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政策十篇

金融监管政策篇1

    (一)金融监管与会计政策之间互相影响 会计准则属于会计政策的一部分,两者的变化会影响企业的财务状况,进一步影响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在这样的情况下,金融监管机构为了应付会计政策的变更所产生的影响,必须变更相应的监管政策,才能够使得监管措施能有效实施,从而使得金融市场趋于稳定。一旦改变会计政策,会影响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进而对会计政策的制定加以干预。

    (二)金融监管体系中包括了会计标准 会计标准是编制财务报表的微观标准,是用来指导会计信息处理的重要原则,从而构成了会计政策的重要部分。企业在对会计信息进行处理时,需要使用会计标准,同时在进行金融监管时,相关部门也要参考会计标准。金融监管机构在进行企业监管时,金融监管的目标不同于会计政策的目标,金融监管部门并不能够从财务报表中获得企业的相关监管指标,金融监管部门要想获取全面有效的监管数据,不得不在一些会计标准下,有效的处理企业的财务数据。而金融监管部门参考的会计标准会对监管指标产生重要影响,从而金融监管体系中包含了会计标准。

    (三)会计政策依赖于有效的金融监管 根据对金融行业的监管体系情况分析,可靠并且透明的会计信息是金融监管活动有效监管的前提。在对会计目标进行分析时,我们可以知道内部使用者和外部使用者都是会计信息的服务对象,而外部使用者正好包含了金融监管部门。金融监管部门要想对企业的财务现状加以了解,需要参考企业的财务报表,使得监管办法取得应有的效果。借助于有效的会计政策,才能够产生出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进而保证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因此完善并且合理的会计政策决定了金融监管的效率。

    二、金融监管政策与会计政策的分离

    (一)会计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分离的必要性 不同公司的财务报表具体的针对对象不同,相应的会计目标也会产生很多的差异。不管是对内部使用者还是外部使用者来说,需要把握唯一的会计目标本质要求,提供符合标准的财务报告格式,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能够在财务报表中得以反应,体现出企业的资金使用情况以及财务状况,从而将企业资产的真实价值反应出来。金融活动中所面临的风险是金融监管的客体,因此金融监管的目的就是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降低金融风险。金融监管首先需要保证的就是审慎性,金融监管的前提是需要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因此首先需要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如果金融监管的目标不同于会计目标,则金融监管政策必须与会计政策相分离。因为两者面临着不同的矛盾与冲突,同时双方的目标并不能融合,因此金融监管政策跟会计政策面临着不同的选择。要是两者不能够分开,其中一主体采用对方的合法内容,这样会对自身的目标实现产生严重的影响,更严重的可能会对两者的目标完成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只有将金融监管政策跟会计政策相分开,才可能使双方取得预期的效果。

    (二)金融监管政策与会计政策分离的经济后果 (1)分离对会计政策的影响。一是分离可以保证会计政策的选择独立性以及制定会计准则。如果能脱离出金融监管政策的管制,则财务政策的独立性能够得到更加有效的保证和提高。分离之后,金融公司需要参照会计准则的规定,独立的编写出财务报表,将金融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情况公开全面的反应出来,从而可以让投资者借助于财务报表对公司的目前经营状况如实的了解,最终将会计目标表现为客观性与公允性。依据监管的要求和目标,金融监管机构需要拟定并及时更正相应的监管条例,时刻提醒金融公司上报独立的监管报表,从而让审慎性监管的精神得到极大的反应。两种政策分开执行其相应的权利与义务,不打扰对方的目标实现情况,从而能够极大的让监管机构放弃对会计政策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干涉。

    二是分离可以加大会计的透明性。监管政策一旦与会计政策分开,商业银行需要在新的会计准则的要求下,根据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的方法对贷款的减值进行确定,换句话说商业银行确定的资产减值损失就是贷款资产的账面价值减去能够回收的金额。这种方法可以使商业银行按照任何一项贷款业务的潜在风险,对相应资产的真实情况加以明确,可以将长期的按贷款余额对准备金进行计提的常规打破,更重要的是银行的财务报表可以将公司的准备金计提情况以及内部的资产质量高低如实的进行反映。这样必然会加大财务信息的透明性,使投资者可以对公司的真实情况加以了解,加大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最终使监管部门可以根据银行提供的真实财务报表对其开展有效的监管。

    (三)分离后改变会计政策进而影响监管资本 (1)分离会影响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一般来说,如果加大会计资本,则肯定会加大监管资本,但是并不能保证所有新增的资本都是合乎规定的。借助自身的经营,银行可以实现相应的利益并使其增加的监管资本得到认可,如果资本的增加是由公允价值的变动引发的,则不一定能得到认可。公允价值变动不能够对银行吸收损失,抵抗风险提供帮助,只能引起未实现盈利的变化。更严重的是,公允价值变动会使银行风险加大,对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产生重要影响,并且在对各个风险加权资产进行计算时,需要将其从账面价值重扣掉。所颁布的新的会计准则会让商业银行能够独立的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从而严重影响资本充足率中的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2)分离会影响偿付能力监管。运用公允价值时,会对金融监管体系的偿付能力产生重要的影响。认可资产减去认可负债即为偿付能力中的真实资本,在对资产的风险性和流动性加以考虑的基础上,监管部门需要设定认可资产的比例跟范围。认可资产的流动性会因为公允价值计量的引入产生变化,同样认可资产的风险以及数量也会随着公允价值的变化而变动。

    (3)分离会影响净资本监管。运用公允价值会计时,会对计算证券监管体系中的净资产产生重要影响。在证券公司的净资本前提下,对所有资产的风险性加以改变,最终得到了证券体系中的监管净资本。运用完公允价值的计量情况后,公允价值一旦发生变化,一定会使得证券公司的所有的资产数量变化,甚至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将所有资产的风险性进行增大。

    三、金融监管政策与会计政策协调应用

    (一)协同理论的具体规定 (1)自组织内容。自组织区别于其他的组织。自组织具有自生性和内在性,根据某个特定的规则,其各个子系统可以形成相应的功能或者是结构,并不需要外部的指令。然而他组织的组织能力以及组织指令基本上都是出自于外部的系统。这样,自组织的内容就可以解释一些内容,说明通过大量的子系统相互协作,在一些外部物质流、信息流以及能量流输入的前提下,可以形成全新的功能有序机构或者是相应的空间。

    (2)伺服内容。伺服也就是子系统的行为由序参量影响,慢变量影响快变量。系统内部的不稳定因素与稳定因素互相制约,从而生动刻画出系统的自组织情况。这内容的根本在于对边缘线上的系统如何进行简化加以规定,缓慢增长的组态会影响快速减退的组态。这样在靠近临界点或者是不稳定点时,很少的某些序参量也就是集体变量确定了系统的实现结构或者是动力学原理。序参量需要对全局情况加以掌控,对整个系统的瞬息万变产生影响,最终对系统的演化产生重要影响。

    (3)协同效果。在双方互相协同的情况下,开放性的复杂系统会让所有的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最终得到整体或者是集体的效果。无论是社会系统还是自然系统,都具有协同效应。系统要想形成有序的结构需要借助于协同效应。这种效应可以在某种混乱的情况下产生稳定的结构,让系统在没有次序的情况下变得有秩序,让系统在某一临界点上发生协同作用,从而可以再一定程度上解释出自组织现象是如何发生的。

    (二)协同效应给监管政策和会计政策协调发展的启示 由协同效应的相关内容可知,系统内部的所有组分或者是子系统之间的协同决定了系统是否具有协同效应。要是在整体系统内部的环境、组织、人等所有的子系统成分可以根据共同的目标加以努力合作,进行相互的配合协调,则合力的效果一定会大于两者单独起作用的效果。在竞争激烈、难以预料、复杂多变的宏观环境下,现代管理给企业的生产方式产生重大的挑战,需要企业大力提高其服务跟生产能力。要想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企业需要借助所有的力量,对内部各个子系统的关系进行协调,弥补自身的缺陷,提升其竞争能力。

    协同理论中的自组织理论将系统如何从无序变为有序进行了解释,在现代化管理下,系统内部要想将自身的无序不稳定情况变为有序的稳定情况,需要通过自组织这一途径,完成自身的发展已经自我实现。而自组织过程不是一开始就可以形成的,需要满足一些基本的前提。第一,必须拥有非线性相干性的管理系统,减少内部消耗,各个子系统相互帮助,对自身的功能效果充分的发挥出来;第二,必须拥有开放性的管理系统,确保系统具备发展和生存的潜力,能够跟外界进行信息、能量以及物质的交流;总的来说,在协同理论的指导下,现代企业要想在如此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保持竞争优势,必须对金融监管政策和会计政策进行协调发展。

    四、金融监管与会计政策协调发展的对策

    (一)改变会计政策的发展 (1)加大研究银行贷款的公允价值计量。银行业是我国金融行业的主要部分,在银行信贷的支持下企业才能够实现融资的需求,为了能够让审慎和公允得到很好的平衡,金融监管机构以及会计政策制定当局需要高度关注拨备政策以及银行怎样对贷款资产进行减值处理。在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指导下,需要采用公允价值对交易性贷款进行计量,让银行的贷款资产拥有相应的公允价值选择权力,并在银行日常的表外披露中,大力披露公允价值的计量贷款。虽然我国在实现银行的公允价值计量上面临着一定的困难,并没有发达的金融体系,但是还是需要付出相应的努力,大力提高国内计量银行贷款的能力,实现计量公允价值的目标。

金融监管政策篇2

近年来，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人民银行总行将系统内分支机构的主要功能定位于加强金融监管，确保一方金融平安。从保持金融秩序稳定的角度看，这一措施是对的，但在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职能转换过程中，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淡化了组织辖内金融机构实施货币政策的基本职能。在实际工作中，对金融监管工作、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要求很高，而对正确实施货币政策的职能发挥不够，在一定程度上了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因此，在实施有效的监管手段的同时，如何改善货币政策运行环境，是中央银行必须认真并加以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在金融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我国货币政策目标及金融监管定位面临着困难的选择

