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建设政策范文

时间:2024-03-07 17:46:13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区建设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社区建设政策

篇1

[关键词]智慧社区;动力机制;制约因素;政策选择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7 ― 0086 ― 02

从“智慧地球”到“智慧城市”再到“智慧社区”,“智慧”一词逐渐占据了城市治理理念的核心一角。社区是城市居民实现自我管理的基本单元,也是国家实现城市社会整合的普遍形式。社区治理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成熟度,而智慧社区的建设将会成为改善我国社区治理状况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智慧社区及其建设的动力机制

(一)智慧社区的含义

智慧社区一词最早源自1998年美国戈尔提出的数字地球概念。国外对于智慧社区的研究是作为智慧城市研究的一个分支而存在,其中以IBM给出的智慧城市定义为主流,即“智慧城市是指能够充分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于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的响应,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1〕。国内关于智慧社区的研究,至今尚未形成统一认识。综合学者们的多维研究成果,本文认为智慧社区应从以下三个角度来理解。

第一,智慧社区的参与主体。社区是居民获得社会服务的基本单元,因而社区建设不仅关系到居民全体,而且涉及到公共服务提供的多方主体,包括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而智慧社区建设的目的是以一种更为“智慧”的方式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最大限度的满足居民需求。而在社区领域,生产、生活等服务的提供脱离不了社区的诸多构成单元,因而智慧社区并未超出社区治理的范畴,而是同样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不同的是智慧社区在治理主体参与的方式、载体、效率等方面具有独特之处。

第二,智慧社区的实现载体。智慧社区与一般社区治理的根本区别在于治理方式、工具的创新。智慧社区的“智慧”之处在于将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先进的信息化手段融合到了社区治理的整个过程,它不是一个个单一系统的简单罗列,而是一个相互交错、错综复杂的综合体系,在这个庞大的体系中,基于大数据处理的信息化技术是其载体,承担了社区治理某些方面的主要职能,包括社区相关信息的收集、处理、储存、公布,社区管理,社区服务多元化提供等等。

第三,智慧社区的实践效能。智慧社区建设的直接目的是实现社区治理水平的提升,其本质是建立一种新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运用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全面整合社区资源,通过社区智能化服务平台的搭建,为居民提供智慧医疗、智慧管理、智慧交通、智慧环境、智慧监控、智慧安保、智慧学习等多领域、高效率、高质量的社区公共服务。

总而言之,智慧社区是指一种新型的社区治理样态,它强调的是基于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参与,借助于互联网、计算机、云技术等信息化手段实现社区资源的全面整合,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社区的“善治”,也即社区服务的效率、质量、居民满意度等方面的提升。

(二)智慧社区建设的我国智慧社区建设的政策选择

唐京华,孙宏伟

(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 沈阳 110169)

[摘 要]智慧社区建设是改善我国社区治理状况的重要环节,但在具体实施中还面临着政府引导力不足、居民参与率低、虚拟平台运行不规范、缺乏专业人才及技术等制约因素,强化政策引导以规范实践进程是完善我国智慧社区建设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智慧社区;动力机制;制约因素;政策选择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7 ― 0086 ― 02

动力机制

伴随着智慧社区建设实践在全国范围内的展开,作为一种全新的社区治理模式,其建设的动力机制主要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消解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是智慧社区建设的直接动力。我国社区治理实践展开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有二十余年,社区治理的水平、效率均有不小的进步,然而从全国社区治理的实际状况来看还存在诸多困境。例如多元主体参与率低下,行政化趋势明显,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社区管理成本高以及治理主体之间矛盾丛生等。原有的社区治理方式已很难在这些问题的化解上有所创新,因而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来消解困境,这是智慧社区建设的直接动力。

第二,信息技术应用领域的扩展是智慧社区建设的间接动力。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化技术进入了飞速更新换代阶段,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社会生活面貌的极大变化,据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6.88 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 3951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50.3%,信息技术已成为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计算机、通信、传感等技术的进步不断寻求应用领域的延伸,智慧地球、智慧城市建设早已进入技术延伸的范畴,社区作为城市生活的基本单元,自然成为信息技术延伸的目标范围,技术应用的扩张需求为智慧社区建设提供了间接的推动力。

第三,满足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是智慧社区建设的根本动力。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带来生活水平提升的同时也提高了居民的公共服务要求。单一服务模式、普适化服务标准、慢节奏服务速率以及单向交流方式等已难以满足居民需求,个性化、高效率、高质量、双向交流服务越来越成为社区居民需求的偏重点,原有的以人工服务为主的社区治理模式的不适应性日益凸显,面对社区居民不断攀升的服务要求,智慧社区模式也就应运而生。

二、我国智慧社区建设的制约因素

我国各地的智慧社区建设已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政府、企业、居民都对智慧社区抱有极大的热情。然而综合全国智慧社区建设状况,可以发现要将智慧社区作为社区治理的新模式实现整体推进依然存在诸多的制约因素。

(一)政府引导力不足,保障体系不完备

“智慧革命将深刻影响城市社区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这也必然倒逼社区对其传统的管理理念进行根本性的变革”〔2〕。在强行政压力环境下,政府行政导向在社区治理中依然具有主导地位,政府指导体系的不健全将深刻影响智慧社区建设的进程。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区级政府或街道对辖区内智慧社区建设的整体规划缺乏科学性,没有专业队伍作为指导,存在盲目推进的现象;二是政策、法律规范不完善难以为智慧社区建设提供制度保障,政府指导囿于技术层面而实用性不足。

(二)居民参与率低,政社互动性缺失

强化互动沟通是智慧社区建设的目标任务之一,然而从智慧社区建设的实践不难看出,现阶段智慧社区建设更多的是政府、社区等单方实施主体的行为,居民作为目标对象并未广泛参与其中。匮乏的双向互动沟通主要源于几个方面的工作不力:社区消极不作为,将智慧社区建设当做“形象工程”应付了事;宣传工作不到位,导致社区与居民间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智慧社区具体项目建设的实际效用不高,居民未能从中得到真实便利;智慧社区应用的操作难度较大,居民难以达到参与的文化程度要求等。较低的居民参与度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智慧社区建设的意义黯然失色。

(三)专业人才匮乏,应用技术不成熟

随着数据规模的不断扩大,数据处理技术将面临着更新换代的难题,此外虚拟平台的构筑、不同系统间的完整对接等都需要信息化技术的不断改进,目前我国智慧社区建设尚处于模拟探索阶段,应用技术也处于不成熟状态,未来智慧社区建设还需要攻克各种技术难题。与此同时,我国社区工作者能力素质偏低也是智慧社区建设的一大障碍,据调查现有社区工作者不仅一般不具有较高的计算机技术能力,而且拥有社区工作资格证书的也在少数,智慧社区所要求的核心技术人员难以寻觅。

三、我国智慧社区建设的政策选择

面对智慧社区建设的多种制约因素,从政策上加强规范和引导是有效降低建设难度、有条不紊的实现社区治理“智慧化”的保障。

(一)以居民服务需求为动力导向

“社区是城市居民生活的必要空间,也是城市社会开展管理和服务的基本地域单位,社区的智慧化建设水平直接关乎城市居民生活的安全、便捷与和谐”〔3〕。居民的需求导向是社区服务发展的指示灯,智慧社区建设应当以居民的实际需要为前进方向,优先解决居民最为急切的要求。社区是一个纷繁复杂的主体,各个社区状况千差万别,在智慧社区规划、筹建过程中应该广泛征求居民意见汇集社区共识,着力构建居民关于健康管理、商业消费、生活安保、社区医疗、社区养老、志愿服务等基础社区功能模块,然后配以单一社区居民特色需求功能板块,打破僵化的社区服务体系,从而打造各具特色的智慧化社区。

