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监管的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在一个转轨时期的金融环境中，货币政策传导与金融监管之间会产生诸多冲突，如何协调并建立两者间的新型平衡关系，是当前金融改革的一大难点。就此，本文拟从两大冲突与矛盾着手，货币政策目标与监管规则的冲突、集权式运行模式的矛盾等方面，来论述建立功能性金融监管模式服务于货币政策传导的。

(一)货币政策目标与监管规则之间的冲突

传统的货币政策目标是稳定物价、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平衡国际收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直接调控逐步缩小，间接调控运用不断增多，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基本锁定为稳定物价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应该讲，稳定物价的最终货币政策目标是相当明确的，它根据上货币政策传导各环节中多主体的行为取值之和进行政策调整，这是一个变量的概念，是一个多重主体的、多变的集体选择后果。

但是，该货币政策目标经过金融体系的过滤后，则与现行监管规则之间产生极大冲突，这种冲突存在于货币政策传导的渠道之中。

从1991年至2001年，我国证券市场筹集资金近8000亿元，但贷款却增加80000多亿元，其中1999年，非金融部门以银行借款方式从国内金融机构融入的资金为10734亿元，占其总融资量的61％，以债券及股票方式融入的资金为3744亿元，占其总融资量的21％。这些数据说明国内非金融机构部门的融资仍以间接融资为主，故银行信贷传导仍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

那么，为创造健康金融运行环境，服务于货币政策传导的金融监管也就集中于信贷政策的监管，它建立在中央银行一系列政策法规基础之上。考虑信贷政策作为货币政策客体——商业银行的经营准绳，其对商业银行经营具有巨大影响力，故其具有相对长期稳定的内在特质要求。

于是，为平滑物价变动，中央银行需要连续调整货币政策时，却因信贷政策处于一种僵化的状态，对于货币政策的变动弹性较小，使得中央银行在此之间难以寻找实质性的平衡点。例如，近年来中央银行不断降息，并通过窗口指导，推动商业银行放贷，特别是对中小的贷款投放，但是实践证明，老化的贷款管理办法及严厉的贷款责任人制度，强硬地制约了商业银行的放贷积极性，也制约着中央银行自身的货币政策意图实现，这就意味着我国的金融监管规则无法为货币政策提供坚实的运行支撑。

(二)集权运行模式的矛盾

有效的货币政策传导，需要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金融运行环境，通过金融市场作用于政策客体，对其资产的结构、财富的变动、信用供应的可能及预期产生一系列影响，以达到政策目标。

但是，中央银行的另一种职能——金融监管却因其自身的运行模式，加大了货币政策的运行成本，改变了货币政策预期效果。尤其在我国，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共存于一体，即中央银行集权运行双职能，使得金融监管同货币政策传导之间产生内生性冲突。

观察可知，我国的中央银行并不具备决策的独立性，它要服从于政府的各种利益调整要求。既然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不具有独立控制权，其结果就是，金融监管成为中央银行职能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在金融市场化水平很低的情形下，消极监管更成为监管主流，这是中央银行损失最小、利益最大的一种选择。

与此同时，金融监管还会受到外部利益集团的干预，更使得为货币政策传导服务的预期监管目标发生扭曲。所以，在运行载体同质的基础上，集权式的货币政策管理与金融监管使中央银行产生两难抉择，即中央银行为实现货币政策，需要开展积极监管，但却强烈地受制于自身的“成本——收益”比较机制的约束，而转向货币政策配合值很低的消极监管，最终降低中央银行对宏观经济的推动作用。以上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货币政策管理体制建设乏力，中央银行内部的货币政策推行无法落实。

，我国省会城市中心支行负有货币发行调度之责，却没有货币信贷管理之权，两者在一个省区分别由省会城市中心支行和大区行管理，脱节难以避免，实际上这是货币政策职权在中央银行内部的分割与肢解。但是，中央银行对于内部货币政策执行渠道所存在的组织障碍，至今未予解决。探究其源，改革管理体制是中央银行集权运行双职能中收益解相对较低的行为取向，中央银行自身没有主动改革的动力。

第二，监管目标模糊化，降低监管效率。

因为货币政策传导集中于信贷市场，所以监管重点也就在于信贷政策的监管。对此，中央银行出台了许多管制政策，但却会与货币政策产生矛盾。例如，近期许多地区所出现的个人外汇质押贷款一律禁止的政策，实际上就是为控制外汇持有量，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也为防止洗钱行为而制定的信贷政策。

但是孰不知，该政策严重制约了个体经济的融资渠道，严重阻碍了商业银行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发展，这明显与中央银行的窗口指导意见相左，可见该项管制政策的真实目的非常模糊。于是许多商业银行在利益驱使下依然故我，模糊的监管政策更成为“空中楼阁”。

(三)根源分析

分析上述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两大基本冲突，笔者认为其产生的根源在于体制性干扰，它栖居于商业银行与企业两个货币政策传导领域。

第一，商业银行领域。

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商业银行的市场化经营态势不断显现，制定了公司化治理结构目标，并逐步推进各自的改组上市工作。但是，其进程是缓慢的。主要问题在于，首先在官本位下，商业银行无法内生出具有人格化的合格委托人，银行行长是没有委托人的人，实质为“内部控制人”，以其为代表的银行管理层虽不拥有剩余收益索取权，但其拥有实质控制权，附加监督机制的缺位，导致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现象非常严重。近年来日益增多的金融大案、要案可为佐证。

因此，商业银行产权制度缺陷必然制约货币政策的贯彻，引发为对付监管而产生的事前的选择与事后的道德风险。所以，中央银行调控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信贷政策，以及为之配套的监管政策，在经过内部控制人“过滤”后，已发生严重变形。

第二，企业领域。

上文已述，我国企业主要依靠间接融资来进行扩大再生产。但是，目前大多数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因为国有产权的缺位，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保值、增值要求犹如“隔山打虎”，经过企业内部控制人的“利益求解”之后，最优解趋向于内部人，致使企业对利率变化所带来的成本变动敏感度很低。同时，在企业对外融资方面，因为企业内部信息的不透明，造成直接融资门槛的提高，间接融资同时出现“惜贷”现象。

于是，企业对于货币政策的变动反应，远未达到中央银行预期目的。连续多年来的通货紧缩，使得企业对于经济发展前景更持悲观态度，从而在商业银行出现“惜贷”现象的同时，企业也出现“惜借”现象，扩大再生产的步伐放慢，货币政策的作用空间被无形压缩。

综上所述，中央银行调节货币政策，实施金融监管，现行采用市场化的管理手段，但是这些管理手段的实施对象却是“非市场化的受体”，其所有权、控制权的缺陷，导致其不存在理性选择的动机，无法呼应中央银行的各项政策，中央银行的决策基础也就存在决策空洞。于是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亦就各行其道，无法有效统一。

(四)功能性监管是消解冲突的重要途径

上述冲突的解决途径有三，分别为体制突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建设、监管机制重建等。前两者已有较为成熟的意见，恕不赘言。在此，本文着重从监管机制重建方面来讨论，即通过改变消极监管方式，建立功能性监管模式，以消解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两者之间的冲突，推进货币政策的实施。

正如上文所言，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国内金融市场特性，使中央银行配合货币政策的监管方式主要为信贷政策的监管，而这种监管方式是建立在银行单一功能的实施基础之上，它以机构组织为监管界限，淡化了商业银行对应于货币政策的多重功能性反应。那么，建立功能性监管模式，则可从货币政策的实施目标出发，特别是阶段性目标，以货币政策所要求的效果，反向界定、推动监管的配合功能，完成中央银行对宏观经济发展的支持。

功能性金融监管最先由哈佛商学院罗伯特·默顿提出，在此框架下，金融监管关注的是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及其所能发挥的基本功能，而非金融机构的名称，政府公共政策的目标是在功能给定的情况下，寻找能够最有效地实现既定功能的制度结构。

相对于传统的机构监管模式，功能性监管的建设及其对货币政策的配合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功能性监管可以实现金融监管规则与货币政策目标的有效统一。

当中央银行将一系列的监管规则，按照金融机构的各项功能予以分类制定并开展监管时，可以将原有机构化、僵硬的监管条例转化为动态稳定的监管规则，从而实现监管工作目标的相对稳定性，并与货币政策相配合。

例如，当中央银行要实现货币扩张的政策时，在货币政策传导工具的作用过程中，其所监管的对象则集中于各种金融机构的资金释放功能的制度安排，并依此将监管政策以功能模块化的规则形式进行确认，观察金融机构的资金释放机制并实施正面引导的积极监管，实现货币政策调整所要求的监管广度与深度。

反之，当中央银行要实现货币紧缩的政策时，其所监管的对象则灵活调整至各金融机构的资金压缩功能的制度安排。这样，监管规则依照金融机构的基本功能进行确定，就可避免以往所存在的情形，即无论货币政策如何变化，监管政策都无法有效配合，失去其除防范风险以外的存在意义。

第二，功能性监管可以消除中央银行职能的内生性冲突，降低冲突的成本外溢。

功能性监管所要求的制度安排是，无论中央银行、保监会、证监会，无论国内单独监管，还是跨国合作监管，都应按照金融机构的各项功能，如支付方式的提供、资金集聚机制的提供、资源转移便利的提供、风险控制的提供等等，来重组监管机构，重组监管规则，保证监管的组织与执行的独立性，这是实现金融监管的有效供给的根本所在。由此，金融监管当局可以实现跨机构、跨市场的监管，遵循货币政策的调整需求及各项金融资源的转换系数与货币政策敏感系数，来调节规则，实施监管，从而突破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集权运行模式，使中央银行摆脱两难困境。

第三，功能性监管可以在体制改造的长期过程中，减少银行的“监管套利”行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金融体系具有风险的快速传递特性，对其所开展的体制性改造必然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在此过程中，各商业银行极易暴发“监管套利”行为，降低监管效率，消除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如果建立功能性监管模式，因其所具备的监管广度，以及监管对象的适时灵活性，可以很好地抑制商业银行的“套利”动机。

