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十篇

新版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篇1

关键词　国有土地　拆迁补偿

中图分类号：D913

文献标识码：A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从而使中国城市土地在所有权上实现了全面国有化。1988年宪法修正案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目前，在城市土地所有权固定的情况下，中国实行了“无偿划拨”和“有权出让”两种方式并存的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并形成了所谓土地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城市化进程也不断加速。近年来，拆迁更是成为了城市化的主要手段之一，它一方面在城市的规划与建设中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一方面又带来了权利归属和利益分配的复杂问题。而应对拆迁过程中复杂多样层出不穷的矛盾，立出一部可供遵循、为人民信服的良法成为拆迁工作的头等大事。但近年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制造出的拆迁血案已经愈演愈烈，对此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也十分恶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为了保护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经济秩序，妥善处理城市发展和征地拆迁的关系，2011年1月21日在社会各界的呼声之下，国务院及时通过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人们都期望这部新的拆迁法规能够缓和社会矛盾，防止拆迁血案重演。本文试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为视角，就当前我国国有土地拆迁补偿若干法律问题进行探讨，主要从租赁房屋处理的规定、土地使用权的补偿、违章建筑的补偿、法院强制执行权的行使这四方面着眼展开论述，以便为今后国有土地上拆迁法律法规的修改和完善提供借鉴。

一、 关于租赁房屋处理的制度与现实问题评析

（一）关于租赁房屋处理的制度。

首先我们来看旧拆迁条例，《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拆迁租赁房屋的，拆迁人应当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十六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第二十七条规定：“拆迁租赁房屋，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解除租赁关系的，或者被拆迁人对房屋承租人进行安置的，拆迁人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对解除租赁关系达不成协议的，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实行房屋产权调换。产权调换的房屋由原房屋承租人承租，被拆迁人应当与原房屋承租人重新订立房屋租赁合同”。而新拆迁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一）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二)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三)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

（二）关于租赁房屋处理的现实问题的评析。

从上述法规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新旧拆迁条例都界定房屋所有权人为被征收人，拆迁补偿为其所有，而对房屋租赁人都不算入被征收人之列。但是相比之下，旧拆迁条例对租赁房屋的拆迁处理却有专门的、具体的规定，对租赁人的权利给与肯定，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在拆迁时房屋承租人的抗辩权、获得补偿权。但是新的拆迁条例完全取消了对租赁房屋如何处理的规定，这种完全抛弃了承租人作为被征收一方当事人的做法显然从客观上减小了征收人在征收房屋时的对立面。但是“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和“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显然是应当属于“实际承租人的”，但由于缺乏对承租人保护的规定，实践当中承租人将会很难依靠新拆迁条例获得补偿，只能依靠合同法等民事法律来寻求法律救济，但是仅依靠《合同法》及租赁合同来解决承租人的补偿问题是否会使承租人付出的成本（特别是时间成本）增高呢？如果这样，就会增加承租人的负担。而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国家发展的经济支柱大部分都是通过租赁场地、房屋来搞生产经营的。当企业作为承租人，会负担更重的成本，这样就会给社会的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而企业也可能因为拆迁补偿的不到位成为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这一现实问题尚有待解决。

二、 关于土地使用权的补偿制度与现实问题评析

（一）关于土地使用权的补偿制度。

新拆迁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房屋被依法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第十七条规定：“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一)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我国《物权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前，因公共利益需要提前收回该土地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对该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给予补偿，并退还相应的出让金”。

（二）关于土地使用权的补偿现实问题的评析。

我们知道，土地是房屋等建筑物的载体，是不动产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在土地方面，物权法仅仅规定退还当初的出让金，本身就有问题，就是没有把土地的升值部分考虑进去，而这种升值部分往往表现为大额的金钱。再看看新拆迁条例，它却根本没有对土地的使用权如何补偿作出规定，这并没有起到弥补《物权法》的缺陷的作用，在这种制度之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权利主体（被征收人）中只要有权利意识觉醒的人在，就会对此不满，和政府产生纠纷，甚至是激化矛盾冲突，这一现实问题尚有待解决。

三、 关于违章建筑的补偿制度与现实问题评析

（一）关于违章建筑的补偿制度。

新拆迁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建设活动的监督管理，对违反城乡规划进行建设的，依法予以处理。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依法对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对认定为合法建筑和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应当给予补偿；对认定为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不予补偿”。旧版的拆迁条例也对此规定不予补偿，但是实践中发生的拆迁血案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因为违法建筑拆除不予补偿造成的，震惊中外的“成都唐福珍因拆迁自焚惨案”就是违法建筑拆迁不予补偿的典型案例。

（二）关于违章建筑的补偿的现实问题评析。

违法建筑拆迁一直是拆迁领域中的难题，因为涉案的违法建筑大多在十几年以上，位于城中村或城乡结合区域，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是政府冒进搞经济开发造成的。当初地方政府一味地为了搞活经济，大力提倡自主创业、增收，大力协助中小企业的设立、发展，在经济建设用地及厂房建设、改建、扩建等方面则采取了姑息宽容的态度，即使法律手续不完备也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致使违法建筑存在了若干年也无人问津，特别是“经济开发区”大多位于城市边缘的乡村，处于当时“一法一条例”调整的盲区。因此当初的企业厂房、设施建设很多都违反2008年才实施的《城乡规划法》。实践中拆迁人往往对违法建筑的被拆迁人只作适当的、象征性的“人道主义”搬迁费补偿，而违法建筑的权利人往往都是企业主，那点搬迁费远远不能弥补对造成一个企业停产、停业以及大面积厂房、设施重建造成的损失。这容易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有待解决。

四、关于法院强制执行权的行使制度与现实问题评析

（一）关于法院强制执行权的行使制度。

新拆迁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制定的《城市房屋拆迁工作规程》规定：“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申请行政强制拆迁，必须经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后，方可向政府提出强制拆迁申请”。

（二）关于法院强制执行权的现实问题评析。

新拆迁条例最大的亮点就是政府将强拆权交给了法院。在我国，由于受地方政府财权的制约司法权一直都是被行政权压制，从而造成了在一定程度上的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界限不清，甚至可以说是混而为一的。如此弱势的司法权能否独立担当起强拆权的重任，避免血拆惨案的继续发生？这无疑成为新拆迁条例施行后对法院司法权如何独立正确行使的最大考验。法院的强制执行权的行使仍然需要制度的规范和保障，这样才不会造成表面上是法院在施行强拆，实际上是政府在背后操作、指挥。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当可能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一现实问题虽经历了一年之久，但仍有待解决。

任何法律、法规的制定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新拆迁条例的上述问题在实践当中如不妥善处理，尽早采取措施严加防范，可能就会重蹈旧拆迁条例的覆辙，而关于新拆迁条例的批评声音以及现实存在的案例看来，一些实际问题仍旧没有得到解决，这不是立法的初衷所在。因而，在今后的法制建设中，还应该在这方面多着力，将现行制度进一步完善，使拆迁法规真正起到缓和社会矛盾，防止拆迁血案重演的作用。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法学院09级本科）

注释：

路红生主编.土地管理学总论.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7页。

参考文献：

[1]王先进.土地法全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

[2]新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法规全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3.

新版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篇2

城市房屋拆迁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已经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城市房屋拆迁立法上存在的不足，现实中违法拆迁，恣意侵害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社会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要求尽快进行相关立法的呼声日趋高涨。笔者认为：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法规，存在着强调效率，忽视公平的立法指导思想上的偏差，混淆了政府拆迁和社会拆迁两种不同法律关系的拆迁行为；在现实中，拆迁人恃强凌弱，违法拆迁现象十分严重。为此，必须尽快立法，明确城市房屋拆迁决定的行政主体，设立城市房屋拆迁决定前的听证程序。严格区分社会拆迁和政府拆迁，规定不同的拆迁活动应遵循不同的法定程序。明确被拆迁人拥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是被拆迁人的私有财产权利，依法登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当地政府因公共利益需要或者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需要调整使用土地的情况下，可以依法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但应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并对原土地使用人给予适当补偿。也可以依法由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协议转让，使被拆迁人的财产依法得到全面的、合理的补偿。废除城市房屋拆迁的行政裁决制度，建立民间的城市房屋拆迁纠纷仲裁制度。切实有效地在保证城市建设的效率的同时，维护社会公平。

关键词：城市 房屋拆迁 拆迁人 被拆迁人 土地使用权 仲裁

一、 引言：

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化，城市建设成效显著，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在城市的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中，房地产业蓬勃发展，已经逐步发展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早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四日，国务院在《关于发展房地产业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房地产业在我国是一个新兴产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城镇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和房屋商品化的推进，将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支柱地位和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它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上。对土地的开发和利用，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条件。自人类脱离了“茹毛饮血”的穴居时代，进入农耕文明以来，就与土地和住房接下了不解之缘。“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一直是人类安居乐业的最基本的要求。房地产业的发展，为农、工、商等国民经济各业的发展、繁荣、昌盛提供了先导条件。总之，国家的繁荣、昌盛，社会的安定团结，人民的安居乐业，都离不开房地产业的持续、快速、健康、有序地发展。房地产业的发展日益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和大力支持。

城市房地产业的兴盛，导致用地需求增加。由于我国人多地少，特别是城市土地相对稀缺，极少有闲置的土地。所以，用地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地方各级政府为解决城市建设用地供不应求的矛盾，就会利用法律赋予的行政权利，根据城市发展规划和国家专项建设工程以及城市房地产业用地的需求，依据法定程序，对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再分配，从而达到对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使有限的国有土地利用率最大化。而重新分配土地使用权往往需要对特定区域内的房屋或地上构筑物实施拆除，并迁走原土地使用者。但是，被重新分配的土地及其上被拆除的房屋和附属物往往凝结了被拆迁人多年的心血和投入的财富，它是被拆迁人赖以生存或生产的基本物质条件。因而在房屋拆迁过程中，法律要求受益人要对被拆迁人因拆迁而遭受的损失给予合理的补偿，并对被拆迁人今后的生活或生产进行妥善安置。所给予的补偿应根据拆迁建设的最终目的不同而应有所区别：如果是基于公共利益设施建设需要，所进行的房屋拆迁，应由政府依法对被拆迁人的房屋及该房屋占用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实行征用，并给予被拆迁人适当的经济补偿；如果是房地产商基于商业目的需要用地，所进行的房屋拆迁，则应由当地政府根据城市规划和用地单位的用地申请，对被拆迁人的房屋及房屋占用范围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回赎，然后，再将该房屋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给房地产商；或由政府依法鼓励被拆迁人以合理的价格把自己的房屋和国有土地使用权一并转让给房地产商进行开发。政府对此应依法进行管理，保证被拆迁人能得到全面、合理的补偿，以维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利；又要防止被拆迁人漫天要价、拒不拆迁，影响城市建设发展的效率。政府应坚持“三个代表”的正确方针，对城市房屋拆迁进行依法管理，确保城市建设中房屋拆迁活动的效率和公平。

由于我国有关城市房屋拆迁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导致拆迁中存在着很多不合理的现象，使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政府或拆迁人侵害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现象逾演逾烈，并引发一系列恶性拆迁事件，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已引起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严重关注，党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正确处理因房屋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切实维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在城市建设中兼顾房屋拆迁活动的公平和效率，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本文试就房屋拆迁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及立法建议，不足之处，请有识之士批评指正。

二、城市房屋拆迁中存在的问题：

城市房屋拆迁，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是根据城镇建设规划和国家专项工程的建设计划及当地政府的用地文件，拆除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房屋及其他设施的行为。“拆”是将地上原有建筑物或其他必须拆除物拆除；“迁”是对原有房屋居住者暂时或永久迁移（1）。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建设单位，为“拆迁人”，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是“被拆迁人”（2）。城市房屋拆迁涉及到当地政府、房地产商（拆迁人）、被拆迁人三方的利益。由于国家有关城市房地产管理、城市规划、土地管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制度的不完善，加之政府对城市房屋拆迁监管不力，甚至有的地方政府部门违法行政，违法拆迁，有意偏袒拆迁人（房地产商），使拆迁人凭借其强势地位，恃强凌弱，恣意侵害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激化了社会矛盾，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声誉，破坏了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形成了极大的社会治安隐患。城市房屋拆迁引发社会矛盾的重要因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当地政府观念陈旧，在法律认识上存在误区，导致政府对城市房屋拆迁活动介入过宽，往往“公”、“私”不分。

城市房屋拆迁的目的是为了获取被拆除房屋所占用土地的土地使用权。按《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有关规定：拆迁人要获取该宗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就要向有关政府规划部门申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由规划部门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确定拆迁房屋的地域范围，通过拆迁房屋来获得土地使用权。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就会错误的认为：城市土地是国有的，政府有权随需要进行调配，可以不通过土地法规定的法定程序，在未经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就可分配给他人。政府就是基于这样的错误认识，违法对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再分配，并借助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来获取巨额经济利益的；同时，基于认识上的偏差，常常混淆两种不同性质的城市房屋拆迁活动，政府插手所有的城市房屋拆迁活动，导致政府“公”、“私”不分，介入过宽，严重损害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城市房屋拆迁可分为基于公共利益所进行的政府拆迁和基于商业利益的社会拆迁两大类。政府拆迁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进行的房屋拆迁行为。拆迁的主体是政府，拆迁的资金是财政支出，建设项目是城市公益设施；而社会拆迁基本上是为了满足建设单位自身发展的需要所进行的房屋拆迁行为。拆迁主体是建设单位，资金由拆迁人自筹，建设项目是商品房或自用设施。资金的来源是建设单位的自有资金，被拆迁人的安置补偿也由建设单位统一负责（3）。二者的目的不同、主体不同、行为的法律性质不同，二者所采用的拆迁方式和适用的法律也应有所不同。而不应采用同一种方式和同一种法定程序进行城市房屋拆迁活动。笔者认为，政府拆迁是政府对被拆迁人的私有财产依法进行征收或征用的具体行政行为；政府应按照有关征收或征用的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并对被征收或被征用对象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社会拆迁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合同行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拆迁活动应遵循“自愿、平等、公平、等价有偿”的民事法律原则。其行为应受民事法律规范来调整，而不能借助行政法律来规范。政府参与房屋拆迁应严格限定于前一种情况，而不应介入所有的拆迁事务。我国目前城市房屋拆迁活动中，政府为了尽快实现其制定的城市发展规划蓝图，不适当地广泛介入城市拆迁活动，对社会拆迁活动大包大揽，过分干涉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民事活动，运用“公权”干预“私权”，往往造成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二）是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完善，立法对被拆迁人权益保护不力。

《条例》是当前我国规范管理城市房屋拆迁方面的唯一一部行政法规。它于一九九一年实施，后来由于它存在有极大的立法缺陷，于二零零一年经重大修改后实施至今。修改后的《条例》虽然有了较大的进步，但由于其在立法指导思想未变，仍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条例》在立法上对如何保证城市建设的需要考虑的多了些，而对如何保障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考虑的少了些；对城市建设的效率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而对社会公平则关注不足。这一立法指导思想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 我国现阶段加快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客观要求，但是，与我国为建设现代法制社会所倡导的厉行法治、保障人权、促进社会公平、发展政治文明的社会发展趋势相违背，与我国现行宪法保障人权的社会主义法制精神相冲突。

（三）是地方政府滥用行政权力，在介入城市房屋拆迁中有意无意的充当了拆迁人（房地产商）的帮手。

由于城市的发展规划、拆迁计划基本上是当地政府制定的，城市房屋拆迁工作与当地政府制定的城市发展规划的实施有着直接的关系。城市房屋拆迁工作的进度，直接影响着城市规划的实施进程。所以，当地政府对城市房屋拆迁问题十分关注，而过分的关注往往导致当地政府直接参与其中，利用手中掌握的行政权力，为保证城市规划建设的效率，实现政绩最大化，给拆迁人（房地产商）营造一个有利的投资环境，往往会迫使被拆迁人违心地接受拆迁人开出的对自己极为不利的条件，与拆迁人达成不平等的安置补偿协议，因而使被拆迁人遭受重大的经济损失，甚至使很多的被拆迁人因拆迁而至贫。由于现在人民群众法制观念的逐步提高，当地政府对社会拆迁活动的介入慢慢由直接、公开的介入，转变为隐性的介入，利用《条例》中赋予当地政府的管理权、裁决权等权力，隐性介入社会拆迁活动，为加快城市发展建设的效率，以行政的手段限制被拆迁人获取高额补偿的要求。如《条例》规定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的标准由省级人民政府制定。安置补偿标准的高低，又与当地政府的经济利益有关。对于拆迁人来说，它对房屋拆迁只考虑总体费用的投入，其投入的总体费用中的一部分用于支付当地政府收取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另一部分用于对被拆迁人进行安置补偿。在总体投入费用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对被拆迁人的安置补偿费用支付过高，则相应的当地政府的收益就会降低。而当地政府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收益，就会利用行政权力介入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的民事协商过程中。所以，当地政府为了追求城市规划建设的效率和在城市房屋拆迁中追求最大的收益，就会利用法定的权力制定出不利于被拆迁人的、偏低的拆迁安置补偿标准，使被拆迁人在与拆迁人就安置补偿进行协商时，就无法提出能够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的要求来。如果被拆迁人不同意拆迁人按当地政府制定的安置补偿标准所给予的补偿，拆迁人就会要求当地政府进行行政裁决。那么，当地政府就会利用《条例》赋予它的行政裁决权，对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安置补偿纠纷予以裁决，当地政府在裁决中往往会滥用行政权力，迫使被拆迁人要么接受不利于自己的安置补偿条件，“体面的走人”；要么被当地政府以不服从行政裁决为由，动用强力部门的力量将被拆迁人武力逐出家门，拆毁其房屋。被拆迁人就是告到当地法院，也难逃家破人亡的厄运。这样，当地政府在介入社会拆迁的活动中，就在有意无意之间成了拆迁人（房地产商）的帮手。

（四）是拆迁人（房地产商）恃强凌弱，恣意侵害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条例》规定，拆迁人是指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公民个人是不能成为拆迁人的。目前，拆迁人几乎都是房地产商。房地产商实力雄厚，其所进行的房地产开发，在客观上又顺应了当地政府实现城市发展规划的要求，它们与当地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往往在实施房屋拆迁时有恃无恐，自恃手中握有当地政府颁发的规划许可证、土地使用权批文、房屋拆迁许可证等法律手续，采用种种强制性的、违法的手段，逼迫被拆迁人与其签定“霸王条款”，甚至有 的拆迁人不惜借助黑社会的势力，对被拆迁人进行恫吓或进行人身伤害，来迫使被拆迁人就范。

（五）是当地政府无偿“收回”被拆迁人合法拥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违反法律规定，显失公平。

拆迁人进行房屋拆迁的最直接的目的是获取被拆除房屋所占用范围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而不是要取得被拆迁人的房屋。而根据《条例》的规定，拆迁人是从当地政府那里通过申请获取国有土地使用权批文后，手持房屋拆迁许可证通过拆除被拆迁人的房屋，获取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拆迁人不是从被拆迁人那里得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它当然不会愿意补偿被拆迁人因为失去国有土地使用权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当地政府又因为没有直接依法定程序“收回”被拆迁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当地政府就避开了征用或征收程序，所以当地政府也不会向被拆迁人支付相应的补偿金。这样，被拆迁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这一特殊的财产被当地政府隐性无偿“收回”，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对被拆迁人来说是显失公平的。

（六）是当地政府在行政裁决中不中立，使行政裁决的结果不利于被拆迁人。

法律要求：裁决者必须以中立者的身份居中裁决相关当事人的纠纷。身为当地政府部门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机构在裁决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纠纷时，必须保持中立的地位。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机构是《条例》规定的城市房屋拆迁纠纷的唯一的行政裁决者，它作为当地政府的职能部门，在实际的行政裁决中是难以保持中立的。因为城市规划、拆迁方案是当地政府制定的，当地房屋拆迁管理机构是贯彻执行者之一；拆迁人是否“合格”是由其审核的，拆迁人持有的房屋拆迁许可证是其核发的，拆迁通告是其的，它出于贯彻当地政府政策、维护自身利益、顾及自我脸面的目的，就决定了它不可能保持中立的地位，它往往会维持自己已许可拆迁人进行房屋拆迁的行政行为，自觉或不自觉的站在拆迁人一边，使行政裁决的裁决结果，因裁决机关的不中立而不利于被拆迁人。

（七）是房屋拆迁中评估机构不中立，参照的评估标准偏低，使评估结果不公正。

根据《条例》规定：对被拆迁房屋进行货币补偿的，要对被拆迁房屋进行评估，具体的评估办法由省级人民政府制定。由于我国的房地产评估机构大多是由政府的职能部门演化而来，它会在评估时偏向当地政府，加上房地产商是房屋评估机构的主要评估业务来源，其房屋评估业务交给哪个评估机构，就会使哪个评估机构获取收益，所以房地产商和评估机构的关系往往是很密切的。这些因素使房地产评估机构往往会偏向拆迁人（房地产商），使其在房屋拆迁评估中难以保持中立。而且又由于我国至今尚未有权威、中立的房地产价格监测机构，难以形成成熟的房地产市场参考价格，而政府制定的参照标准往往是依据多年以前的数据制定的，加上当地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其在制定评估办法的时候会限定评估的方式和范围，使有利于被拆迁人的因素不能进入评估范围。这些因素的存在导致房屋拆迁评估机构对被拆除房屋价值的评估结果往往不利于被拆迁人。

