。反之，倘若父母自私自利、为富不仁、贪脏枉法，行为与社会公论相悖，子女心灵就会遭到污染或扭曲，心理世界就会变得灰凉暗淡，看问题偏狭、极端，行为也可能误入歧途。

不过，父母人格与子女人格毕竟不是复印出来的，也不会完全随缘遗传。子女对父母的言行或模仿，或继承，或选优，各人自作主张。

(责任编辑:暖暖的阳光)

父与女篇3

关键词：继子女；继父母；权利；义务

一、继子女和继父母概述

继子女通常是指夫或妻一方与前配偶所生的子女；继父母是指子女母亲或者父亲再婚的配偶。继父母和继子女的关系是由于生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带子女再婚后形成的。在通常情况下，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关系属于姻亲范围，如果继父母与继子女形成抚养关系，或者继父母将继子女收养为养子女，他们才形成法律拟制直系血亲关系。

在现实中继父母与继子女的关系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纯粹的直系姻亲关系。指生父或生母与继母或继父再婚时，继子女已经独立生活，或者继子女虽未成年但是由其生父母抚养，继父母没有尽抚养的义务，继子女也没有对继父母尽到赡养的义务。二是形成收养关系。继父或继母经继子女的生父同意，正式办理了收养手续，将继子女收养为养子女。随着收养关系的确立，该子女与其共同的生父或生母之间的关系仍为直系血亲，而与不在一起共同生活的生父或生母一方的父母子女关系随之消灭。三是形成双重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即生父（母）与继母（父）再婚时，继子女尚未成年，他们随生父母一方与继父或者继母共同生活时，继父或继母对其承担了部分或者全部抚养义务；或者成年继子女事实上对继父母长期承担了赡养义务，形成了赡养关系。这些继子女和继父母实际上形成了收养和继养双重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关于继子女的问题，国外大多数国家都鼓励继父母收养继子女，并通过这种转化来调整继子女和继父母的法律关系。

我国法律对继子女权利一直给予了足够的重视。1980年的婚姻法明确规定了继父母继子女的权利和义务，并且规定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不得虐待和歧视，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适用法律中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多年的实践证明，我国法律中有关继父母继子女的规定是行之有效的。

二、我国有关继父母继子女的相关法律规定

我国婚姻法有关继父母继子女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层含义：

1.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不能相互虐待和歧视。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所以，继子女的社会地位一直很低下，他们受到家庭和社会的虐待和歧视的情况比比皆是。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继子女权利的保护有了充分的法律依据，但封建残余思想仍影响着一些人的头脑。有的继父母不仅在生活上不给继子女提供应有的保障，而且还以种种理由剥夺了继子女受教育的权利；有的继父母对继子女采取打骂、体罚等手段从各方面来折磨和摧残继子女。而反过来，继子女长大后或者一些成年的继子女，出于报复等心理又对继父母进行打骂和虐待，使一些继父母晚年的生活极为不幸，得不到继子女的赡养。因此，目前一方面仍应当加大对继子女的保护力度，使他们不能因为父母婚姻状况的改变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另一方面也应当重视对继父母权利的保护，保障他们能老有所养。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不能相互虐待和歧视的条款，不仅适用于因生父母与继父母结婚而形成的单纯的姻亲关系，而且也包括已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2.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婚姻法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这主要是指继父母与接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事实上形成了抚养关系，即产生类似于拟制血亲关系的情况。但这种拟制血亲关系又和继父母收养继子女有所不同，它不以解除继子女与其生父母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为前提。根据本条的规定，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婚姻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几层含义：（1）继父母对继子女有抚养和教育的义务。继父母不仅要保证继子女的生活所需，而且要保证继子女能接受正常的教育。对于不履行抚养义务的继父母，未成年的继子女或不能独立生活的继子女，有要求给付抚养费的权利。（2）继子女对继父母有赡养和扶助的义务。在通常情况下，受继父母抚养成人并独立生活的继子女，应当承担赡养继父母的义务。继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继父母，有要求继子女支付赡养费的权利。（3）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有相互继承财产的权利。我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有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因此，我国《婚姻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也曾在1985年《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继子女继承继父母遗产的，不影响其继承生父母的遗产。继父母继承继子女遗产的，不影响其继承生子女的遗产。同时该意见还对已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的生子女或养子女作出了可以代位继承的规定。（4）继父母有教育保护未成年继子女的权利和义务。在未成年继子女对国家、集体或者他人造成损害时，继父母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那么，已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关系能否解除？婚姻法对此问题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一般是按照以下原则来处理的：首先，在生父母与继父母的婚姻存续期间，对于尚未成年的继子女与继父母的关系，原则上不能解除。其次，如果继子女已经成年，并与继父母的关系恶化，经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可以解除他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但是对于已丧失劳动能力、生活困难的继父母，继子女仍有义务承担其生活费用。某法院曾处理过一起要求解除继母子权利义务关系的案件。原告赵某与被告张某之父1978年结婚，当时被告仅5岁，即随其父与原告共同生活，但被告结婚后经常辱骂、殴打原告，致使双方关系恶化。原告在与被告之父婚姻关系存在的情况下，向人民法院要求解除与被告的继子女关系，并要求被告偿付为其支付的生活费和教育费。人民法院在审理该案时认为，基于原被告双方已形成抚养事实，他们之间既存在姻亲关系，也存在抚养关系，被告和原告之间已形成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不能自然终止，因此，原告诉请法院实质上是解除与被告已形成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而非纯姻亲关系。此案后经人民法院调解，原、被告继续维持继母子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此外，生父母与继父母离婚的，可以解除已形成的抚养关系。我国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中规定，生父与继母或生母与继父离婚时，对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继父与继母不同意继续抚养的，仍应由生父母抚养。

参考文献：

[1]方金华.柳建闽.论继父母收养继子女立法缺陷的完善[J].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03）.

[2]李方武.略论继父母子女关系形成与解除过程中的选择权[J].经济研究导刊.2009（14）.

父与女篇4

我国现行法律对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方面的立法较为薄弱，在立法上存在诸多漏洞与空白。因此，完善我国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十分必要。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涉及未成年人财产范围的界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权利义务、限制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处分等基本问题。笔者就该方面法律问题作一下分析，以资法律人员探讨。 一、关于未成年人财产范围的界定问题 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首先应对未成年人财产的范围加以界定。现行《中华人名共和国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家庭成员中夫妻财产的范围进行了明确界定，而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范围未作明文规定。笔者认为应在立法上应明确规定未成年子女财产的范围，具体内容可包括：（1）因继承、接受赠与或其他无偿方式取得的财产。其中，关于“赠与”的财产，无论财产来源是父母还是父母以外的第三人，都归子女所有，以逃避债务为目的之赠与除外。未成年子女由父母赠与的财产与由第三人赠与的财产事实上并无不同，但为杜绝少数父母滥用其在未成年子女财产上的管理权，骗取交易人信用的行为，可在父母处分该财产时加以程序上的限制，而不宜在财产的定性上区别对待。其他无偿取得的财产包括接受遗赠、因时效取得、无主物先占、埋藏物发现、因拾得物而取得的报酬以及人身遭受不法侵害而获得的赔偿金，还包括用现金购买的财产。（2）因劳动、经营或其他有偿方式取得的财产。这一部分的财产主要包括劳动报酬、奖金、经营的收益、知识产权的收益等。未成年子女因劳动、营业或其他有偿方式取得的财产，根据现代法治原则，无疑应当归该子女所有。否则，未成年子女应对外承担责任时，其债权人不能请求对其所有财产进行强制执行，无法保护债权人的权益，维护交易安全。（3）专供未成年人个人使用的生活用品，如衣服、饰物及学习、工作用具等。（4）作为家庭成员对家庭共有财产的共有部分财产权。 二、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管理和保护的义务 未成年人大多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对其财产不能亲自进行管理、收益与处分。因此，我国法律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有妥善管理和保护的义务。 学术界对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是否应享有用益权与收益权上观点不一。由于近代民法一般都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财产享有用益权与收益权，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父母之收益，不仅得以抵偿教养子女之费用，且可借弥补家用不足，如有剩余，则听由父母处分。也有观点认为以父母子女至亲为由，来牺牲子女利益，实为站在父母之立场所作的解释，并认为应否定父母之收益权，以确保子女利益。 本文认为，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管理义务应以处理自己事务之同一注意进行管理。父母未尽注意义务，致使未成年子女财产受损害的，应进行赔偿；因此危及未成年子女财产利益的，可构成监护权变更的法定理由。因未成年子女财产所得的收益，应归未成年子女所有。财产所有权归未成年子女，而收益若归父母，显然不符合所有权的基本理念。父母不能以自己承担了抚养义务作为对价而使用未成年子女财产的收益。未成年子女财产之收益，可用于财产管理费用、未成年子女教育费用，或在家庭生活困难时弥补家用，如有剩余仍归未成年子女所有。 三、关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处分的问题 本文认为，以处分行为有偿、无偿区别其效力：当父母非为未成年子女利益无偿处分其财产时，因相对人取得利益并未支付对价，即使该处分行为无效，也不会对相对人产生太大的不利影响，此时法律应侧重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认定父母的处分行为无效；当父母非为未成年子女利益而有偿处分其财产时，由于相对人支付对价后才取得利益，如仍认为处分行为无效，势必给相对人带来不利，此时法律应侧重保护交易安全，认定处分行为有效。此观点兼顾了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和维护交易安全，较为合理。但这是针对父母已将未成年子女的财产处分的情形而言的，在法律实施的可操作性上并非对保护未成年子女财产权益与维护交易安全起到很好的兼顾作用。因为是否为子女利益属家庭内部事务，外人难以知悉。因此，笔者以为，我国将来的立法应借鉴外国立法的经验，明确规定父母基于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保护需要，可以处分未成年子女的财产，否则应视其行为分别认定无效或可撤销，造成未成年人财产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对未成年人财产权利的具体保护，主要体现在以《民法通则》为基本法的一系列民事法律法规中。《民法通则》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即享有民事权利能力。未成年人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当然也享有财产权利。同时，根据未成年人还不具备保护其财产能力的特殊情况，《民法通则》设立了监护制度，对其财产权予以保护。《民法通则》第18条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此外，《婚姻法》与《继承法》还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享有继承权、受遗赠权，即以继受取得的方式获得财产。 1992年1月1日颁布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条第1款规定，国家保障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第45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继承案件，应当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继承权；第47条规定，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对造成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或者承担其他民事责任。 四、完善我国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法律制度的主要思路 1、明确未成年人的财产范围，本人对财产处分的法律能力，未必一概认为10周岁一下的未成年人的财产处分行为均无效，从当今社会发展及习惯来看，这一观点已经不利于交易的稳定。2、在未成年人的财产处分上，父母对子女的财产侵权行为应当引起立法者的重视，应明确规定父母对子女财产进行的处分行为的界限及损害后果的法律责任的承担。