（一）货币政策实施力度与金融监管力度不适应，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近年来，人民银行所采取的一系列强化监管的措施已收到了相应的效果，如加大对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和盈利水平考核的力度，但是这种做法却使信贷活动的交易费用倍增，在客观上起到了体制壁垒的作用。在人民银行的严格监管下，防范金融风险受到政府和金融机构的高度重视，各金融单位普遍加强了风险控制，把贷款风险与个人利益挂钩，加大了信贷人员的责任。但是在风险约束机制加强的同时，未建立起相应的比较完善的利益激励机制，责任与利益不对称，信贷人员镇贷、畏资压力沉重。同时，人民银行把建立金融安全区作为首选监管目标，把风险监管放在首位，加大了对不良贷款、盈利水平的考核，并落实金融监管责任，层层把关负责，从金融机构外部形成风险抑制机制。在此情况下，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比重越高，其降低不良贷款的任务就越大，放款的意愿就越不足，目前商业银行关心的是贷款的风险，而不是贷款的盈利。这种状况形成了金融机构的“镇贷”，制约了总需求的扩大。总需求相对不足，销售就会变得更加困难，企业还贷能力下降，金融机构正常贷款转化为不良贷款的可能性上升，其盈利水平就会下降。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居高不下，使其在发放贷款时更加保守，将进一步加重企业生产与经营的困难。由于监管与整顿规范的力度在增强，而贯彻实施货币政策的工作力度没有相应加强，资金从金融部门进入产业部门的通道变窄了，只得在现有的金融体系内循环，使货币信贷的扩张作用难以实现。

（二）人民银行对利率实施严格监管与货币政策的传导所需的利率市场决定机制之间的不适应，影响了货币政策的间接调控作用。目前，在人民银行对利率实施严格监管的情况下，利率市场化程度不可能太高，货币政策工具配置的市场化仍处于较低水平，弱化了货币政策的效应。人民银行虽然扩大了利率调整及浮动的范围，并对外币利率实行了市场化改革，但现行的利率管理体制从总体上还是一种管制体制，在这种管制体制下，利率水平并不能完全反映资金的价格和供求状况，也难以有效发挥对资金的调节作用。单纯通过调整利率水平、利率浮动范围来影响金融机构贷款行为的效果不明显。当景气状况不佳、企业效益下降、信贷风险上升时，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将自动减少贷款，资金供给下降。如果利率由市场决定，资金供给减少会推动利率上升，从而使金融机构预期收益增加，会相应增加一部分贷款，相反在利率仍未开放的条件下，资金供给下降并不能推动资金价格上升，金融机构贷款的积极性难以有效激发。加之我国货币市场虽已初步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市场和债券市场，但票据市场、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市场尚未形成规模，票据市场缓慢，使人民银行通过再贴现调控金融机构贷款、增加基础货币投放的作用受到限制。

（三）人民银行没有树立起督促金融机构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威，货币信贷政策的窗口指导作用难以真正落实。基层人民银行在督导金融机构实施货币信贷政策过程中，缺乏有效的手段。“窗口指导”只是一种道义的劝告，是一种软约束，贷款程序、贷款投向和数量的决定权仍掌握在各金融机构手中。基层人民银行虽然强调了对金融机构的“窗口指导”和资金引导，但忽视了对其执行货币信贷政策效果的监管、检查，即督促的多，检查的少，“软约束”多，“硬措施”少。由此导致了货币政策传导线路发生了反向变化：一是商业银行正在自下而上集中资金、集中权力、集中客户；二是中央银行正自上而下放权力、下拨资金。商业银行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追求利润最大化，扩大响身生存空间，对中央银行的货币信贷政策的调整就不再步步紧跟了。目前，基层人民银行比较有效的手段是再贴现和支农再贷款，可以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但总、分行对再贴现实行额度管理，控制较严，难以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四）过分强调防范和化解中小机构风险，忽视了其在货币政策传导上的应有作用，中小金融机构游离于货币政策传导之外。由于内外部原因，中小金融机构资金融通遇到困难，出现一些支付风险，引起各级政府和人民银行高度关注，在对中小金融机构监管政策上采取综合治理，过分强调防范和化解风险，而对其在货币政策传导上的作用没有给以足够重视。这就出现了两种状况：一是信贷重新向国有银行集中，与此联系，中央银行“窗口指导”主要面对国有银行，了货币政策的全面传导。二是存款向大银行集中，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增长缓慢，为防范流动性风险保持了较高的备付金率，金融体系的货币衍生能力受到抑制。

二、强化金融监管，促进货币政策发挥效能的构思

（一）明确金融监管根本宗旨，正确处理好金融监管与的关系、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当前，从严监管，防范风险，促进金融机构合法经营、稳健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但若监管失当，金融机构经营困难，货币政策的传导就会失去稳健的金融基础，从而给国民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监管必须把握好力度。要处理好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具有双重作用，既可促进其发展，又可抑制其发展。因此，一方面金融监管要为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创造公平、有序、稳定的竞争环境和发展空间，积极鼓励金融创新；另一方面又要对金融创新加强监管，并把金融创新纳入法制和规范的框架内，确保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要增强与被监管者的沟通，形成互动式监管，事实上，监管是互动的、双向的，沟通与交流是监管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此，监管人员要正确理解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关系，加强沟通与交流，掌握被监管者的实际情况，同时也使得被监管者进一步了解央行的政策与标准，自觉接受监管。

金融监管政策篇3

一、目前监管部门对政策性银行监管的主要内容

(一)市场准入监管。监管机构依法对政策性银行的设立、变更和终止的审查和审批,对其业务范围和职能定位进行界定。

(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审查及年度考核。主要从德、能、勤、绩以及接受监管机构非现场监管情况等五个方面进行审查和考核。

(三)合规性检查。对照政策性银行的《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检查设置或变更事项审批手续是否完备,是否超授权、超范围经营,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手续是否完备,业务经营状况是否合法合规,内控制度是否完善等。

(四)日常的非现场监管。根据政策性银行定期呈报的报表、报告,主要从五个方面的监管指标:贷款投向指标、安全性指标、流动性指标、效益性指标及总量控制指标进行业务分析和监督。

二、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对政策性银行金融监管目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金融法规不健全,没有一部完整的政策性银行法和专门针对政策性银行进行监管的法律、法规。只有根据政策性银行的特点制定专门的政策性银行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策性银行的发展方向问题。国外对政策性银行都是先立法、后建行,不管是国际上成立政策性银行时间较早的美国、加拿大和德国,还是成立时间较晚的日本、韩国,都制定了自己的政策性银行法,如美国的《国民银行法》、《银行法》、日本的《政策投资银行法》等。我国三大政策性银行均在1994年成立,确定三大政策性银行的职能、任务、经营目标和宗旨的主要依据是成立之初国务院的有关文件,监管依据为《中国人民银行法》和相关的《会计法》、《贷款通则》等。但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政策性银行的经营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完善的政策性银行法和专门针对政策性银行进行金融监管的法律或法规,来明确政策性银行的法律地位,规范政策性银行的经营行为,并依法进行监管。

(二)非现场监管很多指标是参照和沿袭商业银行的标准,需要调整和修改。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监控报告一般都分为七个部分,其中只有一部分不同,一千是要求政策性银行报送贷款投向分析,一个是要求商业银行报送资本充足率分析,要求分行二级法人报送再贷款余额和按照一逾两呆进行分类的资产质量状况等。上述指标的设定,反映了监管机构对政策性银行监管的内容和指标没有根据其发展状况和国际惯例作相应的调整,而是照搬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指标。

(三)监管手段落后,监管质量和效率不高。近年来,监管机构先后开发了具有不同特点、覆盖不同业务功能的多个版本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但这些系统与政策性银行的业务发展及加入WTO后对金融监管提出的规范化、科学化和系统化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许多明显的不足和问题。主要表现是没有针对政策性银行的业务特点而专门开发监管程序和系统,造成大量的重复劳动,效率不高。

三、监管建议

笔者认为,要建立对政策性银行科学、高效的监管体系,使政策性银行贯彻中央“既要防范金融风险,又要支持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针,有效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

(一)尽快制定《政策性银行法》和专门针对政策性银行进行监管的相关法律、法规,使政策性银行金融监管法制化、规范化。《新巴塞尔协议》把一国的金融监管法律作为有效金融监管的基础设施,并要求监管当局必须依法依规对金融业实施监管,不断提高监管工作的规范化和透明度。而金融法制不健全,尤其是没有一部完整的政策性银行法和相应的监管法规,是困扰我国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主要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尽快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实行依法监管。在制定法规时,一是要根据政策性银行的不同特点和业务范围,分别制定不同的政策性银行条例或法律,明确政策性银行的定义、性质、职能和任务,组织模式,业务范围和基本业务规则,与商业银行的关系,财务会计、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二是完善对政策性银行进行金融监管的法规体系,使监管制度化、规范化,从而保证政策性银行的健康发展。

(二)制定科学的监管指标和内容,从以合规性监管为主走向风险性监管为主。 目前监管部门要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年度经济发展规划,考虑三大政策性银行的资本金来源和融资规模、经营范围、经营目标及业务特点,分别制定适合政策性银行经营管理的专门监管指标和内容,应坚持合规性和风险性并举,以风险性为主的指导方针。因为我国的政策性银行能够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金融法律、法规开展业务,建立了比较完善和完备的贷款程序及规则。鉴于开发银行发放的贷款期限长,大部分在5—10年,有的长达20年,所支持的行业如电力、铁路项目的借款人的法人体制正在发生变化。建议监管部门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结合近年来开发银行的发展情况,一是取消目前对二级法人再贷款余额等指标的考核,修改完善存款和利润与计划数完成情况等监督指标;二是增加政策性银行是否及时贯彻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贷款投向是否合理,内控制度能否有效地防范和控制信贷风险,保证国家信贷资金的安全,贷款的期限结构和资金来源结构是否匹配、能否控制资金风险,资本充足率和风险资本充足率是否达到国际通行的标准等内容。

(三)加强对监管人员的培训,更新监管理念,使监管与服务、指导相结合。2003年4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委员会已正式挂牌成立,并设立了专门的监管部门对政策性银行进行监管。银监会的成立,为提高金融调控效率,加强银行监管提供了体制框架。下一步需要加强对监管人员进行稽核