(二)以强化政府支持为实践保障

社区虽是居民实现自治的群众性组织,但在社区发展中政府作为全局支撑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智慧社区建设有赖于政府的积极作为。首先,政府的社区治理理念应当具有前瞻性,将服务型社区当作未来社区建设的模型,正确引导社区构建的发展方向。其次,“政府要承担起顶层设计的职责,各市政府在‘智慧城市’建设的大框架下进行智慧社区建设的统一规划、部署和协调”〔4〕,打破社区“各自为政”的局面,全面统筹社区资源,实现信息的交流、共享,构建社区总体布局,为更大范围的社区科学管理提供数据资料。再次,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行业标准、评估体系、风险监控、违规处罚等规范,实现智慧社区管理的制度化,降低智慧社区管理的不确定性。

(三)以多元主体参与为推进重点

智慧社区建设强调多元主体的互动参与,政府或社区的单方面推动只是外力而非内力,智慧社区稳步扎进的关键力量是多方主体参与形成的合力。其中政府应作为全局的掌控者,聚焦社区治理的大局,做好方向引导、“后勤”保障;自治组织要摆正服务提供者角色,以居民需求作为自己的行动导向;社区居民要明确自己主人翁的地位,积极参与到社区治理中;社会组织与企业则要扮演协调、辅助者的角色,在享受社区公共服务的同时利用自身资源优势造福社区。多方主体的共同努力是智慧社区建设的一股关键力量。

总之,智慧社区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各方面条件协同配合的基础上分步骤、有重点的推进。在建设过程中强化政策引导以规范实践进程是完善我国智慧社区建设的基础保障。

〔参 考 文 献〕

〔1〕邹佳佳,马永俊.智慧城市内涵与智慧城市建设〔J〕.无线互联科技,2012,(04):69-71.

〔2〕蒋俊杰.从传统到智慧: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模式的困境与重构〔J〕.浙江学刊,2014,(04):117-123.

篇2

用足用活老区政策,找准老区建设项目

“广宁是广东的重点革命老区之一,抓全县工作也是抓老区工作。”县老促会会长吴冠儒说。吴冠儒是县委专职副书记,主抓老区工作。由县委副书记兼任老促会会长,在广宁已经是一个历史传统了。吴冠儒认为,这正说明广宁县委、县政府对老区工作的重视,老区人民的困难和问题,可以很快上升到县委决策层。“老区人民为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和牺牲,但现在广宁老区发展还相对比较落后,要缩小老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就必须全力支持老区战略性重点项目建设。”“担任县老促会会长,发自内心愿意把这份工作做好,老区人民的那种淳朴令我感动,我们要争取一年为他们办几件实事。”

2012年以来,广宁老促会认真传达和贯彻时任省委书记关于“区别对待、扶持重点、分类指导、带动全局”的讲话精神,结合广宁老区的实际,提前对老区建设的新思路进行了谋划,并在县委副书记吴冠儒主持下成立了专门工作小组,收集相关资料,撰写出《关于要求把广宁列入省革命老区建设重点扶持县》的申报材料。在市老促会的大力支持下。该申报材料已上送到省有关部门,并得到了高度重视。该县用足用活了革命老区建设政策的做法,值得称赞。

近年来,在老促会的不懈努力下,广宁成功申报“把革命老区广宁县列入全国油茶产业发展重点县”,为老区人民找到一条脱贫致富的长效路子。广宁老促会协同林业部门,按照县委、县政府的部署,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把发展油茶产业作为实现老区人民长效增收致富的重要举措,规划用4年时间新种油茶8万亩,至2015年全县油茶面积将达到10万亩。功夫不负有心人,广宁顺利“列入全国油茶产业发展重点县”,这为广宁老区人们的油茶发展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据了解,该县老促会还为革命老区镇石咀镇争取农建项目做了大量工作。石咀是革命老区镇,农田水利落后。县老促会根据调研了解到,该镇群众迫切需要改善该镇的水利设施,随即向上级部门汇报,调研报告得到了水利部门的重视。石咀镇农田水利建设整治项目在省、市老促会的支持和指导下,成功列入省级规划的小型灌区改造工程3宗,共投入资金380万元;列入小型水利改造的山塘2宗、陂头2宗,引排水8公里项目安排建设资金120万元。此外,还把石咀镇列入市级小型农田水利示范镇。按照市小型水利示范镇的标准建设,共四个小项目,安排投入资金1000万元;成功把石咀镇列入省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规划,在石咀镇小流域内建设18个小项目,规划投入资金2500万元。以上项目实施,共争取到建设资金4000多万元,覆盖石咀镇全镇,受益老区群众17000多人。目前,这一系列项目已进入施工前期阶段。据悉,这些工程将彻底地改变石咀镇水利的落后状况,老区人民将得到真真正正的实惠。

在向上级争取资金方面,广宁老促会同样没闲着。为帮扶老区村办油茶种植项目,2012年,广宁老促会向上争取老区建设资金20万元,分别在排沙镇沙心崀乌石坑村、赤坑镇赤坑村开办种植油茶基地各100亩;为解决边远老区自然村沙埔路建设,2012年,广宁老促会向上级争取到解决老区自然村沙埔路建设资金12万元,帮助排沙镇蚌溪村、联和镇联星村、赤坑镇合成村,解决共8公里长的自然村沙埔路的改造,为铺硬底化水泥路打下基础,解决了老区群众“行路难”问题。

广宁老促会历来重视发放烈士后裔助学金工作,2012年,老促会争取到上级下拨资金2.3万元,发放给36个在读高中、中技、大专、本科的烈士后裔,资助其学业,使其不因贫困而辍学,告慰了烈士在天之灵。按照省老促会的要求,广宁老促会还对1995年以来毕业的由老促会资助过的烈士后裔成长就业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和记录。

继续做好项目的跟踪落实

近年来,广宁老促会积极跟踪落实镇卫生院建设项目,其中,有横山、螺岗、谭布、赤坑、排沙、坑口6个老区镇卫生院业务用房建设。去年,县政府投入资金600万元,每个镇100万元。现已有三个镇的楼房竣工交付使用,有三个县镇已进入收尾工作,近期可投入使用。老促会的促进和跟踪落实,使老区镇卫生院的医疗环境有了很大改善,收到了实效。

为跟踪落实老区群众饮水安全工程项目,县老促会向上级争取资金282万元,促成了10个镇81所学校饮水安全扩网工程的建设,16000师生和老区百姓饮上“安全放心水”。

篇3

关键词:公租房;华中地区;建设;政策

Abstract:As the main solution to solving the housing difficulties of city sandwich layer, the construction pla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 rental housing is widespread concerne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should be appropriate to the specific, people-oriented. Drawing o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region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This article will briefly introduce the public rental approach of Chongqing, Hong Kong, South Korea thre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in order to draw th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Henan, Hubei, Hunan, public rent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come up with recommendations for scientific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public rental in central China orderly development.