父与女篇5

自豪无比，父母有张无所不能的“网”

远宜出生那天，母亲吴维抱着她喜极而泣，父亲许峰则盯着她说：“我的女儿，一定要出人头地!”吴维和许峰对视的时候，都会心地笑了。

许峰父母都是造纸厂工人，家境困难，初中毕业他就上班挣钱了。可他不认命，把业余时间都用来学习，每个周末还要去补习高中课程。在补课班上，他认识了在市重型机械厂当工人的吴维。吴维的经历与他惊人地相似，共同的追求和对命运的抗争，让他俩相爱了……

女儿出生后，他们让父母帮着带，小两口仍刻苦学习，参加自学考试。1984年秋，小两口获得大专文凭，并顺利进入工厂机关工作。

1987年春，他俩又拿到本科学历。这年秋天，6岁的远宜上学了。第一天，她高高兴兴地去上学，放学时却哭着从校门跑出来。那是一所破旧的学校，还非常乱，上课时竟有石头从外边飞来打碎玻璃；中午，高年级的大孩子来班里翻同学的书包……

吴维搂着女儿，伤心地哭了：“好女儿，不要管他们，咱好好学习。等爸爸妈妈有能力了，一定让你读好学校!”

第二年春，政府招聘公务员，许峰考入税务局，吴维考入市政府机关。很快，远宜迎来了开心的日子。一天，爸爸带着她去办转学手续，转入了市里最好的小学。当时，她和爸爸刚进新学校的门，就有两个人迎出来，一位是爸爸的自考同学张叔叔，另一位竟是校长。校长拉着远宜的手说：“长得漂亮，人也肯定聪明，一定有前途……

被校长拉着手、迎着几十位同学羡慕的目光，远宜走进了教室。那一刻，她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下课了，班主任刘老师拉着她耐心地说：“学习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问我。要是谁欺负你，也来告诉我……”远宜感到，在这所好学校，她竟成了公主。整整一天，她都激动得心跳加快。

放学回家，她搂着爸爸的脖子，撒娇地说：“爸爸，你真有本事……”听到女儿的赞美，许峰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慨：“当然是爸爸有本事喽!”

原来，许峰有个同学在市教育局工作，求许峰给他的亲戚免点儿税，其亲戚正好处在许峰的管区内。许峰把事办得非常漂亮，同学的亲戚送来厚礼，许峰谢绝了。同学就动用重要关系，联系上名校的校长。巧的是，校长的妻子就是许峰管区内一家私营企业的厂长，远宜转学的事自然水到渠成。

没多久，远宜家搬新家。

那天，真让她大开眼界――那么多叔叔阿姨拿着礼物来祝贺。家里，礼物堆得小山似的，校长也拿着礼物来了。远宜跑过去恭恭敬敬地说：“校长好!”校长拉起她的小手，低头说：“在家里，叫伯伯。我是你爸爸的好朋友。”远宜非常激动，想不到校长是爸爸的好朋友……

晚上，远宜好奇地问妈妈：“那些叔叔阿姨吃饭时说他们能办成很多事，他们真那么有本事吗?”吴维笑了，说：“每个人都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可这些人加起来，本事就比天还大。你还小，不懂。这就是关系网!”

凭父母的关系网，接下来远宜读了最好的初中、高中，还凭多项优秀加分考进大学的工商管理专业。这时的远宜，已对父母口中的关系网有了十足认识，她庆幸生活在父母给自己织好的这张网中，让自己一点心都不用操就一切顺利。

2003年秋，22岁的远宜准备考东北某重点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凭她的实力，考上本校的研究生应没问题，可要考上名校的，很困难。

不过，已在实权部门当上处长的许峰和吴维动用所有关系，从教育主管部门、大学主管招生的领导到硕士生导师，所有关节一一打通，远宜也就非常顺利地考上了某重点大学的研究生，成为她非常崇拜的导师的弟子。

痛不欲生，父母要让她的爱情入“网”

2004年暑假，远宜参加大学同学聚会，发现活泼可爱的郑天娇没来，便打听她的近况。不料，郑天娇的室友陆欣宇当着众人的面腾地站起来，指着远宜的鼻子愤然道：“你是怎么考上名校名师的研究生的?你不过考了第12名，而导师只招两名研究生，天娇就是第二名!你家那张污秽的无所不能的关系网让你取而代之……”

远宜多年引以为自豪的父母庞大的关系网，那一刻，在同学众目睽睽之下变成受紧箍咒收紧的金箍，将她紧紧攫住，并且越勒越紧，让她羞愧难当……

这个夜晚，远宜第一次失眠。她痛苦地想了一夜，第二天，就坐火车去了上海。见到郑天娇的那一刻，远宜几乎认不出了：曾经逼人的朝气与灵秀被憔悴与委靡无情地覆盖。

郑天娇并未指责远宜，而是非常客气地让座倒茶。远宜的心被深深震撼，真诚地向郑天娇道歉：“对不起，是我害了你。”郑天娇异常冷静：“又不是你的错。是我父母太没本事!”

回到家，远宜肯求父母调动关系帮助郑天娇。

许峰看着憔悴的女儿，耐心地讲大道理：“人活在世上，就是综合实力的竞争。你父母有庞大的关系网，她父母没有，她输给你是正常的。记得我给你讲的那个故事吧?狼妈妈告诉小狼，你得比跑得最慢的羊跑得快，才能活下来。而羊妈妈告诉小羊，你得比跑得最快的狼快一点，才能活下来。人也一样，不能怜悯，不能同情，而是竞争。”

有生以来，远宜第一次认为父亲在讲强盗逻辑，她厌恶地跑掉了。那一刻，她想退学。好友劝她：“你退了学，郑天娇也无法上学呀!”从这一天起，远宜心里就挂上了一个沉重的球，那个球时时磕碰她，让她痛、让她愧。她不再和大学同学联系，并开始憎恨父母用关系网为她捞到的所有好处。

就在远宜的痛苦与日俱增时，父母那张巨大的关系网又铺天盖地地向她罩来。这次将被拉进关系网的，是她的婚姻。

2004年10月1日，回家见到父母，远宜又一次提出帮郑天娇的事。父母断然拒绝，并责怪她不懂人情事理。当天，父母和她商量起终身大事来，说他们已经定好了，10月2日相亲，对象是省政府某厅握有实权的处长家的公子。那位公子比远宜大一岁，名校研究生毕业，已在省政府工作，他两个月前见过远宜，一见倾心……

自从得知郑天娇事件后，远宜已开始憎恨父母的关系网，只是无力冲破这张网而已。现在，父母竟过分到要把她的爱情织进他们庞大的关系网中，她连爱的权利都要被剥夺了。所有的不满和憎恨终于爆发，远宜一反常态地喊道：“我不会去相亲的，我有能力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绝不让你们的关系网玷污我的爱情……”

许峰和妻子怔住了。许峰言辞非常气愤：“如果爸爸妈妈不费尽心机编织这张网，这个家有今天吗?你有今天吗?”许峰越说越生

气。吴维怕父女俩都在气头上办砸了事，就劝开丈夫，拉女儿进房间聊：“爸爸口不择言，伤着你了。可爸爸说得有道理呀……”远宜被父亲的话激怒了：“就因为这样，我们残酷地夺走了本属于人家的希望。我不想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更不能让你们把我的爱情织进这张网里……”

本来，许峰夫妇的如意算盘打得非常好：那位公子的处长父母正值官场上升期，是非常好的潜力股，两家联姻，我借你势，你借我威，在官场上将更所向披靡。而那位公子，也是一表人才，名校毕业，已占据了好的位置，肯定前途无量。万万没想到，因为一个郑天娇，让女儿变得如此荒谬。

事关相亲，刻不容缓，一家人的激烈交锋还在继续。

当天傍晚，家里来了两位客人，远宜躲在自己的房间里。过了一会儿，她突然有一种冲动，想知道父母与来客说什么，她预料到肯定和自己有关。她悄悄站在卧室门口，将耳朵贴在门缝处。

父亲说话的声音都是低三下四的：“邱处长，实在对不起!我女儿出了这样的问题。”那位邱处长的声音却是非常严厉：“怎么搞的?你不是不知道，这门亲事成了，以后还有你办不成的事吗?”母亲的话也是不停地讨好：“对不起!你放心，我一定劝好女儿。只是，要给我两天时间。把相亲时间改为4号吧!’”

听到这，远宜直想吐：想不到，父母以为自豪的关系网，竟让他们如此低贱。她真想冲出去，可她还是控制住了自己，毕竟那是父母，得给他们留下面子。

客人走了，父母商量了好久才走进远宜的房间。母亲百般劝，远宜一点不动心，就像一个看客在看一出喜剧。唯一不同的是，看着这样的喜剧却笑不出来，只想哭。

这个深夜，父女、母女的几轮谈话变得火药味越来越浓。最后，谈崩了――远宜宁可永远不进这个家门也不去相亲!

她拎起包从家里跑了出去。那个瞬间她是畅快的，终于挣脱了那张罩得她喘不过气来的关系网。她连夜回到学校。

破“网”而出，痛苦奋斗迎来自信人生

剩下的十一假期，远宜一个人待在宿舍。从小娇生惯养，事事有人安排，现在，要把所有重担都担在肩上，自己有能力承担吗?