审计专业培训,可采取国外银行监管部门进修或到政策性银行跟班操作等形式,提高监管人员的金融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使监管人员了解与政策性银行业务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行业知识、法律、会计和计算机等基本知识。也可以从各政策性银行中选拔一批熟悉业务和具有稽核工作经验的高素质人才充实到监管队伍中去,实现监管队伍的专业化,造就和培养一支政治素质高、熟悉金融方针政策、能够运用国际银行监管准则和先进的技术手段、精通政策性银行业务的监管队伍,提高监管水平。

金融监管政策篇4

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机构设置和功能作用，在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都因其经济、社会、政治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世界上不存在恒定、不变的货币当局（或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当局体制。本文重点研究，金融对外开放过程中，金融中介会发生结构性变化和功能性变化，使原有的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效率有所降低，它们之间的既定关系被打破，需要改革和完善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制度框架。

一、金融开放条件下金融运行机制的变化

金融开放既是一种政策，也是一种状态。作为金融体系处于一个特定的发展状态，金融开放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下同）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分别与外资金融机构、国际金融市场融合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金融开放具有普遍性，因为金融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下，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不断增强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尽管如此，金融开放对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经济）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是在封闭经济状况下建立起来的，这种金融体系受到相应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所制约，而金融开放则是要将这种封闭的金融体系加以调整，使之与国际金融体系融合与统一。

金融开放会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制度产生深刻的变革和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使金融运行机制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基础在于：金融运行的主体发生结构性变化和功能性变化。一方面，外资金融机构的加入使金融中介发生结构性变化；另一方面，国内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其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频率与规模明显增加，致使国内金融中介发生功能性变化。

金融运行机制的变化体现在：国内外金融机构业务的混合，使金融体系的融资功能和价格形成机制具有新的特点。与封闭金融相比较，金融开放条件下，金融中介既包括国内金融机构，又包括外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既有国内金融市场，又有国际金融市场；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主体，既有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又有国际金融组织（包括国外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这便使得金融运行的格局和机制发生了变化（见图1）。

金融开放使金融运行的调控主体、监管主体、金融中介以及金融市场呈现多元化，尤其增加了新的市场主体和调控主体，使其对外依赖程度大为增强，原有的金融运行机制受到冲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货币调控与金融监管对象（客体）的不可控性有所增强。金融对外开放过程中，国际化经营的外资金融机构大量进入，加上国内金融机构与境外金融机构业务往来日益密切，这样，不论是货币调控，还是金融监管，都会遇到较大的外在约束。如当东道国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或严厉的金融监管时，大量的金融活动可能会向境外转移，致使国内资金供给的变化被金融中介对国际金融市场需求所抵消。

第二，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效率趋于减弱。金融开放条件下，国外金融中介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会对国内金融运行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可能产生传染效应或蔓延效应，导致国内金融运行的失控。在金融运行过程中，境外金融机构运作会对国内金融运行产生传递和影响，而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却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调控和监管。因而，不可调控的境外金融中介和国际金融市场，使金融调控面临新的困难。

第三，金融开放条件下，金融中介业务日益多元化、国际化，对境外金融中介实施监管，需要寻求密切的国际协调，以保护国内金融业的稳健运行。这里所称国际协调，不仅包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进行的协调，而且包括与国外货币当局、金融监管当局等进行的协调。换言之，既有参与有关国际金融组织的多边协调，又有与有关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进行的双边合作与协调。

总之，金融开放条件下金融中介的结构性变化和功能性变化，会导致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融合，增加金融运行的外在约束，产生金融风险的传递和蔓延，使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面临新的挑战，加大国内、国际金融政策协调的难度。

二、金融开放会削弱原有货币调控的有效性

金融开放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是深远的，主要原因是货币政策调控的对象发生了变化。货币政策调控的对象是金融中介，而金融开放使金融中介发生结构性变化和功能性变化：一方面，结构性变化表现在，金融中介不仅包括国内金融机构，其中国内金融机构可以跨越国境开展业务，而且包括外资金融机构；另一方面，功能性变化表现在，金融中介的融资渠道有所增加，尤其是国内金融机构能增强与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联系，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相应增强其融资能力，从而加大货币政策调控的间接性，货币当局的调控能力也因此被削弱。

金融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趋于减弱，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调节力有所下降。金融开放条件下，与中央银行进行交易的金融机构的数量将日趋减少，早期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要求并且能够从中央银行获得信贷支持，后来金融机构更多地通过金融同业市场获得资金融通。当中央银行更多地运用公开市场操作与交易对手进行资金融通时，货币政策作用的间接性进一步增强。然而，与中央银行进行资金交易的金融机构越来越少，在美国，公开市场操作交易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交易对手）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45家下降到90年代中期的37家。2000年仅有29家，21世纪初进一步下降到25家（钱小安，2001e）。从全球视角来看，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呈现市场化趋势，中央银行与金融机构传统的“一对一”融资活动逐步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中央银行通过参与金融市场交易，间接影响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

二是，中介目标的稳定性趋于减弱。金融开放条件下，金融中介的结构性变化使金融运行机制相应发生变化，从而改变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相关性。新的情况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不再行之有效，需要调整中介目标的度量（如调整货币供应量口径），或者选择其他变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钱小安，2000b）。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术界曾批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时为了抵消商业周期性影响而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结果导致经济的不稳定，这是因为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来控制经济活动需要等待一段长时间才能奏效，同时货币通过何种途径来影响经济活动也难以肯定（卡吉尔、加西亚，1989，第62页）。关于中国货币政策作用时滞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表明，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影响的时滞为1年半左右（钱小安，2000a）。

三是，货币政策最终目标需要进一步界定。金融开放条件下，货币当局不能直接控制对外金融活动，尤其是外资流动规模及其流向，使得国际收支的不可控性有所增强（钱小安、李自力，2001），进而影响到国内经济活动。这样，如果货币当局仍以控制汇率为目标，便会发生较大的社会成本。金融开放条件下，对外经济金融关系的调节需要通过汇率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来实现。在汇率制度选择方面，不宜采取盯住汇率制度或放任自由的浮动汇率制度，而应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钱小安，2001d）。此外，从中长期来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的影响力较小，甚至存在货币中性的倾向。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实行经济开放政策，这个国家就会更加关注通货膨胀，因为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与通货膨胀密切相关，而且汇率制度对通货膨胀具有重要影响（胡代光，1997，第254页）。因此，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应该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控制通货膨胀为目标。

四是，货币政策的外生性有所增强，由于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融合与统一，外部因素对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影响加大，因此，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不仅要看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而且要看国际金融市场的趋势以及国外货币当局的政策取向。金融开放使货币政策更容易产生“射击过头”反应，因此，在货币政策规划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外生变量的影响，通过模型设立、模拟、预测，把握金融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发生作用的规律，建立合理的货币政策框架。

五是，货币政策的功能发生变化。金融开放条件下，金融中介的结构性变化，将逐步弱化货币政策原有的保护单个金融机构稳健性的功能。其主要原因在于，金融机构业务具有外向性、综合性特点，货币当局负责单个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潜在成本和风险较大，甚至不可能仅仅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来保证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

三、金融开放将促成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

金融开放会对金融监管产生较大影响，使被监管主体、监管内容、监管方式、监管体制产生较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从被监管主体来看，金融开放既会增加新的监管对象，又会改变原有被监管对象的经营行为。具体说来，实行金融对外开放，外资金融机构将从利润最大化、业务国际化的经营策略出发，增加对东道国金融活动的参与，致使东道国外资金融机构的数目大量增加，金融机构的结构也相应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还会促使国内金融机构采取模仿行为，推出新的金融工具，开展新的金融业务，其经营行为也发生变化。

第二，从监管内容来看，金融开放将使原有金融市场的外延有所扩大，金融创新不断推进。然而，传统的金融监管主要在于发行执照、审批业务、现场稽核、合规检查等。重点在于审批业务和现场检查，其采取的监管方式多半具有计划性、行政性，这种金融监管方式不再行之有效。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外资金融机构按照现代法人治理结构进行管理，风险与收益之间能较好地权衡，因此，原有的金融监管对它们的约束力较小；另一方面，外资金融机构以国际金融市场为背景，过度监管容易使其寻求国际金融市场作为替代，产生转移效应和溢出效应。对于金融监管当局来说，要么实现从审批制向备案制转变，允许金融机构按照业务发展以及风险控制要求进行金融创新；要么抑制金融机构的创新动力，促使金融活动向境外转移，产生替代效应和溢出效应。

第三，从监管方式来看，封闭金融条件下，金融监管是通过直接监管来防范金融风险，保证各金融机构的安全运行。这种计划性监管方法执行起来很简单，但是其效率却较低，这是因为：一方面，审批性监管方法，不利于金融机构开拓业务，因为金融机构每开办一项新的业务都需要事先经金融监管当局批准。然而，这种执照管理方法缺乏动态跟踪，即使有的金融机构经营状况和处境发生了不利变化，金融监管当局也不能在对其业务的审批方面得到体现；另一方面，过度依赖现场稽核和检查，容易导致外部监管代替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弊端，不利于金融机构建立法人治理机构。

第四，从监管体制来看，随着不同种类金融机构业务的日益交叉，以及金融（银行）控股公司的出现，金融业综合经营、混业经营的趋势将有所加快。新的金融环境下，如果仍采取分业监管体制，一项新业务的推出往往需要经过多个部门的协调才能完成，从而发生较高的政策协调成本。同时，交叉性业务的出现，既可能导致监管重复，也可能出现监管缺位。因此，为了提高金融监管效率，增强金融业竞争实力，需要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制度（钱小安，2001a；2001c）。

第五，金融开放使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变得不可缺少。由于金融开放条件下的金融中介活动具有国际化、专业化的特征，尤其是一些国际性的金融机构（如集团公司）实行全球化经营战略，这样，仅靠单个国家实行金融监管不能有效控制其经营风险。一些具有高杠杆性投资功能的金融机构（如各种基金）的潜在风险更大，迫切需要全球性经济组织对其信息透明、风险控制加以监管。金融全球化、一体化趋势下，迫切需要加强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之间的合作，制定统一的风险监测和控制体系，提高各有关国家金融监管的效率，保证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

