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税的缺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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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消费税;生态文明;绿色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13-0-02
一、引言
随着社会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发展,我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卓越的成果,但是在伴随这些发展成果的同时,生态文明正在遭受着一次又一次的破坏,我国所面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压力也在不断的加大,人们在享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优越性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承受了生态质量的不断下降的后果。而消费税从一开始设定以来,就扮演着引导健康消费、调节收入分配以及促进资源节约与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角色。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背景环境下,本文将主要研究为了适应国内的产业结构和消费水平的变化,我国当前的消费税还存在哪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完善的方法,从而使得消费税对绿色消费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二、消费税绿色化在我国实施的必要性
(一)消费税绿色化是绿色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
我国坐拥的地域篇幅辽阔,各种资源的种类和数量都十分丰富,依据公共物品理论,对于某些既不具有竞用性也不具有排他性的公共物品,可能会存在某些“免费乘车者”,即不支付任何成本享受收益,由于“免费乘车者”的存在,可能对导致这些经济主体一味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对公共物品的无节制的使用,从而导致资源的浪费。而这些资源问题对于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却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如何有效的利用各种资源,杜绝各种资源浪费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而消费税作为我国的三大流转税之一,在限制资源的浪费使用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消费税绿色化是建立环境保护型社会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当前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实力实现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历史性巨变,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在看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由经济发展所引起的环境恶化问题是不容忽视的。但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消费税的调节力度变得十分的有限,正因为如此,才需要针对消费税存在的缺陷进行改革与完善,不断地加大消费税的调节能力,使得消费税在新时期下依然能够在环境保护方面有效地发挥作用,为国家建立环境保护型社会提供发展的动力。
(三)消费税绿色化是完善我国绿色税收体系的重要举措
在我国当前国情下,完善绿色税收体系是有效促进绿色发展的必然手段,绿色税收不仅仅能够稳定国家收入,是调节经济的一根重要杠杆,更重要的应该体现在其的绿色性上,而消费税作为我国的重要税种之一,有着其自身独具的“绿色效应”,所以,消费税的不断绿色化对于完善我国总体的绿色税收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通过对消费税现存的“绿色税目”不足和税率结构不够合理等问题进行不断改进,才能使消费税变得更加绿色,并将促成整个税收体系的绿色发展。
三、我国消费税绿色化现状及主要问题
(一)征税范围不够合理
总体而言,消费税的征税范围也是涵盖了各个方面,但是随着当前时代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也变得更加丰富,相较于现阶段民众的整体消费水平,当前消费税的征税范围还是有许多的不足之处的,首先许多对环境产生负外部效应的物品没有列入征税范围,这些对环境产生污染,或者某些不可再生资源依然游离于消费税的规定项目之外,同时部分高档消费品及消费行为也没有纳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而那些随着经济发展不再属于奢侈品的物品却没有撤离征税项目,这些都是当前消费税征税范围存在的问题。
(二)税率结构不符合绿色经济发展要求
按照现行消费税法的基本规定,消费税应纳税额的计算主要分为从价计征、从量计征和从价从量复合计征三种方法。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旧时的消费税税率设计已经有所欠缺,比如汽油、部分奢侈品的税率等等,所以在税率设计上,政府部门可以进行相关调整。
(三)计税价格模式存在问题
当前我国消费税使用的是价内的计税价格模式,所谓价内税是指税金包含在商品价值和价格之内的税。通过价内税的方式对商品进行征税可以方便有关的税务部门对消费税税款的征收,提高了税务部门的工作效率,但也存在着一定的缺点,这种计税方式透明度比较低,隐蔽性比较强。对于一般的消费者而言,他们可能不太清楚他们所购买的商品是否征收了消费税已经到底征收了多少消费税,所以他们自然也无法领会到国家对这类商品征收消费税的意图,国家通过对商品征收消费税从而起到限制消费的目的就不能够得到充分实现。消费税使用的这种价内计税的方式,大大地减弱了消费税调节消费结构、引导绿色消费的作用,不利于消费税功能的提升。
篇2
关键词:循环经济;绿色税收;环境税
中图分类号:FSl0.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1-0094-05
2009年,是完成我国“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关键性的一年,也是中国的循环经济“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以下简称《循环经济促进法》),于2009年1月1日正式实施,这标志着循环经济在中国正式走上法制化的轨道。税收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如何建立和完善“绿色税制”,利用税收等经济手段促进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推进我国节能减排事业的发展、促进我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循环经济型社会的建设,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绿色税收的概念和特征
绿色税收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英国“福利经济学之父”阿瑟,庇古(Arthur Pigou)提出的“政府利用宏观税收调节环境污染行为”的环境税收思想。绿色税收又被称为环境税收,是指税收体系中与环境资源利用和保护有关的各个税种和税目。具体来说,绿色税收不但包括环境税、自然资源税,还包括为实现特定环境目的而筹集资金的税收,以及政府为影响某些与环境相关经济活动的性质和规模而采用的税收手段。绿色税制亦称税制体系的绿化,是对原有税收制度的一种变迁,更凸现税制的绿色概念,强化了税制的环境资源保护功能。 绿色税收除具有固定性、无偿性、强制性等税收的一般特征之外,从理论上讲,绿色税收还具有其自身的如下特征: 第一,征收范围的广泛性。绿色税收包括税收体系中与环境资源利用和保护有关的各个税种和税目,其征收对象不仅包括污染环境的行为和产品,还包括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行为;
第二,征收目的的特殊性。建立和完善绿色税制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止环境污染和破坏,促使自然资源的合理、高效利用。因此,对环境税的主要甄别应当是考虑它所带来的环境收益,而非税制改革本身,更非税收货币收入本身; 第三,较强的科学技术性。绿色税收直接而具体地反映着生态学基本规律和社会经济规律的要求,无论是绿色税种的设立,还是具体税率、税基的确定,无一不与环境科学的发展水平和研究成果息息相关;
第四,历史使命的阶段性。绿色税收被引入税收制度始于20世纪70年代,是伴随着臭氧层破坏、全球气候变暖、物种多样性减少等环境资源问题的不断恶化而出现的。绿色税制的首要目的是通过税收手段的调节作用来影响经济当事人的行为以达到对环境的保护和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因而,随着人类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环境资源状况的不断改善,某些绿色税种或税目的设立目的会相继实现。随着整个绿色税收体系历史使命的顺利完成,绿色税收最终将会退出历史的舞台。
二、我国绿色税制的建设现状分析
以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为契机,20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利用税费等经济手段促进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经过30多年的发展和完善,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收费为主、征税为辅的环境资源税费制度。主要包括排污收费制度、自然资源税费制度以及其他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措施。在我国现行的税制框架内,虽然有很多与环境资源有关、有利于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税种及措施,但缺乏总体性、前瞻性的与循环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税制设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我国整个税制体系来看,尚缺乏系统的以促进资源综合、高效利用和环境保护为目的的专门税种。我国目前的税制体系中与环境资源保护有关的税种主要是:资源税、消费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车辆购置税和车船使用税等。尽管这些税种的设置和税收的征收在促进我国环境污染的防治与自然资源的合理、高效利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其设计初衷大都不是以环境保护和节能为目的。以我国目前税制框架内最具代表性的绿色税种――资源税为例,其主要目的并非在于促进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它仅仅被看作是一种级差调节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对级差租金的征管,即级差资源税――运用资源税对资源在开采条件、资源本身优劣和地理位置方面存在的客观差异导致的级差收入进行调节。这种单一的政策目标,不仅难以体现自然资源本身的价值,而且不能将资源开采、利用的社会成本内部化,从而弱化了税收制度在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资源等方面的调控功能。再以消费税为例,我国于1994年开始实行的消费税是建立在增值税普遍调节的基础上,根据国家特定的政策目的,再选择部分消费品或消费行为进行征税,其调控功能主要着重于聚财功能。2006年4月1日起,我国实施了新的消费税制度,对我国当时消费税的税目、税率及相关政策进行了调整。2009年1月1日起,我国又实行了成品油税费改革,开征了燃油税,将价内征收的汽油、柴油以及其他成品油消费税单位税额做了相应提高。尽管这一系列的改革和措施使消费税在促进环境与资源保护中的作用得到了加强。但我国目前的消费税制度在对绿色消费模式的塑造方面仍显不足。 其次,从具体税种来看,由于其本身的缺陷,致使在促进资源综合、高效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调控功能有限。再以我国的资源税为例,在促进资源的合理、高效利用以及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环境保护方面就缺乏明显的调节作用。原因在于:一是适用对象范围过窄。根据1993年《资源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我国资源税制度的适用对象仅限于原油、天然气等六种矿产资源和盐。而对其它大部分自然资源,如土地资源、水资源、动植物资源等并未涉及,不利于对资源利用全面调节。二是计税依据不合理。目前,我国资源税的计税依据是以销售量或自用数量为课税依据。这使企业对开采而未销售或自用而积压的资源不需要付出任何税收代价,变相鼓励了企业对资源的过度开采,造成大量资源的浪费。三是单位税额过低。我国目前资源税制度中,单位税额只是部分地反映了资源的级差收入,确定纳税人具体适用的税额主要依据的是资源的开采条件,而与该资源的稀缺程度以及该资源的开采所造成的环境影响无关。降低了资源税的实际税负,难以激励纳税人对资源的合理开
采和利用。再如,我国目前的消费税制度,还存在着没能体现节约性课征、限制性课征以及受益性课征原则等方面的缺陷和不足,致使我国目前的消费税在抑制超前消费、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方面的调节功能也没有很好地体现。 再次,从其他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措施来看,对资源节约利用和环境保护仍存在不足,能耗产品进出口税收措施还比较薄弱。在鼓励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方面的政策导向也不够鲜明,实际效果不明显。在我国现行税制框架中,与环境资源相关的、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措施内容比较分散,主要散见于《企业所得税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国家鼓励的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管理办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部分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免征增值税的通知》等等法律法规、规章之中,这些措施之间缺乏协调和配合,在实践中很难发挥遏制并减少环境污染和促进资源高效利用的合力作用。
三、国外绿色税制的借鉴
发达国家,特别是OECD成员国,环境税已经融入整个税收体系,整个税制出现了“绿色化”,并RE经产生了综合性的经济、社会与环境效应,对我国绿色税制的建设有重大的借鉴意义。这些国家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绿化现行税制,即以是否符合环境资源保护以及环保优劣程度为衡量标准,以加大税率差异度为主要手段,对现行消费税、所得税以及机动车税进行相应调整。例如,丹麦在1996年对其税制进行了“绿色税收一揽子”(Green Tax Package)的改革和调整。再如,挪威1991年在引入碳税的同时,降低了所得税。