同时，功能性监管也可解决金融创新给监管提出的新问题，也就是无论金融产品如何日新月异，其功能是基本稳定的，如网上支付与传统支票，都共同发挥资金支付功能；无论传统信贷，还是信贷资产的证券化，都发挥资金集聚与风险分散的功能。

所以，以金融功能界定监管对象，不但可以促进创新，提高金融产出效率，还可以及时进行风险监控，消解银行体制转轨时期的风险累积，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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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革军著，货币政策传导机制[N]．北京：中国出版社，2001．

[2]杨瑞龙主编．国有治理结构创新的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夏斌等著．金融控股公司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4]邱力生．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梗阴症结及对策探索[J]．金融研究，2000，(12)．

[5]李晓西，余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国民经济活力[J]金融研究，2000，(7)．

篇2

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机构设置和功能作用，在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都因其、、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世界上不存在恒定、不变的货币当局（或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当局体制。本文重点，金融对外开放过程中，金融中介会发生结构性变化和功能性变化，使原有的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效率有所降低，它们之间的既定关系被打破，需要改革和完善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制度框架。

一、金融开放条件下金融运行机制的变化

金融开放既是一种政策，也是一种状态。作为金融体系处于一个特定的发展状态，金融开放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下同）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分别与外资金融机构、国际金融市场融合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金融开放具有普遍性，因为金融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下，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不断增强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尽管如此，金融开放对发展家（或新兴市场经济）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是在封闭经济状况下建立起来的，这种金融体系受到相应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所制约，而金融开放则是要将这种封闭的金融体系加以调整，使之与国际金融体系融合与统一。

金融开放会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制度产生深刻的变革和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使金融运行机制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基础在于：金融运行的主体发生结构性变化和功能性变化。一方面，外资金融机构的加入使金融中介发生结构性变化；另一方面，国内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其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频率与规模明显增加，致使国内金融中介发生功能性变化。

金融运行机制的变化体现在：国内外金融机构业务的混合，使金融体系的融资功能和价格形成机制具有新的特点。与封闭金融相比较，金融开放条件下，金融中介既包括国内金融机构，又包括外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既有国内金融市场，又有国际金融市场；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主体，既有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又有国际金融组织（包括国外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这便使得金融运行的格局和机制发生了变化（见图1）。

金融开放使金融运行的调控主体、监管主体、金融中介以及金融市场呈现多元化，尤其增加了新的市场主体和调控主体，使其对外依赖程度大为增强，原有的金融运行机制受到冲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货币调控与金融监管对象（客体）的不可控性有所增强。金融对外开放过程中，国际化经营的外资金融机构大量进入，加上国内金融机构与境外金融机构业务往来日益密切，这样，不论是货币调控，还是金融监管，都会遇到较大的外在约束。如当东道国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或严厉的金融监管时，大量的金融活动可能会向境外转移，致使国内资金供给的变化被金融中介对国际金融市场需求所抵消。

第二，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效率趋于减弱。金融开放条件下，国外金融中介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会对国内金融运行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可能产生传染效应或蔓延效应，导致国内金融运行的失控。在金融运行过程中，境外金融机构运作会对国内金融运行产生传递和影响，而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却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调控和监管。因而，不可调控的境外金融中介和国际金融市场，使金融调控面临新的困难。

第三，金融开放条件下，金融中介业务日益多元化、国际化，对境外金融中介实施监管，需要寻求密切的国际协调，以保护国内金融业的稳健运行。这里所称国际协调，不仅包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进行的协调，而且包括与国外货币当局、金融监管当局等进行的协调。换言之，既有参与有关国际金融组织的多边协调，又有与有关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进行的双边合作与协调。

总之，金融开放条件下金融中介的结构性变化和功能性变化，会导致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融合，增加金融运行的外在约束，产生金融风险的传递和蔓延，使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面临新的挑战，加大国内、国际金融政策协调的难度。

二、金融开放会削弱原有货币调控的有效性

金融开放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是深远的，主要原因是货币政策调控的对象发生了变化。货币政策调控的对象是金融中介，而金融开放使金融中介发生结构性变化和功能性变化：一方面，结构性变化表现在，金融中介不仅包括国内金融机构，其中国内金融机构可以跨越国境开展业务，而且包括外资金融机构；另一方面，功能性变化表现在，金融中介的融资渠道有所增加，尤其是国内金融机构能增强与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联系，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相应增强其融资能力，从而加大货币政策调控的间接性，货币当局的调控能力也因此被削弱。

金融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趋于减弱，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调节力有所下降。金融开放条件下，与中央银行进行交易的金融机构的数量将日趋减少，早期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要求并且能够从中央银行获得信贷支持，后来金融机构更多地通过金融同业市场获得资金融通。当中央银行更多地运用公开市场操作与交易对手进行资金融通时，货币政策作用的间接性进一步增强。然而，与中央银行进行资金交易的金融机构越来越少，在美国，公开市场操作交易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交易对手）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45家下降到90年代中期的37家。2000年仅有29家，21世纪初进一步下降到25家（钱小安，2001e）。从全球视角来看，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呈现市场化趋势，中央银行与金融机构传统的“一对一”融资活动逐步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中央银行通过参与金融市场交易，间接影响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

二是，中介目标的稳定性趋于减弱。金融开放条件下，金融中介的结构性变化使金融运行机制相应发生变化，从而改变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相关性。新的情况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不再行之有效，需要调整中介目标的度量（如调整货币供应量口径），或者选择其他变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钱小安，2000b）。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术界曾批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时为了抵消商业周期性影响而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结果导致经济的不稳定，这是因为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来控制经济活动需要等待一段长时间才能奏效，同时货币通过何种途径来影响经济活动也难以肯定（卡吉尔、加西亚，1989，第62页）。关于中国货币政策作用时滞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表明，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影响的时滞为1年半左右（钱小安，2000a）。

三是，货币政策最终目标需要进一步界定。金融开放条件下，货币当局不能直接控制对外金融活动，尤其是外资流动规模及其流向，使得国际收支的不可控性有所增强（钱小安、李自力，2001），进而影响到国内经济活动。这样，如果货币当局仍以控制汇率为目标，便会发生较大的社会成本。金融开放条件下，对外经济金融关系的调节需要通过汇率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来实现。在汇率制度选择方面，不宜采取盯住汇率制度或放任自由的浮动汇率制度，而应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钱小安，2001d）。此外，从中长期来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的影响力较小，甚至存在货币中性的倾向。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实行经济开放政策，这个国家就会更加关注通货膨胀，因为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与通货膨胀密切相关，而且汇率制度对通货膨胀具有重要影响（胡代光，1997，第254页）。因此，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应该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控制通货膨胀为目标。

四是，货币政策的外生性有所增强，由于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融合与统一，外部因素对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影响加大，因此，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不仅要看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而且要看国际金融市场的趋势以及国外货币当局的政策取向。金融开放使货币政策更容易产生“射击过头”反应，因此，在货币政策规划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外生变量的影响，通过模型设立、模拟、预测，把握金融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发生作用的，建立合理的货币政策框架。

五是，货币政策的功能发生变化。金融开放条件下，金融中介的结构性变化，将逐步弱化货币政策原有的保护单个金融机构稳健性的功能。其主要原因在于，金融机构业务具有外向性、综合性特点，货币当局负责单个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潜在成本和风险较大，甚至不可能仅仅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来保证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

三、金融开放将促成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

金融开放会对金融监管产生较大影响，使被监管主体、监管、监管方式、监管体制产生较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从被监管主体来看，金融开放既会增加新的监管对象，又会改变原有被监管对象的经营行为。具体说来，实行金融对外开放，外资金融机构将从利润最大化、业务国际化的经营策略出发，增加对东道国金融活动的参与，致使东道国外资金融机构的数目大量增加，金融机构的结构也相应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还会促使国内金融机构采取模仿行为，推出新的金融工具，开展新的金融业务，其经营行为也发生变化。

第二，从监管内容来看，金融开放将使原有金融市场的外延有所扩大，金融创新不断推进。然而，传统的金融监管主要在于发行执照、审批业务、现场稽核、合规检查等。重点在于审批业务和现场检查，其采取的监管方式多半具有计划性、行政性，这种金融监管方式不再行之有效。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外资金融机构按照法人治理结构进行管理，风险与收益之间能较好地权衡，因此，原有的金融监管对它们的约束力较小；另一方面，外资金融机构以国际金融市场为背景，过度监管容易使其寻求国际金融市场作为替代，产生转移效应和溢出效应。对于金融监管当局来说，要么实现从审批制向备案制转变，允许金融机构按照业务发展以及风险控制要求进行金融创新；要么抑制金融机构的创新动力，促使金融活动向境外转移，产生替代效应和溢出效应。

第三，从监管方式来看，封闭金融条件下，金融监管是通过直接监管来防范金融风险，保证各金融机构的安全运行。这种计划性监管执行起来很简单，但是其效率却较低，这是因为：一方面，审批性监管方法，不利于金融机构开拓业务，因为金融机构每开办一项新的业务都需要事先经金融监管当局批准。然而，这种执照管理方法缺乏动态跟踪，即使有的金融机构经营状况和处境发生了不利变化，金融监管当局也不能在对其业务的审批方面得到体现；另一方面，过度依赖现场稽核和检查，容易导致外部监管代替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弊端，不利于金融机构建立法人治理机构。

第四，从监管体制来看，随着不同种类机构业务的日益交叉，以及金融（银行）控股公司的出现，金融业综合经营、混业经营的趋势将有所加快。新的金融环境下，如果仍采取分业监管体制，一项新业务的推出往往需要经过多个部门的协调才能完成，从而发生较高的政策协调成本。同时，交叉性业务的出现，既可能导致监管重复，也可能出现监管缺位。因此，为了提高金融监管效率，增强金融业竞争实力，需要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制度（钱小安，2001a；2001c）。

第五，金融开放使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变得不可缺少。由于金融开放条件下的金融中介活动具有国际化、专业化的特征，尤其是一些国际性的金融机构（如集团公司）实行全球化经营战略，这样，仅靠单个国家实行金融监管不能有效控制其经营风险。一些具有高杠杆性投资功能的金融机构（如各种基金）的潜在风险更大，迫切需要全球性组织对其信息透明、风险控制加以监管。金融全球化、一体化趋势下，迫切需要加强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之间的合作，制定统一的风险监测和控制体系，提高各有关国家金融监管的效率，保证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