（八）是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官员与拆迁人相互勾结，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大肆收受贿赂，违规批准拆迁人进行房屋拆迁，放纵拆迁人的违法行为，造成拆迁人重大损失。

当前，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存在的腐败问题已经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官员普遍 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腐败现象。那些腐败的官员利用其手中掌握的权利，去寻租；不法的开发商（拆迁人）利用手中的财富，去寻求行政权利的支持，以便在 城市房屋拆迁中，以最小的投入，来获取最大的利益回报。两者的需求，往往能使双方在城市房屋拆迁活动中勾结在一起，政府官员收受贿赂，给拆迁人在城市房屋拆迁活动中大开绿灯，违法拆迁，致使国家利益遭受损失的同时，大肆侵害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在处理房屋拆迁纠纷时，极力偏袒拆迁人，以保障城市建设的效率为借口，恣意侵害被拆迁人的利益，甚至不惜借助国家强力部门的力量，为不法的拆迁人保驾护航，强制把被拆迁人赶出家门。这是当前我国城市房屋拆迁中，引发恶性拆迁案件和大规模集体上访事件频频发生的主要因素。

三、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立法存在的不足。

国务院为了加强城市房屋拆迁的管理，于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二日颁布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并于同年八月一日起施行。由于该条例存在立法指导思想偏失、制度设计不合理，严重忽视被拆迁人的合法利益等问题而广受诟病。后被二零零一年十一月施行的同名的《条例》所取代。新《条例》虽然在颁布前广泛征求意见，但是由于立法指导思想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所以新《条例》并没有全面的吸收合理的意见，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回避了城市房屋拆迁的实际决定者。

城市房屋拆迁都是当地政府按城市规划，根据拆迁人的申请来组织和决定的。因此，实现城市房屋拆迁工作的依法管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城市房屋拆迁决定要依法定程序进行的问题、为什么要进行拆迁、由谁决定拆迁等问题。新的《条例》对此都没有作出任何程序和实体上的法律规定，导致城市房屋拆迁决定工作无法可依，无章可循，使房屋拆迁决定不受法律的有效制约，变的很随意。只要拆迁人（房地产商）看中那块土地，就可能会取得该区域的房屋拆迁许可证，对该区域实施房屋拆迁。使房屋拆迁工作的慎重性、合理性难以保证，使城市居民的房地产这一特定的私有财产权利得不到安全保障，人民的安居乐业更是无从谈起。

（二）是对被拆迁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征用、转让规定不明确

被拆迁人拥有自己的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是不容置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是被拆迁人的合法私有财产，依法受国家的法律保护。《土地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一发登记的土地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根据《条例》的有关规定，当地政府许可房屋拆迁的单位实施拆迁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申请实施拆迁的单位在拆迁之前必须拥有该区域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当地政府批准拆迁人使用该宗土地时，必须是当地政府未将该宗土地的使用权出让给他人，或者当地政府已经依据《土地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依法收回了该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否则，当地政府就无权向申请单位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十分遗憾的是：新《条例》对当地政府是依据何权利、按何种法定程序把正在被被拆迁人使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又出让给拆迁人的，却只字不提，规避了《土地法》、《城镇国有土地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中关于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回收时应遵循的法定程序。

（三）是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制度不合理

行政裁决是指行政主体依照法律授权，对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特定的民事纠纷（争议）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4）。是一种特殊的具体行政行为。作为行政裁决的主体是法律授权的特定行政机关，它只有经法律明确授权后，才拥有对特定民事纠纷的行政裁决权。这里所说的法律，指的是由全国人大颁布实施法律规范，不包括行政法规。《条例》不是法律，它只是一部行政法规，由它设计使用行政裁决制度，显然是不合法的。同时，拆迁人是社会强势群体，被拆迁人是社会弱势群体，双方的地位实际是不平等的，加上拆迁人的开发行为又顺应了当地政府的城市建设规划要求，拆迁人的房屋拆迁许可证又是当地政府颁发的，很难保证当地政府职能部门能中立的、公正的对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所引发的民事纠纷作出公平的裁决。一旦当地政府职能部门作出不利于被拆迁人的裁决，会将被拆迁人推向更为不利的境地。因为，如果被拆迁人不服裁决，就会从开始的由对抗强势的拆迁人（房地产商）变为对抗当地政府和拆迁人两大强势集团的更为不利的局面。当地政府还会在作出行政裁决后，不惜动用强力部门的力量对被拆迁人实施强制拆迁，把被拆迁人全家强行逐出家门，强行拆毁被拆迁人的房屋，“收回”被拆迁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四）是行政强制拆迁制度设计不合理。

由于行政裁决是一种特殊的具体行政行为，裁决的结果就是行政机关对特定的民事纠纷所作出的处理决定。行政相对人如果拒绝履行，作出处理决定的行政机关就会运用行政权力和手段，保证其决定的实现。根据行政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行政裁决机关有权强制执行或者申请当地法院强制执行。行政相对人不服，提起行政涉讼的，不影响裁决这一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条例》之所以设立行政裁决强制执行制度，是与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行政裁决制度相配套的。这项制度的设立，可以确保城市房屋拆迁的效率，但是，它也是当地政府忽略社会公平的根源之一。

四、建议尽快完善城市房屋拆迁立法，兼顾城市房屋拆迁活动中的效率与公平

（一）、设立《房屋拆迁管理法》应遵循以下立法指导思想：

1、明晰城市房屋拆迁主体各方的利益冲突，明确政府职责。

城市房屋拆迁在主体上涉及到当地政府、拆迁人（房地产商）、被拆迁人三方，其中当地政府一方是隐性主体，表面上看城市房屋拆迁不涉及当地政府，实际上当地政府作为当地国有土地的管理者，往往代表国家向受让人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他是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分配者’，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城市房屋拆迁的主体之一，加上当地政府在履行其裁决职能后，往往会从法律上取代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对簿公堂”，从幕后走上前台，把被拆迁人与拆迁人的冲突转化为被拆迁人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冲突。使当地政府作为城市房屋拆迁一方主体的地位显现出来。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各方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尤其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利益是对立的。拆迁人的动机和目的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以最低的成本投入，获取最大的利益，追求的是最高的投资回报率；被拆迁人的动机和目的在于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在服从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城市房屋拆迁中不受损害，力争能够获取更多的安置补偿费用；而当地政府在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动机和目的是追求政绩的最大化，也就是说：当地政府利用法律赋予的行政权力，借助拆迁人（房地产商）的经营行为来经营城市，改变城市的落后面貌，并从中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同时兼顾着有效维护社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维护当地安定团结的政府职能。简而言之，拆迁人追求的是投资的效率；被拆迁人追求的是补偿的公平；当地政府追求的应当是城市建设的效率与社会公平的有机统一。即当地政府在依法管理城市房屋拆迁活动中，既要保证城市规划建设实施的效率，又要坚持“三个代表”的正确方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原则，切实维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

2、正确处理两种不同性质的房屋拆迁法律关系。

城市房屋拆迁涉及的社会关系是房地产关系的一个类别，是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按其法律特征划分，可将房地产法律关系划分为民事性质的法律关系和行政管理性质的法律关系（4）。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有时各自独立存在，有时又交织在一起，不易区分。如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即有因公共利益而进行的政府拆迁，又有基于商业目的而进行的社会拆迁；即有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因安置补偿等问题所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又有当地政府对城市房屋拆迁进行管理所形成的行政法律关系。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交织其中，错综复杂。这就要求当地政府认真把握有关法律规定，正确区分不同性质的房屋拆迁法律关系，严格限制政府拆迁，坚决不介入社会拆迁活动中的民事交易活动，仅对城市房屋拆迁活动进行依法管理，监督拆迁人的拆迁活动是否合法，及时制止和纠正房屋拆迁中的违法行为。既要防止当地政府在管理中，干涉房屋拆迁中的民事纠纷；又要防止对城市房屋拆迁疏于管理，放纵拆迁人恃强凌弱，侵害被拆迁人合法权益事件的发生。确保当地政府正确履行其行政智能的唯一方法，就是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区分政府拆迁和社会拆迁，严格规定当地政府不得介入社会拆迁活动。

3、明确拆迁补偿范围，切实保障被拆迁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这一特殊财产权益得到有效补偿。

由于《条例》在立法上的缺陷，导致当地政府、拆迁人等错误的认为：被拆迁人遭受的经济损失是被拆除房屋，不包括土地使用权。需要给予补偿的财产损失仅限于被拆除房屋的损失，土地是国有的，当地政府代表国家可以根据城市规划发展的需要予以收回，不需补偿。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是极其错误的。在城市房屋拆迁中，被拆迁人因拆迁所损失的是自己所拥有的房地产，而不是房产。所谓房地产就是土地、房屋的总称，房产是不能脱离地产独立存在的，它作为一项财产，在法律上反映为房地产权。房地产权指的是房屋所有权和其占用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或者房屋所有权和其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5）。由于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土地所有权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农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禁止土地买卖或其他形式的非法转让，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所以，在我国房地产权指的是房屋所有权和其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是指土地使用者在法律规定的范围被对其所使用的土地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依法转让的权利。这种权利的产生是以土地具有使用价值为基础，同时又具有商品的属性，它是民法意义上的用益物权的一种，用益物权是指：对不属于自己的物所享有的使用收益的权利（6）。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是创设国有土地用益物权的唯一的法律制度。土地使用权作为一种独立权利形态的存在，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已经得到广泛的确认（7）。

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方式，依法有两种，一种是有偿转让；另一种是无偿划拨。无偿划拨土地使用权的方式曾经是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主要方式，现随着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方式的改革，逐步被有偿出让方式广泛取代，无偿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土地法所规定的极少几个方面。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已成为我国现阶段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主要方式。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法律关系中，国家是以国有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出现的，在这里，国家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法律地位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者的法律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双方基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双方达成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双方因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形成的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依法应受民法的调整。国有土地使用权人依法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是其所拥有的一项财产权利。随着我国土地法律制度的改革，现在被拆迁人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基本上都是被拆迁人有偿取得的，所以，被拆迁人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是其合法拥有的用益物权，是被拆迁人的合法财产，依法应明确将其纳入拆迁安置补偿范围内，予以合理的补偿。

被拆迁人因其房屋被拆迁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不仅包括房地产本身，还包括房地产的附属物，以及该房地产经营损失。一般情况下，被拆除的房屋大都位于城市的黄金地段，经营用房屋较多，被拆迁人的经营用房屋今后的收入是被拆迁人的预期收入。该房屋被拆除后，被拆迁人因此所遭受的经济损失，还应包括被拆迁人的预期收入。

4、明确国有土地使用权是被拆迁人的私有财产，被拆迁人在使用期限内可以依法转让。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是在国有土地所有权基础上的用益物权的创设，是国有土地所有权的衍生，它可以促进国有土地资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下进行优化合理配置，并得到有效的利用。所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本质是用益物权的一种取得方式，是对土地这一特殊不动产物权所设定的用益物权的继受取得方式。根据民法理论，民事权利的取得方式可分为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而继受取得又分为转让的继受取得和设定的继受取得。前者是指权利主体变更而权利内容不变更，比如所有权的让与、债权的让与等。后者是指原权利主体仍保有其所有权，而基于该权利为受让主体设定的新权利，比如所有权人在自己的所有物上为他人设立的用益物权或担保物权（8）。由土地使用权出让行为而创设的土地使用权是一项独立的用益物权，它不是简单地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一项所有权权能——使用权能。受让者不仅可以实际享有对国有土地占有、使用、收益的权能，更重要的是国有土地使用者可以将国有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出租、抵押或者用于法律允许的其他经济活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是转让财产权力的行为，受让者依法享有相应的权利，并且可以因此获取相应的收益。所以，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如果是政府拆迁，则应由当地政府按照法律规定对被拆迁人所拥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予以征用，并给予适当的经济；如果是社会拆迁，则应由拆迁双方按照《土地法》、《暂行条例》有关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的规定，由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依据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民事法律原则进行转让，因此所得的收益，除依法按国家规定向国家缴纳的土地收益金外，被拆迁人的转让所得全部归被拆迁人所有。这样，被拆迁人因房屋拆迁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就会得到合理的补偿。

5、在批准拆迁以前，对被拆迁人拥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应由当地政府依法征用后，再依法出让给拆迁人，或者鼓励拆迁人依法向被拆迁人购买。

根据《土地法》及相关法规的规定，国家以国有土地所有权人的身份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受让者后，受让者就是该宗土地使用权的合法拥有者，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使用权使用年限内，受让者拥有对该宗国有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以及依法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民事权利。这种权利是用益物权，它作为物权的一种，具有排他性，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或个人都不得侵害，对此，《土地法》第十三条已有明确的规定。非依法律规定，国家不得提前收回。国家可以根据公益事业建设的需要，或者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需要调整使用土地的，可以依法予以征用，并给予适当的补偿。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当地政府为了对国有土地资源进行再分配，可以根据城市规划实施的需要，依法对被拆迁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实施行政征用。所谓行政征用是指行政主体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强制性的取得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所有权、使用权或者劳务，并给予经济补偿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9）。行政征用补偿是指行政主体的合法行政行为使被征用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特别损害，由国家承担的补偿责任的制度。其本意在于对于因公益之需要，经济上蒙受特别牺牲者，为调节之补偿，以实现正义公平之理想，而期法律生活之安定，以为私有财产与公共利益之调和（10）。对于公民的私有财产进行行政征用是有法律依据的，我国现行《宪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根据此规定，当地政府可以依法对被拆迁人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实行征用，征用的前提必须是因公共利益进行的政府拆迁。具有商业目的的一切非公共利益的房屋拆迁都不能由当地政府代表国家对被拆迁人的房地产实行行政征用。非公益目的的房屋拆迁活动被批准之前，应由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就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事宜进行平等协商，当地政府应鼓励双方以民事合同的形式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当地政府只对双方的交易行为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并及时收取相应的土地收益金，当地政府只有在确认拆迁人已经合法取得被拆迁人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后，才能向拆迁人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

6、当地政府应严格依法行政，加强对房屋拆迁活动的监管力度，严惩城市房屋拆迁活动中的腐败行为。

城市房屋拆迁之所以矛盾激化，除去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制度本身存在缺陷的因素外，当地政府对城市房屋拆迁活动监管不力和执法不严，城市房屋拆迁活动中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导致许多恶性房屋拆迁事件发生，几乎都于补偿不合理、安置不到位、野蛮拆迁以及当地政府不正当介入社会拆迁活动、不按法定次序办事、动用司法力量实施强制拆迁有关。被拆迁人之所以对拆迁活动强烈不满，不仅是因为房屋拆迁制度本身存在不合理因素，更是因为当地政府不适当的行政拆迁执法行为及不依法办事，以及当地政府官员在城市房屋拆迁活动中的腐败行为。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是房屋拆迁管理机关缺乏监督机制。当地政府对房屋拆迁管理活动应完善外部监督机制，严格依法行政，加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力度，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方针，切实保障城市房屋拆迁活动的效率与公平。

（二）、有关城市房屋拆迁的立法建议

1、制定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要求的《房屋拆迁法》，完善房屋拆迁管理法律制度。

城市 房屋拆迁的根本问题，实质上是 涉及到当地政府是否有权处置被拆迁人合法拥有的房地产，以及如何处置被拆迁人私有房地产的法律问题。所有这些，必须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定，而不应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定。对非国有财产的处置，往往涉及到对此类财产的征收或征用，是一项极为严肃的法律问题。应有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城市房屋拆迁活动，而不是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来规范。用行政法规的形式，设定处置被拆迁人财产的方式，是不适当的，也是极其不严肃的。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部既兼顾城市建设的效率，又兼顾社会公平的《房屋拆迁法》。

2、明确立法规定房屋拆迁决定的法律程序，引入决定前的听证制度。

因《条例》回避了拆迁决定的主体，隐去了房屋拆迁的决定程序，使房屋拆迁决定无法可依、无章可循，造成房屋拆迁许可随意性很强，不利于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明确城市房屋拆迁主体，确立城市房屋拆迁决定的法律程序，有助于规范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可以有效遏制城市房屋拆迁活动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在城市房屋拆迁决定程序中设立事前听证制度，是切实有效保障城市拆迁当事各方利益平衡的必要条件。被拆迁人可以在事前的行政听证会上对当地政府的拆迁决定的必要性、合理性、合法性提出置疑，便于当地政府对其所作出的房屋拆迁决定进行审核，并可以在听证会上向被拆迁人做出详细说明：当地政府据以决定拆迁的理由和法律依据，并就当地政府向被拆迁人进行补偿的依据，向被拆迁人作出说明。当地政府应根据拆迁听证会上被拆迁人的意见，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依法作出是否进行房屋拆迁的决定。

3、明确立法规定：被拆迁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是其合法私有财产权，依法应当予以保护，拆迁人应按拆迁时的市场价格给予补偿。

被拆迁人拥有其房屋占用范围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是受法律保护的。被拆迁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是依法有偿取得的，它是被拆迁人的合法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但侵犯。被拆迁人因拆迁而失去时，依法应得到相应的补偿。 这里的补偿价格既要包含被拆除房地产的现实价值，还要包括该财产的因居于黄金地段所具有的开发价值及该房地产出租所产生的预期收入的价值。因为拆迁人对被拆迁人的房屋进行拆迁，看中的就是被拆迁人的房屋所处地段的开发价值，能够因此获取高额的开发利润。

4、明确立 法规定：严格区分政府拆迁和社会拆迁，将政府拆迁活动范围以明确列举的方式规定出来，严格限制政府拆迁的范围，把政府拆迁的范围严格限定在为公共利益必需建立的学校、医院、市民广场、青少年宫、公共图书馆、公共交通设施以及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设施建设等方面。明确规定当地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介入非公益目的的社会拆迁活动之中。涉及到拆迁人违法拆迁侵害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被拆迁人无理要求引发双方纠纷的社会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当地政府职能部门的依法介入除外。

5、明确立法规定：在政府拆迁活动中，当地政府可以根据城市规划和城市房屋拆迁工作计划的需要，依法对被拆迁人的房屋及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实施行政征用，并给以相应的行政征用补偿。在行政征用中应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公平的行政补偿、目的的公共使用。在程序上，规定当地政府可以预先特定区域内“拟定拆迁计划通告”，说明在该区域内计划进行拆迁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公布预定的补偿价格，并公布听证会的具体时间，告知被拆迁人有异议权、请求司法撤消权（即被拆迁人可以诉诸法院，来制止即将发生的政府拆迁活动）和反邀约权（即被拆迁人有权向当地政府提出自己要求当地政府给予补偿的价格），和当地政府进行平等协商。在补偿上应遵循“公正、公平、公开、合理”的原则。保证在同一区域内的被拆迁人享有相同的补偿标准，对被拆迁人的补偿，要求必须以公平的市场价值为依据。

6、明确立法规定：在社会拆迁活动中，当地政府应首先鼓励拆迁人按民事法律的要求，依法向被拆迁人发出购买其房地产的邀约，被拆迁人可以根据当地政府作出的房屋拆迁决定，对拆迁人的邀约作出承诺，或者根据自己的要求，向拆迁人发出反邀约。双方在当地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督下，根据“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协商一致”的民法原则，进行协商，达成房地产转让协议后，由被拆迁人将其房地产有偿转让给拆迁人，拆迁人向被拆迁人支付转让金额。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由使用权人在有偿使用年限内转让，在 《暂行条例》中已有明确规定。被拆迁人所拥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是被拆迁人的私有财产，被拆迁人有权将其转让，并有权因此而获取收益。国家只能在法律规定的权限内，对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进行监督，向被拆迁人收取相应比例的国有土地收益金，核定拆迁人获取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需要延长的使用年限，向拆迁人收取延长年限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确保国家的财政收入不流失。这样，既保证了城市房屋拆迁活动的效率与公平，又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当地政府的政绩最大化，有效实现城市建设和社会安定双丰收。

7、取缔城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行政裁决制度，确立相应的城市房屋拆迁纠纷仲裁制度。

在前文中，笔者从法律以及现实的角度分析说明了设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行政裁决制度的诸多弊端，在《房屋拆迁法》中予以取缔确有必要，而应代之以民间仲裁制度。 根据法律规定，仲裁制度是指依法设立的仲裁机构以第三者的身份，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依法予以居中裁判的制度。仲裁活动是作为一种民间的活动出现的，它基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并非是行政机关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过程。房屋拆迁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与仲裁人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仲裁人能够公平地处理房屋拆迁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双方当事人对仲裁不服的，仍可以作为民事纠纷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8、取缔社会拆迁行政强制拆迁制度，设立政府拆迁行政强制执行制度

由于行政裁决是一种特殊的具体行政行为，裁决的结果就是行政机关对特定的民事纠纷所作出的处理决定。行政相对人如果拒绝履行，作出处理决定的行政机关就会运用行政权力和手段，保证其决定的实现。根据行政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行政裁决机关有权强制执行或者申请当地法院强制执行。行政相对人不服，提起行政涉讼的，不影响裁决这一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条例》之所以设立行政裁决强制执行制度，是与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行政裁决制度相配套的。这项制度的设立，可以确保城市房屋拆迁的效率，但是，它也是当地政府忽略社会公平的根源之一。为了保证城市房屋拆迁中的效率与公平，应废除社会拆迁纠纷可以提请行政裁决的制度，代之以民间仲裁制度。而政府拆迁是基于公共利益所进行的房屋拆迁活动，为了保证城市公共利益的需要，确保公共利益实现的效率，避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过分迟延，可以由政府职能部门对政府拆迁纠纷进行行政裁决。政府拆迁设立行政裁决制度，应赋予被拆迁人司法救济权。应明确规定：在行政裁决决定作出后，被拆迁人有权就此向当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诉讼期间，一般情况下，当地政府不得对被拆迁人实施强制拆迁。如果，当地政府不立即对被拆迁人实施强制拆迁，将可能会使公共利益建设遭受重大损失，或者当地政府将因此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的，可以由当地政府预先向当地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交纳一笔保证金（该保证金的数额不低于其委托的评估机构对被拆迁人房地产所作出的评估价值），然后由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对被拆迁人实施强制拆迁，或者申请法院依法先予执行。