第二,开征新的绿色税种。许多发达国家根据各自的国情,对生产、消费和处理环节产生污染的行为及产品开征环境税。具体来说,各国开征的绿色税种主要包括:(1)污染排放税。即对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征税,包括对排放废气、废水、废渣、噪声等行为征收大气污染税、水污染税、固体废物污染税、噪音税、碳税以及硫税等。如丹麦的“绿色税收一揽子”就包括碳税、能源税和二氧化硫税,法国、德国和荷兰的水污染税等。(2)污染产品税。即对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征税,这类产品主要包括:电池,塑料袋,饮料容器,化肥、农药等。如瑞典的氮氧化物排放税等。(3)能源税和资源税。即针对使用能源和资源的行为征税。如挪威1999年对其能源税制度进行了调整,对使用矿物油、汽油、煤、焦炭征收碳税,对在大陆架上开采石油征收附加碳税。
第三,协调和完善相关配套措施。由于部分新税种的开征以及一些原有相关优惠措施被取消,为避免相关产业受到消极影响,很多国家对相关的政策措施进行了调整和完善。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1)废除或调整对环境资源保护不利的补贴或税收措施。主要是指某些农业、工业、能源以及公路运输方面的补贴,如对农药、农膜的使用补贴等。(2)协调和完善环境资源保护优惠政策和措施。主要包括直接税收减免、投资税收抵免或加速折旧等,如美国2005年的《能源政策法案》(the Energy Policy Act,以下简称:EPACT)针对选择环境友好型产品的商行和个体规定了几种所得税抵免措施。德国1994年的《机动车辆税法》对排污量较少的个人汽车实行机动车辆税减免,荷兰对电、煤气用量小的温室园艺农户采取免税;对节能的区域集中供热和风力等可再生能源发电免税等环保投资补偿和能源投资税额扣除等制度。 综上所述,国外绿色税制建设的过程不是单一的、非连续性的,而是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措施的完备组合,每一组政策和措施的出台和实施,都是环环相扣,各有所专,共同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只有这样,整个绿色税制建设所产生的经济、社会与环境效应才能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缺少任何一项政策和措施的辅助和配合,都可能造成税制绿色化改革的不全面和不彻底,甚至对某个产业造成负面效果。
四、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绿色税制设计
2009年1月1日,我国对成品油税费实行了改革,开征了燃油税。2009年5月25日,国务院批转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该意见第9条规定:加快理顺环境税费制度,研究开征环境税。这一系列的举措意味着我国对现行税制的改革已经拉开了帷幕。借鉴国外绿色税制建设的经验,立足于我国实际,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绿色税制的设计如下:
1 依托“费改税”,开征独立型环境税
从环境税在整个税制体系中的地位看,环境税可以划分为三种模式,即独立型环境税模式、融入型环境税模式和环境税费并存模式。独立型环境税就是以环境保护为目的,专门针对污染环境的行为或产品课征的专门税种。本应在环境保护税收制度中处于主体地位的此类税种,在我国的税收体系中却长期缺失。目前,我国主要依赖排污收费制度对污染环境的行为进行规制,虽然排污费和环境税的理论基础都是污染者负担原则,而且排污费也具备了环境税的鼓励削减污染和筹措环境治理资金的作用,但二者的法律地位不可同日而语。同时,目前我国排污收费制度还存在收费标准偏低、征收范围过窄以及征收管理不规范等方面的不足。因此,在构架我国绿色税制的具体设计上,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具体现状及社会各团体、各阶层的不同利益诉求,应依托“费改税”,在总结排污收费制度经验的基础上,一步到位开征独立型环境税。开征初期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会遇到一定的困难,但开征独立型环境税可以避免给社会、给企业带来税费的双重负担,保持社会的相对稳定。
在对环境税进行具体设计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税种。环境税的税种设计要反映当前环境问题的主要矛盾,具体来说,就是要有利于促进“十一TF'’规划确定的单位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主要污染物(S02、C02)排放总量减少10%约束性指标的实现。因此,我国环境税的税种设计既要依据污染者付费原则征收“污染排放税”,也要根据使用者付费原则征收“污染产品税”。其中,面向煤炭消费者征收的“硫税”、“碳税”,面向汽油消费者征收的“能源税”,以及面向水体污染者征收的“水污染税”等应成为主体税种。
第二,税率。按照环境保护税收原理,要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就要把环境税的税率确定在较高的水平上。然而税率太高,尤其是在经济形势严峻的情况下,高税率环境税的开征会增加企业的负担,由此对环境税税率的设计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减少对企业的冲击,开征初期可以先选择低税率,此后,随着治污技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税率逐年增加,直到理想水平。例如,2010年一个排放当量征收l_2元,到2015年征收2元或更高。这样就暗含了一种长
期引导节能减排行为的信号,同时也保证了税收收入。 第三,税基。税基又被称为计税依据,是税法规定的据以计算税款的标准或依据。一般来说,环境税有三种计税依据可供选择:第一种,以污染物的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企业在产量不变或增加的情况下,只要减少污染物排放量,就可以减轻纳税负担。这样既能直接刺激企业减少污染物排放,同时企业也可以自主选择适合自身的治污方式,或增加防治污染的设备,或改进生产工艺流程。缺点是,污染物排放量必须准确核定,相应的监测成本和技术要求较高。水污染税和硫税多采用此类税基。第二种,以排污企业的产量作为计税依据。主要理由是,污染物的排放与企业生产产品的总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优势是便于源泉征管,缺陷是企业只能通过降低其产品总量的方式减轻相关税负,难以激励企业对污染治理技术进行开发和研究。碳税和固体废物污染税一般采用此类税基。第三种,以生产要素或消费品中所包含的有害物质成分作为计税依据。选择这种税基的前提是,生产要素或消费品中所包含的有害物质成分与污染物排放量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这种税基可以鼓励纳税者减少对有害物质含量高的原材料的使用,寻找相应的替代品。缺点是不能激励企业进行污染治理。
第四,征管模式。我国现行的“纳税人自主申报、税务机关重点稽查”的税收征管模式,并不适应环境税的需求。排污企业很容易为逃避税收,瞒报、少报污染物的排放量,而税务部门事后稽查又很难获得可靠凭证。因此,环境税的征管应由税务部门和环保部门相互配合进行。由此,环境税征管人员的培训就需要联合环保部门、税务部门双方的实力和技术来共同完成。不同部门的利益目标也就需要新的协调,征收能力建设的成本要共同承担。
2 改革现行税制,对相关税种进行“绿化”
环境税不是万能药,环境税作用的有效发挥还有赖于对现行税种的“绿化”,即必须在已有税种里把环境资源因素考虑进去。这就意味着要对中国现行的税制进行改革,特别是现行资源税、消费税的改革。
首先,在资源税方面,要发挥资源税在优化资源配置、控制环境污染方面的功能,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绿色资源税:(1)扩大征税对象。课税对象过窄难以有效遏制人们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浪费,课税对象过宽,不仅在实践中难以操作,而且将影响企业的竞争力。科学的资源税制度,其适用对象可包括所有不可再生的资源,以及部分再生能力已受到严重损害的可再生资源,即在目前资源税制度适用对象的基础上,扩大其征收范围,将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海洋资源等纳入资源税的征收范围中,使其成为资源税的税目。(2)改进和完善计税依据。目前我国资源税的计税依据是矿产品的销售数量或自用数量,绿化后的资源税可以改为应税资源的实际开采数量或生产数量,这样可以使纳税人能够从自身利益或市场需求出发合理开采资源,提高资源的开发利用率。例如,针对水资源,可根据不同的用水环节,确定计税依据。在水资源开发环节,可以采用从量定额征收。在水资源的消费环节,可以采用从价定率征收。再如,针对森林资源,可以按照采伐木材的立方数从量计征。 (3)完善资源税税率(税额)有效调整机制。税率采用从量定额税率为主,从价定率税率为辅的方式,并使不可再生资源的税额高于可再生资源的税额,稀缺资源的税额高于普通资源的税额。
其次,在消费税方面,调整并扩大消费税征税范围,构建绿色消费税收体系。将过度耗费自然资源以及严重污染环境的消费品,列入消费税的课征范围,对奢侈品和奢侈消费行为征收重税。同时,对清洁生产、清洁能源以及获得能源效率标志的家电、汽车等产品采用有差别的低税率,以此引导人们环保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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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的迅猛发展,人类在享受到现代文明的同时,也面临着使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严重威胁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问题。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持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己成为全球人类共识。世界经济学界在着手研究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问题时,绿色环境税收也应运而生,承担起宏观调控自然环境保护的职责。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绿色环境税收的发展出现,尤其是进入21世纪,针对全球气候变暖、资源的枯竭和不可再生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烈,在全球推广绿色环境税收也是势在必行,我国作为资源环境严重匮乏的发展中国家,也提出了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并确立了环境保护为基本国策,因此,研究和加快建立我国一整套较完整绿色税收体系的立法工作,从法律和制度上保证运用税收手段保护自然环境,有效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有着极其重要意义。
一、绿色税收的概念及理论基础
(一)绿色税收的概念
绿色环境税收又可称环境税收、生态税收、绿色税收等。绿色环境税收的概念最早主要是基于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的“政府利用宏观税收调节环境污染行为”,的环境税收思想而产生,即对导致环境污染的经济主体征收特别税种,使外部成本内在化,以实现对环境、资源的有效利用。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拓展和深化后,绿色环境税收概念被赋予更新、更广阔的内涵:不仅包括为保护环境、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破坏、程度和为加强对一切环境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而征收的各种税种,还包括为实现特定环保目的而采取的各种税收调节手段。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根据排放量和对环境的损害程度来决定税率以计算排放税。2.对生产出来能危害环境的商品或使用这种商品的消费者征税,如对汽油征收的消费税。3.在其他税收上提取与环境相关的备抵。4.对于能够节约能源或减少污染的设备和生产方法给予可以采用加速折旧备抵法或降低税率的优惠。
(二)绿色税收的理论依据
1.负外部效应理论。这种理论是在英国经济学家庇古为解决环境负外部性而提出的环境污染税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庇古早在1932年的《幅利经济学》中提出“外部成本内在化”的经济外部理论。他认为:工厂的私人生产成本并不包括生产时污染造成的外部成本,私人成本和外部成本之和则构成了社会成本。从社会的角度看,要实现社会净收益最大化,最优产出量必须在私人边际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的点上。而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必然会按照边际收益和不包含边际社会成本的边际私人生产成本的交点来决定产量。这样的产量必然大于考虑了社会成本时的产量,这样就导致了社会效率的损失,并产生了环境负外部效应。
而以解决环境负外部性理论为基础,庇古提出要开征环境税,通过征收庇古税(环境污染税)将他造成的外部性成本加入到生产成本中去,迫使企业考虑到污染对社会的危害,使社会产出量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的有效产出量上,也使产品的价格等于边际社会成本,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
庇古税理论为开征环境污染税提供了很好的数量上的计算依据。即理论上征税税率应等于最优产出时的污染造成的边际外部成本。而将这种环境负外部性理论扩展到自然资源的使用上,考虑微观主体对资源、环境的运用会对未来和后代产生损失或机会成本,即资源减少和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从而构成外部不良经济。也应当通过征收环境资源税的方式使资源使用的外部成本内在化。
2.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公共资本品理论。这种观点把自然资源和环境看作是公共产品,且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它也是一项资本品。其具有的不可分割性导致产权主体难以界定,侮个人都可以自山的进入产权并对其进行利用,而追求私利的个人会无节制的争夺利用有限资源,这样必然导致人们滥用资源、环境恶化。而当出现环境污染问题时,又因无产权主体无人承担责任。因此,应该山政府代表社会作为环境和自然生成的资源的产权主体,在向社会提供着它独特的公共环境、资源和服务时,作为一项自然资本以征集环境税的形式得到相应的资本权益,从而从经济利益上建立起保护环境和资源的机制。此外,环境保护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也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很难排他的消费。这将导致环境保护中的搭便车的问题,征税则解决了公共产品的付费问题。
3.可持续性发展理论。绝大多数环境主义者认为,环境和自然资源是有限且有价值的,要求人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使自然资源和环境不发生存量下降和其他类型的损失。从可持续性原则出发,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利用必须考虑带给他人的损害成本和给后代带来的机会成本,即考虑代际资源配置和代际公平,并使之得到经济上的补偿。而政府作为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的共同代表行使对环境资源的所有权来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利用进行征税,并将环境税收入的一部分作为代际补偿夕,的基金来源。
二、建立我国绿色税收体系的立法内容