Keywords:public rental housing;central China;construction;policies

中图分类号:TU98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12)05-0076-03

1 引言

2009年住房与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部门研究制定《公共租赁住房指导意见》,总结各地解决“夹心层”住房问题的经验,明确公租房建设标准、供应对象及相关政策。为扩大住房保障政策覆盖面,国务院2010年6月召开相关会议指出:“发展公共租赁住房主要是解决城市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住房阶段性需求,提供租金较低、户型较小的住所。”公共租赁房屋已经引起国家重视,城市夹心层的住房困难问题正逐步解决。

2 公共租赁房的基本内涵

2.1定义

公共租赁房简称公租房,由政府或公共机构所有,以较低的价格供中低收入者或者住房困难家庭租赁居住,是解决新就业职工等夹心层群体住房困难的产品。

公租房是一个过渡性住房保障办法,是一种从政策保障角度出发的住房产品分配形式。相对于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具有覆盖人群广泛,补贴标准灵活并且补贴对象明确,操作透明的优点。

2.2理论基础

政府规制理论――政府具有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功能,通过合理的保障政策,能够分别从土地、社会资金、房源、保障对象、价格或租金以及后期管理等方面做出积极的引导和有效地宏观调控。

产业发展理论――从发展规律、周期、影响因素、产业转移、资源配置、发展政策等角度来分析我国公租房的发展。我国公租房虽然起步晚,市场空间巨大,集政策支持、覆盖面大、切实可行等优势于一体,其发展前景不可限量。

3 公租房建设发展借鉴

公共租赁房屋是解决城市中等偏下收入的住房保障政策之一,由2009年住建部率先提出并实行。目前实施状况较好的国内地区主要有重庆、北京、上海等地,国内外可供借鉴的经验比较丰富,本文将以重庆、香港和韩国为例(表1)。

3.1. 韩国

经过近30年的发展,以“政府引导、融资支持、企业运作、定向供应”为原则,逐步形成了以永租房、公租房和国租房为主要内容的公共租赁住房体系(表2),其针对不同人群的供应体制值得借鉴。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城市住房短缺,韩国政府采取了大量政策措施,如增加公共住房建设、市场调控、租金补贴等多种措施保障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供给。同时为了确保中低收入家庭享受住房保障政策,建立了基于强制住房合同预购账户制度和住房档案制度的“一户一宅”制度[1]。

3.2 重庆

重庆是目前国内保障性制度建设效果较好的典型地区之一。其主要经验在于:初步形成了有城市特色的城市住房“双轨制”供应体系[2],以公共租赁住房为主实现了保障性住房的内部整合,包括不设户籍限制在内的一系列具体制度创新,形成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和制度保障。重庆双轨制又不同于香港的租售双轨制,其鲜明特点在于大力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并在保障房的分配上实行严进宽出,同时放宽对于商品房的管制,使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更加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3.3. 香港

香港推出了公共租屋计划(PRH)、居者有其屋计划(HOS)和私营部门参与计划(PSPS),形成了由市场和政府供应的双轨制住房供应体系[3]。香港租售并举的保障性住房政策极大程度地保证了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的住房,有效实现了其“居有所屋”的政策目的。租售双轨制为香港提供了占市场总额40%以上的保障性住房,既满足了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需求,也为商品住房留出足够的市场份额和发展空间。

4 华中地区公租房规划建设解析

我国公租房政策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政府组织,社会参与;因地制宜,分别决策;统筹规划,分步实施。自公租房政策实施以来,各地政府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住房保障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本文将对华中地区的公租房政策、建设情况和建设标准进行分析对比并提出政策和规划建设建议。

4.1湖南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自2010年发展公共租赁住房,为买不起商品房也享受不到廉租房政策优待的“夹心层”提供了租房新选择。

公共租赁住房是面向城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职工和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外来务工人员等群体出租的政策性住房。可以是成套住房或集体宿舍,成套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单套建筑面积严格控制在60平方米以下。租赁合同一般为3至5年,同时提出强化退出管理,多渠道筹措房源,提出由市州、县市政府要统筹安排房源筹集工作。

2011年又提出《湖南省公共租赁住房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保障类住房已经获得政府高度重视,对改善民生意义重大。根据2011年湖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计划,湖南省2011年保障性安居工程总任务44.72万套,其中公租房4.2万套。保障性住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2011年11月前全部开工,年底基本建成60%以上。

4.2 湖北

2011年5月湖北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房屋的意见》提出商品房建设需配建5-10%公租房,并要求公租房建设符合安全卫士标准和节能环保标准,确保工程质量。户型以40为主,并通过多种方式筹集房源。各级政府通过新建一定规模的公共租赁住房、回购商品住房、收购改造存量房、划转政府直接管理并腾空的公房、与社会组织合作建设、在市场上长期租赁等方式多渠道筹集公共租赁房。鼓励各类投资主体投资建设、运营公共租赁住房。鼓励用工单位投资购买、建设住房,供本单位符合条件的新就业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租住。

2012年2月湖北省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会议顺利进行,针对全省住房保障工作各地市都作了工作报告,武汉市承担了全省住房保障计划的三分之一,首批公租房将在2012年3月提供入住。十二五期间武汉承担了40万套保障性住房任务,政府对保障民生方面投入巨大,公租房建成高峰将集中在2012-2015年,建设情况反馈有待研究。

4.3 河南

河南省政府高度重视公租房建设情况,将公租房定位为住房保障主力军,明确要求公租房要占保障房的40%。2011年开工建设9万套,竣工2万套,十二五期间将建设公租房57万套,并确保2012年公租房开工40万套。目前,郑州首批公租房已提供入住。

为落实公租房建设发展,加强管理水平,河南省公租房管理有自己的模式:第一,加大政策支持,首先要加大政府投入、保障建设用地、创新融资机制、落实税费优惠政策;第二,严格规范管理,要科学规划布局、规范建设标准、加强土地管理、严化配租管理、强化退出管理;第三,加强组织领导,切实落实政府责任、科学编制规划、强化工作监督。

5 结语

人人有房住的发展目标需要通过建设公共租赁房屋来实现,加快保障房建设已成为社会共识。通过对比分析,提取借鉴经验,对华中地区公租房建设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在商品房市场下,公租房租金和租期无疑是广大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 。韩国的分类保障体系值得借鉴,应提供不同标准的住房以供不同主体选择。公共租赁房屋可向全社会开放,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租用不同标准的公租房,而各层次公租房可根据所面向对象制定租金标准。

第二,住房标准与地段也是影响公租房普及的重要因素。住房面积应低于60m2,户型以2室为主,应有卫生设施和简单家电。地段应以城市次中心周边为主,交通便利,并引导中心人口到市郊。

第三,运营主体方面,政府相关管理部门、住房保障发展基金和公共住房建设租赁管理公司应做到三者协调,确保公租房体系稳定持续发展。政府的政策制定和立法保障是确保公租房运营的重要前提。

第四,协调公租房与其他住房保障体系的关系。尝试将租赁型经济适用房、廉租住房、单位租赁房等保障性住房纳入公租房保障体系,实行分类保障,建立起长期、中期、短期租赁与单位租赁房相结合的公租房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1]陈杰,张鹏飞.韩国的公共租赁住房体系[J]. 城市问题,2010(6): 第91-97页.

[2]王建新,崔佳. 公租房建设的“重庆模式”解析[J]. 决策导刊,2010(10): 第6-9页.

[3]范嵘,孙雯雯.探索深圳公共租赁住房制度改革之道――深圳公共租赁住房与香港「公屋比较研究[J]. 城市开发,2009(6): 第78-79页.

[4]陈杰.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难点与对策[J]. 中国市场,2010(20): 第53-55页.

[5]李忠东.国外公租房发展现状与前景[J].价格与市场,2011(4): 第42-43页.

篇4

上述问题也引起了执政党和政府的关注。从执政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建设“更加和谐”的小康社会,到十六届四中全会完整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再到十六届六中全会将“和谐社会”建设列为专门议题,这表明执政党正在适时地调整发展战略,逐步地将发展目标从以经济发展为重心调整为构建整体的“和谐社会”。与此同时,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也对其政策作出相应调整,期望通过“二次分配”和其他调控手段消除社会不和谐。

那么,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前提是什么?旨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公共政策究竟应该坚持什么价值取向?

