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纪律处分条例解读十篇

新版纪律处分条例解读篇1

第一点，框架结构未变但内容压缩调整较大。旧版处分条例三编15章178条，新版三编11章133条。缩减了4章45条。可见缩减篇幅之大。根据法纪分开的原则，涉及法律方面的内容全部删减。

第二点，突出地位，体现从严治党要求。在制定纪律的目的性方面，也就是第一条指出，处分条例是为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第三条指出，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是管党治党的总规矩。从严治党的体现多多，我们举一二细节为例。如新版第九条党员受警告处分、受严重警告处分，区别开来。原来是警告和严重警告都是一年处分期，新版则是警告一年、严重警告一年半处分期。第十三条，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受到以上(含)处分的，党组织应终止其代表资格。在纪律面前，党代表也不再享有豁免权了。第四十二条，相对于旧版，增加了一句话："办理时限最长不超过六个月".明确时限有利于处分决定的有效落实。

第四点，吸纳新的思想实践，体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要求。如第十九条第一款，在纪律集中整饬过程中，不收敛、不收手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第八十六条，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与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第一百一十四条，党组织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或者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处分。把主体责任纳入到纪律的序列。

新版纪律处分条例解读篇2

——中海集团纪委书记

周清虎

率先知纪 模范守纪 严格执纪

根据中央纪委、总公司纪检组的学习要求，中海集团组织全体纪检监察工作人员集中学习了新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新版《准则》和《条例》的颁布实施，体现了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及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成果，为全党树立了道德高线和纪律底线。通过系统学习《准则》和《条例》，总结出以下五方面的特点：

更具系统性。《条例》把党章对纪律的表述归纳为政治纪律、廉洁纪律等"六大纪律",覆盖党员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新修订的《条例》去除了与国家法律法规重复的内容，强调把纪律挺在前面，充分体现了"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的原则。

更具时代性。《准则》和《条例》新增内容涵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反对"四风"的实践成果、党员领导干部履行主体责任等多个方面，更能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最新成果。

更具针对性。《准则》重在立德，树立了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能够看得见、够得着的高标准；《条例》重在立规，通过开列六类纪律等"负面清单",划出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针对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更是明确了相应的处分标准，避免领导干部误入歧途。

更具操作性。《条例》整合明晰了党员的"负面清单",对党员领导干部禁止类行为的事实范围进行了调整，不仅告诫党员干部不能做的行为，同时提出了清晰的处罚依据，防止和避免理解与执行上的偏差。

更具广泛性。新修订的《准则》将适用对象从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扩大到全体党员，提出"四个坚持"与"四个自觉"的廉洁自律规范。同时删繁就简，使《准则》易懂易记，便于全体党员领导干部理解掌握和遵照执行。

对照新版《准则》和《条例》提出的要求，纪检监察工作人员要做守纪律、讲规矩的表率，做到"守其白，辨其黑，洁如玉，坚如铁",具体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要学思践悟，率先知纪。纪检监察人员要把学习《准则》和《条例》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须比党员群众先学一步，深学一层，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更实的举措抓好学习贯彻，学懂弄通、学深悟透。通过学习提高执纪监督问责的能力，真正使纪律立起来、严起来。全集团要逐级组织开展《准则》和《条例》的专题学习，通过"一把手"讲党课、专家学者专题讲座等方式，深入解读《准则》和《条例》，加强宣传力度，努力营造浓厚学习氛围。

新版纪律处分条例解读篇3

但党的以来，随着形势发展，该条例已不能完全适应全面从严治党新的实践需要。党的和xx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对强化党内监督提出了明确要求，特别是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依规治党，为修订党内监督条例提供了重要遵循。

另外，党的重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按照惯例，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五中中央提出制定十三五规划建议，六中全会讨论党建问题比较合适，任进教授表示，在六中全会讨论《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也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全面从严治党符合逻辑的展开。

党内监督的主体和对象都是谁?

任进教授向观海解局记者表示，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

各级党委领导党内监督工作，对党委、委员，同级纪委和党委工作部门、直属机构、派出机关以及相当级别的党组(党委)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监督，对下一级党组织及其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负责人进行监督。

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

监督的重点内容和形式是什么?

任进教授称，党内监督主要是监督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宪法、法律的遵守，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保障党员权利，选人用人工作中执行党和国家有关规定，密切联系群众、维护群众利益以及廉洁自律和党风廉政建设等情况。

党内监督主要形式有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述职述廉、信访处理、巡视、谈话和诫勉 询问和质询、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处理和舆论监督等。

其中巡视是近年来采用较多的方式，是党委按照有关规定对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监督的制度。

《党内监督条例》和其他党内法规有何区别?

任进教授表示，即将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与《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以及刚刚实施的《问责条例》，都是全面贯彻党的和xx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体现党的以来管党治党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重要成果，都是全面从严治党重要的制度遵循，对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党的历史使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未来修订的《党内监督条例》，作为全面规范党内监督制度的重要基础性法规，将明确了此处的监督是党内监督，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外部监督相适应。

同时，《党内监督条例》与《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问责条例》相衔接。任进教授说，衔接之后，将形成完整的党内监督体系和问责制度，不仅将坚持了从严治党、依规治党、权责一致等原则，也将体现纪法分开、纪在法前和正确运用监督执纪问责四种形态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解读二加强党内监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贯要求，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党的xx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下称《条例》)，针对当前党内监督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和举措，是新形势下加强党内监督的顶层设计，是规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内监督的基本法规。必须在认真学习、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的基础上，抓好贯彻落实，使其成为规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行为的硬约束。关于党内监督的总体要求

《条例》明确提出了党内监督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党内监督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尊崇党章，依规治党，坚持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增强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条例》还确立了党内监督的基本原则，即党内监督要贯彻民主集中制，依规依纪进行，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发挥同级相互监督作用。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条例》特别指出，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信任不能代替监督。《条例》提出的这些重要原则和规定，反映了我们党对党内监督问题认识的深化。

《条例》明确了党内监督的任务，即确保党章党规党纪在全党有效执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重点解决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管党治党宽松软问题，保证党的组织充分履行职能、发挥核心作用，保证全体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保证党的领导干部忠诚干净担当。这些任务主要是根据当前党内监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来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关于党内监督的主要内容，《条例》从8个方面(即遵守党章党规、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持党的干部标准、廉洁自律、完成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部署的任务情况)作出具体规定。其中坚持民主集中制、密切联系群众等内容沿用了《条例(试行)》的规定，其他内容则体现了党的以来的新探索。比如，着眼于解决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等问题，《条例》把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等情况作为党内监督的内容，督促各级党组织落实主体责任。着眼于当前依然严峻复杂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条例》把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情况作为党内监督的内容，督促各级党组织防止四风反弹回潮、遏制腐败蔓延势头。《条例》特别强调：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

《条例》吸收了党的以来管党治党、加强党内监督的新理念新经验，规定党内监督必须把纪律挺在全面，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函询，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这既是党内监督工作的重要理论创新，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开展党内监督工作的基本遵循。

强化党内监督是全党的共同任务，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全党动手一起抓，构建起各负其责、密切协调的党内监督体系，才能形成监督合力。为此，《条例》提出，要建立健全党中央统一领导，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律检查机关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的党内监督体系。这是新形势下加强党内监督的一项重大创新举措。关于党内监督的监督主体和责任

《条例》分别就党的中央组织、党委(党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这四类监督主体的监督职责以及相应监督制度作出了规定。

关于党的中央组织的监督，《条例》提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全面领导党内监督工作。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定期研究部署在全党开展学习教育，以整风精神查找问题、纠正偏差。中央委员会成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发现其他成员有违反党章、破坏党的纪律、危害党的团结统一的行为应当坚决抵制，并及时向党中央报告。中央政治局委员应当加强对直接分管部门、地方、领域党组织和领导班子成员的监督，应当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自觉参加双重组织生活，如实向党中央报告个人重要事项，等等。《条例》将党的中央组织的监督单设一章，是一个重大创新和突出亮点，体现了党中央以身作则、以上率下。

关于党委(党组)的监督，《条例》提出：党委(党组)在党内监督中负主体责任，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党委会委员(党组成员)和党委委员在职责范围内履行监督职责。并具体规定了4项监督职责：一是领导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党内监督工作，组织实施各项监督制度，抓好督促检查;二是加强对同级纪委和所辖范围内纪律检查工作的领导，检查其监督执纪问责工作情况;三是对党委会委员、党委委员，同级纪委、党的工作部门和直接领导的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监督;四是对上级党委、纪委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开展监督。这是党内法规第一次明确党委(党组)在党内监督中的主体责任，对于各级党委(党组)增强责任意识，强化担当精神，全面履行党内监督各项职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下转2版)(上接1版)《条例》还首次明确了党的工作部门的监督责任，把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作为党内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条例》的又一个突出亮点，是对党内监督体系和监督制度的重要创新。

关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条例》提出：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加强对所辖范围内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遵守党章党规党纪、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情况的监督检查。并规定了3项具体任务：一是加强对同级党委特别是会委员、党的工作部门和直接领导的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履行职责、行使权力情况的监督;二是落实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执纪审查工作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执纪审查情况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三是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纪委发现同级党委主要领导干部的问题，可以直接向上级纪委报告;下级纪委至少每半年向上级纪委报告1次工作，每年向上级纪委进行述职。在这3项任务中，多项措施都是加强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领导的新措施。这些新措施既强化了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又将压力传导给下级纪委，督促下级纪委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责。

关于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监督，《条例》提出，党的基层组织应当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履行下列监督职责：一是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监督党员切实履行义务，保障党员权利不受侵犯;二是了解党员、群众对党的工作和党的领导干部的批评和意见，定期向上级党组织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三是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发现党员、干部违反纪律问题及时教育或者处理，问题严重的应当向上级党组织报告。对基层党组织的监督职责作出规定和提出要求，也是《条例》的一大创新。关于党员的监督职责，《条例》也从监督的内容、方式、途径等方面作出了4项规定，从而为党员履行监督职能提供了基本遵循。关于党内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