9、明确立法规定：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按当时的房地产市场交易价格作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的基准价格。规定在对被拆除房屋进行评估的时候，可以先由拆迁人和 被拆迁人分别请中立的房地产评估机构对被拆除房屋进行评估，拆迁人的评估价值人高于被拆迁人的评估价值的，以拆迁人的评估价值为准；如果被拆迁人的评估价值高于拆迁人的评估价值的，以被拆迁人的评估价值为准。立法赋予被拆迁人反邀约权，并规定被拆迁人有权强制要求拆迁人按照最高的评估价值购买被拆除房地产，即立法赋予被拆迁人有强制缔约权。否则，被拆迁人有权要求拆迁人赔偿一定的经济损失。这样，可以有效地制止拆迁人随意提出房屋拆迁申请，促使房地产商在房地产开发前慎重作出房屋拆迁申请，切实有效地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10、明确立法规定：完善城市房屋拆迁活动的司法监督制度，加强对房屋拆迁活动的管理力度。对因城市房屋拆迁决策失误，造成被拆迁人重大财产损失的，对有关责任人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在城市房屋拆迁中违法拆迁、野蛮拆迁、动用黑恶势力对被拆迁人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实施拆迁的拆迁人，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注释：

注1：程信和、刘国臻《房地产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5。

注2：《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国务院2001年1月日施行。

注3： 同注1。P124。

注4：罗豪才《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P249 。

注5：：程信和、刘国臻《房地产法学》人民法院出版社、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P2。

注6：江平《民法补充教材》，电视大学出版社。

注7：王卫国《中国土地权利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P139。

注8：梁彗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P53。

注9：张志泉《行政征收与行政征用制度比较分析》。

注10：林纪东〈行政法学〉三民书局1993年第5版。

参考文献资料：

程信和、刘国臻《房地产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3月4日修正版）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国务院2001年1月日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2004年8月修改实施。

《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1990年5月15日施行。

程信和、刘国臻《房地产法学》人民法院出版社、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

江平《民法补充教材》，电视大学出版社。

王卫国《中国土地权利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梁彗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张志泉《行政征收与行政征用制度比较分析》。

新版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篇3

关键词：现状与问题；阻力 法律环境 觉解

一、农村殡葬改革的问题与现状

（一）土葬以不合法但合理、合俗的形式存在

中国古代的丧葬以土葬最为普遍，并已经相沿成习。以河南省某县为例，殡葬改革虽早已开始，但该县出现了很长时间的停滞，近年才开始落实。据当地居民透漏，当地村民在进行土葬时一般是趁着夜色偷埋，有的民政机关止步于伦理道德的阻碍，只会对其进行罚款，罚款不交也没有相应的机构进行管制。全县96万人，共有19个乡镇和3个街道办事处，按千分之六的火化率预算，每年应火化遗体5760具，但实际每年仅火化1300具左右。2012年全县已规划并落实土地的村及公墓287个，已建成37个，在建131个。从这些数据来看，此县的土葬率没有降低，公益墓地的数量少且建设滞后，使得该县的殡葬改革处于初步阶段，这几年行政机关掘坟现象在河南也多发起来。所以，在该县的殡葬改革基本上还是管制型的。

（二）火葬污染大，骨灰二次葬普遍

该县目前有火化机2台，均是80年代的产品，技术含量低，耗能高，已严重老化，且火化遗体时，大量浓烟、灰尘滚滚从烟囱里冒出，骨灰四处纷飞，污染严重。并且该地明显存在骨灰二次葬现象，在祖坟里埋葬（可能祖坟已经成了别人家的承包田），一般用砖块砌坟，然后用一种水泥材质的棺材装骨灰盒下葬，堆砌坟头。2010年12月2日，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强调，要不断深化殡葬改革，集中精力着重解决骨灰“装棺二次葬”①，时至今日，根本还是各干各的。

（三）殡葬产品价格混乱，殡葬服务质量低

1.等级分明、服务质量不高

在许多地方，普通炉、豪华炉等级分明，价格不等。在某县土葬改为火葬后反而增加了不少费用，主要是火化费。殡仪馆有的烧不完，夹带着骨头，有的可能跟别的死者的骨头混杂。遗体家属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一般是忍气吞声。

2.殡葬产品的价格相当混乱。

虽然不像城市的殡葬业一样，出现所谓“天价”。但因为对于殡葬行业有一种天然的“抗拒”，所以农村殡葬业从业人数少，而形成了小范围的垄断，但这种小范围的垄断使得农民消费者的议价能力越来越低，即使有反垄断法恐怕在这个方面也是难以触及。如所调查的该县某村的情况是这样的，所谓“殡葬服务商”就是一家人私人办的，且没有任何营业执照，甚至连殡葬车都没有牌照，交通部门也不管（殡葬车无人检查）。他们提供的殡葬产品质量差价格高，以次充好，粗制滥造。一件寿衣的成本只有50块钱，转手就卖400元，火化费在2011年11月份只有400元，2012年上半年就涨到700元，2012年8月份就涨到了800元，抬尸费400元。当地民政局曾经在2005年时收到过对于这家农村私人殡葬服务商的投诉，但是只是给予口头训诫。

（四）农村殡仪馆出现亏损

殡葬行业暴利人皆知，但不知在农村，尤其是土葬大行其道的地方，殡仪馆往往亏损严重。殡仪馆的干部职工从事的是特殊行业，在农村，由于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对这种职业都有着某种偏见，认为这种职业“不详”。在大城市殡葬行业是牟利行业，可是在该县，该县的殡仪馆在很长时间内严重亏损。据该县殡仪馆调查报告指出：其每个职工只能住一间小瓦房，厨房是用石棉瓦搭建的简易棚。工人工资除5名同志是财政全供的，其余24名系自收自支人员，每人每月工资仅600元，虽然火化工是特殊工种，应该有特岗津贴，但是因馆内效益不好，还得负债更新设备。

二、农村殡葬改革阻力

（一）传统丧葬作为一种民俗由来已久，百姓固守

“丧”字在甲骨文中就出现，并且原意为“采桑”，它包含了四种说法，失去，死去，尸体和哀葬死者的礼仪，而“葬”字是掩埋死者的象形文字。将死者的遗体掩埋在草丛或者用井字型的棺木装殓起来埋葬。② “葬”字在甲骨文中的写法和意义，体现了从弃尸之俗到土葬的演变。

“婚嫁固然张扬，但尚不及丧葬”“丧葬之中，葬又看得清淡一点，因为坟茔都在乡间，葬的时候没人瞧见，丧之中尤以殡最为铺排，因为这是从街坊经过的，看见的人最多。”③ 可见，丧葬应该包含了丧，殡，葬三个过程。其中，殡作为最铺张浪费的环节也已成俗久矣。在农村又讲究孝道，加上丧葬是小辈为长辈办的，因此有时候铺排甚于婚礼。

（二）传统思想的流变

土葬就是最能体现死者生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古人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料想，虽然人已经不在，但他的尸骸却穿越了几千年重新回到世界的舞台。儒家“养生送死”的孝道观，与历代帝王所倡导的以孝治天下不谋而合。土葬满足了人们情感的需求是远远超过理性的。皇帝主张“以孝治天下”其实也是中国“家邦”社会制度的总体要求。隋唐佛教盛行，出现了火葬，跟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思想冲突，于是他们极力反对。宋以后的帝王也是禁止火葬。

（三）农村缺乏有力的监管

该县地处北方，从殡葬改革的进度上来看，殡葬改革才刚刚起步，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被称为百家必争的中原地带，土葬还是其主要形式，土葬依然大行其道无人管，其监管漏洞已然形成，农民消费者深受其害。

三、农村殡葬改革法律环境分析

（一）殡葬法律体系内部的不调和性

1.殡葬法律规定不完善

我国的殡葬法律体系是由国务院制定的《殡葬管理条例》和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构成。《殡葬管理条例》其本身由国务院颁布，效力已经大大降低，其规定也并不合理。国家法律的眼里土葬就是封建思想愚昧的象征，少数民族的习俗得到尊重和保护，否则就是破坏民族团结，那汉民族几千年的习俗就要彻底革除吗？

2.殡葬法律规定的权威性缺失

各地的殡葬管理规定、办法也相当混乱。有的由当地政府规定，有的由当地人大常委通过，各级政府又有规定。以该县为例，其殡葬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要积极推进火葬，提倡树葬、花葬、草坪葬等。该县政府殡葬改革工作实施方案中竟然规定“对村民偷埋土葬”的，由所在乡、村、组做好工作，在限定时间内可以强制火化。一方面规定这样的强制措施，另一方面执法时又存在随便罚款了事的现象，法律的权威性大打折扣。

（二）民俗与国家法律的冲突

1.立法上与民俗的冲突

有民才有俗。殡葬风俗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沿袭多年的传统民俗。1985年的殡葬改革虽然已经实行多年，在农村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早在唐朝末年，火葬在一些地区就已经存在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以至于统治者要屡加禁止。该县的政府殡葬改革规定里赫然有这样一条“对村民偷埋土葬的，由所在乡镇（办）、村、组做好工作，责令其家属限期自行起尸火化。如在限定时间内不起尸火化的，由所在乡、村组织配合县殡葬管理部门强制起尸，强制执行费由丧主负责”。

2.执法上与民俗的冲突

有些地区，执法简单粗暴。按国务院1997年颁布的《殡葬管理条例》，殡葬改革的重心是土葬改革，是节约土地。可是在执法过程中，有些地方出现了掘坟等事件。河南省项城市高寺镇人张某74岁的父亲张勋峰去世后，按当地风俗土葬，谁知1个月后被项城市民政局组织上百人，于凌晨趁家属不在突击掘坟。《殡葬管理条例》中并没有规定民政执法部门有这样掘坟的权力。此举不但违反《殡葬管理条例》，而且也违背了道德和民俗的要求，更加触犯刑法。

四、农村殡葬改革对策觉解

（一）市场引导

在城市，之所以会达到100%的火化率，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多余土地可以埋葬，也可以说城市人已经找不到自己的“根”了，而农村生与死都在自己的土地上，势必还是广大农民所认同的。政府要合理的引导而不是强制。近年来，多所城市也倡导海葬、花葬等各种生态葬形式。但是，对于农村而言，海葬不太可行。可以将树葬这种形式改造成农田葬。树葬是把骨灰深埋在一棵指定的大树下，或将骨灰撒在土壤里，上面种上一棵树作为纪念，即为树葬。以树代碑，骨灰成为树的肥料，这种形式固然好，但在农村，祖坟多已经被改造成农田，把骨灰埋在农田 ，成为农田的养料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政府应引导农民不要砌坟和埋棺材，避免二次葬。

（二）法律规制

民政部近日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意见除再次强调基本殡葬服务实行政府定价，延伸实行政府指导价外，还要求对殡仪馆销售的骨灰盒、花圈、寿衣等殡葬用品依法实行政府指导价或采取其他必要方式管理。各个部门都表示，根本没法管理，因为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都不是特别具有针对性，所以最后导致的监管空白造成了暴利链条的形成。各职能部门要明确职责，监管到位。

（三） 政策导向

1.尊重民俗就是尊重社会规律

生死乃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殡葬习俗是民俗中的重要一节。政府贸然的移风易俗应该不是长久之计。中国古代朝廷为储备粮食备战备荒曾多次禁酒，历代有禁酒之例，烟花爆竹也遭遇禁放，但很快又解禁。

在农村民风淳厚，殡葬政策未落实，并不是当地居民造成的，虽然入土为安的思想影响最大，但民政执法部门也执法不力，对于殡葬改革的落实，宜奖不宜罚，对自愿进行火葬的村民免除火葬费，并予以奖励。但对于依然按风俗进行土葬的不宜进行强制起尸和火化。

2.广泛开展惠民殡葬

民政部今年提出全面推行惠民殡葬政策，“发改委也要求各地基本殡葬服务收费标准实行政府定价，殡葬延伸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对价格明显偏高的，必要时依法进行干预和处理。2007年审计署首次对殡葬业进行了选择性审计。全国已有14个省92个地级市实行了该政策，惠及5亿人群”④。关键在于政策的落实，政策不惠及农民，不惠及到农村就不算真正地“惠及”。对于火葬，我认为完全可以实施全免费制度，在殡葬改革有困难的地区还可以进行奖励制度。另外可以给予殡仪馆补贴，更新设备，将服务规范化。（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走进中国民俗》高奇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民间丧葬习俗》陈淑君 陈华文著，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版。

[3] 《中国民俗学古典文献辑论》武文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

[4] 《典藏民俗学丛书》叶春生、施爱东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5] 《关于当前农村殡葬改革的调查与反思：以河南为例》，崔家田著，原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一期。

注解

① 民政部：集中精力着重解决“装棺二次葬“2010年12月2日http：///gn/2010/12-02/2695630.shtml

② 徐吉军：《中国丧葬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新版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篇4

摘 要：对经济法与行政法之间的界限，很多文章都曾有论述，但都显得比较抽象。本文以土地管理法为例，从两法调整的社会活动领域、宗旨、所依据的科学原理、追求的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三个方面作了论述，更具体地指出了两法的区分界限及对法学研究的意义。 论文关键词：经济法；行政法；界限 作为新兴的法律部门，经济法与传统的民商法和行政法存在着“天然”的联系。正如施米托夫教授在分析英国经济法的要领时所指出的：“经济法应位于商法与行政法之间。它与商法分享对经济事务的调整，与行政法分担政府管理的职能。”关于经济法与民商法的界限，随着民法通则的颁布和民商事立法的完善，法学界的看法已基本趋于一致了。但经济法和行政法的界限如何划分，这仍然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有不少专著、文章都对此问题进行了论述，但显得过于抽象，本文意在通过对土地管理法的分析来具体论述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关系，使经济法的本质特征能被较直观地把握。 对土地可从不同角度进行观察。首先，它是民法上的物；其次，它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再次，它又是行政管理指向的对象。我国的土地管理法正是基于土地的“物”、“资源”及“管理对象”的多重属性进行综合性立法的。因此它集民事性规范于一体。而其中经济性规范占着很大的比重。《土地管理法》共分八章，除总则（第1 章）、法律责任（第7 章）、附则（第8 章）外，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第2 章）主要由民事规范构成，监督检查（第6章）主要由行政性规范组成，其余三章，即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第3 章）、耕地保护（第5章）、建设用地（第6 章）基本上是经济性规范，只是个别兼具行政性规范属性。 土地管理法中这些经济性规范所涉及的内容包括：立法宗旨（第1 条）、基本国策（第3条）、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第4 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度（第17 条）、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制度（第24 条）、土地调查制度（第27 条）、土地统计制度（第29 条）、建立土地管理信息系统对土地利用进行动态监测制度（第30 条）、占用耕地补偿制度（第31 条）、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第34 条）、土地划拨制度（第54 条）、土地有偿使用费专项使用制度（第55 条）等。此外，还有一些关于促导性措施的规定，如关于奖励的规定（第7 条）、鼓励开发未利用土地（第38 条）、鼓励土地整理（第41 条）、支持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从事开发经营、兴办企业（第50 条）等。还有一些特殊的规定，如关于增加安置补助费的规定（第47 条）、征地补偿方案须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的规定（第48 条）等。 上述这些规定，体现了经济法的一些特性，以此为基础可分析出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如下差异： 首先，经济法与行政法调整的社会活动领域及其调整宗旨不同。经济法，又可称之为经济政策法，是国家管理经济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宗旨是执行国家经济政策，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如国家针对耕地严重流失，建设用地外延式扩张的现状，基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认识，提出了”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为了执行这一国策，于是进一步完善了《土地管理法》，以法律的形式将上述政策要求制度化、规范化。由此可见，经济法带有极强的经济政策性，是国家贯彻经济政策的手段。就其宗旨而言，是为社会公益的。如为了确保现有耕地规模，防止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土地管理法规定了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占用耕地补偿制度，在农用地内，又划出基本农田进行特殊保护，这都是基于我国耕地面积有限、开垦潜力不大、农村人口众多这一现状考虑的，以期达到确保农民生活水平、农业发展、农村稳定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公益目的。因此，国家一定阶段特定的经济政策是经济立法的依据，保证该经济政策所确定的社会公益目标的实现，是经济法的功能和宗旨，它有着特定的、具体的经济内容。行政法则与此不同，行政法以国家行政主体的设置及其职权行使为其调整领域，其宗旨是保障国家行政职权的依法行使和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受行政机关的侵害。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由于历史传统不同，关于行政的认识也存在着差异。英美法系侧重于控权说，重视程序规则，认为“行政法涉及对行政机关的授权；行使行政权力必 须遵从的方式（主要强调法定程序规则）；以及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而大陆法系侧重于保权说，以行政职权及其行使作为研究中心，“强调的是行政行为，即作有效意思表示的主体资格，意思表示的有效成立要件，有效意思表示的法律效力（意思先定力、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有瑕疵意思表示的补救和违法意思表示的法律责任，以及紧急状态下的意思表示问题”.由此，不管是英美法系的行政法，还是大陆法系的行政法，都不十分关心行政管理活动的具体社会经济内容及其要实现的社会经济政策目的。这是行政法区别于经济法的一个根本点。以我国土地管理法第6 章“监督检查”为例，该章规定了监督检查的主体（第66 条）、可以采取的措施即职权（第67 条）、关于身份公开的程序规则（第68 条）、其他职权及公法上负担的义务（第 68、70、71、72 条）等。这些规定充分关注的只是行政组织及其权力设置、行使、制约、监督，而不大关心活动的具体经济内容和要实现的经济政策目标。总之，经济法和行政法都分担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但其侧重点不同，前者侧重管理的具体内容和要实现的目标，后者侧重于管理主体及其职权。 其次，经济法与行政法立法上所遵循的科学原理不同。经济法主要以经济学的原理为指导，如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度、土地调查制度、土地统计制度、土地利用监测制度等，就是在经济学原理的指导下，将一定的经济技术手段运用于土地管理，以期达到土地资源的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和保护。在这里，立法只不过使其获得了强制执行和一体遵循的效力而已。行政法则主要以政治学原理为指导。如土地管理法关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行分级审批的规定（第21 条）、将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的执行情况列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内容的规定（第25 条）、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的规定（第44 条）、关于监督检查的规定（第6 章）以及关于行政责任、行政救济的规定（第7 章）等，体现了行政机关与权力机关、司法机关之间，行政机关上下级和管理相对人之间相互监督的关系，这些都是政治学分权制衡原理的运用。 再次，经济法与行政法追求的法律实施所要达到的社会效果不同。法律的实施效果指法律的实施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而法律所追求的则是积极的影响。经济法的实施追求的是，它所执行的特定的社会经济政策目标得到全部或部分的实现，整个社会经济呈协调有序持续发展的状态。就土地管理法而言，是要通过实施实现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的科学化、合理化，耕地得到了切实有效的保护，整个社会经济在此基础上能够得以持续发展。而行政法实施要追求的是，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民主化、法治化，即依法行政。具体言之，就是行政主体的设置、职权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行政活动做到合法、合理，一旦违法，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还是以土地管理法为例，它的实施在行政方面就是要实现土地行政管理的法治化，使国家的土地行政管理职能得到实现。总之，经济法追求的是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和有序，行政法追求的是国家政治生活的规范和进步。 最后，从经济法与行政法既相区别又相渗透的客观现实和辩证关系出发，应该注意到二者间的界限具有相对性。就法律部门的划分而言，具有主观性的一面，它并不是法律现象客观的必然的界限所惟一导致的。这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法的部门划分是相对的，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这是由立法和法学的主观性决定的。这种相对性主要表现为法律部门之间的交叉性和层次包容性，也表现为同一项法规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时期可以属于不同的法律部门。“而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的一些法学者却未能足够认识这种法的部门划分的相对性。有的行政法学者基于经济法调整手段的不完备、无独立的责任制度等，就否认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地位；而一些经济法学者则从论证经济法有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门的独立的、完整的调整手段和责任制度出发，没有令人信服地论证经济法具有像民法、刑法、行政法这些传统的法的部门那样所具有的全部特征。与此不同的是，有的学者独辟蹊径，从反思和重新确立法的部门划分标准出发，既看到了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差异，又看到了两者的交叉、重叠，既论证了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地位，同时也”纯化“了行政法的研究范围。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从法律史的角度指出了新兴法律部门对传统法律部门在制度上大量借鉴的客观现象.总之，经 济法与行政法二者间的界限是相对的，经济法在调整手段和责任制度方面大量地借鉴了行政法的某些做法；同样，也不能以此否认二者是不同的独立的部门法。得注意的是，现代法律更加关注特定的社会活动领域和特定事项。在立法上，一方面，新的法律部门不断出现；另一方面，法律部门相互渗透和综合性法律文件的制定。前者如环境法、社会保障法等，后者如本文分析的土地管理法。这在法学上，既要求具有开拓意识的新领域的法学工作者的涌现，也要求不同部门的法学者对同一立法文件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进行研究和阐释，不是相互否定，争夺地盘，而是合理分工，相互促进，共同繁荣法学事业。 注 释： （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 （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叶必丰：《行政程序法的两大模式——两大法系行政程序法之比较》，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1期。 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120"139页。