总之，金融开放条件下的金融监管具有综合性、审慎性、有效性、独立性、前瞻性、历史性特点（钱小安，2001c），这就要求金融监管当局加强金融监管协调，防止出现监管重叠、监管遗漏或空缺的现象。为了适应混业经营发展的需要，应实行金融监管的专业化和功能化，同时注重协调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监管政策。

要从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出发，制定并实施保证金融机构稳健运行的政策措施，以国际惯例和规则为基础，实施审慎的监管，注重市场准人和退出的动态管理，积极运用市场化规则，以审慎监管原则为指引，以及时的信息披露为手段，以健全的内部控制为基础，以规范的市场法则为纪律，督促金融机构建立健全内控机制，提高信息透明度，建立风险预警系统，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监管，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

四、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分工与协作

金融开放不仅会削弱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而且会成为两者之间专业性分工与协调合作的动力。

（一）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专业性

金融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难以直接控制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状态，因此，不宜运用货币政策对单个金融机构进行风险防范，货币政策的专业性体现在对宏观经济的预测和调控上。事实上，中央银行往往不再关心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情况，而更多地关注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金融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调控的对象是一个开放经济，国外需求成为经济运行的重要变量，其中，既包括贸易往来，又包括资本流动，这两种变量的可变性很大，使得宏观调控的专业性、复杂性更强。在货币政策工具运用方面，中央银行更多地使用市场化工具（如公开市场操作），贷款便利（或再贷款）等计划性工具则很少运用。

金融开放会加快金融业务的综合化、多元化趋势，这意味着原有的机构性监管不再行之有效，换句话说，监管当局不宜实行“人盯人”的机构性监管策略，而应按照金融业务的风险性实行功能性监管。事实上，金融机构的综合经营产生了统一金融监管体制的要求

（钱小安，2001c）。从全球73个国家的金融监管体制来看，至少有39个国家采取不同形式的统一监管，统一监管的国家占比为53.4％（见表1），这反映了金融监管体制必须适合金融业务发展的需要。

（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职能分离

金融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专业性有所增强，它们之间功能差异不断扩大，由此产生了两者之间职能分离的需要。

从功能划分来看，货币当局主要应负责监测并实现宏观经济发展目标，通过货币政策操作来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正是由于货币政策的宏观性和指导性，货币当局主要关注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而不在于单个金融机构的营运风险。与之相对应，金融监管当局则主要负责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其监管目标不在于金融机构的盈利性，而在于其风险性。即，金融监管当局不以金融市场价格水平为目标（如股票市场价格指数、债券收益率等），而以防范金融机构的风险为目的。

由于金融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功能差异的进一步扩大，两者之间需要进行合理分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人员在总结有关国家经验时提出：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应该分设（Abrams，and　Taylor，2000，p.21）。事实上，如果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合二为一，可能会产生如下一系列问题：

首先，公众认为不同种类的金融资产会得到中央银行相同的保护，从而产生道德风险。如果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统一，银行业可以有货币当局的“最后贷款人”支持，而证券业、保险业的风险防范却没有对应的“最后贷款人”支持，因此，会造成金融部门资金支持的不对称，使银行业产生道德风险，并相应提高通货膨胀预期水平。

其次，货币当局在运用货币政策执行“最后贷款人”功能处理外资金融机构问题时会面临“两难处境”：如果对国内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保护区别对待，却会违背加入WTO有关金融服务的“非歧视原则”，如果对外资金融机构使用“最后贷款人”予以支持，则会使国内纳税人的钱支持外资金融机构。

再次，如果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方面出现失误，由于信心和责任心的连带作用，货币政策的声誉和可靠性就会受到损害，并导致公众对货币当局丧失信心，使货币政策的作用趋于减弱，并容易产生金融震荡。

最后，中央银行负责金融监管时，可能会因关注金融企业的稳健性而实行放松的货币政策，形成较高的通货膨胀。中央银行运用“最后贷款人”（或再贷款）的特权保护商业银行不致于倒闭，会导致低质量信贷资产的刚性增加。实践表明，中央银行同时负责银行业监管的国家，要比中央银行不负责银行业监管的国家具有更高的通货膨胀，高出的幅度为50％以上，这是以24个国家从1960—1996年有关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得出的结果（Noia，　and　Di　Giorgio，1999）。此外，中央银行的功能越大，其受到的政治压力或外在控制就越大，可见，应将金融监管从中央银行职能中分离出来（Briault，1999，p.27）。

（三）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协作

金融开放条件下，虽然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需要进行职能分工，但是它们之间的联系仍然十分密切，具体表现在：一是，政策目标上的一致性。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共同作为重要的金融政策，两者都要遵循保护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二是，政策措施上的协调性。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需要以稳健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环境作为条件，而审慎的金融监管又要以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为背景，尤其要以适当的货币政策为背景；三是，信息传递上的共享性。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面临共同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在制定与执行货币政策时，需要引导金融机构经营行为，因此，保证金融机构经营的稳健性是制定货币政策的基础，也是执行货币政策的前提。对于金融监管而言，保持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又与一定的货币政策环境有关，货币政策的松紧趋势会对金融机构的资产价格风险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对金融机构的稳健性产生影响。

总之，为了适应金融对外开放的要求，要在实行货币当局与监管当局职能分工、机构分设的前提下，加强两者之间的协作，共同维护金融业的稳健发展，主要应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加强两者之间的信息共享。及时、准确、全面的金融信息统计是了解金融运行的第一手材料，要尽快建立统一、独立的金融信息中心，形成集中、统一、高效的金融信息来源，这样做，可以防止数据统计的重复计算或统计遗漏，使之具有权威性、科学性、独立性。要避免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分业统计可能产生的问题，防止金融机构从规避金融监管的角度，随意转移金融资产，进行违规操作。

金融监管政策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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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避免香港雷曼迷你事件被政治化》，2009年7月6日（凤凰网专稿），http：///program/cjzqf/200907/0706_1698_1236046_4.shtml。2009年9月6日登陆。

③ 《产品巨亏，外资银行理财产品遭遇信任危机？》，（《南方日报》2008年11月10日），http：///money/banks/hydt/20081110/205919.shtml。王维杰，孙承天：《客户累陷巨额亏损，外资银行的理财陷井有多深》，（《卓越理财》2009年7月9日），http：///topic/waiziyinhang/bank/yhpl/20090709/911138.shtml。2009年9月6日登陆。

④2009年7月6日银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投资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银监发〔2009〕65号）第4条。

⑤ 《看好经济复苏，结构性理财产品逐步升温》（《金融时报》2009年9月14日），http：///news-center/newslist.asp？id=134796。2009年10月12日登陆。

⑥NASD Notice to Members 05-59， NASD Provides Guidance Concerning the Sale of Structured Products.

⑦ 同上注。

⑧Securities Exchange Act Rel. No. 42746，（May 2， 2000）， 65 FR 30171 n.7 （May 10， 2000）.

⑨ 结构性证券（structured securities）与结构性产品（structured products）在美国证券法上是两个等同的概念，因为按照美国1933年证券法对证券的定义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几乎所有的投资产品。

⑩Securities Exchange Act Rel. No. 51094（Jan. 28， 2005）， 70 FR 6489 （Feb. 7， 2005）.

！香港证监会：《有关对《公司条例》的招股章程制度的可行性改革咨询文件的咨询总结》2006年9月，载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金管局就分销雷曼集团公司相关的结构性产品的事宜提交的报告》注释4。

@ISDA，LIBA，SIFMA，ICMA and ESF，Structured Products： Principles for Managing the Distributor-Individual Investors Relationship （July 9， 2008）.

#功能性监管是以产品和业务性质为基础确定监管管辖权。如果把结构性产品以其外在形式定性为债券，则属于证券产品，适用有关债券发行与交易法律，归证券监管部门监管。如果以其结构内衍生产品来定性，则可能定性为衍生品，而衍生品又分为柜台衍生工具和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衍生工具，因衍生品交易场所不同，兼管管辖也有所不同。不仅如此，衍生工具基础资产性质不同，其管辖机构和适用的法律也不同。如美国，柜台交易以证券以为基础资产的衍生品就归美国证监会管，而如果是以期货为基础资产的衍生品，并在交易所交易的则归期货交易委员会关。在我国，目前实行以机构为基础的分业监管体制，如果是银行销售衍生品交易就归银行监督管理机构监管，如果是证券企业销售衍生品，则归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监管。

$香港证监会《雷曼迷你债券危机引起的事项向财政司司长呈交的报告》（2008年12月）。

%Netherlands Authority for the Financial Markets，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structured products（May 2007）.

^NASD Notice to Members 05-59， NASD Provides Guidance Concerning the Sale of Structured Products.

&Structured Products Association ，“Fixed Income Issues and Answers，” SIFMA 2007 Page 4.

*Bethel， Jennifer E. and Ferrell， Allen， Policy Issue Raised by Structured Products， BROOKINGS-NOMURA PAPERS ON FINANCIAL SERVICES， Yasuki Fuchita， Robert E. Litan， eds.，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7； Harvard Law and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No. 560. Available at SSRN： http：///abstract=941720。2010年2月10日登录.

（同上注。 “Fixed Income Issues and Answers，” SIFMA 2007 Page 11 （Source： Greenwich Associates）.

）香港证监会《雷曼迷你债券危机引起的事项向财政司司长呈交的报告》（2008年12月）。

_同上注。

+《香港金融管理局就分销与雷曼集团公司相关的结构性产品的事宜提交的报告》（2008）。

1 《香港金融管理局就分销与雷曼集团公司相关的结构性产品的事宜提交的报告》（2008）。

2同上注。

3主要由发达国家银行行长、金融机构专家和学者组成的一个在国际金融监管上影响较大的非营利的民间机构。

4G30， the Structure of Financial Supervision： Approach and Challenge in a Global Marketplace， http：///pubs/GRP30_FRS_ExecSumm.pdf. 2010年4月20日访问。

5同上注。

6IFF Research and YouGov，UCITS Disclosure Testing Research Report（for European Commission）（July 8，2009）.

http：//ec.europa.eu/internal_market/investment/docs/other_docs/research_report_en.pdf. 2010年1月25日最后登录。

7 The Treasury：“Financial Markets and Investment Products：Promoting competition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investment”（Corporate Law Economic Reform Program Proposal for Reform：Paper No. 6.