加快绿色环境税的立法建设,有利于加强企业、个人的环境保护的法律意识形成,污染者只要有污染行为或生产、使用造成污染的产品就必须承担依法交纳环境污染税的义务以及相关法律责任。同时,国家在依法行使征税权后,也就必须承担起用税款维护、治理环境的责任。这样,用法律的形式把治理保护环境与资源的权利与义务、责任明确下来,就能从法律、制度上建立起环境、资源问题的长效保护机制,也使环境税征收法制化、制度化、系统化。
(一)我国绿色环境税收体系的税制结构
从对绿色税收的理论分析以及国际经验来看,要建立一个完全覆盖环境和资源保护的绿色税收体系,不仅要考虑到对环境的保护作用,还要考虑到对企业经济负担。其税种的设计有以下几种:
1.环境污染税类
税种设计要考虑对许多税目的重复征收问题如对煤的开采从资源保护的角度征资源税,还要从对环境污染的保护角度征收_氧化硫税。
(1)大气污染税。主要对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征收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硫税、二氧化氮税。
(2)水污染税。主要以排放到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含污染物质的废水为征收对象,包括工业企业排出的废水和居民生活排出的废水。
(3)固体废物污染税。主要针对企业排出的含有毒物质的工业废渣与不含有毒物质的工业废渣如粉煤灰、炉渣等以及其他工业垃圾征收的一种税。
(4)垃圾税。主要是对居民排出的生活垃圾如废弃塑料袋、电池等课征。
(5)噪音税。
(6)燃油税。主要对机动车辆排放的尾气征收。尽快将现行车船使用税改为燃油税。
2.资源保护税类
采取对一切占用、开发国有自然资源普遍征收的原则。在现有税目基础扩大征收范围。
(1)对土地的征收。可将现有的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归并为土地资源税,并把草地、滩涂也归并在内进行征收。
(2)水资源税。将现行的水资源费改为水资源税,并区别工业用水、农用灌溉水、居民生活用水,采取不同税额。
(3)对森林的砍伐征收伐木税。
条件成熟时将海洋、地热、大气、动植物也归入征收。
3.消费税类
(1)将对资源消耗量大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如一次性木筷等餐饮品、一次性电池、塑料包装袋、容器、高档一次性纸尿布、高档建筑装饰材料、高尔夫球具等,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
(2)对导致环境危害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如大排量的小汽车、越野车、摩托车、摩托艇,应征收较高的消费税;使用过程中难以降解的包装物、旧轮胎;对臭氧层造成破坏的氟利昂产品;农用化肥、薄膜、杀虫剂、含磷洗衣粉、鞭炮、烟火也都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而除对汽油、柴油征消费税外,还对含铅汽油可实行较高税率,以鼓励使用无铅汽油,减少汽车尾气排放。
(二)纳税人的选择
1.纳税人确立原则
理论上,税法应将一切产生污染的行为;生产、使用会造成环境危害的商品以及实施其他与环境、资源保护有关的行为的任何单位、企业、个人列入为纳税人,以体现污染者付费原则。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如结合税收征收费用最少原则、征收便利原则、税款是否便于控制等,根据不同的税种选者不同的人作为纳税人。
(1)空气污染税的纳税人。我国对大污染源可采取直接污染税的方式征收。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向大气中排放其生产、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_氧化硫、_氧化碳等气体的任何性质的单位、个人,小污染源则采取间接污染税的方式,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使用含硫、碳等物质的中一位、个人,实践中对一些难以监管的小规模燃料消费者如家庭、个人采取燃料生产商或批发商代收代交的方式。
(2)水污染税的纳税人。水污染税的纳税人是指对向地表水以及水净化厂直接或间接排放废弃物、污染物和有毒物质的任何单位、个人。并实行山供水部门作为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
(3)垃圾税、固体废物污染税、噪音税的纳税人分别是向环境中排放上述物质的单位、个人征收。
(4)资源税的纳税人。资源税的纳税人的定义与以前一样,主要是对水资源和森林采取源泉扣缴的方式。对森林的零星、分散、不定期开采采取山扣缴义务人在收购木材时代扣代缴。而水资源则由供水部门代扣代缴。另外,取消对中外合作方式开采的油、气征收矿区使用费的方法,使中外合作企业并入资源税的纳税人。
(5)消费税的纳税人仍然按原来税法规定确定,只是扩大税目。
(三)税基的选择
环境污染税类的税基选择有以下几种:
1.以污染物的排放量作为污染税税基,如水污染税、大气污染税中的大中型企业等大污染源据排放的废水、废气的数量与质量征收。在实践中是水污染税按照排放的耗氧物质和重金属的量来征收,大气污染税以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等含量来征收等。这种税基优点是能够有力地促进企业减少污染,且能刺激企业在污染治理方面的技术革新和资金投入,但缺点是有时污染物的排放量测定存在技术上的困难。
2.以污染性企业的产量作为污染税税基,如水污染税的第三产业、养殖业、居民生活用水则用水量征收;各国噪音税按航空公司飞机起落的架次征收;垃圾税、固体废物税一般根据家庭、企业产生垃圾、废物的数量来征收,家庭垃圾的数量可以用小型垃圾箱来衡量。
3.是以生产要素或消费品所包含的污染物数量作为污染税税基,如小污染排放源的大气污染税以燃料的含碳、硫量为标准计征。这种税基通过改变有害投入物的相对价格,产生替代效应,促使企业少用污染性大的产品,最终达到减少污染物排放的目的。但这要求生产要素或消费品中所含的污染物成分与污染物排放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且该税基还没有考虑到那些用了该要素却山于生产或技术不同而没有产生污染的企业,从这一角度看,此种税基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4.资源税的税基应为实际开采、占用数量或生产数量而不是按销售数量或使用数量。这样更利于开采社会成本内部化,减少产品积压和其他损失,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四)税率的确定
在环境污染税的税率设计上,据庇古的环境税理论,税率应等于最优产出时的污染造成的边际外部成本(边际损害成本)。山于要准确的估算边际损害成本是困难的,在实践中可根据边际治污成本确定,因此,税率目前可采用具有刺激效果的以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依据确定的边际治污成本计算。即:t=c/Δw其中,c是指折旧成本、维修成本与实施成本之和,Δw是指有效的污染物处理量或减少量。基于污染排放物的特点以及税制的简化、便利原则,应尽量采用定额税率,从量计征。
另外,实践中还要考虑的问题有:
1.不同时期防治污染技术与方法的不断更新提高,造成的环境整治的边际成本变化,税率也应随之合理地调整。
2.不同地区山于气候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状况以及对清洁环境的需求程度等因素的差异,同样的污染物或相同的污染量,其边际社会损害程度将有所不同,故不能在全国统一实行单一税率。最适污染税率应是根据每一种污染物排放量在各地对自然界污染程度的边际影响程度设计的差别税率。
3.应据应税污染物的浓度以及对环境污染的不同程度来确定差别税率。对污染超过控制标准与未超过控制标准之间的差别,实行累进税率,达到“寓窝禁于征”或“寓罚于征”的目的。
4.污染税税率的高低应有个“渡”。其污染税率应大大高于现有的排污费水平。但税率不能过高,否则有可能抑制社会生产活动,导致工业竞争力下降。
(五)征管方式
1.征管机关
由于绿色税收体系中的环境污染税类的自身特点,对污染税的征收管理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和专业知识。征收过程中必须先对纳税人的排污量进行定期监测和追踪监测,取得实际的监测数据,然后据以征税,因此,必须配备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测试设备和计算设备才能进行。如果山税务部门单独进行,由于他们并无在环保与环境监测方面的技术和经验,必定大大增加了税务部门的工作量及工作难度,而如果山环保部门中-独进行,此方式与目前的排污收费方式相同。其优点在于:可减少环保部门与税务部门之间的工作衔接环节,避免两部门在工作协调中产生矛盾,但是,其缺陷较明显:(l)环保部门在税法方面非专长,山其单独征管,既使其工作量及工作难度大增,又容易出现错征、漏征等问题。(2)环保部门不是国家的征税权力机关,收费可以,但收税的影响力要比税务部门差,也容易导致征管偏松,收“人情税”、以权代法等现象,影响国家税法的尊严。最为理想的方法就是山税务部门及环保部门相互配合进行。即由环保部门对污染源进行定期监测,为税务部门提供各种计税资料,然后山税务部门计征税款,并对纳税人进行监督管理。这样,可在税务及环保部门、纳税人之间形成有效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征管机制,并能充分发挥各部门的专长,大大提高征管效率,也使得绿色税收体系的征收能够统一、规范。
2.收入划分
根据前面提到的理论,环境污染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看作是负的外部效应,而据这种效应的影响范围大小,可划分为地方性、区域性、全国性,或把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看作是公共产品,也可分为地方性、区域性、全国性公共产品,因此,资源与环境税收也应相应划分为地方税、中央税以及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并在中央政府统一立法下,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再按一定比例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分配。但是,考虑到环境与资源治理与保护大多依靠地方的力量,所以我们不单独设立中央税,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在收入划分时也必须山地方占大头。
(1)归地方征收的有噪音税、垃圾税、固体废物污染税等。
(2)归中央与地方共享的有大气、水污染税、资源税、消费税。
3.支出管理
环境税的税收应根据“专款专用”的原则,作为政府的专项基金,全部用于环境资源的持续利用与保护,污染预防和削减方面,以补偿外部效应造成的损失。同时,为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按一定比例提取一部分建立环保基金,或融入环保投资公司。此外,要加强对其用途的审计监督,防止被挤占挪用。
同时财政还要加大环保投入力度。可考虑把环境保护列入公共财政预算支出范畴,加大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重点建设污水处理厂、垃圾焚烧厂和固体废物填埋场等污染治理设施。加强对国家公园建设、野生动植物、森林、水等资源的保护。
(六)绿色税收优惠条款
1.增值税优惠。对整治污染和利用污染生产的企业实施优惠。除了现行的对“三废”利用的税式支出,还要对从事城市污染和垃圾处理的企业实行零税率,对循环利用资源和节能生产产品的生产企业的优惠。如对生产再生资源和利用再生资源生产的产品、生产达到环保标准的资源消耗型产品给予税收减免。
2.消费税减免。对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绿色产品、清洁产品给予税收优惠。
3.关税优惠。如对绿色产品出口,应给予鼓励,不征税。同时,在国内退税方面应给予优先,争取早退税、退足税。对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治理污染设备、环境监测和研究仪器免征进口关税。
4.营业税、所得税和印花税减免。对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科研成果转让、相关技术咨询、培训取得的收入免征或减征营业税和所得税,相应的技术开发、转让、服务合同减免印花税,以鼓励企业开展环境领域里的科技研究与开发。
篇4
论文摘要:税制设计问题是关系到税制改革、税收任务完成进而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问题。在保证税收总体规模满足公共支出需要的同时,具体税制设计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环节。为此,必须在进一步完善税制的过程中,结合具体税制的特点,将社会和谐贯彻落实到税制设计的每一个环节。
一、有利于社会和谐的税制设计
在保证税收总体规模满足公共支出需要的同时,具体税制设计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环节。为此,必须在进一步完善税制的过程中,结合具体税制的特点,将社会和谐贯彻落实到税制设计的每一个环节。
1.建立以人为本的税制
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大笔支出常常会给民众带来沉重的负担。现行个人所得税制以个人为单位,没有考虑到家庭支出的需要,扣除项目偏少,且没有考虑到以上大笔支出负担。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个人所得税制征管工作的开展,但就现实而言,这样的个人所得税制没有做到以人为本,不利于社会和谐和民生改善。结合自行申报纳税方式的推广,应该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适当扩大扣除范围,提高扣除标准,将按月计税改为按年计税,同时允许以家庭为单位申报个人所得税。
2.促进就业的税制
增值税从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型,能够让增值税的“中性”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增值税转型对扩大就业有着积极意义。生产型增值税不鼓励投资,对投资甚至有抑制效应,自然不利于就业的扩大,而消费型增值税,由于固定资产投资所对应的增值税能够得到扣除,有助于投资规模的扩大,相应地,能够促进就业的增长。
更多的具体税制改革,需要在税制设计中融人促进就业的理念。企业所得税就是这样的一个税种。在设计企业所得税制时,应该考虑给带来更多人就业和再就业机会的企业,例如从事服务行业的企业予以税收优惠。
3.促进城乡同步发展的税制
中国已经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农民负担大为减轻。但在当前,城乡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现实尚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较大,城乡税制统一的条件尚不具备,需要给农民较长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政策。具体说来,应该实行更为优惠的税收政策,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作。这样,需要进一步探索适合特定时期农村特点的税制,创造城乡税制统一的条件。例如,可以通过完善农产品加工的增值税制度,落实支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都有助于农业的发展,有助于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