冷静下来的许峰夫妇也与女儿有同样想法。不过，他们不担心女儿叛逆，因为女儿没有能力承担叛逆带来的后果。他俩和邱处长向那位公子的父亲撒谎说学校组织活动，远宜没回家，下次回家再相亲。他们认定女儿会投降的。

可是，远宜没有回头。她下定决心与那张关系网决裂，自食其力地生活。

10月7日，远宜通过同学找到一份家教工作，这种生活是她做梦都没想过的。她教的，是转年参加高考的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每周三个晚上补课，晚8点至10点，每小时50元。第二次补课，这个学生竟让远宜替写作业。远宜拒绝了。学生指着她的鼻尖说：“你以为你是谁?研究生?我告诉你，我已经赶走十多个研究生了。花钱是买你为我服务的，不侍候好我，我和爸爸说一声就炒掉你!”

远宜从未受过这种气，自己辞工不干了。她又找了一份家教工作，周末还在一家企业形象策划与宣传的公司兼职。

可是，晚上的家教，教的男孩与前一个女生如出一辙，她又辞工不做了。第三份家教，学生的父亲是每天背沙子水泥的力工，母亲在小饭店每天打工12个小时，夫妻俩合不得吃、合不得花，供儿子读书。教了一周，远宜就明白了，这个学生根本不喜欢学习，就是唬他父母，白白花父母的血汗钱。远宜实在不忍心挣这份钱，就把实情告诉了学生母亲。

揽下第四份家教，远宜才安定下来。每周上课四次，都是晚8点到10点，让她感到非常辛苦，而白天还得上课搞研究，周末还得兼职搞策划。但她不想放弃，她再也不想过以前那种生活，更不想拿自己神圣的爱情去织关系网，她要自食其力。

其间，远宜作出新的决定――边打工挣钱边考博士。她要靠自己的能力考上博士，证明给父母看，离开关系网，自己同样会有美好的人生。

到2004年底，远宜靠拼命工作挣了4000多元。看着这些钱，她哭了。

一天，吴维突然来大学找女儿。这是女儿读大学后第一次这么久不回家，她和丈夫都认为女儿无力承受生活的艰辛会回头的，没想到，女儿竟然坚持下来了。看着女儿憔悴的样子，吴维抱着女儿哭道：“回家吧!你为啥不花妈妈给你打进卡里的钱?这个月给你钱了呀!”远宜本来非常想念母亲，此刻却异常冷静：“妈妈，原谅我!我要过自己喜欢的生活，离那张网越远越好……我要靠自己的努力得到一切，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供自己读书。”

听女儿这么坚定地说，吴维忍无可忍：“闹一阵就算啦!都这么大了，闹下去有什么意思?那位处长公子家在催呢，处长很快就提副厅长了……”远宜干脆就没听母亲在说什么，她明白了，母亲是来逼她相亲的。这时，她突然决定，寒假不回家过，一个人留下来打工挣钱，好好复习，准备考博士。

那一段时间，是远宜有生以来最艰难的，晚上要做家教挣钱，周末要去公司兼职；她得完成研究生学业，得写论文，还得准备考博。每天，她都得忙到次日凌晨，睡觉时间不足四小时。无奈，她找到补觉的地方――公交车。每晚去做家教，来回得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她站在车上就能睡着，好几次都过站了。她慢慢锻炼出来了，车一到站准醒。

远宜成为公交车上的一道独特风景一戴着眼镜的漂亮姑娘站在车上睡觉。她的行为，感动了司乘人员，他们为她找座让她安心睡，到站才叫醒她。

不仅是打工挣钱，她还得省钱，因为挣的钱不够交学费和生活费，只能从生活费里省。她吃最便宜的饭菜，一周只吃一顿肉，她不再买新衣服。连考博用的参考书，都是趁同学休息时借用的。

父与女篇6

女儿爱美，工薪家庭不堪重负

1982年邢海燕出生在河南一个普通家庭，父母虽然是普通职工，但两人对这个聪明伶俐、能歌善舞的女儿却十分疼爱。

2001年6月，19岁的邢海燕和同学一起去参加另一所高校的周末舞会时，邂逅了22岁的鲁轩。鲁轩是一所专科学校的大三学生，身高1.83米，挺拔帅气。鲁轩对邢海燕展开了热烈的追求。但当邢海燕得知鲁轩只是一个专科生后，态度明显冷淡了下来。但鲁轩并不气馁，他用自己阔绰的出手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一点点赢取了邢海燕的心。

2002年9月，鲁轩进入郑州一家大公司工作，这份在外人看来不错的管理工作依然打动不了邢海燕父母的心，他们嫌月薪千元的鲁轩根本配不上自己的女儿。

而这时邢海燕开始参加各种选秀大赛，并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她说：“妈妈，现在大学生找工作很难，我既然有此特长，不妨多参加些比赛多获取些证书，将来工作时路子就广一些。我认识的好几位获奖选手都因此成为广告新宠，收入高得吓人，但是现在，我还在广告入门阶段，全家一定要好好支持我啊。”文化不高的母亲刘萍一直以这个漂亮的女儿为荣，她连连点头。丈夫邢居强更是无条件支持。

2003年3月，邢海燕报名参加了一次巡回车模比赛，并顺利进入了决赛。这让她增强了许多自信，鲁轩适时的夸赞也让邢家父母转变了对他的看法。男友终于得到父母承认了，邢海燕也开心不已。

崭露头角的邢海燕在男友和父母营造的“娇宠氛围”中，更加大胆地幻想起自己的广告明星梦来。“如果真的能接拍广告，不仅能出人头地、为父母减负，还能为我们的将来奠定良好的基础，真是一举三得啊！”鲁轩无愿无悔地给邢海燕买高档裙子、化妆品、首饰，千余元的工资不到月中就已见底。

铤而走险，“翁婿”携手制造“假伟哥”

2003年6月，邢海燕得知一个香港化妆品广告的代言角色在海选，但是对方要交纳3千元香港方面的培训基金，于一周后到港培训。“能接受香港老师的形体培训，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爸爸，我一定要去。”可邢居强却有苦难言。原在一家小型食品厂工作的邢居强夫妇早已于2001年就双双下岗，下岗后两人开了家小卖部，但入不敷出。后来邢居强做起了食品批发生意，勉强可以维持女儿的学费开支。但是这几年来，邢海燕频频参加各种选秀比赛，各种名目的费用早把那点家底榨干了。

“小燕，参加比赛固然好，但你也要注意学业。”邢居强的话让邢海燕很反感：“哎呀！你们才投入多少钱啊，就心疼了？人家有的歌星自己录制专辑一次就投入十几万呢……”

邢居强的苦衷被鲁轩知道后，他拿出了3000元帮助女友圆了培训之梦。

鲁轩看着二老愁眉不展的样子，随口说了句：“叔叔，您既然懂食品加工流程，不妨制造一些新颖点的食品打开销路啊。”邢居强神秘兮兮地把鲁轩拉进了卧室，然后关紧了门。

“我听说现在有一种类似‘伟哥（VGR）’的药物很畅销，据说成本低、反应小，对人体的副作用也很小，基本可以列为食字号。你帮我找找这方面的资料。”邢居强的话让鲁轩吃惊不小，但片刻之后，鲁轩就答应下来了。

3天后，鲁轩把“资料”交到了邢居强的手里。原来邢居强是在“考察”鲁轩，他手里早有一份“伟哥”的配方了。他告诉鲁轩：“我得为你和小燕的未来多积累些资本。爸爸先下海，如果做得好，我一定不会亏待你们的。”

2003年7月，邢居强偷偷购买了压片机、烘箱等工具，并利用从广州一朋友处购买的“西地那非”等制假药材料，雇了几个老家的亲戚在家里生产所谓适合中国人的“假伟哥”。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邢居强未向妻子透露真相。

这年夏天，已经读大四的邢海燕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急着找工作，她一会儿说自己要考研，一会儿又说自己要拍广告赚钱。邢居强知道女儿仍沉浸在幻想中，虽然无奈，但对女儿的需求他已变得有求必应。

2004年春节后，邢海燕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家广告公司做文员，月薪2000元。邢居强夫妇为女儿开始工作了感到高兴。但是邢海燕并不满意，她还是一心想在各种比赛中获奖，然后接拍广告赚大钱。鲁轩义无反顾地支持女友，帮其找新闻、陪同报名，并乐此不疲。

随后鲁轩向邢海燕求了婚，就在一家人皆大欢喜的时候，鲁轩却下岗了。

梦想破灭

2005年3月，鲁轩失业后情绪非常低落，面对美丽又任性的女友，他不知怎么办才好。“爸爸，您帮帮我吧。”鲁轩早已把邢居强当成了自己的岳父，情急下向他求救了。

于是，邢居强让鲁轩参与到自己的假药生产、销售中来。他说：“你先负责在网上和寻找销售信息。还有，一定要对小燕保密。”此时鲁轩已丧失了最起码的常识，他忘记了假药给消费者带来危害，他只想风风光光地迎娶邢海燕。

2005年4月，鲁轩在网上认识了河北一个姓张的男子，并成功地卖给了他500粒，获利6000余元。邢居强十分兴奋：“钱你和小燕留着花吧，爸爸不要。再接再厉啊！”

当晚，鲁轩约下班回家的邢海燕一起去大酒店吃夜宵，一顿晚饭就花掉了600元。接着，鲁轩又变戏法地把一枚钻戒戴在女友手上。男友突然又变得阔绰起来，邢海燕自然要询问。对此，鲁轩避重就轻地回答：“你爸爸在研制一种新食品，我刚好懂点医，可以帮上他的忙，目前销售情况很不错。你继续追求你的冠军梦，我们是你大后方最忠实的支持者。”

5月21日，鲁轩的手机再次响起，那位河北的“张先生”要求再购买15万粒“伟哥”。在这桩 7万余元的大单面前，邢居强和鲁轩完全将法律抛在了脑后，只想着如何快点把这笔钱赚到手。

两天后，当鲁轩把共计15万粒的VGR100（伟哥的一种）、C20（西力士的一种类型、皆属于男性保健药片）发货完毕后，账号上便收到了近7万余元的货款。邢居强立即取出了4万给了鲁轩。心花怒放的鲁轩和邢海燕逛了一下午的汽车展销会。“海燕，你天天站在别人的轿车前臭美，有个什么劲儿啊？等咱们有了自己的轿车，我要让你秀个够。”鲁轩和女友笑成一团。