8The Treasury：“Financial Markets and Investment Products：Promoting competition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investment”（Corporate Law Economic Reform Program Proposal for Reform：Paper No. 6.

9行政法规主要是指国务院颁布的《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自律规范包括中金所按证监会制定的股指期货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实施办法（试行）》、《股指期货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操作指引》等。

0《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8条。

-按照《证券法》125条规定，证券公司可从事银行同样可从事证券业务包括，证券承销、经纪业务两种。按照国务院《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29条规定，证券公司还可以从事证券销售业务。

=《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14条、16条。

Q《证券投资基金销售适用性指导意见》第4条。

W《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45条没有明确提出适合性概念，但实际上要求进行适合性评估。

E《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8条、37条。

R《证券投资基金销售适用性指导意见》地3条、第4条。

金融监管政策篇6

一、电子货币发展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电子货币产品，主要被设计用来替代流通中的通货，而中央银行发行的用于流通的通货是整个货币供给的一部分，因此对流通中通货的影响会直接影响到货币供给，影响最大的是狭义货币M1。许多国家都将M1定义为：流通中的通货加活期存款。由于流通中的通货在M1中占的比重较大，因而电子货币的替代作用会对它产生较大影响，而其他层次的货币供给，如M2和M3，由于流通中的通货在其中所占比重较小，因而影响也较小。电子货币对M1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规模；(2)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所要求的准备金规模；(3)传统上对M1的定义。

在现代银行体制下，存款是通过对基础货币的再创造过程而产生的，货币供给等于基础货币量与货币乘数之积。基础货币等于流通中的通货加上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也就是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数量。电子货币对流通中通货的替代作用会通过三个途径影响M1：(1)由于流通中的通货数量减少而影响M1；(2)通过改变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数量而影响M1；(3)通过货币乘数对M1产生影响。

由于电子货币的替代作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会缩小，中央银行一般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节货币供应量，缩小的资产负债规模将会加大调节难度。

在货币需求方面，流通中通货的减少加快了货币的流通速度，根据货币数量理论，电子货币的替代作用使得利用通货进行交易的次数减少，因而对货币的需求减少。而电子货币在信用创造方面的作用，又使得对货币的需求处于不稳定状态，从而导致利率波动。根据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货币需求与利率直接相关，利率的波动反过来又导致货币需求的不稳定。这样金融当局在利用货币政策工具通过影响利率而实施货币政策时，会由于上面的反作用而使利率的传导作用减弱。

电子货币的发展会逐步减弱人们对流通中通货的需求，降低通货在广义货币和金融资产中的比重，使得只盯住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效力不可避免地大打折扣。

商业银行作为直接货币供给者，其进行创造存款货币的存贷活动，提供货币供给的数量，都建立在基础货币这个基础上。基础货币及其增减变化直接决定着商业银行准备金的增减，从而决定着商业银行创造存款货币的能量，而电子货币对流通中通货的替代作用使得这种能量减弱。电子货币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使传统的基础货币结构和内涵受到冲击，如果电子货币对流通中的通货只是完全的替代作用，那么只需将电子货币余额加入到基础货币中，即基础货币应由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流通在银行体系之外的通货和电子货币余额三者构成。但是，由于目前发行电子货币的机构可能不是中央银行，因此电子货币还没有起到对创造货币产生作用的高能货币的作用。同时由于电子货币的信用作用，也使得它的创造货币能力与传统的存款货币创造能力不同。

电子货币的发行，扩大了货币供给主体，加大了货币乘数，对现实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使货币供应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央银行的控制，从而使货币供应越来越多地受到经济体系内部因素的支配，以及市场因素的支配。货币供应内生性的增强，要求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及货币供给体系进行变革和完善。

二、电子货币与金融监管

目前金融监管的内容主要包括市场准入、市场运作过程和市场退出。其中市场运作过程监管又包括资本充足性监管、流动性监管、业务范围监管、贷款风险监管、外汇风险监管、准备金管理和存款保险管理等几个方面。

电子货币的发行使流通中的货币需求减少，减少了金融当局的货币发行数量，从而减少了金融当局的铸币收益。

电子货币的流动性也同样影响电子货币的发行规模和余额。其发行的规模越大，可用于结算的余额就越多，但同时也要求有更多的传统货币随时准备赎回相当数量的电子货币。这一点要求中央银行有足够的货币储备，以便应付可能出现的人们对某一电子货币系统产生的信心危机。因此，电子货币的发行和流通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提出了挑战，对货币当局的货币供给调控能力提出了质疑。

中央银行不仅应当有效控制电子货币的发行数量，还必须对电子货币的发行主体和电子货币的种类进行必要的限制。目前，国外主要有以下几类发行机构：银行、受管制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及非金融机构。但是多数国家发行电子货币的机构主要还是信用机构，这—点非常重要。我们认为，在中央银行制定电子货币的监管措施时，应当首先考虑电子货币发行机构的信用等级，并根据其信用等级决定获取电子货币发行资格、发行电子货币的数量、种类和业务范围。而电子货币发行机构的信用等级应当每年进行核定，考核的指标可以选择资本金、已发行电子货币的数量及其余额，流通速度、外汇交易额、准备金和存款保险等内容。

此外，要对发行电子货币的机构，特别是发行电子货币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管理，必须将非银行金融机构与商业银行进行同等的控制与监管，对其发行的电子货币余额要求在中央银行存有相应规模的准备金，以便加强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当然，目前世界上发行电子货币的大多数国家对电子货币的发行机构没有额外的准备金要求，仍然按照现有金融业的规则进行管理。但从风险控制的角度来看，如果能够将电子货币和传统货币区分开来，分别制定各自的准备金率，更有利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稳定。

为了实现对电子货币信用创造功能的有效监控与测度，还应建立一套完备的监控体系，增加对货币需求以及货币流通速度的定量测度，以便控制货币供求，使货币政策得以有效实施和贯彻。

三、网络银行与金融监管

网络银行通过因特网或其它公用网络与客户直接联系，进行各种资产、负债业务或表外业务，它与传统意义上的银行不同。网络银行具有方便、快捷、超越时空等特点，它所使用的运作工具更是有别于传统银行。与网络银行的发展相适应，电子货币在其业务传递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过去传统银行使用的票据和单据等将全面电子化、改用电子货币；所有银行业务文件和办公文件也将完全电子化，采用数字签名、数字验证技术和公共钥匙密码技术等；而银行与客户之间的联系则直接使用数据通信和网络传递等方式。

网络银行的整个交易过程几乎全部在网上完成，金融交易的“虚拟化”，使银行业务失去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交易对象变得难以明确，交易过程更加不透明。由于多种原因，银行对客户的了解往往是不够的，这也加大了贷款监测的难度。网络银行业务的开展，使习惯于集中管理的金融监管当局和监管制度变得难以适应这一新变化。特别在对网络银行业务范围的划分上，到底采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和尺度，显然是必须最先考虑的问题。

通过计算机与网络，可以在瞬间将巨额资金从地球的这一端传送到地球的另一端，大量资金的突发性转移无疑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而网络的快速传播特征，会使这种波动迅速蔓延，造成整个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例如，大量资金短期涌入某个国家，会造成该国汇率和利率的大幅波动，造成该国本币的急剧升值或贬值，甚至会影响该国的货币信用，造成该国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而这种波动会迅速蔓延到其他国家，造成整个金融市场动荡，甚至全球经济动荡，金融风险演变成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会造成社会经济的动荡与衰退。网络银行资金的大规模快速流动还将导致中央银行难以准确了解其资产的实际情况，造成信息不对称，使风险集中，速度加快，风险形式更加多样化。显然，传统的金融稽核手段尚没有非常适合网络银行金融监管的方法。

在网络银行面前，现行金融监管体系中的现场监管将变得苍白无力。网络银行金融服务的延伸，扩展了金融业务空间，也使金融监管的范围变得更加广泛，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监管力度。网络银行主要通过大量无纸化操作进行交易，不仅无凭证可查，而且一般都设有密码，使监管当局无法收集到相关资料做进一步的稽核审查。同时，许多金融交易在网上进行，其电子记录可以不留任何痕迹地加以修改，使确认该笔交易的过程复杂化，监管当局对银行业务难以核查，造成监管数据不能准确反映银行实际经营情况。

因此，就稽核方式而言，在对网络银行进行具体稽核时，报表稽核应当成为重中之重。而报表稽核的重要性和效率性，使得报表格式的统一化和数据转换接口的标准化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由于过去整个金融系统的电子化建设规划不统一，各家银行的电子化水平参差不齐，软硬件系统缺乏必要的兼容性，非现场监督电脑体系网络化和信息资源的共享程度很低，这些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监管效率。同时由于稽核指标体系缺乏层次性和统一性，导致宏观和微观监管指标比例出现失调。所以，中央银行在对网络银行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时，应当首先考虑整个金融系统电子化建设的全面规划，建立统一和规范的非现场监督体系，将报表格式标准化，并按银行会计数据管理规则建立科学的监控指标体系，从而达到非现场稽核和报表稽核高效准确的目的。报表稽核的结果也可作为电子货币发行机构的信用评级依据。

与传统银行的信息披露不同，对网络银行的信息披露要求应当更加严格，特别要强调其信息披露的公开性。所谓信息披露是指网络银行及时向公众其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的有关信息，良好的信息披露制度可以促使投资者和存款人对其运作状况进行充分的了解，影响他们的投资和存款行为，以避免可能造成的被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现有的银行信息披露内容和方式还存在许多问题。随着我国金融企业逐步实现股份制，并最终步入上市公司的行列，对于那些从事网络银行业务的上市金融机构，更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及时准确地披露其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除上述技术操作方面的问题外，网络银行还面临以下几类风险，如法律风险、信用风险、管理风险和网络犯罪风险