新版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篇5

关键字：工程索赔 合同管理 投标取得合同阶段 合同谈判及签约阶段 履约阶段 索赔管理

在国际建筑市场上，工程索赔作为承包商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弥补工程损失、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将会为承包商带来相当巨大的利润空间。根据国外资料，在正常情况下，工程承包能得到利润约占工程合同总价的3％-10%，而在许多国际工程索赔中，索赔额高达合同价的10%-20%；有些项目工程索赔甚至将超过合同总价。“中标靠低价，赚钱靠索赔”，其在国际承包工程竞争中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而成功索赔与其完善的合同管理密不可分。索赔工作应贯穿工程项目始终，索赔就是合同管理的一个重要部分。如何围绕成功索赔进行合同管理，本文将就此分以下几个阶段进行探讨一种有效的索赔管理方式。

一、参与投标取得合同阶段

为清楚认识该阶段工作对索赔的重要性，我们可先看以下两个案例：

案例1：承包商Flippin Materials Company与美国政府(1963)签订了一个合同，开采石灰石来生产砂和骨料，供政府正在施工的大坝使用。在施工过程中，承包商发现石灰岩中含有大量粘土填充的溶洞，需要另外花钱清除。政府完成了33个钻孔组成的工地勘探，作为合同文件的一部分，向承包商提供了钻孔柱状图和钻探记录。钻探记录上显示石灰岩中存在溶洞，但并没有标明溶洞由什么材料填充，而钻孔岩芯是可供承包商检查的。这些岩芯上显示了粘土和砂的存在，政府也有地质学家做出的现场记录。当承包商要求调整由于粘土的出现而增加的成本时，索赔法庭否决了承包商的索赔要求，认为承包商有义务检查现场钻孔记录和实际岩芯样本。法庭也注意到，这个特别的合同并没有包含不同工地条件条款，所以政府没有相应的合同义务。

案例2：在美国结构公司与矿业设备制造公司(1976)签定的合同中包含了完整的不同工地条件条款，仲裁委员会认为承包商没有义务从合同文件之外去寻找政府拥有的附加资料，因为承包商相信合同文件中的资料是完整的。裁决还认为，承包商只有认真检查资料的义务，而不应当承担地质学家或岩土工程师的责任，仲裁委员会最终支持了承包商在不同工地条件下的索赔要求。

以上案例主要在于如何把握不同工地条件条款。FIDIC合同文本中这样规定：第一类不同工地条件是地下隐藏的自然条件与招标文件中所注明的存在很大的差别。招标文件包括工地勘察报告、土样抽查报告和工地地质报告等。隐藏的自然条件既包括自然条件，也包括人为条件，一般无法通过工地勘察发现，也没有在招标文件中加以注明。针对第一类不同工地条件，承包商必须证明实际遭遇的情况与分析招标文件时所能预见的截然不同。第二类不同工地条件是地下不明的自然条件与通常遇到的和在类似工程中常见的存在很大的差别。由于业主在招标前没有进行工地勘察，或者业主在招标文件中没有提及任何非正常情况，但是事后发现，工地条件与通常遇到的或在类似工程中常见的截然不同。针对第二类不同工地条件，承包商必须证明实际遭遇的情况在投标时无法从招标文件中合理预见到。

可以看出，有些承包商在投标阶段为取得签署合同的机会，往往不详细地勘察施工现场实地，缺乏对图纸仔细研究和审查，没有深入研究、全面分析招标文件并逐条确定具体合同责任。这将必然导致以后索赔的失败。 所以深入了解业主的资金信用、经营作风和签订合同应当具备的相应条件是投标前必须要做好的首要工作。这也关系到以后承包商能否成功索赔。该阶段合同管理工作主要包括：第一，调查了解相关情况。如设计的施工图是否完善，计划部门立项文件、土地、规划、建设许可手续是否具备，应拆迁和“三通一平”工作是否已到位，业主资信状况是否良好，特别是该工程的资金到位率，以及其以往工程招标签订的合同条款。第二，深入研究和全面分析招标文件。该阶段主要应做好以下工作：正确理解招标文件，吃透业主意图和要求；全面分析投标人须知，逐条确定具体合同责任；详细勘察施工现场实地后仔细研究审查图纸；认真分析合同条款和复核工程量，寻找索赔依据；进一步确定各个子项的单价和各项技术措施费用并制定投标策略。

二、合同谈判及签约阶段

在讨论如何做好该阶段工作前，我们同样先看以下案例：

案例3：甲方某局技工学校与乙方某市第三建筑公司签订了施工合同。工程概况：教学楼建筑面积1800平方米，四层混合结构，条型钢筋混凝土基础，工期为210天，于1993年9月20日开工。在甲、乙双方协议条款第1条承包范围写道：“设计地基标高以上的土建、给排水、采暖及电气照明工程。广播、电视、通讯管线的预埋工程 ”。在甲、乙双方签订的补充条款中写道：“设计地基标高以上工程内容所发生的正常变更均不再调整合同价款。以下的工程按双方签证的洽商实际发生工程调整”。基槽开挖后，发现了地质资料中没有反映出来的废弃地窑。该地窑是由0．7米厚的旧式灰土构成。处理比较费工，且影响进度。乙方代表弄清了这不可预见情况后，向甲方代表递交的洽商稿中写道：“在基础开挖中发现的地质资料中没有反映出来的地窑（3米宽×5米长×2．2米深）处理费用应由甲方承担。”双方发生了争执。甲方代表认为按合同补充条款中规定，设计地基标高以上的工程变更不再调整工程价款，“设计地基标高以上”是指“设计基础垫层标高上皮”。而乙方代表认为“地基”是指基础，而基础在建筑中的分界是以地面标高为准的，“地基标高以上”应理解为“地面标高以上”的意思。

该案争端起源于有歧义的合同条款，所以在合同谈判签约阶段，其主要工作是对合同文本反复推敲审查，结合工程实际情况查找合同漏洞，寻找索赔契机。最后还应对合同风险进行综合分析，并采取相应对策以保证最终签订有利的工程承包合同。这些工作都应落实到专门的合同管理机构如经营处，负责施工合同的审阅，根据发包人提出的要求，逐条进行研究，实施监督、管理、控制。

在进行合同实质性谈判时，研究确定相应的谈判策略技巧，选择有合同谈判能力和有经验的人参加合同谈判是至关重要的。在谈判中，对业主提出的每个条款都应进行具体的商讨，尽量避免业主单方面苛刻的约束条件，并相应提出对业主的约束条件，力争取得合同文本的拟稿权，以保证合同能体现双方的责权利关系平衡。

三、履约阶段

履约阶段管理是成功索赔的核心，我们可以从以下案例得到一些启示。

案例4： A企业在确定施工单位B企业中标后不久，B开始施工。该工程施工合同的价款约定为固定总价。该工程变形缝包括滤池变形缝、清水池变形缝和预沉池变形缝。已载明滤池变形缝密封材料选用“胶霸”，但未载明清水池变形缝和预沉池变形缝采用何种密封材料。施工过程中B企业就清水池变形缝和预沉池变形缝的密封材料按合同约定报监理单位批准，其在建筑材料报审表上填写的材料为“建筑密封胶”。而监理单位要求用“胶霸”。B企业最终按监理单位的要求进行了施工。后B企业就此要求A企业补偿使用“胶霸”而增加费用800000元。B企业提起索赔的理由是：对清水池变形缝和预沉池变形缝采用何种密封材料没有约定；“胶霸”是新型材料，在该工程所在地的工程造价信息中找不到“胶霸”这种建材而只能找到“建筑密封胶”，所以其只能按照“建筑密封胶”进行报价。A企业反驳该索赔的理由是：1）变形缝密封材料应不应该使用胶霸的依据是合同和法律，而不是根据“工程材料信息”有无胶霸这种建材。该工程造价信息没有某建筑材料不等于该建筑材料不常用，无法找到而不能选择。2）清水池变形缝、预沉池变形缝和滤池变形缝的作用、性质完全相同。根据合同漏洞的解释补充规则，既然双方在选用密封材料之前未能达成补充协议，清水池变形缝和预沉池变形缝的密封材料当然应根据最相关的合同有关条款即载明滤池变形缝确定，即选用胶霸。因此，清水池变形缝和预沉池变形缝的密封材料选用“胶霸”是合同的本来之义，不存在增加合同价款的问题。最后法院驳回了B的索赔请求。

“勤签证”这是成功索赔的关键。该案中B索赔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得到监理方的书面认可。所以在履约过程中，承包商必须听从监理及业主的书面指令。在特殊情况下如必须执行其口头命令时，应在事后立即得到业主书面文件确认，或者致函监理及业主确认。需要注意的是，监理或业主的书面指令还应是明确而无歧义的。如其签署的只是“同意”、“情况属实”、“已阅”等字句，该签证并不能保证以后索赔的成功。

“勤签证”的同时，还应做好证据的保存。第一，每天专人记录施工日志、技术资料、施工记录等资料，对停水、停电、甲供材料的进场时间、数量、质量等等，都应做好详细记录，并得到监理方签字认可。第二，如有损失发生，做好现场摄像、录像，以达到资料的完整性。如施工中发生工伤、机械事故时，就应及时记录现场实际状况，分清职责；对人员、设备的闲置、工期的延误以及对工程的损害程度等，也应及时办理签证手续。第三，及时收集业主或监理单位的临时变更、口头指令、会议研究、往来信函并整理成文字，必要时还可对施工过程进行摄影或录像。第四，如有设计变更、技术核定、工程量增减等事项，务必签证手续齐全，确保资料完整并及时做好修改、补充签证。比如甲方指定或认可的材料或采用新材料，实际价格高于预算价(或投标价)，按合同规定允许按实补差的，应及时办理价格签证手续。凡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施工，没有相应预算定额计价时，应收集有关造价信息或征询有关造价部门意见，作好结算依据的准备。第五，加强管理人员的培训，做好对施工人员的合同交底。确保现场人员熟悉各种索赔事项的签证时间要求，区分二十四小时、甲十八小时、七天、十四天、二十八天等时间概念的具体含义；特别是一些隐蔽工程、挖土工程、拆除工程，都必须及时办理签证手续，以避免时过境迁引起的扯皮，从而增加了索赔难度。牢记“不忘、不漏、不缺、不少，眼勤、手勤、口勤、腿勤”十六字要决，以创造索赔的机遇。第六，正确处理好同业主与监理的关系。索赔必须取得监理的认可，承包商索赔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业主的态度。因此，努力融洽与业主、监理的关系，在实际工作中树立良好的信誉。

四、索赔阶段

该阶段承包商在合同管理中应做好以下工作：第一，尽快提出索赔意向书。FIDIC合同条件及我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条件都规定：承包商应在索赔事件发生后的28天内，将其索赔意向通知工程师。所以承包商应避免合理的索赔要求因超过索赔时效而导致无效。第二，准备好索赔资料。具体工作包括：跟踪和调查干扰事件；分析干扰产生原因；损失调查和计算；积极收集证据。这些工作的好坏又与前几个阶段的合同管理业绩紧密相关。第三，提交索赔文件。在规定的时间提交一份详尽和论据充分的最终索赔报告事关索赔的成败。第四，选择最佳的索赔处理和解决方式。在谈判未果后，选择最好时机进行仲裁或诉讼。第五，提高索赔技巧和艺术。认真做好谈判准备，统一谈判口径和策略，采取应变的灵活策略，以争取主动。谈判中一要把握提出索赔的时机；二要作适当必要的让步，不斤斤计较；三要控制主动权，但须注意方式方法。

结语

随着建筑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索赔管理以其成本投入较少，经济效果明显而倍受承包商的重视。它贯穿整个工程项目的始终，是合同管理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合同管理的优劣直接影响和决定索赔工作的成败，因此承包商想成功进行索赔，必须在项目进行各阶段以索赔为核心，切实提高合同管理水平，进行有效的索赔管理，从而最终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 李启明主编，《国际工程承包与项目管理》，江苏科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2] 卜振华、吴之昕主编，《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出版。

[3] 杨立新著，《合同法总则》，法律出版社2000年出版。

[4] 中法网，楼干明《浅谈施工合同风险的防范与控制》。

新版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篇6

本文结合宪法对土地征用制度的修改，对现行土地供应制度的基本内容作了分析和思考。认为，《宪法》的修改，势必对1998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所确立的土地供应方式产生直接的影响。与修宪相适应，土地供应方式必须加以改革。其中，合理界定征收和征用的范围、制定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相关规定、改革现行土地供应方式，是贯彻科学发展观、保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此基础上，文章从区分征收与征用、合理规范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等5个方面提出了土地供应方式改革的一些基本思路，对如何进一步修改现行《土地管理法》、建立新的与宪法精神相吻合的土地供应方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对建立新的供地方式和修改《土地 管理法》的三点建议 ：一是建议立法机关和有关部门，加快《土地管理 法》的修改进程。 二是建议抓紧进行改革土地供应制度的研究工作。三是建议循序渐进，科学建立并确立供地方式改革的法律体系。

关键词：修宪 土地供应

改革

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将《宪法》第十条第三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 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宪法》的修改，势必对1998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所确立的土地供应方式产生直接的影响。

与修宪相适应，土地供应方式必须加以改革。其中，合理界定征收和征用的范围、制定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相关规定、改革现行土地供应方式，是贯彻科学发展观、保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 现行土地供应制度的基本内容

现行土地供应制度是以《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为基础，以《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为支撑的一个较为完善、高效的土地供应体制。这一制度是在总结建国以来社会发展和经济改革在土地管理方面的新情况、新经验、新需要后建立的。现行土地供应体制确立了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突出了耕地保护，强化了土地利用的宏观控制，完善了调整土地关系的一系列行为规则，将土地管理法律制度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现行《土地管理法》确立的基本制度之一就是土地供应的集中统一制。即政府高度控制土地供应，确立了“一个渠道进 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供水”的单一土地供应制度，严格控制集体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交易。《土地管理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或者 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除外。”“前款所称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用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现行《土地管理法》同时还对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作出严格限制，规定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 用于非农业建设。但它同时也强调，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

政府供应国有土地的方式有两种，即划拨方式和有偿使用方式。划拨方式起源于计划经济时代，目前可以适用划拨方式的主要有四类用地：国家机关用地和军事用地；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和公益事业用地；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等 基础设施用地；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用地有偿使用方式脱胎于香港，开始于深圳，推广于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随着1988年《宪法》和原《土地管理法》的修改，扫清了土地有偿 使用的法律障碍，国务院于1990年颁布实施了《城镇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和《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成片土 地暂行管理办法》，确立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实行有偿出让的制 度。经过近十年的改革和探索，土地有偿使用的方式也从单一 的出让发展到出让、租赁和作价入股等多种形式。1994年《城 市房地产管理法》基本确定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供应采用有 偿使用和划拨两种方式的基本架构。

按照《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有偿使用方式应当是政府供应土地的主要方式。《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进一步明确了 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方式有三种，即出让、租赁和作价出资入 股。

集体建设用地适用于三类用地，即，兴办乡镇企业、村民建设住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用地。按照法律规定，集体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且集体建设用地不得流转。只有两种情形例外，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共同举办企业的；二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 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立法机关之所以作出严格的规定，一方面是出于严格保护我国珍贵的土地资源特别是耕地资源的战略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担心大量的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会扰乱正常的土地市场秩序，影响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顺利推进。

客观地说，现行的土地供应方式在积极调节处理土地供需矛盾、有效约束乱占滥用土地行为、推动人们按照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控制土地利用、维护土地市场秩序稳定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迅速推进，对土地的需求日益增加，土地供需矛盾也日益严重。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严格控制，已在事实上造成了国有建设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之间的不公平待遇。同时，由于征用土地的补偿费用较低，并且截留、挪用、拖欠征地补偿费用等情形时有发生，政府在征用土地后又以市场价格出让给用地者，很低的补偿价与相当高的市场价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额利益，成为催生腐败和犯罪的强烈诱因，也严重损害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利益，影响了社会稳定。

二、现行土地供应方式修宪后已不适应需尽快改革

《宪法》的修改，为土地供应方式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但如何进行改革？如何确定征收和征用的范围？征收和征用的具体适用条件和程序如何？集体建设用地如何流转？划拨供地方式是否应该取消？这一系列问题，都要求通过土地供应方式改革来解决。

（一）关于征收和征用

《宪法》修正案中的“征收”，涵义同于现行《土地管理法》中的“征用”，是指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将集体所有土地转为国有的行为。此次《宪法》修正案中规定的“征用”，是指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强行占用集体土地，在使用完毕后再将土地归还集体的一种行为，实质是一种临时使用土地的行为。

征收和征用的共同点在于强制性。征收和征用，均系依政府单方面的征收命令、征用命令而发生效力，无须征得被征收与被征用公民和法人的同意。征收和征用的不同点是：征收的实质，是国家强行收买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征用的实质，是国家强行使用集体土地，使用完毕再返还原集体。

按照国际间的共同规则，征收须符合三项法定条件，一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社会公共利益”以外的目的，例如商业目的，绝对不适用国家征收。所谓“社会公共利益”，是指“全体社会成员的直接的利益”。例如公共道路交通、公共卫生、灾害防治、国防、科学及文化教育事业，以及环境保护、文物古迹及风景名胜区的保护等，均属于社会公共利益。建设“ 经济开发区”、“科技园区”，虽然可以使社会成员"间接"得到利益，但仍属于商业目的，不属于社会公共利益。因商业目的需要取得公民和法人的土地使用权，应当与土地使用权人平等协商，按照《合同法》的规定签订合同。二是征收应符合法律规定程序。至于具体的程序规则，应当由特别法规定。三是必 须对被征收的公民和法人给予公正、合理的补偿。

征收虽然具有强制性特征，但仍然属于一种商品交换关系，本质上属于一种民事法律制度调整的范畴。这与税法上的 税收制度和行政法上的罚款制度有着根本区别。其区别在于 征收必须给予公正补偿。具体的征收行为，虽然符合第一项和第二项法定条件，如果对被征收的公民和法人未予补偿或者未予公正补偿，就变成了对人民合法财产的无偿剥夺，这不仅 违反《宪法》保护人民合法财产的基本原则，也违背了政府保障人民合法财产的神圣职责。

征用的实质是国家强行使用公民和法人的财产。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只在发生战争或者重大自然灾害等严重威胁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而由国家宣布处于紧急状态的情形，才能依法征用公民、法人的动产和不动产。在紧急状态结束或者 使用完毕之后，如果被征用的财产还存在，应当返还原物，如果原物已经毁损，则应当照价赔偿。国际上通行的征用制 度，继承了人类历史上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充分体现了法律对公民财产权这一“私权利”和政府保障社会整体利益实现的 “公权力”的有机统一（现代行政法的本质特征就是其平衡 性）。我们已经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当然应该采纳并实行这一已经被多数国家证明可行的制度，无须另辟蹊径。

（二）关于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和征用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是指权属合法、界址清楚的农民集体 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转让、租赁、作价出资（入股）等的行为。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是为现行法律所禁止的，《土地管理法》 只确定了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两种方式，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共同举办企业的;符合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

从理论上讲，所有权应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优劣之 分。但现行法律对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土地实际上作了不平 等的区分:国有建设用地基本可以自由转让，而集体建设用地 基本上不可流转。这实际上是计划经济时代“国有高于一切”、“国家优于一切”思想在土地供应制度上的体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严格限制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法律制度已明显不能适应形势需要，实践中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大量发生已是不争的事实，“狼”己经来了躲不是办法，必须研究如何加以解决。

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和国土资源部先后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并曾开展了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试点工作。从试点的经验看，集体建设

用地流转必须注意把握以下问题：

一是权属合法、界址清楚。这是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前提。必须严禁借“流转”之名，擅自将集体所有的农用地和未利用地变为建设用地；确需将集体所有的农用地和未利用土地变为建设用地的，仍应按有关法律规定，履行申请和批准手续。

二是符合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这是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必要条件。在城市、城镇规划区内的，还应符合城市规划和村镇建设规划。不符合规划的，不得流转。

三是除农户法定的宅基地和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用地之外的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可以实行有偿使用，有偿使用收益归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民集体，集体经济组织负责管理使用。

四是农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者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

五是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农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指导、管理、监督与服务。

《宪法》修改后，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又面临了新形势。要处理好流转与征用的关系，必须严格界定流转和征用的范围。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与征用的共同点是二者都不改变土地权属性质，即土地仍为集体所有。不同点在于适用的条件不同，征用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且是在一些紧急状态下适用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则不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是在正常状态下适用的。

今后，大量的建设用地，应主要依靠集体建设用地的方式来实现，这样，既可真正有效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又可减少政府过多使用征用权带来的大量争议，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当然，对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必须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对流转的范围、流转的决定权、流转的程序、流转收益的分配、流转的限制等作出具体规定。

（三）关于划拨

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是指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后，在土地使用权者依法缴纳了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及其他费用后，国家将土地交付给土地使用者使用，或者国家将土地使用权无偿交付给土地使用者使用的行为。

我国曾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土地使用权采取行政划拨方式进行分配，导致目前存在大量的划拨土地。划拨土地使用制度的特点是“三无”—无偿、无期限、无流动，其实质是政府从微观上介入经济生活，分配社会资源。