鲁轩很快就被警方盯上了。原来河北那个张先生是一个贩卖假药团伙的头领。当他得知鲁轩的“伟哥”每片仅为几分钱后，兴奋地咬紧了这条大鱼。他低价购买后，再加价出售给乡村医院或者偏远的集镇民工。由于鲁轩的货品包装和真伟哥包装一模一样，所以销路出奇的好。

2005年8月，警方陆续接到河北、山西、云南等地投诉电话，多位购买“伟哥”产品的男性人士服用后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神经系统损害的情况。经调查，那些药品都是假药。“伟哥”乃受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药品之一，此事迅速引起了我国公安部和美国外交工作人员的高度重视。

经侦查，警方立即将张先生抓获。9月2日，鲁轩和邢居强也被当地公安机关拘捕。一起落入法网的，还有邢居强从家乡找来参与制造假伟哥生产的3名老乡。

父亲和男友落网的时候，2005年9月3日，邢海燕恰巧在上海参加一个车模比赛。得知消息后，她流着泪退出了比赛，直飞回家。

邢海燕得知，爸爸邢居强所涉及的罪行不光是造假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他的行为还严重侵犯了美国辉瑞公司（万艾可生产厂家）的合法权益。

美貌、选秀、夺冠曾是邢海燕生命中最重要的字眼，可是此刻她却对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产生了深深的痛恨和厌恶。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邢海燕的母亲刘萍也因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于10月9日被当地警方拘捕。邢海燕彻底崩溃了。

2006年10月，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法院认为，2004年12月17日，邢居强以每套0．16元的价格委托他人印刷了假“伟哥”的说明书、包装盒、防伪商标共12万套。同时，他将购买的制假药材料和淀粉、纤维素等原料进行混合，开始生产名字为“VGR100”、“C20”、“C50”、“黑色上帝”、“西力士”等的片剂产品。刘萍负责清点产品数量并记账，2005年鲁轩开始参与这些产品的生产、销售，并上网联系业务。判决如下：因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邢居强、鲁轩、刘萍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8年、6年，并分别罚款70万元、60万元、50万元。

得到判决结果的三人均在庭审席上低下羞愧的头，但是没有人知道，邢海燕心灵深处的痛苦也无法用言语形容。

父与女篇7

1.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养老存在的问题 

本文对重庆市X镇A村独生子女母亲已年满49周岁的独生子女家庭（不含双女户）进行了实证调查，收到有效调查问卷共计165份。根据调查结果，从他们的经济来源与支出、健康医疗保障、日常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养老担忧等方面进行分析，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父母主要存在以下养老问题： 

1.1经济收入偏低，政策关怀不够。 

农村独生子女家庭60岁以上父母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农村养老保险金、国家计划生育奖扶金和自己劳动收入。首先，各级财政投入不够。目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低，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并且计划生育奖扶政策从开始实施以来，一直没有调整过发放标准。各级财政支持与投入依然偏少，养老保障水平与计划生育奖扶标准依然偏低。其次，对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父母的计划生育奖扶政策存在漏洞。现行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和农村计划生育奖扶政策规定“必须年满60周岁的父母”才能享受相关待遇，但这样不少60周岁以下的独生子女母亲距离享受待遇存在较长的“真空期”，在她们最需要帮助时却不能享受到政策的关怀。对于自己劳动收入，当年龄更大些或身体出现疾病后也就不能再参加劳动，自己劳动收入将消失，根本不能承担日常生活和医疗费的开支。 

1.2医疗难问题突出，病有所医难实现。 

在調查中发现，农村独生子女家庭老年父母常年患有慢性疾病的占62.1%以上，42%的老人是多病缠身。现在农村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的实施，农村就医条件还是处于较低水平。虽然都参加了农村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但由于内地农村交通不发达，加上年老行动不便，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年老父母医疗难问题突出。并且老年人发病具有突发性、多病并存特点，受到就医条件的制约，独居或与配偶居住的老人会因为抢救不及时，错过最佳治疗时机，而丧失生命。“小病扛，大病拖”，已成了农村独生子女家庭老年父母的一种潜意识。昂贵的医疗费开支可以使他们因病致贫返贫，特别是农村失独家庭，最大的难题就是养老就医，并且还面临正常看病治疗无人办理住院手续和手术后无人照料和护理等问题。 

1.3独生子女的流动以及存活风险加剧农村独生子女老年家庭的“空巢化”。 

随着我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农村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独生子女有很大一部分离开家乡涌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或附近城镇务工、求学或定居。迫于工作岗位竞争压力，使他们无暇顾及在农村年老的父母，使这些独生子女家庭成为“空巢家庭”，这对农村独生子女家庭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和实际生活质量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农村独生子女伤亡家庭的空巢老人，生活更加困难，养老更难保障。 

1.4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来源于子女的照料与陪伴比例低。 

由于农村“空巢家庭”成为普遍现象，致使农村独生子女在主观上有孝敬老人的愿望，客观上缺乏照料老年父母的条件和能力。现在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大部分处于低龄老人时期，还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或相互照顾，等到了中龄和高龄后，生活不能自理或丧偶，当日常生活照料、长期护理与精神慰藉成为紧迫的需求时，将更加凸显出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弱势性。而农村独生子女供养能力有限，加上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使得他们对赡养老人的态度和观念也产生了潜在的变化。 

1.5养老模式单一、社会关怀不够。 

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父母主要以家庭养老模为主，社区、社会养老缺乏支持。但随着农村家庭孩子数量的减少及“空巢率”的不断升高，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正在受到严重挑战，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功能已被弱化。农村养老机构不健全，乡镇的敬老院主要是为农村“五保户”服务，缺乏专门为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父母服务的社区、公益服务业和社会养老机构。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区、社会养老服务的需求将越来越大。 

1.6尊老爱老的优良传统美德宣传力度不够，法律制度不够完善。 

现在在农村有极少数子女亲情观念淡薄、法律意识薄弱，对年老父母不尽赡养责任，致使部分老年人养老生活得不到应有保障，晚景凄凉。 

1.7精神文化生活不丰富比较单调。 

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在农闲时间，主要是赶场、看电视和串门聊天、打麻将或打牌，其他休闲娱乐活动比较少，精神文化生活匮乏。农村社区供村民休闲娱乐的活动场所太少，现有的活动场所活动器具少、无人管理、没有定期对村民开放。 

综上所述，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最典型特点是孩子的唯一性和单传性，是家庭老年父母供养的唯一依靠，导致农村独生子女家庭老年父母养老风险的分散功能被逐渐弱化，独生子女的外流、生命存活风险与赡养风险都会导致养老风险的发生。在现在和将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农村独生子女家庭老年父母养老问题将是我国比较大的社会保障问题之一。

      2.解决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养老问题的建议与对策 

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对我国抑制人口过快增长、降低人口出生率作出了重大贡献。国家应尊重这批独生子女家庭父母的历史贡献，关注和重视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父母的养老问题，完善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养老保险政策。 

2.1转变传统养老观念，主要是各级政府部门和独生子女家庭父母。 

首先，各级政府部门要转变养老观念，充分认识养老不只是农村獨生子女家庭自己内部的问题，而是应该由政府承担主要责任的社会事业，健全完善现有政策与法规。其次，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父母要转变养老观念，增强自我养老的意识。减少对子女的过多期望，要在精神上、思想和行动上相信自己，增强自己的养老能力和养老习惯。 

2.2提高养老保障水平和农村计划生育奖扶金标准，增加财政投入。 

国家相关部门应考虑实际情况，提高农村独生子女家庭计划生育奖扶金、养老保险待遇和计划生育养老补贴标准，不能低于农村低保户标准。对于家庭确实困难的低收入、子女又不在身边的农村独生子女家庭老年父母，政府应给予政策倾斜，优先纳入农村低保户享受范围。对于确有住房困难的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应优先纳入农村D级危房改造对象。建议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母亲年满50周岁就可以享受养老保险和农村计划生育奖扶待遇。 

2.3改善农村就医条件，适当提高医疗报销比例、扩大报销范围。 

大力发展农村卫生事业，着力解决农民医疗问题难、有病就医难，实现人人公平享有初级卫生保健服务，是各级政府关注民生、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也是广大农民迫切期盼的大事。改善现有农村基础医疗设施条件，规范农村药品价格，加快对镇、村卫生所加速改进，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卫生所建设，提高农村卫生机构综合服务水平。各级政府部门在修订农村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政策时，应考虑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特殊情况，降低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医疗费用，适当提高报销比例，并扩大报销范围。 

2.4积极探索发展农村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 

探索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和社会机构养老为支撑相结合的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以供农村独生子女家庭老年父母拥有多层次、多渠道的养老选择，真正实现老有所养。政府牵线发动社会力量、鼓励民间资金参与到农村养老服务业，成立农村社会养老爱心机构，鼓励社会兴办农村养老院，形成政府财政补贴引导、社会广泛参与、多元化集资的农村家庭养老服务机制，切实推进农村养老服务的社会化进程。 

2.5发展农业产业经济，增加就业创业机会，让外出务工子女回归，减少“空巢”老人家庭。 

合理解决农村独生子女家庭老年父母的养老问题，首先要因地制宜发展农村产业经济，让农村村民就业创业机会增加。政府制定农村创新创业扶助政策和惠农措施，助力农民自主创业。经济收入提高，实现农村村民离土不离乡，使更多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可以和子女共同生活，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空巢”老人现象会逐渐减少，经济和物质上能够得到支助，精神上得到慰藉，从而实现农村独生子女家庭老年父母能安享晚年。 

2.6加强宣传教育，营造尊老爱老的良好社会氛围 

自古就有“父母尚不敬，何以敬天下”的名言警句，孝也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一个评价人们道德素养的尺度。各级政府部门把尊老敬老传统美德教育纳入精神文明建设规划，积极组织各种尊老、敬老、助老、爱老活动。广泛利用各种宣传媒介，积极开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宣传教育，不断强化尊老敬老意识营造浓厚社会氛围。 

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加剧，建议在全国推行河南省对独生子女家庭的优待政策。修订后的《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独生子女父母年满60周岁后，生病住院治疗期间，给予其子女每年累计不超过20日的护理假，护理假期间视为出勤[ ]。 

2.7提倡移风易俗、崇尚勤俭节约的社会风尚。 

政府部门应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宣传教育，提倡移风易俗、崇尚勤俭节约的社会风尚。引导广大农村村民破除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通过树立婚事新办、丧礼从简等典型，运用各种宣传媒介，来引导村民改变传统观念，自觉自愿地形成崇尚文明、勤俭节约的社会风尚。 