总之，金融开放条件下的金融监管具有综合性、审慎性、有效性、独立性、前瞻性、性特点（钱小安，2001c），这就要求金融监管当局加强金融监管协调，防止出现监管重叠、监管遗漏或空缺的现象。为了适应混业经营的需要，应实行金融监管的专业化和功能化，同时注重协调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监管政策。

要从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出发，制定并实施保证金融机构稳健运行的政策措施，以国际惯例和规则为基础，实施审慎的监管，注重市场准人和退出的动态管理，积极运用市场化规则，以审慎监管原则为指引，以及时的信息披露为手段，以健全的内部控制为基础，以规范的市场法则为纪律，督促金融机构建立健全内控机制，提高信息透明度，建立风险预警系统，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监管，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

四、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分工与协作

金融开放不仅会削弱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而且会成为两者之间专业性分工与协调合作的动力。

（一）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专业性

金融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难以直接控制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状态，因此，不宜运用货币政策对单个金融机构进行风险防范，货币政策的专业性体现在对宏观经济的预测和调控上。事实上，中央银行往往不再关心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情况，而更多地关注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金融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调控的对象是一个开放经济，国外需求成为经济运行的重要变量，其中，既包括贸易往来，又包括资本流动，这两种变量的可变性很大，使得宏观调控的专业性、复杂性更强。在货币政策工具运用方面，中央银行更多地使用市场化工具（如公开市场操作），贷款便利（或再贷款）等计划性工具则很少运用。

金融开放会加快金融业务的综合化、多元化趋势，这意味着原有的机构性监管不再行之有效，换句话说，监管当局不宜实行“人盯人”的机构性监管策略，而应按照金融业务的风险性实行功能性监管。事实上，金融机构的综合经营产生了统一金融监管体制的要求

（钱小安，2001c）。从全球73个国家的金融监管体制来看，至少有39个国家采取不同形式的统一监管，统一监管的国家占比为53.4％（见表1），这反映了金融监管体制必须适合金融业务发展的需要。

（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职能分离

金融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专业性有所增强，它们之间功能差异不断扩大，由此产生了两者之间职能分离的需要。

从功能划分来看，货币当局主要应负责监测并实现宏观经济发展目标，通过货币政策操作来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正是由于货币政策的宏观性和指导性，货币当局主要关注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而不在于单个金融机构的营运风险。与之相对应，金融监管当局则主要负责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其监管目标不在于金融机构的盈利性，而在于其风险性。即，金融监管当局不以金融市场价格水平为目标（如股票市场价格指数、债券收益率等），而以防范金融机构的风险为目的。

由于金融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功能差异的进一步扩大，两者之间需要进行合理分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人员在有关国家经验时提出：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应该分设（Abrams，and　Taylor，2000，p.21）。事实上，如果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合二为一，可能会产生如下一系列：

首先，公众认为不同种类的金融资产会得到中央银行相同的保护，从而产生道德风险。如果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统一，银行业可以有货币当局的“最后贷款人”支持，而证券业、保险业的风险防范却没有对应的“最后贷款人”支持，因此，会造成金融部门资金支持的不对称，使银行业产生道德风险，并相应提高通货膨胀预期水平。

其次，货币当局在运用货币政策执行“最后贷款人”功能处理外资金融机构问题时会面临“两难处境”：如果对国内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保护区别对待，却会违背加入WTO有关金融服务的“非歧视原则”，如果对外资金融机构使用“最后贷款人”予以支持，则会使国内纳税人的钱支持外资金融机构。

再次，如果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方面出现失误，由于信心和责任心的连带作用，货币政策的声誉和可靠性就会受到损害，并导致公众对货币当局丧失信心，使货币政策的作用趋于减弱，并容易产生金融震荡。

最后，中央银行负责金融监管时，可能会因关注金融的稳健性而实行放松的货币政策，形成较高的通货膨胀。中央银行运用“最后贷款人”（或再贷款）的特权保护商业银行不致于倒闭，会导致低质量信贷资产的刚性增加。实践表明，中央银行同时负责银行业监管的国家，要比中央银行不负责银行业监管的国家具有更高的通货膨胀，高出的幅度为50％以上，这是以24个国家从1960—1996年有关数据为样本进行得出的结果（Noia，　and　Di　Giorgio，1999）。此外，中央银行的功能越大，其受到的压力或外在控制就越大，可见，应将金融监管从中央银行职能中分离出来（Briault，1999，p.27）。

（三）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协作

金融开放条件下，虽然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需要进行职能分工，但是它们之间的联系仍然十分密切，具体表现在：一是，政策目标上的一致性。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共同作为重要的金融政策，两者都要遵循保护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二是，政策措施上的协调性。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需要以稳健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环境作为条件，而审慎的金融监管又要以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为背景，尤其要以适当的货币政策为背景；三是，信息传递上的共享性。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面临共同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在制定与执行货币政策时，需要引导金融机构经营行为，因此，保证金融机构经营的稳健性是制定货币政策的基础，也是执行货币政策的前提。对于金融监管而言，保持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又与一定的货币政策环境有关，货币政策的松紧趋势会对金融机构的资产价格风险产生重要，进而对金融机构的稳健性产生影响。

总之，为了适应金融对外开放的要求，要在实行货币当局与监管当局职能分工、机构分设的前提下，加强两者之间的协作，共同维护金融业的稳健发展，主要应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加强两者之间的信息共享。及时、准确、全面的金融信息统计是了解金融运行的第一手材料，要尽快建立统一、独立的金融信息中心，形成集中、统一、高效的金融信息来源，这样做，可以防止数据统计的重复或统计遗漏，使之具有权威性、性、独立性。要避免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分业统计可能产生的问题，防止金融机构从规避金融监管的角度，随意转移金融资产，进行违规操作。

篇3

【 关键词 】金融监管机构；不足；调整策略

一、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重要作用

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行为的监管行为，能够对那些不公平的金融行为进行很好的管理控制，进而为金融行业提供一个公平、健康的秩序，促进我国金融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而金融行业的发展变化与国家经济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换句话讲，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能够尽量避免国家经济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促进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从而保障了社会的稳定发展。总而言之，金融监管机构对于国家的发展进步有极大的积极作用。

二、金融监管机构目前存在的不足之处

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仍有很大的不足，阻碍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执行，下面简要分析了我国金融监管机构中的几点不足之处。

2.1、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不够完善。金融监管机构是对所有金融行为的监督管理，但是，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内容并不是所有的金融行为。我国的法律法规对于一些金融行为没有明确的规范，甚至对于某些非常重要的金融行为，都没有很好的条文规定。例如，我国法律法规对于公司退出市场行为的规范很不明确，致使金融监管机构操作起来存在很大的难度，导致金融市场出现了一些问题。另外，金融行业也是在不断发展的，但我国的法律规范却没能和金融发展很好的同步。现在，电子商业的发展非常迅速，在金融交易中的比例越来越重要，但法律法规还没有更好的完善对于这些新兴的金融行为的条文规定。

2.2、金融监管机构机制存在问题。由于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发展时间较短，所以，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体制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我国不同金融监管机构的合作沟通不够。各个机构的分工形式非常不错，机构间也有沟通会议，但是对于会议没有明确的规范，这样的沟通是不够的，阻碍了解我国金融行业的情况，不利于各个机构工作的良好开展。其次，金融监管机构理念仍然是传统理念，导致对于金融行为的监管力度不够。现在，金融行业发展迅速，监管机构面临的情况是瞬息万变。但由于监管理念的落后，导致了监管机构不能很好的发现金融行业内存在的风险或者潜在风险。可以说，这样的金融监管是不到位的。

2.3、金融监管机构的行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没有好的从业人员，再好的政策也不能被很好的实施。在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很多监管人员对于业务的熟练程度不够，整体的专业素质不高。目前，我国的监管人员的专业知识的储备量、金融风险的认识判断水平不能满足对于金融监管的要求。而且，很多监管人员从业时间不长，经验不足，这对于金融监管的影响同样不小。另外，随着金融行业的飞速发展，金融行业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形。而我国很多的监管人员不能跟上金融行业的发展脚步，业务水平呈现出大幅度的落后。显然，监管人员的素质不高阻碍了金融监管的良好执行。

三、金融监管机构不足的调整策略

3.1、完善金融监管的法律条文。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必须得到完善，才能促进金融监管的执行。首先，对于一些没有法律规定的金融行为，或者随着时展而产生的新兴的金融行为，必须增加相应的法律条文规范。而对于一些有规范的金融行为，也应该随着金融行业发展，不断的去修改完善其中的法律条文细节，使规范更加细致准确。同时，对于那些市场影响巨大的金融行为，必须要不断的去加强其法律规范，务求考虑到这些金融行为的所有情况，从而保证金融不会出现大范围的波动，影响经济的发展。

3.2、完善金融监管机构的机制。首先，要加强不同金融监管机构的沟通。对此，国家可以制定相应的条文规范，规定在金融机构开展机构会议时，不同监管机构的职责是什么，规定它们应该分析报告金融行业的哪些方面，从而加强金融监管机构间的全面沟通，实现不同金融监管机构间的信息共享。同时，还要改善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理念，加大对于金融监管的力度。从而对发展迅速的金融行业进行及时的监督管理，尽可能的去避免金融风险的出现。另外，也要完善监管机构内部的部门构造，数据收集、数据分析、风险监管等各个部门分工要明确，职能要分配清楚，这样能够很大程度的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

3.3、提高金融监管人员的素质。监管人员素质的提高是刻不容缓的。首先，要改善监管人员对于金融监管的理念，让他们认识到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重要性，这样他们就会更有责任感的去工作。其次，要提高监管人员的专业素质，使其对于金融风险的分析判断更加准确及时，从而提高其处理金融风险能力。也要促使其不断的更新金融监管知识，对于新的金融行为有很好的分析了解。另外，可以实行老人带新人的制度，在保证金融监管工作正常进行的前提下，提高新人的实践能力，保证高能力金融监管人员的连续性。当然了，应该鼓励监管人员自主学习，不断的充实自己，掌握更多的知识。例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的金融监管人员应该能够掌握新技术的应用方法，尽量做到对新科技的熟练应用。总而言之，我们应该尽可能的提高金融监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

四、总结

国家要意识到金融监管机构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也要看清楚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目前存在的问题，包括相应法律法规不完善、监管机构机制问题和监管人员素质不高等方面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国家应该制定相应的策略去解决问题，保证金融监管机构监管工作的正常执行，这样才能保证金融发展的健康稳定，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都能产生很积极的效应。最后，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金融监管工作不仅仅需要国家安全金融监管机构的正常工作，也需要多方面对于金融行业监督管理的配合，这样才能更好的发展我国金融行业。（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王文亮.我国银行保险业务监管法律问题[D].山西财经大学.2012.