实践证明，划拨土地的大量存在会导致土地资源利用的低效 率甚至无效率，因为一方面，政府不可能全面、准确地掌握土地需求信息，在没有足够决策信息的情况下分配土地必然带有盲目性；另一方面，土地使用人获取土地时未支付任何代 价，故而缺乏足够的内在压力使其按照最大效益原则使用土地，这必然导致土地资源的浪费。

医治这一痛疾的根本方法是引进市场机制。一个存在充 分竞争的市场能够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反映市场供求状况，为政府决策提供准确信息。一个存在充分竞争的市场还意味着土地使用人必须为其使用的土地支付市场价格，有了成本 就会促使其去寻求使用土地的最佳方式，发挥土地的最高效益，否则就会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危险。

因此，在重新认识到土地的商品属性之后，为了适应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我国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逐步建立以出让方式为主的土地有偿使用制度，这是符合市场经济客观规律和现代法治精神的土地使用制度。《宪法》修改后，严格限制了政府的征收权，政府供应土地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府可以划拨的土地也必然越来越少。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划拨供地方式必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必将是全面的土地有偿使用制度。

（四）关于出让和租赁

土地使用权出让和国有土地租赁，是《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的两种不同的土地有偿使用方式。国有土地租赁制度是在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基础上进行的，是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的完善与补充。这两种土地有偿使用制度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根本目的都在于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流动。

但是两者又有区别，具体表现为：一是在所适用的范围上 ，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多用于重新开发和利用，而目前国有土地租赁所要解决的特定问题，主要是城市大量原有行政划拨用地如何扩大到有偿使用的范围，多用于原划拨用地发生土地转让、场地出租、企业改制和改变土地用途后依法应当有偿使用的情形。二是在价格方面，出让土地使用权的价格是一定年限的土地使用权价格。

尽管传统意义上的租赁权应是债权，但是，由于我国土地所有权不可买卖，以租赁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应当是一种物权，权利人有使用、收益和部分处置权，因而就具有相应的价格。通常采用收益还原法（又称差额租金还原法）评估承租土地使用权价格，是将市场租金与实际支付租金之间的差额采用一定的还原率还原求取相应的价格，即未来若干年租金差额的现值之和，这一点，在国土资源部的《规范国有土地租赁若干意见》中，已将其明确规定为：“承租土地使用权只能按合同租金与市场租金的差额及租期估价”。

（五）关于招标、拍卖和挂牌

为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行为，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土地使用制度，国土资源部出台了《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第11号令），此规定的出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资源管理体制改革的产物。

目前，开展经营性用地的招拍挂出让，是土地有形市场中经营土地的主要形式。招标出让土地使用权，是指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招标公告，邀请特定或者不特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加国有土地使用权投标，根据投标结果确定土地使用者的行为。拍卖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是指出让人拍卖公告，由竞买人在指定时间、地点进行公开竞价，根据出价结果确定土地使用者的行为。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是指出让人挂牌公告，按公告规定的期限将拟出让宗地的交易条件在在指定的土地交易场所挂牌公布，接受竞买人的报价申请并更新挂牌价格，根据挂牌期限截止时的出价结果确定土地使用者的行为。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方式具有公开性、公平性、竞争性、高效性等特点，最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土地出让特别是经营性土地的出让中被广泛采用。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的规定，在政府供地中，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各类经营性用地，必须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经营性用地以外的其他用途的土地供地计划公布后，同一宗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也应当采用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

招拍挂都是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有效方式，三者没有优劣之分，只是适用范围有区别：在具体的批租活动中，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视国家产业政策、政府对土地的要求、土地用途、规划限制条件等因素选择适宜的出让方式。一般而言，对于土地使用者和土地用途无特殊限制，以获取最高土地出让金为目标的经营性用地，应采用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对于除获取较高出让金外，还具有其他综合目标或特定的社会、公益建设条件，土地用途受严格限制，仅少数人可能有受让意向的经营性用地，应采用招标方式出让。

三、对建立新的供地方式和修改《土地 管理法》的几点建议

（一）建议立法机关和有关部门，加快《土地管理 法》的修改进程。

《宪法》修正案已经全国人大通过并正式生效。但目前实际上并未真正实施，原因是《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并未及时修改，影响了《宪法》新原则的顺利实施。由于《宪法》修改前 后“征用”涵义的根本不同，在实践中极易产生争议。毕竟，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可以说，《宪法》虽然修改了，但还没有发 生法律效力。我国司法机关已经通过判例确定了司法机关直接引用《宪法》条文判决案件的先例。因此，本着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原则，建议立法机关尽快启动、完成《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工作。

（二）建议抓紧进行改革土地供应制度的研究工作。

目前，改革旧的供地方式，建立新的适应经济发展的土地供应方式已迫在眉睫，但却面临着理论储备严重不足的尴尬局面。科学的理论是实践的先导。1998年《土地管理法》的顺利修订，就得益于当时深厚的理论铺垫。因此，建议有关部门加强土地供地方式改革的理论研究，组织专门力量，尽快研究出切实可行的制度框架和操作方案。

（三）建议循序渐进，科学建立并确立供地方式改革的法律体系。

首先，在中央政策性文件中提 出新的供地方式的整体框架；其次，在《土地管理法》中设专章 对新的供地方式的具体内容作出规定；第三，在《土地征收和征 用条例》和《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条例》中对征收、征用及集体建 设用地流转的适用范围、条件、程序等做出规定；第四，由国土 资源部制定相应部门规章，对土地供应方式作出具体规定。

供地方式的改革，如同人类历史上任何一项改革一样，不 可能一蹴而就，应当统筹规划，逐步推进。当前，合理界定征收和征用范围，鼓励、规范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是最为紧迫的需求。

划拨供地方式、协议出让土地方式的消亡，也许还要经历 一个比较长的阶段，但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和租赁一定会成为最主要的供地方式。土地供应方式的改革，必将推动土地管理方式和土地利用方式的变革，从而对土地管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

2.《国土资源法律法规手册》，2001年2月河南省国土资源厅编印；

3.《国土资源管理依法行政读本》（国土资源管理系统“四五”普法教材），李元主编，2003年3月地质出版社出版；

4.依法行政规范土地市场学习文件选编，2003年2月国土资源部编印；

新版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篇7

关键词 房地产企业 法制意识 社会责任

一、我国房价现状分析

进一步增强法制意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已成为全球的共识，是各个行业、各个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房地产企业亦不例外。

近几年来，我国的房价持续攀升，早已超出了普通居民的购买能力，即房价的上涨幅度已远远超出社会平均劳动力价值的提升幅度。我国房地产市场供需不畅问题仍然是最主要的问题，巨大的住宅需求与大量商品房积压的鲜明对比表明，住宅需求转换为有效需求的瓶颈是住房价格过高，居民收入与房价差过大，房地产开发商趋利避害开发高档楼盘以及房地产投机者的商业炒作，对房价的上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房价的上涨，不仅在居住上面给予了居民沉重的支付压力，还影响了很多购房和准备购房的家庭无力进行其他方面的消费，使其他很多行业、产业产能过剩。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直接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国家及地方政府，应当从宏观上对房地产业的发展进行调控，对商品房价进行监管，房地产企业应当在严格执行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与政府一起对安居工程予以扶持，逐步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带动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房地产企业应当履行的社会责任

（一）严格杜绝一房多卖，一房多抵押。例如，“天天花园诈骗案”是一女多嫁、一房多卖的典型。上海天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开发天天花园住宅小区，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10亿余元人民币，为偿还本息，该公司以天天花园的房屋抵债，并将同一套房预售、出售多次。据统计，天天花园每套房屋平均被重复卖出三次，受害者达数百人之多。所收房款相当一部分用于董事长蔡林芬个人消费。对于工薪阶层而言，辛辛苦苦积蓄多年所购得的一套房屋随着天富公司的破产付诸东流。对于房地产企业，应鉴于此案，应该以此为鸣，时刻提醒自身企业不再重蹈覆辙，来加强自身企业的经济建设。

（二）加强物业管理，不出现烂尾楼。烂尾楼是指房地产在开发过程中因资金出现问题而停建或因拍卖市场不成熟而无法出售的不良楼盘资产。由于如今关于物业管理、烂尾楼的纠纷较为频繁，房地产秩序混乱，房地产企业面临严重的诚信危机。近年来，商品房投诉率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2004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商品房投诉20530件，但房地长企业纠纷解决率最低，只有10%左右。所以房地产企业应时刻自我反省，在公众面前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三）保障房屋质量，做好售后服务。房价一直都是直线上升，那么怎样去保证商品房的质量，也是目前人民大众密切关注的问题，国家针对这一问题，颁布了相应的法律条例。根据《商品住宅实行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说制度的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向买受人提供《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对所受商品房承担质量保修责任。当事人应当在合同中就保修范围、保修期限、保修责任等内容做出约定。房屋交付使用后，买受人认为主题结构质量不合格的，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委托工程质量检测机构重新核验。经核验，确属主题结构质量不合格的，买受人有权退房；给买受人造损失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这样，买受人对房子的质量就会有了一定的信心，更能刺激房子的销售量，当然这些都是建立在房地产企业依法办事而言。

三、房地产企业应增强的法律意识

地为房载，房依地建，土地是房地产企业存在的前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建设单位使用国有土地，应当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单位，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标准和办法，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土地有偿使用费和其他费用后，方可使用土地。

根据以上所述，房地产企业要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房地产项目开发，必须和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依法缴纳土地出让金并获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之后，才能依法开展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施工。在土地使用权的取得的方式有出让、划拨、审批三种，其中，出让方式为房地产企业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主要方式，房地产企业应进一步增强有关土地使用权方面的法律意识，严格按照程序办理好每一步手续，这不但是对自身企业的负责，更是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那么该企业在人民大众的企业形象自然更加严谨，公正起来，自然也就拉近了与人民大众的距离。

四、房地产开发引发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一）拆迁问题

现在很多地方都在进行拆迁，拆迁在为人民大众带来一定的效益的同时，由之引起的问题，更是数不胜数，这里面房地产企业扮演了一个较为重要的角色。所以，房地产企业，在认真严谨的按照规章制度办好房屋拆迁许可证每一步手续的同时，更应安守本分，不得进行下列活动：新建、扩建、改建房屋；改变房屋和土地用途；租赁房屋，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端等问题。在拆迁补偿与安置上，房地产企业尤为需要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严格执行，其对城市房地产拆迁补偿与安置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就连比较特殊的情况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也有明确的规定，例如对于设有抵押权的房屋拆迁补偿。房地产抵押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种常见形象，为了保护房地产抵押双方的合法权益，保证拆迁工作能按期完成，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十条明确规定：“拆迁设有抵押权的房屋，依照国有家有关担保的法律执行。”抵押人和抵押权人不能在公告规定的期限内达成协议的，由拆迁人提出补偿安置方案，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拆迁，但在拆除房屋之前要办理证据保全公证。拆迁设有抵押权的房屋，抵押人和抵押权人要重新设立抵押权，双方重新设定抵押权不能达成协议的，由抵押人清偿债务，债务清偿后才能得到拆迁房屋的补偿。这样处理的目的是防止抵押人以房屋被拆迁为由擅自解除抵押关系，损害抵押人的利益。

（二）耕地保护问题

现今自然灾害总是连连发生，由于耕地引发的问题更是接踵而来，水土流失，大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等。对于此现象，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管理条例。依《土地管理法》第31条之规定，国家保护耕地，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国家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非农业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由占用耕地的单位负责开垦与所占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的耕地；没有条件开垦或者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缴纳耕地开垦费，专款用于开垦新的耕地。房地产企业难免会占用耕地，那么就应当制定开垦耕地计划，要严格按照计划开垦耕地，配合政府部门的监督与验收，并定期缴纳一定的耕地开垦费，协助政府部门开垦新的耕地，为更好地保护我们居住的生态环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三）环境污染问题

房地产开发中的环境污染包括：

1、废气污染。房地产开发项目中的有害气体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例如建筑材料、装饰涂料以及有害家具所散发的气味，对人体的健康影响尤为严重。所以，房地产企业向大气排放废气不论是否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都有义务采取防治大气污染的措施，而不是超标准排放污染物时才应当“负责自理”。

房地产开发中的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是扬尘的防治。建筑施工场地必须设置统一的未来，拆迁施工现场应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临时围栏。高层或多层建筑清理施工垃圾，必须搭设封闭式临时专用垃圾道或采用容器吊运，严禁随意凌空抛撒。施工垃圾应及时清运，适量洒水，减少扬尘等等，以保障对人民大众的身体危害降至最低。

2、废水污染。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废水污染主要来自项目施工期的施工废水，运营期洗浴、冲厕、餐饮等生活污水。房地产企业应根据建设项目的性质、特点做相应的用排水平衡分析，明确建设项目污水量及排污去向。

房地产开发中的废水污染防治的法律制度分为：（1）总量控制制度。指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实现水污染物标准排放人不能达到国家规定的水环境质量标准的水体，可实施重点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控制的法律规定。（2）城市污水集中处理制度。（3）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要求报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单位，应当广泛征集附近单位和居民对该建设项目可能对环境影响的意见，并如实连同环境影响报告书送交其主管部门预审，然后按照规定程序上报有关环境保护部门审批。房地产企业应贯彻落实废水污染的法律制度，以此将废水污染降至极限。

3、噪声污染。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噪声污染主要来自空调、冷却塔、风机、水泵、换热站等设备的噪声，以及房地产开发中的建筑施工噪声污染。房地产企业在进行施工的同时，应该尽量减少对周围居民正常生活秩序的打扰，以博得更好的企业形象。

4、固体废物污染。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固体废物主要是建筑垃圾。建筑垃圾，是指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等，以及居民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所产生的弃物、废料及其他废弃物。

五、树立房地产企业良好形象的路径选择

一个企业的良好形象的建立是要经过日积月累，一砖一瓦给盖起来的，但是一旦摧毁，其速度将是颇为可观的，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那么，如何挽救房地产企业的良好形象？应做到以下两点：

（一）在坚持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的同时，正确处理好利益关系。要时刻铭记，房地产企业在开发建设中既要严格执行国家的标准，保证工程质量，又要严格企业管理，控制开发成本，为普通百姓多盖房，盖好房，从而使普通百姓和企业得到真正的实惠。通过技术革新减少生产活动对环境可能造成的污染，同时降低能耗，节约资源，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做出贡献。

（二）坚持统筹兼顾，依法经营，加强塑造企业的诚信精神。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统筹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壮大企业经济。依法经营是企业和生存发展的基础，更是旅行社会责任的前提，房地产一夜应严格遵守合同约定条款能够得到有效落实；努力做好售后服务工作，为业主提供优质、便利的服务等。企业诚信精神山谷塑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房地产企业要在思想上意识到诚信经营是企业价值和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在经营活动过程中坚持恪守信誉和诚实经营。将企业诚信放在企业利润之前，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张忠野，曾大鹏.房地产法学[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1.

[2]楼建波，张双根，金锦萍，吕飞飞.土地储备及土地一级开发法律制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7.

[3]项先权.房地产法律理论与律师事务[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6.

新版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篇8

内容提要: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立法现状遇到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的质问。改革并完善集体土地征收制度，应当在“抑公扬私”立法理念的指导下，在坚持协调发展原则和集体成员参与原则的基础上，系统考量公共利益、补偿标准、征收程序等立法内容。尤其是，在强化集体经济组织法律地位和个体成员权、全面落实集体土地确权发证的前提下，应注重从所有权和用益物权两个层面，完善耕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乃至自留地、自留山的分类征收及其补偿机制。应强调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两个视角，重新审视农民集体的土地补偿款分配自治权，重构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司法救济机制，切实维护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和用益物权人的征收利益。

土地征收是一项合法剥夺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也是现代国家协调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必要手段。但是，国外发展相对成熟的土地征收制度，在城镇和工业园建设日盛的当下中国，则遭遇了耕地大量流失、被征地农民生活堪忧、“卖地式”土地财政、征地上访事件不断等一系列问题的诘问。在酝酿制定集体土地征收征用条例之际，有必要对承载着保民生、促发展、利和谐之期盼的集体土地征收制度，进行法理反思与制度重构。

一、集体土地征收立法理念的更新与立法原则的确立

“所谓法的理念，是指对法的应然规定性的、理性的、基本的认识和追求:从学术角度看，它是法及其适用的最高原理;从实践看，它是社会成员及立法、执法或司法者对待法的基本立场、态度、倾向和最高行为准则。”[1]鉴于立法理念对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构建和适用的基石性作用，考虑到现行征收制度的实践困境，并借鉴国外立法经验，亟需在更新集体土地征收立法理念的基础上，确立土地征收的立法原则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一)集体土地征收的立法理念更新:“抑公扬私”[2]

在绝大部分学者看来，征收具有行政主导性，或认为“公益征收是典型的行政权行使行为，应属于行政法上的制度”[3]，或认为“征收是以行政行为为主，依次兼有民事行为、宪法行为和经济法行为的混合行为”[4]。我国集体土地征收的立法实践也全面反映了征收的行政主导性，形成了“扬公抑私”的立法倾向。但是，集体土地征收“扬公抑私”的立法倾向，既不符合物权法平等保护的基本法理，也与行政法中的平衡理论背道而驰。而且，无论是征收中的现实诉求还是域外经验，都要求集体土地征收的立法完善必须首先要实现立法理念由“扬公抑私”向“抑公扬私”的更新或转变。

1.立法理念更新的现实诉求:“扬公抑私”的立法体现及其弊端

我国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留下了深深的行政主导性的烙印，由此引发的实践困境亦暴露了制度设计的弊端。首先，公共利益认定的行政主导性与征收泛化。符合公共利益是征收合法化的基础，也是被征收人作出“特殊牺牲”的前提。但是，我国涉及征收条款的《宪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均没有对公共利益作出界定;而且按照《土地管理法》第46条的规定，征收决定只有在国务院或省级政府批准后才予以公告。由此可见，公共利益的认定完全由行政机关单方决定，立法授予了行政机关最大化的自由裁量权;这与实践中假借“公共利益”的商业征收大行其道、[5]集体成员的“特殊牺牲”被无限放大不无关系。其次，征收补偿中的行政主导性及其对集体成员财产权的侵害。2005年国土资源部颁发的《关于开展制订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工作的通知》要求，“必须按照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对农民补偿”，这本质上是政府主导定价，单方决定对方的财产价值;《土地管理法》规定的“6－10倍”、“4－6倍”的补偿幅度，又继续授权行政机关自由裁量。“在调研中，很多地方反映政府都是按照该幅度(6－10倍或4－6倍)的下限进行补偿。”[6]而且，“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有78.78%的受访农户表示获得了相应的土地征收补偿款，但仍有12.17%的受访农户反映根本没有获得过补偿款，另有5.57%的受访农户则表示不清楚是否获得了补偿款。”[7]第三，征收利益分配上的公私失衡及其对集体成员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损害。《土地管理法》按农业用途给予产值倍数补偿的规定，在忽视集体土地所有权和用益物权足额价值的同时，突显了行政机关的优越性，造成了公权主体与私权主体之间利益分配的悬殊。有学者指出:“补偿款的分配格局是政府占60%～70%，村级组织占25%～30%，农民仅占5%～10%。”[8]严重失衡的利益分配，一方面可能导致低廉的征地补偿款与高昂的土地出让金之间的巨额“剪刀差”，诱发地方政府的征地敛财冲动;另一方面又会导致相当一部分被征地人生活水平下降，发展能力丧失或者受限。“九三学社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全国的失地农民中，有60%左右的人生活十分困难，有稳定经济收入、没有因失地影响到基本生活的只占30%左右。”[9]第四，征收程序中的行政主导性与集体成员参与的有限性。按照《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30条第2款的规定，相关权利人对征收决定只能提起行政复议;按照《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第3款的规定，征用补偿、安置方案均由行政部门拟订、批准、实施，即使对补偿标准有争议，也只能由人民政府协调、裁决，而且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很显然，在征收程序中，从批准、实施到救济都强化了行政权力的绝对主导性，不仅排除了司法机关的介入与救济，而且被征收人的参与权也是事后的、被动的和极其有限的。