参考文献： 

[1] 资料来源：《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http：//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2] 河南省卫计委网站http：//hnjsw.gov.cn/contents/159/55492.html 

[3]李建民.中国农村计划生育夫妇养老问题及其社会养老保障机制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4.（3） 

[4]宋健.中国的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户.人口研究.2005.（2） 

[5]原新.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支持——从人口学视角的分析.人口研究.2004.（5） 

[6]丁志红.我国农村中年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意愿研究.人口研究.2014.（4） 

父与女篇8

    【关 键 词】历史语境/父权制/现代性/性别关系

一、近代以前：中国的父权制与性别关系

    在近代以前的主流历史（华夏族）的进程中，有三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应引起妇女研究者的注意：1)由母系时代向父系时代的转变；2)父权制的确立；3)父权－夫权制的健全。考古学发现证实华夏族先民曾有过一个母系社会生成和发展的时期及其向父系社会转换的过程；在夏商两代父系氏族社会高度发展以后，西周礼制全面建制，父权制成熟，从而奠定了华夏性别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内容；宋代以降，父权制逐步演化为一种父权－夫权的性别制度。父系的、父权的、父权－夫权的性别制度的共同特点是将母系时代的两性天然平等的“伙伴关系”改变为性别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以压抑女性为特点和代价的，同时也束缚了男性。

    （一）母系制－父系制－父权制的性别关系

    1.母系时代

    大约在3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居住在今天北京郊外的山顶洞人就生活在母系氏族的组织形态中。母系氏族典型的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和姜寨的聚落形态，反映出当时先民处于家庭和社会组织合一的、以对偶小家庭、母系家族和母系氏族三级组织构成的、以母系为中心的生产和生活形态之中。从墓葬反映的两性分工来看，虽然当时男女有了比较固定的分工，但没有主次、高低之分；相反，女性的生育还受到相当的尊重。墓葬也反映了当时以母系为中心的葬俗的流行，表明当时对偶婚从妻居的男子死后要葬到自己的氏族的公共墓地。厚葬女性和幼女的习俗，也反映了当时对妇女的尊重和重视。在这种以女系传承、生产生活以母系为纽带维系的社会组织中，男女作为氏族成员是一律“平等”的。换句话说，当时尊女崇母而不歧视男。

    2.父系制取代母系制

    当母系氏族处于鼎盛时期，“危机”来到了。首先，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动摇着母系氏族的物质基础；而随着产品的增加，分配的不均，产生了贫富差别，母系氏族公有制受到挑战。母系氏族组织出现了裂痕并可能分裂成各种形式的家族。利益的分化导致的团体之间的战争又强化了男性首领的权势、地位和财富增加的趋势，进而他们要求改变世系传承的传统——由女系变为男系传承。在这一过程中，男性的作用和地位提升，日益成为物质生产、社会组织中的主角，妇女更多地从事为父系家族生育下一代的人口生产、家务和其它“私人事务”；性别奴役从男女合葬墓中男子直肢仰身、女子侧身屈肢面向男子甚至有呈跪伏状的殉葬女子上可以看出端倪。（注：杜芳琴：《华夏性别制度的形成及其特点》，载《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寻踪》，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版，第29-30、33-34、72-93页。）

    3.父权制的建立

    传说中的“五帝”时代与考古学中父系制取代母系制时期大体相当，夏商两代是父系制的发展时期。禹的儿子启的时代，“家室”（“私领域”）和权力（“公领域”）还没有明确的划分，其标志是权力的丧失伴随着家室的被夺（丧权失妻与夺权得妻同时），但是女性在性关系上已经开始了色性的对象化和工具化，“女色”的观念和“美人计”的运用据载就是始于夏代。（注：杜芳琴：《华夏性别制度的形成及其特点》，载《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寻踪》，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版，第29-30、33-34、72-93页。）

    商代的父系制是建立在明显的阶级分野基础上的贵族父系制，与此相关的是男性本位的男婚女嫁（不一定居于夫所）、一夫多妇（无嫡妾之别）的婚姻制度。在贵族家庭内部，还没有建立起男性之间的宗法等级关系，对于男子的亲属称谓，父亲的同辈兄弟一律称“父”，子辈一律称“子”（女儿亦然）。因此决定了对女性亲属的称谓，所有的妻妇一律称“妇”，没有嫡妾之别；生子之妇一律称“母”，没有嫡庶之辨。这种性别制度有利于贵族妇女参与公共事务，商代贵妇有介入“公领域”的传统，如参与军政事务、准备和主持祭祀、管理农业等。在属于“私领域”的婚姻家庭领域，因为没有嫡庶制和嫡妾制，诸妇间的关系也没有立嗣争宠的紧张。作为商王的母亲，生前受到尊敬，死后还享有儿王的独祭。（注：杜芳琴：《华夏性别制度的形成及其特点》，载《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寻踪》，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版，第29-30、33-34、72-93页。） 

    西周初期，以周礼的制定为标志的父权制建立起来了。这个制度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由此决定了婚姻是实行严格的外婚制和从夫居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在这两个制度的基础上又制定了男性贵族本位的宗法制、分封制、丧服和庙祭等一系列的贵族等级制度。又由以上制度决定了贵族内部的性别等级划分：男女间分成了尊卑的位置、内外的分工及其价值界定，在女性之间也随着男性的地位身份分成了长幼、亲疏、尊卑的等级。具体来说，在性别分工上，周代贵族将“公”“私”、“内”“外”作严格判分：在国与家之间谈公私，在家的范围谈内外，私是相对于国事的家庭事务，由男女共同承担；在婚姻制度上，严格的外婚制将通婚的双方分为“内”和“外”——男家为内，女方为外；婚姻的原则是“利内则福，利外取祸”；其操作的方法是外嫁女儿，内娶媳妇，贵族男子要按照等级确定娶妇的数量，在诸妇间分嫡妾等级（嫡妻1名，妾媵不等）。在家庭、生育、立嗣和继承等制度方面，父权家族（庭）把“继祖传嗣”作为婚姻生育的主要目的（注：杜芳琴：《华夏性别制度的形成及其特点》，载《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寻踪》，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版，第29-30、33-34、72-93页。）。所以，不但认定只有生男孩才算有后，而且从原则来讲，要求嫡妻所生长子最有合法的继嗣权。对男女孩子的不同期望和好恶态度使父系时代重男轻女的风俗有了制度的根据。作为家庭角色的妻子，只生了男孩才能在丈夫的家中确立稳定的地位，甚至还会获得一定的“家庭母权”。

    总起来说，周代建立的父权制的性别制度最重要的特点是性别等级的划分——男女间的等级表现为男尊女卑，妇女间的等级既随所“从”的父、夫、子的男人的身份地位而定，也据自己本身获得的身份角色而不同。分工的等级也明显地体现在“公”“外”事重要，而“私”“内”事比较受贬低上。

    （二）父权－夫权制：性别制度的“因”“变”和“经”“权”

    从公元前11世纪周代贵族建立起男性中心的父权制性别制度以来，直到19世纪末，在将近三千年的历史中，性别制度和两性关系的格局，基本上因循了周制；但因中有变，变中有因。在此期间，有三个比较明显的转折：1)战国秦汉：由血缘贵族的父权制向官僚地主阶级的父权制的转变；2)魏晋南北朝隋唐：民族融合期父权制受到冲激和整合；3)宋元明清：父权－夫权制时期。

    1.性别制度的“因”与“变”

    从性别制度的“因”看，周礼奠定的父权制性别制度是建立在双重的等级制（阶级的和性别的）基础上的，只要血缘贵族阶级、官僚地主阶级存在，其性别制度是不会根本改变的。如在性别分工方面，就是历代陈陈相因了基本的分工模式——男女公私内外的格局是主流社会所提倡强调的，也是事实上实行的；在婚姻制度上，男性本位的从夫居、一夫一妻多妾制一直上行下效地实行，至少是一种合法的存在；在家族制度方面，父家长制下的父子相承的继承原则也从未动摇，只是遇到“空缺”（无子）的时候，才由非嫡子继位和从同族中过继“儿子”以通融权变，但从来不将女儿的世系和继承考虑在家族制度之内。这一制度对妇女的基本道德规范——贞顺孝柔也没有改变，只是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殊的强调而已。

    从性别制度的“变”看，有两种“变”：一是共时的出于制度的内在需要的“权宜”之变，一种是历时的时移境迁显示出来的或隐或显的量变和部分质变。

    比如在两性分工方面，“妇无公事”女不干政是不变的原则，但中国的女主政治从一统帝国开始建立直到帝国的灭亡贯穿了两千年（注：杜芳琴：《中国历代女主和女主政治略论》，载《发现妇女的历史——中国妇女史论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页。），这就是权变。再如男耕女织是生产分工的基本模式，但“健妇把锄犁”也不只是在战争时期，要视需要与习俗而定。宋代以来城市中妇女经营者的普遍，从事色艺娱乐业女性的激增，以及明清以降妓业的繁盛和“三姑六婆”（注：（明）陶宗仪《辍耕录》。）的活跃就是与社会历史变化有关。

    再如，中国历史上的婚姻关系在两个通婚家族（庭）之间是经过了漫长的调整的，妇女与父家和夫家两个家族（庭）的“距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典型的变化轨迹可以从出嫁的妇女与父母家族和丈夫家族的远近亲疏、自我归属感以及外在的规范、甚至强制性的干预等迹像上看出来。如史书记载，春秋时代舍夫救父是受到肯定的，至少不会受到舆论的谴责。而到了宋代，已婚的妇女就把丈夫的家族看成自己真正的和永久的归宿。

    从婚姻形态而言，尽管祭祖和继嗣的婚姻目的和从夫的居制未变，但从周代贵族外婚制的国际通婚、媵婚到一统帝国、南北分裂再到一统的隋唐帝国盛行的上层阶级的门弟婚姻，进而演变到宋代以降的世俗化的重视财帛和郎才女貌，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婚姻标准不断变化，婚姻形态也不断变化。