[2] 周晔.我国政府在金融监管中面临的职能定位困境及其对策分析[D].湖南大学.2011.

[3] 李荣飞，于晓燕.后危机时代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制度设计[J].时代金融.2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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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开发性金融；支持农业走出去；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 F822.32 [文献标识码] B

相比传统金融模式，开发性金融具有注重培育中长期投融资、注重科学规划及风险防范的特点，在支持农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农业“走出去”，是一个长期过程，同时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开发性金融凭借自身优势成为推进我国农业国际化进程不可或缺的资源。笔者认为，开发性金融支持农业走向国际舞台，应着力探索建立“官民一体”的海外投资模式，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机构、政府、企业的协同作用，在加强规划和风险评估的前提下，与国外金融机构合作共同对农业企业提供贷款，设立农业“走出去”专项发展基金，鼓励有条件的农业企业进行境外农业项目股权投资，重点支持境外粮食产能建设，为农业“走出去”提供稳定的信贷支持，从而促进海外农业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一、开发性金融的支持是实现农业“走出去”战略的必要条件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企业“走出去”缺乏有效的融资支持，其中既有农业企业的自身原因，也有外部环境的客观制约。一方面，农业企业自身具有轻资产、资金使用集中、资金回笼缓慢等特点，农业企业融资面临资产质押担保困难、资产处置难以实现等问题，对于境外投资项目而言，这种问题与矛盾显得尤为突出；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农业生产条件、市场竞争环境、投资政策法规等差别，农业开发模式的选择也会存在较大差异，相应的融资安排也会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积极拓展融资模式、拓宽融资渠道是支持农业走出去的关键所在。

开发性金融可以帮助农业企业拓展融资渠道，为“走出去”提供坚实保障。首先，开发性金融符合农业市场化运作的特点。开发性金融不是简单的政策性贷款，它把财政资金信贷化，用市场化的方法进行运作，符合农业项目开发的规律，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其次，开发性金融符合农业融资长期化的特点。作为典型的资本融资过程，开发性金融承担了长期融资的任务，放款周期相对较长。第三，开发性金融在贷款的同时为企业提供信息支持，注重培育市场，为农业“走出去”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资金和智力支持。

二、开发性金融是对农业融资主体进行科学管理的有效载体

开发性金融支持农业企业走出去的优势在于它对农业融资主体进行的科学管理，有利于风险控制，确保了贷款的安全性。

（一）开发性金融对正确划分农业投资项目的融资性质提出了较高要求

在进行融资支持之前，明确农业项目开发的范畴，即该项目属于政策性业务（如建立境外粮食产能）还是商业性业务（帮助农业企业走出去开发海外市场获利），据此确定不同的利率标准。正确划分农业对外投资项目的融资性质，有利于合理控制风险、进行分类管理、提高信贷支持效率。

（二）开发性金融对农业融资主体进行了科学的评价和筛选

我国参与境外开发的农业企业在竞争资质上各不相同，对农业融资主体进行科学评价和筛选至关重要。开发性金融在贷款评估时，综合考虑了农业境外开发过程中将会受到的技术、环保约束，在农业项目境外管理过程中可能面对的劳资纠纷，以及不良贷款率可能上升等问题。通过客观分析潜在收益和风险，筛选出经营业绩好、项目潜力大、科技含量高的企业给予贷款优惠，提高了开发性金融的资金效率。

（三）针对境外不同区域农业开发的特点进行差异化融资管理

对于适合进行大农场开发经营的区域，通过一次性注资买断当地农场经营权，通过经营权取得的收益来抵消贷款融资的风险；对于不适合开展大农场经营的地域，采用入股、参股等方式，与当地农业公司进行合作开发，确保投入的股权对于扩大海外农业经营规模有实际价值。

三、开发性金融支持农业走出去的政策建议

（一）建立“官民一体”的海外投资模式

借鉴日本农业的海外投资经验，以开发性金融机构为主导，联合行业协会、其他金融机构，建立“官民一体”的海外投资模式。政府发挥外交协调作用，为农业企业涉外投资搭建平台，开发性金融机构发挥规划、信息、信贷的支持作用，行业协会、其他金融机构发挥辅助作用，通过建立综合支援窗口，强化海外农业投资企业之间的沟通，帮助国内企业与被投资国建立密切合作关系，提供必要的资金、信息、技术支持。

（二）与国外金融机构共同对农业企业提供贷款

利用国开行融资、融智的综合比较优势，与东道国进行国家层面的综合开发合作，规划引领，总体推动，把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势资源开发和粮食产能建设有机结合，共同开发适合东道国资金、资源状况的融资模式。可供参考的融资方式包括：IPO、资源资金互换、股权融资等。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与所在国当地金融机构共同对农业企业融资，通过先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建立合作关系，然后开展授信合作，再逐步过渡到联合贷款支持大型农业项目。

推动建立多边金融合作机制，通过综合授信、货币互换、联合贷款等多种方式，与农业项目所在国的金融机构以及合作国中央银行、开发性金融机构、主力商业银行等开展密切合作，共同为我国的农业企业在当地投资进行贷款支持。

（三）设立农业“走出去”专项发展基金

围绕不同地区国家政府农业产业政策，设立农业“走出去”专项发展基金，将政策性与市场化相结合，鼓励和支持我国农业企业“走出去”进行农业投资，为企业境外进行农业投资打造主力融资平台，该平台根据不同国家对农业投资的政策规定，通过向当地央行等金融机构开展授信、转贷等方式支持农业企业在境外的农业开发，对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物流等进行全方位的融资支持。

（四）鼓励有条件的农业企业进行境外农业项目股权投资

PE股权投资可以帮助国内农业企业依托海外并购实现自身管理水平和价值的提升，这是我国企业“走出去”探索出一种重要的融资模式。股权基金主要发起方可以联合我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及当地（国外）的金融机构，对农业项目实地考察、开展可行性论证、制订方案、完成收购等。

国内的农业企业不仅从股权基金那里获得了所需要的资金，也获得了成功并购必不可少的非资金支持。一方面，对于那些负债水平较高的农业企业，虽然难以取得银行的债务融资支持，但是可以利用股权基金的杠杆作用去海外扩大规模，分散国内的经营风险。另一方面，很多农业企业在国际并购方面缺乏经验，需要有全面的融资顾问，特别是在金融产品、融资条件上做指导，在这种情况下，股权融资无疑是一种十分有效的补充手段。借助股权融资，得到被收购企业相关利益方的认可，不仅获得了所需要的资金，而且还能有效利用股权基金管理团队的智力优势提高公司的涉外投资水平。

（五）重点支持境外粮食产能建设

以开发性金融为平台，农业企业为主体，重点支持境外粮食产能建设，提升金融支持农业走出去的战略高度。在规划层面上，对外农业援助规划的制定要结合境外粮食产能建设目标，资金、人才向农业发展潜力大的受援国适当倾斜，突出重点；在研究层面上，着手梳理援外促进境外农业开发的成功模式和成功案例，做好前期论证；在操作层面上，优先选择具有“走出去”意愿的国内大型粮食集团作为对外援助项目的实施主体，在技术推广、人员培训、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前设计，为企业大规模参与当地粮食产能建设做好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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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虚拟货币金融货币政策监管支付工具

虚拟货币以其便捷性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的微型支付工具，极大的促进了电子商务以及虚拟网络经济的发展，而虚拟网络经济的发展有进一步推动了虚拟货币功能的延伸是虚拟货币逐渐具备货币的初级形态，具有传统货币的价值职能和流通职能，从而对经济金融秩序以及国家的货币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虚拟货币对国家金融的影响

虚拟货币对金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使存款创造倍数，我国货币乘数和我国货币供应量发生波动。其详细内容主要总结了一下两方面：

一虚拟货币使存款创造倍数发生波动

虚拟货币的购买可能使存款的创造倍数上升。用户必须通过人民币购买虚拟货币，在购买时，可能利用现金也可能是银行存款。用户用银行存款购买时，体现为购买者银行存款的减少和虚拟货币发行者银行存款的增加，在整个购买体系中，银行中的存款总量未变，所有购买者手中持有的现金总量也未变，所以不涉及存款准备金率，限额漏损率和定期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化。 如果用户用现金购买，并且这现金不是取自银行存款，则体现为购买者现金的减少，货币发行者银行存款的增加。总体体现为银行存款的增加，用户惯常持有的现金的减少其实就是现金漏损率的下降。因此会影响货币存款扩张乘数。

虚拟货币的支付回兑过程可能使存款创造倍数下降。回兑过程有发行者提供高能虚拟货币到人民币的回兑服务、持有者到第三方交易平台销售其持有的高能虚拟货币两种情况。如果发行者提供回兑服务，在其持有者将其持有的虚拟货币回兑为人民币时，将使发行者的银行存款减少，持有者的现金增加，若持有者并不将其作为惯常持有现金则并不会增加持有者的惯常持有现金量，反之，则增加持有者的惯常持有现金量，结果导致漏损现金增加，最终使得现金漏损率上升，若持有者到第三方交易平台销售其持有的虚拟货币，也有可能增加漏损现金，最终增加现金漏损率。