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各种监督形式中是最基本的、第一位的，但如果不同有关国家机关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结合起来，就不能形成监督合力。所以，《条例》专门就党内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作出了新的明确规定。其要点有四：一是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同级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进行监督，人民政协依章程进行民主监督，审计机关依法进行审计监督。二是加强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主体在执纪执法上的协调配合。三是重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四是接受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

此外，《条例》还对整改和保障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比如，要求党组织应当如实记录、集中管理党内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和线索，及时了解核实，作出相应处理;不属于本级办理范围的应当移送有权限的党组织处理，党组织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应当做到条条要整改、件件有着落。整改结果应当及时报告上级党组织，必要时可以向下级党组织和党员通报，并向社会公开，等等。这些都是《条例》作出的新规定和新要求。全面落实党内监督责任

抓好《条例》的贯彻执行，关键要全面落实党内监督责任：

第一，各级党委要肩负起主体责任。党内监督是全党的任务，党委(党组)负主体责任，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党委会委员(党组成员)和党委委员在职责范围内履行监督职责。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把责任扛在肩上，做到知责、尽责、负责，敢抓敢管，勇于监督。党内监督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立足于小、立足于早，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时进行约谈函询、诫勉谈话，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偏差。分析近些年来查处的典型腐败案件，都有一个量变到质变、小节到大错的过程。如果在刚发现问题时组织就及时拉一把，一些干部也不至于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党组织要多了解党员干部日常的思想、工作、作风、生活状况，多注意干部群众的反映，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要把党内监督体现在时时处处事事上，敦促党员、干部按本色做人、按角色办事。全党同志要习惯于在同志间相互提醒和督促中修正错误、共同进步。

第二，纪委和党的工作部门要各司其职。各级纪委是党内监督专责机关，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要把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首位，加强对所辖范围内遵守党章党规党纪情况的监督，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要落实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加强对派驻纪检组工作的领导，督促被监督单位党组织和派驻纪检组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党的工作部门是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在不同领域的载体和抓手，也要做好职责范围内的党内监督工作，既加强对本机关本单位的内部监督，又强化对本系统的日常监督。出现问题要及时了解处置，不能都等着党委、纪委去处理。只要把上上下下、条条块块都抓起来，就能织密党内监督之网。

新版纪律处分条例解读篇4

关键词：书籍；版式；风格特征

书籍的版式风格集中体现于书籍的版式设计。书籍的版式设计是书籍设计的核心部分，它总是先于图书的内容与读者见面，协调洗练的版式设计对激发读者的阅读欲望，提升图书的品位和档次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书籍的版式设计是一种造型艺术，它不仅有技术上的特殊性，而且还有不可忽视的艺术性。因此了解书籍版式设计的形式和特点，并将其恰如其分的运用到书籍版式设计中，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一、书籍版式设计的诸多表现形式

书籍的版式设计是指在一种既定的开本上，对书稿的结构层次、文字、图表等方面进行艺术而又科学的处理，使书籍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结构形式，既能与书籍的开本、装订、封面等外部形式协调，又能给读者提供阅读上的方便和视觉享受。不同的书籍版式设计，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

左右对称的版面编排方式，是一种比较传统的编排方式，书籍内页的文字部分成左右对称的形式分布，给人以庄重严肃的感觉。

文字和图片块状分割的版面编排方式，是将文字、图形组成一块块方格，就像网格，有很强的秩序感。

竖直视觉流程的版面编排方式，给读者以清晰、理性、上升的感觉。

横向视觉流程的版面编排方式，给读者以稳定、恬静的感觉。

斜向视觉流程的版面编排方式，能使构图变得更丰富、形式感更强，以不稳定的动态引起读者的注意，给人以节奏的韵律、优雅柔美的感受，营造轻松随意的阅读气氛。

导向性较强的视觉流程版式，通过字体的大小变化作为诱导元素，主动引导读者视线向一定方向做顺序运动，由主及次，把版面各构成元素联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使版面重点突出，条理清晰，以发挥最大的信息传达功能。

散点式的版面编排方式，通过版面中各种元素自由分散的排列，呈现出感性、无序、个性的形式。它给人活跃、自在、生动的视觉体验。

满版版面编排方式，版面四周都没有留出白边，图片和文字把整个版面充满，但是由于文字和图形的协调组合，却没有拥塞的感觉。

由以上可以看出，书籍的版式设计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且各具风格。但总的看来，这众多的表现形式可归纳为三种主要的设计风格，即古典版式设计，网格版式设计和自由版式设计。

二、三种版式设计形式的特点

（一）古典版式设计

15世纪中期，德国人约翰内斯·古腾堡对《圣经》进行的版式设计，是现存于世的版式设计方式中最为古老的一种版式设计，距今已经有五百多年的历史，我们把它叫做古典版式设计。古典版式设计在书籍设计史上统治欧洲数百年不变，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很大的市场，它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而被彻底的淘汰。

古典版式设计风格具有两大特点：

1.对称性

古典版式的对称性显而易见，主要表现在书籍内文以订口为轴心左右两页相对称。

2.标准性

标准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内文版式有严格的限定：字距、行距具有统一的尺寸标准；（2）天头地脚内外白边均按照一定的比例关系，组成一个标准的保护性的框子；（3）文字油墨深浅和嵌入版心内图片的黑白关系，都有严格的对应标准。

（二）网格版式设计

网格版式设计产生于20世纪初期的西欧诸国，完善于五十年代的瑞士，可以说它是伴随着现代文明而产生。网格版式设计内文的图片和文字通过分割形成块状，就像网格，我们将这种版式称做网格版式设计。网格版式设计已经不再像古典版式的严格对称，而是具有严密的文字和图片设计方案，以及贯穿全书的统一的版面和对于主题朴实无华的表现，代表了当时新的设计潮流。

网格版式设计与古典版式设计相比，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设计原则为基础的，相对于古典版式的风格来说，网格版式设计具有如下特点：

1.严格的数字比例关系

通过严格的计算，运用数字的比例关系，把版心划分为无数统一尺寸的网格，将版心中的网格分为若干栏，把文字图片安排其中，使版面有一定的节奏变化，产生优美的韵律关系。

2.网格形式多样化

由于网格版式设计是通过网格划分而产生的，网格版式已不像古典版式那样形式单一。网格版式设计的形式多样，有正方形网格、长方形网格、重叠网格、栏目宽度不同的网格、有重点的网格等，设计师根据所设计书籍杂志的不同类型来选择不同的网格形式。

3.具有一定的时代感

网格版式设计与古典版式设计相比，它重视比例感、秩序感、连续感、清晰感、科学性和严肃性，具有一定的时代感。

网格版式相对于古典版式来说虽然已经具有一定的节奏变化，产生了优美的韵律关系。但是随着设计的发展，设计师慢慢发现网格设计依然有较强的限制性，没有自由创作的空间，容易给版面带来呆板的感觉，所以不少设计师在运用网格设计的同时，力求打破网格的约束使版面变得活泼生动，更具韵律感。

（三）自由版式设计

自由版式既不同于古典版式设计也不同于网格版式设计。它是由设计师打破了传统版式而产生的新的版式设计。

自由版式的雏形源于20世纪初期的未来主义运动。大部分未来主义平面作品都是由未来主义的艺术家或者诗人创作，他们主张作品语言不受任何限制而随意组合，版面及版面的内容都应该是无拘无束的自由编排，强调韵律和视觉效果。追求的是非对称之中的视觉平衡，强调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每一本书的每一页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设计形式，要求设计者有敏锐的感觉和整体的把握能力，使其相互适应，构成活泼、丰富的版面。

最早推崇自由版式设计的是美国设计师戴维·卡森。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电脑制版技术的普及，自由版式设计变得非常容易，几乎一切设计构想都可以迅速落实到纸面上。自由版式设计在世界范围广泛流行，并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设计潮流。后来自由版式设计被越来越多的运用在文学类、艺术类、旅游类书籍设计中。

自由版式设计与以理性为基础的网格版式设计形成强烈的对比，其风格特征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无疆界性

在传统版式中，设计者都留出书籍页面的天头地脚内外白边，而自由版式设计的版心从诞生那天起就没有固定的天头地脚和内外白边，无疆界性打破了传统页面的天头地脚内外白边。书页可以完全自由的设计，而不受铅字框架的限制，超越了传统版式设计界限。在排版过程中文字常常冲出该区域，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不间断的联想。无疆界性的版式，设计出来的作品往往具有强烈的个性和独特性。

2.解构性

解构性是自由版式设计的最主要特征。自由版式的解构就是对原有以对称为主古典版式和以数理为基础的网格版式的支解，是对传统版面的解散和破坏。自由版式设计在对传统设计理念剖析、解构的基础上，力图使版式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自由版式既不同于古典版式结构上的严谨对称，又不同于网格设计中栏目的条块分割。自由版式是依照版面的需要，在设计中将字体、图形内容自由的编排。当然这里的自由编排也不是漫无目的的乱涂乱画，也要遵循一定的美学原则。

3.字图一体性

所谓字图一体性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字体图形，也就是字体与图形结合在一起，形成新的图像效果。我们用三张图片来解释字图一体。

  （1）这幅图所显示的版式中，字体按照一定的节奏变化排列成一个三角形。这块面积既是文字又是三角形的图形，它是利用字体的排列方式组成图形的。

（2）这幅图片中文字沿着图形运动的方向排列成花朵的枝叶。字体版面排列的位置与图形中物体运动方向相联系，字体成为图形的一个关联元素，文字和图形共同组合成新的图形。

（3）字图一体性还表现在版式的编排文字和图片可以任意相互叠加、重合，使版面形成无数的层次，来增加画面的空间厚度。同时还常运用图形的虚实手法，来达到字图融为一体的目的。

4.局部的不可读性

读者在阅读书刊时，有时可能没有大量的时间仔细辨认全部信息，若想增加视觉冲击力，只需要读者接受一部分信息就可以了。

在自由版式设计中除了部分可读外，尚有一部分局部具有“不可读性”。所谓的“可读”是指设计者在安排版面时认为读者应该读懂的部分；所谓的“不可读”是设计者在安排版面时认为读者无需读懂的部分。实际上不可读的部分只是对版面起到装饰作用，在处理手法上常常采取字号缩小，字体虚化处理，重叠、复加等方法。