社会公平:和谐社会的基础

“社会和谐”与“社会公平”是两种不同的目标。“社会和谐”与“社会公平”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共同性,告诉我们“做人要厚道”,“要悠着点儿”,不要太过分;后者强调差异性,告诉我们“做事要理所当然”,“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要太客气。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社会公平主要地体现为一种根本的制度安排,而社会和谐更多地体现为政策调节。从理论上讲,“社会和谐”应当以“社会公平”为基础和前提。在两者的关系中,体现社会公平的制度安排当然是更加根本的要素,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和前提;而社会和谐强调的是各种社会要素之间的动态平衡,不同阶层的成员相互认可,彼此认同与互助合作 。因此,没有体现社会公平的制度安排,“社会和谐”就会变成缺乏动力的静态的“和平状态”(即平均主义状态下的“共同贫穷”,或者称之为“呆滞状态”更为恰当)。进一步而言,没有社会公平,就谈不上社会和谐,那样的话,社会就处在一种“战争状态”;一味地强调“社会和谐”而不强调“社会公平”,就会导致平均主义,那样的话,社会就处在一种“呆滞状态”。

而“和谐观”与“和平观”有所不同。和谐观不仅仅注重和平共处这样的静态结果,而且更看重和谐互动的动态效应,强调在不同和差异的基础上,互助互补,保持多样和谐。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同”。一味追求相同反而因内聚力不足而容易引发不和(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区分“机械性”和“有机性”社会的结论是,维持“机械性”社会的“和平状态”只能靠强力――专制或军事暴力),差异与多样化创造互补与合作的机会,反而容易促成和谐状态。

贫富悬殊、收入分配失衡,让“公平分配”成为当前最热门的话题。为了克服贫富悬殊,人们自然想到了政府,主张政府积极干预,呼唤政府加大“二次分配”的力度。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才算是“公平”?是不是“二次分配”就算是社会公平的核心内容?换句话说,把富人的钱拿来补偿给穷人,这是不是就是社会公平的全部意义?

一般认为,贫富差别被认为是市场机制的必然结果,但是,贫富差别的存在不一定就意味着“社会不公”。那种旨在缩小收入差距的分配政策,其理论依据可能是“社会和谐”,而不一定是“社会公平”。换句话说,被人们称道的所谓“二次分配”政策,其出发点应该是“社会和谐”,而不是“社会公平”。“公平”主要不是财富分配的所谓“平等”,而是机会的自由,也就是给每个人以机会,不让富人凭借自己的优势永久地占据主导地位,也不让穷人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开放和竞争的社会:让富人始终保持危机意识,永远面临别人的挑战;让穷人永远不会感到绝望,始终保有信心和机会,即使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也不会将沮丧化作仇恨。这才是最大的公正。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最根本的制度安排就是给每个成员以自由,让他们根据自己的特点去发现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和途径。

反垄断,保自由:和谐社会的政策导向

那么,谁是机会自由的敌人?垄断!那些强势集团和既得利益者,凭借自己已有的资源优势,通过垄断把别人挡在门外,扼杀别人的机会,以便永久地保住自己的优势地位。如此看来,政府作为社会公正的维护者,它所做的工作就是破除垄断,保证自由竞争,它的现实政策指向就应该是:设法削低市场准入门槛,保证给更多的人以机会;设法消除行业垄断,打破既得利益者的垄断地位;设法保障市场自由规则,约束市场主体的行为,保证公平竞争。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哪些政策值得检讨和反思。缩小贫富差距(“二次分配”),实行行业监管,保护民族产业,帮助企业“做大做强”,城市改造与市政管理(政府追求形象目标)等等,这些都成为政府干预的理由和借口。然而,这样的干预可能在很多情况下保护了垄断利益,牺牲了机会自由。

比方,就拿政府监管来说,金融监管、信息监管、网络监管、新闻监管、文化监管、社团组织监管等等,这样的政府监管充斥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的政府确实在许多领域都普遍实行监管。但是,为什么而监管和监管什么,这却是一个少有人关注但很值得推敲的问题。

按照一般的理论,政府监管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市场自由公平竞争,反对和杜绝垄断行为,打击投机欺诈活动,保障公民权利,而政府监管的内容往往是通过设定标准(如服务质量、劳动保障、环境、健康、安全、卫生、财务等方面的标准)来限制企业有害公民权益的经济行为。但是,现实中政府所实行的监管在很多领域和很多方面可能不是为了保障自由市场,而恰恰是试图取消市场,保护已经形成的垄断利益。

例如,为了保证国家对金融秩序的控制,金融监管规定禁止民间信贷组织,结果,只有现存金融机构才能提供金融服务,而能够享受这些金融服务的只能是那些满足其高档要求的“富人”,而那些只要有小额资金就能摆脱贫困的穷人,如农民,在政府监管的既有金融体制下,却很难得到金融的支持;再比如,信息监管保障了目前国家电视台、广播台信息的垄断地位,让公民无法真正享受国际资讯和文化生活,只能别无选择地忍受文化的粗制滥造和庸俗广告的狂轰滥炸;网络监管的目的是防止所谓不安全不健康的信息,结果公民独立判断的权利和通过网络自由获取信息、表达意见的权利又不得不被打上折扣。这样的例子确实还有很多。可我们有没有想过,也许恰恰是这样的干预造成或强化了社会优势集团的优势地位,导致或助长了贫富悬殊,从而引发或加剧了社会不和谐。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从中我们可以得知,没有自由就没有繁荣。一个好的社会并不是没有穷人也没有富人的社会,而应该是让人们“各领三五年”的社会。社会的最大不公正也不在于贫富差距,而在于制度的约束使富人和穷人的角色固定化――富人永远是富人,穷人永远是穷人。贵族社会之所以不公正也不利于发展而最终被淘汰,就是因为它通过世袭制度,将贵族特权固定化。弱势群体之所以弱势,是因为他们不具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条件。穷人之所以贫困,原因是他没有变富的可能。当政府的制度安排和所谓的监管行为不是为了保障自由,相反却是为了保护垄断的时候,这种制度和监管所维护的一定是强势的利益,让穷人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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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主体功能区;财政支持;财政政策;辽宁省

[中图分类号]F812.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

2095-3283(2012)02-0152-02

基金项目:2011年度辽宁省教育厅项目“辽宁主体功能区建设财税支持政策研究”(项目编号:W20111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但也出现了高污染、高消耗等一系列问题,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务院于2010年底印发了我国首个国土空间开发规划——《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规定于2020年实现主体功能区主要目标。为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辽宁省政府在《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出推进形成辽宁省主体功能区,并提出了辽宁省主体功能区发展建设的重点。

一、辽宁省主体功能区划分与功能定位

主体功能区是指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为基本要素,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人与自然和谐、城乡统筹发展等原则确定的主体功能清晰的空间区域单元。国家从开发的角度,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

相应地辽宁省国土空间划分为国家级优化开发区、国家级限制开发区、国家级禁止开发区;省级重点开发区、省级限制开发区、省级禁止开发区“两级四类”主体功能区。

本文主要侧重于对辽宁省省级层面的三类主体功能区进行分析,即主要侧重于对辽宁省省级重点开发区、省级限制开发区、省级禁止开发区三类主体功能区的分析。

二、现行财政政策对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制约因素分析

(一)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建设相对滞后

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主要解决中央与省级之间的财政关系,并且是按行政层级进行划分拨付,与主体功能区建设目标难以进行有效的衔接。

1.从纵向看,辽宁省政府与下辖的三类省级主体功能区之间缺乏必要的转移支付政策规定。而现行的税收返还政策起到了逆向调节的作用,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经济发展水平高,返还基数大;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经济落后,返还基数小,这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相矛盾。

2.从横向看,辽宁省主体功能区之间缺乏相关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政策规定。省级重点开发区是否应该横向援助省级限制开发区和省级禁止开发区,以及如何横向援助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定。

(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责任划分不够明确

目前辽宁省主体功能区分为“两级四类”,既包括国家级主体功能区,又包括省级主体功能区。两级功能区的资金来源、监督监管具体应该由哪级政府负责目前尚未明确,尤其是第一类功能区——国家级优化开发区和省级重点开发区、第四类功能区——国家级禁止开发区和省级禁止开发区,出现国家级和省级主体功能区部分重合的情况,容易造成政府间相互推卸责任,影响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实施。