二虚拟货币使我国货币乘数和货币供应量发生波动

货币乘数是指一定量的基础货币发挥作用的倍数。由于虚拟货币可能使漏损现金量发生变化，进而可能影响我国的货币乘数。当法定村狂准备金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均保持不变时，漏损现金的减少将导致银行体系的存款增加，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金通币减少。也就是说，漏损现金的减少可能影响基础货币。当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均发生变化时，漏损现金的减少将导致银行体系的存款增加，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金通货减少，当银行体系的存款增加时，法定存款率和超额存款金率可能一个发生了变化，也可能同时两个发生了变化，可能发生上升变化也可能发生下降变化，可能同向变化也可能反向变化，因此，在此种情况下，漏损现金增加也可能影响基础货币。

虚拟货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传统的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的相关理论是在社会经济中只有一种货币流通的情况下制定的，虚拟货币的出现使得传统的货币政策相关理论面临挑战。

一 虚拟货币对货币供应的影响

虚拟货币的发行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如果用户用现金兑换虚拟货币，那么个人的现金减少一单位，虚拟货币则增加一单位，如果网络公司将现金存入银行，则商业银行的存款增加一单位，网络公司缴纳一定单位（假设为T）的虚拟货币准备金。如果网络公司保留现金，不存入商业银行，并向中央银行缴纳T单位的准备金，则流通中的现金数量减少量为T单位，虚拟货币增加一单位。如果网络公司将现金存入商业银行，并利用商业银行的存款支付中央银行的准备金T单位，此时个人现金减少一单位，但是商业银行的现金也增加一单位。银行体系的存款变化为网络公司增加（1-T）个单位的存款，个人减少一单位存款，存款总量减少T单位，虚拟货币增加一单位。从货币总量看，发行虚拟货币后流通中的货币增加量为（1-T）。如果T为零，即发行虚拟货币不需要准备金，那么每增加一单位的虚拟货币，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增加一单位，如果是百分百准备的话，则没发行一单位的虚拟货币，货币总量增加为零。如果用户用银行存款兑换虚拟货币，此时，个人存款减少一单位，增加一单位的虚拟货币，网络公司的存款最初增加一单位，随后用银行存款缴纳T单位的虚拟货币准备金，，因此银行存款减少T单位，虚拟货币增加一单位。从货币总量看，其状况和用现金购买虚拟货币的情况相同。

三虚拟货币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现代的货币需求理论主要有两大代表，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按照传统的货币需求理论，后壁与其他金融工具的区别是无风险和低收益，人们之所以愿意持有这种低收益的资产，是出于满易，预防和投机的需求。换句话说，货币提供的流动性可以及时方便的满足商品交易，意外支付和投资的需求，流动性的高低是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的主要区别。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都隐含了一种假设：货币的不同用途之间存在确定的界限，并且这种界限是相当稳定的。在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函数中，其表现为不同的需求动机；在货币主义的货币需求函数中，则表现为相同的财富结构和各种资产的预期收益和机会成本的组合。但是随着金融网络及虚拟货币的发展，这种假设可能不是很适合虚拟货币：由于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以几乎为零的交易费用进行货币用途之间的转换，各类需求动机的边界以不再明显，投资结构的可变性也大大增强。

虚拟货币的存在使得货币总需求演变为两个部分：对中央银行的传统货币的需求和对虚拟货币的需求。对传统的货币的需求由于虚拟货币的出现及网络的发展必然会在总量上有所减少，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虚拟货币的出现及网络的便利性，传统的货币需求韩式有可能改变，由于虚拟货币的出现使得上述两个需求函数的隐含假设发生了变化。

参考文献

［1］ 苏宁 《虚拟货币的理论分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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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思考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3-000-01

引言

金融业作为国家的支柱型产业，其稳定、可持续、健康地发展对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有着直接影响。同样，金融监管是保障国家金融业得以健康发展的关键基石，可以有效地防止金融风险的发生，进一步更好地应对风险，防止金融危机的出现。毋庸置疑，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的监管体制是实现金融监管的先决条件，也是实现金融监管预期目标的关键保障。

一、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不足

1.协调机制不足

监管体制最大的问题在于各职能部门间的监管协调性差，加之政治文化的影响，使得金融监管机构和中国人民银行等调控机构间的协调性非常低效，效率严重滞后。伴随着我国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持续涌现，金融业务间的存在着很多的交叉点，已经不再是独立的某个业务，而是混合发展。然而，一般意义上的分业监管并不能真正具备实际价值，更有甚者，会出现监管真空地带和重复监管的现象，特别是在一些涉及到权力分配的环节，有可能发生严重的权力设置的重复。由于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一般都是独立运行，有着自己的体系，这也使得中央银行在设置货币政策时并没有权衡到综合信息，特别对各金融机构的整体运营水平没有详细的掌握，这也在某种层面上严重左右了金融业的发展。

2.监管人员素质不高

毫无疑问，保证金融监管如果要实现可靠的运作，就一定要配备专业的高素质监管人才对金融机构展开具体而详尽的监管。除此以外，监管人员更需要具备扎实的事关金融风险方面的知识、擅长分析、擅于判断。然而当前我国大多数的金融监管人员基本上都是从政府财政部门中转职而来，所以这些人员往往都没有金融监管的知识和从事经验，相关的高素质专业金融监管人才队伍数量严重不足。不仅如此，甚至一些监管人员的业务水平十分低下，其知识结构和工作职位的高要求差距很大，无法高效完成监管任务。一些监管人员综合素质很低，思想落后，且有着浓厚的“官本位”思想，毫无服务意识，无法和被监管者取得有效沟通，最终使得金融监管的效率不如人意。

3.监管不全面

当前，国内金融监管的重心依然主要集中在传统的银行业务上，对一些新兴的金融创新业务还没有做到第一时间的监管。毋庸置疑，金融监管的创新工作是非常重要又无法立竿见影得以解决的问题。故而，金融创新一方面自然能够推动地方及国家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会造成潜在风险的发生。监管力度如果太大，就会扼杀掉这个监管体制所存在的创新活力，但假如监管力度不足，又无法去改变过去的金融监管。这在客观上造成了监管机构在监管上没有做到全面性，虽然其能够重视对某一方面的监管，然而还是没有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再加之我国金融监管一般都是采取事中或缺乏事前预防机制，导致第一时间找不到风险，缺乏可预见性的监管，导致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不足。

二、改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建议

1.明确监管目标

当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如要发挥作用就需具备可靠有效的金融监管作为基石银行监管不仅需要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更要有自己的监管目标，而且不同于货币政策的目标，其永h不能是实施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现阶段，在实际监管期间普遍存在着监管目标的错位，虽然非常关注货币政策或是中央银行其他监管目标的实现，然而仍对银行监管的具体目标，没有太多的关注，包括提高工作效率，银行内部的风险防范和保护存款人的合法权益。所以，需要开始制定一个明确的财务监管目标，让所有的监管机构都能制定出相应的措施来扩大监管，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就不能发展出针对性的措施，各监管机构也无法展开交流与合作。只有目标的明确，才具备针对性进行协商与合作的机会。

2.建立协调合作机制

首先，应当完善三方（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监管联席会议制度。要明确三方责任，增强联席会议制度的严肃性，具体可以由国务院领导，通过本制度的形式确定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并赋予其规则依据，加强制度的约束力。或由人民银行、财政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单位共同召开的联席会议，因此，更有利于机构间的沟通。其次，鉴于央行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也会导致中央银行创造的，监督和协调委员会，各监管机构参与，共同承担协调政策和业务监管机构，以防止重复监督现象的发生，全面避免监管漏洞，并做第一时间解决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最后，建立国家层面的监督协调机制，三方监督不能解决解决问题的问题进行决议。

3.加强监管队伍建设

对现有的监管机构从业人员，可通过培训课程、研讨会等形式的培训，进一步提高了人员的业务水平和专业能力，不断增强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程度。通过学习和实践的监管机构，监督人员可以相互交流和学习，发现自己的缺点，并应及时补救。不仅如此，还可以引进有着专业金融知识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以弥补我国专业监管人才队伍的不足。优质的专业监管人员可以显著提高监管队伍的专业性，提高监管体系本身的权威性；可对金融政策展开更加透彻的分析，以便于金融监管措施的顺利实施。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为进一步深化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笔者认为更应按照特定的条件下，充分借鉴发达国家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完全抛弃传统的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发展监管流程。建设和完善的法律和金融监管法规，符合政策和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的措施条件，同时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最终起到推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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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货币政策;调控

0 导语

为了保证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安全、稳定与效率,客观上需要建设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不否认金融监管,而是要加强金融监管,这种监管是建立在对尊重市场自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审慎的监管。同时要求有更为深入广泛的金融监管体系,这个体系应更多的从宏观角度对金融进行管理,尊重市场的调节和金融体系的效率,对市场的不完备进行补充。

1 金融危机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1.1 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原因评析

2007年引爆于美国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市场危机持续升级,影响逐渐加剧,最终演变成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此次危机爆发于金融体系最完善、金融创新最前沿以及金融理论和人才最丰富发达国家——美国,而且起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市场这一金融创新领域。危机似乎不同于八、九十年代爆发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主要集中在货币和银行的危机。然而,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等人根据有关金融危机的标准研究,通过将此次危机的资产价格、增长和政府债务等指标同二战以来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进行一系列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此次危机和以往的危机并无本质差别。

但是在客观忽略资产价格泡沫极度膨胀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宏观经济理论,以及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微观审慎监管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的忽略金融监管的宏观政策框架,必然催生资产价格泡沫,积聚系统性风险,在金融体系内埋下重大隐患。泡沫一旦破灭,积聚的风险迅速释放,最终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

1.2 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危机爆发后,国际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对金融监管进行了深刻反思。为维护金融稳定,金融监管变革在所难免。综合G20、FSB、BIS和IMF报告文件来看,金融监管改革目的是保证金融稳定,防止类似的危机的冲击,预防系统性风险。

改革主要集中在六大块:

(1)增加资本和提高资本质量,同时改善流动性和缓冲机制,缓解资本监管顺周期性。

(2)改革薪酬制度,维护金融稳定。

(3)增强会计准则实效性。

(4)改善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

(5)对具有系统性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妥善处置。

(6)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合作,强化遵循统一监管标准。其他方面还包括对冲基金、信用评级公司和证券化等方面的监管和改革。部分改革已在逐渐付诸行动并进行了效果评估,有些改革尚处在讨论和研究阶段,监管改革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当然,以往的微观审慎监管对于保证单一机构安全,从而保护金融消费者(存款者和投资者)的利益有着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微观监管的固有弱点表明了其不仅强化了顺周期性并且未能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在保证单个金融机构安全的同时却有可能最终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因而需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提出已久,地位也随着此次危机的爆发显着上升。“宏观审慎监管”目前尚无明确定义。据已有的文献来看,宏观审慎监管主要是相对“微观审慎监管”而言,金融监管当局从金融体系而非单一机构的角度实施监管,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概念,维护金融稳定,密切关注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宏观审慎监管同微观审慎监管在监管目标、最终目标、风险性质的对待、机构间风险暴露相关性的重要性和审慎控制的实现方式上都有着本质区别。

当前,金融监管改革依然处在成型阶段。为维护金融稳定,总的改革趋势将向立足于微观审慎监管的宏观审慎监管模式的方向发展。其主要的新特征将体现在逆周期性监管政策工具的选用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

2 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不足与改良

2.1 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也在不断变革。总得来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4年至1992年的统一监管体制时期,人民银行履行统一监管职能。

第二阶段为统一监管向分业监管的过渡时期。1992年10月证监会的成立标志分业监管的开始,1998年保监会的成立标志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明确分工,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管的分业监管模式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为1998年后的分业监管体制时期。

其中2003年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一行三会”为基本格局的金融监管体系最终形成,即分业多头监管的格局形成。为加强协调沟通、信息共享,形成安全有效的监管网络,监管联席会议制度被引入。2004年三会签署了《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在明确各自职责分工的基础上,建立定期信息交流制度,经常联席会机制。然而监管联席会已长时间没召开,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目前主要由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定期召开金融旬会来加强监管政策协调。

2.2 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不足

尽管我国目前分业监管有利于提升监管专业化水平,有效防止了金融风险传染效应,但如同大部分分业监管模式一样,我国当前的监管体系存在不足。钱小安认为我国监管体系不足体现在监管重复与监管空缺并存、监管资源配置低效、监管协调机制较弱等方面。根据引发此次金融危机金融监管方面的缺失,从宏观审慎监管角度来看,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三大方面的不足。

首先,缺乏稳健的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系统性风险的有效防范,必然需要对金融体系的数据信息进行整合、分析、检测和评估,发现金融系统不稳定性的来源,发出风险警示。这就需要一个专门的分析平台,一方面整合各微观部门的信息数据,另一方面同时整合分析宏观部门和微观部门的信息数据。而目前,我国并没有搭建这样一个平台。

其次,系统性风险防范不足,存在监管盲区。此次金融危机表明,由于缺乏对具有系统性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集团)有效监管,致使这些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最终加剧金融危机程度。

最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不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需要先进监管理念的同时,还需要有效的完备的金融监管政策工具。而无论是在时间维度上的逆周期监管政策,还是在行业维度上的对系统性风险的有效监控政策,我国都存在不足。

2.3 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构建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分析提出了我国在金融监管上存在的不足,因此在我国未来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中,我们要提出针对性的对策。总得来看,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有赖于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的搭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完善以及组织合理安排下的政策协调机制健全。

首先,搭建宏观审慎分析平台,建立预警机制。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的构建,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分析、评估和预警,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在这一环节的构建大体可分为四步。首先确定平台,即明确微观和宏观数据整合分析的职能的具体承担部门,可以是“一行三会”当中一个也可以新建一个部门。其二,信息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平台构建后,相关职能部门就得强化对系统性风险相关信息数据的收集和整理,特别加强微观和宏观数据的有效整合,全面掌控系统性风险变化趋势。其三,系统性风险评估体系的构建。即从金融体系宏观层面又从银行、证券和保险等行业微观层面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检测与评估,加大各行业微观层面风险评估对金融体系宏观层面风险评估的支持力度。

第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建立危机处理机制。从时间维度上说,我国应完善包括逆周期贷款损失拨备和逆周期的信贷政策等在内的各种逆周期监管政策机制。同时,要加强对杠杆倍数的检测,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有效控制金融体系的风险过度承担。完善相机抉择机制,有效避免危机扩大和扩散。从行业维度上说,要加强对金融控股集团监管立法,完善对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政策工具,有效监管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完善危机处理机制,设计多层次的应急处理监管政策工具。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最后,合理架构组织,健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协调机制。组织结构铺排,各部门政策协调是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能否成功搭建的最关键因素。首先,系统性风险信息的获得、预警机制的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设定需要各部门明确职责并加强沟通协作。其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需要各部门的密切配合。组织架构设定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效果有极大的影响。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的组织安排,首先是确定宏观审慎分析平台,作为宏观审慎监管总的召集人;其次是三会要加强对各自监管行业的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结合意识;其三,要加强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同宏观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最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实施部门要加强同人民银行、财政部以及发改委等部门协调,制定科学的监管政策并有效执行,提高监管水平和效率,维护宏观金融稳定。

3 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调控的联系

在金融监管中,有一项监管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即银行监管。这是由于:首先,银行业在金融体系占主体地位。其次,在各类金融机构中,银行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发金融危机的部门。因此,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机构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必然在宏观的金融监管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作用。

而在新的金融机制改革中,基于对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要求,必然要改革在此前大行其道的硬约束监管机制。但在当前的新的金融运作形势下,对于资金的过于严格的监管可能会导致雁行的信贷减少,进而导致整个社会总投资的下降,这自然不是金融监管希望的结果。

但是在新的宏观审慎的监管机制下,政府实行货币调控政策则可以利用这样较为完整系统的机制来进行整体的调控,不仅可以提高货币政策在有效引导国民经济向更好的发展方向上进步,还可以在这一较为拔高的视角上有效的规避一些金融风险,更加有效的将我国经济引导至又好又快发展的康庄大道!

4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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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监管；政策

1 金融危机下金融监管缺失分析

（1）对次贷过程监管缺失

通过住房贷款经纪人的推销、，房贷银行(Mortgage Bank)的信用审查和审批，一笔住房贷款往往就这样完成了。但是本应在此过程中发挥指引作用的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并没有对次级贷款的发放机构、发放标准进行监管，危机发生前，依然没有对其引起高度的重视，因此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对次贷过程的监管存在缺失。

（2）二级市场监管缺失

商业银行通常会把贷款卖给证券公司和投资银行，而后者通常会利用一些金融工具把这些资产重新打包，变成以以贷款的债权做担保的证券，然后把这种已经放大了收益的金融产品卖给相关的投资机构，从中或许手续费等收益。在这种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由于杠杆作用，使得资产的实际价值已经被防范，而同时由于资产证券化的过程是较为复杂，就进一步掩盖了其真实的风险信息，并将这种带到了市场中，而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对于这种金融产品创新和衍生品的泛滥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对其进行干涉，同时由于金融衍生品的信息公布是不需要在资产负债表中显示，因此监管当局也无法得到准确的产品信息。

（3）信用评级公司监管缺失

从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来看，信用评级机构也成为了推手，危机前，其把大部分的次级住房贷款都给予很高的评级级别，而其后又迅速降低所有次级贷款的评级，加剧了市场的恐慌，存在着 “利益相反”的问题，这严重影响了信用评级的“公正性和严正性”。

     2 金融危机后美国、英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分析

     （1）美国“伞+双峰”式改革的制度分析

     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也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改革，此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最终模式是在“伞”的基础上吸收了“双峰”的结构特点。新的监管体系具备了以下三个职能：从稳定整个金融市场出发进行的市场稳定监管；二是从加强市场规范的审慎金融监管；三是从投资双方出发的商业行为监管。在这其中,市场稳定监管者(美联储)充当“伞+双峰”的“伞骨”，两个监管机构充当“双峰”来执行目标型监管职能。

     （2）英国的金融监管政策改革分析

     为了修改完善现行金融管理体系，英国了《反思全球银行系统危机，重建国际监管体系》的报告，大胆地提出了全球金融监管系统重建建议。报告主要提出了如下建议：1.加强国际协作以增强跨境监管的效率。2.提高针对大型企业的监管标准。3.提高跨国企业集团的监管效率。4.重建国际监管体系。金融监管局为了解决国际监管准则的制定者和监管机构监管效率的差异和跨境监管力度的差距，希望通过在早期预警系统（EWS）、执行已达成的国际监管标准、国际协作监管、危机管理四个独立而相互关联的领域的国际协力合作来推动国际监管体制的重建。5.国际分支和准入。

     3 后危机时代美英经验对我国金融监管创新的启示

     （1）大力推进功能监管模式

     当前，我国 “一行二会”的监管制度尽管为我国金融市场监管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也显示出其固有的一些不足。在混业经营的时代，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也没有那么清晰，以往由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分类监管的模式已经不适合，要实现在混业经营模式下有效的金融监管，就必须大力推动当前金融监管模式改革，逐步把适用于混业经营的功能监管模式推出，从而更能有效防范风险，实现金融安全。

     （2）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

     　尽管我国金融市场还没呈现出系统性分析，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加速发展，系统性风险是存在的。因此，在金融监管的过程中，要对风险有充足的认识，并建立系统性风险的方法体系，时刻关注宏观经济政策、金融市场利率变化等预兆风险的因素变化，从而能够对风险有足够的防范措施。

     （3）推动国际间金融监管交流与合作

     随着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我国与国外金融金融市场的联系也原来越紧，因此就必须要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及时推动与国外监管当局及国际组织的合作与交流，不断学习和吸收好的监管经验，使我国金融监管实践与国际标准接轨，从而在国内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

     参考文献：

     [1]胡滨.完善金融监管与立法，积极应对金融危机[J].中国金融，2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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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构建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框架已成为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核心议题，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实施涉及多方面的利害关系，因此急需解决金融业监管的协调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自2007年以来国际和国内金融监管趋势的变化，并阐释了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内涵及框架；其次分析了国内金融业协调监管的现状和不足，进一步说明了金融业协调监管机制的必要性；最后分别从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结合、宏观审慎监管与宏观政策的协调配合以及宏观审慎监管的国际间合作三个方面提出了解决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的协调监管问题的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协调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4004905