5.字体的多变性

如果从古典版式设计到近代的网格版式设计再到现代的自由版式设计都采用一成不变的字体设计，读者该是怎样的感受？肯定是呆板、不合时宜。任何新颖的版式设计都离不开字体的创新。古典版式是这样，网格版式也是如此，到了自由版式时代对字体的要求不仅是种类多样，而是更要求字体根据版面的需要来进行设计，要求字体要不断地创新并具有时代感。字体的多种形式，是顺应时展的需要，它针对不同的版面效果而产生，不但能带来版面的新鲜感，而且还能反映出时间的流动感、速度感。

新版纪律处分条例解读篇5

2018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根据党委的统一部署，我单位认真组织开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学习活动。现将学习贯彻情况报告如下：

一、认真部署，做好广泛组织发动工作

在中共中央印发了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后，党委高度重视，就学习贯彻工作进行了部署安排。为确保学习贯彻工作的顺利进行，明确由纪委全面负责活动的组织推进，纪检监察室具体负责抓好落实。10月2日，纪检监察室下发了《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通知》，明确各支部书记为学习贯彻《条例》的第一责任人，组织支部党员认真开展《条例》学习。

二、全员联动，确保学习贯彻落到实处

一是党委成员率先学。对照总部的工作要求，党委坚持从自身做起，以上率下，将《条例》学习纳入中心组学习的内容，由党委书记带头，组织班全体班子成员开展集中学习活动。党委书记在党委中心组学习会上，反复强调学习《条例》的重要性，要求党委成员一定要带头学，起好模范带头作用。

二是党员干部带头学。9月份的月度工作会议上，纪委书记组织全体中层干部对《条例》进行了专题学习，通过新旧版本对照的方式，全面解读新《条例》的内容。党委强调，全体党员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正确处理好业务经营与学习的关系，不仅要带头学好《条例》，还要组织本单位党员积中学，切实将本单位的学习工作抓紧抓好，不断提高党员的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

三是支部党员集中学。接到学习通知后，各党支部立即行动，利用中午和下班后的休息时间，组织全体党员开展集中学习，宣讲《条例》。在集中学习过程中，广大党员结合实际工作开展讨论，对照《条例》剖析思想上的不足，查找工作中的问题；通过结合内外部违规违纪案例学习，开展深入的分析，深刻领会和掌握《条例》的内容实质。

四是警示教育对照学。为进一步提高《条例》学习的质量，纪检监察室通过多种方式推进学习贯彻工作。一是紧密结合“树规矩、明纪律、严作风”专题主题教育，将警示教育与《条例》的学习紧密结合；二是通过“每周一课”分3期向员工讲述《条例》修订背后的全面从严治党故事——政治纪律篇、组织纪律篇、廉洁纪律篇，受到了广大员工的欢迎；三是组织员工积极参与总部开展的网络警示教育考试活动，结合案例学《条例》，确保全员参训考试率达到95%以上，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新版纪律处分条例解读篇6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和市委六届五次会议精神，按照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党要求，扎实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创建学习型领导班子，不断强化理论武装和实践运用，扎实推进“四招四引”和年度目标任务的完成，为增创科学发展新优势、开创商务科学发展新局面提供思想动力和理论支持。

二、学习时间

全年集中学习研讨时间不少于12天，每月集中学习研讨时间不少于1天，本局党委中心组学习日为每月第四周的星期五。具体安排详见学习通知。

三、中心组成员

1.局党委学习中心组由局党委全体委员组成。

2.中心组学习时，可扩大到局处级干部和有关处室的主要负责人，必要时，扩大到局机关各处室（中心）全体负责人。

3.局党委书记、局长同志任组长，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同志任副组长，学习秘书、。

四、学习专题及时间安排

第一专题（1月份）：学习党的十精神，增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精神的自觉性

阅读篇目：《党的十报告》、《科学发展观学习纲要》、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全国和省市经济工作会议文件。

学习目的：通过认真研读党的十文件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深刻理解党的十的鲜明主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主线、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着重深化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认识，牢牢把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主线，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思考题：如何结合商务工作实际，贯彻党的十精神？

中心发言人：局党委书记、局长同志。

第二专题（2月份）：学习中央改进工作作风八项规定,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阅读篇目：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央政治局八项规定和省市委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规定。

学习目的：通过学习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市委、局党委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规定，准确把握具体要求，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组织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化机关效能建设和“三解三促”活动，进一步转变作风，以良好的党风带动政风、民风，真正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

思考题：如何率先垂范，认真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各阶段的工作任务，引领党员干部自觉践行党的宗旨，关心群众，服务群众，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廉？

中心发言人：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同志。

第三专题（3-4月份）：学习贯彻全国和省、市“两会”精神，认真调研和推动商务工作

阅读篇目：同志在全国“两会”上的重要讲话；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两会”精神；省委领导、市领导在传达全国“两会”精神大会上的讲话。

学习目的：通过学习，深刻认识当前国际国内和我市经济形势，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市委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联系实际，深入调研,瞄准全年实际到位外资增长30%，总量超30亿美元；进出口增长15%以上，总量超133亿美元的总目标，狠抓“四招四引”，确保序时进度。

思考题：

1.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全力抓好“四招四引”？中心发言人：局党委书记、局长同志（3月）

2.如何采取有力措施，抓好“四招四引”，确保序时进度?

中心发言人：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同志（4月）

第四专题（5月份）：学习十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论述和商务法律法规，不断提升商务管理依法行政水平

阅读篇目：党的十报告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论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行政强制法》、《公务员法》、《公务员依法行政读本》。

学习目的：通过学习，强化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用法，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

思考题：如何积极探索和推进依法行政的实践形式，进一步推动商务系统依法行政再上新台阶？

中心发言人：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同志。

第五专题（6月份）：学习党的十通过的《中国共产程（修正案）》，增强带头贯彻执行《》的自觉性

阅读篇目：《党的十报告》，《中国共产程（修正案）》，同志讲话“认真学习，严格遵守”(2012年11月16日)

学习目的：通过学习，充分认识是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主张，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要严格按照规定的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六项基本条件，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带头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自觉履行政治责任，把中央关于反腐倡廉的部署落到实处。坚决维护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加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提高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的自觉性。

思考题：如何按照规定的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六项基本条件，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

中心发言人：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黄志中同志。

第六专题（7-8月份）：学习同志在纪念建党92周年会上的讲话,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阅读篇目：《党的十报告》，同志在纪念建党92周年会上的讲话

学习目的：通过学习，进一步紧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全面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等五大建设，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切实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加大改革创新的力度，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树好形象、提高水平，增强队伍活力，为商务跨越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组织保证。

思考题：如何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提高商务系统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中心发言人：局党委书记、局长同志，局党委委员、副会长徐加荣同志。

第七专题（9月份）：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一步深化法治商务建设

阅读篇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11-2015年全国商务系统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方案》、《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和商务法律法规等。

学习目的：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一步树立法治理念、增强依法行政意识。牢固树立依法行政观念、着力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围绕商务改革发展大局，进一步深化法治商务建设。

思考题：如何围绕商务改革发展大局，进一步深化法治商务建设？

中心发言人：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金方同志。

第八专题（10月份）：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阅读篇目：《党的十报告》、《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实施纲要》。

学习目的：通过学习，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深刻领会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凝聚社会共识、实现团结和谐的基本途径，是树立良好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迫切需要。

思考题：党员干部如何带头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用“三个倡导”引领思潮、凝聚共识？

中心发言人：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同志。

第九专题（11月份）：深入学习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有关论述

阅读篇目：《党的十报告》、中央、省市委关于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的相关规定，同志在中纪委十八届二次全会上的讲话，《廉政准则》，中央、省市委《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

学习目的：通过学习，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责任意识，全面把握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总方针，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加强党性修养和从政道德修养，增强法制观念和纪律意识，打牢廉洁从政的思想政治基础。

思考题：参加“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心得体会？

中心发言人：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同志等。

第十专题（1-12月份）：深入开展年度内重大会议、重要文件及其他重要专题的学习研究

阅读篇目：适时学习年度内国家和省、市的重大战略部署和重要会议精神；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学习党史、国史，学习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知识。继续加强“六五”普法、人口和计划生育、男女平等、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基本国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统战工作、职业教育、保密工作、干部选拔与任用等方面知识。

学习目的：通过学习，进一步开阔视野，优化知识结构，提升素质能力，陶冶情操，培养高尚的生活情趣，增强开展各项工作的实际本领。

思考题：对2013年参加局党委理论中心组集中学习的感想和对2014年党委理论中心组集中学习的意见。

中心发言人：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同志等。

五、参考文献和辅导材料

1.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012年11月8日)

2.中国共产程（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12年11月14日通过）

3.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精神（，2012年11月17日）

4.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十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2013年1月5日）

5.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的讲话(2013年1月22日)

6.：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见《求是》2013年第1期）

7.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精神奋力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同志在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会上的讲话（2012年11月23日）

8.中央和全省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9.全国和省、市“两会”精神（见相关政府工作报告）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读本》（编，待印发）

11.《科学发展观学习纲要》（编，待印发）

1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实施纲要》（待印发）

13.《理论热点面对面（2013）》（理论局组织编写，待出版）

14.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有关规定》（2012年12月5日《人民日报》一版）。

15.中共市委《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精神，加快建设现代化新的意见》。

16.《党的十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

17.《党的十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等。

18.《十修正案学习问答》，党建读物出版社。

新版纪律处分条例解读篇7

一、出版社名称及LOGO

企业的名称一向被视为该企业的第一笔也是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出版企业各有其专业特色，一般从出版社的名称上都可以看出来，如人民教育出版社以研究、编写、出版和发行中小学教材为主；法律出版社出版专业的法律图书；红星电子音像出版社是一家集电子音像和网络出版于一体的综合性电子音像出版社。也有一些出版社，虽然从其社名上看不出出版哪类图书，但因为其出版的图书已经获得市场的广泛认可而被读者熟悉和了解，比如中信出版社的经管和社科类图书在市场上名列前茅；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和明天出版社出版的儿童文学、图画书受到小读者的喜爱，是专业的少儿图书出版机构。由此可以看出，出版社的名称已经成为出版社在从事出版活动时区别于其他出版者的最显著最重要的标志。作为现代企业，出版社还通过设计和使用自己的LOGO强化企业的品牌，推动企业形象为大众所熟悉。商标法第八条规定：“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的可视性标志，包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和颜色组合，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均可以作为商标申请注册。”不少出版社依照商标法对自己的LOGO进行了注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利用法律手段保护对LOGO的专有使用权。不论是社名还是LOGO都是出版社用来区别自己与其他出版者的产品的标记，使用时应该规范用法，而对于他人的非法使用，出版社可以依法要求其停止使用并且有权要求赔偿。