4.促进环境保护和资源充分合理利用的税制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民生的改善离不开这种和谐。进一步完善税制,应该按照有助于环境保护的要求,有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按照资源充分合理利用的需要,完善相关税制,开征新税种。例如,按照建立健全资源开发有偿使用制度和补偿机制的要求,建立资源税税率(税额)有效调整机制,进一步完善资源税制,将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有助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再如,进一步完善消费税制,提高某些对环境保护不利商品消费的税率。又如,开征环境保护税(碳税等绿色税收)和物业税等一些新税种。这些新税种会促进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充分合理利用,产生更为直接明显的效果。环境保护税会直接限制污染物的排放量,有利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物业税的开征,有助于土地这种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会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有助于房价的稳定。
二、现行税制设计的主要不足
比照上述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税制设计要求,现行税制凸显出以下不足。
1.税种设计不够完善
税制的设计不科学,税收职能的发挥与社会管理的需要不尽和谐。一是征税依据没有体现市场价值。比如,不动产计税没有考虑市场价值实行动态征收,现行不动产税制仍然是依据历史成本为征税对象。二是征收范围仍然偏窄。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并不是专门的环境保护税种,只是针对使用煤、石油、天然气、矿产品和盐等自然资源所获得的收益征收。对一些重要的非矿产资源,如淡水资源、森林资源等没有纳入征税范围,使得这些资源的使用成本偏低,变相刺激了这些非矿产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使用,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另外,生态税收基本处于缺位状态,制约了循环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三是主体税种功能弱化。1994年分税制改革,名义上形成了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的框架,但事实上,由于我国经济水平较低,所得税没有成为主体税种,而仅发挥辅助税种的作用,从而使我国税制体系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以流转税即间接税为主体的单一主体税制结构。个人所得税采用分项计征模式,税率和费用扣除方法不尽合理,加之征收管理薄弱,难以充分发挥对个人收入的调节作用,远未成为我国主体税种,因而在调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有限。四是企业所得税按隶属关系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制度,严重制约了企业跨地区的重组、联营、兼并,不利于企业之间打破地域竞争。五是增值税与营业税并存,影响了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也加大了这两个税种的征管难度;生产型增值税不仅无法彻底消除重复征税的弊端,而且抑制科技进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偏小,调节力度不足。
2.间接税与直接税的比例不合理
“十五”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直接税的比重有所上升,间接税的比重有所下降。比如,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从2001年的19.2%提高到2005年的24.6%,国内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税占税收收人的比重,从2001年的58.6%下降到2005年的53.7%,但间接税比例高、直接税比重低的格局并未发生本质变化。由于现行税制中流转税占税收收入比重过大,造成原先确定的流转税与所得税“双主体”的税制模式名不符实,不利于充分发挥直接税的宏观调控作用。同时,在具体税种的设置方面也有不少问题:有些税种重复设置,有些税种性质相近、征收有交叉;有些税种已经或者将要逐步失去存在的意义,该废止的没有废止,该合并的没有合并;有些国际上通行、中国也应当开征的税种没有开征。
3.税收负担的公平性亟待加强
从税收负担的公平性看,由于我国长期对内、外资企业分别实行两套不同的所得税、财产税和行为税制度,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过多过滥,对不同地区的企业实行不同的税收优惠;对城乡实行两套税制,个别税种存在着对外国产品的非国民待遇,税率、税收优惠和费用扣除标准不同,结果使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税收负担存在较大差异,不利于企业之间开展公平竞争。现行税制未能充分体现公平竞争和国民待遇原则,即一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税收歧视,另一方面存在着“超国民待遇”,主要表现在:一是税收负担不平等。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实际税收水平不同,小规模纳税人往往要负担更多的税收;二是不同经济成分税负差异过大。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股份制经济及其他经济成分分别实行不同的税收政策;三是不同区域的企业税负水平不一。我国是将优惠政策置于沿海发达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税收高于东部经济特区;四是内外资企业税负不一。外资企业所得税负担税率差不多8%,而内资企业的综合负担税率在33%以上。另外,由于直接税特别是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以及遗产税和赠与税具有较强的收入再分配功能,直接税收入比重过低,尤其是来自所得税类的比重过低,必然会影响税制公平收入分配功能的正常发挥,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4.税收调控力度欠缺
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不够,税收职能的发挥与社会公平正义的诉求不尽和谐。现行税收体制在公平税负,引导投资向落后地区转移,刺激贫困落后地区的消费和出口,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财力优势等方面还显得比较乏力。中国现行税制是以间接税为主体,间接税最大的缺点是逆向调节作用,收入越低,承担的税收负担相对越重。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的加剧,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长,差距不断扩大,就更需要发挥税收的宏观调控职能,我国目前调节个人收入的税种只有个人所得税,而个人所得税收收入规模小,征管水平低,其占国家税收收人的比重很低,还没有成为我国地方税的主体税种,因而在调节居民收入差距方面作用有限。
5.地方税收体系不完善
由于地方税体系不完善,地方税收的聚财增收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分税制将75%的增值税和全部的消费税划归中央,把以第三产业为主要税源的营业税划归地方,而经济落后地区往往第三产业不发达,营业税税源极为有限,这就造成了地方税收收人不足,财政困难。而且我国现行税收政策存在城乡分割问题,如在城市征收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只在市、县、镇、工矿区征收,这种税收政策格局对调节城乡区域经济发展不利。加之我国财政管理体制不健全,没有一个明确、合理的税权划分与税权分配模式,从而造成了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权、财权与税权不相匹配的混乱局面。
三、和谐社会背景下税制设计的途径
篇5
关键词:税务会计;教学;优化;思考
中图分类号:G642.0?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9-0274-02
税务会计是将会计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同企业纳税活动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是融税收法令和会计核算为一体的一门专业会计,是税务中的会计,会计中的税务。《税务会计》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在了解有关税法和税收的基础上,掌握好企业税务会计核算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与基本方法,具备从事企业税务会计核算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实际工作能力。
一、开设《税务会计》课程的必要性
社会对会计人才的市场需求表明,是否具备税务会计知识已经成为衡量会计类人才的重要参考标准。在高校会计专业开设《税务会计》不仅是让学生适应会计制度和税收制度改革的需要,同时也是学生工作后替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需要。随着企业对税务会计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多,《税务会计》课程的学习对高校会计专业的学生来说就越来越重要,然而许多用人单位反映高校会计专业毕业生恰恰缺乏的是税务会计知识和技能,因此,在高校会计专业中设置《税务会计》课程是社会现实的需求。
二、《税务会计》课程的教学现状
1.教学安排不科学,教学内容单薄滞后。高校会计专业的《税务会计》课程往往是选修课程,课程一般安排在大四第一学期,而这个时期正是学生应聘、找工作、考研、考公务员的黄金季节,学生到课堂上课的时间根本得到不到保证。学习《税务会计》这门课程时是要以《税法》为基础,而《税法》课程一般在大二开设,两门课的开设时间根本就不能衔接。同时,已公开出版的《税务会计》方面的教材在内容编排、体例写作上基本是大同小异,按照税种的基本知识、税种的会计处理、简单的纳税申报知识这一程序来介绍的,这样安排,讲求知识的整体性与系统性,但对于从事企业具体财务工作的学生而言,其实有着不可避免的缺点。现实工作中,企业发生的各类涉税事项往往不只涉及单个税种,如购销产品就涉及增值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与教育费附加或者资源税等,不同的涉税事项可能还要进行不同的所得税纳税调整,这都需要学生综合运用税收知识才能进行正确的计算、申报及会计处理,而学生在以分税种的模式学习税收知识后,掌握的知识是零散的,综合运用能力较差,遇到复杂的涉税问题往往不能进行正确的处理。再加上由于税法和会计处于不断的修订、变化之中,教材上的内容往往具有滞后性,不能满足税务会计教学培养目标的需要。
2.教学手段单调,课程考核方式单一。在《税务会计》的课堂教学中面对庞大的税务会计教学任务,教师尽管采用的是多媒体教学,但届仅仅只能将教学内容和案例以PPT方式呈现给学生,仍以讲授为主,案例的运用一般局限于税务核算方面,实际工作中的具体案例没有时间讲授,也无法查找到完整有代表意义的案例。这样教学方式,学生所接触的都是理论知识,缺乏对实际案例的认识,很难将理论转化为实际的处理税收问题的技能。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上课感染力不足,学生学习兴趣不高,教学效果很不理想。目前,大多数高校对于《税务会计》课程的考核,仍沿用的是期末一张试卷进行考核,无非就是一些单、多项选择题、判断题和计算题什么的,侧重于理论知识的考核,学生不必为考试而费心尽力,通过死记硬背就可以轻松过关。
3.教师经验不丰富,实践教学流于形式。从事《税务会计》的教师往往是会计专业教师,对税法的熟悉程度没有税务专业教师强,也缺乏必要的工作经验,对于电子报税软件更是知之甚少,更不用说能教会学生运用电子报税系统,使得学生在工作中需要利用报税软件进行网上申报时,无从下手,产生极度不适应感。大多数高校税务会计实践课时很少,也没有系统科学的对应实训教材,往往将《税务会计》的实践课与《财务会计》合并在会计综合模拟实训当中,在实验室进行会计模拟,共用一套财务会计资料,完全没有突出税务会计应集中训练的内容。此外,有的学校课程计划里根本就没有安排实践教学的内容;有的学校实践条件简陋,实践形式单一,如填几张纳税申报表、算一算几种税的纳税额,而以企业整个经营活动为背景的综合实践却很少见,这样使得税收会计实践教学流于形式。
三、优化《税务会计》课程教学的思路
1.完善教学计划,突出教学重点。在教学计划上,按照《财务会计》、《税法》、《税务会计》的顺序,依次安排在不同的学期,尽量将《税务会计》调整到大学三年级开设,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学生的课堂学习时间得到保证,有效地完成教学任务。在教学内容上,《税务会计》课程应重点强化以下内容:一是强化主要税种特殊问题的教学。《财务会计》课程已经涉及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所得税等税种的一般会计处理。《税法》课程也已经重点介绍各税种的纳税义务人、纳税范围、税目、税率、税额计算、纳税环节等基本内容。因此,《税务会计》课程应强化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出口退税、企业所得税暂时性差异等问题带来的会计处理,更需要重点强调的是教师应跟随国家税收的政策,及时向学生讲授有关税种的变化,如当前全面推行的营业税改增值税的相关会计内容。二是强化纳税申报实务的教学。纳税申报是税务会计实务中的重要环节,纳税申报的关键是如何编制纳税申报表。在教学中,以具体企业的纳税申报表为例,重点强调主要税种特别是增值税、所有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纳税申报表的编制,通过编制纳税申报表以达到巩固学生所学的理论知识和提高应用能力的目的。
2.采用多样教学方法,改善实践教学环境。现有的税务会计教学方法主要是“以教师为主体、学生被动接受”的模式,忽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因此,税务会计课程应实行启发式教学,将案例教学、项目教学、情景教学等多种方法引入教学过程,以多样课堂教学的方式吸收学生,提高教学效果。与此同时,教学实践是税务会计教学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这就要求学校:一是加大资金的投入,建立税务仿真实验室,配置各种硬件设备和征管软件,形成局域计算机网络,使学生身临其境,在短时间内比较全面地了解税务机关的各项业务工作流程和涉税业务办理,验证和巩固所学的理论知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二是积极与校外会计师事务所或税务所、税务机关、企业联系,建立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组织学生定期进行实习,让学生多方面接触实际,增强社会竞争能力。
3.培养教师专业技能,激发学生自发学习。教师是教学活动中的主导者,其专业技能的高低直接影响教学效果。随着税法的不断变化,税务会计教师必须抱有活到老学到老的学习态度,一方面教师通过参加培训、学术交流、自学等方式及时更新知识,提高理论知识水平;另一方面学校应提供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教师走出校门,进入企业,获取实际工作经历,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同时,学校以组织竞赛、成立学习讨论班、学生参与教师课题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更好地调动学生的潜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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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左晓敏.会计专业《税务会计》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J].中国证券期货,2012,(1).