(三)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

1.省级限制开发区和省级禁止开发区主要用于生态建设以体现生态资源的多重价值,但是由此会带来财政收入的减少,进而违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对此,如果没有配套的生态补偿激励政策,将会大大降低地方政府进行生态建设的积极性,难以推进主体功能区的战略实施。

2.省级重点开发区主要用于经济建设,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对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实施经济援助,以实现既定的生态环境资源在经济增长与生态服务之间的合理配置与使用,从而实现整个人类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对于此类功能区由于实施经济援助而带来的财政收入损失,目前尚缺乏必要的财税补偿措施,激励力度不够。

三、辽宁省主体功能区建设的财政支持政策建议

辽宁省省级层面共有三类主体功能区,主体功能区功能定位的差异,决定了不同类型的功能区需要对应不同的财政支持政策及政策实施工具。

(一)省级重点开发区:激励型财政政策

省级重点开发区是以辽宁省沿海城镇带、中部城市群为主。在本主体功能区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化程度比较高,具有较高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但是产业发展比较分散,规模经济发展不够,资源利用率较低,所以应继续加大经济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形成具有规模效益的本土产业区或产业带,实现经济发展的飞跃,从而形成新的经济中心。

本主体功能区的财政调节可以采用税收调节手段,同时运用政府采购、公共投资等来引导社会资金的流动:

1.运用税收调节手段,给予省级重点开发区内的企业一定限度的税收减免,以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本区域。

2.可以通过政府公共投资,直接在重点开发区兴建一批重点开发示范企业,形成新的经济中心,以吸引更多的企业前来投资。

3.应该对本主体功能区内横向经济援助省级限制开发区和省级禁止开发区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如允许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按一定比例予以扣除等。

(二)省级限制开发区:支持——补偿型财政政策

本主体功能区主要包括辽东山地丘陵生态屏障区、辽西丘陵低山生态屏障区、沿海防护林带、辽河流域生态走廊。由此可见,本主体功能区主要是为了支持林业发展,而限制其他产业的发展,从而达到生态修复和保护环境的目的。

本主体功能区在财政政策工具的选择上可主要采用转移支付方式。对由于限制其他产业发展而带来的财政损失予以补偿,以保证功能区内公民享有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

1.应该制定关于对省级限制开发区进行转移支付的专门地方性法规,在法律层面对转移支付方法、方式予以确认,保证转移支付的规范实施。

2.建立横向转移支付制度。辽宁省三类省级主体功能区之间的财力差异过大,辽宁省政府的财力有限,仅依赖辽宁省的纵向转移支付,难以保证本主体功能区内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应该建立横向转移支付机制,由省级重点开发区分担一部分向省级限制开发区进行转移支付的责任。

3.模仿“省直管县”的做法,将辽宁省政府对省级限制开发区的转移支付直接拨付到县级行政区,减少中间财政管理层级,避免截流挪用。

(三)省级禁止开发区:保障——补偿型财政政策

本主体功能区主要包括辽宁省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

本主体功能区的资源承载能力较弱,不适合进行高强度的资源开发和发展经济,其主要目的是保护生态无形资产,进行生态修复和保护环境,对其他产业直接禁止开发,并将破坏生态环境的产业从本主体功能区强制迁出。该主体功能区的补偿责任比较重,应该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同时负责,财政政策调整工具可以采用转移支付、公债以及公共投资等。

1.中央政府可以通过专项资金转移支付、发行国债的方式补偿本主体功能区因禁止开发而带来的财政损失。

2.由政府加大对本主体功能区内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以及环境保护的公共投资力度,从而保证公民充分享有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

3.实行许可证制度。在省级禁止开发区内,只有取得开发许可证的企业才允许进行注册登记,从而严格限制本主体功能区的工业开发,切实保护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杜平.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导向[J].经济纵横,2008(8):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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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颖.地方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的路径选择[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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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背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常重视地区经济及政治制度的建设与发展。指出:“‘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最主要的就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因此,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以发展理念转变引领发展方式转变,以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锁钥,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经之路。在新时期、新阶段、新环境的大格局下,我国行政体制机制的建设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进步。但是,还有很多地区受到了“官本位”“机械唯物主义”等思想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无法很好的促进地区行政管理基层的建设。在这种背景下,本文开展了对我国地区行政管理基层建设研究。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本文研究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对我国地区的行政管理基层建设进行剖析,找出地区行政管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且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来提高地区行政管理基层的建设,为我国地区行政管理基层建设的发展提供了浅薄的建议。行政管理基层建设的水平关系着区域经济的发展情况。只有完善、跟进地区行政管理基层建设,才能为地区的各方面建设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二、我国地区行政管理基层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管理层级和幅度存在矛盾。行政管理层级和幅度存在矛盾是我国地区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行政层级和幅度存在的矛盾,由来已久。行政管理层级是指行政管理的纵向,行政管理的幅度是指进行管理的横向及广度。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如果一味的追求某一值的极点,势必会造成此消彼长的局面,无法达到政治生态的最佳值。顾及行政管理的层级,那么则会影响行政管理的幅度,相同,顾及行政管理的幅度,则会影响行政管理的层级。二者永远都处在一个矛盾的状态,这就是行政管理层级和幅度存在矛盾。由此可见,这个也是我国行政管理基层建设存在的一大问题。

(二)地区缺乏正确科学的行政管理制度。部分地区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条件,这也使得其在制度指定存在一定的缺陷,一些急功近利、一劳永逸的“临时性”政策也可能会落地出台。地区缺乏正确科学的行政管理制度,才会导致行政管理基层建设不完善。行政管理制度是每个地区的骨架,一旦缺乏正确科学的行政管理制度,那么这个地区发展直接受到了影响,使得整个行政管理基层都处在一个松散混乱的状态,这样一来也无法更好的促进基层行政管理基层的建设。

三、影响地区行政管理基层建设的因素

(一)资金管理因素。资金不足的特点,也是行政管理基层建设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而且,没有对资金进行合理的规划和管理,这就更加影响了行政管理基层建设。专项资金得不到专项利用,基层政府部门的公建设施居多,需要花费的项目类别也繁多。上级的拨款,往往是加以整合再重新分配,余下可利用的相应专项资金少之又少。进一步而言,则导致了我国行政管理基层建设不完善的根本问题。

(二)人才因素。我国缺乏行政管理基层建设人才也是导致行政管理基层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专业的的行政管理人才就是为了帮地区解决一些问题或者是突发状况,同时也可以促进的地区行政管理基层建设的发展。如果没有专业的的行政管理人才,那么出现问题时,也无法运用正确的方法进行解决与处理,这样一来,直接影响到该地区行政管理的基层建设。人民日报曾有一文,标题为:基层年轻干部为何留不住?里面提到的一个观点:“有的年轻干部不会与群众打交道,所学与实践脱钩严重,一身书生气下不了田间地头;有的心高气傲,认为群众的诉求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没耐心也没心思去处理;有的作风浮躁,从“来”的时候就想着将来怎么“走”,总觉得在基层难以实现自我价值,总想做一番大事业……无论是“本领恐慌”,还是“眼高手低”,都让这些年轻干部无法踏踏实实在基层服务群众。”也同样值得地方政府对基层人才建设认真反思。

(三)监管、效能因素。地区监督制度建设、及效能督办制度的不完善,也是我国地区行政管理基层建设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缺乏监管机制,这就给很多行政管理人员提供了“懒政”的机会。同时,缺乏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也会让“关系主义”盛行,造成了行政管理基层建设缺乏公平、公正性,严重的影响了地区行政管理基层建设。缺乏效能机制,这就对提升干部能力素质的措施办法针对性还不强,岗位责任体系建设不完善,考核评价机制不够科学。长久如此,民众不信任情绪增加,继而有损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四、解决地区行政管理基层建设存在问题的对策