二、出版社已经获得的图书版权

知识产权是知识经济时代最大的财富资源，对于出版社来说，已经取得的图书出版权是其手中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重要生产经营要素。以出版大国美国为例，美国出版机构的版权交易一直非常活跃，版权交易带给出版社的收入与年俱增，版权产业已经成为美国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世界上一些著名出版机构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原因之一也是他们手中握有大量的图书版权并且非常重视这种无形资产的经营。由此可见，作为无形资产的图书版权可以为出版社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能够影响出版社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加入WTO之后，我国出版企业的身影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的出版社与海外出版社之间的版权贸易从无到有，发展非常迅速，但版权引进和输出数量还相当不平衡，通过输出版权取得的收益也有限，与国外大型出版社集团间的差距依然存在。但《狼图腾》《中国读本》等图书的成功授权海外，给权利人带来的经济收益和社会影响力，极大地鼓舞了国内出版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因此，如何保护好自己手中的版权，如何利用版权这种无形资产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润已经成为出版社关注的热点话题。

三、已经被读者熟悉和认可的图书品牌

图书品牌也是能给出版社带来增值效益的无形资产。品牌图书一般都经过出版社长期的培育，具有明显的优势和特色，在读者中享有较高的知名度、较高的信誉度，在市场上有较强的竞争力。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要买外语学习类图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图书是首选；要买古文典籍，可以找找中华书局；要买工具书，则可以去商务印书馆看看。而具体到图书产品，我们也能看到很多好的例子：译林出版社的“21世纪外国文学大奖丛书”、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我的第一本科学漫画书”系列、浙江少儿出版社的“冒险小虎队”系列等都是长期领跑分类市场的图书品牌，一旦有新品面市，必然引发书店里的购买热潮。谁拥有品牌谁就拥有读者，谁就能赢得市场。但是品牌一旦建立起来，还需要有持续的维护和运营，价值才能不断得到提升。首先是对品牌保护。图书品牌也可以以商标的形式进行注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就将其“挂图大王”“不一样的卡梅拉”等品牌进行了注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对品牌进行保护，防止不正当竞争。其次是对品牌的延伸开发，也就是在现有的品牌图书的规模上，继续出版新的作品，使品牌更有生命力。

四、图书的外观设计

随着图书制作工艺的不断改进与提升，图书的功能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有些书兼有玩具的功能，有些书采用特殊的材料制成，有些书具有收藏价值。这类图书采用的实用新型与外观设计也成为一项重要的无形资产，但这些新颖的设计因易于模仿而更需要通过申请专利来进行保护。如九州图书出版社为其出版的竹简版《孙子兵法》《易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了专利；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为《哆啦A梦彩色作品集》设计的“新型成套图书复合包装套”也获得了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好好玩玩具书”系列拥有多项独家专利。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好好玩玩具书”系列取得专利后，该社对市场形成独家垄断之势，其他的出版社未经授权不能出版同类的图书。之后，该社不断开发使用专利的新项目，丰富了自己的产品线，更为企业创作了很好经济效益。这是非常好的利用无形资产创造最大化经济效益的案例。五、商业机密商业机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所有者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所有者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对于出版社而言，商业机密主要包括选题规划、形象设计、营销战略、发行网络、作者资料、管理经验，以及对外签订的各种协议、合同的具体条款等。所有这些与出版经营管理有密切关联，又能给出版者带来实际经济利益的情报与信息，均属于出版者的商业机密范围。出版者有权依法利用自己的商业机密获取经济利益，有权对商业机密进行控制与管理，有权以放弃、允许他人使用、赠予或转让等方式处理自己的商业机密。

为了保护商业机密，不少版权合同中加入了保密条款，甚至一些投资额较大的合作项目还需要双方签署单独的保密协议，对保密的内容、期限、双方的义务以及违约责任进行约定。正是意识到保护商业机密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出版企业在与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中了加入了保密条款，以此规范职工行为，避免不正当竞争，保护自己的权益。我国2008年1月1日起实施的《劳动合同法》还规定，劳动者在劳动合同终止后依旧负有保护商业机密的责任：“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但目前不少出版企业还没有将竞业限制条款纳入劳动合同当中。

新版纪律处分条例解读篇8

关键词: 知识产权\软件\独创性\防御体系

上世纪80年代，国人在海外影视剧中看到了电子计算机，给人以高科技产品，遥不可及的感觉。上世纪90年代初，计算机普及课程进入了大众课堂。21世纪后，因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人们通过电脑进行网上购物、办公成为现实。电脑真正成为人类生产工具之无限延长。

现在，计算机已成为人类生活不可缺少之工具，从太空科研至日常生活，均有之身影，只是取决于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技术含量、内容不同罢了。

计算机由硬件和软件两大部分构成。前者由计算机外壳、PCB板、集成电路模块等构成；后者以集成电路模块、电子元器件等磁质媒介为载体灌输其中。硬件适用《物权法》及《专利法》保护。后者的保护至今仍存在争论，大致有以版权法保护、类专利法保护，或两者之结合等方式进行规范。当人们对之还争论不休时，如基因之自然进化，软件本身又分裂出一种边缘客体，即半软件（固化软件），设计者初衷为反盗版，将程序“固化”在硬件中。如此形成之软件，很难归类为受专利法保护还是版权法保护，就如难以将南美之鸭嘴兽归类为兽类或禽类。届时，定然会出现将之规范的法律，这也符合法律滞后于经济、科技的发展规律。软件是指计算机程序及其有关文档。软件产生初期，或者说是经济发展之产物，未见有法律保护规范。初期，软件所有者可以保密方式获得经济利益，实质上掌握着垄断权。随着技术的发展、普及，涉及程序的任何代码均可为专业人士所识别；在软件中预设之加密程序亦无一例外地会遇到“解密”的反措施，故此，用专门的法律来保护软件，就显得必要了。

1972年，菲律宾首先将软件纳入其版权法中，列为文学艺术作品中。经济利益的驱动，使得版权出口大国美国不遗余力地推动版权立法的进程。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即成为《世界版权公约》的缔约国。1988年底其正式加入《伯尔尼公约》。1985年，在美国的推动下，日本吸收了通产省和文部省的意见，将软件纳入版权保护范围，同时又吸收了通产省关于将之纳入“类专利”保护内容的意见[1]。

1991年，中国颁布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但作特殊处理，要点在于将“登记”作为诉讼的前提；保护期为25年，可续展一次等[2]。

但在1992年初的《中美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中承诺删除，现在施行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已与国际接轨，有些特殊规定甚至走在了发达国家的前面。

一、自动产生权利之软件著作权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五条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其所开发的软件，不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条例享有著作权。第七条规定：软件著作权人可以向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认定的软件登记机构办理登记。软件登记机构发放的登记证明文件是登记事项的初步证明。因著作权自动产生的特殊点，存在强弱不定的尴尬局面。一方面，因其无须登记产生，省却了行政许可环节，使作者在完成作品后随时可主张权利；另一方面，权利意识不强者会陷入因无法证实权利取得时间而败诉的困境，加之附着于高科技产品中，更令处理人员会产生玄乎、畏难等情绪。

二、著作权法保护作品，不保护其载体

可复制性乃软件与其他类型知识产权的共性。《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米芾的《蜀素帖》，以之“狮子扑象”之势倾倒无数后人，有作为书法艺术进行欣赏的、临摹的，有复制于高档布料作装饰品的，也有刻制于紫砂杯上作修身养性用的。若该作品仍在保护期内，法律要保护的乃是附着于纸上、布料上、紫砂杯上的文字作品，而非附着文字的的载体。这样就不难理解文字、图案等作品可附着于不同的材质上，作者可以行使复制权而收取版权费。实践中，因不理解著作权法保护附着物上的形，而出现将某作品换载体而自认为不侵权的“假象守法”情况，例如将他人创作的美丽蝴蝶自T恤转至领带上的实例。当然，这与《著作权法》不像《婚姻法》那么大众化直接有关。上世纪40年代，郭沫若、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均承认常书鸿先生的敦煌临摹作品为“创作”[3]。但他们并不知道常书鸿高超的绘画技巧是不受版权法保护的。因为，关于临摹作品，只是非接触性的复制，如果说要保护，法律保护的范围是临摹件与原作的不同部分，换句话说，临摹作品离原作越远，独创性成分就越高，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就越宽，当然，离得太远就不是临摹了。

同类事物有其相同的本质，商标、专利、商业秘密，软件概莫能外。软件作品常规以集成电路模块、PCB板等元器件为载体，如要分析，理解其权利构成，完全可以把软件视为蝴蝶，而将电子元器件视为T恤。

随着科技的发展，软件作品的传播通过进化，又发展出相对无载体的情况，开始脱离“宿主”而独立[4]。其伴随作品数字化技术发展的出现，其销售过程与持U盘在计算机上复制文件的原理是一致的，只是拉长了距离，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进行。

三、法律保护独创性的软件作品

软件虽作为著作权法保护的一部分，但其是那么地与众不同，以致于立法者不得不将之单独立法，以规范特殊部分。关于此节内容，常规可表述为“著作权法保护作品的形，而非其神”，但如此归纳，对非标作品显然不合适，如软件作品，法律并非保护常人在屏幕上可欣赏的，而是源代码与目标程序。对此，非专业人士根本无法读懂，所以，也无法谈及作品的神韵问题。或者说，软件作品是不存在令人赞叹的神的，例如沙孟海书法作品中蕴含的遒劲之气。