2.立法理念更新的域外启示:“抑公扬私”的立法经验及其优势

“在其他国家，特别是美、英、澳、德等发达国家，土地征收工作都能平稳进行，并未发生甚为严重的征地冲突。”[10]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域外征收立法中“抑公扬私”的立法理念及其立法实践。“抑公扬私”的域外立法经验主要体现在:首先，不仅明确、严格地界定公共利益，要求事先进行公共利益调查和公告，而且还赋予被征收人征收决定异议的司法救济权以及一定期限内被征收客体未用于公共利益的撤销权或买回权。例如，“受葡萄牙《征收法典》的影响，澳门第12/92/M号法律规定，在征收完结后的3年期间内，被征收的财产未被用于当初所说的特定公共利益或不再继续用于该特定公共利益时，被征收财产的所有权人可以申请购回该财产。”[11]显然，无论是严格界定公共利益，还是赋予被征收人司法救济权和事后的买回权，都有利于促进征收更符合公共利益，进而不仅可以防止公权力假冒征收之名肆意侵害私权，而且更容易获得被征收人的理解和支持。其次，为被征收人争取公正合理的补偿提供协商的前置程序，尽量使争议消解于意思自治的协商过程中。例如，“美国俄亥俄州1971年的《新统一法典》第163条规定的土地征收程序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谈判阶段。美国要求征收人尽一切努力与土地权利人达成协议，以免进入司法程序。”[12]“在香港，有80－90%是由地政部门与土地权利人通过协商解决补偿问题的。”[13]此外，“从征地补偿范围来看，(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均不仅补偿财产的直接损失，对间接损失都会给予一定的补偿，不仅补偿财产所有人的损失，而且对于存在该财产上的其他物权、债权或者无形财产权均在补偿的范围之内。”[14]按照市场价格先给予足额的公平补偿，不仅为协商补偿提供了谈判的平台，而且充分尊重了被征收人的私权。第三，在征收决定和征收补偿两个环节都赋予被征收人司法救济权，为私权和司法权制约行政权创造了可能性。例如，“在法国，被征收人及其利害关系人可以就行政程序的‘批准公用目的’和‘可以转让的决定’向法院提起越权之诉，法院有权管辖并且进行合法性审查，倘若违法即有权撤销不合法的命令;在征收程序的司法阶段，在征收土地所有权的移转和补偿金的确定方面，亦有普通法院管辖。”[15]或者在征收补偿环节赋予被征收人司法救济权，而在征收决定环节要求征收机关通过司法救济而非行政手段强制征收。例如，“《俄联邦民法典》第282条规定:如果土地所有人不同意征地机关作出的征地决议，则作出征地决议的机关可以向法院提起关于赎买土地的诉讼。如果双方就征地赎买价格或其他赎买条件无法达成协议，也可以通过司法程序解决。”[16]显然，在征收决定环节由征收机关提起强制征收诉讼，比被征收人提起抵制征收诉讼更能突显对私权利的维护。

(二)协调发展原则的确立及其制度构建

比例原则和公平补偿原则作为征收制度的具体原则，分别侧重于征收公共利益的认定和征收补偿的确定，将其作为征收的基本原则有失偏颇，本文认为，基于“抑公扬私”立法理念的协调发展原则不仅可以涵盖比例原则和公平补偿原则，而且还能揭示出更丰富的内涵。征收协调发展原则是指:在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就主体及其权利而言，不仅要协调集体成员、集体经济组织与各级政府之间的纵向利益，而且须兼顾集体成员之间的横向利益;不仅要平衡集体成员、集体经济组织与各级政府之间的外部利益，还须考量集体成员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内部利益。就其目的观之，通过利益分配协调机制的构建，不仅要保障集体成员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保障集体经济组织主体功能的有效实现，还要促进各级政府财政体制改革和财政收入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开发、可持续化利用，进而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协调发展原则的核心是协调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这不仅是还权于民，赋权于民的具体要求，而且也是宪政上发展权的具体体现。作为人权的发展权体现的是，需要对弱者予以倾斜性保护，它孕育着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的利益分配机制。

基于征收协调发展原则的制度构建，主要体现在:第一，要严格区分公益性和商业性用地，并分别建立不同的供地体系。“农地征收只能是为了发展公共利益的目的，应绝对禁止为商业目的的征收。”[17]严格限定公共利益征收的意义在于，农地是不可再生且急剧减少的战略资源，直接关系着国家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众多集体成员的切身利益甚至是社会稳定，必须以极其慎重的态度对待征收。“在立法上，我国可以采用概括式与列举式相结合的体例对‘公共利益’予以界定，除了抽象出‘公共利益’的基本内涵，如公共性和非排他性、受益对象的不特定性，还应以不完全列举的方式明确‘公共利益’的外延。”[18]同时明确规定:公益性用地可以通过政府征收集体土地供地;而商业性用地只能通过市场机制供地。由此，实现缩小征地范围的发展战略，把被征收人不得已的“特殊牺牲”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并允许集体土地的权利人即农民集体与个体有机会分享市场机制供地过程中的增值收益。第二，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在集体成员与政府之间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由于公平交易最能体现财产的真正价值，通过市场认定财产价值才可能是公正的，因此‘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偿’或‘给予合理补偿’规则，理应以市场价值补偿为原则，以切实保障被征收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为依归，并坚持补偿标准的动态性，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适时调整。”[19]这样既可以增加集体成员的经济利益和发展能力，又可以提高政府征地成本，控制土地财政的诱因，促使“卖地式”土地财政向“税收式”土地财政转型。当然，非为公共利益所需的商业征收，其补偿额度之确定应该完全以市场价格为标准，将农地供需双方完全置于市场主体的地位，让其按照市场规律自主定价，防止公权力不当干预。[20]另外，还应增加集体土地投入损失、残余地分割损害、经营损失、租金损失等补偿项目。第三，正确区分土地增值的产生原因，借鉴英国“如果该土地已经按计划授予使用许可，或者是预见到将来的使用合理性，经过政府批准，可以适当考虑因规划批准引起的地价上涨部分”[21]的立法经验，让被征收人适当获得集体土地如若未被征收状态下已经可以合理预期的增值收益。第四，促进土地征收补偿方式的创新和完善。实践提示，应特别重视实物补偿、社会保障补偿等多元化的补偿机制，强化对被征收人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长久保障。例如，可以吸收实践中的留地安置补偿、土地入股安置补偿、重新就业安置补偿、异地移民安置补偿等;应当将撤销集体建制的被征收人全部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其他被征收人的社会保障体系，尽可能提供其在城镇就业的机会。

(三)集体成员参与原则的确立及其制度构建

公共利益和补偿标准的开放性和动态性，强化了征收对程序的依赖性。基于“抑公扬私”的立法理念，应当在淡化行政权力公法因素、强化财产权利私法因素的基础上，通过集体成员参与原则的确立及其制度构筑，引领征收朝着正义的方向发展。强调集体成员参与原则，并非是对有关行政机关征收程序的忽视或弱化，相反恰恰是以行政机关征收程序的合理设置及其执行的正当性为前提，而强调集体成员参与原则亦可彰显征收程序中的私法要素。

集体成员参与原则是指在集体土地征收的整个过程中，从公共利益的认定、补偿安置方案的设计、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到争议解决程序和司法救济机制等各个环节，都应当全面打通被征地集体成员的介入渠道，保障集体成员可以提前介入、实质介入，强化集体成员的征收话语权。集体成员参与原则主要包括全面参与和实质参与两个方面。具体而言，基于集体成员参与原则的制度设计，主要体现在:第一，如果征收集体土地并不符合立法列举的公共利益，而需要根据公共利益的概括性规定予以判断，则应当对“是否符合公共利益概括性规定的判断”建立集体成员听证机制;另外，不管是符合列举性还是概括性公共利益的征收决定，均应赋予被征收人异议权和司法救济权。第二，完善公共利益调查、征收通知与公告、补偿安置方案听证、独立机构的征收裁决等具体程序。第三，征收补偿是被征收人作出“特殊牺牲”的对价，应当建立协商补偿的前置程序、协商不成后的价值评估规则以及补偿款的提存办法，赋予被征收人征收补偿的司法救济权。第四，借鉴域外立法经验，当被征收的集体土地未用于非公共利益时，赋予被征收人在一定期限内优先购回被征收土地的买回权。

二、不同类型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机制剖析

(一)完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机制的前置性问题

按照所有权分类，集体土地分为乡镇、村和村民小组三级农民集体所有;按照客体分类，集体土地可以分为耕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和自留地、自留山等。[22]由此可见，集体土地所有权、用益物权权属主体的明晰和权属客体的确定，是完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机制的两个重要前置性问题。

首先，要改造享有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农民集体”，理清本集体经济组织与集体成员的权利义务关系。关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运行现实，就调查的数据而言，“几乎半数的受访农户认为承包地属于‘国家所有’(41.91%);只有不到1/3的受访农户认为属于‘村集体所有’(29.57%);分别有很少的受访农户认为属于‘乡(镇)集体所有’(3.56%)或‘村小组所有’(6.23%)。从访谈得知，在很多农户看来，村集体代表国家，所以才有如此比例的受访农户认为承包地属于国家所有。”[23]所以应当剥离村民委员会的经济职能，还权或赋权给集体经济组织，使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名副其实的执行集体成员意志并维护集体成员利益的代表机关;让集体成员既可以以用益物权人的身份直接参与征收，又可以以集体成员的身份通过集体经济组织间接参与征收，由此增强各权属主体参与征收的积极性。同时，须清晰界定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小组的关系，避免村民委员会或者村集体经济组织截留村民小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补偿款。

其次，在实质性确权的基础上全面落实集体土地所有权和用益物权的登记发证。登记发证是明晰补偿范围和权属主体，避免补偿款归属纠纷的必要环节。然而，目前集体土地登记发证的现状不容乐观。2010年全国12省调查数据显示，村集体(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所有权在政府部门进行权属登记的仅占到24.1%;在江苏省和广东省分别只占到33.3%和16.7%。“2007年全国10省调查数据显示，领到宅基地使用权证的农户仅占到72.54%;在广东省，领到宅基地使用权证的农户更是只占到20.99%。”[24]不同类型集体土地的差异，决定了其征收补偿方式和补偿标准亦存在差异。因此，通过对耕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自留地和自留山的类型化梳理，分别从拥有用益物权的集体成员和代表农民集体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集体经济组织两个层面剖析征收补偿机制，既可以引发更深的法理反思，又可以促进补偿机制的合理化乃至系统化构建。

(二)耕地的征收补偿机制

既然我国对耕地普遍采用发包的经营方式，那么探究耕地的补偿机制自然应当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征收补偿作为切入点。根据现行法律，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征收可获得两类补偿:一是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第2款的规定，若被征地人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可以获得《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安置补助费。二是可以获得《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土地补偿费中的一部分。根据200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简称《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的要求，一些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户的原则，制订了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方法，其主要内容为:首先，规定了集体土地全部被征收并且已经撤销建制的，土地补偿款应当全部用于分配。不同的是，吉林省2009年《关于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征地补偿费分配管理意见》(简称《吉林分配意见》)规定，“全部用于农户分配”;而山西省2005年《征收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办法》(简称《山西分配办法》)规定，“80%分配给被征地农户，其余20%平均分配给征地补偿方案确定时，本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成员”。其次，规定了集体土地被部分征收或虽被全部征收但尚未撤销建制的，土地补偿费应当用于分配的固定比例或者有限的浮动比例。例如，《吉林分配意见》规定了“80%用于农户分配，20%留归集体经济组织”的固定比例，河南省2006年《关于规范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地补偿费分配和使用的意见》(简称《河南分配意见》)和甘肃省2006年《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补偿费用分配使用管理办法》规定了“以不得低于80%的比例分配给被征地农户”的浮动比例，湖南省2008年《关于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规定了“必须将不少于75%的土地补偿费支付给被征地农民”的浮动比例，海南省2006年《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应当按不少于70%的比例支付给被征地农民”的浮动比例，其余部分均留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由是观之，目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征收补偿有两个弊端:首先，从《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第1款已经明确属于集体经济组织(准确地讲是“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补偿费中拿出绝大部分分配给被征地人，不仅可能模糊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独立征收客体的法律地位，而且还会影响到集体成员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身份直接行使征收参与权。其次，各省市规定分配土地补偿款的比例既有固定比例、又有浮动比例，浮动比例又有不少于80%、75%和70%的不同规定，并允许集体成员在浮动比例范围内民主决定具体分配比例，势必加剧分配比例的参差不齐。[25]在第二轮农村土地发包几乎都开始于1999年，且农地承包期均为30年的情况下，参差不齐的分配比例必然造成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受益程度不均，有违民事权利平等保护原则。

为克服耕地征收补偿的两个弊端，应当在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都是独立征收客体的基础上，统筹考虑征收补偿机制的改革。具体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是按照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负担的耕地所有权转让的市场价格确定土地补偿费，然后修改《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的规定，按全国统一的固定比例(如80%或75%)，[26]拿出绝大部分比例分配给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征农户，其余则留给集体组织或者平均分配给本集体成员。二是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和耕地所有权分别确定补偿标准。如有人主张:“需要补偿的是剩余土地承包期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承包期届满后的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数额可以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市场价格与剩余的土地承包期相乘得出。土地所有权的征地补偿可以通过土地承包费与承包年数相乘得出。参照《土地管理法》第47条的规定，国家应补偿农村集体组织被征农地的10年承包费。而且，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在获得征收补偿费之后，应将整个承包期内尚未缴纳的土地承包金交付给其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27]

比较两种补偿方式而言，第一种方式既符合多数学者所主张的“按市场价值补偿”的改革思路，也有政府规章“至少70－80%分配给被征地农户”的实践经验，简便易行。而第二种方式则难以操作。比如，在我国普遍施行集体土地无偿发包的现行模式下，所谓的土地承包费如何确定?从理论上看，土地承包费应当低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市场价格，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期满后，按较低的土地承包费补偿已经不考虑附着土地承包经营权负担的土地所有权，显然不合理。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补偿更宜选择第一种方式，不过第二种方式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数额可以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市场价格与剩余的土地承包期相乘得出”的观点，可以作为第一种补偿方式中根据一定比例得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补偿款是否合理的参考判断标准，进而作为第一种补偿方式中划定分配比例的一个考量因素。

(三)宅基地的征收补偿机制

根据补偿内容和颁布时间的差异，宅基地征收补偿的现行规定可以分为两类或者两个阶段:一是《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的“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规定的“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根据这些规定，《物权法》实施前宅基地被征收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可以获得安置补助费以及基于集体成员资格可能分得的部分土地补偿款。二是《物权法》第42条第2款“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第3款“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的规定，以及广东省、山西省等省市2007年后修改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的地方性法规中关于“宅基地不予安置补助费”的规定。根据这些规定，《物权法》颁布实施后，宅基地被征收的，宅基地使用权人有权获得居住条件的保障以及基于集体成员资格可能分得的部分土地补偿款，不再获得安置补助费。

但是，《物权法》对《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宅基地征收补偿规则作出修改后，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完善。首先，《物权法》并未明确区分宅基地使用权的征收补偿与宅基地上建筑物的征收补偿，而是在“保障居住条件”的规定下予以统筹考虑。在实践和地方性法规中不仅有住房安置补偿，还有货币补偿和另批宅基地等多种补偿方式的情况下，理当明析宅基地使用权的独立征收客体地位并构建宅基地使用权与其建筑物各自独立的最低补偿标准。其次，安置补助费不应取消，可以改为类似于搬迁等费用的补偿。第三，应当划清宅基地所有权与宅基地使用权征收利益的分配比例。鉴于宅基地使用权与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都具有无期限的共性，亦可根据宅基地的公平市场价格先确定完全所有权的土地补偿款，然后将其中的绝大部分再分配给宅基地使用权人，农民集体只象征性地分取一小部分。第四，宅基地所有权的土地补偿款应按照征地时集体建设用地的公平市场价格确定，而不能参照邻近耕地(或旱地[28])前三年的平均产值确定，也没有理由低于邻近耕地的补偿标准。[29]

(四)集体建设用地的征收补偿机制

现行法中的集体建设用地主要涉及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投资或集资，兴办乡(镇)企业、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三类用地。与宅基地征收补偿一样，集体建设用地征收补偿的现行规定亦可分为两类或者两个阶段。但是，与《土地管理法》将宅基地内置于集体建设用地的规定不同，《物权法》在第十二章第135条至第150条详细规定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后，仅于第151条将集体建设用地的规定转致给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而其第十三章又单独规定了“宅基地使用权”。显然，《物权法》已经将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分开予以规定。基于同样的立法思路，《土地管理法》对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的征收补偿亦未加以区分，而从《物权法》第42条第3款规定看，征收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和住宅的补偿机制是有差异的，据此推知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补偿机制也应当不同。因此，就征收补偿的差异性而言，将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分开进行规定，更具合理性。

通过梳理相关规定，集体建设用地的征收补偿还有三点需要明确和完善:第一，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应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一样成为独立的征收客体，其使用权人应与“四荒”承包经营权人一样不能也不应分享土地补偿款，集体建设用地的全部土地补偿款应当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理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是以具有集体成员资格为提前的，是平等分享集体土地所有权提供的集体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具体体现;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可以成为独立的征收客体并给予单独补偿，并非基于其用益物权属性，而是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所承载的均等的集体福利和社会保障利益。然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则是具有独立主体资格的乡镇企业、本集体经济组织等。如果是本集体经济组织，那么集体建设用地的所有权主体与使用权主体可视为广义的混同，没有必要使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为独立征收客体;如果是乡镇企业等其他主体，基于其取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非市场性，亦不应允许其获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单独补偿。集体经济组织可借鉴《土地管理法》第65条和《物权法》第148条的规定，收回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并退还相应使用费。第二，安置补助费与宅基地安置补助费一样不应取消，可以改为类似于搬迁等费用的补偿。第三，《物权法》规定集体建设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均参照耕地的年产值确定土地补偿费明显不符合足额、公正补偿原则。在确定集体建设用地补偿标准时，应当按照征收时集体建设用地的公平市场价格确定，同时在集体建设用地已经或者即将允许有条件入市的情况下，还应当考虑集体建设用地可预期的增值收益。

(五)自留山、自留地的征收补偿机制

自留地、自留山产生于高级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中，分别在1956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和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首次规定;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仍然存在于《宪法》、《土地管理法》和《物权法》之中。特别是，《物权法》第184条将自留地、自留山与耕地、宅基地相并列，这也可以说明，在《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以后，基于耕地产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基于自留地、自留山产生的土地使用权应当是有差异的。事实上，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法》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等相关规定，耕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自留地、自留山的土地使用权在法律属性上的最主要区别应当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有期限的他物权，而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则是无期限的他物权，且更接近于自物权。基于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法律属性上的差异，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的征收补偿理当有别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征收补偿。因此，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的征收补偿机制在立法缺位的情况下，不能简单套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征收补偿规则。不过，鉴于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不仅与土地承包经营权一样具有社会保障功能，而且还具有发展庭院经济、改善生活水平的重大作用，鉴于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既是他物权又具有接近于自物权的法律属性，应当针对自留地、自留山的特殊性构建专门的征收补偿规则:可以在参照土地承包经营权补偿规则的基础上，适当调高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人分享土地补偿费的数额，即按高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时分配给被征地户的分配比例将土地补偿款的绝大部分分配给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人，农民集体则可象征性地分取一小部分。

三、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纠纷的司法救济

在理清用益物权人和农民集体对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归属后，尚需健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补偿款在集体成员间分配的具体规则及其纠纷的司法救济。2006年至2011年11月13日，北大法意网“法院案例”库中以“承包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纠纷”为案由的审判案例，不仅数量逐年增加———依次分别为12个、55个、118个、216个、268个和311个，而且通过整理2011年(截止至11月13日)的311个审判案例可以发现:绝大部分承包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纠纷案件都与集体成员民主议定的分配方案侵害了个别成员的分配收益权有关。但是，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没有规定的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依据，各地法院却达成了共识。而对于同类案件的司法管辖权和集体成员资格的司法审查权则存在较大分歧，突显了对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司法救济进行法理反思与制度重构的必要性。

(一)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司法救济困境:基于对2011年审判案例的整理

1.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司法管辖权的争议

如果农民集体尚未作出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决议，那么无论是村民小组还是集体成员请求给付土地补偿款，法院几乎都倾向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简称《土地承包纠纷的解释》)第1条第3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驳回起诉。例如，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1)株中法诉终字第4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村民小组请求村民委员会拨付征地补偿款，是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属于农村村民自治范围，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但是，如果在农民集体已经作出征收补偿款的分配决议后，外嫁女及其落户子女等以分配决议侵害其全部或者部分收益权为由提起的诉讼，法院是否受理却出现了较大争议。

一部分法院认为对此类案件无管辖权，应当不予受理。例如，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三民终字第125号民事裁定书维持了一审法院以“刘王林要求16组按同等村民待遇发放土地补偿款的诉讼请求，实质上涉及到温塘村人口补偿款分配方案的变更问题，根据《土地承包纠纷的解释》第24条以及第1条第3款的规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为由，驳回刘王林起诉的裁定。

再如，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1)驻立一民终字第00049号———第00055号7个民事裁定书中均认为，关于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诉讼请求，其实质就是由分配方案引起的纠纷，根据法律规定，征地补偿款分配方案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系村民自治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案件的范围，且分配方案的内容，本身就是对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款数额的进一步分配，原审法院依据《土地承包纠纷的解释》第1条第3款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

然而，更多的法院则认为对此类案件有管辖权，应当予以受理。例如，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1)株中法民一再终字第19号民事裁定书中，对刘小芳以村民大会通过的《关于责任田调整方案》确定的“刘小芳属已婚出嫁人员，不得参与征地款的分配”为由，诉请给付征地补偿款一案，否定了茶陵县人民法院再审认为“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判决，进而认为本案系因农村土地征收后的补偿款分配而产生的纠纷，属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权益之争，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此外，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常民三终字第74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法院(2011)宁民初字第1649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慈利县人民法院(2011)慈民一初字第758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2011)丰法民初字第650号民事裁判书、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2011)红民一初字第610号民事判决书、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法院(2011)源民二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等，均认为农民集体的分配决议侵害了外嫁女及其落户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等人员的合法财产权，并判令给付相应数额的土地补偿款的判决书，都对此类案件实施了管辖，并没有因为该类案件的诉讼请求涉及对分配方案的变更或者补偿款数额的进一步分配而不予受理。

2.集体成员资格司法审查权的分歧

法院是否有权审查集体成员资格，不同地区的民事裁判文书亦存在分歧。例如，徐州市睢宁县人民法院(2011)睢商初字第0014号商事裁判书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宜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作出认定。而湖南省津市市人民法院(2011)津民一初字第85号民事裁判书则直接判决“确认原告王林军从2010年10月28日起具有津市市新洲镇杉堰村第六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另外，前述所有认为农民集体的分配决议侵害了外嫁女及其落户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等人员的合法财产权，并判令给付相应数额的土地补偿款的判决文书，都是以审查并确认集体成员资格为前提的。