[3]陈东京.税务会计教学改革方法研究[J].中国电子商务,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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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亚当。斯密;税收原则;完备性;兼容性
一、引言
近年来,关于税制改革的议论此起彼伏,部分税种的改革措施也相继出台。2005年10月,我国对个人所得税进行了部分调整:一是为实现公平目标,将工资、薪金所得的月免征额提高到1600元;二是为充分掌握纳税人的信息,增加了全员全额扣缴的规定。2006年4月1日起,我国对现行消费税的税目、税率及相关政策进行了调整。此次对消费税的调整一是重视强化其调节功能,二是重视促进环保资源节约。此外,还有更多尚在论证,但暂未付诸实施的改革建议。如增值税的转型问题、燃油税开征的问题、两税合并问题以及个人所得税的进一步完善问题等。事实上,种种税制改革的方向与定位无一例外地要受如下两方面约束:一是各税改革所应强调的基本原则;二是各具体税种的实际可操作性。正如萨伊所说:“各种特殊的税种首先要满足这些一般原则,才能继而研究各种具体课税方法和归宿。从公共繁荣的观点来看,无论现在征收的税或将来征收的税,都必须依照这些原则,衡量其好坏”。此次个税改革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首先强调公平分配的基本目标,所以仅将工资、薪金所得的免征额提高;其次考虑到可操作性,仅仅做了提高免征额的调整,其他如改变课税模式、课税单位等改革建议并未被采纳。因而,税制改革的一般逻辑就是先确定大的原则方向,再通过具体税制调整达到目标。大的原则方向即为课税的原则。
课税原则规定的是政府对什么征税,征收多少,怎样征税,是政府在设计税制、实施税法过程中遵循的基本理论准则,也是评价税收制度优劣、考核税务行政管理状况的基本标准。税收制度的设置应该遵循什么原则,这是西方经济学界200多年来一直关注的重要问题。从18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亚当。斯密起,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信市场自身调节的力量,遵循税收中性原则占据着主导地位。由此诞生了亚当。斯密以平等、确实、便利、节约为代表的征税原则。并被后人奉为经典,谈到税制改革必以亚当。斯密的税收原则为指导。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税收政策主要受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所左右,认为税收可在市场失灵时有非中性,主张运用税收纠正市场存在的缺陷。到了70年代中后期,在政府干预经济部分失灵或失效的情况下,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不断受到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新自由主义学派等的轮番冲击与挑战。这些学派主张力图减少国家干预,依靠市场经济自身的力量来保证经济的运转。因此,税收中性思想又有了复归与再发展,并已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税制改革的基本理论依据。
然而,亚当。斯密的税收四原则是否能够涵盖所有税制改革的总体目标要求?是否所有税制改革都要以不违背其任一原则为评判依据?这是税制改革前首先需要明确的重要问题。本文认为,亚当。斯密的税收四原则只是特殊历史时代的产物。虽然其中性思想代表着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迁,已不能完全涵盖社会对税收制度提出的原则性要求。而且,也不可能使单一的税种改革做到完全遵循所有原则。
二、亚当。斯密税收原则的完备性考察
亚当。斯密是18世纪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他的巨著《国富论》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立。虽然在重商主义流行的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就出现了配第、诺思、休谟、布阿吉尔贝尔和魁奈等一批不同程度地摆脱了重商主义观念束缚,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研究者,但直到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出版,才最终战胜了重商主义,实现了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一次革命,创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从而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形成。所以,马克思说:“在亚当。斯密手中,政治经济学发展到某种完整的地步,它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完备的轮廓。”
斯密在《国富论》中综合了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和财政学说,极力主张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政府应减少干预或不干预经济,他的这种思想通过所谓的“廉价政府”、“夜警政府”得以充分体现。他认为国家对民间资本征税,会相应地削弱经济发展的能力。《国富论》第五篇讨论了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对如下几点作了详尽的说明:(1)什么是国家的必要费用?其中,哪些部分应该出自赋税;(2)赋税是怎样募集的?各种筹集方法有何利弊;(3)国家为何要举债?债务对于真实财富有什么影响?因而,斯密是把课税原则明确化、系统化的第一人。从经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他提出了平等、确实、便利、节约的著名的四大原则。然而,虽然斯密的税收四原则反映了自由资本主义对税收政策方面的基本要求,但毕竟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所做出的总结。鉴于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税收政策有着不同的需要,这就注定了它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而不能仅仅局限在为自由资本主义服务。因而,任何时候它只能作为税制设计参考的部分,而不是全部。事实上,在其前和其后的很多经济学家都对税收原则有过总结,相比之下,斯密的税收原则体系并不是最完整的。配第在《赋税论》中论及了人民抵制赋税的原因。大概可归为征收数量方面、税负分配方面、税款使用方面和税种设置方面。由此,他总结的征税原则除了公平、节省外还有关于税基的选择,提出了反弹性的思想。 “盐这种东西,不论对任何阶层的人说来都是普遍需要的,富人需要盐,穷人也需要盐,……那么盐税就是一种特殊的捐税,就是一种独占”。此外,还赞同以消费面非所得为基础的税制,认为这样可体现公平,避免重复征税。“每个人按实际享受缴税,符合自然的正义。……人们不至对同一物品缴纳二倍或二次税。因为不论何物品,都只能消费一次”。
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在其《赋税论》和《农业国经济统治的一般准则》两篇著作中首先强调了从征税对象和征税形式方面来建立一个税制的基本框架,在一个合理的框架下才能达到轻税和扩大再生产的目标。“关于赋税落在哪些对象身上的问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总是落在同一个原本上,因为总是靠土地收入来支付。”在征税形式方面,“对私人财产和农产品贸易征税是最有害的征税形式,但这种征税自古以来都被认为是最恰当和最容易的征税形式”。其次,他还提出了税收不可侵蚀资本的原则,认为这样有碍再生产。“因此不能对分成租地农场主的生产性财富征税,因为这意味着破坏国家每年再生产财富的泉源。”。再次,对征税的规模也有原则限制。“租税不应过重到破坏的程度,应当和国民收入的数额保持均衡,必须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休谟是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主要作为哲学家而出名。但他在为数并不多的经济论文中也发表过一些有影响的观点。他的税收思想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适度原则;二是公平原则;三是隐蔽原则。他在《论赋税》中充分肯定了对消费品的征税。“如果对贫民百姓的消费品征收捐税,其必然后果看来不外乎二条:穷人不是节衣缩食,便是提高工资……。但是,紧随着赋税而来的往往还有第三种后果,即:穷人提高其生产积极性,完成更多的工作,以保持原先的生活水平”。此处,休谟显然是将间接税的好处寄托在由征税而引起的收入效应上。这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劳动力过剩和供给弹性低的社会现实是有一定的逻辑必然性的。此外,他对消费税的推崇还在于它的隐蔽性和自愿性。“捐税以加在消费品,尤其是奢侈品上最为适宜,因为这种捐税最不易为人们所察觉。捐税就在无形中一点一滴地被交纳了,根本不为消费者所觉察”。这种观点似乎过于乐观地描绘了由消费的自愿性所带来的消费税分配上的公平性。而事实上往往出于对税收收入的需要而将消费税的课税对象扩大至生活必需品,由此便带来消费税的累退性。因而,休谟就把消费税弊端的忽略和利处的突显建立在一种理想上的税负适中均衡的假设基础之上了。“要是赋税适中,负担均衡,不影响生活必需品,上述后果必然出现”
尤斯蒂是站在国家观立场上来研究如何适当征税的。他的征税原则是在其对捐税做出自己的定义的基础上而得出的。他认为:“所谓捐税,是当王室领地和特权项下的收入不足以应付国家的必要支出时,人民不得不就其私有财产和收益按一定的比率作出的支出”。由此,在不得妨碍纳税人的经济活动,而且是实属必要的场合时,国家才能征税。在征税时,在确保国库原则这一最高原则外,还需要符合其他原则。其中与斯密的不同之处在于:(1)不侵害公民的自由权。“组织税收制度时必须时刻铭记在心的第三个基本原则就是在募集捐税时所使用的方式方法,不得损及国家和人民的福利,不得损及公民自由权。”。(2)以国情为原则。“第四个基本原则,应按照国家的性质和政府体制来组织税务制度,这样就容易显示税制的公平无私。……如果一国的财政制度与它的政治体系不相投合,那么,不仅由于它所导,向的方针不会与国家的处境相协调而使其效能减弱,而且使整个国家合而为一的、使其各部门得以向一个共同目标奋斗的那些各部门之间的必要的联系与协调,将受到阻碍”。
西斯蒙第在接受斯密课税原则的基础上,还提出了国家征税的量的界限,即对穷人要免税,以维持其基本生活的需要。“如果赋税接触到生活需要,以致使纳税人无法生活时,则应对这部分收入免税。根据人道的原则,应该说最重要的是永远不能使赋税触及纳税人生活所需的收入”。对富人也不能重税,以避免出现资本外逃。“资本家随时可以使他们的财产逃避苛刻的捐税,税务机关即使获得了原来没有掌握的,能了解他们收入的种种便利条件,可是为了不使他们的财富外逃,仍然要规定永远不能对他们征重税。”同时也提出了国家筹集税收收入的质的界限,即国家任何时候都要以轻税为目标。在论赋税篇中,他反对魁奈的实行单一土地收入税的看法,认为税种应该多样化。“收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赋税也应当随之而分门别类。”。在征税的对象上,他与李嘉图的看法一致,认为政府应该针对收入纳税,而不是资本。“财富种类很多,其中只有收入是应该纳税的。因为政府要利用征收的税额支付非生产性的费用。”
由此,西斯蒙第总结了以下几条征税原则,以供税制设置时参考:(1)以收入而非资本为对象。“对前者征税,国家只是支出个人所应支出的东西;对后者征税,就是毁灭应该用于维持个人和国家生存的财富。”(2)对低收入者应该免税。“赋税是公民换得享受的代价,所以不应该向得不到任何享受的人征税;就是说,永远不能对纳税人维持生活所必需的那部分收入征税。”(3)赋税应避免使资本外逃。“决不应该因征税而使应纳税的财富逃出国外,因此,规定赋税时对于最容易逃税的财富应该特别缜密考虑。赋税决不应该触及保持这项财富所必需的那部分收入。”(4)要以轻税为原则。“任何赋税,使百姓向税务机关缴纳的收入越多,为害也就越大;任何赋税,要钱越少,越是好税。”(5)税制要尽量简化,遵从成本小。“任何赋税,要求人们接受的监督越广,对公民自由的破坏越重,越是坏税;任何赋税,使人产生隐瞒的企图越小,使人受得的监督越少,自愿完纳的成分越大,越是好税。”
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将政治经济学看作是一门阐明财富是怎样生产、分配与消费的科学。并提出了有名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三分法,即分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三部分,而且这三者在逻辑上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基于这种思想,属于财富分配范畴的赋税的影响范围自然而然不会仅仅局限于财富的分配领域,而是同时影响到生产和消费。因而,萨伊对赋税原则的讨论融合了赋税对生产、分配、消费的广泛影响。他指出,最好的租税,或为害最小的租税应符合如下原则:(1)税率适度。因为“不论是生产性消费或非生产性消费,总受到他的收入数目的限制”。收入的减少必然使对产品的需求减少,从而供给也减少,致使课税对象减少。这就是“税率增加而税收并不比例增加的原因,也就是在财政算术中二加二不等于四这句话成为一种格言的原因”。(2)超额负担小。“在最少程度上造成只烦扰纳税人而不增加国库的苦况。”(3)“在最小程度上妨碍再生产”。萨伊认为“所有租税都可以说有害再生产,因为它阻止生产性资本的累积。”正如西斯蒙第巧妙地把这比作在播种时间而不是收成时间征收什一税一样。因而他赞成对资本轻税。(4)有利于引导公民的行为。“有利于国民道德,即有利于普及对社会有用或有益习惯的租税”。