相同的镜像显示内容可由不同的目标程序来实现。所以，单凭屏幕上的图文相似与否来断定是否侵权是不可靠的。如武松只有一个，但描述其形象的手法有许多。

独创性也称原创性或初创性，是指一部作品是作者独立创作产生的，是作者独立构思的产物，不是对已有作品的模仿、抄袭。对独创性应作以下理解：

独创性包含“独立完成”和“创作性”两个方面的内容。“独立完成”，即作品源于作者，是由作者通过独立构思、创作产生的，而不是来自模仿、抄袭他人的作品。“创作性”，即要有作者的个性，要有某种属于作者个人所特有的东西，或者说作品中存在有作者的取舍、选择、安排、设计等。不同的人，做法不一样，体现出了作者的选择、判断和个性。

独创性是指表达的独创性，即独创性存在于有作者的个性、有作者的取舍、安排的表达形式或者表达方式之中。在判断是否有独创性时，应从表达中寻找。

独创性高度的要求不高。只要具有稍许的个性、创造性，作品中体现出了作者哪怕是微小的取舍、选择、安排、设计，就应认为具有了独创性。

在有些情况下，有些表达的独创性是显而易见的，容易认定；但有时，则难以仅凭主张权利的客体本身直接做出判断。在这样情况下，从实践出发，可以通过分析是否存在多种表达的可能性，或者比较几种表达的差异性、表达是否有艺术性等几个角度来判断是否有独创性。即：通过分析，如果存在着多种表达的可能性，可以认定该表达具有独创性；通过比较，如果某一表达与其他表达相比存在着差异，可以认定该表达具有独创性；通过观察，如果表达显示出艺术性的，可以认定该表达具有独创性。

同时，在判断是否具备独创性时，应当将表达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而不应将表达割裂开来。因为，单独来看某一部分可能没有意义，但把不同部分组合起来就有可能产生新的“效果”[5]。

四、软件作品的邻接权

邻接权，更为确切的提法，应当是作品传播权。邻接权是从英文直译过来的版权术语。我国版权立法从德文之翻译，采用-有关权[6]。

早期的邻接权只保护表演者权，在德国首先得到保护。如果邻接权乃随着表演的出现而产生，我国应当是有文献记载最早产生的国家，例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滥竽充数等，至少可以证实，古代中国，集体和个人表演活动是普遍存在的。

邻接权分为表演者权，录制者权与广播组织者权。世界各国对之规范不一，大致分为仅保护一类和组合保护的，我国对之全保护。

具体到软件作品，就现有科技状态，出版、录像、电视台播放时可行的；表演、录像、广播电台播放暂不可行。

计算机语言供该专业领域使用，最终目的为可供机读，进而为人类服务。其不是为普通大众阅读、欣赏而创作，所以，有非专业人士不可识别的特点。如此一来，作为民法特别法中的特例，计算机程序至少在目前与传统作品有显著区别。

（一）可以享有之邻接权

无论是源程序或目标程序，在常人看来，与吐火罗文或西夏文字一致，就是无法阅读的文字，但专业人士例外。所以，传播此类符号对交流、学习提高此领域的专业水准也就显得必要了。

《著作权法》第四章第一节中规定的“图书、报刊的出版”对软件作品可适用，套用前述，只是将之改变载体而已。第三章中规定的录音、录像部分亦适用软件作品。该部分之权利形成大致分为：1、非接触性摄制（复制）软件作品。法律角度，类似《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的非接触性复制、陈列在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一致。2、摄制类似教导软件作品之场景。指类似教育方式的摄制，有直接摄制软件作品的情况，亦有人类传播、交流软件作品过程中发出的声音。

第三章第四节规定的电视台播放权形态与上述录音录像权类似，只是在目前的文明情况下，结合上述播放已摄制的类似教导软件作品之场景中，部分程序无法以言行来表达，故无法进行电视播放。

（二）目前无法享有之邻接权

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除了上述几类邻接权外，对软件作品，暂不存在表演者权和广播权。

限于目前之技术，软件作品是机读作品，创设目的非人类欣赏作品，故无法进行表演和朗诵。

当然，随着技术的发展，计算机语言如成为普通大众可直接识别的语言，那是可能的。上述两类权利可无缝对接为软件作品的邻接权，可能要借助某种仪器，如红外线望远镜利用光学原理可以在夜间识别物体。但某类法律客体是否需要产生新的权利，就类似物竞天择，视经济发展及人类的实际需求而定，否则，只能停留在理论探讨，而无实践应用意义。

上述阐述，目的在于梳理软件作品的历史、权能。理解了作品与载体、法律保护独创性之作品、不保护构思、处理过程，操作方法等内容后，对照法条即不难知悉权利之所在，知其所以然后，才可谈及权利主张问题。著作权法作为舶来品，在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轨迹也就数十年，司法机构亦边学边用。如此，也就不难理解“窃书不为盗”的观念以及微软黑屏事件无果而终自然正常。在国家不断加大知识产权犯罪打击力度，乃至上升为强国富民的战略高度后，相信国民关于此领域的法制意识会不断提升，离人人喊打的日子不过是时间问题。从历史角度看待，几十年工夫不过一霎那而已。1949年10月1日至今，中国的法治进展有目共睹，知识产权方面的立法在入世以后，与发达国家是完全接轨的，软件作品保护方面甚至领先于欧美发达国家。不过，平心而论，一个国家的整体知识产权水准达到一定高度是有利于激励创新，推动国家整体文化的发展的。考察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无不是从鼓励流汗到激励流智慧的。从万历年间的欧洲国家至1854年的日本被佩里准将叩开门户之时，当时，他们与中国并驾齐驱的，我们之所以暂时落后，与没有激发创新的制度有直接的关系。

五、软件侵权防御系统构建之思路

权利之所在、胜诉之所在。以上大篇幅地介绍法律关于软件作品的保护性规定，目的在于激活权利人的权利意识，就如练功得先扎马步、臂力的道理是一致的。有了一定基础后，才可谈及综合、有效地利用现有权利，设计保护体系。

（一）权利之固化

我国对著作权之取得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登记取得到自动取得的历史沿革。权利自动取得如无法律常识或操作经验的，容易陷入吃哑巴亏的境地。实践中，侵权人会抗辩权利人侵其权，因为原告难以证实权利取得的最初时间。而传统作品往往可以公开发表的资料来证实时间点。故软件作品相对于传统作品，关于权利取得的时间点，有着更不易固定的特点。

1、进行版权登记

实践中，部分权利人不知有此门道，得知后如获至宝。部分权利人明知而不为之，原因在于权利人为适应市场竞争，程序升级频率较高。对于后者，建议对首次完成的作品进行登记。对升级版可根据情况分段登记。据了解，虽然市面上的软件作品会隔时推出升级版本，但与原作相较，本质上仍为同一作品[7]。所以，结合司法实践，分段登记可达到证明权利取得、延续的商务和法律目的。

2、请公证机构进行保全

此法与版权登记可以起到一致的效果，不过法定效力及操作人员之专业程度定然小于前者。方式可采取较原始之物力封存形式。如发生纠纷，拆封比较源程序、目标程序即可。

（二）在源程序中嵌入权利要求

流汗的国家出口的是整船整柜的汇聚原材料、人力的产品，而对应换回的可能就是一块芯片，甚至就是几组数字、密码。知识产权的可复制性、价值型或竞争优势就此体现。当然，不是说“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不重要，只是落脚点和价值性不一样，袁隆平将水稻突破830斤/亩就是一个明证[8]。

具体做法为权利人在设计源程序中分段写入权利人特有的程序识别内容。具体到目标程序，输入特定字符可显示预设的特定内容，如企业名称，联系方式等限定性词汇，一旦发生侵权，亦为证实权利所在的有力证据。以上只是提供两段思路，希望编程领域的专业人士对此会有所启发。

（三）技术上设多道使用许可门槛

需在线使用或升级的的软件的反盗版方式日臻成熟，权利人会允许需求者下载软件，收费后发送一组数字给需求者作为钥匙。且该软件只允许特定范围内使用，这取决于约定。如果使用者破解保护措施后复制使用的，只要在线使用，权利人即可精确知悉被盗版的具体情况。

（四）综合利用现有权利，有效建立保护体系

如果说处理担保纠纷以打通任督二脉，横贯债法、物权法为前提，那么处理知识产权纠纷就好比打左右不同招式之通臂拳，对法律体系偏食者难以达到宏观地把握全局的效果。

以某一输入程序的集成电路模块为例，其就可能包含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用权、专利权、商标权、版权、商业秘密权等知识产权权利。所以设计反侵权防御系统及进行维权时，就应当全局考察自身拥有的权利，然后审时度势进行维权。

软件作品反侵权防御系统，大致可作以下布局，以达到反侵权及提高维权概率的目的。

1、硬件

该部分可申请专利保护，外壳可结合内在材料的状态作结合型的权利设计。如技术含量不能达到发明、使用新型层面的，建议将PCB板、螺丝座、接线端口等与外观设计较好地结合，以增加侵权难度的目的。

2、商标权

权利人如有商标的，且在涉及产品或服务上有注册的，建议尽可能多地、规范地使用商标标识。没有的，可补正。侵权人如印制或不印或反向假冒商标专用权的，均可构成侵权。

3、PCB板之编码

PCB板存在有或无编码的情况，后者可进行印制补充，前者应弄清编码的含义。对之进行登记后，如产生侵权的，可进行比对确定。

4、源代码之保密

源代码如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规定的秘密性、保密性、价值型（或带来竞争优势）的三性要求的，可确认为商业秘密。鉴于商业秘密的特点，一旦被泄露，价值或贬损甚至一文不名，故有必要对之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之保密可采取分段，在不同地点物理封存的方式，以增加他人获取的难度。

5、废品处理

该段布局犹如将圆圈切断，避免陷入循环往复被侵权的怪圈。实践中，曾出现软件权利人不注重主观上认为的废品（硬件、软件）而随意丢弃的事例。事后，与权利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技术人员就“废品再利用”，为终端客户进行维修而获利，而无法维权的境地。事先，如与用户签订强制售后协议的，会涉嫌垄断及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况。