在后危机时代，注重防范和应对系统性风险的积累和爆发，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已成为全球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关键环节。“十二五”规划也已明确提出，我国要构建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评估体系和处置机制，这充分表明了我国金融监管方向和理念的重大变革。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目标就是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它既不等同于宏观的货币、财政政策，也不同于对微观层面金融机构的监管，因此，它不仅需要一系列对单个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同样也需要与汇率政策、利率政策、行业政策以及一些逆周期政策在内的调控和监管政策的配合。宏观审慎监管具体政策的实施涉及多方面的利害关系，因此如何解决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金融业监管的协调问题，对于保证各政策层面宏观审慎监管目标的一致性、监管工具的有效性，以及监管政策的最终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金融监管趋势的变化：从微观审慎到宏观审慎

金融监管之中的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概念的区分由来已久，国际清算银行总裁 Andrew早在2000年就曾明确提出将“金融稳定划分为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两个维度”[1]。微观审慎监管关注个体金融机构经营的安全边际，它的目标是降低个体金融机构破产的风险；而宏观审慎监管更关注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它的目标是降低整个经济体系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成为国际金融监管趋势变化的转折点。危机发生前，多数国家主流的监管理念来源于巴塞尔协议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监管思路，然而随着次贷危机的爆发，并迅速蔓延至全球，人们普遍意识到仅仅关注单一机构稳健性运营存在重大的缺陷，各国的金融监管由微观审慎转向了宏观审慎的监管理念。

1 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和内涵

“宏观审慎监管”概念的提出，最早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1979年6月，库克委员会（Cooke Committee）在一份工作文件中首次提及了“宏观审慎”（Macro-Prudential）这一概念，当时主要针对的是国际银行业快速发展所面临的风险管理问题，强调与宏观经济方向有关的调控与监管。80 年代中期，国际清算银行（BIS）也同样将这一概念运用在国际银行业，在公开文件中又正式提出了“宏观审慎监管”一词，主张维护整个金融系统安全稳定，降低整体的系统性风险[2]。但由于当时全球金融、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系统性风险主要集中在银行，国际上普遍认为针对银行业的微观审慎监管足以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所以，宏观审慎监管仍不被人们所关注。直到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暴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在1998年的一份报告中明确提出，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是实现银行持续、有效监管的两种途径。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国际社会重新反思传统金融监管方法的内在缺陷，并更加关注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宏观审慎监管”一词开始广泛出现在金融文献中，并成为各国金融监管的重要议题。2009 年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一份有关货币政策的报告中首次提及“要将宏观审慎管理制度纳入宏观调控政策框架”。 随后，央行多次强调我国应建立宏观审慎管理制度，降低并防范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2012年3月，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的建设正式列入了“十二五”规划纲要。

虽然实践中各国都在强调宏观审慎监管，但其具体定义并没有一致意见。国际清算银行认为“宏观审慎监管是微观审慎监管的有益补充，其监管对象应为整个金融系统”[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报告认为，宏观审慎监管是指必须关注宏观经济走势对金融体系稳健的影响，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性运营。2011年11月，针对目前对宏观审慎政策的内涵认识模糊、界定不清等问题，金融稳定理事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联合了 《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和框架》报告并提交给20国集团戛纳峰会。该报告对宏观审慎政策进行了明晰的界定，即“宏观审慎政策是指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目标，以运用审慎工具为手段，而且以必要的治理架构为支撑的相关政策。”[4]

2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框架

（1）宏观审慎监管的主体

在有关宏观审慎监管主体的研究中，普遍认为一国的中央银行应该作为核心主体负责宏观审慎监管的职能。一方面是因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应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而中央银行是一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主体；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宏观体系的现状和动态的了解更为迅速且掌握更多的信息，监管政策的制定更具针对性，政策的实施更具有效性。

为了更有效地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欧美等发达国家成立了专门的宏观审慎监管机构。美国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委员会主要由美联储、财政部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成员组成，主要任务是识别系统性风险、强化市场纪律，应对和解决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风险隐患；欧洲央行和欧盟各国央行成立了欧盟系统风险委员会，它不仅是欧盟宏观审慎监管的最高级别决策机构，也是相关监管法律和规则制定主体。

（2）宏观审慎监管的工具

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并不具备专属性，各国应结合各自国情和金融体系的特点进行设计和选择。2009 年底，针对各国宏观审慎监管工具运用情况，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对 33 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进行了调查。调查表明，各国央行已开始积极使用多种宏观审慎监管的工具，这些政策工具均具有普遍的逆周期性，即当信贷扩、经济位于上升通道时，监管工具的实施更为严苛 ；当信贷萎缩、经济低迷时，适度放松监管标准。

“目前可以将各国监管机构运用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分为三大类：一是主要以降低金融体系内在关联性和负外部性为目的的监管工具，这主要是指解决金融机构共同风险暴露问题的一系列监管措施；二是以降低杠杆和期限错配放大效应为目的的政策工具，具体如外币贷款限额和期限错配比例限制等；三是抑制信贷过度扩张和资产价格泡沫的政策工具，如对特定行业的监管资本要求、贷款成数和债务收入比例进行逆周期调整”[5]。

（3）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安排

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安排主要考虑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国际上目前的金融监管体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美国、法国等为代表的多头监管体制；另一类主要以英国、日本等国为代表的统一监管体制。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一行三会”的多头监管体制，在多头监管体制下，各个监管主体往往只关注各自职责范围内的局部金融风险，容易忽视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从而造成金融体系的风险积累。在新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下，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有助于更好地将整个金融市场纳入监管体系。

第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决策和实施应采用相机抉择的方式。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往往具有偶然性和突发性，因此在宏观审慎监管在具体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不仅需要按照已有的政策和规则进行操作，还需要根据危机的进展和未来的趋势对政策干预的力度和时机进行灵活地选择，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造成的成本。

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监管协调的必要性分析

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的协调机制最早可以追朔到“2000 年9 月，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联合建立了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并确定其主要职责是研究银行、证券和保险监管中的有关重大问题；协调银行、证券、保险业务创新及其监管问题；协调银行、证券、保险对外开放及监管政策；交流有关监管信息等”[6]。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框架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是针对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而制定的法律制度，通过法律做出原则性的要求，明确协调监管的框架和制度；另一方面体现在协调监管的组织形式上， 即“金融监管联席会议”。通过相关协议的签订，对协调监管的具体事宜，如权责的分配、信息采集、交流机制等做出明确的安排和规定。

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刚刚起步，并未制定针对宏观审慎监管专门的协调机制，同时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金融监管协调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组织架构不合理，监管部门间缺乏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等问题。但同时，政府和央行等金融监管部门已意识到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协调力度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从宏观审慎监管相关理论的发展和各国对此的实践经验不难看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构建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政府、央行、金融机构等众多的监管主体和监管对象，还要考虑各个层面政策工具的制定和实施。因此这必然需要各个部门、各项政策的共同协作和协调配合。而金融协调监管是就为了更有效地实现各个层面监管的目标。在监管主体方面，通过协调机制促进监管当局之间信息交流与合作，避免监管决策和行动出现矛盾；在政策制定方面，完备的协调机制能够提高宏观审慎政策制定的准确性，拓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制定者的视野，降低系统性风险；在监管工具实施方面，建立国内、国际层面监管的协调机制，能够抑制整个金融体系风险的积累，减少由于宏观审慎的政策差异可能导致的监管套利机会，提高宏观审慎监管的效率。总之，在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建的初级阶段，建立健全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尤为紧迫。

三、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的金融业协调监管机制

1 实现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结合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已充分说明，仅仅关注个体金融机构经营的安全边际和运营风险难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单一个体金融机构的经济行为即使是理性的，但整体金融机构决策的结果却并不是最优的，甚至会隐藏和积累风险，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从而陷入博弈的困境，即个体理性并不代表集体的理性。不难看出，一方面，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对维护整体金融体系稳定的无力根本上在于缺少宏观的视野，不能以降低整体金融体系风险的角度进行决策，这就必然需要宏观的政策工具与之相匹配；另一方面，宏观审慎监管的基础是从系统的、宏观的视野进行审慎分析，识别并评估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而这不可避免对微观层面的金融机构进行信息和数据的采集，在对个体金融机构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做出宏观层面的判断，因此需要在微观和宏观监管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协调机制，实现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结合。

（1）实现监管指标的有效结合

建立宏观审慎的监管指标体系，调整已有的微观审慎监管指标。个体金融机构的监管指标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当经济处于上升周期时监管指标更容易收到正面的反馈，无法及时反映隐藏和积累的的风险；在经济处于下降周期时，又容易放大风险的负面效果，造成监管政策的过分保守。因此引入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指标体系，在经济上行时期提高监管指标的要求，衰退时期则采取更为宽松的监管指标，以抵消经济的波动；同时调整以往的微观审慎监管指标，指标的设定应顺应宏观审慎的要求，注重考察考察各监管机构的联动性指标，降低风险跨机构传播的可能性。

（2）建立微观监管机构之间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

各个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忽略系统风险积累的根源在于各监管主体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和过高的信息采集成本。因此，建立顺畅的、低成本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政府应建立信息交换与共享平台，并做出明确的制度安排。首先，加大对信息共享平台运作的技术支持，提升平台的信息化和科技化水准；其次，明确政府部门和金融监管机构间信息共享的具体方法和路径；最后，尽快建立金融监管信息相关的数据库。对宏观经济层面和各类金融机构所反馈和采集的信息进行动态的识别、采集和整理，并进行统一的标准化，提高数据的时效性和适用性。

（3）建立跨部门的协调监管机构，明确各监管主体的职责

改变我国目前“一行三会”分业监管的格局，成立跨部门的协调监管机构，进行统一的协调监管。在已有的“金融监管联席会议”的基础上，赋予该机构更明确的权力和职责，并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和制度安排；建立协调监管机构完善的组织架构和人员安排，划分与其他监管部门监管权责界限，提高协调监管机构的执行效率。