从萨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认为税收基本上是有害的,都会妨碍社会的再生产。但同时税收又是不可避免地客观存在的。所以与其他经济学家不同的是,他着重强调税率要低,以将其对再生产的影响降至最低。此外,他还第一次提出国家应将税收做为一种调控国民行为的工具来加以使用,并在制定具体税制时有目的地予以贯彻。
瓦格纳是讲坛社会主义的重要成员。他反对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提倡洛贝尔图斯和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在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纲领中,他指出国家应让下层阶级能享受由生产力提高所获得的物质生产的成果和文化财富;还强调了国家筹措财源的目的就在于保护下层阶级的利益,国家应通过租税政策干预社会分配。他不但将斯密的赋税四原则加以扩大,并主张以赋税作为调节财富与收入的再分配、降低贫富差距的工具。他在《财政学》中承认国家对经济活动具有积极的干预作用,主张通过各种方式来改善有市场主导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以解决社会问题。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认为正确的税源应选择国民收入,而不是资本所得和财产所得;选择税种则应考虑税负转嫁之问题,因为这关系到实际负税的公平性。可见,瓦格纳的税收原则改变了先前一些消极的思想,认为税收收入既要充分,又要弹性,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一个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此外还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职能。而且明确指出国家在征税时要注意保护税本,培植税源,不能使税收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几次比较大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之后,西方国家逐渐意识到了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自身所固有的缺陷。这些缺陷单纯依靠市场本身是无法解决的,必须借助于国家干预。因而很多新的经济学流派应运而生。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凯恩斯经济学派和福利经济学派。二者在财政政策方面都十分重视借助税收工具来达到社会目标。比如凯恩斯建议通过财政支出的增加来扩大社会的有效需求,通过税收再分配的作用来扩大个人的有效需求;福利经济学派则重视运用税收工具来改善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使得总体的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等。
在现代财政理论中,两个最重要的税收原则即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效率原则包括税收的经济效率和制度效率两方面。经济效率指税收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影响应尽可能降到最小,力争保持中性状态。税收中性的内涵不仅局限在消费者的额外负担上,而且扩展到了包括税收诱因对各种经济活动的影响,如劳动、储蓄、产业决策、投资等。然而,税收中性在现实中实际上很难做到。不但如此,而且有时甚至还需要借助税收的非中性。例如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国家有必要通过非中性的税收来纠正市场缺陷,使市场有效运转。制度效率是指税收制度在保证筹集收入的基础上做到费用最小化。这里的费用包括了征纳双方因征纳税所发生的费用。即政府的征收费用和纳税人的遵从成本都要小。公平原则也有新的发展,包括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强调的是具有相同福利水平的纳税人在纳税前后的福利应该是相同的。但这一原则实际上存在操作上的困难。这主要体现在如何衡量不同纳税人的福利问题。不同的纳税人有着对福利的不同理解:有的强调收入能力,有的强调消费能力,有的甚至强调闲暇的时间。纵向公平强调的是具有不同福利的纳税人应该缴纳不同的税款。这不但涉及到福利的度量问题,还涉及到课税方法的选择和区别征税程度的问题。税收学界通常用受益原则和能力原则来体现纵向公平。受益原则要求纳税人根据其从公共服务中所获得的利益大小纳税。该原则从理论上来说具有合理性,但在实践上受制于三点:一是难以量化受益,二是难以克服公共物品的“免费搭车现象”,三是会使对公共品的需求发生扭曲。能力原则要求纳税人按照其能力来纳税。衡量纳税人的能力通常使用客观说和主观说。客观说以所得、支出或者财富的标准来衡量。以所得为基础的关键问题在于对所得标准的判断;以支出为基础的优点在于更能体现公平的要求,缺点在于统计个人支出总额的困难和如何对待生活必需品的消费问题;以财富为基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对财富进行估价以及管理上的困难。主观说强调的是纳税人在纳税之后的边际效用相同;而判断边际效用大小需要以社会福利函数的形式为基础,根据所依据的是功利主义、罗尔斯主义还是折衷主义的原则,可区分为相等绝对牺牲论、相等边际牺牲论和相等比例牺牲论等。
这些原则的形成背景不同于斯密所处的时代,但却无一例外地是与不同国家的特定历史时期相联系的。而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目标对税收政策的要求不是一成不变的。当市场基本面良好的时候,应强调税收中性;当资本稀缺的时候,税收不应侵蚀资本;当市场不能正确引导公民行为时,税收甚至可以用来代行其责,等等。总之,确定税收原则的基本准则是一国的国情,斯密的税收原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普适性的原则体系。
三、亚当。斯密税收原则的兼容性考察
斯密的赋税原则是否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指导税制改革呢?是否违反某一原则就意味着税制改革是不合理的呢?答案是否定的。斯密本人在列举各国在征收特定税时,并不总是完全遵守上述四原则的。如地租税就违反了第一原则,但符合其他三原则;什一税及其他一切类似土地税,表面看似乎十分公平,其实极不公平;营业利润税由于在操作上只能实行大小店铺多寡一律的方式,因而也是不公平的;房租可以区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或可称为建筑物;其二,通常称为地皮租。”因而房租税也往往会自行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住户担当,一部分由地皮主支出。而由于房租对于全部生活费的比例,是随财产的多寡而不同的,所以房租税的负担一般是以富者为最重,这被认为是公平的。但要相当正确地确定各房屋的实际房租,则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在规定房屋税时就根据一些比较明显的事实,比如炉捐和窗税来代替。因而是不符合确定性原则的。人头税如企图按照各纳税者的财富或收入比例征收,那就要完全成为任意的了。如按照每个纳税人的身份征收,那就完全成为不公平的。因同一身份的人,其富裕程度常不一样。“因此,这类税,如企图使其公平,就要求完全成为任意的,不确定的;如企图使其确定而不流于任意,就要完全成为不公平的。不论税率为重为轻,不确定总是不满的大原因。在轻税,人们或可容忍很大的不公平;在重税,一点的不公平,都是难堪的。”课加在低收入者身上的人头税,实质就是一种对劳动工资的直接税。由于对低收入者是依其推定的财富程度征收,因而具有种种不便利性。但征收这种税有两个好处,“其一是收入稳定;其二是所费有限”。此外,是否能使征税做到公平,还要依赖于税负转嫁的情况,并不仅仅是取决于表面上的公平。因劳动者的工资受到两种不同因素的支配,即劳动的需要和食物的普通或平均价格,所以“对劳动工资所得课税虽可能由劳动者付出,但严格地说,在课税后劳动需要及食物价格仍保持课税前的原状时,所交税款其实都是直接由雇他的人垫支的。”而雇主一般是会将所垫款项转嫁到货物价格上的,因此,工资提高额及利润增加额最终都是归消费者支付。所以,将劳动工资列为征税对象不一定就能使税后工资趋于公平。对消费品征税则要依据不同的情况来确定转嫁问题。斯密将消费品分为必需品和奢侈品,必需品是指“不但是维持生活上必不可少的商品,而且是按照一国习俗,少了它,体面人固不待说,就是最低阶级人民,亦觉有伤体面的那一切商品。”此外,一切其他物品即是奢侈品。由于劳动工资部分地受生活必需品的平均价格的支配,所以凡提高其平均价格的事物都会造成对工资提高的压力。因此,对生活必需品课税和对劳动工资直接课税所产生的影响是相同的。“这种税最终总是通过增加的工资而由其直接雇主垫还给他,而雇主则将增加的工资,连同一定的增加利润,转嫁到货物价格上去。所以,此税的最后支付以及连这增加利润的支付,将由消费者负担。”对奢侈品的征税则并不一定会引起劳动工资的增高。而且,除这奢侈品本身的价格外,其他任何商品的价格不会因此而提高。对必需品征税则会引起其他一切商品价格的连锁上涨。
至于消费品的征税方法,无论对于必需品还是奢侈品来说一般有两种。“其一,可根据消费者曾使用某种货物消费某种货物的理由,叫他每年完纳一定的税额;其二,当货物还留在商人手中,尚未移交到消费者以前,即课以一定的税。”当然,这两种不同的课征方法有着不同的适用对象。“一种不能立即用完而可继续消费相当的时间的商品,最宜于以前一方法课税;一种可以立即消费掉或消费较速的商品,则最宜于以后一种方法课税。”可见,即使对同一性质的消费品征税,也会因其各自适宜的征税方式而难以实现公平的原则。作为替代方法,马太。德克尔爵士有一个有名的提议,即“主张一切商品,甚至立即或迅速消耗的商品,都须依下面这方法课税,即消费者为得到消费某商品的许可执照,逐年完纳一定金额,商人不付任何税额。”此计划之目的在于使商人的全部资本都能用在流通上,而不是部分用来垫付税款。但若对迅速消耗的商品采用这种方式课税则避免不了以下弊端:“第一,这种课税方法和普通课税方法比起来,较不公平,不能好好按照各纳税者的费用和消费比例课征;第二,按照这种方法课税,消费某种商品,或一年一次或半年一次或一季一次付许可执照的费,对迅速消耗商品所课各税的主要便利之一,即陆续缴付的便利,便要大大减少了;第三,这种税所引起的取缔奢侈的作用就变小了。消费执照一度领得了,领照者多饮也好,少饮也好,其所税都一样;第四,要消费者一次性付出等于现在他在各该时间内不感觉什么不73方便的付税总额,恐怕会使他大大叫苦。因此这种课税方式,不处以残酷的压迫,就不会生出现在课税方法所能取得的同等收入。而现在的课税方法,却是没有任何压迫的。”可见,这种替代方式不是违反公平原则,就是有悖便利、节约的原则。要兼顾到所有原则,似乎是十分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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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 美国的策略就是控制定价权。美国为了控制定价权,厂商给中国的代工厂下单的时候都有一个原则,就是把各种成本核算清楚,最后给中国代工厂5%的利润。另外他们有意制造中国代工厂的过剩产能。比如李维斯有1000个订单,中国刚好有两个代工厂,每个代工厂各有500个订单的产能。美国一定是先给第一个代工厂1000个订单,这个工厂马上把产能增加到1000。美国同样给第二个代工厂1000个订单,第二个代工厂马上也把产能增加到1000,两个代工厂为了做生意就要抢订单,只有降低价格、杀价竞争,搞到最后中国代工厂接近零利润,甚至是负利润。控制定价的这两个办法,使得中国代工厂生产的产品卖到美国之后非常便宜。
食 美国的策略是直接补贴。中国的小麦和玉米的价格比美国贵50%,所以吃粮食的鸡鸭鱼猪等等的,都比我们便宜。美国的直接补贴分两步走,第一步低息贷款,第二就是直接给钱。美国政府通过这两个直接补贴的办法使得美国农产品以及吃农产品的副食品都很便宜。中国也有两个补贴的办法,第一是农机具的补贴,拥有农机具的是商人,不一定是农民,他们帮农民耕地是收费的,对他们进行补贴之后对农产品的价格影响不大。第二是保护价收购,只要农产品价格跌了以后,政府马上按照保护价格来收购,但是卖到市场也是保护价。所以保护价收购听起来是保护农民的,但实际是全体老百姓买单。