所以，为防止上述情况的发生，对可能复活的产品，建议做彻底毁灭性处理。虽然，暴力行为只能毁灭其宿主，但毕竟可多一道防火墙也。电影《变形金刚2》中，如美军事先将威震天作粉碎性处理，而非丢弃海底的，也不会霸天虎首领率众卷土重来的灾难了。

有以上初步布局后，一旦发生侵权，对权利人而言，容易判断侵权内容，法律层面，多道防线可以产生多道防火墙。

发生侵权事件后，权利人可从外观判断侵权内容。第一，从外观上判断是否侵犯了专利权，是否侵犯了商标权。第二，拆开后，根据PCB板、集成电路块之编码，可判断PCB板是否被更换。如PCB板被更换，软件被违法复制的可能性较大。同时可以判断是否侵犯了PCB板上的商标权。第三，如出现外观设计不同，而功能类似（同）的产品，可检测其后门程序，看是否存在权利人事先嵌入之固化信息，以判断侵权事实。即在涉嫌侵权的产品上输入特定密码，即可出现权利人预设的信息。第四，即便目标程序被滥用，如源程序的保密工作到位的，可及时推出升级版本。

结 论

以上论述为笔者近年来经办各类软件著作权案件后的思考。现在，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确实够强大、超前。律师通过诉讼后，如有心研究，必然抽象出同类案件可能存在的薄弱环节。所以，律师如会攻击，还会构筑防御工事，会使自己的专业更全面，能更好地为当事人服务。

实践中，当事人通常把律师当做消防员，起火了，浇灭一下，如无预设的防御系统及成燎原之势后，恐企业已处膏肓境地也。

生活中，没有同样的两片树叶，原此文能给知识产权领域的同行提供借鉴，能给软件行业的主体提供思路。笔者相信，软件行业涉及的法律问题应该是同质的。

注释:

[1] 郑成思著：《版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第2版，第69-70页。

[2] 参见1991年6月4日颁布，同年10月1日施行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15条、24条。

[3] 郑成思著：《版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第2版，第172页。

[4] 参见chinaiprlaw.cn/file/2009061615227.html （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网），北川善太郎先生------旅日考察见闻拾零，作者岳利浩。

[5] 参见《2008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著作权案例要点及评析》（上），作者陈锦川。

[6] 郑成思著：《版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第2版，第49页。

新版纪律处分条例解读篇9

关键词: 知识产权\软件\独创性\防御体系

上世纪80年代，国人在海外影视剧中看到了电子计算机，给人以高科技产品，遥不可及的感觉。上世纪90年代初，计算机普及课程进入了大众课堂。21世纪后，因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人们通过电脑进行网上购物、办公成为现实。电脑真正成为人类生产工具之无限延长。

现在，计算机已成为人类生活不可缺少之工具，从太空科研至日常生活，均有之身影，只是取决于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技术含量、内容不同罢了。

计算机由硬件和软件两大部分构成。前者由计算机外壳、pcb板、集成电路模块等构成；后者以集成电路模块、电子元器件等磁质媒介为载体灌输其中。硬件适用《物权法》及《专利法》保护。后者的保护至今仍存在争论，大致有以版权法保护、类专利法保护，或两者之结合等方式进行规范。当人们对之还争论不休时，如基因之自然进化，软件本身又分裂出一种边缘客体，即半软件（固化软件），设计者初衷为反盗版，将程序“固化”在硬件中。如此形成之软件，很难归类为受专利法保护还是版权法保护，就如难以将南美之鸭嘴兽归类为兽类或禽类。届时，定然会出现将之规范的法律，这也符合法律滞后于经济、科技的发展规律。软件是指计算机程序及其有关文档。软件产生初期，或者说是经济发展之产物，未见有法律保护规范。初期，软件所有者可以保密方式获得经济利益，实质上掌握着垄断权。随着技术的发展、普及，涉及程序的任何代码均可为专业人士所识别；在软件中预设之加密程序亦无一例外地会遇到“解密”的反措施，故此，用专门的法律来保护软件，就显得必要了。

1972年，菲律宾首先将软件纳入其版权法中，列为文学艺术作品中。经济利益的驱动，使得版权出口大国美国不遗余力地推动版权立法的进程。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即成为《世界版权公约》的缔约国。1988年底其正式加入《伯尔尼公约》。1985年，在美国的推动下，日本吸收了通产省和文部省的意见，将软件纳入版权保护范围，同时又吸收了通产省关于将之纳入“类专利”保护内容的意见[1]。

1991年，中国颁布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但作特殊处理，要点在于将“登记”作为诉讼的前提；保护期为25年，可续展一次等[2]。

但在1992年初的《中美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中承诺删除，现在施行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已与国际接轨，有些特殊规定甚至走在了发达国家的前面。

一、自动产生权利之软件著作权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五条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其所开发的软件，不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条例享有著作权。第七条规定：软件著作权人可以向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认定的软件登记机构办理登记。软件登记机构发放的登记证明文件是登记事项的初步证明。因著作权自动产生的特殊点，存在强弱不定的尴尬局面。一方面，因其无须登记产生，省却了行政许可环节，使作者在完成作品后随时可主张权利；另一方面，权利意识不强者会陷入因无法证实权利取得时间而败诉的困境，加之附着于高科技产品中，更令处理人员会产生玄乎、畏难等情绪。

二、著作权法保护作品，不保护其载体

可复制性乃软件与其他类型知识产权的共性。《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米芾的《蜀素帖》，以之“狮子扑象”之势倾倒无数后人，有作为书法艺术进行欣赏的、临摹的，有复制于高档布料作装饰品的，也有刻制于紫砂杯上作修身养性用的。若该作品仍在保护期内，法律要保护的乃是附着于纸上、布料上、紫砂杯上的文字作品，而非附着文字的的载体。这样就不难理解文字、图案等作品可附着于不同的材质上，作者可以行使复制权而收取版权费。实践中，因不理解著作权法保护附着物上的形，而出现将某作品换载体而自认为不侵权的“假象守法”情况，例如将他人创作的美丽蝴蝶自t恤转至领带上的实例。当然，这与《著作权法》不像《婚姻法》那么大众化直接有关。上世纪40年代，郭沫若、、王若飞等人，均承认常书鸿先生的敦煌临摹作品为“创作”[3]。但他们并不知道常书鸿高超的绘画技巧是不受版权法保护的。因为，关于临摹作品，只是非接触性的复制，如果说要保护，法律保护的范围是临摹件与原作的不同部分，换句话说，临摹作品离原作越远，独创性成分就越高，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就越宽，当然，离得太远就不是临摹了。

同类事物有其相同的本质，商标、专利、商业秘密，软件概莫能外。软件作品常规以集成电路模块、pcb板等元器件为载体，如要分析，理解其权利构成，完全可以把软件视为蝴蝶，而将电子元器件视为t恤。

随着科技的发展，软件作品的传播通过进化，又发展出相对无载体的情况，开始脱离“宿主”而独立[4]。其伴随作品数字化技术发展的出现，其销售过程与持u盘在计算机上复制文件的原理是一致的，只是拉长了距离，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进行。

三、法律保护独创性的软件作品

软件虽作为著作权法保护的一部分，但其是那么地与众不同，以致于立法者不得不将之单独立法，以规范特殊部分。关于此节内容，常规可表述为“著作权法保护作品的形，而非其神”，但如此归纳，对非标作品显然不合适，如软件作品，法律并非保护常人在屏幕上可欣赏的，而是源代码与目标程序。对此，非专业人士根本无法读懂，所以，也无法谈及作品的神韵问题。或者说，软件作品是不存在令人赞叹的神的，例如沙孟海书法作品中蕴含的遒劲之气。

相同的镜像显示内容可由不同的目标程序来实现。所以，单凭屏幕上的图文相似与否来断定是否侵权是不可靠的。如武松只有一个，但描述其形象的手法有许多。

独创性也称原创性或初创性，是指一部作品是作者独立创作产生的，是作者独立构思的产物，不是对已有作品的模仿、抄袭。对独创性应作以下理解：

独创性包含“独立完成”和“创作性”两个方面的内容。“独立完成”，即作品源于作者，是由作者通过独立构思、创作产生的，而不是来自模仿、抄袭他人的作品。“创作性”，即要有作者的个性，要有某种属于作者个人所特有的东西，或者说作品中存在有作者的取舍、选择、安排、设计等。不同的人，做法不一样，体现出了作者的选择、判断和个性。

独创性是指表达的独创性，即独创性存在于有作者的个性、有作者的取舍、安排的表达形式或者表达方式之中。在判断是否有独创性时，应从表达中寻找。

独创性高度的要求不高。只要具有稍许的个性、创造性，作品中体现出了作者哪怕是微小的取舍、选择、安排、设计，就应认为具有了独创性。

在有些情况下，有些表达的独创性是显而易见的，容易认定；但有时，则难以仅凭主张权利的客体本身直接做出判断。在这样情况下，从实践出发，可以通过分析是否存在多种表达的可能性，或者比较几种表达的差异性、表达是否有艺术性等几个角度来判断是否有独创性。即：通过分析，如果存在着多种表达的可能性，可以认定该表达具有独创性；通过比较，如果某一表达与其他表达相比存在着差异，可以认定该表达具有独创性；通过观察，如果表达显示出艺术性的，可以认定该表达具有独创性。

同时，在判断是否具备独创性时，应当将表达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而不应将表达割裂开来。因为，单独来看某一部分可能没有意义，但把不同部分组合起来就有可能产生新的“效果”[5]。

四、软件作品的邻接权

邻接权，更为确切的提法，应当是作品传播权。邻接权是从英文直译过来的版权术语。我国版权立法从德文之翻译，采用-有关权[6]。

早期的邻接权只保护表演者权，在德国首先得到保护。如果邻接权乃随着表演的出现而产生，我国应当是有文献记载最早产生的国家，例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滥竽充数等，至少可以证实，古代中国，集体和个人表演活动是普遍存在的。

邻接权分为表演者权，录制者权与广播组织者权。世界各国对之规范不一，大致分为仅保护一类和组合保护的，我国对之全保护。

具体到软件作品，就现有科技状态，出版、录像、电视台播放时可行的；表演、录像、广播电台播放暂不可行。

计算机语言供该专业领域使用，最终目的为可供机读，进而为人类服务。其不是为普通大众阅读、欣赏而创作，所以，有非专业人士不可识别的特点。如此一来，作为民法特别法中的特例，计算机程序至少在目前与传统作品有显著区别。