    对妇女道德的规范要求也有了相应的变化。如周代对妇女道德普遍的要求是贞顺柔从，孝的道德是对父母双亲的尊孝；汉代以儿子孝母作为表彰和选举的重要标准。但从元代开始理学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之后，对妇女的贞孝节烈的要求越来越严苛并更向夫家倾斜，元代强调“丈夫死国，妇人死夫，义也”（注：杜芳琴：《理学初渐对元代妇女的影响》，载《发现妇女的历史——中国妇女史论集》，第171-172页。）；明代最受推崇的女德是为死去的丈夫殉烈，到了清代，主流社会提倡寡妇应该守节承担丈夫家族的义务。从孝德来看，元明清时期更多地强调妇女对夫家双亲的义务，而孝女不再成为表彰的重心。

  2.性别制度与两性关系的“经”与“权”

    所谓“经”，是指性别制度的基本原则和模式决定的价值和权力关系上的尊卑贵贱和婚姻家庭制度上的男性中心的、夫家本位的、父权－夫权至上的礼制习俗。所谓“权”，在这里是指制度本身具有的弹性和空间。（注：杜芳琴、蔡一平：《中国妇女史学科建设的理论思考》，同上书，第15-16页。）“权”的存在不仅大大缓解“经”对妇女压迫的张力，也昭示着中国性别关系的复杂性和本土特色。

    这里侧重分析性别制度的“权”的表现。在性别分工的男主“公外”，女主“私内”的原则下，由于家国一体、同构的结构，在权力领域，两千年封建时代不乏以太后、后妃的身份参与“公事”的“女主”，甚至还出现过武则天那样长期执政的女皇。在经济活动中，妇女是主“蚕织”、“中馈”的，尽管以户为单位的小农经营在两性劳动分工有地域风俗的差别，但妇女下田从事农业劳动也不少见，至于城市中的妇女经营者宋代以后更是屡见不鲜。

    在家庭角色身份上的“经权”之变更是呈现复杂情状——作为“经”，两性之间存在着支配与服从、主宰与依附、主动与被动等关系，经典性的表述是“三从”、“四德”、“七出”……但在“权”的一面，它又给妇女相对的生活空间，如“尊母”、“考母”、“重妻”、“爱女”的机制在父权－夫权制家庭中周流自如，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妇女家庭生活的压力，甚至成为妇女发挥能动性的工具。最明显的就是“家庭母权”不但在一定程度上能控制儿子，对儿媳而言，婆婆就是直接的“统治者”。“权”在不同阶级阶层的妇女中被使用的情况也有不同：士宦家庭中有文化的妻女可以在写作、交游等方面发挥潜能（注：高彦颐：《空间与家——论明末清初妇女的生活空间》，载《近代中国妇女史》第三期，1995，台北；胡晓真：“‘皇清盛世’与名媛阃道——评介苏珊·曼的《珍贵的记录：漫长的十八世纪中的中国妇女》”，载《近代中国妇女史》第5期，1998，台北。），劳动阶级的妇女有时在礼制的“边缘”受到较少束缚，也因蓬门小户人家的势单力薄特别强调夫妻合作的家庭“整体性”而得到较多的自主和权力。当然，这些都是有前提的。因而当揭示性别制度的“权”的一面的时候，绝不能忽视传统社会性别制度压迫妇女“经”的一面。正如marilyn young所说：“即使发现和欢呼一个妇女比较自主的领域，也不要看不见妇女所在的更广的等级权力框架；因为任何社会中的妇女的文化都是‘统治力量方面的控制动力和战略史，是妇女生存、协商、顺应、反对的自我肯定的策略史。’”（注：marilyn young，《妇女的实际性别利益和战略性别利益》及援引marie florine bruneat语，载邱仁宗等主编《中国妇女与女性主义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

二、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性与妇女解放

    近代以来(1840-)，妇女和性别关系的变化既体现中国妇女在国际妇女觉醒运动中走向解放的共性，又有自己独特的延续历史和跨越历史的特性。总的趋势是：150多年中，旧的性别制度遭到进步力量的反对，这是一种历史的交织的合力——男人和女人，政党和国家，个体和组织，不断通过思想启蒙、文化批判、社会改良、阶级革命、民族战争、集体动员、发展计划、运用人性自省、结盟协商等各种手段来校正历史上形成的性别不平等，努力探索一种新的两性合作的伙伴关系。在这个性别关系变革的新旧交替中，显现出性别文化的转换、重建、整合等复杂纷纭态势；同时也表现为由少数男女精英呼吁和实践妇女解放到阶级民族的动员，直到妇女群体力量的壮大与觉醒的过程。

    （一）解放妇女与伸张女权：民族、阶级与性别关系的复杂态势

    1848-1949年，妇女和性别曾几度成为文化思想界论述、政府改革、立法和政党鼓动民众的重要内容。首先是民族生存危机引发启蒙先驱者的鼓荡呐喊（维新思想家和五四新文化的启蒙家），随即形成一种社会风潮和运动（维新运动与五四运动），接着是政府的改良或改革（清末的现代化改革和国民政府的现代化改良），不彻底的改良引致新的政治力量的革命，或者民族危机引起战争，导致对民众和妇女的进一步发动，从而孕育着新的变革与解放（辛亥革命与国内革命与抗战）。在此过程中，妇女议题得以凸现，一部分妇女作为解放的主体得到成长，传统的性别制度、观念和关系受到质疑、挑战与部分改变。

    1.从“维新”到“革命”：男性精英解放妇女和精英妇女的解放

    最初的现代化启蒙运动是从妇女的“放足”、“启智”为突破口的。维新人士在“天赋人权”思想启发下提倡“男女平权”。他们把“国家积弱”的主因之一归结为缠足，急切呼吁：欲救国，先救种；欲救种，先去其害种者——缠足恶习。（注：转引自吕美颐、郑永福著：《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4-75页。）可见维新派受“进化论”和“生物学”影响，将妇女的身体、生育的功能与人种改进、富家富国、强种、繁种、优种联系在一起。“兴女学”也是建立在妇女传统家庭性别角色基础上来论述妇女受教育与强国的关系的，办女学的目的就是要使妇女成为“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的贤妻良母。另外，从强国富国的角度来看，认为女子受教育可以“执业自养”，为社会“生利”而不是“分利”。（注：分别见梁启超《变法通义》“论女学”、“论幼学”。）尽管当时女子教育只是在少数上层妇女中实施，但孕育和培养了最早的妇女社会活动家、妇女运动的先驱和第一代现代知识女性，也推动了清政府出于“自救”的改革。

    新思潮的鼓荡、女学的启智、女子结团体的蔚成风气、女权意识的萌发，使得辛亥革命爆发时，一部分精英妇女积极投入武装起义。而当时国际女权运动进入高潮，受到英国“战斗的参政派”的影响，许多女子参政组织纷纷成立，甚至出现唐群英等人多次请愿、与议员辩论，甚至扭打政界要员要求参政权的事件。

  2.渐进的“现代化”和战争中的中断：“女权”的式微与中共领导的“妇运”

    在“五四”前后，新的思想如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人文主义、实用主义、女权主义……引进传入并杂糅并存，在提倡妇女解放、猛烈地抨击旧家族制度、改造社会、挽救民族危机方面达成某种共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男性）建构了一个“压迫－解放“的论述模式，他们呼唤“人的发现”和“女性的发现”，带着双重焦虑——民族与国家的振兴、自身在婚姻家庭压抑中以求解脱，奔走呼号妇女解放。

    20年代，一代受到新式教育的女性渐渐成为活跃于社会中的一支力量。除了在工厂从业的女工之外，新的职业女性群体在都市中活跃起来，妇女不再是铁板一块的家庭“闺阁”或“青楼”中的两种角色；一些知识女性开始“自我发现”，呼唤“先做人，再做女人”。她们或就业独立谋生；或出国勤工俭学，探索自我发展和救国之路；或在国内继续开展新的女权活动——当时进步知识界是把女权活动视为世界潮流，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标志和途径之一，有不少有识之士把“女权”与“人权”并提（注：梁启超：《人权与女权》，1922年11月6日在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讲演，载《晨报副刊》1922年11月16日。）。经济独立和职业平等也是努力的目标，一些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自办学校或实业，同时投入女权运动和社会活动。（注：wang zheng,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want:oral and textual historis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尽管参政女权运动伴随着联省自治的退稳而式微；尽管在沿海都市，“文明”与“时髦”在女性身上折射出“现代化”的光怪陆离，同时也招致许多人对妇女解放的物议与反对，但自下而上的运动不但在敦促当局同意某些男女平等的具体倡议中发挥较大作用，也渐进地改变了世风民俗。仅以从民国四年开始制定、到1930年才出台的“民法草案”为例，其中也不乏承认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尽管其保留了传统社会性别制度的精髓——夫权至上。

    如果说从辛亥时期开始出现独立的解放妇女和妇女为主体的女权运动的话，那么从国共两党在1927年第一次合作破裂之后，至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就不再是独立的争取妇女权利的行动，而被纳入到阶级和民族解放的总目标中。但争取妇女解放仍是共产党的主要工作。这种性别之间的“公开利益的一致性”和“隐蔽的紧张关系”，一直是革命队伍中处理性别关系上的棘手的问题。“三座大山”（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男女共同承受的压迫，而“四条绳索”（政权、族权、夫权、神权）中的两条恰恰是父权－夫权性别制度用来束缚女人的。不只是婚姻关系，革命和家庭角色分工方面也出现了冲突。如大革命时期向警予和蔡和森的龃牾（注：christina k.gilmartine,engerdering chinese revolu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延安整风时批评那些“重感情”、“好高鹜远”、“幻想做政治家”的知识女性的“弱点”，要求她们“好好照顾革命的丈夫，抚育革命的后代”（注：区梦觉：《改造我们的思想意识》，载《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733-738页。），都反映了革命队伍中男性主导下的性别紧张关系。

    国统区妇运在两党首次合作破裂后，妇女独立组织活动也受到一定限制。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才开始又一次女界救亡行动的联合和对全国妇女的集体动员。但国统区更多是城市、知识界的参与。这时，女权的主张与呼吁被全民族的存亡大局所淹没，性别问题和阶级问题一样暂时退隐在民族问题之下而处于次要位置。