四、结论和建议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电子货币的快速发展对金融体系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传统货币政策体系产生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的，而电子货币和网络银行业务的开展对金融监管的内容和方法提出了挑战。

电子货币的产生减少了原有系统的风险，使得封闭和孤立系统由于信息不完备而造成的风险基本消除，但同时也派生出一些新的问题，技术的进步使得风险更加难以测度和控制。

新的电子支付系统发展的关键是要有整体规划，涉及的部门也不仅限于金融当局，我们要将电子支付系统及电子商务涉及到的有关法律、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监管内容方法、税收问题、电子货币的发行体系的建立等统一规划，分步实施。

金融监管政策篇7

关键词：影响；建议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银行监管问题变得更为突出。各国银行业监管框架的严格程度是否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各国金融危机严重性的差异并降低金融危机的成本成为业界研究的主要课题。本文基于金融危机理论，探讨了银行监管功能在金融危机中发挥的作用，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银行监管功能的可行性建议。

1、银行监管功能对金融危机的影响

当银行体系爆发危机时，通常最先遭受打击的是那些银行监管较弱国家的银行，但是由于监管较强和较弱国家的银行之间存在差异，就会使得金融危机更加恶化。因为当发生银行恐慌和银行过度厌恶风险时，银行监管较弱国家的存款人和贷款人开始提取他们的资金并把其放人银行监管较强国家的银行。这更加重了银行监管较弱国家银行的压力，最终导致最弱环节的崩溃，经由传导效应，最后形成金融危机。一般而言，金融危机中，各国银行业监管功能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所使用的峪管手段也日趋严格。不同的监管功能对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以及处理金融危机所付出的成本亦有所不同。

首先，在金融危机中，普遍采取的银行监管手段就是信贷配额。正如Barrell Davis和Pomerantz(2006)探讨的一样，信贷配给是金融危机普遍存在的后果之一，其减少了消费和投资。信贷配额反映了信息不对称以及银行对风险厌恶程度的增加。信贷配额通过减少信贷供给提高贷款的价格，使存贷利差扩大，最终达到增加银行利润的目的。进一步讲，银行利差的扩大增加了价格配给并有助于银行危机后的资本重建。

其次，金融创新和国际金融一体化加剧了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和传导效应。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是伴随一系列的金融创新以及国际金融一体化而产生的。通常而言，创新和一体化有助于风险管理，因为分散风险将增加福利，减少投资风险溢价。但是银行业中较为复杂的金融创新主要目的在于隐藏风险而非管理风险。因此，贷款的金融创新增加了借款人的风险，并且贷款人将风险完全转移了。例如，美国的次级贷款被打包出售，很难用传统手段衡量其价值。因为金融资本流动障碍在很大程度上被转移。美国次级贷款和破产监管对其他国家的市场利差风险的影响无法衡量。

最后，银行监管导致银行的收益从严格监管业务向宽松监管业务转移，促使银行开发业务创新工具并引发新的金融危机。在银行业务监管范围内，银行业务的预期收益水平不能低于替代性业务所产生的收益。否则，会使银行业务从严格监管业务转向宽松监管业务。为了保护自身的业务，这些银行抓住时机力图寻找相关的放松监管业务。例如商业银行建立其他的非银行业务渠道、使用结构性投资工具，以及运作对冲基金等。目的是将各种类型的银行监管问题限定在存款保险和稳定的传统银行业务之外。传统银行只持有流动资产和安全资产。在狭义的传统银行体系之外，都需银行的客户自行解决。在无政府支持或纳税人

金融危机后，欧美等国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实施了加强银行监管的改革。现以美国和英国为例进行说明。一方面，美国提出了《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蓝图》，对原来的“双线多头监管”制度进行了改革。危机前，美国金融监管政策一直是“双线多头”：“双线”是指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两条线，即联邦政府机构管理在联邦注册的“国民银行”，州政府管理在州注册的商业银行；“多头”是指有多个履行金融监督管理职能的机构。危机后的改革主要包括美国现行监管体制、短期建议、中期建议以及最佳监管体系的长期建议。为了解决监管失效问题，美财政部提出了一个理想的监管框架。在此框架下，基本目标主要包括，其一，市场稳定调节监管机构，用以解决金融市场的整体稳定；其二，审慎的金融监管机构，用以解决有限的市场法规造成的政府担保问题；其三，商业行为的监管机构，用以解决与金融企业有关的消费者保护问题。从长期看，新改革方案在降低监管成本和提高监管效率方面的措施还是很有力度的。

另一方面，早在19世纪建立的英国金融监管体系仅限于狭义的邮政储蓄银行和信托储蓄银行。官方稳定的监管网络使得银行在保持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同时，也限制了其收益性。随着英国银行监管体系的放松管制，在政府不限制银行建立清算所时，狭义银行之外的银行体系开始迅速发展，向私人部门提供贷款，参加经济的主要结算过程。金融危机的爆发，反映了英国需要一个高效率运作的监管体系。Barrell和Davis(2005)认为欧洲金融市场必须有统一的监管办法，可以包括欧洲经济地区的所有成员。包括冰岛和挪威。但至今尚无监管框架。只有一套谨慎监管的指引，并且欧洲各国对于指引的解释通常有很大差异。根本就不存在危机管理的统一框架。

很显然，金融危机要求包括英美在内的各国必须实行更为严格的银行监管制度。银行监管改革会改变银行的成本结构，如果银行业市场是竞争的，那么这些成本变化就会通过增加服务成本或者增加贷款的收费传递给银行服务的客户。从而影响客户的行为，最终改变消费和投资。

2、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从金融和经济稳定发展考虑，为防范并有效地处理金融危机，必须加强银行业的监管。经过上述分析，现分别从金融危机产生的两个重要源头即金融创新和流动性风险两个角度提出一些可行性的建议。

金融监管政策篇8

关键词：政策性银行；结构性失衡；金融监管；财政政策

银监会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风险监管为核心，对政策性银行实施审慎监管，积极支持政策性银行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开展业务创新，稳步拓宽职能范围，完善政策性金融服务功能，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政策性金融的需求。与此同时，随着其服务职能不断拓宽并涉足创新领域，累积的政策性风险也不断增加，结构性失衡现象日益严重，迫切需要通过加快改革予以解决。

一、中国政策性银行存在的六大结构性失衡问题

政策性银行在运行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矛盾也越来越突出。简而言之，中国政策性银行发展和监管存在“六大结构性失衡”：

（一）立法滞后、金融立法结构性失衡。政策性银行是一类特殊的银行机构，商业银行的许多监管规则难以适用于政策性银行。在现代世界各国完整的金融立法体系中，除了中央银行法和金融监管法等最高层次的金融法外，还包括相互并存的商业性金融法与政策性金融法。在我国，只有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相对完善的商业性金融法律体系，但政策性金融法律体系存在空白和结构性失衡问题。

（二）多头监管、监督机制结构性失衡。目前，对我国政策性银行的业务活动呈现多头监管的特点：财政部履行社会管理和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审计署对政策性银行执行国家政策、资金运用等进行定期或不定期审计，人民银行进行改革规划、贷款规模管理，银监会行使业务合规和风险情况的监督管理等。多头监管不仅会影响政策性金融机构规范有序地开展业务，而且加剧相关问题上的分歧、争议与部门利益的争夺；不仅管理部门政出多门使政策性金融机构无所适从，而且有些环节又存在管理不严甚至出现管理的真空地。

（三）预算软约束、资金运营结构性失衡。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有：财政拨款、向中央银行借款、向金融市场及国外筹资等。相应地，政策性银行的资金运用主要有投资、贷款和担保三种方式。从资金来源看，成本低，具有准财政资金性质；另一方面，对资金运用仍局限“保本微利”，导致政策性银行资金运用存在在严重的预算软约束，容易引起道德风险。值得指出的是，由于缺乏资本金以及资产负债规模约束机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规模不断扩大，风险日益积累。

（四）监管错位、职能定位结构性失衡。目前对政策性银行的监管多套用商业银行监管模式，在指导思想、方式方法、监管重点和评价指标等诸多方面都与商业银行监管混为一谈，与政策性银行的运行规律不适应，针对性和有效性不强，没有体现政策性银行监管的特色，进而影响了监管的有效性，降低了彼此的认同度，甚至误导了政策性银行，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政策性银行业务取向市场化、经营管理商业银行化的倾向。

（五）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内外监督机制失衡。目前，政策性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模式，实行行长负责制，决策、执行合一，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和科学合理的公司治理架构，银行内部还没有建立有效激励约束机制。

（六）忽视社会效益、绩效评价体系结构性失衡。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考核必须相应地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分别考核，不可偏废。目前，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经营效果评价体系有待完善。一方面，监管部门没有针对政策性金融机构建立科学系统的绩效评价体系，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社会效益评价无标准依据，也忽视社会效益指标。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往往比照、参照和借用商业性金融的绩效评价指标和同等的标准考评政策性金融机构，造成了政策性金融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严重结构性失衡，影响了政策性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二、监管架构的缺陷源于对政策性金融属性的误解

从认识根源上，中国政策性银行发展和监管存在的失衡问题源于对政策性自身属性的误解。

（一）就其本质而言，政策性金融是财政体系延伸，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政策性银行是由政府发起创立或担保，以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为目的、具有特殊融资原则、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金融机构。由国家财政出资建立起来，运营目的必须反映政府的政策意图，是国家财政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重要手段之一。政策性银行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实际上就是财政政策的一种体，因为调整经济结构、鼓励某些产业优先发展或者援助某些“后进”的产业，既是财政政策责无旁贷的义务，也是财政政策优势所在。

（二）政府财政的手段和功能毕竟有其局限性，单纯依靠国家财政的直接资金支持不仅是不够的，而且也是缺乏效率的。国家财政也必须借助政策性金融，通过政策性金融向重点产业、基础设施、进出口企业和农产品流通等领域间接地提供扶持，从而避免财政过多干预经济运行，影响市场的效率。以农业为例，如果没有国家财政的支撑，没有财政政策导入资本，农业难以承担国民经济基础的使命。因此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策性金融都是国家财政向农业提供资金支持的一个重要手段和重要部分。