（一）可以享有之邻接权

无论是源程序或目标程序，在常人看来，与吐火罗文或西夏文字一致，就是无法阅读的文字，但专业人士例外。所以，传播此类符号对交流、学习提高此领域的专业水准也就显得必要了。

《著作权法》第四章第一节中规定的“图书、报刊的出版”对软件作品可适用，套用前述，只是将之改变载体而已。第三章中规定的录音、录像部分亦适用软件作品。该部分之权利形成大致分为：1、非接触性摄制（复制）软件作品。法律角度，类似《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的非接触性复制、陈列在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一致。2、摄制类似教导软件作品之场景。指类似教育方式的摄制，有直接摄制软件作品的情况，亦有人类传播、交流软件作品过程中发出的声音。

第三章第四节规定的电视台播放权形态与上述录音录像权类似，只是在目前的文明情况下，结合上述播放已摄制的类似教导软件作品之场景中，部分程序无法以言行来表达，故无法进行电视播放。

（二）目前无法享有之邻接权

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除了上述几类邻接权外，对软件作品，暂不存在表演者权和广播权。

限于目前之技术，软件作品是机读作品，创设目的非人类欣赏作品，故无法进行表演和朗诵。

当然，随着技术的发展，计算机语言如成为普通大众可直接识别的语言，那是可能的。上述两类权利可无缝对接为软件作品的邻接权，可能要借助某种仪器，如红外线望远镜利用光学原理可以在夜间识别物体。但某类法律客体是否需要产生新的权利，就类似物竞天择，视经济发展及人类的实际需求而定，否则，只能停留在理论探讨，而无实践应用意义。

上述阐述，目的在于梳理软件作品的历史、权能。理解了作品与载体、法律保护独创性之作品、不保护构思、处理过程，操作方法等内容后，对照法条即不难知悉权利之所在，知其所以然后，才可谈及权利主张问题。著作权法作为舶来品，在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轨迹也就数十年，司法机构亦边学边用。如此，也就不难理解“窃书不为盗”的观念以及微软黑屏事件无果而终自然正常。在国家不断加大知识产权犯罪打击力度，乃至上升为强国富民的战略高度后，相信国民关于此领域的法制意识会不断提升，离人人喊打的日子不过是时间问题。从历史角度看待，几十年工夫不过一霎那而已。1949年10月1日至今，中国的法治进展有目共睹，知识产权方面的立法在入世以后，与发达国家是完全接轨的，软件作品保护方面甚至领先于欧美发达国家。不过，平心而论，一个国家的整体知识产权水准达到一定高度是有利于激励创新，推动国家整体文化的发展的。考察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无不是从鼓励流汗到激励流智慧的。从万历年间的欧洲国家至1854年的日本被佩里准将叩开门户之时，当时，他们与中国并驾齐驱的，我们之所以暂时落后，与没有激发创新的制度有直接的关系。

五、软件侵权防御系统构建之思路

权利之所在、胜诉之所在。以上大篇幅地介绍法律关于软件作品的保护性规定，目的在于激活权利人的权利意识，就如练功得先扎马步、臂力的道理是一致的。有了一定基础后，才可谈及综合、有效地利用现有权利，设计保护体系。

（一）权利之固化

我国对著作权之取得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登记取得到自动取得的历史沿革。权利自动取得如无法律常识或操作经验的，容易陷入吃哑巴亏的境地。实践中，侵权人会抗辩权利人侵其权，因为原告难以证实权利取得的最初时间。而传统作品往往可以公开发表的资料来证实时间点。故软件作品相对于传统作品，关于权利取得的时间点，有着更不易固定的特点。

1、进行版权登记

实践中，部分权利人不知有此门道，得知后如获至宝。部分权利人明知而不为之，原因在于权利人为适应市场竞争，程序升级频率较高。对于后者，建议对首次完成的作品进行登记。对升级版可根据情况分段登记。据了解，虽然市面上的软件作品会隔时推出升级版本，但与原作相较，本质上仍为同一作品[7]。所以，结合司法实践，分段登记可达到证明权利取得、延续的商务和法律目的。

2、请公证机构进行保全

此法与版权登记可以起到一致的效果，不过法定效力及操作人员之专业程度定然小于前者。方式可采取较原始之物力封存形式。如发生纠纷，拆封比较源程序、目标程序即可。

（二）在源程序中嵌入权利要求

流汗的国家出口的是整船整柜的汇聚原材料、人力的产品，而对应换回的可能就是一块芯片，甚至就是几组数字、密码。知识产权的可复制性、价值型或竞争优势就此体现。当然，不是说“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不重要，只是落脚点和价值性不一样，袁隆平将水稻突破830斤/亩就是一个明证[8]。

具体做法为权利人在设计源程序中分段写入权利人特有的程序识别内容。具体到目标程序，输入特定字符可显示预设的特定内容，如企业名称，联系方式等限定性词汇，一旦发生侵权，亦为证实权利所在的有力证据。以上只是提供两段思路，希望编程领域的专业人士对此会有所启发。

（三）技术上设多道使用许可门槛

需在线使用或升级的的软件的反盗版方式日臻成熟，权利人会允许需求者下载软件，收费后发送一组数字给需求者作为钥匙。且该软件只允许特定范围内使用，这取决于约定。如果使用者破解保护措施后复制使用的，只要在线使用，权利人即可精确知悉被盗版的具体情况。

（四）综合利用现有权利，有效建立保护体系

如果说处理担保纠纷以打通任督二脉，横贯债法、物权法为前提，那么处理知识产权纠纷就好比打左右不同招式之通臂拳，对法律体系偏食者难以达到宏观地把握全局的效果。

以某一输入程序的集成电路模块为例，其就可能包含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用权、专利权、商标权、版权、商业秘密权等知识产权权利。所以设计反侵权防御系统及进行维权时，就应当全局考察自身拥有的权利，然后审时度势进行维权。

软件作品反侵权防御系统，大致可作以下布局，以达到反侵权及提高维权概率的目的。

1、硬件

该部分可申请专利保护，外壳可结合内在材料的状态作结合型的权利设计。如技术含量不能达到发明、使用新型层面的，建议将pcb板、螺丝座、接线端口等与外观设计较好地结合，以增加侵权难度的目的。

2、商标权

权利人如有商标的，且在涉及产品或服务上有注册的，建议尽可能多地、规范地使用商标标识。没有的，可补正。侵权人如印制或不印或反向假冒商标专用权的，均可构成侵权。

3、pcb板之编码

pcb板存在有或无编码的情况，后者可进行印制补充，前者应弄清编码的含义。对之进行登记后，如产生侵权的，可进行比对确定。

4、源代码之保密

源代码如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规定的秘密性、保密性、价值型（或带来竞争优势）的三性要求的，可确认为商业秘密。鉴于商业秘密的特点，一旦被泄露，价值或贬损甚至一文不名，故有必要对之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之保密可采取分段，在不同地点物理封存的方式，以增加他人获取的难度。

5、废品处理

该段布局犹如将圆圈切断，避免陷入循环往复被侵权的怪圈。实践中，曾出现软件权利人不注重主观上认为的废品（硬件、软件）而随意丢弃的事例。事后，与权利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技术人员就“废品再利用”，为终端客户进行维修而获利，而无法维权的境地。事先，如与用户签订强制售后协议的，会涉嫌垄断及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况。

所以，为防止上述情况的发生，对可能复活的产品，建议做彻底毁灭性处理。虽然，暴力行为只能毁灭其宿主，但毕竟可多一道防火墙也。电影《变形金刚2》中，如美军事先将威震天作粉碎性处理，而非丢弃海底的，也不会霸天虎首领率众卷土重来的灾难了。

有以上初步布局后，一旦发生侵权，对权利人而言，容易判断侵权内容，法律层面，多道防线可以产生多道防火墙。

发生侵权事件后，权利人可从外观判断侵权内容。第一，从外观上判断是否侵犯了专利权，是否侵犯了商标权。第二，拆开后，根据pcb板、集成电路块之编码，可判断pcb板是否被更换。如pcb板被更换，软件被违法复制的可能性较大。同时可以判断是否侵犯了pcb板上的商标权。第三，如出现外观设计不同，而功能类似（同）的产品，可检测其后门程序，看是否存在权利人事先嵌入之固化信息，以判断侵权事实。即在涉嫌侵权的产品上输入特定密码，即可出现权利人预设的信息。第四，即便目标程序被滥用，如源程序的保密工作到位的，可及时推出升级版本。

结 论

以上论述为笔者近年来经办各类软件著作权案件后的思考。现在，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确实够强大、超前。律师通过诉讼后，如有心研究，必然抽象出同类案件可能存在的薄弱环节。所以，律师如会攻击，还会构筑防御工事，会使自己的专业更全面，能更好地为当事人服务。

实践中，当事人通常把律师当做消防员，起火了，浇灭一下，如无预设的防御系统及成燎原之势后，恐企业已处膏肓境地也。

生活中，没有同样的两片树叶，原此文能给知识产权领域的同行提供借鉴，能给软件行业的主体提供思路。笔者相信，软件行业涉及的法律问题应该是同质的。

注释:

[1] 郑成思著：《版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第2版，第69-70页。

[2] 参见1991年6月4日颁布，同年10月1日施行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15条、24条。

[3] 郑成思著：《版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第2版，第172页。

[4] 参见/file/2009061615227.html （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网），北川善太郎先生------旅日考察见闻拾零，作者岳利浩。

[5] 参见《2008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著作权案例要点及评析》（上），作者陈锦川。

[6] 郑成思著：《版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第2版，第49页。

新版纪律处分条例解读篇10

的固然重要，法律的形式依然不容忽视，因为我们最先看到的是法律的外在形式。法在形式取法于大陆法，这在实践中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因此有必要在形式上向英美法做适度的靠拢，从而由表及里的解决一些既存的。