(二)农民集体对土地补偿款分配自治权的严重受限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4条、《物权法》第59条以及《土地承包纠纷的解释》第24条的规定，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应当经集体成员民主议定，这也是农民集体享有土地补偿款分配自治权的直接法律依据。农民集体对土地补偿款享有的分配自治权，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是否分配的决定权;二是拿出多大比例用于分配的决定权;三是哪些人有权参与分配的决定权;四是是平均分配还是按所尽义务或者贡献分配的决定权。基于对2011年的311个案例的整理发现，农民集体的分配自治权正是影响法院是否受理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案件的关键，也是探讨集体成员资格的司法审查权和认定依据的前提。因此，亟需从立法和司法两个视角，重新审视农民集体分配自治权的实际运行状态，以便为突破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司法救济困境提供出路。

1.立法权对农民集体分配自治权的限制

前已阐述，在《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情况下，根据2004年国务院《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的要求，很多省市制定了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办法。而以《严格土地管理决定》授权为据制定的政府规章，对农民集体享有的土地补偿款分配自治权的四个方面，都已经有很大程度的限制。首先，“是否分配决定权”的严重受限。不管是集体土地被全部征收还是被部分征收、不管是否撤销建制、也不管是否确权确地到户，[30]集体经济组织都应当分配土地补偿款，不存在分还是不分的选择。其次，“拿出多大比例用于分配的决定权”的严重缺失。无论是集体土地被全部征收并撤销建制后土地补偿款的100%分配，还是政府规章规定的固定比例的分配，农民集体都已经没有“拿出多大比例用于分配的决定权”;而在“村民委员会在村内经济事务尤其是农地所有权问题上的强力主导与村民几乎无条件服从”[31]的状况下，所谓的浮动比例在实践中很可能更倾向于按照80%、75%或者70%的固定比例进行分配，致使农民集体“拿出多大比例用于分配的决定权”亦少有发挥空间。第三，“哪些人有权参与分配的决定权”在地方性规范文件详细规定集体成员资格认定依据的情况下，集体经济组织只能遵照执行。例如，《吉林分配意见》、福建省高级人民院2008年《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简称《福建高院解答》)等规范性文件均规定了较为详细的集体成员资格认定的概括性依据和特殊人群的具体认定标准。第四，“是平均分配还是按所尽义务或者贡献分配的决定权”也被相关立法单一化。如《山西分配办法》和《河南分配意见》均规定，“平均支付给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本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成员”，这等于排除了“按所尽义务或者贡献分配”的决定权。

上述国务院授权制定的政府规章对农民集体分配自治权的限制主要是为了修改或变通《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的相关规定。但是，在集体土地部分征收或者虽全部征收但未撤销建制时，农民集体对于留给集体经济组织的小部分土地补偿款，仍有分与不分、分多少的自治权。因此，本文前述提出修改《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区分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上的用益物权和所有权分别补偿的立法建议，将农民集体享有的分配自治权缩限于土地补偿款中归属于农民集体自己所有的那部分，不仅可以避免农民集体干预本属于用益物权人的土地补偿款份额，[32]而且还可以理顺《物权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土地补偿款分配自治权的适用对象，适度缓解法律既授权又限制农民集体分配自治权的自相矛盾。之所以“适度缓解”，因为在“哪些人有权参与分配的决定权”以及“是平均分配还是按所尽义务或者贡献分配的决定权”两个方面，基于集体成员权的平等性，农民集体的分配自治权仍应当受制于立法权的统一规定;如果不受制于立法权，那么法院的司法干预亦将于法无据。

2.司法权对农民集体分配自治权的干预

司法权对农民集体享有的土地补偿款分配自治权的干预，主要体现在:一是对哪些人有权参与分配的决定权的干预;二是对是平均分配还是按所尽义务或者贡献分配的决定权的干预。

首先，大多数法院在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案件中，审查、确认外嫁女及其落户子女等特殊人员的集体成员资格，并直接判决给付其固定数额的土地补偿款，不仅是对农民集体自治决议效力的形式审查，而且也是对自治决议内容的直接否定。例如，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信中法民终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便以“卷井洼组的土地补偿款分配方案第七条‘凡出嫁姑娘，自资金到位之日，一律不得参与分配’的内容，因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该条款为无效条款”为由，维持了判令给付原告土地补偿款的一审判决。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法院(2011)宁民初字第1649号、第1450号、第1451号、第1653号4个民事判决书均以“村民小组代表同意并签字的分配方案，未包括对独生子女家庭应增加一人份额，与法律、法规规定相违背”为由，直接判令给付原告土地补偿款47316元。

其次，绝大多法院都直接否定了不等额分配的村民民主决议，责令按相同数额支付补偿款。例如，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2011)苏民初字第243号民事判决书针对被告以原告系“已结婚妇女及子女”为由，只分配给原告朱玲丽土地征收补偿款8万元，未分配给原告张子曦任何款项，而基于其他村民每人分得11.5万元的事实，直接判令再支付原告朱玲丽土地征收补偿款3.5万元，支付原告张子曦土地征收补偿款11.5万元。新乡市红旗区法院(2011)红民一初字第111号民事裁判书针对“被告以所尽村民义务不同，只为原告分配40%土地补偿款”的事实，直接判令再支付剩余60%。此外，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1)常民三终字第82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土地被征收所获得的土地补偿费属于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同所有，集体经济组织决定用于分配的土地所有权的补偿部分和基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产生的收益部分，因作为一种自然资源的对价，其价值量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个人劳动或者贡献没有关系。

3.农民集体分配自治权的异化

在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双重介入和干预下，农民集体享有的土地补偿款的分配自治权受限的事实，可以说明农民集体的分配自治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向执行权异化:一方面农民集体以民主议定的形式主动地执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补偿款在集体成员间平均分配”的立法规则;另一方面集体成员民主议定的人均分配数额，又被动地成为人民法院判决支持个别被侵害者应分配数额的参考依据。在未将土地补偿款全部分配的情形下，直接支持原告的具体分配数额不仅可以增强判决的确定力，而且还可以间接督导民主议定的分配方案不要轻易剥夺他人的分配收益权。当然，在集体土地补偿款全部用于分配的场合中，可以效仿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2011)常鼎民初字第624号民事判决书只判令“增加一人份额”。

(三)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司法救济的立法完善

1.重构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司法管辖权

对农民集体享有的土地补偿款分配自治权已经部分异化的事实，应当理性分析，正确对待。首先，自治权的异化有其合理性，理由为:(1)集体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而“成员集体所有是一种公有，它和共有在法律上有极大差别。”[33]这一属性为立法权和司法权的介入与适当干预提供了产权基础。(2)“多数人的暴政”、“集体行动的困境”等理论，则为立法权和司法权的介入提供了理论根据。(3)与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有关的上访现象、恶性事件等又为立法权和司法权的介入提供了现实基础。其次，当务之急不是矫正自治权的异化，而是顺势利导，重构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司法管辖权，具体意见是:(1)凡农民集体已经形成土地补偿款分配决议后提起分配请求的，人民法院均应当予以受理。(2)若集体成员民主决议程序违法，人民法院应当撤销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决议，并责令集体经济组织重新召开民主会议形成土地补偿款分配决议。(3)集体成员民主决议的分配方案尽管程序合法，但是因排除个别特殊人员分配受益权引发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被排除者是否具有本集体成员资格，一旦认定其享有成员资格，应当直接判令支持其分享补偿款的具体数额。如果第一种处理方式恪守了农民集体自治权的话，那么第二种处理方式则兼顾了农民集体自治权和执行权，第三种处理方式直接体现了自治权向执行权的理性异化。

2.明确集体成员资格的司法审查权

根据集体经济组织的自治权理论，在认定成员资格上，集体成员大会或代表会议有当然审查权。同时，还应当明确集体成员资格的司法审查权，理由是:首先，从理论上看，成员资格属于一种民事身份权，不仅与财产权密切联系，而且也是直接决定集体成员能否享受集体经济利益的关键。其次，审查集体成员资格已形成了普遍的司法实践。前述相关案例已经表明，所有支持被侵害者土地补偿款分配请求权的法院，都是以审查并确认集体成员资格为前提的。

3.完善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依据

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依据不明确、不统一，是集体成员民主决议的分配方案侵害特殊群体合法财产权以及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日益增多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基于成员权的平等性，应当制定全国统一的集体成员资格认定依据。首先，鉴于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涉及基本民事权利，在集体经济组织法尚未出台、且《土地管理法》不宜规定集体成员资格认定依据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由《土地管理法(修正案)》授权国务院在《集体土地征收征用条例》中予以规定。其次，可以借鉴《吉林分配意见》和《福建高院解答》等规范性文件采取概括加列举的规定方式，既保证适用的灵活性又强化可操作性。概括式规定成员资格的认定原则或主要考虑因素、资格取得或者丧失的一般情形等;列举式规定外嫁女，“入赘”婿，离婚、丧偶妇女，外出学习、服兵役、两劳服刑人员，外出经商、务工人员，新出生人口，空挂户，回乡退养人员等特殊群体成员资格的认定。

注释:

[1]史际春、李青山:《论经济法的理念》，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2]“抑公”所要解决的是与公权力的对抗问题，而“扬私”在于农民个体意志的民主体现、权利的自我主张。参见陈小君:《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代前言)———漫谈我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之“四面墙”》，载陈小君等著:《后农业税时代农地法制运行实证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Ⅴ页。

[3]刘勇:《物权法草案第49条应当取消———评物权法草案关于公益征收与征用制度的规定》，载《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4期。

[4]邹爱华、符启林:《论土地征收的性质》，载《法学杂志》2010年第5期。

[5]截至2007年底，全国征地用途中仅有20%土地是为绿化等公共利益的，80%的农用地被征用后转做房地产开发等建设用地。参见赵蕾、陈宵:《土地法律修改将提速，保障农民权益是重心》，载《南方周末》2008年10月16日，第A4版。

[6]陈小君等著:《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的现实考察与研究———中国十省调研报告书》，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47页。

[7]“农村土地问题立法研究”课题组:《农村土地法律制度运行的现实考察———对我国十个省调查的总报告》，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1期。

[8]陈明:《农地产权制度创新与农民土地财产权利保护》，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

[9]王卫国主编:《21世纪中国民法之展望———海峡两岸民法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5页。

[10]谭术魁:《中国频繁爆发征地冲突的原因分析》，载《中国土地科学》2008年第6期。

[11]米万英:《澳门征收制度的特色》，载《法学》2007年第8期。

[12]李蕊:《从美国司法判例看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完善》，载《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

[13]潘嘉玮:《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征收法律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页。

[14]贺荣:《物权法与行政诉讼实务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页。

[15]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74－396页。

[16]王春梅:《俄罗斯土地征收制度与私权保护》，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5期。

[17]陈小君:《农地法律制度在后农业税时代的挑战与回应》，载《月旦民商法杂志》2007年第3期。

[18]前引[6]，陈小君等著书，第250页。

[19]石佑启:《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研究———宪法与行政法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167页。

[20]陈小君:《农村土地制度的物权法规范解析———学习〈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的思考》，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1期。

[21]王克强、王洪卫、刘红梅:《土地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8页。

[22]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在我国不少地区仍然存在，该权利主要因客体的特殊性而形成不同于一般的以农业耕作为目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参见陈小君等:《后农业税时代农地权利体系与运行机理研究论纲———以对我国十省农地问题立法调查为基础》，载《法律科学》2010年第1期。

[23]前引[22]，陈小君等文。

[24]陈小君、蒋省三:《宅基地使用权制度:规范解析、实践挑战及其立法回应》，载《管理世界》2010年第10期。

[25]此外，北大法意“法院案例”库中南召县人民法院(2010)南召城民初字第14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了“被告石灰窑组集体讨论决定将该补偿款项的30%分配给承包土地的村民，70%分配给组里现有在籍人口”的合法性;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法院(2011)源民二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则以“原告对该土地有承包经营权，但不具有所有权，根据公平原则”为由，判决原告对征地款61400元享受65%，剩余的征地款35%归被告涌兴村委会所有”。

[26]但是，如果有个别省市30年承包期的开始时间早于或晚于1999年，则可授权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分别确定低于或者高于“全国统一的固定比例”的分配标准。

[27]郭平:《农地征收制度的变革契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征收补偿制度》，载《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28]参见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2004年)》第24条。

[29]山东省、辽宁、安徽等《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2004年修正)》规定:宅基地和建设用地的补偿标准均低于耕地的补偿倍数。

[30]《山西分配办法》和《河南分配意见》规定:未确权确地到户的土地被征收征用后，其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以不低于80%的比例平均支付给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本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成员;其余部分留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31]前引[20]，陈小君文。

新版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篇9

关键词 农业科技新闻报道 对比研究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 A

Contrast Research on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s of Agriculture-related Newspapers in Different Periods

――Taking Farmers Daily for Example

Yang Xiaolan Tan Ying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Dep,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94；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Dep,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94)

AbstractThis article contrasts different periods of Farmers Daily’s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s reports,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Content Analysis. In this research, the writer selects two years of Farmers Daily’s newspapers which published in two special periods, classifies the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s, and analyses the change of the content arrangement, the quantity, and the format of these reports. The paper tries to find out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s reports’ development process, changes, problems, etc, and to find a new way for print medi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s’ writing and effective transmitting.

Key words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s reportcontrast research

一、引言

“科技兴农”是我国长期以来的指导思想，生产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推动，而科技的普及离不开媒体的宣传。随着新农村建设事业的展开，农业科技新闻成为许多媒体尤其是农业类媒体关注的焦点。而作为宣传我国农业政策和反映农村情况的权威媒体，《农民日报》自80年代初期以来对农业科技信息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在新农村建设时期更是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本文选取了改革开放初期（1980.6-1981.5）和新农村建设时期（2006）的《农民日报》为研究对象，意在通过对这两个特殊时期的农业科技新闻进行分类统计，通过这两个时期科技新闻报道内容的设置、形式的改变及数量的变化等来比较分析《农民日报》不同时期农业科技报道的发展历程、变迁和存在的问题等，以探明今后报纸媒介农业科技新闻的采写与有效传播的新途径，为推进新农村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二、《农民日报》科技新闻报道涉及的信息种类

科技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有关科学技术的事实的报道，具体地说，它报道与科学技术有关的方针政策，新取得的科研成果和科技成就，已有的科学技术的普及应用情况，科学工作者工作、学习、生活情况，以及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和反映等等。①本文根据张占山主编的《农业实用新技术》②和牛盾主编的《1978-2003国家奖励农业科技成果汇编》③中关于农业科技的分类，以及《农民日报》科技新闻涉及的内容及农业行业的特点将该报的农业科技新闻进行分类，即从农业生产的角度将科技新闻报道大致分为以下10个类别：品种资源与育种、土壤肥料、栽培管理、贮藏加工、畜牧兽医、水产养殖、农用新技术、高科技、科技人物及其他。

三、《农民日报》科技新闻报道量对比分析

1.各类科技新闻报道量均有大幅度增长

研究发现，两时期的科技新闻报道量有较大悬殊。1980.6-1981.5期间科技新闻的年报道总量只有621条，而2006年的科技新闻有2387条，超出前者1766条，增长了284%。除水产养殖技术外，其余类别的科技新闻年报道总量均有大幅度增长。（见表1）

2.不同时期科技新闻侧重点相同

统计数据显示，无论是改革开放初期还是新农村建设时期，栽培管理、畜牧兽医、品种资源与育种三类科技新闻均是这两个时期的报道重点，报道总量均排在前三位，而且相互间的排序未随时间的流逝而改变。（见图1，图2）

四、从报道比例看科技新闻的内容设置

统计显示，栽培管理、畜牧兽医、品种资源与育种三类科技新闻的报道量排序虽未随时间的流逝而改变，但是它们的比例关系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三者趋向于均衡。土壤肥料、贮藏加工、高科技等三类科技新闻在这两个时期的报道比例改变甚微，而新农村建设时期加大了新的实用技术、科技人物等的传播力度。

1.新品种的报道力度加强

新农村建设时期，《农民日报》加大了新品种推介的报道比例。改革开放初期关于新品种的报道仅有15条，占品种资源与育种类科技新闻年报道量的15.3%；而2006年有228条，是前者的15.2倍，所占比例也上升到了46.34%。这足以看出新农村建设时期的《农民日报》在宣传新品种的报道力度加大，对推动品种改良所起的作用。

统计还发现，改革开放初期的15条新品种报道中，涉及的农作物只有小麦、水稻、大豆、蔬菜、水果、油料作物。而新农村建设时期报道的新品种种类不仅增加了，而且报道量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见图3）

2.科学施肥成为新农村建设时期的报道热点

近年来，农资价格不断上涨，农民不堪重负，而一些专家却指出，我国传统化肥施用利用率仅35%左右，农民买化肥的钱多半是白花了。针对这一情况，全国上下开始推行测土配方施肥，以降低农民的投资成本。测土配方施肥虽然科学，但普及率还不够高，许多农民依然采用传统的施肥方式。为推动测土配方施肥的普及，唤醒农民朋友们科学施肥的意识，新农村建设时期《农民日报》对测土配方施肥予以了大量的报道；在147条土壤肥料类科技新闻中，关于测土配方施肥的新闻就有78条，占该类新闻的53.06%。

改革开放初期，《农民日报》向农民朋友们介绍新化肥，教农民如何施肥，如何改善土壤等。新农村建设时期关于这些方面的内容虽然还有，但报道量已大大减少。

3、改革开放初期重粮食作物的栽培管理技术报道，新农村建设时期重经济作物

据统计，改革开放初期，《农民日报》发表的197条关于栽培管理的科技新闻中粮食作物占多数，有79条，占该类新闻的40.1%；关于经济作的有65条，占32.99%；余下的53条为综合报道。新农村建设时期，情况发生了逆转，关于粮食作物栽培管理的报道只有160条，占总数的28.67%，而关于经济作物的却上升到了289条，占总数的51.79%。研究中还发现，关于蔬菜、水果的栽培管理类新闻在报道量上有着惊人的增长速度（见图4）。

从图4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初期，小麦、水稻是重点报道对象；而到了新农村建设时期，蔬菜、水果成了明显的报道重点。据研究发现，新时期关于蔬菜、水果栽培管理方面的科技报道中，有较多是关于大棚、温室栽培管理技术方面的，而在改革开放初期这方面的报道比较少。

4.畜牧兽医类科技新闻出现新内容

畜牧兽医类科技新闻不仅报道量上有了很，而且内容上较前一时期丰富，出现了新的传播内容。八十年代初期，《农民日报》主要报道鸡、鸭、猪、牛、羊等禽畜的科学饲养，以及介绍一些国外的养殖技术。新农村建设时期的《农民日报》除了报道以上内容外，还增加了宠物方面的报道等，以及动物疫病防治诸如禽流感等内容。在禽流感时期，几乎每期报纸都会有关于禽流感的报道，而且经常出现在报纸版面的重要位置。

5.科技人物的报道明显增多，新农村建设时期注重宣扬科学精神

比较两个时期的科技人物报道，不光报道数量上有很大差距，而且内容和形式上均有很大的变化。创刊初期，《农民日报》关于科技人物报道普遍较少且简短，在20篇科技人物报道中，其中仅有12篇以图片新闻的形式出现，图片小，且采用的是黑白印刷。这些新闻一般只是对人物和事件进行简短的介绍，无法将科技人物从事科学活动的事迹进行全面地传达。

新农村建设时期的《农民日报》专门设立了中华农业英才风采、农村科普先锋等专栏，加强了对科技人物的新闻报道。据统计，2006年的科技人物报道占年报道量的7.62%，而改革开放初期所占比重仅为3.22%。新时期的科技人物报道篇幅普遍较长，能详尽地报道科技人物及科学精神，从而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引导读者学习科技人物的先进事迹、弘扬科学精神的舆论导向作用。

6.沼气技术是农用新技术类新闻中的重点，新农村建设时期出现无公害技术

兴建沼气是生态家园建设中的重要内容。1980年7月23日，《农民日报》新开了大办沼气专栏，对沼气的功能、沼气池的建设等基本常识进行普及。新时期，《农民日报》开设了生态家园建设版，主要报道沼气技术的普及应用情况，积极宣传这一技术给广大农民带来的好处。

在这两个时期，沼气技术均得到了大量的宣传报道。改革开放初期，《农民日报》关于沼气技术的新闻报道有25条，占农用新技术科技新闻总量的50%。25年以后，关于沼气技术的报道量上升到了123条，仍占该类新闻总量的50%。作为我国农业的权威媒体，《农民日报》所作的长期宣传和报道在沼气技术的普及上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新时期，无公害生产养殖技术是农用新技术中的新秀，其报到量仅次于沼气技术，有72条之多。《农民日报》通过“无公害食品行动”专版，大量报道了全国各地无公害食品行动情况，以及向农民朋友们介绍无公害技术等。

五、《农民日报》科技新闻报道表现形式对比分析

本文主要从构成元素及新闻组合层面对科技新闻报道形式进行探讨，即主要从新闻图片、版面构成等进行研究。

新农村建设时期，《农民日报》科技新闻的图片数量明显增多。改革开放时初期的科技新闻图片有98幅，25年后，增加到了522幅。研究发现，品种资源与育种、栽培管理、农用新技术、科技人物等科技新闻在不同时期均使用了较多的新闻图片。在图片尺寸方面，80年代初期普遍很小，平均20cm2左右，如1980年11月23日的一幅科技人物的图片大小为5.3cm×3.9cm。而新农村建设时期，《农民日报》所使用的大多数图片尺寸都比较大，而且新时期的报纸有些版面采用彩色印刷的形式，更为清晰、形象生动。