(一)缓解行政管理层级和幅度之间的矛盾。管理的层级和幅度,如果运用“零和博弈”的思想,只会将我国地区政治制度的建设和经济的发展带入歧途。如果想要缓解行政管理层级和幅度之间的矛盾,那么就需要达到两者的均衡。或者利用忽视另一方的弊端的方法。既然层级少可以让我国行政管理基层建设提高,那么就忽视行政管理的幅度问题,相反亦然。只有缓解了二者之间矛盾,才能更好地提高地区行政管理基层建设,从而促进各方面的发展。

(二)制定正确科学的行政管理方法。地区缺乏科学的行政管理方法,才会使在行政管理中遇到的困难时无法解决。所以,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要制定正确科学的行政管理方法,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因时制宜。每个地区都应该制定一个符合该自身发展的行政管理方法,这样才能更好的促进行政管理基层建设。同样,推进制度建设,提高机关效能,也是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现实需要,是规范内部管理的关键所在。但机关效能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不可能一劳永逸。逐步建立起加强机关效能建设的长效机制,把机关效能建设从“活动型”的动态模式转变到“制度化”的常态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人才的任用。要干部更多留在基层,不妨多一些对干部的细心关爱,在物质和精神上给予更多激励。同时,也要继续加强从严治吏,营造更加公平公正的基层工作环境,为干部搭建施展才干的良好平台。“工作累,但待遇好”“成就感足”让这些话成为干部中的常态。领导岗位职数虽然有限,竞争也非常激烈。但是,中央《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的印发与实施,让基层干部看到了奔头与盼头。除了物质激励,提拔任用也是对基层干部的一种重要激励手段。在选拔任用上摒弃论资排辈的现象,简单清爽的人际关系,弊革风清的政治环境,让干部们在工作实绩上更加用心、用功与用情。

五、总结

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对地区行政管理基层建设评价进行了研究,并且通过解决地区行政管理基层建设存在的问题,为地区今后提高行政管理基层建设提供了意见和建议,这也为我国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浅薄的建议。本文通过对我国的地区行政管理基层建设进行研究,得出了地区行政管理的重要性,明白了地区行政管理不仅关系着地区自身的发展,也关系着我国行政管理制度的发展

作者:包晓明 单位:温州市泰顺县国土资源局

参考文献:

[1]夏书章.行政管理学[M].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

[2]吴志宏.教育行政学[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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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原经济区;会展业;竞争力;对策;郑州

2011年10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原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2012年12月,国务院正式《中原经济区规划》,明确提出积极发展会展业,举办国际性展会,培育知名会展品牌,支持郑州发展国际会展业。为郑州会展业竞争力的提升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一、中原经济区建设与郑州市会展业发展

中原经济区是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的重点开发区域为基础、中原城市群为支撑、涵盖河南全省、延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区域,地理位置重要、市场潜力巨大、文化底蕴深厚,在全国改革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作为河南省省会,将郑州定位为中原城市群核心城市,全国区域性中心城市,全国重要的现代物流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和现代服务业中心,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等,将大大提升其经济实力和产业竞争力。

作为新兴服务业,会展业影响面广,关联度高,涉及工业、农业、商贸等诸多产业,对结构调整、开拓市场、促进消费、加强合作交流、扩大产品出口、推动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等发挥重要作用。郑州市会展业起步较早,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曾一度被中国会展界誉为“中国流动展的摇篮”。上个世纪末,由于场馆不足等原因曾一度落伍,随着2005年郑州国际会展中心投入使用,郑州市会展业又重新迎来了辉煌。据统计,2012年郑州全市举办展览158个,展览面积达175万M2,实现经济社会效益约150亿元,发展水平居中部地区首位。但展会规模、品牌建设和管理水平与上海、广州等沿海城市还有很大差距,也面临着武汉、成都、西安等中西部城市的强劲竞争,中原经济区国家战略的实施,为郑州市会展业发展和竞争力提升提供了政策保障。

二、会展业竞争力和郑州会展业发展优势

1.城市会展业竞争力的内涵

竞争力是指一个行为主体与其它行为主体之间竞争某种相同资源的能力。迈克尔·波特提出的“钻石模型”是公认的分析国家或地区竞争力的宏观工具,该模型也适用于对区域产业竞争力的分析,即某地区特定产业的竞争力取决于六个因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和支持性产业,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对手,机会以及政府。具体到城市会展业竞争力,是指在城市经济结构、文化观念、制度政策及资源环境等多个因素作用下,城市会展业与其它城市相比所具有的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区域产业发展和增长的能力。竞争力的提升主要由会展市场状况、行业内部资源和外部支持产业所决定,同时还和产业相关环境因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等)等密切相关。

2.郑州市会展业发展的优势条件

(1)经济实力雄厚,中部城市中处于领先地位

会展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和“助推器”。近年来,广东、北京、上海、浙江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会展业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郑州市是全国重要的商贸中心、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城市,经济基础雄厚,2012年GDP全市实现生产总值5647亿元,增长12%,中部城市仅次于武汉和长沙,省内远远超过第二位的洛阳,日益增长的GDP为郑州市会展市场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2)区位优势独特,交通条件得天独厚

郑州地处中华腹地,是全国重要的综合通、通讯枢纽,是全国东西、南北的铁路、航空、高速公路、电力、电信主干线交汇中心,是沿海开放省市向中西部内陆辐射和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联系的轴心和必经之地,2013年3月又获批国内首个航空港综合经济实验区,具有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独特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可以满足国内外各类大型展会举办的需要,并保证参展商的参展成本相对较低。

(3)产业优势明显,产业集聚度高

郑州是全国重要的铝工业生产、火力发电、食品工业、大客车生产等基地,拥有中国铝业、宇通客车、白鸽集团等一批国内乃至亚洲最大龙头企业。食品加工业中速冻食品在全国市场占有率超过50%,郑州女裤市场占全国同类产品的半壁江山。同时,洛阳的机械制造业,许昌的电力设备、烟草,漯河的食品、纺织、造纸,平顶山的煤炭,焦作的化工、能源及开封的文化旅游产业优势明显,已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这些集群优势为郑州市会展业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产业支撑。

(4)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优越

郑州是中华民族和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和古都之一,文化底蕴深厚。轩辕黄帝故里、裴李岗文化、商城遗址等记载了郑州8000多年的文明史,以黄帝故里、黄帝宫等为代表的黄帝文化,以少林寺为代表的少林武术文化和以“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为代表的嵩山文化给郑州增添了无穷魅力。目前郑州拥有自然和历史文化旅游景点、名胜古迹156处,其中国家5A景区1个,4A景区6家,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10处,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为会展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5)专业市场发达,商贸体系健全

郑州是全国重要的商贸中心城市,201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2289.90亿元,位居中部城市第2位。还拥有银基商贸城、凤凰建材城、汽配大世界等一批年销售额超50亿、辐射中西部地区的大型专业批发市场,是重要的服装、汽车、农业品和建筑材料等商品的集散中心。银基商贸城客商日均流量超过10万人次,年交易额超过百亿,商品辐射20多个省市区;北环汽配大世界,年交易额达60亿元,是国内三大汽配市场之一。高度集聚的专业批发市场,大大提升了郑州作为区域商贸城市中心的地位。