住 美国的策略是控制通货膨胀和税收。中美两国同样最大城市的商业地产项目,美国的价格是我们的30%。中国的地产总共要收12种税跟56种费,这加在一起就是占了房地产价格的 70%左右,这些就是我们比美国高出的部分。房价为什么会涨这么快?美国过去100年通货膨胀平均每年3%,房价涨幅差不多每年4%,因此在美国买房可以对抗通货膨胀。中国过去10年,中国平均每年印钞速度是18%,另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房价平均每年的涨幅分别是北京23%、广州21%、上海17%、深圳14%,加在一起平均是18.75%,接近19%,因为钞票印得过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老百姓买房子来避险,这是中国房价上涨最主要的原因。让房价下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要乱印钞票。美国控制通货膨胀同时再控制税收,因此美国的房地产和我们相比,我们是它的337倍,所以老百姓住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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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能源汽车 绿色节能 汽车推广 模式研究
一、前言
就目前情况而言,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乃至全世界汽车发展行业的发展趋势。发展新型能源汽车能够有效地缓解汽车尾气排放对环境污染的压力,提高可再生资源的能量利用效率。我国汽车生产的数量繁多,但是在汽车的口碑以及销售效果上与其他国家的产品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对于我国的汽车生产领域而言,很多企业不是缺乏新型技术,而是缺乏有效的推广策略,需要我们不断完善与发展。
二、我国目前新能源汽车推广的现状
(一)新能源汽车在我国推广具有的分析
1.国家政策优势。国家行政机关为扶持新能源产业,并且使其健康全面的发展,特别是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并且为了扎实推进汽车行业能源和排放双节省工作,对新能源汽车的消费税特别制定了优惠政策,当前消费税的税收征缴将把新能源汽车排除在这个范围之外,包括了电动汽车。这个减免政策的推出帮助消费者大大地降低了购车成本,并且使新能源汽车价格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2.广大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更转变简单。我国汽车消费总量增长过程与那些已经普及汽车消费的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消费爆发期。虽然发达国家推出了大量的激励政策来推动新能源汽车的营销,但是由于我国汽车工业发展速度迟缓,原始动力汽车工业规模不成熟和覆盖面较窄,这为我国新能源汽车营销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竞争优势。
(二)新能源汽车在我国推广的主要缺点
1.既有优惠政策没有足够的执行力度。很多地方政府对新能源汽车税收政策的落实不到位,目的是为了保护地方传统汽车产业,这就致使中央政府机关的优惠税务政策难以深入贯彻,新能源汽车的价格竞争优势不能充分体现,使新能源汽车的营销推广受阻。
2.营销花费较大。中央政府对新能源汽车的免税政策虽然减少了消费者的部分负担,但是目前汽车市场上新能源汽车售价仍然居高不下。新能源汽车与传统汽车的市场价格比例依然未变,这样就会对新能源汽车的销售工作造成不能被战胜的阻碍。
三、关于推广新能源汽车的几点建议
(一)创新新能源汽车营销推广新理念
新能源汽车营销工作的重心是绿色消费,营销者应该积极的提倡。随着目前新能源汽车技术不断发展,新能源汽车突出的优势是节能环保,并且是当今社会所独有并且越来越有优势,因此带来了明显的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效果。别具一格的市场竞争优势使新能源汽车为广大消费者所接受和支持,可是新能源汽车的销售价格居高不下也是销售者不能逃避必须面对的事实。所以,新能源汽车营销团队应该在确定和实行营销方案时,把新能源汽车别具一格的绿色环保理念充分彰显出来,为了加深不同阶层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生态友好环境保护以及低碳等功能的印象,营销团队可以举办多种类型的营销介绍会,从而对消费者产生积极刺激,使他们产生积极的消费行为。
(二)积极推广体验型消费理念
指引新能源汽车的潜在消费者开始提前的试用消费,是新能源汽车体验型消费理念的本质,而后通过消费者对这次使用的满意程度来决定是否消费。新能源汽车营销者可以举办向潜在用户群体提供的免费试用活动,来吸引更多消费者参与体验型消费活动,使新能源汽车的隐藏销售空间快速增大。为了避免一些客户没有能力购买新能源汽车或者没有想法购买新能源汽车参加免费试用活动,营销者可以采取以旧换新的营销方法,让有指定价位的旧车主来参加免费试用活动。这个举动可以使免费试用体验活动成本不至于过高,同时可以将有消费能力也有消费意向的潜在客户群体归入到营销团队的目标消费者群体中。
(三)充分利用网络平台
在现在的新能源汽车的销售和宣传手段可谓是多姿多彩,最早采用直接设计现实中的平面广告来营销新能源汽车,后来,因为电视的出现,通过电视传媒来推广新能源汽车成了主要手段,现今社会网络速度不断提升,计算机使用的基本普及,直接导致网络成了新能源汽车的主要推广手段。通络网络来传播新能源汽车的销售和其他传统销售途径相比,具有自己独特销售特点,这些特点也直接推动了销售工作的进行。现今电脑和网络的安装对于多数家庭来说都成了十分简单的事情,不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条件,而且在广告的制作方法和宣传方面的建设资金也很少,所以可以用很少的消费来达到销售者满意的效果。还有一点优势,就是充分运用了网络可以相互交流的功能,这样一来在家便可以进行消费者和销售者的沟通,让消费者更加深入的了解新能源汽车的最新情况,销售者也可以切实地了解到每一位消费者的真正需要,通过这种相互了解,增加双方自身的利益。而且,根据经验和现实结论来判断,现今长期存在于网络环境中多半都是年龄比较年轻的群体,他们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比较好,并且能够相信和理解这些新生事物,这两种条件也间接地促进了新能源汽车的推广。网络推广新能源汽车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不受时间的限制,在使用网络的同时就能够弹出广告,这一特点避免了传统推广渠道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包括时间和地点两个方面,这样一来能够很大程度的提高新能源汽车的推广程度和推广效率。
(四)增加信贷模式
信贷购物营销模式是当今营销推广的主流方式,已经逐渐应用到很多个营销领域了。为了推广新型能源型汽车,可以适当加大信贷优惠力度,增加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加快能源汽车的发展速度。当今新型能源汽车的主要购买群体便是年轻人,而懂得应用信贷方式的人群正式年轻人这一大群体,应用一定的手段,可以使二者相互契合,通过信贷服务促进年轻人购买新型能源汽车的能力,达到营销推广的效果。另外营销者还可以应用汽车租赁的形式,来增加新型能源汽车的流动性,其中电池的租赁工作尤为重要。新型能源汽车的生产企业在进行营销推广的时候,可以为消费者提供能源电池的便利条件。在这个过程之中,可以对新型能源汽车电池的营销活动进行进一步的推广,增加消费者对新型能源汽车的信任程度以及购买的动力,推进能源汽车的使用,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
四、结语
新型能源汽车是汽车行业发展的新方向,为了使消费者能够认可新型能源汽车,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营销推广工作。要通过创新推广理念、改革消费理念、充分利用网络手段以及改变营销模式等几个主要的方面。并且要在逐渐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创新,为新型能源汽车发展的推广工作作出贡献。
(作者单位为沈阳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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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芳.我国新能源汽车推广策略研究――基于特斯拉推广模式的借鉴[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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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 就业 公务员
财政学是研究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分配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规律的学科。它主要研究国家如何从社会生产成果中分得一定份额,并用以实现国家职能的需要,包括财政资金的取得,使用、管理及由此而反映的经济关系。
财政学可按财政分配的主体分为:以资本主义国家财政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财政学,和专门以社会主义国家财政为研究对象的社会主义财政学,以及对各个国家财政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的比较财政制度学。
随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财政学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在17和18世纪,重商学派讨论了消费税的课征 ;官房学派讨论了财产税以及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财政管理;重农学派提出了只有土地提供纯生产,主张征收土地纯生产的单一税。
财政学对社会主义国家财政分配关系的种种理论问题作了阐明。主要包括:①增加财政收入的源泉和途径。②社会主义财政和财务管理利用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严格实行“生产费用”与“效用”的比较,加强经济核算,力求以最小的劳动耗费取得最大的劳动成果,提高经济效益,为发展生产和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提供物质基础。③社会主义财政分配同国民经济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以及通过财政分配适当安排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和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④财政收支、信贷收支与物资供求之间的综合平衡。
现在一般认为财政学主要研究增加财政收入的源泉和途径;财政和财务管理利用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严格实行“生产费用”与“效用”的比较加强经济核算,力求以最小的劳动耗费取得最大的劳动成果,提高经济效益,为发展生产和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提供物质基础;财政分配同国民经济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以及通过财政分配适当安排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和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财政收支、信贷收支与物资供求之间的综合平衡。
财政学可按财政分配的主体分为:以资本主义国家财政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财政学,和专门以社会主义国家财政为研究对象的社会主义财政学,以及对各个国家财政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的比较财政制度学。按财政分配的内容可分为:国家预算学、国家税收学、公债学、国营企业财务学、固定资产投资学等。按财政发展的历史进程可分为:财政史、税制史、公债史,以及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理财思想的财政思想史。
自改革开放以来,财政专业一直比较热门。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各个公司、企业为了加强自身的竞争力,势必首先规范财务管理,强化资本运作,需要大量的财经人才加盟。政府部门和行业部门也会加大这类人才的需求量。 专业就业点主要有三个:税务筹划、对外贸易、公务员,
一、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亦称“国外贸易” 或“进出口贸易”,简称“外贸”,是指一个国家(地区)与另一个国家(地区)之间的商品、劳务和技术的交换活动。这种贸易由进口和出口两个部分组成。对运进商品或劳务的国家(地区)来说,就是进口;对运出商品或劳务的国家(地区)来说,就是出口。这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就开始产生和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更加迅速。其性质和作用由不同的社会制度所决定。