一、法系与法的形式取向

法系，显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法律话题，但它其实也是一个基础的法律概念。现在有很多论著都试图淡化这一个概念，强调法系之间的相互渗透借鉴，模糊不同法系之间的界限。然而，法律上的法系如同人的血统一样，不仅关乎法律的基本品性，而且决定了法律外在形式的千差万别。就像一个中国人，即使求得了美国国籍，习惯了美式发音，仍然无法改变黄种人的外貌。

就法律而言，真正有生命力的只有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个西系。至于中华法系、伊斯兰法系、印度法系等，应当只是上的美好往事。因为，仅就中国而言，我们的法律框架基本是移植西方的，这一点无法否认。其实，随着法律的进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内容上，或者说实质上相差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只是它们在形式上却别是巨大的。

事实上，年轻的中国现代法律有自己的后发优势，它并没有教条的宣告自己的法系归属，而是在内容上兼容并包了大陆法和英美法的优秀法律制度。如果非要把中国法归为大陆法系，这个分类更多的注重了法律的外在形式。就本文讨论的形式取向而言，中国法毫无疑问的选择了大陆法作为自己的取向。因为中国法具备了大陆法在形式上所具有的基本特征：法律渊源以制定法为主，不承认判例法的法律效力；重视法典编纂，重要的法律部门一般都制定有一部基本法典和大量规范性文件；法官在诉讼中占主导地位，无论是在法庭上还是在法庭外。

二、中国法演进中的形式取向

中国法的形式取向在中国现代法律的进化过程中清晰可见。

（一）晚清的法律改革

晚清的法律改革，是从仿行西方立宪开始的。众所周知，立宪是英美法的首创。1688年英国通过“光荣革命”缔造第一个君主立宪国家，1787年美国颁布第一部成文宪法，建立民主共和国。所以，中国现代法律的进化在起点处还是找对了方向的。从官方来看，载泽、绍英、戴鹏慈、徐世昌、端方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第一站也是美国。在民间，无论是作为戊戌六君子领导者的康梁，还是《盛世危言》的郑观应，都是主张立宪的。就连中国派出的留学生也是大量去了英美，容闳为首的第一批官派留学生的目的地就是美国[1]

（二）民国的六法体系

民国六法体系的创建虽然也是把立宪作为当务之急，但是最终却选择了大陆法系作为自己的对象。这并非说明当时没有向英美法学习的冲动，民国政府聘请伟大的庞德担当法律顾问，这是向英美法的一次深情致敬。[2]

但是，国人还是喜欢捷径，这一时期比较活跃的应当是留日学生，中国留学目的地，从过去到现在，主要有两个：英美和日本。去一衣带水的日本留学比远涉重洋去英美学习要来得容易。就象玄奘、法显去印度学习原始经义远难过安世高从西域到中土传经，在敦煌造窟收藏一样。[3]而且，日本人与中国人肤色相近，文字相仿，同文同教，两国之间出现文化倒流也应当是一个早晚的问题。

在明治维新前后，日本人非常崇拜德国的技术，日本旅欧学者在无数次的比较之后，终于选择了大陆法作为学习的榜样，而且尤以德国法为学习重点，一度出现了“无德国法则无法”的局面。[4]无论后来日本法怎样演变，它大陆法的基调是已经确定无疑的了，这从法律的形式可以很容易进行辨识。

有人说日本在二战后开始学习美国法，法律中已经开始有英美的影子，但是，这只能法律内容和法律制度的进化，日本法律的大陆法形式永远无法改变。况且，在美国大兵的占领下，日本人对英美法的学习远不如主动向德国学习大陆法来的自觉。

（三）新中国的法律体系

新中国的法律，连同它的前身根据地立法，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都是受前苏联法律的影响，因此必然也是属于大陆法系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各个方面的速度都是惊人的：高楼大厦迅速林立，速食食品一夜风靡。法制进程当然也不例外，我们的法律体系建设速度很快，我们用了二十年的时间迅速建立起了自己的法律体系，这与学习大陆那套现成的概念和逻辑是分不开的。

三、当代中国法形式取向的

（一）中国法对英美法形式的回避

唯物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物质第一。

从物质的角度来看，英美法的代表美国（英国播下的普通法种子在美国开出了最绚烂的花朵）才与中国具有相似之处。第一，两者同处北半球，一个在西，一个在东，具有对称性；第二，两者国土面积都很庞大，可以称为大国，这从地图上可以直接看到，不需要像某些小国一样，硬要自取其辱地在国名之前加上个“大”字。第三，从语言上来看，自马建忠先生的《马氏文通》以来，中文语法就借鉴了的语法。第四，两者都曾经或多或少的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如此看来，中国应当学习美国法，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判例法体系，通过增加法律的认知难度来阻挡一些人附庸法律的风雅。

遗憾的是，中国法在形式上选择了大陆法系作为仿行的榜样，回避了对应英美法形式的借鉴。因为实用主义衍生出来的判例法在形式上表现的纷繁复杂，这让人望而生畏。

这种结果是由国人的主观意志造成的。首先，汉字是人类意识最伟大的产物之一，中国从春秋铸刑鼎开始就一直迷恋成文的东西。文件在我们心目中相当神圣，农民起义要弄个檄文，朱棣篡位还要逼方孝儒起草个诏书。近代以来又对成文法的概念进行曲解，而实质上任何现代法律都是成文的，只不过一个偏重形式，一个偏重实质。这或许又要牵扯到万夫所指的实用主义哲学。其次，人是有惰性的，我们不能因为脸红，就对一个历史问题难以启齿：中国的留学生，尤其是文科的留学生在欧美并没有学到些什么，就连清末民国的著名留学生们也承认---他们在美国几年，主要把土豆炖牛肉作为学习生活的主要内容；日本的文字文化对中国人来说容易接受的多，我们在法律概念上大多用的是日本人的二手货，比如说法、比如法、比如说法律这些基本术语。我们很少深入的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倒流影响，而是更多的沉湎于回忆盛唐的威武，如果有新的研究，结果恐怕是惊人的。

（二）大陆法取向的负作用

侧重于取法大陆法的和形式，是一个多元因素造成的，作为后来者本来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但是，如同人的隐性遗传要在后代身上表现一样，从一个前因潜伏，到一个后果显现，总有时间上的滞后性。

在中国日益发达的当前，我们可以深切的感受到大陆法取向，尤其是大陆法形式取向给我们的法治生活带来的各种负面。

其一，法治文化被误读。我们强调了以法治国，建立法治文化，但是这种文化有被误读的倾向。简约的条文式法律结构使得人人都以知法懂法为荣，推动了一些电视台用非法治的语言妄谈法治，不仅没有起到普法的作用，反而起到了负面的作用。[5]一些官员强烈要求读在职法学硕士、博士，因为法律条文中的汉字大家都认识，起来相当容易。这些人在参与立法的过程中喜欢要求法律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所以最近有学者谈到能源立法可以借鉴《美国能源政策法2005》详细的规范能源问题，我就觉得那目标根本不可能实现。另外，国人当下还经受不住致命的“制服诱惑”，似乎穿上某种制服就能够代表法治，代表神圣，比如保安，比如城管，比如工商税务，甚至连穿上劣质迷彩服的运钞员都敢扛上假枪，拉起警戒线，占用人行道，侮辱威胁出钱修路的纳税人。

其二，立法不够专业。我们“一元、两级、多层次”的立法体制在设计上是极端完美的。完美的东西往往不太现实，这种立法体制带来了立法的紊乱。立法权要分层是正确的，我个人甚至支持在更大的范围赋予大中城市更大的立法权。但是如果立法没有专业化，立法工作无法由成熟的法律专业人员担当，任由官员主导立法工作，中国固有的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就会亵渎法律的本义。既然立法权最终归属人民的，所以立法权并不专门属于哪一个部门，最关键的价值是要专业，只有专业的立法才能保证人民的根本利益。

其三，法律缺乏执行力。前面说到，对法治文化的误读，上产生了一种要求人人懂法的错误潮流，除了民法典和刑法典，很多人想当然的认为所有的法律大概都只需一百来条，所有条文都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但事实上这样的提纲式的、口号式的法律很难操作。于是再制定大量的实施细则、部门规章、地方规章，实质上架空打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名义通过的法律，造成了上位法律被束之高阁，下位的行政法规、规章、甚至各级政府部门的红头文件却在起统治作用，这不仅是一种悲哀，更是一种立法上的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

其四，司法独立依然是理想。学过世界历史的人都知道，中世纪封建主义蓄养之下的欧洲大陆最具有官僚主义气息，法院一直是贵族子弟养尊处优的好去处。我们对大陆法系形式的片面模仿，不仅造成司法无法独立，而且造成司法根本就不想独立。其中最为明显的是转业军人进法院的现象，学者已经过其中的弊端了。我认为，或许军人与法官在外表上的某种形似助长了这种怪现象的出现。

最后，法治进程难以分享信息化成果。信息化进程带来的便利是我们可以切实感受的。比如说可以通过进行选举，可以把法院判决放在网上，可以通过网络征求社会公众对立法、执法、司法的意见。但抽象的大陆法难以分享这一成果，因为我们的法律在形式上只是表现为一些简洁的条文，判例在网络上的公布与共享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

四、模棱两可的结论

就形式而言，至于是英美法好还是大陆法好，何者可以成为我们的主要取向，我们的前辈学者从来就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中国的文化核心是“和”，把儒家经典摈弃的比封建迷信还彻底的当代社会却曲解了这一价值理念，把模棱两可奉为人文的传统法宝，我也只能模棱两可下去，否则成了异类。

但是，从最弱智的角度来看，中国与美国最为相似，国土博大，气候纬度近似，伏尔泰强调的地理决定论应该有些道理。美国拥有了一个辉煌的二十世纪，中国期盼一个恢弘的二十一世纪。因此，我认为中国法可以在形式上可以借鉴一下判例法的表现形式，让法律看上去更艰深一些，以此来确保法律的专业化，促进司法的独立，避免浅薄的人附庸法律的风雅，推动法律从庸俗到神圣长征。我不会由此被污蔑为“无知”吧？

【注释】

[1] 钱钢、胡劲草著，《留美幼童》，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

[2] 何勤华主编，《二十世纪百位法律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页23。

[3] 季羡林著，《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载《季羡林论佛教》，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页63-139。