    （二）“半边天”和“男女平等”：妇女、国家与社会性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从立法来确立男女平等的原则和保护妇女的权利。与此同时，国家延续革命战争年代的妇女动员，用集体主义和自上而下的发动让妇女从家庭走上社会、生产活动。审视其间的妇女与国家、妇女与男性的关系，究竟在多大程度改变或因循了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和观念，对妇女研究者来说是重要的。

    1.制度建设和立法：平等与差别、保护与歧视

    共和国政府颁布的第一部重要法律——婚姻法沿袭了中共一贯的男女平等的原则，其后制定的“劳动保护条例”(1951)，规定了女工与男工享有同样的劳动保护，并对妇女产前、产后做了特殊保护规定；1953年2月通过的“选举法”规定男女公民都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特别是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在性别关系方面的制度建设和立法，既是对百年现代化运动中提倡男女平等遗产的继承，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动员妇女参与中国革命题中应有之义和逻辑延续。男女平等立法的真正意义不但使妇女得到事实上的许多好处，更重要的，由于平等立法所营造的社会氛围和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渗透（民间和官方语言），无疑为日后的妇女发展以及最终的妇女解放和性别平等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检视50年代关于性别的立法，其不足之处为立法粗疏和理想主义，对根深蒂固的父权制缺乏更深入的反省批判，男性中心的婚姻家庭制度也未得到彻底改造。

    80年代以来的妇女立法有了更大的进展。1980年修订婚姻法；80年代中期出台了“女职工健康保健暂行规定”(1986)和“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1988)；1992年颁布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重申男女平等，并主张保护法律赋予妇女的特殊权利和利益。这一时期立法更多地强调妇女的生理、生育的特点和作为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与50年代立法更多注重妇女的社会性解放、无性别差异的平等权利有所不同。这些法规、条例的意图和效果是对妇女有利的，但其对女性生理、生育特点的强调本身是以女性有着先天的生理上的不利条件及能力的缺陷这一观念为指导的，从而掩蔽了历史上形成的性别不平等制度和观念。

    2.集体动员的社会参与：“半边天”和性别分工

    50年代初国家延续了革命时期对妇女的动员，开展了各项建设和政治的运动。其理论逻辑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带来妇女的解放，而妇女走出家庭广泛参与社会生产劳动，发展生产力，才能最后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妇女是一种宝贵的人力资源，发动妇女参与革命和生产是革命利益和妇女利益的结合点。各级妇联贯彻“以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生产为中心的方针”，使过去不事生产的妇女，转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因此，要求妇女“提高觉悟，克服依赖男人、不愿劳动”的“落后思想”（注：转引自谭深：《社会转型与妇女就业》，载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编《中国妇女与发展——地位·健康·就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2页。）。有相当多的妇女在集体劳动中获得了从来未有的自信和成就感，至今中国劳动妇女还承袭这个时代的自信和意志力的遗产，但也付出了健康的代价。

    就宏观而言，集体化和普遍就业将家庭（族）对妇女的分隔改变为政策性利益的集体分隔——城乡二元分离的格局，使得城乡妇女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体系中活动，呈现出巨大的城乡差异；但性别关系几乎同样是权力关系上的男主女从，报酬上男高女低。从微观角度看，工业化与集体化“打散”了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基础，但消费和维持“再生产”的功能并没有消失，而在性别分工上立法和意识形态的宣传似乎从未对传统的内外分工有过质疑，相反，妇女的家庭角色一直没被“淡化”，甚至自觉不自觉地被强化，加重了妇女双重角色的紧张。

    （三）反思“解放”与“平等”：性别文化的重构与多元主体的共处

    1.“一性化”与“回归女人”

    文革沿袭了革命（包括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主流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性别路线，并在“极左”的方向推到极致。有学者将这一时期性别关系的特点概括为“非性化”，准确地说应是“一性化”——即“男性化”。而当改革开放的时代到来，厌倦了清教徒生活和“政治斗争”的男女，希望过世俗的日子时，“回归女人”就成了一种时髦。学界也以批判“非性化”为名，或提出“做女人”、强化“女性意识”的口号，或急于“淡化”、“超越”性别。殊不知未经过性别文化反思清理的虚幻的“淡化”、“超越”和一厢情愿地“做女人”，恰恰掩盖了长期以来男优女劣文化深层的性别不平等，将性别本质主义和性别等级主义合理化。

  2.国家与市场：在夹缝中拓展空间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城乡二元结构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淡化、削弱，国家对妇女“保护”的部分减少。在男女同时受到体制转轨冲击的情况下，旧的性别关系格局和观念所起的消极作用是妇女首先失业下岗；而另一方面，“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开始出于商业目的进行操作，妇女成为性剥削、侵犯、利用的对象，拐卖妇女、卖淫嫖娼、色情出版物泛滥……一时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但与此同时，妇女也得到比以往更多的自我组织、自我实现和选择的机会，如妇女组织的多样和活跃，妇女研究的兴起，妇女流动的频繁，寻求自给、致富之路的自觉性的加强……妇女正在改变以往那种被安排、被塑造，需要“代言”、“保护”的被动角色。也正是这个时期，妇女越来越分化成不同的利益群体，根据各自的利益和作为女性的共同体寻找发展的空间。

    3.社会性别意识：性别制度文化的反思与重构

    “男女平等”和“社会性别”这两个同是“泊来”的概念，并不是像人们理解得那么不可相容；相反，后者使我们理解不平等的深层根源和解决的策略，不再只以男性为标准，不再是男人、国家“解放”妇女，不再限定于“只有提高生产力”、“只有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只有提高妇女自身素质才能以贡献求地位”……男女不平等也不是人们常说的“传统”和“封建残余”在“作怪”，而恰恰是一种社会制度和观念体系在起作用。对此，需要深层的文化反省和社会性别意识的自觉——在这一方面，今天中国社会基本还处于“失明”“失聪”和“失语”的状态。

    主流和大众往往对性别（实际是妇女）采取惊人的矛盾的态度——在“姿态”和口号上重视，而在实质上和内心漠视，因而性别盲点无所不在。就拿生育来说，人们很少从性别制度分工、生物学本质的认识论来批判反思：如何站在妇女的角度思考问题制定政策？节制生育难道只有妇女承担主要责任这一条出路吗？国家对生育控制真的意味着父权－夫权家庭控制的削弱吗？再如以“性别划线”的“妇女回家论”不断泛起，也反映出对旧的性别分工制度缺乏起码的反思。当然，更少有从社会性别权力关系、资源配置等角度看待隐蔽而又日益突出的家庭暴力、健康、营养甚至商业性性交易泛滥等问题的。

    不过，一种用社会性别视角观察、理解、发声、行动的力量正在壮大，妇联组织和妇女研究学者两种力量的结合，正在试图说清楚文化中的性别议题，也企图诠释什么是真正的解放与平等。妇女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她们有不同的复杂的身份认同，她们有权力和有能力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现代社会应该不断满足这种需求。男女不是二元对立和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漫长的文明史中建构的，现在是到了共同磋商获得男女自我解放的时候了。

三、历史语境：对中国妇女研究的意义

    妇女研究实际上是从性别的角度与特定的历史文化进行对话。对中国性别制度——父权制的形成、演变、内部构成、特点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尤其是对近代社会对这一制度的挑战和改变有较为全面深刻和理解，就成了这种对话的前提。同时，当妇女研究成为一种全球行动的时候，在与国外同行对话交流的过程中，历史语境的把握就成了我们自己立足点和归宿。这至少有三个方面给我们提醒和启示：

    （一）妇女研究：本土·区域·全球的关系

    妇女研究正在世界兴起，女性主义理念的普及、社会性别概念的普遍使用这一全球化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区域化、本土化更是呼声急切、行动迅猛。中国的妇女研究需要从全球妇女生存的历史、现状、运动和研究的趋势所体现的普遍性入手：比如父权制在世界的普遍存在，社会性别概念在研究中的普遍适用，就是从事妇女－性别研究的起点和共识。但是，父权制的运作和社会性别的具体表现在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是有差异的，如中国的父权制的形成和内部构造与欧美各国不同，甚至同属东亚文化圈、深受懦家文化影响的中、日、韩等国之间也不尽相同。因此，不但在研究的策略、概念的引进和运用上需要考虑到具体的历史语境，更重要的是要在本土的研究中检验其适用度并随时给予补充修正。这样做，不但能使妇女研究、女性主义、社会性别更真正凸现多元性和丰富性，更重要的是本土性的研究和活动才真正能对妇女和人类的进步起到实质性的推进作用。对于中国的妇女研究者来说，对本土的两性生存及其关系的背景和实际情况，既要能追源溯流，又要善整体把握；既要建立一个从性别角度切入的观察和解释的初步框架，又需要多角度多学科以及跨学科的交叉和综合的研究。

    （二）从因变关系看社会性别制度的历史性

    社会性别制度、两性关系和妇女状况地位，这些范畴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本质存在，而是历史的造物。研究者要从变化中考察因循和积淀的成分、变革的内容、以及新旧因素如何共存起作用的。时间的座标既是相对稳定的，又是流动的，更是前后衔接的。更重要的，还是揭示变革和滞留因循的具体表现并揭示其原因，积极创造条件促使性别关系向更文明、更符合人性的方面转化。

父与女篇9

〔关键词〕 父母教养方式；自我表露；研究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2684（2017）01-0004-03

一、引言

（一）父母教养方式

本文选用父母控制作为父母教养方式的变量进行研究。父母控制模式是指父母在教养活动中经常用以控制、管理子女的较为稳定的行为方式[1]，即普遍意义上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方式。父母控制指的是父母对青少年的行为和活动进行监督和规范，它一直是发展心理学家关注的重点。

（二）自我表露

自我表露是个体在交往过程中，将个人信息（包括想法、感受、个性、经历等）和对非个人信息的自身感受（包括对对方或其他人、事的评价、感受、看法等）以口头或其他形式直接表露给对方的行为过程。自我表露是人际交往当中一个重要的行为表现，是表达和衡量亲密关系的重要指标。自我表露增强了个体自我觉察的能力，可以与他人分享体验，可以从他人那里获得反馈；同时，自我表露降低了人与人之间的神秘感，可以建立亲密的关系，维护自身的心理健康状况，达成合作等。