外贸在沿海一带大小城市发展都非常快,对外贸人才的需求也大,而且,浙江、江苏一带民营企业也开始意识到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性,开始大量招聘有学历的新手,是毕业生们入行的好机会。缺点是有些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源保障做得比较差,员工个人福利缺失。薪酬现状:新人做外贸,在外企待遇在5000元/月左右。而外贸就业机会集中的温州、义乌等地,新人的待遇大概只能在2000元/月左右。当然,在拥有一定的客户开发能力后,贸易提成是一笔更大的收入来源。
二、税务筹划
税务筹划,是指在纳税行为发生之前,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税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通过对纳税主体(法人或自然人)的经营活动或投资行为等涉税事项做出事先安排,以达到少缴税或递延纳税目标的一系列谋划活动。
通过税务规划进行合法避税是很多公司的必然选择,另外,一些个人也将选择目前国外流行的聘请咨询师税务规划的方式来合法减少税务支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今后的几年里,税务规划方面的职位将在需求和薪酬方面有大幅度的攀升。规模较小的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助理大概月收入在1200-2000元之间,规模较大的外资大所,试用期待遇都在6000元左右。
三、公务员
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公务员职位按职位的性质、特点和管理需要,划分为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等类别。长期以来,公务员稳定、工作压力小、薪酬待遇中上等优点被很多人所青睐,但是近些年上岗竞争空前激烈,经常出现几百人竞争一个职位的场景。财政学专业毕业生的对口职位大都在财政局和税务局的税收规划、审计、资产管理等方面。
目前,公务员中62.1%的科员年收入在2.5万元以下;71%的科级公务员年收入在2.5万至4万元之间;48.7%的副处级公务员年收入在4万到5万元之间;正处级公务员中年收入超过5万元的占56.2%,但是部分部门的相关福利待遇很不错。
参考文献:
[1]《财政学》陈共等.图书馆目录[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5
[2]《中公教育・国家版・行政职业能力测验》李永新 张永生 邓湘树 李琳.图书馆目录[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5
篇10
1 企业税务风险产生的原因
根据我国税务稽查局的统计数据显示,近七成以上企业存在重大的税务风险,近九成企业存在一般性的税务风险,税务风险已经成为企业“甩不掉的影子”和“定时炸弹”,是什么原因导致企业如此高比例的税务风险,下面将从企业内外两方面进行分析。
1.1 外部因素
1.1.1 宏观环境不断变化带来的风险
宏观环境受经济、文化、军事、科技、人口、自然等因素影响,多变而难以预测,是引发企业税务风险的重要外部因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宏观环境的变化可为企业发展带来机会,但从税务风险管控的角度,宏观环境的多变,会大大增加企业税务风险管控的难度。全面的税务风险防范是建立在可预见未来的基础上的,未来可预见性越强,风险就越可控。然而宏观环境的多变性和不可预见性,对企业的税务风险防范和税收筹划产生将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会降低风险防范的效力,另一方面还会增加风险控制的成本,使得税务风险防范的成本效益下降甚至是不可取。
1.1.2 税收法律法规变动带来的风险
税收法律法规是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完善和改进的。随着经济发展,旧事物的消失,新事物的出现,对税法不断提出挑战,所以对待税收法律法规要从一个动态的角度而不能静止地看待。比如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专业分工越来越细,一件商品的完成可能要经过多个企业多个流程,营业税重复纳税的缺点就会不断被放大,直到2016年5月1日全面实行“营改增”,才终结容易重复纳税的营业税。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电池的使用量越来越大,对不达标准电池的控制迫在眉睫,所以自去年2月开始起对部分电池开征消费税,有方向性的引导消费者消费,同年取消了对轮胎征收消费税等。如此伴随经济的发展,许多税法旧制度难以满足现代经济的要求而不断进行调整,由于企业人员在知识更新方面很难做到与税法同步,税法的这种推陈出新,不断调整给企业纳税和风险防范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1.1.3 税收行政执法不规范带来的风险
税收筹划是利用税法合理地降低税负,它与避税最大的区别在于合法性,虽然税收筹划是依法而筹划,但它的合法性往往需要经得主管税务机关的认可,而在税务机关确认过程中,客观存在由于执法人员素质不够或执法不当导致税收筹划失败的风险,给企业带来损失;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税务管理体系复杂,税务执法主体多元化,涵盖海关和财政,国家税务税和地方税务局等多个政府部门,各部门在税务行政执法上往往存在权力重叠,且税务执法部门拥有较大的自由裁定和处罚权,只要是税法没有规定或规定模糊的地方,税务执法机关可以根据自身理解和判断来认定是否为应纳税行为,增加企业的纳税难度和税收风险;企业在办理税收优惠或减免过程中,提交的手续和资料需要主管税务机关的审批确认,在这个过程中客观上存在部分行政执法人员故意不作为、慢作为,导致该退的税迟迟不退,该优惠的迟迟得不到优惠,增加了企业的税收成本。这些税收执法不规范行为,给企业的纳税带来诸多不便和增加企业的税务风险。
1.2 内部因素
1.2.1 优惠政策的了解或使用不当带来的风险
税收优惠政策顾名思义是可以带来合法的节税,帮助企业发展和降低企业税负的政策。税收优惠政策在给企业带来优惠的同时,一般对企业也会提出诸多条件。如果企业对这些优惠政策不了解,或者了解但无法满足优惠政策要求的条件,将会错失优惠。如残疾人员占总员工的比例达不到要求而享受不了福利优惠;软件开发公司未及时报税务机关进行资格认定,导致无法享受增值税税负不超过3%的政策。另外在相关优惠条件符合的情况下,企业还需充分准备资料和及时报备,否则面临主管税务机关不受理,而不得优惠的风险。
1.2.2 业务部门缺乏税收常识带来的风险
税法基本常识是涉税人员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基本常识不了解,往往给企业带来巨大的风险。但现在很多企业职员往往不具备基本税法常识,不知晓税产生于哪些环节,认为税是财务的事,业务部门就负责业务,采购部门只负责采购,税上的事全部推给财务来做。殊不知产生税的真正环节是业务而非财务环节。业务部门不按税法要求开展业务,拿回来的发票不能抵扣,三流不一致导致虚开发票等,增加财务工作难度和企业涉税风险。正是由于涉税人员缺乏基本常识导致企业多纳许多冤枉税,增加企业的税负。
1.2.3 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带来的风险
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是企业防范税收风险的基础。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包括授权审批控制、内部监督控制、组织结构控制、会计记录控制、资产保护控制、职工素质控制等。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完整、是否科学,从制度层面管控着企业的税务风险。比如授权审批控制中如果约定企业业务部门在谈业务和签合同时需要有财务人员的参与审核和签字,就能够有效地防止业务人员只顾做业务,而忽视税务风险的弊端;采购部门开展业务时,对于新涉及的条款及发票的形式和内容需经相关财务人员签字把关,就可以大避免税负转嫁和虚开发票。如果企业缺乏这些必要的税务管理制度,就难以从源头上降低税务风险。
2 税务风险防范措施
企业税务风险,不像商务风险那样风险与机遇并存,而更多体现为负面的影响,如果把控不好很容易转化为利益损失,如此这样不仅会损伤企业利润,妨碍其商业目标的达成,还会给企业声誉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增强税务风险管控和防范,减少税务风险引发的成本和负面影响,对企业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2.1 加大宣传,强化税务风险意识
加大宣传,通过宣传栏、会议及信息共享平台等多种途径来增强企业员工的税务风险意识,向员工和管理人员捋清税的产生过程,让员工从根本上理解税的产生环节,而不能把责任推给财务部门,突出强调企业在销售、采购、报销等环节各自责任,及易发生风险的地方,以及遇到问题时咨询及解决的途径,来强化员工的税务风险意识。
2.2 加强企业涉税人员的素质水平
企业应该针对不同的涉税人员采用行之有效的渠道和措施,帮助他们对各自领域的税收法律法规进行学习,帮助其及时掌握最新税收法律法规,并对其存在的税法上面的困惑和疑问进行解答和模拟应对,来提高涉税人员的税法知识储备,帮助员工运用税法知识进行商务谈判,为防范企业税务风险和维护自身合法利益奠定良好的基础。
2.3 提高管理人员税务风险意识
管理人员的行为和意识是企业文化的风向标,反映到税务风险意识也是一样。作为企业管理人员,应当高度重视税务风险的防范和管理,不但要在制度上加以落实,更要体现在管理者的日常行为和意识中。如果企业的管理人员不重视税务风险防范,在开展业务或做决策过程中不考虑税收风险,这种行为会很快传递到企业的基层人员,导致整个企业的税务风险意识淡薄。风险意识在组织层面自下而上难,自上而下易,企业要想树立良好的税务风险意识,就必须从管理层做起,上面有要求,下面才会具体落实,这样自上而下的形成的税务风险意识,才能在企业的日常工作开展和跨部门合作过程中得到体现。
2.4 建立健全税务风险管理制度
长期以来,作为税务风险防范重要举措的税务风险管理机制一直被多数企业所忽视。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是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和风险管理体系的补充和完善,通过对税收风险的识别、分析和测算来管理税收风险,使其成本效益最大化。缺乏税务风险管理机制的企业,税务管理工作往往难以开展,导致财务部门对领导的不合理涉税行为不敢言,对业务部门的工作又难以渗透,无法有效控制不合理涉税行为的发生,而增加企业的税收负担。合理的税收风险管理制度能够突破组织结构的束缚,直接针对涉税行为人为进行管理,不管理是领导的涉税行为还是跨部门的涉税行为都受其约束,方便税务风险的把控。
2.5 定期开展税务风险内部审计
健全的税务风险管理制度离不开合理有效的监督。定期不定时地开展税务风险内部审计可以有效提升风险管理制度的效力,通过税务风险内部审计来发现和反馈企业税务工作的不足,监督税务风险控制制度的有效性及人员的行为规范,使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与防范工作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2.6 加强对税收政策的学习,用好用足税收优惠政策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税收政策也在不断地调整和完善,为了鼓励特定地区,行业的发展,国家在税收方面会推出新的鼓励政策:如国务院为了鼓励西部开发,规定在特定区域和行业方面符合鼓励的企业,可以减按15%的税率来缴纳企业所得税;为了降低汽车排放对环境的污染,国家税务总局及财政部推出新能源汽车可以享受免购置税政策,在纯电动里程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前提下还可以享受补贴政策等。税收优惠政策大都需要企业满足一定的条件才可以享受,企业要想得到税收优惠带来的好处,就有必要加强对税收政策的学习,及时准确地把握现行税收政策精神和积极落实来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
2.7 营造良好的税企关系
税收在保证财政收入的同时,还起到调控经济的作用,不同时期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不一样,税收政策也会出现相应的调整。而在对税收政策的把握上,企业永远要比税务部门慢一拍,企业要想合理地规避税务风险就有必要及时与主管税务机关联系,保持步调一致。同时我国的税法在征管方面具有一定的弹性,不同地方具体的税收征收管理办式还不一致,税务执法机关在特定领域拥有较大的自由裁定权,企业在做纳税筹划时,其合法性需得到主管税务部门的确认。类似情况下,企业需要主动地了解主管税务机关的工作流程和公事风格,做到积极与税务机关保持良好的沟通和联系,争取在税法的理解和纳税节奏上与税务机关保持一致,尤其在一些税法规定模糊和新情况的处理上要得到主管税务机关的认可,从而避免税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