八十年代初期，《农民日报》的农业科技新闻一般编排在第六版，该版设有农科试验、学科学、国外农业科技等专栏。到了新农村建设时期，《农民日报》打破了只用一个专门的版面来报道科技新闻的局面，将过去的小专栏演变为现今的专版或专刊。并对农业科技新闻作进一步的分类，设立了动物保健、畜牧兽医等版面，且在版内设立了家禽门诊、饲料与营养等专栏，方便读者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信息。

六、建议

1.图片的使用应“宁缺勿滥”

图片可以使新闻更具说服力，但图片的使用应“宁缺勿滥”。建议在选择图片时，首先应考虑其是否符合新闻事实；其次再考虑艺术效果。

2.根据农民的信息需求来确定媒体的报道内容

从农民的信息需求出发，是《农民日报》稳定和扩大读者群的有效途径。时刻想着农民的需要，不断研究读者心里是涉农媒体办得出色的关键。

3.农业科技新闻分类应细化，让小专栏成为读者的阅读向导

研究发现，小专栏能够起到很好的导向作用。八十年代初，《农民日报》设置的专栏有：时政新闻、每周农情、农村新事、大家讨论、今日世界、祖国在前进、国外农业科技、学科学等。现在的《农民日报》将曾经的小专栏扩大为专版、专刊，而且在许多版内也设有小专栏。读者可以通过这些专栏的引导而迅速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不仅方便而且快捷。从而能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农民日报》版面设计的人性化。

4、应给农民留有说话之地，建立互动传播机制

要想确切知道受众的实际需求，唯有与他们进行沟通与交流。如果《农民日报》能够单独开辟一个区别于一般意义的读者来信的版面或者专栏――以农业科技为探讨对象，来聆听农民朋友科技需求方面的心声，了解他们在生产中遇到的科技难题，并给予回应。这样有问有答的双向互动版面更实用、更有针对性。

注释

科技新闻,省略/fanben/article/20050529/9260.asp，2005-5-29

张占山：《农业实用新技术》[M]，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5。

新版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篇10

【关键词】 资源科学 研究进展 福建省

资源是一个涉及范围广泛，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的课题。资源科学是研究资源复合系统中自然资源与劳动力资源相互关系、资源经济系统与资源生态系统相互关系的一门综合性科学，其具体内容包括[1]：研究资源复合系统的形成、演化、结构、功能及其物质转化与能量传递的原理，研究资源的调查、分类、评价的原理和方法，研究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有效配置和科学管理的原理以及工程技术措施等。

改革开放后，我国改革资源计划配置方式，尝试资源配置市场化，使资源配置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一方面市场配置资源极大调动了社会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由于管理跟不上，法律不健全，造成资源过度开发，浪费和污染严重。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几部重要资源法的颁布（“森林法”、“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渔业法”、“水法”及“野生动物保护法”），福建省在组织上也加强了资源的管理，1986年成立了福建省土地管理局。在研究组织上，1989年福建省科协批准成立福建省自然资源学会，逐步成为福建省资源科学研究主要组织者。在技术上，采用资源调查评价方法、遥感遥测技术（RS）、全球定位技术（GPS）、地理信息系统（GIS）等现代化技术大大提高了资源科学的研究速度、规模和质量，实现了资源的动态监测，开展了新一轮以资源开发利用和生产力布局为中心的综合考察和研究。近年来，福建省资源科学研究主要在以下方面取得了较快进展。

一、土壤科学研究

福建省的土壤学研究长期以来在全国居于突出地位，深受国际同行的认可。20世纪90年代朱鹤健教授主持的福建山地土壤发生及其利用研究，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发表于国内外核心刊物的论文及中英文专著[2-4]，被国际同行专家认为是“国际上很有声望的中国土壤学家的一部力作”。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而且为山地利用开发和定向改良提供科学依据；在土壤分类系统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1986年朱鹤健教授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土壤地理》[5]，应用美国土壤系统分类制研究得出变性土类型[6-7]，曾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001年陈健飞、朱鹤健教授出版基于系统分类的《福建山地土壤研究》专著[8]。1992年朱鹤健教授等主编的土壤地理学全国高校教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9]，该教材获全国高校教材一等奖；在土壤养分研究方面，邢世和等（1990-2000）利用动力学理论，在研究福建省主要耕作土壤钾素状况和含钾矿物的基础上，开展主要耕作土壤钾素释放动态、释放速率及其有效性等系列研究，为深化耕作土壤钾素供给及其有效性评价研究提供理论依据。近年来福建省土壤研究又取得了以下方面的进展：

（一）土壤质量调查与评价

邢世和（2000-2006）采用GIS、GPS与数学模型集成技术，在利用福建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成果和田间调查采样分析的基础上，分别开展了1：50万福建省耕地和林地土壤质量评价和1：5万荔城、同安和闽侯县（区）耕地土壤质量调查与评价系列研究，建立了福建省耕地土壤质量调查与评价的技术方法以及耕地和林地土壤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了福建省1：50万耕地和林地土壤质量空间和属性数据库以及1：5万荔城、同安和闽侯县（区）耕地土壤质量管理信息系统，出版学术专著两部，为福建省耕地和林地土壤资源的科学管理、质量动态监测、合理开发利用和改良提供了信息化手段。

（二）福建土壤―地体数字化数据库研究

SOTER是土壤-地体数字化数据库（Soil and Terrain Digital Database）的简称。SOTER把土地看作由地形和土壤个体组成的自然实体的组合，用地形、岩石、地表形态、坡度、母质和土壤的一种明确和常常重复的方式来对区域土地进行辨识。陈健飞、陈松林主持的国家教育部项目福建土壤-地体数字化数据库的研制和应用（2001-2005），以福建省1:20万中比例尺SOTER数据库和漳浦样区1:1万SOTER数据库为目标，分别编制地貌图、岩性图、坡度图及土壤图，并在GIS技术的支持下，生成地形体、地形体组分和土壤组分三级SOTER单元及建立相应属性数据库，并用AVENUE语言编程以实现两种比例尺SOTER数据库的连接。福建SOTER的研制，不仅可为福建土壤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规划、评价、管理提供依据，而且在验证我国亚热带山地丘陵区土壤与景观之关系、寻求区域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等方面可望取得新进展。福建SOTER的研制体现了我国亚热带东部山地丘陵区的鲜明区域特色，丰富了世界上SOTER应用的景观类型，填补了我国SOTER典型样区的空白。

（三）土壤养分与土壤污染

丁洪等（2003-2005）对不同土壤氮素的硝化与反硝化作用开展深入研究，对控制土壤氮素反硝化损失、提高氮肥利用率、减少土壤温室气体排放等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王果等（1995-2005）开展土壤重金属环境化学、作物重金属富集作用以及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研究，揭示了土壤重金属的吸附机理，提出了污染土壤控制作物对重金属吸收的对策，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四）植物营养与施肥

熊德中等（1999-2005）开展了福建省烟区土壤肥力状况调查、烟区土壤酸化控制、优质烤烟平衡施肥等系列研究，这些研究摸清了福建省烟区土壤的肥力状况和缺素状况，提出了烟区土壤酸化的调控技术和优质烤烟生产平衡施肥技术体系，取得系列研究成果，并在福建省烟区得到广泛推广应用，获得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李延（2000-2002）开展了龙眼和水稻镁素营养及缺镁调控技术的系列研究，揭示了龙眼和水稻镁素营养的机理，提出了龙眼和水稻的缺镁诊断标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了福建山地龙眼园土壤镁素淋失特点的模拟和福建山地龙眼园土壤镁素状况调查研究，提出了福建龙眼园土壤镁素状况及其调控措施；彭嘉桂等（1994-2005）开展土壤硅和硫含量状况及施肥效应系列研究，摸清了福建省土壤的硫素状况，通过施肥效应研究提出福建省硅肥和硫肥的合理施用技术，取得较显著的增产效果；章明清（2000-2005）开展作物平衡施肥的系列研究，包括花生一甘薯轮作制中磷钾肥施肥模型研究，大豆、稻田施用技术研究等，在施肥模型及其应用研究领域进行有益的尝试，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并在花生平衡施肥上得到成功应用，为合理施肥提供了科学依据。

随着土壤与植物营养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福建的土壤与植物营养科技工作者正立足于亚热带土壤资源优势和福建土壤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面临的问题，瞄准国际土壤与植物营养学科的研究前沿，呈现出宏观-微观相结合、多学科交叉渗透、信息化的发展趋势。

二、土地科学研究

（一）土地利用/覆盖变化(LUCC)研究进展

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已成为国际地理学联合会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近年来福建省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研究获得了长足进展。陈健飞教授主持的国家自然基金台湾海峡两岸土地利用变化的对比研究项目（2003-2006年）、福建省科技厅重大项目海峡两岸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对比研究―格局、过程及生态环境效应（2001-2006年），首次以地理学特有的综合性、区域性、格局与过程分析的视角对具有地缘、物缘、亲缘的福建与台湾两个区域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时空规律、变化模式进行系统的对比研究，将土地利用变化与经济发展阶段作耦合分析深刻地揭示了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探究了借鉴发达区域土地利用变化轨迹演绎次发达区域的土地利用趋势，并在不同区域土地利用分类参比和多源数据融合运用方面作了开拓性示范，在土地利用区域对比定量化方法的集成应用上通过实证得以推进。系列论文已分别在SSCI刊物Land Use Policy、IGU LUCC及国内权威刊物和学术年会上发表[10-13],2006年韦素琼、陈健飞教授出版《土地利用变化区域对比――以闽台为例》专著[14]，在国际国内学术交流中得到同行认可，对于丰富和深化土地变化科学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对于指导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实践价值。此外，福建师范大学承担的省科委火炬办重中之重项目基于三“S”技术的福建资源环境动态监测系统研究、福建省教育厅项目闽东南地区城市空间过程的机制和调控研究等，在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动态监测以及驱动力研究方面均取得了明显进展，为福建省资源信息化的发展作出贡献。

（二）土地分等定级与基准地价平衡研究

福建省是国土资源部开展全国城镇土地等级调整与基准地价平衡研究工作的试点省份，由福建师范大学自然资源研究中心和福建省国土资源厅合作开展的《福建省城镇土地分等与基准地价平衡研究》采用“以价验等，以等验价”的新技术，即“以城镇土地市场价格检验城市土地等别，以调整过的城镇土地等别平衡基准地价"，对全国的城镇基准地价平衡研究具有示范和指导作用。此项研究最终获得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研究成果被列为国土资源部2004年国土资源重要科技进展。反映这方面研究的还有：MapGIS与ULC系统在城镇土地分等定级中的应用[15]、GIS支持下的城镇土地定级[16]。

目前福建省农用地分等定级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侯立春、张文开等以福州市仓山区为例进行了基于GIS的农用地分等研究，根据农用地分等的依据和原则，利用GIS 技术开展农用地质量分等研究，阐述了农用地分等技术路线，并进行了评价单元的划分，分等参数的计算以及成果图的输出等几项关键步骤[17]。

（三）土地利用规划研究

近年来土地利用规划愈加向着综合化、定量化、弹性化的方向发展[18]。作为全国土地利用规划试点――晋江市、福清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2-2005年)，体现经济发达地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理念有较大创新。晋江市的土地利用规划创新了耕地保护的理念，提出耕地保护的重点逐步从数量保护转向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保护，创新限制城镇规模理念，促进规划刚性与弹性相结合，增加规划的可操作性。同时利用GIS手段，分别讨论了在栅格模式和矢量模式下进行土地适宜性评价的技术路线与需要注意的问题，并对两种评价模式做了对比，分别指出其优缺点[19]；福清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了多目标适宜性评价，探讨了主导因素与因子的选取，专家知识系统的引入，层次分析法的应用，以及如何借助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分析功能及图形和属性的结合来实现多目标土地适宜性的评价[20]。

三、林业学科发展研究

福建省是我国南方重点林区，“十五”期间，我省林业学科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林业现代化，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全省森林覆盖率达62.96％，居全国第一；森林资源总量和木材等主要林产品产量也位居全国前列；森林生态体系逐步健全，初步建成多功能多效益相统一的森林防护体系。在科学研究、机制创新、成果转化、技术服务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林业科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十五”期间，实施省部级各类林业科技计划项目约600个，取得科研、推广成果150多项，获省科学技术奖和省优秀新产品奖105项，林业科技的研发能力和创新应用能力明显提高。竹材开发科技攻关和林木种苗革命取得重大成果，进一步丰富了我省林木种质资源和主栽树种、品种，为种苗基地建设和造林提供了优良的种质材料和良种壮苗，同时在理念创新、机制创新和管理创新等方面，也为我省林业科技发展提供了新的模式。目前，我省沿海防护林建设、杉木和马尾松育种、生物防火林带建设、大型人造板加工设备引进消化和吸收创新等技术，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福建省还建立了南平全国林业科技开发试验示范区、2个部级科技兴林示范县和12个省级科技兴林示范县、3个林业科技园区，以及一大批科技兴林示范乡（镇）、村、片。通过建立科技示范县、科技示范园、科技示范点等构建林业科技示范网络，促进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提高了成果的转化率，林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由1996年的33％提高到45％。

（二）林业标准化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

福建省加大林业标准化投入，完成制（修）定省地方标准38项，目前林业标准基本覆盖了林木种苗、造林、速生丰产用材林、生态林、森林资源管理与保护、名特优经济林、木材与竹材加工等林业生产建设领域，贯穿于林业生产与管理各个环节，并建立了全国林业标准化示范县（区）6个、全省林业标准化示范县（项目）18个，示范基地面积1万多公顷，辐射带动20多万公顷。

（三）林木种苗科技攻关成果显著

2003年以来正式启动实施了林木种苗科技攻关项目工程。根据福建省的实际情况，选定了短周期工业原料林、乡土珍贵树种、传统用材树种、沿海防护林树种等4个方面11个树种（类），设立了9个课题、53个专题，开展珍贵用材、速丰林、非木质利用、森林景观等多目标良种选育，工厂化快繁技术，种子加工贮藏技术等相关配套技术的系统科技攻关。

4年来，一方面整理、收集、保存了相思、红豆杉、三尖杉、樟树、楠木优良种质资源2608份，其中：新引进239个种源、597个家系/无性系，选择优树654株。重新整理保存优良种质材料1118份。收集速生、高产、高纤维、高产脂、红心材等优良种质材料1058个份，建成我省最大、最全的马尾松基因库；二是新建、改扩建良种基地8085亩。三是初选出118个优良繁殖材料，建园材料233个。四是组装整合了一批较成熟技术成果。如种子园高产稳产技术，杉木三代、马尾松二代种子园营建技术，木麻黄、红豆杉、三尖杉、光皮桦、西南桦等扦插技术，红豆杉、三尖杉催芽、播种育苗技术，芳樟采穗圃高产技术等。五是加快了林木良种的定向改良步伐。两年共提供各类良种11214公斤、优良苗木10788万株。这些新材料、新技术、新成果，大幅度改善了林木种苗质量，满足了八闽大地新一轮造林绿化热潮对优良种苗的急迫需求，为加快福建林业发展、建设绿色海峡西岸做出应有的贡献。

四、特色农业研究

农业是对资源依赖性很强的产业，资源作为农业生产的物质和能量输入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区域农业生产发展的方向和模式。福建省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和社会发展条件，形成了区域农业生产之间的差别。福建如何以当地条件为基础，以传统优势品种为龙头，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市场竞争力强、高效优质高产、具有一定规模或产业化经营的可持续农业，是福建发展特色农业的核心。由朱鹤健教授主持的省科技厅重点项目“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规模特色农业发展研究”（2000-2005年）获得国内领先水平。2004年，张文开、朱鹤健教授出版《福建特色农业研究》专著[21]。

特色农业的理念在漳州市获得实践。漳州市充分发挥自身独特的优势和潜力，以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为导向，构建适应多元市场的优质食品供应基地,形成极富区域特色的农业综合开发、对台合作开发、绿色食品开发和以工带农开发等发展方向，形成九条特色农业产业开发带：一是沿国道324线两侧龙海九湖至诏安分水关60万亩荔枝、龙眼带；二是沿九龙江西溪芗城至平和两岸的38万亩香蕉带；三是沿内陆山区丘陵山地的56万亩柑桔、柚子带；四是沿高海拔山地的40万亩柿子、青梅等杂果带；五是沿海平原地区的150万亩蔬菜带；六是沿九龙江西北面南靖、平和、长泰中海拔区的48万亩绿麻竹笋带；七是沿南靖靖城两侧的8万亩食用菌带；八是以沿海佛潭湾、旧镇湾、东山湾为中心的32万亩水产养殖带；九是沿国道324线两侧一公里范围内从百花村到漳浦5万亩百里花卉走廊带。

五、地质科学研究[22]

今年来，我省地质工作者通过艰苦的努力，在找矿理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技术上都取得了突破，同时也提出了今后对矿产资源尤其是隐伏矿床开发利用科技的进一步要求。

在找矿理论方面，⑴运用火山――次火山成矿的理论，实现了上杭紫金山地区铜、金矿找矿的重大突破，揭示了“紫金山”式铜、金矿与斑岩型铜矿是上下关系；⑵运用海底火山沉积变质――热液叠加改造成矿理论，先后发现建阳水吉、尤溪梅仙丁家山与峰岩、建瓯八外洋等大、中型铅锌矿以及众多小型铜铅锌多金属矿；⑶运用斑岩型矿床找矿模式找钼取得重大进展，探明了部分中小型矿床，发现了一批具有找矿潜力的普查基地；⑷运用推覆构造的研究成果寻找隐伏煤田取得重大突破，使永定高陂、大田广平隐伏煤田可作为新的煤炭接替基地。

在技术上，紫金山金矿采用大规模堆浸技术使大量低品位金矿得到充分利用，成为全国单个矿规模最大的矿山，经济效益显著。铜矿开采利用研究取得重大进展，采用生物氧化提铜技术，解决了铜精矿含砷高、易造成污染的问题。

但是，以下两方面研究急需加强：共伴生难选冶矿综合利用技术、尾矿综合利用技术、找矿方法和技术设备；隐伏矿产资源的寻找等。

主要参考文献：

[1]石玉林，陈传友，何贤杰等. 资源科学.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2]Zhu Heji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land utilization. Hong Kong:China Hong Kong Yearbook Press. 1997.

[3]朱鹤健著. 福建土壤与土地资源研究. 北京：农业出版社，1994.

[4]朱鹤健著. 土壤学与地理学研究.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5]朱鹤健编. 世界土壤地理.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

[6]朱鹤健，谭炳华，陈健飞. 福建变性土特性的研究. 土壤学报，1989,26（3）：287-297.

[7]朱鹤健，郑建闽，谭炳华. 母质和微地形条件对变性土形成的影响. 土壤学报，1992,29（2）：226-231.

[8]陈健飞，朱鹤健著. 福建山地土壤研究. 北京：（下转第56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 社，2001.

[9]朱鹤健，何宜庚主编. 土壤地理学.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10]Jian-fei Chen, Su-qiong Wei, Kang-tsung Chang et al.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cultivated land changes in Fujian and Taiwan. Land use Policy,2006.

[11]韦素琼，陈健飞. 闽台耕地非农化及关联因子的比较研究. 自然资源学报，2004.19（5）：568-576.

[12]韦素琼，陈健飞. 基于闽台对比的福建耕地变化趋势演绎. 自然资源学报，2005.20（2）：206-211.

[13]韦素琼，陈健飞.闽台建设用地变化与工业化过程耦合的对比研究. 地理研究，2006,25(1)：87-95.

[14]韦素琼，陈健飞. 土地利用变化区域对比研究--以闽台为例.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15]林建新，何建农. MapGIS与ULC系统在城镇土地分等定级中的应用.福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30(4)：518～520.

[16]林娜，李永实等. GIS支持下的城镇土地定级.佳木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23(3)：368～371.

[17]侯立春，张文开等.基于GIS的农用地分等研究---以福州市仓山区为例.福建地理，2003，18(4)：19-31.

[18]陈松林，刘强等.福州市晋安区土地适宜性评价.地球信息科学，2002，(1):61-65.

[19]王国杰，周沿海等.土地适宜性评价的GIS实践方法比较研究.安徽师范大学(自然科学版)，2003，26(3):294-297.

[20]伍世代.GIS支持的福清市多目标土地适宜性评价.福建师范大学(自然科学版)，2000，16(3)：87-96.

[21]张文开，朱鹤健. 福建特色农业研究.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

[22]福建省资源环境科技问题研究专题组. 福建省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专题报告之九--资源环境科技问题研究专题报告. 2005.

课题组成员

1.韦素琼：福建师范大学地理学院教授、博士，自然资源学会秘书长.

2.邢世和：福建农林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自然资源学会常务理事.

3.陈松林：福建师范大学地理学院副教授、博士，自然资源学会副理事长.

4.梁一池：福建三明学院副院长、教授，自然资源学会常务理事.

5.叶绿保：漳州市农业资源区划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高级工程师，自然资源学会常务理事.

6.蔡志发：漳州市水土保持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高级农艺师，自然资源学会常务理事.

7.张文开：福建师范大学地理学院教授、博士，自然资源学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