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的自我表露程度也会发生变化，许多研究者通过纵向和发展级联的研究方式探讨了青春期阶段自我表露的发展变化情况。Coupland[2]等提出自我表露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而且问题最大的转折看似在青少年中期，这个时期的表露趋向最低。也就是说，青少年时期的子女对父母的自我表露减少，不告诉父母他们的情况和行为，导致父母无法对其进行良好的监控，从而导致子女不良行为的发生。

（三）问题行为

对于青少年的“问题行为”的命名，国外普遍使用“风险行为”（risk behavior），主要是指不健康的、非建设性的，甚至对生命构成威胁的行为。国内多使用“问题行为”的概念。青少年的问题行为，是指青少年由于个人行为表现无法顺利适应多变的环境，致使他们无论在家庭、学校还是社会等各个方面，可能发生生理上或者精神上的困扰。青少年遭受到困扰或挫折后，如果冲突超过容忍的程度，就会引起严重不安或焦虑，采取防卫机制，进而可能形成不良适应。这便可能导致一般的问题行为，严重的可能发展成为甚至犯罪行为。

本文根据以往研究，采用Lucas-Thompson等[3]的归类方法，将青少年的问题行为分为外化问题和内化问题进行研究。

二、研究模型

自我表露是青少年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它不仅能够影响青少年与父母的互动关系，同时也会对青少年的适应行为产生影响。本研究选取了自我表露作为父母控制与问题行为的中介变量，考虑了多种相关变量的影响，使研究内容更深入、研究范围更广泛，获得的结论更丰富。

三、研究对象

本文采取随机整群抽样，选取广州市多所普通中学的初中学生为研究对象。在每所中学的两个年级各随机抽取5个班（每班约45人），被抽中班级的全体学生都参加调查。共发放问卷900份，回收有效问卷867份，有效回收率为96.3%。其中，男生484名，平均年龄为13.13±0.86岁；女生383名，平均年龄为13.02±0.84岁。

四、研究工具

（一）背景资料问卷

背景资料问卷用于收集被试的年龄、年级、性别、与谁同住、是否独生子女、出生地、父母受教育水平等。与谁同住按照“父母”“只与父亲”“只与母亲”“除父母外其他亲戚”几个类别排列，由被试根据情况作出选择，在编码时对这些选择分别赋予1～4的分值。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按照“小学（或以下）”“初中”“高中”“大学或以上”几个类别排列，由被试根据自身家庭情况作出选择，在编码时对这些选择分别赋予1～4的分值。

（二）父母控制量表

采用Barber和Olsen（1994）和Barber（1996）编制的父母行为控制量表。包括9个项目，如：“父母知道我晚上去哪儿”，“父母给我足够的自由”，要求被试在五点量表上对内容进行评定，“从不”计1分，“偶尔”计2分，“有时”计3分，“经常”计4分，“总是”计5分，量表分数为各项目分数之和，量表分数越高表明父母对子女的行为控制程度越强。本研究采用的是问卷的总分标准分，本次测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1。

（三）青少年自我表露量表

采用Statiin和Kerr（2000）编制的自我表露量表，翻译及回译过程同上。包括5个项目，如：“我会主动与父母谈论我的朋友们”。其中有2个项目为反向计分，要求被试在五点量表上对内容进行评定，“从不”计1分，“偶尔”计2分，“有时”计3分，“经常”计4分，“总是”计5分，量表分数为各项目分数之和，量表分数越高表示子女对父母的自我表露程度越高。本研究采用的是问卷的总分标准分，本次测量Cronbach’s α系数为0.61，在可接受范围之内（Fornell & Larcker，1981）。

（四）青少年问题行为问卷

1.外化问题行为问卷

在参考学生态度和行为问卷以及监控未来问卷（Jelicic H，Bobek DL，Phelps E，et al.，2007）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青少年的常见外化问题行为改编而成。问卷包括15个项目，如：“是否吸烟”“是否喝酒”，要求被试在五点量表上对过去一年来自己该行为的发生频率进行评定，“从不（0次）”计1分，“很少（1次）”计2分，“几次（2～3次）”计3分，“好几次（4～5次）”计4分，“经常（5次以上）”计5分，量表分数为各项目分数之和，分数越高表明出现的外化问题行为越多。在本次研究之前，我们对问卷进行了预测。本研究采用的是问卷的总分标准分，本次测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9。

2. 青少年内化问题行为问卷

采用Achenbach（1991）编制的青少年自评量表中的焦虑抑郁分量表，共16个项目。要求青少年报告现在或近六个月每种问题出现的情况。采用三点计分，包括“从不”“有时”“经常”，分别计1 ～ 3分，量表分数为各项目分数之和，分数越高表明出现的内化问题行为越多。本研究采用的是问卷的总分标准分，本次测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

五、研究结果

（一）各变量的相关关系

对父母控制、内外化问题、自我表露进行相关关系分析，结果如表 1所示，行为控制与内外化问题呈显著负相关，与自我表露呈显著正相关，表明父母的行为控制程度越高，子女内外化问题越少，自我表露程度越高。

（二）父母控制与青少年外化问题：自我表露的中介效应

检验结果如下页表2所示，其中所有变量均已标准化。依照温忠麟等[4]提出的步骤，结果如下：

（1）父母控制对外化问题的系数：t（父母控制）=-5.89（p

（2）父母控制对自我表露的系数：t（父母控制）=8.17（p

（3）自我表露对外化问题的系数：t（自我表露）=-2.17（p

至此，说明自我表露在父母控制与外化问题的中介效应显著。

（三）父母控制与青少年内化问题：自我表露的中介效应

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所有变量均已标准化。依照温忠麟等提出的步骤，结果如下：

（1）父母控制对内化问题的系数：t（父母控制）=-2.99（p

（2）父母控制对自我表露的系数：t（父母控制）=7.35（p

（3）自我表露对内化问题的系数：t（自我表露）=2.46（p

至此，说明自我表露在父母控制与内化问题的中介效应显著。验证了假设2。

六、讨论与建议

中学生的问题行为不仅是令学校、教师和家长头痛的事情，还可能演变为更复杂可怕的社会行为，例如暴力行为、攻击行为、行为等，给社会带来严重危害。

本研究发现，自我表露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内外化问题的中介效应显著。根据各相关关系的方向可以得出，父母控制越多，子女的自我表露越多，问题行为越少。可见，自我表露对青少年的内、外化问题均有显著的缓冲作用，是减少青少年问题行为的一个重要且有效的因素。根据此结论，重点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一）促进青少年自我表露

父母控制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对子女纵容或漠视是不可取的，只有监管和掌握子女的生活、学习状况，才有可能更好地对子女进行教育和帮助。家庭环境中，父母应鼓励青少年进行自我表露，但方式方法应该符合青少年的心理发展规律和特征，这样才有可能避免他们出现问题行为。父母应该站在关心的角度和朋友的立场，在恰当的范围和频率内询问子女的生活、学习、交友等情况，充分尊重子女的隐私，不能什么都问、事无巨细，更不能强迫子女进行报告。

其实，大部分青少年期望与父母建立良好的关系，告诉父母自己的所见所感所想，愿意聆听长辈的意见和建议，愿意与家人分享快乐，但是某些父母只会一味说教和批评，亲子间无法达成良性沟通，久而久之子女就不愿开口，父母步步紧逼，使亲子关系恶化。只有在关系和谐、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子女在家庭规则上与父母达成协议和共识并遵照执行的情况下，子女才会向父母反馈自己的情况。通过子女的自我表露，父母可以掌握子女的行为动向，适当地教育和引导他们，在表现良好时给予奖励，避免子女出现外化问题，同时在子女受到挫折，出现痛苦、难过、沮丧等消极情绪时给予安慰或鼓励，减少其内化问题。同样，教师应该用宽容、接纳的态度对待学生，鼓励学生自我表露，让学生能够自由、充分地展现自我；深入了解学生的情况，面对学生不正确的想法和做法，及时发觉并引导其修正。

（二）改进教养方式

促进他人自我表露的最好方式就是自己也对他人进行表露。社会心理学理论认为，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在交往双方自我表露逐渐增加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个从不自我表露的人很难与别人建立密切的关系。理想的模式是对少数亲密的人（例如亲人、好朋友）可作较多的自我表露，对于普通朋友或他人则作中等或低等程度的自我表露。因此，若想获取青少年更高的表露程度，父母或教师只有主动且适当地对青少年进行自我表露，加强与青少年的沟通。例如，在课堂中，教师在列举事例和讲述理论时，可以适度地表露自己的经历、心情和想法，让学生产生亲近感；在家庭中，父母经常主动与子女交流自己的工作状况和心情等，这是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杨慧芳，刘金花. 西方对父母控制模式与儿童自我控制关系的研究[J]. 心理发展与教育，1997，（2）：62-64.

[2]Coupland，N.，Wiemann，J. M.，& Giles，H. Talk as “problem” and communication as”mis-communication”：An integrative analysis. In N. Coupland，H. Giles，& J. M. Wiemann（Eds.），Miscommunication and problematic talk（pp. 1-17）. Newbury Park，CA：Sage Publications，Inc. 1991.

[3]Lucas-Thompson. R. G.，Goldberg，W. A.，& Prause. J.. Maternal Work Early in the Lives of Children and Its Distal Associations With Achievement and Behavior Problems：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Oct. 4. 2010.

父与女篇10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87）沪高民他字第9号《关于继父母与继子女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能否解除的请示报告》收悉。

据报告称：陈珍芳四岁时，其生母与陈云飞再婚，陈珍芳随生母与继父共同生活八年，继父女之间形成了扶养关系。一九五八年，陈云飞因历史罪行被判处七年徒刑，刑满后留场就业。一九八四年退休回家。一九八七年四月陈云飞与陈珍芳生母协议离婚。陈珍芳遂起诉要求与陈云飞解除继父女关系，陈云飞表示同意。你院以继父母与继子女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能否解除等问题向我院请示。

经研究，我们认为，陈珍芳受陈云飞扶养教育八年，他们之间既存在着姻亲关系，也存在着扶养关系。陈珍芳生母与陈云飞协议离婚后，陈珍芳受陈云飞扶养教育的事实不能消失。据此，我们同意你院的意见，即：继父母与继子女已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自然终止，一方起诉要求解除这种权利义务关系的，人民法院应视具体情况作出是否准许解除的调解或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