三、中原经济区建设背景下郑州市会展业竞争力提升对策

1.制定郑州会展业总体发展规划,加强政策宏观调控

近年来,郑州市政府先后出台了《会展业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会展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政策制度文件,通过制度明确会展业的主管机构、管理内容、展览主体、市场准入机制及办展主体的资质和各方面的权利、义务等,明确了行业发展的规范。但面临沿海和周边城市会展业的迅猛发展,郑州会展业显得力不从心。中原经济区建设提升为国家战略后,对郑州会展业的发展带来千载难逢的机遇,需要从区域会展业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前瞻性的制定产业总体发展规划,充分利用中原经济区各城市和郑州市的区位、城市空间、市场和产业优势,规划布局场馆和服务设施,引进和举办特色展会项目。出台会议、展览、大型活动、广告设计等相关行业优惠政策,并确保实施到位。在活动举办过程中,各有关部门全力配合,精简审批手续,优化办事程序,提高服务水平,全力营造会展业发展的最佳环境。工商、税务、城管、质检等部门大力支持会展业发展,努力创造健康、有序的会展市场秩序;公安、商检、消防等部门高度重视,为会展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安全保障;城建、交通等部门要为会展活动的户外宣传和公交线路、参展人员展品展具的进入与撤离等给予支持和配合。营造郑州一流办展环境,提升会展产业竞争力。

2.构建政府、协会和企业三方协调的会展发展模式

郑州市会展业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很多大型展会和活动都带有政府举办的痕迹,政府却没有起到应有的调控作用。行业协会的缺乏也使得政府在管理上举步维艰,难度很大,导致郑州会展行业环境杂乱,展馆垄断、参展商满意率不高、展会效益低下,城市会展形象不佳等一系列问题。其实,最行之有效的会展行业管理模式是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互动的有机整体,三者职能分工、各司其职。政府通过营造宽松而规范的会展经济运行环境,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制度创新等方式调控宏观经济运行,引导并约束微观企业的行为;企业按照政府制定的“游戏规则”,通过规范经营和公平竞争,以独特的会展产品和服务占有市场并获取利润;行业协会作为非赢利性行业组织,充分发挥政府和企业间的桥梁作用,根据国家法律和协会条约,制约和协调会员个体行为,并为企业提供信息、研究、培训等方面的服务,促进会展产业的整体健康发展(下图)。

图 会展行业三方协调管理模式示意图

郑州市会展行业实施三方协调管理的模式任重道远,首先管理机构混乱,郑州市会展办、河南省会展业商会、河南省国际展览协会、河南省贸促会都在各自权限范围内对会展活动进行监管,文化、节事活动则是由文化、旅游部门监管,造成了多头管理的局面。其次缺乏行业协会,郑州市迄今没有成立会展协会,使政府和企业之间缺乏有效沟通渠道。再次会展企业各自为政,短视“撒谎”行为导致郑州市整个办展环境欠佳。当前会展行业竞争力的提升必须依托政府、协会、企业三方有效协调的管理模式,政府尽快转变职能,加强行业的宏观指导和设施建设,引导企业、研究、教育、培训等部门尽快成立郑州会展行业协会,充分发挥政府和企业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企业在政府和协会的监管下自主经营、规范竞争、逐步壮大,提升行业的竞争力。

3.加大宣传推广力度,促进展会项目品牌建设

良好的办展环境和设施,优质的展会项目离不开有效的宣传推广,行业竞争力的提升必须坚持“走出去”、“引进来”的宣传推广理念,宣传、旅游、商务、广电等部门联手开展对外宣传推广活动,塑造城市会展形象和品牌。会展管理机构主导下赴外地推介本地办展环境、场馆、服务和优质展会项目,出台相关政策大力引进国内外品牌展会公司和展会项目。创新形式,拓展渠道,充分发挥广告、广播、电视、互联网、报刊等各类媒体对会展业的宣传推广作用,提高宣传专业化水平。加强对重点会展项目、节庆文化活动和赛事演出活动的宣传,丰富、完善会展推介内容。既要在大众媒体上造声势,引起国内外普通群体的关注,又要加强与专业媒体的合作和国内外交流推广,在《中国会展》等专业媒体上加大宣传力度,扩大会展业在专业领域的知名度,吸引专业机构、专业客户的参与。充分利用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契机,立足河南,面向中部,走向全国,利用交通、产业和市场优势积极发展汽车后市场博览会、种子交易会等品牌展会,孕育一批具有专业水准和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展会,力争每年都培育2-3个市场前景好、高质量、高效益的品牌展会,在宣传推介、市场准入、政策扶持等方面提供优惠。加强全市会展项目等级认定制度,按照品牌展会的等级标准制定展会升级规划,逐渐形成一批专业化展览和品牌展会,从而提升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4.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

近年来,郑州市加大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各项功能逐步完善,已基本具备举办大型展会的能力。但市内交通、场馆、酒店和会展相关配套设施建设相对落后,不能满足国际大型会展项目的接待需求。应该借鉴发达城市“场馆带动商业”的发展经验,发挥郑州商贸城市优势,鼓励大型商业企业与会展场馆合作,按照参会人员的购物心理,在会展场馆周边配套建设汇聚世界品牌的大型购物中心、特色商业街及星级酒店、餐饮、商务楼宇等配套项目,吸引银行、证券交易等金融机构向会展场馆周边集聚,积极发展邮政、税务、海关、商检、保险、运输、贸易咨询等配套服务。完善主要活动场地周边地区交通设施和交通管理,加快建设地铁1号线、2号线、快速交通、智能交通、大型停车场、盲道系统、地下通道和人行天桥,优化相关地区交通组织和换乘系统,形成各交通方式进出便捷、人口快速集聚和疏散的现代交通格局,为大型展会项目的举办提供方便。尽快启动新郑会展城项目,实现室内展览面积20万、标准展位10000个国际一流场馆的规划建设目标。充分考虑到城市会展业发展迅速的特点,着眼长远、科学规划、整体布局、功能合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会展业空间布局,以规模化、品牌化、国际化为导向,以“展览、会议、节庆”联动发展为主线,全面提升会展业服务水平,培育郑州特色会展业“产业集群”,推动郑州会展业跨越式发展,把郑州市打造成为中部会展产业带的龙头城市。

5.采取多种形式,加快会展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培养

专业人才匮乏已成为制约郑州市会展经济发展的瓶颈,据统计,当前郑州市专业展览公司近200家,专业从业人员却不足千人,且多为半路出家,学历水平层次偏低、知识结构不完善、人员流动性强,具有专业教育和培训背景策划、管理人才凤毛麟角。由于人才短缺,2005年郑州市忍痛将刚投入使用的国际会展中心“外嫁”给香港会展管理公司,会展人才的开发和培养迫在眉睫。应该积极鼓励具有大型展会项目运作经验和能力的会展高端人才到郑州发展就业,充分利用“豫籍会展企业家联盟”的力量,引进会展专业高级管理人才,全面提高郑州会展队伍的整体素质。对现有会展从业人员和会展管理人员分期分批进行在职培训,创造条件,输送会展职业人才参加国内外的权威性继续教育,及时培养涵盖会展策划、运作、管理、服务的复合型人才。开展会展策划师、设计师等职业资格认证工作,形成各个级别和层次的会展管理和技术人才评估机制和专业人员聘用体系。同时,加大对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院校和培训机构的支持和投资力度,从行业扶持资金中划拨部分款项设立郑州市会展教育发展基金,加大会展师资的培训力度和政府主导下的校企深度合作,使高校和培训机构能够真正培养行业所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提升行业竞争力。

参考文献:

[1]程爱学 徐文锋:会展全程策划宝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01.11-16.

[2]成 燕 刘 涵:郑州会展业继续领跑中部[N].郑州日报,2013.01.17.第01版.

[3]王述珍:城市会展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商业研究,2009(07):16-19.