（三）政策性银行源于国家财政、依存于国家财政，但其功能又远远超出国家财政，其实质是以政府信用来弥补市场信用的缺失、体制不完善、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等“市场失灵”的缺陷。政策性金融按照商业金融的原则实施政策性金融活动，可最大限度地淡化传统政策性金融的行政化色彩，避免“政府失灵”。还必须强调的是，政策性金融具有有偿性的特点，是不可能完全取代国家财政对某个行业、某个部门或者某个地区、某个人群的扶持的。因此，政策性银行虽然名义上归于“金融范畴”，但其本质却是财政支撑的。另外，政策性金融之所以采取银行信贷资金的运作模式，是为了提高财政投融资的使用效率，并不意味着改变了资金的性质与政策性金融的本质。

三、政策性银行监管改革的国际经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各国政策性金融发展和对其监管实践来看，有如下经验可资借鉴。

（一）世界各国政策性金融业务的运作和管理没有统一固定的模式。从比较角度看，各国政策性金融管理有以下主要共同特点：先立法后改革，依法经营和管理，是世界主要国家的普遍做法。美、英、日、德、加等国设立政策性银行，都有专门的法律，通过量身定制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法律，来依法办理政策性金融业务。如美国1945年的《进出口银行法》，英国1949年的《出口信贷担保法案》，日本有《国际协力银行法》以及德国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法》等。同时，各国都随着国际国内情况的变化，不断修改、完善有关法律，以确保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定位和发展方向始终符合政府意图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需要。

（二）政策性定性定位不变，持续体现政府产业政策和战略意志。即使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具体职能和服务范围发生调整，其政策性仍然保持不变。即使是业务调整幅度很大、结构比较复杂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 F W）集团也不例外，在1948年成立后，业务范围不断拓宽，从战后支持重建和住房开发，到两德统一后的中小企业服务，直至目前的出口项目和跨境投资服务等。但业务发展并没有改变该行作为一家公法机构，即政策性银行的属性。

（三）建立完善的内部治理和外部风险约束机制。日本国际协力银行法规定，只有当一般金融机构用一般条件难以从事贷款业务时，日本国际协力银行才可以出面承担；韩国输出入银行法规定该行在业务经营活动中不能与其他金融机构竞争；美国《进出口银行法》则规定任何时间进出口银行债务余额不能超过60亿美元（国家拨付的股本金为10亿美元），且其贷款、担保和保险总余额不能超过750亿美元。另外，各国政府都要求政策性银行参照现代公司治理的标准建立健全内部治理架构，完善相应制衡和内控机制，董事会成员主要来自政府部门和行业组织，并代表政府的政策意图，从而确保政策性银行始终不偏离职能定位和服务方向，实现经营可持续发展。

（四）突出财政部门是政策性金融机构管理的首要角色。由于政策性金融机构是政府财政职能的延伸，在政府各部门中，政策性金融机构与财政部门的关系通常最为密切，而财政部也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管理负有特殊责任。从各国实践来看，财政部门通常会直接或间接参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管理。如法国对外贸易银行由财政部进行管理，该行的董事长、总经理及其他董事会成员均由法国财政部长任命；韩国输出入银行则由财政经济部长和金融监管委员会实行双重监管，其中财政经济部主要负责对该行的运营进行监管。

四、政策性银行金融监管的几点思考

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政策性银行监管现状，我国应当按照“立法为先，差别监管，内外约束，完善考核，财政为主、加强合作”的思路，设计与创新一套合理的监管政策，以促进我国现代政策性银行的稳健发展。

（一）立法为先，建立健全政策性银行立法。尽快启动政策性银行立法程序，修订银行章程。国家应尽快赋予政策性银行经营管理的上位法，使之纳入依法经营、依法管理的法制轨道。明确政策性银行的性质、职能和任务，组织模式，业务范围和基本业务规则，与商业银行的关系，财务会计、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防止政策性银行商业化、财政化。

（二）一行一策，差别化政策性银行监管。一方面是政策性银行与商业性银行金融监管要有所不同、区别对待；另一方面由于三家政策性银行各自的特殊性，监管的侧重点各有不同，要根据其作用领域、行业特点、贷款方式等的差异，监管的目的要求、指标设计和考核标准等应有所区别。特别是要根据两家政策性银行改革转型的新形势细化“一行一策”的监管政策。

（三）建立资本、资产负债约束机制，明确风险补偿机制。为有效控制政策性银行扩张冲动，促使政策性银行心无旁骛地谋政策性业务发展，降低金融风险，根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国家应适当补充政策性银行资本，增强资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并建立相应的资本充足率、杠杆率等资本和资产负债约束机制，将业务总体风险控制在国家财力可承受范围之内。同时，国家应制定相应的财税扶持政策，明确风险补偿机制，建立政策性业务风险准备基金，提高税前拨备水平等。

金融监管政策篇9

论文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货币政策；调控

0 导语

为了保证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安全、稳定与效率，客观上需要建设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不否认金融监管，而是要加强金融监管，这种监管是建立在对尊重市场自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审慎的监管。同时要求有更为深入广泛的金融监管体系，这个体系应更多的从宏观角度对金融进行管理，尊重市场的调节和金融体系的效率，对市场的不完备进行补充。

1 金融危机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1.1 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原因评析

2007年引爆于美国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市场危机持续升级，影响逐渐加剧，最终演变成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此次危机爆发于金融体系最完善、金融创新最前沿以及金融理论和人才最丰富发达国家——美国，而且起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市场这一金融创新领域。危机似乎不同于八、九十年代爆发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主要集中在货币和银行的危机。然而，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等人根据有关金融危机的标准研究，通过将此次危机的资产价格、增长和政府债务等指标同二战以来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进行一系列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此次危机和以往的危机并无本质差别。

但是在客观忽略资产价格泡沫极度膨胀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宏观经济理论，以及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微观审慎监管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的忽略金融监管的宏观政策框架，必然催生资产价格泡沫，积聚系统性风险，在金融体系内埋下重大隐患。泡沫一旦破灭，积聚的风险迅速释放，最终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

1.2 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危机爆发后，国际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对金融监管进行了深刻反思。为维护金融稳定，金融监管变革在所难免。综合g20、fsb、bis和imf报告文件来看，金融监管改革目的是保证金融稳定，防止类似的危机的冲击，预防系统性风险。

改革主要集中在六大块：

（1）增加资本和提高资本质量，同时改善流动性和缓冲机制，缓解资本监管顺周期性。

（2）改革薪酬制度，维护金融稳定。

（3）增强会计准则实效性。

（4）改善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

（5）对具有系统性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妥善处置。

（6）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合作，强化遵循统一监管标准。其他方面还包括对冲基金、信用评级公司和证券化等方面的监管和改革。部分改革已在逐渐付诸行动并进行了效果评估，有些改革尚处在讨论和研究阶段，监管改革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当然，以往的微观审慎监管对于保证单一机构安全，从而保护金融消费者（存款者和投资者）的利益有着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微观监管的固有弱点表明了其不仅强化了顺周期性并且未能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在保证单个金融机构安全的同时却有可能最终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因而需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提出已久，地位也随着此次危机的爆发显著上升。“宏观审慎监管”目前尚无明确定义。据已有的文献来看，宏观审慎监管主要是相对“微观审慎监管”而言，金融监管当局从金融体系而非单一机构的角度实施监管，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概念，维护金融稳定，密切关注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宏观审慎监管同微观审慎监管在监管目标、最终目标、风险性质的对待、机构间风险暴露相关性的重要性和审慎控制的实现方式上都有着本质区别。

当前，金融监管改革依然处在成型阶段。为维护金融稳定，总的改革趋势将向立足于微观审慎监管的宏观审慎监管模式的方向发展。其主要的新特征将体现在逆周期性监管政策工具的选用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

2 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不足与改良

2.1 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也在不断变革。总得来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4年至1992年的统一监管体制时期，人民银行履行统一监管职能。

第二阶段为统一监管向分业监管的过渡时期。1992年10月证监会的成立标志分业监管的开始，1998年保监会的成立标志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明确分工，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管的分业监管模式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为1998年后的分业监管体制时期。

其中2003年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一行三会”为基本格局的金融监管体系最终形成，即分业多头监管的格局形成。为加强协调沟通、信息共享，形成安全有效的监管网络，监管联席会议制度被引入。2004年三会签署了《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在明确各自职责分工的基础上，建立定期信息交流制度，经常联席会机制。然而监管联席会已长时间没召开，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目前主要由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定期召开金融旬会来加强监管政策协调。

2.2 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不足

尽管我国目前分业监管有利于提升监管专业化水平，有效防止了金融风险传染效应，但如同大部分分业监管模式一样，我国当前的监管体系存在不足。钱小安认为我国监管体系不足体现在监管重复与监管空缺并存、监管资源配置低效、监管协调机制较弱等方面。根据引发此次金融危机金融监管方面的缺失，从宏观审慎监管角度来看，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三大方面的不足。

首先，缺乏稳健的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系统性风险的有效防范，必然需要对金融体系的数据信息进行整合、分析、检测和评估，发现金融系统不稳定性的来源，发出风险警示。这就需要一个专门的分析平台，一方面整合各微观部门的信息数据，另一方面同时整合分析宏观部门和微观部门的信息数据。而目前，我国并没有搭建这样一个平台。

其次，系统性风险防范不足，存在监管盲区。此次金融危机表明，由于缺乏对具有系统性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集团）有效监管，致使这些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最终加剧金融危机程度。

最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不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需要先进监管理念的同时，还需要有效的完备的金融监管政策工具。而无论是在时间维度上的逆周期监管政策，还是在行业维度上的对系统性风险的有效监控政策，我国都存在不足。

2.3 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构建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分析提出了我国在金融监管上存在的不足，因此在我国未来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中，我们要提出针对性的对策。总得来看，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有赖于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的搭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完善以及组织合理安排下的政策协调机制健全。