2 实现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都是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都以实现经济平稳运行为目标。但是二者存在明显的区别：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来源于不同的政策框架和范畴。宏观审慎监管是属于金融监管范畴的概念，是为更好地实现金融监管而提出的，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政策，本质上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但两者的调控对象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交互影响。那么在二者实施过程中如何实现最佳的协调配合，发挥最大的效应，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1）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货币政策主要的政策目标是抑制通胀、实现经济增长和完全就业，货币政策的实施主体是以控制货币供给、调控利率等措施而实现其政策目标。因此，货币政策的实施与制定，既需要考虑货币供给的平衡，也应重视金融体系的稳定。但很多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与金融稳定的相关程度很低，货币政策当局往往更重视前两者政策目标的实现，而忽视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成功的宏观审慎监管可以降低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保障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通畅。同时，货币政策也可以通过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因此，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可以通过有效的协调配合，互相促进和补充，发挥更大的政策效果。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程度是影响二者协调配合的关键因素之一。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以及信贷变动情况不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程度也将变化，从而二者之间协调配合方式也有所不同。在货币政策较稳健、信贷总量变动程度较小的情况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联度下降，二者的政策目标、实施工具等相互的影响程度降低，但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灵活性将更高，对潜在风险的敏感程度更高。此时，央行及监管协调机构在货币政策稳定的前提下应更多地使用宏观审慎的监管方式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在经济失衡，货币政策过度紧缩或宽松的情况下，宏观审慎的监管政策将很难奏效。因此二者的协调合作应在审慎的货币政策的基础上的，同时货币政策的变动也应以宏观审慎监管的效果作为风向标，以避免相互冲突，抵消彼此的政策效果。

（2）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

财政政策通过政府支出、税收等手段调节社会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更偏好于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目标，它更容易忽略宏观系统的稳定性和金融风险的积累。因此财政政策的实施更需要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相配套。一方面，借助宏观审慎监管，可以及时识别和评估财政政策工具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完善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也保证了财政政策调整的空间和运行环境的稳定性。

实现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更好协调配合，首先，应保证政策实施主体间顺畅、良好的合作交流机制。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当局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时应充分了解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动态和监管反馈的最新信息，保证未来的财政政策适应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平稳运行。宏观审慎监管的主体也应科学地评估未来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平稳性的影响程度，适时调整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抵消财政政策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因此必须建立政策实施主体间的合作交流机制，明确彼此的权责，制定统一的解决方案。其次，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保持一定的稳健性。政府在应对突发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时，为了重建信心，防止经济体系崩溃，往往过度使用财政政策，这将限制未来宏观审慎监管政策调整的余地，甚至造成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瓦解。

3 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运用应实现最有效的国际合作

鉴于宏观审慎监管国际合作的不足，一些国际性的组织和金融机构开始积极地呼吁、指导各国宏观审慎监管的协调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和金融稳定论坛（FSF ）早在2008年便就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达成协议，建立彼此的信息共享和沟通的机制，同时双方的合作框架还对宏观审慎监管方法、金额监管指标、资本金监管规则、跨境监管以及各国央行的宏观审慎监管等内容做出明确的安排和规定。我国在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方面也取得显著的成果，在开拓并巩固了与多个国家、地区金融监管机构的国际合作的同时，逐渐在国际领域的协调监管合作中由规则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规则的“制定者”。而目前，在宏观审慎监管方面，我国尚未进行相关的国际合作。未来我国应积极倡导、参与建立的宏观审慎监管的国际标准，并努力成为规则的主动制定者，最大限度减少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成本；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上的金融协调机构，共同治理和防范全球经济体系的风险；与贸易、金融往来密切的国家和地区共同建立信息共享和交流的平台，完善相应的制度建设，从而更有效地运用宏观审慎监管工具保持国内和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参考文献：

[1] Andrew， CMarrying the Micro-and Macro-Prudential Dimensions of Financial Stability[Z]Basel，Switzerland，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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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MF-BIS-FSBMacroprudential Policy Tools and Frameworks [R]Progress Report to Gzo，2011

[5] 钟震宏观审慎监管相关研究综述[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7）：49-55

[6] 贺聪，洪吴，王紫徽，等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反思与构建设想[J]浙江金融，2012，（4）：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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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Borio，C，Drehmann，M Towards an Opeational Framework for Financial Stability：“Fuzzy”Measurement and Its Consequences[R]BIS Working Papers，No 284，2009

篇10

近年来，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人民银行总行将系统内分支机构的主要功能定位于加强金融监管，确保一方金融平安。从保持金融秩序稳定的角度看，这一措施是对的，但在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职能转换过程中，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淡化了组织辖内金融机构实施货币政策的基本职能。在实际工作中，对金融监管工作、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要求很高，而对正确实施货币政策的职能发挥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因此，在实施有效的监管手段的同时，如何改善货币政策运行环境，是目前中央银行必须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在金融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我国货币政策目标及金融监管定位面临着困难的选择

（一）货币政策实施力度与金融监管力度不适应，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近年来，人民银行所采取的一系列强化监管的措施已收到了相应的效果，如加大对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和盈利水平考核的力度，但是这种做法却使信贷活动的交易费用倍增，在客观上起到了体制壁垒的作用。在人民银行的严格监管下，防范金融风险受到政府和金融机构的高度重视，各金融单位普遍加强了风险控制，把贷款风险与个人利益挂钩，加大了信贷人员的责任。但是在风险约束机制加强的同时，未建立起相应的比较完善的利益激励机制，责任与利益不对称，信贷人员镇贷、畏资压力沉重。同时，人民银行把建立金融安全区作为首选监管目标，把风险监管放在首位，加大了对不良贷款、盈利水平的考核，并落实金融监管责任，层层把关负责，从金融机构外部形成风险抑制机制。在此情况下，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比重越高，其降低不良贷款的任务就越大，放款的意愿就越不足，目前商业银行关心的是贷款的风险，而不是贷款的盈利。这种状况形成了金融机构的“镇贷”，制约了总需求的扩大。总需求相对不足，企业销售就会变得更加困难，企业还贷能力下降，金融机构正常贷款转化为不良贷款的可能性上升，其盈利水平就会下降。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居高不下，使其在发放贷款时更加保守，将进一步加重企业生产与经营的困难。由于监管与整顿规范的力度在增强，而贯彻实施货币政策的工作力度没有相应加强，资金从金融部门进入产业部门的通道变窄了，只得在现有的金融体系内循环，使货币信贷的扩张作用难以实现。

（二）人民银行对利率实施严格监管与货币政策的传导所需的利率市场决定机制之间的不适应，影响了货币政策的间接调控作用。目前，在人民银行对利率实施严格监管的情况下，利率市场化程度不可能太高，货币政策工具配置的市场化仍处于较低水平，弱化了货币政策的效应。人民银行虽然扩大了利率调整及浮动的范围，并对外币利率实行了市场化改革，但现行的利率管理体制从总体上还是一种管制体制，在这种管制体制下，利率水平并不能完全反映资金的价格和供求状况，也难以有效发挥对资金的调节作用。单纯通过调整利率水平、利率浮动范围来影响金融机构贷款行为的效果不明显。当经济景气状况不佳、企业效益下降、信贷风险上升时，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将自动减少贷款，资金供给下降。如果利率由市场决定，资金供给减少会推动利率上升，从而使金融机构预期收益增加，会相应增加一部分贷款，相反在利率仍未开放的条件下，资金供给下降并不能推动资金价格上升，金融机构贷款的积极性难以有效激发。加之我国货币市场虽已初步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市场和债券市场，但票据市场、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市场尚未形成规模，票据市场发展缓慢，使人民银行通过再贴现调控金融机构贷款、增加基础货币投放的作用受到限制。

（三）人民银行没有树立起督促金融机构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威，货币信贷政策的窗口指导作用难以真正落实。基层人民银行在督导金融机构实施货币信贷政策过程中，缺乏有效的手段。“窗口指导”只是一种道义的劝告，是一种软约束，贷款程序、贷款投向和数量的决定权仍掌握在各金融机构手中。基层人民银行虽然强调了对金融机构的“窗口指导”和资金引导，但忽视了对其执行货币信贷政策效果的监管、检查，即督促的多，检查的少，“软约束”多，“硬措施”少。由此导致了货币政策传导线路发生了反向变化：一是商业银行正在自下而上集中资金、集中权力、集中客户；二是中央银行正自上而下放权力、下拨资金。商业银行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追求利润最大化，扩大响身生存空间，对中央银行的货币信贷政策的调整就不再步步紧跟了。目前，基层人民银行比较有效的手段是再贴现和支农再贷款，可以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但总、分行对再贴现实行额度管理，控制较严，难以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四）过分强调防范和化解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忽视了其在货币政策传导上的应有作用，中小金融机构游离于货币政策传导之外。由于内外部原因，中小金融机构资金融通遇到困难，出现一些支付风险，引起各级政府和人民银行高度关注，在对中小金融机构监管政策上采取综合治理，过分强调防范和化解风险，而对其在货币政策传导上的作用没有给以足够重视。这就出现了两种状况：一是信贷重新向国有银行集中，与此联系，中央银行“窗口指导”主要面对国有银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全面传导。二是存款向大银行集中，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增长缓慢，为防范流动性风险保持了较高的备付金率，金融体系的货币衍生能力受到抑制。

二、强化金融监管，促进货币政策发挥效能的构思

（一）明确金融监管根本宗旨，正确处理好金融监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当前，从严监管，防范风险，促进金融机构合法经营、稳健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但若监管失当，金融机构经营困难，货币政策的传导就会失去稳健的金融基础，从而给国民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监管必须把握好力度。要处理好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具有双重作用，既可促进其发展，又可抑制其发展。因此，一方面金融监管要为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创造公平、有序、稳定的竞争环境和发展空间，积极鼓励金融创新；另一方面又要对金融创新加强监管，并把金融创新纳入法制和规范的框架内，确保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要增强与被监管者的沟通，形成互动式监管，事实上，监管是互动的、双向的，沟通与交流是监管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此，监管人员要正确理解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关系，加强沟通与交流，掌握被监管者的实际情况，同时也使得被监管者进一步了解央行的政策与标准，自觉接受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