篇9

(一)矫正队伍人才匮乏,管理模式经验化。矫正工作的主要特点体现为工作性质和对象的特殊性,不同于其他工作,因而需要采用特殊的工作方法。但是,目前一线矫正工作人员由于缺少专业的矫正人员,特别是专业人士,如心理医生、教育工作者等,现有的一些矫正工作者往往是从地方招聘而来,经过简单的培训匆匆上岗。其自身对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认识还不到位,工作方法简单粗糙;有的不能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开展工作和解决问题。同时,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的专业结构不够合理,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其自身的法律知识、专业水平和工作能力与社区矫正工作的要求尚有较大的差距,其次,由于矫正工作要求有一支稳定的合格的志愿者队伍,而目前既能够开展社区工作又懂法律的的社区 “义工”也十分稀少。再次,由于矫正对象往往受家庭和社会的歧视,对社会产生仇视、报复、破罐破摔等病态心理,容易存在情感与交往上的障碍,对自己重新做人失去信心,亟需心理医生对其进行心理辅导,帮助他们建立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而目前对矫正对象进行“心理矫正”的心理专家几乎是零。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后劲。同时缺少具有个性化的科学的矫正方案,对罪犯心理、行为的矫治效果就难以保证。

(二)各部门之间工作配合、衔接不密切。社区矫正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根据两高两部的通知精神,司法行政机关是具体组织实施部门,法院、检察院、公安、民政、监狱等部门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是公安机关,工作主体是司法行政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在实施监管措施时,缺乏有效的强制管理手段,影响了刑罚执行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但实践中由于牵涉的部门较多,权利义务不明确,各部门为了局部利益,对做好这项工作缺乏热情和主动性,反而使工作复杂化,最后司法行政部门也只能因陋就简。

(三)司法行政机关没有矫正强制权,不利于维护法律权威与尊严。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严肃的刑罚执行活动。但根据两高两部的通知,司法行政机关是具体组织实施单位,公安机关是社区矫正的执法单位。据我们统计,大多数矫正对象虽有工作,但由于大多在私企工作,工作时间长,不容易请假,有的矫正对象的以不好请假、请假要扣工资等种种理由不参加有关矫正活动,对司法行政机关的考核奖惩报着无所谓的态度,由于司法行政机关没有强制权力,社区矫正工作者面对这些现象也无计可施,使社区矫正工作大打折扣,严重影响刑罚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对做好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的建议与对策

(一)尽快建立一支与矫正工作相适应的高素质矫正队伍。适时进行队伍培训是保证矫正质量的首要前提。组织队伍培训主要采取的方式:一是实施专题式教学。将国家政策、法规教育,治安形势、矫正发展趋势等分若干个专题供学员进行研究和学习,通过让学员解决真实性问题,来掌握隐含于其中的知识,形成解决当前矫正工作存在的难点、热点和重点问题的能力。二是按矫正基本知识、运用规律、参观考察、总结提高的步骤实施全过程培训。矫正基本知识,主要侧重于讲清解决矫正工作的基本问题;运用规律,主要是给出背景材料,实施案例、实例教学;参观考察,组织学员到具有典型的矫正社区参观考察,把专题研究引向深入;总结提高,主要组织学员运用所学理论,结合社区矫正的现实问题,撰写研究报告,并组织交流,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此外,招揽心理医生、教育工作者等专业人才,更有利于矫正犯罪人的心理。

(二)尽快成立统一的社区矫正工作管理机构。加快司法体制改革步伐,自上而下地成立统一领导的社区矫正管理机构,由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诸部门指定人员参加,设立固定办公地点,由上述部门合署办公,便于社区矫正工作的衔接与协调。

(三)要协助社区矫正机构把好适用对象关,实现社区矫正与社区安全相统一。在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中,注重对危险社区矫正对象控制情况的检察,督促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风险评估机制,依法监督社区矫正职能部门对矫正对象行为的监管,有效防止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社区矫正对象主要是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对那些主观恶性强、人身危险性高的罪犯,社会危害性大的重刑犯,一旦暂予监外执行条件消失,是不适合在社区服刑改造的。对这些在社区矫正中出现的确实不适合在社区服刑或改造的罪犯,要加强检察监督,支持社区矫正机构向所在地派出所提出收监建议,或直接督促公安机关向法院提出依法收监的建议。

(四)探索建立社区矫正对象的异地托管制度。在市场经济的客观影响下,由于人口流动性较大、户籍管理滞后,再加上城市动迁力度大等因素,导致社区矫正对象“人户分离”现象比较多。因此,很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异地托管制度”,即对于“人户分离”的社区矫正对象,原户籍所在地的司法行政机关、基层公安派出所应主动与其暂住地的司法行政机关、基层公安派出所联系并委托协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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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支付环境建设;市场失灵;政策驱动;市场培育

Abstract:There is market failur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rural payment environment,which needs strong policy driving. Through analyzing the process and measures of PBC Qingdao Branch in driv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rural payment environment,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e path of market fostering,namely,taking policy driving as the start point,then taking advantage of market force to design development scheme and confirm the clear order of entrance,so as to make clear the boundary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and then make dynamic adjustment of policy,finally to form the market oper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government.

Key Words:establishment of rural payment environment,market failure,policy driving,market fostering

中图分类号: F832.2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2)09—0010—05

支付环境由交易以及交易所形成的网络、平台和产品等构成,在金融发展中处于中枢位置,决定了金融服务的延伸和覆盖程度。没有良好的支付环境,就不会有高的交易效率。长期以来,农村金融市场被边缘化,各项基础设施的投入不足,农村支付环境建设停滞不前,严重制约着农村金融的发展。如何有效推动农村支付体系建设,成为当前需要重点关注和破解的问题。

一、研究综述及新视角的提出

农村金融发展滞后问题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提出了各种解决建议,主要集中在资金、机构及多元化发展、政策倾斜等方面。这些建议具有可行性,但也存在局限性。何志雄(2003)认为农村地区主要存在供给型金融抑制。张琴、赵丙奇(2006)根据农村资金需求者的情况,分析了目前农村各个需求主体之间的不一致性以及出现的替代关系,同时指出多层次的农村金融需求需要多样化的金融机构来满足。然而,新型的农村金融机构并没有起到多元化的作用。李应军、周鸿斌(2009)认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尚处于起步阶段,抵御风险能力较弱。吕世杰(2010)认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现实中没能很好地体现出“新”的特点。黄国妍(2012)指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存在着、服务对象冲突、目标冲突、监管冲突和竞争冲突等问题。关于财政资金支农问题,沈淑霞(2004)实证分析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财政支持农业的规模、方式和效率,针对支持行为和支持效率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陆文聪和朱志良(2008)利用灰色关联分析理论,对1990—2006年上海市的财政支农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上海市财政支农资金在现有财政支农项目中分配不甚合理。

纵观上述观点,金融机构的多元化发展和支农资金的划拨都有其局限性。财政资金支农“救急不救贫”,无法改变农村金融的实际状况。金融机构的多元化发展虽然表面上明确了政策支持的对象,但不利于从根本上促进农村金融资本的形成。因此,可尝试转变机构视角的政策支持观,从交易视角理解农村金融,进而把创造农村金融交易条件作为政策支持的切入点。

支付结算服务作为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环节,是现代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加快社会资金流通速度、减少市场现金流量、提高社会资金使用效率的重要作用。

而农村支付环境作为一种准公共物品,具有普惠性质和较高的正外部性,存在较为明显的市场失灵,应当经由政府和政策推动资源的优化配置。2009年以来,人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以下简称“青岛中支”)按照总分行工作部署,遵循“一卡(银行卡)走城乡、一网(支付清算网络)通市场”的工作目标,全面部署、重点突破、齐抓共管、突出亮点,扎实推进农村支付环境建设,有效满足了农村地区多层次的支付服务需求,为加快农村支付环境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青岛市农村支付环境建设的整体框架及运作效率

(一)青岛推动农村支付环境建设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