首先，搭建宏观审慎分析平台，建立预警机制。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的构建，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分析、评估和预警，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在这一环节的构建大体可分为四步。首先确定平台，即明确微观和宏观数据整合分析的职能的具体承担部门，可以是“一行三会”当中一个也可以新建一个部门。其二，信息数据的收集和平台构建后，相关职能部门就得强化对系统性风险相关信息数据的收集和整理，特别加强微观和宏观数据的有效整合，全面掌控系统性风险变化趋势。其三，系统性风险评估体系的构建。即从金融体系宏观层面又从银行、证券和保险等行业微观层面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检测与评估，加大各行业微观层面风险评估对金融体系宏观层面风险评估的支持力度。

第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建立危机处理机制。从时间维度上说，我国应完善包括逆周期贷款损失拨备和逆周期的信贷政策等在内的各种逆周期监管政策机制。同时，要加强对杠杆倍数的检测，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有效控制金融体系的风险过度承担。完善相机抉择机制，有效避免危机扩大和扩散。从行业维度上说，要加强对金融控股集团监管立法，完善对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政策工具，有效监管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完善危机处理机制，设计多层次的应急处理监管政策工具。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最后，合理架构组织，健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协调机制。组织结构铺排，各部门政策协调是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能否成功搭建的最关键因素。首先，系统性风险信息的获得、预警机制的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设定需要各部门明确职责并加强沟通协作。其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需要各部门的密切配合。组织架构设定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效果有极大的影响。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的组织安排，首先是确定宏观审慎分析平台，作为宏观审慎监管总的召集人；其次是三会要加强对各自监管行业的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结合意识；其三，要加强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同宏观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最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实施部门要加强同人民银行、财政部以及发改委等部门协调，制定科学的监管政策并有效执行，提高监管水平和效率，维护宏观金融稳定。

3 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调控的联系

在金融监管中，有一项监管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即银行监管。这是由于：首先，银行业在金融体系占主体地位。其次，在各类金融机构中，银行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发金融危机的部门。因此，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机构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必然在宏观的金融监管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作用。

而在新的金融机制改革中，基于对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要求，必然要改革在此前大行其道的硬约束监管机制。但在当前的新的金融运作形势下，对于资金的过于严格的监管可能会导致雁行的信贷减少，进而导致整个社会总投资的下降，这自然不是金融监管希望的结果。

但是在新的宏观审慎的监管机制下，政府实行货币调控政策则可以利用这样较为完整系统的机制来进行整体的调控，不仅可以提高货币政策在有效引导国民经济向更好的发展方向上进步，还可以在这一较为拔高的视角上有效的规避一些金融风险，更加有效的将我国经济引导至又好又快发展的康庄大道！

4 结语

金融监管政策篇10

(一)日本政策性金融监督制度

日本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高度平行并列与对称，把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二者严格划分开来(机构分离、业务分离、管理分离、法律分离)，并自成体系。各种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单独立法予以监督、保障与制约，并多次修改和完善。如，《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法》、《日本国际协力银行法》、《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法》、《日本中小企业金融公库法》等。虽然日本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国内被归入“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一类，但它们并不受主要适用于普通商业银行的《银行法》的约束。在日本政策性金融监督机制中，政策性金融机构受到政府许多相关职能部门的业务指导，尤其是受财务省(原大藏省)资金、财务方面的协调与制约的力度较大，但限于政府授权和法定的范围之内，金融公库受主管大臣的干预程度也很大(如公库每季度经营计划必须经主管大臣批准，并定期报告资金运用情况)，但政策性金融机构不受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督厅的监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金融监管体制在经过了一番大的改革和调整后，于2000年7月在金融监督厅的基础上正式成立金融厅，其职能定位为负责对民间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统一监管，而政策性金融机构仍不属于其监管。同时，所有的政策性金融机构都要接受独立的审计部门即会计检察院的审计检查。日本政策性金融监督的特殊权力结构集中体现为董事会或理事会的组织形式，几乎所有的政策性金融机构都设有董事会或理事会这种最高的决策权力机构。

(二)德国政策性金融监督制度特征

讲究秩序的德国，政策性金融由政府依法单独监督。德国是最早建立金融综合监管机构的国家，联邦银行业监管局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金融监管当局(因德国银行业可以同时经营证券和保险)，但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则不属于其监管之列，而是依据独立的法律由政府职能部门监督制约其行为的，《德国银行法》和德国有关的商法典也不适用于它们。《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法》第1章规定，该银行是依据公共法设立的法人团体；第12章规定，该银行由联邦政府指定财政部门进行监督，监督当局有权采取一切措施，以确保该银行的业务运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政策性金融机构奉行不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竞争的补充性原则和中立原则。依据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法规定，作为一家政府的政策性银行，其业务范围必须是商业性金融机构因无利可图不愿意做，或自身能力不及而做不了的业务(补充性原则)。同时还规定，该银行有政府支持，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在金融市场上就必须保持中立，不能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竞争，否则就违背了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中立原则)。因此，在实际操作中，该行发放贷款原则上都必须通过商业银行转贷给借款人，基本不直接发放贷款。但它的具体业务却不受政府干预，始终保持经营决策的独立性、稳定性和灵活性。政府还给予政策性金融机构长期享受税收减免的特殊政策。德国住房储蓄银行的存、贷款本息免征所得税，德国住房信贷协会的住房贷款也长期享有免税特权。

(三)美国政策性金融监督制度特征

美国对政策性金融单独立法授权。美国是一个善于并且主要利用间接手段来干预调节经济的国家，对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监督，政府主要是通过立法决定其活动宗旨、基本原则、政策方向等一系列“框架”，而具体业务活动、日常管理则不必政府事无巨细统统过问。美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监督体系是建立在如下三部法律的基础上：1916年的《联邦农业信贷法》、1923年的《农业信贷法》和1933年的《农业信贷法》，据此分别建立的美国土地银行、联邦中期信贷银行和合作银行，在还清政府的投资，成为独立的合作金融机构后，仍受联邦农业信贷管理局的监督和检查，因此其农业信贷业务不自觉地遵从了政府的政策意图，成为美国农业政策性金融体系中的骨干力量。政策性金融机构依法定位制约。以美国进出口银行法为例，该法包括银行设置目的、基本权限、内部组织机构、与政府的关系、银行融资的条件、融资出口商品的重点及种类限制、融资国别限制、融资公正性(反补贴)目的，以及其他一些禁止融资的限制等等。1978年，参众两院又通过了《进出口银行法修正案》，还陆续制定了一些其他相关法律。通过对进出口银行详尽的法律定位、限制与说明，使银行的运行建立在明确的法律基础之上，以便于政府对其进行监督、管理。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是由与其业务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监督、协调与制约，政策性金融监督的权力结构也主要体现于董事会的组织形式上，并由总统直接任命其主要官员。美国进出口银行的最高权力机构为由5名成员组成的董事会，董事会成员由总统任命并经参议院确认。美国联邦住房贷款银行体系依据《1932年住房贷款银行法》建立，由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委员会负责监督和协调，该委员会3名负责人均由政府任命，任期4年；每个联邦住房贷款银行的领导权力机构是董事会，由12名成员组成，其中4名由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委员会任命，任期4年，8名由会员选举产生，任期2年。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由一个3人组成的董事会负责管理，成员由总统任命。

二、建立健全我国政策性金融监督机制的建议

借鉴世界各国政策性金融监督制度及运作机制的经验，我国应尽快构筑有本土特色的政策性金融监督体制。当务之急是从监督的法律依据、监督的主体结构和监督考评指标体系等方面尽快建立健全中国政策性金融监督机制和结构。其中，特别是要加强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导向作用的引导，尽量减少其片面追求盈利的动机，有所限制其兼营商业性业务的规模和范围。

(一)尽快出台专门而特殊的政策性金融法律法规

实现依法监督、制约和引导的规范性要求。政策性金融法律体系既包括对不同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单独立法，也有专门的政策性金融监督条例，以及具体的业务管理制度，如《政策性银行业务管理办法》、《政策性银行贷款通则》、《政策性银行不良贷款划分及认定办法》等规章，使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监督和考评有法可依。

(二)在政策性金融监督主体上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并体现为不同的监督机制和治理结构

通过这两个监督层面或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的有机统一，形成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监督机制、决策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和自我调控机制等相互结合的良好的治理结构，进而为其业务行为提供行动界限和激励机制。宏观层次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监督主体应该是国务院“政监办”。即建立一个由国务院有关职能部门参与和共同组成的权威性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监督办公室”，负责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总体性协调、规划、考评、人事安排、经济处罚和依法监督。微观层次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监督主体，是由不同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构成的特殊形式的董事会(或理事会)。董事会主要负责日常经营决策、政策执行和内部稽核监督控制。之所以称其为特殊的董事会，主要体现在有别于商业性金融机构由股东大会选举的董事会的成员构成上。即政策性银行的董事会成员结构必须是经国务院批准和任命的、由业务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金融机构和商业界的代表以及学术机构的专家等有关人员共同参与组成。

(三)制订一套适合政策性银行业务特性要求的科学的业绩考评标准并自成体系

考核指标要定量化和具体化，含义必须明确，可统计和进行纵向、横向的比较，要超越类似于或雷同于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盈利性考评要求，在注重评价政策性金融的政策实现度的基础上，将其政策性贡献同其工作业绩和工作报酬也同时挂钩和制度化，体现规范、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的有机统一。一般而言，衡量和评价政策性金融的效果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财务稳健度，主要参考资产质量和利润两个指标，综合考察经营管理水平。政策性金融机构作为一种金融机构，也要求其资产安全(风险大的政策性项目，应该由政府财政或相应决策部门提供担保或贴息)，以及至少是保本微利基础上的非竞争性盈利。这是政策性金融机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二是政策实现度，包括政策性银行与政府的沟通协调度，政策性信贷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关联度，贷款、担保和保险对形成现实生产和出口能力的贡献度，对社会投融资安排的便利度，产业发展目标的实现度，地区发展目标的实现度等具体指标。当然，要严格准确地认定和区分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对于政策性亏损，应该由政府财政兜底；对于经营性亏损，必须追究相关人员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第四，要注重发挥国家审计监察和新闻媒介的社会舆论监督作用。政策性金融机构也要定期向社会公众公开、公布财务报表和业务活动情况，增加透明度，以尽可能地防止“内部人控制”和寻租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